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论文十篇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引进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随机质量改进引起的，而这些创新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结果，并且新发明会使旧的技术或产品过时，从而退出市场，这种过时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经济存在一个随机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由于假定创新是以柏松概率到达，因此增长路径是阶梯跳跃的，这里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但同时创新会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市场结构的调整。

而这种市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模仿过程，产生所谓的后发优势效应，也即一国技术水平离国际技术前沿水平越远，则该国可以学习的技术就越多，学习潜力也就越大，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就成功实现了赶超计划。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跨国增长在出现这种“俱乐部趋同”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表现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如整个的非洲大陆与世界的增长路径相差越来越远。Howitt&Mager-Foulks（2005）对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进行了初步探索，构建了一个包含研发和技术转移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来解释跨国增长的差异。认为技术转移并非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瞬时的无成本的过程，相反跨国或跨地区的技术转移是一个有条件有成本的过程。

新增长理论在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时，主要讨论了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机制:(1)国际贸易方便了技术信息的国际传递，降低了创新成本。(2)国际竞争使厂商为巩固地位而从事研发。(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每个厂商面临一个更大容量的市场，因此技术创新的收益会增加。(4)当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差异较大时，可能促进专业化生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得到广泛的共识，区别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于经济系统，并且资本的积累对经济的最有增长路径没有影响。新增长理论则着重分析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机制，认为分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研发，技术与知识的外部性，政府的公共产品服务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新增长理论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使得经济的管理者不像过去那样被动，根据这一理论，政府有必要主动参与经济管理。另外新增长学家也开始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如透明的经济立法，激励制度等。因此把制度因素引入模型，并统一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其他增长因素来研究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应该是新增长理论的发展方向。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因素 知识

在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沉寂之后，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以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1986）一文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1988）一文的发表为标志。同时萨默斯和赫斯顿提供的跨国可比数据以及计量工具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在20世纪末的蓬勃发展。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以罗默及卢卡斯的模型为代表的这种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认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系统内生的因素，而不是索洛模型中外生的技术。因而我们通常把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称之为外生增长理论，而把80年代新发展的增长理论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及其困惑

20世纪50年代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资本积累为核心，假设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成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基本框架。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导致资本积累动力的逐渐消减；人均产出的增长取决于外生技术的增长率，如果没有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则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的政策努力则是无效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增长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在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由大部分经济发展事实，但是这些结论并不是所有都与事实相符的：根据罗默引用的麦迪逊对1700年以来处于经济领先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的估计，荷兰（1700-1785年）为-0.07%、英国(1785-1820年)为0.05%、英国(1820-1890年)为1.4%、美国(1890-1979年)为2.3%，这表明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率是递增而非递减的或不变的。另一方面，有资料显示，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在长期以来基本上没有缩小，如帕伦特和普雷斯科特(1993)观察到，从1960年到1985年，5%最富的国家的平均收入是5%的最穷国家的大约29倍，并且在过去的这25年中，这个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因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如何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的事实上遇到了困难。

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在解释经济事实上遇到了困难，而且其结论本身就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如果人均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外生的技术的进步，经济系统包括人的努力活动在内都无法在长期内改变其增长，人们的福利只能取决于一个非人力的外生因素，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并且这也是和事实相背的。

二、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因素及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思路

新古典模型之所以不能够解释以上经济事实，根本原因在于其古典生产函数中内生因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和技术外生的假定。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并非没有系统内生的增长因素，从索洛模型的古典生产函数Y=F(K，AL)和资本积累路径K=sY中可以看出，经济系统中的Y和K是相互作用的两个因素，因此实际上资本K是经济系统内生的，Y的增长是依靠K的增长这个单引擎来带动的，而这所以会导致经济发展趋于一个共同的稳态，即资本的增长不能成为人均产出增长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内生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即这个单引擎的力量越来越小了。新古典模型的经济系统内生因素资本K和产出Y的相互影响如图(1)所示。

内生增长理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直接放弃新古典生产函数中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构造出一个线性的生产函数Y＝AK，并且K＝sY－dK，因而得到gy=sA－d,资本和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K和Y的相互作用，即使得图（1）中K和Y之间的作用力加强。Y的增长依然是依靠K的增长这个单引擎，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之处在于AK模型增强了这个单引擎的力量，使得这种拉动力量是恒定不变的。并且一国储蓄率的上升，能够取得长期的增长效应。

另一种思路引入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这类模型的代表是罗默的研发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贝克尔以及墨菲(1990,1992)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最先出现的罗默模型吸收了阿罗(1962)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和宇泽(1962)传统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思路，放松了索洛模型中技术外生的假设，引进了技术这个内生因素。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则另引进了一个内生因素，即人力资本因素。两模型的区别只是在于：罗默不仅强调技术自身的内生作用，而且还强调了资本对技术的作用。而卢卡斯并不强调物质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对产出起作用，卢卡斯更看重人力资本自身的内生作用。这两者之间细微的差别可以通过图（2）中的虚线和实线体现出来。贝克尔则引进了另一个内生因素，即分工和专业化。他认为分工主要取决于具有不同知识工人之间的协调成本和知识存量，分工深化使得经济产生规模递增的收益，同时也使得协调成本上升。同时经济的知识存量会不断内生增加，知识积累降低了协调成本，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演进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专业化和经济增长通过知识积累联系起来。但贝克尔依然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贝克尔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中知识、协调成本和分工与专业化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对产出的作用体现在图(3)中。

