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途径范文10篇

救济途径范文篇1

关键词:破产债权;生效判决;债权审查;救济途径

破产程序作为企业法人起死回生或退出市场的一项重要制度，切实关涉一个企业的生死、直接维系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有些大型企业的生死存亡甚至会影响到当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群体的和谐稳定。《企业破产法》的施行目的，就是保障债权公平有序受偿、维护各方利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及时通过破产清算、和解、重整，调整社会产业结构、盘活优势资源、淘汰落后企业。但是在当前既有商业环境下，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受传统观念影响，对破产存在抵触情绪，这导致管理人不仅要在接管破产企业后区分诸如虚假诉讼、抢先执行等可撤销行为，甚至还需要面对棘手的群体性事件；债务人也丧失了自救机会，导致破产法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拯救困境企业的目的难以实现。为充分有效发挥破产法的司法功能，保障破产法目的的实现，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后，亟需明确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和债权债务关系。目前对于债务人财产的认定范围，大多无实务操作上的争议。但对于管理人债权审查制度及后续救济制度，破产法仅作笼统规定，管理人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对债权审核缺乏统一标准；对于救济途径，破产法仅就法律规定的情形赋予管理人权利，理论及实务中分歧较大，且与目前的民事诉讼法体系存在不协调性。笔者将在下文中通过描述当前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对申报债权的审查范围、审查现状及救济途径之困境，以供探讨。

一、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审查申报债权之现状

（一）对管理人审查范围的两种观点。《企业破产法》第六章明确规定，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取得受破产法保护的地位，才有权行使相应权利；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即使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被视为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债权申报作为《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重要程序制度，不仅表现为取得地位的破产债权人对破产企业拥有实体请求权，还包含各种程序性权利，如异议权、表决权、分配权等。我国破产法规定，债权申报材料除需要提供债权人姓名、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明以外，还应当对债权内容、形成原因、性质、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进行书面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管理人收到材料后，应当登记债权信息，形成债权人名册，审查申报债权，并制作债权表。对于债权人申报材料的提交内容和管理人享有审查债权之权利，在实践中基本不存在过多分歧，仅是细节上有所争议。但对于管理人债权审查范围，学界却持两种大相径庭的态度。一是管理人仅需对无执行名义债权进行审查，对于有执行名义债权，即债权已得到法院生效裁决确认，或是该债权已在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中被确认，则管理人仅应对生效文书本身的真实性、有无超过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进行形式审查，无需再行审查或确认债权性质和数额。持此类观点的管理人认为，破产程序作为一种“概括的执行程序”，本质上不具有解决当事人之间实体争议的功能，法院、仲裁机构和公证机关作出的生效文书应在破产程序中得到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在具体案件中体现国家意志，管理人仅是由法院指定的、在破产程序中代表破产企业的主体，如果管理人可以凭自身审查意见调整生效法律文书中确定的债权，法院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威胁，不能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严肃性。另一种态度则主张，对有执行名义债权，管理人也应当对其进行实质审查。因破产法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债务清偿制度，宗旨即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破产程序中，债务人的财产往往会被转化为金钱，在管理人主持下依法进行公平分配。公平就要求管理人必须勤勉尽责，对申报债权进行实质审查。且从目前的实务经验来看，破产企业出于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为关系密切的债权人在将来进入破产程序后获得更多清偿等利益动机，往往会在法院受理破产前，通过恶意串通行为，虚构债权债务，事先在法院形成调解书或在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期在破产程序中谋求好处。故管理人不应当区分债权是否有执行名义，应对所有申报债权进行实质性的审查。笔者更加赞同后者观点，因管理人不对这些有执行名义债权进行实质审查，放纵通过虚假诉讼等手段获取利益，显然是未尽到勤勉尽责的义务。管理人的失职行为不但会对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害，且管理人自身也要承担该风险所带来的责任，此举更是严重违背了破产法的公平原则。（二）对有执行名义债权的审查和确认之现状。现行破产法中并未对债权审查作出具体规定。管理人实务中均默认以法院诉讼标准对无执行名义债权进行审查，即申报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债务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内容是否超出合同约定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申报人提供的证据是否与原件核对一致、能否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证据链等。多数债权人在向管理人申报有执行名义债权时，仅提供生效文书及相应执行材料。管理人在审核时，着重点往往是法院在判决内容中对破产企业承担责任的认定及债权人是否已取得相应执行款。对破产企业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管理人除审查诉讼是否属于可撤销情形之外，还通过确认担保物的现状、是否存在其他优先债权人、债权金额是否超过担保价值等调查，区分该等债权中可能会存在作为普通债权受偿的部分。总体而言，管理人通常对有执行名义债权使用的救济手段为：（1）对符合撤销权情况的债权进行主张、提出撤销之诉；（2）驳回有执行名义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3）对过高利率进行相应调整。

二、破产程序中对有执行名义债权审查的困境

从目前的破产法来看，法律赋予管理人对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或一年内的那些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行使撤销权。因此，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最长临界期限为裁定受理破产日前一年。据此，主流观点认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对生效时间已超过一年的法律文书已无审查必要。并且，管理人审查债权的依据往往建立在管理人接收到的相关资料、调查所得的财产情况及相关破产企业的知情人员提供的笔录等证据之上，管理人很难从法院生效文书内容本身发现存在的问题；对于原、被告之间互相认可的虚假证据、捏造自认的虚构事实，若非当事人主动承认，管理人根本无法查明。但笔者认为，如果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确有错误或虽然没有错误但确认的事实违背了破产法公平清偿的秩序，此时如果仍对该种债权给予确认的话，不仅严重违背了破产法的基本精神，也严重违反了管理人的忠实勤勉义务和职业道德，管理人应当依法、依职权对错误、虚假的有执行名义债权予以纠正。结合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与实践，虽有途径可对有执行名义债权予以纠正，但在破产程序中，不管是对管理人还是债权人而言，操作难度都极大。（一）审判监督程序。《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首次明确了破产程序中涉及确有错误的生效法律文书、通过虚构债权债务赋予强制执行力的案件，管理人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向有关法院申请撤销，或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该条司法解释虽然确定了法院管辖原则，有利于破产案件的集中管辖、提高效率，但并未考虑到管辖权冲突及后续的法院层级效力问题，缺乏可操作性。《企业破产法》相对于《民事诉讼法》而言，属特别法，在法律适用上应当优先。但在《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对于某些案情比较复杂、影响较大或专业技术性较高的案件，其管辖法院应为中级人民法院或专门人民法院、海事法院。此时，依然要按照《民事诉讼法》之规定，请求上级人民法院在破产受理法院和专属法院之间指定法院进行管辖。并且，《企业破产法》并没有对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有层级要求，如果受理破产法院为基层法院，必然会产生级别管辖中的效力冲突问题。本地基层法院面对管理人请求撤销外地法院、甚至上一级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时应如何应对？能否依据破产效率优先原则直接依照破产法进行撤销？这些冲突在现行破产法中仍未释明，还需依靠其他法律法规进行引导。尽管该司法解释明确了管理人的救济途径是审判监督程序，但依然没有解决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第一，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在生效法律文书确有事实认定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下，当事人可申请再审。破产企业自经营不善到实际进入破产程序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再审申请期限仅仅只有六个月，且该期限为除斥期间，对于已超过再审申请期限的生效判决，即便管理人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错误，也难以通过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第二，笔者在实务中还发现，某些破产企业自进入危困后便放任经营，听之任之，怠于出庭应诉，债权人仅以单方面的简单证据即可获得生效判决文书。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放弃答辩、质证权利的，应承担不利后果。但笔者认为，首先，破产企业作为经营异常主体，无法以正常存续企业之态度来对待；且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其持有的财产、承担的债务不再只关乎破产企业自身，而是及于全体债权人、利害关系人。如对此类超过再审申请期限但确有错误的债权无法进行纠错，损害的将是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破产企业种下的恶果需由全体债权人来承担，这显然与破产法主导的公平宗旨相去甚远。理论上，管理人还可以依靠案外人提出再审的方式进行救济。但管理人首先必须先寻找到适格案外人，且该案外人必须对执行标的物享有物权，并已在执行过程中提起执行异议、异议被法院驳回。满足前述条件后，案外人方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申请再审。如以此条路径进行救济，对管理人要求已经远远超过其法定职责。（二）债权人提出异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管理人无法提出再审申请的案件，债权人提出异议之诉无疑是另一种可行方向。2019年3月28日实施的《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也再次对债权人异议之诉进行规范。一是对债权人异议之诉的适用进行了细化，设立了债权人提出债权异议之诉的前置条件，即只有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不服，或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时，异议人方可提起诉讼；二是对异议人行使异议权设立了十五天的期限，督促了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该解释的本意是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使管理人不因不必要的诉讼为破产程序增加负担，但对债权确认之诉收费标准、十五天期限的性质及异议人逾期起诉的法律后果等并未进行明确规定，导致实务中各个法院意见不一，债权人难以进行救济。破产债权的确认需要经过三个法定程序，即管理人审查、债权人会议核查、法院裁定确认债权表。债权人只有到债权人会议核查阶段才能核查他人债权是否存在管理人错误审查或不当认定的情形，而债权人参加债权人会议、行使表决权的前提是其债权已经经过管理人审查、得到破产程序上的确定。所以，在实践中极有可能产生债权人与管理人之间先进行债权确认之诉，债权人取得破产债权人身份后再提出异议、确认债权的情形。其次，虽然债权人提出异议的目的是为了在破产程序中增加自身、减少或排除他人的清偿，但实际上，给付问题已被破产程序中的破产分配所吸收合并，债权人不可能依据债权确认之诉对管理人提出即刻的给付请求，故笔者认为从性质上来看，债权确认之诉应按件收费。但笔者在查阅案例时发现，各个法院对于破产债权确认之诉的收费标准并不统一。例如，在（2018）鲁03民终2868号案件、（2018）苏04民终598号案件中，法院的收费标准是确认之诉；而在（2016）陕民终258号案件、（2017）苏06民终2261号案件中，法院是按照给付之诉的标准收取了诉讼费；也有法院采取了变通性收费的措施，如减半收取费用或裁定驳回后退还诉讼费等。笔者认为，在破产程序中，破产债权人基本是得不到足额清偿的，普通债权清偿率为零的破产案件也并不少见。如果按照给付之诉标准计算诉讼费，甚至可能出现债权人缴纳的诉讼费远超其最终可得破产分配额的不合理现象。且债权确认之诉如能纠正错误行为，其诉讼结果惠及的是全体债权人，破产债权确认之诉诉讼费的收费标准，是债权人考量是否维护权利的经济因素，不合理的收费标准会极大影响到债权人自救的积极性，本质上会阻挡债权人行使诉权。再次，各地法院对十五天期限的性质缺乏统一的理解与适用。如江苏高院《破产案件审理指南（修订版）》第六节第四条确认，对超过十五天提起债权确认之诉或异议之诉的，法院依然肯定其最终判决效力，故江苏高院采纳的意见是十五天为诉讼时效。但另有观点如北京、上海、云南等地则是认为该期限为除斥期间，即债权人逾期起诉的后果为丧失异议权。十五天期限性质争议的核心还牵涉到法院对债权表确认裁定的性质效力。有学者认为，法院作出确认裁定并不需要对具体的债权发生事实、债权金额进行实质审查，故债权人对该形式审查裁定确认的债权仍有异议，依然可继续就实体问题提出诉讼，管理人仅需将争议债权进行提存即可。但也有学者提出相反意见，认为破产程序的立法本意是提高效率、兼顾公平，法院裁定确认债权后，债权已经产生法律效力，不可随意变更，若允许被裁定确认的债权通过诉讼重新确认，必然导致债权永远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且实际上是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事实、法律关系又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

