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论文十篇

新闻伦理论文篇1

摘要：西方现代新闻伦理观念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同时也在西方普适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基本理念，也即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新闻自由、报道真相（truthtelling）、社会正义、毋伤害（theprincipleofnonmaleficence）与媒介效益。

理论上讲，无论处于何种具体的社会环境（东方的，或西方的），在新闻社会控制诸形式中，道德或文化的控制都应该是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控制方式。尽管新闻从业人员总体上是一个重实践而并不强调哲学反思与伦理关怀的社会群体，但借助新闻伦理的正当性（legitimacy）论证，新闻道德控制作用于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认知与理性判断，最终将参与到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建构过程。这是因为，不同于以事物的性质、规律等“实然”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伦理（ethics）研究的“应然”本就是关于行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原则和依据，并通过分析“应当”与“不应当”而实现对至善（theGood）的追求。因此，当我们对新闻进行伦理思考时，其实质也就是在研究与探索新闻实践中的是非、正误、善恶等价值判断的原则与依据，其目标则是建立起某种关于新闻的最高目标或至善的、具有确定性与普遍性的知识或话语，以实践于新闻的道德或文化控制。

但事实上，人们思考新闻伦理的兴味所在似乎总是新闻的道德控制而不是新闻确定的、普遍的道德（morality）与新闻的至善，功利化的道德应用取代了正当性的内在反思与至善的伦理诉求。因为这种本末倒置，新闻道德论证与社会控制过程中四处游荡着相对论、诡辩论的幽灵，新闻伦理往往成了道德相对主义泛滥的流沙之地。显然，新闻伦理还需要一种以新闻的伦理正当性论证为研究对象的基础性研究，肃清新闻伦理研究与新闻道德实践中的种种相对主义幽灵，辨识与阐明新闻道德（journalisticmorality）与新闻之至善。唯其如此，新闻道德实践才可以获得生命力，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一、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

研究新闻道德与新闻之善的新闻伦理，首要的问题必然是去思考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并不是指在具体的新闻伦理思考者那里，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去问具体的研究者、思考者如何判断“新闻伦理成为问题”。实际上，每个人具体思考、研究新闻伦理都可能有其真切而现实的动机，这个动机促使新闻伦理在他那里成为“问题”。1888年，当《纽约太阳报》的主编查尔斯•达纳（CharlesA.Dana）在威斯康星州主编协会的年会上首倡建立一套指导新闻工作者行为的规约时，促使其进行新闻伦理思考的动机是“医生们有他们自己的伦理系统……律师也有他自己的道德规约，以及指导他行为的法庭行为条件以及执业条例。但我从未见过一套规约能对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具有完美的普遍指导意义。”为此，达纳写下了“偶然想到”的八条原则（SeeFlint，pp.393-394）。对于达纳和他的同道来说，“新闻伦理成为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把新闻从职业（trade，craft）提升成为专业（profession）。新闻作为专业，意味着强调新闻从业所需知识的专门性，但更主要的是强调新闻的公共责任与公共服务特征，强调新闻的利他主义与社会良知，而其核心则是新闻专业化的道德规范建设。继达纳的新闻伦理八原则之后，各报纸（如《费城大众纪事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报系（如赫斯特报系）及新闻职业组织如美国各州的主编协会、全美报纸主编协会（AmericanSocietyofNewspaperEditors，简称ASNE）、职业记者协会（SocietyofProfessionalJournalists，简称SPJ）等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伦理规范”，一些著名人物如教育家沃尔特•威廉斯（WalterWilliams）乃至总统沃伦•哈定（WarrenG.Harding）也卷入到这场编写新闻职业规范的热潮之中。

实际上，正是因为对“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达纳式思考，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的新闻伦理研究一开始就与建立伦理规范、以伦理规范约束新闻从业者为主要特征的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professionalism）实践走到了一起。包括纳尔逊•克劳福德（NelsonCrawford）、利昂•弗林特（LeonFlint）、威廉•吉本斯（WilliamF.Gibbons）等在内，几乎所有早期的新闻伦理研究者都把“新闻作为专业”作为其主要思考对象(Crawford，Chap.2；Flint，pp.228-37；Gibbons，Chap.1)。对于更多的新闻伦理研究者来说，“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答案直接来自其对新闻媒介现实状况的深切忧虑。如有着多年新闻实践经验的康拉德•芬克（ConradC.Fink）所观察到的，水门事件新闻报道以后，美国媒介陷入日益充满敌意的社会、法律与经济环境之中：民意调查中记者信誉度的降低，诽谤诉讼及败诉案例的增加，赔偿额度的倍增等。芬克认为，媒介与其环境，即政府、公众、受众之间形成了日益加深的“信誉裂痕”（credibilitygap）。（Fink，pp.13-15）意味深长的是，媒介环境的恶化与美国新闻伦理研究的第二次勃兴（1980年代初至今）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显然不是偶然的。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媒介环境的恶化实际上乃是其“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答案。其实，最初的新闻伦理者所谓新闻专业建构也是基于新闻与媒介社会环境与社会形象的考虑，他们希望通过专业建构提升新闻人社会形象，使其能够获得医生、律师、神职人员等所谓专业人士所获得的社会尊重。不同的是，水门事件之后新闻业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能否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而是如何摆脱敌意的社会环境。新闻伦理研究因此而发展出伦理反应论（ethical-reactivejournalism）与市场营销的质量控制（quility-control）理论来。

实际上，针对“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这一命题，还存在着第三种方式的思考，这是在关于新闻与民主、自由与责任等议题展开的媒介批评与社会批判中表现出来的。这些研究依据民主参与的社会功能要求，思考新闻在报道事实与公共辩论等领域的责任承担。研究者往往并不完全把自己归类到新闻伦理研究，但他们思考新闻的社会责任时实际上依然是在思考新闻伦理问题。对这些研究者来说，在新闻自由理念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现代语境里，新闻伦理相当于新闻责任。所谓“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随之被置换成新闻是否具有责任、具有何种责任、如何承担这些责任等具体问题。

但在本文这里，所谓“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乃是新闻伦理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味的根本问题，对此，既有的新闻伦理研究往往采取了新闻学而非伦理学的方法论思维。实际上，“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指的是新闻伦理基本命题及其阐释、新闻道德控制的实施如何获得伦理学意义上的正当性，也即，新闻伦理如何成为伦理学思考与论证方式下的真正问题。伦理学思考与论证的正当性是通过逻辑推演的完整性实现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认为，要证明一个特殊的判断，只能通过参考能够逻辑地衍生出这一特殊判断的某个普遍规则，而要证明这一规则，也只通过将它从某个更一般的规则或原则中推演出来，从而形成一个推理链条。但既然每一个推理的链条都必然是有限的，因此这一个论证推理的过程也必然以断言某个不能给出进一步理由的规则或原理而告终。用理查德德•黑尔（RichardM.Hare）的话说，那就是，“对某一决定的完整证明，应由对该决定之结果的完整说明和对它所遵守的那些原则的完整说明，以及遵守这些原则之结果——当然，也正是这些结果（实际上遵守这些原则所带来的结果）给这些原则实际内容——的完整说明一道构成。”（Hare，p.68）

以隐性报道的道德评价与伦理论证为例。所谓隐性报道，是指记者为获取新闻在采访中隐瞒身份或采访动机，其实质是欺骗了受访人（判断1）。根据一般的诚实性道德判断（原则1），我们知道欺骗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判断2）。为论证隐性报道中欺骗行为的正当性，我们首先要证明“使用这种欺骗所要获取的新闻是重要的”（判断3），然后需要引用公众知晓权（thepublic’srighttoKnow）理论（原则2）论证“当新闻是重要的、且其它手段无法获得这种重要的新闻时，隐性报道满足了公众知晓权的要求，因而是正当的。”（判断4）但公众知晓权并不是自明的公理，因而我们又必须论证公众知晓权的正当性（判断5）。为此，我们又可能要引入民主政治理论（原则3）、公共利益理论（原则4）或是社会正义理论（原则5）……但这些原则也未必就是自明的公理，因此也需要进一步论证它们的正当性（判断6、判断7、判断8……），直至无法进行论证的伦理公理。在这个过程中，从引入公众知晓权原则开始，我们就已经在运用一个伦理论证原则——功利主义目的论，即通过行为目的的正当性来论证行为的正当性（原则6）。不过，这只是有关隐性报道的一种伦理论证。对于康德主义者来说，康德“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Kant，p.31)这一绝对律令（categoricalimperative）裁定，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看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即它是否适用于每个人（原则7）。因此，如果新闻伦理论证隐性报道的欺骗是合乎道德的，那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欺骗都是合乎道德的（判断9）。显然，康德主义的伦理论证给予了隐性报道否定的道德评价。

然而，元伦理学的论证问题并不终止于这样演示的论证过程，贯穿于全部论证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在关于隐性报道的论证中，这个问题是，我们何以得知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动机就是欺骗（判断1）？隐瞒身份和动机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欺骗是一个附带着价值评判的判断，如何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建立逻辑联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说，原则1所说的一般诚实性道德判断之正当性从何而来？同样的问题是，作为论证可能终端的原则3、4、5以及功利主义目的论、康德绝对律令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探寻这些原则的正当性，我们将遇到伦理学中著名的休谟难题（Hume’sproblem）。

大卫•休谟（DavinHume）在其《人性论》（ATreatiseofHumanNature）追问伦理论证体系基本判断或原则的正当性从何而来。他发现，所有的伦理论证体系最终都要面对由“是”或“不是”联系的、关于事实的判断与以“应该”与“不应该”联系的、关于伦理与价值的判断的逻辑联系问题，而关于事实的判断与关于伦理、价值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判断，它们之间是无法进行逻辑论证的。休谟因此认为，关于善恶的判断并不存在于事实，而存在于我们的“情感、动机、意志和思想”之中，“恶和德都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心中的知觉。”(Hume，p.509)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进一步论述道：“关于‘价值’的问题完全在知识的范围以外，这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但仍然是可靠的事实。”(Russell，p.12)可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知觉”或个人感情总是各自不同、相互差别的，如何运用我们这各自不同的“心中的知觉”获得具有确定性与普遍性的伦理判断呢？这就是休谟难题揭露出来的伦理论证时必将遇到的尴尬问题，而这也是一切道德相对主义产生的根源。

如果以伦理学的方法论视角观察新闻伦理学研究，我们可能将如当年的休谟一样“大吃一惊”：新闻伦理研究基本上都是将新闻采访与编辑等事实性判断直接纳入伦理论证的逻辑推演链条之中。尽管他们也导入或自己设计了一些伦理推导模式，如克里斯蒂安等人的经典著作《媒介伦理学》（MediaEthics：CasesandMoralReasoning）等，但这种改进并没有改变逻辑推演链条不完整的状况。克里斯蒂安等人引入拉尔夫•波特（RalphPotter）的伦理推导模式作为所有案例分析的论证基础，但波特的基本论证过程也是从界定事实开始，进而导入适用的价值、原则并选择忠诚对象，完成伦理推导。在克里斯蒂安等人这里，一面是以自然主义的态度，把伦理判断与伦理原则的正当性寄托于其正当性自明或宪法的权威性（如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新闻自由），一面是又无视界定事实与引入适宜伦理原则之间致命的逻辑断裂，以这些价值判断与伦理原则直接论证新闻事实判断，而这已经是教学导向的新闻伦理研究中最具伦理学色彩的了，从总体上看现有的新闻伦理研究，我们将发现其中存在着令人忧虑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伦理学冷漠或伦理学蛙跳”。如果无视这种伦理学冷漠，我们将发现，下述关于报纸的相互对立而又未加论证其正当性的论断（其证明涉及到专门的伦理过程）在新闻伦理论证中的逻辑效力是相同的，而现有新闻伦理的实际逻辑论证往往基于这样的论断展开：

报纸的首要功能是传播人类的行为、感觉和思想，因此，新闻从业人员需要具备最深入的理解力、最广泛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先天而来和后天训练的观察和推理能力。新闻可能成为历史，同时也承担着作为教师和解释者的不可分割的义务。（ASNE，1922）

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Siebert，p.84）

这样，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去面对道德相对主义对新闻伦理这一研究领域的根本质疑。面对诸如此类对立且不可论证其正当性的伦理论断与推演，作为普通的行为者，我们实际上毫无手段去判断其伦理学价值，因而也无法在这些主张之间进行道德抉择，其结果是，我们只能或是摒弃无效的道德判断而随意地自行其是，或是放弃自己的道德抉择而遵从于某个特定的道德规训，从而走向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Erikson）所说的道德盲从（moralism）。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提供多少案例分析都是没有意义的。克里斯蒂安也注意到，“虽然案例研究能够说明道德推论中的特定概念，但它们在日常政策与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却更多的类似于那种导致无休无止的争论、责备，至多是微小调整的诡辩。”(Christians，etal.，1993：p.53)这样，新闻伦理研究就不得不接受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在其《道德序论》（APrefaceofMorals）中提出的批评：“道德学家不能教授其所发现，而应该揭示其所能教授，他们必须是洞察而不是说教。伦理学家之所以招人厌恶，其原因实际上是他们未能认清时代要求他们的，并不在于劝导人们如何行善，而在于阐明何谓之善。”(Lippmann，1929：p.318)

那么，对于新闻与媒介来说，何谓之善？如何阐明新闻与媒介之善？这正是本文所认定的“新闻伦理成为问题”。这就是说，新闻伦理之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其意义就在于对新闻之至善（theGoodofjournalism），或者称为新闻道德（themoralityofJournalism）的探索与追求。因此，新闻伦理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在有关新闻与媒介实践的目的与方式的各种价值判断中，辨识并阐明最具正当性的价值判断，这里称为新闻道德或新闻德性，从而达到对新闻至善的确认。然而，这所谓新闻道德及其阐明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其正当性论证也同样会遇到休谟难题的质疑。对新闻道德的辨识与阐释，我们不能求助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论，也不能求助于康德的绝对律令或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但我们可以求助于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提到的“共感”（sensuscommunis）。这种共感为我们提供了检验作为价值判断的新闻道德的有效性因而也是确认其正当性的合理途径，那就是诉之于公众的争议和讨论。新闻道德必须是经过公众（包括新闻从业者与媒介管理者在内的公众）的争议和讨论而最终获得确定性的价值判断。

于是，我们可以说，所谓新闻道德，是一种主观愿望，一种普遍信仰，一种基于新闻与媒介实践的事实判断而表达出来的、关于新闻与媒介应该具有的形态与应该追求的目标的规定，而新闻之至善则是新闻道德的整体和总和。新闻道德不是单个人或一群人的主张或愿望，而是在新闻传播发展历史演进过程中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普遍信仰与共同价值主张；它不是新闻媒介具体实践的细节规定，而是总体观照与描述新闻媒介的基本形态与整体价值追求的信条、规范与原则。因此，新闻道德或新闻之至善应该是新闻伦理论证的逻辑起点与正当性依据。

实际上，界定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关键在于它的客观实在性，也即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Durkheim）所说的社会事实性。新闻道德作为社会事实，或者说它的客观实在性证据必须是，首先它是真实存在并表达出来的愿望或信仰，其次，这种信仰获得了历史性的因而也是不可能逆转的普遍认同，以及第三，这种愿望与信仰是原发性的、独立自足的，无法通过其它愿望或信仰获得论证。强调新闻道德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是强调它从新闻实践的事实判断（是），经新闻伦理价值判断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判断（是），而抵达新闻伦理基本原则或新闻道德的价值判断（应该）的逻辑过程，其目的是使其获得正当性。检视西方新闻实践与新闻观念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人们对新闻与媒介存在着一些相互之间并不完全兼容的普遍信仰与价值主张，它们各自独立，相互只能阐明而不能相互论证，但在一起就构成了西方现代新闻伦理的基本理念，也即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新闻自由、报道真相（truthtelling）、社会正义、毋伤害(theprincipleofnonmaleficence)与媒介效益：

