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论文十篇

制度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A.andR.Hira,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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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人们选择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制度经济学论文篇2

摘要：新旧制度经济学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一般认为旧制度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新制度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但随着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二个制度学派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存在，方法论也随之发展到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方法论二元观，并最后被Agassi等制度经济学家整合为制度个人主义。

关键词：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方法论二元观制度个人主义

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总体来说就是其方法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因为方法论是对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有其特定的认识基础和逻辑前提。它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手段的运用和研究目的的限定。这种变迁的结果是，当人们在考察经济现实的时候，用不同的视角去进行观察，由于切入点的转换和研究目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论出现。“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有没有完整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也是它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塞缪尔森认为，在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上，一般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沿着两条不同的途径展开，即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源于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只能来自对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制度经济学分为新旧两个学派，其分野的基础在方法论上是前者开始遵循着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后者开始遵循的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

一、方法论一元观：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旧制度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区别正如前文塞缪尔森所言，前者是把个体行为放在第一位的，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高于一切。并且这两种方法在新旧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中被认为是对立的，这也是这两个学派的主要区别之一。

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的总结，旧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特征是：①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③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

尽管整体主义者对社会约束或决定个人行为的强度看法有不同，但正如卢瑟福的归纳，整体主义的所有形式都把社会整体放在首位。他们一般都认为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加总，而是由特殊的结构联系起来的社会整体规定了个体的属性、规定了个体的生存发展空间。旧制度主义者宣称，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了制度的变迁，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决定了个人行为的选择方式和选择空间。换一句话说，在旧制度主义者的眼里，整体是第一性的。

如旧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康芒斯在其名著《制度经济学》中认为，在经济学里有稀少的东西，人们才缺乏和向往，假如一切东西都是无限丰裕，那么就不会有自私、不会有不公道、不会有财产权、不会有伦理学。正因为有稀少性的存在，物质的取得就由集体行动加以管理(集体行动是整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集体行动规定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他认为所谓的制度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许多有组织的运行中的机构，如家庭、一般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联合事业的集团以及国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控制的结果。最后他得出结论：既然某些人得到解放和扩张是由于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对其他的人作了抑制，同时制度的简单扼要的定义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那么制度或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起抑制、解放、扩张的决定作用。

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情形一样，马尔科姆·卢瑟福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特征也概括为：①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②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③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

这就是说，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眼中，组织或集体本身不再是主要研究的对象，相反，对社会单位分析必须从其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其理论必须建立在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之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独立的社会和集体，社会或集体只是一个假想的团体，只是个体的总和，从而社会幸福只是个体幸福的总和。按Watkins的话说是“人决定历史，不管人自身被什么决定”。

柯武刚与史曼飞在他们两人合著的《制度经济学》中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社会中心的知识太有限，根本不能协调复杂的演化系统，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而不断深化，无人了解其路径，也无人能预测其路径。只要个人有创造能力，他们就能影响历史，因此诸如“历史铁则”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用了一个很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二个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的优劣。在2o世纪80年生了两起地震，一起地震发生在原苏联的亚美尼亚，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旧金山。亚美尼亚的地震发生时，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引发了大量的委员会，以确认和策划重建工作，但所有这些努力到苏联解体时仍没有解决；旧金山的地震发生后，仅数小时，远在芝加哥的玻璃供应商们就已经为运往旧金山市场的卡车装货了。柯武刚与史曼飞借用卡尔·波珀的观点批评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认为那是历史决定主义，这种历史决定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该系统的发展遵循可预期的模式通向一个理想的终极状态，实际这已经被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失败了的。卡尔·波珀对个体主义方法论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社会这个开放系统的演化在本质上依赖于人类知识的发现，即“依赖于一个本质上不可预测的、无止境的过程”。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总体上看，新旧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是对立的。虽然他们都坚持社会方法论一元观，但对构建方法论一元观的基础在看法上却大异其趣，一者强调从个体中异化出来的整体对个体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即历史决定个体；一者只承认个体的存在，整体(或集体，或社会)只是一个假想之物，即个体决定历史，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调和的。

二、方法论二元观：整体方法与个体方法的并行

随着研究的深人，一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发现，单纯地用整体方法或单纯地用个体方法来观察世界和解决问题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因为现实生活中既有整体的存在，又有个体的生成。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共生现象得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整体到底是一个机械的组合，还是一具有自己生命力的有机体?有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即使在方法论大战中也没停止对对方方法论的思考旧制度主义学派中的代表作家凡勃伦可以说是最早说要给个体主义方法以关注的作家。他说“正是个人被制度系统施加了这些常规的标准、理想和行为准则，后者构成了共同体的生活结构。于是，该领域中的科学探索必须处理个人行为，并用个人行为系统地阐述这种探索的理论结果。”但具体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凡勃伦没有做出回答。

推崇个体方法的哈耶克对整体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最终承认了二种方法论并存的方法论二元观，即整体方法和个体方法都可以用来审视社会。哈耶克认为社会中的无数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人们可以从整体中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他部分的正确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做出能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哈耶克根据对个体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内部规则假说；根据对整体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外部规则的假说。所谓内部规则，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彼此认同的规则，亦即哈耶克所谓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所谓外部规则，是指根据组织或治理者的意志、通过命令——服从方式以达到某种目的而形成的规则。按哈耶克的观，社会秩序的演进是内部秩序(即自发秩一与个体方法相对应)和外部秩序(即人造秩序——与整体方法对应)作用的结果：个人之间的互动逐步演化出一套内部规则，并随市场迅速扩散；组织之间的互动导致外部规则的演化，其中知识的不对称性决定演化的路径。

哈耶克的方法论二元观直接导致了他的秩序二元观的社会理念的形成。其中内部规则的方法论基础是个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外部规则的方法论基础是整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哈耶克本人是自由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分析范式是推崇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异化的整体不是简单的个体的相加，但他对整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的方法如何与个体主义以及个体主义方法互动，他无力回答，所以他在方法论二元观上构筑的二元观秩序，就充满了矛盾；他虽然提出秩序二元观，把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都作为构建世界秩序的基石，但在骨干里他还是对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强烈的偏爱，他通过《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作品表达了对人为的或人造的外部规则的疑虑，进而言之，也是对整体方法和他的秩序二元观一定程度的否定。

