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申请书十篇

救济申请书篇1

城市低保金和农村低保金的发放标准不同，农村低保金是半年发放一次，城市低保金是按月发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上海低保金申请指南一览，更多申请书点击“低保申请书”查看！

2022上海低保金申请书社区居民委员会：

我今年63岁，家住兴华路__号，平房(23平米)，与妻子离异，现独自生活，身体长期有病，不能干重体力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靠亲属救济勉强糊口，年收入不足_元，生活异常艰难，当我听说还能够向社区申请低保，我十分高兴，本来已绝望的心又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看到了一线黎明的曙光。为此，特向广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低保。我也想靠自我的双手，但身体状况、家庭的窘困、生活的艰难，如今只能让我命悬一线，期望社区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此致

敬礼!

申请人：haoword

__年__月__日

2022上海低保金申请条件一、上海城市低保申请条件

1、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村)民。

2、领取失业救济金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3、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收入仍低于保障标准的居民。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优待的，其抚恤金、定补款不计入家庭收入。

二、上海农村低保申请条件

1、持有本县农业居民户口;

2、居住在农村村组，家庭承包土地的农村居民;

3、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年纯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具体询问当地民政部门)。

2022上海低保金申请材料1、书面申请书;

2、家庭成员的户口簿;

3、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合影;

4、土地、山林、水面承包合同或证明;

5、外出务工人员收入证明;

6、离异家庭涉及有赡、扶、抚养关系的应提供离婚证明;

7、非农户人员的家庭，应提供非农户口人员的收入证明;

8、对劳动能力有争议的，需提供有效健康证明;

9、残疾人提供残疾证。

2022上海低保金申请流程1、申请对象向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提供有关材料、填写申请表;

2、街道、乡镇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调查核实申请人的填报情况;

3、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作审批决定。

决定批准的，报区县民政部门备案并通知申请人;对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批准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由管理审批机构采取适当形式予以公布;

5、从批准之月起发放低保金。

救济申请书篇2

关键词：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公示催告/票据诉讼

由于各国的票据法律制度传统不同，因而，对票据丧失后的司法救济制度也不尽相同。从各国的立法例看，对丧失票据的司法救济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公示催告程序，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实现对丧失票据的持票人（以下简称“失票人”）权利的救济；另一个途径则是通过失票人直接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实现对失票人票据权利的司法保护。从各国的票据立法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多采用第一种方法——即通过公示催告程序的途径来完成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而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则比较多地直接用诉讼的方式来对丧失票据进行司法救济。

在我国《票据法》中，除保留我国的商业习惯，即规定了挂失止付这种非司法救济的方法外，还兼收并蓄同时规定了公示催告和诉讼两种方法。但是，由于我国《票据法》只是在第15条第三款对公示催告和诉讼这两种司法救济方法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对票据的公示催告程序有专门的规定，但不尽完善，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为了实现对丧失票据的正当持票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充实和完善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制度十分必要。本文就是想通过对票据丧失及其法律后果的分析，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对完善我国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提出具体的建议，以其对我们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并能对促进相关的立法产生有益的影响。

一、票据丧失及其法律后果

各国票据法虽然对“票据丧失”一词都有所规定，[1]但由于它们对“票据丧失”一词的具体含义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无论在票据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什么是“票据丧失”的理解都还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票据丧失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情况。它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票据的绝对丧失，是指票据作为一种实物形态已经不复存在，而使持票人无法对其实施占有的情形，如因焚烧、撕毁以及严重涂损而毁灭等。票据的相对丧失，是指票据作为一种实物还可能现实存在，但持票人无放弃票据权利的意思而失去对票据占有的情形，如票据的遗失、被盗、被抢等等。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票据丧失往往大量地表现为票据的相对丧失。对于票据的绝对丧失，通常认为这应当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持票人丧失了对票据的占有，但不能确定是票据的绝对丧失还是票据的相对丧失，则应当推定为票据的相对丧失，这样才更有利于保护持票人的权益。

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措施是针对因票据丧失而使持票人无法行使票据权利，防止票据权利人因票据丧失而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设置的。因此，票据的有效性自然就是票据丧失构成的前提，也就是说，构成票据丧失的“票据”必须是有效票据。票据丧失的一般构成要件除了票据的有效性这一当然性前提要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要件：

1．票据必须脱离持票人的占有。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票据占有应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两种情况：直接占有是指事实上占有票据的状态。[2]在直接占有票据的情况下，持票人就是票据权利人，当发生票据丧失的情形，持票人即票据权利人自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济。

间接占有是指原持票人出于自己的本意将票据交付他人直接占有，但依法仍享有票据权利的状态。[3]发生间接占有的情况通常是基于非背书转让的原因，比如票据权利人通过委托收款背书而脱离对票据占有或者票据权利人通过质押背书而实际上不占有票据等。在间接占有的情况下，由于直接占有票据者并不是票据权利人，如果发生票据丧失的情形，一旦持票人不采取补救措施，那么，直接承受利益损害风险的是票据权利人，因此，法律应当给予票据权利人采取适当救济措施的权利。

由此可见，无论是票据的直接占有人还是间接占有人，一旦发生票据丧失，其都应当属于这里所称的失票人范围。[4]

2．丧失票据非出于持票人的真实意愿。如果是合法持票人自愿主动放弃或转让该票据，则该行为将对持票人产生票据权利消灭或转让的积极法律后果。受票人由此而获取的票据权利将受法律的保护，而不可能存在对原持票人的权利救济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因受欺诈而丧失票据是否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对此还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因受欺诈而丧失票据的情形，尽管原持票人表面上是出于自愿交出票据，但实际是因被误导和蒙蔽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形式上、假意的自愿，而非真实愿望的表达，我们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意思表示。所以，受欺诈而导致的票据丧失依然有权得到法律救济。[5]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持票人在票据上形式完整地进行了票据记载并交付票据，之后却又要以自己是受欺诈、非自愿交出票据为由进行所谓的救济，那么，票据的安全性在哪？票据的流通性又该如何实现？

