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权制度论文十篇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篇1

我国的土地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各个朝代的更替，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王朝新建之初，统治者一般都采取鼓励自耕农发展的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被集中于大小封建地主的手中，此时社会矛盾会逐步激化，统治者就会进行一系列的土地制度调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有效的永佃制和押租制。

新中国建立后，进行了，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将所有征收和没收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之后1952年的大规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运动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将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而到了1955年，开始推行的高级社和化运动，把农民土地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这种制度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自1978年秋起，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农民自发到国家逐步承认的过程，最终在1984年基本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但在土地的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农产通过承包方式获得了独立经营集体土地的权力，他们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拥有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农户成为独立的和完整的经济核算单位，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上升，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比1978年增加14倍，数百万农产在80年代摆脱了贫困。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可以分别归属于集体和农民两个不同的主体，使原来“一切土地权利归集体”的“单一产权”体制，转变为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产权”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民对土地有了的强烈归属感，激起了农民长久利用、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可以明确预知和享受自己承包土地上的劳动产品，农民付出的劳动就与劳动报酬直接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使农民在土地上生产的热情空前提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时期，土地制度的调整都会对整个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土地制度究竟是阻碍还是推动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这一产业的特点。

二.当前土地制度面临的窘境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改革和平稳的调整，土地制度是继承和发展性的。将承包经营权细化给农产，初步实现了土地权利、义务的统一，既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框架，又使制度有了新的内容和发展。同时，采取承包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和农民习惯的农耕劳作方式有效衔接，得到农民和社会各界拥护，新旧体制的转换平稳进行，制度改革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很低，改革带来的效益非常显著，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然而，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引起的农用土地制度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着重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了调整，不可能深入地涉及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因此与城镇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相比，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不规范、不系统、不彻底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表现在：近几年来，我国粮食总产值不断下降；农民收入自97年开始持续4年增幅下降；在我国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状况下，农民弃耕、薄耕和抛荒现象严重；农民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强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只留下所谓的“三八六零”部队进行耕作，劳动效率低下。

这些问题的日益严重，标志着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产权形式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在其调动农产积极性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之后，它所蕴含的深层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了。

1.土地产权极为模糊、产权界定严重不清

我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在《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重要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集体”的定义则极为含糊。《土地管理法》中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集体所有。”但究竟谁是集体的真正代表？有多种提法不说，概念也极不明确，造成对权利主体的认定带来很大困难。谁都有权利变成谁都无法有效行使权利，往往行政上的组织如村委会等运用其行政权力来干预和行使所有权。

2.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稳定，大大挫伤了农民承包土地和进行投入的积极性

为了显示机会均等，遵循人地均分原则，每隔一段时间就对集体成员承包的土地作一次强制性的调整，从而使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无论是人员数量上还是构成上都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虽然中央说土地承包15年不变，更规定延包土地可30年不变，但在农村，普遍3—5年调整一次，甚全有的村年年有调整。据调查，从1978以来，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平均调整3.01次，至少有超过60％的村庄和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如此频繁的变动使承包者的预期大大降低，并且即使允许转包土地，也受到“只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的限制：同时国家对种植面积、种植品种等都加以限制，给农产与集体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带来较强的干扰。这样的土地制度显然不能为农产提供长期而稳定的预期，势必导致农产土地利用行为上的短期化，特别是在土地改良的问题上，农户对土地投资缺乏激励，相反会选择过度利用土地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因为这种掠夺式经营方式的成本由于时滞因素将由下一任承包者而不是自己承担。转3.现行土地制度的法律基础薄弱

前面已经提到过，现行法律中涉及土地制度的条款都相对笼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特别是当农户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遇到侵权行为时，没有有效的法律武器，失去了法律保障，再加上农民往往较为分散且文化水平不高，使农户处于谈判上的弱势地位，无法依法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利。

4.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缺陷

由于承包权作为农民的使用权是不完整的，农民没有被赋予转包、租赁、抵押、转让其他土地权利，使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中介和金融支持无法形成。尽管按农户均分的小块土地，适应了现有农村生产力的需要，但因土地在产权上是凝固的，难以满足适度规模经营中归并土地的要求，生产力无法重新配置，使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处于要么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要么放弃规模经营的尴尬局面，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理论探索：国有还是私有？一种新尝试

由于模糊的集体所有制带来的弊端，理论界早就开始探讨更为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国有还是私有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赞成土地国有化的主要理由有：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有利于国土综合整治，有利于土地管理；障碍小，成本低；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企业经营的成功经验等。

而赞成私有化的则认为：私有化的产权体系以及保护私有权益的法律体系有助于建立起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

我认为，土地私有并不是解决目前问题的良方。从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农业私有产权改革的经验来看，私有化在改革初期造成很大的混乱。私有产权给予个人关于财产自由使用、让渡和获取收益的权利，无疑会给微观主体带来激励。但由于私有化后，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农民难以得到信贷和适合家庭农场耕种的机器，同时国家取消了对农业的多方面支持和补贴，致使投入品价格攀升、农业利润下降。在我国，私有化同样会带来这些问题。更何况我国还有自身的特殊情况：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我国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都处于以封建君主和官僚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系的控制之下，即使是自耕农自由买卖土地也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农民并没有很强的土地私有的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土地经营自。

其次，在缺乏分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由于技术水平不高，交易效率低，个人激励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土地私有将最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而目前我国农业已基本脱离自然经济状态。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土地私有将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冒较高的政治风险，进而不可避免地增加土地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阻力，减少制度创新的绩效。

因此，私有化是不能适应我国农业土地现状的。但是，单纯的国有化将农民完全剥离土地，更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那么，是否可以在我国尝试构建“三权分离式”的新型农用土地产权体系呢？

（一）国家土地所有权：国家土地所有权为农用土地产权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产权形态。

（二）承包土地使用权：承包土地使用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下的一个完整、独立的土地产权形态。

（三）土地耕作经营权：土地耕作经营权是在承包土地使用权上附设的一种他项权利。承包土地使用权人可将其土地耕作经营权单独以转包、分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经营，经营期可根据经营的需要由承包或租赁双方自行商定。

国家拥有农用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仿照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模式，从宏观上起到调控和综合治理的作用。作为所有权者，国家收取合理的租金代替公粮以推动农业的市场化进程，以迎合WTO竞争环境的到来。

由于从物权的角度对承包土地使用权给予了准确界定，赋予农民的土地就可从土地产权的角度给予可靠保障，其权利义务一经政府土地部门登记，承包经济关系的各种调整就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农民与土地关系，今后就可以做到无论承包关系怎么变化，土地权利义务不变：不管生产任务怎么调整，农民都拥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在这种体系中明确区分了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耕作经营权。农民可把承包土地使用权当作一种财产权留在手中，保障自己最基本的土地权益，同时可将土地耕作经营权按经营的需要转包、出租给其他的农业生产者，获取土地经营收益。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耕作经营权分开，解决了既要把土地稳定在农户，又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难题，土地在耕作经营层次充分流转，可满足不同规模的集约化、产业化以及市场化的经营要求，由于土地耕作经营权可迅速向种田能手集中，增加农地经营的面积规模，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生产力更快的发展。

土地耕作经营权可自主流转，使农民有了更多的“离土”机会与择业自由，而承包土地使用权暂不允许转让，土地最终仍留在承包农民手里，流转的将只是短期的耕作经营权，防止了因土地长期转让而造成土地兼并，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城市，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倾向。由于每个农民都能平等地享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益，农户又有了一份可资经营的土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从事非农产业或向城市转移时，土地就能发挥可靠的社会保障作用。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三种权利都必须在法律中作出明确、清晰的规定，确保权利义务得以实现。

四.以农产家庭为基本对象是这一体系具体实施的基本要求

我国农村仍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风俗和文化心理，千百年来始终以家族血缘为纽带。在社会价值观念中，家庭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家庭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家庭成员的有限性和收益的连带性，使家庭成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实施较为有效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从而是使监督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正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因此，农户家庭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微观产权主体的最佳组织形式。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篇2

关键词：土地增值收益；产权公共领域；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3-0077-04

DOI：10.13483/ki.kfyj.2015.03.017

一、引言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称为“三农问题”，其中农民问题即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问题并不是指农民绝对收入低，而是指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和农民相对于非农民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问题。近年来，农民收入问题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党中央和政府的相关文件也多次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使农民公平分享我国改革开放、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成果，学者们也提出了各种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如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提高农民经营农业的收入、发展城镇化、扩大农民非农就业的机会、发展现代化农业及特色农业等。但本质上，农民收入低源自农民来自土地生产要素的收入低，所以，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从增加农民的土地收入人手。

产权经济学认为没有权利就没有收益，收益权不是一种独立的产权项。一个完整的产权项包括权能和权益两个要素，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产权项。权能是主体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权利，权益是主体行使权能的收益。所以，要想增加主体的收益，必须增加主体的权利即相应的权能。就我国农村土地和农民收入来讲，要想增加农民来自土地的收益，必须给予农民相应的土地权利。事实上，简要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加的历史就会发现，农民收入之所以增加，仅就土地而言，是因为先是赋予了农民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而后是赋予了农民在农业用地范围之内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权。考虑到农民的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其原因也是因为赋予了农民完整的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所以，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必须增加农民的土地权利。但是，并不是增加农民的权利就一定会增加的农民的收益。只有将相对稀缺的产权赋予农民所有，才能增加农民的收益。对农村、农业和农民而言，最为稀缺的产权是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这种农村土地产权相对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对农业用地的需求而言，是我国农村土地诸产权中最为稀缺的产权，所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应该把该项权利赋予农民所有。但是，不能仅因为农民收入低就将此项权利界定给农民所有，那么，这么做的合理性是什么呢？

二、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民的历史基础

通过研究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来寻找农民获得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流转权的依据，原因有两个：（1）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民所有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变迁，而任何制度变迁都存在路径依赖特征；（2）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经济绩效非常明显，它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制度变迁。因此，历史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我们清楚了解为什么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村家庭所有是合理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实施了农村土地权能项皆归农民所有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所有权的交易权、使用权和使用权的交易权皆归农村家庭所有，农村土地私有制极大地调动了我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效率还没有得到充分检验时，我国迅速展开了农村土地产权集体化运动，农民的土地产权被迅速剥夺，1956年11月底全国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村家庭达96%，农民土地私有制便被彻底取代。随后，制度建立之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产权项都转移到之中，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制度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一直持续的1978年改革开放，在这一期间农民拥有的农村土地产权非常少，而在这一期间农民的贫穷也是有目共睹。1978年12月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再次发生重大变革，1983年末，包产到户在农村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8.9%。此后，随着政府不断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不断完善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法律法规，2000年之后农村土地流转权逐步回归农民所有，到2008年承诺农民拥有永久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农业产权基本上都归农民所有了，在这一期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也是有目共睹的。

1950―1978年末这段历史时期中农民经历了一个逐步丧失农民土地产权的过程，林毅夫、蔡防和李周认为该时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经济绩效是低下的。黄少安和孙圣民、黄少安、孙圣民和宫明波对中国大陆农业增长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土地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效率较高的制度，间接表明农村土地产权公共领域越小，经济绩效越好。所以，新中国成立初至改革开放前农民持续地失去农村土地产权的经济绩效是低下的，直接导致农民收入的降低。1978年末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经历了一个持续地得到农村土地产权的历程。乔榛、焦方义和李楠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1978―2004年的农业增长，主要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扩散。何一鸣和罗必良利用中国1958―2005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经济绩效，结果表明政府放松农村土地产权管制将农村土地产权赋予农民的经济绩效增加明显。易永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效率的实证比较研究表明，“农民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是比“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效率更高的制度。因此，农民持续地得到农村土地产权致使经济绩效提高，从而直接提高了农民收入。

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农民拥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多少的变化历程的经济绩效，可以发现，农民失去农村土地稀缺产权会降低经济绩效并减少农民收入，农民拥有较多的农村土地产权可以提高经济绩效并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农民相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农民拥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多为农村土地农业用途产权，这种产权相对农村土地非农化产权稀缺性较低，而农民并不拥有农村土地非农化产权。因此，为了提高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济绩效并增加农民收入，应该将农村土地非农化产权也回归农民所有。但是，这其中原理是什么呢？

三、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流转权界定给农民的理论基础

租值消散理论可以给予初步说明。租值消散理论的核心要义是，由于稀缺产权处于公共领域之中（其表现形式如公路、公共渔场、公共土地、地下石油等），使这些稀缺产权成了非专有收益（或公共权益、公共资源），由此引起了主体投入资源来争夺这些处于公共领域之中的资源，结果导致公共资源价值减少，张卫东和童睿给出了一个关于租值消散理论的很好的综述。实际上主体争夺非专有收益导致租值消散的原因，一是这种逐利活动不创造财富但却消耗社会稀缺资源，二是由于没有人对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负责。租值消散理论告诉我们，将要素的稀缺产权置于公共领域当中使农民推动农村土地产权时，会引起稀缺资源的租值消散从而降低经济绩效，因此，应该随着要素稀缺程度的增加缩小农村土地产权公共领域并将之界定为农民所有。