由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第一种思路中假设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合理的证据，所以第二种思路则成为解决经济增长内生化问题的主流。但是从第二种思路中的三个不同的模型中可以看出：虽然引进的内生因素不同，但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两思路之间出现了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例如贝克尔就同时强调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依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罗默的第二代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也借鉴了贝克尔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将分工的作用分为广化作用和深化作用，前者使得产品品种不断的增长，而后者则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中，罗默采用Dixit-Stiglitz生产函数，构造出一个新的知识驱动模型，发展了这样一条逻辑思路：知识的积累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的加深，进一步导致产品品种的增长，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其关键还是在于知识的内生积累。其思路见图（4）。

注：以上图文中字母意义如下：K-资本；Y-产出；S-储蓄率；d-折旧率（为简单起见图（1）中不考虑折旧）；A-技术(知识)；H-人力资本；C-协调成本。在图中，任何一个闭合回路会构成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除了图(1)中是加强了单引擎的力量外，其它图中模型都试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三、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进步及其争论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内生增长理论并不存在一个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却都包含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观点：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经济不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就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内生增长理论的上述观点体现了进步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各国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各国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对一国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经济政策的不同会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广泛差异，因而内生增长理论对各国政府制定长期的增长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二，内生增长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资本和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的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着重探讨了知识这个后工业知识社会中最重要的要素，并分析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该理论构成了“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

然而，对内生增长理论的争论也是很明显的。争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其对现实的解释不尽人意。所有的内生增长理论都有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增长率与一国的人口规模或者是与一国的人口增长率在正比，从而出现所谓的规模效应。然而，对是否存在着经济的规模效应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存在，例如克雷姆在研究了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1500年之间人口数量和技术发展关系之后指出，在不存在技术接触机会的社会中，任何初始人口较大的国家将具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这一经验研究支持了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存在人口规模效应的观点。但是琼斯的研究表明，二战后，OECD国家研发总人数的显著增加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率稳步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么保持稳定，要么略为下降。经济增长是不存在人口规模效应的。基于此种原因，后又有琼斯、库屯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构造了不同的模型（分别称为J/K/S模型和Y/P/AH/DT模型），他们为内生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结语

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个有着光明发展前景和巨大指导意义的经济理论，它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角度有助于深化对经济增长过程的认识，它所揭示的规模效应、知识积累以及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助于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更准确更深入的分析。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争论，内生增长理论也是如此，但是这种争论丝毫不会掩盖它所开辟的研究方向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快速增长中的中国急切需要一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作指导，因此借鉴内生增长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长期发展问题，便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朱保华：新经济增长理论[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

[2] 胡永廷、杨胜刚：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J]， 经济评论(武汉) 2003.3.74-76，87。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3

1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2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1956年，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索洛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1)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例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两个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2)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的水平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来实现，因而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则不包含这样的假定。(3)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存在着技术进步，但它是一个具有固定趋势的常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λ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

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把资本、劳动、技术甚至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因而使分析较为全面，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

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第二，索洛在其后来的篇幅中虽也论及技术的作用，但它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在技术如何对资本、劳动发生作用方面并未谈及。

3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比较典型的是：

3.1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第二，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亦即，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模型中的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

这一函数的特点是，所有资本品都对产出有可加性。对于中间部门，它买进创意或知识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资本设备，中间部门将产出——耐用资本设备x(j)——租给最终产品部门，收取租金P(j)X(j)(这里P(j)为租金率)；对于研究部门。假设对第j设备的设计，仅为一家研究单位，且该单位拥有该设备设计的专利权。发明者将出售专利给中间品部门进一步开发使用。

新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论证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一工作进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3.2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提出的。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u)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H（t）=h（t）δ［1-u（t）］

其中H(t)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上式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他的生产函数：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t)为t时刻的劳动数量，hE(t)为t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r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g=H（t）/h（t）=（1-a）［δ-（ρ-n）］/σ（1-α+r）-r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化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人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未像新增长理论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我们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左大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3）.

［2］陆静超.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与创新［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5).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创意产业；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便开始注重“知识价值革命”这一变化趋势，在这一趋势下未来人们将不再追求对资源、能源和农产品的更大消费，而是追求时间与智慧的价值，即“知识价值”的大量消费。而据联合国统计，创意产业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长，大大高于全球GDP7%的增长速度；同时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间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不少国家和地区开始把创意产业作为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手段来积极推动和扶持其发展。无论是数据还是实践，创意产业在“知识价值革命”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个新兴产业若想真正发展起来，就需要理论、实践和数据信息形成有力的三角关系来支撑其发展。在理论上寻求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原因和意义，能够为各国或地区发展创意产业提供更加有力的依据。

一、创意产业及其发展概述

（一）创意产业简介

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英国伦敦。1997年英国工党赢得政权，新政府为了振兴英国经济、提高GDP，于同年7月成立了文化媒体体育部。1998年文化媒体体育部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并首次在《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正式提出创意产业的定义：“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从此，创意产业便进入了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中。

虽然英国提出了创意产业并致力于将其推广到全世界，但是创意产业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却有不同的名称，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用版权产业，韩国使用内容产业，芬兰使用文化产业，我国台湾地区则使用文化创意产业。除此之外，不同国家、组织或学者对创意产业所涵范围也有不同的见解。如英国的创意产业包括艺术及古董市场、表演艺术、工艺设计、时尚设计、软件及计算机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把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印刷出版、电影、广告、文化观光等列入创意产业范畴；而素有“创意产业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在其《创意经济》一书中，将创意产业限定为其产品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他认为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四个部门共同构成了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