三、结语

救济途径范文篇2

一是公害当事人的不平等性。公害当事人就其各自拥有的信息、掌握的科技、控制的财力等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加害人工矿企业处于优势地位，受害人普通大众一般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公害的不确定性。在公害的发生过程中，公害的原因事实与所产生损害的程度往往不够明确，尤其是加害原因事实与受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导致责任归属不易确定。三是公害的合法性。就公害发生源的原因行为而言，由于大多数经营工矿企业者有营业执照，已经行政许可，所以，多数公害是合法的工矿活动附随产生的副作用。四是公害所侵害的权利的复合性。公害侵害的不仅是特定受害人的身体健康权、财产权，而且还包括公益性的环境权。

权利的实现依赖救济。公害事件发生后，可有多种救济途径，行政的、民事的以及两者并行的救济方式等。本文着重寻求有益的行政救济途径，因为受害人如果以传统的民事赔偿理论解决该问题会有如下缺陷：

1.因果关系问题。现代科技高度发达，公害的产生原因如何，超出一般受害人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如要受害人举出因果关系的证据，实属不易。

2.诉讼拖延问题。因果关系若由人民法院采用科学检验方法主动取证，势必拖延诉讼。有时受害人若等取得赔偿后再行医治，恐怕早已处于绝境之中。

3.加害人赔偿能力问题。传统的民事救济理论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实行自己责任，法院只能责求加害人以其资力负担赔偿。如果加害人赔偿能力不足，或者以巧妙的手段转移、隐匿其责任财产，受害人即使获得一纸胜诉判决，也无从获得充分有效的赔偿。

所以，单纯依靠传统的民事救济程序试图对公害问题予以解决，显得力不从心。这就要寻求新的救济途径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运用公害行政救济制度会对我国公害问题的立法有所裨益。

一、行政上的公害纠纷处理制度，即凭借行政权的作用，利用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斡旋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以协助受害人及时获得法律救济。行政机关处于调解人的地位，出面协调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使当事人免于传统民事诉讼程序的烦累及拖延，迅速达成赔偿协议。在该制度的程序设计上，一定要尽可能地予以简化，使受害人可以迳行提起。此制度在我国最具本土性，因为我国民众习惯于出现类似问题后求助于政府。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已经有类似就公害引起的损害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规定，但是其操作性不强，而且适用范围比较狭窄。

二、公害救济金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受害人提出申请救济时，以简易程序审查其原因，在能认定公害发生原因的情况下，即可不问具体责任主体而直接支付给其一定金额的赔偿救济金，其实质在于贯彻行政上的救济制度，使受害人获得公平的赔偿。此种公平，意指受害人对于公害的发生与扩大无实质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个人权益不能无端受到侵害。但该制度必须与国家对工矿企业的税收制度相配合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公害行政诉讼。上述两制度都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权力，若不予以监督，行政机关可能会滥用权力，导致公众利益受到损害。

公害行政诉讼制度是赋予对行政处分不服的当事人（受害人或加害人）

救济途径范文篇3

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途径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公务员之家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救济途径范文篇4

论文摘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违法或不当，致使权益受损时，如何保护公民权益，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目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行政行为的争议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前者是行政诉讼，后者为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在寻求救济途径时候，应该怎样选择才能真正实现对自己的权益的保护，是本文思路的出发点。

论文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对人权益保护

1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概念比较

(1)二者的概念。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和制度。行政诉讼是指，行政向对方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就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裁决的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二者都是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争议，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核心i以独立行使职权为保障；法律主体都由三方构成，行政复议是由发生纠纷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为一方，作为纠纷解决者的上级机关或人民法院为第三方。除此之外，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某些原则也是相同的，如“不告不理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不适用调节原则等。二者程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司法性，即都要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机构来解决行政争议，强调程序的公正性。

(2)行政复议的地位是独立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毋庸质疑的，但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诉讼而言，是处于附属配套地位还是有着独立地位，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作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配套制度建立起来的，体现了行政复议制度对行政诉讼制度的依附性。有的学者认为应改变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附属地位，摆脱配套框架的束缚。笔者认为，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是有其独立性的。复议制度属行政系统内部的审查与裁决，它是行政权进行自我监督的重要方式，属于“自律”的范畴；而行政诉讼则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属于“他律”的范畴。行政诉讼只能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行政复议对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同样作出裁决。

2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关系的状态和存在问题

(1)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模式中的问题。

对于我国立法上关于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之间衔接的模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就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则是行政复议前置原则。复议前置是指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行政相对人必须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如不服复议决定，再行起诉。二则是自由选择原则，即当事人可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中自由选择其救济途径。

我国行政法学学术界对这两种衔接模式有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应该充分尊重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权。如经复议再进入诉讼，延长了救济时间，不利于对当事人权益的及时保护；由于上级机关和原机关不在同一地区，复议前置会给相对人带来不便。另一种则认为应该遵循“穷尽救济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指当事人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裁决对他不利的行政决定，当事人在寻求救济时，首先必须利用行政内部存在的、最近的和简便的救济手段，然后才能请求法院救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而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法院原则上无审查权力。这就导致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相对人在选择了不利于自己的救济模式后，只得无奈地感到失望。

(2)经过复议的案件，诉讼标的确定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复议后起诉的情形，大致为以下几种；

第一，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机关为被告，原机关负举证责任。这里由于复议机关无须对其作出的维持决定负责，复议机关为避免在行政诉讼中当被告，往往维持。有学者认为，凡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一律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复议决定维持的案件也由复议机关为被告，可能无法很好地履行举证责任。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说法，即“谁行为，谁被告”的司法原则。

第二，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变更与撤销)。当行政复议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时，复议机关为被告。这里出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具体行政行为适当性审查后作出的复议决定能否被提起诉讼?按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来分析，行政诉讼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能审查其适当性(除非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有学者认为，针对行政行为适当性作出的复议决定仍然属于行政裁量行为，不属于现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不答复。如果是复议前置的。被告为复议机关；而自由选择复议或诉讼的，被告可以是原具体行政行为机关也可以是复议机关。

3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问题解决对策

(1)两种救济制度的优势并举原则。在构建二者关系的问题上，奉行自由选择原则抑或“穷尽救济制度”原则，都应该秉持最大程度保护相对人权益的原则。笔者认为，两种制度、两种原则各有所长，可采取互补之的方法寻求救济之路。比如，人民法院在受理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争议的案件时，人民法院认为是合法的但失当的，可以告之相对人撤诉，另起行政复议。

救济途径范文篇5

在现代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某些组织或企业常常因为一些不太好的作为而招致被全盘否定,导致其无法与相应的目标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乃至正面形象的完全崩溃。那么何为形象呢?根据公共关系学者的定义,形象就是一个组织的政策以及行为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因为它决定公众对一个组织的态度,决定公众对组织的政策和行为是否理解、支持和认同,因而也决定着组织的命运。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府无不十分重视自己的形象建设,以使政府在行使职权时更有公信力和效率,顺利地推行各种政策,实现政府管理的目标。所以政府形象是政府以其方针、政策、目标管理以及领导人、公务员的行为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而形成的一种综合认知的结果,即社会公众对政府组织印象的总和［1］。

21世纪是一个危机多发的世纪,政府如何处理危机以及采取何种形象对待危机,关系到其在国内外的形象。特别是随着电子政府治理方式的出现,政府形象将更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对外塑造成为一个有权威的大国应有的形象;对内,在面对广大民众之时,也要用事实说话,使民众相信未来的政府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府。那么,公共危机中政府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呢?

1.透明政府形象

透明政府是指政府管理过程中的信息的公开性。特别是在危机管理中,通过公开透明,不但可以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可以减少政府公职人员渎职的可能性。危机中,透明政府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危机控制的法律、政策要公开透明。要使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及时为公众所知晓,以便公众能够有效地参与政府的活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对政府危机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监督。二是行政主体的公开透明。这样既可以方便行政相对人顺利地找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主体,提高政府机关办事的效率,而且又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的有序协调发展。三是行政程序的公开透明。依法制定的行政程序必须公开透明,才具有确定力、执行力和约束力。四是办事结果的公开透明。在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行政裁量自由权的情况下,公开办事结果,才能做到同人同事同结果,才能做到公平与公正。

2.责任政府形象

在公共管理系统中,政府是主体,它和其他公共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共同行使社会公共权力,当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政府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应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公民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在观念上,要从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向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转变;在责任制度上,应当从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调公民责任与政府责任转变。为了更好地追究政府责任,首先,必须形成一种新的行政文化。在一个权力本位严重、官场潜规则盛行的文化环境中,责任政府的理念是无法推行的。责任政府必须建构在一个义务本位、责任本位、服务本位和规则本位的行政文化土壤中,使有咎必辞、有责必究、有过必惩成为各级官员的惯例。其次,要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强化政府的政治责任,建立和完善在政府工作出现重大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等情形时罢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政治责任制度。最后,建立一支专业化、高素质、负责任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对于政府责任的承担将有重要的作用。

3.高效政府形象

效率是评价政府管理活动的一项重要指标以及衡量政府管理活动是否奏效的重要尺度。无效率无效能的政府管理理念,不仅服务不力,而且直接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实现。高效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成本方面来看,高效政府必须是一个低成本的政府,所以廉价政府是高效政府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从质的方面来看,高效政府不仅仅是一个讲究效率的政府,而且是一个追求高效能的政府。高效政府形象必须通过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和政府能力的提升来实现。一方面要求政府致力于为法律和产权奠定基础,保持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在提升政府能力上,有赖于政府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