1.新闻应该自由地报道事实、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辩论。

2.新闻应该探索并传播真知真理、事件真相，真实地再现人类行为、感觉和思想。

3.新闻应该揭露权势集团的不义，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声张社会正义。

4.新闻应该尊重受访人、事件相关人、受众与公众，最大可能的避免伤害。

5.媒介有赢利的权利和义务，新闻应该对媒介企业效益负起责任。

从一般意义上讲，新闻道德包含了善的追求与恶的规避双重限定，既包括以肯定性的话语表达出来对新闻至善的积极承担（主动追求新闻至善的德性，如，报道真相、社会正义），也包括用否定性话语表述的对新闻至善的消极防护（避免新闻之恶或新闻之无的德性，如毋伤害与媒介效益），新闻自由则被确立为统领这五种价值信仰或者说新闻道德的第一原则。

二、新闻道德的话语阐释

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依据何种正当性获得了这五种新闻道德？为什么是这五种新闻道德而不是其它？

新闻道德作为话语，意味着新闻道德乃是一种展示秩序的符号系统，“是依照由其起源为其规定的独一无二的秩序而被安排的知识。”（Foucault，p.111）作为知识或话语，新闻道德同时表现为历史性延承与现时性建构两个过程，其中新的命题产生，既有的话语被颠覆、被置换、被赋予新的意义，话语的稳定性被破坏并不断地被重新整合和秩序化。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对新闻道德进行话语阐释，必将遇到的困难是，如何为这种阐释建立基本座标，即，在新闻道德话语的意义流变过程中，选择何处作为其意义相对固定的参照点。本文认为，唯一适合作这个参照点的，只能是专业主义新闻道德实践的结果——成文的“伦理规范”。尽管不同的媒介和新闻职业组织在规范的表述上并不一致，同一规范往往还出现过多种修订版本，但同一时期不同规范细节上的差别却并不影响其总体精神的一致性。至于同一个规范不同版本修订中表述上的差异，恰恰体现了专业主义新闻道德的自我反思及其向更具正当性的新闻道德的调整。成文规范总体上记录了新闻道德话语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轨迹，新闻道德话语因此也表现为由前专业主义话语、专业主义话语与后专业主义话语组成的一个话语或知识谱系，新闻至善的五种道德原则是新闻伦理话语在这个谱系中的终端表现。

比起达纳的偶然反思和其它“伦理规范”来，ASNE的《新闻规约》（CannonsofJournalism，1922）要晚出多年，但它却是美国新闻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伦理规范”。因此，本文把《新闻规约》（1922）作为专业主义新闻道德规范的样本。这一文本的“序言”认为，报纸的首要功能是传播人类的行为、感觉和思想，同时它“还承担着作为教师和解释者的不可分割的义务”。因此，新闻从业人员就必须具有“最深入的理解力”、“最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先天而后天训练而获得的极强的观察和推理能力”。为实现序言规定的报纸两大功能，文本进一步列出了“责任”、“新闻自由”、“独立”、“诚实、真实、准确”、“不偏不倚”、“公正”和“庄重”等七项条款。

出人意料的是，《规约》（1922）的“责任”条款首先表现出来的，居然是对媒介效益的关心。条款首先指出，“除了对公共福祉的考虑外，报纸吸引和葆有读者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确立了这样的前提，条款才进一步规定以负责的精神利用这种公众注意力。众所周知，在市场化的媒介体制下，报纸和其它媒介的赢利手段主要就是通过吸引受众而吸引广告商，把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明示为一种权利，实际上就是认可了媒介效益在专业主义新闻道德话语中的基础地位。不过，这种对媒介效益的明确关怀出现在新闻“伦理规范”中也就仅此一例，ASNE和SPJ后来对其“伦理规范”的修订都取消了类似的表述，甚至媒介的内部伦理政策也往往并不表示这种明确的效益关怀，而是模糊地表述为对媒介组织的忠诚，如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关心和维护新闻和企业的声誉等，并在规定记者和编辑的行为时始终坚持客观、中立的原则要求。实际上，客观性作为新闻“伦理规范”正是专业主义新闻道德实践的主要特征，而其实质也正是以媒介效益为目标的策略性话语。为此，《规约》（1922）单列出“不偏不倚”的条款，而由媒介所有者组织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AmericanNewspaperPublishersAssociation，简称ANPA）“伦理规范”中，客观性更被奉为神祗：1935年ANPA的“伦理规范”称，向大众提供“准确、无偏见的新闻报道”是报纸从业人员的“首要职责”（SeeHackett，etal.p.24）。究其原因，作为客观性原则对立面的、带有政治派性和偏见的新闻限制了受众的数量，中立而无偏见的纯事实（facts-only）则可以解除这种党派性的干扰，从而在最大数量上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因此，尽管客观性作为新闻的道德原则也可能有其它方面的正当性理由，但强调客观性最为明显的效果就是保障媒介效益。随着晚近的新闻理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反思与批评，新闻从业者组织的职业组织先后在其“伦理规范”中放弃了客观性的要求，如SPJ《伦理规范》（1996）和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PCC）的《实践规范》（CodeofPractice，2007）等，取而代之的则是“准确”或“解释性的、准确的真相”等形式的话语表述。但这些“伦理规范”并非就不再关心媒介效益，如SPJ《伦理规范》（1996）强调信守对秘密消息来源的承诺，克里斯蒂安等人就认为，这种承诺很可能使记者在新闻诉讼中陷入违抗法庭命令的境地，此时，记者拒绝公开消息来源和采访记录，其理由并非仅仅是信守承诺这种普遍的道德准则，主要根据的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媒体所依赖的消息来源就会枯竭的理论。”（Christians，etal.，2000：p.21）显然，媒介效益的考虑已经转化为更为隐密的话语形式之中。

《规约》（1922）第二款、第三款尽管分别被称为“新闻自由”和“独立”，但实际上都是在阐述新闻道德的自由原则。第二款称，新闻自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人权，是一种“对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任何话题（包括所有限制性法规的合理性问题）进行讨论”的不容置疑的权利。第三款所谓“独立”则表示新闻除忠于公共利益之外，不应受任何义务的限制（freedomfromallobligation），尤其是各种私人目的或党派偏见施加在新闻上的义务和限制。显然，这里的新闻自由依据的是霍布斯（ThomasHobbes）以来在自由主义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概念，即，“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和自由”，也就是用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Hobbes，p.97）这种免于（freefrom）限制和阻碍的自由被哲学家伯林（IsaiahBerlin）称为“消极自由”，新闻获得这种消极自由经历了反对出版许可制度、反对煽动性言论罪等长时间的思想交锋与政治斗争。但正如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在阐释话语理论时所指出的那样，话语的建构可能是异质和歧义共现的，异质性成份在话语中表现出一种对话性关系（Fairclough，p.33）。在新闻道德诸话语中，新闻自由是使用频率最高同时也是最难确定其意义的一种话语，完整地阐释新闻自由的内容至少涉及到三个不同的表述：免于事先审查的出版自由，对政府、官员及其它权力进行批评的表达自由，报道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自由。第一种表述依据的是消极自由的理念，而后两种表述依据的则是积极自由的理念，作为新闻道德话语的新闻自由话语包含着这两种异质性自由理念的建构过程。

不同于消极自由对个人权利的防护，积极自由是个人主动要求的广泛的自由，即“做……自由”（freefor）。如果说《新闻规约》（1922）体现了新闻消极自由的权利，ANSE《原则声明》（1975）和SPJ的《伦理规范》（1973、1984、1987、1996）等多次修订则进一步主张新闻的积极自由。ANSE《原则声明》（1975）要求记者必须始终警惕公共事务公开处理，并警惕媒介所有人为自私目的使用媒介；SPJ《伦理规范》（1973）的“新闻自由”条款则把“讨论、质疑、挑战政府或其它公共与私人机构的行动与主张”同时表述为新闻的自由的和责任，并要求新闻支持非主流意见的表达权利。SPJ《伦理规范》（1996）更添加了“勇于讲述人类多样而广泛的经历”、“避免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强加于他人”、“支持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表达”、“让无声者发言”等众多责任论伦理主张。从道德是人的自主选择的意义上讲，新闻自由是新闻人进行自主道德选择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新闻人处在外力支配之下，他就难以做出自主的道德选择，只能牺牲自我的诚实、对公共利益的信守和对新闻业的热爱，在权力关系的支配下行事。同时，新闻自由作为一种道德肯定了人的表达能力、交流能力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人的基本道德选择。

新闻自由话语之所以发生这种意义扩张，其原因就是积极自由理念的引入所带来的新闻社会责任理论的兴起。同样受到社会责任理论影响的，还有新闻真实性的理念，即，报道真相的新闻道德。《规约》（1922）涉及真相报道的条款有两项，即第四款“诚实、真实、准确”和第五款“不偏不倚”，真相报道因此体现为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这三条相关的原则。真实即不虚构，指新闻的事实性，意味着新闻内容是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或真实存在的思想或意见；准确即不错误，指新闻叙述与新闻事实的一致性，不故意歪曲事件发生的过程、结果及新闻事件相关人姓名、身份，不曲解他的思想和观点。比较起来，客观性原则要复杂的多，它是和主观性相对而立的一条原则，《规约》认为“正确的做法就是把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明确的分开，新闻报道不应掺杂任何意见或任何一种偏向。”社会责任理论并不否认客观性原则区分事实和意见的合理性，但它认为不能将这一要求绝对化。1947年提出这一理论的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客观性新闻更适宜于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社会，新闻报道的事件往往处于共同体生活经验之内，人们将新闻与其它途径获得的消息作比较，就可以形成对事件的全面理解，但在社会分化日益加深、国际信息传播日益频繁的现代情境下，“对一个孤立的事实的报道，无论它本身如何准确，也可能具有误导性，到头来就是不真实的。”(TheCommissiononFreedomofPress，p.12)这种客观但不真实的新闻在新闻史并不乏案例，最典型的报道就是麦卡锡参议员所谓共产党渗透的指控，但麦卡锡报道并不是唯一的案例，新闻在关于社会公共事务不同主张的报道中常常热衷于追逐极化观点，经常把把一个公共讨论表现为两个极端观点之间的对峙，而忽视更多的并不极端的中间立场。这显然也是一种单独地客观但总体上失真的新闻。因此，新闻自由委员会理论上提出了“事实”与“真相”的区别：“可信的报道事实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报道关于事实的真相。”并向新闻界提出了旨在报道出事实真相的五项建议，其第一条就是，“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这就需要记者在报道新闻事实时，“连续不断地提供信息和解释，从而使读者能够将单个事件放在适当的视角之下予以观察。”(TheCommissiononFreedomofPress，pp.11-13)然而，委员会的建议很长时间里并未获得新闻界与新闻职业组织的认同，直到委员会的总报告发表五十年后，SPJ《伦理规范》（1996）才采纳了它的建议，正式取消了客观性的表述，而代之以“探索真相加以报道”。这一规范尤其强调解释性报道的重要意义，其序言把“探索真相并公正而富于理解性的描述事件和议题”表述为新闻实现其“启蒙公众、引导正义”总目标的基本手段。

实际上，《新闻规约》（1922）并未出现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论新闻道德话语表述，倒是达纳的八条“伦理反思”认为，“永远不要攻击弱势群体或无助的人们，无论是通过辩论，还是恶意抨击都不可以”。但紧接着，达纳又奇怪地说，“除非出于绝对的公共利益需要这样做。”（SeeFlint，pp.393-394）很难理解，会有什么样的公共利益需要去攻击弱势群体。ANSE和SPJ系列的“伦理规范”最早表达出对社会正义的关注是1973年的SPJ《伦理规范》，其“新闻自由”条款中的“讨论、质疑、挑战政府或其它公共与私人机构的行动与主张”的说法继承了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中以言论自由反抗暴虐腐败政府的传统，体现了新闻追求社会正义的道德主张。不过，新闻的正义论德性并不直接来自任何思想体系的逻辑论证，它更多的是新闻从业者因其道德自觉而主动承担的作为“无声大众的武器”这一行为所形成的职业传统。在美国，这一传统的形成与普立策（JosephPulitzer）、赫斯特（WilliamR.Hearst）、斯克里普斯（EdwardW.Scripps）等几位著名报人的报业实践与办报主张有着紧密联系。虽然他们的报业生涯最初因黄色新闻而获得成功，但煽情、品味低俗并不是黄色新闻的唯一特征。这些报人反复表达的办报主张其实更是，“服务民众，告知、引导、娱乐，揭露美国生活中所有能发现的贪污和腐败，特别是当它隐匿在权力的保护伞之下时。”（SeeAltschull，p.265）进入20世纪，一批面向全国发行的杂志如《麦克卢尔》、《世界主义者》、《芒西》以及《柯里尔》、《人人》等纷纷揭露垄断企业如美孚石油公司、药品食品生产者等的巧取豪夺、各级政府以及议员们的腐败，披露工人与其它弱势所遇到的种种不公待遇，进一步推动了新闻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揭露与讨伐。这些报纸与杂志和当时社会各界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以改善劳工生活劳动环境、保障其正当权益、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改革并实现社会正义为主题的进步主义运动，而社会正义则成为其中的核心价值。

所谓正义是一个涉及社会制度或者说权利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价值问题，其中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来自罗尔斯（JohnRawls）。罗尔斯的总观念涉及到涉及到社会基本结构的综合考虑，他认为，一个体现正义的社会分配机制应该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Rawls，p.62)而将这一总原则应用于更为实在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罗尔斯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小受惠者的利益”的差别原则(Rawls，p.92)。也正是因为同样的考虑，新闻道德的社会正义论话语要求新闻从业者在权势集团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中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以确保弱势群体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权益与经济利益。但这种价值追求往往并未充分体现在媒介与新闻职业组织的“伦理规范”中，SPJ《伦理规范》（1996）也仅仅零星地表示了“让无声者发言”、“不对种族、性别、年龄、宗教、族群、地域、性取向、残疾、容貌与社会地位持有成见”、“对可问责的有权势者保持警惕和勇气”等内容。

新闻伦理论文篇2

【关键词】新闻伦理教育；建构式教学；批判性思维

伦理道德自古以来就是维系各种关系和组织机构的必要因素。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伦理道德不仅有效地规约着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活动，同时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行为因新闻传播活动范围之广及影响力之大，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何坚守伦理道德底线，不仅关涉新闻传媒业的未来，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基石。对于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只有当他从内心认可、接纳新闻道德规范，并使其成为一种真正属于他自己观念中稳定的东西时，道德才可能在他身上发生作用。这就需要新闻专业的学生在成为真正的记者之前，形成正确的新闻伦理观。目前，我国高校新闻伦理教育偏重道德规范的灌输，更多的是教会学生什么样的新闻行为是道德的、什么样的新闻行为是不道德的、如何抵制新闻伦理失范，以至于新闻伦理学成了一种道德说教，而在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道德规范、如何判断新闻行为是否道德、如何制定优良的道德规范等方面略显不足。“对于任何道德规范来说，重要的不是规范本身，而是制定规范的理由。如果我们无法为道德规范提供合理的、正当的理由，也就无法从逻辑上说服人们，人们更不会从内心遵从并践行。”[1]因此，新闻伦理教育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材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革新传统的新闻伦理教育理念

不同的教育理念造就不同的人才。新闻教育的终极目标并非是向媒体输送具有一定新闻工作技巧的成品毕业生，而在于形成一种向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守望者的人才机制。没有一定媒介伦理素养、伦理品质的从业者，很难真正实现社会守望的职责。

