现代经济学十篇

现代经济学篇1

我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客观上并不具备诞生这种著作的条件。众所周知，经济科学是探索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而这些规本论文由

则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条件下的某种客观必然性。如想发现这些规律，必然要以它所依存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为前提，我们不可能想象在该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尚未发展成型，或发展得不够成熟之前就能超前地探索到某些经济规律，这正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难以掌握一样。马克思为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特地选择了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较为成熟的经济形态作为对象进行解剖，从而才有可能撰写出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社会影响的巨著——《资本论》。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尽管马克思有超人的天赋，也难以实现他的研究目标。

我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很不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取得政权后又过早地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实施了与这一口号相应的政策措施，结果走了一些弯路，使社会发展不得不回过头去进行补课。直到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才开始进入一个社会转型阶段，我们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距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还相当遥本

供远。试问在这种条件下，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拿出一部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科学著作，是否过于理想化?更何况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长期接受一套意识形态教育，在脑海中已形成了许多条条框框，对这种完全创新式的探索显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现阶段经济学者应把经济理论建树的重点放在哪里

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当前的实际又是什么?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进行从计划

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又要从城乡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型，与此同时还要进行生产方式的转型。不难想象，在这一系列的转型过程中，会有多少重要的经济难题摆在我们

面前，等待我们逐个加以研究和解决，以便为中央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分析资料。当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一旦有了较为成熟的成果，一方面在理论上就有可能形成一门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科学门类，另一方面也为今后更具有科学价值和更长远意义的经济理论积累宝贵的学术资料。这样做，不仅具有可触摸到的现实可行性，也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所以我认为，把中国转型经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和教材内容无疑是最实际的合理选择。三、应如何面对现在被广泛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西方经济学教材

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高校中，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部分)不仅是作为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基本课程，而且它在高校中还作为一门政治理论课被广泛学习。应如何看待这种现状呢?马克思的学术著作基本上都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概括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非常准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理论课也是合理和必要的。但应注意，这里并不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当时的著作中，还没有创建出(事实上也不可能创建出)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通称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苏联科学院的众多院士集体创作的。实践证明，它已被社会淘汰，可见它算不上科学的著作，当然也算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今天在高校作为政治理论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部分，当然仍有存在的价值，只是要与时俱进，有所发展，有所扬弃。例如，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既要看到它的基本矛盾仍如马克思当年分析的那样依然存在，又要看到它的许多方面，包括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已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所调整。因而矛盾的形式和尖锐程度也有所变化。对这些情况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予以剖析，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至于如何对待现存的社会主义本论文由

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则可有不同的思路。其一是用转型经济学替代它们，因为转型经济本身既包括生产关系的内容，又包括资源配置的内容，可以说上述二者都已兼容在内了。其二是如不想改变传统的做法则继续保留二者现有的位置也是可考虑的。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是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侧重点。在阶级已基本消灭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应把着眼点放在国家、集体和个人相互的利益关系上。具体展开则是国家

、企业与个人的关系、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不同收入阶层的关系等等。且在一定阶段还要找出主要的矛盾关系及其化解矛盾的方式。这样做可能与转型经济学有一定的重复，但它的长处是可系统地分析这种矛盾。西方经济学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概括，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修正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它反映的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但针对我国经济转型的需要，通过对它的学习也可借鉴许多有益的经验。因此，没有必要对它采取歧视的态度。

现在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把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合并为一体已成为一种时尚。从节约课时和删减一些不必要的内容重复来说，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理论和逻辑角度审视，就会发现它也存在一些重大矛盾。例如，从这些教材的内容看，社会主义部分已不限于研究生产关系，资源配置的内容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一部分并不是以研究

现代经济学篇2

   关键词： 经济学  基本理论  革命构想   财富两阶段论  新四分法

    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经济学。对经济学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以满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人民福祉的增进需要，已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

 

    一、经济学上的权威崇拜及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 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

    无论是非常局限的产品观、商品观，还是全面概括的财富概念，其产生实际上并非仅仅来源于生产。由于如上部分我们已提出了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们直接使用财富的概念。

    我们认为，财富首源于智力创造，然后是实现，而并非仅仅生产，而传统经济学在财富产生过程上应该说还基本停留在两百年前的生产认识阶段。这的确需要我们现代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或者说革命。例如，电脑没有先经科学家们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生产的，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人员们不断研究创造出先进的电脑，其生产也几乎是不能进行的；再如小说，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创作，创造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说才是至关重要，而并非印刷车间的生产至关重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说不需要印刷生产，通过网络即可销售给广大读者。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经济情况，应该将财富的产生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与抽向归纳，只有这样抽向归纳出来的基本理论才更符合现实经济情况，从而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演绎至现实经济建设中，更科学地指导社会、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产生及财富生产等重要的概念进行重新整理定义，以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所谓财富创造，是指人们为探索获得新种类、新形式、新规格、新用途、新领域等等方面的财富，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它并非单纯的大脑思维活动，也不是重复性地制作产品的活动。对于财富创造，我们提出了“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这一措辞，即创造不仅仅包括发明、发现、创作、设计这四大形态，还包括其它活动形态，这为现在复杂的各类创造形态以及未来可能新出现的创造形态留下思维的通道。定义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则很可能使将来的研究、解释固步自封。财富实现，就是使创造的概念性的财富成为事实或使成为能为人们消费、使用的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所发明创造的新财富进行知识传播、生产、销售、服务等等活动，使其变成可以为人们直接需要并且供人们使用、消费的各类活动的总和。财富产生，就是人们创造实现财富的活动，它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个部分。财富生产，是指人们在农业和工业上，根据已经取得的财富知识，通过劳动和一定的要素的结合种植农产品和制造工业品的活动。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财富产生包括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而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的一部分。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时，用财富产生的概念更为全面准确。我们提倡在经济理论上使用财富产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滥用产品生产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产一词必会使我们继续陷入过去的理论思维中，很难有系统的突破。

    我们认为，财富的产生由两阶段构成：第一阶段，财富创造阶段。即财富首先要由科学家、研究人员等智力者创造，才可能有这样一种财富。否则生产上不知道能生产什么。例如，如果没有爱迪生发明创造出电灯，工厂再高明也不可能生产出电灯这一财富来。第二阶段，财富实现阶段。财富实现包括生产、运输、销售，还包括其它许许多多方面。这里我们用实现这一概念来概括财富产生的第二阶段，而不用生产来代替，因为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矣，尽管过去“生产”在我们的眼里是多么的伟大和至高无尚，在20世纪中叶供过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并不比销售高多少。

  在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中，财富产生过程的核心和起点都是生产，在旧四分法中是生产、交换，因此认为财富是从生产中生产出来的，除了销售可以对应于交换外，其它方面，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人员、后勤人员、管理人员、资本等等，都只是辅助甚或是寄生的，当需要强调其重要性时，于是牵强附会地称其为生产。运用综合财富观及财富产生的两段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诸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劳动者、后勤劳动者、管理劳动者、资本在国民财富中的作用，它们实际上都在进行着财富的活动，因具有财富价值或财富产生功劳而存在。

    财富的产生由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阶段构成。财富创造是首要的，没有财富创造，便无财富实现可言。生产的地位也并非那么显赫和功劳无量，在现代社会，没有科研人员等创造出优秀的财富，生产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财富的实现环节，生产也未必就是全部，对一些财富如歌曲、软件来说甚至未必就需要生产。这也告诉我们是到了应该好好全盘思考旧有的经济学术理论的时候了。

    总之，经济学中财富产生的过程应该由过去理论中的生产一元观，革命地推进到创造、实现的两段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上对于财富的产生应该建立创造、实现的两阶段思想，生产实际上远不能囊括财富的产生过程，生产只是实现阶段的一个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个软件，先是经过科研人员设计创造出来，即财富创造阶段，然后还需要进行实现给社会，即实现阶段。然而，实现阶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复制生产成光盘，即生产环节，然后通过运输环节、销售环节等实现到消费者手中。不难看到，即使在实现阶段，也未必就只有生产，还有运输、销售、广告宣传等活动。同时，应该指出，现在许多软件财富直接在网上进行销售以换得货币，未必需要生产。这也告诉了我们生产一元观在现代社会的落后性。尽管在农业上，粮实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部分工业制造上，工业产品需要大量的车间生产劳动，但是，经济学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纪只研究农业生产和新兴工业生产阶段，两百年后的现代需要更进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现代经济。况且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并不是否定生产，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产，只是有的财富的产生过程需要生产环节，有的不需要生产环节，有的财富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占有极高的地位，有的则占有较辅助的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应该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应该说，财富的两段论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点。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基于初步进行研究，以及财富的无限复杂性，关于财富产生过程的研究及财富的两阶段理论，未必就包括所有财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现有经济学中研究的所有财富。对于部分自然类财富，其同样适用综合财富观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适用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阐述或作例外处理，但其不影响科学理论的革命步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上是可以在研究对象的产生过程

上进行革命性推进，树立财富产生两段论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后来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换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们对这种根本性的经济理论问题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见解，更无人对此作出否定性意见。后来的学者更是将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和起点。把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不过，现代人类的经济理论应该在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萨伊和穆勒的这一理论用于考察古、近代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有极高的价值，但这一理论以生产为经济的核心和起点，过份强调了生产的价值，排斥了许多重要财富要素的功劳，如创造、运输、传播、服务等许多方面都未包括进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现实中将其进行适应性解释。作为根本理论这是残缺不全的。在人类由工业生产时代过渡到新的时代后，这一理论运用于人类的财富经济领域已显得削足适履。现在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深深感到过去以生产为中心或起点研究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如h. 罗宾斯坦写道：“新古典的价格、生产和产出理论不会引出一个创新理论来”。

    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划分，并非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更科学的划分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人类经济生活领域除了财富实现外，还需要财富创造，而且财富创造是源头。即使是财富实现，生产、交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服务、传播、运输等问题。在现代社会，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毫不逊色于工农业品的生产与销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财富领域甚至不需要生产。就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例如一个智力创造精英设计创造了一种游戏软件财富供人们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将其生产成光盘，他可能通过网上传播就完成了财富的实现工作，即使需要生产成光盘，我们现在都已感觉到光盘的生产在这一财富经营活动中已显得无足轻重。再如，一首民间音乐经民间音乐家们创造出来后，人们口传声唱流传开来，这一财富未必就经过了生产。因此，我们在学术理论上使用了财富实现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财富实现在不同的财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内容及划分会有所不同。对于大多数物质财富来说，它如传统经济理论划分的那样，具体包括生产、销售（交换）等环节，对于部分物质财富来说，可能只是销售，也可能只有生产，例如，农民自已种植稻米自己消费，他就只需要生产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换。而在许多财富方面，财富的实现并非一定需要生产，可能是服务等等。在理论研究时，我们不宜将财富实现界定为只包括生产、销售、服务，因为仅这三方面很可能还远不足以概括完财富实现的所有类型活动。我们主张在不能完全列举时，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发展的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现代社会远不是两百年前的工农业生产时代。在现代社会，生产已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让位于创造。因此，在萨伊和穆勒的理论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还创造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应有的地位。财富创造的确处于财富的源头。生产、交换是在财富创造出来后的事。尽管诸如稻谷这样的财富，一万多年来人类每年都在不停地进行生产，而研究创造只是偶尔出现，但是依然是先有创造，后有生产，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没有远古时代智力精英们的创造，人类不可能知道生产稻谷。现代社会没有诸如袁隆平这样的智力精英的再创造，人类不可能生产高产的杂交水稻。创造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断创造出先进的手机财富，企业才能进行生产、销售，否则生产出来的手机因为落后根本销售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倒闭。

    经济上不仅仅只有生产，还有销售、传播、运输、服务、管理等等实现活动。用生产来代替这多得多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四分法之中，继创造之后，应该用实现的概念来代表所有各种形态的实现活动。

    为了更科学地论述新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还应将旧四分法中的交换进行分解，关于销售、流通方面的内容归入实现部分，关于财富利润方面的归入分配部分。即划分为：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分配、财富使用，这样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经济的真实规律。

    另外，我们基本继承了消费的提法，不过在这基础上改为使用。这样更有利于对于社会财富经济的考察。因为财富除了终端类财富，还有产生财富的财富。例如机床厂开发、生产供给的重型机床这一财富就不是终端类财富，而是生产财富的财富，该财富存在创造、实现以及分配问题，同时还存在使用问题，即许多企业购买该机床财富并非是拿去消费，而是使用。如果在财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费”的概念，显然是无法描述和考察这一类财富的。因此我们用“使用”这一概念更为准确。再如，人们购买电炒锅，虽然这一财富是终端类财富，但人们是将其用来炒菜，应该是使用，消费的提法好象也不太准确。人们购买笔、购买电脑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与消费”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基于语言简炼的原因，我们将其精简为“使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新四分法创造、实现、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实际上还包括“消费”，即严格表述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更全面地反映这一事实，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济学应该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旧四分法上进一步革命性推进到“创造、实现、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的概念和以“实现”的概念取代生产的概念，应该更为科学、全面。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并以创造为首，对于国民经济以创造为主导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依据。

   （四）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当人类发明创造了稻谷、麦子等的种植方法后，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了农业耕作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这些财富进行种植实现以满足人们稳定的生存需要。而当人类开始大量发明工业品，并发明了蒸汽机等机器化生产工具时，人类进入了工业生产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工业品进行大量创造和大规模生产实现。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智力创造大规模展开后，人类进入了智力时代，在智力时代人们主要是更大规模地创造各类财富，然后将其进行实现。人类的发展总是围绕财富的创造与实现这一主线而演进。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均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一个企业诸如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财务政策、经营战略无一不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无不服务于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等都是围绕满足人们财富的需要，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研究的基础和主线，然后针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现在，把握好这一主线，并特别注重最关键的财富创造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学都应注重创造的研究。社会的经济由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财富的使用、财富的分配构成。在21世纪，经济科学理论就应该反映这一基本事实情况，否则不可能科学发展。从现实来看，现代财富创造大规模展开，创造层出不穷，创造的情况几乎决定一切，创造由人类经济的幕后终于走上舞台并且已占据主角的地位。几乎每一种经济问题都因创造而出现，因创造而变化。在18世纪、19世纪，人类工业生产时代，一个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深谙工业生产，他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人类进行大规模创造时代，如果我们还忽视财富创造问题，我们将因理论脱离现实，而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们要注重财富的创造问题，以财富的创造、实现为基本主线，就需要走出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作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基本的对象是财富，而绝不仅仅是产品、商品的问题。在过去许多经济学说里将产品和商品作为经济的细胞，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学的。我们认为财富才是经济的细胞，产品和商品只是财富中的一种。因此过去那种以产品、商品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不是完整的经济学。财富包括产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产的非产品、不需要交换的非商品，也就是说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应尽量纳入经济学研究考虑的范围，这样更为全面、科学。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是：创造、实现、使用、分配等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更不是以生产为核心和起点的问题，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环节的一部分而矣，实现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运输、服务、传播等等。经济学应从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中走出来，否则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统计调查的结果是，我们即使是情况最好的企业，也存在大量的设备闲置。车间里摆放着世界先进设备而企业停产倒闭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惨痛代价与过时的生产经济理论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不无关系。既然“生产”是社会的核心，即然一切都决定于“生产力”的高低，既然发展的好坏取决于“生产率”，既然经济学理论上都是这么说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经济思想的学生们当然就“科学”地大力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去促进“生产力”了。虽然一些经济学以现实修正的办法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论上即萨伊—穆勒旧四分法上除了生产，只有交换，因此科学也就只是一种外来的东西而矣，一种在现实观察中因其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训而才得以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要素而矣。

    现在生产经济学的思维即使在美国也仍然根深蒂固。不仅仅保罗.萨缪尔森先生，还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产经济思维的影响。被誉称为天下第一的经济学教材，并在中国继《经济学》后又一次掀起经济图书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整体经济应如何运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生产率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v]。实际上，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并与分配有关；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财富产生力（包括财富创造力和财富实现力，而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以及财富分配的情况，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劳动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良好能力，并尽可能考虑财富发展效率与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最佳结合。

  显而易见，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生产”、“有效需求”、“货币”、“就业”、“价格”、“自由调节”、“国家干预”等都应该在此基础上作侧重研究，否则经济学很可能找错方向。

   （五）由生产率思维向财富产生率思维革命性转变

    数百年来经济学术上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生产率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工业经济时代前期，提高纺织机的生产效率的确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纺织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后，旧产品的供过于求使得生产率并非还那么重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思维一直以来都还停留在生产率上。例如，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最根本的问题与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产率问题，在中国有大量从国外花高价购买的先进纺织生产机器闲置，生产率剩余了。生产率是为财富服务的，换句话主要是实现财富时在工厂里生产的快慢而矣。有没有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纺织品”财富以及能不能销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创造或引入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并且卖得出去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时候生产率才变得有价值。

    我们认为需要转变的思维是，不能将产品财富种类假定为是不变的，也不能将生产假定为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或起点。过去古典经济学发源于十八世纪工业生产革命时期，那时最显著、最激动人心的是纺织机器的发明，即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大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就是社会经济的轴心，生产率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经济学大师们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应有所进步。如前所述，社会的经济并非仅仅只有生产，还有服务，还有销售，还有传播，还有运输，特别是还有创造，等等。因此应该更全面地来把握社会经济，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发展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将产品财富作为全社会的所有财富，更不能假定其不变。全社会的财富，除了产品财富，还有文化类财富等等，除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物质财富，还有服务以及其它形态的财富，除了商品类财富，还有非商品类财富，以生产上的产品财富来代替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导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会经济时解释上就会显得牵强附会，在复杂的问题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人类的财富种类永远在发展，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过去在经济学术上将社会的财富种类假定为固定，显然这样就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了，使财富增多了，使经济发展了。“提高生产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了各国政府至今为止最时髦而又缺乏准确性的用语。而实际的情况是，电脑、因特网、手机等等信息财富的创造，并非仅仅是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了，电脑、因特网、手机等更是一种人们直接消费使用的终端财富。