二、政府形象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形象是一种能力资源,对化解风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在日常生活中培植和塑造一种诚实、负责任、廉洁和高效的形象,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发挥这笔无形资源的积极作用。

首先,政府形象反映的政府信誉、威信是一种精神资源,能激励公众共同应对危机。政府信誉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一种良好印象和评价,是政府服务于民、取信于民而树立良好形象的表现,是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源。政府信誉的树立,能够促进政府的勤政建设,促使政府系统改进作风。政府信誉能增强政府组织的内聚力与外张力,政府信誉反映了广大政府公务员共同的价值观,必然对政府系统内的全部成员有一种强烈的感召力,激励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近些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日本地铁沙林事件、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韩国大邱地铁纵火事件、SARS事件、禽流感流行以及2004年底的印度洋海啸、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举目所及,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作为现代政府必须承担起提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此外,政府拥有着大量最具有配置性的公共资源,这就使得它在整个公共危机管理中起着主力军的核心作用。公民也希望政府提供化解公共危机的服务以保障社会公众的安全。而公共危机的治理则取决于政府迅速、及时、有效地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取决于政府的良好形象。

其次,政府形象决定的政府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是一种能力资源,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危机。政府形象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政府影响力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它是决定政府政策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政策产生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政府凝聚力可使公众与政府情感容易沟通,关系容易协调,问题容易得到解决,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构成政府权威合法性的基础。政府号召力,即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能力。因此,政府形象是政府在推行政策、实现既定目标可资利用的能力资源,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它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公共危机。

第三,政府形象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立。科尔曼指出:当权威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当通常稳定的转让机制或信任呈现不稳定状态时,信任转让行为便可能出现［2］。在公共危机中如果人们对政府处于一种不信任状态,政府公信力就会瓦解。那么,流言、谣言,甚至迷信活动就会趁机泛滥,从而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危害。如果政府拥有良好的形象,就有了公信力,公众就会信任和支持政府。因此政府在危机发生前就必须与公民保持良好的关系,累积形象资产,预防危机爆发时突发的信任崩溃。吴宜蓁从民意与危机方面来对此说明:“所谓‘民意的后盾’,经常是因为某些组织平时具有良好形象(尤其是公益形象),民众对其有一定的信任与肯定,因此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民众有可能展现支持、谅解甚至同情的情况。”［3］所以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其方针、政策不但能得到国内公众的支持与帮助,而且在国际上也能树立良好的权威,赢得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反之,一个不注重自己良好形象建构的政府,必然导致公信力的下降乃至崩溃。

政府具有良好的形象,其公务员也会注重自己的形象,为了维护政府形象更加努力工作,尊重公众,平等待人,善于爱护和保护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不仅能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而且在公众心目中也会留下更加完美的印象。这样在公共危机情况下,公众就会广泛参与危机的处理,主动捐款捐物,缓解社会对政府的压力,这也是特殊情况下政府提升其凝聚力的体现。

第四,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没有任何一种组织形象会像不良的政府机关形象那样大面积地严重污染社会。因为政府机关负责公共事业管理,处于广大群众的视野之中。”［4］在危机情境中,社会原有的正常秩序都处于失控状态之下,如果政府形象不佳,则会加快社会道德的滑坡,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失控。例如在SARS爆发初期,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公布信息,树立透明政府形象,谣言、小道消息满天飞,立即引起了社会更大的恐慌和不安,甚至出现盲目的抢购行为。再如2007—2008年度“华南虎照片事件”,对陕西省政府、林业厅、镇坪县政府的形象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一事件教训极其深刻。所以,公务员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参与了“道德过程”。这些道德过程是包括例行的道德工作和计划的“道德工程”。道德工作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做正确的事,诸如说实话、公平对待他人。只有建立在高尚品德基础上的才华、才干,才能造福于人民,也才能受到公众的崇尚和尊敬,吸引公众,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这样在公共危机出现时,就会对整个社会的混乱起到一定的扭转作用。三、公共危机对政府形象建设的挑战

1.社会公众期待政府形象的理想性

由于政府在防范并化解社会危机方面处在关键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公共危机发生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期待是理想的。公众所期待的政府形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诚信形象。政府是社会最具公信力的组织,它对社会诚信系统建设具有根本的引导与示范作用。树立诚信的政府形象,首先要使政务公开,才能使政府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才能使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保持中立和公正,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并以此来营造一种“守信为荣,失信为耻,无信为忧”的社会环境。

(2)服务形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改革政府管理方式,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服务型政府借助市场、社会的力量管理国家,既节省了政府开支,又使政府真正实现由“划桨人”向“掌舵人”的转变,实现从部门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转变。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要彻底根除官本位思想,树立以民为本的意识,淡化为官思想,强化职业意识,做人民公仆。

(3)责任形象。政府将老百姓的利益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善于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的疾苦,及时解决公众的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增强政府的责任心,从而有效推进政府工作,真正树立起“创新、务实、廉洁、高效”的新形象。

2.危机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

危机既可能是衰亡的开始,也可能是走向新阶段兴盛的契机。获得哪种结果,既取决于危机环境的压力状况,更取决于危机管理主体的状况和能力,后者起着决定性作用。

任何组织在经历危机状态的过程中,都可能面临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政府作为一种代表公共利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特殊公共组织,也不例外):一是组织无法承受危机的沉重打击,组织在危机中全面崩溃,不复存在;二是组织在危机中虽然存活下来,但是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适当、有效的危机处理对策,尤其是没有及时想办法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在危机后,组织形象严重受损,极度损坏了它在社会中原有的威信和地位;三是在危机中,组织不仅经受了危机带来的各种压力,而且由于它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危机管理措施和危机问题解决对策,使组织进一步巩固了社会地位和竞争优势,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大幅度提升。

我国当前政府形象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以处理公共危机为契机,推进政府形象建设,完善原有的政府形象,塑造更加良好的政府形象。

四、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

救济路径

针对公共危机情境中影响政府形象建构的因素,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提高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使公共危机及时、快速地得以处理和解决。

1.成立专门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机构

在公共危机情况下,如果没有专门的公共危机处理机构,公共危机的处理就会显得比较盲目和混乱,效率不高。政府成立专门的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的任务就是为内部和外部公众提供信息,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建立信息咨询部回答问讯和控制谣言的传播［5］。除此之外,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可以提供有关危机状态下公众社会心理和需求的相关信息,政府的决策及制定的方针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心理适应和承受能力。如果不了解公众的心理状况或者忽视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政府决策就有可能无法贯彻落实,有时可能会引起公众的误会和反感,使政府形象受到不必要的损伤。而通过专门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可以及时了解政府工作对象的需求和现实要求。当前,我国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机构可以由各级政府内的信访部门、政府办公室以及新闻和预警部门联合组成,这样便于对问题的协调。

2.建立和完善政府新闻制度

公共危机的特点决定政府新闻必须及时、客观、准确、稳定、有序。但是应该准确及时的信息却受以下情况的制约:公共危机的报道,一旦见报,影响安定;事件原因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报道;为“安定民心”,报道时有意放大或缩小。所有这一切都与政府新闻的非制度化密切相关。“制度促进着可预见性,并防止着混乱和任意的行为。制度协调人们的各种行动,建立起信任,并能减少人们在知识搜寻上的消耗。”［6］

完善的新闻制度不仅对政府形象建设而且对于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应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相关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要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置。在处置过程中,从新闻专业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其次,在政府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中,应有明确的媒体应对运作流程。流程应包括以下要素: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应通知新闻运作部门;明确什么情况下进行,媒体沟通的目标是什么;由谁(可以是政府发言人,也可以是政府部门发言人),口径由谁提供,由谁审批;形式(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召开新闻会、书面、提供新闻稿等多种形式);首先要保证的主流媒体是哪些等等。由于媒体传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新闻不是由政府的新闻。谁第一时间新闻,谁就在公共危机的处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就可以防止失实报道对政府形象的歪曲。

3.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对等的沟通模式

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划分为四种模式:新闻宣传模式、公关信息模式、双向不对等模式和双向对等模式。新闻宣传模式属于单向且不对等的沟通模式,组织不主动了解和探询公众的意见,传递信息以宣传为目的。公关信息模式虽然也属于单向沟通方式,但沟通的目的是在客观地传递信息,告知公众,而非控制或说服公众的行为,所以本质上偏向对等的立场。双向不对等模式是为了让公众按照组织或采取组织所希望的行为,组织深入了解公众的意见或态度,以作为拟定说服策略的依据。而双向对等模式主要运用科学方法深入了解公众和公众的需求,以此作为沟通决策的参考依据,以达到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合作的目的。在这种双向对等的沟通模式之下,一方面,政府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向社会公众公开公共危机方面的信息,并作出相应的解释,提高公众对公共危机的认识能力,消除公众的各种恐慌和误解;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舆论和民意,通过各种渠道广征民意,并将其作为决策和行政的依据。所以在双向对等沟通模式之下,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是建立一种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合作互动关系,这样,不但能加强政府与公众间的沟通互动,取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而且对政府良好形象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

4.培育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危机治理理念

公务员要意识到自己首先是公民中的成员,自己的命运沉浮将取决于公共利益以及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得以实现的公平。从古到今,任何国家的政府及其公务人员都应该把公共利益当做自己立身做事的出发点,特别是在危机情况下,更应该如此。公共利益可以通过鼓励公众对政策制定和管理决策进行广泛参与来体现,这种参与可以通过四种机制来实现:一是对政府服务不佳或制度运作不当的申诉权;二是通过增强员工独立决策和影响组织政策方向的能力来实现;三是公共政策制定应该让有政策影响力的公众参与其中;四是有赖于公民本身能够参与政策选择及提供服务的过程。所以在公民与政府公务员共同管理之下,公务员在处理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事件时,首先要具有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至上的思想理念。如果只从政府部门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丧失公共利益,只能使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坏,越来越大。

总之,虽然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通过在平时以及危机情境之下政府强化公共关系,建立各种危机沟通与交流机制,提高公务员的素质,时刻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公共危机事件造成的危害一定会得到有效地抑制。

参考文献:

［1］诸云茂.公共关系与现代政府［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139.

［2］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结构: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1-233.

［3］吴宜蓁.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与语义观点的理论与实证［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93.

