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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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行政职权；第三部门；公务法人；行政主体；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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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帕金曾经说过：“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们自己。”[i]此话虽然有些偏颇，但高校体制改革的现实却逼迫我们必须对新形势下高校的角色和地位进行审视和研究。

1999年9月24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学生刘燕文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北京大学推上了被告席。刘燕文称，1996年初，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北大第四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1996年1月24日对刘燕文博士论文表决时实到会人数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根据审查结果，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做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博士结业证书的决定。3年多来，刘燕文一直多方反映，未果。海淀区法院经审查，做出一审判决，北大败诉。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北大不授予学位的决定违反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须经学位委员会成员半数通过的程序。同时，北大学位委员会在做出不予授予学位前，没有告知刘燕文，并听取他的陈述和辩解；做出决定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法院据以上程序瑕疵撤销北大不授予学位的决定。[ii]

北大被自己的学生告上法庭，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让许多人觉得疑惑。行政诉讼法不是“民告官”的法吗？高校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吗？这些疑问正反映了我国高校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自90年代党和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战略以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入进行，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进入了关键的攻坚阶段。社会各界包括法学界都对此寄予了高度关注。然而，大量的探讨都集中在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扩招及学费的提高等热点问题上。相形之下，对高校的角色定位、职能性质、法律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而这些问题却正是近几年来刘燕文这类案件在各地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从近期讲已经损害了高等教育各方的权利和利益，影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远期讲，则有可能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我国高校体制改革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高校性质云遮雾罩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界往往将这样的政府称为“全能政府”。在全能政府体制中，各种社会组织都围绕政府权力展开活动。与此相应，划分社会组织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其中，政府机关是指行使国家权力，以公众利益和福祉为宗旨的单位组织。企业单位是以营利为直接目的，以生产经营为主要活动方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基层自治组织是以自治管理为基础的社会单位。这样的划分简单明了，与当时相对单一的社会关系十分适应。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机关不再大包大揽、无所不管、无处不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局面也有很大改观。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性、独立性日渐增强。这一变化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天下从没有免费的午餐，制度变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高校体制改革的代价便集中体现于高校旧身份与新角色的冲突与不协调。在法律上，这种冲突极端表现为与高校发生纠纷的人们那种极其尴尬的处境。他们无法确定：高校侵犯自己权益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行使的行政职权；还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行使的民事权利？在将纠纷诉诸法院后，高校是作为特殊的行政主体，受行政法律关系的调整呢？还是作为民事主体，受民事法律关系调整？

无庸置疑，事业单位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模糊不清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因此，重新界定高校在新体制下的作用与法律地位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下面，我们便从各类高校的共性与差异两方面论述新形势下高校应当具备的法律地位。

（一）从共性来看，高校最重要的职能在于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培养高级人才。而这种职能的实现往往意味着在经济上的巨大投入与极微小的回报（甚至完全没有回报）。很明显，这种职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这些职能不能完全交予政府来执行。这是因为，高等教育职能的实现需要动用大量社会、经济资源。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这种职能服务，必将导致政府负担过重。而且由于政府组织和职能有科层化、强制性的特征，也决定了政府过度介入这些事务将严重影响这类事业的效率与公平。正是高教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高校性质的独特性。

为了全面反映高校这类组织的特征，社会科学界发展出了一种用于确定高校这类组织地位和性质的理论。这就是“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理论。[iii]“第三部门”是由美国学者Levvit最先使用的，用于涵盖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的一个概念。今天，这一概念已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由于政权性质、法律制度、分权程度、发展程度、社会异质性程度、宗教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第三部门的内涵和外延千差万别。有些国家强调第三部门的免税特征，有些则强调非营利、慈善的特征。但各国学者都用该理论打破了社会组织的传统划分方法，并力图用这一理论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第三部门在某些领域具有市场组织和政府组织不具备的特性。这些特性集中表现为非营利性、自主性、专业性、低成本。非营利性是第三部门组织追求目的公益性决定的。自主性是指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第三部门名称的来源就是人们相信它们不受政府支配，能够独立地筹措自己的奖金，独立地确定自己的方向，独立地实施自己的计划，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三部门作为整体具有多样性，但具体到每个非营利组织，它们却是十分专业化的。它们在成立之初目标是定得十分明确的，如医院是救死扶伤的组织；福利院是照顾无家可归的儿童的组织；学校是提供受教育机会的组织等。第三部门不同于政府组织的特征还在于它的低成本，因为第三部门运作可以依靠志愿人员为其提供免费服务，还能够得到私人捐款的赞助。此外，第三部门内也没有科层式的行政体系。

为了凸现第三部门的这些特质，西方国家在法律上对第三部门的地位大都作了特殊规定，如“非营利组织”（non-profitsector）、“慈善组织”（charitablesector）、“志愿者组织”（voluntarysector）、“免税组织”（tax-exemptsector）、“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sector）等。其中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的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在法国，承担公共服务事业管理，为全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除了国家机关、地方领土单位以外，还有公务法人。[iv]公务法人具备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它具有法人资格。它是一个法律主体。有自己全部、独立的财产，实行独立核算。第二，它是一个公法人。它从事国家规定的某项公共利益活动，并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控制。它也因此享有某些特权，如公用征收权、其财产不能被扣押、强制执行权等。第三，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享有一定的自。[v]

显然，高校就是第三部门和公务法人的典型代表。它不以营利为主要的运营目的，而且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从事的是政府和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同时它又具备一定的行政职能，这些行政职能虽不如行政机关的职权广泛、性质明确，但却已足够构成其独特的法律地位。

（二）从差异来看。在我国高校系统内部，众多的高校虽有不同于政府与企业的共性，但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一些高校主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承担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另一些高校则通过提供教育服务等方式，运用市场的规律来获得生存的机会。这样的差异会直接导致高校的组织形式、法律地位、法律性质的分化。对于不同类的高校，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对其应进行有差别的调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对高校做了性质区分，并据此对不同高校给予不同待遇。如英美等国对公益大学与营利大学财政支持的力度差异便是一个例证。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的。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不揣浅陋认为当前可对我国高校的法律地位作以下规定：

首先，应明确高校公务法人的地位。我国的大部分高校都是以公共利益为运行宗旨，拥有一定行政职权（如授予学位、颁发学历证明、内部处罚权等）的组织。它的许多决定是强制性的，有确定力和执行力的。如高校有权决定是否颁发学位证、毕业证；有权在招生时决定录取这名学生而不录取那名学生；有权要求入学转系或毕业分配必须交纳一定的费用。为了保证高校的功能和职权得到很好的实现和执行，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尽快确立高校的公法地位。（当然，是否称为公务法人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只有这样，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对这类高校进行行政授权时才有法律的依据；利于这类高校明正言顺得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同时也利于受到高校行政职权侵害的人寻求法律救济。

其次，应根据高校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在其所有行为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将高校划分为营利性高校与非营利性高校。过去我国依据举办者的不同，将高校分为国家高校，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现在看来，这样的划分造成了三类高校发展的不均衡和有限的高教资源浪费。国家高校的招生数量逐年在扩大，而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的招生额相对却在逐年萎缩。国家高校的师资因扩招而出现短缺，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的资源却无法被充分利用。一些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设立了许多极具特色的专业和学科，却由于没有国家财政拨款的扶持而面临不能将其独特之处延续下去的窘境。

因此，我们应放弃以往依举办者来划分高校性质的方法。而代之以一种全局的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合理的配置教育资源。当前，卫生行政部门已经对医院进行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划分。这样的划分将影响国家对不同性质医院的财政扶持的力度和监管的方式。营利性的医院由于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政府对它的财政扶持将减少。从法律性质而言，营利医院多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进行服务和盈利活动，其行为受民法调整。而非营利性医院则以为大众提供优质、低廉的医疗服务为目的，并承担所在社区的基本医疗和免疫服务。今后，政府会集中力量对非营利医院进行财政补贴以保证其服务质量。非营利医院的行政性特征十分明显。它们在社会医疗保障、强制免疫、公费医疗等方面作为行政主体出现，其行政职权由主管行政机关和有权机关授予并进行监督，它们的行政行为受行政法律规范的调整。

由于高校和医院在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今后国家可将高校分为营利性高校和非营利性高校。营利高校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并可根据现实需求自主调整学科设置，以期能从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回报。由于能通过盈利和社会效益促进自身的发展，这类高校的存在也能吸引各种利益群体投资教育。这可以缓解当前高校投资渠道单一、经费拮据的窘境。国家将在加强监控力度的同时减少对营利高校的扶持力度。非营利性高校（不管其以往是国家高校、地方院校）将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扶持对象。对一些民办高校，若其开办的学科是国家高校中所缺乏的，或对国家发展有利的，国家也可对其进行财政补助，而不应过多考虑其民办性质。划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高校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合理地配置财政资源以外，还能对高校的师资和受教育者流向进行合理引导，加强高校之间教师和学生自由流动，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更重要的是国家在进行教育行政职权委托和授权时，应将权力更多地授予非营利性高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功能和价值的充分实现。

通过以上对高校性质的界定，今后高校的各类活动都能被原则性的分类并找到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政府与各类高校之间的关系也将会更加明晰。然而，高校性质的确定只能从原则的高度解决高校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对一些更具体的矛盾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高校行政职权“无法可制”

从刘燕文案，我们看到高校在进行管理时作出的决定对学生影响是巨大的。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或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对学生的名誉及将来的就业和发展将产生极大的影响。高校的这些行为，对与它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学生而言，是具有确定力、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因而是典型的行政行为。但是，由于高校的公法地位尚不明确（如第一部分所述），高校行使行政职权实际上很少受到行政法治原则的约束。这一状况令人堪忧。其具体表现是：