    将人类现代创造出的类似这些难以穷尽的财富看作是生产率提高了，已显示出传统经济学术的严重疆化与落后。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产率被西方传统经济学术上视作发展经济的核心而传授给学生们，当学生们走上政府、走上企业领导管理者的岗位后，它们在思维上就会受到“生产率”的困扰，当他们无法摆脱生产率理论这种经济学思维支配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制定企业发展大计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业机器每小时能生产产品的效率；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引导社会大力购买生产率高的生产设备，而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创造实现财富的问题。当生产率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大于需求时，经济危机发生了，于是生产率成了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上以生产率为核心的思维是不妥的。

    客观地说，生产率的概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前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那时社会财富的状况主要体现在生产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生产率越高，那么实现财富的能力越强。在生产不足的时代，能生产多少财富也就意味着能实现多少财富。提高生产率，社会、企业实现的财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为社会所接受，当生产出的产品不为社会所接受时，这时生产率再高，对于财富也意义不大。显然，现在社会的重心已不再是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的创造，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生产率，而是财富创造率及综合的财富实现率，即应该关心社会或一个组织（如企业、科研机构）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

    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生产率提高、财富得到更广泛实现，另一方面是新财富的不断创造。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提高。在十八世纪时的确如此，那时候，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英国生产出大量纺织品，满足国内人们的需要，并向外输出获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世界对特定的纺织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度的，当未达到限度时，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财富能被大量生产出来，因此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达到限度时，这时候不能再多生产，经济增长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费者手里的纺织品更新不够快，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实际上，经济的增长在一定时期既有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还有财富在更广范围内实现的因素，更有各类新财富不断得到创造的因素。十八世纪以来，主要是电灯、电话、塑料、尼龙、洗衣机、空调、汽车、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等数不胜数的大量新财富的出现，使得人类的财富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并非是纺织机等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生产率，是工业生产时代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效率。也有人认为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水平。实际上，生产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随着非生产性行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但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仍然在采用生产率的概念来考察国民经济。而且在学术解释上将生产率内涵无限扩大，以弥补产品、生产、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实际上，人类的经济全貌是：首先是科学家等智力精英们发明创造一种财富，然后组织生产，将这种还是概念性的财富生产出来，另外还需要进行销售将其最终变成为为人们消费的真真实实的财富。也就是说，在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时，应该采用财富产生率的概念。

    财富产生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财富创造率和财富实现率。财富创造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水平。财富创造率也可称作智力创造率。财富实现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在单位时间里人均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实际上包括传统上人们所说的生产率，但它比生产率更广泛、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产品量的水平（即生产率），还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使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等财富为人们最终接受消费的能力水平。

    财富实现率的概念还可用于解释和分析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基本不存在生产活动，而主要是销售、服务等实现活动，销售或服务的财富市场范围越广，目标对象越多，那么这一种财富实现的程度越高，财富也越多。因此财富实现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个商业企业的经营情况。这是劳动生产率所不具备的。

    因此，在新经济学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思维上由产品生产率的概念向财富产生率的概念进行转变。

   （六）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推进

    18世纪，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劳动）决定财富的价值。两百年后这一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一项财富的价值是其创造

诞生时起就已确定。例如科学家们发明了汽车，它具有陆上交通等价值，这时其价值一并与财富的名字及形状、结构的诞生而诞生了。后来车间的生产只是将这种财富一个一个地生产实现出来。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响其价值的变化，价格也不影响财富的价值。财富的交换价值并不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主要的是其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和供需情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着摸和把握，实际上现代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时间远远低于过去的劳动时间，但是其交换价值不减反增。

    虽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进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仍需要进一步发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萨伊认为生产的要素除了劳动外，还有资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其中效用是各种财富的内在价值的基础和来源，物品的价值是物品的效用决定的。并认为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并且虽然供求变动决定着价格变动，但供求对价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生产费用。这一论述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当时是极具天才性。

    站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富价值的高低自其被创造出来时就已确定，只要在实现中不会偷斤减两；另外，财富的价值不等于财富的价格，财富的价格由需缺度决定，从而可能随时变化。

    当然对于财富价值的再思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赞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国经济大争论》中的观点：“经济学家首先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社会需要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参与治国，需要由你带来充满远见、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争斗的直言和坦诚！”

    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理论永远是在发展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同样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样才能维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在18世纪、19世纪达到科学及真理的颠峰后，由于后人不恰当的疆化死守，一两百年来再没有得到发展和推进的机会，从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们真正接受。

    站在现代来看，我们认为，科研等劳动创造了财富，而一般劳动继科研等劳动之后实现财富。也就是，将劳动进行细分，劳动中的如科研等类型的创造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中的一般劳动实现财富。如科研发明劳动、设计劳动、创作劳动等为创造劳动，如生产劳动、销售劳动、服务劳动、运输劳动、管理劳动、普通技术劳动等为一般劳动。人类社会的任何财富的产生，都离不开创造劳动与实现劳动，因此是劳动创造与实现了财富。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

    虽然只是将劳动细分为创造类劳动和一般劳动来发展劳动价值论，但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推进，更符合实际，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从而使劳动价值论保持其真理性与生命力，更好地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一理论，使我们根据时代的进步，科学地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决部分问题，即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科研等创造劳动是首要的，没有科研创造劳动，就没有新形态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新财富，一个社会很难进步与发展，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创造劳动在现代财富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实现劳动则是必要的，没有大量的一般劳动去实现财富，财富也只是一个概念而矣，人们依然得不到任何现实的财富，社会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劳动的重要功劳。资本不创造财富，也不实现财富，但在现代社会一项财富的创造与实现，往往都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需要许多人组合起来进行创造和实现，要将劳动力组织起来，以及组织起必要的资料，就需要大笔的资本，资本也就起到组织财富产生的作用。往往是资本充足，那么创造上就能更好地组织优秀的科研人才进行创造，实现上则能组织足够的人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在更广阔的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更好地说明，资本不创造财富，但它在一国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上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更好地从经济理论上正确地看待资本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也就是说，用社会必要劳动进间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已不适应需要，而将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细分为创造劳动和实现劳动后，我们能更好地科学继承与发展劳动价值论。

    同时，应该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经济领域的科学，而不是政治学，不宜将其政治化，否则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使是关于创造劳动、实现劳动以及资本等各要素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只是经济学术的研究与探索而矣。

   （七）财富的价值、价格及需缺度问题 

  我们认为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汽车自其创造出来后，其就具有运输的功能，创造得越好，其价值越高。生产率的提高，不影响其价值的改变。同样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财富的价值也不因为供需的变化而变化，它自其被创造出来后就已经恒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功能是跟随着财富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同意财富的价值因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需求变化，只能说财富需要不断地创造更新，以满足人们变化了的需求。某一财富的价值是不变的，除非其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产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财富的价格涨跌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财富的价格往往是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为基础，但同时深受供与需之间的影响。例如在涌泉边，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其价值并不因为其价格为零而为零。虽然在沙漠里，也许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买，但是其价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满足人们对水的需要。人们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样在涌泉边不喝水也会渴死。不能因为某种财富稀缺时就认为其价值升高了。无论是生产多少，无论价格怎么涨跌，无论是提高了生产率还是未提高生产率，每一个该财富的价值量都是不变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变财富的价值，人们一顿只吃一个面包，供应十个面包，人们还是只吃一个面包，每个面包的价值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其它九个面包的价值被浪费了。我们认为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当然进一步新创造出来的新一代财富，其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其财富价值是会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财富已不是原来特定的财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灯、艺术灯已不是爱迪生那时发明的白炽灯一样，即使今天改进了的白炽灯也不是那时的白炽灯，应该看作一类财富但是属两项财富或者属两种规格的财富。进一步创造，新的财富价值量提高了。财富的效用价值似乎也有时间性的情况。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对于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用价值的，但到了现在效用价值可能已所剩无几。但就这一例也不否定该法律的价值的恒定性。该法律的价值在于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具有特定的价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条件下也能满足新的需要。满足新的条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同样财富的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例如，农产品投入的社会必要时间远高于高科技产品，但是价格远低于高科技产品。因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很难适应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财富的价值及价格问题我们不主张经济学上仍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徘徊不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充其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参考而矣。

    我们认为财富的价格受需缺度的影响。所谓需缺度就是一项财富人们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购买能力与这种财富满足人们的情况、在供给上稀缺的程度两方面的结合。需缺度越高的财富，价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财富，价格相应较低。财富首先要为人们所需要才可能有价格，这是前提。而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的影响。在十八世纪以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动物很多，但耕种的粮食很少，物以稀为贵，面包的价格比鲜肉还贵。在远古时代，一碗饭也能很轻松地换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们必须需要的，当我们居住在涌泉旁时，水也就没有价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销售水，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比石油还要贵若干倍。某种财富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少时，价格就会上升，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高，经营者就会增大实现供给，或新的经营者就会加入。相反，某种财富不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大时，价格就会下降，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低甚至亏本，经营者就会减少实现供给，或退出这一财富实现事业。财富活动与人们的需求密切联系，隐含了利润的价格在其中起到气象仪和调节器的作用。我们需要明白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影响。当粮食很稀缺时，粮食的价格会比任何工业品都还贵。只不过现代人类每年能生产供给的粮食量就一般地来看已经不为人们所忧愁，至少不为工业国家所忧愁。那种认为农业产品附加值很低的经济学说不正确。对于电脑，设想不存在继续创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供给的人非常多，那么每台的价格有一天会下降到令人吃惊的水平，其“附加值”将低得并不比粮食高多少。实际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产和销售供给电脑，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许多商家抱怨电脑这一高科技产品财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国民经济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价值与财富的价格不对等问题。例如，一块电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进，财富值更高了，但是其价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长。再如，一部某款手机，5年前的价格设为5000元，现在其价格可能500元也难以卖出去。财富的价值与价格不一定是对等的，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而其价格则深受需缺度的影响。

  （八）财富换财富原理

    作为经济学，倘需论述财富换财富的问题，财富换财富这是人类的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财富首源于创造，创造出来后人们依据所创造的财富知识进行生产，以满足生存、幸福的需要。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人类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这时候大多数人种植农作物，少数人开始进行手工工业产品的生产，双方都需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由于创造的财富还比较少，分工、交换都还比较初级。而随着纺织品机器、蒸汽机等的发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计其数财富的创造，人类进入工业生产社会后，这时候，社会分工深化。往往是一个人不可能生产满足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所有财富，只能创造、实现供给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财富，然后进行社会化交换，供给社会中需要此种财富的他人，从他人手里获得可以购买到其他财富的货币（也即社会化财富的凭证），才能用货币去购买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财富。也就说，人们各司其职，从事不同的工作，为社会供给特定的财富，从而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一个工厂的工人们，他们需要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某一工业品财富，销售供给其他人后，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货币去购买粮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再如，一个公司的服务员，他们需要向社会供给服务财富，得到社会的他人认可消费后，才能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的货币才能购买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财富。总之，随着人类所创造财富种类的众多，每个人或每组织体的人只能供给其中一种或少部分种类的财富，必须参与到社会分工中去。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会化分工的时代，除了社会救济、赠与等外，社会更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要获得他人供给的财富以获得生存和幸福，必须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去交换，即财富交换财富。

    财富换财富，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财富换财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换，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换。

    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代，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一个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劳动来创造供给人们需要的小说财富。他需要生存、需要过上起码的现代生活，因此他所创造提供的财富，别人如果需要，应该用自己手里的财富来与其进行交换。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财富交换就能免费获得作家创造的财富，那么这位作家实际上就是在无偿地向他人供给财富。而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养活其家庭成员的，他除了自己拥有小说原稿这些特定财富外，就一无所有，而最终会被饿死，要么转行以求生存。著作权领域如此，整个专利领域也是如此。

    一般说来，财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在自然经济时代财富不商品化，人们通过自己种地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种一块自留地。在未来，甚至可能90%的人没有自留地，而只能从事其它非农业财富的供给。社会的这90%的人要获得粮食需要将自己供给的财富商品化，去向农民换取粮食。而农民也需要将自己种植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商品化，去换回工业类财富、文化类财富、服务类财富等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财富，包括去换回化肥等生产类财富。而在这90%的人中，每个人又可能在从事着不同的财富供给，他们之间也需要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才能换回别人供给的财富。

    总之，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实际上是财富换财富规则的体现。虽然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很难接受商品化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财富更加广泛的创造与生产形成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使得商品化成为必然。财富的商品化实际上就是财富的社会化交换而矣。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财富都要商品化交换，而仍有大量财富是经过非商品化进行交换的。如许多基本财富就是由公共财政购买变成公共类的财富，作为全社会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这些都是人们普遍需要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为修建它的人进行商品化经营，每个人从这里过都需要收费，那么显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无偿劳动，如果这样，那么修建者会最终破产和饿死。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向大家聚集税收来购买这一财富，将其变为公共财富由全社会不再付费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类财富以及许多难以商品化的科学学术财富，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些财富是难以商品化的，虽然它们是非常优秀且极为重要的财富，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和企业愿意花足够的价钱来购买交换这些财富。这样的结果是为社会创造供给了这些优秀财富的科学家们往往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要么他们有其它职业来支撑他们的这些高尚的财富创造供给活动。在历史上，以及现在，往往是这样，搞这些财富创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错者，或者有其它职业获取生活来源者，或者是领取国家工资的少数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难能从事这些财富的创造。秀才往往是贫穷的，这就是社会未很好遵循财富换财富的原理所致。这大大地制约了优秀财富的创造。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以公共财政来支持这些优秀财富的创造和供给。

    社会化的现代社会，一个规律就是财富换财富，我们总是在从事着不同种类的财富供给，我们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换取别人手里的社会化的财富。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然后拿去卖，从而能获得别人手里的货币。因为财富换财富得到良好的体现，因而我们自觉地大量地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可是，我们在环境财富上却很难看到财富换财富，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有人专门去大量种树、植草。因为其植再多的树、种再多的草维护了环境，但没有人愿意拿钱去购买，其将因换不到财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长时间来，没有多少人去保护环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树木去换货币，养殖更多的山羊吃尽草坪去换货币，以至于无数森林变成戈壁，无数草原变成沙漠。良好的环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难让个体分别购买，只能由社会公共部门代表大家来购买。因而，将全社会聚集起来的税收的一部分拔给环保个体和地方也就理所当然。虽然这不是商品化的财富交换，但实际上也是符合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当环保上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得到良好体现时，当进行环境保护能换到财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搞环保经济，专司环境保护。

    当然，在社会财富换财富的基本规则之上，我们也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但作为经济学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无偿供给。

    总之，在经济学中提出基本理论后，还需提出财富换财富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国民经济建设问题。

  三、现代新经济学构想的演绎与验证

    科学的理论应该从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抽象归纳，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情况，使其尽可能具有时代性的真理意义。当然这还需要对其进演绎与验证，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释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这一理论则是极科学的，可以上升为较长时期内的理论；如果有，那么显然这一理论还有局限性，但如果这一局限性远比过去的理论小，那么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局限性比过去的理论大，那么这一理论则是失败的，应该给予否定。 

     对于经济学革命新构想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些演绎与验证。

   （一）理论验证

    1、关于农业品的验证

    无论是稻谷、西红柿，还是苹果，都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都是财富。而这些财富都需要经过创造与实现两个阶段。即稻谷、西红柿、苹果这些财富都需要远古的人们或现在的人们先进行尝试创造，知道其可以用于充饥，才会成为人们的财富，否则没有人知道其可以吃。同样其种植方法也需要人首先去研究摸索创造，然后才知道如何去种植，才知道如何才能高产。因此其的确需要经过创造阶段。而创造出来后，人们只是知道其可以吃，及知道怎么去种，但还需要人们去实际辛勤劳动大量种植实现出来，否则只是一些想象中的财富而矣。因此财富的确需要经过创造、实现两个阶段。稻谷、西红柿和苹果财富创造和实现出来后，人们进行使用消费，人们还可能进行世界范围的分配、社会范围的分配或家庭内的分配，因此财富经济包括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稻谷、西红柿、苹果的生产率并不是唯一的，即使现代社会，稻谷、西红柿、苹果都在不断研究创造出更好的品种、更高产的方法，同时销售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因此使用包括了财富创造率、财富实现率的概念代替财富生产率的概

念是正确的。特定的稻谷、西红柿、苹果的价值是恒定的，其价值和价格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价值是由创造决定的，其价格是由需缺度决定，当人们需要而其供给量少时，其价格是非常高的，相反，其价格则很低。非农业人口要获得财富，需要用自己手中的社会化财富凭证货币才能换到农业劳动者手中的稻谷、西红柿、苹果。而农业劳动者要获得非农业财富，则需要用自己劳动得来的稻谷、西红柿、苹果财富去先换到社会化的财富凭证货币，才能最后换到自己需要的其它非农业财富。因此，新理论在农业产品上可以得到较良好的验证。

    2、关于工业品的验证

    无论是汽车、电脑，还是方便面，都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都是财富。而这些财富都需要经过创造与实现两个阶段。即汽车、电脑、方便面这些财富都需要人们先进行研究创造，才知道有这种财富和如何生产、如何使用这种财富。因此其的确需要经过创造阶段。而创造出来后，人们只是知道其如何用，及知道怎么生产而矣，还需要人们去实际辛勤劳动生产实现出来，否则只是一些想象中的财富而矣。另外还必须大量销售出去，否则生产出来不能让其它人使用也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现实的财富。因此财富的确需要经过创造、实现两个阶段。汽车、电脑、方便面财富创造和实现出来后，人们进行使用消费，人们还可能进行世界性的分配、社会性的分配或家庭内的分配，因此财富经济包括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汽车、电脑、方便面的生产率并不是唯一的，即使现代社会，汽车、电脑、方便面都在不断研究创造出更好的品种，同时销售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因此使用包括了财富创造率、财富生产率、财富销售率等概念的财富产生效率的概念是正确的。特定的汽车、电脑、方便面的价值是恒定的，其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需缺度决定，当人们需要而其供给量少时，其价格是非常高的，相反，其价格则很低。其它人要获得这些财富，需要用自己手中的社会化财富货币才能换到创造者、生产者、销售者等供给的汽车、电脑和方便面。供给这些财富者要获得其它财富，则需要用自己劳动得来的汽车、电脑和方便面财富去先换到社会化的财富货币，才能最后换到自己需要的其它财富。