何一鸣、罗必良以及韩江波等学者的系列研究将产权管制理论与租值消散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过程，得出了放松对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管制能够提高经济绩效的结论。事实上，放松农村土地产权管制的过程就是一个缩小农村土地产权公共领域和给予农民农村土地产权的过程。将目前农村土地最为稀缺的产权项，即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村家庭所有，就是一个增加农民拥有的农村土地产权量并提高经济绩效的合理选择。何一鸣和罗必良认为，产权管制“把资源留在了公共领域，它们的经济价值便是租金，从而引起了所有理性主体的攫取行为”导致了公共资源租值的消散。何一鸣和罗必良明确提出了产权管制一公共领域一制度绩效的研究范式，并且运用该理论研究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经济绩效，认为，1978年之后产权管制放松的制度创新是我国农业经济绩效提高的重要原因。何一鸣和罗必良将产权管制、公共领域和经济绩效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韩江波和李效允、韩江波、韩江波和易顺也运用该理论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经济绩效问题。产权管制理论论证了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民所有的合理性。

农村土地产权管制的重要后果是农民的产权残缺，农民没有得到应得的农村土地产权项。湖洪曙从农村土地产权的排他性、可分割性、可转让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与经济绩效的关系，认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在这几个方面都是不完善的，因此，应该赋予农民更为完整的产权，而更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说要求将某些稀缺产权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给农民所有。冀县卿则创造了产权完全性和产权完整性两个概念，分析了同样的问题，认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从完全性和完整性两个方面都是残缺的，产权越是残缺经济绩效越差，应该赋予农民完全和完整的产权。而赵德起从国家的视角创造了一个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国家强度概念，认为国家强度与产权制度的经济绩效成反向变化，为了提高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经济绩效，应该降低国家强度将更多的农村土地产权赋予农民所有，实际上赋予农民稀缺产权才有意义，这个产权就是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我国其他学者基本上也都认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具有产权界定不清晰、农民产权残缺等不足之处，都说明了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民所有的合理性。

将稀缺产权置于公共领域之中为什么经济绩效较低呢？当稀缺产权处于公共领域之中时，当一主体投入稀缺资源利用公共领域中的资源创造财富时，这些财富也会由于处于公共领域之中而成为一种“公共权益”，因此不能全部归创造者所有，所以，该创造财富主体的私人成本会大于私人收益，而从收益率的角度来讲，该主体的私人收益率会小于社会收益率，从而该主体创造财富的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和约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些实力强地位高的主体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强制获得“公共收益”而不必支付这部分创造财富的成本，其私人成本小于私人收益，从收益率的角度来讲，该主体的私人收益率大于社会收益率，其花费稀缺资源追逐“公共权益”的分配性活动的积极性受到激励和保护。所以，当稀缺产权处于公共领域之中时，会使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关系受到破坏，生产受到压抑而分配性活动受到鼓励，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诺思和托马斯就关于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明确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行动。”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赋予农民所有，缩小农村土地产权的公共领域能使主体的私人收益率尽可能地接近社会收益率，激励主体的生产，有利于我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

综上所述，租值消散理论表明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置于公共领域之中，会造成农村土地租值的消散，不利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绩效的提高；而根据产权管制放松理论，赋予农民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流转权，实质上是一种缩小农村土地稀缺产权公共领域范围和放松产权管制的提高经济绩效的行为；同时，这么做也是一种增强农村土地产权的排他性、完整性的过程，可以使农民拥有更加完整和完全的产权，促进我国的农业和经济增长；最后，这么做也能够使主体的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激励主体的生产。

四、农村土地权利重新界定可能引起的问题

建议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为农民所有是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尽管它符合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趋势，也符合产权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要求，但是，这依然可能会引起很多担忧。

一是农民会不会肆无忌惮地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从而导致我国耕地的大量流失。实际上，我国地方政府才是目前我国耕地大量流失的最大推动力量。而且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必定要转化为城镇，城郊土地也必然会转化为城镇土地，只不过转换的收益目前归政府所有而已。也就是说，农业用地转换为非农业用地是一种客观趋势，无论将这种转换的权利界定给农民所有还是界定给地方政府所有，或者将之留在公共领域之中由地方政府在事实上拥有，只要我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没有停止，这种趋势就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农民只能作为一种经济主体行事，政府掌握国家公权力经常做一种政治主体使政府在使农业用地转换为非农业用地引起耕地流失方面相对更加缺乏约束、监督和制衡，而这种权利归农民所有之后，耕地流失将会受到更加有效的约束。最后，农民只在产生盈利的情况下才会行使该权利，而农民对该权利的行使必然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督和管理。

二是可能会担心农民获得农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会不会存在与政府和国家争利的问题。事实上，国家作为一种严格组织起来的组织形式，对自己国土范围之内的任何资源包括农村土地在内都拥有意义上的所有权，同时，税收作为一种国家向其居民提供包括农村土地产权保护在内的报酬，都是合理而正当的，而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实际上是由于土地稀缺而产生的一种租金，这种租金的收取权应该归农民所有。盛洪详细论述了租税同源、分离、互替以及归属问题，认为收租权应该归农村家庭所有，而收入税权应该归国家即政府所有，如果将二者合而为一全部归政府所有，就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事实上，将收租权与收税权分开分别归经济主体和政府所有，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避免政府既成为博弈者又成为博弈规则制订者带来的诸多问题，有利于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奇迹出现的重要原因，在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为了政治晋升而有了推动地方增长的强烈激励，而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快速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目前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获得土地财政。可以想见，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民所有之后，地方政府将失去占有土地财政主要部分的出让金。这会引起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后会不会使地方政府失去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资金来源的担忧。我们认为，即使短期之内土地出让金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资金，但是长期来看却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失去土地出让金也不会让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危机。首先是原来的权利安排制度下，政府土地出让金中本来就有部分要补偿给农民；其次是政府虽然失去了收租权及其收益，但是依然享有土地出让有关的收税权及其收益；最后，政府可以通过债务融资来缓解资金困难，事实上，现在发生财政困难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到2014年为止，我国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城市由2011年的4个扩展到了10个，地方债务融资在将来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尽管将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的流转权界定给农民所有会引发众多可能不利的问题和担忧，但是任何改革都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在事实上，许多担忧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为了保持我国的长期增长，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充分的土地权利，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五、研究结论

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如何公平分享改革开放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及经济增长成果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问题。根据产权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要想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以赋予农民高质量的产权，即相对更为稀缺的产权为前提。本文认为由于土地对“三农”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在农村土地的诸多产权项中，目前最为稀缺的产权是农业用地到非农业用地流转权，因此，将这项稀缺产权界定农民所有是使农民公平分享农村土地增值收益的关键所在，因为没有权利，就没有收益。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篇3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95-02

201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思路和指导政策，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政策的进一步的细化举措，专家对其赋予高度评价，称之为“新世纪以来聚焦三农工作的12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最全面系统的部署。”由此，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时期。

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中，我们不能绕开“两田制”。所谓“两田制”是指，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前提下，将土地划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两部分。由于这种制度给了地方政府较大的土地支配权，容易损害农民利益。1997年国务院曾经发出通知，中央不提倡实行“两田制”，没有实行“两田制”的地方不要再搞，已经实行的必须按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认真进行整顿。显然，“两田制”存在着伤害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问题，面对其已然存在的现实，欲保护农村集团产权之有效途径是寻找制度创新之道。许多人都知道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但可能并未过多关注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城镇化过程中农村集体资产的流失和产权受损现象。这并不是因为农村集体产权受损情况微不足道，事实上，这些年农村出现的随意征用、私自处置、侵吞集体资产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且多有论述。在这里，笔者对农村集体产权面临的这些具体问题不再赘述，仅就农村集体产权面临的制度性风险及制度建设进行理论分析。

一、城镇化过程中农村集体产权面临的制度性风险

尽管产权的概念颇为繁杂，但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农村集体产权解释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资产的占有、支配和收益的权利，其客体包括村集体所拥有的如耕地、林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也包括能为村集体提供未来经济利益的资产。农村集体产权所面临的风险也就涵盖这两方面的内容。

从产权的主体来看，我们把村集体产权可以理解为所有权归村民集体所有，支配权归经营者。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产权的实现方式。

（一）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存在着“政企不分”

产权的实现不可能由村民集体来共同行使，要考虑效率问题。依据201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并“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因此多数情况下，产权的实现是由村委会代为行使，现实也可能演变为村委会的某个人行使。而目前村委会的职能倾向于行政化，所以有学者形象地称上述做法为“政企不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相应的风险。

“政企不分的风险”并没有在城镇化过程中自然消失，而是随着乡、村融入城市，改制成街道（地区）办事处和居委会后依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这就需要我们对制度进行设计，以规避这种风险，而股份合作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

（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中的“两权”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两权”是指所有权与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后，原来一切土地权利归集体的单一产权体制，变为集体拥有土地和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产权体制。农村土地实现了“两权分离”。但此处，承包权和经营权是一体的，且承包经营权不能随意转让。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出现了“法人财产权”，“两权分离”也就成为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

“两权分离”也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经营者做决策时考虑的很可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所有者的利益。“两权分离”的风险不可避免，但能通过制度设计使其减少，比如经济组织内部机构之间的各种监督机制。

2014年9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前者针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和规模经营，提出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后者提出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赋予了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的目标方向。

二、探索设立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是村集体产权维护的制度保障

（一）农村股份合作制度的历史变迁

合作社在我国农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建国初，当时农业、商业和手工业普遍实行了合作化，成立了生产、供销、消费等多种合作社。当时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互相组、初级社、高级社等阶段，其中，初级社就包含了许多股份合作的因素，农民以土地、农具、牲畜等折股入社，按劳、按股分配等等做法，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股份合作制的最早实践。几年后，合作化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中断。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合作组织又陆续出现，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也相继发展起来。上世纪90年代，股份合作制由农业推广到城市工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股份合作制与股份制有一定的区别。股份制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资合”，一股一票，按股分红；股份合作制是采取了股份制某些做法的合作经济，劳动合作是基础，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有机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正式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概念。实践中，股份合作制被广泛运用于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1997年“十五大”报告特别指出：“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此次中央又提股份合作，而且把它放到了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二）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的“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及“三权分置”

源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在城市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关键是增强经济活力。但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制度层面，城市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要远比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系统、更完善，笔者认为这应该也是近十多年来农村经济远滞后于城市的一个根本原因。“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就是在当年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提出并加以成功运用的。目前的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无异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战，从提法上看，可看做是“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理论的又一次具体运用：村委会的行政化与村集体产权的股份合作化分开；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如此，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农村”的观念将逐步被接受，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支撑。

（三）农村集体产权的股份合作是“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的现实选择

股份制是“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的现实模式，这已经是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多年的实践经验所证明的。而且按照西方通行的公司法原理，只要是民商法意义上的公司，不管是什么性质，两权分离都是其降低成本、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优选方案。

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农村与城市融合的过程。所以，从逻辑上讲，我们在经济理论适用上也就没有理由把两者割裂，而认为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不适用于农村。

股份制作为一种现实选择同样也应该适用于农村经济组织，只不过农村集体经济更适合用股份合作制。以股份合作为基础探索农村集体产权的具体实现方式，是维护农村集体产权的重要制度保障和有利途径。

三、结论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行模式，即“两田制”导致了政企不分和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问题，这导致农村土地无法有效流转，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过高，使得农村土地很难实现规模经营，从而直接降低了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篇4

[关键词]新农村；农民环境权

[作者简介]徐丽媛（1978―），女，江西临川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江西南昌330013）

200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新农村就是要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中“村容整洁”意味着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说到底“村容整洁”的宗旨就是保护农村环境，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存质量。

一、环境权与农民环境权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权利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公众发出了呐喊――要求环境权。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上环境权首次被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提出。《人类环境宣言》申明，“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不是某些人的财富和私人财产，它属于全人类，属于地球上每一个人。在环境面前，人人都有享受良好生态环境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环境权作为环境法的理论基础，一直都是环境法学界关注的重点。环境权的研究成果根据周训芳教授的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短短20年间，在正式出版的学术杂志和文集上发表的，当在百篇以上。②此外，在近几年出版的环境法个人专著中，也常涉及到环境权问题。基本上都认同环境权为公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但农民环境权③问题长期以来在环境法学界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环境权子系统的农民环境权，它的研究将会更加完善环境权理论。而且，近年来，学界对弱势群体保护问题十分关注，如此，对于环境资源权益的弱势群体――农民，其环境权益的讨论将于之有补充作用。

二、我国农民环境权的正当性评论

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度等很多方面都处于不利的景况，农民受到过或正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许多法定的权利缺失或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他们的环境权益常常被忽视和侵犯。

（一）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峻。

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表明，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等等。由于环境恶化导致癌症病人猛增， 1991年至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中死亡率上升了11．03％。其中，尤以肺癌的上升最为迅速，上升了47．73％，上升了17．12％，都远远高于城市上升的比例。“癌症村”，一个如幽灵般的名字频繁见于报纸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曾播放的《河流与村庄》就讲述了一个癌症村的案例。河南省沈丘县周营乡这个美丽的村庄大约从十几年前开始就逐渐被癌症的阴影所笼罩。这个村是个以癌症多而闻名遐迩的，2005年就新增了17个癌症病人，其中8人已经死亡。癌症死亡年龄大多为5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岁。该村的残疾及其他疑难病症也很多，村里失明、聋哑、残疾的有41人。

