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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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电视新闻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不断突破新闻“客观”、“真实”的边界，导致电视新闻节目与其它类型电视节目边界模糊，与文学、电影等艺术功能区分度降低，从而引发了电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危机。

电视新闻的边缘化指的是电视新闻的主题和内容偏离公共事务，逐渐脱离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社会功能的趋势。电视新闻边缘化主观目的是吸引受众，其手段主要是“突破”新闻客观与真实的边界。内容上主要表现为追求新闻娱乐化，追求事件故事性、情节性、戏剧性，形式上表现为故意设置冲突、悬念，技术上则表现为主持人形象的娱乐化、播出语言的方言化及画面的“精致”与“炫目”。

“边界”之争近年来成为诸多领域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反映在新闻领域首先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写作运动，尝试将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引发了第一次“新闻边界”之争。“新新闻工作者运用景象、音响和人物内心的思考。以各自的风格表现了各种各样的题材。”“虽然它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一般说来，它是利用感知或采访技艺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传统新闻事业中常用的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标准手法，它还要求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新新闻主义由于大量借鉴文学手法而遭到新闻界批判，于20世纪70年代销声匿迹，而在其存在的10多年间，并没有被美国新闻界所认可，“尽管新的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出现在各种杂志和书籍中，这场写作运动没有扩大到报纸上。”但新新闻主义却在文学界引起了轰轰烈烈“非虚构小说运动”，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新新闻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文体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新生的文艺思潮，而且迅速地由思潮发展为拥有众多作家作品独立的文学流派了。”新新闻主义代表作家汤姆，沃尔夫本人也认为“新新闻主义是美国20世纪以来唯一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流派”。

显然，新新闻主义之所以被新闻界“边缘化”主要是因为其企图突破新闻的“边界”——真实与客观，而代之以文学的真实与客观。“传统新闻认为世界就是客观的外在世界，可以用实在物体来描述。新新闻主义则认为真正的世界并不是外在的物的世界，而是内在世界，在于人的感受和情绪。”

如果说新新闻主义是借助“文学的真实”从外部挑战新闻边界的话，那么，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持续了10多年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可以说是来自新闻界内部的边界挑战。

公共新闻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但其核心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不再是“冷静”的旁观者，而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研究者”、“组织者”、“领导者”等，“其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公共新闻运动的逻辑是，既然新闻“客观性”、“真实性”赖以存在的基石——个人理性已坍塌。那么。“客观”与“真实”的新闻已无法将非理性个体引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那么新闻工作者和媒体应担当起组织、领导公众讨论、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通过集体理性恢复新闻的应有功能。该逻辑存在的问题是：(1)集体理性如果存在，那么它是被媒体“操纵”的，如果媒体具有代表集体理性的“资格”，那么“民意”所形成的政府应被取消，由媒体行使政府职能：(2)如果集体理性不存在，那么公共新闻运动该何去何从?显然，取消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功能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那么公共新闻运动方向也只能是回归到传统。

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公共新闻运动企图“突破”传统新闻“客观”、“真实”的边界。如果成功，新闻则要么划入“政府”领域，要么划入“科学家”领域等，也就是说，公共新闻运动在突破传统新闻“客观”与“真实”边界的同时，必将侵入其它领域，亦如，新新闻学入侵文学领域一样，可以说，公共新闻运动的实质是取消“新闻”。

我国电视新闻边缘化的实质同新新闻主义和公共新闻运动一样试图突破新闻“客观”与“真实”的边界，这一现象已引起了个别学者的充分关注，特别是在纪录片领域，因为电视新闻入侵了纪录片的“客观”与“真实”，使得“纪录片”变得面目全非，“因此，纪录片边界理论必须得出一种清晰而确定性的语言边界，在影像、广义纪录片和狭义纪录片之间寻找出它们之间语言的差异点，否则，在纪录片来说，语言之间的界线含混不清导致了许多纪录片理论研究及其实践对话层次上的差异与混乱。”电视新闻边缘化不仅模糊了电视新闻与电视纪录片之间的界限，也使得电视新闻与其它类型电视节目甚至与电视剧的差异变得越来越不清晰。

电视新闻边缘化不仅在价值导向上使得电视新闻采编出现重大偏差。而且由于电视新闻突破“客观”与“真实”的边界。娱乐功能变得十分突出，从而导致了电视新闻节目与文学、电影等艺术的功能区分度降低。

电视新闻边缘化突破了新闻客观与真实的边界，也就引发电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危机。

篇2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专门分支始于亚当·斯密。他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的概念，后经李嘉图修正，形成了比较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提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以及贸易利益的来源。继而俄林在其《区域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解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H—0模型）。这一理论指出：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确定性的结论。至此，奠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的核心。

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此后，雷布津斯基、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形式完美。但这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现实的世界毕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实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对它关于国际贸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预测提出了疑问。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发达国家间（即要素禀赋相似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相似产品之间（即生产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等。对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相异产品等概念及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因其理论的新颖、分析方法的独到和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为大家所赞同，其地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格罗斯曼、克鲁格曼为此先后获得了克拉克奖。该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

二、新贸易理论的特点

（一）全新的理论假设前提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其理论的假设前提很多，最主要有以下几点：（1）规模收益不变；（2）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3）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4）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即通常所称的2×2×2模型。这些假设前提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前提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符合社会经济生活主流的。然而，时过境迁，面对客观现实，新贸易理论者意识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已与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他们认为：

1.规模收益不再是不变的。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商品是以递增规模报酬生产的，并且这些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商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两个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指公司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情况。这种外部效应原则上可以来自任何经济活动。比如说，日本电脑公司的生产率多半依赖于美国电脑业的大小——国际间的外部效应、日本半导体业的大小——产业间的效应以及日本本国电脑业的规模——国内产业的产出效应。但这些对公司间的经济行为影响并不大，因为各公司都同时和同等程度地享受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益处，公司间的竞争行为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重要的是公司的内部效应，即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或者说，它能使用更专业化而更有效率的设备；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随着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甚至一些物理现象就为大的规模提供优势。例如，体积和表面积不成比例增长的关系刺激着加工工业中的管道、储藏柜以及其他器具做得更可能大。内部规模经济之所以重要，关键问题是，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它必然与一个允许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市场结构相联系。这就引出了新贸易理论与传统理论的第二个不同假设前提。

2.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受行为（即边际成本定价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然而，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这涉及到两个难点：一是具有市场力量的公司以合作的方式还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行事。现实的回答是两者都有。二是即使假定参与者之间是不合作的，一产业竞争的结果仍依赖于两种因素进行不合作游戏的战略变量及进入和退出该产业的条件。理论上游戏的战略变量有两个；一是产出——古诺假定，二是价格——伯兰特假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理论一致的困难。新贸易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与无代价的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寡占（分进入限制使赚得利润以及自由进入使利润为零两种情况）；（3）垄断竞争（伯特兰假定与相异产品相结合，并分进入限制利润存在以及自由进入利润为零两种情况），并指出，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这也表明，即使没有一个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理论，形成一种存在规范经济的贸易理论也是可行的。

3.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2×2×2的模型虽然形式简洁明了，但却把事实过分简单化了，以至忽视了一些重要而可能的情况。新贸易理论则如实地把经济世界划分为J个国家、N个商品、M种要素（以后我们称J×N×M模型），并指出在J×N×M模型下，可能出现商品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不确定的情况。

至此，我们知道，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几乎全新的假设前提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前提更贴切于当今的现实。

（二）全新的结论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需求偏好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决定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由此导出了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和要素的供给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和生产技术决定了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差异则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定了两国需求偏好与生产技术是相同的，得出两国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相对要素报酬的差异，又直接导出了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相对要素报酬差异和相对商品价格三者在解释贸易原因的功能上是等效的。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是根本的原因。反过来，如果两国间不存在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则两国间的贸易不存在。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就不能由要素价格差异直接得出，必须加入生产技术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经济规模的不同就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不同，也就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轨迹为，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相对要素价格的差异和国家间的经济规模差异（具体地说是产出水平的差异）共同决定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因此，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国家大小决定的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面临的发达国家间存在大量贸易这一难题。

2.贸易的商品模式。传统的贸易理论根据2×2×2模型得出：一个国家将出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该国相对丰饶和便宜要素的产品，而进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相对稀缺和昂贵要素的产品。简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性，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相对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相对密集型商品，另一国则相反。新贸易理论突破了2×2×2模型的限制，指出，当贸易商品数量大于要素数目时，两国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一国在一个生产模式下可以出口一种商品，在另一个生产模式下则可能进口该商品。而生产模式却可能是由一些偶然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如政府计划等。下面我们假定存在两个国家（甲、乙），两种要素（K和L），3种商品（X、Y、Z），解释这种可能情况。

设全世界总资源为K＝7，L＝9。X、Y、Z的生产函数分别为：X＝1K＋3L；Y＝2K＋2L；Z＝3K＋1L。考虑：（1）资源集中于一国，则可生产X＝2，Y＝1，Z＝1，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2）资源分布于两国甲国为K＝3，L＝5，乙国为K＝4，L＝4，则以下两种生产模式：①甲国（X，Y，Z）＝（1，0，1），乙国（X，Y，Z）＝（1，0，1）；②甲国（X，Y，Z）＝（1.5，0，0.5），乙国（X，Y，Z）＝（0.5，1，0.5）都能使两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即生产模式是不确定的。并且在第一种情况下，甲国出口Y商品到乙国，第二种生产模式下，甲国从乙国进口Y商品。对一国而言，Y商品既可能是出口商品也可能是进口商品。即贸易的商品模式也是不确定的。

3.贸易的要素模式。传统贸易理论的贸易要素模式很简单，贸易中要素的净流动方向为：一国出口本国相对丰富的要素，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即使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一国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净流入国。原因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公司不可能遵循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同时，如果由于规模、政府管制或是其他原因使进入受到限制，则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为中存在着垄断利润（经济租），当这些产业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时，垄断利润将从国外获得。而两国获得的垄断利润的幅度（即垄断利润率）由于管理程度不同而不等时，一国就可以利用获得的垄断利润购买另一国商品，甚至可能达到进口所有要素的状况。这部分解释了当前世界贸易中初级产品生产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象。发达国家的产业一般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程度，以美国为例，在原铝、电话电报器材、机动车、合成纤维等行业中，前四大公司的工业产量均占全行业的90％以上。而1987年，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销售额竟超过了挪威、希腊、芬兰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凭借这些强大的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而从初级产品生产国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国家的资源。随着这种垄断趋势的加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4.贸易构成和贸易量。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必然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两国要素禀赋相对差异越大，贸易量越大。当两国要素禀赋无相对差异时，不存在相互贸易。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而且战后世界贸易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所谓相异产品是：我们确定了商品部门结构后，属于这一商品部门的不同种类的产品。譬如说，我们确定“石英表”为一商品部门，则精工牌、北极星牌、海达牌等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各种品牌的石英表均为“石英表”这一商品的相异产品（也称“变体”），不仅如此，有更多的变体可以潜在地生产出来，例如，一年后可能会出现“梦想牌”、“虚构牌”石英表，这些都属于新贸易理论相异产品的范畴。尤其重要的是，各种相异产品都能因其自身有价值（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喜好这种变体）而存在，并且，相异产品各类越多，消费者可选择余地越大，社会福利越高。然而在一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由于规模的限制。变体的种类不可能很多，因为变体的数目越多，则生产规模越小，规模越小，规模经济效益受到限制。变体种类将保持在与规模经济权衡的水平上。开展贸易后，两国市场合一，两国分别生产几种变体，互不重合，但总数目大于贸易前任一国的数目。在需求方面，由于可消费变体数目的增加将提高福利，两国互相进口对方的变体。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并且，就贸易量而言，存在相异产品的世界经济与传统的贸易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此时，国家相对规模对贸易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大小越相似，产业内贸易量越大。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5.贸易利益。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不考虑贸易产生的动态利益，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则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这不仅得自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由于存在以下的潜在得益：（1）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生产率。（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国家生产，使商品价格下降。（3）生产的合理化。贸易的开展的增加了不完全的竞争产业的竞争，减少了垄断利润，缓和了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优化。（4）产品多样性。贸易使世界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可选择的变体增多，福利增加。但新贸易理论也指出，对一国而言，也存在着贸易受损的可能性。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这是因为本国生产效率低于国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败），而贸易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补偿这种收缩带来的规模经济损失和垄断利润损失（此时垄断利润由外国获得）时，贸易使本国受损，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所要重视的是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贸易理论几乎在国际贸易的所有理论问题上修正了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称其为“新”并不为过。