    如上是终端类财富，还有实现财富的财富。例如车床、工具，能满足人们生产实现财富的需要，同样是财富，只不过是实现财富的财富。这些财富同样需要经过创造阶段，世界上才可能有这样一个种类的财富。同时它需要经过实现，不仅需要生产，还需要销售、运输等其它实现活动。

    因此，新理论在全部类型的工业产品上同样可以得到良好的验证。

    3、关于商业服务的验证

    商业服务，显然不是产品，但其因为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财富，虽然其大多数并非属于有形的财富，但其属于无形的财富。如果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是财富，那么其就没有价值，消费者就不会去购买消费，人们就不会去劳动和供给。因此在经济学上用财富的概念比产品的概念或者劳务的概念更为科学。商业服务通常是不生产的，因此用经济学上旧四分法中的生产的概念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哪一种商业服务，其都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其往往是现在的或过去的人们创造出来，后来的人跟着模仿提供罢了，因此商业服务财富同样需要经过创造。现在社会已有大量形式的商业服务财富，这需要经营者组织劳动者去实现，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服务类财富也需要实现。

    由于现代对于商业服务的划分与定义比较笼统，服务存在服务活动与服务财富的连体性，因此有的服务是活动，有的服务是财富。但新经济理论同样能较好地解释这些现象。作为财富，上面已作了解释；作为活动，商业服务可能是在从事销售工业品财富、农业品财富或其它财富，如超商、商店，这种服务实际上是在从事财富的实现活动，这时商业服务实际上是其它财富产生活动的一个环节。

    因此，新理论相较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能更加科学、合理地解释商业服务领域的现象。

    4、关于文化行业的验证

    无论是《梁祝》还是《红楼梦》，虽然不是产品，但都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是财富。其都首先是作者创作出来后，才可能有这一财富。创作的水平决定了这一财富的价值。这些文化财富需要实现，如可能的生产、传播、销售等等，才能为广大群众所享受，因此文化类财富同样需要创造和实现两个阶段。

    在文化行业上，过去传统经济学的产品生产理论是无法对此进行良好地解释的，而新理论则能给予合理、科学的解释。因此新理论构想应该更具科学性。

 （二）理论演绎

    显然，依据新经济理论，我们要获得新种类的财富，首先需要创造；我们要获得丰富的某些财富，需要去进行创造、生产、销售等劳动。例如我们要获得新型汽车，首先需要创造才可能有。我们要获得财富，我们需要去创造、生产、销售供给汽车这一特定的财富，才能换得消费者手里的货币（这些货币是购买各种商品类财富的凭证，也可视作商品财富的表现形式）。其它消费者同样在不同行业进行创造、生产、服务、销售供给特定的财富，才能获得货币，从而才能购买到汽车。这一演绎的结果与现实情况是相符合的。

    从国民经济建设上来说，依据新经济理论，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就是财富，因此我们在建设中不仅要发展工业品财富，还需要发展对人们也重要的各类财富，不仅要发展商品财富，还要发展非商品财富，我们在发展上要有综合的财富观，以促进各类财富的丰富与和谐。依据新经济理论，我们不仅要加强生产能力，还要加强营销能力，特别是还要从财富的源头上加强创造能力。加强生产能力，我们才能生产出大量的产品财富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没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产品财富只是写在纸上的知识而矣，人们将是非常贫穷的。而产品能够生产出来后，我们还需要具有很强的营销能力，在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大量销售出去，否则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堆积在库房里人们消费不到，供给者换不到社会化的财富依然会贫穷。因此国家除了需要重视生产能力的增强外，也需要促进营销能力的增强，促进民族企业具有世界水平的营销之力。特别是创造居于财富产生之首，我们要拥有更多种类的财富和更加先进的财富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增强经济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创造，创造出丰富、先进的能更好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各样财富。这一演绎推导的结果，与现实情况也是相符合的。

 

    综上所述，现代新经济学革命的构想应该比传统理论更为科学，我们完全可以跳出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思维，进行好这一革命，在这一新基本理论下吸取融汇人类已在经济学各分支领域取得的成果，更好地推进现代经济学全面、科学地发展。

 

    四、新经济学革命对中国自主创新及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传统经济理论下很难得出自主创新的理论。只是当科研创造已表现得非常重要时，我们才不得不在传统理论上加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即使是这一解释也是非常勉强的。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一种物，物是不能创造财富的，静态的东西也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因而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科技强国的战略口号，但是现在认真来总结，十多年来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反而更加落后。显然，创造或者说自主创新，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科技可以强国，而是科研创造才能强国，科研创造与科技是两回事，科技是一种物，一种已取得的状态，而科研创造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人的高智力活动，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

    现代新经济学理论以财富创造为首，将经济分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四个阶段，并且提出财富的产生由创造和实现两个阶段组成。这对于我们从经济根本理论上为中国自主创新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在新经济理论上，创造是财富产生的两大阶段之一，这就告诉我们要更好满足人们的需要，除了要加强财富实现之力外，在现代更需要大力加强财富创造之力，不断创造出高水平的大量新财富。

    新经济学理论提出财富首源于创造，由智力创造者的创造劳动所创造，因而这客观地给予了科学家、思想家、作家、科研工作者等等创造劳动者在财富产生中的英雄地位，这对于推动中国的创造大业是非常重要的。

    在新经济理论下，我们国民经济建设上不仅仅是追求农业产品、工业产品，我们所追求的应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综合财富，其包括农业品类财富、工业品类财富，更包括人们需要的服务类财富、精神文化类财富、环境类财富等各种各样的财富，这就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大业在理论上指出了一条道路——中国的自主创新应以物质科技财富创造为主，同时充分考虑文化类财富等各种各样人们所需要的财富的创造，并且使这些财富统一和谐，更好地促进社会强盛、和谐及人民富裕、幸福。

    对于创新与创造之间的区别与相同点可以依据新经济理论从更深层的理论上进行理解和把握，这对于我们如何正确看待熊彼特的创新与中国的自主创新的区别提供了参考。显然，中国的自主创新就是创造，而并非熊彼特的创新，这一区别对于纠正我国经济界对自主创新的误解，正确把握自主创新政策，搞好自主创新，将是非常重要的。

    财富首源于创造，财富的价值也决定于创造，人类财富的增长与智力创造革命的情况密切相关，这就从经济学理论上可更好地推动中国的自主创新革命，以促进中国的迅速崛起。

    财富的产生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这就告诉我们财富之力包括财富创造之力和财富实现之力，财富实现之力又可能细分为财富生产之力、财富销售之力等。在科技日新月异并且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强化的现代社会，财富创造之力位于两大财富产生之力之首，而且正成为最关键的财富之力，这就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指明了铸造财富创造之力远比获得一时的财富重要，对我们加强创造人才培养，及加大在创造上的投入，提供了经济理论指导。

    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正在努力考虑探索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不仅仅表现在资源的可持续供应、环保的可持续利用这些方面，其实质主要表现在财富产生总量的可持续增长上。我们先来分析探讨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为我们以后继续谋求可持续增长非常重要。我们以电饭煲为例来初步探讨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注：下面的数据我们以举例来说明）。改革开放之初，假设电饭煲的价格为50元，当时中国假设年生产电饭煲100万个，即当时产值为5000万元。由于我们在电饭煲上技术落后，并缺乏生产能力，消费远未满足，市场的财富容量极大，所以一旦开放，我们学到或通过招商引资获得了外国先进电饭煲的技术，并且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我们建立起大量工厂生产电饭煲，通过市场使人们能更好地能获得电饭煲。经过近三十年循序渐进的正确改革开放，我们假设每年能稳步地生产出1亿个电饭煲，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由于新的电饭煲技术程度比原来的显著提高，假设其效用价为100元/个，并且国内市场控制在我们手里，也就是说我们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电饭煲上年产值变为100亿元。我们在此项产品上的财富增长率平均每年约为600%以上，类似的产品技术举不胜举。虽然中国许多方面比较落后，但这些足以推动中国总体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但是现在情况就不同。还是以电饭煲为例，我们国内13亿人民对电饭煲的需求满足程度已向极值趋近，年产量要在1亿个的基础上再取得显著的增长将很困难，我们所能向国外学的技术也基本接近极值，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得到较大解放，我们的市场与世界市场基本一体化，市场也不能再靠非经济的方式控制在我们手里。当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但是依靠解放生产力和学习别人的技术已难以再长期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我们还要承受国外产品或外资产品的猛烈冲击。也就是说在现在及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源泉，以获得可持续发展。进行世界水平的科研创造，以研制制造更能满足国内市场及世界市场需要的产品，这是我们现在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还是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电饭煲为例，当我们研制出更先进、更能满足国内及同外市场需要的类似炊事用具后，一方面，人们已使用的原来落后的电饭煲将更新换代，人们将购买更先进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以先进的技术优势将确保国内市场不会流失，这时我们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另外，由于我们的产品技术在世界上更为先进，并且中国造产品具有相对的低成本优势，我们将以价格和性能双重优势获得国际市场较大部分订单，这将更进一步提高中国gdp的可持续增长速度。

    除了电饭煲等这些已有种类财富外，通过创造，我们创造出更多、更丰富的财富后，将这些财富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进行销售实现，这同时也能大大地促进中国的gdp的可持续增长。可以认为，创造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不竭的源泉。离开了创造，或者创造逊色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输给韩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那么中国产品在市场上（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世界一体化下的国内市场）都不会具有竞争力，继续走低价格路线一方面中国不可能获得好高的利润因而国民难以富裕，另一方面只要包括印度在内的其它一百多个欠发达国家愿意取向廉价生产及做好政策模仿都可以做到，那时候中国的经济不仅不可能可持续发展，而且经济稳定都将不能不令人忧虑。因此，创造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不竭的源泉，是中国经济稳定及安全的保障，决定着中国未来经济的命运。

    根据新经济理论，我们将推导出中国应采取创造型增长与实现型增长相结合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推导出铸造时代财富之力远比获取一时的财富重要等一系列结论。因此对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新的革命，对于我们更好搞好经济建设将是非常重要的。

[i] 《经济学的终结》第3页，作者迈克尔·佩雷曼，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ii] 《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08月12日文章，作者陈纲

[iii]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第1页，作者张建平，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出版

现代经济学篇3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展趋势

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微观经济学自建立以来便获得了长足发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微观经济学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微观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创新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以来不少奖项都是由研究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所获得，从中可以看出现代微观经济学是获得了较快发展的。今后对此不断加强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也将能够起到借鉴意义。

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理论创新是微观经济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些年来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领域都获得了较快发展。对于在这些不同成果应该不断加强研究。

1.公共经济学的发展

公共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重点分析了一群人如何自行组织起来来解决公共资源问题，从而提出了研究公共资源的一种新范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构建起以来的一整套公共资源分析框架得到了人们地赞赏，人们对其研究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学者评论其推翻了基本的经济教条，奥斯特罗姆成了实际上公认的公共经济学家，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的创始人。正是因为如此，在今后人们对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起来。在实际工作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与其一起获得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利佛・威廉森在经济管理尤其在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上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2.劳动经济学的新发展

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劳动经济学本身是存在着重大缺陷的，该理论体系本身远离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以及戴尔・莫滕森等人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正，这些学者主要是对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冲突进行了重新解释，他们建立起了一系列复杂模型，通过这些模型解释了政府干预政策的应用将会使得市场运行起来更有效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他们还提出了提升搜寻效率的措施，这对于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重要地理论依据，对此今后工作中应该不断加强研究。该领域当前已经成为劳动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对于这种理论今后应该大胆研究不断创新。

3.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地重要分支，不少学者都在福利经济学领域都取得了突出贡献，霍布斯和庇古是旧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们认为经济福利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数量以及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为了实现福利最大化就应该进行财产转移。新福利经济学则主要分成了社会福利函数论派及补偿原则论派这两大派。这两种派别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中的阿罗以及萨缪尔森认为帕累托最优并没有明确究竟是哪一个最优状态才能够使得社会福利能够得到最优，正因为如此，今后就需要利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福利函数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方面的创新应该引起注意。这些学者认为效用可能曲线同社会无差异曲线之间的切点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状态。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今后工作中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福利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阿马蒂亚・森做出了突出贡献，森对福利经济学进行批判性重建，森对社会选择理论规范性命题进行了基础性工作。他认为阿罗定理公里性条件应该进行更加明确的表述，为了进一步研究，他还对阿罗定理进行修改。自由悖论是森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认为帕累托条件同自由选择条件应用在无限制定义域的社会选择框架中的时候，两者之间将会出现矛盾。此外森还对萨缪尔森把社会福利看做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观点进行了批评。能力功能概念的引入是森的重要理论贡献。对此，在今后工作中应该对其不断加强研究。这样才能够适应实际工作情况。

4.管制经济学

在管制经济学方面，斯蒂格勒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他首先对政府的管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主要在《经济管制论》中利用案例分析法来对管制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当前斯蒂格勒已经成为重要地创始人。

二、微观经济学方法的创新

在观察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的同时，对于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是一项重要内容，在今后工作中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今后的进步。当前不少新方法的得到了普遍应用，对于这些新方法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

1.计量经济学的出现

计量经济学是拉格・弗里希创造的一门学科，之后迪鲁布等人对此作出了贡献，詹姆斯・海克曼等人是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作出特殊贡献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出现对于个人层面上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都能够进行经验型地研究，通过这种方式将更有助于实现科学地分析研究。微观计量经济学实际上给今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地研究方法。

2.博弈论的引进

当前博弈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个领域中，博弈论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是最为成功的，当前的博弈论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博弈论主要是用来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的，通过利用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将有助于拓展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比较多，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埃尔文・罗斯以及罗伊德・沙普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罗斯主要是用博弈论修不了运转不佳的庞大体系，沙普利则被认为是博弈论的具体化身，潜在博弈论指数是其主要贡献。《随机博弈》是其典型代表作。

3.统计学的应用 当前在微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统计学得到了广泛应用。统计学的应用对于提升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地意义。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就采用统计分析法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在经过统计分析之后发现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从而构建起了他的弗氏货币学说。

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从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分析中，我们就能够看出今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微观经济学将朝着以下方向发展：

1.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创新，在实际工作中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降火拓展到人类的所有行为中。在今后研究过程中家庭作为重要的生产基本单位将会被纳入到微观经济分析中，舒尔茨和贝克尔在经过充分研究之后发现家庭本身就像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既可以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同时还能够生产消费。与此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将会被看做是一种政治市场而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布坎南以及塔洛克所创建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一种重要地研究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制度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对官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2.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将呈现出交叉性、多元性以及综合性

现代经济学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01

一、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政治经济学是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通过特定的阶级意识分析探究了经济矛盾。经济关系，也就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阐述着不同阶段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是与资本和近现代国家的形式产生发展相一致的。十七世纪以前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总是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当集权官僚制取代封建领主制的过程中，旧的部落和部落联盟被民族所取代，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形成。国家建立起来以后，为了争霸需要增强经济实力，那么不能仅靠发展农业，必须要发展商业，此时不成熟的重商主义成为了商业资本家和国王共同利益的代表。“政治经济学”作为术语，第一次出现是在法国重商主义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后来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和法国重商主义者卢梭等在他们的研究中更加明确地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并且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分开，提高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理念和方法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之本

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个阶段它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怎样增长财富，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代表，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出发，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接着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其中在第一卷中，斯密主要分析阐述了形成以及改善劳动力生产的能力的原因，同时分析了国民财富的分配原则。斯密对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这一观点予以了否定，认为劳动是重中之重，提出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增加生产以及财富，同时对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进行了批判。在斯密看来，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及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就是劳动分工。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只有靠增进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或者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才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这使我们可以看出斯密认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是增加国民财富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另外，斯密还指出：“某些人的良好行为所增加的资本，一定比其他人的私人行为不当和政府方面的公共浪费所取走的资本更多。”这也就显示了斯密对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的良好行为方式以及劳动技能的提高的高度重视，他将其放在是增加国家财富源泉的位置。斯密始终认为，增加国民财富不仅靠增加和改进生产的机器和工具，还应该靠适当的划分和分配工作，增强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素质。劳动者所受的教育与其良好行为的形成具有密切联系。没有人在出生之日起就掌握了物理化学原理，与他人交流沟通也不是与生俱来，他们归根结底都是通过教育而获得的，这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若缺少教育，人们就不会形成正确的判断力，那么也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斯密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良好的教育才是经济发展之本。

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中去研究。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要具备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要素才能进行生产。任何一个生产过程，都是人使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过程。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也叫经济关系，它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在这个整体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生产。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生产又是人的生产，生产力是以人为主体的，在强调生产关系要适应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强调生产力中的劳动力的提高。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生产关系的框架下更应该重视对劳动力的研究。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的诸多版本里面，生产力的定义多种多样，对其内涵和实质也存在诸多争议。对生产力的认识经历了三次里程碑式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也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刘德在《财富论》中提出：“生产力是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可以从这三次发展发展普遍联系，认为创造财富的主体就是人类和人类创造发明的技术。财富被创造出来后，在国度性的前提下经济就能迅速发展，所以探讨经济发展之本就是探讨人类的发展，素质技能的提高以及发明创造的能力的提升。素质技能以及发明创造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必须持之以恒的过程，是要通过对每一代人的教育来实现的。所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之本也是教育。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说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教育的作用就是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之本，我们有必要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深入改革，既注重培养管理型人才，同时也应强化职业素质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现代经济学篇5

论文关键词：知识经济，现代化，生态建筑

 

1、知识经济推动建筑技术的变革

知识经济被定义成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亦即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1]]。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知识的获取、信息的交流和创造性思维的迸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知识经济中的知识,第一方面包括了平常所说的关于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第二方面包括科学和技术两个方面；第三方面指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关于管理的知识和能力；总之包括科学、技术、能力、管理等各方面现代化，其中更强调知识中的能力。我们今天就以建筑行业中的生态建筑为例来分析知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冲击和震撼。