（一）新闻伦理观念的再认识

就新闻伦理这一概念，目前各种教科书中的定义普遍是：新闻伦理亦指新闻道德，是指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所形成的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该定义是从新闻伦理功用的角度进行阐述的。对新闻伦理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从人类生活的角度来考量。新闻传播活动是人与人之间或主体与主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和分享活动，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体性组成部分。通过各种新闻信息的交流，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才得以形成，继而才可以生存和发展，新闻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交往的需要，服务于人们的生活。新闻传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其本质就是一种受利害关系支配的伦理行为。“新闻传播活动产生于人的需要，渗透在人的一切活动中，其目的在于服务人的交往，满足人的需要，为了增进人类的幸福，促进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幸福。”[1]人类制定任何伦理规范，其目的都是保障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最大程度上实现人们的幸福。这种目的性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新闻伦理规范作为一种自律性规约，其目的同样是使新闻传播活动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使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其目的性同样来自于新闻传播活动本身，也就是说，新闻伦理规范原本就产生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是人类生活的本真要求。我们制定、遵守新闻伦理规范就是为了增进我们每个人的利益，使自己生活得更幸福。因此，我们在进行新闻伦理教育时，应当把新闻伦理置于人类生活的大场景中，从生活的本真意义来考量，摒弃意识形态的限制，任何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的道德规范，都是虚置性规范。从这种角度出发，才能使新闻伦理观念真正成为新闻从业者的道德自觉。

（二）新闻伦理观念的核心——以人为本

新闻传播活动是在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自发自觉地逐步形成的，是围绕人自身的幸福和美好生活追求而展开的，它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终极价值，根源于人性的内在需要。人是所有实践活动的中心和目的，人具有最高价值。因此，以人为本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所在，也是新闻传播的内在要求。人本价值是衡量新闻传播活动的根据、标准和归宿，也是新闻传播活动中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新闻传播中只有那些能满足人的主体需要，符合主体利益的事实才可以在媒体上刊播。同时，媒体只有坚持维护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和潜能、保障人类社会的公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新闻价值观，才能将那些有用的、有益的东西提供给广大受众，才能实现新闻传播的各种功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新闻伦理规范的核心内容就是从不同方面保证作为主体的人能够通过新闻传播满足需要，实现价值，生活得更加美好。

在新闻实践中，记者忠实地记录、传播有价值的新闻，这是记者的天职，也是记者作为一种职业服务社会的一种特殊方式，但当新闻事件与血腥、惨烈、死亡等联系到一起时，媒体和记者该如何处置？西方新闻伦理观认为“新闻工具不应该把新闻人物当作‘材料’看待，而应该把他们当作‘人’看待”[2]，强调在危及人的生命的新闻报道中，记者可以选择一种更有价值的服务社会的方式，如可以放下手中的笔，参与到危急的事件中去，因为生命的价值毕竟高于其他一切价值。在文字和图片报道中避免直接表现“身体恐怖”，认为“借口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对灾难中的恐怖信息大肆传布，强调恐惧诉求，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3]。在西方国家的新闻实践中尚且推崇这样的伦理观，在中国更应如此。新闻伦理规范作为新闻从业者新闻活动的伦理路标和道德立法，在制定中只有把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人当作目的，体现人文关怀，符合人性、人情的要求，才有可能成为优良的道德规范被人们从内心认可并在新闻实践中践行。传媒不应把自己定位为“工具”，更不应把自己定位为“权力”的代表，否则就会造成传媒社会角色的迷失，以人为本的社会定位才是新闻伦理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核心。

二、探索建构式的新闻伦理教学模式

建构式教学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其来源于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儿童的认知主要来自与外部世界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使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和新经验反复地相互作用，主动建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使自己的认知结构得到进一步发展。建构式教学理论的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景性，突出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求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另外，教师在向学生传授新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他们的批判精神、多样化思考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一）培养学生的伦理批判精神和道德判断能力

在我国高校新闻伦理教学模式上，教师过多地对学生灌输各种伦理道德规范，把培养“遵纪守德，照章办事”作为培养学生的目标，学生只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导致的结果是学生考试结束后，把所学的知识基本都忘记了。大学教育更多的是培养学生运用各种知识的能力，新闻伦理教育则要注重培养学生伦理批判精神和道德判断能力，使学生成为“多向度”的人。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质疑性的、反思性的，需要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推理的思维活动。伦理批判精神是各种伦理规范生成的价值保证，也是新闻伦理教育的逻辑起点。只有确立了这一精神，才可以自觉地以伦理价值引领新闻伦理规范的生成过程，从而使其与社会主流价值及其伦理精神保持最大程度的契合。伦理批判精神就是要求对任何现存的伦理规范不盲目地认同和遵从，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用一种批判的、质疑的眼光进行审视，批判地接受，建立起一个既有控制又有抵抗的思维习惯。

道德判断能力是指道德实践主体在遇到道德问题特别是道德两难等具有冲突性的问题时运用合适的道德原则按照一定的程序推导出合理的道德选择。新闻职业道德主要是通过制定自律性的职业规范明确告诉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应当如何”和“不应当如何”。在“应当如何”方面有着明确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在“应当如何”与“不应当如何”之间界限分明的新闻道德问题，我们都很容易解决。如“不应该制作假新闻”“不应该制作广告新闻”“新闻应该客观、公正”“新闻应该人道”等。但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面对一些存在道德争议或道德冲突，没有明确规范可循的道德问题，如“媒介的商业化问题”“新闻传播与隐私权问题”“新闻暗访问题”“同情弱者还是客观中立问题”等道德难题时应该如何自主地进行道德判断，这是需要我们深思和探讨的问题。新闻伦理行为是“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属于“应然性”范畴，它是“通过道德目的而从新闻传播行为事实的客观本性中产生和推导出来的，完全取决于对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与道德目的的认识之真假”[4]。对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应着重培养其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如何运用道德推理的能力，通过对新闻传播行为事实进行道德分析和道德推理，从中提炼出合理的、潜在的伦理规范，进而进行道德抉择，从而摒弃传统的“填鸭式”的灌输和教条式的背诵。让学生学会运用道德评价和道德推理解决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的伦理问题，以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批判精神。

（二）案例教学的灵活运用

新闻伦理教育是“问题陈显”教育和“对话式”教学，“对话式”教学是一种建构式教学，建构式教学强调新的知识要与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产生互动，在这种积极的互动中完成新的知识结构的建构。案例式教学作为一种建构式教学方法，将纯理论用生动、具体的案例加以阐释，启发学生用相关的理论来解决生活中的新闻伦理问题，既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理论的理解，还可以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如何选择案例至关重要。案例式教学中案例的选择既要具有典型性，又要具有贴近性，贴近所对应的理论，围绕新闻实践中学生熟悉的、引人关注的伦理问题进行建构。在案例分析中，让学生学会运用道德推理解决伦理问题，特别是道德两难问题，进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意识。目前案例教学中大都是一些“虚假新闻”“有偿新闻”“媒介审判”等“不证自明”的例证，这些案例无法有效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在培养学生自主进行道德判断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密苏里新闻学院在案例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很值得借鉴。密苏里新闻伦理教育的内容是基于形形的案例展开的，这些案例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老师根据伦理原则结合生动、具体的实例现身说法，让学生更好地从理论以及案例分析中来学习密苏里新闻学院所推崇的《记者守则》。

三、重建新闻伦理教材

新闻伦理作为一门理论课，目前我国现有的教材已建构起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内容也比较丰富，但大多是关于新闻伦理现象如媒体失范、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现状等的说明或描述，或者是对一些伦理问题的评论，缺乏有深度的理论阐释。我国关于新闻伦理的教材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较大。在美国，传播伦理学的繁荣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新闻伦理学已经成为美国大多数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必修课。早先的新闻伦理学教材偏重原则和基础，大多都是纯描述性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教材中开始加入个案的研究，90年代开始有了相应的理论介绍，如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人著的《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菲利普·帕特森著的《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等。为此，传播伦理学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正如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所说，“媒体伦理学如果要想得到认可，媒体的日常运作与伦理学严肃的思考之间的鸿沟必须很好地弥合。”[5]由于中西方在社会环境、新闻实践环境、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不能将这些成果完全照搬过来，但对我国的新闻伦理研究及教学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我国目前的新闻伦理教材应该加强相关元伦理学的必要说明，对一些伦理学范畴从元伦理学角度作深层的解释。元伦理学是关于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的确证的理论，亦即道德推理或价值推理的逻辑。元伦理学所要解决的是“应该”或“价值”的来源，也就是“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问题，能否从“事实如何”推导出“应该如何”，“是通过对于‘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的探究而达成对于‘应该’或‘道德’的确证：一方面确证我们对于‘应该如何’的道德认识之真伪；另一方面确证所指定的‘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之优劣”[4]。现有的新闻伦理教材仅从规范伦理学的角度阐述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品质，至于为什么要遵从职业道德、如何遵从职业道德没有给予必要的说明，这就容易导致道德说教。“对新闻职业道德的阐释，如果没有对道德哲学的基本把握，就很难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说明白。”[6]不从元伦理学的角度把握新闻伦理规范，各种具体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就失去了依据，对于实践中碰到的种种新闻伦理问题也就很难说清楚。重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新闻伦理教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新闻伦理研究者、教学者以学术共同体的方式，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哲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共同努力和探索。

笔者就高校新闻伦理教育改革途径从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教材等方面做了较详细的阐述，新闻伦理教育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仅从这几方面很难培养出一个具有较高伦理品质的新闻从业者，还需要经过多方力量的整合。如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言传身教、新闻媒体伦理教育、社会精英的伦理示范等。

参考文献：

[1]罗彬.论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内生性[J].国际新闻界，2012（8）.

[2]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151.

[3]阎伟华.面对新闻道德失范[J].新闻记者，2006（6）.

[4]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M].蔡文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杨保军，涂凌波.超越传统思路 提升新闻教材理论性[J].现代传播，2012（3）.

新闻伦理论文篇3

[摘要]：西方 现代 新闻伦理观念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同时也在西方普适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基本理念，也即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新闻自由、报道真相（truthtelling）、社会正义、毋伤害（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与媒介效益。

理论上讲，无论处于何种具体的社会环境（东方的，或西方的），在新闻社会控制诸形式中，道德或文化的控制都应该是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控制方式。尽管新闻从业人员总体上是一个重实践而并不强调 哲学 反思与伦理关怀的社会群体，但借助新闻伦理的正当性（legitimacy）论证，新闻道德控制作用于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认知与理性判断，最终将参与到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建构过程。这是因为，不同于以事物的性质、 规律 等“实然”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伦理（ethics）研究的“应然”本就是关于行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原则和依据，并通过分析“应当”与“不应当”而实现对至善（the good）的追求。因此，当我们对新闻进行伦理思考时，其实质也就是在研究与探索新闻实践中的是非、正误、善恶等价值判断的原则与依据，其目标则是建立起某种关于新闻的最高目标或至善的、具有确定性与普遍性的知识或话语，以实践于新闻的道德或文化控制。

但事实上，人们思考新闻伦理的兴味所在似乎总是新闻的道德控制而不是新闻确定的、普遍的道德（morality）与新闻的至善，功利化的道德应用取代了正当性的内在反思与至善的伦理诉求。wWW.133229.Com因为这种本末倒置，新闻道德论证与社会控制过程中四处游荡着相对论、诡辩论的幽灵，新闻伦理往往成了道德相对主义泛滥的流沙之地。显然，新闻伦理还需要一种以新闻的伦理正当性论证为研究对象的基础性研究，肃清新闻伦理研究与新闻道德实践中的种种相对主义幽灵，辨识与阐明新闻道德（journalistic morality）与新闻之至善。唯其如此，新闻道德实践才可以获得生命力，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一、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

研究新闻道德与新闻之善的新闻伦理，首要的问题必然是去思考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并不是指在具体的新闻伦理思考者那里，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去问具体的研究者、思考者如何判断“新闻伦理成为问题”。实际上，每个人具体思考、研究新闻伦理都可能有其真切而现实的动机，这个动机促使新闻伦理在他那里成为“问题”。1888年，当《纽约太阳报》的主编查尔斯•达纳（charles a. dana）在威斯康星州主编协会的年会上首倡建立一套指导新闻工作者行为的规约时，促使其进行新闻伦理思考的动机是“医生们有他们自己的伦理系统……律师也有他自己的道德规约，以及指导他行为的法庭行为条件以及执业条例。但我从未见过一套规约能对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具有完美的普遍指导意义。”为此，达纳写下了“偶然想到”的八条原则（see flint，pp.393-394）。对于达纳和他的同道来说，“新闻伦理成为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把新闻从职业（trade，craft）提升成为专业（profession）。新闻作为专业，意味着强调新闻从业所需知识的专门性，但更主要的是强调新闻的公共责任与公共服务特征，强调新闻的利他主义与社会良知，而其核心则是新闻专业化的道德规范建设。继达纳的新闻伦理八原则之后，各报纸（如《费城大众纪事报》、《基督教 科学 箴言报》等）、报系（如赫斯特报系）及新闻职业组织如美国各州的主编协会、全美报纸主编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简称asne）、职业记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简称spj）等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伦理规范”，一些著名人物如 教育 家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乃至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也卷入到这场编写新闻职业规范的热潮之中。

实际上，正是因为对“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达纳式思考，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的新闻伦理研究一开始就与建立伦理规范、以伦理规范约束新闻从业者为主要特征的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实践走到了一起。包括纳尔逊•克劳福德（nelson crawford）、利昂•弗林特（leon flint）、威廉•吉本斯（william f. gibbons）等在内，几乎所有早期的新闻伦理研究者都把“新闻作为专业”作为其主要思考对象(crawford，chap.2；flint，pp.228-37；gibbons，chap.1)。对于更多的新闻伦理研究者来说，“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答案直接来自其对新闻媒介现实状况的深切忧虑。如有着多年新闻实践经验的康拉德•芬克（conrad c. fink）所观察到的，水门事件新闻报道以后，美国媒介陷入日益充满敌意的社会、 法律 与 经济 环境之中：民意调查中记者信誉度的降低，诽谤诉讼及败诉案例的增加，赔偿额度的倍增等。芬克认为，媒介与其环境，即政府、公众、受众之间形成了日益加深的“信誉裂痕”（credibility gap）。（fink，pp.13-15）意味深长的是，媒介环境的恶化与美国新闻伦理研究的第二次勃兴（1980年代初至今）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显然不是偶然的。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媒介环境的恶化实际上乃是其“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答案。其实，最初的新闻伦理者所谓新闻专业建构也是基于新闻与媒介社会环境与社会形象的考虑，他们希望通过专业建构提升新闻人社会形象，使其能够获得医生、律师、神职人员等所谓专业人士所获得的社会尊重。不同的是，水门事件之后新闻业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能否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而是如何摆脱敌意的社会环境。新闻伦理研究因此而 发展 出伦理反应论（ethical-reactive journalism）与市场营销的质量控制（quility-control）理论来。

实际上，针对“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这一命题，还存在着第三种方式的思考，这是在关于新闻与民主、自由与责任等议题展开的媒介批评与社会批判中表现出来的。这些研究依据民主参与的社会功能要求，思考新闻在报道事实与公共辩论等领域的责任承担。研究者往往并不完全把自己归类到新闻伦理研究，但他们思考新闻的社会责任时实际上依然是在思考新闻伦理问题。对这些研究者来说，在新闻自由理念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现代语境里，新闻伦理相当于新闻责任。所谓“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随之被置换成新闻是否具有责任、具有何种责任、如何承担这些责任等具体问题。