从宏观角度看，1995年7月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实行的是“两级管理，以省级统筹为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与省级教育管理部门都针对高校管理工作进行了大量立法。然而，由于缺少一种有效的立法协调机制，高校教育的法律法规相互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也是造成目前高校管理政出多门，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之高校往往对自身法律地位认识不足，在订立有关校级规章制度时，经常存在“违法制规”的现象。其直接结果便是实践中存在着大量违反法律的校规校纪。严格地说，这种状况与“无法可依”的状态已相去不远。

从微观层面看，在高教管理活动中，高校拥有诸如内部处分权，收费权，招生权等行政职权。在行政法中，对一些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严重影响的行政权的行使，往往课以严格的程序要求。如工商机关在对违法经营企业做出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对该企业违法经营的状况进行调查。此后，工商机关还应通知企业将受到什么处罚，并给予其辩解和陈述的机会。最后，处罚决定书还应直接送达被处罚人。之所以如此重视程序，一方面是为了促使行使权力一方谨慎地做出行政行为，另一方面也为相对人在受到侵害前主动抵制权力滥用提供制度保障。但由于上文所述原因，高校的行政职权却长期疏于程序制约。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进行审查时，采用了实质审查，即对刘燕文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审查。但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只能对已通过答辩的论文进行程序性审查。而且北大在做出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后，既没有告知刘燕文，也没有听取他的陈述和辩解；在做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实际上这是对刘燕文辩解权和知情权的剥夺。正是这些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使北大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成为无效行为。在刘燕文一案中北大学位委员会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本身也存在重大缺陷。该条例并未明确在评定学位论文时，是否允许投弃权票，弃权票是作为反对票还是同意票看待等问题。这种程序规定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默认和纵容了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权力的滥用。这显然背离了依法行政的原则。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迫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高校在行使职权时无法可制的状况加以改变。

第一，高校拥有的行政职权应有明确的授权。中央与地方应建立良性协调机制，使各级、各种行政法规作到层次分明，和谐一致。教育行政部门对各高校自己制定的校规校纪进行定期必要的监管，使其不至于违反法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奠定良好法律基础。

第二，严格规范高校行使行政职权时的程序，尤其是对一些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制定相应程序规范。如事前的通知，给予辩解和陈述的机会，并送达正式的决定书。特别是做出开除、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这类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建立听证制度。只有这样，才不会使教育行政管理成为行政程序的一片盲区。

教育行政职权的获取和行使做到有法可依只是实现行政法治最基本的要求。法治行政还要求相对人在受到高校违法行政侵害时能得到法律切实有效的救助。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三、高校侵权“无门救济”

1999年4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受理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该案的原告田永是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中途去厕所，掉出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老师发现，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根据该校“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属于“夹带”的性质，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并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北科大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党团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并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1998年6月，临近田永毕业，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原告田永认为被告行为违法，侵犯了其基本权利，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决定。海淀区法院经审查后，认定北科大的“068号通知”与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规章的规定相抵触，对田永的退学处理属于无效行为，判令北科大颁发给田永毕业证、学位证。北科大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淀区法院经审查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了它们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vi]

这个案件的受理和最终判决在高教实务界、法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的探讨。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字面上理解，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的行为表现。但是行政法并不排除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其他社会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特殊情况。许多法律法规就明确授权给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行政职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有资格授予学位的高校在学位授予领域，行使的是法规授予的教育行政职权。

因此，俗称“民告官”的行政诉讼的被告并不只是行政机关。像高校这样的事业组织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职权时，亦可担任行政主体角色，也应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因此也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这就成为许多法院仍不受理的这类行政案件的直接原因。

在行政法制中，管理相对人除了可通过行政诉讼获取救济，还可通过另一种事后救济途径-行政复议-维护自己的权益。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和适当性审查，并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复议是我国主要的行政救济途径，也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它利用行政层级中的上下级领导监督关系，通过相对人的申请使上级行政机关根据个案对下级部门的工作进行审查监督。对于下级行政部门而言，由上级主管部门督察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是下级对上级应具有的服从义务。下级改正错误时，也没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十分利于行政复议决定的落实。为了保证行政复议的公正公开和防止行政机关复议的拖沓，行政复议法赋予相对人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的陈述权、辩解权，并对复议的受理、审查、决定的期限等进行了规定，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期限，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复议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它不收取任何费用。这对处于相对人地位的学生寻求法律救济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当前高校与主管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模糊使得规范两者在复议活动中的权利义务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在田永案中，田永所在的学院曾就北科大对田永的校级处理决定向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申诉。国家教委也曾下文指出北科大的处理决定不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但北科大并未采纳国家教委的意见，对田永重新做出处理。如果有健全的行政复议救济制度，田永的问题就可能在行政诉讼之前得到解决。这不仅能减少各方当事人的诉累，更能保障行政管理秩序的持续和稳定。

综上所述，作为教育行政救济制度两块基石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目前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为了结束高校侵权救济无门的现状，我们应尽快建立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和将教育行政行为明确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只有这样才能使高校在做出对相对人影响重大的决定时，既受行政法律基本原则和行政程序的规范，也受上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约束；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放任高校随意侵犯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才能保证行政法治原则的顺利实现。

我们相信，在解决好以上几方面问题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必能迎着知识经济的春风，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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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朱永新。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系统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

[ii]王锋。“刘燕文诉北大案”的法律思考[J].北京：法制日报，2000年1月16日。

[iii]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6.

[iv]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27.因公务法人法文（l‘etablissementpublic）的名称是公共机构，一些学者也将这类组织称为公共机构。但笔者认为，将这类组织译为公务法人更能突现其法律地位的独特性。

篇2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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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处理推行会计委派制度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要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严格内部责任制度,规范经营管理行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在国有产权制度功能没有完全到位,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健全,所有者权利缺位和经营者权利越位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规范企业行为就有必要对国有和国家控股企业实行会计委派制度。会计委派制度是会计工作深层次的改革,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完善监督机制,规范会计秩序的有益尝试。因此,在目前继续推行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中,只要注意区别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与非企业、城市与乡村会计人员的不同管理要求,结合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处理好试行会计委派制度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地位,选择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形式,不但不会影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会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在企业进行会计委派制度的试点,只能选择国有和国家控股企业。一般应采取委派财务总监的形式来试点。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企业集团向所属企业委派财务总监,以国有股东代表身份进入监事会,监督企业财务会计工作,但不担任企业的财务负责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机制的不断健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政府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应逐步过渡到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实行间接管理。

二、正确处理推行会计委派制度与强化单位内部会计监督机制的关系问题

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实质上就是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它是单位为了确保以有序和有效的方式实现管理目标,保护资金安全,防范、发现和纠正错误与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准确和完整,及时编制和公布可信的会计信息而制定的管理制度和控制程序。对单位的会计控制体现在外部和内部。外部控制是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控制,它要维护的是社会公众、债权人、行业或国家的利益。内部控制制度是现代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确和规范单位内部各部门、各环节以及各岗位的职责和行为,对保证经营目标的实现,对提高管理效益和保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都有明显的作用。内部会计控制是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单位内部对自身经济活动进行自我监督约束的一种自律。因此,在试行会计委派制度工作中,要结合建立和完善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监督约束机制,处理好会计委派制度与强化内部会计监督机制的关系。在目前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会计职能还得不到有效发挥,内部会计监督还流于形式,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执行还不到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单位经营管理水平需要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尚未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情况下,必须在国有和国家控股企业、行政事业单位试行会计委派制度。但是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会计委派制度的试行不能使会计凌驾于单位之上,偏离自己的位置;二是要注意内部会计监督与国家行政监督、社会审计监督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模糊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和国家行政监督、社会审计监督的职能界限,造成监督的混乱。特别是在企业推行会计委派制度的试点,更要注意会计委派制度与企业会计监督的关系问题。除了试行会计委派制度以外,还要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加大国家行政监督和社会审计监督的力度,对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资金管理和财务会计报表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内容提出规范性的要求;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建立重大决策的责任制度,加强资金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从内部、外部两方面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督。、正确处理推行会计委派制度与贯彻《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关系问题

新《会计法》的颁布实施不仅仅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会计实务的法制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对强化会计监督,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取消了原《会计法》有关会计人员“双重身份”的规定,使会计人员完全单位化,解除了会计人员的国家监督权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形成了单位负责人向国家负责或向所有者负责、会计人员向单位负责人负责的责任体系。这一变化使单位负责人成为单位会计执法的第一责任人。只要单位出现违法会计行为,不论是何人所为,即使是会计人员的问题,也要首先追究单位负责人的法律责任。这样由原来会计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共同监督变成了单位负责人自觉的守法。试行会计委派制度的目的也是通过稳定会计人员的地位,保证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不受干扰地正确执行法律法规和国家经济政策,提供真实、客观的会计信息,维护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因此,在推行会计委派制度试点中,要结合贯彻《会计法》和新的会计制度,注意处理好试行会计委派制度与贯彻《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关系,在《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会计委派制度的有关内容和方式,研究试行会计委派制度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使推行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成为推动贯彻落实《会计法》和新会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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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所奉行的普遍准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法律规定。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2003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十年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行政建设方兴未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依法行政的内涵、原则、意义、标志、制度、保障等展开了深入探讨。2001年，中国行政法学会即以“依法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为主题。在国家法律制度层面，从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出台，之后《行政监察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一大批以限制权力、保障权利为主线的法律相继出台，可以说依法行政的法律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但是，如何判断具体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水平仍然是行政法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我国近年来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如中国政法大学受北京市政府委托开展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研究等。方法是建立一个考核评价体系，强化考核，以考核结果来评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但建立何种考核标准体系、如何考核，仍在探索中。