2、现代生态建筑的发展需要知识经济的支撑

当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随着生产力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 导致大规模、大批量的建筑活动，也带来了建筑材料、结构、技术的突飞猛进。例如目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时期,每年新建建筑面积约10亿平方米,城镇建设投资每年高达数万亿元,规模巨大。但是,这些建筑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耗用了大量土地, 直接消耗的能源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30% ,用水约占城市用水的47% ,使用钢材约占全国用钢量的30% ,水泥约占25%。传统的建筑技术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此却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物种消亡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生态建筑发展观要求做到“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这实际上是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均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开始提倡的“绿色建筑”、“生态建筑”延续到最近深层次的“低碳建筑”,其特点均在于, 面对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形势,怎样在城市建设中切实做到节约土地、节约能源、节约用水、节约材料和环境保护,对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影响深远。同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筑节能概念并非不要消耗能源,而是需要大大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大幅度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种把建筑耗能与自然生态、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是当前最具积极意义的节能概念，实际上也就是生态建筑观的重要内涵论文怎么写。

2.1、知识经济助推生态建筑效应之一———建筑节能技术开发

生态建筑系统工程需要依靠知识经济的支撑，生态建筑要想卓有成效地得以推进与普及,除了需要资金的倾注、政策导向的引导和必要的管理手段外,还呼唤将高科技技术不断渗透以全面提升建筑节能技术，这些新技术主要包括新型保温材料、遮阳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自然及机械通风技术、新型采暖空调设备、燃料电池、微型燃气轮机、计算机控制技术等等。许多生态建筑充分利用了这些新技术,并把他们合理地糅合在一起,做到了舒适和节能的高度统一。

以我国北方采暖地区城镇居民住宅建筑为例,在建筑护结构中,通过外墙和屋顶的传热的热损失达70 %～80 %,而通过门窗能耗约占20%～30% ,显然提高整个建筑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减少采暖与空调能耗势在必行[[2]]。从我们20 世纪80 年代至今的外墙保温隔热技术的研究结果来看,提高外墙热工性能的技术类型包括传统技术、现代技术和高技术三类。而传统的技术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城镇建筑高效节能标准的客观要求。以北方陕西地区而论,要达到我国《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居住建筑部分) 的要求,其城镇居住建筑外墙的热阻限值须达1.00m2·K/ W。要实现这一节能技术目标,若采用传统的粘土实心砖墙,其厚度必需达到490mm 以上。其结果,不仅外墙的力学性能不能得以充分发挥,而且墙体耗材剧增,占用室内空间面积过多，造成资源浪费。

国内外建筑节能和墙材改革的大量技术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一再证明,外墙的高技术复合化途径是建筑外墙节能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复合外墙是指外墙在材料与构造上,由承重结构部分和保温隔热部分经组合而成,能充分发挥两种材料的各自特性,在达到节能建筑外墙热工指标的前提下,有效地减薄外墙的厚度,藉以节能节资。同在我国华北部地区,若采用复合外墙,仅需采用240mm 厚粘土实心砖墙,180～200mm 厚的钢筋混凝土墙,另加厚约20～40mm 厚的优质保温材料层,其总热阻值即可完全满足节能技术指标要求[[3]]。试想如果没有高效能、低成本、成熟配套的建筑节能技术,要全面推进生态建筑是极不现实的。毫无疑问,随着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状大,将不断带动我国建筑节能技术的全面进步。

2.2、知识经济助推生态建筑效应之二———生命周期成本实施

生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 Costing)原本来自于经济学，主要是指在产品经济有效使用期间所发生的与该产品有关的所有成本，包括开发、生产以及后勤支持。运用在建筑领域的定义是:“当存在若干个可以达到客户目标,且具有不同的初始成本和运营成本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时,帮助客户对建筑工程的成本性能进行评估的一种工具”现代化，作为在建筑方案经济性能评价领域里的一种新的成本—价值评价体系,要求在评价建筑物的经济性能时,要考虑建筑物的全过程,也即从项目的构思、策划、设计、建造、使用、维护、修建直至拆除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关注建筑的生命周期,意味着不仅在规划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并利用环境因素，而且确保施工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最低，运营管理阶段能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低耗的无害空间，拆除后又对环境危害降到最低，并使拆除材料尽可能的再循环利用。

生态建筑一般都具有初始投资较大而运行与维护费用较低的特点,以往房地产开发商总是把短期经济效益放在首位, 对他们而言, 生态建筑、节能和环保往往只是一种促销手段。业主兼住户则不仅关心项目的初投资, 而且十分注重建筑物的环保、节能效果和运行、维护费用。显然, 后者应用生命周期成本法的积极性要比前者高得多。因此在项目初期即采用生命周期成本法进行经济性能评价，从长远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建筑物的经济性能, 有助于改变投资者的成本观,对生态建筑的评价和实施都十分有利[[4]]。比如,在现代生态建筑中,建筑设备在建筑物造价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采用生命周期成本法,在各种机电设备的设计、选型、采购和安装上进行分析,是比较客观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革命与技术革新,为建筑技术的全面创新适时地提供有力的扶助论文怎么写。

2.3、知识经济助推生态建筑效应之三———一体化设计方式

知识经济学体系中注重理论和应用两个层次的结合，主要是研究知识活动的经济问题及其经济规律。它把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看成一种经济现象，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科学、技术、信息、知识的活动过程及规律现代化，既研究知识活动的经济问题，又研究经济活动的知识作用问题，既分析知识活动的经济因素与经济后果，又考察经济活动的知识动因与知识效应。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一种新的交叉边缘学科。

在建筑设计领域长期以来,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按照专业化分工的要求被分解为若干阶段：由建筑师提出建筑方案, 然后结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工程师分别完成结构设计和水、暖、电的系统设计。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特别是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广泛应用, 建筑设计领域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高, 以至于造成各专业之间的隔阂，对生态建筑的设计实施尤为不利。一体化设计是在现有的成本约束条件下进行绿色设计的整合化途径,它要求与项目有关的各类人员, 包括建筑师、土木工程师、暖通工程师、电气工程师, 甚至包括承包商和物业管理人员从一开始就介入设计过程，将专业间的隔阂降至最低，充分交换意见、共享信息, 从而增加采用“ 绿色” 方案的可能性, 同时可以减少因采用“ 绿色” 方案而造成的初投资的增加值。日本在这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在川崎市一座大型写字楼的建设中, 新的成本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建筑师、业主和承包商共同组成生态委员会, 下设环境管理、资源循环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控制个分委员会, 完善的组织和激励措施保证了绿色建筑方案的实施, 使该建筑的能量消耗减少32%, 生命周期CO2排放量降低约38%。

3、结语

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节能新产品的开发研究、生命周期成本的实施以及一体化设计等措施有利于转变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 克服传统的成本、价值体系的弊端, 促进生态建筑的发展。这些都离不开知识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知识经济以生产过程更多的创新知识投入和产出、生产,在生态建筑节能技术领域,开发出更多、更新、性能更优的技术产品,从而突破传统理念传统技术的禁锢，使我国建筑节能系统工程早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可以预测,21世纪在知识经济的强大冲击力对建筑节能及其技术体系的激发下,人们赖以生息的人居环境将更加舒适宜人,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必将步入协调、共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轨道。

1． 马 宁 女 年龄：35岁（广州，510520）

工作单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GuangDong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Guangzhou 510520，China)

最高学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经济师

2． 寿劲秋 男 年龄：35岁（广州，510640）

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uth China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China )

最高学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职称：一级注册建筑师、工程师

参考文献：

[[1]]陈志生，知识经济概念的哲学辨析，学术论坛[J]，2007(02)：21-25.

[[2]]寿劲秋、马宁，浅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现代生态建筑，建筑科学[J]，2009(12)：34

[[3]]许志中,曹双梅,我国建筑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发展前景探讨，工业建筑[J]，2004 (4)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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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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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篇7

一、引　言

 

 

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作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经济学思想史过程中的两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纪70年代史称“边际革命”的经济学价值理论革命；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革命。这两次重要经济学思想革命的逻辑结果，使现代经济学范式较之古典经济学范式具有更加宽阔的思想发展空间。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价值(效用价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从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可以被视为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统一的“行为学”过程。而凯恩斯明确地使用三大心理学因素，来解释经济过程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机制的独立性，则是对“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条经济学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把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相联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分析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元素，称作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对凯恩斯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和误用是以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把马歇尔在微观领域的“局部均衡分析”与凯恩斯在宏观领域的总量分析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部分，认为马歇尔的微观分析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为前提假设。这个两分法导致了关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他们否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根据，就在于通过“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质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设。这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同“完全竞争从而市场价格灵活性的假设”的微观经济学相矛盾，因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并据此从根本上否定凯恩斯经济学，

 

 

在“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成了1960和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思想和学术交锋的焦点。一方是试图维持其经济学主流地位，“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方则是以“去凯恩斯元素”为理论旗帜的所谓“新古典主义学派”或“新古典经挤学派”。从逻辑上看，当时的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的运动可以有三种可能性：(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马歇尔微观基础”上；(2)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瓦尔拉定理基础”上；(3)改造“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础，使之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要重拾主流经济学中流失的“凯恩斯元素”，理顺凯恩斯理论与英国剑桥传统的逻辑联系。可惜这一思路的逻辑空间至今仍然没有被充分挖掘，所以泯灭在当时的争论之中，第三种可能性由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思斯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所发展，但是由于其信息经济学工具相对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未能挽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失落。于是，60～70年代的“微观基础之争”的结果是第二种可能性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式自7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根据瓦尔拉均衡，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在此微观基础上推导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否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认为经济周期仅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并得出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一切政策都是无效的一系列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不断地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被清理掉。这种对“凯恩斯元素”的清理给当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由于“完全理性假设”和“瓦尔拉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自发地内在稳定，因为市场永远不会失灵。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新古典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之上，其微观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所谓“代表性个人(repre—sentatlve agent)”的微观决策行为来代表宏观社会的决策行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其一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合作失败的情况下，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是无法说明宏观问题的，除非假设那个代表性个人是具有思维分裂的特点，即忽儿具备某种信息，忽儿又把这种信息、给遗忘掉了，否则是不可能恰当地反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二是如果市场失灵确实是某种宏观经济现象的根源，就不可能使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来解释有关的现象。因为，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因而可以使用代表性个人来代表他们的行为)，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交易，也就没有所谓市场失灵的后果了。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无效性”推论否定经济学“经世济民”的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家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思想作为，因此由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通常拘泥于琐碎，思想贫乏，贪图技术运用的便利。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技术运用方面的考虑也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在构建宏观模型时，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权衡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理论不够特殊，就难有可解性，但如果理论过于特殊，又不具有一般性，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现象。瓦尔拉一般均衡忽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复杂的真实条件，便利数理方法的运用和模型求解。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乐于把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建立到这个微观基础之上。然而，在这种技术体系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实际经济问题或起源于经济过程的社会问题时就会表现得茫然和无所作为。

 

 

四、回归凯恩斯：当代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元素”的恢复

 

 

19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性构成了世界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面对危机提出的，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为主导的危机处理措施无能无效，为人诟病。几乎在同时，在阿根廷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导致国家破产，新古典主义颜面尽失。如果说这两个案例毕竟发生在境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推诿的借口的话，小布什执政以来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熏陶下的美国经济学家们的无能为力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和社会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信任。由于对国内经济问题无所作为，小布什的“有学术背景”的经济顾问班子这次非常不体面地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实干家背景”为主体的经济操作专才。国家管理的实践家们开始思念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推论。这些都为“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回归提供了现实的实践背景。事实上，西方一些敏锐的经济学者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思想潮流变换的趋势，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提出了所谓“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概念，预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学术领域的回归始于80年代末，但是从暗流涌动到显性张扬则只是近两年的事。事实上，如果留心反映当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就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除了少数技术专家之外，凡是具备一定经济学思想内涵的诺奖得主都落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这两年的诺奖得主则更加就是公开的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复活者。

斯蒂格利茨曾归纳出三个市场上的三种困境，并认为这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困境。  　 1．就业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观察到实际工资变化微小，而就业率却相对大幅度地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在均衡(准确来说是“恒等”)的情况下运作，要调和这种事实与市场出清模型之间的矛盾，只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但如果这是真实的，工人就不应该对失业感到忧心忡忡。其二，是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同时恰到好处地移动，互相抵消了彼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但劳动力需求曲线为什么要移动呢；在完全竞争的理论下，作为价格接受者和工资接受者的企业，除非受到技术变化的冲击，劳动需求曲线是不会移动的，更不必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移动到恰好抵消了劳动供给曲线移动幅度的地方去。劳动市场的困境，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失业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更糟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性以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来摆脱理论无法解释现象的尴尬；“自然失业率”的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驼鸟政策的结果。

 

    2．产品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实际工资变化不大，产出的波动却要剧烈得多，供给函数的弹性有那么大吗?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调整和其它产业的调整双管齐下可以将大部分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抵消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冲击，即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s)”，1990年代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流的“真实周期理论”试图用计算机来模拟经济周期，不过，连可重复性这一做实验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其模拟实验解释力又从何而来呢?产品市场的困境，实际上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

    3．资本市场的困境。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于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货币对于实际经济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政策无效。而新古典主义的“完备资本市场(perfect capital markets)”理论则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这个货币中性的结论：在完备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共财政政策也是无效的，然而，大量的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有效的。特别是货币当局也许不能够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却可以将经济引入衰退中。为什么会是这样?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无从解释。

 

相反，通过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的恢复，以上这三个市场上的理论困境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造成这些困境的现实原因，一是实际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类经济行为的“非完全理性”。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发给在这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元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对称信息”和“行为心理学”的角度针对以上理论困境提出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理论解释。

 

中心的问题是对凯恩斯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假设作出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在1960年代就是通过质疑凯恩斯这一假设而否定凯恩斯经济学的。然而，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虽然是以假设形式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真实存在，因而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只要在理论上证明，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确存在，则凯恩斯一整套的宏观理论就仍然有效，也就是说，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政府的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以斯蒂格利茨、阿克尔洛夫(g.akerlof)和卡纳曼(d．kahne-man)等为代表的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

    为解释名义工资粘性，斯蒂格利茨和耶伦(j.yellen)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效率工资概念(efficiency wages)，认为有效率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市场出清的竞争均衡工资，而是略高于这一水平的工资。由于效率工资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也就是工资下降到效率工资水平时具有刚性，不会进一步再往下降到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工作职位少于求职人数，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产生。由于存在着雇主对雇员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雇员很清楚自己是否已尽力工作，雇主则不可能完全清楚)。雇主一方面为了鼓励雇员努力工作，会将有效的工资水平提到比竞争均衡水平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实际的工资水平比竞争均衡水平高，也就造成了企业外部存在着较多的失业的求职者，对内部的雇员施加了压力，要努力工作以免丧失这较高的工资收入，这跟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 theory)认为贷款人故意将利率订得比竞争均衡的水平低，以使获得信贷的借款人在贷款供不应求的压力下按时还债的解释是共通的。

    同时，阿克尔洛夫和耶伦并不限于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他们发挥凯恩斯思想路线重视人们的心理行为的传统，主张从人的心理学、社会学假设中寻求对名义工资、价格粘性的解释。阿克尔洛夫明确指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有三个重要的考虑：(1)互惠主义(reciprocity)，如人类学中的交换礼物理论(gift exchange theory)。(2)公正(fairness)，如心理学中的公正理论(equity theory)。(3)信守团队道德(adherence to group norms)，如社会学中的参考团队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和心理学中的团队形成理论(theory of group formation)。在互惠主义的作用下，雇主会倾向于向雇员支付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以换取雇员对企业的忠诚。而在公正理论的作用下，如果工资低于雇员认为是公正的水平，雇员就会倾向于出工不出力。至于团队道德理论则决定了雇主和雇员形成关于什么是高于竞争均衡水平而又是公正的工资水平。

    另外，依据卡纳曼和托维斯基(tversky)等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阿克尔洛夫认为，雇员如果是以名义工资为其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名义工资粘性就是展望理论的自然而然的含义，展望理论是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人们的决策行为不是最大化决策做出后的财富水平，而是根据某些参考点(reference points)来衡量一个决策行为所导致的境况变化是带来收益(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高于参考点)还是带来了损失(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低于参考点)。而同样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人们更重视回避损失甚于追求获得收益。因此，人们对于收益表现为风险厌恶，对于损失却表现为风险喜好。那么，如果雇员以名义工资为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他们将表现出极力阻止名义工资下降，从而造成名义工资的刚性。

    就业市场的名义工资刚性问题由于“凯恩斯元素”的恢复而得到解释，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也相应地迎刃而解。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解释产品市场的“蝴蝶效应”。斯蒂格利茨则以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导致名义价格粘性，使厂商更多地以调整产量而非调整价格来对冲击做出反应，从而解释了乘数效应的产生机制。

    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用名义价格、工资剐性的假设说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阿克尔洛夫则进一步根据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指出，人们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rule-of-thumb)进行决策，从而会与最大化假设下的行为之间有一点点的偏离。由于这种偏离所带来的损失微乎其微，人们会倾向于对冲击反应迟钝，造成工资、价格的调整都带有粘性(sticky)。这种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而非最大化规则作决策的假设，阿克尔洛夫称之为“近于理性(near-rational)”，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相区别。在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反周期政策时，由于人们的决策行为是“近于理性”的，价格制定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不会对于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偏离最大化行为的损失甚微，影响是二阶性质的(second- order)；并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是一阶性质(first-order)，即影响相对于冲击而言是极其显著的，所以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至此，至少是在经济学短期分析领域(the short vision)，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五、结　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回归表明，凯恩斯在1930年代提出的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在当代被重新认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地位有可能恢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看，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有长足的进步，但在面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变动时，则仍然显得相当被动，虽紧赶慢赶，亦步亦趋，但通常赶上的也是一些潮流后的“货色”。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经济学者所处现代经济学研究“”，只能步“中心”之后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相当多中国经济学者缺乏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变迁发展的前因后果的了解，因而既不能也不敢预见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从而难免落后于人。在潮流即将变化之际，我们所需的并不只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知道分子”，更需要的是能够认识其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把握明天的主流，从而在将来以平等的身份同世界对话。

 

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问题是内需的形成与管理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假设在我国比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同现实的相距更远。如果新古典体系在西方国家都难有作为的话，那就更加不能想象其理论结论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所以，面对国外的各种“先进的”经济学说和理论，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只有那些对于解决我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有所助益的理论学说，才是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回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好的选项。要解决我国的经济实践问题，凯恩斯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具备优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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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篇8