尽管创意产业的称呼、范畴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是创意产业是与个人创造力、知识产权等相关的产业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得到一致认可的。通过对创意产业范畴的总结，不难发现创意产业的根本是跨越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在产业价值链体系中，创意产业可以通过“创意”这一特殊的媒介与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相互融合，并最终成为价值链上游的高端产业；从需求层次上，创意产业往往能够在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带来更多的与精神文化、娱乐享受有关的高消费需求（见图1）。

（二）创意产业的发展概述

创意产业是由英国工党提出的，然而在这之前类似于创意产业定义的产业活动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究其本质，创意产业的诞生仍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分为制度、政府、资本、人才、文化和技术六方面（具体如图2所示）：

由于国外发达国家在以上六个方面已有一定的积累经验，故创意产业的发展也相对顺利一些。创意产业如今在全世界如火如荼的发展，但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其有关理论的研究还明显滞后于其发展。这其中有两个主要的背景因素：其一是创意产业带有政治背景而非学术性的出身，使它在被引入其他国家时，大多根据本国的情况对创意产业重新做了定义，并有了不同的称法和产业范围；其二，由于各国对创意产业范围的划分不尽相同，甚至在同一地区仍有对其所含产业范围的争论，这给创意产业的相关数据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因此，西方理论界大多从研究“创意”本身出发，通过研究创意阶层与创意产业的特征，进而推进到有关创意经济理论的研究。而我国对创意产业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阐述我国发展创意产业的意义及方式、方法或是从国家和产业层面提出发展创意产业的建议，尚未关于发展创意产业有关的理论研究。本文试图在已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探寻发展创意产业的理论基础。

二、创意产业与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产业结构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的生产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产业结构优化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尽管在各发展阶段和时点上优化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要求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消费需求和资源条件，理顺结构，使资源在产业间进行合理配置，有效利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资源利用水平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不断突破原有界限，从而使经济系统内部显示出巨大的持续创新能力。在经济社会己进入到知识经济发展阶段的今天，知识产业已成为当今主产业，知识创新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意（创新）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是提升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的两大引擎。

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创意产业区对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首先，创意产业的出现促使新三大产业的划分：传统产业（传统业态的第一、二、三产业部分）、信息产业和创意产业。新三大产业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创意产业决定信息产业的内容空间，而信息产业一方面以传统产业为基础，同时又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且创意产业往往以信息产业的面貌出现，并常常借助传统产业的形式。由此可见，创意产业出现的本身就是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表现，是社会分工和技术发展到了一个很高阶段的产物。

其次，创意产业对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形成多样化产业结构。创意产业的生产依赖于生产者服务业，同时创意产业的发展又促使城市房地产投资、广告商、法律和咨询服务业等生产者服务业的繁荣，从而形成产业多样化发展的同时又促使集群和集群之间相互作用，建立了大都市多样化产业结构；第二，区域主导产业优势突出。创意产业区在中心内城区形成以“头脑经济”为主的创意产业发展群体和社区，再次使这些具有重要区位价值的中心区域获得主导产业优势。原因在于创意群体是高素质和高收入人群，代表城市现代和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在城市的中心区域生活和工作，正是反映了城市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突出了区域的主导产业优势；第三，对大都市核心经济结构调整。研究表明，四组有相互关联的经济部门主导着世界城市的中央商务区等核心空间，即金融商务服务（银行、基金、债券、保险等）、权力部门（政府总部、贸易协会、国际组织等）、旅游行业（宾馆饭店、旅游景点等）、文化与创造性产业（时尚设计、出版发行、影视、音乐、艺术等）。因此，创意产业代表了大都市核心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形成了城市的新产业空间。这些新产业空间和其支持性生产网络以及劳动力的新空间分割，对大都市核心经济空间调整意义重大。

三、创意产业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罗默（P.Romer）早在1986年曾撰文指出，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而创意产业正是一个以脑力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的产业，同时其产出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与认同感。显然，创意作为一种思想的创新对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非常重要的。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理论，其中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人力资本论”代表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特征。它强调知识积累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人力资本能够产生递增效益，这不但可以抵补一般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甚至还可以扭转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向，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因素，只是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

创意产业往往是以集聚区的形式存在，这样的存在形式自有它的客观道理。因为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内生增长特征，知识、人力资本和技术外溢等增长因素成为其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才能的创造力，也就是创意阶层的贡献。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经济空间生态功能表现为创意产业区能吸引和促使更多创意资产流动。原因在于，创意产业集聚区对新人群和新思想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容忍性。Florida在2005年进一部指出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城市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宽容性和创造性所吸引而来的创意阶层。一个具有开放的和低门槛的城市在吸引创意人才和人力资本中具有截然不同的优势，从而可以产生和吸引高科技产业，实现城市经济繁荣。一个地方越是多样性和多文化，对他们越具有吸引力。能吸引这些具有创意人的地方可以吸引公司和产生更多的创新，从而实现当地的经济良性循环。创意资本之前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企业吸引人力资本”，而创意资本理论则认为是“创意阶层吸引企业”，“人力资本”在创意产业集聚区内生理论中由被动变为主动。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强调了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的经济内生作用，但与传统增长理论相比，忽视了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般而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外部空间环境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之一。事实上，空间作为资本可分为虚拟空间和物质空间。其中，虚拟空间可视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条件，网络科技成为其发展的主要动力；物质空间可视为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经济空间成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载体和网络形成的物理条件。比较而言，传统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强调虚拟空间等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物质空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充分条件。但是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和区位选择颠覆和补充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原有区位理论，使空间再次成为生产资本，充当这一新经济空间生存和发展的充分条件。因为创意产业集聚区往往选在一些“另类空间”，包括内城、旧城区和老工业建筑等城市破败地区，按照传统增长理论和一般内生增长理论，这些空间都不是适合生产的地方。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创意产业集聚区这一新经济生产方式的出现，才赋予了这些空间独特的生产功能，并成为新经济空间――创意产业集聚区。因此，可以说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赋予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新的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1、厉无畏.创意产业导论[M].学林出版社,2006.