三、制度个人主义：对整体方法与个体方法的融合

尽管以整体方法为主来分析问题的凡勃伦和以个体方法为主分析问题的哈耶克都在某种程度上给对方以应有的重视，但他们对这两种方法论的看法还是彼此独立的，在分析问题时如何取舍，也就是说，个人与组织以及整体与个体如何在互动中寻求规则的理解和一致性，如何协调其冲突，从凡勃伦的论述以及哈耶克的作品中不得而知。

对这两种方法论的重新思考．得益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成功推动。他们借助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方法，并引入交易费用概念，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把制度和制度变迁内在化制度经济学家阿加西把这两种方法论进行了融合，他在他的“制度个人主义”中说：“不是假设全部的协调是存在的，也不是要解释全部的协调，而是假设有某些协调是存在的，借此来解释其他的协调，如果在解释某一问题时不提及制度，那是错误的。

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考虑禀赋、技术及偏好三类变量来解释传统外生变量中剩下的另一类变量——制度。艾格特森是这样解释连续内生化过程的：“第一层次是明确建立包括产权和组织形式结构模型，但产权和组织形式结构被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关键是强调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第二层次是将交易组织内生化，但产权的基本结构仍为外生。用约束经济人的合同来组织企业内部的、跨越正式市场的以及非市场环境中的交易。例如，把企业定义为合同网络。第三层次是尝试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慨念，将社会、政治规则和政治制度结构一同内生化。”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的变化这一事例来看这二种方法论融合的历程。在1940--1950年代，经济学家视制度为既定，并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暂时现象，当时在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只强调资本(一般用K表示)。到195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已经不满足用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他们发现要素之间在有的情况下可以替代，如果要素价格发生变化，生产组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引起企业组织形式的变更，企业是一种交易组织，交易组织在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下内生化了(此时经济增长模型由K、L、TEC、SK等要素组成，在以前的模型上增加了三个要素，其中L代表劳动，TEC代表技术，sK代表人力资本)。到1970年代，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通过实证得出结论：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要f衣赖于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这时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又增添了／1STR，它代表制度)，也就是说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也被内在化了。经济增长是这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的程度取决于各要素的相对价格与组织要素的交易费用。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欧洲经济史，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的大小的比较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使社会福利趋于极大l

制度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制度经济学论文篇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渴望新理论的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扫除了大多学术上的禁区，市场化改革也已基本上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几个中心。一些中青年学者与他们的前辈一起加入到了政策咨询的行列。向政府高层提供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机构势成竞争。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期待着人们对它的解释，乡镇企业的崛起又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市场化的主要内容 —— 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正在艰难中前进，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还在辩论之中。经济学家们在如饥似渴地探求着新的理论资源。就在这时，新制度经济学与许多其它经济理论一起，进入了中国。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初次来到中国，应该说是在不经意之间。在我的印象里，第一本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文书，是1985年出版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叫作勒帕日的法国人写的。在其中，新制度经济学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部分，由作者做了简洁的介绍。1987年，奥利佛·威廉森教授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后来他又于1989年到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所作了演讲。大约于1988年，科斯教授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被翻译成中文，首次在《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上发表。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后来这本书又以《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为名，于1992年出了修订版。1988年，张五常教授在他的随笔集《卖桔者言》中，以通畅易懂的语言，使科斯的名字（文中为高斯）超越了经济学界。他也曾于八十年代末多次来过大陆，宣讲产权经济学。科斯于1990年，诺斯于1993年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诺斯教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九十年代初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同一时期以中文出版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外国文献还有德姆赛兹的《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多人的论文集《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等等。经过若干年的沉寂，经济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2001年又有张五常教授的两本著作的中文版，《佃农理论》和《经济解释》出版。此外还有两种新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

更广义地看，制度经济学不仅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历史地看，还有在它之前的所谓旧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横向看，则有公共选择理论，法与经济学，“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相近理论。早在六十年代，一些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1962），凡伯伦的《有闲阶级论》（1964）；后来后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也有著作翻译成中文，如前者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经济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师，布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民主过程中的财政》，《同意的计算》等，利益集团理论的先驱，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以及“法和经济学”的著作，等等，也出现了中译本。

这样一个翻译运动并不是说明这个理论趋势只是外来的，它恰恰说明当时中国内在的理论需求。与翻译运动并行的，是中国学者对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在八十年代末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中青年学者经济论坛》，《中国：发展与改革》和《经济研究》中，都出现了一些对这一理论的最初的介绍文章。到了九十年代初，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中出现了两个专门的系列，是专门讨论制度经济学问题的。《经济研究》的系列大概没有专门的名称，《经济学动态》中的则冠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这时也出现了中国学者专门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书籍，如张军的《现代产权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从介绍转向评论与批评，再到应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包含着越来越多的独创性。如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汪新波的“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等等。在这前后，又出现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要分析方法的专著，如盛洪的《分工与交易》和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

在整个九十年代初期，制度经济学几成一种理论时尚。尤其是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多与制度经济学沾边。1992年，《经济研究》召开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从1990年到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一年一度的经济学研讨会多是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是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的，并开始了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强调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已任。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引起的兴奋开始消退，中国经济学界代之以低调但稳健的前进。在这期间，周其仁、汪丁丁和张维迎等人都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天则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也完成了三批，并印刷出版了两个论文集。天则所还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天则论丛）为题出版了一本制度经济学的论文集。2001年9月，由天则所发起的中国制度经济学学会（筹备组）又召开了第一次年会。但总体来看，发展的速度低于人们的预期。