三、新贸易理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评价

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克鲁格曼则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但这一模型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它甚至影响到了发展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在这一模型中，有一对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冲突，如生产很多种产品，则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反之亦然。市场竞争会调和这对冲突，找到一个均衡的产品种类数和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很大，则人们有更大的余地来平衡这对冲突。这一理论的直观意义是：美国经济规模比澳洲大，所以增长的潜力更大，以高速公路和电视台两个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为例，美国2亿多人共用三四个全国电视网，而澳大利亚2000万人共用4个电视网，结果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电视台固定费用要高得多。将此引申，由于国际贸易会使世界市场的总规模扩大，所以国际贸易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而且会减少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性，因而减少不可避免的垄断造成的信息歪曲。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高速公路费用也比美国高得多。而且根据这一理论，在保持国家的情况下，建立欧共体那样的生产要素较自由流动的经济共同体，就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规模经济和品种多样化这一对矛盾，促进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这似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找到了一个不损人利已的正当理由。

在贸易政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这种理论把政府的政策加进了传统的纳什对策问题，其政策意义是反当前自由化潮流的，也与台湾、香港的成功的非对策自由化贸易政策的经验相冲突。连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克鲁格曼也承认，对策贸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

相反，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国际商品中存在“经济租”（即垄断利润）的问题的提出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

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府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以我国的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相对匮乏。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我国不应该大规模进行汽车工业的生产，而应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轻工业品等。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汽车市场潜力很大，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汽车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赖进口，则会丧失国民经济的自。因而，保护是不容置疑的。传统的理论上的依赖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幼稚产业如何选择；二是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因此，这一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根据新贸易理论，我们则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两个弱点。首先，幼稚产业的选择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调整生产模式，使我们期望的保护对象得到充分发展。其次，要对这一对象进行保护，就不能单纯地采取传统高额关税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更多地是造成价格信息扭曲和低效率），而必须采取政府管制的措施，使这一产业相对对集中，形成规模经济。我国12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因此，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经济租”存在的问题以上已有过一些理论上讨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政策意义。当没有对外贸易时，一国的“经济租”是生产者向消费者获得的超额利润，只是财富在一国不同的集团间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国际贸易行列，则牵涉到财富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问题。由于各国都是国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护和封闭又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据新贸易理论，发达国家通过规模经济优势和垄断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这种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主要源自国家的大小和经济规模。根据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原则，国家大小不应成为一国侵占别国利益的依据。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有理由要求适当程度的关税保护，使发达国家的超额利益部分回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不得以自由贸易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的权利。

四、新贸易理论的地位和一点缺憾

首先，我们认为，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下的2×2×2模型不过是新贸易理论J×N×M模型的一个特例，事实上，传统的贸易理论仍能够解释一部分贸易现象。即使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将规模经济和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看成是“企业家才能”这种虚拟要素的报酬（这种假设不尽合理），那么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正确量仍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也就是说，新贸易理论兼容了传统贸易的正确结论，并有新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

其次，我们说，新贸易理论没有否定比较利益原则。事实上，它也无法否定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是世之公理。问题是比较优势从何而来。新贸易理论指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不仅取决于国家大小和国家经济规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新贸易理论又摆脱了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阴影，强调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相通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贸易理论在比较优势原则无可辩驳的正确性的旗帜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各种现象，理所当然是当今的标准国际贸易理论。

最后，我想指出一点新贸易理论中的缺憾与大家商榷。新贸易理论在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时，认为商品的价格可以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中而内生地决定。但现实情况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进入受到限制的行为中，商品的价格往往是垄断或寡占行业。根据经营计划（或长期利润最大化原则）而不是根据短期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因而，商品价格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或者说应考虑外生力量对其影响。单纯地将其视为内生变量有失严谨和完善。

篇3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引进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随机质量改进引起的，而这些创新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结果，并且新发明会使旧的技术或产品过时，从而退出市场，这种过时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经济存在一个随机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由于假定创新是以柏松概率到达，因此增长路径是阶梯跳跃的，这里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但同时创新会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市场结构的调整。

而这种市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模仿过程，产生所谓的后发优势效应，也即一国技术水平离国际技术前沿水平越远，则该国可以学习的技术就越多，学习潜力也就越大，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就成功实现了赶超计划。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跨国增长在出现这种“俱乐部趋同”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表现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如整个的非洲大陆与世界的增长路径相差越来越远。Howitt&Mager-Foulks（2005）对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进行了初步探索，构建了一个包含研发和技术转移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来解释跨国增长的差异。认为技术转移并非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瞬时的无成本的过程，相反跨国或跨地区的技术转移是一个有条件有成本的过程。

新增长理论在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时，主要讨论了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机制:(1)国际贸易方便了技术信息的国际传递，降低了创新成本。(2)国际竞争使厂商为巩固地位而从事研发。(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每个厂商面临一个更大容量的市场，因此技术创新的收益会增加。(4)当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差异较大时，可能促进专业化生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得到广泛的共识，区别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于经济系统，并且资本的积累对经济的最有增长路径没有影响。新增长理论则着重分析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机制，认为分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研发，技术与知识的外部性，政府的公共产品服务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新增长理论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使得经济的管理者不像过去那样被动，根据这一理论，政府有必要主动参与经济管理。另外新增长学家也开始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如透明的经济立法，激励制度等。因此把制度因素引入模型，并统一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其他增长因素来研究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应该是新增长理论的发展方向。

篇4

急性病人，是指那些发病急、病情重因而需要紧急抢救的病人。过去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急性病人病势危急，医护人员的任务就是以最佳的技术和最快的速度抢救病人，无须实施心理护理。近十年来，随着抢救护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急性病人也同样需要进行心理护理。因为急性病人不是面临生命威胁，就是遭受躯体伤残，心理正处于高度应激状态。此时，如果进行良好的心理护理，就会缓和其紧张情绪，有助于转危为安。否则，如果在病人心理上高度紧张之时，再加上抢救时的种种劣性刺激，就会加重病情，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队急性病人焦虑恐惧、紧张不安，渴望得到最佳和最及时的抢救，以便转危为安。但急性病人的心理活动又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瞬间袭来的天灾、人祸或恶性事故等超常的紧张刺激，可以摧毁一个人的自我应对机制，出现心理异常。一向自以为健康的人突然患了心肌梗塞或神志清醒和脑卒中等，也会因过分恐惧而失去心理平衡。还有那些慢性疾病突然恶化的病人，易于产生濒死感，恐怖、悲哀、失助、绝望等消极情绪往往可以加速病人的死亡。病情不同、年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经济条件不同等也对病人的心理活动有影响。因此，医护人员要善于具体分析每个急性病人的心理状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护理。

由于急性病人的主导心理活动是恐惧，因此，心理护理的中心任务是增强病人的安全感。

1．使病人感到医护人员可亲急性病人大都求医心切，一旦进入医院，顿有绝路逢生之感。这时，医护人员应当做到紧张而又热情地接诊。亲切而又耐心地询问，悉心体贴关怀周到，使病人感到在危难之时遇到了救命的亲人。这种医患关系，对抢救过程能否顺利进行有极大的影响，直接影响抢救和治疗效果。

2．使病人感到医护人员可信医护人员娴熟的医疗操作技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不仅是赢得时间使病人转危为安的保证，同时对病人来说又是心照不宣的支持、鼓舞和依靠力量。使病人感到可信、可敬，从而获得安全感。

3．使病人感到安全医护人员的医德和技术是病人获得安全感的基础。为了帮助病人缓解心理冲突，减轻精神痛苦，医护人员还应针对每人病人的具体情况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对急性病人，无论预后如何，原则上都应给予肯定性的保证、支持和鼓励，尽量避免消极暗示，尤其是来自家属、病友方面的消极暗示，使病人能够身心放松，感到安全。

二、慢性病人的心理护理

慢性病人因为需要承受长期的疾病折磨，经历漫长的病程所以往往产生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

慢性病人一开始大都有侥幸心理，即不肯承认自己真的患了疾病，迟迟不愿进入病人角色；一旦是确诊断，又易产生急躁情绪，恨不得立即服上灵丹妙药，于朝夕之间把病治好。这时他们对自己的疾病格外敏感、格外关心，向医护人员寻根刨底，向病友“取经”，或翻阅大量有关书籍，渴望弄清疾病的来龙去脉，企图主动地把握病情。但是，目前许多慢性疾病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特效治疗方法，所以迫使广大慢性疾病患者只好无可奈何地去适应漫长的疾病过程。

慢性病人随着病情变化，有时高兴、有时悲伤、有时满意、有时失望；紧张、焦虑、忧愁、愤懑、急躁、烦闷等消极情绪也经常出现。有些病人，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人格特征也往往发生变化。那种兴高采烈、生机勃勃的形象不见了，代之以动作迟缓、情感脆弱、谨小慎微、被动依赖、敏感多疑，自我中心等表现。他们过分关注机体感受，过分计较病情变化，一旦受到消极暗示，就迅速出现抑郁心境，有时还可产生悲观厌世之感。

对慢性病人的心理护理，必须紧紧围绕慢性疾病病程长、见效慢、易反复等特点，调节情绪、变换心境、安慰鼓励，使之不断振奋精神，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心理护理应当与生理护理结合进行，做到身心积极效应互相促进。例如，慢性病人多出现疼痛、发热、呕吐、呼吸困难、心悸等症状，易引起不良情绪，医护人员应当亲切安慰，并及时妥善处理，病人自然就会情绪好转。又如，慢性病人除每天口服药物外，还经常进行肌肉注射或静脉点滴，这对那些痛阈低的病人来说也常常引起焦虑。技术熟练的护士常常取得病人的信赖，即说明其中也包含了心理护理。再如病人的饮食，不仅要考虑到病人的营养需要和禁忌，也要讲究色、香、味、形、量以及就餐的环境条件等。经验证明，在良好的心理护理配合下，病人不仅能遵嘱就餐，而且还有饮食疗法的意义。另外，幽雅的环境、舒适的治疗条件，也具有心理护理的意义。慢性病人大都空闲时间多，就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组织必要的活动，如欣赏音乐、绘画、看电视、听广播等，活跃病房生活。对于因病情反复和病程长而失去治疗信心的病人，更要多安慰、多鼓励；以垂危病人更要态度和蔼、语言亲切、动作轻柔，加强基础护理，使之生理上舒服，心理上也减轻对病危的恐惧。

三、手术病人的心理护理

（一）病人术前的心理与心理护理

无论手术何等重要，也不论手术大小，对病人都是较强的紧张刺激。病人意识到了这种紧张刺激，就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使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加，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有的临上手术台时还可出现四肢发凉、发抖、意识域狭窄，对手术环境和器械等异常敏感，甚至出现病理心理活动。