二、深化执法质量考评体系，引入现代管理手段，建立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

评价公安机关的依法行政工作，执法质量是主要的标志。北京市公安局在2001年即正式开展执法质量考评工作，7年来，执法质量考评逐步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科学化，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考评运行体系，成为局属各单位推动中心工作和主要业务工作开展的有效形式和载体，有效促进了各项奥运安保措施的顺利落实，全面提升了整体执法水平。但是，任何方法都存在不足。执法质量考评的基本方法是：年初制订标准、中间考核、年底评分、兑现奖惩，是一个相对静态、滞后的考核评估过程。为提前掌控执法质量态势并立即做出反应，及时指导改进执法工作，做到对执法质量的动态掌控和提前预警，北京市局在执法质量考评的基础上，引入先进理念和执法管理手段，依托信息化手段，创建了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通过常量指导、动态监测、等级化管理、提前预警执法倾向性问题并督促整改，实现了对执法质量的动态掌控。

预警机制起源于军事战争。原指由能够灵敏、准确地昭示风险前兆，并能及时提供警示的机构、制度、网络、举措等构成的预警系统，以期超前反馈、及时布置、预防风险。随着时代的进步，它已成为现代管理手段，如突发事件、食品监管、安全生产、天气预报等都制定预警机制，目的是发挥“常量分析、定量测算、定性评估、及时修正、降低风险”的保障作用，防患于未然，降低危害程度。

公安机关建立预警机制是公安信息化建设进程中的创新尝试。它主要依靠工作常量的动态管理，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优势，以信息研判、信息分析为手段，对公安执法工作进行宏观掌控和微观指导。主要特点是打信息攻坚战，争取主动权；作用是为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依据，为实战引导提供情报支撑。近几年，预警机制对促进公安业务管理工作的能力和效力越来越广为人们认知和肯定。例如：监所管理工作中的绿、黄、红三级安全预警机制被作为看守所堵塞安全漏洞的长效工作机制在全国监管系统推广；在第二次全国经济犯罪经侦工作会议上，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同志在会上明确提出“经侦工作必须建立预警、防控和协作三大机制，以适应当前日趋严峻的经济犯罪形势需要”的工作要求等。

首都公安建立的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是新时期公安执法质量管理模式的有益创新。近年来，为构建和谐首善之区，最大限度地为“平安奥运”净化社会面，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我局加大了严格执法的力度，刑拘、治拘等依法处理数量逐年大幅度上升。但是，在依法处理数大幅上升的同时，执法质量上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也随之产生。少数单位以忽视执法质量为代价，片面追求执法数量，如不及早制止，可能导致“大抓大放”，从而降低全局执法质量。如反映公安执法质量和依法行政水平的拘后取保数量和检察院退查率出现走高势头，刑拘转捕率、检察院批捕率、检察院率呈下降趋势，直接影响了全局依法行政水平。为扭转“重打击数量、轻执法质量”的不良苗头，及时发现、提前预警，及时纠正，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我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了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

三、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的运行机制

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是组织、监督、管理全局执法办案质量工作方法上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内部执法监督制度。该机制以十项重要的反映执法质量的办案数据为核心，对全局的执法办案质量进行精确分析，每月按优（绿）、良（蓝）、中（黄）、差（红）四个等级监测全局各分县局的执法办案质量，对各分县局的办案质量实行等级化管理；对办案质量较差、显示等级较低（黄色和红色）的分县局及时进行提示或预警，从而实现对全局执法质量的动态掌控，做到定期对执法质量现状有客观评价，对执法问题有深入分析，对解决措施有合理建议，促使全局办案质量不断提高。

1．依托执法质量考评，强调主动性。相对来说，执法质量考评属于静态考评，虽然每月也通报考评情况，但是，最终是以年终考核为评判标准，较为被动和滞后，需要一个动态的、及时的评估机制予以弥补。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内容上，预警项目依托于考评，由执法质量考评要素中的核心指标构成，对促进执法工作，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能力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比较而言，执法考评更加强调一种客观评价和问题积累的作用，而预警评估机制则具有相对较强的工作指导作用、调整掌控作用以及促改提高作用，弥补了考评的静态失控性和相对滞后性。

2．紧扣执法办案质量，确定监测常量。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是公安执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评价整个公安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衡量基础业务工作、检验基层基础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执法质量评估预警常量的选定紧密围绕公安机关基本职责，按照“突出执法办案质量”的原则，深入研究能够集中反映公安机关执法办案质量的数据种类，并以该数据为标准常量。目前，北京市局确定了十项具有代表性数据作为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的基础数据项目，即：刑事拘留依法处理率；逮捕率；基本审结率；行政复议变更撤销率；行政诉讼败诉率；接到检法等机关纠正违法通知率；涉法投诉率；检察院批捕率；检察院率和检察院退查率，涵盖了公安刑事和行政执法全环节的主要质量要素。由于预警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这十项数据是否合理、充分，有待于理论进一步论证、实践进一步探索。按照这十项预警项目，我们对各项目连续三年的基础数据进行认真的比对分析，通过计算平均值等方法，合理确定执法办案预警项目的常量值。参照常量值，再综合比对目前全局的平均水平，比对全国各直辖市的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最终确定切合我局实际的、合理的预警值，并按质量高低分为优（绿）、良（蓝）、中（黄）、差（红）四个等级，以此为依据评价指导各单位的执法工作。

3．实行动态管理，掌控执法主动权。“动态管理，实时监测”是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宏观掌握、管理全局执法质量的重要手段。它满足了不同执法形势下对不同时期的执法工作进行管理的需要，即能够应对执法形势变动、执法时间变动、执法态势变动对执法管理工作带来的挑战。在运行中，该机制依托执法信息化系统，能够及时取得各项执法办案的实时数据，实现对全局和各分县局的主要执法质量的实时监测和动态管理。在此基础上，及时分析、查找、通报执法工作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以及隐蔽性问题，按照“抓早、抓小、抓严、抓实”的原则，利用常量指导从源头上查找问题的根源，从而实现对全局执法质量态势的有效掌控，确保全局执法质量不出现大的波动。

4．借助预警手段，督促整改提高。“四色”警示预警利用直观视觉刺激，及时发现执法问题点所在，及时修正或督促整改提高，是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运行的点睛之笔。每月，都对全局各单位十项体现办案质量的数据按绿（优）、蓝（良）、黄（中）、红（差）四个等级进行跟踪管理。对于数据显示执法办案质量较好的，显示为绿色（优良等级）和蓝色（良好等级）；对于执法质量较差的分县局则及时进行黄色提示（中等级）或红色警示（差等级）。同时，要求各分县局主管领导认真组织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分析存在问题，根据全局和自身执法状况，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执法责任，促进执法质量的提高。如此通过定期的提前分析预警，全面掌握全局执法质量情况，及时精确指导、督促整改，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并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特别是基础性的常见错误反复出现，意义重大。

四、目前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的运行效果

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自2006年7月试运行以来，基本实现了对全局执法质量的动态掌控，做到既能宏观把握全局执法态势，又能用准确数字微观指导执法办案工作，有效防止较大的全局性执法质量问题的发生，有力促进了全局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

1．为奥运期间全局执法平稳提供有力保障。2008奥运决战年，执法质量评估预警工作以“围绕奥运安保，提高执法质量，确保奥运安全”为要求，紧扣奥运执法需求，结合前期开展的一系列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同时，展现了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一流执法质量。以典型反映执法质量的“三率”来看依法处理率、审结率和刑拘逮捕率稳中有升，为奥运期间的执法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1至7月，刑事拘留依法处理率、案件基本审结率均在98%以上；刑拘逮捕率稳中有升。

2．有效指导、促进了基层执法工作。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始终坚持“常量指导，动态监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提高”。“常量指导、动态监测”是出发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提高”是落脚点，通过加强执法质量的动态监测，及时警示、整改、提高各基层单位执法办案质量。例如某分局通过预警分析，发现该分局案件检察院率偏低、退查率走高、投诉增长过快，及时要求该分局整改。分局迅速采取措施解决了这一问题。某分局是承担奥运安保任务相对较重的一个分局，为最大限度提高依法处理质量，服务好奥运安保工作，针对本单位刑拘转捕率多月高居预警机制榜首，而检察院率和退查率连续多月呈现红色警示的实际情况，专门组织相关部门分析研判，以解决执法办案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为切入点，加强整改，提高办案质量，效果显著。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3．促进全局依法行政水平的稳步提升。综合来看，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充分发挥了风向标作用，有力推动了全局执法水平的整体提升，进一步增强了掌控社会治安形势的能力，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一是从依法处理的质量看，各项指数保持逐年递增的势头。2007年，依法处理率、审结率和刑拘逮捕率与上年同比大幅提升：刑事拘留依法处理率同比上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案件基本审结率同比上年上升了0.6个百分点；刑拘逮捕率平均水平同比上年上升了2.2个百分点。2008年，全局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保证了处理质量的平稳上升：1至9月，刑事拘留依法处理率为99%以上。

二是从外部监督的检察院“三率”看，“出铁门”质量显著提高。实行预警机制后，两年来，检察院批捕率、检察院率、检察院退查率进步明显，全国排名大幅度前进。2007年底，全局批捕率上升16位；全局率全国排名上升4位；全局退查率上升11位。

三是从投诉情况看，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2007年，全局投诉率平均水平处于“绿色”良好水平。奥运年，各单位以“规范执法行为，遏制涉法投诉，确保和谐奥运”为目标，狠抓办案质量，狠抓基层服务态度，努力提高打击处理质量，加强对基层执法办案的服务指导，不断提高分局整体执法水平。去年1至9月，全局投诉率继续处于预警良好等级。

五、进一步深化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的建议

目前，已经建立了市局和分县局两级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这是一项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提高全局执法办案质量的工作机制，是首都公安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公安执法规范化和信息化相接合的重要创新。但是，要进一步发挥该项机制对全局依法行政的科学评估、预警和动态管理作用，它的深度和广度尚需进一步拓宽，影响力尚需进一步扩大，配套机制尚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具体是：