(一)“现代性”和“现代性动力要素”

现代性动力要素的界定以现代性相关概念的厘定为前提，而现代性行进中展现出的多元异质性、开放流动性却构筑了“现代性”概念含混不明的渊薮。现代性作为一种方案(哈贝马斯)、一种态度(福柯)、一种叙事(詹明信)、一种行为或社会模式(吉登斯)在当代人面前的呈现，无不确证着其自我确证的悬而未决性。而本文对“现代性”的指谓侧重于其作为现代社会理论表征的哲学社会学主题，此视域中的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倾向，主要反映了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发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变革、创新、对抗，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意识和反思。基于此，本文对现代性的宽泛定义是:现代性是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现代社会和人的主导性价值理念与精神态度、以及社会运行的制度模式和机理，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心理等多层面的总体性概念。而现代性的“动力”则是对现代性发凡与发展过程的推动作用的概念化，自然，所有有助于形成或促进现代性事物发展的历史性因素均可列为现代性的动力要素范畴。

(二)现代性成长动力要素

这些动力要素主要有哪些呢?首先，现代性的成长得益于理性精神的牵引。韦伯认为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是来源于新教伦理的世界理性化，而迪尔凯姆把现代社会理解为奠基于科技理性之上。这些为现代性寻觅精神动因的做法均把现代性看作是经济生活中人类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其次，资本增殖逻辑的推动。认定资本逻辑主导了现代性的生成肇始于马克思。作为“资本哲学”典范的《资本论》力透纸背地揭示了资本力量驱动下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生成逻辑。资本增值不知餍足的贪欲或饕餮，必将釜底抽薪地消解种种中古等级制社会结构，并不断建构着持续扩张的社会生产系统进而衍生出纷繁复杂的现代性的种种特征。再次，生活世界货币化的促进。这类观点看到了货币在现代性发育过程中的力量。认为正是货币经济促成的理智功能对情感功能的优势导致了社会生活世界普遍的理性化，从而推动了现代性的成长。［1］第四，现代权力技术发展的驱动。具有浓重后现代主义风格但明确拒绝被归入此类学者的福柯发现，借助一套与资本家的需要和癖好、气质与性格相一致的现代权力模式，资本家成为了现代社会真正的主人。现代权力模式是配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治起飞，并极大促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上述意义上，现代权力与现代经济相勾连进而成为现代性成长的强大推进器。［2］第五，综合因素的观点。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雄教授从工业革命活动和经济学传统价值理念的维度探讨了现代性发育的动因，认为现代性逻辑预设的生成与“近代欧洲工业革命”(物性化、单向度、宏大叙事)、“近代西方理论经济学传统价值内核”(世俗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和价值通约主义)等因素相关涉。［3］26还有论者强调技术和资本的互助、互卫、互塑和共谋体现在“逻辑原则层面的深度契合、实体和过程层面的多维互动”，认为“技术与资本共谋的扩展过程就是对于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以此论证了技术对现代性构建的动力作用。［4］总之，上述涉及现代性成长动力要素的叙述在各自的叙事逻辑中显然都具有确定的解释力。然而“市场经济”对现代性的明显的巨大促动作用却被学界忽略了。

(三)市场经济内涵的限定

这是对其现代性动力作用进行剖析的前提。我国一般把“市场经济”定位于有别于社会制度的“经济体制”和“手段”。此种厘定首推邓小平的经典谈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显然，上述概括是立足于商品经济(以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内容重心的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基础上对“市场”作用的再强调，是从经济运行的枢纽方式立论说明人类进行生产和满足需要所赖以的物或资源如何通过市场来配置。其实，“市场经济”概念是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就经济之“计划”实然不能而对商品经济的“市场”作用达成共识的认知产物，是建国后经济实践中大陆对“计划”的矫枉而发明的一套关于“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话语系统。①因此，关于本论题的“市场经济”在本文的意蕴迥异于流行之所指。犹如传统社会的雇佣劳动不等于资本主义，前现代社会的简单商品生产亦不能定性为商品经济②。故此本文所指“市场经济”基本同义于真正的典型的商品经济形态而非狭义地理解为一种“经济体制”或“手段”，即指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以普遍化和中心化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主要内容，主要靠市场配置资源并共含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因素的经济实践活动形态，是一个内含了主体、活动、制度、精神等维度的总体性的无涉于社会制度的中性的哲学经济学范畴。其构成如图1。从此视域出发，我们将发现市场经济对现代性动力因素的基础性作用的逻辑逐步浮出。

二、理论预设:作为基础性动力要素的市场经济

那么市场经济和前述种种现代性动力要素关系若何呢?本文的理论预设是:市场经济是统摄资本、货币、理性、契约精神等诸多现代性动力要素的基础性范畴。(一)市场经济的现代性动力作用的既有分析。市场经济对于现代性成长的动力作用早已被学人所关注。亚当•斯密的相关经济哲学思想可被看作市场作用学说的肇始。斯密认为，将人们的自利目的导引入增进社会集体福利轨道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赖于自由市场交换制度和社会分工制度的形成:人们出于自利需要必须进行交换，进而产生分工。“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5］市场的扩大带来的交换能力的增长形成了现代社会分工，引发了自发价格体制并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据此，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当源于分工结构和货币化的市场交换制度。张雄教授在论述世俗主义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经济性重要内在特性与现代性的勾连时，也强调了“教化人的市场意识”的重要作用:“在市场环境下……人的社会行为和活动首先要仔细考量经济的价值取向和效益问题……经济行为人所追求的目标、劳作的方向都需要紧紧地围绕市场需求。”。［3］32然而上述观点仅从市场经济自身对现代性成长推动作用进行强调，却忽略了该因素与其他动力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以及在这些动力因素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试图进行双因素分析，从市场经济与资本结合的视角探讨现代性的生成机理。认定“现代性的许多内容、现代化的好多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资本与市场、市场经济联姻后产生的后果。”［6］这种双因素分析的学术研究路向切中肯綮并具有系统关联的分析倾向，值得肯定，但却没有进一步解说两因素之间关系的性质和地位，未阐明市场经济之于资本及其他要素的基础性设置功能，没有从澄明现代性发育动力结构的方向努力。

(二)本文理论预设:作为基础性动力要素的市场经济

上述关于现代性成长动力因素的分析虽然在各自视域内都具有确定的真理性，然而却对其间关系缺乏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有机把握与厘清。从系统学的角度看，对任何单一因素的孤立性的强调都将导致这些系统性要素的分离性和不实在性。事实上，现代性动力是一个构成性、开放性的范畴而非被给定的不变的在者。应当说，现代性的出现与成长是诸多历史性要素的函数。正如吉登斯所说:“我们不能从单一维度去理解现代性，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7］因此，探讨这些历史性要素变量间的有机关联对于揭示和相对完整认识现代性发育的动力系统不无裨益。唯物史观认为含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因素的感性的经济实践活动才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8］就现代性发育动力要素而言，唯有共含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因素的市场经济之实践活动能统摄其他动力变量，处于基础性地位。基于此，本文认为:脱壳于传统社会的现代性的成长，离不开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及技术的共谋，也得力于货币、现代权力和工业革命及某些精神因素的推动，但根本上，这些因素的共存与联动却是以市场经济活动为舞台和背景，市场经济是现代性成长动力及其要素的基础性设置。正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基础性的舞台上，资本、理性、货币、权力、工业化及其他动力要素才得以有机排序和逻辑编目，才得以相融相嵌和共存共生，谱奏出现代性宏大激荡的交响乐章。一句话，正是在市场经济活动的背景和过程中，客观生活世界被纳入到现代经济体系并打造成各种现代性的事物，进而历史地、逻辑地生成现代性的种种动力和典型特征。

三、市场经济:现代性成长动力的基础性设置

市场经济对现代性其他动力要素的规约统摄，展现为各要素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具体环节，进而互构互塑，筑造出现代性发育的基础性背景和设置。

(一)现代性的主推手———资本及其运动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性场域和轨道。

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同义于现代生产的总体性范畴，而资本———这种向“市”而生的有别于中古皇权等超生产性(暴力性)的生产性力量———要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两大(资本和劳动)主体之一，必须发源于现代商品经济生产并始终依靠商品经济获得持续增殖。它以增殖为最高目的、以生产交换为第一活动原则。这就内在地决定了横决天下的资本也必须屈从于市场需求，市场交换就是资本愿望实现的“巴比塔”。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就是“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9］88“商业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9］89对市场的遵从，体现了社群性需求的市场幻象对资本逐利冲动主导的个体性生产供给的根本规定性。首先，资本的普遍生成依赖于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统治地位的取得。市场经济形成之前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被马克思视为“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早已经产生”。［10］但在封建经济统治下，资本的普遍生成绝无可能发生。只有借助市场交换经济的普遍化才能实现把剩余劳动投入再生产领域并产生积累的普遍化，进而在经济交换领域才能使资本生成普遍化，也就是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1］。其次，资本运动第一步———整合生产要素使其“生产资本”化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资本家正是通过交换从市场上获得用以组织生产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一关键性的步骤显然以市场上“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9］51为前提。再次，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实现原始价值增殖与“变现”有赖于“商品”在市场上的“惊险的跳跃”，［9］127即市场交易的成功，它是市场需求导向与资本生产供给路向的有效对接，它是资本本质欲望的确切满足。但商品爱货币的“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9］129商品在社会分工体系的自发性和偶然性支配下必须、而且只能通过市场“惊险地”变现为货币。总之，作为现代性成长主要推手的资本，正是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历史地生成了现代性的种种环节、结构与众生相:现代社会生产与分工结构的生成、社会伦理关系的货币化、现代生活方式的诞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世界、武装人们生活的各种新技术，这一切都能在市场经济与资本结合中找到源泉。可以说，资本是一种向“市”而生、在“市”而活、离“市”而终的社会存在物，市场经济乃是资本诞生的胎胞和资本运动的基本场域。

(二)货币的现代性推动作用实为市场经济“交换”环节功能的典型体现。

货币对现代性的动力作用主要体现有二:

一是对自然血缘伦理关系和古老社会权力等级制的消解;二是使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扩张普遍化。然而这些作用的发挥却依托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市场经济发展的限度决定了货币力量作用的程度和效度。货币所能表达的现代性社会经济关系领域的能力和范围，受制度、习俗等社会现实的限制，尤其受制于既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言:“货币欲或致富欲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瓦解”，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换走了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辅币”，因此“古人抱怨货币是万恶之源”。然而，货币要实现上述伟大的革命性进程，却不是自然的和无条件的，而是“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12］也就是说，必须有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的革新，才能最终冲破传统的货币。

其次，货币对现代性的推动本质上即是市场经济交换环节功能的具体呈现。在现代性发育方面，货币对传统等级制的消解及促使新的平等观的确立，与其说根源于货币冲破旧有伦理观念与传统的权力樊篱并由此导致了自由契约体制、现代伦理感情和实践层面货币对旧特权的代替，不如说是市场交换关系对交易主体双方的平等性诉求使然。没有这种经济“法人主体”的平等性和自由性，市场交易的广度、深度和性质都难以破壳于中古社会设置。正是通过逐利欲望支配下的市场贸易的扩大驱动，使得自然物和人从传统的规制下释放和解放出来进行有别于传统的生产类型重组，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交换中，并服从于这种交换。所有阻滞市场交换导引的这种转型的人、规则等传统事物都将被去魅或摧毁，并被适应这种市场交换的现代生产、制度和精神所取代。而货币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换”环节上述作用发挥的关键性、基本性实现工具，是交换和贸易得以实现的最强大的载体。

(三)工业革命不过是“技术”作用下发生于市场经济“生产”环节革命的特定时代表达。

其一，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维度为工业革命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保障机制。如前述，市场经济本身包含着制度性维度如产权和个人自由的保障制度等。正是这种机制“是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最主要原因”，“这种有效性机制普遍促进了各类资源的效率，使之超越了生发工业革命的临界点。这才是理解工业革命的根本所在。”［13］因为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一场资源配置的现代革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本质性提升的原因并非技术和资本，而在于对个人自由和产权保护的机制的形成。正如汤因比所说:“这是《国富论》获得其魔力的工业自由的信条。……这是人类最惊人的权利之一，(人类)不仅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且还有生产和交换的自由。”［14］总之，正是在市场经济的这些制度性维度的保障下，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方能释放出其巨大的能量，推动着工业革命的发生。

其二，原工业化的启动和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持续拉动。由门德尔提出的原生工业化(自然发展而来的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的生发首先根源于农业生产发展引起对各种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和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导致城镇(市)的繁荣，亦即大量市场需求的拉动才使一个地区具备发展某种手工业的潜力明显起来并形成大批量生产，进而形成了原工业化的起飞。正如雷纳德所言:“近来对工业革命的理解达成了一致，即工业化前夜消费的兴起是西欧制造业的动力。”［15］地理大发现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巨大扩张，更使得工业革命时期主要国家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难以想象，若无这样一个世界市场工业革命是否能发展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市场正是工业化增长的发动机。

其三，市场机制是工业化转型核心要素———技术发挥作用的关键性环节。毋庸置疑，尽管技术革新处于工业革命“故事”的中心位置，然而市场“诱导机制”对技术创新的实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需求和供给是这个机制的两个要素。首先在需求方面，人口和收入增加、海内外市场持续扩张带来的工业品需求的增长，是技术变革的前提条件。其次在供给方面，出于增加市场供给的目的，生产者必然采取技术改进和革新这个途径。应当说，需求和供给的扩大是刺激生产进而刺激技术和机器创新的强有力的直接和间接因素，而这一切都须在市场机制中得以实现。

(四)市场经济的精神特性和重要运行机理表现为理性、现代权力、世俗主义等事物诸种。

其一，市场经济活动不可遏制地将人的行为活动纳入到理性化规则之中并生发出现代性的理性化特征。承担起对人类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去魅的伟大“革命家”正是市场经济及其各活动要素。首先，科学技术实现了对事实世界的去魅化。传统社会中那些使人敬畏的巨大不可知的自然力量和存在，被“怀疑一切”的理性精神抽象并概念化，然后逻辑演绎出一个理性世界;实验和归纳逻辑的应用更进一步揭示了自然存在隐秘的因果和函数关系。由此，“知识”成为理性化和改造事实世界的“力量”和利器。其次，五彩缤纷、千差万别甚至附有迷魅色彩的物品体系的效用价值世界被货币体系的劳动价值世界所通约和转换，成为只有量的大小的由抽象劳动构成的数量世界。由此，附着在物品体系上的人们的神圣和宗法伦理感情及价值被祛除。当然这一切均基于资本逐利逻辑的增殖冲动，总之，人类正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实现了世界的理性化。正如韦伯所言:“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16］

其二，现代权力发凡于市场经济并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织机理。服从于市场交换及生产的现代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之运行以组织管理的理性化为机理，这种理性化的组织管理手段就是福柯探讨的现代权力。福柯笔下的这种权力具有匿名性、生产性、实践性、奴役性。其微观性则不同于霍布斯权力的国家模型，而是弥散于工厂、医院、监狱等现代社会各组织设置，但究其根底却发凡于经济领域，与经济理性具有同质性，均为市场经济发育出来的工具理性的成像并服从于同一逻辑:用最小付出达致最大目的。现代权力的此种逻辑无非是利润最大化之经济交换理性在社会领域中不可阻挡地延展，并与经济活动的理性一起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活动运行机理。

其三，市场经济还生发出了世俗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和价值通约主义等精神特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于此，世俗主义之人的欲望的开发、市场意识的教化、商业精神的铸造，均深深扎根于市场经济实践活动之中，而绝非纯粹根源于神性的俗化或先验的欲望之恶的驱动。恰恰相反，世俗主义之欲望只能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培育和生发，并反过来极大推动前者的发展。同样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出现也是基于传统经济向普遍性的商品经济转化的经济事实。确言之，正是经由农业经济条件下共同体之间的交换、手工业生产条件下依赖于共同体的个人交换、大生产条件下完全个人性的交换三个阶段，具有典型利益动机的个人才摆脱了宗教、伦理、血缘一致性等束缚仅仅与利益联系在一起进而成为独立的经济性主体。正是在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个人才成为市场竞争的基本单位。而作为这种个体经济独立性事实的历史性观念符号，个人主义及其内含的现代文明之个人权利、自由经营等要素才得以生发而出。至于价值通约主义，则更是对市场经济交换环节之工具———货币———所具有的自由通兑物性世界的神奇功能在主义观念上的提升和概括，是市场交换环节的社会意识表达。

四、结论

现代经济学篇9

    一、认知、话语和权力

    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是由不同的个体和群体的地位构建起来的。在这种地位结构中，功能便是一种作用，或是在既定地位中的个体的实际行为。功能与结构是相互影响的。所谓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社会的功能和结构发生转变的过程。所谓新石器时代或农业革命以及现代世界的形成，都被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巨大的分水岭。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进化论的假说，都不容否认社会结构上的这种根本性差异。这样，理解社会变迁的关键点，就在于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定向的分歧。

    埃弗雷特·罗杰斯认为[1]，基于变革原因的考察，社会变革是个二元范畴：内在变革与接触变革。在既定的社会系统中几乎没有外来影响的介入而发生的变革为内在变革；接触变革则是由介入社会系统的外来原因所引起的，它又分为可选接触变革和定向接触变革两种类型。当外来者无意地或自然地把一种新思想传播给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时，他们会选择其所愿意采纳的东西，创新思想的接受者是依其独特的需要来对这些新思想作出选择、解说、采纳或抵制的，这便是可选接触变革；定向接触变革则是指那些把自身作为变革样本的外来者，为达到既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变革传播。

    如果说，以往最重要的变革类型是内在变革和可选接触变革，那么，在当代社会中所发生的确实是一种定向接触变革，即便是一些偶尔存在的诱导性内在变革，也展现着强烈的方向性。于是，在此所提出的问题便是，这种“定向”的标准是什么？经济发展的量度是定向社会变革的一种类型，它包含着以更为“现代”的生产方法和社会组织的改善，来获得更高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目标方向。当这种量度以“现代化”的概念而得到表达时，一方面确实表现了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的基本事实；但另一方面，即便仅就经济目标而言，为实现经济发展而采取的“现代”方式，也同时意味着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的一系列新的思想、价值观和规范的确立。当人们普遍地从与“经济发展”极为相似的意义上来定义“发展” ，进而把“发展”定义为社会系统的变革时，便十分清楚地表明，现代化的涵义绝不仅在经济事实方面。