我国的医学心理学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患者术前常有如下的心理活动，对手术一是害怕，二是担心。怕的是疼痛与死亡，担心的是是否会出意外，是否会残废和毁容等。他们反映，入院就盼早日手术，一安排手术日就惶恐不安，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尽管在手术日的前一天晚上服用安眠药，仍难以入睡。有位女病人，由于精神上过度紧张，刚被推进手术室就大汗淋漓、心跳加快、室上性心动过速发作，不得不改期手术。在心脏科某病室，病友们给将临手术的病友送桃子罐头，用意是祝福病友能从阎王爷那里“逃”回来。一旦有病友死在手术台上，后来做手术的病友就更加恐惧不安。一次在心脏科的一个病室里，其中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孩死在了手术台上，另外两个待手术的女孩就都偷偷写下了遗书。大量临床观察和研究均证明，病人术前的这种恐惧和焦虑，将直接影响手术效果，如失血量大、愈合慢等。而且，这种恶劣的情绪状态还易于引起并发症。因此，术前的心理护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此应当进行术前心理咨询。咨询应由有权威的医生和护士进行，耐心听取病人的意见和要求，向家属详细交待病情，阐明手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要对手术的安全作肯定的保证，决不应向病人交待什么千分之一的危险性。权威性的咨询对病人获得安全感极为重要，还要依据不同的病人，用其恰当的语言交待术中必须承受的痛苦。如准备在局麻下做腹部手术，就应告诉病人术中牵拉脏器时会感到不适和牵拉痛，届时应有思想准备，并行深呼吸，努力放松，可以减轻疼痛等。对术后如需用鼻饲管、引流管、导尿管及需在身上附加仪器者，术前也应向病人说明，使病人醒来后不致惧怕。又如需作气管插管，或术后放置鼻饲管的病人，因将影响说话，应事先告诉他们到时如何表示自己的需求。对于危险性大、手术复杂、心理负担重的病人，还要介绍有关专家是怎样反复研究其病情并确定最佳手术方案的，并突出强调他本人在手术中的有利条件等，使病人深感医护人员对其病情十分了解，对手术是极为负责的。另外做过同类手术病人的信息，对术前病人的情绪影响较大，护士可有针对性地组织交流。病房护士还应介绍手术医生和护士情况，在病人面前树立手术医生的威信，以增加病人的安全感。在术前让病人看一下术后观察室，介绍一下术后护理措施也是有益的。这些心理上的准备，对控制术中出血量和预防术后感染都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并可使病人正视现实，稳定情绪，顺应医护计划。

另据研究报道，术前焦虑程度对手术效果及预后恢复得快慢也有很大的影响。资料表明：有轻度焦虑者，效果较好；严重焦虑者，预后不佳；而无焦虑者，效果往往更差。这是因为，无焦虑的病人由于对医生或手术过度依赖，过分放心，对生理上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

由于病人对手术的环境和气氛极为敏感，印象又很深。所以，手术室一定要整齐清洁，床单无血迹、手术器械要掩蔽。一个手术室内最好只摆一张手术台，不宜几个手术台并排摆列，以免产生消极暗示。病人也十分重视手术室医生和护士的举止言谈，因为他们一进手术室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主宰，一切痛苦大小甚至包括生命如何，全都由医生和护士掌握了。所以，医生和护士都应端庄大方、态度和蔼、言语亲切、使病人产生安全感。术中医生的护士都应注意意识清楚病人的情绪变化，如心理过度紧张时应及时安慰。器械护士必须手疾眼快地配合手术，医生之间要全神贯注、紧密合作，以减轻病人的痛苦。手术室内不应闲谈嬉笑，也不要窃窃私语，相互之间谈话的声音应当轻柔和谐。应尽量减少、减轻手术器械的碰击声，避免给病人的一切不良刺激。在术中一旦发现病情变化或发生意外，医护人员要沉着冷静，不可张惶失措，以免给病人造成恐怖和紧张。

（二）病人术后的心理与心理护理

病人经过手术，尤其承受大手术的人，一旦从麻醉中醒来，意识到自己已经活过来，颇感侥幸，这时他们渴望知道自己疾病的真实情况和手术效果。由于躯体组织受到程度不同的损伤，都会体验到刀口疼痛，加之躯体不能自主活动，又怕刀口流血或裂开，多产生焦躁不安的心情。开始，他们感到当前的痛苦难熬，过2～3天疼痛缓解之后，就又担心预后了。因此，对术后病人的心理护理应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及时告知手术效果当病人回到术后室或是从麻醉中刚刚醒过来，医生护士应以亲切和蔼的语言进行安慰鼓励。告诉他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目的已达到，只要忍受几天刀口疼痛的痛苦就能恢复健康了。这时，有的病人可能产生新的疑虑，不仅怕疼痛，更怕伤口裂开，发生意外。胸腹部手术理应咳嗽排痰，他们却顾虑重重，甚至强忍咳嗽。这时护士应当重复讲述术前训练的咳嗽方法，鼓励他们大胆咳嗽排痰，并告诉他们适当的活动，伤口是不会裂开的。同时医生和护士应当传达有利的信息，给予鼓励和支持，以免病人术后过度痛苦和焦虑。

2．帮助病人缓解疼痛病人术后的疼痛不仅与手术部位、切口方式和镇静剂应用得恰当与否有关，而且与每个个体的疼痛阈值、耐受能力和对疼痛的经验有关。病人如果注意力过度集中、情绪过度紧张，就会加剧疼痛。意志力薄弱、烦躁和疲倦等也会加剧疼痛。从环境方面来说，噪声、强光和暖色也都会加剧疼痛。因此，医生护士都应体察和理解病人的心情，从每个具体环节来减轻病人的疼痛。比如，术后六小时内给予药物止痛，可以大大减轻术后全过程的疼痛。等到体验到剧烈疼痛再给镇痛药，就会加剧以后的疼痛。又比如，暗示可以减轻疼痛，听他喜欢的音乐也能减轻疼痛。

3．帮助病人克服抑郁反应术后病人平静下来之后，大都出现抑郁反应。主要表现是不愿说话、不愿活动、易激惹、食欲不振及睡眠不佳等。病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如不及时地排解，必将影响病人及时下床活动，而不尽早下床活动会影响病人心、肺及消化等功能，容易产生营养不良、静脉血栓或继发感染等。所以要努力帮助病人解决抑郁情绪。要准确地分析病人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点，注意他们不多的言语涵义，主动关心和体贴他们。某些生活不便处要细致照顾，如喂饭、协助写信等。总之，使他们意识到既然已顺利度过手术关，就要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4．鼓励病人积极对待人生外科病人手术后大都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恢复过程。如果手术预后良好，即使再痛苦也有补偿的希望。若术后效果不好或预后不良（如恶性肿瘤已转移），则还将挣扎在死亡线上。病人在极度痛苦时，经不起任何外来的精神刺激，所以对预后不良的病人，不宜直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有一部分病人手术后带来部分机体生理功能的破坏（如胃切除）或残缺（如截肢），造成躯体缺陷的病人必然产生缺陷心理。尤其人生中的突然致残，会给病人心理上带来巨大的创伤，所以对可能致残的病人，护士术前要交待清楚，并给予同情、支持和鼓励，让他们勇敢地承认现实、接纳现实。

四、传染科病人的心理与心理护理

病人被确诊为患传染性疾病后，不仅自己要蒙受疾病折磨之苦，更痛苦的是自己成了对周围人造成威胁的传染源。为了避免疾病的传染和蔓延，患传染性疾病的人都要实行隔离治疗。人是社会的人，都有爱与归属的需要，都有社会交往的需要。隔离就是这些需要的限制与剥夺，这在病人的心理上必然要引起剧烈的变化。

传染科病人开始都产生一种自卑孤独心理和愤懑情绪。他们一旦进入病人角色，立即在心理上和行为上都与周围的人们划了一条鸿沟，自我价值感突然落失，感到自己成了人们望而却步的人，成了惹人讨厌人的，因而感到自卑。许多传染科病人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所患病种，经常把肺结核故意说是“肺炎”，把“肝炎”说成是“胆道感染”等，都是害怕别人卑视和厌恶自己的表现。与此同时，不少人还产生一种愤懑情绪，悔恨自己疏忽大意，埋怨别人传染给自己，甚至怨天尤人，恨自己倒霉。有这种愤懑情绪的人，有时还迁怒于人和事，易激惹、爱发脾气。医生护士应当了解传染科病人的心理活动特点及其情绪变化，并给予理解和同情。应针对不同病人的具体情况，讲清患了传染病并不可怕，只要积极配合治疗是可以治愈的，而且要讲清暂时隔离的意义，并耐心指导他们如何适应这暂时被隔离的生活。

因为许多传染性疾病具有病程长，难根治的特点，所以病人在治疗期间又易产生急躁情绪、悲观情绪和敏感猜疑等心理。他们往往因病情不能迅速好转而烦躁，也常因病情反复而苦恼，恨不得一把抓来灵丹妙药把病治好。因为治病心切，有些人像海绵吸水一样搜集与己有关的信息，对周围的事物特别敏感，经常揣度别人尤其是医生护士谈话的含义。他们格外关注自己身体的生理变化，十分重视各项化验检查。应当注射什么针剂，应当服用什么药物，他们都想知道，尤其想掌握各项治疗的机理和效果。根据病人的这些心理活动特点，医护人员应耐心细致地讲述某些传染病的病程规律，甚至宁肯把病程说得长一些，以便使他们安下心来积极治疗。因为传染病人被隔离，与社会交往减少，因而护理传染科病人时，密切医患关系更为重要，使他们感到医务人员是精神上的依靠。因此，医护人员的言行要使病人感到真诚、温暖、可信、可亲、可敬、医患之间形成深厚的情谊。当做某项处理时，注意讲清楚目的和意义，尽量消除病人的顾虑和猜疑。

五、重危病人的心理与心理护理

大部分病人疾病经过诊治可以治愈，但不论医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总有一小部分病人因医治无效而面临死亡。不管死亡是突然发生或久病造成的，一般说护理重危病人和安慰这阶段病人的家属，是护理上最难处理的情况。临终病人的心理状态极其复杂，E.Kubler-Ross将大多数面临死亡的病人心理活动变化分为五个阶段：

1．否认期不承认自己病情的严重，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缺乏思想准备。总希望有治疗的奇迹出现以挽救死亡。有的病人不但否认自己病情恶化的事实，而且还谈论病愈后的设想和打算。也有的病人怕别人悲痛，故意保持欢快和不在乎的神态，以掩饰内心的极度痛苦。对于这样的病人，护士应当劝说家属不可当着病人面表现出难过，即使这样彼此心照不宣。也可使病人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2．愤怒期度过了否认期，病人知道生命岌岌可危了，但又禁不住地想：这种致死的病为什么落在自己身上！怨自己命不好。表现得悲愤、烦躁、拒绝治疗，甚至敌视周围的人，或是拿家属和医务人员出气，借以发泄自己对疾病的反抗情绪，这是病人失助自怜心理的表露。

护士要谅解宽容病人，真诚相待，说服家属不要计较和难过，并与医护合作，帮助病人度过愤怒期。

3．妥协期病人由愤怒期转入妥协期，心理状态显得平静、安详、友善、沉默不语。这时能顺从地接受治疗，要求生理上有舒适、周到的护理，希望能延缓死亡的时间。

护士就尽量地安慰病人，为之解除疼痛，缓解症状，使病人身心舒适。

4．抑郁期病人已知道自己面临垂危，表现了极度伤感，并急于安排后事，留下自己的遗言。大多数病人在这个时候不愿多说话，但又不愿孤独，希望多见些亲戚朋友，愿得到更多人的同情和关心。

