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范文10篇

新增长理论范文篇1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引进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随机质量改进引起的，而这些创新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结果，并且新发明会使旧的技术或产品过时，从而退出市场，这种过时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经济存在一个随机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由于假定创新是以柏松概率到达，因此增长路径是阶梯跳跃的，这里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但同时创新会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市场结构的调整。

而这种市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模仿过程，产生所谓的后发优势效应，也即一国技术水平离国际技术前沿水平越远，则该国可以学习的技术就越多，学习潜力也就越大，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就成功实现了赶超计划。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跨国增长在出现这种“俱乐部趋同”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表现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如整个的非洲大陆与世界的增长路径相差越来越远。Howitt&Mager-Foulks（2005）对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进行了初步探索，构建了一个包含研发和技术转移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来解释跨国增长的差异。认为技术转移并非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瞬时的无成本的过程，相反跨国或跨地区的技术转移是一个有条件有成本的过程。

新增长理论在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时，主要讨论了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机制:(1)国际贸易方便了技术信息的国际传递，降低了创新成本。(2)国际竞争使厂商为巩固地位而从事研发。(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每个厂商面临一个更大容量的市场，因此技术创新的收益会增加。(4)当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差异较大时，可能促进专业化生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得到广泛的共识，区别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于经济系统，并且资本的积累对经济的最有增长路径没有影响。新增长理论则着重分析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机制，认为分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研发，技术与知识的外部性，政府的公共产品服务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新增长理论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使得经济的管理者不像过去那样被动，根据这一理论，政府有必要主动参与经济管理。另外新增长学家也开始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如透明的经济立法，激励制度等。因此把制度因素引入模型，并统一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其他增长因素来研究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应该是新增长理论的发展方向。

新增长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增长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新增长理论出现了。新增长理论吸收了斯密的社会分工思想，社会分工产生专业化，而专业化生产又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但是社会分工同样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长理论认为当这种收益与成本相等时，社会分工达到最优水平。分工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思想，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新增长理论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形成机制，如社会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边干边学，创新和研发等。

罗默（1986）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并且假定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生产率。而正是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才不会无限降低，也即稻田条件不成立。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导致厂商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积极干预时，厂商缺乏生产新知识的动力，增长将放慢或停滞不前。因此罗默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引进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随机质量改进引起的，而这些创新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结果，并且新发明会使旧的技术或产品过时，从而退出市场，这种过时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经济存在一个随机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由于假定创新是以柏松概率到达，因此增长路径是阶梯跳跃的，这里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但同时创新会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市场结构的调整。

新增长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增长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新增长理论出现了。新增长理论吸收了斯密的社会分工思想，社会分工产生专业化，而专业化生产又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但是社会分工同样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长理论认为当这种收益与成本相等时，社会分工达到最优水平。分工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思想，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新增长理论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形成机制，如社会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边干边学，创新和研发等。

罗默（1986）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并且假定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生产率。而正是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才不会无限降低，也即稻田条件不成立。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导致厂商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积极干预时，厂商缺乏生产新知识的动力，增长将放慢或停滞不前。因此罗默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引进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随机质量改进引起的，而这些创新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结果，并且新发明会使旧的技术或产品过时，从而退出市场，这种过时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经济存在一个随机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由于假定创新是以柏松概率到达，因此增长路径是阶梯跳跃的，这里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但同时创新会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市场结构的调整。

新增长理论范文篇4

一、古典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补充和修正

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财富的内涵以及外贸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若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惟有不断增加金银货币。而增加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采国内金银矿藏；二是发展外贸。由于一国的金银矿产贮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财富不断增长，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并且要确保贸易顺差，这样才会使外国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在评论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的典基人亚当•斯密第一次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流阐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指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斯密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受国外市场的吸引，闲置的资源将被利用，使一国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国民财富。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从贸易对一国利润率的影响来说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而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而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低价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说，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的经济增长都有利。

后人对古典贸易发展理论进行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发展：首先，受古典贸易发展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即国际贸易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疑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二战后，伴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引擎”的理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负作用。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后的补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论很难解释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些新现象。

二、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新增长理论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贸易发展问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理论的贸易发展内容：

1、规模收益递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以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为分析基础。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1986年罗默对阿罗(1962)“边干边学”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识”代替了“资本”，并把知识分解为一般性和专业化知识。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又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

罗默(1986)模型给出的生产函数为：y[,i]=f(k[,i],K)(1-1)

式中，y[,i]为i企业的产出，k[,i]为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这里即人均资本水平），K为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如果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式(1-1)可表示为：y[,i]=k[a,i]K[η](1-2)

由式(1-2)，当α+η=1，即k[,i]、K的规模收益不变时，经济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资本收益递减正好被外生的技术变革所抵销。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因为技术变革的效果不足以弥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果。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增时，经济将会加速增长且长期增长。因为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从而又成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990年罗默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罗默引入垄断竞争的假设条件，并将经济分为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部门，将生产要素划分为有形资本、原生劳动（即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术四种投入。其中，技术与第一模型一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则既可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也可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据此，罗默给出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形式：

附图

式中H[,1]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H[,2]为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H=H[,1]+H[,2]），Xi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的数量，为有形资本，A为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耗费，另一部分则是向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购买。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技术开发使发现新的中间产品成为可能，推动中间产品A的边界向外拓展，A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率为δH[,2]A。

为了说明收益递增，罗默将知识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是一种“不竞争”物品，即知识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存量可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且运用的经济成本很低。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专利”产品，企业为获得新发现的专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对研究与开发部门投资及其风险的必要补偿，从而也保证了研究与开发的动力。知识还具有扩散性、可无限积累性，这些都决定了技术变革的外在经济性。因此，知识的生产具有个体收益（出售专利权）和与正向外在经济性相关联的社会收益。

在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中，除凸性增长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外，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和国际贸易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规模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说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参与贸易的各国让渡某一种贸易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某种规模经济，释放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从而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贸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于是，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

2、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由式(1-1)可知，罗默(1986)模型中某个企业产出的增长还依赖于K这一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K值会因受益于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有更大的产出。

由式(1-3)可知，罗默(1990)模型中最终产品的产出与中间产品A有关，当A的边界外推时，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增加。随着以国际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间产品产生，无疑会推动最终产品产出的增加。

卢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他假定有两种消费品C[,1]与C[,2]，没有物质资本，而且人口数量不变。那么第i种商品的生产方式为：

C[,i(t)]=h[,i(t)]U[,i(t)]N(t)i=1,2(1-4)式中，h[,i(t)]是专业生产商品i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干中学获得；U[,i(t)]是用于生产i商品的劳动系数，U[,i]＞0，且U[,1]+U[,2]=1；N(t)为劳动投入量。由于h[,i(t)]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因而随着生产商品i的数量增加而上升。