［4］曹随,陆奇.政府机关形象设计与形象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15.

［5］杰里•A.亨德里克斯.公共关系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238.

［6］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13.

救济途径范文篇6

一、信用证结算的一般形式

中国目前大多数银行对出口信用证的结算方式采取的收妥结算的金融服务，则出口商在获得信用证后，将体现安排货物出运的各类单据包括发票、装箱单、提单、保险单、原产地证书、熏蒸证明、检验证书等等，按照信用证的要求提交给自己的往来银行，由往来银行将单据寄往开证行，请求结算款项。上述收妥结汇的贸易方式的往来银行担任的是出口方的委托人，代出口方向开证行请求付款。

另一种方式诸多银行称为押汇，尽管这个名词的含义争议较大。但是其一般流程则是出口商将信用证下的诸多单据交付往来银行后，往来银行认为单证相符，则将款项径直付给出口商，当然目前国内银行一般均保留对出口商的追索权。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看，一旦对出口商的单据提供了押汇服务的银行可以视为是信用证的指定银行，承担的是开证行授权的兑付义务，则此时出口商往来银行自然成为了信用证下的当事人，其权利和义务和受益人几乎是一致的，出口商银行实际已经取代了信用证下的受益人。

二、信用证遭拒付原因的校核

出口商将单据交付往来银行后，无论银行是否进行了押汇，该单据最终将提交给开证行请求付款，如果开证行做出了单证不符的判定，则开证行会立即以最快的方式通知出口银行不符点的存在。按照现在的交易，通过SWIFT以734格式或者799格式发出通知。在接到开证行不符点通知后，出口往来银行一般均会立即通知出口商，在此情况下出口商则应立即对相应不符点进行校核。

不符点的校核在于检查开证行提出的不符点是否能够成立，从而为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赢得时间和机会，同时基于相应的不符点拟定自己的立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妥结汇的情况下，校核不符点是否成立的侧重责任更在于出口商，因为出口银行系出口商的人，不符点是否成立的最终责任均归咎于出口商。而在押汇的情况下，则因出口银行自己已经成为信用证当事人，对不符点的校核更为重视，不符点是否成立可能直接影响银行的利益。

三、补救措施之一：单据的补充提交

所谓单据的补充提交是在不符点可以做出更正的情况下，出口商重现缮制相关的单据，并将单据提交给出口地银行，在信用证交单期限允许的情况下将单据重新提交给开证银行以获得付款。此类补充单据应当基于某些非原则性的错误，而是单据制作中技术性的失误导致的单证不符存在的情况下采取，诸如发票中当事人名称的打印出现错误、发票中相关记载因为打印和发运内容完全不符、原产地证书中的打印技术错误等等。

上述制作单据的技术错误并非重大错误，亦非当事人更改已经做出的实际商业行为，做出更正的单据仅是弥补相关不足。但是补充单据的提交不应更改实际发生的商业行为，比如提单的装船实际日期、保险单据的实际日期、检验的实际日期及内容，此类内容是实质性的商业行为，当事人不应擅自提供和实际情况不符的单据，否则可能因为此类单据的提交构成欺诈或违约。

四、直接针对信用证开证行的救济

信用证交易之所以被视为更安全的结算工具，则在于银行的信用，一般各国的银行的信用均远大于各类商业信用，而且银行的信誉对银行来说也更为重要。但是进口地的开证银行毕竟和进口商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进口商未能全额提供保证金而开立信用证的情况下，进口商的利益和开征银行紧紧捆绑在一起。开证银行在无法获得进口商赎取单据的情况下，开证行的付款势必造成自己的资金损失，故开证行会竭尽全力争取导致不符成立的理由。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单据被开证行拒付时特别是进口商的商业信誉已经丧失时，首先的进攻对象仍应当开证行。在出口商完全依据信用证的要求制作单据的情况下，如果开证行仅仅是故意挑刺，出口商应当咨询相应的专业人员判断相关不符点是否能够成立，如果相关不符点尚不能成立，或者开证行自己在提出不符点的时候未能履行相应的程序要求，导致开证行无权宣布单证不符时，应当果断地向开证行进行交涉，交涉不成的情况下则应当选择此银行分支机构作为诉讼对象在国内提起相关诉讼，要求开证行履行付款的义务。当然在押汇的情况下，要求开证行付款的当事主体也可以为出口商往来银行。

五、针对保险公司的抗辩

在货物发生损失时，尽管风险已经发生了转移，但是进口商在获知相关信息后一般也会提出拒绝接受单据，进而开征银行拒绝付款。在此情况下，如果出口商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不再多述。

六、针对货运公司的救济

如果在物权凭证尚在受益人手中，但是船运公司或其机构已经将货物交付给了相关当事人，在情形下则该问题变成所谓的无单放货问题。但是在无单放货问题下，必须要考察物权凭证持有人是否真的是提单的权利人，特别在FOB情况下，提单记载的发货人非出口商本身，提单记载的收货人是指示性的抬头，则出口商不可能获得相关背书，出口商即便持有提单也不能依据提单证明自己是权利人身份。此时出口商则应基于订舱文件等其他来佐证自己的物权人身份。在记名提单指定收货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里我们暂不做展开描述。但是在CIF情况下如果出口商完成了出运等行为，并且和承运人或其订立了运输合同，则出口商可依据提单提起侵权之诉，或者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

针对货运公司的救济

七、针对进口商的最终商业救济

救济途径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形象;公共利益

Abstract:Facingthepubliccrisiswhichoccursunceasingly,thegovernmentmusthaveatransparent,responsibleandhighlyeffectiveimage.However,thefavorableimagesofgovernmentsinChinaareseriouslyrestrictedtoformbecausethegovernmentsatdifferentlevelslacktheideaaboutpublicrelationwithinsufficientimageconsciousnessandimpededmediacommunicationatpresent.Tocontrolthepubliccrisissmoothly,itisnecessarytosetupspecialgovernmentalpublicrelationdepartmentstohandlethepubliccrisis,andperfectthenewsreleasesystem.Thedepartmentsshouldbearresponsibilitiesforthemutualcommunicationbetweengovernmentsandthepubliconequitybasisandemphasizethemoralityadvancementofpublicservantsandtheenhancementoftheircompetence.Inaddition,theyshouldupdatetheimageofgovernmentsbyconfirmingtheideaaboutcrisiscontroltowhichthepublicinterestsshouldbetheonlystartingpointsoastoenhancethegovernmentalcapabilityofcontrollingpubliccrisis.

Keywords:publiccrisis;governmentimage;publicinterests

政府在防范并化解社会危机方面处在关键地位,能否发挥主导作用是事关政府危机管理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风险社会里,政府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抵抗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由于危机本身同时也意味着危险和一定的机遇,如果现代政府能够适时抓住这一时机,有效应对和化解危机,对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诚实、透明与负责任的政府才能领导、动员群众共渡难关。

一、政府形象的内涵诠释及其定位

在现代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某些组织或企业常常因为一些不太好的作为而招致被全盘否定,导致其无法与相应的目标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乃至正面形象的完全崩溃。那么何为形象呢?根据公共关系学者的定义,形象就是一个组织的政策以及行为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因为它决定公众对一个组织的态度,决定公众对组织的政策和行为是否理解、支持和认同,因而也决定着组织的命运。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府无不十分重视自己的形象建设,以使政府在行使职权时更有公信力和效率,顺利地推行各种政策,实现政府管理的目标。所以政府形象是政府以其方针、政策、目标管理以及领导人、公务员的行为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而形成的一种综合认知的结果,即社会公众对政府组织印象的总和［1］。

21世纪是一个危机多发的世纪,政府如何处理危机以及采取何种形象对待危机,关系到其在国内外的形象。特别是随着电子政府治理方式的出现,政府形象将更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对外塑造成为一个有权威的大国应有的形象;对内,在面对广大民众之时,也要用事实说话,使民众相信未来的政府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府。那么,公共危机中政府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呢?

1.透明政府形象

透明政府是指政府管理过程中的信息的公开性。特别是在危机管理中,通过公开透明,不但可以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可以减少政府公职人员渎职的可能性。危机中,透明政府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危机控制的法律、政策要公开透明。要使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及时为公众所知晓,以便公众能够有效地参与政府的活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对政府危机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监督。二是行政主体的公开透明。这样既可以方便行政相对人顺利地找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主体,提高政府机关办事的效率,而且又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的有序协调发展。三是行政程序的公开透明。依法制定的行政程序必须公开透明,才具有确定力、执行力和约束力。四是办事结果的公开透明。在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行政裁量自由权的情况下,公开办事结果,才能做到同人同事同结果,才能做到公平与公正。

2.责任政府形象

在公共管理系统中,政府是主体,它和其他公共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共同行使社会公共权力,当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政府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应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公民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在观念上,要从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向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转变;在责任制度上,应当从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调公民责任与政府责任转变。为了更好地追究政府责任,首先,必须形成一种新的行政文化。在一个权力本位严重、官场潜规则盛行的文化环境中,责任政府的理念是无法推行的。责任政府必须建构在一个义务本位、责任本位、服务本位和规则本位的行政文化土壤中,使有咎必辞、有责必究、有过必惩成为各级官员的惯例。其次,要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强化政府的政治责任,建立和完善在政府工作出现重大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等情形时罢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政治责任制度。最后,建立一支专业化、高素质、负责任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对于政府责任的承担将有重要的作用。

3.高效政府形象

效率是评价政府管理活动的一项重要指标以及衡量政府管理活动是否奏效的重要尺度。无效率无效能的政府管理理念,不仅服务不力,而且直接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实现。高效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成本方面来看,高效政府必须是一个低成本的政府,所以廉价政府是高效政府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从质的方面来看,高效政府不仅仅是一个讲究效率的政府,而且是一个追求高效能的政府。高效政府形象必须通过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和政府能力的提升来实现。一方面要求政府致力于为法律和产权奠定基础,保持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在提升政府能力上,有赖于政府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

二、政府形象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形象是一种能力资源,对化解风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在日常生活中培植和塑造一种诚实、负责任、廉洁和高效的形象,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发挥这笔无形资源的积极作用。