二

毫不奇怪，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显然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有关。首先人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一个效率较低的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则有效得多。在这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马上给予回答，因为它曾被用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那些对计划经济有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支，或者只是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而默认计划经济在生产关系上仍是优越的（如张闻天，1979）；或者在集权和分权方面做文章（如布鲁斯，1984）。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既定的市场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学，它一般不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有趣的是，它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有时也能用来为计划经济提供依据。例如奥斯卡·兰格就曾证明，只要（1）中央计划当局用试错的方法找出均衡价格；（2）企业经理按照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来决定产量；也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论证显然忽略了中央计划当局本身也是个利益主体和企业经理的动力问题，被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在各种理论的竞争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似乎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解释。针对列宁提出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的形象比喻，交易费用理论指出，企业内组织费用作为交易费用的一种，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在企业组织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的那一点上，就是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企业超出这一点继续扩张，以至扩张到了整个社会，显然企业的组织费用会远远高于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自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盛洪，1994）。在这时，进行市场化改革，即将企业的规模缩小到它与市场的均衡边界上，无疑会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产权，也似乎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尽管国有产权在概念上可以是明确的，但一个有效的产权还要能在现实中有效行使。并且在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始终存在着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结构作为这一冲突的解决方案也仍然要承受费用。国有企业将这一问题推向极端。一方面，作为十几亿委托人之一，对每个人来讲，对人的监督相当于公共物品，谁也没有积极性在这方面作过多投入。另一方面，从全国人民这个初始委托人到企业人之间，有着过多的环节，从而有着过长的委托链条；每经过一个委托的环节，来自初始委托人的强烈的激励和监督动力和信息就会部分衰减，以致到了企业这个端头几乎丧失殆尽了（张维迎，1995）。因而国有产权形式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这两种解释有着很强的经验基础。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用市场价格机制代替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指令；一是用非国有的产权制度替代国有的产权制度：或者是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之外生长起来，或者是国有企业自身进行产权改革。

制度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制度企业家精神 制度理论 制度经济学

引言

Eisenstadt（1980）引入“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作为动员资源变革、建立制度以有利于利益人而扩展了制度理论的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家也引入了各种术语，例如“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和“产权企业家（property rights entrepreneur）”（Anderson and Hill，2002），以概念化追求自我利益发起制度变革获取经济利益的人。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自此演进为两个并行的流派：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

制度理论在历史上集中研究组织的同质和同构行为的制度化（DiMaggio and Powell，1983），但在近些年来的文献中开始研究制度环境的内生变迁。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文献的出现，这些文献集中研究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利用资源来改变或建立制度结构（Battilana et al.，2009）。

制度经济学家也考虑在驱动制度变迁中追求自我利益的人的作用（Coase，1974）。在近些年的文献中，Anderson and Hill（2004）使用“制度企业家”术语描述那些致力于建立和重组产权及其他制度结构以利用经济机会者。他们认为，传统的企业家是那些通过采用新方法生产新产品的人，而制度企业家要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以获取经济价值。

虽然把理性和自我利益引入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学的研究，使得制度理论更接近于制度经济学，将文化的和社会的观点引入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的研究，使得制度经济学更接近于制度理论。然而二者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方法仍然保持分离的状态。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比较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学者都研究了制度企业家精神，认为个人在寻求自我利益时会能动地推动制度变迁。两个流派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视角都背离了其学科关于个人和制度关系的主流假定。制度理论的研究较大地偏离了其传统的同构性和制度特征的中心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并且它能够解释人的行为。这两个视角都强调了把人的行为和能动作用应置于经济学和社会制度研究的中心。

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在社会方面构建的规则体系或行为规范，以产生例行常规的行为（Jepersson，1991）。近年来，制度理论学家也提倡在形成和破坏制度方面要强调能动的、有目标的行为的作用。这个方法假定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中，改变制度环境使其与他们的个人目标相一致。他们使用“制度企业家”作为人，“制度企业家”利用资源改变或建立制度结构（DiMaggio，1988）。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和市场运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制度的效应。制度是“人类设计的约束，约束形成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North，1990）。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被追求自我利益者的行为推动处于持续演化和变迁的状态（Anderson and Hill，2004）。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方法有着明显的分歧。制度理论采用了更加社会学的方法，集中于组织学的领域及行动者怎样合法地从事企业家精神的活动。制度经济学更集中于通过建立法律和政策以实施产权，这些学者常常认为制度变迁是成本和收益的权衡。

本文总结了基于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文献，比较了两个流派在解释制度企业家的性质、制度类型、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制度变迁的机制以及经验研究的集中点等方面的异同（见表1）。

（一）制度企业家的性质

1.制度理论。在制度理论的视角下，制度企业家认识到了制度的过时，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并从事各种策略（例如，贮藏资源，动员投票人等）进行制度变迁（DiMaggio，1988）。因此，制度企业家反映了制度状况并且能够挑战现存的规则和实践；制度化他们拥护的规则和实践。

制度理论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视角的特征是：企业家是一个制度的创新者或者制度变迁的人，是由广泛的动机所驱使（Dacin Goodstein and Scott，2002），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中起作用。这些企业家被职能或经济压力所激励、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所激励，在实现他们的目标中，制度企业家会发现在其组织中或更宏观的背景下制度重构的机会。

2.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中，企业家被认为是驱动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角色。实际上，对于制度企业家的认识至少可以追溯到North and Thomas（1970），他们把商人和企业家看作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当明确地表述企业家时，制度经济学家使用了很多术语：制度企业家（Anderson and Hill，2004），产权企业家（Anderson and Hill，2004），公众的企业家精神（Schneider Teske and Mintrom，1995），内生的制度变迁（Escobal Agreda and Reardon，2000），政治企业家（Ruttan，2006），制度创新（North and Thomas，1970）和制度设计（Ruttan，2006）以刻画企业家的特征。

3.二者的比较。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概念化了制度企业家作为制度创新者或者制度变迁的人，促进了新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制度理论不追求经济方面的自我利益，从而具有更宽泛的视角，其文献中制度企业家被充分地概念化为制度的创新者。由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限定了企业家在寻求制度变迁中是带有经济目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者，因此，它对制度企业家的描绘较狭窄。

（二）制度类型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文献中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描述了很多种制度。例如：私人的协议和习俗（Leblebici et al.，1991），职业化实践的变化（Greenwood Suddaby and Hinings，2002），共同技术标准的发起（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1）。绝大多数的制度类型可分为：

实践。学者们研究了标准实践的变化怎样导致会计学（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共同基金（Lounsbury and Crumley，2007）和公司的社会责任（Dejean Gond and Leca，2004）等领域的变化。