但在本文这里，所谓“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乃是新闻伦理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味的根本问题，对此，既有的新闻伦理研究往往采取了新闻学而非伦 理学 的方法论思维。实际上，“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指的是新闻伦理基本命题及其阐释、新闻道德控制的实施如何获得伦理学意义上的正当性，也即，新闻伦理如何成为伦理学思考与论证方式下的真正问题。伦理学思考与论证的正当性是通过逻辑推演的完整性实现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认为，要证明一个特殊的判断，只能通过 参考 能够逻辑地衍生出这一特殊判断的某个普遍规则，而要证明这一规则，也只通过将它从某个更一般的规则或原则中推演出来，从而形成一个推理链条。但既然每一个推理的链条都必然是有限的，因此这一个论证推理的过程也必然以断言某个不能给出进一步理由的规则或原理而告终。用理查德德•黑尔（richard m. hare）的话说，那就是，“对某一决定的完整证明，应由对该决定之结果的完整说明和对它所遵守的那些原则的完整说明，以及遵守这些原则之结果——当然，也正是这些结果（实际上遵守这些原则所带来的结果）给这些原则实际内容——的完整说明一道构成。”（hare，p.68）

以隐性报道的道德评价与伦理论证为例。所谓隐性报道，是指记者为获取新闻在采访中隐瞒身份或采访动机，其实质是欺骗了受访人（判断1）。根据一般的诚实性道德判断（原则1），我们知道欺骗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判断2）。为论证隐性报道中欺骗行为的正当性，我们首先要证明“使用这种欺骗所要获取的新闻是重要的”（判断3），然后需要引用公众知晓权（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理论（原则2）论证“当新闻是重要的、且其它手段无法获得这种重要的新闻时，隐性报道满足了公众知晓权的要求，因而是正当的。”（判断4）但公众知晓权并不是自明的公理，因而我们又必须论证公众知晓权的正当性（判断5）。为此，我们又可能要引入民主 政治 理论（原则3）、公共利益理论（原则4）或是社会正义理论（原则5）……但这些原则也未必就是自明的公理，因此也需要进一步论证它们的正当性（判断6、判断7、判断8……），直至无法进行论证的伦理公理。在这个过程中，从引入公众知晓权原则开始，我们就已经在运用一个伦理论证原则——功利主义目的论，即通过行为目的的正当性来论证行为的正当性（原则6）。不过，这只是有关隐性报道的一种伦理论证。对于康德主义者来说，康德“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kant，p.31)这一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裁定，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看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即它是否适用于每个人（原则7）。因此，如果新闻伦理论证隐性报道的欺骗是合乎道德的，那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欺骗都是合乎道德的（判断9）。显然，康德主义的伦理论证给予了隐性报道否定的道德评价。

然而，元伦理学的论证问题并不终止于这样演示的论证过程，贯穿于全部论证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在关于隐性报道的论证中，这个问题是，我们何以得知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动机就是欺骗（判断1）？隐瞒身份和动机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欺骗是一个附带着价值评判的判断，如何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建立逻辑联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说，原则1所说的一般诚实性道德判断之正当性从何而来？同样的问题是，作为论证可能终端的原则3、4、5以及功利主义目的论、康德绝对律令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探寻这些原则的正当性，我们将遇到伦理学中著名的休谟难题（hume’s problem）。

大卫•休谟（davin hume）在其《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追问伦理论证体系基本判断或原则的正当性从何而来。他发现，所有的伦理论证体系最终都要面对由“是”或“不是”联系的、关于事实的判断与以“应该”与“不应该”联系的、关于伦理与价值的判断的逻辑联系问题，而关于事实的判断与关于伦理、价值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判断，它们之间是无法进行逻辑论证的。休谟因此认为，关于善恶的判断并不存在于事实，而存在于我们的“情感、动机、意志和思想”之中，“恶和德都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心中的知觉。”(hume，p.509)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进一步论述道：“关于‘价值’的问题完全在知识的范围以外，这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但仍然是可靠的事实。”(russell，p.12)可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知觉”或个人感情总是各自不同、相互差别的，如何运用我们这各自不同的“心中的知觉”获得具有确定性与普遍性的伦理判断呢？这就是休谟难题揭露出来的伦理论证时必将遇到的尴尬问题，而这也是一切道德相对主义产生的根源。

如果以伦理学的方法论视角观察新闻伦理学研究，我们可能将如当年的休谟一样“大吃一惊”：新闻伦理研究基本上都是将新闻采访与编辑等事实性判断直接纳入伦理论证的逻辑推演链条之中。尽管他们也导入或自己设计了一些伦理推导模式，如克里斯蒂安等人的经典著作《媒介伦理学》（media ethics：cases and moral reasoning）等，但这种改进并没有改变逻辑推演链条不完整的状况。克里斯蒂安等人引入拉尔夫•波特（ralph potter）的伦理推导模式作为所有案例分析的论证基础，但波特的基本论证过程也是从界定事实开始，进而导入适用的价值、原则并选择忠诚对象，完成伦理推导。在克里斯蒂安等人这里，一面是以 自然 主义的态度，把伦理判断与伦理原则的正当性寄托于其正当性自明或宪法的权威性（如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新闻自由），一面是又无视界定事实与引入适宜伦理原则之间致命的逻辑断裂，以这些价值判断与伦理原则直接论证新闻事实判断，而这已经是教学导向的新闻伦理研究中最具伦理学色彩的了，从总体上看现有的新闻伦理研究，我们将发现其中存在着令人忧虑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伦理学冷漠或伦理学蛙跳”。如果无视这种伦理学冷漠，我们将发现，下述关于报纸的相互对立而又未加论证其正当性的论断（其证明涉及到专门的伦理过程）在新闻伦理论证中的逻辑效力是相同的，而现有新闻伦理的实际逻辑论证往往基于这样的论断展开：

报纸的首要功能是传播人类的行为、感觉和思想，因此，新闻从业人员需要具备最深入的理解力、最广泛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先天而来和后天训练的观察和推理能力。新闻可能成为 历史 ，同时也承担着作为教师和解释者的不可分割的义务。（asne，1922）

报纸是一种私人 企业 ，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siebert，p.84）

这样，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去面对道德相对主义对新闻伦理这一研究领域的根本质疑。面对诸如此类对立且不可论证其正当性的伦理论断与推演，作为普通的行为者，我们实际上毫无手段去判断其伦理学价值，因而也无法在这些主张之间进行道德抉择，其结果是，我们只能或是摒弃无效的道德判断而随意地自行其是，或是放弃自己的道德抉择而遵从于某个特定的道德规训，从而走向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所说的道德盲从（moralism）。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提供多少案例分析都是没有意义的。克里斯蒂安也注意到，“虽然案例研究能够说明道德推论中的特定概念，但它们在日常政策与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却更多的类似于那种导致无休无止的争论、责备，至多是微小调整的诡辩。”(christians，et al.，1993：p.53)这样，新闻伦理研究就不得不接受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道德序论》（a preface of morals）中提出的批评：“道德学家不能教授其所发现，而应该揭示其所能教授，他们必须是洞察而不是说教。伦理学家之所以招人厌恶，其原因实际上是他们未能认清时代要求他们的，并不在于劝导人们如何行善，而在于阐明何谓之善。”(lippmann，1929：p.318)

那么，对于新闻与媒介来说，何谓之善？如何阐明新闻与媒介之善？这正是本文所认定的“新闻伦理成为问题”。这就是说，新闻伦理之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其意义就在于对新闻之至善（the good of journalism），或者称为新闻道德（the morality of journalism）的探索与追求。因此，新闻伦理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在有关新闻与媒介实践的目的与方式的各种价值判断中，辨识并阐明最具正当性的价值判断，这里称为新闻道德或新闻德性，从而达到对新闻至善的确认。然而，这所谓新闻道德及其阐明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其正当性论证也同样会遇到休谟难题的质疑。对新闻道德的辨识与阐释，我们不能求助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论，也不能求助于康德的绝对律令或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但我们可以求助于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提到的“共感”（sensus communis）。这种共感为我们提供了检验作为价值判断的新闻道德的有效性因而也是确认其正当性的合理途径，那就是诉之于公众的争议和讨论。新闻道德必须是经过公众（包括新闻从业者与媒介管理者在内的公众）的争议和讨论而最终获得确定性的价值判断。

于是，我们可以说，所谓新闻道德，是一种主观愿望，一种普遍信仰，一种基于新闻与媒介实践的事实判断而表达出来的、关于新闻与媒介应该具有的形态与应该追求的目标的规定，而新闻之至善则是新闻道德的整体和总和。新闻道德不是单个人或一群人的主张或愿望，而是在新闻传播发展历史演进过程中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普遍信仰与共同价值主张；它不是新闻媒介具体实践的细节规定，而是总体观照与描述新闻媒介的基本形态与整体价值追求的信条、规范与原则。因此，新闻道德或新闻之至善应该是新闻伦理论证的逻辑起点与正当性依据。

实际上，界定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关键在于它的客观实在性，也即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的社会事实性。新闻道德作为社会事实，或者说它的客观实在性证据必须是，首先它是真实存在并表达出来的愿望或信仰，其次，这种信仰获得了历史性的因而也是不可能逆转的普遍认同，以及第三，这种愿望与信仰是原发性的、独立自足的，无法通过其它愿望或信仰获得论证。强调新闻道德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是强调它从新闻实践的事实判断（是），经新闻伦理价值判断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判断（是），而抵达新闻伦理基本原则或新闻道德的价值判断（应该）的逻辑过程，其目的是使其获得正当性。检视西方新闻实践与新闻观念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人们对新闻与媒介存在着一些相互之间并不完全兼容的普遍信仰与价值主张，它们各自独立，相互只能阐明而不能相互论证，但在一起就构成了西方现代新闻伦理的基本理念，也即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新闻自由、报道真相（truthtelling）、社会正义、毋伤害(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与媒介效益：

1.新闻应该自由地报道事实、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辩论。

2.新闻应该探索并传播真知真理、事件真相，真实地再现人类行为、感觉和思想。

3.新闻应该揭露权势集团的不义，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声张社会正义。

4.新闻应该尊重受访人、事件相关人、受众与公众，最大可能的避免伤害。

5.媒介有赢利的权利和义务，新闻应该对媒介企业效益负起责任。

从一般意义上讲，新闻道德包含了善的追求与恶的规避双重限定，既包括以肯定性的话语表达出来对新闻至善的积极承担（主动追求新闻至善的德性，如，报道真相、社会正义），也包括用否定性话语表述的对新闻至善的消极防护（避免新闻之恶或新闻之无的德性，如毋伤害与媒介效益），新闻自由则被确立为统领这五种价值信仰或者说新闻道德的第一原则。

二、新闻道德的话语阐释

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依据何种正当性获得了这五种新闻道德？为什么是这五种新闻道德而不是其它？

新闻道德作为话语，意味着新闻道德乃是一种展示秩序的符号系统，“是依照由其起源为其规定的独一无二的秩序而被安排的知识。”（foucault，p.111）作为知识或话语，新闻道德同时表现为历史性延承与现时性建构两个过程，其中新的命题产生，既有的话语被颠覆、被置换、被赋予新的意义，话语的稳定性被破坏并不断地被重新整合和秩序化。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对新闻道德进行话语阐释，必将遇到的困难是，如何为这种阐释建立基本座标，即，在新闻道德话语的意义流变过程中，选择何处作为其意义相对固定的参照点。本文认为，唯一适合作这个参照点的，只能是专业主义新闻道德实践的结果——成文的“伦理规范”。尽管不同的媒介和新闻职业组织在规范的表述上并不一致，同一规范往往还出现过多种修订版本，但同一时期不同规范细节上的差别却并不影响其总体精神的一致性。至于同一个规范不同版本修订中表述上的差异，恰恰体现了专业主义新闻道德的自我反思及其向更具正当性的新闻道德的调整。成文规范总体上记录了新闻道德话语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轨迹，新闻道德话语因此也表现为由前专业主义话语、专业主义话语与后专业主义话语组成的一个话语或知识谱系，新闻至善的五种道德原则是新闻伦理话语在这个谱系中的终端表现。

比起达纳的偶然反思和其它“伦理规范”来，asne的《新闻规约》（cannons of journalism，1922）要晚出多年，但它却是美国新闻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伦理规范”。因此，本文把《新闻规约》（1922）作为专业主义新闻道德规范的样本。这一文本的“序言”认为，报纸的首要功能是传播人类的行为、感觉和思想，同时它“还承担着作为教师和解释者的不可分割的义务”。因此，新闻从业人员就必须具有“最深入的理解力”、“最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先天而后天训练而获得的极强的观察和推理能力”。为实现序言规定的报纸两大功能，文本进一步列出了“责任”、“新闻自由”、“独立”、“诚实、真实、准确”、“不偏不倚”、“公正”和“庄重”等七项条款。

出人意料的是，《规约》（1922）的“责任”条款首先表现出来的，居然是对媒介效益的关心。条款首先指出，“除了对公共福祉的考虑外，报纸吸引和葆有读者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确立了这样的前提，条款才进一步规定以负责的精神利用这种公众注意力。众所周知，在市场化的媒介体制下，报纸和其它媒介的赢利手段主要就是通过吸引受众而吸引广告商，把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明示为一种权利，实际上就是认可了媒介效益在专业主义新闻道德话语中的基础地位。不过，这种对媒介效益的明确关怀出现在新闻“伦理规范”中也就仅此一例，asne和spj后来对其“伦理规范”的修订都取消了类似的表述，甚至媒介的内部伦理政策也往往并不表示这种明确的效益关怀，而是模糊地表述为对媒介组织的忠诚，如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关心和维护新闻和企业的声誉等，并在规定记者和编辑的行为时始终坚持客观、中立的原则要求。实际上，客观性作为新闻“伦理规范”正是专业主义新闻道德实践的主要特征，而其实质也正是以媒介效益为目标的策略性话语。为此，《规约》（1922）单列出“不偏不倚”的条款，而由媒介所有者组织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anpa）“伦理规范”中，客观性更被奉为神祗：1935年anpa的“伦理规范”称，向大众提供“准确、无偏见的新闻报道”是报纸从业人员的“首要职责”（see hackett，et al. p.24）。究其原因，作为客观性原则对立面的、带有政治派性和偏见的新闻限制了受众的数量，中立而无偏见的纯事实（facts-only）则可以解除这种党派性的干扰，从而在最大数量上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因此，尽管客观性作为新闻的道德原则也可能有其它方面的正当性理由，但强调客观性最为明显的效果就是保障媒介效益。随着晚近的新闻理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反思与批评，新闻从业者组织的职业组织先后在其“伦理规范”中放弃了客观性的要求，如spj《伦理规范》（1996）和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pcc）的《实践规范》（code of practice，2007）等，取而代之的则是“准确”或“解释性的、准确的真相”等形式的话语表述。但这些“伦理规范”并非就不再关心媒介效益，如spj《伦理规范》（1996）强调信守对秘密消息来源的承诺，克里斯蒂安等人就认为，这种承诺很可能使记者在新闻诉讼中陷入违抗法庭命令的境地，此时，记者拒绝公开消息来源和采访记录，其理由并非仅仅是信守承诺这种普遍的道德准则，主要根据的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媒体所依赖的消息来源就会枯竭的理论。”（christians，et al.，2000：p.21）显然，媒介效益的考虑已经转化为更为隐密的话语形式之中。

《规约》（1922）第二款、第三款尽管分别被称为“新闻自由”和“独立”，但实际上都是在阐述新闻道德的自由原则。第二款称，新闻自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人权，是一种“对 法律 没有明确禁止的任何话题（包括所有限制性法规的合理性问题）进行讨论”的不容置疑的权利。第三款所谓“独立”则表示新闻除忠于公共利益之外，不应受任何义务的限制（freedom from all obligation），尤其是各种私人目的或党派偏见施加在新闻上的义务和限制。显然，这里的新闻自由依据的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来在自由主义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概念，即，“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和自由”，也就是用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hobbes，p.97）这种免于（free from）限制和阻碍的自由被 哲学 家伯林（isaiah berlin）称为“消极自由”，新闻获得这种消极自由经历了反对出版许可制度、反对煽动性言论罪等长时间的思想交锋与 政治 斗争。但正如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阐释话语理论时所指出的那样，话语的建构可能是异质和歧义共现的，异质性成份在话语中表现出一种对话性关系（fairclough，p.33）。在新闻道德诸话语中，新闻自由是使用频率最高同时也是最难确定其意义的一种话语，完整地阐释新闻自由的内容至少涉及到三个不同的表述：免于事先审查的出版自由，对政府、官员及其它权力进行批评的表达自由，报道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自由。第一种表述依据的是消极自由的理念，而后两种表述依据的则是积极自由的理念，作为新闻道德话语的新闻自由话语包含着这两种异质性自由理念的建构过程。