3．失票人对票据的占有应当是合法的占有。因为，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个违法的票据持有人能够运用失票救济制度来主张其本来就是非法的利益。也就是说，持票人应当对丧失票据的占有具有正当性。所以，我们这里说“持票人”，指的是正当持票人，亦即持有票据的票据权利人。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失票人宜从宽理解，而不应以票据权利人为限。[6]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义务人或有资格对票据付款的票据关系人丧失票据的可能性也存在，因丧失票据也会遭致损失，比如出票人签发票据后、交付收款人前丧失了票据，按照票据行为的有效要件，该出票行为因欠缺交付而尚未完成，但从票面上无法得知该票据交付与否，出票人因此可能蒙受损失；又比如汇票承兑人或支票付款人，对票据付款后，尚未在收回的票据上记载“收讫”、“已付款”等字样时丧失了票据，该票据一旦再落入善意持票人，该付款人有可能得重复付款。[7]笔者认为，对此种观点是值得借鉴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有在同时具备上述要件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可接受司法救济的票据丧失情形，否则就可能构成“伪造票据丧失行为”而受到法律的追究。[8]

二、关于我国公示催告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9]从前一种意义上讲，公示催告，是法院根据丧失票据持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法律后果的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公示催告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10]从设立公示催告程序（制度）的目的看，它就是要通过公示以及除权判决这种方式，对票据与行使票据权利进行阻隔，以使失票人不会因此受到利益的损害，进而实现对所有票据利害关系人的公平保护。完善公示催告程序（制度）对于确保失票人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公示催告程序，但由于立法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实施《民事诉讼法》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的公示催告制度已存在严重缺失，对此必须予以充实和完善。

1．适用公示催告的票据范围应当充实。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3条第一款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适用本章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公示催告适用票据的范围只限于“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那么，哪些是“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呢？对此，我国《票据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直接地予以确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票据法的理论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明确的。首先，票据背书转让的目的是移转票据权利，因此，被背书的票据必须是有效票据。所以，票据记载有瑕疵而不生票据效力的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其次，票据转让分为交付转让和背书转让两种，记名票据和指示票据需背书转让，无记名票据（空白票据的一种）得交付转让。因此，无记名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第三，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二款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因此，出票时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第四，我国《票据法》第36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因此，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的票据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第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27条规定：“票据可以背书转让，但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不得背书转让”，因此，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除上述票据之外的票据都属于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这些票据丧失后都可以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公示催告。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票据法》的立法缺失，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于空白票据和期后背书之票据丧失后，能否申请公示催告的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甚至造成司法上的混乱。

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的票据既然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因此，对“期后背书之票据丧失不能适用公示催告”这一答案本来应当是相当确定的。但是，我国《票据法》第36条的规定，却给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我国《票据法》第36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很明显，这是一项前后矛盾的条款。法律既然已经禁止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票据进行背书转让，为何背书人为背书转让却又要承担票据责任？这是否意味着期后背书的被背书人（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因此可以“受让”票据权利？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既然可以通过期后背书而享有票据权利，那么，法律对期后背书的禁止性规定还有何意义？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既然享有票据权利，为何在其丧失票后又不能申请公示催告呢？这样的魔咒谁能解得开？！所以，有学者建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还是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明确期后背书仅取得一般债权让与的效力为好。[11]

2．基于票据丧失而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应予完善。

依据《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丧失时，有权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仅限于票据丧失前的最后持有人。但是，该“最后持有人”是票据丧失前最后的正当持有人，即最后的票据权利人，还是泛指丧失票据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如果是泛指丧失票据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那么，就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怪现象：甲持有某票据，但票据背书上记载的受让人为乙，甲对该票据并不享有权利，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现行规定，在持有人甲丧失票据的情况下，权利人乙却并不享有公示催告申请权。亦即当票据持有人与票据权利人不一致时，票据权利人反而无权申请公示催告。[12]所以，笔者建议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58条关于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规定：“无记名证券或空白背书之指示证券，得由最后之持有人为公示催告之申请。”“前项以外之证券，得由能据证券主张权利之人为公示催告之申请。”

如前所述，签发了票据但未交付票据与受款人的出票人，以及已为票据付款但尚未在收回的票据上记载“收讫”、“已付款”等字样的汇票承兑人或支票付款人等义务人或有资格对票据付款的票据关系人，由于他们将上述票据丧失，也可能对其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将这些人列入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范围也有正当性。

3．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应当修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条规定从保护失票人的利益考虑并不错误，然而，这条规定显然是没有考虑到公示催告期间善意取得票据的现持票人的权利，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不恰当的。

在票据丧失补救制度中，失票人和利害关系人（通常是现持票人）站在对立面。法律究竟要保护谁，应考虑票据的性质、考虑交易秩序的安全和社会正义。公示催告的目的是催促与票据有利害关系的人来申报权利，至于是否保护该利害关系人，应取决于其在取得该票据时对票据丧失是否知情或者应否知情，而不应该取决于其取得票据的时间是在公告期内还是公告期外（除权判决前）。[13]这种不分行为人主观的善恶，绝对地将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都归于无效，这不仅违背了票据无因性和流通性这些根本属性，而且也是违背《民事诉讼法》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基本原则的。

4．对除权判决的效力应当重新认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7条规定：“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233条也规定：“判决生效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乍一看，这一些规定似乎非常合理，因为公示催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使票据权利与原来的票据分离，进而重新获取行使票据权利的依据。除权判决是即时生效的判决，当事人无权对除权判决进行上诉，所以，“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的规定自然是在法理和情理之中。然而，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果除权判决生效的时间早于票据上实际记载的付款时间，那么，票据付款人是否可以“期限未届至”为由主张抗辩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上述条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33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票据付款人并不享有抗辩权，判决生效后，付款人即负有付款义务。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票据不丧失的情况下，持票人于票据到期日前请求付款时，通常会遭到付款人的抗辩；而在其丧失了票据的情况下，反倒可以根据除权判决提前实现其票据权利。这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吗？！其实，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除权判决所载的权利也仅能等同于而不应优于原票据上记载的权利。[14]因此，修正这种缺乏公平、公正基础的法律条文是势在必行的。

5．应当确立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及其程序。

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无人申报权利，或者有人申报但被驳回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宣告票据无效的除权判决。这是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因为只有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才能使申请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与该丧失的票据相分离，申请人才可以在不占有票据的情况下主张该票据所记载的权利。