（二）城市工业污染的转移严重侵犯了农民环境权益。

就环境而言，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随着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国家除了通过技术改造、工艺更新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外，还斥巨资将一些污染严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诸如钢铁厂、纺织厂，转移到人口密度小，环境质量好的郊区、农村，数年来的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城市环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在这一过程中，和生存权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农民环境权受到了侵犯。

（三）农村环境治理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资金投入，农民环境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四）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要求更好地保护农民环境权。

农村生态环境更应受到重视，其原因如下：一是我国80％左右的人口和土地在农村，农村对生态环境影响更大。二是食物源在农村。如果农村的环境得不到有效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水、空气就会受到污染。三是农村承受治污能力比城市更差。四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不到保护，城市环境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现在，随着新农村建设口号的提出，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必将放在第一位，农村环境问题又将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考虑到农村环境的现实情况，我们应未雨绸缪，在推进农村发展同时，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积极探索农村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双赢”的最佳模式，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而其理论基础则是农民环境权的实现。

三、我国农民环境权的制度保障

农民在我国现行制度下成为弱势群体，当然有其主观方面的原因，诸如其知识结构、能力水平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因素，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我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处于不利情况。在环境保护制度与体系日益建立和完善的今天，农民不能再次被摒弃于我们的制度之外了。农民作为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法律主体，必须平等地享有各项法律权利。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农民是这一权利的当然主体。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农民环境权保护问题，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切实保障农民的生存质量。

（一）完善环境立法，确立农民环境权。

法律上的确认，是实现公民环境权的最强有力的保护措施。目前，在我国，宪法与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一定程度上其只是一个理论概念。因此，首先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把公民的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保护。其次，在环境基本法中，明确环境权的权利内容，采取列举式规定公民享有，诸如宁静权，日照权，眺望权，通风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优美环境享受权，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公民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权利，公民有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检举、控告的权利等。第三，在其他环境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操作程序，便于权利的实现。

（二）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安全的宣传教育，使农民产生环境权的自觉。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宣传渠道，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将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和环境治理的相关内容编成小品、快板、顺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通过举办文艺演出、“三下乡”等活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以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自觉参与环保行动。在中小学校广泛开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教育，通过学生带动家长影响社会。加强对农民等生产者的科技文化教育，把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系列标准和生产技术、生态环境保护基本知识作为农技培训、“绿色证书”培训的重要内容，引导农民逐步从传统的耕作方式向现代高效农业转变。

（三）在相关环境制度安排中，以参与机制为核心，以确保农民对环境的“自治权”。③

农民对环境的“自治权”的需求，依据于农村环境的特点。农村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系统，有其自然性、整体性和独特性。农村生态环境与城市生态环境有很大不同，这里人口较为稀疏，就组成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大生物部分来说，生产者是足够充分的，多余的生产量也有足够的分解者进行分解，除了太阳能外，它不需要得到外界系统的能量、物质的输入与输出，即可维护自身的平衡与运作，因此，在农村生态系统中不会产生象城市生态系统中那样的交通紊乱、废物堆积、污染严重，需要从外界大量引入能量、物质流等问题。因而对于环境制度的安排，需考虑到农村环境的特征，以农民自身参与机制为核心，确保农民环境权的实现。

1．农民有选择符合其本身的生活方式的权利。由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已与农村特有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其有权选择符合自身的生活方式，任何政府都不能不依实际情况改变它。但是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民拿着镰刀、锄头坐电梯上下楼，很不方便的情况。因此农民的生活方式要体现农业特色、农村特色，要方便农民生产生活。

2．农民有知道与其有关的环境信息的权利。如对于城市工业污染搬迁，乡镇企业的创办等有可能影响农村环境的活动，我们的环保部门有责任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农民了解该活动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污染，村民受到污染后应当如何救济等环境信息。

3．对于所有涉及农民家园的建设开发活动，农民有最后的否决权。

注：

②可参考周训芳《环境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5页。②有学者提出农民生态权的说法，如陆福兴著的《论农民的生态权与农村生态建设》，见光明网交流中心。③这一说词借鉴郑少华《试论土著民的环境权》，《2004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风险管理体系

一、农村信用社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信用社的产权不明晰

由于农村信用社从成立开始就从来没有自己管理的权力，从开始的人民银行到中国农业银行再到现在的省级联社，农村信用社管理权都是控制在外部机构，造成了产权不清晰，同时也使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完善。长期以来，入股社员对自己股金的产权只是表现为名义上的所有权，而使用权、让渡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都受到各种各样的禁止或限制，入股社员长期得不到贷款优惠，不能转让自己的股份，很难退股，很少得到分红派息，不能参与信用社的日常经营管理，产权不清晰。同时，基层信用社的经营管理受到来自信用联社的严重干预，缺乏相应的人、财、物和经营管理权。入股社员对信用社管理的参与意识差，对信用社的经营管理无法形成实质性的约束。因此，产权中法人治理结构不科学。

（二）缺乏有效的内控机制

农村信用社除了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不科学，还存在内控制度不完善、不系统、不衔接。总体上看，防范信用风险的内控制度少，并且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和实施责任追究的制度少。同时农村信用社内控制度不衔接。具体表现为，行业管理的要求与基层机构内控制度不一致，农村信用社内控管理与金融监管的要求不一致，法人治理结构要求与内控管理的模式和方式不一致。如在法人治理方面：法人治理是县联社内控的核心，但当前县联社缺失完备的相互制衡的“三会”议事规则，缺失法人机构对非法人机构的授权制度。

（三）员工素质不高是道德风险存在的原因

道德风险是农村信用社风险中的主观因素风险，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现在的用人机制加大了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农村信用社缺乏“能进能出”的人员流动机制。人员流动的权力高度上收，流动渠道十分狭窄，同时缺乏“能上能下”的干部任免机制。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弊端没有彻底根除，竞争选才的“赛马”制度难以公正运作。这样造成农村信用社的企业文化薄弱，员工的人生观、价值观与自身的道德修养很容易受到外界的侵蚀，再加上信用社本身风险管理监管上的漏洞，无疑给内部金融案件的发生制造了有利的机会，解决好道德风险问题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在建立完备的风险管理体制，各个部门各司其职的运行机制的情况下，道德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四）民主管理机制加大了信用社经营风险

近年来为了完善管理机制，与国际市场接轨、提高工作效率，农村信用社建立了“三会”制度，即监视会、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理论上股东代表大会作为农村信用社最高权力机关，行使重大经营决策权。但是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在农村金融领域大力推行“三会”并不能取得良好积极的效果。

首先，自从社员代表大会成立以后，每年虽然召开一次大会，但由于农村信用社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入股社员普遍没有参与的积极性，他们只是认为重大事情决策应该由高层人物决策，同时，由于社员自身素质的限制，知识和学历不高，被单位外派到外地的学习机会也很少，难以提出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种种原因造成了社员代表对信用社经营管理的情况基本上都不了解或了解不多。

其次，理事会和监事会几乎虚设。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长期以来理事会与监事会的选举深受地方政府和上级联社的影响，选举已经失去了意义。理事会、监事会基本上流于形式，难以履行其职责。民主管理机制不完备必然加大了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比如说一些需要贷款的企业就会通过主任或是其他高级人员获得高额的贷款，而这些企业凭借自身的实力是无法贷到大额贷款的，这样加大了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

二、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

农村信用社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而解决农村问题需要大量资金。农村信用社要为农村解决资金问题，但是信用社存在较大的风险妨碍了为农村建设提供资金，因此，构建科学风险管理制度体系是一项必要、系统、复杂、长期的工程。农村信用社要建立合理风险管理制度需要调动农村信用社的各个部门各项资源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从产权结构到法人治理结构，从外部环境着手到内控机制的建立，从构建授信机制到人才的引进和培训，最后再到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各个制度共同构建一个科学的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制度体系。

（一）建立明晰产权关系是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制度建设的基础工作

农村信用社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最为关键的是要明晰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自从农村信用社脱离中国农业银行以来，产权制度就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家讨论的重点问题。农村信用社产权就是农村信用社决策权、所有权、经营权和分配权的归属问题。理论上，农村信用社应该是由入股的社员所拥有，但是社员只是农村信用社名义上的所有者，并没有经营决策权。这种权和责的不匹配加大了农村信用社的风险。经过多年的探讨，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因地制宜的原则。中国不仅存在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上的差异，而且还存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理念上的差异，就是同一地区不同的农村信用社其经营状况也有差异。因此，农村信用社采取何种产权关系应该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对于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改造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对于比较贫穷落后的山区，应该采取合作制的原则进行改造。明晰的产权关系建立以后，农村信用社各种权利和义务就有了明确主体，各种事情就有了真正的实体，各种风险也得以避免。

（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也是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制度建设的基础工作

首先，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建立权责明确，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授权管理办法，建立所有者、监管者和监督者相互合作与制衡的机制，形成防范风险的内在约束。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三会”制度，打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工作平台。要充分发挥社员代表大会职权，包括社员代表名额分配、组织选举和罢免理事监事、审议章程、对信用社的经营方向、投资决策和股息分配方案等进行决策。建立规范的理事会制度。理事会作为信用社的法定代表，要真正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履行好决策权；严格执行理事长、社主任分任制度；建立名符其实的监事会制度，要赋予监事会更大的权力，向社员代表大会和全体社员负责。完善的“三会”制度，使各个部门职能明确，对于本部门出现差错导致的风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不会出现管理的“越权”、“错位”的产生，各种风险事故发生有具体的部门负责，各种风险也就可以得到有力的控制。

（三）通过健全内控机制来构建防范内部风险的长效监督机制

内控制度是农村信用社各项工作得以稳健运行的基础，随着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管理模式、组织形式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农村信用社的经营风险加大。因此，农村信用社内控的健全成为了构建防范内部风险的长效监督机制。应该明确划分相关部门之间、岗位之间、上下级机构之间的职责。建立职责分离、横向纵向相互监督的机制。农村信用社要加强风险管理就要建立较为完备的内部控制组织体系，在具体的操作流程中加强执行的力度，各个内控部门务必要落实责任制，确保自身的监控职能得到足够的发挥。要杜绝决策权和监督权名义上或者实质上的集中，严格监管农村信用社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培养农村信用社防范风险的内在积极性。要树立以风险为导向的内控理念，通过内控环境、信息与沟通、监督、风险评估、控制活动等控制要素的健全和完善，建立起覆盖所有部门和环节，覆盖所有人员和岗位的内控机制，构建包括贷款风险的预警、贷款风险的防范、贷款风险的补偿的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不间断的持续监控，源头上防范贷款风险。

（四）提高农村信用社员工素质，降低风险概率

农村信用社员工队伍素质和管理水平要“高”。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才是农村信用社实现风险管理目标的核心手段。无论是经办人员还是各级管理者，至少要具备以下素质：廉洁自律，不能以贷谋私；对国家资金、银行事业和职工利益高度负责；作风严谨，按章操作；与时俱进，刻苦钻研业务技术。

只有具有如此高素质的员工，农村信用社风险才可能会降低，经营的各种风险才能得以防范。特别是要保证信贷人员的高素质，要把懂业务、会管理、人品好、责任心强的业务骨干选调到信贷队伍中，时常对其加强业务培训和思想政治教育，对不适合信贷工作的人员，必须及时调离。

（五）培育企业风险管理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企业文化的好坏往往决定了这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发展前景、企业营利水平。总之，就是什么样的文化体现企业什么样的价值和什么样的竞争力。农村信用社是金融机构，是特殊的企业，同样农村信用社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站稳脚跟，进行风险管理制度建设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也就是说要建立与农村信用社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文化。目前农村信用社要从各个层面不断引导广大员工自觉参与文化建设，培育风险管理文化，以主人翁的心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将风险管理理念贯穿到业务开展的各个流程，只有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才能使我们的规章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全面提高风险管理文化，是防范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的前提和基础。培育良好的信用社企业文化，从而内化为员工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让风险管理活动得到更稳固的发挥基础。

参考文献：

1、杨明华.信用社经营风险形成的原因和对策[J].科技与经济,2006(2).

2、周峰,霍学喜.中国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问题探索[J].金融与经济,2005(11).

3、范淑莲.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J].金融参考,2006(9).

4、赵亚男.完善农村信用社内控制度思考[J].时代金融,2006(9).

