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绩效论文十篇

经营绩效论文篇1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对绩效和风险的影响，采用面板回归分析，对收入结构多元化、绩效表现以及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一）研究假设根据理论分析，商业银行实施多元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其盈利能力，降低银行风险。但研究也显示，多元化的开展对绩效和风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本文提出总体假设：假设H1：商业银行多元化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好。假设H2：商业银行多元化程度越高，经营风险越低。

（二）变量选取本文用DEGREE表示银行多元化经营程度，计算公式为：DEGREE=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本文选取最常用的总资产净利率（ROA）来衡量银行绩效，ROA为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银行绩效的变异系数是衡量变量离散程度的统计量，本文以此作为衡量银行多元化经营风险水平的指标，文中用RISK表示，公式为：RISK=样本银行历年ROA的标准差/历年ROA均值。本文在对银行的绩效和风险这两个因变量进行研究时，不仅考虑到多元化程度的影响，还考虑到其他许多因素如股权结构、资产规模、贷款比重等对银行的绩效和风险的影响。鉴于数据指标的可获得性，选取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控制变量资产规模（SIZE）和不良贷款率（NPL）。为使文中数据口径统一，把资产规模调整为相对数，即每个银行各年资产规模与基期2003年的比值。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国内53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进行面板分析，并将它们分为三类，即5家大型商业银行为第一类银行、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第二类银行，以及36家新兴发展起来城市商业银行为第三类银行。样本选择时间区间为2003—2013年，所有银行的数据均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并以《中国金融年鉴》、国家统计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所公布的财务数据为补充。

（四）模型建立根据以往研究的结论以及本文提出的假设，建立如下回归模型：式（1）、（2）分别为多元化绩效、多元化风险模型，用来检验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对绩效和风险的影响。其中，ROA代表经营绩效，DEGREE代表银行多元化，RISK代表风险，Control代表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下标it表示样本中第i家银行第t年数据，α、β、γ为模型待估计参数。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采用Eviews5.0软件，首先根据面板变量的变化趋势图选择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形式，然后分别采用ADF-fisher和PP-fisher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LNSIZE、NPL为一阶单整变量。接下来，建立变量DEGREE、ROA和RISK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各截面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尽管各变量不平稳，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二）银行多元化经营程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1.总体样本53家上市银行多元化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根据表1，多元化程度指标DEGREE的系数为0.8237，显示出银行多元化经营水平对经营绩效的提高有积极影响，这表明中国上市银行开展多元化经营是能够提高其经营绩效的。再看控制变量资产规模SIZE的系数为1.73E-06，说明银行规模越大其经营绩效越好，但是影响非常微弱，说明规模大或者一味追求规模效应的银行未必一定取得好的经营绩效。另一个控制变量不良贷款率NPL为负数，说明其对银行经营绩效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将减少银行的坏账成本和信贷维护成本，有效改善银行的绩效。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是相符的。2.三类银行模型结果与对比分析（1）第一类和第二类银行多元化对经营绩效有积极影响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类和第二类银行的DEGREE系数都是正的，且第一类银行的系数要大于第二类银行，说明这两类银行开展多元化经营有利于提升银行的净资产利润率，而且第一类银行的多元化经营能够产生比第二类银行更强烈的提升作用。首先，规模越大的银行在多元化经营时能够产生更大的规模经济，我国第一类银行规模大，实力雄厚，多元化经营开展时间早，开展多元化的程度更深入，因此所获收益就越大，更有实力开展各种多元化经营业务。其次，银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即达到专业化经营利润最高点，规模较大的银行开始建立子公司等相关金融机构开展多元化经营，寻求范围经济的效应。而第二类银行无论是从资金占有率、开设分支机构的数量以及人员配备上都无法与第一类银行匹敌。因此，第二类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所产生的对绩效提升作用可能会逊色于第一类银行。（2）第三类银行多元化水平对经营绩效有消极的影响第三类银行的DEGREE指标为-0.0363，说明城市商业银行开展多元化经营目前并不会带来经营绩效的提升。原因可能是城市商业银行成立时间短暂，受地域的限制开设分支机构的数量远低于另外两类银行，因此银行规模的扩张也就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使得城市商业银行的实力还无法支撑复杂的多元化业务。再看不良贷款率NPL指标与绩效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关系要显著于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并且负相关程度高于另外两类规模较大的银行。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城市商业银行实力并不雄厚，经营方式较为单一，影响其绩效的因素并不像前两类两类银行那样复杂。