护士要同情病人，尽量满足病人的需求，允许亲人陪护和亲友探望，让病人同亲人在一起度过不可多得的时刻。嘱咐亲人要控制情感，不要再增加病人的悲痛。

篇5

电力通信网由骨干通信网、终端通信接入网组成。其中，骨干通信网包含省际骨干通信网、省级骨干通信网、地市骨干通信网3个层级，涵盖35kV及以上电网厂站以及公司系统各类生产办公场所。终端通信接入网由10kV通信接入网和0.4kV通信接入两部分组成，涵盖10（20、6）kV和0.4kV电网。电力通信网规划设计的总体目标是全面覆盖公司各级厂站、各类办公场所，满足电网安全生产和公司经营管理各类业务对通信连接需求以及可靠性的要求，支撑电网智能化发展以及企业信息化、现代化。因此，当前电力通信网规划指标主要分为覆盖率和可靠性两大类，如图1所示。当前，电力通信网规划成效评价方式还是以定性描述为主，缺少定量评价指标。此外，通信网建设发展水平应该综合考虑地区电网建设发展水平、经济性等因素，而不仅仅依据“覆盖率”等单一指标来评价通信网的发展现状。电力通信网建设规模的大小及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考虑电网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凭主观臆测，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予以量化分析。

2要解决的问题及基本分析思路

电力通信网是电网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电力通信网的发展速度与电网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本文定义ΔC为电力通信网发展裕度指标，v1表示电力通信网实际发展速度，v2表示电力通信网理论发展速度，且满足如下关系：（1）ΔC可用于综合反映各阶段、各地区、各层级通信网的综合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电力通信网发展裕度评估结果可以直接反映通信网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满足电网发展需求的程度。如果ΔC为负，则说明该地区通信网支撑电网发展存在一定的压力，通信网对电网发展的适应性较差，其通信网建设必须加强；反之则可以说明其建设规模过度，存在一定的投资浪费。基本分析思路是：v1可以通过参考文献[1]提供的计算方法，由历史数据直接求得；需要建立能够直接反映电力通信网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规模因子S）和电网对通信网发展水平产生影响的指标体系（影响因子F）；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科学地揭示各相关指标之间的内在客观关联规律，从而推导出电力通信网发展速度的理论值v2；通过计算裕度指标ΔC评估各地区通信网综合发展建设水平。

3基本方法与应用步骤

（1）建立电力通信网规模因子集公司电力通信网由骨干通信网、终端通信接入网组成。骨干通信网的建设投资主要取决于光缆线路（OPGW、ADSS）、传输设备（SDH、OTN、PTN等）、业务网设备（路由器、交换机、会议电视系统、软交换系统）。终端通信接入网的建设投资又分为10kV通信接入网和0.4kV通信接入网两部分。通信接入网建设投资取决于接入网光缆线路（ADSS、沟道光缆、光纤复合低压电缆等）、接入网光通信设备（EPON、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等。本文列出了12项通信网规模因子（S），见表1。（2）建立电网对通信网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集电力通信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电网安全生产和公司经营管理的业务需求，并保持适度超前。因此，电网的建设发展直接影响通信网的建设发展水平。其中，变电站数量、输电线路长度和营业网点数量将直接影响通信网建设规模，而公司售电量、营业收入、供电可靠性等指标作为电网影响通信网发展的经济因素和可靠性因素。本文列出了13项电网对通信网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F），见表2。在表2中，骨干网光缆长度指10kV以上的所有光缆的总长度；接入网光缆长度指10kV光缆的总长度。骨干网站点具体包含：1000/800kV变电站、750/500kV变电站、330/220kV变电站、110kV变电站、66kV变电站、35kV变电站、地（市）供电公司、县级供电公司、直属单位、营业网点和本级直调电厂。接入网站点是指20/10kV站点（包括开闭站、环网柜、箱式变电站、杆上变压器、柱上开关等）。“√”表示某一影响因子指标直接或者间接地对骨干网或者接入网的规模因子有影响。如35kV及以上变电站数(F1)和110kV及以上高压线路长度（F12）是直接影响骨干网建设规模的主要因素；而20/10kV站点数（F2）和10kV线路长度（F13）是直接影响接入网建设规模的主要因素。（3）影响因子与规模因子的灰色关联分析模型本文以2011年、2012年、2013年的通信网和电网的基础数据为依据，具体步骤和分析方法如下。

4实例计算与结果分析

以某省公司为例，以下说明通信网与电网发展适应性的量化评估方法。首先由《国家电网公司“十二五”通信网规划执行月报》中提取2011-2013年的通信网建设规模基础数据，建立通信网规模因子集S={S1,S2,S3,…,S12}，以国家电网公司近3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取电网的发展数据，建立电网影响因素集合F={F1,F2,…,F11}，详见表3。其次，经过数据归一化处理后，计算通信网规模因子和电网影响因子之间的关联度，计算结果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关联度值均大于0.7，说明所选因子集间指标关联度较大，所选指标比较合理。表中还可以看出，同一影响因子对不同规模因子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其次，根据关联度排序可以得到关联度权重，关联度权重反映了影响因子对规模因子影响的程度。以骨干光缆长度（S1）指标为例，对湖南和北京两个不同地区的骨干通信网光缆长度的影响因素的关联程度不一。对于湖南省电力公司，变电站设备容量（F6）、售电量（F4）、资产总额（F8）是影响骨干网光缆规模的主要因素，而对于北京电力公司，35kV及以上变电站数量（F1）、线损率（F11）、资产总额（F8）和城市供电可靠率（F9）是影响骨干网光缆规模的主要因素。而公司资产总额（F8）和输电线路长度（F5）对两个地区的骨干网光缆建设规模的影响程度是一致的。最后，通过计算发展裕度指标，反映电力通信网的整体发展状况以及各个指标的协调发展情况，“＋”表示通信网建设规模超前电网发展水平；“－”表示通信网建设规模滞后于电网发展水平。如图2所示，由于该省电力公司“十二五”期间大力建设终端通信接入网，因此，通信网络接入光纤覆盖站点数（S9）发展较为超前，其发展裕度值为1.9；此外会议电视覆盖骨干网站点数（S5）和综合数据网覆盖骨干网站点数（S6）均较其他指标值超前发展，分别为0.38和0.29，这与该公司近几年部署会议电视系统、加强综合数据网覆盖面的技术政策密切相关，因此计算结果符合当前电力通信网建设现状。此外，还可以对各地区、各省公司综合发展情况进行横向比较，以指导公司总部掌握所辖各区域的网络的差异化发展现状，为通信网规划决策提供指导依据。

5结束语

篇6

［附表］类别项目初中高中作老师只出一个题目6％2％文老师出几个题目由自己选50％18％题给材料作文14％38％目自由拟题30％43％对写个人的生活志趣20％58％作写同学间的事48％18％文写个人家庭的事6％6％题材的写社会中的事14％14％爱好写自己不熟悉的事12％4％作没什么可写52％46％文不知从何写起10％8％中有话写不出表达困难18％16％的老一套没意思8％12％困绞尽脑汁，太费力气6％6％难喜欢作文，不怕作文6％10％教教师不提要求，不作指导8％师教师只提要求，不作指导4％12％作教师帮助审题16％10％文让同学讨论审题12％10％指教师提供材料启发64％42％导教师读同类作文开导4％18％作文老师直接全批全改48％36％批改老师指导，学生自己动手批改52％64％作文下看分数不看评语，即使看评语也不78％66％

修改发后看分数，看评语，并修改22％34％

调查中，我们尽量扩大调查领域，力争涉及作文教学和训练的各个环节。调查对象有初中生和高中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针对调查结果，下面着重探讨一下作文教学，训练中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请同行斧正。

从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对作文的畏难情绪和厌烦心理十分严重。喜欢作文的少（初、高中分别是6％、10％），对成绩不在乎的人多。作文教学的确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的难点。难在哪里？一是作文本身难。写作过程中需要运用字、词、句、段、修辞、逻辑等“硬件”，还要调动社会阅历，生活感受，写作情感等“软件”，这对中学生来说确实有相当难度。二是教师指导难。作文环节的纷繁，令教师颇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之感，缺乏系统性、针对性。三是教师作文指导的失误导致作文越学越难。部分教师没有认识到作文教学的特殊性，侧重于传授作文知识，讲作文技巧，而对写作体验不多的中学生来说，那些所谓的技巧很难排上用场，反倒使学生无所适从。而且，由于教师不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作文指导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学生胡编乱造，被动应付，必然产生厌烦情绪。

要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学生怕作文，老师有劲使不上的状况，对中学生作文水平的正确认识是一个前提。从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学生眼里，作文最大的困难不是作文技巧，而是题材的匮乏。这当然不是说学生已经掌握了写作技巧，而是对他们来说，首先要解决写什么，然后才会想到怎样写。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相当部分的学生对写作技巧或是无暇顾及或是根本没有体会。如果学生连文章都写不出来，那些技巧之类岂不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讲”作文，“教”作文的作法，把解决作文题材作为突破口，把克服畏难情绪作为前提，把培养学生的主动意识作为主线，全面提高作文水平。

一、“以我为中心，以真为基础”——提高学生的作文积极性

中学生生活经历有限，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写作文往往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我为中心”，即在作文训练中贯彻学生为主体的思想，紧紧围绕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紧扣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学生熟悉的事为基本内容，在作文选材、立意等方面，创设一个学生熟悉的、可以发挥想象的氛围，激发学生的作文积极性。

学生无话可说的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表达能力尚可，而写起作文来却苦于无从下手，这除了书面表达能力欠缺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文中顾忌太多。“事件要有意义，观点要正确”往往成为教师的口头禅。学生只好牵强附会，讲空话，讲假话，而自己的真情实感却被压抑，因而也就失去了作文兴趣。“以真为基础”就是鼓励学生写真事，抒真情，畅所欲言。对作文中涉及到的一些消极东西，教师应加以引导，不应因此一棒打死。

“以我为中心，以真为基础”是两个各有侧重互相贯通的概念，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解决学生无话可说或有话难说的问题，调动学生作文的积极性。在这个基础上，再进入下一步。

二、“由粗到细，从放到收”——克服学生的畏难心理

“由粗到细，从放到收”不是简单的由易到难，而是一种可操作的激励手法。宋人谢枋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之高论笔端不窘矣。”学生由于不会作文，不免有畏难情绪，老师鼓励他们大胆写，发挥其想象，抒发其胸臆，会打消他们的畏惧心理，此谓之“粗”“放”。

具体实施中，一，题目要松绑。在一定范围内，教师把作文要求及目标确定好后，鼓励学生自己拟题，甚至可以尝试在定出大范围之后——如记人或记事，立论或驳论——把其它大权全部下放。当然，要提供适当的材料。最低限度，教师的命题也不应是唯一的。二，对结构安排中的伏笔，照应，承转启合等等技巧性的东西也不应强加给学生，刻意追求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对学生反而有害。三，对主题的要求应符合学生的认知能力，不能拔高，更不提倡上纲上线。四，对语言的锤炼要循序渐进，不能赶鸭子上架。在此基础上，当学生的兴趣培养出来后，再逐步加以引导，帮助他们去粗取精，加工提炼，以达到更高的境界。用清人王筠的话说就是“作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dì＠①跳咆哮，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之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此说，虽有偏颇之处，但的确值得借鉴。