    这样，无论在人们对仅仅依靠内在和自然变革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率日益不满，而力图以现代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经济增长，并通过诸如政府规划等不同方式来实现定向变革的实践层面，还是在对现时段民族经济进程的分析层面，都遭遇了“现代化”概念这一既有巨大诱惑力、又是一个重大陷阱的困扰。从为保证发展成功的最低限度上，到针对以经济的和社会的标准为基点，把全球民族划分为发达的和欠发展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两大部分的流行做法的一个更大的范围，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问题，都以“现代性”的预设为前提、并受到这种预设的制约。

    恩格斯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个“ 伟大的基本思想”揭示出，人们获取知识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以及人类认识的相对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2]。人类知识体系的这种本质特征，使米歇尔·福柯对其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增长，而不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在可能的程度上使求知者偏离他的自我，那么它归根到底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如果思想不是用以向它自己施加压力的批评工作，那它又是什么？它要不是在于努力弄清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去为早已知道的东西寻找理由，那么它的意义究竟何在？”“面对真理的历史给所有思想带来的危险”，应该看到，“如果要不断观察与思考，有时候关于了解自己能否采取与自己思维不同的思维方法去思考，能否看到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事物这样的问题便会变得绝对必要”。应该“了解在何种程度上为思考自身的历史所作的努力能使思想摆脱它所思而不悟的东西，使它能够采取另外的思维方法”[3]。

    这样，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关键并非一种认识的正确与否，而是这种认识为什么会产生，是这种认识背后的文化机制。福柯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视为权力— 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权力—知识，贯穿权力— 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 [4] 这便可以看到，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的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联系的”，“不同形式的话语是不同形式的抑制和知识图式不停地来回运动的载体”[5]。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一定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而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型构”。这种特定时期社会群体的一种总体关系的存在，决定着那一时期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与范畴；决定着那一时期提出问题的可能方式与思路。如果说，谈论社会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往事的叙说，那么，它就是一个当前人们的社会行动，并且影响着当前的社会体系，从而，往事只能按照现在而不可能按照过去的真实性加以叙说。因此，对任何有创意的研究来说，其首要的前提在于对支配其研究的概念、范畴和整个话语体系进行深刻的梳理，展现出对所谓“现代”的本质、特征，对“现代化”话语中透出的多层涵义作一番探究的充分必要性。

二、现代社会的本质与特征

    “现代”是一个意义边界极为模糊的概念，它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经历了最近几百年的一个社会过程；而且是有定向标准意义的概念。对其全面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各种不同的描述或许都只是人们对其某些特征强烈感受的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社会化的生产力”和“世界历史的开创”，对所谓现代社会作了一个根本性的概括。这一概括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如汤因比、布罗代尔、斯塔夫里亚诺斯、巴勒克拉夫、沃勒斯坦等人，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过现代社会以经济一体化构筑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体系的过程。该社会的众多特点，都产生于两个基点的合力交叉、重叠中；进而演化成诸如个人自由、价值和主体存在地位的塑造，以市场为基点的经济制度的构筑，科学主义知识体系的确立，以至到工业化、一体化等具象层面的范畴。

    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力量而构筑起来的。正是这一基本事实，使“资本主义”几乎成了“现代社会”“现代性”等概念的同义语。从资本概念衍生出的资产阶级一词，最初只是作为“资本家”这种个体性意义的使用。人们对这些人从未有过友好的口吻。实际上，这个阶级起源于一个被压迫的等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盛赞“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6]。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及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这个阶级始终立于经济的基点，以其经济行为力量的增长来获取相应的政治成就，并最终获得了对社会的独占统治的。汤因比也曾提出，把“现代西方文明”这一专有名词中的“现代”一词解释为“资产阶级”，“现代”一词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精确而具体的内涵[7]。资产阶级时代同其他一切时代的区别，表现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8]；也使“经济”成为现代社会最显现的和最具根本意义的特征；并使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成为构建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基础。但直到1867年，马克思还从未用过资本主义一词[9]。确实，翻开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我们所看到的不是 capitalism，而是bourgeois society和 capitalist一词更为普遍而广泛的运用。在1902年威纳尔·桑巴特出版了《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后，资本主义一词才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对于这个“挑战用语”，对于这个词义含糊、不够科学和使用不当的词，至今仍未能得到一个足以令人信服的确切定义。

    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发展出了对物质世界的大规模控制，但仅以技术进步是无法说明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的。人类历史已多次地证明，有时孤立地出现的一项发明，虽然灿烂辉煌，却无实用，成了纯粹的智力游戏。当代西方的资深经济学家也多次谈到，“生产不单纯是技术过程，它也涉及社会关系，特别是关于财产要求权的法律规定和工人惯例”[10]。道格拉斯·诺思认为，马克思和斯密都把现代经济的特征和发展，归于有效的所有权制度。他进而以产权理论的构建完成了对经济发展的制度性解释。这些都表明了技术是必要的条件，但仅以技术还不足以说明经济和社会的本质特征。这种方式也产生了利润追求的倾向，但马克思对资本古老形式的分析也明确指出，利润追求并非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甚至市场也是先于现代社会而存在的。布罗代尔提出“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进而以其对形形色色的交换分析的史实，说明市场经济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甚至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也不是这个社会的新创造，勿宁说是它提出了这一概念[11]。从经济的根本意义上说，这种方式表现为“m—c—m” 的循环运动，但这个循环的压力究竟会把整个社会结构推向哪个明确的方向，既非必然，也难以看清。如17世纪末期荷兰试图越过重商主义的努力就宣告了失败。在马克思、斯密、穆勒、熊彼特以及韦伯、布罗代尔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把资本主义视为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的引申，形成了把资本主义作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征的历史构成的概念。这就使得对它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经济的范围，而不得不扩及到社会的整体分析。

    马克思等人把“现代”的开端定在16世纪，“资本主义”在此时获得了以新教改革和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文化形式，但它在此时的经济生活中，只占据一个狭窄的平台。当其在世界性的扩张、并演变为今天整个社会经济的“主导体系” 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并非随时都以取消传统活动、以及两相对抗的关系为前提，反而经常把这些既存的现实活动当作拐棍一样依赖。最初以流通领域为其活动场地的资本主义，只是出于贸易的需要和受利润诱惑的驱动，才与生产相结合；只是在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条件，使工业成为有厚利可图的生产部门时，才把工业生产据为己有。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地欧洲，在16～17世纪中，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巴尔干、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岛，从莫斯科公国经波兰和中欧到汉堡、维也纳、威尼斯一线的广大地域上，各种因素促成了再版农奴制的产生；在美洲，它使奴隶制在16世纪轰动一时地进入新大陆；在亚洲和非洲，它也使各种各样的农村公社成为服务于其需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自由竞争”的市场视为资本主义，那么，当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力量以垄断企业的发展不断地排斥着“竞争”，而一些“竞争”的因素，以分离性的表现而继续存在时，究竟二者谁为资本主义呢？正是面对这种现实的存在，张伯伦和罗宾逊在20世纪30年代，同时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这表明，资本主义只是在其他生产方式的簇拥下，并牺牲其他生产方式，才能生存。即便在今天，资本主义之下还有一个宽广而厚实的底层经济，据估算，在当今世界的工业化国家里，这个包括走私、物资和服务的交换、“黑工”以至家务劳动的，脱离市场和不受国家监督的各项活动的底层经济，约占全部经济活动的30％～40％。布罗代尔以此认为“资本主义有一种活生生的辩证关系：它同位于它下方的非资本主义因素相矛盾”[12]。“资本主义处在经济生活的两个区域：一个是归它掌握的和常住的区域；另一个是它旁敲侧击和乘虚打入，但始终控制不了的区域”[13]。

    但是，当我们正视资本主义对现代经济的“主导”，并在此意义上谈论现代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同义性，从市场的角度来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时，市场或交换的一般关系，不过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外部基础；而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社会，就不过是使这种市场关系获得了最为成熟的发展。这种成熟的发展创造了市场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市场存在的特殊形式，以流通构成了整个经济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在流通—生产—流通的循环中，前一个流通隐含着生产，后一个流通包容了生产。经济过程的总体性，完全地表现在流通上。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在生产或其他领域的活动称为“资本主义在别人家里”，而把流通领域称为“资本主义在自己家里”[14]，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根本性的特点。依靠流通和货币的量化联结，使人们的特殊劳动成为一般社会劳动的特殊存在方式。但他们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差别，在商品作为价格的观念存在中消失了，“而且这种消失是全面的消失”。“ 他们实现为交换者，因而实现为平等的人，而他们的商品（客体）则实现为等价物” [15]。并通过物化的形式，使他们的平等成为实现了的社会关系。这样，市场存在的这一特殊形式，把每一个市场参与者，每一个主体都置于同一规定中，并构成他们的社会规定。如果不再从一般意义上谈论现代社会的市场，而是把它视为市场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这种以流通表现其总体性的经济过程，或者说，现代社会市场存在的特殊性或其本质，正在于它体现了“人生而平等”的深厚的伦理学基础。

    如果说，现代社会曾以“人是万物的尺度”，开辟了最初的发展道路；那么，在它发展了的形式中，至少在经济领域，人已不再是“万物的尺度”。弱肉强食的经济法则以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前此人类历史漫长过程中的所有权限制性观念，全部抛在脑后。物质占有与精神价值的分离；个人财富的价值对其自身外在力量的依赖；以及财富所具备的形式愈来愈不能为所有者直接利用，只有通过市场出售才能直接利用这一财富的事实，使“人不再感受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向这些外界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实质”[16] 。在资本主义统一的经济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巨大的文化矛盾。从作为起点的生产来看，经济的功能原则无视对直接需求的满足，强调的是严格的劳动伦理和纪律；而在作为终点的消费中，经济的功能原则，则建立在享乐主义态度和持续扩张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消费的本来意义，是人实现幸福的手段，消费的行为应当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创造性的经验。但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成了它自身的目的；消费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一种与我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人不断地努力，消费使人依赖于这些需要，在物欲的追逐中忘记了消费的意义，忘记了“人是谁”的问题。“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 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的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17]

    现代社会就这样造就了一种与其他制度部门分离开来的、独立化的“经济”的存在。依凭这种分立，它使经济因素的动力作用居于支配地位，或者说，经济支配了社会。它导致了由市场因素所构成的经济功能条件与文化整合的冲突，亦导致了它和象征意义的世界观、行为准则的共性相冲突。同时，在这种外在形式的、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中，现代社会却内在地塑造了比以往更为紧密的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人们在法权意义上所获得的、名义上的自由等等，实质上转化为死的、过去的、物的力量，以资本这种典型的形式，对现存的、活的、生命力的绝对控制和支配。物愈是获得价值，人就愈是没有价值。个体依赖于物质或技术的范畴来把握自己、自己与他者的关系，结局只能是人的智力财富的衰减和人的扭曲。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再是自己的目的，而成了他人或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或成了非人的经济机器的工具。这样，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在物质层面上带来最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在社会和心理层面带来了对人类最严重的摧残。

    经济不是以一种形式，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着的学术视野，不仅要求人们看到，不同经济形式在人类社会中的历史存在差异；而且要看到，在既定的历史时空中，任何一种经济形式都不能囊括社会经济的整个活动，而构建起单一的结构。由此可见，“现代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存在差别的。只有接受市场经济与现代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不再简单地把二者等同为一，才能更好地理解所谓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也只有基于这种区分，才能使人们在人类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上，真正不再以“现代的”或“资本主义的”既存模式为唯一定向，而提供探寻多种途径和选择的可能。

    现代社会同时也是人类认知体系或模式的一个根本性转折或重塑。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清楚地说明，古老人类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感知世界的，它的认知基点，是对感官知觉的绝对信任。通过或这或那的方式，诸如祭祀、仪式、图腾等等，使“人体式的大地”符码化，并展开对感性世界的分类。而作为现代社会认知体系或模式的根本性代表的科学，就是以客观的认识取代主体的感知。这一认知模式认为现象不过是有系统性的假象，只有通过规律的发现才能理解和解释现象。因此，它以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可分性，宣告了知识与人的身体的离异。它建立在主客体分离的基础上，它不考虑主客体关系的域界和共在范围，并占据认知的主导地位，以为它可以取代或完成人类的所有知识。并以中立、无主观价值标准、客观的科学形象，确立了一种新的话语—权力关系。

    现代社会上述各方面基本特征和力量的扭合，并通过这种认知模式的塑造，赋予了现代社会“理性”特征。这种理性被法兰克福学派称为“工具性理性”，即可以用来创造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的理性，同时也可以把其他东西变成方法、变成工具。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也可称为“实践理性”。现代社会就这样以总体的“实践理性”，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诸多特质，而这种改变，并非全然都是趋向更好的方向。诸如它对物质世界的大规模控制，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在表层意义上的分离、物质享乐主义、道德沦丧等等。

    如果说，早期人类以主体体验出发的认知模式确实具有太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也强调和维持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那么，现代社会把握外在事物认知基点的客观性、准确性或科学性，在确立了人对自然的主宰地位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对自然的肆意毁坏，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根本性破坏。现代社会确立的科学范式是以 “理性”而自我标榜的。然而，从个体来说，理性是对自我的控制，是强加于自我的，是以对本能的隐抑和痛苦为代价的，这便造成了内在的精神分裂；同时，它还以社会的对立、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形成了外部更大范围的社会的分裂和人与自然的分裂。可以看到，它是以科学的外表装饰掩盖了毫不留情的利益追逐。这种“理性”立足的基础，就在于对 “客观性 ” 因果分析的强调。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所谓客观性，只可能指人与引人好奇的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不可能存在于人之外。我们树立的任何客观性标准，都必须以这个关系为中心 ” [18]。从而，这种理性的认知模式，遭遇了以或然率原则对因果性原则的取代和批判，尤其随着物理学以测不准性、主体和客体的不可分性等，而表现出的对“客观性”的抛弃，使其遭到了怀疑。

    从根本上说，现代认知模式对实践理性的强调，把人们引向了关注于“统治知识”和“有用知识”的狭窄孔道，而排解了人们文化生活中的再体验、经历与自我创造的过程。按照舍勒的看法，宗教、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关系，绝非一种时间上的后继与超越的关系，而是知识形式的同步关系。法国数学家亨利·彭加勒也否定了科学能认识一切现实事物的观点，而断言其所能做到的至多只是确定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实存中可以看到，社会愈前行，生活愈丰裕，反理性的文学、艺术、生活风格和风貌也将愈益发达。这表明，人类没有理性便无法生存，但人类只有理性也无法生存。理性的认知模式仅仅是人类认知中的一个部分，尽管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但也不能取代人的全部认知模式。基于此，卓有见识的学者提出了“理性需要解毒”。从庄子“有机械者必有机心”对发明和异化的最早抗议，到 20世纪成为哲学洪流的“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以至到今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便无非是这种解毒，要求冲破、粉碎、废除理性的主宰、统治、控制、管辖和束缚，以使那个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获得拯救或解放。……理性需要解毒，人类需要平衡。人不能是动物，也不能是机器。于是人不断要去探寻、询问专属于自己的命运”[19]。

    因此，当代以发展和资源、生态失衡与环境重建等形式，展现出来的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批判，不能仅仅归于经济等个别领域的问题。其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地球资源即将耗尽的问题上。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对现代社会认知模式的反思与质疑。它所隐含的是，前现代社会对自然界的态度或许有其极具价值的启示；它要求以不同于现代社会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来审视被其所中断的一系列涉及自然的价值观。人们在此所希望的，与其说是拯救自然，不如说是探寻改变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在对自然或地球资源的热爱与崇拜中，体现了对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而和平共处的理念的执着。作为现代社会总体化标志的“实践理性”，正为人文科学中理解精神表现的各种准则所补充。当人们提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从理性（人类、历史、必然性）始， 以感性（个体、偶然、心理）终”时[20]，是确立了一个新的认知出发点。这就是确认方法论的多元性和解释、理解方法的差异性、互补性。因为人们必须通过人来认识、解释事物，而不是通过事物来认识、解释人。它的任务是要告诉人们：这个理性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

三、“现代化”概念的反思

    从文化、民族、地域的角度，或者准确地说，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具有如上特征的现代社会是首先在西方民族中产生的，它既是这种特殊的文化体系世界性扩张的结果，也是在不同的地理、文化和历史实体之间的一种新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的建构。正是在这种本质关系的制约下，现代社会所标榜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一直被其现实的进程所瓦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其诸如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等等的暴行，使群体的碎裂化和利益的竞争成为人类的真实状况，使人类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观念土崩瓦解。利奥塔曾以“歧异”概念指出了，“日常互动中的差异性是如何被掩盖和压制的，那就是借助于更加强有力的手段，把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的话语和实践，强加给那些不能在霸权话语中表达他们自己的需要与观点的附属群体”[21]。在平等、共同性、普遍性等等的现代标识中，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现实进程中充满了压迫性和不平等的一面。而这正是激起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主要动力之一。