（三）银行多元化经营程度对经营风险的影响1.总体样本——53家上市银行多元化对经营风险的影响多元化经营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本应该是分散企业风险。但是从表3不难观察到，53家上市银行总体样本的DEGRE系数为正，即商业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不但没有分散风险反而加剧了风险。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一是银行大多开展的是相关性多元化业务，资产组合理论的应用存在假设前提，即业务的非相关性程度越大，才容易取得分散风险的效果。比如银行在开展多元化经营时更倾向于对同一客户群体开展不同业务，这些业务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当客户对某一项业务存在不良的体验感受时，很可能会导致客户对该银行的整体服务水平产生质疑。这种相关型多元化经营方式会降低多元化业务组合分散风险的能力；二是现在很多银行为了快速谋取更大利益，盲目模仿其他银行推出的新兴业务，脱离银行的实际情况，多元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跟风”现象。本文中所采用的风险评价指标是ROA的标准差，也就是ROA的长期波动程度，如果不切合实际地推出多元化业务，很容易导致收益率不稳定。银行资产规模SIZE指标对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说明资产规模在实力相对雄厚的国有和股份制银行中，对于弱化或者是加剧银行风险并不是关键因素。而第三类的本身规模小，因此风险的其他影响因素较少，常规影响因素资产规模反而会对银行风险有一定的影响。不良贷款率指标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不管在总体样本银行还是三类银行中都是正向关系，这也符合理论假说——一个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是突出，其信贷风险就会越大。2.三类银行模型结果与对比分析（1）第一类银行和第二类银行多元化对抑制经营风险有积极影响根据表4，第一类银行和第二类银行的DEGREE系数都为正，说明规模较大的银行开展多元化业务加剧了自身经营风险。由于综合型多元化业务类型复杂，对银行的规模、资金、科技都提出更高的要求，管理难度也更大，因此最适合大型国有银行。其次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第二类银行，但根据协同效应理论可知，开展综合型多元化业务，风险也会相应加大。一是容易发生风险传递效应，单个部门的危机可能会引起集团内其他部门的连锁反应；二是组织结构复杂庞大，管理风险加剧；三是综合型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对人才的要求会更高，如果银行员工在能力与知识的更新上无法适应企业的规模扩大，将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风险。第一类和第二类银行不但进行了多元化的产品内部创新，更是成立了多家控股子公司，这对公司治理机构的完善程度、资金、科技、员工素质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银行现在的规模实力还无法支撑多元化经营业务的程度的话，就无法保证银行能够持续盈利，这也就是所说的加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2）第三类银行多元化对抑制经营风险影响较小第三类银行的DEGREE系数为负，说明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开展多元化并没有引起绩效的大幅波动。我们从银行开展多元化业务的类型来解释这种关系。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规模较小，还不适合开展综合型多元化业务，主要是以发展专业型多元化经营业务为主。专业型多元化对银行规模的要求并不会特别高，只要城商行在发展好自己主营业务并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基础上，提升专业化的经营水平，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为城商行多元化经营提供有力的政策背景支持。城市商业银行的成立以提升当地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当地政府积极制定并实施相应的扶持性政策，一方面可以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对城商行多元化经营的阻碍，另一方面给城商行多元化经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因此，城商行多元化的发展并不会带来太大风险波动。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经营绩效论文篇2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Charnes和Cooper等学者在“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其功能是进行多个同类样本间的相对优劣性的评价。利用数学规划技术，该方法可以较好的解决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特征的同行业企业生产率评价问题。学者魏权龄也证明了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就是在相同情况下采用多目标规划解出的Pareto有效解。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j(j=1,2,Λ,n)的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

xj=(x1j,x2j,Λ,xmj)T>0

yj=(y1j,y2j,Λ,ymj)T>0

极效率模型是以CCR模型为基础，利用极效率来甄别有效DMU的效率差异，从而可以给出所有DMU的效率排序。极效率模型如下：

minθsup

s.t.

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分析

指标的选择必须满足评价的要求，能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竞争力水平，在技术上尽量避免投入产出指标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全面性、客观性、代表性、可得性的原则出发，本文把各个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选取投入指标为逆费用率、逆赔付率、资金运用率、逆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而产出指标则选取资本利润率、营业利润率。其中，费用率为营业费用与保费收人的比率，反映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经营保险业务发生的成本费用；赔付率则是赔款支出与保费收入之间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而资金运用率是指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投资总额占企业全部资产总额的比例；资产负债率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主要用来衡量保险公司在清算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最后，流动比率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衡量保险公司的流动资产在某一时点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付即将到期债务的能力，表明保险公司每一元钱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支付的保障。另外，作为产出指标的资本利润率为利润与实收资本的比率，说明一定时期内利润总额与全部资本金的关系，表明保险公司拥有的资本金的盈利能力；而营业利润率则是利润与保费收入的比率。

实证研究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选取我国9家主要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分析的样本容量为9，投入产出指标为7，很明显样本容量大于指标个数，满足DEA分析的要求。首先采用DEA对偶模型对保险公司绩效进行评价，结果θ列。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的相对绩效为1。再利用极效率DEA模型对这五个保险公司进行相对效率评价，结果华泰最优效率，永安紧随其后，接着是太保、天安和大众。最终的效率排序结果在最后一列。

从结果可以发现，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相对于人寿、平安、新华、新疆而言，是有效的。其中，人寿、大众可以看作弱有效，天安、太保则是比较有效，华泰、永安是非常有效，表明它们的投入产出指标值比较平衡。具体分析，华泰、永安在营业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的指标值上较其他保险公司高出许多，反映综合盈利能力较强。虽然，天安资产负债率是所有保险公司中最高的，但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差，从而导致其在综合盈利能力方面低于华泰和永安。另外，新疆虽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好，但是其资产负债率却只有1.064，低于平均水平，从而使其综合盈利能力下降。在费用率和赔付率方面，华泰、永安及天安、大众远远高于人寿、平安、新华。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它们经营效益的差异。在资金利用率方面，无疑华泰、永安显得尤为突出。最后，流动比率是人寿最高，达到10.014,说明其流动负债，包括应付手续费、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未交税金等项目，在所有保险公司中最少。资本利润率最高是平安、新疆，分别达到0.637和0.538。不过，从本质上而言，虽然资本利润率可以衡量盈利能力，但是其反映的是创造单位盈利所需资本金数量，即盈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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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绩效论文篇3

关键词：组合激励；公司绩效；公司经营者；因子分析；逻辑回归

一、引言

在两权分离条件下，Jensen和Meckling，Fama，Holmstrom，Hart等人运用委托理论框架分析了管理者的行为，从而引发了更多理论研究对管理层激励问题的关注[1]。在实证研究中，Jensen & Murphy[2]、魏刚[3]、李增泉[4]、李维安等[5]等学者。文章拟从组合激励的层次方面展开关于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组合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基于因子分析的logit回归分析

本文的研究是在对公司综合经营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分析经营者组合激励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以验证组合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二）基于因子分析的logit回归分析思路和步骤设计

文章试图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logit回归分析来验证，具体的思路和步骤如下：

步骤一，首先按照研究要求提取T年和T-1年的样本指标数据。

步骤二，对相应的指标按照极差变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分析之前，适度指标应先转换成正向指标。标准化按下公式：

步骤三，运用spss15.0软件，对上述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分别计算两年的因子得分数。

步骤四，叛别T年和T-1年的上市公司综合经营绩效得分高低，并将结果作为二分因变量Y。如果T年得分高于T-1年，说明公司经营绩效上升，记为1；如果T年得分低于T-1年，说明公司经营绩效下降，记为0。

步骤五，将因变量值和经营者的薪酬、持股比例、选聘方式、社会兼职等值引入到logit回归模型中。

（三）变量选择及假设

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物质与非物质组合激励形式主要表现在薪酬激励、股权激励、职位晋升激励、担任社会职务等声誉激励。本文研究的变量命名为：