2、Hutton.T. The new economy of the inner city[J].Cities,2004(2).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内生经济增长；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52-02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研究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在这四个要素中，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他指出，一般知识能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内在经济效应，使率先使用知识的厂商获得垄断利润。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知识不仅本身的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带来递增收益。他认为知识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默认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新源泉。他认为，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超过物质积累的作用而处于支配地位，研究和开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他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积累，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国际贸易可以使落后国家引入新技术来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引入新技术节约资源，把节约下来的资源用于新投资，这样就可以迅速发展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卢卡斯把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卢卡斯模型）。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因素引入索洛模型，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他还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学校教育，使人的智力和技术得到提高，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边干边学来提高人力资本。这一理论拓宽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为缺乏教育经费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找到了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方法。

除了研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内生因素以外，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还通过探索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了一系列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阿施尔、巴罗等人的研究成果。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与发展，它标志着体现外生技术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技术进步、“边干边学”、知识积累、人力资源、政府支出等新问题的研究，从而解决了经济学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内生经济理论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目前还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但它从不同的分析角度，不同的分析模型，来解释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如下五类模型。

（一）AK模型

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将生产函数的关系式表述为Y=AK（A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K代表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和公共设施在内的广义资本）。这一模型揭示了产出与资本存量的线性递增关系，否定了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在Y=AK模式下，经济是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各国经济不会出现增长的极限问题，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新古典理论遗留下来的增长极限的问题。

（二）知识的外部效应与“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论文中指出，经济增长除考虑劳动和资本两个因素外，还应加进第三个因素即知识。他认为，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可以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知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要在知识上进行投资。同时，知识具有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知识的运用具有共享性即非竞争性，这也是实现收益递增的关键因素。

（三）R&D模式

罗默在他的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指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是专业化的投入，即研究和开发部门（R&D）。他指出，专业化的投入是一种需要特别付酬的活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实际上是厂商旨在获取垄断利益的有意识活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是由技术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决定的。用于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源的投入决定着经济率的高低。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源投入。

（四）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具有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引入模型，提出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模型。他通过建模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资本积累决定着经济增长率。因此，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应集中人力物力生产和出口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产品。

（五）阿罗的“干中学”模型

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在技术进步之上。企业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会逐步积累起有效的生产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阿罗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除了脱离生产岗位到学校学习外，还可以在工作中以积累经验等方式获得。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湘南地区是指湖南的南部地区，包括郴州、衡阳、永州三个市。湘南地区地处湖南的南大门，位置得天独厚，战略地位重要，区位、资源、产业优势突出。当前，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及湖南发展的大环境，都给湘南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促进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人们掌握知识的总体水平，还取决于人们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湘南地区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一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对偏远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村教育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提高城乡整体受教育水平；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整合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建设一批公共实用技术培训基地。以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专业为纽带，以需求为导向，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链条深度融合，优化专业设置，提高职业教育水平；三是广泛开展在职培训。加强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提高职工队伍技能水平；四是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倡导终身学习观念，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全体公民素质。

（二）开发人力资源，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湘南地区应以各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导向，推动人力资源开发。一是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在引进聘用理念上，坚持以需求为导向，讲求成本、注重效益。在引进聘用方式上，坚持市场配置为主，重点引进本地区的重点产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积极探索选聘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加快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现念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二是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体系。完善职业技能评定办法，实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完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服务，规范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组织行为，引导人力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

（三）坚持自主创新，加快科技进步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湘南地区要立足本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围绕特色产业、重点产业发展，大力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郴州为例，要依托有色金属资源优势，尽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制定和完善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相配套的制度，构建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双向运行机制，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上来，以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是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平台。湘南地区应利用国家和省里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一是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洼地。要主动策应国家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湖南省实施的“湘南大开发”战略以及承接产业转移“34条”政策，把湘南地区打造成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在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中抢占先机。二是加大承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立承接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基金，加快构建现代物流平台，推进以物资储备、商业配送、海关监管、集装箱中转、保税业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物流园区建设。三是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质量。要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增强产业转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要依托综合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托区位、交通优势，积极承接市场在外产业转移；依托产业优势，积极承接配套产业转移。

（五）推进制度创新，增强发展活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作为一种支配经济活动并决定经济效率的重要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改革政府机构。一是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办事行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行政效率；二是健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主要是完善政策法规制度，营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律环境；三是规范市场发展环境。主要是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陶静，梁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对中部崛起的启示[J].决策与信息，2009，（4）.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农村