三、把作文技巧变成学生的需要——作文指导的成功之道

作文教学教什么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说，作文教学面对的不仅仅是课堂，课本，它涉及到学生的生活空间，并且，对这个空间的体验程度关系到作文的质量。因此作文需要生活的积累。尤其重要的是，作文过程中需要情感的投入，这是作文有别于其它学科的重要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写作能力仅靠教是教不出来的，而现行的作文教学中仍存在着误区，很多教师只是讲，怎样开头，怎样结尾，倒叙顺叙、插叙……把其他学科的教学模式搬进来。作文知识、作文技巧当然要讲，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怎样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主动意识，把写作技巧真正变成学生的写作需要，让学生在写作中揣摸、运用，才能真正变成学生自己的东西。这就涉及到作文教学中教师的地位问题。教师要当导演，更要当剧务：搭好舞台，提供材料，设置场景，制造气氛，想方设法调动演员的情绪，激发他们的表现欲望，然后让演员们去发挥。这应该是教师的一个重要角色。

学生只有产生了创作冲动，有情感需要渲泄，而在写作过程中他们的情感表达受到制约，这时，老师传授的作文技巧才会变成写作需要，他们掌握作文技巧的主动意识才会产生。但对学生来说，掌握写作的过程有抒情言志的成分，更侧重于学习掌握写作技能。学生作文的确不同于作家创作，但写作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写作规律来谈培养写作能力是荒唐的。作家与学生的结合点在哪里？就在于创作的主动意识。

上述三个环节是一个过程中互相关联的三个组成部分，循序渐进。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学生是主体，但老师的主导作用更不能忽视，无论是“放”是“收”，当“导演”当“剧务”，教师都应做到“形散而神不散”，高屋建瓴，收放自如，方能保证作文教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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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困境，公共行政机构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不满情绪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英美两国政府率先展开了一场公共行政改革运动。西方学者在总结这场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不同方向的管理理论，被统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中具代表性的有：

1.小政府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他们认为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中要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政府的主要职能只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市场提供不了的公共服务和产品。

2“.流程再造”理论。这一理论由哈默和钱皮提出，它源于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流程再造理论认为企业要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要围绕顾客的需求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和改革，使企业在成本、质量、服务、效率方面得到大的提升。后来这一理论被逐步引入到社会公共管理和政府行政管理中，用来改造传统力量强大的官僚制体系。

3“.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奥斯本和盖布勒，他们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这一理论。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要解决当前政府部门的弊端，就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用企业家精神去重塑一个“企业化政府”，用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方法指导政府机构的运行，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该理论的核心要素是以顾客为中心，强调政府部门应对他们的顾客———社会公众负责，聆听他们的呼声，并把社会资源放在顾客手里让他们挑选。上述不同的管理理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就是对市场机制和市场术语的运用”。从源头上讲，新公共管理理论就是将企业管理的一些原理、技术和方法应用于公共管理部门，通过引进私营部门成功的市场经验，实现在公共部门的良好管理。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公共管理者集中地关注责任和高绩效，试图重构官僚机构、重新界定组织使命、使机构程序合理化并分散决策权”，可见，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于效益和效率。随着我国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办学层次的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行政管理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工作任务日渐繁重和复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高校行政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与高校的教学科研机构属性不相适应，对外屈从政府和社会压力，不能维护高校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对内干预学术事务、侵犯学术权力，行政管理的低效率越来越成为高校发展的阻碍。因此，亟须要对当前高校管理进行改革，寻找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以适应高校的快速发展。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管理效益和效率上的价值取向正可以为此提供理论支撑。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与高校行政管理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欧美一些公共管理学者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这一理论代表人物是罗伯特•B•丹哈特和珍妮特•V•丹哈特，他们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一书中对新公共服务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七大原则：服务而非掌舵；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服务于公民而非顾客；责任并不是单一的；重视人而不是生产率；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事务。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在管理公共组织和实施公共政策时要把重点放在如何为公众服务上，而不是依仗手中的权力为政府航船掌舵和划桨；要向公众放权，由公众来决定航船的方向；公共管理者的职责只是建立具有高度响应力和高效执行力的行政机构来为公众服务。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肯定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推动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活动的积极意义，同时摒弃了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核心的“企业家政府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主张把效率和生产力置于民主、社区、公共利益等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中，力求建立一种以公共协商对话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行政。可见“，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价值取向是民主，高度重视公民权利、公民意识、公民身份和公民价值，追求最大程度的公平、民主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就是把民主、公平和公正看作是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取向，把公共利益的获取放在首位，并时刻强调行政部门的服务性。根据这一理论，高校行政管理就是要建立以服务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模式，把为师生服务作为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的根本宗旨，把为师生服务作为学校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高校的管理部门应倡导实践民主、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努力使行政管理者、教师、学生之间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和谐关系，要充分考虑并积极维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们的意愿，努力使全体师生平等地享有学校的发展成果。

三、服务行政理论与高校行政管理

“服务行政”概念来源于“公共服务”，1913年，法国著名法学家莱昂•狄骥在《公法的变迁》一书中，最早论述了“公共服务”的概念和意义。1938年，德国行政法学家厄斯特•福斯多夫在其代表作《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服务行政”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开始了“服务行政”理论的系统探讨研究，“服务行政概念逐步被引入到行政模式的构建中来，成为直接思考行政改革目标模式的理论探索”。服务行政理论涵盖有多个方面的内容，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服务行政最根本的主题。在服务行政模式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一种行政观念，而且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的一种制度”；服务成为了“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上，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政府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就可以实现对个体目标和社会整体目标的系统整合”。服务行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题，与我国高等教育目的是一致的。教育理论家阿弗烈•诺夫•怀海德（英）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指出：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专题规划》中也明确：高等教育坚持育人为本，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高等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当然，这种一致性需要一套科学的行政运行机制做保障，这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管理者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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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事信用,信用公开,私生活权利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信用”一词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倡导并力求遵循的行为准则，子曰：“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也”，“诚信”被视为“立人之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承诺、守信义的道德传统，留下了“千金一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美谈佳话。然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欺诈盛行、信用缺失”的严峻形势，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当今中国信用问题的核心是商事信用，商事信用信息公开是构建我国良性信用秩序的关键。

一、商事信用的概念和特质

商事信用是商法的一个基本范畴。何谓商事信用？我国目前学者尚无统一的认识和界定。笔者认为，商事信用是普通的社会信用在商事领域中的特定化。因此准确理解商事信用必须首先对信用本身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信用”原本是一种伦理概念，意指“信守承诺、诚实不欺，以此获得他人的信任”。“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世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类区别于动物而形成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信用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适用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行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法律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调整功能，遂产生了法律规制上的需求，信用也就由单纯的伦理范畴而上升为法学范畴，成为伦理规范法律化的典型。今天我们对信用也有着不同的注解：首先指“以诚用人，信任使用”；其次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第三，指以偿还和付息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1]（P280）尽管信用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指向和特有的内涵，但上述含义中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信用的核心是基于信任而形成的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义关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主观上自身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资本状况、生产能力等财产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能为他人信任的程度，是来自社会的评价。”[2]（P512-514）申言之，信用是一个人的践约和守信能力的多层次的社会评价。包括政府信用，个人信用和商事信用。而商事信用是信用在商事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商事主体在经营活动中所具有的经济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

笔者认为，商事信用不同与一般的社会信用，它具有自己特殊的品质。

（一）商事信用与特定的经济生活相联系，是商业伦理制度化的产物

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信用一开始就与经济生活相联，是商品社会的产物，是商业伦理的制度化体现。众所周知，任何交易都是建立在交易双方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信赖对方会秉承交易规则及遵守诺言，商品的生产者或经营者才会实施交易，“赋予对方以信任”是交易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但是单方地赋予对方以信任具有极高的风险。只有当交换的双方能够对等地完全识别对方的行为，也就是消除了欺骗的可能性，信任才是无风险的。商品交换者之间是不是讲信用、是否能够信任对方或被对方信任、是否真诚地遵守交易规则，是市场能否存在的基础条件。也正是基于规范交易秩序、保障市场安全的需要，早在“商品生产者社会的一个世界性的法律”-罗马法就把“为人诚实，不损害别人”这些信用的基本要求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且把信用作为拥有法律上人格的重要条件。后世民法秉承罗马法的这一精神，将信用这一道德准则法律化，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2]（P512-528）

尽管信用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但在早期的简单商品经济时期，信用的法律需求远不如今天这么突出。在简单商品经济的调节下，商品交换主要在特定的交易主体之间进行，由于交易圈子和交易手段的限制，无需借助法律，单靠信用机制本身就可发挥其相应的调节功能。信用主要是由交易者自己来维持，对违约的惩罚来自交易的中断。但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信用机制自身的功能局限便日益显现出来。商品交换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实现了时空的延伸，交换往往发生在不特定的主体之间，一个人的信用状况通常难为人知，失信也因难以被人发觉而不受制裁，违约可能比守约更有利可图，信用机制自身的调控机能便开始失灵。单靠商人自身的商业道德已无法满足建立和维护交易秩序和市场安全的需要，由法律来维护和规范信用便为历史所需，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法律问题。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操守逐步特定化为商业伦理，并进而形成了商法规则和制度。商事信用就是商业伦理的一种制度化反映。

（二）商事信用的本质属于一种经营性资信，而非单纯的人格信用

首先，商事信用发生在商事活动领域，与商事主体的人格利益相联。信用本身具有较强的人格属性，与人的特定身份相联。在古罗马法时代，信用只专属于部分自然人，法人和不完全人格的人和无人格的人不具有信用。[2]（P512-528）就商事信用而言，商事信用自然专属于商事主体，而非商事主体所拥有的信用不能称之为商事信用。所以，与特定的商事主体和特定的商事活动相联的商事信用必然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经营性信用，即与盈利目的相关联的一种特殊信用。当然，在无商不在的今天，消费信用也已转化为商事信用，而严格意义上讲，消费者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商事主体，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消费信用之所以转化为商事信用，是因为赊帐经济和消费信贷的出现，而赊帐和消费信贷也可以从广义上视为一种特殊的资本运作形式，消费者通过赊帐和信贷增加了其自身财产的价值利用效率，故此时的消费者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

其次，商事信用的基础在于单纯的资产信用，而非单纯的人格信赖。目前，在普通的社会领域，衡量一个人信用程度的高低的标准，恐怕仍然是一个人的诚实守信的道德操守。但在商事领域，信用高低的标准远非如此简单。一个道德品德再高之人，如毫无资产做后盾，其信用也恐怕高不到哪。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民商法无不把资产作为衡量商事主体信用高低的主要尺度。担保是信用在法律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被保证人信用的增加，物的担保所产生的信用毫无疑问来源于被抵押或质押的财产；人的担保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以保证人的个人信用来担保债权的实现，但最终发挥作用的仍然是保证人所拥有的财产，所以，判定保证人信用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保证人的财产状况、支付能力，尤其是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的代偿能力。因而现代各国民法都把具有代偿能力作为担任保证人的法定条件。故商事信用本质上应属于一种资产信用。

以财产信用为基础的经营性资信用正是商事信用区别于传统的其他社会信用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商事信用是一种兼具人格权与财产权性质的混合性商事权利

信用属于社会对一个人的品行和人格的评价，属于一种典型的精神性权益。在非商事领域，对于一般的自然人，其信用的财产性质微不足道。侵害普通信用承担的也主要是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对受害人予以精神上的抚慰是其主要目的。可是，在商事领域，信用一旦和商业目的结合，便具有不可低估的经济价值。信用通常被视为商人的“第二身份证”，它不仅能给其拥有者带来巨额的财产利益而且还能够以金钱衡量其价值，信用本身已演化为一种无形财产。事实上，信用也只有和商业目的相结合，才使其具有财产价值。