1、研究假设

根据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研究的假设：

假设1：假设薪酬越高与经营绩效提高的概率就越大。[6]

假设2：上市公司经营者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绩效增长的概率越大[7-8]。

假设3：假设选聘方式与企业经营绩效相关以及内部晋升与公司经营绩效提高的概率正相关。[9-10]

假设4：假设社会兼职与公司经营绩效提高的概率正相关。[11]

2、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的各项指标为2014和2015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公布数据。从实证研究的一般性和可得性出发，本部分从我国沪、深两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中按照：

条件一：高管人员在上市公司中任职满一年（2014-2015年度）；

条件二：高管人员候选选择为职业经理人；

获得了239家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本文所有的研究数据均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数据库。

3、因变量的评价指标选择

正确设置公司绩效指标是至关重要的。为保证变量的可度量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共选取20个指标来反映公司经营绩效各个方面的信息。

三、基于logit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统计描述

通过样本中各变量的数据特征及相互关系（见表2、表3），发现“零持股”现象的普遍使得股权激励的效果没有得到相应的发挥。从统计描述表可以看出职位获取仍以内部晋升为主，外部招聘少。提高经营者的社会声誉，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综合经营绩效，但这种趋势还不明显；年末持股比例与报酬总额体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经理的控制权在经理的薪酬谈判中占据重要位置。[12]

（二）主要检验结果

其中y为上市公司综合经营绩效提高的概率，x1…xn，为各个自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主要研究结论如表5所示。其中第3、6、9行表示系数的标准误差，第4、7、10行表示Z统计量。

由表4可知，模型1-3中，实证的检验结果刚好和假设一相反，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薪酬水平不合理，经营者薪酬水平超过了公司经营绩效的增加水平，薪酬激励没有起到较好的激励效果。

模型1-3中，经营者的社会兼职与公司经营绩效增加的概率呈现出正值，并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

通过给予经营者适当的社会实务，可以提高的社会声誉，满足经营者的非物质需求，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

模型2和3中，虽然经营者的选聘方式虽然表现出正的系数，但是都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是内部晋升还没有被看成一种重要的人员激励方式，激励效果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模型2中，虽然经营者的持股比例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与假设二表现出了一致性，但是该自变量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不能进入到方程。

四、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基本结论和政策涵义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从经营者的薪酬来看，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和公司的经营绩效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我国公司实行的年薪制很难起到“奖优罚劣”的目的。

第二，社会兼职与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表现出正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完善经理人声誉机制对防范经理人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经营者持股是长期激励的主要方式，改变我国目前经营者“零持股”或“持股比例低”的普遍现象，发挥股权激励的实际效果。

第四，应以完善声誉机制为基础，加快内部晋升机制和外部经理人市场建设。（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何枫，陈荣.公司治理及其管理层激励与公司效率――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数个行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8（08）：142-152.

[2]Jensen M，K J Murphy.Performance pay and top-management incentiv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02）：225-264

[3]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03）：32-64.

[4]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J].会计研究，2000（01）：24-30.

[5]李维安，张国萍.经理层治理评价指数与相关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5（11）：87-98.

[6]肖继辉.基于不同股权特征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J].南开管理评论，2005，8（03）：18-24.

[7]于东智，谷立日.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用及影响因素[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9）：42-46.

[8]吴淑锟.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U型关系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2（01）：80-87.

[9]胡铭.公司高层经理与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3（04）：59-62.

[10]周立，贺颖奇.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经理人补偿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3（3）：67-73.

经营绩效论文篇4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opening up of financial market in China，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pattern of diversified bank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huge impact. How to maximize the performance of commercial bank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market economies. One of the effective solutions is setting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value system of commercial bank. By researching， the paper makes a performance value indexes system of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 which is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and makes use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value engineering to construct the synthetic model of valuing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 which is made for demonstration research.

关键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价值工程

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operating performance；value engineering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4-0081-03

0 前言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过渡期，银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必须深入推进改革转型，只有合理运用自身资源、使资源投入产出比达到最优的银行才可以在这一轮经济转换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进一步深化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目前关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和竞争力评价的文献非常多，诸如：郭q梅（2012）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现阶段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根据对评价结果的分析挖掘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差距的原因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政策建议。王海涛（2012）基于商业银行的卓越绩效，分别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语义方法对其进行绩效评价。朱运敏（2013）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并得出排名。彭勃，叶春明（2013）研究了基于纯语言混合算术平均（PLHAA）算子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问题，并且应用该方法对某商业银行下属6个支行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价并排序。张乾，夏芸（2014）结合大型商业银行甘肃省分支机构经营发展实际，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从规模效应、经营管理、风险控制等六个方面，对大型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进行动态综合评价。盛九元，吴信坤，朱辉（2015）选取台湾地区27家本土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利用2009-2013共5年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其经营绩效做出评价并排名。

从目前关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的研究情况来看，主要集中运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法、因子分析法、平衡记分卡等评价方法和工具，但运用价值工程理论进行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的文献非常鲜见。仅有的一些文献，只是从价值工程角度对商业银行某项业务进行定性分析。诸如：刘宏（2004）认为价值分析方法能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投入产出效益做全面的考核，进而能够有效综合评价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和运营价值。李爱军，陈国伟（2008）从价值工程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广泛运用于产品的功能与成本分析的价值工程理论进行延伸和扩大，进而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评价问题。最后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1 价值工程理论及方法简介

价值工程是一种旨在提高分析对象价值的思想方法和管理技术。是通过价值工程理论和方法体系，对研究对象的功能与成本费用进行系统的分析，通过创新思维和手段，改进对象的功能和成本关系，从而提高研究对象的价值。价值工程理论和方法体系最初应用于产品设计和材料代用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果。由于价值工程应用效果非常明显，因而它也被推广应用于各个领域。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作为一个价值体系，完全符合价值工程对象的特点和要求。因而，我们可以采用价值工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问题，为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管理提供科学的手段和依据。

价值工程的基本思路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它首先要求明确对象的合理功能，进而分析和确定实现各项功能的费用成本，根据功能及其消耗的成本量之比，评价对象的合理性。价值可用表达式V=F/C表示，（其中：F表示对象的功能值，C表示对象实现功能的成本值，V表示对象的价值）。V的大小取决于功能值与获得该功能的全部费用成本之比。V越大，则价值越高；反之，则说明对象消耗资源量与实现功能的量不匹配，应该实施必要的改进和提高。