    如果看到，这种关系的建构立足于经济的基点，经济是现代社会最显现的和最具根本意义的特征，就不难理解，培育了20世纪社会发展与变迁研究的主流思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年鉴学派等等，为什么都会如此强调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塑造。拥有同样广泛影响力的现代化理论，更是形成了一种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循环论证法，即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关键过程，而若没有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初期倡导者丹尼尔·勒纳就这样说：“在所有发展中社会里只有一种现代化的过程——不论这些社会的人种肤色、信仰、气候如何，不论其历史、地理、文化如何。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欠缺了现代化就无从支撑的发展过程”[22]。十分清楚，这种论说认定，所有发展中社会，不论有何种差异，都一定要经历一些相似的变化。这便把其他地区或时代的社会变革的研究同质化，而纳入西方式的一般历史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工业、政治和军事的主导性力量的兴起，与殖民地国家政治独立的涌动相结合，推动发展问题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经济论题。围绕这一论题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在一系列的原理中显现出了多样性：在经济学领域，现代化理论的直接依托，是从古典经济学时代开始，就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致性或一体化发展关系阐释的主流经济理论；在社会学中，论及现代化的主体文献，则是使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话语与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看到，美国对这种政治浪潮的责任，是使用发展援助计划去制止共产主义的扩展。那么，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理论又是作为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理论辩护而发展起来的。1960年问世的现代化理论的经典文本之一，《经济发展阶段》的著者罗斯托，也是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一名总统顾问。他的著述的流行无疑与其较高的公共形象及其理论的“意识形态适当性”相关。当这种理论以不同的学科语言表达时，全部都承载着一套普遍的假定。它们囊括了一个对个体决定行为的聚焦，对“现代”与“传统”之间区别的运用，以及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技术性导向的一个规范性发展模式[23]。如“非理性的传统限定的土著”模式，就是其早期的一个假说。在这种话语—权力框架中产生的“现代化”观念，自 18世纪就在塑造西方历史的发展，并把西方世界定义为这个普遍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率。 可见，现代化理论中的理论争论所关联的是传统—现代区别的特征界定，而非区别本身的确实性。

    既然现代化的中心聚焦于经济发展，在经济学领域的分析中，也就更多地展现出了这种定向的特征。无论是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罗斯托的工业化起飞理论等等，各种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模式，虽其着眼点、主题和形式各异，但共同的特征，都是以18世纪以来的西方经验为依据，利用加速度与力的力学观点，描述靠应用力学扶助的工业成长的自然过程，藉以理解现在的第三世界，并实现把这些模式套用为非西方社会中的目标。这些陷于“纯经济”的描述，把人们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局限于“经济—技术”狭窄孔道，而普遍地忽视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由西方知识—权力框架所塑造的霸权关系意义。而对“现代化”概念的反思，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促成原来物质—技术导向的经济学，向象征—文化导向的经济学转变。

    勿庸置疑，历史的现实确认了，西方或西方的话语—权力之网，是塑造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70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研究中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转向，就是对这种话语—权力体系进行反思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一学术转向直接向以往中国研究中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挑战，这三种西方中心论话语的核心内容，是把近代中国社会预设为停滞不变的，其所有的社会变迁是由西方的冲击引发的，而以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外来力量是变化的主要动因。但是，如果止步于此，这一学术转向就会仅仅被曲解为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而把其具有深刻启示性的意义一笔抹杀。这一转向的意义，并非鼓励我们重回封闭的体系，以强调某种特殊性或声言祖宗的伟大，重弹“自我中心说”的老调；也并非引导我们去否认实际已发生过的、不同社会共同体之间相互碰撞的关系。应该承认，在现代社会所构造的世界统一性框架中，各种外部的关系或力量，都已借助不同的形式，或冲击—回应，或挑战—应战，或积极或被动而得到实际的表达。

    19世纪中国的“中体西用”与日本的“和魂洋才”，就是冲击—回应的具体历史表现；这种回应，是试图把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的一种选择。只不过这两个从相同基点出发的选择，结出了大相径庭的果实：在中国，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榜样”为中国改革家所接受，随着 “用”（或“器”）的内容从坚船利炮扩大到工业化、科学乃至教育，“体”（或 “道”）的内容不断缩小。“体用”之说的实践终于“陷于一种智力游戏，进退两难，两相抵消”；它使中国人自己在“从事一桩无法实现的工作，即试图通过根本改变一种文化的办法来保存这种文化”[24]。日本则表现出“没有文化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的命运”。而从更大的世界范围来看，在联接欧、亚、非的广大的伊斯兰教地区，穆斯林精英对这种西方的优势也选择过不同的回应：在19世纪30年代，曾 “尝试过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而自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50年中，又进行了新的尝试来协调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论证了“伊斯兰与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精髓的相容性”，在此过程中的一个极端产物，便是土耳其以“西方化来实现技术的现代化”。也有人认为，埃及和非洲已走向了“没有技术现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过程”。塞缪尔·亨廷顿也曾从这些历史事实中以现代化选择的不同模式，阐述了“西方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差异[25]。

    这些“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区分，尽管似乎力图说明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现代化也不意味着单一文明的胜利或人类历史文化多元性的终结；但十分明显的是，这种区分是在未对西方支配性的话语—权力体系进行根本性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使这些不同的选择在具体的历史层面上都展现出一种方向性。而我们可以看到，多种选择的存在，或许就隐含着寻求整个人类发展的更好的道路和方式的可能。尤其随着对西方的崇敬、盲从或畏惧心潮逐渐平息，人们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霸权也并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力量。而由西方所主导和塑造的现代社会，并未达到社会发展渐进图示的至高点，只是意味着一种与先前所有各类社会秩序都有巨大差异的社会的产生时，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不少的“传统”都通过反思而得到利用，并在某种意义上也“通过话语而被理解”，塑造或修正着不同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

    既然“现代化”的概念是在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并以世界一体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产生的，以不同形式而得到表现的冲击—回应，就成为一种实存的关系而不容回避。“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转向，并不在于否定冲击—回应的存在，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以往把这种关系进行简单化分析的批判。当这一学术转向看到， “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时，它真正的启示性意义在于，把人们对非西方民族或后发展民族的研究，“从一种由外界强加的无变化之看法中解放出来”[26]；以一种新的角度或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现实世界中获得不同形式表现的冲击—回应的复杂关系。

    这种新的视角认为，“现代化”不仅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因为它对历史进程抱有固定的看法，认为历史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并带有浓厚的目的论的性质；而且它表现出根本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从而形成把他们自己的经验普遍化的自然倾向。因此，这一新的视角要求人们根本放弃现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传统—现代”的概念，寻求另一种较少受西方中心论污染的方法，来描绘300年来席卷全球的各种大规模历史过程，探寻现时和未来的发展之路，可能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它承认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和感受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 27]。这也就在根本上意味着，不再是强迫人们以唯一的技术导向的方式去回应现代化，而是倡导多元事物构成的多样性，在保持与往昔的平衡中，用人道的、符合人们意愿的方式实现人类的进步。当然，这并不能寄托于对既存的、渲染各自特点的各种具体发展实践模式的褒贬上，而是要以一种更为平和而客观的心境，来面对整个人类对发展道路和方式选择的问题，以取代一种话语、一种承诺的历史。

    福柯对知识—权力的关联分析，对理解“现代化”概念中的霸权关系及其支配性运作，是很有启发的。如果看到，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总是依赖于“某种话语和真理体系”的生产与流通而存在，就有可能摆脱法权模式和经济学模式等权力理解的“现代性”缠绕，而看到权力是在各种力量关系的交换中所形成的一种多形态的、流动性的结构性活动。它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而非压迫性的。当这种霸权关系获得文化表现时，总是把一种劣等意识强加给受其支配的边缘群体，并同时把自身确立为一种典范，尤其是一种技术性典范，以让后随者追赶。这样，现代社会的“实践理性”，“不是居高临下的单方面禁止，而是在弱势方也产生了生成性（ productive）”[28]时，西方无孔不入的霸权体系对人们的内在控制，才畅行无阻。因此，西方霸权体系对全球的支配与控制，并不意味着非西方社会只是由西方创造的历史客体，而是在他们无批判地接受“现代化”概念、并实施“赶超”的过程中，使他们日益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塑造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弱势地位，使其以作为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为始，在无批判接受的“ 现代化”目标引导下，当其力图把自己的社会建设成与原来的社会不同、而以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模式为取向的努力时，所获得的“主动者”地位，实际上完成了对欧洲文化霸权的认同，也就成为塑造这个霸权体系的参与者。无独有偶，新近的一项军事理论研究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在高科技追寻的轨道中，是落入了“ 高科技追赶”的陷阱；不仅不能摆脱现存霸权体系的军事控制，反而是将自己更牢地绑缚在这种霸权体系的支配中。或许只有以“游牧式”思维和实践的、非规范的战略举措，才能回应这种军事控制。

    “现代化”的概念，正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的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中。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排遣“西方中心论”的阴影，至少在作为欧洲文化霸权核心基质的“实践理性”上，“西方中心论”的存在，无论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思想的话语体系中，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影响力仍以多样化的变形形式而日益扩大。西方霸权的支配关系，把现代性构组为成“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 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 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29]。由此而形成的“现代化”概念，隐含着把所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结构，视为停滞的、或本质上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坏”结构；并把现代经济增长定义为，归根到底要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从结构到体制的彻底改变。这样，当“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循着这种“现代化”概念的目标而上路，在近50年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并未取得持续的进步，努力和预测十之八九落空，带来的是心酸的失望。甚至在20世纪的最后年代中，展布了世界性的发展危机。

    这种发展实践的危机，昭示了发展理论的危机。但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根本性的深层思考，大多仍只聚焦于具象层面的探问。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对东欧诸国发展经验的历史研究，就提出相对的经济落后性具有积极作用的假说，看到了所谓“现代性”和“落后性”能够并肩而立，从而拒绝把英国产业革命接受为正常的经济发展格局，指出不同发展道路和方式选择的可能性。通过建立现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而非类似性的分析结构，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道路。可以说，这是对现代化唯一标准的一个挑战。诺思关于“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的结论[30]，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主张重走西方国家工业化老路的模式业已过时。即便在具象层面上，发展和选择的多样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又何以不能在具根本性意义的更深层次上，来探询人类现实和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式选择的问题呢？

四、社会批判理论的解构与重构

    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它的整个过程相伴始终。在社会变迁和重大转折的16世纪，就有莫尔乌托邦思想的产生。针对早期现代化的苦难和不幸，从这一思想基点上，汇集成了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情感批判浪潮。而马克思把这个社会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它“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1]。并以异化理论为主要基础，第一次强有力地确立了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批判。进入20世纪后，现代社会呈现出了 “富裕社会”的发展图景，但其所展现的种种局限和弊病，使这种理性批判以更多的视角和在更大的范围展开，其最具代表性且成效最显著的，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富裕社会”的普遍扩展，使“ 现代”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弊病，获得了不同的表达形式。其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更为严密的控制、和更加强烈的压迫性，遭遇了普遍的反叛，以60年代激进主义的实践运动，对现代社会结构、社会实践、文化和思维模式提出了质疑。而对60年代激进主义实践的反思，和对现实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持续而强烈的危机的探寻，在 80年代迅速扩散，终于形成了“后现论”对当今一系列紧迫问题的分析、理解和批判的洪流。

    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后现论”。后现代术语的早期运用，并未在理论层次上出现后现代转向这一实质性转变的标志。甚至在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话语源头。同时，由于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学科中，对后现代话语的不同用法，导致了对后现代一词的定义和理解的相互冲突。事实上，当我们希望赋予“后现代”一定的内容，赋予它一系列的道德的和认识论的特性时，可以把其解读为一种试图超越现代时期及其理论和文化实践的积极的否定。这既可以从正面视为从旧的束缚与压迫状态下的解放，是对新事物的肯定，向新领域的迈进和对新话语、新观念的培育；也可以从反面把它看成是一种可悲的倒退，是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或是对现代性这些仍有价值的因素的抛弃。但这些差异极大的冲突毕竟提出了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绝不能简单地抛弃，或轻而易举地将其纳入既定的范式中。如果看到，无论肯定性和否定性的理论分析，都是对社会急剧变化或转折的危机进行体验的一种表达；是力图寻求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来解决眼下最紧迫问题的一种体现。那么，新起的后现论的话语和论辩，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论及其实践的决裂而产生出的许多新艺术观点、新文化观点、新理论观点或政治反应和策略，其核心指向在于，以往的理论已不足以解释这个世界的格局、本质及其深层的结构变迁，这就需要对有关整个世界格局的各种传统看法和论断予以重新审视与修正。

    因此，既不能以诸如“我们尚未进入后现代”的各种藉口，来拒斥新理论和新视野；其关键点也不在于要把我们归入某一队伍，去赞赏或诋毁后现论的某一观点，或为这些不同的观点寻找某种一致性。应该看到后现论作为一种“反现代的介入”，虽有其偏激的表现，但也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去褒扬或贬低后现论，而是把它视为长期以来对现代社会批判的、理论发展的一个产物，那么就会看到，在诸如马克思等人身上反映出来的、现论的一个传统，就一直呼吁理论应具有反思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应该注意自己的预设、兴趣和局限。“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曾把其对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的尖锐批判简括为：第一，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当它借助于西方文明而兴起后，我们从此都在承受它所带来的后果。第二，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而是处于它混乱的告终时期。遍及全球的反国家心态，就是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症状。第三，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他在这样的批判中也同时强调，在当代社会变迁的框架中，“唯一的社会系统是世界体系”，因此，以诸如“部落”这样的单位作为基本单位，来探寻和分析其作用，却不考虑这个世界体系所设置的背景事实，将是荒谬的[32]。在后现论之前，一直处于激进社会理论最前沿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更是与后现论有着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批判传统的哲学和社会理论；都攻击学术分工造成的各个社会现实领域之间的僵硬界限；都采用了超学科话语；都对现代性及其社会统治形式和理性化形式提出了尖锐批判；都将社会理论、哲学、文化批判、政治关怀结合到他们的理论中；都包含了一些试图将理论导向实践、将话语导向政治的观点”…… 等等[33]。 这些批判主题提供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容错的、解释学的、对新的历史情境、理论观点和政治实践保持开放的理论模型。因此，拒斥仍然能够为今天的社会理论提供有用的观点、方法和概念的批判传统是一种错误。

    后现论的精髓，是力主去接纳新的理论、文化和政治的话语与实践。它是对影响现代社会生活和各种学科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目标和假设的批判和决裂，转而拥抱各种新的原则和新的侧重点。它的根本性意义，不仅引起我们对现论的某些危险和局限的警觉，而且提示了，多样化的视角要比一个单一的视角更能提供通向研究现象的丰富进路。“一个视角就是解释特定现象的一个特定的立足点、一个聚焦点、一个位置或是一组位置。一个视角就是解释社会现象、过程及关系的特定的切入点”；它“意味着每个人的视点或分析框架绝不可能完全如实地反映现象，它总是有所取舍，总是不可避免地受观察者本人现有的假设、理论、价值观及兴趣的中介。视角这一概念同时也意味着没有哪个人的视点能够充分地说明任何一个单一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不用说去完全说明一切社会现实的无穷的联系和方面了”[34]。因此，必须向新的理论话语和视角敞开胸襟，以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和理论上的故步自封，获得更加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解释。这样，当我们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后现论的时候，它允许对现论和实践进行创造性的重建。

    这样，我们的任务既是解构性的又是重构性的：解构现论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框架；如果说，“现代化”的概念引导人们去谈论文化的不同阶段或不同变种，那么，理论的重构则聚焦于对任何现实过程的内部动态关系的辩识。这种多向度、多视角的理论重构，要从多学科的综合中汲取智慧，在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的结合中，把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统一起来。阿多尔诺认为，“通过建构和解释形象与观念的组合，可以提供社会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只与具体的特殊事物和特定的社会力量有关，而不是什么普遍真理的载体，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对超验实在的描述。理论分析只能提供关于特定现象之组合的概念性知识，为具体个别事物之重要性和异质性辩护”[35]。

    否认现代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带来的巨大的进步，会沦落到可悲的虚无主义境地；而看不到现代社会由其根本性的局限所产生的弊病，也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或许较为可取的态度是，既承认现代社会对人的解放性，又承认它对人的压迫性。

    在现代化概念所描绘的“进步神话”中，透出了两个基本取向：一是通过把“ 现代科学”和原始的以及中世纪的“迷信”加以对照的方法，来诋毁过去和传统；当任何同过去的关系在实质上都不存在时，便导致了把人们的所有注意力集中到未来的第二个取向，形成一种几乎完全从对将来而不是从对过去的关系中寻找意义的倾向。这一点在现代经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货币运行而展现的积累，其实质就在于为了获取支配未来的权力。这种对超越人的真正和直接需要的剩余积累的追求，其动力就来源于把人的享乐延迟到永远延迟的未来。整个现代经济，正是由这种没有真正目标的、从而也没有止境的追求来推动的。这种对未来的一心一意的关注，以致使现代人根本没有生活于现在。尽管现代化所展示的最终目的，是将人类从自然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由这一美好愿望所引导的实践过程，却使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压迫和异化的巨大能量，在整个世界肆虐横行。当生态的破坏、核灾难突发的可能、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在贫富之间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鸿沟… …等等现象，使今天的人们已面临着对整个人类的毁灭性威胁时，现代与未来的肯定性关系似乎也消失了。当人们丧失了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了以往对各种传统形式的不朽性的信仰时，便陷入了及时行乐的境地，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 以致有人说： “现代性是以无家可归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力量就像一柄巨大的铁锤，无所顾忌地砸向所有旧的社区机构——氏族、 村庄、 部落、 地区…… 毫不奇怪， 这一过渡招致了严重的不满”[36]。这样，现代化的取向最终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关注，毫不夸张地说，它使人们自我拆台式地专注于目前。

    现代化以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上的城市化、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等集中化方式，开辟了人类迈向整体性社会发展的道路。而这种集中化或一体化的发展，又是由以世俗化为核心的分离性发展来实现的。它不仅实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且实现了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生活同时摆脱政治和道德的束缚，在获得了巨大物质增长的同时，也使经济上升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甚至成为了一种宗教。如博兰尼所言，它为现代社会造就了一个基本特征：“不是经济被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制度中”；并使整个现代化进程从19世纪起，“开始成为一种纯粹物质水平上的运动”；它的支撑点在于，“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一简单的信条[37]。这一运动通过从“私人的罪恶，公众的利益”，到“看不见的手”等一系列的理论努力，终于完全把人塑造成了“经济动物”。我们不否认物质利益和社会实践应有的地位，也承认物质财富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确有某种统一性的关联。然而，我们也关注到，当现代化以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手段，来实现人类自身解放而起步时，实践过程却使它的能量从创造转向了破坏。它所瓦解掉的，正是现代政治和经济进步的意义。当它使人类有关进步的理想成为一个贬义的神话时，表明我们不能完全不加批判地接受今天仍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技术进步模式，因为这一模式使我们丧失了指导技术发展方向的精神指南。“精神”一词所指称的，是我们据以生活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不管这些价值和意义是神圣的还是非常世俗的，也不管我们是否有意增加对这些价值和意义的信奉，它都是人的存在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提出了理论重构的必要性。这种理论重构的核心，就是要对人类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投入更为全面而深厚的人文关怀，去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发展和培养现实地存在于或潜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和意识。