然而，除权判决的作出，仅仅是根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的申请和无人申报权利的事实，推定该申请人为票据权利人的。但是，这种推定完全有可能与事实不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利害关系人因正当事由的耽误而未能在除权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了如何恢复利害关系人的票据权利，为其提供法律救济的问题。为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8条明确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但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该“”的性质，因而也引起了学理界的不同解读。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撤销之诉”，[15]是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法院及时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但也有的学者却将其解读为是一种“另行”制度，[16]是利害关系人不直接针对除权判决本身而提起的独立诉讼。[17]如果这果然是一种“另行”的情况，那显然与我们的立法目的是相悖的，因为这不仅不利于当事人的权益保护，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两个判决，损害司法程序的严肃性。[18]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将其表述为：“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

6．应当完善对权利申报的处置程序。

公示催告的目的在于催促利害关系人来申报权利。如果有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报了权利，那么，法院应当如何处置呢？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230条、第231条有相应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利申报处置程序包括：（1）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或者在申报期届满后，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付款人；（2）人民法院应通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察看该票据；（3）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4）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客观地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权利申报处置程序的规定是比较完备的，而且，也是具有操作性的。然而，这些规定也仅仅停留在“公示催告”的程序意义上，它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法院对申请人和申报人之间的争执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如果有人持票向该票据的付款人或者付款人请求付款，那么，该票据的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是否付款？在这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空白时间内，在没有证据证明持票人是非善意持票人的情况下，被请求付款人如果拒绝付款，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不拒绝，公示催告程序虽然“催来”了利害关系人，但却“摧毁”了失票人的希望。[19]对于如此状况应当引起法律界的关注。

注释:

[1] 《日本票据法》第94条，《英国票据法》第69条，原《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804条，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l8条和第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5条第一款。

[2]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oo年第6期。

[3] 同上。

[4] 同上。

[5] 自广亮：《票据的丧失与救济制度浅析》

[6]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7]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8] 卞杰、张水萍：《伪造票据丧失行为初探》

[9]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10]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11] 沈颖：《完善我国公示催告制度之路径》

[12]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13]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oo年第6期。

[14]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15]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o0年第6期。

[16]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救济申请书篇3

一、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确立

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分子，他在执行公务时，代表所在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形成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在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公务员并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没有独立的法律利益，当然也无需救济制度的保护。但是，公务员在与所在行政机关或政府间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上，却是独立的主体，具有独立的法律利益。这种法律关系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一样具有不平等性，即公务员作为被管理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行政机关以单方面意思表示所作的任何人事行政行为对公务员都具有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而这种人事行政行为并非都是合法、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事行政救济制度，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了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重要性。1957年10月26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奖惩暂行规定》），确立了公务员不服行政处分的救济制度。《奖惩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所受纪律处分不服的时候，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向处理机关要求复议，并且有权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国家行政机关对于受处分人的申诉，应该认真处理。对于受处分人给上级机关的申诉书，必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但是在复议或者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这个规定至今仍然有效。但是，《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是行政处分行为，不包括其他人事行政行为。并且，由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法制的践踏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我国在人事行政管理领域的高压政策和人治，使得我国仅有的人事行政处分救济制度也缺乏必要的法制基础和民主氛围，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形同虚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制定行政诉讼法使行政管理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和制定公务员法使人事行政管理逐渐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努力目标。这就为我国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990年1月1日《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和1991年1月1日《行政复议条例》的施行，终于确立了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过去，我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只能通过政治途径，即依靠党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来实现救济，而现在就可以通过法律机制，即可以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控告和揭发等政治权利，正逐渐成为其切实可行的复议和诉讼的法律权利。尽管《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未把人事行政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政救济制度中来，却促使国家将人事制度的完善问题及早提上议事日程，为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推动了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

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了《行政监察条例》。 该条例再次肯定了《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对行政

处分的救济制度，并有所发展，即规定了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的行政救济。1993年10月1日，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施行。该条例第16章规定，涉及特定公务员权利义务的人事行政行为，都可受行政救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至此，我国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才得以真正确立。

二、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

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是指依法可受行政救济的人事行政行为的范围。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可请求行政救济的具体人事行政行为有两类：

1.人事行政处理决定

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特定公务员的权利义务所作的单方、要式人事行政行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都可以依法请求行政救济。根据该条例的规定，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有以下几种：

（1）确定公务员级别方面的决定；

（2）录用公务员方面的决定（例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对新录用的公务员安排到基层工作的决定，行政机关对新录用的公务员经试用后是否合格的决定）；

（3）考核（如年度考核结果的决定）、奖励（如对奖励等级不服等）与行政处分方面的决定（包括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及为作出行政处分而采取的措施）；职务升降与职务任免方面的决定；交流方面的决定，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方面的决定；回避方面的决定；工资 保险福利方面的决定；辞职辞退和退休方面的决定；其他人事行政处理决定（如关于收受礼品方面的决定，财产申报方面的决定等）。

2.人事行政侵权行为

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一般是指非法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人事行政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也往往是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但是，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侵权已有相应的救济形式，并不按人事行政侵权行为进行救济。因此，这里的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特指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运用职权，以非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形式，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非要式单方行政行为。它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作为的人事行政侵权，是指积极、主动实施的人事行政行为，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行政机关首长对公务员的打击报复，在晋升时向公务员索贿等，都是作为形式的侵权。不作为的人事行政侵权，是指对一定行为的抑制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当确定公务员的级别却不予确定，试用期届满却不作出相应的决定，应予奖励却不予奖励等，都是不作为形式的侵权。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2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请求行政救济。这就是说，国家公务员对侵犯其职务关系上合法权益的任何具体人事行政行为，除依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规定申请救济外，都可依这一规定请求救济。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弥补了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救济规定的不足，把具体人事行政行为都纳入了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并杜绝了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利用非书面决定形式规避人事行政救济的可能，从而具有重要意义。

三、人事行政救济的程序

《奖惩暂行规定》、《行政监察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人事行政救济的程序作了一定的规定。

1.公务员应向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务员对具体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只能向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救济。（1）公务员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的人事部门申请救济。（2）公务员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请救济。（3）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政监察条例》都规定，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但是，《奖惩暂行规定》却规定，公务员除可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以外，也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由于《奖惩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比上述两个条例高，该两条例的规定并不能否定公务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的规定。因此，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或建议的监察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可以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对在作出行政处分决定前所采取的停职检查等措施不服的，是向人事行政处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还是向行政处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有关规定并不明确。笔者认为，这类措施与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属于行政处分方面的决定，应向行政处分决定救济的机关申请救济。