首先,政府形象反映的政府信誉、威信是一种精神资源,能激励公众共同应对危机。政府信誉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一种良好印象和评价,是政府服务于民、取信于民而树立良好形象的表现,是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源。政府信誉的树立,能够促进政府的勤政建设,促使政府系统改进作风。政府信誉能增强政府组织的内聚力与外张力,政府信誉反映了广大政府公务员共同的价值观,必然对政府系统内的全部成员有一种强烈的感召力,激励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近些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日本地铁沙林事件、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韩国大邱地铁纵火事件、SARS事件、禽流感流行以及2004年底的印度洋海啸、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举目所及,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作为现代政府必须承担起提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此外,政府拥有着大量最具有配置性的公共资源,这就使得它在整个公共危机管理中起着主力军的核心作用。公民也希望政府提供化解公共危机的服务以保障社会公众的安全。而公共危机的治理则取决于政府迅速、及时、有效地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取决于政府的良好形象。

其次,政府形象决定的政府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是一种能力资源,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危机。政府形象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政府影响力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它是决定政府政策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政策产生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政府凝聚力可使公众与政府情感容易沟通,关系容易协调,问题容易得到解决,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构成政府权威合法性的基础。政府号召力,即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能力。因此,政府形象是政府在推行政策、实现既定目标可资利用的能力资源,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它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公共危机。

第三,政府形象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立。科尔曼指出:当权威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当通常稳定的转让机制或信任呈现不稳定状态时,信任转让行为便可能出现［2］。在公共危机中如果人们对政府处于一种不信任状态,政府公信力就会瓦解。那么,流言、谣言,甚至迷信活动就会趁机泛滥,从而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危害。如果政府拥有良好的形象,就有了公信力,公众就会信任和支持政府。因此政府在危机发生前就必须与公民保持良好的关系,累积形象资产,预防危机爆发时突发的信任崩溃。吴宜蓁从民意与危机方面来对此说明:“所谓‘民意的后盾’,经常是因为某些组织平时具有良好形象(尤其是公益形象),民众对其有一定的信任与肯定,因此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民众有可能展现支持、谅解甚至同情的情况。”［3］所以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其方针、政策不但能得到国内公众的支持与帮助,而且在国际上也能树立良好的权威,赢得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反之,一个不注重自己良好形象建构的政府,必然导致公信力的下降乃至崩溃。

政府具有良好的形象,其公务员也会注重自己的形象,为了维护政府形象更加努力工作,尊重公众,平等待人,善于爱护和保护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不仅能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而且在公众心目中也会留下更加完美的印象。这样在公共危机情况下,公众就会广泛参与危机的处理,主动捐款捐物,缓解社会对政府的压力,这也是特殊情况下政府提升其凝聚力的体现。

第四,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没有任何一种组织形象会像不良的政府机关形象那样大面积地严重污染社会。因为政府机关负责公共事业管理,处于广大群众的视野之中。”［4］在危机情境中,社会原有的正常秩序都处于失控状态之下,如果政府形象不佳,则会加快社会道德的滑坡,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失控。例如在SARS爆发初期,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公布信息,树立透明政府形象,谣言、小道消息满天飞,立即引起了社会更大的恐慌和不安,甚至出现盲目的抢购行为。再如2007—2008年度“华南虎照片事件”,对陕西省政府、林业厅、镇坪县政府的形象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一事件教训极其深刻。所以,公务员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参与了“道德过程”。这些道德过程是包括例行的道德工作和计划的“道德工程”。道德工作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做正确的事,诸如说实话、公平对待他人。只有建立在高尚品德基础上的才华、才干,才能造福于人民,也才能受到公众的崇尚和尊敬,吸引公众,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这样在公共危机出现时,就会对整个社会的混乱起到一定的扭转作用。三、公共危机对政府形象建设的挑战

1.社会公众期待政府形象的理想性

由于政府在防范并化解社会危机方面处在关键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公共危机发生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期待是理想的。公众所期待的政府形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诚信形象。政府是社会最具公信力的组织,它对社会诚信系统建设具有根本的引导与示范作用。树立诚信的政府形象,首先要使政务公开,才能使政府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才能使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保持中立和公正,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并以此来营造一种“守信为荣,失信为耻,无信为忧”的社会环境。

(2)服务形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改革政府管理方式,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服务型政府借助市场、社会的力量管理国家,既节省了政府开支,又使政府真正实现由“划桨人”向“掌舵人”的转变,实现从部门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转变。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要彻底根除官本位思想,树立以民为本的意识,淡化为官思想,强化职业意识,做人民公仆。

(3)责任形象。政府将老百姓的利益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善于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的疾苦,及时解决公众的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增强政府的责任心,从而有效推进政府工作,真正树立起“创新、务实、廉洁、高效”的新形象。

2.危机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

危机既可能是衰亡的开始,也可能是走向新阶段兴盛的契机。获得哪种结果,既取决于危机环境的压力状况,更取决于危机管理主体的状况和能力,后者起着决定性作用。

任何组织在经历危机状态的过程中,都可能面临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政府作为一种代表公共利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特殊公共组织,也不例外):一是组织无法承受危机的沉重打击,组织在危机中全面崩溃,不复存在;二是组织在危机中虽然存活下来,但是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适当、有效的危机处理对策,尤其是没有及时想办法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在危机后,组织形象严重受损,极度损坏了它在社会中原有的威信和地位;三是在危机中,组织不仅经受了危机带来的各种压力,而且由于它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危机管理措施和危机问题解决对策,使组织进一步巩固了社会地位和竞争优势,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大幅度提升。

我国当前政府形象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以处理公共危机为契机,推进政府形象建设,完善原有的政府形象,塑造更加良好的政府形象。

四、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

救济路径

针对公共危机情境中影响政府形象建构的因素,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提高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使公共危机及时、快速地得以处理和解决。

1.成立专门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机构

在公共危机情况下,如果没有专门的公共危机处理机构,公共危机的处理就会显得比较盲目和混乱,效率不高。政府成立专门的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的任务就是为内部和外部公众提供信息,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建立信息咨询部回答问讯和控制谣言的传播［5］。除此之外,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可以提供有关危机状态下公众社会心理和需求的相关信息,政府的决策及制定的方针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心理适应和承受能力。如果不了解公众的心理状况或者忽视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政府决策就有可能无法贯彻落实,有时可能会引起公众的误会和反感,使政府形象受到不必要的损伤。而通过专门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可以及时了解政府工作对象的需求和现实要求。当前,我国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机构可以由各级政府内的信访部门、政府办公室以及新闻和预警部门联合组成,这样便于对问题的协调。

2.建立和完善政府新闻制度

公共危机的特点决定政府新闻必须及时、客观、准确、稳定、有序。但是应该准确及时的信息却受以下情况的制约:公共危机的报道,一旦见报,影响安定;事件原因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报道;为“安定民心”,报道时有意放大或缩小。所有这一切都与政府新闻的非制度化密切相关。“制度促进着可预见性,并防止着混乱和任意的行为。制度协调人们的各种行动,建立起信任,并能减少人们在知识搜寻上的消耗。”［6］

完善的新闻制度不仅对政府形象建设而且对于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应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相关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要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置。在处置过程中,从新闻专业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其次,在政府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中,应有明确的媒体应对运作流程。流程应包括以下要素: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应通知新闻运作部门;明确什么情况下进行,媒体沟通的目标是什么;由谁(可以是政府发言人,也可以是政府部门发言人),口径由谁提供,由谁审批;形式(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召开新闻会、书面、提供新闻稿等多种形式);首先要保证的主流媒体是哪些等等。由于媒体传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新闻不是由政府的新闻。谁第一时间新闻,谁就在公共危机的处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就可以防止失实报道对政府形象的歪曲。

3.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对等的沟通模式

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划分为四种模式:新闻宣传模式、公关信息模式、双向不对等模式和双向对等模式。新闻宣传模式属于单向且不对等的沟通模式,组织不主动了解和探询公众的意见,传递信息以宣传为目的。公关信息模式虽然也属于单向沟通方式,但沟通的目的是在客观地传递信息,告知公众,而非控制或说服公众的行为,所以本质上偏向对等的立场。双向不对等模式是为了让公众按照组织或采取组织所希望的行为,组织深入了解公众的意见或态度,以作为拟定说服策略的依据。而双向对等模式主要运用科学方法深入了解公众和公众的需求,以此作为沟通决策的参考依据,以达到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合作的目的。在这种双向对等的沟通模式之下,一方面,政府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向社会公众公开公共危机方面的信息,并作出相应的解释,提高公众对公共危机的认识能力,消除公众的各种恐慌和误解;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舆论和民意,通过各种渠道广征民意,并将其作为决策和行政的依据。所以在双向对等沟通模式之下,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是建立一种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合作互动关系,这样,不但能加强政府与公众间的沟通互动,取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而且对政府良好形象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

4.培育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危机治理理念

公务员要意识到自己首先是公民中的成员,自己的命运沉浮将取决于公共利益以及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得以实现的公平。从古到今,任何国家的政府及其公务人员都应该把公共利益当做自己立身做事的出发点,特别是在危机情况下,更应该如此。公共利益可以通过鼓励公众对政策制定和管理决策进行广泛参与来体现,这种参与可以通过四种机制来实现:一是对政府服务不佳或制度运作不当的申诉权;二是通过增强员工独立决策和影响组织政策方向的能力来实现;三是公共政策制定应该让有政策影响力的公众参与其中;四是有赖于公民本身能够参与政策选择及提供服务的过程。所以在公民与政府公务员共同管理之下,公务员在处理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事件时,首先要具有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至上的思想理念。如果只从政府部门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丧失公共利益,只能使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坏,越来越大。

总之,虽然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通过在平时以及危机情境之下政府强化公共关系,建立各种危机沟通与交流机制,提高公务员的素质,时刻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公共危机事件造成的危害一定会得到有效地抑制。

参考文献:

［1］诸云茂.公共关系与现代政府［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139.

［2］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结构: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1-233.

［3］吴宜蓁.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与语义观点的理论与实证［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93.

［4］曹随,陆奇.政府机关形象设计与形象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15.

救济途径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形象;公共利益

Abstract:Facingthepubliccrisiswhichoccursunceasingly,thegovernmentmusthaveatransparent,responsibleandhighlyeffectiveimage.However,thefavorableimagesofgovernmentsinChinaareseriouslyrestrictedtoformbecausethegovernmentsatdifferentlevelslacktheideaaboutpublicrelationwithinsufficientimageconsciousnessandimpededmediacommunicationatpresent.Tocontrolthepubliccrisissmoothly,itisnecessarytosetupspecialgovernmentalpublicrelationdepartmentstohandlethepubliccrisis,andperfectthenewsreleasesystem.Thedepartmentsshouldbearresponsibilitiesforthemutualcommunicationbetweengovernmentsandthepubliconequitybasisandemphasizethemoralityadvancementofpublicservantsandtheenhancementoftheircompetence.Inaddition,theyshouldupdatetheimageofgovernmentsbyconfirmingtheideaaboutcrisiscontroltowhichthepublicinterestsshouldbetheonlystartingpointsoastoenhancethegovernmentalcapabilityofcontrollingpubliccrisis.