    总之，这种理论的重构，要使我们能够认识到现存社会的组织；它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实践、话语和制度；它的整体性及相互依赖性；它的冲突与片断化特征；它的权力结构以及它的压迫与统治模式等等。同时它也要求我们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出充分的理解。一方面，生物物理条件中的有限性、熵和复杂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性，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制约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事实上，当以追求交换价值的积累来摆脱这种物质限制的方式，被现代化确立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把增长所带来的对生物圈的破坏和损失，不是看作增长的代价，而是视为边际效益；并把为弥补这种损失的额外的经济活动，也视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时，早在70年代初，就引致了来自经济学内部的深刻反思。以梅多斯等所著的《增长的极限》和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等，便是这种反思的主要代表。而在不同的发展实践中，人们所提出的“以效益型的增长取代数量型的扩张”、“可持续发展”等等的呼声，也反映了对经济增长的新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伦理对经济增长限制的视角，在最直接的层面上使我们看到，实践问题必然牵涉价值问题。如果用“技术”一词来指称人类智慧在实际方面的一切运用，那么，直接影响着人类生活和自然的技术，就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38]。因此，单纯强调物质性的技术取向是不足取的。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一视角意味着，要对现代性所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进行根本性的反思。这种现代社会伦理塑造了对待自然的掠夺性方式，它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亲切感的丧失，和人与自然交流中所带来的意义和满足感的丧失，并驱使人们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来寻找对这种丧失的替代品，从而把“占有”塑造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在占有欲的推动下，这种伦理观进一步扩展到了对待他人的关系上，培育了把与己相异的他人视为客体的倾向，为整个人类中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权，一部分人对同类的成员实施欺诈、奴役以至杀戮，经济剩余从低阶层向高阶层、从边缘向中心、从多数人向少数人流向的确定和流量的增加……等等，提供了所谓“人性”的藉口。

    可见，现代社会所确立的世界体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也带来了人的更大的分化和异化，并“使人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阻碍人的成长”。[39] 因此，尽管人类对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依赖日益以加速度扩展，但人类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的不可解决的冲突，仍使人们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当处于不同政治结构中的人们被卷入这个世界体系时，却突然发现，资本主义原则对人类不同群体关系的定向与塑造，使他们面临着一个按种族的贵贱，来确定地位高低和报酬多寡的世界性分配格局。在20世纪中，各种类型的民族经济存在于世界经济体内的事实，表明人们已拒绝按资本的定向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成长。如果说，人类发展的实质，在于其类本质的实现。那么，我们既不能摆脱这个世界体系所设置的发展环境，也要充分重视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发展要求和选择。这就需要以一种“民族经济学”（ethno－economic）的视野，来进行理论的重构。这种理论的重构尊重一切事物的价值，重视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它的主要基点，一是要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化关系，使人类的发展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地球之根；一是要关注人类不同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全体成员的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在人类关系的问题上，聚焦于他人的影响形成个人本质的方式；那么，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则在于个人所作的决定被社会其他成员接受的程度，而致力于使人们的参与得以实现的社会的构建。目前最为至关重要的，就是对由个人参与组成的无数社会类型进行全球性协调。因为这一理论重构承认，现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就是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也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人类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从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物质增长不是进步的目的，只是未来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使人类能够在精神上掌握自身。通过这种理论的重构，为有效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提供立足点。借助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西方世界在所谓“ 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错事，来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我们才能在人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与探寻中，真正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注释：

    [1]rogers, e. m. 1969, modernization among peasants－－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 p.6.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212、239－－240; 256;页。

    [3][5][法]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160、163、164; 96、 98、99; 页。

    [4][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中译本1999年版，第29－30 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7] 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224页。

    [9][13][1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联书店中译本1993年版，第2 卷，第242；235；及各页。

    [10][英]琼·罗宾逊等：《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 81页。

    [11][12]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联书店中译本1993年版，第3卷，第732页和第2卷各页；第3卷，第 734页。

    [15][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474；108—109页。

    [16][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4年版，第98页。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第85 页。[18][22][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著：《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中译本 1999年版，第243；68页。

    [19][20]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0页。

    [21][29][33][34][35]参见[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后现论》中央编译出版社中译本1999年版，第223；145；324、331；339－340； 295页。[23]hoben, a. 1982, anthropologists an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1. pp.349－375.

    [24][26][27][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中译本1989年版，第20；78, 45；80－81；页。

    [25]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99年版，第66－67页。

    [28]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中译本1999年版，第19 页。

    [30][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99年版，第193页。

    [3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译本1998 年版，第1卷，第1—2、6、3页。

现代经济学篇10

2016年10月10日，奥利弗・哈特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凭借“在契约理论方面的贡献”共同获得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契约理论循着古典契约理论―新古典契约理论―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脉络演化至今。众所周知，现代契约理论也称作现代企业理论，公认的开山鼻祖是科斯。

现代契约理论从交易行为的角度解释企业，将企业看作是个人间交易产权的一种合作组织，由一系列契约联结而成，企业行为是所有企业内部成员博弈的结果。该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即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理论，前者着眼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不完全契约下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后者则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之间的委托―关系。两种理论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备性及由此导致的所有权和激励问题的重要性。哈特的主要贡献在前一方面，霍姆斯特罗姆的贡献则在后一方面。

科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需要科层式组织。而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包括之前获得诺奖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人，则进一步研究了在科层式组织中契约如何定义、科层式组织如何完善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科斯所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及其门徒再次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组委会的垂青，进而引起全球经济学家及普通人的关注。

不完全契约理论及哈特的贡献

传统观点认为，契约一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便是有利于激励长期投资的。标准的契约理论假定契约是完全的，契约的设计以及监督实施都是没有成本的。

然而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的不完全、不完备会导致事前的最优契约归于失败。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所以事前的专用性投资便无法写入契约。一旦自然状态实现，在这种具有双边锁定特征的谈判过程中，投资方就面临被对方“敲竹杠”或攫取“可占用性准租金”的风险，即投资者投资的边际收益中有一部分被对方分享了。由于预期到这种敲竹杠行为，投资者在事前就会选择投资不足或者做出无效的专用性投资。

经济学家们正是在研究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契约不完全所导致的效率损失中，逐渐发展起不完全契约理论。而不完全契约与完全契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事先规定各种或然状态下的权利和责任，而主张在自然状态实现后通过谈判来解决，因而重心就落在对于事前的权利（包括再谈判权利）进行机制设计或制度安排；后者则在事前规定了各种或然状态下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因此问题的中心就是事后的监督。

作为现代契约理论的一个分支，不完全契约理论主要由交易成本理论、激励理论和产权理论组成。现代契约理论考虑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不对称信息下的收入转移；二是不同风险态度的当事人之间的风险分担。两个核心问题正是不完全契约理论聚焦所在。

第一个发现契约不完全的经济学家极有可能是科斯。他在开创性的《企业的性质》（1937年）一文中指出：“由于预测的困难，关于商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限越长，那么对买方来说，明确规定对方该干什么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适。”

哈特则从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解释了合约的不完全性：第一，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太远，并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做出计划。第二，即使能够做出单个计划，缔约各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对于这些，过去的经验也提供不了多大帮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他们也很难用下面这样的方式将计划写下来：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外部权威，比如说法院，能够明确这些计划是什么意思并加以强制执行。

简单概括哈特上述三点：一是因当事人的有限理性而使预见成本较高；二是因当事双方语言沟通的障碍特别是对书面语言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缔约成本；三是由第三方“可观察但不可证实”所造成的证实成本。

不完全契约理论正是以合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产权或（剩余）控制权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目的。它是分析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的最重要分析工具。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利的成本过高。因此，拟定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不完全契约必然是经常存在的。

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存在，所有权就无法以传统产权理论那样以资产这一通常的术语来界定。因为在契约中，可预见、可实施的权利对资源配置并不重要，关键是对那些契约中未提及的资产的控制权，即剩余控制权。因此，对一项资产的所有者而言，最为关键的是对该资产剩余权利的拥有。据此，哈特等人将所有权定义为拥有剩余控制权或事后的控制决策权。在哈特等人看来，当契约不完全时，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中相对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

在此，有必要区分特定权利与剩余权利。特定权利就是指在合约中被明确规定的权利，而没有被明确规定的权利就是剩余权利。不完全契约理论主张：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不是由剩余收入索取权的分布决定，而是由剩余控制权的分布决定。市场意味着剩余控制权在交易双方是对称分布的，而企业意味着剩余控制权的非对称分布。当两个经济行为主体进入一种交易关系，财产被用来创造收入，而要在契约中列出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利的费用极为高昂时，最经济的做法就是一方兼并另一方，即一方购买另一方的剩余控制权，术语称一体化。但是“剩余权利对购买方来说是一种收益，对另一方却是一种损失，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因此，一种有效率的剩余权利的配置必须是购买者激励上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充分弥补售出者激励上的损失”。由此可知，投资行为最重要的一方应当取得剩余权利的所有权。

不完全契约理论又被称为GHM理论或GHM模型，由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莫尔（1990）等共同创立。GHM模型直接承继自科斯、威廉姆森等开创的交易费用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发展。其中，1986年的模型主要是解决资产一体化问题，1990年的模型发展成为一个资产所有权模型。

哈特等人进一步指出，剩余控制权直接来源于对物质资产的所有权，相当于所有权。一个人拥有的资产越多，外部选择权越多，剩余控制权就越大；谈判力越强，得到的剩余越多，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激励就越强。由于剩余控制权于契约双方而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得到剩余控制权的一方固然增加了投资激励，但失去的一方却因此减少了投资激励，所以社会最优的投资激励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和成本。GHM模型认为，应该通过资产所有权或者剩余控制权的配置，确保在次优条件下实现最大化总剩余的最佳所有权结构，这就要求把所有权安排给投资重要的一方或者不可或缺的一方。因而，剩余控制权天然地归非人力资本所有。在契约不完全的环境中物质资本所有权就是权力的基础，而且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因此企业也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非人力资本所规定。哈特等人这种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的观念，深刻地洞悉了组织权力的来源，相对于以前的理论而言是进步。然而，现实世界还存在着拥有更多物质资产却并不意味更多投资激励的现象，有时权力不仅仅来源于物质资产。这是哈特等人资本强权观和资本至上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哈特与莫尔（2006，2008）还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契约理论相融合的互补性观点：契约为交易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方交易当事人的履约行为是从契约承诺中获得的权利感受的函数。交易双方既可以签订柔性契约，允许当事人对事后不确定性作出适应性调整，也可以在事前签订一项与未来结果密切相关、当事人对未来的任何结果都不会感到失望的刚性契约。前者有可能由于一方粗糙履约的投机行为造成无谓的损失，而后者正是降低这种无谓损失的方法，当然这也会降低柔性契约可能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提出了当事人在柔性契约和刚性契约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为长期契约提供了基础，同时阐明了为什么事先确定价格，允许雇佣者选择任务的雇佣型模型是最优的。

简单对不完全契约理论做一个总结性评论。

GHM模型用一阶方法和博弈论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化分析框架，为不完全契约的研究开辟了全新天地，这一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它的分析环境过于简化，相对于科斯和威廉姆森创立的交易成本理论而言是一种退步。如何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考察有资产的资本家和无资产的经理人及工人，从而建立一个科层理论，这是一个挑战。另外，以GHM模型为代表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一方面假定当事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具有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又假定当事人具有计算未来成本和收益的动态规划能力，这种对理性程度的“暧昧”假设遭到经济学界的批评。为规避这种暧昧的有限理性假设，同时为了内生化契约的不完全性，哈特和莫尔（2004）将契约分为“紧的”和“松的”两类，似乎又向完全契约的理论靠近了一步。

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核心概念“剩余控制权”的定义也存在争议，它有时表示“剩余权利”（格劳斯曼和哈特，1986），有时又以“全部权利”的面目出现。作为一个组织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如何解决这个核心概念的歧义问题，同时赋予其连续的性质以便拓展到更为现实和复杂的科层分析之中，又是一项挑战。市场和官僚机构可以被认为是分别对应于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两种极端的治理结构，不完全契约理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市场的理论研究。

总体而言，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完全契约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契约理论的整体解释力。其对控制权、组织边界、组织结构、金融契约、法律执行以及政治制度的解释，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门，其研究方法亦正越来越成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公司治理等领域的基础工具。

完全契约理论及霍姆斯特罗姆的贡献

委托―理论是过去40多年现代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一些经济学家不满阿罗―德布鲁体系中的企业“黑箱”理论，而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而来，创始人包括威尔森、萨平顿、罗斯等学者，也包括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霍姆斯特罗姆和哈特。

委托―理论的核心是解决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人人的激励问题，即问题。作为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理论主要研究的委托关系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人。简言之，委托―理论主张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经过多年的发展，委托―理论已由传统的双边委托理论发展出多人理论、共同理论和多任务理论。该理论也早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

委托―理论遵循的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以委托人和之间利益相互冲突、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人必须设计某种契约或者机制，诱导人选择适于委托人利益的最优努力水平。

委托―理论遵循如下基本分析逻辑：委托人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将其所拥有（控制）资源的某些决策权授予人，并要求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务或行为。人亦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在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在行使委托人授予的资源决策权时可能会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进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即产生问题。由于问题的存在，委托人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契约）来规范、约束并激励人的行为，减少问题，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

早期委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单一委托人、单一人、单一事物的双边委托问题。双边委托是所有委托类型中最抽象最理想的研究形式，也是其他理论的基础。霍姆斯特罗姆（1971）的模型给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最优解为：（1）委托人无法观察或控制人的努力，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效率损失，即在满足激励相容约束与参与约束条件下的结果是“次优”，无法像在信息对称情况下，达到帕累托最优；（2）权衡最优契约效率和对人的激励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并作出决定，且人必须承受风险。

多人理论、共同人理论、多任务人理论是双边委托理论的扩展形式。霍姆斯特罗姆对多人理论和多任务人理论有着重要贡献。

总的来说，委托―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现代经济理论，为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通过委托―理论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但在运用该理论时，须充分注意委托―理论的前提假设及其所适用的条件。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委托―理论模型去分析，更不能直接套用委托―理论的结论，而应该是运用其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对中国现实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符合国情的结论，以便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张五常对契约理论的贡献

哈特因不完全契约理论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就为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鸣不平，认为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借鉴”了张五常教授关于合约结构的思想，哈特是用数学的语言诠释了张五常的思想。谁先谁后、谁借鉴谁等学术考据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但也毋须讳言，对于这位在华裔经济学家中几乎是唯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学者的支持，舆论中不乏民族主义情绪。在此，不妨回顾一下张五常的合约理论（张五常称契约理论为合约理论）。

张五常对现代契约理论的研究，以《分成租佃论》为肇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从分成制度入手研究了合约的选择与风险规避及交易费用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又从分析企业的合约性质开始，深入地研究了合约的本质以及交易费用的关系，并系统地形成其合约理论。张五常的合约理论就是对合约的局限条件的研究，是关于产权界定及交易费用对签订合约如何形成影响的研究。

在张五常看来，在现代社会中合约的存在与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局限条件下资源有效运行的结果（市场的合约是以私有产权为局限的）。而市场价格机制则是减少资源消散最为合适的方式，任何其他方式都会造成大于其机制运行下的租值消散的情况。根据张五常的“租值消散”定律，如果要使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在竞争情况下的资源浪费。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要制定竞争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些竞争规则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产权制度。张五常将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分为三类：以规制来限制财产的使用；以“人”本身为界定权利的单位或以等级来分配权利；以资源或物质本身来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而物质或资源的衡量标准又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的。

但市场价格的运作不是无成本的。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里提出了交易费用问题，也就是张五常所说的租值消散，即市场价格的运作成本。科斯主张，为了减少这种租值消散，以企业组织代替市场价格机制。但是张五常认为科斯关于“企业代替市场”的观点是不完全的。人们在交易中对合约安排的选择只是一种合约安排代替另一种合约安排，而不是一种企业代替一种市场。正是在这意义上，在私产局限下，一种企业组织制度的安排就是一种合约安排的形式，企业组织的选择本质上就是合约的选择。合约安排的本质在于如何在局限条件下把租值消散最小化，所以，对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快慢及资源配置效率。

科斯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的贡献者。而合约理论是张五常对现代经济理论贡献最大的方面，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现代契约理论而言，张五常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总结

微观经济学研究方面，从科斯开始是一个重大转折。

在科斯以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市场。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眼里只是“黑箱”，即把企业当成一个生产函数、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市场和技术的约束下纯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分析单位。故而，在“前科斯时代”，经济学家并不分析企业的内部结构。

自科斯以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才开始从市场拓展到企业。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的契约研究便是延续并深入了科斯所开拓的这片研究领域。

企业内部的问题，从更广义上讲，是组织问题、科层等级制问题，并不属于市场研究的范畴。在市场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企业，各方地位平等，谁也不能指挥谁。但是在科层组织内部，第一要义就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即对权威的服从，这是在市场上所没有的。所谓企业内部的契约，即是此种科层等级制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规定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下级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权威。这是市场契约与组织契约的本质不同。

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包括之前获得诺奖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人）就是在科斯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企业。科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需要科层式组织。而哈特等人则进一步研究了科层式组织中契约是如何定义的。不完全契约的服从仅限于一定范围，但范围又无法在事前定义清楚，这就意味着双方都有钻空子的机会。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的就是如何把钻空子的机会主义行为压缩到最低限度。故而哈特等人的贡献即在于如何完善科层式组织。

这一研究方向与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专注于研究市场有着重大差别。人类社会的关系无外乎两种：平等关系与隶属关系。平等关系的研究（市场）到了马歇尔时代，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而科斯明确指出了人类社会不平等关系之企业内部的隶属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哈特等人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这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获得诺贝经济学奖的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是在科斯开拓的这片学术领地上深耕细作，算得上科斯的门徒，当然还包括之前的莫里斯、威廉姆森、梯若尔等新制度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