标准。标准代表了把实践组织成自愿的规则集合，能够引导行业的演进。Rao（1994）认为，在高技术行业，标准的建立和使用已经影响了行业的发展。标准也被行业层面的贸易协议或者外部的利益共享者的行为所影响。

政策。制度理论近来的研究集中于法人企业或者贸易协会层面的制度企业家，他们试图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Ingram and Rao（2004）详细描述了连锁店主努力影响法律环境并且合法化连锁店模式。在这些分散的个人的努力下，制度企业家精神已成为国家层面（Child Lu and Tsai，2007）和全球环境政策的基本影响因素（Wijen and Ansari，2007）。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有正式的书面规则（例如宪法、法律、产权）和非正式的约束（例如习俗和行为模式）。Williamson（2000）对制度从最高层面的潜在的规范、传统、惯例到最低层面的组织管理结构进行了分类：

社会嵌入。在最高层面上，社会嵌入由非正式的制度组成，例如规范、文化因素、习惯、行为模式和传统。这些制度具有高度惰性，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改变（DiMaggio and Powell，1983；Williamson，2000）。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更多地研究了制度的作用，例如思想意识、文化、合作以及群体规范的出现（Tan，2005；Ogilvie，2007）。

制度环境。在中间层面上，制度环境由正式的规则组成，例如产权和政府职能，包括政策（Williamson，2000）。制度环境是制度经济学历来研究的中心点，特别是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学者们首先研究了正式产权的作用，它界定了关于一项资产的优先权、责任和个人的义务（Libecap，1989）。20世纪70年代，在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中开始出现评估产权的内生形成的研究，这些研究论述了个人采用新制度的动因（Guinnance and Miller，1996）、管理机制和各种产权设计的经济后果（Alston Libecap and Schneider，1996）。除产权之外，在此层面上学者们论述了政府政策的出现，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决定因素、变化的过程和来自于政府立法的结果（Binswanger and Deininger，1997；Schnellenbach，2007）。

管制。最低层面上是制度如何被组织并被实施（Williamson，2000）。前两个层面是指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游戏规则，而管制是指游戏怎样进行（Williamson，2000）。这个领域研究的中心点是制度企业家设计、执行某种制度并形成激励的机制和合约。

尽管以上三个层面的制度常常被孤立地研究，但在很多文献中也研究了不同层面或类型的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演化。

3.二者的比较。关于制度类型的研究，制度理论的研究集中于非正式的和社会嵌入的制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正式的和宏观层面的制度，如政府政策和产权安排。两个流派尽管在制度的最高层面的研究存在分歧，但在更低层面上是一致的，特别是研究制度的管制层面。两个流派都研究了秩序和组织是内生地被设计以解决协作问题。所不同的是，制度理论主要强调私人协议和惯例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更多地集中于订立合约和自我管制方面的问题的研究（Anderson and Hill，2002；Casari，2007）。

（三）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的研究认为各种动机和条件在导致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发端中具有重要性。综合各类文献，将其分类为：

外部压力（Oliver，1992）。制度企业家会对来自职能、政治、社会压力做出反应以挑战现存的制度结构（Oliver，1992）。职能压力与环境变化有关，例如竞争和需求。政治压力来自于权利和利益的变化，促使个人质疑制度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源自于政治。社会压力（社会压力出现于社会规范的变化和期望以及社会冲突中）也能导致制度变迁。

权利和合法性（Beckert，1999；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2）。组织合法性的概念解释为组织对于社会中恰当的或令人合意的实践的遵守（Suchman，1995）。合法性被描述为组织从环境中获得并用来实现目标的资源。当制度企业家使选举人相信他们提出的新的组织形式是必要的、正确的和有用的，则这个组织形式趋于合法（Snow and Benford，1992）。权利对于合法化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也是制度变迁的驱动力量，因为有权利的行动者能够形成依赖于他们利益方向的制度环境（Lawrence，1999）。

组织结构。在组织中制度变迁的程度依赖于组织结构和企业家在组织中的地位（Maguire et al.，2004）。成熟的组织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及行为模式。新兴组织缺少合作结构并处于不确定的环境中，容易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Maguire et al.，2004）。

制度企业家的特征（Kraatz and Moore，2002）。制度理论的研究表明，背景、经验、个人的社会资本影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活动（Dorado，2005；Seo and Creed，2002）。例如，来自于执行了特殊实践的组织中的企业家将更可能在他们的新组织中执行这个实践。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集中于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背后的经济动机。追求利益的行为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Lacroix and Roumasset，1990）。当企业家从新制度的执行中获得的收益超过执行成本时（Alston Libecap and Mueller，1999），就产生了新制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对制度发展的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的因素，包括外生的冲击例如需求、供给、技术和文化的变化（Alston er al.，1999；Ogilvie，2007；Ruttan，2006）。此外也讨论了交易成本减少作为制度变迁基本动机的潜力（North and Thomas，1970）。

需求与供给的变化。需求与供给的变化对企业家产生激励以促使其变迁制度（Bromley，1989；Ruttan，2006）。例如当需求上升资源变得稀缺时，这对于个人对有限的资源推行产权具有更强的激励性（Alston et al.，1999；Alston et al.，1996）。

技术变化。技术变化驱使企业家建立新的制度体制。例如，Ruttan（2006）认为20世纪50年代高产出的稻谷品种技术在菲律宾导致了制度的重新设置：用次租赁协议以分享原先的租赁合同、转租的承租权制度均衡了市场条件。

文化方面。制度经济学文献近来更多关注思想意识和文化成为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Tan，2005；Ogilvie，2007）。尤其当一定的文化资源可得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行为更容易发生（Ruttan，2006）。

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对激励企业家进行制度变迁具有重要作用（North，1990）。交易成本是与转移、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是一个经济制度的函数。因此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减少交易成本是制度变迁中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Coase，1974；North and Thomas，1970）。

3.二者的比较。在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时，制度经济学文献主要集中于经济激励；制度理论文献则采取更宽泛的职能和社会的驱动力以设计新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注重思想意识和文化在驱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例如，Finbow，1993；Tan，2005）。然而在有些文献中，制度理论也承认经济因素和市场条件在影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中的重要性。这些研究的进展也使得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更加接近。