2.公务员申请救济的期限

申请救济的期限，是指公务员不服具体人事行政行为有权申请救济的时间限制。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请救济的，公务员就不能再申请救济了，即使申请了也不会被受理，而只能按一般案件处理。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促使公务员及时行使救济申请权，避免有关机关处理人事行政救济案件因时间久远而难以取证的麻烦。

（1 ）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包括行政处分决定）申请救济的期限为30日，即公务员从收到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书的次日起30日内有权申请救济。

（2）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申请救济的期限，《行政监察条例》规定为15日，即从收到监察决定书和监察建议书的次日起15日内有权申请救济。笔者认为，监察建议和监察决定属于行政处分方面的决定。这样，《行政监察条例》的这一规定，就与《奖惩暂行规定》所规定的申请救济期限为一个月相抵触了，自然应以《奖惩暂行规定》的规定为准。即使不把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视为行政处分决定，而将其视为一般的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的规定并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对其申请救济的期限也是30日。

（3）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目前尚无规定。今后在加以规定时，按我国立法惯例，应按公务员从知道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期限，并应比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申请救济期限长。在目前，公务员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从知道该行为之日起计算，也不应少于30日。

3.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

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作出了明文规定。公务员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不服，请求原处理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核”；请求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救济的，称“申诉”。公务员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向原处分机关请求救济的，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称“要求复议”，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称“申请复核”；向上级机关或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称“申诉”。根据《行政监察条例》，对监察决定不服，请求作出监察决定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请求上一级监察机关再次救济的，称“申请复核”。根据该条例，对监察建议不服请求作出建议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提出异议”。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请求救济的，称“控告”。笔者认为，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务员请求人事行政救济名称的规定，过于繁琐，也太混乱，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应尽早予以统一，可采用人们已比较熟悉也易于接受的“申请复议”这个名称。

4.人事行政救济案件的处理

目前，我国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政救济案件，已有比较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

（1）对不服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根据《行政监察条例》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决定案件的复审决定，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公务员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根据该条第3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应当在15 日内给以回复；对回复仍然不服的，由监察机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处理。

（2）对不服主管部门行政处分的案件向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应由与原处分机关同一级别的监察机关管辖。监察机关经复审认为原行政处分决定正确的，应予维持；认为原行政处分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原决定机关变更或者撤销，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对这类人事行政救济案件的处理，监察部于1991年11月30日的《监察机关处理不服行政处分申诉的办法》，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3）对不服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的案件，监察机关应根据《奖惩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政监察条例》等的规定进行审理。对实施人事行政侵权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监察机关应作出监察决定或监察建议；对受侵害的公务员，监察机关应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的规定，并参照《行政监察条例》第24条第2、3项的规定予以补救。

除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政救济案件以外，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对人事行政救济案件应如何处理，我国目前尚无具体规定。

四、人事行政赔偿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人事行政赔偿制度。以往，我国虽有冤、假、错案和恢复名誉的做法，对受害人在经济上也给予一定的弥补，但却没有将其法律化、制度化，并不是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并不是公务员可以主动请求的，而是作为政治任务以“运动”形式进行的政策性补偿。因此，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在纠正违法或不当人事行政行为的问题上，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其次，这一规定表明，人事行政赔偿是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它表明，人事行政救济不仅仅在于撤销或变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政行为，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追究政纪责任，而且还要求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对此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即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该损失。只有这样，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和整个人事行政救济制度，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如果这种手段和人事行政救济这种法律机制，不能使公务员受侵害的合法权益得到赔偿，那么救济申请权将成为开给公务员的空头支票，人事行政救济制度也只不过是一种法律摆设。因此，尽管上述第84条对人事行政赔偿只作出简单地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政赔偿来说只有该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但它对我国人事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我国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却有特殊的价值和贡献。

五、完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建议

我国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无疑有待完善。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人事行政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政救济制度中来。

1.适用《行政复议条例》

人事行政纠纷有其特殊性，人事行政救济有其相对独立性，因此法律法规相应地作出了特殊规定，如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管辖和申请期限等。但是，人事行政纠纷与外部行政纠纷、人事行政救济与行政复议间的共性更多于其个性或差异性。例如，《行政复议条例》关于复议原则、参加人、申请与受理、审理与决定、期间与送达的规定，对人事行政救济也是适合的。因此，除法律、法规已有明文规定者外，笔者认为人事行政救济可以适用《行政复议条例》的统一规定。当然这需要由立法加以确认。

2.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对人事行政行为是否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各国有不同的规定。在日本，根据《日本公务员法》第90条的规定，公务员对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的，不能向法院提讼、请求司法审查。但在美国，公务员对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经向考绩制度保护委员会申诉后，可依《美国法典》第7703条的规定向法院提讼，请求司法审查。在法国，公务员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人事行政行为，都能以越权之诉向行政法院请求撤销。笔者认为，把具体人事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对人事行政救济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在我国也是可行的，也有利于公正、有效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使法治深入人事行政管理。

救济申请书篇4

一、案外人权益受侵害的案件类型

（一）侵害案外人物权类

［案例1］2007年10月，王×在其与楼×离婚诉讼中，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达到独享夫妻共同财产两间营业房的目的，找到朋友汤××帮忙，由王出具52万元的虚假借条给汤××，汤即凭此借条提起虚假诉讼，王、汤二人随即在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汤××依据该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以上述两间营业房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在办理过户手续时，被楼×发现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2008年7月，检察机关向受案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建议对此案进行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再审，后撤销了原调解书。

［案例2］武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与武汉××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公司）借款纠纷一案，在法院受理该诉讼前，武汉市工商局已撤销发展公司有关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并就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置业公司明知此事实，但双方仍以已被撤销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名义进行诉讼。由于上述被撤销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与置业公司利益一致，双方迅速达成调解，被撤销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以发展公司名义以其二宗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案件执行过程中，发展公司合法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提出案外人异议，后以调解书内容非发展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申请再审，该案进入再审程序并撤销原调解书。