总之，商事信用是商事伦理制度化的产物，是商事主体履约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它源于商事主体自身的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表现为对商事主体经济信赖的社会评价。故其本质体现为一种经营性资信。

二、信用公开与私生活权利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构建一个开放的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在多大程度上开放，如何开放则面临诸多的理论难题和制度障碍。商事信用的公开是否会构成对个人私生活和商业秘密的侵犯，如何既能使个人信息得到有效保护，又能使商事信用顺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成为商事信用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难题。

（一）信用公开对传统隐私权观念的冲击和挑战

出于对人性的关怀及对个体人格和利益的尊重，传统民商法素来强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状况、收入与负责、个人档案、纳税记录、及财产信息等情况均被视为私生活信息（informationprivacy）或个人信息（personalinformation），属于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他人不得问津。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商事信用公开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势，传统的隐私权观念与信息时代的特殊要求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1.信息公开-商事信用的时代要求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商事信用同样呈现出高度信息化和公示化的特征。信用信息的量化和公开，为信用的快速传递、识别和判定提供了便利，有效地降低和削弱了市场交易风险，顺应了现代商业高效、快捷、安全的需要。首先，信息的量化为信用的快速传递、识别和判定提供了条件。所谓信用量化，主要是指信用评估标准和指标的量化。即社会对商事信用的评价，逐步摒弃众多的模糊性因素，而根据一定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将决定信用的各种因素予以量化，形成具体的指标参数，通过具体的指数确定相应的等级，为投资和交易活动提供一个简洁、直观的判断对方信用的标准。

现代社会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时空的延伸和分离。交易者很多情况下是素昧平生，甚至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仍不谋面。交易方式的改变、交易空间的拓宽，使每一个投资和交易行为本身隐含的风险巨增，客观上要求更加迅速、客观、准确地了解对方的信用状况，从而确定和减少自己的交易风险。如何解决交易方便、快捷与交易安全这一对矛盾，便显得极为突出；而另一方面，投资和交易方又迫切需要将自己的信用状况及时地传递给对方，并使对方能够迅速作出识别和判断，以扩大影响、吸引客户。这就要求信用评估必须作到便于传输、便于识别，而且准确、客观。于是信用信息量化就应运而生，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信用评级制度。信用量化成为商事信用制度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

其次，信用量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商事信用信息对他人的公开的过程，信用信息的公开意味着商事信用信息已不再是他人不能问津纯粹的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信用的量化是借助特定的社会机构-资信评估机构得以实现的。信用信息量化的过程实际也是个人信息对第三者公开的过程，它涉及信用的采集、辨别、整理、判定等多个环节。如果信用信息仍被视为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信用的量化工作将无从开展。所以，信用信息的量化是建立在个体对其隐私的部分放弃的基础之上的。

再次，信用信息的公示既是信用信息量化的目标，也是时展的必然。一方面，信用信息的量化，其目的是为快速传递、辨别和判定某一商事主体之信用度。而信用传递的途径尽管很多，但通过特定的载体向社会公开则无疑是传递速度最快、传播范围最广，也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信用的量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让更多的交易者了解和知晓，扩大其影响才是其真正目的所在。另一方面，信用的公示是交易对方行使知情权，减少或降低交易风险的客观要求。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交易手段的更新和交易空间的拓展，市场风险无时无处不在。一个人的资产状况、收入与负债情况、违约背信记录等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私事，而直接关系到其个人的践约能力，关系到他人预期利益的实现程度，作为交易相对人自然有权过问和了解其相应的信用状况。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了解和把握对方的信用状况，降低交易的风险和成本，便成为确保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全局性问题。为了保障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客观上要求在个人信息与公共信息之间作出新的界定。传统上属于个人私生活领域的部分内容将不再为个人信息，而成为大家可以共享的公共信息，应该通过法定的方式和途径向社会公开。美国1971年率先制定了《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规定诸如消费者收入与负债、破产记录、偷漏税记录甚至消费者的消费特点、性格和生活方式等将成为征信机构可以依法取得和传播的信息。而英国的公司法则要求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普通公司公开其财务报表。[3]（P44）

综上所述，信用公开已成为一个不争之实。各国商事立法和商事实践，已充分显示信用信息已不再是纯粹的私人信息或商事秘密，而与社会交易秩序密不可分，部分信息已转化或正在转化为社会公众信息，个人的私生活领域正在迅速缩减，而公众的领域正在急剧膨胀。传统的隐私权概念及其实际内涵正在微妙的变化中承受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挑战。

2.私生活权利保护-一个同样富有时代意义的理论与现实话题

人性的关怀首要的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怀。对私法来说，捍卫人性的尊严，确保人的自由和安全，无疑是其终极目的。著名学者马克？普拉特纳先生指出，个人权利的第一要义就是“在人们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保护私人领域、目标多样化和多重性。”[4]（P73）所谓私生活（privacy）是相对于公共生活而言的，指与公众无关的纯属个人的私人事物（privacyaffairs），包括私人的活动、私人的活动空间以及有关私人的一切信息。私生活的权利（therightofprivacy）则指上述个人的私生活不被公众或他人骚扰、知晓和干涉的权利[5].私生活权利的核心是隐私权，即民事主体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具体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住居不受他人侵扰及保有内心世界、财产状况、社会关系、性生活、过去和现在其他纯属个人的不愿为外界知道的事实的秘密权利”[6].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素来是各国民事立法保护的重点。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个人私生活权利的保护之重要性不仅没有削减，相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仅靠民法、合同法和侵权法，在传统的私权领域为个人私生活权利提供保护已不足以保障个人信息自由和信息安全，必须由国家，利用公共权力加大保护力度，以给人们创造一个更为自由和安全的生存环境和空间。1974年美国《个人隐私法》（TheFederalPrivacyAct）的出台，率先开创了通过单行法保护个人私生活权利的立法先河。为此，国际组织及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纷纷作出决议和制定立法，强化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7]（P74）可以说，国际社会在个人私生活权利的保护方面早已突破了传统的局限于个人人身权和财产权保护的概念，个人信息权的财产性质得到认可并在国际、国内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国法律对其保护是否充分，甚至成为跨国交往或交易中的重要条件。[5]

尽管私生活权利的保护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私生活的理解和把握上，仍然面临着很多实际难题。私生活与他人生活、公共生活，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作出准确界定。确保信用公开而又构成对个人隐私和私生活的侵犯，便成为各国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和立法规制的重点。

3.私生活权利保护与信用公开-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

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任何人也无法逃避与他人合作这种基本模式，信用成为社会规则体系运行的基石。信用观念已经脱离了相对人之间单一法律关系的内容，成一个规则，并代表社会利益出现。因此诸如个人的财产状况、收入与负债、纳税记录、违约守信情况等原本属于私人生活之信息，出于交易安全和市场经济发展之需要，而不得不向他人开放，而电子网络的形成和快速发展，为信用信息的全面开放提供了现实条件，信用开放已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世界潮流。但另一方面，信用采集、整理等活动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个人的私人领地，甚至会构成对他人私生活的侵犯，个人私生活权利的保护随着各国信用业的出现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遂成为各国理论和立法关注的焦点。美国是当今信用管理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其16项生效的信用管理相关的基本立法中，直接规范的目标都集中在规范授信、平等授信及保护个人隐私权方面。

笔者认为，商事信用公开实际上是一项法律制度建设，哪些信息应当公开，以什么途径和什么形式公开，都是涉及公私权利如何界定和如何得以保护和实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其实质是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的问题，反映的是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的取舍问题。正如我国学者所分析的那样，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私法正经历着一个从契约到社会的转变，私法上的人要完成自我实现的理想，不应仅仅着眼于个人权利的满足，还要意识到超越自我是实现自我的必要方式。[8]而商事信用（尤其是消费者个人信息）由封闭走向公开的过程，实际上正是私法主体个体利益逐步让位与社会利益，由单纯的自然人向社会人演进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为更好地实现自我而超越自我的痛苦裂变的过程。当然，个人利益向社会利益的让位，决不意味着个人人格和尊严的丧失，私人生活空间的沦丧，对私人领地的恣意侵犯绝非信用公开的目的和初衷。

（二）我国信用公开的困境和制度障碍

目前，中国商事信用仍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低开放度已严重制约着中国信用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影响着信用环境的净化。为此，加快建立一个开放的信用体系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是，信用开放体系的建立在中国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1.理论制约

近年来，以隐私权、商业秘密等为核心内容的私生活权利保护问题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对唤醒人们的私权保护意识、保障个体权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学界谈论私权之时，对亟待理论界探讨和研究的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及其合理边界问题，我们法学界却很少加以研究（注：笔者曾有意识地查阅了相关论著，但鲜见这方面的论述，惟在李文涛所发表的“浅论商业秘密权的限制”（载于《科学？社会？经济》杂志2000年第4期）及唐海滨等所撰写的“有关商业秘密立法的重点难点问题”（载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对此有所论述。），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客观上影响着信用开放的进程。

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究竟哪些属于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是否被视为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之信息，他人就绝对不能问津，对这些问题人们尚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理解。单就商业秘密而言，就存在认定范围过宽之嫌。从学界的主要观点来看，现在我们视为信用信息的因素，包括经营负债情况（资产负债表等财务会计报表、企业经营资信状况、纳税记录及对当事人影响较大的经济诉讼）似乎都属于商业秘密。作为商业秘密，当事人当然有对其采取保密措施，施加控制，并排斥他人介入和干预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商事信用的公开必然会涉及对商事主体其他私人信息的了解和掌握，故信用如何公开，人们却又缺乏理论上的研究。似乎一谈信用公开，就不存在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理论界尤其是法学界对信用问题缺乏应有关注和热情，对信用公开与隐私权和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缺乏基础性研究。信用征集、使用及监督、管理等制度缺乏应有的理论支撑，从而使有关立法难以很快出台。

2.制度障碍

我国信用体系的开放，不仅受制于传统，而且现行的许多制度也潜在地制约着信用开放工程的启动。下面择其中重要的几项商事制度加以剖析。（1）商事登记制度

商事登记是指依照法律或法规的规定，由商人筹办人或商人为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事主体资格，将应登记的事项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于登记薄，并被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告的法律行为。商事登记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交易安全；昭示当事人的信用；方便政府管理，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9]（P47）因此，商事登记法坚持采取公示主义原则，要求交易当事人有关营业上的一些事实，如果与利害关系人有关系时，必须公告通知，方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商人资产信息的登记与公开首先内蕴了商事主体未来交易中履行债务的实力，而有关的商号登记、法定人的登记、商业负责人特别印章的登记、商事主体营业场所及分支机构等信息的登记与公示，均有助于增强相关交易主体对特定商事主体的信任，从而为商事主体的商事信用奠定基础。然而，我国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在信息的公开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现行规定并没有明确当事人履行商事登记信息公告之义务，公告义务主要承担者是登记主管机关。由此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公告是政府行为，有无按要求作出公告是政府之事，故只要当事人履行了登记手续，也即产生对任何善意第三人的对抗效力；二是如果产生登记真实而公告不实之情形，给他人造成损失，当事人将不对公告不实的后果承担责任，其责任应由登记机关承担。[9]（P51-52）这种规定显然与市场经济所奉行的登记事项公示和信用公开原则背道而驰，无益于当事人信用的昭示。其次，现行商事登记资料信息查询渠道不畅。目前，在我国不仅商事登记法规繁杂，查询困难，就是外界查找商事主体登记档案资料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依照国家工商局指定的《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规定，只有公检法司等部门才能查阅企业登记档案，律师只有凭法院的立案证明才可查阅企业登记档案，至于一般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和中介机构则无法查阅到有关商事登记信息。我国现行的将企业档案这一公众资讯作为商业秘密的作法，对投资者和中介机构开展业务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