卢卡斯在这一模型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每种商品的生产和技能积累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对于特定的商品，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因为在边干边学的初期，技能长进快，然后会逐步慢下来。不过由于产品不断更新，后来的专业技能积累会被赋予到新产品的学习上，从总体上看，专业化技能积累是递增的。国际贸易开辟了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渠道，多个国家的融合，导致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都会使卢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对生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效果。

3、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对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英国的经济学家杨格于1928年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断扩大。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受杨格这一思想的影响，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在力图把分工水平这一生产者最重要的活动内生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

杨小凯—博兰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给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交易成本以及人们对它的偏好都是一样的。由于专业化利益的存在，经济会从自给自足向劳动分工状态演进。又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就会随时间不断提高，从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如扩大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4、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内涵。

罗默(1986)认为，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种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竞争的罗默(1990)模型中，罗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垄断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税收政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91)发展了宇泽模型。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他还认为：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政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5、南北贸易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利弊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新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来研究，通过模型说明人力资本、知识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从而说明市场调节不但适用于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南北贸易对南北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用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更快了，因为它学习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当然，新增长理论也揭示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开放经济中产生的总体效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损失。这一点显然与李嘉图模型的结论相反。事实上，内生增长在部门间产生了不平衡：技术进步在各个部门并不是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将有扩大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趋势。南北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一些初级产品，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引发一些国际冲突等等。

卢卡斯(1988)模型揭示，由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高，致使资本的收益率比发展中国家的要高，因而出现了资本从贫国流向富裕国家的现象。而不像新古典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在穷国，资本稀缺，收益率比较高，致使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

四、新增长理论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的启示

新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及其政策含义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其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重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国情看，我国很符合传统比较优势战略中传统贸易产品出口国特征，但简单地强调这种贸易模式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很多传统贸易开展国的经济由于传统贸易产品技术进步缓慢、国际市场萎缩，这些贸易部门实际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带动国内经济成长的目的，有的甚至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强调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表现在生产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扩大该产品产量进而扩大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通常认为，在那些与技术进步、资本密集密切相关的行业才会呈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这些行业一般比传统贸易部门技术等级要求和资金密集程度高。大规模开展这种贸易的意义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汇和调剂余缺等能概括的，其核心目的应该是通过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改进技术，提高工艺，在享受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中处于有利位置。另外，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产业，这些产业面向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技术层次、管理水平一流，可以有效地带动国内其它产业的成长。现时期，我们可以利用东部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人力资本、技术优势，有意识地打“规模经济”牌，扶植起一批强大的集团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2、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形成“赶超效应”。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国际贸易仅从“比较成本优势”或“资源禀赋优势”原则进行解释，无法将贸易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中，从理论上阐述清楚贸易——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新增长理论家们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即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使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提高，经济加速增长。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可以借机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象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收益不在于市场的扩大，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那些闭关自守或实行自我封闭的所谓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将会失去迅速积累国内人力资本和专业化知识的良机。只有坚持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加速进入知识经济的步伐。

3、政府应加强对国际贸易的管理。

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比较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当然，这种管理绝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无论是从技术内生论的角度看，还是从知识经济兴起大环境的角度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经济建设进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述产业的发展尚有较大差距，需要通过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干中学”，利用技术、知识的“外溢效应”来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但是，这种宏观的需要往往同微观贸易厂商的短期利益相冲突，难以通过微观厂商的逐利行为自动形成技术升级。所以，要求政府能采取相应措施，制定一些促进技术、知识积累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以促进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在提出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时，也强调一国政府应采用出口补贴、关税等战略性措施，以增强本国具有潜在规模经济优势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更多占据国际市场份额，谋求扩大市场份额带来的规模收益。这种贸易政策观点重新审视了被贸易自由主义者所批判的补贴和关税作用，强调了政府在选择优势产业、保护扩大出口进而扩大国内生产的机制链中的能动作用。

4、正确应对经济一体化。

罗默通过一系列假设，构建模型论证，在经济一体化内部如果仅有货物贸易和流通，而没有技术、知识思想的传播和扩散，则这种一体化并不能促进其成员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如果允许一体化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技术、知识思想的自由传播和扩散，那么每个国家的研究部门都可以在一体化实体总知识存量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因而能够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产出率。这无疑会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即使一体化成员国之间仅有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而没有货物贸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例如，当大陆上第一条由欧洲通往中国的道路（丝绸之路）在中世纪被发现之后，由于货物贸易费用极其昂贵，因而这条丝绸之路对货物贸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然而通过丝绸之路的旅行家却从中国为欧洲带回了新的技术知识思想（如指南针和火药制造技术等），这些新技术、新知识思想对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新增长理论范文篇5

有许多因素决定经济增长，但这些因素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其中处于第一层次上的是科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它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第二层次上的因素是投资者、管理者、政府、经济体制、企业制度和社会；第三层次上的因素是政治局势、金融动态、文化背景、自然条件、国际形势等。在同一层次上，各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而在不同层次上，上一层次的各因素受下一个层次的各因素的决定、影响，同时又有反作用。

在图1中，“×”代表经济体制，“＋”代表企业制度，Q代表经济体系的产出，C代表生产资料转移到Q中的不变资本的价值，S代表科技创造的价值，H代表劳动力创造的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这部分资本C（称为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随着生产资料的物质存在形式的改变而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并不发生任何量上的变化，不发生增殖。

附图{图}

这样Q=C+S+H(1)

其中Q为商品的价值，C为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S为科技所创造的价值，H为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这样，在连续的情况下，

Q-C=S+H

附图{图}

附图{图}

其中ε[,2]代表现期的物耗率

这样由式(7)可以得出下列经济增长模型

y=a+ε[,1]Z+(1-ε[,1])W(9)

其中a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a=ηy

二、科技进步在知识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与现行经济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其科技进步贡献率较高，我们认为应达到60%以上。例如典型的知识型企业美国微软公司，根据M.A.Cusumano的《微软的秘密》一书提供的资料，1993年的物耗率为10%，1994年为9.5%，1994年经济增长率为24%，劳动力增长率为6%，则其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9.5%-10%

η=1-9.5%-────-

24%

6%

(1-10%)──=70%

24%

就一国经济总体而言，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包括最先进的美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或超过60%，因而距离知识经济时代还有一段时间，目前知识经济还只是“初露端倪”。

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还很低，总体上低于35%，在一些经济增长很快的省份，如广州、山东、上海等，其科技进步贡献率仍很低，详见表1。

附图{图}

注：广东系第二产业，资料来源：李强、许宪春等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沿海诸省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仍很低，仍处于典型的资本经济（资本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60%以上）阶段。

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角度看，知识经济是与资本经济、劳动力经济（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超过60%）相对应的。

三、规模报酬问题

J.伊特韦(JohnEatwell)曾经给“规模报酬”下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义：

若生产某一商品Q的投入为x[,1]、x[,2]…x[,n]，其生产函数为

Q=f(x[,1],x[,2],…x[,n])(10)