第一，充分认识加强公安执法质量管理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意义。当前，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全国经济增长缓慢，利益纠纷增多，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受职责所系，公安机关处于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同时，广大群众法律意识、依法维护个人合法权益意识普遍提高，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对执法的敏感度提升、容忍度降低。贵州瓮安、甘肃陇南、上海杨佳、深圳交通执法等事件说明，群众对公安执法质量高度敏感和关注，执法不规范极可能引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执法质量的管理。公安执法水平提高了，才可以避免和解决社会矛盾冲突。

第二，推动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树立预警机制的权威性。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实施两年来，显现了巨大效力和影响力。但各单位的领导重视程度、评估预警开展情况以及预警取得成效等方面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前，要建立预警工作考核机制，使之成为考核各单位依法行政水平的重要标准。考核是推动工作开展的有力推手。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下，建议将预警工作开展情况纳入执法考评或绩效评估，以进一步增强其影响力。

第三，加强反映依法行政水平的核心数据研究。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所评估、预警的目标是全局的执法质量，这是通过确定、监测若干项核心数据来实现的。这些核心数据一旦确定，对各单位具有直接的指引和导向作用。因此，必须进一步认真研究、科学确定能够反映全局依法行政全面真实水平的数据，并科学计算常量，以确保该若干项数据的集合效果能够真实反映全局的依法行政水平。

第四，建立覆盖全局的三级预警体系，全面反映公安执法工作。即建立由分县局执法质量评估预警、业务系统执法质量评估预警和市局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构成的三级执法质量评估预警体系。通过建立大预警体系，预警的触角可以延伸到执法的各个环节，可以实现对社会“面”和“点”上的“打、防、控”的公安全部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监测和掌控。

第五，搭建信息交流平台，确保预警机制的落实。“信息分析、信息研判”是预警机制运行的重要内容，“信息交流”是一个重要的辅助环节，三者整合一体才能成为公安执法预警工作的重要载体。搭建信息交流平台的方式主要有：一是建立执法情况通报会商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座谈分析，集群体智慧共同研究提高；二是建立网络沟通平台，将问题进行积累、公示，征求解决良方；三是发挥“经验典型”的引导示范作用，定期以文字材料的形式进行经验总结，转发各单位，以供借鉴。如此，达到信息资源的最大开发和利用，确保机制的落实和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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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

(一)程序过多效率低

现有“一裁二审”模式，程序复杂繁琐，维权成本高，周期长，时效也不合理。一起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尚且不算调解占用的时间，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从组成仲裁庭之日起60日内结束，案情复杂的则可能要延期，而当事人如果不服仲裁的裁决，可在1－5日内。进入诉讼程序，一审程序在6个月内审结，有15日的上诉期限，二审程序在3个月内审结，两审程序均有可以延期的决定。依上规定，一起劳动争议案件走完所有程序，正常情况也要历时一年。加上仲裁一年的时效偏短，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这样高成本的维权体制，使得本来标的就小的争议利益往往被拖的得不偿失，不能很好体现立法目的。

(二)仲裁机构行政化，缺乏独立性

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工会代表和企业方面代表组成。形式上劳动仲裁委员会不是行政部门，但现实中仲裁委员会主任多数由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担任，而且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都设置在劳动行政部门机构内部，这些都导致了仲裁机构行政化的印象。工会和企业方面的代表多是本部门的有关负责人或其指派的代表。这种体制下，不仅仲裁的独立性特点收到了影响，就连其专业性、技术性的根本要求也得不到保证。

(三)仲裁缺乏权威性

原本一裁终局的仲裁裁决权威性较强，但在“一裁二审”仲裁前置的模式下，劳动仲裁的权威大减，直接影响劳动仲裁职能发挥的效力。民商事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原则，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原则体现出了仲裁应有的权威和效率，确实起到了争议分流、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而劳动仲裁裁决做出后，当事人不服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法院则会按照两审终审的程序重新审理案件，而原来的劳动裁决成为一纸空文。即使劳动裁决做出后，当事人没有向法院，裁决达到了生效的效果，裁决的执行依然需要依靠法院的支持和保障。因此劳动仲裁不具有权威性和快捷性。这既不利于劳动争议的快速解决，又浪费了司法资源。4．仲裁前置，限制诉权是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任何公民在遭遇法律争议时均有权请求国家给予司法保护。我国现行的仲裁前置程序，实质上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不得不耗费时间和金钱获得一纸仲裁裁决书后，才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显然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不利于对当事人劳动权益的保护。

措施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现存的诸多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多种观点，要彻底改善劳动争议处理模式必然要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机制上大做文章。以下主要对完善劳动仲裁体制做出分析。

(一)改进程序，实现“裁审分离，各自终局”

不少学者提出“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体制，该模式具体内容理论界已经比较成熟，这里暂且不论。该制度中仲裁机构是两裁终局，上级冲裁机构对下级进行监督，有效地指导下级仲裁机构的工作，能够更好的保障裁决的正确性，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该模式不仅解决了现有的劳动争议强制仲裁，也解决了仲裁前置引起的系列弊端，如程序复杂、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等。建立“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体制既尊重了当事人自愿仲裁原则的需要，又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诉权。该模式也简化了维权程序，合理分配了司法资源，实现司法的效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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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廉租房制度问题对策

0引言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很多低收入家庭购房很困难，廉租房正是为这些家庭提供的住房保障，廉租房制度在我国还刚刚起步，目前正在在全国各地推行。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当前房地产事业过热、房价急剧增涨、市场秩序不规则导致贫困城市家庭购房问题层出不穷。所以，健全廉租房制度，正确认识我国廉租房建设中存在的矛盾，顺利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廉租房制度的涵义

“廉租房”顾名思义就是廉价出租的房子，它不以赢利性为目的，由国家自筹资金建设的具有齐全设备，适当规格的，拥有一定保障性的租住用房。廉租房制度是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住房体系的保障制度，换言之则是指国家以租金略减、住房租赁、实物廉租住房等方式向无力购买住房的困难家庭和需要其他保障的特殊家庭而提供的一种最低住房保障。综观各国住房的各项保障制度，由于历史成因不同、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均收入偏低、人口密度导致住房面积减少、社会体制等诸多因素，在制度上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各国建立廉租房制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为解决住房稀缺所引发的一系列住房问题。

2廉租房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廉租房建设资金不足廉租住房制度得不到健全，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据统计在每年全国各地住房建设的资金不低于285亿元；如果所有低收入家庭都需要租赁补贴，那么每年需要212亿元资金租赁补贴低收入家庭；资金需求每年至少共要497亿元。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社会贫富差距大，发展不均衡，国民经济水平还比较低。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社会需求大，地方政府供给不足。由此可见，财政资金有限是我国实施住房保障的突出困难，如建设部在今年通报的200多个没有建立廉租房制度的地区，绝大多数都是经济落后地区。目前，我们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保就业，保养老，住房保障因为诸多因素并没有列入财政保障体系中，这些在财政运转上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2.2廉租房制度覆盖面小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全国约有400万户低保家庭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陷入困境。截止去年底这400万户低保家庭仅解决了26.8万户，占总数的6.7%。在上海，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底上海城镇有25.3万户家庭经济收入最低，无力购房的占城镇家庭总数的6.8%。目前为止，上海仅有2.48万家庭拥有廉租房，可见覆盖面之少。以北京为例，到今年上半年能享受到廉租房制度的家庭只占到北京市所有城镇家庭总数的2%。而沿海城市，受益面更窄，在深圳，去年能享受廉租房待遇的仅有646户，这对于拥有160万户籍，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大都市来说，廉租住房制度实在显得微不足道。

2.3廉租房保障层面窄现实表明，大多数家庭既不能享受低保又没能力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同时也享受不了廉租房制度保障，住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而且在一些地区申请廉租房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例如在深圳，劳务工永远享受不到廉租房待遇，劳务工虽然是我国的合法公民，但流动性大，2009年8月流动人口竟达1200万，基于城市的发展现状深圳市规定只有拥有深圳市户籍才能具备申请廉租房的基本资格，即使做出重大贡献的劳务工也没有权利享受该制度。

3根据我国廉租房制度采取的对策及措施

3.1正确认识廉租房工作地方政府通过目标管理实施，有必要将廉租房建设和租金补贴任务纳入政府年度实施项目中。年初要做工作计划，明确责任部门，签订责任书。年中加强指导并进行检查。年末实施目标考核，确保在计划内完成任务。这样不仅可以明确各部门的目标计划，增加责任意识，达到规范化管理的效果，而且对于低收入的城市居民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可以确保目标顺利实施完成。此外，地方政府要对廉租住房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同时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最低收入家庭所占比例，签订目标责任书，将政府工作目标进行层层分解，量化考核，对职工进行奖惩，对各级职能部门进行年终考核，从而调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3.2完善配套政策及制度体系

3.2.1通过完善一系列的制度，提供廉租房建设的制度保障。让有关地方财政、金融、土地、税收等方面有法可依，具有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就必须完善廉租房制度。在进行廉租房建设的时候让当地政府有章可循。比如，在筹集资金时，应和当地财政部门密切联系，采取方案，把廉租住房专项资金有效管理起来，并制定相关制度，每年按期按额拨付。在资格审查方面，强化与当地民政局之间的联系，严格有序地审查好申请廉租房的家庭。:

3.2.2由于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发展能力有限。在经济结构、地区环境和人口密度等多种因素制约了廉租房的发展，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加强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突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针对廉租房建设制定不同的转移支付政策。还应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部门的职权，让财政支出的划分与事权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有效发挥地方政府对廉租房建设的主观能动性。