不同于消极自由对个人权利的防护，积极自由是个人主动要求的广泛的自由，即“做……自由”（free for）。如果说《新闻规约》（1922）体现了新闻消极自由的权利，anse《原则声明》（1975）和spj的《伦理规范》（1973、1984、1987、1996）等多次修订则进一步主张新闻的积极自由。anse《原则声明》（1975）要求记者必须始终警惕公共事务公开处理，并警惕媒介所有人为自私目的使用媒介；spj《伦理规范》（1973）的“新闻自由”条款则把“讨论、质疑、挑战政府或其它公共与私人机构的行动与主张”同时表述为新闻的自由的和责任，并要求新闻支持非主流意见的表达权利。spj《伦理规范》（1996）更添加了“勇于讲述人类多样而广泛的经历”、“避免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强加于他人”、“支持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表达”、“让无声者发言”等众多责任论伦理主张。从道德是人的自主选择的意义上讲，新闻自由是新闻人进行自主道德选择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新闻人处在外力支配之下，他就难以做出自主的道德选择，只能牺牲自我的诚实、对公共利益的信守和对新闻业的热爱，在权力关系的支配下行事。同时，新闻自由作为一种道德肯定了人的表达能力、交流能力无限 发展 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人的基本道德选择。

新闻自由话语之所以发生这种意义扩张，其原因就是积极自由理念的引入所带来的新闻社会责任理论的兴起。同样受到社会责任理论影响的，还有新闻真实性的理念，即，报道真相的新闻道德。《规约》（1922）涉及真相报道的条款有两项，即第四款“诚实、真实、准确”和第五款“不偏不倚”，真相报道因此体现为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这三条相关的原则。真实即不虚构，指新闻的事实性，意味着新闻内容是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或真实存在的思想或意见；准确即不错误，指新闻叙述与新闻事实的一致性，不故意歪曲事件发生的过程、结果及新闻事件相关人姓名、身份，不曲解他的思想和观点。比较起来，客观性原则要复杂的多，它是和主观性相对而立的一条原则，《规约》认为“正确的做法就是把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明确的分开，新闻报道不应掺杂任何意见或任何一种偏向。”社会责任理论并不否认客观性原则区分事实和意见的合理性，但它认为不能将这一要求绝对化。1947年提出这一理论的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客观性新闻更适宜于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社会，新闻报道的事件往往处于共同体生活经验之内，人们将新闻与其它途径获得的消息作比较，就可以形成对事件的全面理解，但在社会分化日益加深、国际信息传播日益频繁的 现代 情境下，“对一个孤立的事实的报道，无论它本身如何准确，也可能具有误导性，到头来就是不真实的。”(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press，p.12)这种客观但不真实的新闻在新闻史并不乏案例，最典型的报道就是麦卡锡参议员所谓共产党渗透的指控，但麦卡锡报道并不是唯一的案例，新闻在关于社会公共事务不同主张的报道中常常热衷于追逐极化观点，经常把把一个公共讨论表现为两个极端观点之间的对峙，而忽视更多的并不极端的中间立场。这显然也是一种单独地客观但总体上失真的新闻。因此，新闻自由委员会理论上提出了“事实”与“真相”的区别：“可信的报道事实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报道关于事实的真相。”并向新闻界提出了旨在报道出事实真相的五项建议，其第一条就是，“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这就需要记者在报道新闻事实时，“连续不断地提供信息和解释，从而使读者能够将单个事件放在适当的视角之下予以观察。”(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press，pp.11-13)然而，委员会的建议很长时间里并未获得新闻界与新闻职业组织的认同，直到委员会的总报告发表五十年后，spj《伦理规范》（1996）才采纳了它的建议，正式取消了客观性的表述，而代之以“探索真相加以报道”。这一规范尤其强调解释性报道的重要意义，其序言把“探索真相并公正而富于理解性的描述事件和议题”表述为新闻实现其“启蒙公众、引导正义”总目标的基本手段。

实际上，《新闻规约》（1922）并未出现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论新闻道德话语表述，倒是达纳的八条“伦理反思”认为，“永远不要攻击弱势群体或无助的人们，无论是通过辩论，还是恶意抨击都不可以”。但紧接着，达纳又奇怪地说，“除非出于绝对的公共利益需要这样做。”（see flint，pp.393-394）很难理解，会有什么样的公共利益需要去攻击弱势群体。anse和spj系列的“伦理规范”最早表达出对社会正义的关注是1973年的spj《伦理规范》，其“新闻自由”条款中的“讨论、质疑、挑战政府或其它公共与私人机构的行动与主张”的说法继承了争取言论自由的 历史 中以言论自由反抗暴虐腐败政府的传统，体现了新闻追求社会正义的道德主张。不过，新闻的正义论德性并不直接来自任何思想体系的逻辑论证，它更多的是新闻从业者因其道德自觉而主动承担的作为“无声大众的武器”这一行为所形成的职业传统。在美国，这一传统的形成与普立策（joseph pulitzer）、赫斯特（william r. hearst）、斯克里普斯（edward w. scripps）等几位著名报人的报业实践与办报主张有着紧密联系。虽然他们的报业生涯最初因黄色新闻而获得成功，但煽情、品味低俗并不是黄色新闻的唯一特征。这些报人反复表达的办报主张其实更是，“服务民众，告知、引导、娱乐，揭露美国生活中所有能发现的贪污和腐败，特别是当它隐匿在权力的保护伞之下时。”（see altschull，p.265）进入20世纪，一批面向全国发行的杂志如《麦克卢尔》、《世界主义者》、《芒西》以及《柯里尔》、《人人》等纷纷揭露垄断 企业 如美孚石油公司、药品食品生产者等的巧取豪夺、各级政府以及议员们的腐败，披露工人与其它弱势所遇到的种种不公待遇，进一步推动了新闻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揭露与讨伐。这些报纸与杂志和当时社会各界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以改善劳工生活劳动环境、保障其正当权益、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改革并实现社会正义为主题的进步主义运动，而社会正义则成为其中的核心价值。

所谓正义是一个涉及社会制度或者说权利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价值问题，其中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来自罗尔斯（john rawls）。罗尔斯的总观念涉及到涉及到社会基本结构的综合考虑，他认为，一个体现正义的社会分配机制应该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rawls，p.62)而将这一总原则应用于更为实在的社会和 经济 利益，罗尔斯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小受惠者的利益”的差别原则(rawls，p.92)。也正是因为同样的考虑，新闻道德的社会正义论话语要求新闻从业者在权势集团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中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以确保弱势群体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权益与经济利益。但这种价值追求往往并未充分体现在媒介与新闻职业组织的“伦理规范”中，spj《伦理规范》（1996）也仅仅零星地表示了“让无声者发言”、“不对种族、性别、年龄、宗教、族群、地域、性取向、残疾、容貌与社会地位持有成见”、“对可问责的有权势者保持警惕和勇气”等内容。

《新闻规约》（1922）最后两款表达了我们所说的新闻道德毋伤害原则。这种伤害既是指错误的事实或评论对新闻当事人造成的伤害，也是指对隐私及私人与公众情感的伤害。不过，错误的事实和基于错误事实的评论已经有悖于报道真相的道德要求，因此而来的伤害就不仅仅是毋伤害的问题。毋伤害原则主要是隐私、妇女儿童作为新闻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以及新闻品位的问题。《规约》把新闻品位上的庄重看作是一个与人类“普遍善”（general good）有关的严肃问题，热衷于叙述犯罪与恶习的细节在《新闻规约》看来就形成了对公众感情与人类普遍善的伤害。隐私成为基本人权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迟至1890年，隐私权的概念才由美国两位律师沃伦（samuel d. warren）和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撰文首次提出来，而他们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正是因为媒体对私人生活领域的侵扰：报纸充斥着对两性关系细节的详尽描写，充斥着只有侵入家庭生活才能取得的各种流言蜚语式的新闻。两位作者要求制定普通法“确保个人才有权决定可以向别人传播多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情绪。”(warren，et al.，p.198)但这种主张在司法实践中却很少获得支持，1931年美国第一例有关隐私侵犯的民事诉讼中，法庭甚至认为，“在新闻和新闻事件的传播中并不存在”隐私权（see zeleny，p.106）。目前的司法实践往往着力于限制获取新闻过程中侵犯私人生活空间的行为，但对于报道、传播从公开场合获得的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司法实践往往并未加以限制。因此，尽管不少人认为侵犯隐私应该是法律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但实际上隐私问题更多的只能依靠新闻人的良知或者说道德信仰加以调节。

在成文新闻“伦理规范”及在法庭、受众申诉、媒介批评等涉及新闻道德的批判或辩护所使用的话语中，并不仅限于我们认定的这五种新闻德性，其它如客观性原则、公众知晓权、应知需要、公共利益等表述也一度被认为是甚至目前依然被认为是新闻伦理基本原则，但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应该被称为我们所界定的新闻道德。客观性实际上仅仅是专业主义新闻理念盛行时代的产物，社会责任论等观念对专业主义的反思与解构已经终结了客观性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历史，当代的客观性话语已更多地沦为媒介效益原则的某种策略仪式。公众知晓权及其更精确的表达——知的需要（the need to know），也包括公共利益原则，之所以不能被接受为新闻道德，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具有正当性，或者没有被准确表述出来，而是因为它们实质上并非新闻或新闻媒介的内在价值。伦 理学 家西塞拉•博克（sissela bok）就拒绝把公众知晓权作为可疑行为的伦理论证依据，并将其称为“华丽的废话”（rhetorical nonsense）。她认为，有关公众知晓权的真正伦理问题是论证它何时、如何具有了正当性（bok，1982：p.254）。在一定意义上讲，公众知晓权是新闻或媒介价值主张的诉求对象或论证依据，不管这一对象是否具有独立的论证功能。因此，在知晓权或知的需要与公共利益进行伦理论证的地方，可以说都能用上述五种新闻道德原则加以论证。而且，正如pcc“实践规范”（2007）称“表达自由本身就具有公共利益”时所表现出来的，知晓权或应知需要、公共利益等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阐释与论证的表述，对它们进行论证与论证上述五种新闻德性一样，涉及到人的个体性、社会性、人的认知能力与民主政治等更为基础而复杂的话语体系。

（未完）

[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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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伦理论文篇4

关键词　调查性报道　伦理　伦理规范方案

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是一种以反映情况、揭示问题为主旨，以记者独立采访调查为手段，以解决问题为最终日的，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完成的重量级新闻报道形式。

“伦理”是指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应该遵循的道理和规则或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规则及合理、正当的行为。调查性报道中的伦理，正是调查性报道这一新闻报道形式在实际的采写操作中应当遵循的道理、规范和原则。

调查性报道因其战斗性和深度性在新闻界日益风行。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调查性报道越来越发挥出其服务公众、舆论监督、守望社会的巨大作用，它致力于对众多丑恶现象的揭示和批判，以及对各种弊端问题的探讨与解决，因此得到受众和社会的普遍青睐。

调查性报道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所发挥的作用与社会普适伦理准则相契合，能够回应、满足公众与社会对公平正义、适度平衡、尊重人道等伦理准则的呼唤和期待。但另一方面，调查性报道这种以揭露为主旨，通过记者独立、深入、费时费力的调查完成采写，力求解决实际问题的特性，决定了调查性报道中出现的伦理现象比其他报道形式中出现的更为频繁，也更为复杂。由于调查性报道在采写过程中体现的独立性、原创性和复杂性，导致调查性报道如果控制不当，极易出现一些诸如局部失实、侵权、“偏见”报道等违背伦理准则的现象和行为。同时，一些难以明确界定其是非的伦理争议行为如隐性采访、匿名新闻源应用等在调查性报道采写过程中出现的几率也更高。

如果任由调查性报道中的非伦理现象和伦理争议行为无序发展，将严重损害调查性报道的公信力，导致其偏离原本的传播宗旨，无法达成改善社会、解决问题的既定目标，反而为社会发展带来连锁负面效应。因此，在进行调查性报道实践时，从业者应该尽力发扬它契合伦理准则的一面，避免或减少采写过程中反伦理现象的发生，同时，对其中的伦理冲突行为要进行合理有效的规范，让这种具有多面性的行为能够发挥好的一面，力避坏的一面。这就需要制订一个适当的伦理规范方案来促进调查性报道的良性发展。

一、完善自我伦理责任体系

完善自我伦理责任体系指调查性报道从业者个体和媒体组织在伦理认同机制层面上的自我完善。它主要是通过伦理道德主体的内心自愿以及自律组织的具体措施，达到遵守伦理准则或道德行为规范的最终目的。完善自我伦理责任体系的主要手段就是新闻自律，包括调查性报道自律组织和条例的形成完善、调查性报道记者对自身品行意志的提高以及专业水平的强化等等。

新闻自律(Journalist’Self-Restraint)是新闻工作者及新闻媒介机构对所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自我限制或自我约束的一种行为。早在19世纪，新闻自律就已出现。1991年我国就新闻自律制定了相应的职业伦理规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并进行了数次修改。但是《准则》规定得比较笼统，涵盖很广，具体执行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对于调查性报道从业者和媒体组织来说，更是缺乏针对性。因此，进一步制定具体的《调查性报道自律条例》，针对调查性报道采写中出现的具体伦理道德以及操作问题进行明确规范，并列明严格的奖惩方案，为调查性报道的实践提供可靠伦理道德依据，是解决调查性报道伦理问题的关键一步。

这个《调查性报道自律条例》可以考虑由多家媒体的调查性报道从业者以及一些法律界、新闻学界、业界的权威人士共同组成的专门调查性报道组织来制定。美国就有很多关于调查性报道的专门组织如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1nvestlgative Reporter and Editors，简称IRE)、调查性报道国际联盟(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调查性报道中心(centerforInvestigativeReporting)等等。在美国这些调查性报道专门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相互沟通交流、团结互惠，分享采写技巧、调查理念和工作经验，并在记者陷入诸如新闻官司等困境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我国可以根据具体国情，适当借鉴这些经验，成立一些长期性的专门调查性报道组织，将其作为调查性报道从业者之间以及从业者和新闻界、法律界权威人士之间交流的平台，定期对调查性报道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对调查性报道作品的伦理效应进行分析，同时举办一些关于调查性报道从业者专业精神和专业技能的讲座和培训，以培养从业者的自律意识，敬业精神、公正态度和调查技巧。

调查性报道记者，也应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有意识地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断磨练提高自己的新闻专业水准，时刻以实现公平正义、坚持真实全面、维护公众利益、保持尊重人道为准则，以保证自身伦理意识、行为的向善性。

二、构建社会及公众伦理监督体系

社会及公众对调查性报道的伦理监督，是指社会、公众依据调查性报道的基本伦理价值，对它采写传播活动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作出道德评价和判断，并通过社会舆论或行动对不遵守伦理道德的调查性报道从业人员施加压力，从而对其进行一种外在强制性的监督管理，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闻道德他律。

调查性报道本身就是一种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它对社会拥有监督的权力。但是“舆论监督本身也需要监督，如果没有适当的制约，无论什么权力，即使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廿王会变得压迫人和剥夺人”。因此，对调查性报道自身进行监督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构建社会及公众伦理监督体系，可以通过新闻单位公布举报电话的方式，接受社会公众对自己的报道和工作人员的监督，也可以借鉴西方的新闻评议会制度。