5、刘建强.浅议农村信用社贷款风险及其管理[J].内蒙古工作,2005(4).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篇6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生产水平不仅与农业生产的投入规模、农业生产的社会条件有关，而且是农民由生产动机决定的社会行动的结果。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在关心农业生产的资源投入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在农村的社会生活。不仅是对农民行动形式和过程的了解，而且是对农民之所以必然如此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意义的了解。后者是解释农民行动的主要依据，也是分析社会结构的基本角度。这样获得的资料才能较全面地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作出解释。

重视农民是由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农民中国社会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消费需求看最大的市场在农村，从社会流动看农民对中国的社会地位的重新分配和社会资源开发分配影响都很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民问题。正是因为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是经济增长问题，而且与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引起普遍注意和持续的深入研究。现在很多部门从多方面展开对农民的研究说明了农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如从农产品供求关系角度研究农民，从社会流动角度研究农民，从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方面研究农民，从文化习俗角度研究农民等等，即使要推销化肥也需要研究农民，不仅要研究农民的需要，而且要分析农民内部不同群体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差异，更为深入的市场调查还包括农民形成该类需求的动机和文化背景。可以说，对于农民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的显学。

单纯从瞄准机制来定义农民研究并不全面，这样不能体现社会学研究农民的学科特征。真正体现学科特征的是围绕对象和问题形成的课题设计：即研究目的、研究角度和研究中使用的分析工具。工具的应用划分了人类历史进化的不同阶段。近十年来，社会学领域研究农村和农民在研究力量和发表的论着中占很大比例，比较而言对于方法论探讨相对弱。脱离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固然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但是如果实证研究没有方法论的指导，这样的调查甚至不能称作实证研究，只能称作不加入知识背景的直观描述，说白了就是侃山聊天。这种没有结构化特征的材料不能用于分析，有分析能力的学者使用这些材料进行抽象也受到质疑，因为合理的逻辑并不能从证真和证伪两个角度同时证明材料的真实意义。社会学有句名言：没有理论框架的任何实证资料都是无效的。现在社会学界有人力图将社会调查排除出社会学领域固然缺乏根据，但也不是所有的社会调查都必然有资格纳入社会学范畴。我觉得可以纳入社会学范畴的农村社会调查必须同时具有如下特征：以社会学范畴发展史、现代化理论为学术基础，以中国农村和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功能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化研究概念为分析工具，进行实证性应用研究。这里的实证性不仅指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建构，而且包括意义解释。农村社会学的重点领域是从群体行动层次积累资料，描述和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了解中国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内部分层特征。社会学的特点在于瞄准行动者和行动机制，农村社会学以农民的社会行动为分析单位。农民的行动与社会体制文化背景和个体动机的形成和变化都有关系，从宏观角度研究农民的社会地位，从微观角度研究农民以村落为中心幅射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特征。

研究农民需要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及其范畴认真研读细心体会。但是现在许多研究农村和农民的学者更注重深入农村，强调“在场感”，从数量和质量上出活的也是这些人。这两种倾向在优先性上是否存在矛盾？

政府职能部门研究人员对于这两者有优先性之分，因为政府工作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预先设定不容讨论的。对学术研究机构人员来说二者关系不构成优先性冲突。这在认识上分歧不大，但在研究操作中没有完全解决。现在研究农民取得了相当成果[1]，但是还没有达到对30-40年代一些富有意义描述和解释的农村社会调查资料深入研究的水平，在理论预设和村民意识形态对村落内部社会关系解释方面还显薄弱，特别是在调查研究方法上没有设项检验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以及结论是否得到研究对象的认可。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农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调查设计、分析概念和调查员素质要认识到和努力适应这种变化。80年代后期陆学艺导师带我们几个学生到山东农村驻村入户调查，农民称我们为“上面来的人”，见我们又问又写又记感到很神圣，1995以后再到农村调查，农民的态度已经变了，普遍反应是不再好奇，有的农民甚至这样提问，（你们）干嘛不去挣钱，干这活有啥意思？前后对比反映出农民自致性导向的积极主体意识和已经具有了相对性的开放眼界。现在农民的流动空间加大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生活的一些表面现象与过去研究确认作为本质表现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当时自己总结了一些心得体会，现在再到那些农村去调查，发现有些十年前的总结有的已经过时了，有的是起点一样逻辑一样，但结果不一样，有的是起点一样结果一样，但过程和逻辑不一样，说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已经由线性向多元发展，社会条件变了，不能刻舟求剑了。

本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积累也相当丰富，有较成熟的范式和规定。今天研究农村和农民已经有条件将以往的学术积累与现实发展联系起来，脱离当前时代背景和当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简单重复以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调查方法已经不适应了。现在研究农村和农民首先需要从认识上重视农民，从感情上贴近农民，但是这些仅是基本条件，仅有这些已经不够了。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就是，在前两个条件仍然有效的基础上，还需要从学理上反映和达到时代条件所许可的认识深度，才能够准确描述现在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变化。现在社会上对于农村研究确实很重视，研究和调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取得的成绩与时代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原因有观念上的，投入上的，技术上的，但是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这些方面，而是在于问题意识和调查方法。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同于本世纪初的传统中国农村，仅仅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和吃苦的决心下到农村，未必能有所发现和了解实情。农村职业分化和农民流动增加，仅靠缩小空间距离，甚至面对面，也不能保证必然会得到深刻准确的知识。认识和了解农村需要理论指导，提高研究农村和农民的理论水平以达到准确深入认识农村与农民的目的。

你是在强调社会学研究农民的研究对象重要性，还是在强调社会学研究农民的方法和规范的重要性？

黑格尔哲学认为目的和工具是同一层次的东西。研究农民不能简单描述农民的行为，要深入研究农民行动的意义，社会学在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目的上强调研究农民的重要性，就要在方法上强调社会学的工具重要性。研究农民的社会行为如果不是仅在于表达道德同情，而是研究社会规律和内在联系，就需要社会学的专业意识。农村社会学研究能够从自己的独特视角诠释农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有人认为学者表述观点的职业方式应该是论文和专着，其次是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讲演。参加这样的访谈不应该是学者的工作方式。你怎么看？

问题不在于学者是否应该介入交谈，而在于学者是否以自觉的学术意识介入交谈。认为社会分工给学者的发言权是专着和论文如果局限在规范表述学术成果领域是准确的，论文和专着的格式化特征使主题明确，易于学界同行之间的内部交流。但是从社会接受便利方面看就不一定了，由于专业刊物、专业规范、专业话语表述的职业规范性，多少限制了社会其它界别成员的阅读兴趣。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应该是沙龙内自娱的玩物。学术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于社会发展有所贡献，必须要关注社会，与社会现实发生关联。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理论的社会功能》一书中说过，学术对于社会贡献率的考核指标就是阅读率以及由阅读率决定的引用率。这就需要两极主动地互相靠拢，一是提高大众对于学术的接受兴趣和理解能力，二是学术要承担这样的职能，在没有意义缺失前提下，将规范的学术文本“转译”成大众能够理解的日常话语。论文反映学者成熟成型的思想，但是由于论文和专着的严密逻辑和主题核心，那些与构造逻辑相关而与表述逻辑不太相关的细节和思路往往被忽略，结果就是从着述中难以深窥大家的底蕴。与规范表述的论文和专着相比，交谈构造了“表述”和“质疑”直接互动的的共时性情境，互为客体的双向建构有利于破除“表述”的伪自圆其说和“质疑”的似是而非，这样的双向交流增强了学术的内在构造能力和亲和性。这种语境也构成一种阅读，即“内在性地阅读”。

读有启发性的理论着作时，我常有如此感受，一方面为大家的见解而赞叹，另一方面又想知道大家是如何达到精辟认识的。作为读者，前一问题属于类型学意义的接受，后一问题属于发生学意义的关注。钱钟书先生对看了他的着作后慕名而来的采访者的经典回答是，既然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没有必要关心母鸡如何了。钱先生的回答固然有目的论的道理，但是吃了鸡蛋还捉摸母鸡的人则有工具论的道理。就论者是怎样发现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哪些观点是开始作为基本思路但后来舍弃了，舍弃的原因是什么，至少对于学科建设来说有意义，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挖掘论者的全部积累，尽可能全面地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如果没有访谈，显学鸿儒的学术积累除过已经公开发表着作外，其思想精华难为后人所全窥，许多深刻的思想碎片只能沉积在个人体验的深层，难以形成规范文本保存，同时代小范围圈内人也许心领神会，但圈外人难以识见，往往只能将前辈成果归结为人格魅力，从而在统计意义上削弱了学术积累，迟滞了应有发展。这种探讨在学界以课题有核心的研究小群体内部并不陌生，许多相同或相近主题的学者之间的非正式交谈和讨论往往正是以这种形式展开的。通过这种方式，有利于向社会学前辈学习，有利于同行交流心得。在明确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这样的访谈有利于学术思想扩散并超出本学术范围接受社会的检验，这种互动式检索有利于防止在同代学人和前代学人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上简单重复，这样的比较和梳理有利于明确学术的主流框架和内在逻辑构造，有利于学术积累和进步。

你研究农民侧重哪个方面？

村落公共权力。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村落公共权力越来越重要。

一．村落公共权力在农民研究中的位置

研究村落公共权力？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按法律，你是研究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强调依法治村四个民主；按现实，你是研究村党支部的，强调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按传统，你是研究家族的，要论证传统组织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可以利用的；讲到人格，你要发现无私奉献鞠躬尽粹的村干部典型作楷模。讲到财政，你要研究形成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痛斥“服务就是收费，管理就是开会”；也许你重视社情民意，你要列出若干村名、有纵横对比，用分类数字、饼图、直方图证明现在农村干部太多了，老百姓养不起了，干部要钱都要得“人生了，狗熟了”。最后要形成政策建议，财务规范化、村务公开化，三监督双代管一上墙，依法减负、减人增效，云云。

我的研究包括你说的内容，但并不是依据你所说的村级组织形式分类来定义村落权力类型。我在1994年开始研究农村基层组织时也是首先从农村现有组织的形式分类入手，但在后续研究中感觉对于村落权力的形式分类不利于说明村落权力的整合和各自组织的实际功能。在目前研究中我对村落权力的定义是：以村落为单位反映的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体制性权力与村落内生性权力的互动和整合。我说的村落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经济地理和人文活动中心概念；我说的权力包括权力的类型，关系及其生成。我力求在分析的起点上能够和村民日常生活的常识对话，在研究的终点上体现为规范的理论建构；分析的逻辑过程来使用规范的概念分析工具来解构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构造和运行，了解村落内具有哪些资源，其中哪些是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哪些重要资源和村民权利发生关联，哪些重要资源受村落权力支配；村落权力是如何动员资源，如何决定村落资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规则的。研究村落权力要对比制度规范和生活内在逻辑的关系。我对自己研究的要求是：资料和结论必须对现实有解释力，研究必须建筑在科学的领域之内，方法是要对村落权力实行奥斯汀所说的“哲学的实地考察”。上述的意思是要回答你：农村现有组织的形式分类只是我分析农村权力建构的切入角度，我的任务是最终要说明它，而不是在研究一开始就作为论据来使用它。

研究农民一般以农户为分析单位，村落公共权力属于结构，结构研究与农户研究是什么关系？

研究传统社会的农民多以农户为分析单位，但并不局限于农户，也涉及到农户与村落权力的连续谱系，本世纪以来对于乡绅在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保甲制度的研究，对于家族、氏族和房（自然村）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就农户与村落权力关系而言，解放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有质的变化。解放前农村的制度特征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农村土地地主所有制，土地买卖兼并；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特征是公社体制对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和生活要素的全部控制，农民没有流动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权，依次开始了资源选择、效率选择、职业选择，村落权力对于农民的意义和与农民的关系就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深度。当农民面对非农产业发展时，当城乡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时，农村中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使用价值就增加了，农民对于村落权力支配各类资源的传统、方式和规则就敏感起来，村落权力对于农民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就突出出来。

在现代化进程中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个维度的构造，村落权力成为透视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良好视角。在现代化的国家发展进程中，国家对乡村的渗透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长期以来对从上到下方向的研究，整理分析了各种规章制度，建立了大传统分析模型。相对而言对于自下而上的权力构造研究比较薄弱，对于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缺乏了解，对与文本规则相对应的生活规则的了解从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到意义解释都很缺乏。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保甲制度研究的一个难点就是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制制度规定，但是对保甲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则缺乏详细文献资料。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个人和法人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对于提高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人行动在社会机制方面纳入主流必然重构新的生活规则，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在人际互动层面构成现实冲突，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对于资源边界的确定对公共权力的需要和依赖更为迫切。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激励的导向是强调个人和法人行动的利益和效率激励，在此社会背景下，自下向上的社会权力构造更有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就是农业社会，研究中国农村地方权力和地方势力以及地方势力得以形成的基础的宗族、家族的成果很多，怎么能说积累的资料不够呢？

这个感觉是从对已有资料的系统整理中发现的。这里要区分文本规则和生活规则。文本规则容易收集，而生活规则需要了解比较解构和筛选，生活规则的意义在于说明文本规则的形成，并且对行动有直接解释力。1858年3月30日，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写道：“现代历史着述方面的一切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成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解放前陈之迈先生在《中国政府》第三册序言中就指出，“特别是在法治精神尚未十分发达的今日，讲求实际尤为必需，因为法令与事实是不一定相符的，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事实”。钱端升也指出，研究问题必须法律和实施并重，而历史的演进为必要的基础。在受到地域传统定义的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生活规则。基层政权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一个各种统治手段综合运用的调控系统，生活规则才是它最本质的内容。村落权力运作的实质就是村落内生势力建立生活规则以积极适应或消极敷衍文本规则的动态过程。典型就是根据分析案例建立的研究模式“依附－庇护”关系理论。解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政治地位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流动空间加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群体。在中国社会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研究农村也需要哲学背景。更深刻地作用在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研究农民的一个重要难点是缺乏对权力运行方面生活化石的分析。

农民研究的魅力在于提供了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连续谱系。不能只是泛泛地讲农民是小生产者，要用农民的群体分化和社会行动特征来证明这一理论标签。行动构造关联，行动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研究农民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很强实践性，指导意义，也很有意思的题目。不仅需要从感情上接近，从资料上整理，而且要从文本规则与生活规则的参照比较中发现不足和缺失之处，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还原和再现。因此需要深入地研究农民生活要引入人类学的“深描”概念，仅使用概念分析工具和应用以往的逻辑是不够的，需要在事物的动态成长和历史背景中来看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已成共识，由此可以推论，只要给农民放权，农村经济社会就会发展。