3.3合理计划地自建住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又有助于我国长久治安，经济稳步发展。为此，中央政府在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要逐步扩大廉租住房制度的保障范围。全国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城市家庭都要纳入保障范围。在廉租房的经济来源上，积极主张政府合理地按照计划进行自建。因为，假如政府让所有人从市场上购买，那只会让房价猛涨，让更多多人望而却步。最理想的做法是，把目前现有的经济适用房健康回购，再第二次改建，因为建房本身的周期性很长，而在回购现房的过程中可以节省很过程序和过程。在短期内就可以满足人们对房源需求。

3.4住房面积要严格控制其实廉租房的建筑面积不应该很大，适合一家人居住就行，70平米以下为当。我国是一个人口密度大，居住资源紧张的国家，如果廉租房和商品房没有区别，那么就会凸显廉租房的双重身份，激化二者矛盾。所以必须确定好廉租房的规格。我们在设计时，可以借鉴单身宿舍，学生集体宿舍的模式。这样既解决贫困城市人口的住房问题，又可以极大地降低建设成本和营运成本。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安定是生活的首要条件。在廉租房建筑过程中，要培养低收入者的社会意识，爱护公共财产，延长使用寿命。同时要配备相关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严防开发商偷工减料，保证工程质量。廉租房只有居住权，而且只能家庭成员居住，一旦自作主张地改变房屋用途的，随意将廉租住房转租、转借的，将收回居住权或停止发放补贴。

4结语

建立廉租房制度是众望所归，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廉租房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利益再分配，主要解决城镇居民低收入现状的住房问题，只有一切中低收入无力购房的居民都参与的分配，才是最公平合理的分配。良好的廉租房制度将有效解决最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把廉租房制度正式归入了社会福利待遇中，这将从制度上保障每个公民无论贫贱都有良好的居住场所。廉租房制度在我国还不健全，让最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得到全社会关注，也是我国和谐发展的基本体现，是社会长久治安、保障体系健全的必然要求，合理的廉租房制度符合科学发展观，能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因此，廉租房制度必须得以健全完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参考文献：

[1]蒋洪.公共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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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西方许多企业在组织设计、复杂环境、信息技术方面面临着比较广泛的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对管理会计变化的需求，许多经验研究的证据表明了这种变化。如传统的管理会计技术（如预算）尽管仍很普遍但通常与新的会计技术一同使用；新信息技术在许多组织中使常规的会计任务中心化（或从外面取得），管理会计由原来在组织内部由一小部分专家所拥有变成组织内部分散化的知识；管理会计师转向为企业持续经营提供直接的支持或内部经营咨询。管理会计的变化当然通常被推断为好的现象-将现实变得更好，但是人们发现，变化也可能与负面的发展相联系。如带来大量的问题、引起倒退、甚至迅疾的大破坏。而且，尽管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还是比较困难和缓慢（Granlund，2001）。

管理会计变化的这些特点，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管理会计变化研究因此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重点。

根据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观点，现代管理会计变化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是经验案例研究、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实地研究和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认为，管理会计变化与环境和围绕它的更加广阔的社会和制度力量有关，管理会计可以视为个别组织中的制度，在特定的组织中管理会计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巩固思维和行动中的理所当然的方式。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关注概念体系、转变条件和原因，涉及制度和行为方式、制度行为如何在不同时期持续等问题。Macintosh和Scapens（2000）认为，会计文献所使用的社会学制度理论有三种：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成本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社会学（newinstitutionalsociology）。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会计的研究，基本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于合理性和均衡的核心经济学假设，因而更为关心预测合理的或“最优的”结果，而不是解释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所呈现的过程也即变化过程。新制度社会学对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实践的外部组织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般影响。旧制度经济学则将视角集中在组织的常规和常规的制度化，认为管理会计系统和实践能够产生组织的规则和常规，因而研究管理会计的变化同时也是研究组织常规的变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介绍和研究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和Burns和Scapens（2000）的基于旧制度经济学的管理会计变化制度理论。

二、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

Macintosh和Scapens1991年在《管理会计研究杂志》上发表“管理会计与控制系统：结构化理论的分析”一文，提出将：Roberts和Scapens（1985）、Macintosh和Scapens（1990）以及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运用到管理会计系统的研究中。认为结构理论包容了AdamSmith的古典经济学和KarlMarx的经济决定论（Macintosh和Scapens，1991），对理解管理会计的性质很重要，是解释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社会秩序的产生、调节和转变中的作用，理解推动该系统的不太明显的动力的有价值的手段；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中可以形成和复制含义、权力和道义。

（一）结构性及其三个方面

结构性理论由英美传统的领先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既能解释社会制度又能包含理解其转变条件的概念体系。

其最终的目的是一种Spencer，Weber，Parsons和Marx传统下的一般社会理论（grandsocialtheory）。

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包括行为（agency，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观行动）和结构（来自行为和相互作用个人和团体的社会结构的结构资产）两部分。结构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形成和安排社会行为和为社会活动提供约束的规范、样板、蓝图、准则和规则，是社会相互作用和活动的“DNA”。行为将社会生活描述成由主动的个人所组成。这些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主观地产生引导他们的共同理解。行为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一种有目的性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能力。吉登斯认为，结构和行为间存在递归的关系，它称其为结构性（structuration）。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既包括个人在其中相互作用（结构）的社会结构，又包括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行为。结构性表达了个人和社会结构间的双重或相互依存。

结构性和结构的双重性是行为过程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社会模式常规的持续复制，是理解社会繁衍和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概念。结构性同时发生在三个方面：含义（signification）、支配（domination）和合法化（legitimation），有时也被称作含义、权力和道义。含义结构是用作产生意思的语义规则；支配结构是用作产生权力的资源；合法化结构是产生道德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社会系统的这三方面紧密交织难以拆分，它们一起在组织与制度中影响社会活动和行为人间的相互作用，它们限制和强制行为人获得为维护社会秩序所需的合作。下面对结构性的这三个方面作进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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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制度税收中性税收调控公平与效率

一、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臻完善

1．20世纪末市场化程度已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

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双重体制格局还没有彻底改变。不过，即使仍然沿用“双重体制”，也是非国有经济这一新的体制成分以及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开始占据优势，国有经济的份额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传统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样，当前的体制格局实际上可以概括为：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新体制已从“边缘”向“中心”靠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制格局变动基本上是沿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运行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进程，因而市场化程度指标可以用来表示体制改革所能达到的水平。

2．21世纪的上半叶，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是完全可能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由总体市场化程度近乎零到50％左右，这种变化是相当深刻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性的。对此，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经济总体的市场化程度并不理想，距离目标模式尚有不小的空间。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程度(36．57％)和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程度(36．6％)过低，充分暴露了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即使是市场化程度超过50％的产品市场领域(61．71％)和企业改革领域(51％)，其内部结构也存在诸多矛盾，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还有不小的距离。不过，总体来讲，从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五个方面(产品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化程度、企业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国际化程度)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素已经初步形成。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总体市场化程度从近乎零到50％左右。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尽管我们要更多地触及市场化改革中的“硬骨头”，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如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改制、要素市场的发育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等，但我们毕竟积累了20多年的改革经验，现在的经济环境也比较宽松，政府驾御复杂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因此，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大胆创新，就一定会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按照20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步伐推算，到2010年我国的市场化水平将有显著的提高，总体市场化水平达到70％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础上，再经过20年，即到2030年使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达到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实现。

二、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与完善的税收制度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重视宏观调控对市场缺陷的弥补作用，具体到税制的设计上，就是要处理好税收中性和税收调控的关系

税收是一种分配方式，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国家征税是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转向政府部门，在这个转移过程中，除了会给纳税人造成相当于纳税税款的负担以外，还可能对纳税人或社会带来超额负担。所谓超额负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税一方面减少纳税人支出，同时增加政府部门支出，若因征税而导致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而增加的社会经济效益，则发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超额负担；二是由于征税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对纳税人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则发生在经济运行方面的超额负担。税收的中性就是针对税收的超额负担提出的。税收理论认为，税收的超额负担会降低税收的效率，而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从而提高税收效率的重要途径，在于尽可能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税收中性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他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在税制建设上，税收中性的要求是：税制结构应科学、合理，有利于平等的市场竞争，如税制应该统一，税负应当公平，避免重复征税；税制应当简化，方便纳税；扩大税基，合理制定税率；税收征管制度应健全有效率，征纳成本低。

税收中性是相对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仍将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场并非万能，也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市场对某些经济现象亦常常显得无能为力，需要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加以弥补或矫正。税收调控就是有效的外部力量之一。税收的操作主体是国家，因而税收政策的制定及其运用体现着国家的宏观目标与偏好，从而国家运用税收引导经济发展，调节经济运行时，有着其他各种经济手段所无法比拟的调控力，直接有效，强制规范，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一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节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稳定；二是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公平收入分配，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在税制建设上，税收调控的要求是：及时、足额、稳定地取得财政收入，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掌握必要的财力、物力，在我国当前突出的表现应该是提高整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调节供求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和防范通货紧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矫正收入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包括缩小地区间差距。