新闻评议会(The Press Council)是西方新闻界特别是欧美许多国家倡导成立的实现社会以及公众承担监督媒体责任的组织。评议会由媒介代表和民间代表组成，主席一般是法官或其它权威社会人士，而民间代表则来自社会各界。它有两个主要职能：一是接受受害人的申诉，仲裁调解新闻媒介之间以及新闻媒介与受众之间发生的种种矛盾，同时对诸如新闻失实，损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以及新闻报道意见失衡等媒体伦理失范行为，进行监察和处理。二是对新闻传播活动或新闻从业者进行主动的伦理审查。

这种新闻评议会制度，实际上就是社会和公众实现他们对新闻界伦理监督的有效方式。我国也可以结合国情，借鉴部分新闻评议会的制度职能设置，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评议会制度，组成一个专门机构，让社会和公众能够尽情展现他们对某些调查性报道乃至其他新闻报道在采写传播中不规范伦理行为的不满与批评、监督与建议，使公众和社会的伦理监督能够更加快捷、有效地实现和发挥作用。

构建合理的社会和公众伦理监督体系有助于新闻界形成良性发展的社会伦理舆论环境，更有利于调查性报道乃至整个新闻业的健康有序成长。

三、建立法规伦理保障体系

调查性报道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形式，法律对调查性报道的伦理保障主要指通过立法立规形式保障舆论监督包括调查性报道的良性伦理氛围，一方面，保护新闻媒介和记者正确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保证调查性报道能够切实有效的发挥伦理监督功能，保障调查性报道记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规范纠正调查性报道中存在的种种反伦理现象，并对一些难以明确界定是非的伦理行为加以约束和限定。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基本完备的法律制度，包括《宪法》在内的《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民法通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条文，都可以为新闻活动包括舆论监督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新闻活动来说是粗线条的、笼统的，对于舆论监督权的界定和规范保护也不够全面和完善，将这些法律、法规应用在新闻舆论监督纠纷案件的具体操作上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对新闻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规范界定，为新闻从业者各项合法权利的实现和新闻职业道德建设、道德水准的提高提供法律保障，是必要的。

近年来，我国媒体调查性报道的比重越来越大，舆论监督力度的不断加重，因此而产生的新闻纠纷也越来越多，尽快通过法律形式对舆论监督权进行保护和规范成为当下一个热门话题。丁柏铨教授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曾说过：“应对正当的舆论监督与并不属于舆论监督范围的侵权违法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从而消除人们因进行舆论监督而被送上法庭的后顾之忧；应提供对阻挠舆论监督工作正常开展的行为进行惩处的法律依据；应针对打击和陷害依法实施舆论监督的新闻上作者的行为作出法律制裁的规定。”

舆论监督迫切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支持和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制定专门的新闻舆论监督法规，以保障正当舆论监督权的实现，并通过法律约束，防止新闻从业者滥用舆论监督权力。其主要内容可以包括：“规范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功能；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新闻舆论监督的原则；新闻舆论监督的方法；新闻舆论监督的重点；新闻单位在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责任；新闻舆论监督的程序；如何建立新闻侵权纠纷的仲裁制度等。”

专门的新闻舆论监督法规，比现有的涉及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其他法规更有针对性，比一些地区自行拟定的相关行政措施如河北省委、省政府在1998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和完善舆论监督的意见》，珠海市出台的《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等，更具强制力与普及性。

新闻伦理论文篇5

关键词：新闻人才；伦理教育；信息伦理教育；新闻专业主义；伦理传播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04

从自媒体平台出现以后，新闻职业的专业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当“公民从消费职业新闻工作者生产的新闻的被动消费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使用不同地方的资源，组成自己的新闻”时，新闻教育如何保证职业新闻人的专业化水平成为新闻产业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来源。

1融媒体背景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戴维德・卡尔（David Carr）在《教育的专业主义与伦理》一书中，提出专业主义的五个标准范围分别是：（1）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2）既有理论背景又有实践背景的专门技能；（3）有特别的伦理维度，一般都明确写在实践规范中；（4）有组织和内部约束的规则；（5）职业人员要有较高程度的个人自治――独立判断权力。

而不同的职业领域对专业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比如，东卡罗莱纳大学的医学院认为医学人才的专业主义以技术和知识为核心，含有以下几个特征：（1）团队合作和专业操守；（2）正直与值得信赖；（3）自我关怀与自我成长；（4）对他人尊重并富有同理心；（5）有学识，学习投入；（6）责任感和使命感；（7）主动和可靠的；（8）关心病人福祉。

可知，各个行业的专业主义命题除了强调专业实践能力，其余条款均为与业务相关的伦理判断。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也离不开这两个范畴。李金铨教授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从理论上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追求报道的客观公正，二是职业的伦理道德。与其他行业所不同的是，由于新闻产品是一种反映客观事物的主观价值产品，新闻记者秉持客观公正的价值观是其专业水平的重要体现，因此新闻行业的专业实践能力本质上从属于伦理价值，新闻专业主义的两个层次都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或者说，新闻专业主义的终极判断就是一种伦理价值标准，它是较高的新闻专业化水平的体现，也是新闻记者职业化的准绳。

在融媒体背景下，伦理价值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更为凸显。首先，尽管普通公民具备新闻事实的能力，但是在深层事实的挖掘上，仍旧需要新闻记者运用专业判断能力发现客观事实之间的联系，对表象事实展开进一步的追踪。其次，技术赋权并不等于权威赋权。普通公民新闻信息的技术门槛降低了，但其新闻产品在公信力上无法与专业记者相比。受众默认作为专业媒体组织职员的新闻记者“有专业知识，有职业团体支持，有成熟的职业伦理规范保证，以及有服务大众的公共服务精神”，其生产的新闻作品具有较高的伦理纬度。因此，自媒体不能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职业伦理标准（媒体组织的专业化门槛所在），对媒体组织的生存不能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再次，在融媒体时代，专业的新闻记者需要从海量的用户生成信息中提炼和加工符合新闻价值的信息，对专业主义的要求更高。普通公民的信息行为具有随意性和自发性，由于缺乏职业责任的约束，往往出于个人目的而带有不良的价值倾向，有的甚至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比如，网名“秦火火”和“立二拆四”的两人为提高网络知名度和影响力，非法牟取利益，合力经营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该公司编造和网络谣言以博取粉丝量。两人了“‘7・23’动车事故政府花两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雷锋生活奢侈”、“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大量网络谣言，其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

综上所述，在融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要靠新闻从业者的伦理素养来体现。因此，伦理教育应该与技术教育、理论教育相结合，成为新闻专业人才教育的灵魂。依据伦理规范的三个层面：社会――组织――个人，笔者认为对新闻人才的伦理教育应从信息社会，媒体组织，个人实践三个纬度展开。

2作为培育信息社会公民素养的信息伦理教育

融媒体的社会背景是信息社会的形成。信息社会是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往往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媒介活动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事实上，信息社会是以媒介为基础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面复制，信息产品是信息社会的基本产品，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交生活都离不开信息生产和信息分配。信息生产是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常态。因此，信息伦理教育是每一位公民应该接受的基本伦理教育。

其中，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是信息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据根据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对“高等教育的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定义，信息素养要求个人具备“识别信息需求，并能够找到信息、评价信息和有效使用信息的”一套能力。具备信息素养的人需要具备下列六种能力：能够决定信息需求的程度；有效并高效地获得所需信息；用批判地眼光评价信息及其来源；有选择地将信息内化为个人知识；有效地利用信息达成特定目的；了解与信息使用相关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能够合法、合乎道德的获取与使用信息。

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的基础能力，它适用于任何学科，任何环境，以及任何阶段的个人进行内容获取和展开深入调查，从而使个人的行为更加自主，更加自控。在融媒体时代，信息素养不仅是衡量人才的一项重要指标，而且成为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技能。有学者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伦理三个方面。其中，信息理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和调节信息创造者、信息服务者、信息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信息行为成为个人社会生活的主要途径，公民的信息伦理教育就成为维持和正常发展信息社会良好秩序的重要手段。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意通过启发式的教学，使学生领悟信息伦理的善恶标准。比如：教师应通过设置信息创造者、信息服务者、信息使用者个体或个体之间所面临的道德两难情景，如网络成瘾、计算机犯罪、网络犯、侵犯知识产权、隐私权和权利等问题，使学生经历“认知失调”，在模拟情境下对信息伦理问题进行讨论，从而改观学生的信息伦理判断能力和行为。其目的是培养学生正义、平等、责任、合作和自律的信息伦理精神。

3作为培育媒体组织职业精神的职业伦理教育

“新闻职业精神是有关新闻职业之所以为新闻职业的规定性的认识，它以价值观念系统的形式存在……通过职业实践和长期修炼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思想意识，并逐步升华为一种高品位的职业风范和精神境界”。从本源上看，新闻职业精神是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观念性的东西。新闻职业道德是职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职业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一个方面。而职业伦理更具工具性。

融媒体背景下媒体组织与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等外部组织的关系日趋复杂，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日益公开、频繁。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已造成今天的媒体组织角色的多元性及记者职业规范的多重性。罗以澄等学者认为，现代新闻职业伦理的功能和角色不应只是自己一个专业的伦理，而应当受到社会的认可，达成广泛的共识。

融媒体时代下新闻人才的职业伦理教育应从媒体组织的伦理和记者个人的职业伦理两方面入手。其中，对与媒体组织的伦理教育，应搜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实践案例，着重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协调传媒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从业者利益和受众利益。譬如：通过分析新闻集团诉讼案的案例，探讨如何平衡媒体组织的商业利益与受众利益。又或者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媒体组织对于同一国际事件的报道文本，向学生讲师传媒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

而对于记者个人的职业伦理，除了教导新闻人才如何抵制有偿新闻，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新闻人才如何公正、平衡地进行新闻实践。这就需要与学生的实习指导结合起来。面对具体的新闻事件，如何观察人、事、物，如何判断社会现象，如何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如何做到免于被人利用或避免意识形态的偏执，都需要在指导学生的练习作品中予以规约，培养起新闻人才的职业认知。

4作为培育个体实践者把关人素养的伦理传播实践教育

“把关人”（gatekeeper）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1947年）一文中提出的。卢因认为，在研究群体传播时，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

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是媒体记者，且鉴于新闻产品的专门化生产而存在。在融媒体背景下，把关人就分解为个体把关人与组织把关人。比如网民拥有信息采集和公共的权利，每一个网民可以充当个体把关人。而新闻工作者则兼具个体把关人和组织把关人的双重身份，两种身份在其个人自媒体中得到统一。

同时，融媒体时代的信息网络特征也改变了把关者的身份性质。在当前扁平化的信息网络中，依靠垂直垄断新闻信息资源而形成的传统把关者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不平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拥有受众注意力资源多寡而形成的意见领袖与普通受众之间的舆论引导力不平衡。记者自媒体由于职业经历的背书往往可以获得超于普通网民的关注，成为信息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把关更侧重对于观点的把关。

意见领袖不存在绝对的权威，但却是相对的意见引导者，因而必须提供一种伦理价值的审美标准。孔子编订“诗三百篇”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强调了道德传播的意义：作品端正和引导世风的伦理价值非常重要。尽管信息社会的道德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们对于公正、平等等普适价值观的追求并未停止。作为意见领袖的新闻记者应通过对新闻事实的评价，传播合乎社会公众期待的伦理规约。正如所说：“人民在哪里，我的正面宣传重点就在哪里，以便掌握舆论斗的主动权。”这就要求新闻记者不仅树立合乎社会公约的伦理观，还积极投身于伦理传播中。通过伦理评价来引导社会的伦理审美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让丑恶现象在舆论压力之下销声匿迹。这就是新闻人才伦理观的培养和实践的统一。因此，新闻专业的写作训练应强调作品的伦理审美，并以国内外获奖新闻作品为蓝本向学生讲解伦理传播的技巧。

总之，伦理教育在协调个人在各方面的品性发展中具有灵魂作用。融媒体时代的舆论斗争日趋激烈，新闻专业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2013年，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上市公司所谓财务作假内幕，向我们展示了融媒体背景下的新闻记者在个人利益、商业利益、受众利益等多方价值冲突中所面临的艰难的道德选择。同时，这一案例也启示我们：若没有坚定的伦理信念和健康的伦理价值观，决计当不了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因此，融媒体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更要关注学生形成健康的伦理价值观，在伦理教育中通过案例展示、情景设置引导学生通过理性思考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须知，知行合一，遵守伦理规范，传播伦理规范的新闻人才才是当下媒体产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新鲜血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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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EB/OL].http：///acrl/standards/informationliteracycompetency，2014116.

新闻伦理论文篇6

新闻传播行业亦是如此，许多业内习以为常的业务活动受到了公众的围观，甚至成为社会热点事件。比如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关于复旦女生的报道就引起了社会公众、学界以及业界在新闻伦理层面的激烈讨论，让媒体记者由报道者变成舆论浪潮中的当事人。当前，公众利用新媒体提供的各种平台，参与到新闻传播伦理的评价中，伦理评价伴随着伦理争议。本文正是基于新媒体时代这种变化，讨论职业评价和监督在开放化社会背景下，新闻伦理评价遇到了什么挑战，应如何看待这种挑战，以及如何弱化和消解伦理评价的冲突，促进新闻传播的职业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平衡，达到伦理共识，建构开放的新闻传播伦理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

伦理争议需要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

2015年年初，新闻界在上海踩踏事件、姚贝娜事件等报道中，受到了一些社会舆论的抨击，这是典型的社会转型中的社会伦理大讨论。我们认为这种争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职业内外对同一职业道德理解不同之争

从理论上讲，新闻伦理之争是可理解的。对于一个职业的工作准则、伦理评价，职业内和职业外的人的评价不同。一般业内的人是站在本职业专业主义立场理解应该与否、好与否；而专业外的人往往是从直觉感受来认识的，是基于应该或者不应该的角度考虑，比如医生给战俘治疗，律师给杀人犯辩护职业内认为正当，职业外的人可能认为不应该。这主要是职业认识立场和水平差异造成的。

对于新闻，尽管社会大众都在阅读新闻、收看新闻，但不是每个人都了解新闻工作原则与伦理规范。所以他们一旦遇到这种新闻界的事件，只能用基于自我角色的认知模式、分析习惯、评价标准进行评判，这中间有的是理性的分析，有的是直觉判断，有的是随意的批评。

第二，职业道德与社会发展变动不同步之争

职业社会学认为，某一个职业建立时，其社会功能、职业任务、职业角色等的规定，是由当时的社会需要决定的；它的工作规则、要求等可能是当时全社会多数人的共识，也可能先于共识而存在，这往往就成为对这个职业争论不断的根源：而且即使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工作对象发生了变化，甚至职业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以前制定的职业规则、职业评价标准如果不变，当然会受到社会人士的诟病。比如在明星、名人的报道中，当狗仔队围堵造成了戴安娜车祸，英国公众就口诛笔伐新闻机构；香港《东周刊》公布刘嘉玲早年半裸照，香港艺人、公众就游行声讨媒体。而今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运行规则不再是在封闭的圈内自说自话了，许多报道行为是可以让新媒体展示出来，被公众围观和讨论的，这种公众参与到新闻传播活动的讨论、评价、监督中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也就成为了新闻界规则改革、新闻伦理评价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职业评价和监督开放化的背景下，新闻界需要建立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只有重视公众的意见，建立接纳公众参与、监督与共同评价的体系，才能改革不适应的部分，增加新的适应社会变化和公众期待的部分，达到与社会道德发展相一致，与公众期望相融合。

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的理论突破

理论是人们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和论述，它指导着实践，是建构科学的评价体系的保证。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的建构需要在理论基础、研究路径等方面的突破才能建立起来。