（2）银行法律制度

银行对客户履行保密义务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无论法律是否明确规定银行之保密义务，在实践中银行都会遵守为客户保密的商业惯例。银行履行保密义务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保持缄默，即工作人员在工作或生活中，不轻易在平时的言谈中主动泄露存款人的存款信息；二是拒绝查询，即对存款人以外的人的询问不加以回答。但是，为客户保密这一义务在世界各国都没有被绝对化。如“在德国，要求银行提供客户一般的信用价值的标准信息是一种广泛运用的商业实务（惯例）”，由于“银行拒绝提供其客户的信息比起提供不大有利的信息更加损害他的信用地位”，所以，“在银行与其客户所签订的合同的一般条款中包含了对这种信息的普遍赞同”。我国《商业银行法》第29条和第30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对客户的保密义务，规定对于个人储蓄存款和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查询、冻结和扣划，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我国《商业银行法》本身并没有明确列举银行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形，而是授权其他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出规定。这些例外规定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税收征管法》、《海关法》、《审计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中。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有权行使查询权的只限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税务机关、海关、审计机关等国家司法及行政机关，而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无权查询商事主体在金融机构中的存款信息。事实上商事主体的资信状况仍然是作为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来看待的。

（3）竞争制度

1993年9月2日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对商业秘密作出界定的法律规范。该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与美国、加拿大等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现行立法采取的概括式的定义方式，其本身就具有较大的模糊性，究竟哪些信息属于经营信息，缺乏科学的界定，其结果是商业秘密的范围呈现出无限扩大的趋势，这对于资信信息的公开同样起到了意料不到的制约作用。（注：在国外，我们很难发现有对商业秘密作出如此宽泛界定的。如美国1985年重新修订的《统一商业秘密法》第1条第4款规定：“商业秘密意为特定信息，包括配方、样式、编辑产品、程序、设计、方法、技术或工艺等。”加拿大1984年的《统一商业秘密法草案》第1条第2款规定：“（1）本法中商业秘密是指特定信息，该信息：a.已经或将要用于行业或业务之中；b.在该行业或业务中尚未公知；c.因为尚未公知，因而具有经济价值，并且d.特定情势下为防止其被公知以尽合理保密努力的对象。（2）定义商业秘密的信息包括产品、计算机程序、方法、技术、工艺产品、装置或机器之中的信息。”从上述国家相关规定中，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企业的资产状况、负债情况、纳税记录、诉讼资料等信息，在这些国家并没有象我国不少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被列如到了商业秘密的范畴。）由于对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存在着过于宽泛的理解，在我国本应作为公众信息的许多商事信用信息却被人为地加以分割，并封锁在税务机关、工商机关、司法机关、金融机构等各自的内部档案之中，无法得以汇总和公开。如欲形成一个开放的信用管理体系，就须对现行的不少商事立法作出相应的审视，以清除其障碍。

（三）信用公开与私生活权利保护的协调与处理-中国信用立法成败的关键所在

中国信用立法已迫在眉睫，其目的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信用开放和公平享有、使用信息的环境，增强社会信用信息的透明度，以整顿信用秩序，同时适应WTO对信用公开化的要求。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信用公开对个人私生活所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正确界定和区分公共信息与个人信息的合理边界。没有对个人私生活权利的保障，中国的信用业也就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因此，信用公开过程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是关系到我国信用立法成败的关键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以下几个指导思想：

1.正确区分个人信息与公共信息

衡量属个人信息还是公共信息的标准，应该是主体利益标准。凡是涉及公共利益，可以而且应该向全社会开放的信息，就属于公共信息。对于经营主体及信用消费的消费主体而言，其资产状况、纳税情况、重大诉讼、严重违约记录等涉及其信用评价的基本要素，其公开与否直接关乎他人利益，故不应该再视为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无关的私生活信息，相反应该为交易相对人或社会公众知晓，成为公共信息的组成部分，可以也应该向社会公开，至少可供利害关系人查询。个人信息则是与他人利益无关，纯属个人私生活领域，应该由个人支配和控制之信息。对于个人信息，任何人都负有保密的义务，征信机构亦不能例外。个人隐私属于个人信息自不待言。对于商业秘密而言，严格来讲其是否公开，对于他人尤其是竞争者而言会有不同的影响，但该类信息的保密因不会损及他人而无公开的必要，故不能轻易地认定为公共信息，而只能视为企业的个人信息。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产品开发研制计划、客户名单、销售网络等经营信息就属于此类信息，应属于个人信息。

2.区别对待经营者与个人消费者

凡是以实施商业交易为其职业，持续地反复不断地从事同一性质经营活动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包括经理、代办人等，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因其持续地从事特定的经营活动，不断地与社会上不同的经营主体和消费群体发生各种各样的商事交易关系，故其信用信息应更多地转化为社会公共信息，及时地予以公示，有助于保护正常的社会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反之，对于个人消费者而言，他们并不从事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平时主要是以普通民事主体，而非商事主体的身份出现，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消费信贷等信用消费的情况下，才转化为广义上的商人。由于其交易对象毕竟有限，因此其信用信息在多数情况下属于个人信息，对其个人信用的采集、使用必须适用不同于前者之原则。

具体而言，经营者的信用信息，绝大多数应进入公共领域，尽快向社会开放。当务之急是修订现行立法，改变当前企业信用信息透明度低的状况。各相关政府部门，如工商、海关、法院、技术监督、财政、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应该依法将自己掌握的经营者的信用数据通过一定的方式向社会开放，以保障经营者的信用信息能被社会知晓。即使那些暂时不宜向全社会公开的信用信息，政府也应有一套信息、征信数据取得和使用的程序。总的原则应该是凡是可以公开，以及能够通过一定的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就应该尽快开放，以增强商事信用信息的透明度。

至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应该采取相对谨慎的原则。因为消费者个人信息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属于公众信息，不宜进入公众领域。所以，信用立法必须明确个人在征信机构进行征信活动中的权利，限定信息传播的范围。首先是明确个人权利。包括：第一，同意权。个人征信体系建立的目的应立足于个人信用信息的有效利用，服务社会应是次要目的。在一个信用发达的社会，公开个人信用资料的内容越多，范围越广，则寻求个人信用消费的机会就越多。所以，为取得他人信任，达到自己预期的消费目的，大都乐意将自己的信用信息交由征信机构，并授权他人使用。但是，我们并不能排除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情愿保有一片私人领地，而并不愿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如消费习惯、家庭财产、个人收入等公之于众。对此，就应充分尊重消费者的个人意愿，不可强行征集和使用。因此，对个人信息的征集和使用，应征得本人的同意或授权，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第二，知情权。信用当事人应有权利要求查阅自己的信用档案，了解自己的信用评价情况及评价标准，掌握自己的信用等级。第三，异议权。如当事人认为自己的信用信息有误，有权提出异议，要求予以更正。个人异议报告应纳入个人信息范围。其次，应限定信息的传播范围。从国外情况来看，信用信息的使用者一般包括三类：与本人进行信用交易的金融机构和其他商业机构；本人授权的自然人或法人；依职权进行调查的司法机关以及税务、审计、海关等行政机关。此外，还应明确规定征信机构及信息使用人对个人隐私的保密义务，凡泄露个人信用信息、超范围使用个人信用信息以及擅自修改信息或降低个人信用信息的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人授权使用与法律授权使用相结合。

对信息的使用，应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采取本人授权使用与法律授权使用相结合。一方面，作为信用信息的拥有者有权决定其信息的传播范围、使用方式，可以授权他人使用个人信息及企业信息，以充分有效利用其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基于公共利益之考虑，通过法律授权社会组织或个人依法享有和使用他人信息。但对经营者的信用信息和消费者个人的信用信息，法律授权使用的范围、方式和途径都应有所区别，以保证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

三、信用公开与市场化运作

信用建设的确已成为热得烫手的话题，但按什么样思路来促成信用信息的开放，人们的认识却并不统一。现在不少人力主在信用公示工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而不少地方的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也宣称政府要挂帅，并且各地纷纷出台了不同的信用服务体系。信用建设问题引起各级政府重视，这是一件好事，但令笔者不无担心的是，这种一轰而起的政府行为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信用市场所存在的问题。信用机制的打造，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但信用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

（一）市场主导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管理的发展方向

信用评级业在西方国家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各国在构建自己的信用管理体系的过程中，曾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信用发展思路和信用管理模式。其中，德国和法国曾推行的就是以中央银行建立的中央信贷登记为主体的国家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该信贷登记系统主要是由政府出资，建立全国数据库网络系统，征信加工的产品主要是供银行内部使用，服务于商业银行防范贷款风险和央行金融监管及货币政策决策，采取的是政府主导模式。而美国则实行的是纯粹的市场主导下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美国全国的企业和个人征信公司、追账公司等都是从盈利目的出发，对金融市场参加者们的信用状况进行调查登记，将资料记入数据库，连续跟踪客户的信用变化情况。日本采取的是以银行协会建立的会员制征信机构与商业性征信机构共同组成的国家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由于采取的模式和指导思想不同，其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注入市场因素，积极发挥市场的导向功能，已成为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积极推动征信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等商业征信公司在日本的出现和崛起，就是日本推动征信业市场化的主要结果。[10]信用信息数据的开放和市场化运作是当今各国信用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政府主导立论理由难以成立

目前倡导政府主导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信用服务体系建设者为数不少，其立论依据也颇多。为了避免正在着力构建的商事信用服务体系走向误区，下面就其中的两种主要论点加以辨析。

1.市场发育不足论。认为我国作为“非征信国家”，信用中介服务的市场化程度低，虽然目前也有一些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机构和信用产品，但信用中介服务市场仍存在明显的双重供需不足：一方面是信用服务行业的社会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国内有实力提供高质量信用产品的机构或企业还很少，因此单靠社会力量恐一时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信用服务体系，需要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威来营造。也有学者提出了“阶段论”的主张，认为在近期采取政府主导模式，随着征信制度的发展再逐步注入市场因素，最终形成两种模式并举。[11]应该说，上述同志可谓准确而又深刻地认识到了我国信用服务业的现状，其提出的两步走的思路不能不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是，如仔细推敲，便会发现这种理论的狭隘和偏颇所在。就像我们不能因为营养不良而就主张患者不进餐或少进餐这一简单道理一样，市场发育不足根本不应成为否定走市场化运作的理由。中国信用服务市场不足是由于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导致的结果，是因为缺乏信用市场生成的外在环境。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由此而否定市场，相反应该是大力倡导和培育市场，为信用市场的充分发育创造外在条件。如果我们以市场发育不充分为理由，倡导由政府来主办或独办信用管理服务机构，其结果只能使正在萌生中的市场意识和刚刚有所起步的中国民间征信业遭到无情打击和扼杀，中国信用中介服务市场化之路将变得更为坎坷，所谓的两种模式并举的设想恐怕也只会演化为一相情愿的空想。这种寄望于政府行为解决市场问题的传统思路注定要走弯路，其产生的必然结果是造就一个新的领域的垄断。（注：实际上，危险信号已经发出。据了解，上海市已成立了一家资信公司，该公司由政府直接参与，公开表示不允许其他市场主体投资此类公司。www。/gb/content/2002-03/9content-33320.htm.）笔者认为，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从一开始就确立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思路，这也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