举世瞩目的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体系。新税制运行两年来，保证了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新税制是成功的。如果从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分析，94税改正确把握了两者的关系，在税改主要内容上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从流转税改革来看，取消工商统一税，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流转税制：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整个工业生产和流通领域，税率趋向统一，这都体现了税收中性的一面；在普遍开征增值税的同时，对烟酒等11种消费品和石油、天然气等7种矿产品分别开征了消费税和资源税,并实行差别较大的税率，这又体现了税收对特种消费品高额收益和自然资源级差收益的非中性的特殊调节。就增值税本身来说，规定了基本税率、低税率和零税率以及减免税优惠规定，这又体现了它非中性的一面。再就绝大多数产品适用同一基本税率这一中性特征来看，由于各种产品的供求弹性不同，必然会影响税负转嫁的程度，从而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者消费者的抉择，其税制运行结果又会是非中性的。这反过来说明，绝对的中性税收是没有的，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是辩证统一的。从所得税改革来看，通过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实行税利分流，取消税前还贷，取消国有大中型企业调节税，取消企业税后征集“两金”，取消奖金税等一系列措施，使所得税向中性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仍存在非中性的问题，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一是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税制，税负不平；二是税率上内资企业仍实行33％、28％、17％三档税率；三是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保留了大量的减免税优惠。从所得税改革的整体来看，既通过税收的中性化为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创造了必要条件，又通过税收的非中性措施体现了对小企业、特殊行业企业(如残疾人企业)的照顾，在这里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与此同时，新税制还通过统一税政，集中税权，理顺分配关系，取消困难性减免，严格控制偷漏税，强化税收征管等方式，在有效地保障了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在进一步完善新税制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正确处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例如，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法人或公司所得税制，体现税收中性的要求。但即便是实行统一税率，现存的内外资企业的大量减免优惠规定也很难取消或统一，有些规定甚至是很必要的，这在事实上表现为一定的非中性。再如，流转税中的增值税被公认为是具有中性优势的税种，但仍在税率(三档)、进项税额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征税办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中性。即使今后通过改进完善有关规定也难以完全避免。因此，对待税收中性原则，应坚持相对论，防止绝对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关系，也才能建立起既与国际惯例相符、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2．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兼顾公平与效率并优先考虑效率的要求，适时转换税制结构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税制结构实行的是流转税类为主体的模式，1994年税制改革后，这一状况更趋强化，仅增值税和消费税两个税种，其税收收入就占全部税收的五成左右，如加上营业税、关税等其他流转税种，其比重高达80％左右。可以说，我国税制结构的这一现状，从历史上看，与生产力水平较低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然而，上述两个重要条件在现阶段已有根本性改变。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税制结构符合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社会原则，要求税制结构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的实现，而所得税制则有利于这些原则和目标的实现。人们通常说积极财税政策下的减税手段，则是在所得税占主导地位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为，减税即减少所得税收，使厂商的利润和个人的收入增加，由此达到刺激消费和鼓励投资的功效。为此，我国的积极财税政策要想获取更大的效用，必须及早转换税制结构模式，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先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再转向所得税为主体模式。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为第一步的模式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国外经验看，一国税制结构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其经济条件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转换时的水平为789美元，美国815美元、英国717美元、原西德647美元。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达700美元左右，这还是根据市场汇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超出该水平。所以，我国税制结构模式的转换，不仅具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过剩下需求不足这一重大难题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模式转换的经济条件。

3．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因而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有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即：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来看，公司制是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所采取的一种主要企业组织形式，也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共同特点都是公司资产的股份化。这便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也有利于公司产权的转让和流动，促进存量资产的合理重组，实现资产的最佳使用效益。税收作为对微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结果进行课征的一种分配活动，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和产权制度的不断创新，其有关政策和制度也必须作进一步完善，以更好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首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但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仍以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所得税的归属，把中央企业所得税划归国家税务局，地方企业所得税划归地方税务局，这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用行政手段干预所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出现新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因此，为使政府与企业行为彻底分开,分税制对所得税的划分不应以企业行政隶属为依据，而应象增值税那样，以税收收入分割为标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所得税收入。

其次，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的进展，公司的产权主体会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一个由国有法人股、国家股、外资股、个人股组成的公司制企业里，所有制性质已显得非常淡薄。所以，以单一产权主体的企业为对象所建立的企业所得税制必须向以多元化产权为主体的公司为对象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发展。这就要求：第一,尽快统一以所有制性质划分的内外两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第二,规范目前股份制企业所得税，特别是股份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无论是从公司公平竞争角度还是从税法严肃性角度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求实行统一的税制。但股份制企业实际执行的所得税却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这表现在:(1)实行新税制后，已批准在香港上市的九家公司继续执行15％的所得税，以后到香港新上市则执行统一的33％法定税率。(2)各省市在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数执行统一的33％法定税率外，许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虑，为增强地方企业在股市的竞争力，经省市政府批推，所得税率有按15％执行的，也有按24％执行的，既不统一，又不公平。(3)特区企业与内地企业在所得税上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内地股份制公司的竞争力。所以，为建立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必须明确规定所有公司,无论是海外?鲜泄净故枪谏鲜泄?无论是特区公司还是内地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应执行统一的33％法定公司税率。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进而促进股市的正常发展和公司间的公平竞争。第三,制定集团公司的所得税规范。企业公司制改造，必然会产生大量的集团型公司,目前全国已有上百家企业集团正在进行公司制改造的试点。所以，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集团化趋势，对集团公司的所得税必须制定专门的条款予以明确。在国外，税法对集团公司的所得税都有专门的规定，因为集团公司的所得税涉及到股息抵免、纳税方式的选择、公司综合所得的界定、合并纳税报表的编制等比较复杂的事项。而我国对集团公司税收问题只规定股息、红利收入比照联营企业收入处理，核心企业对紧密层企业资产控股为100％的，可由控股成员企业选择由核心企业统一合并纳税等几条比较笼统的规定，缺乏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第四,明确特殊问题所得税处理规范。产权流动有利于盘活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收购与兼并是产权流动与重组的重要方式，对收购与兼并过程中产生的所得税问题如何处理，目前我国税法还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统一后的公司所得税法必须尽快予以明确。

4．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社会保障税制又是健全与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条件，所以在新的世纪要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网”。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不仅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法，还没有将保障资金列入预算内管理，而且由于保障基金的筹集实行“按地区、分行业、定单位”的办法，各地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障项目多少不一，基金筹集标准高低不同，资金管理分散，筹集成本高，调剂面窄，对资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监督，普遍存在资金浪费、挪用问题，无法专款专用，难以满足保障支出的需要。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参照国际经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社会保障法，开征社会保障税。具体实施方案是：(1)在保障项目上，设立退休、失业和医疗三个必缴税目，对工伤和生育等保障项目，暂时仍由企业或家庭自我保障。(2)结合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为雇主(公司)、雇员和个体经营者的现实情况和我国国情,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原则上也应该是所有支付工薪的单位、工薪收入者和个体经营者。(3)按照国际惯例，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为雇员的工薪收入(不包括资本利得、利息、股息所得等)、个体经营者的纯收益额或营业利润；在税率上一般按比例税率征收，并且对税基的最高额有限定，当然限征额要根据物价指数适时调整。(4)社会保障税可作为共享税，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在分享比例上，目前可将税款的大部分划归地方收入，少部分划归中央，供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调剂。(5)社会保障税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税款入库后再拨付给社会保障部门使用支配，为此必须改变目前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在地方机构改革中成立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5．加大费税改革的力度，为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提供宽松环境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税收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方式，税费的界限和关系也是十分清晰的。但在我国，由于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政府部门间、单位间、地区间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标准、使得非税收入持续快速膨胀，现在已到了严重失控的地步。从全国的情况看，1996年非税收入已达9798亿元，比当年税收收入的6909亿元多出近3000亿元，“费”与“税”的比例高达1：0．704，“费”大于“税”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增长速度看，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1988年为4l5亿元，1992年为600亿元，1996年高达2900亿元，非税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和税收的增长速度。无论是税费之比还是非税的增长速度在当今世界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篇9

关键词：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现状；改进

1.审计委员会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

1.1法律地位

相比美国等审计委员会制度已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西方国家，我国的审计委员会制度仍是个新生事物。近些年来，我国虽然对如何加强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督和改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在制度上和法律上都作了相应规定，但对于上市公司如何规范和健全审计委员会的法律却迟迟未出台。

2001年8月16日，证监会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并在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即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引入外部第三方的力量监督和约束控股股东，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也为我国上市公司中审计委员会建立奠定了基础。2002年1月7日，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明确规定了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2在目前我国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审计委员会扮演着“内部”的“外部人”的角色，承担着对公司日常运营进行评价和监督的责任，这对防止公司内部舞弊，提高财务运营效率，改善公司运行效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就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状况看，审计委员会虽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作用不不是非常显著。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一股独大”现象较为严重，国有股、国有法人股和社会法人股的所占比例较大，但不能流通，流通股相当分散，机构投资者占的比例较少，形成非流通股股东的过分集中，而流通股股东的过度分散，导致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权由非流通股大股东掌握。这就使得董事会成了大股东的“代言人”，而设于其下的审计委员会，也由于独立性缺失导致了其并未真正发挥其职能，有相当一部分是“装饰门面”，并未真正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

2.我国审计委员会与上市公司内部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

我国是“二元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和董事会，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如图）：

2.1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

我国对于一个上市公司内部进行财务状况和经营监管机构有两个，一个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会，另一个是设立在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的职责界限模糊不清。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同时负有监管职能,客观上容易形成多头监管,分工不清,不但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相互推诿等问题。这些问题如解决不好，就不能在公司内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其监督效率下降。而从现在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督状况来看，监事会并未真正有效发挥其职能，形同虚设。

在我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必须有独立董事。董事会设立的审计委员会的构成和职权上和美国目前的做法极为相似，例如，《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五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第五十四条规定，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1）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2）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3）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4）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5）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从这些规定看，我国实践的态度是充实独立董事的监督权，监事会的监督权则未给予关注。

2.2审计委员会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我国是二元单层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模式。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董事会与管理层重叠现象普遍，上市公司存在着“内部人控制”现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易受大股东控制，代表着大股东的利益。审计委员会作为下设于董事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使审计委员会受到各种外来压力的影响，不能真正独立地行使其职权。由于，审计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由独立董事组成，而我国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现象又导致独立董事的选择权被大股东所包揽，中小股东利益很难得到体现，这就严重削弱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此外，作为外部监督机构的中国证监会很难掌握特定公司和独立董事被提名人的详细信息,因此其对独立董事被提名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的审核也容易流于形式。