（四）制度企业家精神机制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的文献讨论了企业家设计并实现制度变迁的各种机制，包括如下方面：

合作和集体行动。制度理论的研究注意到了在构建新的制度结构中合作和集体行动的作用（Fligstein，1997；King and Soule，2007）。实际上，制度企业家被变通性地定义为“具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制度企业家对于维持其集体身份并把不同群体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负有责任（Fligstein，1997）。他们的利益趋同集体行动，从而影响宏观层面的制度（Zucker，1988）。

政治策略。政治策略例如建立联盟和激励行为，这也是制度理论经验研究的焦点。Levy and Scully（2007）把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特征描述为战略行动。制度企业家精神被解释为集体行动的人，而不是社会运动的领导者。

构造制度框架。在制度企业家的政治活动中，他们构造制度框架，并描述他们倾向的制度设计以吸引最广泛的受众。Rao（1998）发现构造框架在消费者协会的建立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合法化效应。

理论化和职业化。理论化，对抽象的连锁因果关系进行分类，一般被看作是对制度企业家非常有用的（Greenwood Hinings and Suddaby，2002），Greenwood发现理论化的用途在加拿大的会计业公司的职业化中发挥支配作用。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集中于研究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结果，而不大强调机制的引领作用。近年来这个流派重视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机制（Anderson and Hill，2004），其研究可分为两个分支：

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文献中阐述了利益集团在影响制度变迁方向上的重要性，制度一般会朝向利益集团支持的方向变迁，因为利益集团的声明使人们相信他们在正式制度的发展中倾向于积极的行动。

制度变迁选择的资源和策略。尽管资源和权利的关系曾经被制度经济学家所忽略，但是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资源在决定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性。Goldberg（1974）研究了公司在改变规则时资源禀赋的重要性，主要评判了资源的边际贡献。在研究制度企业家采取的策略方面，制度经济学文献主要集中于个人怎样组织各种管理机制（例如，契约的形式）以从事经济活动（Acheson，1987；Anderson and Hill，2004）。

3.二者的比较。在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制度变迁的机制被描述为政治过程。事实上，两者都认识到利益集团的重要性和制度变迁方向的冲突。在解释变迁的机制中，制度理论的方法更关心共同参与和集体行动的作用。经济学家也认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他们更多的焦点放在导致集体参与的特征上（集团的规模，资源的贡献，不存在免费搭车问题），而非集团发展新的制度安排的策略（Casari，2007；Ostrom，1990）。

（五）经验研究的集中点

1.制度理论。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经验研究集中于描述制度变迁的前因和机制（Maguire et al.，2004）。这个方法的性质强调了定性研究，并集中在组织学的领域。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倾向于用长期的视野分析给定的社会或集团中的制度变迁。正如North and Thomas（1970）所说，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一般被经济学家当作参数，但它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是清晰的变量，历史地受到根本性变化的影响。因此，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经验研究的观点，主要由一个相对长时期制度演化的历史性的描述主导。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或在不同情况下对制度变迁的比较（Grantham，1980）。

3.二者的比较。这两个流派更倾向于定性的、历史的描述。近些年在制度理论领域，试图利用大量的数据库和统计分析检验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因为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传统上论述了个人的行动以促使制度变迁，这通常度量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制度理论的研究更多地基于案例的研究。

未来可能的研究整合

（一）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机会

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指派了组织学的领域作为分析的层面。在未来的研究中，制度理论流派可能主要得益于从制度经济学引入若干方面进行整合：一是扩展典型研究制度的类型；对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制度理论视角能够得益于检验由制度经济学家研究的制度类型。二是评估制度的演化。三是在整合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上，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能进一步发展市场和制度设计之间的关系（例如，Bromley，1989；North，1996）。四是进一步研究制度变迁的后果和结果也是有益的。在采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上，制度理论研究能够促进研究制度设计的非计划的后果和社会上有害的不利效应。

（二）将制度理论整合进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机会

制度经济学家目标在于预测实现或禁止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未来的研究继续进行这个层面的这个中心点的分析时，在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中制度理论能够告诉制度经济学很多信息。这样的机会是特别成熟的在理解经济发展怎样被影响：一是在整合制度理论的观点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权力—和它与产权的关系—怎样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二是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明晰制度企业家精神本身怎样被社会制度促进或禁止，以及社会制度影响内生制度变迁的可能性。三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能够扩展他们对于制度变迁发生的机制的评估。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检验集体的动员和利益集团的资源配置怎样影响制度的演化。四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也能得益于检验宏观层面的认识的框架和逻辑学，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可能性和性质的认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Eisenstadt， S.N..Cultural Orientation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0，85（4）

2.Anderson， T. L. and Hill， P. J.. Cowboys and contract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2，31（2）

3.DiMaggio， P. J. and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48（2）

4.Battilana， J.， Leca， B. and Boxenbaum， E.. How Actors Change Institutions：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09（3）

5.Coase， R. H..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4，17（2）

6. Anderson， T. L. and Hill， P. J. .The not so wild wild west： Property rights on the fronti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7.Jepersson， R.L..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143-16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8.Dimaggio， P..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L. Zucker （Eds.），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3-22. Cambridge， MA： Ballinger，1988

9.North， D..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0.Dacin， M. T.， Goodstein， J. and Scott， W. R..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research forum.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45（1）

11.North， D. C. and Thomas， R. P..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70，23（1）

12.Schneider， M.， Teske， P. and Mintrom， M.. Public entrepreneurs： Agents for change in American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13.Escobal， J.， Agreda， V. and Reardon， T.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agro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Peruvian coast.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0，23（3）

14.Ruttan， V. .W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stitutional design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06，2（3）

15.Leblebici， H.， Salancik， G. R.， Copay， A. and King， T..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fields： An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the U.S. Radio broadcasting indust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1，36（3）