价值工程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就是把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作为分析对象，经营产出为功能，经营投入费用额作为成本，经营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对象的价值评价结果。令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即价值为V，商业银行经营投入费用额为C，经营产出为F。价值工程应用于经营绩效评价的目的就是要以合理的经营投入，获得满意的经营产出，从而实现对象绩效（价值）的最大化。以下是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价值工程方法的基本原理：

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表示为：

公式中：F――经营产出；C――经营投入；Fi――各经营产出指标的转换值；Cj――各经营投入指标的转换值；Wi――各经营产出指标的总权重；Wj――各经营投入指标的总权重。

以上商业银行经营投入产出指标的转换值源于为了消除各指标原始值之间计算单位的影响，对量纲不同、大小不一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从而转化为可以直接相加、相乘的相对值。处理公式如下：

2 基于价值工程理论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科学性、可比性、可行性的原则和价值工程分析框架，在充分考虑指标与评价对象针对性的基础上，建立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经营投入指标主要由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支付职工薪酬福利，对外投资支付，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分配股利、利润及利息等构成；经营产出指标主要由净利润，三大资产增加额，基本每股收益，净利润现金含量，股东权益比率，应收帐款周转率，资本充足率，正常贷款率，客户存款增加额，佣金等中间业务收入以及股东户数等构成。指标数据可从上市商业银行公开的财务报表中直接或者间接计算获得，各层次指标相对重要性系数可通过专家填写咨询表并利用AHP法计算获得，以保证评价的准确性。商业银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细化如图1所示。

3 实证研究

3.1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原始值

根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014年的公开数据，经过分析统计后的原始数据如表1和表2所示。

3.2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投入产出相对重要性系数

经由多位业内专家填写咨询表，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投入产出相对重要性系数如表3和表4所示。

3.3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转化值

3.4 计算结果

由价值工程的原理可知，V=的比值越大，价值越高，说明商业银行合理、有效利用企业资源的程度和经营绩效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就应该改进和提高。从以上价值工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V值依次为D>C>A>B，就是说2014年的经营投入中，D银行价值即经营绩效最高，C银行次之，也即说明D银行资源投入相对其他银行来说得到更为合理、有效的利用。

从公式V=来看，要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绩效V，一方面在保持经营投入成本C不变的情况下，必须增加经营产出F，另一方面在以一定比率提高投入成本C的情况下，必须以更大的比率增加经营产出，因此，如何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如何把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用在刀刃上，以求得最大的收益，关键问题是如何加快创新转型，千方百计增加产出，以适应互联网金融时代激烈的竞争格局，而无助于提高效率的投入则应尽量减少。

4 结束语

商业银行经营效益、营运能力以及市场吸引力的获得需要投入，投入少，获得效益和能力的速度就缓慢，投入多，获得效益和能力的速度就加快，关键是要实现在相同的投入下获得较大的效益，或者说用最少的投入达到要求的经营效益、营运能力和市场吸引力。如果在不同商业银行间同一年度进行比较，则是考察哪个商业银行在某一年度的经营投入效果更好，如果在同一商业银行的不同网点或者年度进行比较，则是考察该商业银行在哪个网点或者哪个期间内的经营投入绩效更好。本文在建立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经营绩效评价上，从价值工程分析角度进行了一些探讨和尝试，以期能为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进一步改善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支持。

参考文献：

[1]文上勇，周志鹏，蔡斌贝.价值工程在工程评标中的应用[J].科技与管理，2001（1）.

[2]郭q梅.基于DEA的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研究[D].2012.

[3]王海涛.基于卓越绩效准则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研究[D].青岛大学，2012.

[4]王吉恒，闫晓婷.2013 年上半年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4（4）.

[5]朱运敏.基于灰色关联法的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6]史常亮.基于“三性”分析的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J]. 金融发展研究，2012（12）.

[7]彭勃，叶春明.基于PLHAA算子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3（4）.

[8]盛九元，吴信坤，朱辉.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台湾地区本土银行经营绩效评价[J].世界经济研究，2015（8）.

经营绩效论文篇5

[关键词]经营者绩效　二次相对效益　数据包络分析

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经营模式，使得经营者实际控制着企业的发展命脉，经营者的能力、努力程度、对企业的贡献程度都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因此，客观公正的评价经营者的管理行为和努力程度，并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给予正面激励，对于激发经营者为企业发展努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经营者管理行为的不规范、工作产出的不易度量，要对经营者绩效进行直观的测量，在技术上是比较困难的，且在实际工作中也不易操作。因此，客观公正的评价经营者绩效一直是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许多学者针对经营者绩效评价问题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冯英俊等教授提出了二次相对效益的概念，为评价企业绩效和经营者绩效提供了一种新方法，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梁巧转等在总结以往对经营者业绩进行评价的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EVA和RPE的职业经理人业绩评估方法，为设计合理的经营者激励契约提供了依据；陆玉梅提出了经营者业绩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并设计了一套经营者业绩评价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评价；周莉等借助于功效系数法，建立了经营者相对业绩评价模型，并借此研究了上市公司经营者相对业绩与激励状况，为经营者激励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参考；王宗军等建立了一套包含财务指标、企业发展能力、战略管理能力、决策能力等指标的相对全面、系统的高管人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模型用自适应的模式识别方法对高管人员的绩效进行了评价；杨少梅等学者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法确定指标权重，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建立决策矩阵，以实现对管理人员绩效的综合评价。

但是，这些评价方法的评价结果往往含有评价对象客观基础条件优劣的影响，仅仅体现了它们的实力，难以反映经营者的主观努力程度，因此影响了评价的公正性；对于管理者的评价指标的量化存在一定的困难，人为因素过多，难以做到客观合理。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了企业绩效和经营者绩效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二次相对效益模型，以剔除客观基础条件优劣对经营者绩效的影响，从而更加科学公正的评价经营者管理绩效。