这样表述没有准确和完全反映现象事实与内在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归纳在方法论上是个体主义，在思想史上属于民粹主义。虽然将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但是不能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仅归结为对农民放权，经济体制改革的放权只是构成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的动力基础，并不构成农村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固然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了农业产量，但根本意义在于奠定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至上的产权关系和社会基础，使农民对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社会位置与自己的追求和努力联系起来，这正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地位与财富的积累由先赋性向自致性转变，这样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摆脱了村落的自然地理局限和种植业局限，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发展空间开始以整个社会为舞台，这个舞台改变了农民思考问题和对自己生活意义定位的传统狭隘眼界，促使农民的劳动在与市场需求更密切的结合方面寻找和开拓可能的和潜在的发展空间。当使村落内部资源适应市场的深度开发，当以自己已有的资源存量与村落外部要素结合从而走向农村以外的社会时，农民会立刻感受到村落权力对于农民发展的重要性。正是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建设性关系才真正提上日程。今天探讨和研究农村村落公共权力不仅有了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和农民的个人体验有了沟通和交流的现实可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个人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社会结构影响又是通过组织权力和体制约束表现出来的，因此要分析农民对于社会学来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瞄准农民行动和行动所嵌入的社会背景，透过村落权力揭示和反映农民行动和体制约束的关系变化。

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特征是社改乡镇、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农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资本对乡村生活的全面渗透；国家权力对村社[10]组织和权力的制度安排和规范建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18年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明确。中国农村现代化在形式上和发达国家农村现代化道路有相同之处，但是本质原因则在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内涵性变革，核心因素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城镇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11]，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指的就是在村落社会内生性权力的构造和人格化代表的生成。1987年以来，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对农村组织和村落权力的制度安排和规范化建构就是国家意志适应和促进农村内生性现代化的生动体现。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固然是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但是农民流动和资本对乡村生活的渗透都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有重要影响。获得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农民自己也切实感到：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农户经营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农户与社会的联系、农户与村落公共资源的联系在发展中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在农民个人可以感觉的社会行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

你是说现在的村落权力建设既受到体制制约，也受到农民素质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民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民，已经不能从单一维度定义，而是和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具有深刻内在联系的社会群体。理论分析模型表明现在农村的社会结构已经和传统农村社会结构有所变化。传统农村的基本因素包括：1．以农业生产为主业形成的产业结构；2．村落内部以家庭生产经菅和生活一体化的基本互动单位；3．以家族长幼秩序为基本格局形成的权威结构；4．以差序格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5．以村落家族和自治组织形成的对村内公共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状况；6．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以自给自足的内在生活结构和缺乏社会流动和要素流动的外部制度环境为条件。我国农村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现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血缘和地缘为依托的社会结构基础；农村村落利益共同体的作用强化或者弱化，农户家庭参加到更广泛的产业结构分化中，其作用和功能已经具有多种类型；随着农村开放和社会流动，农民个人的行动空间和流动自由度也在增加；农村村与村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对于流入地来说是要素增加，对于流出地的农民来说是要素生产率增加，结果导致“非国家空间”的生成[12]，形成“国家－市场－传统网络－资源及其使用规则”的互动链条。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占有资源的类型和规模，改变着农村原有的长幼有序的权威结构，使农村以家庭为主要生产经营单位转变为合伙或者企业经营；改变着差序格局的利益分配结构，效绩评价逐渐成为主导趋势；改变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村落民意表达形态，在当地村民与包括外来劳动力资源的生产要素组合在规模和结构上都体现出巨大差异的情况下，由制度保证的村民自治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增值已经使农民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不均衡，在决定村落公共事务方面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表决虽然仍然采用一人一票制，但是票所代表的权重已经发生变化，即同样一票的影响力已经在决定村落公共事务中有所区别。上述特征的总和反映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这样的农村社会发展背景下，在社会动态发展过程中准确地把握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就成为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重要内容。

国家权力深入农村所反映的社会进步在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中已经有深刻表现。1996年冬天到1997年春天正在进行的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最突出的特点是国家权力以严格细致的程序法保障有效实施实体法。村级自治权力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是农村自治权力的生成却不是农村能够自发完成的，就本质即选举程序而言是现代化国家意志的体现，需要国家通过合法性权威领导农民构造自治权力，并且使农民通过合法性程序完整、准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从领导体制看，首先要发挥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核心作用，但是从国家权力和农民层次看，基于现在农户经营规模和农村集体资产的格局，在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建设、村委会领导人的选择、自治权力对乡村公共资源的持续公正的开发利用方面，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有效规范管理举足轻重。

在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董辅仍委员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结构变革，村落权力建设也反应了这种关系。那么农村公共权力建设在前后两种体制下有什么不同特点？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公共权力从社会需求到精英进入渠道都有区别，最根本的表现是公共权力吸纳精英的方式、重要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使用规则。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个人的赢利动机，而且需要使这种动机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环境，公共权力就是象征和保证公共资源得到有效管理不受破坏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发展表明，农业产业化才能实现优质高产高效，需要相应的分类指导和社会化服务；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对农村公共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开发，实现农村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城镇化建设需要发展公共事业，农民生活需要文明引导和法制宣传教育；国家政策深入农村得到贯彻落实，都需要有效的村级管理。农村是党和国家的政权基础，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关系到基层政权的巩固，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没有有效的村级管理，恶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农村社会就难以稳定，农村经济发展就受到损害。1995年到1998年一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民安居乐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社会管理秩序良好，村级组织领导人素质过硬，能够起到引导、示范和带头作用。一些农村地区社会矛盾严重，直接原因是村财务不公开，农民负担重，实质问题是村干部违纪、作风不民主，多吃多占，自私自利，不但不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而且卖地毁地严重，使农村发展的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村干部选不好，已经不仅是使农村经济难以发展，而且成为农村现有社会资产和财富的败家仔。1996年农村吃土地的干部为数不少，成为动摇基层政权的一大隐患，村霸、恶棍、把头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出现的大问题，而且有向体制内渗透的趋势[13]；有的县近三成村干部父子世袭[14]。199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中讲到山东赞皇县农村土炼油厂破坏掠夺国家石油资源的事件，村干部表现出对中央级新闻单位的蔑视，限制新闻采访记者的人身自由，在现象上这是目无法纪的个人行为，在结构上这是个别村落权力开始与社会公共权力对立的征兆，这对于一个走向现代化和民主法制的国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有很大破坏性。研究农村公共权力建设中的的体制性因素和内生性因素有助于分析和解决类似问题。

一方面有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现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从事这类研究创造了条件。农户经济、农村基础建设和集体经济已经和村落权力结构具有内在联系；农村村落权力的形成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管理对于农村可持续发展已经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对村级自治组织权力与农户生产生活发展的相关性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具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这三个条件促使农民对1996年冬天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增加，参与规模扩大，关注更为认真，对选举程序是否合法更为敏感，对选举程度和选举效果相关性的判断也更为理智。这些表明农民对农村自治权力已经有迫切需求。我作为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国家观察员实时实地观察了四个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全过程，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是农村内生性权力的有效表达形式和渠道，内生性权力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凸显。在农村生活实践中农民已经认识到，民主选举是实行有效的村民自治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农户经济、农村基础建设和集体经济，已经和村落权力结构具有内在联系；农村村落权力的形成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管理对于农村可持续发展已经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对村级自治组织权力与农户生产与生活发展的相关性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具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这三个条件促使农民对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增加，参与规模扩大，关注更认真，讨论更深入，农民在选举前就开始收集和学习文件，对选举程序是否合法更为敏感，对选举程度和选举效果的判断也更为理智[15]。这些特点都在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表现出来。

1996年冬第四届村民换届选举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程序法保障有效实施实体法。即以《宪法》、《村委会组织法》、省《村委会组织实施办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村委会选举办法》、《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规定》为依据，严格依法进行。具体就是坚持九条原则：一是直接选举的原则；二是差额选举的原则；三是村民权利的原则，在村委会选举中，一定要尊重民意，尊重选票，尊重选举结果，不能代民作主，而要由民作主；四是选举权平等性的原则；五是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六是民主竞争的原则；七是秘密划票的原则；八是“双过半”的原则，即依法享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的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村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九是公开唱票计票，及时公开选举结果的原则。这九项原则有价值判定，操作程序，也有操作技术路径，农民能够理解、参与、执行，也能够监督。1996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和1993年相比出现了四个突破：一是直接提名方式，二是设立秘密划票间，三是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全部差额选举，四是竞选演说。这样的选举既是普法教育宣传，也是民主素质训练。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觉悟，是中国乡村民主建设的成果，也是中国农民具备民主素质的证明。从学理分析来看，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使村委会权力具有了体制性权力和内生性权力的双重特征，即在表达意志上体现了村落内生性权力特征，在程序合法性上体现了体制性权力特征。

1996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有的村在候选人提名形式上有争议，有的村选票分散难以集中，这往往与村里原有矛盾没有解决匆忙进行选举有关。程序合法性并不必然保证结果有效性，但是不能为了结果有效性而破坏程序合法性。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村中其它复杂问题的间接反映，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不宜于有问题就简单归结为选举本身或选举程序的问题。通过村委会选举，农村村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在成长，以村委会组织建设为内容，农村红白理事会、村民理财小组，村民代表会议等村级组织都在形成并逐渐规范化。体现了农村现代化的方向。

农村权力建设应该属于社会结构，你引用的例子则是农村干群关系，这样用人际互动指代农村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是否合适？

从农民行动到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联系正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即社会结构对个人体验有解释能力，个人体验具有结构化特征。这种联系在社会学研究中已经给出了理论基础。吉登斯提出结构二重性理论[16]以来，如以往那样将宏观与微观截然分开静态分析已经不适应从内在本质上深刻认识当前社会发展的纵深方面。使用理论概念并不是理论研究的外在象征，本质上理论研究的品格是发展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规律。对于实际行动中内在规律的研究就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品格，从已经形成的规范的理论范畴到日常生活中被文化构造并具有统计意义的社会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从现象逐步深入到本质的范畴，这样的抽象是有质的规定，但在抽象的逻辑上则是连续的过渡曲线[17]。因此研究不能只是在对于行动叙述之后简单贴上相应的理论标签。

深入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是社会转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农村中的干群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共识。近期对中国村落案例的深入研究也发现：是来自上面的政策和农村内在传统两重因素构造和制约着村落40年来的变化过程，土改过程才促进了中国农村的行政村的结构形成[18]。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农村处在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方面承担直接业务指导，在村委会选举、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规民约方面有长期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积累。1996-1998年山东和河北农村已经开始了乡镇政权规范化建设试点，试图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形成功能类似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修正草案）》（1961年6月15日）那样的指导乡镇政权规范化管理的政策文件。进行这样的制度建设需要完成文本合法性和生活合法性的双重论证。现在对于村委会建设从理论研究和国际比较已经做了很多工作，1993年以来吉林、河北、河南、山东、福建农村的村委会建设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山东潍坊寒亭区从1993年开始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监督，依法减负，合同管理，到1998年3月已经形成了对农民和国家职能部门各自权利义务的双重约束，村干部及标志农村村落权力建设已经开始进入通过法律监督来双向制约的新阶段[19]。农村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理论对生动的社会现实做出有针对性和解释力的分析论证。现在中国农民对于农村村民自治的衷心拥护，不是农民对村委会组织法的文本有特殊的偏好，而是由于农民的生活环境，农民在村落社会中的个****利和发展空间与村落公共权力密切相关。深刻的利益驱动使农民在村落公共权力建设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并不逊色。

这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更象农村政策研究和操作，这样的工作由政府职能部门或党的组织部门来承担更为合适。

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也要以理论为基础。部门工作的优势是对于问题的解析有一个完整的操作和责任系统，对一规则和民众的反应了解深刻，材料丰富详细，局限是工作责任边界明确，专项性强，任务有时间要求，虽然政府部门同志有工作敏感能力和相当浓厚的理论分析能力，但是在工作中由于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局限，即使有分析能力也不能有效发挥出来。理论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结合有助于弥补这个缺陷，同时理论研究注重整体性和内在逻辑，不受短期任务影响，有条件将历史资料和现实发展中的联系起来，放在整个事物发展全过程中从内在关系来分析其地位的意义。