如果所有投入都乘以一正的标量t，那么就可以用t[s]Q来表示产出，S的值被用来表示规模报酬的大小。如S=1，则规模报酬不变；若S＞1，则规模报酬递增；若S＜1，则规模报酬递减。

这样，按照公式(9)，若

Z=W=t-1(11)

附图{图}

其中u是科技投入增长率，τ=a/u

这样，我们可以区别出下列几种特殊情况

1.Z=W=0，即在不变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科技投入，这时的规模报酬情况取决于系数τ；即若τ=1，则规模报酬不变；若τ＜1，则规模报酬递减；τ＞1，则规模报酬递增。

2.u=Z=0，则

y=(1-ε[,1])w

由于1-ε[,1]＜1，因而y＜W，即这时规模报酬总是递减

3.u=W=0，则

y=ε[,1]Z(15)

由于ε[,1]＜1，因而y＜Z，即这时也是规模报酬递减。

附图{图}

4.若u=0且Z=W

附图{图}

7.若u=Z=W，则y=τu+u，因而只要τ＞0，就有y＞u，即规模报酬递增；若τ=0，则规模报酬不变；若τ＜0，则规模报酬递减。

四、知识资产价值的评估

随着从资本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以知识资产为主导的无形资产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这样，知识产权问题将成为经济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那么如何评估知道资产的价值呢？从理论和实用的角度看，比较科学可行的方法是收益现值法，即知识资产的价值P为

附图{图}

这里M[,t]为企业第t年的预期收益，i为贴现率，n为该知识资产的“服务”年限，η为在这n年时间内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的平均值。例如某专利型高技术，某企业使用该技术后，其1999-2003年各年的预期收益、贴现系数、贴现值等如表2所示，其中贴现率为25%；另据预测，在此期间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为70%，由此可以评估出，该高技术的价值为1.5092亿元。

五、经济增长的集约化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科技进步贡献率在50%以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并且物耗率不断降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这样，可以用下列三个指标来评价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

1.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η

2.物耗率ε

3.生产能力利用率指数λ

这样，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就可以用下式来评价

附图{图}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据

(1)如φ＞1，则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型的

(2)如φ≈1，则经济增长方式处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渡状态中

(3)如φ＜1，则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

对于知识经济，一般由于科技进步贡献率大于物耗率，且λη＞ε，因而其增长将是集约型的。

上述从新增长模型出发，结合对知识经济的一些特征的推测，从而对知识经济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长方式以及规模报酬问题和知识资产价值的评估问题作出了新的研究。当然，这些研究的科学性还需要由实践来检验。

【参考文献】

[1]OECD.基于知识的经济。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6.

新增长理论范文篇6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5％的高速度持续增长，近年来仍然保持在7.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外出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组成项目。据国家旅游局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旅游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01年，入境旅游人数达890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178亿美元；国内旅游人数达7.84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3522亿元人民币；旅游业总收入达到4995亿元，比上年提高了15.0％。伴随着旅游市场的繁荣，与其相关的风险事故的发生率明显上升。这客观上要求旅游险能够快速发展，为有关各方提供风险保障，为旅游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再者，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花钱购买旅游险成为可能。因此，有关人士普遍预测旅游热将为我国旅游险市场营造巨大的发展空间，每年的保费收入至少应该有70亿元的进项，是我国保险业务发展的新增长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旅游热已经持续好几年，而旅游险市场仍然比较冷清。

一、旅游保险还未引起足够的注视

从需求的角度看，自2002年9月1日起《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开始实施，改强制旅行社为游客投保旅游意外险为强制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这一规定的改变使以前倍受冷落的旅行社责任险获得较大发展，财产险公司在旅游险市场中的份额大幅度提高，如按每个旅行社年交保费2万元计，旅行社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约为1.8亿元，占整个旅游险市场的15％以上；与之相反，游客自愿购买保险者寥寥，寿险公司旅游险业务增长缓慢，部分地区和公司甚至出现业务滑坡现象。旅游险市场总的需求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

从供给的角度看，旅游险市场上保险卡的种类有所增加，销售方式有所改善，但是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险种少。当前，只有几家较大的寿险公司经营旅游保险，且可供游客购买的险种只有旅游人身意外伤害险、交通人身意外保险、旅游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旅游救援保险、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险5种。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不经营旅游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旅游救援保险和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险，甚至有的也只经营旅游人身意外保险一种。产险公司除了经营旅行社责任保险外，对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发生的行李、证件丢失和盗抢风险至今尚无“货”上市，使这一风险处于无保障状态。整个市场不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且，游客要想以中意的价格为自己获得较为全面的保障，就必须和几家保险公司接洽，很不方便。

2.保险对象范围过窄。以前，我国的游客是以团体游客为主。而且，国家旅游局在1997年9月出台的《旅行社办理旅游意外保险的暂行规定》强制旅行社为游客办理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各保险公司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从节约经营成本出发，推出了只以团体游客为保险对象的旅游保险，将自助游游客排除在保险范围以外。1999年政府为了拉动内需将“五一”、“十一”假期调整为7天。这一举措带动了旅游热，形成了所谓的“黄金周”。但是这股旅游热主要是受自助游的推动。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自助游已经占到了整个旅游市场份额的80％以上。可是，在很多地区自助游至今仍游离于旅游险市场之外，无法买到合适的旅游保险。

3.保险对象细分不够。首先，旅游市场状况的变化和强制旅游意外险的取消，使得自助游在部分地区走进了寿险公司视野。有些公司已经修改了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将自助游游客纳入保险对象范围，但是和团体游客适用相同的费率。少数公司甚至直接将团体旅游险保单向自助游游客销售。其次，部分公司为了争抢业务，拓展了保险对象的范围，推出旅行保险，将公务旅行者和普通游客一同纳入保险对象范围。这两种变化在提升保险公司业务量的同时也增加了逆选择的可能性，使保险公司面临更大的道德风险。因为：第一，团体游客出游时，旅行社派有专业的导游为其提供全程组织和服务工作，这无疑有利于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但是对于自助游游客来说，由于缺乏旅游常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出险的概率要比团体游客大。而且，对于自助游保险来说，由于业务分散，展业费用和其它经营成本明显高于团体游保险。因此，两者不应该适用同一费率。第二，对于公务旅行人员和普通游客来说，由于出行目的不同，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往往不一样，结果在旅行过程中发生风险事故的概率也必然不同，两者同样不能适用同一费率。

4.保险责任确定不合理。当前我国旅游险在保险责任的确定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保险责任过宽。很多保险公司在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中将死亡给付、伤残给付、意外医疗和急性病医疗列为主险责任。对于每个游客来说，只有选择是否投保的权利，没有选择不同保险责任的余地，不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需要的保障。殊不知其结果同样是低风险客户退出保险，而高风险客户都留了下来，产生逆选择。另一种倾向是保险责任过窄。目前，几乎所有保险公司都将游客的潜水、滑雪、探险等活动列为旅游险的除外责任，而又不提供此类专项旅游保险。而且，有些保险公司在经营旅游意外伤害保险的过程中发现医疗责任，尤其是急性病医疗责任的道德风险过大，部分地区发生经营亏损现象。于是修改条款，将急性病医疗甚至意外医疗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以外。这样的确能够较好地控制风险，但是与此同时也必然将大量有着较大风险保障需求的优良客户拒之门外。这显然有悖保险经营“保障客户，分散风险，获得利润”的初衷。