一、经营者业绩与企业业绩的关系

企业绩效是指利用企业内部资源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全部经营成果。经营者绩效是指不受企业环境中经营者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下，经营者通过自身的能力、努力，利用企业内部资源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经营成果。经营者绩效和企业绩效最终都是以企业的经营成果来体现的，经营者绩效是企业绩效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是否有经营者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同一行业不同企业它们面对的外部不可控因素是相似的，这些因素是经营者无法控制的，从理论上说，在同一行业内，要客观公正的评价经营者的业绩，只要在企业绩效的基础上剔除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就可以得到。经营者绩效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经营者绩效与企业绩效关系图

二、经营者绩效评价方法构建

1.评价方法构建的思路

A. Charnes, W. W. Cooper和E. Rhodes在1978年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DEA）理论与分析方法是研究具有相同类型部门间的相对有效性的十分有用的工具[7]，因此是本文构建模型的理论基础。

本文首先构建了绩效评价指标库，通过对选取的样本数据的分析，借助因子分析的方法，将大量的变量归纳为几个可以综合反映指标的公共因子，将各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提取公共因子的总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求得综合因子。第一年的综合因子，反映的是评价对象的基础状况，称为参考指数；第二年的综合因子，反映了评价对象的当前的状况，称为当前指数。将第一年的公共因子作为输入，第二年的公共因子作为输出，计算出各评价对象的二次相对效益值，以此作为剔除客观基础条件影响的经营者主观努力程度的评价依据。

2.评价方法构建步骤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对经营者业绩进行评价时，经营者为企业创造的价值是评价者最关注的，因此主要采用财务指标进行评价；而且本文所采用的是二次相对评价方法，评价对象非财务指标值的变化，会通过财务性评价指标值的动态变化反映出来，因此，本文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中未引入非财务性指标。

以往，在指标的选取上，研究者往往会凭自己的主观意志选取指标，这样往往会使选取的指标并不能全面的反映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产生以偏概全的问题。因此，在对上市公司披露数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财务指标库，将尽可能多的信息包括在内，避免主观选择指标造成重要信息的遗漏。包括以下指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固定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周转率，每股现金流量，每股净资产，主营业务利润率，营业净利率，主营业务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主营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

如此多的指标难免会加大问题的分析的难度，而且有的指标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这样也会给问题的分析和解释带来困难，甚至会影响最终的统计分析结果。因此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利用降维的思想，在力保数据信息损失最少的原则下，从原始变量的相关矩阵出发，把大量的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从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经营绩效论文篇6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经营绩效 民营上市公司 实证研究

前一段时间，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和苹果公司中国市场售后服务双重标准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再一次将企业社会责任推上了风口浪尖。国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有大量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相关性的研究目前尚无定论，可能是由于：第一，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衡量方法有差异；第二，非财务指标的衡量和运用存在一定困难；第三，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营绩效相关数据库缺乏，由此造成样本选择、评价指标、控制变量等存在差异。由于国情不同，国内学者专门针对民营企业的研究较少，这为本文对浙江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一、研究假设与实证设计

1.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所选取的是沪深A股浙江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主要考察了2008―2011年的浙江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样本。在剔除了影响统计的相关样本后，最后得到了80家浙江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320条样本数据。

2.研究假设。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分析，从企业社会责任和经营绩效的相关性出发，在研究中作出以下三项假设：

假设l：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

假设2：民营企业履行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

具体的子假设包括：（1）民营企业履行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2）民营企业履行对职工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3）民营企业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4）民营企业履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5）民营企业履行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6）民营企业履行对环境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7）民营企业履行对公众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8）民营企业履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

假设3：企业履行当期社会责任与后期经营绩效正相关。

3.指标选择与变量设计。

因变量：总资产收益率（Y，ROA，净利润/资产总额）。

自变量：每股收益（GD，每股收益，净利润/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工资薪酬支付率（ZG，工资薪酬支付率，应付职工薪酬/营业收入）、是否通过IS0 9000认证（XFZ，是否通过IS0 9000认证，通过取值为l，未通过取值为0）、流动比率（ZQR，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货币资金与应付账款比率（GYS，货币资金与应付账款比率，货币资金/应付账款）、是否通过环保IS0 14000认证（HJ，是否通过环保IS0 14000认证，通过取值为1，未通过取值为0）、社会捐赠率（SHGY，社会捐赠率社会捐赠支出/营业收入）和资产税费率（ZF，资产税费率，（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总资产）。

控制变量：年度变量（ND，年度变量，对2008年至2011年，分别赋值为0～3）、企业规模（GM，企业规模，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及所属行业（HY，所属行业，制造业为1，其他行业为0）。

4.模型构建。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设和设计的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β0+β1×GD +β2×ZG +β3×XFZ +β4×ZQR

+β5×GYS +β6×HJ+β7×SHGY +β8×ZF

+β9×ND +β10×GM +β11×HY +ε

其中，Y为因变量，代表企业经营绩效；β0为常数项，ε为随机干扰项，β1～β11是回归系数；GD为自变量，代表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ZG为自变量，代表企业对职工的社会责任；XFZ为自变量，代表企业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ZQR为自变量，代表企业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GYS为自变量，代表企业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HJ为自变量，代表企业对环境的社会责任；SHGY为自变量，代表企业对社会公益的社会责任；ZF为自变量，代表企业对政府的社会责任；GM为控制变量，代表企业规模；ND为控制变量，代表所属年度；HY为控制变量，代表所属行业。以上指标计算公式见前述指标选择与变量设计。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限于篇幅，本文有关统计和分析的数据表略，编者注）。我们先运用SPSS 21.0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总资产收益率最小值为-0.203 1，最大值为0.447 6，标准差为0.068 5；资产税费率最小值为-0.046 6，最大值为0.112 6，标准差为0.020 4，说明这些数据的波动较小，分布是比较均匀的。基本每股收益最小值为-1.0，最大值为5.9，标准差为0.580 4；流动比率最小值为0.453 6，最大值为5.671 4，标准差为0.797 5；货币资金与应付账款比率最小值为0.237 8，最大值为26.443 5，标准差为4.098 7，说明这些数据的波动较大，分布比较发散。