制度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经济发展 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正式引入中国。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蓬勃发展，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面对计划经济低效率和西方工业化国家高成长现实，中国经济学界开始试图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探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产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前提下，研究价格体系在资源最优配置中的作用，这和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不相符的，因而其解释力无法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者们信服。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的出现，似乎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简洁而明晰的答案，更适宜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从其被引入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便于分析我国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以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偏爱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比较明确的解释力；二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大量制度分析的传统；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提够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界通过二十年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和发展以及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显著的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

在西方社会中，制度经济学派林立，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理论体系。新古典主义从瓦尔拉斯创立，到德布鲁用公理化重构，到新古典综合派以后，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但由这一学派在构建理论时抽象掉制度因素，在封闭系统中研究市场规律，尽管形式完美，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新制度经济学能够坚持新古典经济学核心价值不变，保留了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这三个基本假设，同时还逐步规范了交易费用的理论范式，为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分析框架。交易费用概念在理论上确立起来之后，成为用以解释各种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不仅研究改革过程，而且还着重探讨制度的性质和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起源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基本上涉及体制起源、市场化过程和经济绩效、企业转型、市场和政府等组织，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也被讨论。

二、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

科斯理论中蕴涵着制度选择和演化思想，经过诺斯等人的发展，衍生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制度的起源、制度的供求、制度创新与变迁等问题，探讨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制度变迁的课题。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一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的探究。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制度起源、演化和经济绩效间的联系。二是对改革过程的动态分析。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关注过渡性质和各种决定因素。计划经济带来了很高的交易费用，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通过权衡改革路径中相关交易费用，选择渐进道路，以降低改革成本。最后是改革中政府作用。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政府主导特征一方面由于政府拥有绝对优势和资源配置权利，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压力迫使政府直接改变现存制度安排。

三、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涉及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组织理论等在内的主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是科斯重大贡献，后经威廉姆森等人发展，成为理论框架。内容主要包括交易一般化、交易费用和测度、交易契约安排。交易费用理论架起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而产权理论也是由科斯最先涉及，后德姆塞茨、阿尔钦和张五常等人的努力，产权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其旨在说明如何通过界定、使用和变更产权安排，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成本，优化配置资源。组织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并构筑其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旨在说明各种组织形式。此外，契约理论、委托-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也在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中找到自身理论的发展方向。

由于我国转型经济特征明显，如何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如何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是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道难题。中国经济学者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我国的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在研究的主要涉及公司治理结构、委托问题、国有企业改制、民营企业发展等等众多问题，也取得了部分成果。从长远来看，这一领域是新制度经济学涉足的重点领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必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在这一领域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素材。

参考文献

[1]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奥利弗・E.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商务印书馆，2002.

[4]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96.

[5]罗杰・E.巴克豪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6]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7]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8]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2.

制度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 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130-05

十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环境经济政策就是这一类制度的总称，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环境经济政策是一套政策体系，包括环境税、环境收费、生态补偿、绿色贸易、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产权交易、环境补贴等具体政策手段，它是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结合，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因此越来越受到各国环境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视。环境经济政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基础环节。

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始终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引起了伦理学的高度关注，不仅体现在问题聚焦上，还体现在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变革上。环境问题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作为文明进程中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的伦理学，对于环境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应该保持敏锐的洞察，这是伦理学关注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的一个基本途径。环境制度是环境保护的支柱，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制度中后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员，将会对环境制度乃至人类保护环境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伦理学视阈来关注环境经济政策，根本目的是要通过伦理学的理论论证来促进政策的制定。然而，伦理学为何选择关注环境经济政策这一类制度，又何以有资格来审视它，以及如何来审视和促进它，这是伦理学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现代伦理学的理论特色

在讨论伦理学与环境经济政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伦理学的现代形态及其历史使命进行阐释。伦理学是一门研究道德现象的科学。伦理学既是一门哲学理论学科，又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还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传统的伦理学以善、幸福、公正等为研究对象，始终存在规范主义与德性主义两条路线。上世纪初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注重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元伦理学成为西方伦理学的主流。元伦理学努力使伦理学靠近实证科学，却使伦理学脱离了实践领域，失去了直面现实道德问题的勇气。二战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使伦理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实践领域的道德问题，应用伦理学就是承担着这样的使命诞生的。此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被合称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相对应。应用伦理学和传统理论伦理学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应用伦理学运用理论伦理学的理论、原则等研究现代道德问题，但“问题域”有所不同，它不关注私人问题而侧重于对现代公共问题和公共制度的研究；另一方面，应用伦理学也在对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中发展着理论伦理学。因此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就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

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方式的转变，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仅靠个人道德品质就能维护社会秩序。现代人摆脱不了公共性，公共生活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土壤。在精细的社会分工之下公共性又呈现出不同的专业、行业、职业领域，这一个个专业领域就是应用伦理学的“问题域”。为应对各个领域出现的公共问题，应用伦理学产生了多个分支，如经济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社会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从传统理论伦理学到现代应用伦理学，不仅仅是“问题域”的转变，更是价值观的转变。应用伦理学的实践向度也表明，伦理学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伦理学既要在生活中汲取智慧源泉，又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

中国的应用伦理学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应用伦理学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本质上还是因为我国现实社会中道德挑战的迫切需要，由于中国传统伦理一向关注现实的理论品质。我国的伦理学并没有经历西方的“规范伦理学一元伦理学一应用伦理学”的发展路径，不存在那种跳出“语言分析”的伦理学自我纠正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必去纠结于从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进程来构建中国的应用伦理学，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中国传统伦理学从一开始就不注重形而上问题的探讨，始终具有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践向度。重视用价值规范来引导人生，这一点同现代应用伦理学不谋而合。但是由于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通过暴力革命，因此包括伦理学在内的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式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一个自然的转变，以致对现代问题的探讨总是沿用西方的概念和方法，还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话语权。这一断裂现象造成我们不能很好地运用传统伦理学理论来指导应用伦理学的建设，为应用伦理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提供价值导向。搭建传统理论与现代问题之间的桥梁，既是中国应用伦理学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应用伦理学审视现代公共问题、公共制度的必要理论基础，更是使中国应用伦理学不沦为为西方应用伦理学的附庸，不论现实问题的“应声虫”的不可回避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二、伦理学为何要关注环境经济政策