5.费率厘订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旅游险费率的厘订不是依靠精算技术，而是由条款制订人员凭经验来确定的。有的公司甚至模仿其他公司的条款，然后臆断地调整费率变动期间和费率大小。这样，在缺乏精算技术的支持下，为了保证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的唯一办法就是将费率偏高确定。这种不科学的定价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抑制了保险需求，影响保险公司业务的增长。

6.投保渠道不畅。目前，旅游险的销售渠道没有大的改观。旅行社依然是其最重要的销售渠道，主要销售团体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和旅游救援保险；旅游景点主要销售旅游景点意外伤害保险；机票销售点主要销售航空意外险；适宜网上销售的险种相对较多，但是目前开通网上投保服务的只有泰康人寿、平安和友邦等少数几家公司；银行柜台销售尚处于尝试阶段。对于大多数自助游游客来说，投保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7.售后服务质量不高。旅游者的流动性较大，在短时间内，游客可能在一个地方投保而在另一个地方出险，甚至可能跨国出险，这对保险公司的核保、定损及理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保险公司的理赔服务跟不上，不仅对旅游者造成损失，也影响保险公司的声誉。

二、游客保险意识淡薄，保险险种单一，制约了旅游保险的发展

我国的旅游险市场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1.游客保险意识淡薄。虽然说风险的存在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保险需求产生的必备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所形成的只是保险的潜在需求。要想把这种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必须依赖于人们防范风险意识的增强，保险意识的提高。当前，我国民众的保险意识普遍较差，很多游客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意花钱买旅游险。因此，旅游险的市场需求一直不旺。

2.保险经验缺乏，保险技术落后。在现有的经验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我国很多寿险公司的旅游险的核保在很多地方还存在不足，尤其是急性病责任部分存在较为严重的逆选择现象。承保之后对医疗责任和自助游的风险控制更是束手无策。一方面，为了防范逆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急性病医疗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只能通过对团体的选择来代替对个人的选择，通过简单的承保程序达到为大量具有相同风险因素的人群提供保障的目的。旅行社在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保险公司控制风险的一个“关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只经营团体旅游险，而将自助游保户拒之门外。

3.相关数据资料短缺。由于旅游险的经营时间短，我国的保险公司手中还缺乏与旅游险相关的各类资料。与其它寿险业务不同的是旅游险的发生概率与一个国家的社会、自然、地理状况、游客的风险防范意识等关系密切，国外资料缺少参考价值。另外，据业内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很多公司的旅游险在展业、核保、定损、理赔过程中缺乏规范性，单证管理混乱。这样，即使收集了一定量的资料，这些资料也缺乏可靠性。这使得旅游险费率的厘订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持。

4.对风险和保险的相互关系认识不够。保险公司对保险对象划分不清和保险责任确定不合理，实际上是其对风险和保险的相互关系认识不够的反映。对自助游游客和团体游客、公务旅行者和普通旅游者在相同的费率水平下提供同等保障和将医疗责任列入主险条款，是保险人过分追求保险业务量而忽视风险防范的表现；而将游客的潜水、滑雪、探险等活动列为除外责任，将医疗责任从保险责任中剔除，是保险人过分强调风险防范而忽视业务增长需要的表现。

5.保险市场发育不充分和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落后。2001年我国的保险深度仅为2.2％，保险密度仅为168.8元，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保险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充分。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现阶段，为了抢占先机各家保险公司忙于市场拓荒，比拼保费收入规模。而相对于其它险种来说，旅游险属于小险种，年保费收入占保险公司总保费收入的比重较低。另外，目前在我国保险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几家保险公司要么是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要么是国有企业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经营管理体制是公司高层领导由政府选派，采用任期制，以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和速度作为业绩考核的重要指针。高层管理者权责不对等，广人员工的付出和收入不对称。这必然会引起企业追求保费规模最大化的短期行为，因为有保费规模就有费用规模，而费用规模与包括老总在内的员工利益攸关。结果，虽然旅游险在很多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中被列为A类险种，赔付率一般低于35％，但是仍然不能引起公司高层管理者的重视和激发普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旧产品的改造和新产品的开发进展缓慢，难以适应市场需要。

三、培育市场主体，开发新险种，大力发展旅游保险

解决我国旅游险市场的现有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一方面，民众保险意识的培育是一个过程。这既需要保险经营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又需要通过大量的风险事故来教育国民，强化其保险意识。这绝不是短期内所能达到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需求能够创造供给，而潜在的保险需求向现实的保险需求的转化是以民众保险意识的提高为条件的。因此，在短期内我国的旅游保险需求状况不会有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国有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是我国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难点，而这一点恰恰是导致我国旅游险市场供给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分业经营体制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变；保险经验不足，保险技术落后可以通过学习来快速提高；而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涉及各方利益的分配格局、保险经营的性质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完成。这样，对于风险与保险的关系的认识也就难有突破；重视保费规模，忽视经营利润的状况也就难以改变，旅游险就很难得到保险公司的青睐，供给状况也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结果，整个旅游险市场也就不可能出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从长远着眼，我们应该大力推进民众保险意识的培育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

此外，还应该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加速市场主体的培育，提高旅游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促使保险公司由拓荒式的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2.加大新险种的开发力度，把旅游保险服务延伸到吃、住、行、游各个环节，并为特定旅游项目提供专项保险，如峡谷探险保险、水流漂流保险、惊险游保险等，使游客在旅游全程都能够获得需要的保障。

3.对旅游险市场和旅游险条款进行细分，针对团体游、自助游及公务旅行的不同特点制订出不同的保险条款，确定不同的费率，加强风险防范。

4.将风险较大的医疗责任部分制定为特约条款或者附加险，厘订专项费率。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又可以有效防范逆选择风险，全面提升旅游险的业务质量。

5.加强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与医疗责任部分相关的资料的收集，为科学厘订费率，控制风险，尤其是医疗责任风险积累经验，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料。对于那些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旅游险的公司来说，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新增长理论范文篇7

1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2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1956年，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索洛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1)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例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两个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2)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的水平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来实现，因而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则不包含这样的假定。(3)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存在着技术进步，但它是一个具有固定趋势的常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λ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

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把资本、劳动、技术甚至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因而使分析较为全面，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

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第二，索洛在其后来的篇幅中虽也论及技术的作用，但它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在技术如何对资本、劳动发生作用方面并未谈及。

3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比较典型的是：

3.1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第二，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亦即，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模型中的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

这一函数的特点是，所有资本品都对产出有可加性。对于中间部门，它买进创意或知识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资本设备，中间部门将产出——耐用资本设备x(j)——租给最终产品部门，收取租金P(j)X(j)(这里P(j)为租金率)；对于研究部门。假设对第j设备的设计，仅为一家研究单位，且该单位拥有该设备设计的专利权。发明者将出售专利给中间品部门进一步开发使用。

新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论证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一工作进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3.2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提出的。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u)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H（t）=h（t）δ［1-u（t）］

其中H(t)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上式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他的生产函数：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t)为t时刻的劳动数量，hE(t)为t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r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g=H（t）/h（t）=（1-a）［δ-（ρ-n）］/σ（1-α+r）-r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化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人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未像新增长理论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我们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左大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3）.