最早的人力资本思想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在其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随后亚当斯密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初步概念，他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舒尔茨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对德日战后的经济腾飞，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到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术界各种研究成果也日益丰硕。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之后，笔者将其大概分为五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部分是国内外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归纳评述;第四部分是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述评;第五部分对上文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人力资本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揭示了教育对人的重要影响。舒尔茨（1960）首次在美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中阐述了较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他指出用于教育、医疗保健、职业培训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的费用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他也定量研究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贡献率，但是却并未对“人力资本”作出明确定义。贝克尔（1964）则明确清晰地给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马歇尔（1890）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明赛尔（1958）在其著作《人力资本研究》中认为，人力资本除了才能、知识和技术外，健康、时间、生命也占有重要位置。麦塔（1976）指出，广义来讲，一国的人力资本除去本国内居民的知识、才能和技术外，还应包括创新精神、应变能力、工作毅力、兴趣爱好、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其它可能促进产出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人力资本也被引入我国。李忠民（1999）认为人力资本应该是“凝结在人体中，能够转化成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来分享收益的价值”。周坤（1997）指出人力资本应区分出初级和高级的层次，初级指人的体能、知识、技术和经验等;高级则是指人后天被挖掘开发出的天赋、才能所体现出的能力。丁栋虹、刘志彪（1999）则把人力资本分为了“异质型”和“同质型”两类生产力形态。李建民（1999）在《人力资本通论》中从人体和群体两方面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对于人体，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能力、技术以及健康等各种质量因素之和;对于群体，人力资本是指包含于一国或者一个地区中人口群体内每一个个体后天所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以及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王金营（2002）延续并发展了李忠民的观点，他认为“个体的人力资本由投资后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和健康构成，且其能转化成商品和服务的效用并最终取得收益”。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理论也日趋完善。同时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的丰硕又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依次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这三个阶段。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后，对此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1776）最早明确提出应把人的能力归为资本，“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其中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大卫李嘉图（1817）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他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到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资本只是转移了自身价值却并未创造新价值。萨伊（1803）在《政治经济学概要》中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各个行业提高技能从业增加产出的普遍现象。马歇尔（1908）也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所有投资中贡献率最高的，它将成为最强有力的生产发动机。此外，欧文费雪也得出了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将促进产出增加的结论。

虽然早期的这些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但由于当时劳动者技能素质都还处于初级人力资本的层次、知识技能经验等都十分匮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质的差别，于是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把人力资本真正当作一种独立的资本。从而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还是比较有限的。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索洛（1957）在应用他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检验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得出产出的12.5%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得到，而另外的87.5%索洛全部用外省的技术进步来加以解释，然而将劳动和资本以外的其他因素全部归于技术进步未免太过宽泛笼统，无法说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大小。明赛尔（1958）建立了第一个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模型，也提出了最早的人力资本收益函数。他把人力资本投资分为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其模型中他用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表示人力资本投资量，得出了年收入与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正向因果关系。乔根森（1987）在《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中发展了丹尼森的分析方法，他将资本和劳动投入分成质量投入和数量投入两方面。贝克尔在其著作《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人力资本》（1964）以及《家庭论》（1981）中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教育对经济的影响、从家庭生产和个人资源分配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问题等，刚好弥补了舒尔茨微观分析上的不足。

（三）新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在重新思考原有的相关理论后，改进了古典模型中的生产函数，并未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知识等要素。美国经济学家阿罗（1962）提出了“干中学”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可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即一种实践性的活动。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人力资本能够不断积累、无限增长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动力。罗默（1986）最早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收益递增增长模型”，他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的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其中一般知识课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特殊知识产生生产要素的递增收益。随后他又提出了“内生技术变化模型”（1990），模型通过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熟练劳动分析得出内生技术进步提高了投资收益，投资又使知识存量增加从而反作用于技术进步，最后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卢卡斯（1988）以阿罗的“干中学”模型为基础，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分析得出人力资本在使某种产品产生报酬递增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物质资本等要素的边际收益，人力资本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三、国内外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概况

国外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无一例外的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人力资本引入我国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也出现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研究文献。

（一）国内相关研究

1.定性的研究主要有：刘迎秋（1997）苏雪韦（1997）沈坤荣（1997）赵曙明（1998）都指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陈文静、何刚（2008）也指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胡永远、刘志勇（2004）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型和创新型，其中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郑艳艳（2009）提到人力资本除了对经济发展的快慢起作用外，还可通过促进地区间合理分工来使经济发展更加持续和长久。李建民（1999）从经济持续增长的视角对人力资本的内生性、生产功能以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作用后发现中国当前人力资本极其匮乏、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支持机制尚不完备。王雪军（2003）在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特性后提出了发展人力资本一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对策建议。

2.定量方面包括沈利生、朱运法（1997）在对我国1982～1995年间数据定量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远大于物质资本。陈昌兵、徐海燕（2002）在对我国1981～1999年产出增长和各生产要素贡献率进行多角度实证分析后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262，其贡献率则仅为2.4%，而经济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间的相关系数为0.99。谭姝、张文佳（2006）在对我国1978～2000年期间数据运用静态指标体系测算后发现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9.8%，低于物质资本的51.9%，从而得出我国仍属于粗放型经济形态的结论。彭芳（2008）使用投入模型对我国1978～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若假定仅存在一种资本投入，那么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7%，而教育仅为36.3%。说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景跃军、刘晓红（2013）在基于卢卡斯模型对我国1990～2010年跨省数据研究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对GDP的影响率和贡献率仅为1.35%和10.95%，还不到物质资本的六分之一，从而显示出未来知识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我国应加强加深各类人力资本投资。