（二）侵害案外人债权类

［案例3］被告徐×与台州市××灯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其房屋被依法拍卖。为拿回部分执行款，2007年底至2008年9月，徐×与翁×串通，伪造了向翁×借款160万余元的借条，并提讼，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08年下半年，徐×又伪造了向陈×借款83万元的借条，并冒充陈×的朋友委托法律工作者冯×提讼，双方亦达成调解协议。上述两起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案外人对两份调解书均提出异议。该院经再审审查，发现涉嫌虚假诉讼，遂移送公安侦查。两被告人先后被抓获，并交代了虚假诉讼的事实。后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撤销原调解书。 2010年人民法院以妨害作证罪判处被告人徐×有期徒刑1年4个月，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翁×有期徒刑10个月。

［案例4］陈××因借款300多万元被人民法院冻结资产223万余元，为达到参与分配该冻结款项的目的，陈××从3名亲戚处骗取身份证复印件，私刻3人印章，伪造了向该3人借款80余万元的借条，同时以3人名义委托律师潘×将自己诉至法院。其后潘×代表3人与被告陈××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院在执行中发现，3原告竟对此毫不知情，经调查核实发现3案属虚假诉讼。后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撤销原调解书。 2009年人民法院对制造3起虚假诉讼的陈××作出司法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0元的处罚决定。

二、现行《民事诉讼法》提供的救济途径

（一）案外人提出异议

如案例2、案例3，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再审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对原调解书提出案外人异议，请求排除执行,由执行机构先行审查,避免进入一旦提出异议就必须另行提讼的繁琐程序。如果执行法院认为案外人异议成立，即作出对争议标的物的中止执行裁定,案外人则无申请再审必要。对于案外人异议被裁定驳回的,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案外人无从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对确有错误的原裁判予以救济,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规定申请再审,法院经再审审查，发现涉嫌虚假诉讼，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决定进入再审程序。

（二）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对于案外人未在执行程序中提出异议的,如案例4，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申请执行案件系恶意提起的虚假诉讼的，应当主动依职权提起再审，撤销原调解书。

（三）案外人向检察机关申诉提起再审

如案例1,案外人在提出虚假诉讼当事人办理物权移转登记时，没有提出异议，而是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执行法院经再审，撤销原调解书。

三、有关案外人救济主要争议的问题

比较法上,案外人救济制度除了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以外，还包括案外人撤销之诉或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国、意大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对此都有规定，但其内涵不尽相同。如意大利赋予案外人可以向原审法院提请重新审判的申请再审权利，法国民诉法规定的案外人撤销之诉，不仅可以向原审法院也可以向其他法院提请。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案外人撤销之诉是通过上诉程序提出，台湾地区民诉法设立了独立的案外人撤销之诉,不依赖于此前的任何程序。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如何完善我国的案外人救济制度，也存在两种主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设立独立的案外人撤销之诉,作为保护案外第三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对于原判决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并不产生影响,这样可减少再审程序的启动，减少对既判力的突破，有利于维护原判决所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此外，由于案外人未参与到他人的诉讼中去，没有进行辩论和陈述，没有一审、二审，何来申请“再审”？就案外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条件主张为：第一，案外人与生效裁判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二，非因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第三，没有其他法定程序可以请求救济。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了案外人的利益，就应当给案外人提供救济的渠道。当执行标的物的归属已经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时，只有除去法律文书的效力，才能够为案外人提供有效的救济，所以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是必要的。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民事再审解释》第5条第1款已经对此作出规定，只要为立法所吸纳就可以解决实践当中突出的问题。同时，将案外人申请再审的事由明确为：第一，案外人应为原审必要共同诉讼人的；第二，案外人对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侵害案外人利益的；第四，当事人故意隐瞒重大事实，侵害案外人利益的；第五，当事人假冒案外人名义提起或者参加诉讼的。

四、有关案外人救济的立法建议

救济申请书篇5

【关键词】违法执行行为；执行复议；制度构建

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执行实践中难免会出现执行人员违反法律规定、违法或不当实施执行或者拖延执行、消极执行等现象。对此，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未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任何法定的救济方法和途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专门规定了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制度，明确赋予当事人和有关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强制执行理论上所说的“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相比这一规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我国执行救济法律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针对过去执行违法行为无法定救济措施而制定的，其目的是给予执行当事人一个合法的救济渠道，对执行权力的正常行使、防止执行权力的滥用而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由于无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来支持，实践中法院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往往也比较随意，致使这种救济制度变得苍白无力，而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这样就使当事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鉴于此，本文针对执行复议制度在执行程序中的如何得到有效落实完善的问题，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关于审查执行复议的组织和方式

《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是具体由上一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还是由执行机构之外的业务庭室负责复议不明确。鉴于审执分离的原则，以及目前执行机构基本上也实行了执行权、裁决权分离的工作机制，加之，执行复议制度属于程序性的一种救济措施，故笔者认为，在遵照“裁者不执，执者不裁”的原则下，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专门负责裁决的合议庭从事审理复议的工作为宜。具体在执行当中，可以由上一级人民法院的立案部门在收到申请复议材料和案卷之日起三日内立案并移交本院的执行审查机构。复议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执行审查机构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不需要召开听证会的，可以迳行裁定。合议庭认为需要召开听证会进行审查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二、关于执行复议的提起和形式

对于复议程序的提起或者启动，应当完全实行当事人主义原则，或者讲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若当事人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无异议，上一级法院不得主动启动复议程序。若当事人不服执行法院作出的裁定，应当先提出异议，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异议裁定不服的才能申请复议，而且需在法定期限内即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通过执行法院或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直接向上级法院提出复议申请的，上级法院接到复议申请书，由立案庭立案后移送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应当在五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其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执行法院，要求其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书以及相关证据，执行法院接到执行复议通知，五日内写出书面意见书，一并将该案件执行材料寄送上级法院立案庭立案移送执行机构审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直接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复议申请，五日内写出书面意见书，一并将该案件执行材料寄送上级法院立案庭。逾期则视为放弃复议权。因为第202条规定的申请复议期间为不变期间，不能任意改变。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限，是否准许，由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三、关于执行复议的范围

上级法院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复议申请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书面审查，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超出执行异议请求范围之外的复议请求，法院应不予处理。对审查复议所提供的证据，一般应当是在执行法院作出裁定之前已经提供的证据。需要对原证据重新审查或者当事人提出新证据的，应当举行听证，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上级法院宜在三十日内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复议申请作出裁定，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下级法院的裁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复议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复议申请。