［2］陆静超.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与创新［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5).

新增长理论范文篇8

Smith（1776）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Smith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他把劳动区分为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和不能生产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并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而非生产性劳动只消耗财富。所以，Smith认为，在劳动投入量中增加生产性劳动投入的比例将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Smith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所以，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而交换能力的大小由市场容量加以刻画。这样一来，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容量的制约。所以，Smith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也会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些因素都有赖于投资，而投资又受到利润的驱动，因而以自由竞争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为Smith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所有这些思想，包括收益递增、分工利于机器发明（技术进步）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为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论模型的综述中所归纳的那样，Smith的经济增长思想涵盖了分工、贸易（交换）、技术和制度（政策）四大类因素，所以说，现代新增长模型无不与这位古典大师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分工模型才与Smith思想有关。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在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规律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后，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认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产的产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土地上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这将导致生产向肥力较低的土地上扩展。这就意味着，随着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小，从而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收益递减趋势使得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从而又导致劳动的工资上涨，进而使得资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润降低。由于利润是投资的引导器，致使投资下降，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减少。同时，由于土地产出的价值提高，这将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进行投资，因此上述过程必将导致资本积累停止。

由此可见，Richado更注重Smith增长分析中的劳动量增加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但由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两个因素对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因而资本主义的增长是有限的。不过Richado在这所论述的收益递减与现代经济学所讲的收益递减是有区别的。现代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数量取向的，意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随着某一要素（投入）数量上的增加（同时质量保持不变），该要素的边际报酬将逐渐下降。但Richado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质量取向的，他指出收益递减的原因主要是土地的质量将逐渐降低（而数量是不变的）。这也说明某些资源具有可耗竭的特征。关于这一点本文将进行一定的讨论。

Malthus（1798）对经济增长的讨论是与他的人口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人口以现有的人口数量为基数不断增长，而其增长率会随着产出的增长而进一步增大。由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来源于土地上的产出，但土地上的产出却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当土地全部被使用时，对土地的每一次改良，土地上的产出增加量逐步降低，因而“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所以，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

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这种不愉快的结果是因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受到两个不同规律的作用，任何耕种土地的数量扩大或技术进步都将导致超过产出增长的人口增长，即人口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可见，Malthus的人口增长是内生决定的，即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收入。同时，在经济系统之外采用限制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政策便是自然的事了。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以及拓扑性机制（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他们的分析侧重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肥力递减等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被过分地强化了。同时，技术进步的连续性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他们的分析显得有些悲观，即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

十九世纪后半叶，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不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边际分析、一般均衡）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值得细说的是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以及Shumpeter对创新的分析。

在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源上，Marshall同样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

另外，Marshall还区分了厂商的收益递减与行业的收益递增。在长期均衡过程中，代表性厂商主要表现为收益递减，而行业产出的变动则可以使得代表性厂商出现收益递增。一方面，行业的扩大可以借助于厂商的内部经济发挥作用，从而使厂商成本下降，呈现规模收益递增；另一方面，行业产出的扩大也产生外部的经济，也使得厂商出现规模收益递增，这便成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外溢”模型的思想渊源。

尽管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他的基本理论分析仍是静态的和局部的。所以，他更强调经济中规模收益递减现象，这与整个新古典理论相一致。直到1928年，A.Young在《收益递增和经济进步》一文中，才进一步论述了Smith和Marshall的分工、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的解释推广到了全社会，并对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给出了一个内生化的解释。

Marshall和A.Young对规模收益递增、分工与经济增长所进行的分析对新增长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理论模型的综述中作了较多的说明。Shumpeter.J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独辟蹊径，为新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Shumpeter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他认为，在一个简单再生的静态经济中，当所有的生产资源达到最佳使用状态时，经济处于均衡。如果经济中各种投入量能维持给定的数据，这种均衡就会自行重复。不过，在静态均衡中，没有超额利润、没有积累、也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自于静态均衡的破坏，而打破静态均衡的关键乃在于超额利润诱发的创新。

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Shumpeter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他们的工作，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资本家和劳动者，虽然他们没有创造什么，但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企业通过创新获取垄断地位，从而得到超额利润，这便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于是经济中的总收入增加，经济出现增长。

同时经济中存在着对创新的模仿。在超额利润的诱使下，许多厂商开始模仿创新厂商，从而使得创新在整个经济中展开，并使创新厂商的超额利润逐渐减少并最终消失。此时，经济来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在Shumpeter看来，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而企业家的创新往往不能连续出现。由一次创新到另一次创新之间的演进，正是经济的一个周期性变动。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Shumpeter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周期（经济波动）而出现的。总之，他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及其波动性增长的思想以及创新性垄断的思想是独具匠心的，这给后来的新增长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至此可知，新古典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边际分析与一般均衡”研究工具上的贡献，其理论思想上的贡献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现代经济学源于Keynes,J.M.（1936）的“有效需求”革命。与新古典的倚重于供给分析不同，Keynes则倚重于需求分析，从而给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一个有力的解释。

Keynes本人认为，他的《通论》同传统理论（新古典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我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非常清楚，而事实上我们有关未来的知识是含糊的、不确定的和被动的；第二，传统经济学信奉Walras的一般均衡和萨伊法则识网络深化、组织创新活力，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而事实上是需求决定了供给水平，结果传统学派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理论，无法解释就业水平和总产量的波动。所以，Keynes的经济分析重心从经典学派（新古典）的供给层面转移到了需求层面。基于此，现代经济学才有了真正的均衡（两种力量的交汇点）分析范式，而不是经典学派的恒等（单种力量的生长线）分析范式。

关于这一点，Keynes说：“经典学派所谓‘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笼统话，是在对此二函数（注：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间之关系，作了一个特殊假定。因为‘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话，一定是说：不论N取何值，即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水准，f(N)与φ(N)常相等。故当N增加，Z（＝φ(N)）增加时，D（＝f(N)）亦必与Z作同量增加。换句话说，经典学派假定着：总需求价格（或收益）常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故不论N取何值，收益D常与总供给价格Z相等。这就是说，所谓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无穷数值，每值都同样可能；故就业量变成不确定，只有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给予就业量一个最高限度。”