Keywords:publiccrisis;governmentimage;publicinterests

政府在防范并化解社会危机方面处在关键地位,能否发挥主导作用是事关政府危机管理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风险社会里,政府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抵抗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由于危机本身同时也意味着危险和一定的机遇,如果现代政府能够适时抓住这一时机,有效应对和化解危机,对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诚实、透明与负责任的政府才能领导、动员群众共渡难关。

一、政府形象的内涵诠释及其定位

在现代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某些组织或企业常常因为一些不太好的作为而招致被全盘否定,导致其无法与相应的目标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乃至正面形象的完全崩溃。那么何为形象呢?根据公共关系学者的定义,形象就是一个组织的政策以及行为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因为它决定公众对一个组织的态度,决定公众对组织的政策和行为是否理解、支持和认同,因而也决定着组织的命运。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府无不十分重视自己的形象建设,以使政府在行使职权时更有公信力和效率,顺利地推行各种政策,实现政府管理的目标。所以政府形象是政府以其方针、政策、目标管理以及领导人、公务员的行为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而形成的一种综合认知的结果,即社会公众对政府组织印象的总和［1］。

21世纪是一个危机多发的世纪,政府如何处理危机以及采取何种形象对待危机,关系到其在国内外的形象。特别是随着电子政府治理方式的出现,政府形象将更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对外塑造成为一个有权威的大国应有的形象;对内,在面对广大民众之时,也要用事实说话,使民众相信未来的政府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府。那么,公共危机中政府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呢?

1.透明政府形象

透明政府是指政府管理过程中的信息的公开性。特别是在危机管理中,通过公开透明,不但可以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可以减少政府公职人员渎职的可能性。危机中,透明政府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危机控制的法律、政策要公开透明。要使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及时为公众所知晓,以便公众能够有效地参与政府的活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对政府危机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监督。二是行政主体的公开透明。这样既可以方便行政相对人顺利地找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主体,提高政府机关办事的效率,而且又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的有序协调发展。三是行政程序的公开透明。依法制定的行政程序必须公开透明,才具有确定力、执行力和约束力。四是办事结果的公开透明。在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行政裁量自由权的情况下,公开办事结果,才能做到同人同事同结果,才能做到公平与公正。

2.责任政府形象

在公共管理系统中,政府是主体,它和其他公共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共同行使社会公共权力,当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政府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应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公民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在观念上,要从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向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转变;在责任制度上,应当从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调公民责任与政府责任转变。为了更好地追究政府责任,首先,必须形成一种新的行政文化。在一个权力本位严重、官场潜规则盛行的文化环境中,责任政府的理念是无法推行的。责任政府必须建构在一个义务本位、责任本位、服务本位和规则本位的行政文化土壤中,使有咎必辞、有责必究、有过必惩成为各级官员的惯例。其次,要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强化政府的政治责任,建立和完善在政府工作出现重大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等情形时罢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政治责任制度。最后,建立一支专业化、高素质、负责任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对于政府责任的承担将有重要的作用。

3.高效政府形象

效率是评价政府管理活动的一项重要指标以及衡量政府管理活动是否奏效的重要尺度。无效率无效能的政府管理理念,不仅服务不力,而且直接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实现。高效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成本方面来看,高效政府必须是一个低成本的政府,所以廉价政府是高效政府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从质的方面来看,高效政府不仅仅是一个讲究效率的政府,而且是一个追求高效能的政府。高效政府形象必须通过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和政府能力的提升来实现。一方面要求政府致力于为法律和产权奠定基础,保持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在提升政府能力上,有赖于政府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

二、政府形象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形象是一种能力资源,对化解风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在日常生活中培植和塑造一种诚实、负责任、廉洁和高效的形象,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发挥这笔无形资源的积极作用。

首先,政府形象反映的政府信誉、威信是一种精神资源,能激励公众共同应对危机。政府信誉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一种良好印象和评价,是政府服务于民、取信于民而树立良好形象的表现,是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源。政府信誉的树立,能够促进政府的勤政建设,促使政府系统改进作风。政府信誉能增强政府组织的内聚力与外张力,政府信誉反映了广大政府公务员共同的价值观,必然对政府系统内的全部成员有一种强烈的感召力,激励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近些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日本地铁沙林事件、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韩国大邱地铁纵火事件、SARS事件、禽流感流行以及2004年底的印度洋海啸、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举目所及,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作为现代政府必须承担起提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此外,政府拥有着大量最具有配置性的公共资源,这就使得它在整个公共危机管理中起着主力军的核心作用。公民也希望政府提供化解公共危机的服务以保障社会公众的安全。而公共危机的治理则取决于政府迅速、及时、有效地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取决于政府的良好形象。

其次,政府形象决定的政府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是一种能力资源,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危机。政府形象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政府影响力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它是决定政府政策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政策产生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政府凝聚力可使公众与政府情感容易沟通,关系容易协调,问题容易得到解决,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构成政府权威合法性的基础。政府号召力,即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能力。因此,政府形象是政府在推行政策、实现既定目标可资利用的能力资源,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它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公共危机。

第三,政府形象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立。科尔曼指出:当权威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当通常稳定的转让机制或信任呈现不稳定状态时,信任转让行为便可能出现［2］。在公共危机中如果人们对政府处于一种不信任状态,政府公信力就会瓦解。那么,流言、谣言,甚至迷信活动就会趁机泛滥,从而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危害。如果政府拥有良好的形象,就有了公信力,公众就会信任和支持政府。因此政府在危机发生前就必须与公民保持良好的关系,累积形象资产,预防危机爆发时突发的信任崩溃。吴宜蓁从民意与危机方面来对此说明:“所谓‘民意的后盾’,经常是因为某些组织平时具有良好形象(尤其是公益形象),民众对其有一定的信任与肯定,因此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民众有可能展现支持、谅解甚至同情的情况。”［3］所以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其方针、政策不但能得到国内公众的支持与帮助,而且在国际上也能树立良好的权威,赢得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反之,一个不注重自己良好形象建构的政府,必然导致公信力的下降乃至崩溃。

政府具有良好的形象,其公务员也会注重自己的形象,为了维护政府形象更加努力工作,尊重公众,平等待人,善于爱护和保护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不仅能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而且在公众心目中也会留下更加完美的印象。这样在公共危机情况下,公众就会广泛参与危机的处理,主动捐款捐物,缓解社会对政府的压力,这也是特殊情况下政府提升其凝聚力的体现。

第四,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没有任何一种组织形象会像不良的政府机关形象那样大面积地严重污染社会。因为政府机关负责公共事业管理,处于广大群众的视野之中。”［4］在危机情境中,社会原有的正常秩序都处于失控状态之下,如果政府形象不佳,则会加快社会道德的滑坡,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失控。例如在SARS爆发初期,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公布信息,树立透明政府形象,谣言、小道消息满天飞,立即引起了社会更大的恐慌和不安,甚至出现盲目的抢购行为。再如2007—2008年度“华南虎照片事件”,对陕西省政府、林业厅、镇坪县政府的形象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一事件教训极其深刻。所以,公务员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参与了“道德过程”。这些道德过程是包括例行的道德工作和计划的“道德工程”。道德工作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做正确的事,诸如说实话、公平对待他人。只有建立在高尚品德基础上的才华、才干,才能造福于人民,也才能受到公众的崇尚和尊敬,吸引公众,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这样在公共危机出现时,就会对整个社会的混乱起到一定的扭转作用。

三、公共危机对政府形象建设的挑战

1.社会公众期待政府形象的理想性

由于政府在防范并化解社会危机方面处在关键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公共危机发生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期待是理想的。公众所期待的政府形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诚信形象。政府是社会最具公信力的组织,它对社会诚信系统建设具有根本的引导与示范作用。树立诚信的政府形象,首先要使政务公开,才能使政府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才能使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保持中立和公正,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并以此来营造一种“守信为荣,失信为耻,无信为忧”的社会环境。

(2)服务形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改革政府管理方式,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服务型政府借助市场、社会的力量管理国家,既节省了政府开支,又使政府真正实现由“划桨人”向“掌舵人”的转变,实现从部门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转变。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要彻底根除官本位思想,树立以民为本的意识,淡化为官思想,强化职业意识,做人民公仆。

(3)责任形象。政府将老百姓的利益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善于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的疾苦,及时解决公众的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增强政府的责任心,从而有效推进政府工作,真正树立起“创新、务实、廉洁、高效”的新形象。

2.危机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

危机既可能是衰亡的开始,也可能是走向新阶段兴盛的契机。获得哪种结果,既取决于危机环境的压力状况,更取决于危机管理主体的状况和能力,后者起着决定性作用。

任何组织在经历危机状态的过程中,都可能面临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政府作为一种代表公共利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特殊公共组织,也不例外):一是组织无法承受危机的沉重打击,组织在危机中全面崩溃,不复存在;二是组织在危机中虽然存活下来,但是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适当、有效的危机处理对策,尤其是没有及时想办法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在危机后,组织形象严重受损,极度损坏了它在社会中原有的威信和地位;三是在危机中,组织不仅经受了危机带来的各种压力,而且由于它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危机管理措施和危机问题解决对策,使组织进一步巩固了社会地位和竞争优势,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大幅度提升。

我国当前政府形象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以处理公共危机为契机,推进政府形象建设,完善原有的政府形象,塑造更加良好的政府形象。

四、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

救济路径

针对公共危机情境中影响政府形象建构的因素,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提高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使公共危机及时、快速地得以处理和解决。

1.成立专门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机构

在公共危机情况下,如果没有专门的公共危机处理机构,公共危机的处理就会显得比较盲目和混乱,效率不高。政府成立专门的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的任务就是为内部和外部公众提供信息,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建立信息咨询部回答问讯和控制谣言的传播［5］。除此之外,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可以提供有关危机状态下公众社会心理和需求的相关信息,政府的决策及制定的方针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心理适应和承受能力。如果不了解公众的心理状况或者忽视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政府决策就有可能无法贯彻落实,有时可能会引起公众的误会和反感,使政府形象受到不必要的损伤。而通过专门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可以及时了解政府工作对象的需求和现实要求。当前,我国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机构可以由各级政府内的信访部门、政府办公室以及新闻和预警部门联合组成,这样便于对问题的协调。