在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指标中，资产税费率最小值为负值，原因可能是企业得到了政府的补助或税收优惠。工资薪酬支付率最小值为0.000 1，最大值为0.359 5，说明不同公司的薪酬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货币资金与应付账款比率的大幅波动说明了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履行存在着很大差异。社会捐赠率最小值为0，最大值也仅为0.044 6，均值0.000 9，标准差0.002 7，说明浙江民营上市公司对社会公益事业所履行的责任状况不是很好，投入的资金很少，有的企业甚至没有一分钱投入，从全部8项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来看，社会捐赠率也是最差的。

2.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总资产收益率与基本每股收益、流动比率、是否通过环保IS0 14000认证、资产税费率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总资产收益率与是否通过IS0 9000认证、社会捐赠率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控制变量中，年度变量与工资薪酬支付率、资产税费率、企业规模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年度变量与流动比率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企业规模与基本每股收益、是否通过IS0 9000认证、是否通过环保IS0 14000认证、资产税费率、年度变量、所属行业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所属行业与总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是否通过环保IS0 14000认证、企业规模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所属行业与是否通过IS0 9000认证、货币资金与应付账款比率、社会捐赠率在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多元回归的结果显示，总资产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调整R方的值为0.744，达到了0.7的判断标准，说明该回归模型对总资产收益率的解释度较好，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的正相关性基本获得支持，验证了假设1的结论。基本每股收益与总资产收益率相关性显著且为正，说明企业履行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验证了子假设1。流动比率与总资产收益率相关性显著且为正，说明企业履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验证了子假设4。工资薪酬支付率、是否通过ISO 9000认证、货币资金与应付账款比率与总资产收益率相关性不明显，不支持子假设2、子假设3和子假设5。社会捐赠率与总资产收益率存在负相关性，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支持子假设7。资产税费率与总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性，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支持子假设8。是否通过ISO 14000认证与总资产收益率相关性显著且为负，否定了子假设6的结论。上述所有结果验证了假设2的结论。

4.后期经营绩效指标多元回归分析。为了验证假设3，本文采用2008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作为自变量，以后期总资产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进行模型回归分析（实证图表省略，作者）。实证结果表明，2008年社会责任指标对2009年经营绩效回归的总体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的概率值为0.009（小于0.01），因变量总资产收益率和所有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基本每股收益、工资薪酬支付率、是否通过ISO 14000认证T检的概率值都小于0.05，说明总资产收益率与基本每股收益、工资薪酬支付率、是否通过ISO 14000认证显著相关。2008年社会责任指标对2010年经营绩效回归的总体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的概率值为0.014（大于0.0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基本每股收益、工资薪酬支付率、社会捐赠率T检的概率值都小于0.05，说明总资产收益率与基本每股收益、工资薪酬支付率、社会捐赠率显著相关。2008年社会责任指标对2011年经营绩效回归的总体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的概率值为0.46（大于0.0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所有社会责任指标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无效。这也说明，虽然履行当期社会责任对后期经营绩效有影响，但是其影响是在不断减弱的。上述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3的结论。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提升经营绩效有着积极作用。此外，公司规模和行业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关系存在某种程度的影响。

2.民营企业履行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1）民营企业履行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民营企业注重对股东权益的保护，较好地实现了企业所有者的利益。（2）民营企业履行对职工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无法确定，可能是民营企业还没有将人力资源转化成竞争优势。（3）民营企业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4）民营企业履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说明民营企业履约意识较强，信用水平较高，筹资能力较强。（5）民营企业履行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6）民营企业履行对环境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可能是民营企业环保支出在短期加重了企业财务负担。（7）民营企业履行对公众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民营企业对外捐赠比例太低，公益意识有待提高。（8）民营企业履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中所起作用尚不明显。

3.民营企业履行当期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后期经营绩效，但其效应是不断减弱的，说明民营企业履行当期社会责任主要有助于提升当期经营绩效。

（二）建议

1.转变观念，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研究结论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从长远的视角看，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但对企业经营绩效有促进作用，企业自身也能够从中获取一定程度的竞争优势，树立良好形象，提升企业价值和销售业绩。因此，企业应当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纳入长期发展规划，从战略的高度审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积极行动，不断提升履责水平。研究结论表明，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当期经营绩效，由于履行对股东的社会责任、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因此民营企业有必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尤其要履行好对股东、债权人的社会责任。研究结论还表明，民营企业履行对环境的责任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但这并不表明企业可以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社会责任。民营企业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也可从中受益，比如企业做到依法纳税、诚信经营、保护环境、不随意裁员和减薪等等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也能为企业自身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强化责任，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民营企业应切实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对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机制，比如实施管理层持股激励管理层，通过职工持股、职位提升等方式激励职工，实施债转股激励债权人等。全社会要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和体系，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降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对消极和错误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惩罚，提高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

4.完善相关法规，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完善公司治理、环境保护、信用建设、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营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环境。同时加强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充分发挥媒体报道、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社会公众等的约束监督作用，促进企业正确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金硕元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生、经济师；汤勤芳为上海财经大学税务学硕士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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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ennifer Griffin，John Mahon. Painting a portrait： a reply[J].Business and Society，1999（1）.

[3] Maria de-los-Angeles Gil-Estallo，Fernando Giner-de-laFuente，Carles Griqul-Miguela. Benchmark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in spanish companies[J].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2009（2）.

[4] SIMPSON W G，KOHERS T. The link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2（35）.

[5] 姜俊.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J].上海：工业工程与管理，2009（6）.

[6] 乔海曙，谭明.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长沙：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6）.

[7] 宋建波，盛春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大连：财经问题研究，2012（8）.