所以，用Keynes的总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来解释“均衡”与“恒等”的概念差别就是：“均衡”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互交叉的一个点；而“恒等”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处处重合的整个一条线。其实，关于均衡分析方法早已被Marshall使用过，只不过他是使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而Keynes是在总体水平上使用均衡分析。顺提一句，倒是Walras的一般均衡概念具有实质上的“恒等意义”，因为它是萨伊法则（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翻版，并且Walras定理（总超额需求价值为零）就是Walras本人的观念性原则。

基于Keynes的理论，Harrod.R.(1939)和Domar.E.(1946)分别独立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尽管二者所建立的模型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Harrod-Domar模型的关键假定是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不能相互替代，即总量生产函数具有固定的比例。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得出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为gw=s/v,其中s为储蓄率，v是资本－产出比。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产出比的扩大而降低。

不仅如此，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对稳定增长条件的说明。按Harrod的说法，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增长稳定性取决于实际经济增长率gA、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gw和人口增长率gN三者之间的吻合度，要实现完全稳定增长，必须要求gA＝gw＝gN。但问题在于，这一条件不能自发实现。按Harrod的解释，gA与gw的差异来自经济现实的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并不能依照经济体系本身自发地加以调节，从而使得经济出现不稳定。如果gA>gw，则实际资本－产出比低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从而投资者会进一步投资，这会进一步提升实际经济增长率，直至受到劳动量的制约才会停止。相反，如果gA<gw，将导致实际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并促使经济中出现失业。因此，Harrod-Domar模型结论是经济的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注定了该理论不能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尽管它建立在Keynes理论之上且出现在大危机过后不久。Robert.Barro在谈及这一点时说：“尽管这些贡献在当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但在今天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这些分析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也正因为如此，本文没有将其列为基点模型。

鉴于Harrod-Domar模型得出的结论过于悲观，且不稳定性的结果与二战后西方国家实际经济波动也不完全相符，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尝试建立新的模型，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

Solow-Swan(1956)建立的增长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该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地位。

Solow模型修正了Harrod模型的生产技术假定，代之以资本和劳动可平滑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Harrod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不能自发相等的困难。在既定的劳动数量下，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而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不稳定则因该模型没有投资的预期而被回避掉了。这样便可得出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

不过，Solow模型中的储蓄率仍是外生给定的。Cass-Koopmans(1965)将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内生化了储蓄率，这样便建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模型。

Cass-Koopmans采用的数学形式来源于Ramsey(1928)的论文。在该论文中，Ramsey构造了一个动态优化的模型，并运用古典的变分法得出了决定储蓄率的Keynes-Ramsey规则，从而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和增长问题的基础。

尽管实现了储蓄率的内生化，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与Solow-Swan模型对长期稳定增长状态的结论是相同的，即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基于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模型做了根本性的修正。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从不同侧面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并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了经济现象，也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这在本文的增长模型综述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此只作简述。

依照Larry·Jones(1997)的分类，从模型中对生产函数刻画的角度来看，新增长理论可划分为凸性模型和非凸性模型两大类。凸性模型强调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收益不变特征，其代表作是Sergio.Rrbelo(1991)。这类模型可以认为是AK模型的推广。

非凸性模型则设定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该类模型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因素和机制）却各有千秋。所以，本文正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角度来综述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

从动力角度看，新增长理论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外溢和发明）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金融制度、分配制度、产权制度）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劳动数量、资本存量），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人力资本、分工、贸易和制度等）。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完全竞争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协调）机制。

就供给层面效应的假定（规模收益递增）与外部机制（完全竞争等）之间的匹配上，新增长理论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技术外溢模型用溢出效应平抑了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之间的紧张；而分工模型（Borland和Young）引入交易费用来冲消收益递增性，进而使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得以相容；另外一些模型（Aghion和Howitt）则放弃了完全竞争，代之以垄断竞争，让需求力量进入了增长模型中，即以需求层面的递减性来抑制供给层面的报酬递增性。这个思路体现了重大的变化：由Walras的恒等分析范式向Keynes的均衡分析范式的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没有涉及到最终需求。

就供给层面规模收益递增的内部机制探究上，新增长理论没有作特别的论述，只是将内部机制产生的结果体现在生产报酬递增性函数上。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方面：生产报酬递增何以得到出现。

新增长理论范文篇9

摘要：1998年央行取消信贷指令性计划以来，信贷规模逐步演变成了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传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本文分析了我国央行的信贷调控目标与实际信贷增长之间的差异，通过实证和理论分析的方法论证了信贷规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它们已经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央行不应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此外，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企业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信贷已经不再是企业融资的唯一形式。因此，信贷规模控制不宜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关键词：信贷规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初，央行提出2006年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调控目标是2.5万亿元。到一季度结束时，全部金融机构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了1.26万亿元，超过央行人民币新增贷款预期目标的一半，而时间仅仅过去了1／4。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呈加速上涨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投放倍受瞩目甚至非议。有很多人士认为，信贷过快增长是造成固定投资过快增长和房地产业过热的重要原因。尽管一季度后央行出台了很多调控措施，意图抑制信贷过快增长。但是到6月末，新增人民币贷款仍然继续上涨，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2.18万亿元，占央行全年预期目标的87.2%，与上年同期相比多增7233亿元，增幅达50%，远远超过同期GDP和投资的增幅。于是再次引起了各方议论，似乎信贷增长成了当前一切经济过热问题的罪魁祸首。

不可否认，信贷的过快增长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2005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控制目标是2.5万亿元，实际新增2.4万亿元。到2006年央行仍将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调控目标定为2.5万亿元，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我国GDP现值的年增长率不会低于10%、过去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亦几乎都在20%以上，因此，年度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也应该有相应增长，而不是维持不变。如果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几年里央行制定的新增贷款调控目标与实际增加额之间存在很大的“误差”。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央行将年度新增贷款规模作为调控目标合理吗?影响我国新增贷款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二、信贷规模由按计划发放演变成事实上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活动都有严格的计划并按计划执行，与此相对应，这个时期的信贷活动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因为当时的中国银行是人民银行的一个下属单位，专署外汇业务，彼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是作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而存在。因此，当时银行信贷集中由人民银行办理，人民银行以“统贷统存”的形式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贷款总量调控权集中在人民银行总行，人民银行总行对下属各级银行的贷款实行指标管理，下属行只要根据上级银行下达的贷款指标和指定的贷款投向按计划进度发放贷款即可。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和深化，我国的信贷管理体制也随之不断改变。在1979年少数地区试点的基础上，1980年全面推开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办法，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分行信贷收支的差额，各分行在完成存款计划和不突破差额的条件下多存可以多贷，传统的“统存统贷”体制出现松动。在1980年全面推开信贷差额控制办法的基础上，1981年又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信贷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与此前实行的信贷差额控制办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扩大了范围，并首次提出了可以开展同业拆借。