2.3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部门

我国很多上市公司都设有内部审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可以为审计委员会有效行使其职能提供大量信息。例如，内部控制系统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公司决策、程序、道德准则的履行情况等。从公司整体组织架构而言,内部审计部门属于公司内部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其受制于管理层，同样也存在独立性确失问题。审计委员会的地位要高于内部审计部门,即内部审计部门必须接受审计委员会的职能监督,并通过审计委员会不受限制地接触董事会。

3.面临问题和改进意见3.1面临问题

通过以上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现状的研究，笔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

3.1.1审计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较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是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唯一对审计委员会有所规定的一部法律，但也只是说上市公司“可以”在委员会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而非“必须”，更没有详细说明对审计委员会机构设置、人员组成、履行的职责、权利与义务、业绩考核等方面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等的具体规定，仅只是对其职责作了一个简要规定。而在我国《公司法》等重要法律中虽有提到独立董事，但并未提及审计。而在美国，颁布的《萨班斯法》中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在财务报告过程中承担的角色等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我国，对于审计委员会制度还未真正形成法律上的制度保障。

3.1.2独立性缺失。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不独立成为目前困扰我国上市公司的一大难题。主观方面，独立董事现在大多数是兼职性质，而且年薪普遍在两三万，没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公司的日常治理活动中。客观方面，上市公司内部存在着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审计委员会成员不能及时和准确地掌握公司信息。同时，作为董事会的下设机构，本身就容易受到董事会的影响，加上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严重，独立董事的主要由控股股东提名，管理层由控股股东委派，因此要求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委派的高管人员进行监督，显然不合理，从而产生独立性的缺失。

3.1.3审计委员会制度与我国现行监事会制度职权界限模糊，功能重叠。通过比较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的职权，我们发现两者的职权界限非常模糊。对于如何协调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之间的关系,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回避了这一问题;上交所《上市公司治理指引》却将财务检查权同时赋予两者,造成双头监管;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则根本没有提及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的关系。这种在职责分工上的不明确，并不是上了双保险，而是为以后工作中产生的冲突埋下隐患，势必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中小投资者合法利益的保护。

3.2改进意见

3.2.1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审计委员会的法律地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我国会计审计制度也应逐步与国际接轨，仅只有《上市公司治理条例》对审计委员会作一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在法律的制定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萨班斯法》，对《公司法》及时做出修改,在法规中对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职责、权利与义务等作出详细的规定。如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职时间，任职条件，审计委员会主席的任期、职责等都应该被限定：根据公司规模和风险的不同，审计委员会成员应该一年花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其监管职责，而不仅是一年几次的会议；外部监管机构如何独立地对审计委员会评估；审计委员会如何聘用和解雇外部审计师：审计委员会如何确保舞弊财务报告在公司或股东受到伤害前能被阻止或发现等。通过制定这一系列清楚一致的操作指南和法律条文，消除随意性和模糊性,使审计委员会制度成为明确的法定制度。

3.2.2增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增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除了需要法律作为重要的保障，监管机构应该为其明确和规范工作范围，以便监督和控制公司财务报告体系的正常运转之外，就上市公司内部而言，为保持审计委员会精神与形式上的独立性，审计委员会应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保持顺畅的沟通，以保证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不应与高级经理在发生任何重要的联系，如直接的利益联系，亲属关系等，审计委员会职权的行使应独立于高级管理层。

审计委员会的薪酬也是影响其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最佳方式是由证监会根据不同的行业性质、规模大小等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考评机制，并根据相应标准进行统一发放，但就目前而言，实行起来还是比较有难度。

3.2.3处理好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和监事会制度的关系。对于立法机关和资本市场的监管层而言，简单抄袭美国萨班斯法案及美国证监会的规定或经验往往会制造冲突，使公司内监督机关监督边界的不清，“多龙治水”一个都治不好，反过来会让公司无法适从。因此，如何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取长避短，建立合理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自身的任务，更是我国立法机关和监管机关的重要任务。

要处理好审计委员会制度和监事会制度，现今有三种解决思路。（1）监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并存，加强监事会的职责，审计委员会仍为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这种制度就是在延续现今公司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强调监事会的职责，同时增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合理分配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的监督权限以避免权力的重复使用，降低管理成本。（2）审计委员会取代监事会，股东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3）这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即在部分上市公司中实行审计委员会制度，而另一部分则实行监事会制度。

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在所有上市公司取消监事会制度而以审计委员会制度代替显然是不合理的。原因在于较之审计委员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现今已被大多数国人所认同和接受，所以如果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取消监事会而以审计委员会代替，在短期内可能不能被大家所认同，而且成本较高。是否审计委员会制度还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管支出和监管收益的两者平衡问题，当成立审计委员会的监管支出大于监管收益时，则可能要求上市公司从现有资源中，也许是更有效的监管活动中转移出来；而在原有的公司治理模式基础上进行“深加工”，协调好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的关系，合理分配两者的监督权限，从而实现监管收益大于监管支出时，我们则认为成立审计委员会是有必要的。因此，笔者比较认同第三者思路，在当前，我们可以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以上的上市公司要求“必须”建立审计委员会，以加强监管力度，而在这一标准以下，则可依据上市公司自身情况，“可以”设立审计委员会。

3.2.4加强审计委员会对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力度。这就要求通过审计委员对内部审计提供的信息进行的二次审计，独立地对内部审计门对内部控制的审核规划加以监管，评价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负责内部审计主管的任命和撤换，评价内部审计质量，审核内部审计章程等方式，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使其工作范围不受管理当局的限制，确保信息的真实可靠。

3.2.5加强外部监督机制，规范审计委员会的运行。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内部的一个组织，不可能具有完全抗拒“内部人控制”的能力，因此，笔者认为，在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同时，还应加强外部机构的监督力度，通过注册会计师和国家审计部门等的外部力量，确保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反映，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02年.

[2]美国：《萨班斯法》.

[3]冯萌蒋卫平.从安然事件看美国的审计委员会制度.《证券市场导报》，2002年7月号.

[4]谢永珍.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6年9卷,第1期.

篇10

【关键词】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审计委员会制度

一、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

（一）公司治理的涵义

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源于现代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公司治理这一机制不仅规定了公司的各个相关利益主体（包括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的责任和权利，而且规定了公司决策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以实现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二）公司治理的实质——监控机制

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的性质决定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决定了经营者在公司经营中的必要性。所有者期望通过委托人代为经营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期望和要求要通过合约加以明确。但受个人利益导向等因素的影响，人不一定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意志和要求办事，在不违背合约的前提下，可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股东的利益，这就必然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的出现。为了缓解问题，降低成本，所有者必须寻找一种适当的方法对潜在的“利益冲突”加以制衡，并用激励机制使经营者为了维护所有者的利益而努力，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便应运而生。

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由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和企业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三个部分构成，其中内部监督表现为股东大会、董事会对经营者行为的监督，通过层级式的内部治理结构加以保证和实现；外部监督机制表现为以股东买卖股票等市场行为及企业之间的并购所引起股票价格的波动来达到监督的目的。

二、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定位与职责

2002年初，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标志着我国开始正式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期望审计委员会发挥有效的治理功能。

（一）审计委员会的定位

审计委员会制度是英美等国家公司制企业的一项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其建立的初衷是在董事会建立一个独立、专门的治理力量以强化外部审计师的独立性，从而提高公司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审计委员会在西方实行多年，发挥了积极的功效。我国为改善公司治理效率而引进审计委员会制度，但是其在中国的有效性还有待检验。

（二）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以及公司治理实务的发展，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从关注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拓展到对公司整体财务呈报体系（财务、会计、内部审计等）的全面治理，并涉及风险管理、管理当局对法律法规的遵循情况、道德问题、利益冲突问题及对违法舞弊行为的调查等多个方面。从专家观点出发得出的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监管内部控制结构和财务报告过程；确保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的独立性；监督企业法律、法规的遵循情况；参与阻止、发现舞弊活动并促进公司行为法规的实行；帮助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并不断改善、优化经营环境和商业环境。

三、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1.假设一：设置审计委员会将促进外部审计意见的改善。

首先，审计委员会在公司董事会与外部注册会计师之间建立了适当的沟通渠道，有可能消除管理层和审计师之间的分歧。同时，审计委员会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其核心功能是在董事会中寻求一支独立的财务治理力量，加强和监督外部审计与内部审计的独立性，监督公司经理层提供的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质量，也强化了对经营者的监督力度。笔者认为，如果审计委员会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财务信息的质量会更高，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意见会比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更“清洁”。这是审计委员会对审计质量的事中控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假设一：与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相比，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能较少的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

2.假设二：设置审计委员会将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在于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和财务报告的监控，阻止财务违规现象的发生，从而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因此，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较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应具有较低的财务违规现象的发生率，同时具有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假设二：与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相比，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备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

（二）变量定义与选取

为了准确反映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以下变量：

1.审计委员会的设立（EAC）：虚拟变量，用来描述上市公司是否设置审计委员会。若上市公司设置了审计委员会，则EAC＝1；若上市公司未设置审计委员会，则EAC＝0。

2.独立董事的比率（DAC）：独立性是审计委员会有效运行的关键。审计委员会应该尽量由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组成，这样才能保证其独立性。独立董事比率＝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3.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财务背景（AAC）：表示审计委员会中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人数，选择该变量是因为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是进行内部控制和监督财务报告，这就要求审计委员会成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务知识。