四、关于复议裁定的法律效果

对于复议审查程序，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为防止当事人滥用复议申请权，应建立复议结论终结化制度。即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是终结的裁定，当事人不得再对此提出复议。因而，笔者认为，在复议裁定书中必须叙明，本裁定为终局裁定，即一经送达立即发生法律效力，交代不可再申请复议的法律后果。

五、关于审查复议的期限

对于复议审查的期限，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鉴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案件相对复杂，执行行为发生错误后，如果不及时纠正，将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复议申请的审查应迅速、及时。笔者认为，为体现执行的效率、采取措施的及时性，对复议期限不宜太长，但避免复议太了草，也不宜太短。因而，为充分体现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同时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量减少案件不必要的拖延，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复议申请的案件，应当有期限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宜在上级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起一个月内结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应当报院长批准。也就是说，上一级法院复议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六、复议审查期间是否停止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对采取的执行措施在执行复议期间是否停止执行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本条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异议的目的，在于及时纠正违法和不当的执行行为，及时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在异议审查期间，强制执行一律不许停止，一旦执行完毕，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将无从纠正，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也可能因此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害，执行救济制度的目的也无从达成。同时，出于为了防止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滥用执行复议权以图拖延执行程序的考虑，因此，笔者主张，在复议审查期间，上级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暂时停止执行。基于保护申请执行的债权人考虑，在复议审查期间，原则上不应停止执行，一般来说，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不宜停止，但处分性措施原则上应当停止。但必要时也可以在责令提供确实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停止执行，对方提供确实有效担保申请继续执行的，也可以继续执行。如果认为执行法院的裁定明显错误或不停止执行可能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的，上级法院在复议期间，也可以书面通知执行法院停止执行。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民事执行实际上是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途径。因此，在追求效率价值的同时，要防止民事执行权的不正当行使，并为执行中受到不法侵害的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民诉法修改以后建立的执行复议制度实施三年多来，执行复议制度对保障执行案件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法院受理的复议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全国各级法院也积极地对执行复议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探索，但终因执行复议制度条款的规定颇为简单，实践中缺少统一的操作措施，导致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在执行实务工作中对其不断地进行充实、不断完善。如果再加以一些可操作性的内容，就可以有效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法来强化对执行权行使的监督制约，亦使执行复议制度在执行实践中能得到更好的完善发展，最终共同为破解执行难问题而创造完善的法制基础。

参考文献

[1]童兆洪.民事强制执行新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2]赵晋山.明确规定对违法执行行为的异议权[N].人民法院报,2007-12-21.

[3]王飞鸿,赵晋山.民事诉讼法执行篇修改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08(1):6.

[4]肖建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篇修改的若干问题探讨[J].法律适用,2008(4):21.

作者简介：

救济申请书篇6

申请人：xx

申请事项：依法申请缓交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诉 继承纠纷一案，贵院以依法受理，申请人已年逾七十，无生活来源，并且申请人身患多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预交诉讼费确有困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司法救助申请，请于批准申请人缓交诉讼费。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xx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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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申请书篇7

城镇低保申请书范文一：

广场社区居民委员会：

我现年50岁，家住振兴路、农林巷XX号，平房（34平米），与妻子离异，现独自生活，身体长期有病，不能干重体力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靠亲属救济勉强糊口，年收入不足200元，生活异常艰难，当我听说还可以向社区申请低保，我非常高兴，本来已绝望的心又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看到了一线黎明的曙光。为此，特向广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低保。

我也想靠自己的双手不给党和政府增加负担，但身体状况、家庭的窘困、生活的艰难，如今只能让我命悬一线，希望广场社区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城镇低保申请书范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

女儿现在成都上大二，每年一万余元的学费是通过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够了，交上了学费，全都是向亲戚借来的，邻里亲戚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后，现在都不愿借钱给我们，我真不知道下一学期还有没有有钱送他们上学。前一阵子，我找了一份帮小区扫地的300元/月的工作，当时非常高兴，可当听说我有病之后，两天后他们就把我辞掉了，我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尚未成人的儿女要抚养，全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让我非常的揪心，不知道明天的路在何方。

幸好，我听说我们的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低保，我异常的高兴，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看到了一线黎明的曙光，可以救我们的家庭于水火。于是商量之后，我夫妇二人特向您们申请低保，以度过目前的艰难时日。

理由相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相信伟大的政府会给我们解决实际困难，解决我们的生活危机，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年 月 日

救济申请书篇8

一、城乡统筹，低收入认定覆盖全域成都。为切实解决城乡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教育、医疗、临时困难问题，全面推进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结合我开展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战略，2010年8月我民政、公安、工商、住房等10个部门联合出台了《成都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一是确定了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家庭收入和财产的核定、低收入家庭认定的相关要求等，规范了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二是不仅对城低收入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核对，还对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和财产进行核对，实现低收入认定的城乡全覆盖。

二、分类定标，与救助体系建设无缝衔接。2005年开始，我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救助工作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以帮困助学、帮困助医、帮困建房三大救助为配套，其他专项救助、临时救助和社会帮扶为补充，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在“吃、穿、住、医、学”等方面基本需求。结合我救助体系建设，我低收入认定暂行办法提出了分类定标的低收入认定方式，即根据不同的救助需求，制定不同的救助标准。民政部门负责核对收入，相关救助部门按照职责要求，对符合相关救助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实施分类救助。分类定标的认定方式，实现了与原有救助工作的无缝衔接。

三、强化支撑，信息技术成为核收利器。2010年，我依托成都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平台新建了成都城乡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定信息系统，并和相关业务部门建立数据交换，实现数据共享，摆脱了以往完全依赖人工入户调查、取证的传统核收模式，成为我核收利器。自该信息系统于2010年11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已与房管局比对28万余条住房信息，与公积金管理中心比对29万余条公积金信息，与人保局比对26万余条社保信息。通过信息比对，可以迅速了解申请社会救助家庭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信息，掌握该家庭的收入和财产状况。从系统运行的情况看，效果非常好，大大提高了核收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减少了基层收入核实工作的压力。今年我还将依托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信息平台再建三条数据比对线，实现与工商局、地税局、车管所数据共享。

救济申请书篇9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应急救助，是各级政府对在生活中遇到突发性困难的城乡居民，给予一次性救助的社会救济制度。

第三条应急救助要坚持属地管理、适度救助、公平公正和以自救、互助为主，政府一次性救助为辅的原则。政府救助的重点是发生突发性困难后，靠自身力量和互助互济仍不能在短期内恢复和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居民。