随着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职行使央行职能，信贷管理政策有所改变，但仍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管理的办法，即由人行核定各专业银行的年度信贷计划，除固定资产贷款是指令性计划外，其他贷款均为指导性计划，继续实行多存多贷的政策，多吸收存款可以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此后，直到1997年底，仍旧实行年度信贷管理计划，但是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逐步扩大，各银行的贷款自由度逐步提高。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人民银行对国家专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在控制货币总量和调整信贷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的金融体制下，也曾经使用过这一管理办法。

1997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管理的通知》，宣布从1998年1月1日起对商业银行贷款增加量的管理，取消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在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加量的限额控制，不再按年分季下达指令性计划，改为按年下达指导性计划；人民银行根据国家确定的经济发展、物价预期调控目标，考虑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各种因素，确定全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目标，编制货币供应规划和基础货币规划，在此基础上确定商业银行年度贷款增加量指令性计划，作为商业银行执行自订计划的参考和依据；人民银行不再下达按行业区分的贷款分项计划，信贷资金的投向主要通过信贷政策加以引导，商业银行按市场原则进行选择。但是，三家政策性银行仍实行指令性计划。

根据1998年以来有关年度《中国金融年鉴》提供的资料来看，1998年和1999年央行对四家国有银行的年度新增贷款额做出了指导性计划。2000年的情况未明示。2001年至今，央行在每年初发表的上年度“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本年度全部金融机构的新增信贷规模制定预期调控目标。事实上，自1998年实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新增信贷规模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事实上的中介目标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传统教科书所列的主要中介目标。近来，我国有学者建议将银行信贷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三、对1998年以来各年度新增贷款情况的分析

1.新增贷款调控目标数与实际数之间的差异较大。自1998年央行对信贷管理实行改革以来，在最初两年，央行仍然对四家国有银行年度新增贷款的指导性计划数。2001年央行开始按季《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2002年初的《2001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回顾了年初制定的“货币信贷预期调控目标”，除制定了各层次货币的增长速度外，同时制定了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目标为13000亿元左右。2003年之后，将新增贷款规模限定为人民币新增贷款额。自此，央行在每年初都制定货币与信贷预期调控目标。例如2006年初，央行在其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2006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分别增长16%和14%，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2000年度的情况不详，通过查阅《中国金融年鉴》和央行网站，未能获得2000年初是否对货币信贷的增长制定计划或调控目标。

通过对1998年至2005年(不包括2000年)央行制定的年度新增贷款的预期目标与实际发生额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差异较大，误差值的平均值为3500亿元。

2.影响贷款增量的主要因素：存款增量。一般认为，先有存款后有贷款。当然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观点，但是从增量上看，贷款增量取决于存款增量。这至少在银行监管上能够找到依据，即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能超过75%。以下模型研究将此作为前提条件。

我们首先将2003年以来各月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的散点图画出，根据图示我们可以判断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根据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

我们运用2003年1月至2006年6月共42个月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到，每月新增存款中大约有55.4%用于了贷款，这一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基本一致的：一则我们银监部门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能超过75%，二则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存差持续扩大，银行大量的存款只能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等低收益债券或持有超额准备。

回归分析还说明存款增加是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2006年1—6月，我国金融机构的本外币新增贷款达到22264.74亿元，比上年同期新增贷款增长53.3%，这是由于同期金融机构吸收的新增存款为31121.84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4344.86亿元。新增贷款的增长快于新增存款。

3.理论上，信贷增加额这一指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看，央行将信贷规模作为调控目标具有很大的控制难度。央行作为货币发行机构，并且考虑到其可以采用的调控手段(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它能够影响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而信贷从货币供求的角度来看属于货币需求，而不是货币供应。

货币供给与信贷投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从增量上来看，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M2=△DK+△QT

其中：△DK表示新增人民币贷款；△QT表示其他货币需求，例如政府债券、企业债、金融债等投资工具。

可见，新增贷款受到△M2和△QT同时影响。在△M2确定时，如果△QT的量很小，那么△DK就会变大，它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从△QT包括的主要项目来看，例如国债发行时机和发行量，央行是无力控制和决定的，因此央行欲控制新增贷款的规模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央行将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同时列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就有可能导致以下几种情况出现：一是目标和工作重心错乱，一会儿关注货币供应量，一会儿关注信贷规模，都想用力、都想控制，结果必然导致顾此失彼，以致任何一个目标都不能很好实现；二是权力越位，直接干涉商业银行的经营，要求后者增加或减少信贷投放。正如以上所论述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首先取决于吸收来的存款，如果存款增加了，它就会设法贷放出去，以获取存贷利差和投资收益。商业银行吸收进来的存款，一般会被划分成为三块：首先会拿出一块做准备金，以备存款客户随时提取，其比重取决于法定准备金率和银行一般备付需求；扣除准备金后的存款(即“可支配资金”)将会用于贷款和投资，商业银行可能将可支配资金全部用于发放贷款，也可能全部用于投资(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等)，也可能将资金在贷款与投资中配置。现在再回到理论的货币供求上来分析，在货币供给上央行是可以直接调控的，但货币需求上特别是对货币资金的配置上，却是商业银行的功能和职责。商业银行会根据自身的偏好、目标等来决定可支配资金在贷款与投资之间的配置。总之，在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完成股份制改造、日益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实体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如果再继续将新增贷款规模作为调控目标，不仅会干预商业银行的独立经营，而且对于自身来说，无异于给自己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实现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4.实际运行中，信贷投放规模越来越受到其他融资手段的制约。从实际融资结构来看，信贷融资只是各种经济主体多种融资手段之一，信贷融资与其他融资手段之间是互补关系，如果其他融资手段提供的融资多了，那么，信贷融资的规模就会相应减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建立资本市场以来，我国社会投资的融资形式日趋多样化，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已经成了企业可资利用的重要融资方式，并且不仅限于在国内发行股票，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境外上市融资额超过了境内。由于资本市场的波动与周期性，股票和债券的融资额往往是不稳定的。在资本市场活跃时，企业直接融资额就会多，反之，当资本市场低迷时，直接融资难度提高，获得的资金就会少；与此相呼应，信贷融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信贷在中国整个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中的比重是非常不稳定的，有的年份高，有的年份低。在这种企业融资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银行信贷投放是不会稳定的，也是难以准确预测和难以控制的。

四、基本结论：信贷规模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信贷规模(年度新增贷款)不适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央行不宜和不应控制信贷规模。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由此可见，法律亦未将控制信贷规模的功能明确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也没有明确将新增信贷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当然，信贷规模这一指标对于观察宏观经济的运行是有用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就忽视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观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晴雨表。

参考文献

(1)刘锡良、曾志耕等著：《中央银行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新增长理论范文篇10