经营绩效论文篇7

【关键词】管理层激励经营绩效MBO盈余管理

管理层激励作为提高公司业绩的一种措施,近年来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根据契约理论、委托理论和成本理论,当公司经理与股东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经理与股东之间的报酬――绩效契约是完全的,那么激励性契约就没有必要了。但是,现实的市场是不完美的,公司经理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追求财富最大化的股东来说,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成本,就要和经理签订报酬-绩效契约,从而激励经理选择和实施可以增加他们财富的活动。

对于高级管理层的激励问题,西方学术界做过较多的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从1998年起才开始在年度报告中披露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及年度报酬等信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在管理层激励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的学术论文呈现出迅猛上升的趋势。

一、管理层激励研究领域的界定

由于我国关于管理层激励研究领域的研究起步较西方国家较晚,因此我们将在借鉴国外关于管理层激励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一些研究,对管理层激励的实证研究领域作出界定。大多数研究都认为,管理层激励的一般方式包括货币薪酬(包括底薪和奖金)、持股、股票期权、管理层收购(简称MBO)以及其他业绩激励计划等。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管理层激励的实证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分析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这是关于管理层激励领域的实证研究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人们研究最多的内容;二是分析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三是分析管理层报酬激励契约带来的盈余管理现象以及由此引致的盈余质量问题。

二、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1、国外关于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对高级管理层的激励――报酬问题,西方学术界已经做过较多的实证研究。最早的研究由托辛斯和巴克尔(Taussings、Baker,1925)完成,他们发现企业经理报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很小。其后的70多年中,对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报酬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和企业战略规划者的广泛关注。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迈克盖尔、岂尤和艾尔宾(Mcguire、Chiu、Elbeing,1962),马森(R.Massnl,1971),西塞尔和卡罗尔(Ciscell、Carroll,1986),詹森和墨菲(Jenson、Murghy,1990)等都利用各自不同时期的数据研究了经理报酬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墨(Murghy,1985),高夫兰和斯米德(Coughlan、Schmidt,1985),约斯考、罗斯和谢帕德(Joscow、Rose、Shepard,1993)等还研究了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证明了经理报酬和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2、国内关于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1)管理层薪酬、管理层持股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

关于管理层薪酬、管理层持股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研究中,目前国内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第一,管理层报酬、管理层持股与经营业绩不相关。魏刚(2000)以1999年4月30日公布年报的816家沪深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1998年年报中公布的董事会成员、总经理和监事会成员的报酬情况和持股情况进行了考察。该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不但不存在所谓的“区间效应”,而且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越高,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越差。该研究对导致实证结果的原因结合中国的资本市场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转型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宋增基等(2005)以在199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786家A股上市公司(包括同时发行B股)为研究总样本,以1999-2002年度为研究期间,采用平行数据的统计研究方法。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国有股份所占比例对经理人员持股比例无显著性影响,法人股份与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社会公众股对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无显著性影响。

第二,管理层报酬、高管持股与经营业绩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刘斌等(2003)利用逐步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对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决定薪酬增长的因素主要是营业利润率的变动,决定薪酬下降的因素则主要是总资产净利率的变动;增加薪酬对提高企业的规模和股东财富有一定促进作用,而降低薪酬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说明CEO薪酬也具有“工资刚性”特征,但是我国上市公司的CEO薪酬也仅有单方面的激励效果,而没有预期的制约效果。魏明海等(2004)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分析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的管理层报酬和持股比例是有差异的:大多数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一定程度上与净利润或股价相关,但政府部门和外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计划并未显现其激励性;相对于股价而言,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更多地与净利润相关。

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的相关性取决于指标的选择,如张勇勤(2002)选取了1998年到2001年沪深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定量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业绩与高管人员报酬、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之间不能简单地得到有效描述,这些评价尚取决于公司业绩指标的选择。

(2)MBO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关于MBO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不同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结论。通过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目前在我国认为MBO无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学者较多。

第一,MBO有助于经营业绩改善。李曜(2004)以上市公司粤美的为分析对象,发现在管理层收购后,企业经营利润、经营利润率、现金流量迅速增长,取得了显著超越同行业的增长速度。黄小花等(2004)对我国管理层收购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在0%-4.41%的范围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在4.14%-32.88%之间时关联程度还有所加强。而如果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32.88%则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第二,MBO无助于经营业绩改善。益智(2003)发现管理层收购发生的当年和前一年,公司绩效有较大上升,但是管理层收购后一年大幅下挫:中国上市公司的MBO并未提高公司绩效,股东财富效应也不显著。林海涛(2005)检验了上市公司在财富效应和公司绩效方面的效果,结果发现:MBO对于上市公司缺乏积极的影响。其理论解释是:一方面,管理层收购具有其内在的缺陷;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从制度环境、市场机制到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都与国外有着很大的区别

(3)不同激励契约安排下的绩效比较

关于各种管理层激励形式的绩效影响的比较分析方面,国内对这方面的分析较少,也没有形成主流的观点。

童晶骏(2003)将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业绩与全体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行比较,并且将激励效果在不同激励模式之间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实施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公司提高业绩有一定的效果,但不太明显;当前的激励模式中以业绩股票为主,而从激励效果看则以虚拟股票期权较为有效。谌新民等(2003)在分析年薪制上市公司时,区分经营者领薪持股、领薪不持股、不领薪但持股和不领薪不持股四种情况,并发现:注重经营者长短期激励相结合的上市公司其经营业绩要优于其他的激励情况;既领薪又持股的经营者货币性年薪要小于只领薪不持股的,而经营业绩却好过后者,反映对经营者的有效报酬激励长短结合和多元化更有效,而不是仅仅靠提高年薪水平;经营者既不领薪又不持股的经营业绩最差。

三、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

在美国,内部和外部的治理机制为公司经理提供了激励,使其最大化股东的财富。Anderson、Jayaraman和Mandelker(1992)以股票收益、资产收益和流动性作为绩效测度指标,估计了董事长、CEO变动的可能性。他们的样本覆盖了1984-1989年穆迪国际报告(Moody’s International Reports)207家日本公司。他们证明高层变动的可能性与资产收益和流动性具有负相关关系。Jerold B.Warner和ross L.Watts(1988)以随机抽取的269家在纽约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股票收益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变动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高层变动与股票收益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以上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公司高层管理的变动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龚玉池(2001)在《公司绩效与高层更换》选取1993年底之前上市的175家非金融上市公司中的150家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高层非常规更换的决定因素。高层更换的可能性显著地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朱红军(2002)除了分析经营业绩低劣是否引起高管变更以外,还分析了高管变更是否改善未来经营业绩。该研究发现:高管人员的更换与控股股东的更换密切相关,但是不同业绩水平的公司在更换高管人员上有很大的差异。