1 研究范式的突破

传统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是封闭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评价的主体是政府、媒介组织和业内同行，是系统内部的运行。多年来新闻传播伦理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框架。新媒体时代，这个框架体系受到挑战，必须对已有研究框架进行突破，需要转变闭合研究思维。学者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提出建立一个将媒介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考虑在内的媒介伦理体系，史蒂芬沃德（Stephen J.A.Ward）也提出了开放的媒介伦理和全球化的第五等级概念，打破了传播者一受众的二元划分，强调了公众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传统媒介环境中，媒介伦理是闭合的，仅仅与专业媒体相关；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关系到所有在全球媒介系统中传播流言、事实和观点的人，传播的内容和规范不再掌握在少数职业媒体手中，一般的网民也能够而且应该在规范的制定过程中有所参与。这些理论研究的视点是前沿的，契合新媒体时代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建设需要的。

其次，新闻伦理评价体系的建构，需要科学的方法，开放的视野，借鉴其他学科和领域的伦理评价体系建构的方法进行探索。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可以借鉴的例子。比如层次分析法的使用，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此类研究给了我们启发。

2 评价模式的突破

评价模式的突破基于科学的研究方法、开放的学科思维以及层次化和体系化的评价维度。通过伦理评价模式本体的研究，我们看到，虽然新闻传播伦理评价不为空白，但缺乏体系，而且诸如其他学科领域的《运动心理咨询过程中的伦理评价及三元评价模型构建》（李欣等，2007）、《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企业伦理评价研究》（夏绪梅，2011）、《公共政策伦理评价标准的演进及当代探究》（许淑萍，2012）等，此类体系构建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评价模型，完善和确定评价标准，构筑测量项目和多因子评价体系，这些值得在进行新闻传播伦理研究学习时参考。

模式中另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评价模式中的激励方式。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有3种奖励方式和7种处罚层次，这些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突破，这是值得推广、借鉴的。

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的三重建构

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有三项建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开放式评价体制的建构、多元化评价主体的建构和向公众开放的评价平台的建构。

1 开放式评价体制的建构

我国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既有延安时期党报的规则基础，又有全国解放后学习苏联经验的印迹，改革开放后又有一些借鉴西方媒介管理的经验，可以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专业主义的影子并存。这其中不少方面在今天新媒体时代遇到了挑战。

如前所述，在多种影响下建立的我国的新闻伦理评价、监督体系，受到了挑战，所以新闻监督体制和新闻伦理评价应该突破原有的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境地，进行体制的突破。比如可以设立像金融业界银监会、证监会一类的监管机构，或者建立第三方伦理评价机构等等。新闻道德委员会的设立是当前中国新闻监管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对于新闻媒体、记者权利保障规范的完善乃至促进整个新闻业的发展都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新闻传播活动评价和监督的新方式，体现了开放式的思维。比如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成立，对新闻纠纷进行评议，并监督评议结果的执行。评议实践得到社会肯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只是地方性的活动，还未大面积普及。

2 多元化评价主体的建构

新媒体时代最大的特征便是信息的聚合和用户的参与，社会公众参与到新闻伦理评价的讨论中。新闻伦理问题不再仅是传媒内部问题，它已成为被广泛讨论的社会事件。因此，评价主体需要多元化，以更有说服力和理性的评价。

新媒体时代，行业与民众的广泛参与是伦理评价机构能够持续发展壮大的基础，要加大宣传力度等手段，向全社会宣传，呼吁各行各业人士加入到新闻伦理的评议中来；同时，要呼吁广大民众形成强大的民间舆论力量，来监督新闻行业的发展。比如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除了政府部门和行业代表各约20人，专家学者约30人，网民代表约80人，评议会成员的产生途径亦是开放多元的。另外，目前全国已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的省（区、市）已达19个，人员结构也是按照新闻业内外1：3的比例确定委员构成，广泛吸收社会各人士参与。

要实现伦理评价的客观，除了社会伦理生态的改良外，也需要有一个让人信服的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开放的评价体系。目前，我国的司法机关引进公众评议的做法是值得新闻界借鉴的。

新闻伦理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新闻教育；职业道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突飞猛进，生机盎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新闻记者”成为许多青年学生向往的理想职业。伴随着新闻行业的迅猛发展，全国各类大学开办新闻传播专业的热情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底，我国高等院校中新闻与传播学类专业点已经接近700个，在校生l3万多人，每年毕业的学生则高达3万余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直接导致了新闻从业人员结构的较大改变。有关资料表明，截至1983年底，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高等院校只有l4所，在校本科生1482人，研究生103人，共培养新闻专业毕业生5200多人。其中分配到新闻单位的约3000人，仅占当时新闻从业人员的1．2％。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当时高等院校新闻专业毕业生对新闻业的影响是很小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开始飞速发展。1997年上海广播电视媒体从业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其学科背景为新闻传播学的占到30．6％，而25岁以下的年龄组中，比例更是占到了45％。另据对2002年上海新闻从业者的调查，有新闻传播学教育背景的从业者已经占总人数的49％_2。可见，具有新闻传播学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新闻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充分说明这些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教育背景会直接影响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校新闻人才的培养必然会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为了使自己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以市场为导向，培养“上手快、高效率、多技能、新科技”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就成为各新闻院系的共同选择。于是，各院系在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上煞费苦心，而在人文教育方面却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高等教育紧跟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的步伐，及时与经济社会接轨与生产企业沟通完全必要，但如果完全由过去的“象牙塔”转变为社会的“服务站”，过分偏倚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人素养，这种模式很显然背离了高等教育的精神，其潜在危机将很快暴露出来。综观目前新闻教育，由于多年来对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缺失及完整人格塑造的忽视，已经给媒介自身和整个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危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闻从业人员角色意识差，职业道德严重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品质和传媒形象，成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针对这些问题，高等院校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已有的伦理道德规范，还要充分研究由于社会发展而引发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变化，适时提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高等院校要在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中扮演主角，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充分认识社会现实对新闻教育在伦理学方面的挑战

随着传媒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传媒的形态无时不在发生着变化，同时，新的传播媒介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对于网络传播这样一种发展尚未定型，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存在的传播形态而言，与之相连的新的教学内容的开拓更是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开设了《“网络社会”中的责任：今天和明天的新闻伦理学》作为研究生选修课，他们认为，因特网正成为日益重要的传播媒介，然而大量有关资料表明，对于网络空间不负责任地滥用的现象相当严重。而今日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将是未来的新闻传播学界与新闻传媒管理的骨干力量，他们必须认清网络使用中的社会责任问题，学会对有关问题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评判，学习制订相应的决策、规范，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会接受因特网带给新闻职业道德的挑战并研究制定相关的传播政策。

二、加大新闻伦理和道德课程的分量

我国的新闻伦理和道德课程开设较晚，从1980年代，一些大学的新闻理论课或新闻业务课才开始以专题或者专章的形式讲授新闻职业道德。到1990年代，这种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大学的新闻院系开设了新闻伦理道德课程，系统讲授新闻伦理道德，从而结束了我国大学新闻院系未开设新闻伦理道德课程的历史。虽然有了相应课程，但是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并没有作为一门重要课程而被纳入专业教学课程体系，许多院校把这一课程列为选修课，有的院校甚至根本就未开设。反观一些新闻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大都十分重视大学阶段的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美国大学的新闻院系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设了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课程，例如1924年出版的纳尔逊·安特宁·克劳福德著的《新闻伦理学》就是大学一个学期的新闻道德课的基本课本。

我国高校的新闻院系应该充分认识到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把新闻伦理和新闻职业道德课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并且列为学生的主干课程，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学好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是从事新闻事业的必要条件，只有打好了道德基础，才有可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人。前几年，新闻界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教育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新闻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而高校新闻院系承担着培养未来新闻从业者的重要责任，应使在校新闻学子打好政治理论根底和职业道德基础，为新闻单位输送合格的新闻人才。

三、注意教学内容的通用性与前瞻性

在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中，应能覆盖一些带有前瞻陛的问题。如在网络传播中有很多伦理道德问题都还没有定论，像“网络空间中的隐私权问题”、“对取自网上并用于新闻报道中的信息的核实”等问题，在日常的工作中都会遇到。如果在教学中，把这些问题融人对新闻传媒业具有通用性的新闻道德基本原则之中，如遵守有关法律、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原则，坚持新闻真实性，防止新闻失实，反对以讹传讹的原则等等，则会对学生有莫大的帮助。

新闻伦理学教育内容中通用性与前瞻性的平衡，有助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深刻认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并懂得如何在不同的传媒环境中奉行新闻道德原则的高素质的新闻人才。虽然新媒介的发展及其介入新闻传播活动在新闻行业的伦理道德中引入了新的问题，但是新闻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仍然是阐述新闻传播工作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与道德要求，提供调节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道德关系，规范新闻从业者职业行为的道德准则，其基本原则是具有稳定性的，并且是探讨与网络空问有关的新闻伦理道德问题及其对策的基础。

四、强化新闻职业教育

新闻职业道德教育要从传授基本理论知识人手，从讲清道理人手，给受教育者打下良好的新闻职业道德理论基础。实践证明，新闻从业人员只有掌握了新闻学的系统知识与理论，才能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诸多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才能在职业生活中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与责任。我国的传统新闻教育囿于能力教育模式，偏重新闻操作技能的训练，对新闻学的基本内涵、基本理念的教育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卡莱教授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提出了新闻教育的三条原则。他强调，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新闻教育应当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素养；不能把新闻简单地等同于传播和媒体；不能把新闻学同广告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相混淆。新闻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理念，真正弄清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弄清新闻事业的宗旨、任务和职责是什么，什么是新闻事业应当做的，什么是新闻事业不能做的；弄清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和职业素养是什么，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等等。

五、言传身教，率先垂范

新闻伦理论文篇8

关键词：新闻评论；社会责任；要素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22-03

新闻评论不是新闻，不是事实报道，而是事实评价，是基于新闻事实或有新闻意义的事实而发表的意见。相比于新闻报道，由于新闻评论对社会制度情境的依赖更强，因而，新闻评论带有鲜明的价值属性，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也更为突出。

一、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提出

无论是以事实描述为特征的新闻报道还是以价值规范为特征的新闻评论，都属于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因而都处于一定的传播及媒介制度中，进而处于规定传播及媒介制度的整体社会制度之下。所谓制度，就是系统。社会制度就是社会系统。从社会学意义上的系统论角度而论，处于社会系统内人化的各个要素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同其他人化的要素相互制约，并统一受制于整个社会系统，服从并服务于该社会系统。就传播媒介及其传播内容而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脱离了自在状态而进入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整个社会系统之内，从而受制于整个社会系统。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大众性而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它理当更多地体现为公共的意志（“公意”）和公共的利益（“公益”）。正是从这个意义说，作为大众媒介传播活动的新闻评论不仅是个人和媒体机构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

针对大众传播媒介为追逐利润而逾越新闻自由的界限和抛弃应对社会担负的基本责任，西方人很早就提出了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思想和理论。1788年，被美国人誉为“自由开创之父”的托马斯・杰斐逊在支持制订旨在保护新闻自由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的同时，就指出：“报界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可信的、准确的和重要的消息与意见。”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制订了《记者信条》《新闻法规》等规约，业界要尊重公民自由和对公众尽责的行业规范。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非政府机构―新闻自由委员会（“哈钦斯委员会”）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有关媒体社会责任论的基本思想：现代传播媒介应当“将自己视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社会中所有重要的观点和利益都应该在大众传播机构上得到反映”，要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以及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等。[1]其后在50年代，美国学者T.B.佩特森（Peterson）提出了作为“现代社会公众通讯工具”的媒介所应承担的包括以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讨论或辩论来服务于政治制度，启发和提高公众的自我决策意识，对政府进行监督等各项职责和任务，他认为：“自由伴随着一定的义务，享受着政府赋予的特权地位的报刊，有义务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2]70年代，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制定伦理规则明确要求：“报纸应当为人们交流评论与批评提供论坛，特别是当那些评论与社论立场相左的时候。”[3]凡此种种，表明的是新闻媒介在追求和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所应承担的方方面面的社会责任。在所有这些对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规约中，几乎都涉及到发表意见的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

迄今为止，新闻（包括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即新闻责任问题一直是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界及其整个社会的公共议题，西方的新闻业始终处在追逐商业利润、享受新闻自由与接受新闻审查、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

中国自近代引入新闻学以来，对新闻的认识和理解就包含了对新闻责任的关切。在论述报纸社会功能和意义时，无论是梁启超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严复的文章《国闻报缘起》，还是徐宝璜的著作《新闻学》，都涉及报业即新闻业的社会责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使命和道德。[4]尤为突出的是，鉴于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和革命的时代主题，联系国事是报纸的第一要务，报纸所担当的更多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和义务，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备受重视。由此，基本上可以说，报纸不是以新闻而是以新闻评论为本位（只是到了后来，报纸才向新闻本位回归），而报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更多地是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新闻界的这种评论本位主义盛行至改革开放前，并存留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于西方，中国人所谓的新闻责任首要地不是新闻报道即新闻本身的社会责任，而更多地是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其中的政治责任。

一般而论，从人类新闻实践来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说，新闻报道要早于新闻评论，因此，对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关注要晚于对新闻报道社会责任的关注。作为广义的新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主观性更强的新闻实践活动，相比于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因其与新闻本身的差异而使其社会责任问题更难以被评判，更难形成公认的标准。但是，基于新闻评论更强的社会性及对公众的社会影响力并不亚于新闻报道，对新闻评论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媒介批评同样成为一种媒介实践的必然。因此，迫切需要对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加以主题化研究。

二、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要素

基于新闻与社会的多重关系，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这三重社会责任成为对新闻评论媒介批评的主要标准和依据。

（一）政治责任

新闻是观念的产物。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新闻实践活动是一种界定和调整权力关系的权力话语活动。如果说，新闻报道是“用事实说话”，是把报道者的倾向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因而表达的是“无形的意见”，那么，新闻评论则是“有形的意见”，是基于事实的立场和观点的价值偏向性表达，它总是受一定的权力即政治意识形态框架支配。而作为意识形态机构的新闻媒体把关后的新闻评论，更是一种制度性（而非个人性）行为，因而其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或“党性”完全是一种必然的品性。在意识形态的框架效果即筛选、过滤机制作用下，新闻评论具有鲜明的价值特征和价值观差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评论是一套言说定义（或规范）现实世界的权力话语，新闻评论活动是政治性的活动，从事新闻评论就是从事政治。恩格斯曾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么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5]从事政治活动的新闻评论当然要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这是一项必然的逻辑。在自由主义的社会语境下，新闻评论要承担充当“社会公器”和被喻为的“看门狗”（watchdog）的角色，为社会（公益）服务，肩负起对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公司企业进行新闻舆论监督的政治责任，要求成就为“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语境下，新闻评论要承担充当执政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及舆论支持、舆论引导（导向）和舆论调控工具的政治责任。新闻评论履行舆论监督和政策宣传等政治功能，就是在承担政治责任。这种对政治责任的承担集中表现为合政策性，即要为一定的政策所约束，服从和服务于政党和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

（二）法律责任

从法律学的角度看，新闻评论是一种关涉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人的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等社会关系的新闻实践活动。基于新闻评论的权利和自由是有底线和疆界的，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更多地表现在不作为上，力求避免评论权利的滥用和误用。新闻评论因此主要成为被社会规范的对象（而非社会规范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基本上是消极性的、否定性的责任。事实上，新闻评论承担法律责任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即要合乎法律精神的要求，要受一定的法律规范的约束（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合法之法或“良法”。从原则上说，对不良之法或“恶法”，作为社会舆论工具的新闻评论不但不能在精神上受其束缚，而且在行动上要通过新闻批评的方式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使之尽早得到修正）。[6]换而言之，新闻评论要在法律允许的界限内进行，具体是指新闻评论主体选择评论的新闻事实和人物及得出的相关结论必须是法律（主要是新闻传播法）允许传播的内容，不会对他人或某个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及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不得侵犯他人的个人权利，不得损害法人的利益，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不得败坏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得造成干扰独立司法审判的“新闻审判”现象。