（二）国外相关研究

Benhabib和Spiegel（1994）通过分析78个国家的物质资本数据、人力资本指标（1965～1985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GDP数据、劳动力数据后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高新技术和创新科技被受教育人群吸收并实际运用了，而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与经济的增长率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Petrakis（2002）通过比较三个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教育层次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即发达国家主要靠高等教育来拉动经济发展，而不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Isaac Ehrlich（2007）在对比分析了20世纪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因素后发现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完成了中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来推动。Birdsall（2009）通过分析韩国和巴西两个国家的实际状况，发现他们原本试图不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来改善人民生活及提高国民收入，但结果却加重了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继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迅速下滑、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

四、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研究概况

（一）对全国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张藕香（2007）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很低、农村人力资本严重流失。乐章（2007）指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是造成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而有效的技能培训将会极大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周晓（2003）在对1989～1995年间29个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在较发达地区这一效应更为突出。李勋来（2007）通过对我国1983～2003年有关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英国关系检验后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未陷入“农村人力资本陷阱”。魏文灵（2009）在对全国1985～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基于VAR模型动态分析后得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会使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而这又会促进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但是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虽然在短期内更多依赖于农民收入，但是长期来看，更依赖与教育本身。王志、葛玉辉（2013）在对1980～2009年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后发现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和保健投资）与家庭收入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杨鹤（2014）在对1992～2012年数据整理分析后以传统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模后回归分析发现在建立的农业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250，0.500和1.750，从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农业产出额增加1.750%，平均受教育年限越多对农业经济发展越有利。

（二）对个别省或部分地区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官爱兰、蔡燕琦（2013）基于中部地区各省份1990～2011年相关数据，以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农村人力资本开发指标和C―D生产函数，运用Stata软件就这几省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发现山西江西两省开发效率最高，安徽河南开发效益较高，而湖南湖北均处在中间状态。张风丽（2013）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C―D生产函数模型，对新疆农村1992～2011年数据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后显示新疆农村劳动力投入对经济拉动力最大，但有下降趋势，而农村人力资本对产出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彭傲天（2013）对1997-2012年统计数据构建河南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民收入的回归模型运用Spss软件实证分析后发现农村劳动力教育年限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1.0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龚立新、杨飞虎（2012）在对江西省农村1995～2010这十六个年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64.72%，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率27.41%。李莹华、蔡文春（2011）在对1993～2007年甘肃农村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甘肃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相对较低。

五、小结

人力资本理论的日趋完善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进一步丰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依次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这三个阶段。早期的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国外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无一例外的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投资；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3-0008-05

[收稿日期]2008-05-06

[作者简介]尹后顺，男，山东济宁人，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齐鹰飞，男，辽宁朝阳人，东北财经大学富虹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经济波动、货币政策。

一、引言

公共投资一般指政府为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投资性支出，它是政府的公共支出中扣除公共消费支出的剩余部分。根据Devarajan等，公共消费是“可以直接进入家庭效用函数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而公共投资则是能够“对私人部门生产发挥互补效应(从而应该进入企业生产函数)的公共物品和服务”。[1]之所以需要将公共支出进行这种划分，是因为其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不同。公共消费虽然直接为家庭提供了效用从而改善其福利，但其增加却需要更多的税收来支持。税收扭曲会给私人部门的生产带来负向激励，因此公共消费通常被认为会抑制经济增长。而政府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会对私人部门的生产产生正向激励，因此通常被认为会促进经济增长。

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为经济学家解释公共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工具和新的见解。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公共支出(包括公共投资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扩张总需求，从而刺激短期产出的增加，同时也通过提高利率而“挤出”私人部门投资。但无论如何，由于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一种短期理论，因此不适合分析公共投资与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在Solow开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由于不能模型化公共投资的生产性质，因此公共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新增长理论的很多模型则考虑了公共投资的生产性质以及与私人部门投资的可能的互补性，从而在报酬递增假设下讨论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逻辑影响，极大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

可以说，公共投资在新增长理论中始终是一个重要从而倍受关注的议题。也正因为如此，试图将相关领域的所有研究进行完整总结将大大超出文章的讨论范围。在此，文章的策略是选择其中关键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简要的概括。不可避免地，我们的选择会体现自己的偏好。

全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公共投资的内涵所经历的发展；第三部分分析在新增长理论的不同分支模型中，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究竟如何；第四部分介绍一个明确将公共投资纳入分析的新增长模型――Barro模型[3]以及对该模型的后续扩展；第五部分介绍关于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最后是结论及对中国的借鉴。

二、公共投资内涵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中的发展

尽管进入私人部门的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为区别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提供了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远不像乍看起来那样清晰。事实上，随着经济思想的演变，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之间的界限在不断移动。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投资主要包括政府在公路、供水、供电等有形的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随着新增长理论家的一再强调，人们日益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研究开发投资等无形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4-7]由于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将教育支出视为公共投资的一个领域也逐渐为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所接受。而对于研究开发而言，无论是基础性的还是应用性的，知识在其中都具有溢出效应，因此也都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投资。这部分支出也应该计入公共投资。近来，很多新增长理论家、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及新政治经济学家纷纷指出，可靠且可执行的产权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它也为私人部门生产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正确激励。然而，严格保护产权需要政府持续地投资。正如Holmes与Sunstein指出的，“所有权利都对国库具有求索权”[8]因此，某些在传统上被视为公共消费的支出项目，如政府在维系立法机构以及警察、法院等执法机构运行方面的支出也可以列在公共投资之下，它是对“制度资本”的投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公共支出几乎全部的项目均定义为投资――只要我们愿意扩展资本的含义，比如包括进安全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或社会基础设施①等。