你觉得当代学术界提供的有哪些资料和成果对于农村基层权力建设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村落社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资料，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的研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中指出中国农村中乡村绅士居于农村权力结构之中具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财富的积累规模，二是乡绅和官府的个人密切联系；杜赞奇在《文化、国家与权力》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指出国家政治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延伸是现代化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并且利用30-40年代对华北农村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农村村落个人生活史的分析和社区研究提出了“赢利经纪”和“保护经纪”的二元乡村政治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自治与赢利经济模型的对立，突出了乡村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需求。他在乡村社会史研究中区分了文化和制度，又注意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将Clifford Geertz的“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引伸来定义没有提高赋税效益的国家政权扩张，由此解释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榨取。对于40年代陕西关中农村地主类型的研究表明，在国家权力难以有效抵达的乡村，虽然租佃关系并不发达，仍会形成恶霸直接以暴力来“虚拟”国家权力职能。恶霸并不是以财产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而是以人身依附关系即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概念[20]。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背景是当时农村的社会结构还缺乏分化，村落边界主要是地域边界，村落内部群体主要是小农，农民对于国家权力的需求还比较狭窄，对“差序格局”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还没有提出在农民和国家都能认识到的利益冲突和整合中的深刻质疑。但是上述研究的分析方法已经开始将农村中的个人行动和制度安排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已经注意到农村内部对于国家权力的需求和虚拟行为，由此形成的分析思路和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本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理论上不断深入，调查工具不断系统化。农村社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农村社会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变迁现在已经不是只是来自于国家体制层次的压力，而且内生性因素已经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缪尔达尔指出“非经济因素”中的制度分析对于解释南亚国家农村的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村落权力的社会关系类型研究也揭示了“庇护－依附”有独自的定义域和与市场交换关系不同的解释范围。在市民社会研究中，黄宗智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农村认为应该从国家和社会的交汇点“第三域”来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亨廷顿则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目标，并不必然体现为正相关。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开展的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入探讨也为研究现阶段农村基层权力建设提供了较全面的分析视野和理论背景[21]。

UNDP《1994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发展概念的表述并非仅仅是收入，也包括生产率、公正、持续性和权能授与；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而不是对个体商或部门的投资；在国家发展中要特别注意政治资源的使用能力。目前国外对于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农民分化已经进入到“假设－验证”的理论模型建立阶段。如维克多．尼(Victor Nee)1996年1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对于中国农民分化的分析已经由经济结构分化深入到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化及其原因的解释，将中国农民和国家权力及市场的互动关系分为内地，沿海的私营企业、地方企业、农业产业化四种类型，从外在显性特征类比描述进入内在因果关系分析。美国着名中国发展研究学者帕瑞思(William L. Parish)也通过分析匈牙利社会体制改革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关系，其中也涉及到农民的变迁。还有一种是从市场与家庭、合作组织与国家关系的内在规律性上，探讨农民再组织的合理形式问题，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型”组织和“合作型”组织哪类更适合于中国国情（马克．谢尔顿）。这样的分析对于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具有深刻启示。

村落权力属于农村社会结构，对于各种各样的农民行为的描述又有什么意义呢？是用规则来规范行为，还是无休止地听取农民对村干部的抱怨和评头品足？

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就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我感觉难点不在于根据规则来约束农村干部的行为，而在于发现农村干部与农民监督各自合法性之间的冲突。日常生活中行动的冲突来源于内在的合法性的冲突。干群关系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有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本质和表现形式的关系。农村基层政权是体制建设，形式是程序的规范化，实质是整合的合法性。干群关系是人际互动行为，干群关系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在人际互动层面的反映。干群关系涉及农村干部的道德品质，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研究主要是确定干部应当具备什么素质，但是不能将干群关系的实质和解决归结为个人品质。农民的角色总是处在一定的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的规定之中，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也在动态调整。围绕某一事件形成的“干部－农民”互动关系，随着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变、收益形式和收益率的改变、生产要素稀缺性和替代弹性的改变、机会成本种类和大小的改变，农民对干群关系的具体评价在程度上甚至在方向上都会有前后不一致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固然表现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同时也表现农民对基层政权的价值判断。体制对个人经验具有直接解释力，人际互动具有结构化特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因此成为一个具有丰富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视角。

[32]　引自樊平访谈记录(1996年10月31日)。采访对象：男，31岁，纯农户。

[33] 其表现就是在1996年的农户调查中农民很难笼统地讲农村中从事哪个职业收入最高。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篇7

一、关于土地的地租

1、谁占有土地的地租，谁就获得了发展的动力。

中国的工业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农村土地地租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有到全面取消农业税（包括公粮、定购等）后才算结束。这是中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原因所在。

2、村社占有土地地租是今后30年农村发展的合理选择。

胡主席去年作过一个判断，中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的发展阶段。这个判断意义非常重大，这就实说，国家要结束“将土地地租转化为工业资本”的发展战略了。

那么，土地地租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还应不应该存在呢？假如说不要土地地租了，“以工补农”可不可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一财政支持的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福利制度；城乡统一的司法保障制度；村社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经济资源从哪里获得？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由什么提供？……。假如承认短期内“依靠中央财政建立城乡统一的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是不现实的，假如承认“村民自治是建立在村社边界存在”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就应该考虑农村土地地租存在的必要，将土地的地租转化为“农民社会保障、村社公共品和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就应该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制度选择。这就是说，土地村社所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必要的制度安排。所以，我主张今后一个很长时期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实行土地地租村社占有——开启乡村现代化时代（新乡村建设时代）。

3、土地村社所有实际上包含了无穷的变化

农村土地一旦由国家所有转变为村社所有（修改或废除《土地承包法》），村社所有会演化出非常多的村社成员土地产权实现形式，在城市郊区会有城市郊区的形式，在华西村会有华西村的形式，在会有的形式，在温州的将军村会有将军村的形式，在东北会有东北的形式，在西南会有西南的形式。采用什么样的实现形式，应该由村社成员民主选择——这是村民自治的内容之一，其中家庭所有或成员个人所有也是一种形式。

二、土地成为谁的资本

1、土地成为谁的资本，谁就获得了发展的权利；

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农村土地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本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只有到“土地征用制度”废除时才能结束，这就是城市化的奥秘所在，也是农村凋敝的主要原因之一。

2、村社占有土地资本是今后30年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户农民，拥有五亩地，如果他的子女要上大学，将土地卖了25000元，他虽然获得了处置土地的权利，但他同时也失去了土地产权；假如他将五亩承包地的承包权抵押给村社土地信用社，获得25000元供子女上学的资金，他既实现了土地产权，也没有失去土地产权；假如他将自己的份额土地所有权转化为投资（入股），能够分享稳定的资本收益，他就充分实现了自己的土地产权。但在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农民即使获得土地处置权，他难以实现将土地变为资本权利（顺德等少数地方除外）。

这就是我一直在呼吁建立土地银行和村社土地信用社的缘故。假如政府落实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村社）集体所有，国家还土地所有权于村社（集体），村社（集体）就具备将土地变为村社发展资本的可能性。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就要成立国家土地银行和村社土地信用社。村社（集体）通过国家土地银行实现土地所有者产权，村社成员通过村社土地信用社实现土地份额所有产权和承包经营使用产权。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村社所有难道就可以实现将土地变为资本的权利吗？我们知道，银行和官办农村信用社跟千家万户的农民打交道存在两大障碍，一是信息不对称——风险高，二是交易不经济——成本高。村社土地信用社成具有桥梁转换的功能，可以解决这两大障碍。现代金融和产权制度体系与中国绝大多数小农地区“非正规”信用和产权制度对接时，客观上存在障碍，这点基本国情被很多的“制度学者”经常忘记。

土地村社所有或村社土地信用社除具有帮助单个农户实现土地产权的功能外，还有保护单个弱势农户土地产权安全性的功能。假如村社有1000人、2000亩土地，拿100亩出租给人办厂子，每年都可以获得20万元的地租收益，每人可以分配200元的土地产权收益；假如用100亩到土地银行抵押贷款50万元，构成村社土地信用社的原始本金，这对土地银行而言是安全的，对村社而言也是安全的，对村社成员而言也不影响土地产权（特别是土地承包使用权）的安全性，安全的实现了产权资本化。

在中国，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小农经济会较长期存在，所以，坚持土地村社所有制应该时较长时期的制度选择。

3、村社所有土地资本，是村民个人拥有土地资本的实现形式。

中国非常大，发展极端不平衡。村社所有制对不同地区的农民而言，作用是不一样的，其实现形式也许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落实宪法精神，土地村社（集体）所有应该是建立在村民自治基础上的村社（集体）所有，这就决定了村社（集体）所有前提下的个人产权实现形式是可以由村民自己选择的。现在的障碍是实际上的“农村土地国家所有制”对村社（集体）所有制的剥夺、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村社（集体）土地发包权和农民土地承包权一刀切的国家意志、国家《土地管理法》对村社（集体）土地所有产权实现资本化的权利的侵犯。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篇8

一、权力网络中的集体财产：集体所有权的残缺与异化

（一）行政权力控制下的集体财产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文本中，农村的土地、森林、山岭、草原及乡村企业等财产都属于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农民集体所有，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在民法语境中，所有权是完全物权、自物权与私权，这意味着它具有完整性、自主性与自治性——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地决定如何利用或处分其财产。我国现行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并不具备自主性、完整性与自治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受行政权力的控制。对于集体土地，这种控制表现得尤为突出。

行政权力对农村集体财产的控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控制，另一种是间接控制。间接控制是指行政机关通过对村委会、村党支部等村社机构的控制，借助后者的力量间接地支配集体财产。直接控制则体现为行政机关对集体财产拥有收益提取权、征收征用权以及管制权等。

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财产收益提取的形式主要是各种农业税费的征收。“税”包括农业税与特产税。“费”主要指由乡（镇）政府收取的五种统筹费与共同性生产费。除此之外，农村居民使用集体土地建造住房还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费用，其中有些是合法收取的，有些虽是非法收取但在实践中却是普遍现象。[1]（P212）长期以来，这些税费一直是农民的沉重负担。从20__年开始，在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方，乡统筹被取消了，农业特产税的征收范围也缩小了，某些地方降低甚至取消了农业税。但在还没有进行改革的地方农民的税费负担依然很重，即便在某些已经进行改革的地方，基层政府仍然以各种方式变相地抽取农地收益。

行政机关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权的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0条与《土地管理法》第2条。按照这两条的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集体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在当下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行政机关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权经常被滥用。“公共利益”总是被地方政府扩大解释，以至于企业建造厂房或办公楼、房地产开发商建造商品房等都能被视为“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从而成为征地的理由。在国外，政府征地需要向土地所有权人支付相当于土地市场价的征地补偿金。而在我国，政府征用集体土地时所支付的补偿金却与土地的市场价相去甚远。[2]（P260）显然，无论从征地条件还是从征地对价的角度看，在我国，行政机关的征地权都属于对集体财产的过度控制。

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财产的管制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集体土地利用或处分行为的审批权。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的规定，将“四荒”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需要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土地管理法》第60条、62条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将其土地提供给其成员或其所设立的企事业单位用于非农建设，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在实践中还需要先过乡（镇）政府这一关。其二，对城乡土地资源流转的限制与垄断。在现行法中，集体经济组织不得直接在其土地上为城镇单位或个人设定建筑用地使用权。城镇单位或个人要想从农村获得建筑用地使用权，必须通过征地程序，由政府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然后再出让给需要用地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垄断行为。

行政权力对农村集体财产的直接控制是公开、正式的，通常也是合法的——从法实证主义的立场看是合法的。与此不同，行政权力对农村集体财产的间接控制通常是隐蔽的，而且没有法律依据，可以说是一种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控制。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反过来说则是协助与被协助关系，二者并非上下级之间的科层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地方的乡（镇）政府却利用政治组织关系、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私人交情、经济上的互惠关系以及传统观念的残余影响力等因素建立了其与村委会之间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借助这种非正式的科层关系，行政权力对集体财产施加变相、隐蔽的控制。譬如，有些地方乡（镇）政府要求村干部向其上交一定比例的村提留，作为其预算外收入。[3]（P66、264） 又比如，国家征收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金本来应当归属于村集体，但有些地方的乡（镇）政府却从中提取一定比例。[4]（P41）

美国经济学家德姆塞茨认为，完整的所有权是由一组未加限定的权利组成的，一旦政府对这组权利的一部分施以限制，就相当于该所有权已被部分地分配给了政府，从而丧失了完整性。[5]（P23）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就是一个范例。行政机关对集体财产的管制权损害了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处分权能，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提取权以及间接控制损害了集体财产所有权的收益权能，而对集体土地的过度征收与征用则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存续时刻面临着危胁。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权力控制下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残缺的所有权。

（二）村社干部权力支配下的集体财产

按照《民法通则》第74条第1款的规定，农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属于一定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从理论上说，村委会或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统称“村社机构”）是“劳动群众集体”或者说农民集体的代表机关，其负责人是农民集体的法定代表人。作为代表机关，村社机构及其成员的职务行为应当以实现集体的利益为目的，或者说，他们的行为代表了集体的行为。然而，这只不过是制度文本上的理想图式而已。在乡土生活场域中，它并未兑现为生活事实。