4.独立董事应出席的会议次数（Meeting）：一个有效运行的审计委员会不仅要有独立性和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还必须要有活力。人们可以通过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来判断审计委员会活力如何，及其成员是否具备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由于很难得到审计委员会的会议次数，且由于审计委员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故本文采用在报表中公布的独立董事应出席的会议次数定义该变量。

5.审计意见（AO）：为虚拟变量，用来描述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年报出具的审计意见的类型，审计意见的类型分为两大类：标准无保留意见与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是指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本研究设定审计意见的类型为标准与非标准。若审计意见的类型为标准，则AO＝0；若审计意见的类型为非标准，则AO＝1。

6.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Quality）：虚拟变量。本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在其上市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方法。之所以选择这一考评结果作为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标准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该考评机制的考评对象为所有上市公司，保证了该机制的完整性；其次，该机制同时考察了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两个方面，保证了考评结果的全面性；最后，以交易所为主体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进行评级也体现了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本文中，凡是考评结果为“不及格”的上市公司赋值为1，否则为0。

（三）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7年在深市主板上市的488家公司信息作为研究对象。数据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及《中国证券报》的年报披露。

（四）描述性统计及分析

1.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设立现状。

从我国于2002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拉开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大幕至今，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已有几年的发展，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也日益增多。本文研究样本统计显示：200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488家上市公司中，428家设立了审计委员会，占深市主板上市公司总数的87.7%。

2.信息披露质量。

（1）信息披露考核结果。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有效途径，也是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时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信息披露制度作为解决委托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日益受到投资者的重视。

本文选择深交所对深市主板上市公司2007年度信息披露考核结果来衡量信息披露质量。考评结果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为依据，目的是强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披露责任，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意识。考评分别从日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4个方面，综合考虑上市公司投资者权益保护、股改后续工作、公司治理、做优做强、受奖惩情况、与证券监管机构工作配合等方面，对上市公司2007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多角度评价，形成最终考评结果。具体考核结果见表1。

从考评结果看，上市公司取得较好的考评成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上一年度得到显著提高。考核结果显示：主板2007年度信息披露工作整体情况较好，考评结果合格以上的有466家，合格率达到95.5％，超过2006年度的93.6%。其中，优秀42家，略超2006年度的41家；不及格22家，比2006年度的31家略有减少。

（2）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如表2）。

表2结果显示，在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中有4.43%（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总数为19+168+202+39=428（家），其中信息披露质量等级为“不及格”的公司数为19家，19/428=4.43%）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等级为“不及格”；而在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中有5%（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总数为3+24+30+3=60（家），其中信息披露质量等级为“不及格”的公司数为3家，3/60=5%）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等级为“不及格”。也就是说，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略低于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但不具有显著性。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在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作用有待加强。但审计委员会的成立目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在监管财务报告方面发挥了较好的监督作用。由此可见，应在所有的上市公司中推行设立审计委员会，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因此，假设二“与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相比，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备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成立。

3.审计意见。

（1）审计意见统计结果（如表3）。

表3统计显示：在审计意见方面，共有53家上市公司被出具了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占样本数的10.86%。

（2）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审计意见的关系（如表4）。

表4结果显示，在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中有9.58%（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总数为387+33+5+3=428（家），其中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数为33+5+3=41（家），41/428=9.58%）的公司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而在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中有20%（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总数为48+6+4+2=60（家），其中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数为6+4+2=12（家），12/60=20%）的公司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也就是说，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率大大高于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这说明在我国，审计委员会对外部注册会计师与管理当局的沟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减少了管理当局与外部审计师意见的分歧，从而减少了非标准审计意见。

因此，假设一“与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相比，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能较少地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成立。

4.样本公司变量综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分析（如表5）。

如表5所示：200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488家上市公司中，428家设立了审计委员会，占深市主板上市公司总数的87.7%；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为37%，高于证监会所要求的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应占董事会规模至少1/3的要求，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的独立性基本可以得到保证；在所有样本公司中，每公司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具备财务背景，达到了由中国证监会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各公司独立董事中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学专业人士”这一要求；关于会议次数，各样本公司的数据差别较大，会议次数最多的一年有31次，最少的一年只有3次；样本公司中，有89.14%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通过信息披露考评，有22家样本公司结果为不及格。

四、增强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有效性的对策

（一）提高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质量

1.明确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职资格。

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所属的专业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成员首先应该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因为同时要求大部分成员应该为独立董事，所以审计委员会成员也应具备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但是，并不是每个独立董事都能出任审计委员会成员，因此又对成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审计委员会成员，首先应该保持独立性；具备相关的资格证明和从业经验；熟悉公司业务流程，具备公司法、投资管理及风险管理知识；具备一定的领导经验和管理水平。在组建审计委员会时还要考虑对具备不同素质的成员进行合理搭配。只有综合具备了财务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审计委员会，才能实现技能的平衡性，做到从不同角度去考虑问题。

2.完善独立董事的提名机制。

若要使审计委员会制度及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承担起保护以及健全财务报告整体性的职责，那么审计委员会必须对多变的公司环境及其相应责任保持敏感性，即审计委员会成员在了解及履行其责任的过程中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接受更多的信息。因此，公司及审计委员会应更加重视对委员会成员的教育和训练，使委员会成员保持适当的胜任能力。另外，适当的教育与训练也能使成员掌握会计与财务的相关发展动态，更有效地履行审计委员会在财务体系中的监督责任。

（二）提高审计委员会的工作效率

召开会议是审计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完善审计委员会的会议制度将提高其工作效率。以下就审计委员会会议的日程、记录、频率等分别进行阐述。

1.会议日程。

审计委员会会议日程需要根据委员会的行为及公司的经营类型来安排。在审计委员会的创立阶段，采取宽松的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的职责也将增多，委员会主席应该制定详细的日程。审计委员会应该根据管理层的时间来安排会议日程。同时，在两次会议之间应该留出一点时间，使管理层、内部审计人员和外部审计人员可以自行安排议事时间。

2.会议记录。

审计委员会应该保留每次会议的记录，以记录委员会履行其监管职责的过程，同时对重要的讨论和结论加以详细记录。记录必须能够详细地反映会议涉及的问题及得出的结论。

3.会议频率。

我国证监会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指引》中规定，审计委员会会议分为例会和临时会议，例会每年至少召开4次，每季度召开1次，临时会议由审计委员会委员提议召开。

（三）明确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我国证监会在2002年1月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五十四条中规定：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一是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二是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三是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四是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五是审核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在职责有了规范的前提下，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不清也应予以解决。1.明确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的职责分工。

在监事会存在的时间内，应该使其与审计委员会建立起分工明确、相互合作的关系。

由于独立董事是兼职，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信息来源于现任管理层的介绍和相关记录，信息的不对称常常使独立董事在公司决议中处于被动地位，容易受管理层蒙蔽，造成独立董事在行事上过于谨慎和保守。监事会是常设机构，便于了解公司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容易获得关于公司的最直接、最直观的材料和信息，也能及时了解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而这恰恰是独立董事履行监督职责时所不具备的。将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有机地结合可以弥补彼此存在的不足，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监督绩效。

2.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以及管理层进行良好沟通的措施。

（1）内部审计应直接向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内部审计的主要任务是对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管理活动和经济效益进行检查和评价，并及时提出改善经营管理水平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建议。审计委员会应该参与任命和免除内部审计部门经理，评价内部审计人员配置、部门规模，检查内部审计计划以保证内部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客观性、胜任能力及其工作效果。

（2）审计委员会应与注册会计师进行对话，为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提供一种渠道，同时也为注册会计师进行申辩提供了场所。注册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当局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在审计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能及时反馈到审计委员会，管理当局也需要与审计委员会讨论更换注册会计师的缘由等事宜，从而使注册会计师的权益得以维护，独立性得到保障。

（3）审计委员会应加强沟通，争取得到管理人员的配合。如采取邀请管理人员参加会议，提前将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告知管理人员，以合理的态度提出不同看法或警告等。要使管理层觉得审计委员会是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的资源，而不是威胁。由于利益的影响，这些努力不一定奏效，但审计委员会自身的沟通能力可以改变管理人员对审计委员会的看法，对消除隔阂、达到相互理解和合作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四）完善审计委员会的章程

审计委员会章程的内容至少应包括：职责范围和履行责任的方式；人员构成；会议安排；审计委员会与公司各部门的关系等。审计委员会章程必须适应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当会计、审计准则或实务发生变化时，它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审计委员会的章程应该是一份不断修正的文件。审计委员会的章程必须经过董事会的审核，以取得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且，董事会应对审计委员会履行章程的情况进行评价和考核。

总之，设立一套完整的审计委员会框架体系对规范审计委员会制度、有效发挥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我国公司治理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审计委员会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研究，审计委员会制度体系会更加完善。同时，审计委员会制度也将在公司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注释：本文表格数据来源

表1和表2中，“2007年度信息披露考核结果”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信息披露”一栏对在其上市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标准；关于“是否设置审计委员会”，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2007年年度报告，手工提取并汇总的相关数据；比例通过手工计算得出。

表3和表4中，“审计意见类型”和“是否设置审计委员会”，也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2007年年度报告，手工提取并汇总的相关数据；比例则是根据汇总数据计算得出。

表5中的“独立董事比率”、“独立董事背景”和“会议次数”的数据主要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2007年年度报告，个别由于数据缺失，参见了《中国证券报》的年报披露。”

【主要参考文献】

［1］谢德仁.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曾小青.公司治理、受托责任与审计委员会制度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3］程新生.公司治理中的审计机制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杨忠莲，徐政旦.我国公司成立审计委员会动机的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04，（1）:19-24.

［5］杨忠莲.审计委员会国际研究综述［J］.审计研究，2003，（2）:36-40.［6］谢德仁.审计委员会:本原性质与作用机理［J］.会计研究，2005，（9）:69-74.

［7］谢永珍.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6，（1）:6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