2.建立和完善政府新闻制度

公共危机的特点决定政府新闻必须及时、客观、准确、稳定、有序。但是应该准确及时的信息却受以下情况的制约:公共危机的报道,一旦见报,影响安定;事件原因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报道;为“安定民心”,报道时有意放大或缩小。所有这一切都与政府新闻的非制度化密切相关。“制度促进着可预见性,并防止着混乱和任意的行为。制度协调人们的各种行动,建立起信任,并能减少人们在知识搜寻上的消耗。”［6］

完善的新闻制度不仅对政府形象建设而且对于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应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相关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要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置。在处置过程中,从新闻专业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其次,在政府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中,应有明确的媒体应对运作流程。流程应包括以下要素: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应通知新闻运作部门;明确什么情况下进行,媒体沟通的目标是什么;由谁(可以是政府发言人,也可以是政府部门发言人),口径由谁提供,由谁审批;形式(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召开新闻会、书面、提供新闻稿等多种形式);首先要保证的主流媒体是哪些等等。由于媒体传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新闻不是由政府的新闻。谁第一时间新闻,谁就在公共危机的处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就可以防止失实报道对政府形象的歪曲。

3.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对等的沟通模式

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划分为四种模式:新闻宣传模式、公关信息模式、双向不对等模式和双向对等模式。新闻宣传模式属于单向且不对等的沟通模式,组织不主动了解和探询公众的意见,传递信息以宣传为目的。公关信息模式虽然也属于单向沟通方式,但沟通的目的是在客观地传递信息,告知公众,而非控制或说服公众的行为,所以本质上偏向对等的立场。双向不对等模式是为了让公众按照组织或采取组织所希望的行为,组织深入了解公众的意见或态度,以作为拟定说服策略的依据。而双向对等模式主要运用科学方法深入了解公众和公众的需求,以此作为沟通决策的参考依据,以达到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合作的目的。在这种双向对等的沟通模式之下,一方面,政府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向社会公众公开公共危机方面的信息,并作出相应的解释,提高公众对公共危机的认识能力,消除公众的各种恐慌和误解;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舆论和民意,通过各种渠道广征民意,并将其作为决策和行政的依据。所以在双向对等沟通模式之下,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是建立一种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合作互动关系,这样,不但能加强政府与公众间的沟通互动,取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而且对政府良好形象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

4.培育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危机治理理念

公务员要意识到自己首先是公民中的成员,自己的命运沉浮将取决于公共利益以及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得以实现的公平。从古到今,任何国家的政府及其公务人员都应该把公共利益当做自己立身做事的出发点,特别是在危机情况下,更应该如此。公共利益可以通过鼓励公众对政策制定和管理决策进行广泛参与来体现,这种参与可以通过四种机制来实现:一是对政府服务不佳或制度运作不当的申诉权;二是通过增强员工独立决策和影响组织政策方向的能力来实现;三是公共政策制定应该让有政策影响力的公众参与其中;四是有赖于公民本身能够参与政策选择及提供服务的过程。所以在公民与政府公务员共同管理之下,公务员在处理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事件时,首先要具有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至上的思想理念。如果只从政府部门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丧失公共利益,只能使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坏,越来越大。

总之,虽然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通过在平时以及危机情境之下政府强化公共关系,建立各种危机沟通与交流机制,提高公务员的素质,时刻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公共危机事件造成的危害一定会得到有效地抑制。

参考文献:

［1］诸云茂.公共关系与现代政府［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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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随,陆奇.政府机关形象设计与形象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15.

救济途径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争议;行政救济;制度完善

一、什么是行政争议

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变动和调整，行政争议的产生事实上也与利益密不可分。行政争议与我们所熟知的其他争议有所不同，它因争议双方的地位不对等而自有其特殊性。什么是行政争议，它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它与其他争议的区别在哪？首先，行政争议的产生是基于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管理行为。换言之，如果争议的产生是基于行政主体在其民事行为而不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话，那么就是民事争议或是刑事争议了。其次，争议的其中一方必然是行政机关，且以其特定的行政行为为前提。最后，行政争议是公权和私权的较量。引起行政争议的情况有很大原因是行政主体行为的不规范甚至是违反法律规定，总结有如下表现：一是行使职权超越法律权限；二是适用法律错误，或者不严格执行；三是不遵守法定程序；四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在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时，不进行实质性或形式性审查和处理；最后是行政处罚不公正，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没有根据事实、情节等秉承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酌情考量。

二、行政争议救济机制概述

（一）行政争议救济机制的内涵。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总是多元的，行政争议的解决途径更应如此。行政机关是行政争议的救济主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救济主体不仅仅只有行政机关，而行政机关参与的争议解决不一定都属于行政争议救济途径，如其对民事争议的裁决，诸如行政裁决、行政仲裁不属于行政争议救济机制的内容。（二）我国行政争议救济的途径。在行政管理手段日益多元化，争议情况多发且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法院不堪重负，司法界应努力寻求诉讼外的救济途径成为争议解决的法治路径。行政争议救济机制应当包含各种层次的争议救济途径，才能满足日益复杂化的争议解决需求，通过各种途径的相互衔接、补充，使行政争议能够更好的得到解决。行政救济途径，是不是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简单糅合在一起呢？笔者对此抱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两大途径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规定的是什么情况可以向什么单位寻求救济，并且通过某种方式给予救济。而救济方式的其中之一就是国家赔偿，即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或其他解决途径获得国家的赔偿从而达到救济的目的。很显然这三者不属于一个层面的内容，途径和方式不可混淆在一起讨论，而应分别研究。从救济途径上看，除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之外，还包括行政调解、信访、立法救济等。从方式上看，除了行政赔偿，还包括行政补偿，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多种方式。1.调解制度。在我国行政争议救济的实践中，调解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渐渐得到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认可，成为一种正式的行政争议救济途径。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行政复议调解和行政诉讼调解仅限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和行政赔偿、补偿案件。虽然调解制度在行政争议案件中适用的范围仅限于三类，但是其中因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导致行政争议的案件数量就不在少数，这就代表着行政复议调解以及行政诉讼调解还是有着不小的运用空间。2.信访制度。信访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各级政府设立信访办公室，接受各种来访和来信，但主要涉及诉讼信访和行政争议信访。在纠纷日趋复杂多样的今日，信访也是人们寻求实际问题得以解决的一种途径。信访制度建立的初衷也是党和政府为了更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信访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方式之一，承担着重要的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但是不能把它视为一种优于司法救济的主途径。3.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的颁布使得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定、传统的途径，在解决行政争议的过程中比诉讼更有专业性，这个专业性不是指裁判的专业性而是行政机关比起法官更能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恰当与否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它比起诉讼更高效、快捷，节约成本。4.行政诉讼。不可否认诉讼是解决争议的权威途径，司法机关能够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若发现被诉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可判决撤销、责令及时履行、变更处罚，也可对其提出司法建议，使行政相对人获得救济。5.立法救济。很多行政相对人在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犯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起诉，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不断地去上诉，浪费司法资源不说，有时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宪法和组织法赋予了我们监督行政权的权力，这是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预防同时也是对相对人权利的补救，称为立法救济。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进行监督，改变或撤销行政机关的决定，以此达到救济的目的。（三）行政争议救济的方式。确定了行政争议救济途径之后，在采取某种救济途径之后，应根据公民受侵犯权利的性质和受侵犯的程度来采取相应的救济方式。针对行政过程中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履行、撤销、变更、补正等。针对行政行为已经造成的损害结果即行政结果上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国家赔偿、行政补偿，还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三、我国行政争议救济机制的实然状态

如上所述，我国的行政争议救济途径和方式还是很多的，并且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各种救济制度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以及各种救济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所以对于行政争议的救济机制目前来说还有待完善。（一）行政争议救济途径的权威性不足。行政争议解决的结果往往不足以得到行政相对人的信服，确实是与我国现有行政争议救济机制不完善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种行政争议救济制度的本身就存在问题，使得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如行政调解的中立性不足且范围和效力不确定、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司法最终原则受到严重挑战。（二）各种行政争议救济途径之间缺少衔接。由于行政争议救济途径很多，会导致行政争议被重复处理，然而一些行政争议经过了冗长的程序却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各种争议救济途径之间不匹配、缺乏衔接配合。行政诉讼负重过大，很多争议没有经过其他途径，直接涌入诉讼途径。这是诉讼途径和非诉讼途径之间失调的表现。（三）争议跨界的处理问题没有解决。行政争议的数量在我国日益增加且日益纷繁复杂,更为突出的是因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行政争议,其中不乏涉及到城市建设、环境资源、社会保障、受教育权、劳动权等方面。争议复杂涉及的层面就广，一个争议往往无法单纯地说它是属于民事争议还是行政争议。例如，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内部的人事纠纷,学校与学生、教师职工的纠纷,属于民事争议还是行政争议？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很多。民事中有行政问题，刑事中也有行政问题，争议的性质确定至关重要，是处理跨界争议的关键。