现代社会正处在文明的十字路口，工业文明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空前的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健康与发展。在扬弃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态文明，已不仅是理论上的呼吁，也是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生态或环境问题的凸显似乎正在颠覆一个时代，同时也在缓缓地拉启着另一个时代的帷幕。”生态伦理学在这场生态文明的革命浪潮中一直担任着理论先锋的角色，生态伦理学为各国的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各具特色的生态伦理学理论为不同形态的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运动提供了价值支持。

不仅仅是生态伦理学，而且是整个伦理学都要参与到要这场生态文明革命中，因为环境问题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学科都不可能逃到这场革命之外。伦理学一方面要通过审视和反思环境问题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关怀的视野中，使伦理学理论符合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伦理学不可能通过静坐沉思的方式获得发展，它必须与现实保持一种有张力的互动，才能实现发展理论和服务于现实的双重任务。制度是文明的载体，关注制度是伦理学干预现实的一个基本途径，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也是现代伦理学的历史使命之一。

环境制度在这场关乎文明转向的制度变革中，应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它是最直接体现生态价值观、最直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形式。经济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必须要有生态生产力。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它促进生态文明生产力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权利一义务关系的规定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生态化。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经济发展转型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经济的活动迟早必须也应该是生态的活动。”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下，整个社会制度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消除那些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制度障碍。因此，环境经济政策代表了制度转型的契机，它的经验对于今后制度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往环境伦理学分析环境问题主要基于宏观文化和微观人性的视角，较少从中观的制度层面入手，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谈及环境制度建设问题，但都不够深入和系统。我国的应用伦理学进入政策制定层面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国环境伦理学始终面临理论呼声高、实践力度弱的问题，因为它忽视了对本土视阈的环境保护实践及其政策法律的关注，很难为我国的环保事业所遇到的重大矛盾、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指导或价值参考。

缺少实践向度的环境伦理学，不仅对环境保护实践难有裨益，而且对自身的理论建设也是非常不利的。关注环境经济政策，不仅是伦理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的需要。作为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环境经济政策时时都要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现代经济学注重“成本效益”分析，往往自称“价值中立”，是一种工具理性，不可不说是受到了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影响。工具理性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目的问题，它使发展失去目的性，使经济成为一列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使环境问题接踵而来。总之，没有伦理学的经济学是贫乏的。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环境经济政策也是贫乏的，非常容易误入歧途和遭遇发展瓶颈，再加上我国经济建设任务的迫切和各级政府GDP至上的价值取向，使环境经济政策在制度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障碍。

实际上，环境经济学正是带着打破传统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目的产生的，它使经济学带有更多的生态向度和人文向度，它需要结合生态学的知识、伦理学的价值精神和经济学的成本计算。因此，环境经济政策也需要这三个学科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到价值观影响的，伦理学的价值精神应当成为环境经济政策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的整体智慧来为其提供价值导向，审视其制度安排的正当性。相应的伦理考量有利于确保政策总体方向的正确性，减少制度设计的短视和盲目。总之，环境经济政策的伦理学研究是环境经济政策和伦理学的共同需要。

三、伦理学何以能够审视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何以能审视环境经济政策，考察的是伦理学有无理论能力和研究方法把环境经济政策置于自身的研究框架内，从而实现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有效评价、批判和推动。

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现代公共制度，从一般的角度来看，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审视制度，是因为伦理学和制度存在内在的相通性。制度总是人们带有一定的主观自觉性和价值目的性进行实践的成果，制度的各方面都渗透着伦理性，而伦理学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和特殊的实践科学，它对制度的价值问题具有指导作用。伦理学与制度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这是伦理学能够审视制度的基本前提。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其中又集中体现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利益分析法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环境问题实质上就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中又交织着各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然而，在环境问题中，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已经超出了传统利益关系和伦理关系的范畴，它触动到了文明的根基，即人们对待自然的根本态度。因此，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有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目标，才有了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各项举措。

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对象是人，不管是传统的理论伦理学，还是现代应用伦理学，虽然关注的问题域、研究方法和价值理念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只不过传统伦理学更关注德性主义下的人，而现代伦理学更侧重于公共制度下的人，人就是使伦理学和制度能够形成内在一致性的桥梁。环境经济政策展现了生态危机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矛盾的最终解决必须诉诸人与人关系的和解。环境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私有化的途径来减少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冲突，通过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来促进人在使用自然资源时的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道德水平、人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具体地看，政策的制定主体、实施主体、实施对象都是人，人的价值观念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此包括环境经济政策在内的一切制度在根源上的问题都是伦理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催生了生态伦理学，它的一些基础理论，如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正义等，成为我们构建和评价环境制度的基础。然而，生态伦理学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很多理论还在探讨。关注环境经济政策这一特殊公共政策对于伦理学而言无疑是个重大挑战，这一挑战不可能由生态伦理学独自完成，还需要融汇应用伦理学其他分支的理论和方法，如经济伦理学、制度伦理学、发展伦理学等。与此同时，伦理学还要打破自身视阈，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优秀理论和方法，如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环境法学、生态学等。

环境经济政策是不断发展着的，随着新经济手段的开发和应用，政策会朝向复杂化、系统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伦理学不仅要关注环境经济政策的宏观价值问题，还要关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问题的伦理性。因此，伦理学要坚持实践的品质，扎根于生活，紧紧围绕价值关怀和人文关怀，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提供目的性导向，使之更富于人性、更富于自然性、更适合于国情。

四、伦理学如何审视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关注实践、服务现实是伦理学的理论品质。然而，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的理论特质决定了它观照实践的方式是间接的。哲学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也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哲学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世界。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因此对于制度的价值审视就成为现代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主要任务。

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有其特殊性，“哲学与其他一切学科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自己确定不变的研究对象，它在‘已经给定的秩序中没有一个划给自己的活动范围’，在现存世界中找不到自己‘固定的地盘’，它的功能既不能如常识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见效，也不能如实证科学一样在操作层面体现，而只能从其‘价值批判’性活动中才能找到”。因此，价值审视是伦理学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式，它有如下几个主要途径。