第四条在各级政府领导下，民政部门负责应急救助的审批与管理，并会同财政部门负责应急救助资金的筹集与管理。应急救助工作接受有关部门的依法监督。

第五条凡户籍在我市并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居住的城乡居民家庭，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应急救助：

（一）在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重大疾病救助、就学援助、住房救助、采暖费减免、农村灾民救济等项社会救助政策后，家庭又遇突发性灾害损失或其他特殊困难危及基本生活的；

（二）虽未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但家庭遇有突发性灾害损失或存在其他特殊生活困难，造成生活一时难以维计，使实际生活水平降至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的；

（三）在特定时期，由政府指定对某些特殊困难群体给予应急救助的。

第六条为了体现应急救助的合理公正，使有限的救助资金发挥出最大效能，对虽遭遇突发性灾害损失或其他特殊困难，但自身有能力维持基本生活的，原则上不能享受政府的应急救助。

第七条应急救助的款物数额要根据居民遭受突发性灾害影响基本生活的程度，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原则上要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适应。城乡生活困难居民享受应急救助后，其实际生活水平不应高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八条应急救助要针对居民家庭的实际需求，采取以现金为主、款物结合的方式实施。一般情况下，对同一家庭实施应急救助的时间间隔，须在3个月以上。

第九条城乡生活困难居民申请应急救助的，以家庭为单位向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人户分离，在暂住地居住1年以下的，携暂住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出具的暂住证明，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提出申请；在暂住地居住1年以上的，携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出具的户籍证明，向暂住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提出申请。

第十条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接到应急救助申请后，应委托申请者所在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在听取申请者的陈述后，核实其家庭生活状况，组织群众评议，并将评议结果予以张榜公布。3日内无异议上报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审核。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根据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评议结果进行初审核实，符合应急救助条件的填写《*市城乡生活困难居民应急救助申请审批表》并签署意见，报县（市）、区民政局审批。不符合应急救助条件的，以适当的方式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

一般情况下，应急救助管理审批部门，应在申请者递交申请后的7个工作日内，办结审批手续。

应急救助实行一次性申请审批制度。

第十一条申请者在申请应急救助时，应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申请书；

（二）户籍证明；

（三）各种社会救助政策兑现情况；

（四）家庭收入状况证明；

（五）根据申请理由提供相关的证明；

（六）上次享受应急救助的情况（时间、款物数量）。

第十二条应急救助款物的发放工作由县（市）、区民政局组织实施，也可委托街道办事处、乡（镇）民政办发放。应急救助的款物要在批准后的3日内予以兑现，并责成申请者所在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张榜公布。

第十三条应急救助所需资金采取以吸收社会捐赠款物为主，各级政府每年安排一定数额资金为辅的方式筹集，建立应急救助基金，市财政每年从市本级福利公益金收入中安排一部分资金，对困难地区予以适当补助。

第十四条各级财政、民政部门要将应急救助资金列入社会保障资金专户，专款专用。各级民政部门要按规定向上级民政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资金使用情况及决算报告。

救济申请书篇10

票据之丧失，指票据权利人在违反自己意思之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这一概念包含这样两个构成要素：票据的丧失是违反票据权利人本身意思的，票据权利人已丧失票据之占有。对这两个构成要件分述如下：

（1）违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指票据权利人本身没有丧失票据权利的意思而票据事实上丧失。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票据权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如遗失，被盗：票据权利人有意识但无力抗拒情形下丧失票据之占有，如强夺，抢劫。

（2）丧失占有：占有，指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之状态。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的状态，包括票据权利人自己支配票据以及排除他人支配票据，同时时间上必须具有连续性。丧失占有，即票据权利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和控制，包括丧失对票据的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两种情形。

票据丧失包括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情况。绝对丧失又称票据的灭失，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外观上已不再表现为一张完整的票据；相对丧失又称为票据的遗失，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没有改变，只是脱离了持票人占有。在绝对丧失的情况下失票人较易通过法定措施补救自己的票据权利，对绝对丧失票据的救济不是通常所讨论的票据丧失之救济。权利救济中的票据丧失一般是指票据的相对丧失。

票据的丧失是票据流通过程中常见的情形，不能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票据权利人，很多情况下即使票据权利人尽了保护自己所占有的票据的最大注意，也不能完全避免票据的丧失。如果把票据丧失的风险责任单纯地由票据权利人承受，无疑将降低票据在票据使用人心目中的价值，极大地损害票据流通性。显而易见，当票据当事人在取得票据后还要担心若票据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丧失后仍要由自己承担票据丧失的风险时，票据当事人将会尽量排斥对票据的使用，以保证利益不受损失。因此，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这一至关重要的根本属性，必须在票据权利人丧失票据后对其进行救济，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

二、现行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及其不足

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失票人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二是失票人在一定条件下向法院提讼。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多采前种方法，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多采后种方法。但是由于各国之间对此规定差异太大，目前国际上尚无对此的统一规定。我国《票据法》对票据丧失规定了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提讼三种救济方法：

（一）挂失止付：挂失止付是指在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将票据丧失的情况通知付款人（包括付款人），请求付款人在法定期限内对挂失的票据不予付款，防止票据款项被人领取（包括善意第三人），以保护失票人权利的票据丧失救济措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生效的《支付结算办法》第48条规定，“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挂失止付”。法律出于对付款人利益保护、避免由付款人承担失票风险的考虑，限制挂失止付的适用范围是合乎法律精神的。

挂失止付的提起人应为丧失票据的人，即失票人。我国票据法第15条只规定失票人可以挂失止付，并未限制失票人资格。因此，对于失票人应当从宽理解，不应以票据权利人为限，丧失票据占有的权利人、义务人或者票据关系人均有权提起挂失止付。挂失止付的相对人应为丧失的票据上记载的付款人，包括付款人。挂失止付的效力在于使收到止付通知的付款人暂停票据付款，付款人在接到挂失止付通知后，应在法定的期间内停止对票据的付款，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付款人或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前已付款的除外。

结合《票据法》和《止付结算办法》规定，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后，应在3日内暂停止付，在这3日时间内，如果付款人收到了失票人已提讼或者申请公示催告的证明，则可以使止付的效力延长到12日。之后如果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书，挂失止付应当继续维持下去，直至法院对票据权利作出判决。由此可见，挂失止付只是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采取的一种临时补救措施，以防止所失票据被他人冒领。挂失止付并未对票据权利加以确认，失票人若想恢复自身的票据权利必须通过公示催告程序或者诉讼程序。另外，挂失止付程序也不是公示催告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