标准的模糊带来了划分的差异。Grier与Tullock等将教育和军事支出划归政府消费[10]，但Barro与Sala-i-Martin及随后的很多研究却将其视为公共投资[11]。SNA1993试图为各国进行国民经济统计提供一个共同的指导性框架[12]，但即使在OECD内部，标准也远未统一。例如，根据SNA1993，对武器及其运输系统的购买应计入政府消费，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公共部门统计均照此处理，但在美国，这些购买却被计入政府投资。

三、新增长理论中的公共投资：概括性描述

由Romer和Lueas开创的新增长理论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在几乎所有的新增长模型中，经济都能够不依赖外生变量而维持持续的增长。[4,13]换句话说，在新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技术进步不是外生规定的，而是由经济系统内部的机制决定的。

为了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新增长模型用报酬递增取代了报酬递减假设。尽管不同的模型讲述的可能是不同的故事，在细节上会有很大差异，但从对报酬递增的处理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模型可以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模型直接强调了产品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其核心假设可以用如下密度形式的生产函数简单表示：式中，y表示人均产出，A表示技术参数，K表示人均资本，0＜a＜1是产出的资本弹性，x表示能够同资本产生互补效应的任何一种要素。实际上，这一类模型是AK模型的一种简单推广。注意到，如果令x代表k本身，则(1)式就回到AK型的生产函数。这也正是Romer等采用的假设。[13]当然，x还可以代表其他要素。比如，在Lucas中，x表示人力资本[4]；而在Barro中，x表示公共支出[3]。

第二类模型假设某类核心要素的生产技术为线性形式。同样，令x表示这种要素，则该要素的积累方程可以表示为：式中，互表示变量x对时间的导数，μ为技术参数。

诸如Luens、Romer等很多模型都需要这样的线性技术假设以产生内生增长。[4,5]正如Jones与Manuelli等指出的，不管x在此代表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或者是其他什么，只要经济中存在着这样一类核心投入，它是由线性技术生产出来，那么其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经济也将沿着一条均衡路径持续地增长下去。[14]

第三类模型将增长和发展视为一种协调问题，代表性的研究包括。Murphy等、Acemoglu、Rodrik等。[15-17]这些研究强调，很多对发展而言极为重要的活动――如创新、投资、诚实交易等――都会产生外部性。和第一类模型不同，现在报酬递增被处理成一种金钱外部性，而非技术外部性。正如Hoff与Stiglitz在对这些研究的一个综述中指出的，这些外部性受很多因素控制，如信念和信息的改变、个别决策主体对技术的影响、现存市场集合的改变、市场规模的改变以及搜寻成本的改变等。[18]这些外部性影响了活动的报酬，而且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那些低水平的均衡往往被解释为“陷阱”。

所有这些模型中都隐含着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如果像Lucas等认为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量[4]，则政府进行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就是必要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私人投资者不能获得全部的投资回报，因此竞争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投资会低于Pareto最优水平。或者像Romer、Grossman与Helpman以及Aghion与Howitt等强调的，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究开发活动，则政府对研究开发进行补贴性的投资可能是有益的。[5-7]这是因为在研究开发活动中知识具有外部经济性，研究者的工作不能得到全部补偿。从而分散经济本身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激励，使人力资本在研究部门的就业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所以均衡是非帕累托最优的，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改善经济绩效。又或者，如果像协调模型所揭示的，私人部门的协调失灵是导致低增长陷阱的重要原因，则政府的公共投资可能是刺激经济跳出陷阱、达到高水平均衡的一个备择工具。

当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Barro中更是得到了直接阐释。文章将在下一部分对此进行专门介绍。

四、Barro模型及其扩展

Barro试图在一个内生增长系统中为公共财政分析建立一个基本框架。[3]该模型假设政府购买一部分私人产出，然后利用这些购买向私人的企业部门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令g表示人均政府购买，是非竞争和非排他的，即它是一种公共物品。则私人部门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8

本文选择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为案例，通过对该镇两村发展的分析来讨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增长极演化和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以此证实增长极理论在新时代的仍然起到政策指导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

关键词：

城镇化；区域发展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十六大伴随“新型工业化”战略提出，主要是依托产业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李程骤，2012）。本文认为所谓新型城镇化，是以城镇化发展质量为内涵，以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目标，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的城镇化过程。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至今被许多国家运用于区域发展规划,不乏成功的先例。可是有学者提出随着福特制生产方式逐渐式微“新区域主义”的兴起，区域发展模式已从增长极理论转向产业集群策略，认为增长极理论只在思想领域影响颇深，在实践绩效方面乏善可陈。对此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论述增长极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可操作性以及增长极理论在新环境下的适应性。

二、案例分析

常州市是江苏省的一个地级市，下辖天宁区、钟楼区、新北区、武进区、金坛区和溧阳市。其中武进区下辖14个镇，横山桥镇是其中之一,下辖27个行政村。本文根据横山桥镇商会名单中24个企业所属村筛选出8个横山桥镇的重点村分别是西崦村、五一村、星辰村、金丰村、省庄村、横山桥村、芳茂村和芙蓉村作为比较单元。