第一，基于整体视阈的文化背景反思，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背景性问题，如影响人们环境行为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历史根源、政治根源、社会结构等问题当中的价值问题，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种整体上的价值观览，使环境经济政策更能与整体社会价值观契合，从而巩固其地位的合理性。

第二，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既关系到政策最终的合理性根源和政策的发展方向，又关系到各项子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实际上，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正是因为缺少明确的价值理念，导致政策发展目的不明确，屈从于经济发展目标，致使各项政策手段之间缺乏整体的协调性，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两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政策的自洽性。伦理学要为环境经济政策寻找明确的价值理念，解决政策发展的目的性问题，促进政策手段之间的协调发展，推动环境经济政策形成一个较为完整和合理的政策体系。

第三，提炼环境经济政策技术标准中的价值问题。环境经济政策涉及很多技术标准，包括各种环境指标、监测标准和各种形式的市场价格标准，这些标准不只是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其背后还反映了深刻的价值问题。环境是客观存在的，而环境标准、环境物品的市场价格却是人为制定的，人的活动必然含有一定的价值性，体现了主体的好恶倾向。比如环境税。税收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就是税基和税率，税率标准的制定就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倾向，它既影响着环境税的有效性，又反映着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民生等问题的综合考虑。伦理学要善于从这些数字背后提炼出价值问题，帮助政策更有效地实施，也要考察这些技术标准能否有效支持政策的价值理念。

第四，考察环境经济政策的主体性问题。制度是人的实践成果，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定在，制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因此考察制度就一定要考察人的问题。环境经济制度涉及的主体有三大类：政府、市场主体和公众。政府主体可分为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市场主体可分为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公众可分为消费者、民间组织和一般公众，这些主体的价值倾向都影响着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都是伦理学要考察和研究的。

制度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以现实的人的行为假定为基础，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引入交易成本和产权这两个重要范畴，建立了将制度内生化的经济发展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观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等制度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

一、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发展绩效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发展的决定因素的作用

麦金农指出：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有观点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发展政策的新要求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1] 洪银兴. 发展理论的全球思维与中国行动——兼评《发展经济学：要素、路径与战略》[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07） .

[2] 周雪藜，程永杰. 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视角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J]. 当代经济. 2010（22） .

[3] 罗雪，国燕翔. 中国反垄断第一案的新制度经济学探析[J]. 现代经济信息. 2010（21） .

[4] 任中玉.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职能探析[J]. 现代商贸工业. 2010（19） .

制度经济学论文篇9

历 史

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 如果已认识清楚， 就不要去研究了。 因此，实证主义是不可须臾或离的治史方法。19 世纪末期以来反对实证主义的议论，都集中在历史认识论上。我以为， 应当承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有相对性(卡雨)、性(克罗齐)、思想主观性(柯林伍德)， 但都可归之于[认识还不清楚]， 需要再认识。历史需要没完没了地认识， 否则历史学者都可下岗了。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真实，史料考证非常重要。50年代史学革命要打倒历史主义，代之以[的史学]。结果出现了模式论、逻辑实证主义和包含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研究法，我看都不足取。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史学本来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作实证分析时要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可怨天或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是用今天的价值观， 不仅评论当时效果，还包括它对后人以至今人的潜在效应，但不要苛求古人。

每个人都有自已的历史，即世界观和历史观。但只应作为思维方法，而非推理根据。[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我赞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维方法，前句是说经济的发展应与界相适应，后句是说要有意义地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经 济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是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没有一个古 今 中外都通用的经济理论。[史无定法]， 需根据时空条件、问题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方法。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可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空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在对待[经济人]这个假设时，还要从社会和文化传统上来规范它。

经济史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计量，乃至模糊数学；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回归分析要谨慎，例如不少于十个连续数据。除非当代史，我不赞成用模型，也不赞 成用反拟法(counterfactual)。

经济史利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经济分析，但应指出更复杂的历史条件，提供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广阔的视野。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

制 度

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运行，才能持久。制度机制着经济的有序运行，要有稳定性；但历史上也常有变迁，尤其像田制、赋役制度、劳动制度等。这种变迁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停滞和倒退。一般说，生产和(或)交换的发展要求制度的革新，而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

近代经济史是研究传统经济向化经济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新的(现代化的)经济因素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的经济因素，不仅要求有一般制度的革新，还要有体制上的(systematic)以至根本性的(constitutional)变革，才能完成(以化为标志的)转变。这是西方从重商主义到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马克思[交往与生产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16世纪交换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引起商业制度变革和革命，最后导至机器大工业的建立，载《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认为，我国在16、17世纪已经产生了现代化的经济因素或萌芽，也有了赋役、租佃、信雇工等制度一定的变迁，但由于一元化专制统治的牢固和18世纪的众多逆流，未能引起体制的和政治的制度变革，因而未能实现工业化。

社 会

和制度变革，必然引起结构、群体组识和行为的变迁；同时，体制度和的变革，需要创新集团和社会群体两种力量，才能实现。

近代经济史无力整个社会，主要是考察人中与分业(土农工商)、宗族制度、等级制度、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变迁，这些变迁反映社会化的趋向。

应注意到，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不是同步的，因为还有其他因素。经济史研究中的非经济因素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封建政府对促进经济发展和障碍社会现代化的效率都远大于西方中西方中世纪王朝。

文 化

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制衡(conditioned)有变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往往不能持久(如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这种先导上称之为[启蒙]。

制度经济学论文篇10

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古语讲，“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难免会导致理论指导和实践成效上的偏差。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休戚相关。它以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适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和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等等，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重视对经济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推导，但这些模型大多是建立在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与我国的现实相差甚远。如果不顾我国的具体国情而拿来指导我国实践，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现实中有些人明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并不适用，却硬要生搬硬套，这只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总之，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经过认真分析，科学地予以辨析、选择、改造和利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邯郸学步”。经济活动不能离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孤立存在。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丰厚基础，努力做到“洋”为“中”用，综合创新。反观现实，发人深思的是，一些人对西方经济理论盲目崇拜，醉心于引进西方经济学而又“食洋不化”，结果将一些本来易懂的概念说得花里胡哨，将一些原本比较明了的问题阐述得艰深玄奥，到头来，不仅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迷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