（二）公示催告：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从前一种意义上讲，是法院依失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的这样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进行公示催告，需要首先由合法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失票人未向付款人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可以随时申请公示催告；如果失票人已经向付款人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则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申请公示催告。有权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应为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包括票据上所记载的收款人以及能够以背书连续来证明自己为票据合法权利人的被背书人。同时还应当允许出票人作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在票据遗失后，已经知道现实持有人的情况下，失票人则不能成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只能依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返还票据的诉讼。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申请后，应当立即向票据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并应当在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期间至少为60日。

在公示催告期间，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提出相关的票据权利主张时，法院就应当立即裁定终止公示催告，并通知申请人和票据付款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也应该裁定终结公示催告。此后，申请人与权利申报人就应通过普通民事诉讼解决双方有关票据权利归属的纠纷。公示催告期满，没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者提出相关的票据，或者申报人提出的票据非申请人丧失的票据时，则依申请人的申请，由法院做出除权判决，宣告票据无效。

（三）普通诉讼程序：即失票人在丧失票据后，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票据债务人向其支付票据上所载的金额。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对票据权利归属做出判决，认定申请人是否为所失票据的合法权利人。我国票据法没有对该程序做出详细规定。

我国票据丧失的救济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挂失止付程序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补救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票据合法权利人丧失票据权利的问题；其次，我国对公示催告程序做出60日公告期间的规定。公告期间或者公告期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如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则通过判决宣告票据无效，恢复申请人的票据权利。

然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票据的利害关系人并没有在60日的公告期内发现所持有的票据正在被进行公示催告的事实，因而也不可能去申报权利。如此一来，则票据丧失的风险则完全落在了票据善意第三人身上，不利于票据的流通，也对善意第三人相当不公平；再次，我国票据法中没有对如何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解决票据权利归属纠纷做出规定，民事诉讼法中也仅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在除权判决生效后，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这些缺陷都导致了对票据利害关系人和善意第三人保护的不力。票据的原权利人无论是因被盗、遗失或者其他原因而丧失票据，其自身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过错，应当由自身承担票据丧失的相当程度的风险。法律规定了对其票据丧失的救济，但却不可以矫枉过正，使得票据丧失的风险完全转移到他人身上，否则就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挫伤民商事活动当事人使用票据的积极性，这对票据本身的流通性同样是个极大的损害。

三、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

通过以上对我国票据权利救济制度不足之处的论述，可以看出，现行的票据救济制度过多的保护了票据原权利人的利益，把票据丧失的风险大部分都转移给票据善意第三人和利害关系人。这样的规定是不科学的，使得票据丧失的风险承担出现了失衡，本身没有过错的善意第三人和利害关系人反而要承担票据丧失的风险。当事人在进行票据流通的时候，还要考虑自身可能会因无法预料的原因而遭受利益损失的可能性，这无疑会打击当事人使用票据的积极性。如此一来，则会大大损害了票据流通性这一至关重要的票据根本属性，也会使票据的流通和使用陷入困境。

针对现行票据丧失救济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笔者尝试在现行票据丧失救济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其不足之处做出改进，使得票据丧失风险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得到更为公平的承担，也使得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地保护，以期维护流通性这一票据的根本属性。

挂失止付作为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采取的临时性补救措施，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挂失止付可以使失票人在得知丧失票据占有后迅速地向票据付款人（包括付款人）通知票据丧失的事实，并要求其停止付款。但是在实践中应当要求这种通知以书面形式做出，同时失票人还应当将该票据的副本向付款人提示，证明其拥有该票据，是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另外还要说明不能出示票据的事实和理由。当然挂失止付并不是申请公示催告和提讼的必经程序，是否通知挂失止付是失票人自身的权利，由失票人依自己意思自由处分。

失票人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没有挂失止付的可以随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在审查失票人的申请后，认为符合申请公示催告程序法定条件的，应当立即向票据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当时法院还应当在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报权利。在60日的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如果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或者提出相关的票据，或者申报人提出的票据非申请人丧失的票据时，则法院可以依申请人的申请做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同时，对于我国现行票据法规定的“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笔者建议修改为“公示催告期间，善意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样才能更为充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避免对失票人的保护有矫枉过正之嫌。票据流通当中相当重视票据无因性以及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若因对失票人权利过多保护而任意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则违反了票据流通中无因性和独立性的基本规则。法院做出的除权判决，是对公示催告申请人票据权利恢复的确认。

自该判决做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依该判决，行使其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为了防止由于利害关系人由于正当合理的原因未能在公告期内申报其权利，其后可能发生的票据权利归属纠纷，在宣告票据无效的同时，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当于票据金额的担保。担保的性质及其条件由申请人和票据付款人之间的协议规定，如不能达成协议则由法院进行规定。如果申请人不能提供担保，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将已丧失的票据的金额予以提存，存放在法院或者适当的主管当局或机构，提存的时间为从判决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因为在票据到期时，如果利害关系人尚未对其票据要求付款，则可视为其放弃自身持有的票据权利，法律无须再对其进行保护。如果在此期间，利害关系人提出相关的权利主张，在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善意第三人后，票据付款人应当对主张权利人进行付款。票据付款人在付款后则可以取得担保品，或者取得担保品变卖后的价款。失票人则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提起针对从失票人处取得票据的不法侵害人的侵权诉讼。

若在票据公示催告期间，或者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利害关系人提出权利申报或者提出相关票据主张权利时，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与票据付款人。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申请人和权利申报人应当提起有关确认票据权利归属的诉讼，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其纠纷。

在票据权利纠纷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后，由法院对票据权利归属做出判决。失票人和利害关系人都应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是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如利害关系人无法证明自己是票据的善意第三人或者合法权利人，则其无法获得票据的合法权利。在通常情况下，若利害关系人确实为善意第三人，一般都有能力证明自己善意第三人的身份。如利害关系人能够证明自己善意第三人的身份，则法院可通过判决确认其享有票据合法权利。自该判决做出之日起，利害关系人就有权依该判决，行使其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失票人则可根据善意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提起对从失票人处取得票据的不法侵害人的侵权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