（三）伦理责任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新闻评论是一种辨别善恶并影响社会价值取向的软权力话语行为。“言论是一种试图影响人、改变人―改变人的价值观、行为和信仰―的文本，因此，它不能不受到伦理的审视。”“就像论说可以用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定并改变他们的生活一样，‘论说’也可以破坏和伤害人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和‘私民’，我们必须以监督和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所制造和接受的论说。”[3]作为一种广为传播的社会言论（“论说”），新闻评论的伦理品性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评论的伦理目标应当是使传播对象或者说受众“耳聪目明”，更具思考力、鉴别力、批判力和创造力，总之，更自主、自由，更有个性，而不是相反―更易于被人所操控、役使和同（质）化。换而言之，新闻评论者即“论（说）者的伦理”旨在“强化个人和社群”（strengthening th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使之更有力量。而要实现上述伦理目标，就必须要求新闻评论者像古希腊圣人苏格拉底那样，做知识和真理的“助产士”，通过“辩证法”与人“理论”，目的不在驳倒对方，而在于共同达到真理，达成共识。事实上，今天的新闻评论者更应平等对待传播对象，平等交流，做到理性劝服。如果说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主要是一种消极性作为的责任，那么，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更多地表现出积极性作为的责任一面，它要积极作为，执行一定的社会基本职能。譬如，新闻评论要尽可能多地提供全社会的各种声音，搭建“开放的话语空间”和“意见的自由市场”，尤其是确保话语权和发言机会的均衡分配，让弱势、边缘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有，新闻评论要尽可能地彰显人性中的光辉，显示人道主义和推崇人文关怀，弘扬和释放道德力量的正能量，以凝聚社会共识和舒缓社会情绪。当然，从根本上说，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要求新闻评论合道德性（“合德性”），即要求新闻评论遵守德性社会的道德约束，其评论主体所选择评论的、作为公开传播对象的新闻事实或人物及得出的结论都应该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为之所接纳。概括起来说，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包括：在内容上，要“公正”（fairness，而非不偏不倚，impartial），不要碰触和突破民主、法治和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底线；在形式上，要公开，不得隐匿或模糊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得使用不利于读者全面、深刻地理解、把握事实，独立、合理地进行判断、推论的论证方法或修辞手段。应该指出的是，基于伦理界限和规范不像法律界限和规范那么硬性和明确，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比其法律责任要宽泛也要宽松一些，承担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也就要求更自觉、自主一些。

三、结论

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内生的，是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形态的内在属性所规定和赋予的。一般而论，新闻评论的三重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与伦理责任―是统一的，但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新闻评论的政治价值标准、法律价值标准与伦理价值标准即合政策性、合法性与合道德性并不完全一致。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言论―“每个社会都有维持和平和秩序的权利，因此就有权禁止宣传报道带有危险倾向的意见……执政者在限制他所认为的危险意见时，他在道德上或神学上可能有错误，但是他在政治上则是正确的。”[4]―恰好从对立面上反映了这种多重价值标准的非统一性。因此，承担新闻评论的三重社会责任就成为一种讲求周全、兼顾的平衡艺术。此外，承担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还要求注意一种情形。上述政治、法律和伦理三重标准有可能与新闻价值标准都不一致。譬如，有些事实具有新闻价值，以新闻价值标准来衡量是值得评论和传播的，但从政治、法律或伦理的角度看，又都不适合评论和传播。因此，在承担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时，还有一个平衡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与传播责任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新闻自由委员会编.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马少华.新闻评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

[4]董岩.新闻责任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新闻伦理论文篇9

一 、传媒伦理再造的意义

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及其功能的实现必然赋予传媒市场以崭新的意义,对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起到推动作用。传媒伦理再造作为制度结构的一个传播要素,对传媒经济的健康运行更具有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意义。

1.对传媒市场运行状态的标志性意义

传媒经济是以传媒为主体的经济,传媒以何种状态参与市场活动,直接决定着市场运行的状态,因此,无论传媒是否将伦理再造作为自己的理念选择,无论有多少传媒在做或者不做这种选择,都会在自己的经营活动中体现出来,成为衡量一个传媒经济运行状态的鲜明指标。

2.对传媒市场健康发展有促进意义

传媒市场是媒介交易各方在交易规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传媒经济是规则经济,契约就是一种规则文书,而规则之实施又是以对交易各方的践约预期为前提。预期落实,则传媒市场健康运行,交易活动顺利进行;预期落空,则市场出现混乱,交易出现混乱,交易活动也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传媒伦理再造成为交易各方主动践约的一种精神推动力。

3.对传媒公关关系的调整具有良好的调节意义

传媒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一,与消费者、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也每日每时发生着广泛的联系,这便构成了公关关系的广泛基础。一个负责任、公信力高的媒介,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公共关系必定是和谐、融洽的。所以,传媒伦理重建,对于调整传媒公共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4.有利于维护传媒的公信力

受众对传媒的选择与传媒本身的公信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传媒公信力的建构主要决定于传媒本身的伦理规则,因为传媒伦理规则无疑会渗透到传媒对其内容、形式的选择,而这些则会直接影响到受众对传媒的选择。

5.有利于保障传媒市场主体的竞争秩序

如今,传媒同质化严重,媒体竞争日益激烈,于是,猎奇的内容更多地充斥着媒体版面。这些都使得传媒市场主体的竞争变得失序,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受众,也是传媒主体本身。因此,传媒伦理及其再造将有利于形成有序的传媒竞争市场。

6.新闻传播维护和保存优秀社会文化、促进合理社会价值的主流化依赖于传媒伦理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文明的载体之一,在对社会文化和主导价值选择上要更具有深刻、独到的眼光和睿智而长远的审视角度。这一眼光的培养和角度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媒体本身对传媒伦理的认识和伦理规则的选择。合理的规则会引导媒体为文明进步添砖加瓦,否则就会导致诸如“明星取代模范,美女挤走学者,娱乐覆盖文化,低俗代替端庄”的现象,最终导致的将是文明的退步和社会价值的混乱。

二、我国传媒伦理重建的思考

1.传媒伦理重建的基础是传媒道德“立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媒经济政治制度是传媒伦理问题生成的深层原因。从新闻媒体的性质来看,我国的媒体是官方性质,媒介是,实质上是政府职能的一个延伸,但我国大多数媒体的运营方式却是商业化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广告收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常常使中国的新闻媒体处于伦理道德事件的漩涡之中。具体来说,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传媒往往呈不完善状态,政治体制赋予传媒以巨大的权力,这就为某些传媒以权利换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某些掌管政府权力的集体和个人会滥用权力,为他们自己服务而出现的高度集中的信息管理往往会引发“市场失灵”,并容易引起传媒的道德失范。在传媒的产业化、集团化、资本化过程中,传媒集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体,这一利益体在获得集中的权利的同时,又在维护和扩张集团的垄断经济利益,这对传媒维护其公共利益产生不良的影响。

所谓传媒道德“立法”是指传媒道德、伦理精神或伦理机制取向为制度所选择或吸收,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制度的形式将传媒道德所要达到的目标,通过规范使传媒伦理制度得到规定和认可;二是建立奖惩机制,使人们的道德行为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使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付出必要的代价;其三,完善相应的监督执行机制,消除传媒伦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传媒伦理重建的关键是信用的再造

从新闻媒体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媒体正处面临着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传媒伦理规范被看成是媒体与公众之间、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于伦理规范“应如何”的讨论实际也就是订立契约的过程。要使契约具有约束力,契约订立双方就必须在被充分告知契约内容的情况下自愿签署契约,否则即为被迫或被误导签约,从而导致契约丧失法律约束力。同理,要让传媒伦理规范能约束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就必须让广大新闻工作者能自由地参与有关传媒伦理的讨论,并让他们的大多数衷心接受合理的传媒伦理规范,这样形成的规范就如同媒体和受众签署了契约,契约双方按规范行事,违规就是违约,就是不守信用,就是不道德。由于这个契约的内容是以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标准制定的,所以,大家遵守它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社会的共同利益。

具体说来,社会公正基础上的传媒诚信,要求传媒按照信用的原则来组织和建构,亦需按照信用的原则行使其职权,要求传媒组织真正继承传统诚信美德的真诚无欺、信守诺言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信用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通行证,也是确保其成功的动力源泉和优势资本。信用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美德和品质,而且是一种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而且是一种外在的声誉和资源,信用伦理精神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对传媒而言不仅是道义的化身,同时也是利益的保证。

3.传媒的社会责任的是传媒伦理重建的重点问题

传媒承担着监视环境、确保社会交流、提供世界图景、传承文化、提供娱乐、赢利等社会责任。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受众的信息接受与传播欲望,空前地拓展了媒体空间,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深度、广度,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竞争日益白热化,西方媒体的全球化战略对中国传统媒体形成强大的文化、心理和资本冲击,这种情况下,我国媒体不仅面临着生存竞争,还担负着保留和扩大民族声音的使命。而媒介要实现其社会责任,就必须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介,是一个有良知的媒介,而媒介的良知在于从业人员的良知。良知是一种责任意识和义务精神,是人对理性所认同的道德规范的尊重和持守,是道德自律的最高表现。良知的形成靠的是自律,兼有他律。因此,我国传媒伦理重建的重点是内部建设,而不仅仅是外部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活动正逐步纳入法制的轨道,近十几年颁布了若干有关新闻活动和新闻工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新闻行业自律组织,如中国记协也制定了一些规范。然而,就其性质来说,这些均属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建设,旨在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外在的道德关系,制约新闻工作者的外部行为。

现实中,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依然大量存在,其中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因此,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的内部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大多数媒介组织而言,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的具体措施,一是开展“新闻评论”活动,通过形成一个有利于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社会舆论环境,影响或改变人们的内在道德信念;二是对新闻从业者开展持续的教育,帮助其建立整体的道德体系。具体来讲,就是除了对他们进行业务素质的教育和业务技能的培养,还要进行新闻职业道德的教育,其中传媒伦理是重中之重,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地把新闻道德准则付诸实践;三是媒介组织应当努力将新闻职业道德观渗透到制度层,使之成为一种组织文化。媒体规章制度是媒体价值观在制度层面的集中反映,是组织文化的载体。把新闻职业道德观放在建设组织文化的高度去强调和对待,通过管理层的重视和在管理行为、制度中的渗透,使媒介组织人员认识到,遵守新闻职业道德是其整体组织文化的有机组成和必然要求,还可以通过对传媒组织整体利益的强调,来实现媒介组织成员的彼此监督。

4. 社会道德重建和各种制度的完善是传媒伦理重建的重要保证

新闻伦理论文篇10

传播伦理是媒体人文关怀精神的延伸和提高，是媒体通过对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实的传播，表达一种使人类向着生命优化的方向发展的愿望和信念。它要求媒体在向人们提供切实可靠的事实的同时，还能够对事实的伦理意义加以解释、评判，从而对人的生存意义、行为实践与终极追求起到某种引导和规范作用，最终实现一定的伦理目标，表达一定的伦理观念。①而交谈伦理是传播伦理中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新闻采访中，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往往是关系到采访效果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在这个问题上，记者的态度端正与否则是关键。记者应当尊重对方，记者和被采访者应当是平等的。但是在实际采访过程中，很多记者并没有把自己和被采访者放在平等的交谈者的位置上，他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在心理上处于压倒对方的强势地位，这不利于与采访对象的交流与沟通。

虽然交谈双方的背景、传统、立场、观点、利益等方面均不相同，但是为了解决人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为了满足更大范围公众的利益，就得寻求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时，大家只能采取暴力以外的解决方式进行平等的交谈与协商。我们所讲的交谈伦理就是以此为基点的。

如哈贝马斯所言，“道德原则的意义是从一种无法回避的预先设定的内容中解释出来的。而所谓预先设定是指只有与他人共同进行的那样一种论辩实践”②。所谓的真理在交谈双方的论辩中产生，也就是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并不是事先预设的，也不可能在事先就得到答案，而是经过交流和讨论得出的。只有获得在实际讨论中参与者和所有当事人都赞同的那些准则才谈得上有效力，它取决于参与讨论的所有人。这正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程序的特点。

在这里，交谈所获得的“共识”不论是作为交谈的结果，还是作为交谈的后果，都必须能够被所有当事人所接受，这种接受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这也说明共识对于所有的当事人都是有益的。“只有这样的道德要求才存在于普遍的兴趣之中，”这样的理性道德便“确定了对牺牲者的取消”。③这也体现了新闻采访提供公益性信息的特点与要求。在这里，不伤害原则与交谈伦理有着某种相似性。自由的社会环境被理解为一个中立的平台，交谈对个体之间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借此为这些利益的最大实现空间提供保障。与此相类似，道德也应被看作是一种机制，它对个体提供保护，防止其合法利益受到他人侵害。

当然，交谈本身只是一种程序、一种方法，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是一种合适的技艺，或一种可实施的纲要④，因而具有价值中立的工具的性质。在记者与新闻当事人面对面进行的交流中，虽然交谈伦理所涉及的只是规则，并不担负要人家遵循道德直觉的任务，可是哪怕是这些最基本的规则也是现在很多媒体记者闻所未闻的。

交谈伦理的这种工具性与实用理性的工具性不同，后者是行为主体个人的一种行为能力，以达到某种目的为目标，而前者则涉及行为主体之间的交往能力，以寻求公正为目的。与人与人之间利益上的分歧相比，哈贝马斯所讲交谈伦理所实现的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个有效性要求上的一致性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可以想见，交谈伦理中最具价值的东西，是人们对于和平、民主和公正的愿望。

我们了解了交谈伦理的基点、了解了采访活动中通过交谈所获得的共识的重要性，那么作为记者应该怎样做到良好的交谈伦理呢?

首先，交谈伦理的本质是自我控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伦理是作为媒体及媒体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而拟定的成文或不成文规范，具有非官方、非法律性质，是无强迫性、无处罚条例，是从业人员高度道德感和责任心的专业准则。渗透在传播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里，时时处处会令传播者产生警惕之心，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在公众控制下达到“自我控制”。⑤那么作为传播伦理重要内容的交谈伦理，同样也必须在公众控制下达到“自我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道德伦理不仅承载着各种文化的内容，成为人类文化的载体，而且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一股活跃的、积极的精神力量。所以，强调道德伦理的建设，就是要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来起作用，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与内在性，不仅对不道德行为进行批评、谴责，同时也对道德行为，尤其是高尚的行为予以褒奖、鼓励，在整体上显示出文明社会中人类行为的高度自觉性，借此来加强自律。

其次，对采访活动中交谈伦理的监管亟待实施。我们期望人们通过道德伦理的建设来自律，以达到交谈伦理的规范作用，但是我们更期望用他律来保证自律的自觉形成。自律与他律应该双管齐下，使交谈伦理不仅仅是伦理公约的简单陈述，而且不能忽视对交谈伦理的监管。同时，要利用不同的方式，及时地进行普及性的传播伦理教育，适时地进行新闻采访活动中有关交谈知识的教育，有计划地从各个层面、各个方面使新闻从业人员认识到交谈伦理的意义。

道德冷漠与“看客心态”不该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民众应有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模式，⑥更不能成为媒体话语的特征。因为它带有野蛮社会遗留下来的某种痕迹，违背了交谈伦理的最具价值的东西。为了远离这种文化的氛围，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媒体必须首先走出这种冷漠，重新审视自己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新闻采访，是新闻记者与新闻当事人之间的人际传播，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呼唤与响应。新闻记者应当坚持人本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构建起尊重精神、关爱心灵的和谐的媒介社会环境。

注释：

①⑤王中云：《博客的自我表现意识与传播伦理规范》，《新闻界》，2002(6)。

②③④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56页、257页、258页。

⑥毛飞：《看客心态、唯目的论与目中无人》，人民网，2004-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