1.工业增长极五一村。五一村1995年获得全国模范村委及江苏省文明村荣誉称号，2003年以来投入近8000万元进行了旧村改造，五一村能够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居民生活环境各方面改善离不开它坚实的经济基础。五一村现有年销售收入5000万以上规模企业4家。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首批全国乡镇集团之一，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态势，至2014年底，集团实现总销售收入85亿元利税总额2.7亿元，是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江苏兰陵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20家主要涂料生产企业和钢结构制作生产的著名厂商，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有这两大集团的支撑五一村每年的工业产值都是横山桥镇第一位，见表一。

2.服务业增长极西崦村。2008年政府选择了地理上处中心位置的西崦村作为诱导生成型增长极，并区别于五一村作为服务业增长极。2009年西崦村开始拆迁，目前所有西崦村居民基本都已住进安置小区紫霞花苑。西崦村开发区域内所有工厂都迁至南通或其他地区，同时羊绒城和新利财富广场开始建设。羊绒城通过把散落的销售商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毛线市场，新利财富广场则配合南面的安置小区以及计划内的高档小区创建一片生活区域，截至2016年1月，新利财富广场商业街区内包括明都超市、铜锣湾KTV、海神王海鲜城、肯德基等。2013年奥阳华美达大酒店开业，地处新利财富广场与羊绒城之间，由常州奥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建设，国际知名的酒店管理机构温德姆酒店集团授权，主营中高酒店业务，打造出了横山桥乃至周边镇区最豪华的高星级酒店。周边的其他村基本没有类似的服务业集中区，见表二。从表中可以看出西崦村的服务业是最为集中且数量最大水平最高的辐射了整个横山桥镇。2015年肯德基入驻西崦村的新利财富广场是对西崦村服务区运营能力的肯定，这在周围其他镇都是比较少见的更别说其他村。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证明了增长极理论仍具有对地区发展政策指导的实践意义，即使是依靠外力的诱导生成型增长极也会有好的发展趋势，不会因为依靠外力而失去增长独立性。并且借助政策形成的新增长极可以带动新型城镇化的转变，如横山桥镇的五一村到西崦村就体现了从工业重心到服务业重心的转移，因此得出结论，对于增长极的开发模式如果能够对核心增长极的选择进行准确的比较分析并且选择培育增长极的合理途径，就可以带动区域的合理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推进。

参考文献：

[1]童中贤,曾群华,马骏.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增长极培育的战略分析——以武陵山地区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2,04:85-96.

[2]冷国飞,王茂春.基于增长极理论的贵州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路径研究[J].中国商贸,2012,21:194-195.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9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流派

自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增长阶段进行了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以后,新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新经济学理论不断出现,对经济增长阶段的研究也是如此。笔者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并对它们进行平价和综合。

一、早期增长理论

早期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技术进步引起收益递增;资本积累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斯密认为,个人的正当动机是启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让人民追求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他还强调只有在稳定的法律体制下,无形的手才能发挥作用。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等。后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和库兹涅茨发展了这一理论,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按照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对各种因素进行了重新排序和界定。

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最为重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斯托依据现代经济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用历史的、动态的方法研究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阶段和问题,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经过六个阶段的理论。依次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群众性高消费时代，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经济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关键和核心,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困难、最重要的阶段。欠发达国家只有实现了经济起飞,才能实现工业化,进入发达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罗斯托认为,跳出“贫困的恶性循环”,越过“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过程,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突破收人低、资本短缺困境的过程。收入低,资本短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对于如何理解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没有量化指标,缺乏实证分析,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罗斯托的理论应与钱纳里等人的相关理论相结合,这样更具有解释力。

三、内生规模收益递增论

罗默等一批经济学家扬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体现时代特征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知识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新增长理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起初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说明经济增长的决定。这里主要有两条研究思路。其一主要反映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该类增长模型认为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存在重要的宏观溢出效应,技术溢出的存在使经济呈现规模收益递增,从而推动经济实现持续的内生增长。其二是以琼思、雷贝洛为代表提出的研究思路。

新增长理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垄断竞争假设下说明经济增长各种类型与决定因素。这里主要有二类增长模型。其一是罗默(1990)、等人提出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产品不断增加,并认为生产知识的研究开发部门是新经济的核心部门。其二是塞格斯特和罗姆(1990, 1991)、等人提出的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各类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是由于新一代产品的出现导致生产成本降低、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持续增长。

四、制度创新决定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着手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理论。该模式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通过定义和保护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来加以实施,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此时,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保护个人权利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一旦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限制和侵害。可见,国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产权结构的效率来进行。

制度可以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的人们的知识载体。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分工与协调的人们，使每个人事先就知道其他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

五、结论

本文简要评述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多个学派。面对这么多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我们认为，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型能够建立起来以充当这个角色,使单个的经济学家得以在他的脑子里把所考察的变量的相互联系给予分类,这就可能较容易地把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交流。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0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22-07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内涵、推动力等理论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并称为我国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就目前阶段而言，加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既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总结国内外转变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找出不足，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2]。

1.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3]。

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 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4]。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5]。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6-8]。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9]。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10-11]。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12]。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13-14]，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9]。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6-17]。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18]。

（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19]。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21]。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22]。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23]。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4-26]。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27]。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28]。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29]。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30]。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31]。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32]。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33]。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34]。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35]。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36-40]。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33，35，41-42]，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43]。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44]。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4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46-4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 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 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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