在当前我国绝大多数村庄，集体财产都是由村民委员会管理的。[6]（P6）在某些地方的村庄，农地虽然名义上分别属于由过去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若干个“次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村委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土地拥有终极控制权。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与第11条的规定，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按制度设计者的预期，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是基层民主的产物。然而，近年来的许多调查报告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我国的村委会无论在选举方面还是在职权的行使方面民主化的程度都普遍较低。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欠缺足够的参政能力，在选举过程中容易被人操纵。实际上，村委会成员在很多情形中是在乡镇领导、村党支部的干预下或者在村内某些势力集团（比如家族）的安排下产生的。由于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不够民主，而且村民缺乏有效的手段监督村委会，无法对村委会形成足够的外部压力，所以村委会对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自然就难以真正体现村民集体的意志或者说符合村民集体的利益。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村委会处分集体土地的行为以及村办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在我国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框架内，农民集体原则上无权将其土地出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用于非农建设。例外情况是，依《土地管理法》第60条的规定，农民集体可以用土地使用权入股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共同创办企业。在实践中，这个例外条款普遍被村社干部滥用。笔者在东南沿海某县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庄调研时发现，村干部经常以入股、联营为名将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变相出让给外来企业，从中获得一笔价金。这笔价金有一小部分支付给被出让的农地的承包人，其余的作为村财政收入——当然大部分最终都以各种形式被村干部挥霍掉或转入其私人腰包。有些村干部甚至从土地受让人那里收取回扣，从而少算土地出让金。除了这种变相出让以外，在靠近城镇的农村还普遍存在村委会直接将土地出让给外来的企业或个人用于开发房地产、修建厂房或个人住宅的现象，由此所得的土地出让金有相当一部分变为村干部的私人财产。[7]（P40）村委会将农地变相出让或直接出让给外来企业或个人时，一般都没有经过村民会议同意。这块土地在法律上归村民集体所有，全体村民本来都有权从土地出让中获得一定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除了被出让土地的承包人能获得一定补偿外，集体的其他成员通常从中得不到什么利益。可以说，村委会出让集体土地的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并不符合集体成员（村民）的意志与利益。换言之，在此种场合，并不是集体在行使其所有权，而是村社干部为了其私人利益行使其对于集体土地的权力，这虽然不是行政权力，但也是一种权力——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性权力，亦即不问他人的意愿或者通过操纵他人的意愿，将其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力量[8]（P29）。

村办企业的经营同样表现为一个权力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沿海一些地方开始创办乡村企业并取得巨大成功，1992年以后，国家以政策形式号召大办乡村企业，乡村企业由此在广大农村得到推广，许多村庄都以各种形式创办了企业。在法律上，村办企业如果不具备法人资格，其财产所有权就直接归属于村集体；如果具备法人资格，村集体就是以独资股东的身份对企业享有股权，但此种独资股权事实上就相当于所有权。本文在此处不作严格区分，一律将村集体对村办企业享有的权利称为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只不过存在于制度文本中而已，在实践中，它已经被村社干部的权力覆盖。经济学界与政治学界的一些调研报告表明，村办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村社干部的控制。在人事方面，村办企业的厂长、经理等管理层成员一般都是由村委会主任——甚至是由村支书——委派的，有不少村办企业的厂长同时也是村委会或村支部成员，大多数村办企业厂长、副厂长、经理都是村社干部的亲朋好友。人事方面的任免权在乡土生活场域中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村社干部在任命村办企业管理人员的过程中往往能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利益。企业管理人员上任后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村社干部的控制，村社干部借此得以介入村办企业的经营过程，支配企业的财产，从中为自己谋取私利。在违背市场逻辑的权力型经营模式下，大多数村办企业最终都处于亏损甚至倒闭状态，即使有盈利上交给村委会，这些利益也很少能到达村民手中。作为集体财产所有权人一分子的村民从村办企业中所获得的利益通常是微乎其微的。象华西村、那样真正靠村办企业致富的村庄在全国如凤毛麟角，况且她们的道路能走多远还很难说。

村民集体虽然在法律文本上是集体财产的 所有权人，但其权利却总是被村社干部的权力阻隔从而未能传达至集体财产。从名义上看，村社机构是村民集体的代表机关，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集体的人。然而，由于集体只是一个抽象的乃至虚幻的存在，既欠缺稳固、严密的组织形态，也欠缺针对村社机构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手段，所以村社机构通常并不能真正表达村民集体的意志。美国法学家麦克尼尔在《新社会契约论》这本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是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在科层化的经济社会里，科层组织的成员听命于其上司，后者又听命于更高级别的上司，整个科层组织是一个自我维系的系统，名义上的委托人——选民或股东——对于该科层组织并不拥有实际的支配权，委托人已经死亡，科层组织及其成员成为没有委托人的人。[9]（P72—73）严格说来，我国农村算不上高度科层化的经济社会，充其量只是一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国家政治建构规划的乡土社会，但笔者以为，麦克尼尔的理论在此仍有适用的余地，将村社机构及其成员（村社干部）称为“没有委托人的人”并不为过。

作为“没有委托人的人”，村社干部在经营管理集体财产时通常并未面临来自集体成员的外在压力。在乡土生活场域中，村民宁可凭借自己与村社干部的亲缘关系或私人交情从集体财产中获取利益，也不愿通过权利诉求来实现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利益——这种生活技艺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尚未被他们的生活经验证明是有效的。在乡村经济舞台中，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村社干部的身影，制度文本上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已经异化为村社干部的权力。这种事实性权力与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财产的直接、正式的控制权（规范性权力）及间接、非正式的控制权（也是一种事实性权力）交织成一张权力网络，当前我国农村集体财产就处于这张权力网络之中。

二、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下的集体财产所有权：一种改良方案

行政权力控制下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残缺的所有权。实际上，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看，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概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或者说私法语境中的所有权，它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集体所有制概念的代名词而已，这个概念欠缺所有权固有的价值内核：主体独立、地位平等以及意志自由。[10]（P107-115）以这种名不副实的所有权概念作为民法的基本范畴显然不妥。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应当是蕴涵了主体独立、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等价值理念的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行政权力对集体财产不必要的束缚应当逐步解除，农民集体应当对其财产享有独立、完整的所有权。这是我国将来必须经历的一个立法观念转型过程。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并不能真正解决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面临的困境，因为法律文本上独立、完整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在乡土生活场域中仍有可能异化为村社干部的权力，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实现依然成为问题。换言之，把私法语境中的所有权赋予农民集体只能解决集体财产所有权的残缺问题，我们还须进一步寻求集体财产所有权异化问题的对策。

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其巨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提出了一个“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他认为，现代法经历了一个从形式主义/自由主义到实质主义/福利国家的范式转换过程。形式主义/自由主义法律范式试图通过为私人划分各自的自由领域（私域），确保一种消极的法律地位，由私人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发现自己的幸福，从而实现社会正义。这样一种实现社会正义的规范性期待隐含地依赖于有关市场经济过程之平衡（亦即市场主体经济地位平等——笔者注）的经济学假设以及有关财产之广泛分布和社会权力之近乎平均分配的社会学假设。然而这两种假设已被证明是无法兑现的，这意味着，形式主义/自由主义法律范式所构想的社会正义图景是无法实现的。实质主义/福利国家的法律范式力图通过政府以某种方式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或者对市场过程进行积极的干预、对经济力量的不对称予以矫正，从而为私人实现其平等的消极自由提供物质前提与机会保障，亦即确保私人能够真正实现自主，然而，其家长主义的做法却恰恰妨害了私人自主的实现，结果是自治异化为他治。哈贝马斯认为，固守福利国家的家长主义是不明智的，但回到自由主义法律范式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转向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在这种法律范式下，处于公共领域中的公民通过民主程序参与法律过程——包括法律的产生、诠释与实施过程，通过这种参与，公共意见转化为交往权力，对立法者进行授权，为导控性行政提供合法化，对法院创造或发展法律的活动科加更强的论证义务，从而确保公民遵守的法律来源于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商谈所形成的规范共识。[11]（P500-506）

程序主义法律观对于解决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农民集体与福利国家具有类似之处：福利国家是一个福利性的政治共同体，农民集体则是一个福利性的经济共同体，二者都是福利共同体。在福利国家模式下，存在公共机构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相背离的现象，换言之，公民在制度文本上的政治自治可能异化为事实上的他治。同样的道理，在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下，集体成员（村民）在制度文本上的经济自治也会异化为事实上的他治。发生异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欠缺程序性内涵。

《民法通则》第74条以及《土地管理法》第8条只是简单地宣布哪些财产归农民集体所有，并未具体规定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这种权利宣言式的规定只能产生空洞、虚幻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农村集体财产大都是由村委会经营管理的，所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相关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的程序性规范的角色。然而，按照制度设计者的本意，村委会与城镇的居委会一样，都是社区自治组织，其职能主要是负责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经管集体财产本来只是其附带职能。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使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有所不同。社区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村庄治安、文教、公共卫生、村民纠纷的调解以及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事务通常并未关系到村民个人的切身经济利益，而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则关乎每个村民的切身经济利益，甚至牵涉到村民的生存问题。这两种事务的差异意味着它们的运作程序也应当有所差别，相对而言，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使程序应当设计得更为严密、周全，以便给集体成员的切身利益提供更为有力的保护。现行的村委会运作程序主要是针对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设计的，并未考虑到集体财产所有权问题的特殊性。换言之，现行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在运作程序方面是在搭《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便车，它并没有适合自身特性的完备的程序。

解决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异化问题要求立法者针对集体财产所有权行使的特殊性为其设置专门的程序。此种程序应该尽可能地确保集体成员有机会参与形成有关集体财产经营、处分的决策，有机会对集体代表机构的职务活动进行监督，或者有机会以其他方式将其意志融入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过程中。要而言之，这种程序应具备在集体内部实现经济民主化的功能。

从程序的可操作性角度看，农民集体的规模宜小不宜大。在现行法中，农民集体有三种：乡（镇）集体、村集体以及村内若干个次级集体经济组织（通常是村民小组）。它们分别由当年的、大队、生产队演化而来。在当年的“三级所有”体制中，这三种集体是层层控制的关系，亦即公社控制着大队、大队控制着生产队。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之后，这三种集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乡（镇）集体逐渐淡出农村经济舞台，目前真正属于乡（镇）集体所有的财产已经廖廖无几，甚至已经说不清究竟哪些财产归乡（镇）集体所有——某些财产与其说归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还不如说归乡（镇）政府所有。在当前的集体经济体制中，村集体无疑处于核心地位，不但直接拥有以前属于大队的集体财产，而且还以各种形式控制着本应该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从法律上看，村民会议是村集体的最高权力机关或者说意思形成机关。然而，在今天的乡村，人们参与公共 生活的热情已经远不如二十多年以前，村民们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自家的生产经营上，对于结果难以预期的村庄公共活动，往往选择不参加，表现出一种“无政治意识”。[12]（P36-43）因此，在那些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村庄，村民会议召集的难度很大，即便偶尔能召开会议，由于人数太多，也很难通过讨论形成所谓的集体意志，最终还是由村干部说了算，村民会议已经蜕变成村干部为其权力寻求合法性外衣的工具。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民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异化为村社干部的赢利型权力是不足为奇的。

如此看来，集体规模太大是实现集体经济民主化的一个障碍。欲使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具有可操作性，应当以村民小组作为农民集体的主要形态，把绝大部分集体财产划归村内各村民小组所有，尤其是耕地。当然，某些在性质上不宜或者说没必要划归村民小组所有的财产仍应当归村集体所有，比如村庄基础设施、荒山、荒滩、荒沟等。应当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村集体及村社机构不得干预、侵犯、剥夺村民小组的财产所有权。至于乡（镇）集体，没有必要再予以保留。一个乡镇通常有数万人口，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由数万农民形成集体意志，也不可能由他们分享集体财产的收益。所谓的乡（镇）集体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概念而已，在未来的相关立法中，应当把这种集体形态取消。

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立法中的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应当包括集体成员大会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少数派救济程序、日常事务执行及其监督程序等。集体成员大会是集体的意思机关或者说决策机关。对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财产，任何一项处分行为都应当提交成员大会讨论表决。按照本文在前面所提出的立法建议，由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财产主要是象耕地那样的能够直接给村民带来经济利益的财产，其处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村民的长久生计问题，理应由小组成员大会进行表决。村民小组的成员数量相对较少，发生财产处分的机会一般也不会太多，所以召开成员大会对财产处分（包括对内处分与对外处分）进行表决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村民小组可以选出一名小组长与一名副组长，其主要职责是在必要的时候召集并主持小组成员大会，除此之外不应当赋予其更多的权力——对于村民小组来说，一般也没有什么日常事务需要由小组长执行。召开小组成员大会应当提前一定时间通知各成员，而且必须有五分之四以上成员（可委托人）参加方可召开。如果表决的事项是集体财产的对外处分，比如将集体土地发包或出让给本村民小组以外的人，应当经到会成员五分之四多数通过；如果表决事项是集体财产的对内处分，比如土地发包给本小组成员，只须经到会成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可。少数派成员如果认为小组成员大会在召集、表决等环节违反程序或者有证据表明小组长、副组长或利害关系人为谋取私利使用不正当手段操纵成员大会的表决过程，有权向基层政府的相关部门投诉，或向法院。按照本文前面所提出的立法建议，由村集体所有的财产主要是村庄基础设施、荒山、荒滩、荒沟等与村民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的财产，所以其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不必设计得象村民小组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那样严格，只须对现行法所规定的程序作一些修改即可，比如重大财产处分行为的表决程序可以规定得更严格一些、可增设少数派成员的救济程序等。

三、冷静地对待集体财产所有权

程序主义的权利观为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出路或者说改良方案。这种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集体财产所有权异化现象，但是集体财产所有权发生异化的危险并未因此被完全消解。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设计得再完备，一旦将其输入乡土生活场域，都会遭受固有的乡土生活逻辑的抵抗从而发生变异。用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的话说，这种现象体现了“法与社会的间隙”。[13]（P30）