1研究背景

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生态灾难使得人类不得不接受事实：二百多年前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效仿，稳定的生态系统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经济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资本代表不断消失的自然资源基础作用应当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焦点[1]。国内外对自然资本的理论研究为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考虑环境问题，是经济学家不懈努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马勒尔（Maeler）首次从环境质量角度研究了最优经济增长问题，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其效用目标函数由U(c)扩展为U(c,Y)（其中Y为环境质量）[2]。卢比奥（Rubio）和库切（Coetz）分析了土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本与生产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史仕新、刘鸿渊通过建立集合人力资本、生态资本以及科技进步的生产函数，探讨在满足约束条件情形下，经济处于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上。该经济增长模型把三种资本视为具有完全替代性，当实现三种资本弹性之比等于经济投入份额之比时，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量最大[4]。生态经济模型分析为更清晰地分析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生态资本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不容忽视的差异：市场价格缺失可能导致极大的建模误差。因此合理的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是构建生态经济模型的基础。碳交易市场旨在通过市场机制以碳资本价格为信号，激励企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碳生态资本价值的补偿。本文从分析碳交易市场的经济特性入手，基于罗默（Romer）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生态资本变量从宏观层面构建生态经济增长模型，从模型简单形式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技术进步是生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同理新增生态资本也是生态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源泉，因而生态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技术水平的规模报酬与生态资本的规模报酬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对资本增长的共同作用。由于我国碳市场处于探索阶段，如果能把握碳市场发展的规律，那么将指导我国碳市场的形成。

2生态经济增长模型构建

2.1碳交易市场经济特性分析

当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以不同方式组合时将体现不同的生态资本价值，假设环境对二氧化碳的承载能力是生态资本价值的重要指标，那么考虑生态资本价值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则表示生态资本价值低，碳排放量低则价值高，这从生态容量的有限性与稀缺性角度可以解释生态资本的经济性。碳交易市场实质即实现了生态资本价值的动态变化，新古典经济学从微观层次上解释，只要生产要素间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那么生态资本价值实现最大化。从宏观层次上却要解释生态经济系统增长的原因，即新增生态资本的动力机制。因而碳市场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经济系统，其应当视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生产生态资本的经济部门。碳交易市场的内在激励机制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本的比较优势，即通过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或者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或者产生规模经济性等。这本质上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可以理解为新增的技术使得生态资本价值发生变化，在碳市场经济中，即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技术差异化引起生态资本存量的变化，碳市场经济的增长依赖于生态资本存量的增长；同时生态资本增长过程中又伴随着新技术的产生。

2.2生态经济模型

将研究与开发理论与经济内生增长理论结合始于罗默（Romer）[5]、格罗斯曼（Grossman）和赫尔普曼（Helpman）[6]。罗默在其增长模型中认为：新技术推动产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因而新增资本产品继续作为投入要素参与生产，在假定资本与知识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中，内生要素的规模报酬是否递减，递增或不变，这都取决于新知识生产的规模报酬[7]。碳市场经济实质通过国家之间的资本、技术的水平转移而实现了生态资本价值。生态资本可视为社会经济的另一生产部门，同时又是产品生产部门的生产要素之一。根据罗默的经济增长模型，生态经济模型的框架与假定，将生态经济分为两部门：产品生产部门，生态资本生产部门，劳动力中的数量为eL的份额用于生态资本的生产，1-eL用于产品生产，同理资本存量的eK份额用于生态资本生产，其余用于产品生产，eL、eK都是外生的。知识随着资本量的积累而内生增长，假设A(t)=BK(T)Φ。模型假设保持生产要素规模报酬不变，即生态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产生的收益能够全部被利用，采用道格拉斯产品生产函数将资本存量K(T)，劳动力存量L(t)，生态资本存量E(t)引入模型中，为简化分析同时假定劳动力增长为外生变量，。在t时，产品的生产数量为：Y(t)=[(1-eK)A(t)K(t)]αE(t)β[(1-eL)L(t)]1-α-β，α＞0，β＞0（1）生态资本的生产数量为：E(t)=[eKA(t)K(t)]ε[eLL(t)]ΦE(t)γ，ε＞0，Φ＞0（2）生态资本存量的引入，仍然使得产品生产部门保持规模报酬不变，同时将A(t)、K(t)以乘积形式引入，仅表示技术进步增加资本存量，但没有改变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收敛性。生态资本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可能性，因为生态资本价值越高，需要投入更多的要素才能增加生态资本，这就如发达国家实现碳减排需要更多的成本。生态资本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可能性，就如欠发达国家的减排情形。因而（2）式中γ有正负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关注的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模型的动态分析能够体现：按照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当假设折旧率为0，资本的增长量，储蓄率s是外生变量。那么（1）式为：sBα(1-eK)α(1-eL)1-α-βK(t)ΦαK(t)αE(t)βL(t)1-α-β（3）设cK=sBα(1-eK)α(1-eL)1-α-β，两边同时除以K(t)，得出：cKK(t)[(Φ+1)α-1]E(t)βL(t)1-α-β（4）给等式两边取对数后，求关于时间的导数：[(Φ+1)α-1]gK(t)+βgE(t)+(1-α-β)n（5）到此为止，求出了关于资本增长的动态方程，可以看出生态资本的引入使得资本增长复杂化了需要分情况讨论。（1）(Φ+1)α-1＞0，即＞。那么资本增长的动态性将如图1所示：图1资本增长率的动态性情形1资本增长率gK(t)恒为正的情形下，gK(t)下降，而gE(t)上升，会出现的情形。如果gK(t)上升，gE(t)下降，会出现的情形，若，gE(t)保持不变。（2）(Φ+1)α-1＜0即。那么资本增长的动态性将如图2所示：图2资本增长率的动态性情形2如果出现的情形，那么gK(t)上升，gE(t)上升，如果，gK(t)下降，gE(t)下降，，则gE(t)保持不变。同理：生态资本增长的动态变化也可以得到：（6）根据Φ(ε+1)-1与0的关系分两种情形讨论，最后如图3、图4所示：（1）当Φ(ε+1)-1＞0，即，假设λ-1＜0的情况：图3模型中生态资本增长率的动态性情况1（下转88页）＜分析图3，可以得到在线的上方，表示gE不断上升，在线的下方表示gE不断下降。（2）Φ(ε+1)-1＜0，即。图4模型中生态资本增长率的动态性情况2分析图4，得到的结论是在线的上方，表示gE不断下降，而在线的下方是gE不断上升。综合分析以上的资本增长率与生态资本增长率的动态性，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知识增长量对资本增长量的影响（Φ）将决定生态资本增长率对资本增长率的作用，当两者是负向变化，即生态资本增长率的上升反而导致资本增长率的下降；当，两者是正向变化，即生态资本增长率的上升导致资本增长率上升，这应该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新知识产生的资本积累量的规模需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那么由产品生产部门与生态资本生产部门的经济才能够实现内生增长。（2）极端情况下，当时，，或者时，Φ＞1，生态资本的规模报酬与新知识的规模报酬都将使经济偏离平衡增长路径，证明过程类似于新知识的规模报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