2.政府权威论。主张信用服务应由政府主导的同志担心，信用服务若采取商业运作会因为商人惟利是图的本性而无法保证信息资料的公正性。相反，政府组建信用服务体系，既可做到资源统一，又能保证信息可靠。此即为“权威、资源共享”。政府出于资源统一、避免重复建设以及信息可靠等考虑当然是好意，但是否有必要自己去操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资在信息的加工、整理上呢？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因为政府完全可以把基础信息公开，让多个信用服务公司在同一信息平台上竞争，为竞争者提供更优良的服务。竞争能让产业充满活力，让信用产业真正发展起来，并给消费者带来实惠。至于市场无法保证信息公正性的担心更为多余。商人的确具有惟利是图的天性，但正因为惟利是图，他要在市场上生存、发展、壮大，他才更需要靠实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他才会努力做得更好。而政府不同于企业，它没有生存压力和利益动力，加上我们目前的管理还是粗放型的，很难做到像服务企业那样精细，大量的日常交易信息它无法也无从掌握。中国本来就有着浓厚的政府管制情结，我们对什么问题都习惯于采取政府监管和运作的模式，但事实上政府鉴于其人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的限制，很多事情它并没有管住、管好，也无力管住、管好。商业化或市场化才是中国信用业的唯一出路。

（三）市场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

强调信用公开的市场化运作，并非要否定或排斥政府在信用体系构建中的作用。相反，中国信用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信用公开机制、信用服务机制和信用监督机制的培育和发展，而这一切均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因此，强调市场在信用公开和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并不会动摇政府的功能和定位。“政府推动”应该是我国信用体系构建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政府在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信用市场发育和信用环境形成的推动。

1.加快信用立法，规范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使用。信用建设必须立法先行，这是世界各国信用制度实践的一般规律。因此，应以信用作为立法基点，尽快制定并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指导信用体系的建设。当务之急是抓紧制定《社会信用法》，为征信机构业务活动的开展提供法律依据，并修改现行的商事登记、反不正当竞争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信息公开扫除法律障碍。

2.实现商事主体，尤其是经营主体基础信息的公开。工商、海关、法院、技术监督、财政、税务、外经贸部等政府机构应依法将自己掌握的企业信用数据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开放，为信用服务机构和社会公平享有和使用信息提供平台。

3.推动信用咨询和服务业的发展。发展专门的信用咨询和服务业，及时准确地为交易和投资者提供对方的公正、可靠的信息，是世界各国减少市场风险、增强市场信用的重要举措。我国信用咨询服务业最近几年虽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如征信公司、资信评估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和信用产品，但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导致了企业的信用状况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评估，市场不能发挥对信用状况的奖惩作用，企业也缺乏信用管理的动力。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应是大力完善信用服务机制，积极培育信用服务市场，着力推动信用咨询服务业的发展。信用服务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亟待从信用服务的主体制度和行为制度两个方面予以强化，包括建立信用服务主体的设立及准入制度、规定信用信息服务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确立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的行为准则等，为信用咨询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理想的外部环境。

4.强化中介服务行业监管，完善信用信息监督机制。针对市场惟利性的特点，政府还应注重信用信息监督机制的建设。在信用市场培育的过程中，由于信用评估和信息服务制度的不完善，信用咨询和服务机构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更有可能成为某些企业虚假信用度的“制造商”和培育者，成为某些企业进行信用欺诈的帮凶，“虚假的信息比没有信息更可怕”。因此，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管就是对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中国信用服务业的一种正确引导和扶持。

信用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早在古罗马法时代就显见端倪。在近现代民法中更有“诚实信用”原则和失信受罚等私法救济机制的确立。时至今日，信用问题之所以再度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概因信用信息封闭与经济全球化之发展趋势无法相容。在商事领域，信用公开将是恢复信用机制自身调控功能的客观要求。一旦信用信息资源能为社会所知悉，参与交易之各主体自会采取相应的措施选择信用良好者与其进行交易，而信用不佳者自然会受到经济上的制裁。因此，信用立法的核心当是促成信用公开，为信用机制及其他民商法制度作用之发挥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然而，这一切都需建立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之上，而政府信用的确立，树立法律的权威同样是恢复商事信用的前提，在一个有法不依，或有法难依的社会，社会信用包括商事信用都是无从建立。因此，我们在呼唤诚信之际，更期盼着政府信用的强化。这表明谈商事信用决不能只能就事论事，理论界的讨论还仅仅是开始，但愿这不是一个多余的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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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项目与学术组织的持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增长能比中国更为强劲……”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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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自理方面，目前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不强，有待提高。在时间观念方面，很多孩子的时间观念不强。由此可见，新生在入学适应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据跟踪观察及教师、家长报告显示，这些学生在进入中年级以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人际交往、学习适应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新生入学适应不良对于学生个体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调查、访谈中我们还发现，新生入学适应的问题并不被老师和家长所重视，大部分教师对一年级新生期望水平过高，容易忽略孩子的年龄、心理特点，对孩子提出过高、过严要求，尤其是对于行为习惯不好、理解能力、接受能力较弱的学生，教师缺乏较好的帮助孩子尽快适应小学生活的工作方法。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一部分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不是溺爱就是要求过高、责备过多，特别是对于刚进入小学生活的孩子期望值过高，对于孩子的年龄、心理特点了解不够，缺乏教育理论、方法，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不会正确引导。可见，教师、家长的种种不适应也造成了一年级新生的不适应。

二、小学新生入学适应心理教育策略探讨

为促进小学新生的入学适应，东交民巷小学成立新生入学适应活动实施小组，由德育主任任组长，各新生班级的班主任任成员。在活动设计过程中，学校以促进新生良好适应为核心，同时结合学校生源的特点，综合心理学理论和教师多年教学实践经验，设计了形式多样的心理干预措施。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新生入学适应团体辅导策略

基于小学新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从集体生活维度、情绪情感维度、人际交往维度和学习制度维度四个维度设计团体辅导方案。集体生活维度是指对学校、班级集体观念的认识，此维度所达到的标准为：学生能够熟悉校园、喜欢校园，消除胆怯、疑惑的心理，增强集体意识，积极参加班级活动，为班集体做有意义的事情。情绪情感维度是指对新环境的心理接受态度，包含如何对待学校里的人和事，此维度所达到的标准为：一年级新生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去上学，在学校能够获得快乐的心理体验，在学校能够以友好的态度与教师、同学进行交往。人际交往维度是指与教师、同学交往互动时积极融入的状态，此维度所达到的标准为：能够主动向老师、同学问好，积极认识、结交新的伙伴，懂得如何与他人进行交往、自己能够解决与他人发生的矛盾，主动帮助同学。学习制度维度是指一年级新生能够适应小学的课堂常规活动，包括培养学习能力、自我约束力，此维度所达到的标准为：懂得如何充分调动自己的感、知觉进行学习，能够做到上课认真听讲，对学习活动感兴趣，注意力集中。通过以上四个维度，对学生进行为期两个月每周两次的入学适应团体辅导，班级教师按照活动方案展开课程辅导，使学生适应学校生活，积极参与班级活动，与老师、同学友好相处，遵守纪律，初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学生互助友爱、关心他人的良好品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初步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形成乐学心态；提高学生自理、自主、自制的愿望和能力。经过团体辅导干预后，小学一年级新生的整体学习适应性显著提高，前后测成绩存在显著差异，且后测成绩明显高于前测成绩。并且在学习态度、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独立性和毅力维度方面前后测也存在显著差异，证明了经过团体辅导后，小学生的适应性显著提高。

2.家庭教育策略

开学前一周及入学一个月后，心理教师通过团体辅导、工作坊等方式，对新生家长进行辅导，引导家长改进家庭教育方式。在小学新生学习适应的模型中，可以看出在家庭环境、独立性和毅力上的载荷最高，分别为0.74和0.75，也就说明这两个维度对于新生的适应是很重要的。家庭环境、独立性和毅力的培养都与家庭、家长密切相关。因此，在针对小学新生入学适应的心理教育策略中，家长的因素不可忽略。在家长方面，东交民巷小学主要进行的辅导策略为家长讲座、家长沙龙以及家校合作等。新生入学之初，学校就统一组织了针对家长的关于新生入学适应应注意事项的讲座，主题为《培养良好习惯——迈好入学第一步》，内容主要涉及应该培养哪些好习惯、如何培养，以及家长如何避免在教育过程中常犯的错误等，并让家长填写了针对儿童行为的评估问卷。一段时间的辅导结束后，学校会组织入学适应不良学生家长的家长沙龙，一起商讨更好的适应策略。在此过程中，特别注意家校合作，家长有问题会及时和老师沟通，而班主任也会及时向家长反馈学生在校的情况并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后，家长的心理教育策略也取得了显著成果，首先是《Rutter儿童行为家长问卷》结果显示，前后测存在显著差异，证明了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儿童不良行为及不适应性表现逐渐减少。另外，家长给予的主观评价也表明了一系列入学适应心理教育策略的有效性和成果。

3.教师辅导策略

新生入学前，组织实验组班主任学习团体辅导方案，保证其已掌握活动设计方案，并了解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的特点。针对团体辅导结束后仍然表现适应不良的学生，进行了个案追踪研究，班主任接受培训后及时关注本班适应不良的学生，并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指导。

4.沙盘游戏辅导策略

沙盘游戏治疗在学校和幼儿园里被广泛应用于儿童的心理教育与心理治疗，通过唤起童心，人们找到了回归心灵的途径，身心失调、社会适应不良等问题在沙盘中得以化解。鉴于沙盘游戏在儿童心理辅导中的独特优势，我们采用沙盘游戏对一些适应不良的个体进行进一步辅导。我们的流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前期的初始访谈，包括班主任的评价表及家长填写的儿童行为问卷；第二阶段，辅导记录，每一次沙盘结束后都需要进行记录；第三阶段，反馈阶段，综合班主任、家长、咨询师以及学生本人的意见后，适时结束沙盘游戏。在实际教育工作过程中，沙盘游戏辅导得到了学生、班主任及家长的喜爱与支持，起到了显著而积极的作用。

三、新生入学适应心理教育策略的总结与反思

1.教师应高度重视小学新生入学适应的培养

经许多调查研究证实，小学生学习适应性水平处于不高的状态。然而，在当前的小学教育实践中，人们对培养学生学习适应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仍存在如下两种错误认识。其一，认为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提高是一种很自然的过程，不用有意培养，学生的学习适应困难也能自行消除。诚然，从理论上讲，随着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我教育能力的增强，其学习适应性也有一个自然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但事实上，在现时的教育背景下，学生学习适应问题的累积速度远远超过其学习适应性自然提高的速度，越往后拖，学生的学习适应问题情节会越严重。其二，认为学习适应性培养只需要在起始年级进行，其他年级不用培养。教育实践表明，当年幼的孩子刚刚步入学校，难免会表现出种种不适应。在起始年级抓学习适应性培养当然很有必要。但是，大量的调查资料表明，小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有随年级升高而下降的趋势。因此，除了在小学低年级应注意学习适应性的培养之外，还要在高年级抓好学习适应性的“防滑”教育和中学学习适应性的“衔接”教育。

2.小学新生入学适应心理教育策略应紧扣重点，突破难点

小学生学习适应问题复杂，教师应注重教育干预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要紧扣重点，并在此基础上突破难点。小学生学习适应问题干预的重点和难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时还会出现重叠，但有的干预重点并非难点。比如，家庭环境、听课方法和身心健康；有些问题严重且难于干预的既属重点又是难点，比如学校环境和学习技术；有的问题不严重但难于干预，只属干预难点但非重点，如独立性和毅力；还有的问题不严重且容易培养，就可以不列入专门培养的计划，比如学习态度。当然，教师在确定具体的干预重点和难点时，应结合学生的年级、性别、成绩差异等特点以及本地区、本校和本班教学实际，通盘考虑。

3.多途径、多策略培养小学新生的入学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