四、行政争议救济机制的完善

（一）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要求。解决行政争议的核心或关键就是公正性，最大的公正就是要依法办事。公正不但要求结果的公正，还要求程序的公正。程序的公正是结果公正的保障。另外程序公正其本身就具有意义。法律既要公正，还要让人相信它的公正，程序公正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争议解决机构处理的过程不公正，即使处理结果是正确的，当事人也可能认为不公正。公正性还强调及时性。当事人希望争议最后能够得到解决，并且是能够及时得到解决。一个纠纷的解决如果要耗着当事人很多的时间精力，在经过延年累月不断地上访、申诉之后，才能最终得到解决，这其中付出的代价往往消减了争议解决的意义。（二）加强行政争议救济途径的权威性。1.增强调解的中立性、明确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往往因为调解主体是行政机关显得中立性不足而影响其权威性，即使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设计了回避制度，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不能担任调解主体，还是无法消除当事人的顾虑。要确立调解的中立性，保障调解的自愿性，增强调解的权威性，就要优化调解人员的配置，即调解人员不能是行政复议机关人员或者是审判人员。行政案件可以调解的原因在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可用于调解的三类案件为何是并列的依据却不明确，它们并不是根据统一的标准划分的。如果想给调解制度一个相对开放的运用空间，建议只规定自由裁量权的案件是可以调解的行政案件。2.保证行政复议的独立性。争议解决机构是否有权威与其自身是否独立息息相关。然而，行政复议机构内设于行政机关，缺乏独立性的同时权威性自然而然也就缺失了，这就使得行政复议制度无法取信于民。要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权威性，就必须保证其独立性，就要把行政复议权相对集中起来，整合行政资源、强化政府监督，克服其独立性不足的问题。另外，要吸纳外部专家、法律人士以克服其公正性不足的问题，最大程度确保复议人员的中立性。3.坚持司法终局性在争议救济制度体系中,各种争议救济相互衔接以发挥其功用,但是必须有一种最终的争议解决主体负责的争议救济制度来为这个体系划上句号，它就是由法院负责裁判争议的诉讼制度。我们坚持司法的终局性不是说司法是争议救济的唯一一道防线，在其他救济途径能够解决争议的时候自然是不用事事都找法院，而在其他途径不能很好解决争议的时候，还可以向法院起诉。而司法最终也要求非经法律规定，任何机关任何主体都不能改变司法裁判。（三）合理定位多元的争议救济途径。如上所述，行政争议的救济允许协商途径，但是更依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强制性的救济途径。主要是因为行政争议往往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能被“交易”，而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留给当事人协商的空间不大。此外，当事人之间地位上的不对等，使得行政争议也不容易通过协商来解决。所以说调解是给复议和诉讼机关较少压力，起到一个分化引流的作用，行政复议仍然是主途径。信访制度自建立以来，对于解决行政争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信访是不是能顺利解决争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导对争议事件的关注度以及领导个人主观看法，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干扰争议的正常处理。在法治社会中，信访更像是一种人治的手段。信访没有程序上时间和级别的限制，信访中很多是诉讼信访，紊乱的信访容易导致已生效的判决、行政决定可能被推翻的情况，不利于行政秩序的稳定性和司法的终局性。在制度化的争议解决制度运行的情况下，如果信访还大规模的存在，那是不正常的，所以信访只能作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的补充。应注重在行政程序和初始阶段解决行政争议，在初始阶段不能解决的争议，行政复议应当充当解决争议的主要途径，并且准确把握行政诉讼司法终局定位。规范信访制度让其走向法治路径，使其成为行政救济的补充制度。（四）落实各种争议救济方式。目前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呈现出案件少、数额低、赔偿困难的情况，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增加赔偿数额，改变赔偿支付方式，设立独立的赔偿基金。另外，在行政案件中，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行政机关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但是赔礼道歉的责任主体是谁，在什么场所和时间就什么内容以什么方式进行，法律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应落实行政机关赔礼道歉相关制度。首先，赔礼道歉的责任主体应是该侵犯相对人的行政机关的领导或直接责任人员；其次，赔礼道歉原则上应当尽快在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范围内的公开场合进行，可公告，在微博等互联网上道歉；最后，赔礼道歉需要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履行，如果不履行，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对其处以罚款直到其履行赔礼道歉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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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莘,刘红星.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16(4)：3-19.

[3]《信访条例》第2条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救济途径范文篇10

关键词: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普通法律救济宪法救济

一、受教育权司法救济途径的研究意义

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一种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理应获得可靠、有效的保障，甚至比其他一般权利更应获得完善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救济，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宪法基本权利”。另外，”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不能得到救济的受教育权也不能称其为基本权利。而司法救济作为各种救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救济，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司祛救济是由利益关系人自己启动的救济，利益关系人对于启动救济有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积极性;其二，司法救济是具有严格法律程序的救济，当事人一旦启动，法院或任何其他组织、个人没有法定理由不得终止这种救济;其三，法律为司法救济预设了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从而能保证提供比其他救济更佳的救济效果。但我国目前受教育权的司法保护现状并不乐观，鉴于此，笔者努力在本文中对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既有途径进行梳理，对可行性的途径进行探索，希望对我国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健全有所帮助。

二、普通法律层面上的司法救济

一般地，当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公民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要审理公民的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对其实施司法救济，都得首先明确该受教育权案件牵涉的的法律关系一是私人间的侵权纠纷还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侵害的纠纷，据以确定司法救济是诉诸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一般不会到刑事层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排除既有的法院判决，以’，齐玉等案件”本身为例，并假设在侵害事实发生时我国的《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业已实施，那么我们不难知道，被告陈晓琪及其父侵犯齐玉等受教育权致其合法权益的损害属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私人间的民事纠纷，完全可以在民法的框架内通过民事诉讼的形式解决。这时法院对受教育权实施司法救济很容易即可进行。但实践中更多的受教育权侵害来自于受教育者与行政机关之间尤其是受教育者与作为管理者的学校之间，那么从服务现实需要的原则出发，我们有必要对公权侵犯私权的受教育权纠纷作深入的分析。

面对近年来学生维护自身受教育权的频发案例，我们应该全面审视，举一反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余雅风博士指出，2004年8月，最高法院开始制定新的司法解释，把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学生退学等方面的教育纠纷首次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不再只由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处理，限制学校的自由裁量权，为学生提供司法救济;新出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提出依法治校，强调学生的权利。这并不说明保障受教育权的相关立法已完备，相关救济途径已完善，问题的存在仍不容忽视。受教育者与院校之间的纠纷一般由学生的受教育权与院校的管理权(集中表现在授予学位、退学权等权力的实施)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用以调和该矛盾的制度立法并不完备甚至混乱的现状导致冲突不断、侵害不断。有关人士统计指出，现有的规范高等学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权力的具体法律法规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高更院校进行，并非国家立法机关专门立法，也缺少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规范，任意性大，权威性不足，体系混乱甚至自相矛盾，更不具备对受教育者程序性权利如知情权、申辩权、申诉权的相关保障，这样的法律法规的实施不仅不能对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障相反却容易对其造成侵害，有违现代教育理念之初衷，甚至导致对受教育权进行司法救济的难度增加。

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我们如何有效的救济受教育权免于学校管理者的侵害是个紧迫的问题，就争议双方非平等的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法院依据现有的《教育法》、《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规定可在行政法框架内、行政诉讼的层面上解决部分纠纷，规治那些违反现有法律的高等院校的侵权行为。但并不完备的立法使得实践中仍有相当多的受教育权侵害案件无法被法院受理，或者法院有心受理无力审判或者其审判结果承受相当压力，被否定被质疑。那么首先从理论上寻求立法缺失时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有效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探索无疑得依托根本大法一宪法进行。

三、涉及到宪法层面上的司法救济

当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是国家的相关立法时，在某些国家的法院能够通过司法审查途径予以救济，但在我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中让法院针对立法机关的违宪行为对受教育权予以司法救济似乎并不可行。另外鉴于我国相关立法虽然不完备但也并未发现违宪嫌疑，所以本文对违宪审查制度暂不论述。那么，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当受教育权遭受侵害无具体法律可依时，我们的法院该如何立足宪法实施有效司法救济?笔者认为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针对公权力(行政权力)侵害的宪法司法救济

政府或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都可能对公民的受教育权造成侵害，此侵害如果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无相关规定时法院就不能以行政诉讼予以救济，当造成侵害的是抽象行政行为时，当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也无法在现有的普通法律框架内予以救济时，司法该作何救济?

一方面，造成侵害的是抽象行政行为。如果法院在审理受教育权案件的过程中认为侵害受教育权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即行政机关制定的某些制度规章等与上位法冲突，这时候，我国既有的法院司法实践中无法直接判决该抽象行政行为无效或将其撤销。不过法院己开始对行政行为的效力进行间接审查，即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权决定是否使用规章，这实际己是对规章有效性的一种认定，只不过这种有效性的认定仅限于特定案件，不具有普遍性，对于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的其他人不能给与救济，但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亦算得上进步了。或者我国行政立法一行政诉讼法也可以将抽象行政行为吸收进入可塑行政行为的行列，笔者认为以此可实现更有效的司法监督。

另一方面，造成受教育权侵害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又无普通法律规范时。因为宪法主要防范政府公权力对公民的侵害，在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遭受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且无具体法律实施救济时，宪法再袖手无疑将陷公民权利于水深火热中，陷己身于虚无之境。在有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对遭侵害的公民的受教育权实施救济，这就涉及到宪法界颇有争议的宪法司法适用制度。

(二)私权侵害之宪法司法救济

因为依传统的公法理论，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限制”国家不得为非”，并不涉及私人间的关系，私人间的关系由”契约”予以调整，宪法权力不能侵入私人领域，即发生在私人间的纠纷时宪法是不应该介入的。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宪法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宪法理论的进一步演化，”宪法私法化”已不再是口号性的虚置，越来越得到宪法理论和实务界的思考关注，如果宪法私法化，公民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再受到其他公民的侵害需要司法救济时，法院就可以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给予其司法保护。

有观点认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一齐玉荃案就可视为‘，宪法私法化”案例进行讨论。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荃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案二审法院接到《批复》后结合案件事实，依照《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和《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于2001年8月23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陈晓琪等被告赔偿齐玉荃经济损失、精神损失费等人民币近十万元，从而完成了对齐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应该说，陈晓琪与其父(在此其他非私人被告的责任暂不讨论)对齐玉荃受教育权的侵害确属私人间的侵权纠纷，本该依民法等具体法律法规行以救济，但鉴于侵害发生时具体法律缺位，这时法院有心适用宪法受教育权条款给与司法救济的实践意义非凡，但也颇遭指摘，因为我国宪法私法化理论远未成形，所以现有的讨论多在他国理论基础上进行。其中代表性的当属德国的”第三者效力”理论和美国的“国家行为(stateaction)”理论。

笔者支持由法院根据基本权利受侵害事实在诉讼中将宪法条文直接适用的做法，但也认同，法院直接适用宪法的前提是符合”穷尽法律救济”的原则，即只有在相关的法律没有给予基本权利相当程度的保障时才可直接适用宪法，避免宪法的过度适用涉入了普通法律的调整领地，从而破坏了普通法律的权威;而且需注意的问题还很多，如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以避免主观性错误、保证必要时适用宪法的客观公正性，适用宪法程序的正当性、合理性，诸如此类，都有必要进行细致规划，本文暂不详细展开论述。

四、结论

应该说，本文立足点在于对宪法受教育权实施司法救济的普通救济途径与宪法救济途径的讨论。而多数情况下，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可得到普通诉讼的覆盖救济;也不排除会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与宪法规定并不一致甚至有违宪法规定的情况，更可能存在相关普通立法的具体规定不完备使受教育权受侵害难得有效救济的状况，当诉诸于普通法律救济是不可能或者说不可行时，加上力求具体法律的完善短期内难以实现，公民受教育权侵害的状况时有发生又不能置之不理，直接给与宪法的司法救济无疑是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