费孝通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通过社区考察得出结论：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社会是封闭的熟人社会，其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同心圆结构：每一个人都以亲缘或地缘上的亲疏远近作为尺度，以自己为中心一圈一圈地依次往外推，编织一张社会关系网。[14]（P6-27）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农村经历了若干次由国家发起的政治经济变革，城市的工业文明在扩张过程中也不断冲击着乡村社会，许多地方的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结构同半个多世纪之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仍然是一个以差序格局为表征为乡土社会。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西方的团体格局中，团体（家庭、社团、国家）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团体的界限是清晰的，团体是凌驾于各成员之上的一个超然的实体，它拥有一套超然的“笼罩性”的行为规则。在中国的差序格局中，从处于圆心那个人的角度看，同心圆上的人依其亲疏远近被分为三六九等，由同心圆构成的社会关系网并非一个界限清晰的超然实体，人们眼中只有亲疏不等的亲朋邻里关系，没有超然的团体概念以及“笼罩性”的道德规范。[15]（P27-36）尽管在当下我国的乡土社会中，从表面上看也存在由制度所创设的各种团体，但这些团体却被“嵌”在差序格局之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构或扭曲了。农民集体就是最典型的范例。

按照制度设计者的预期，集体是一个凌驾于其成员之上的超然的团体，集体财产是各成员公有的财产，集体有其公共机关——成员大会与执行机构。然而，集体需要在乡土生活场域中运行，作为集体成员的村民以及村社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循乡土的差序伦理来参与集体生活的。平等的成员关系只存在于制度文本中，村民的眼中看到的只是其他集体成员与自己的亲缘、地缘以及交情上的差等关系。选举村社干部时，村民们倾向于将选票投给与自己关系近的人，以便于进行互惠的利益交换。在集体财产的运作过程中，村民也倾向于利用他们与掌握权力资源的村社干部之间亲疏不等的关系，依据互惠的原则获取份额不等的隐性利益。即使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设计得很完备，让集体成员有充分的机会参与集体决策的形成，那些意图从财产处分中获取利益的村社干部或利害关系人也会设法利用其与某些集体成员之间差序的互惠关系赢得他们的支持。这种以互惠的方式换来的支持如果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就会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权力资源。

如此看来，在乡土生活场域中，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下的集体财产所有权仍然存在异化为权力的危险。集体财产所有权将会由于此种权力的侵蚀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无形地消解。从另一个角度看，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的践行要求集体成员具备足够的公共参与能力，亦即能够在公共场合恰当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并针对与他们的共同利益相关的问题平等地进行商谈、辩论。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欠缺这种能力，这必然会影响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的实效。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篇9

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研究综述

一、国外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研究

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就开始关注土地问题，初步形成了地租理论。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系统的地租理论，论述了“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后来英国学家马歇尔在边际效用价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稀少地租、准地租和城市地租，分析了地租的价格。

现代学者德姆塞茨从产权起源论述，以及他和阿尔钦对土地交易成本的研究，提高了土地市场效率。还有学者通过土地案例，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进行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例如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在2008年三者共同对我国17个主要农业省份做了全面调查：我国30年不变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政策的落实对农户投资和农地流转等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二、我国学者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研究

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关注始于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研究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动因研究。

学者钱忠好提出，随着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程度并没有提高，其流转与否取决于所拥有的初始土地资源、农业与非农业的综合比较利益、劳动者能力等；姚洋提出，在理想的新古典框架中，土地和任何其他要素一样，自由流转总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能反过来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陈卫平等人认为，近年来由于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上地方政府的直接推动，土地流转的规模扩大，速度有所加快。

（二）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模式研究

学者探讨并归纳实行农地流转模式即：构建市场化农地流转模式和建立计划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农地流转模式。市场机制的有偿性和竞争性，有利于农地的合理流动和适当集中。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政府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土地流转进行宏观调控和计划干预。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既要有良好的宏观配置动力，又要具备健全有效的微观配置动力，单一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必须进行必要的组织调节和行政干预。

（三）对土地流转农户意愿的研究

钱文荣、乐章、李启宇等学者通过对全国多省乡镇、村的调查研究，指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受教育年限越高，意愿经营土地规模反而越小；农户是否愿意转出农地主要考虑非农收入与务农收入比较，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农户越不愿意转入农地，而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健康状况愈差的农民土地流入的意愿愈强；经济条件越好，农民的土地流出意愿就越强。

三、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的现代立法和政策

（一）美国20世纪60年代，创建土地发展权来促进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和合理利用，在不损害土地私有制赋予农村土地所有者的相应权利情况下，起到了保护农村土地、促进土地使用权有效流转。

（二）日本从1962年开始多次修改《农村土地法》，放宽了土地所有权流转限制，鼓励农户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促进农地经营权的流转。

（三）法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制定《农业指导法》采取土地集中政策，推动土地流转合并，实行区域整治，建立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对老年农民发放终身养老金，制定租佃法等一系列法规和政策。1968年实行土地优先购买制度，制定农业区域环境保护规划。限制农用地分割政策只需整体继承或出让，设置土地事务所和土地银行等中介服务机构促进土地有效管理和流转。

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自由流转阶段（1949年～1955年）：1950年6月30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定了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的权利。

（二）禁止流转阶段（1956年～1977年）：1962年9月27日通过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了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一律不准出租和出卖。

（三）地下流转阶段（1978年～1983年）：1978年开始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为农村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但是1982年宪法规定禁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尽管如此，基于现实需求的存在，农户之间私下进行的地下流转并不鲜见。

（四）自发流转阶段（1984年～2007年）：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土地可以转包。2005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流转当事人、流转方式、流转合同、流转管理内容，并对各种流转形式进行了定义。

（五）规范流转阶段（2008年至今）：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种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评论：

纵观古今中外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已相对趋于完善和系统，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完善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历史背景、经济基础、发展水平、人文特色以及社会自然条件的不同，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层次、深度、角度也不相同，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也不一样。

我国学者研究各地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也因个体差异、区域差异而有所差别。虽然所选取的研究样本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但在数据的时效性，特色省份的典型性等方面有所欠缺，不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调查分析欠缺。我国《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是属于物权还是属于债权、流转方式的列举都不一至。所以在借鉴各国流转制度和政策的同时，应该依据我国的国情因地制宜。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土地所有权制度、市场机制、中介组织、法律法规政策、流转模式、流转方式的研究还是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农户意愿、农村养老、金融、保险等配套制度的研究，都没有真正从“利益”角度去研究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笔者认为应基于利益协调视角研究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于振荣，刘燕.农地使用权的背景分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7，（4）.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046

一、 引言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成了一个发展的重点，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连续几年都提到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关系。这一领域也成为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在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模式、进程、遇到的问题及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措施等方面有较多讨论，关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作用（方志权，2014；廖少兰、毛必田、杨高庆，2015）。也有学者重点研究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当中诸如成员界定、股权设置、股权管理（郝乃桢、 蒋爱丽，2009）等具体环节，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构想。但这些研究成果很少涉及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中股权转让的相关内容。有的学者（例如方志权，2014）虽然谈到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转让问题，但仅仅作为文章的一个小问题，并且只是宏观判断，缺乏微观上的事实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只有能够自由流转，才能体现农民所持集体资产股份的价值，显现它们作为生产要素的潜在市场价值。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给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继承等权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的背景下，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制度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种考虑，本文将对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转让问题进行探讨，为了更客观地反映农民意愿，本文将以实地调研的结果作为研究对象，对农民的股权转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予以分析和探讨，为完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转让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二、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转让的现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到，现阶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切实防止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少数人侵占、支配集体资产，防止外部资本侵吞、控制集体资产。

由此可见，政府对于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转让持保守态度，目前仅允许股权的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继承和有条件的内部转让。出于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状况的考虑，这样的选择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也是对农民利益的预见性保护。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如果仅对集体资产确权，而不允许其股权流转，或者只允许有条件的内部流转，那么，量化的集体资产就只能是“僵化的资产”，无法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经济价值。从长远看，为充分发挥集体资产股份自由流转的效应，应该赋予其流转的权能。

有的学者（方志权等）认为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状况下，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的排他性、封闭性和渐进性等基本属性，目前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应严格控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对外流转的条件尚不具备。但是这些结论只是宏观判断和推导，缺乏微观上的事实依据。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政策实行条件也有不同，所以我们更需要在农民的微观生活领域考察其股权转让的情况，是否有转让的需要以及是否具备可转让的条件等。

L村将股东分为社员和非社员两类：具有人口股的为社员股东，享受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股份分红权益；不具有人口股的为非社员股东，仅享有股份分红权益。股权原则上实行静态管理，坚持“权跟人（户）走”，生不增、死不减、可继承，可在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内部转让，但不允许退股和对外转让。

三、 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性质

讨论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转让问题，首先应该明确集体股权的性质，我国学界对于股权的界定目前主要有所有权说、债权说、社员权说以及独立民事权利说等几种有代表性的学说。本文认为，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股权是一种所有权。

L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分为社员和非社员两类，从股权设置可以看出，L村的集体股权并不完全以成员为首要前提，因而跟社员权说有一定差异，其中非社员股也不符合独立民事权利说中的管理权概念。村民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出资也只占到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一部分，也不能把这种集体股权认定为债权。所有权的不同权能可以依需要进行认为的约定和划分，与L村对集体股权的界定更为贴切。

从本质上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股份合作模式，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经济合作社，其产权制度经历了从按份共有到共同共有的演变。而依笔者之见，当前所进行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是将共同共有量化为按份共有。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来看，也是要让农民享有集体资产中归属于自己的一份财产。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目的就是将农民共有集体资产转变为农民按份额持有集体资产，改变“名义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份”的状态。鉴于此，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实质上是指农民对于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凭证，因而集体经济股权的持有者也当然的享有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四项权能在内的完整的所有权。

四、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转让的可行性

所谓股权转让，是指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权卖出、赠与、互易给其他个人或公司等，使他人成为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套用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转让的情况，是指农民将改革量化到个人账户的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卖出、赠与或者互易给他人，取得相应对价。在明确了集体股权是一种所有权以后，基于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然能将其股权自由转让。

考虑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封闭和排他的特性，集体经济股权具有的人合兼资合的性质，如果允许集体股权的自由转让，将会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合的性质遭到破坏，在当前大多数村民对集体股权的性质即内在价值不甚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地转让可能会导致农民可期待利益的受损，甚至动摇集体所有的所有制基础，这是十分危险的。但笔者以为，即便是完全放开集体股权的流通转让，出现股权大范围流转的情况也属于小概率事件。资本总是要逐利的，如果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不善、分红较少，则其股权将因价值偏低而难以流转；如果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良好、收益稳定，则其股权也将因分红较高而难以流转，因而大可不必担心农村集体股权的大范围外流。

从L村的调研情况来看，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流转并不活跃。L村完成股权统计共计11729股，其中人口股共计8190股，占总股份的70%，农龄股共计3539股，占总股份的30%，实际实现股权转让数量为零。但根据笔者的调查数据显示，70%的被访农户觉得应当允许集体股权的自由转让，在这之中，又有76.2%的农户支持股权转让不应当有受让人范围的限制，85.7%的农户认为转让应只需双方合意，无需经过批准或同意，从数据的相关性来看，年龄、文化程度、户口类型、就业性质、工作或上学地点、农业经营收入、总收入等因素对于村民的转让意愿没有太大的影响，每一个因素下，支持集体股权自由转让的村民都超过半数。由此可见，村民对于集体股权实现自由转让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不活跃而农民流转意愿强烈的矛盾，也反映出实现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自由流转的必要性。

所有的改革都是有风险的，正如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那样，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股权自由转让会导致上述种种风险就贸然否定集体股权转让的可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归根究底是要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使广大农村地区参加到市场中，分享改革红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具有地缘、血缘关系的集体内部人共同决定经营管理事项的这种内生的排外性已经致使集体经济组织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再加上在资产方面要保持“集体性”，在机制上阻碍了社会资本的流入和集体经济组织资本的流通，组织缺乏发展活力，也难以达到改革的初衷。在L村的股权设置中已经区分了社员股权和非社员股权，可以说已经向前迈近了一步，但此种区分的进步性还需要在股权的自由流转中体现出来。

五、对股权转让模式的设计

为了在制度上保持社员成员在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可以对转让的股权权能进行一定的限定。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持股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决策管理，分红不固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外部成员持股股息率固定，在分红和清算时有优先权，但不具有其他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关的权利，如此这般，可在制度上保持社员成员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将股权的收益权能独立出来作为股权转让的标的，而股权作为所有权的其他权能依旧由原持股人也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

此外，也可以借鉴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设想的“劳资合伙表决制”，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角度来说，就是将集体经济组织中需要投票表决的重大决策分为两类：凡涉及到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筹集、投放、确定股息红利分配以及选举理事长等与组织成员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时，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凡涉及到生产管理、劳动组织、市场销售决策等经营管理业务时，实行一股一票的原则。这样一方面保证集体经济组织由成员集体所有的性质，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抹杀股权受让人的决策权，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促进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政策更具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需要合理制定外部人持股的比例，以实现首先惠顾内部成员即村民的性质要求。

我们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转让的态度应当是开放的，但是，在明确其能够实现自由转让的同时，我们也要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对股权转让行为进行合理的监管。可以参考《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明确股东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条件，如转让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同时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优先购买权。如此，既考虑到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合属性，也考虑到农民行使其财产性权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