四、管理层激励中的盈余管理与盈余质量分析

西方学术界有一些学者针对过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DeAngle(1986)利用1973年到1982年纽约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而提出的MBO64家样本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她提出发生的公司管理当局有低估盈余动机的假设,但是,实证的结果并未能支持这一假设。Perry和Williams(1994)采用琼斯模型对主观的应计项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主观应计项目在之前是负的,导致收益减少。

国内的学者何问陶、倪全宏(2005)选取截至2002年底公认实行了而又可获取资料的15家上市公司,研究其在前一年是否存在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处理;通过扩展的琼斯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没有发现支持管理层在前一年利用会计应计处理减少报告盈余的统计证据。

由于管理层激励契约数据无法取得,西方的“分红计划假设”在中国还很难得以检验。国内关于盈余质量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管理层激励领域的盈余质量分析(比如:对比不同激励契约安排下的盈余预测性、持续性、及时性等特征)有待于学术界今后开展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五、评述和展望

目前,我国对管理层激励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这些文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样本的时间跨度太短,很多研究中就只有一年的数据;其次,很多研究没有分析我国的具体背景,没有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选择变量,建立模型。最后,研究的范围较窄,从我们上面的阐述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层激励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的研究上,而其他方面涉及得不多。本文认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发展,随着我国管理层激励实践的不断的发展,管理层激励领域的研究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宋增基、张宗益、朱健:上市公司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影响分析[J].管理评论,2005(3).

[2] 李曜: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效应的实证案例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4(3).

经营绩效论文篇8

关键词：旅游上市公司；“泛多角化”经营；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6-0138-08

一、引 言

多角化经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Ansoff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从动态角度考察，多角化就是现代企业在跨产品―市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由分散、整合和并购等形式构成。旅游企业多角化经营战略研究是关乎企业成长的重要课题，对增强我国旅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作为企业动态成长的战略选择之一，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对多角化投资行为从未间断。华侨城的“旅游+房地产”、中青旅的“旅游+高科技”等多角化经营成功的范例表明，多角化经营战略有利于发挥旅游业本身的综合性及关联性优势。然而，受限于利润上涨压力，旅游行业在如何拉长、拉宽产业链上呈现出明显的全面撒网的“泛多角化”经营态势。实施多角化经营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公司资源，一个或数个经营效益差的投资项目，可能影响公司资本运行的整体态势，使公司经营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如张家界（000430）在2000年重组后重点投资电子、软件类的高科技企业。伴随2000年网络神话的破灭，张家界出现巨额亏损。那么，旅游上市公司“泛多角化”经营究竟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是多角化经营溢价、多角化经营折价，抑或多角化经营与企业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关系？为了明确“泛多角化”经营对旅游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借鉴徐康康[1]的做法，参照美国SIC标准行业分类的两位数行业和四位数行业，结合各多角化业务间的相关程度特征构建旅游上市公司LRHU模型，从多角化经营程度与多角化经营类型两个方面综合分析多角化经营战略与旅游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改善我国旅游企业绩效寻找可能的途径。

二、国内外文献回顾

从理论上来讲，企业进行多角化经营有利有弊。多角化经营的好处来源于范围经济、协同效应、内部资本市场以及分散风险等（Weston，1970；Lewellen，1971；Teece，1980），其弊端在于过度投资、跨行业补贴和问题（Amihub 和 Lev，1981；Jensen，1986；Stulz，1990；Meyer等，1992）。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国外学者对多角化经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Lang 和 Stulz[2]通过对公司业务集中度与托宾Q值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首次证实了多角化存在折价。Berger 和 Ofek[3]、Comment 和 Jarrell[4]、Megginson和Netter[5]的研究也证实了Lang 和 Stulz的这一观点。此后，部分国外学者逐渐开始对多角化折价这一观点提出质疑。Khanna和 Palepu[6]发现，企业的多角化经营非但不会导致多角化折价，而且还会产生多角化溢价。目前为止，国外学者对旅游企业多角化经营与经营绩效关系关注较少。Singh 和 Gu[7]将Rumelt的多角化衡量体系用于研究餐饮企业多角化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餐饮企业多角化战略实施与否并不会明显影响其企业绩效。

国内学者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企业多角化经营的利弊、动机（如张玉明和任晓宇，1999；易行健，2003；黄山等，2006）及多角化经营的原因。王东静[8]对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的最主要原因是公司低业绩、富裕的有形资产和国家政策。郭华[9]也对旅游上市公司的多角化问题进行了类似研究。近期研究主要遵循实证研究范式，雷良海和杜小娟[10]用主营业务收入的赫芬达尔指数衡量上市公司的多角化程度，考察了多角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其结果表明多角化程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姚俊等[11]、王奇峰[12]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苏冬蔚[13]的研究就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为显著的多角化溢价。黄海波和李树茁[14]进一步研究了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多角化问题，证实了多角化溢价在房地产行业同样成立。旅游企业方面，刘海英和王素洁[15]运用Eviews 5.0计量软件选择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战略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旅游上市公司的投资多角化战略显著提高了公司价值。

在总结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沪深两市2009―2013年的旅游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多角化经营战略与旅游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研究，旨在为旅游企业实施多角化经营战略时做出科学决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三、研究设计

1.旅游行业分类与样本选取

周春梅和张成心[16]依据证监会2001年4月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CSRC行业分类中的餐饮业、旅馆业和旅游业上市公司归为旅游上市公司。同时结合富时集团与道琼斯指数合作推出的行业分类基准（ICB），将旅游与休闲行业中的国旅联合、首旅酒店和中青旅三家公司也归为旅游上市公司。按照这一标准，截至2014年10月31日，境内旅游上市公司总量为30家。本文以2009―2013年作为样本区间，剔除2009年之后上市以及财务状况异常的ST、*ST类公司以及2012年借壳ST长信（600706）上市的曲江文旅外，最终筛选出26家旅游上市公司，共130个公司/年度数据。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于巨潮资讯网公布的2009―2013年各旅游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2.研究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旅游上市公司绩效

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衡量主要有两类指标：财务绩效指标与市场绩效指标。考虑到国内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性，本文采用财务绩效指标ROA（总资产报酬率）与ROE（即净资产收益率）对旅游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衡量。ROA反映的是包括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在内的全部资本的基本获利能力，ROE反映股东权益资本的获利能力，这两项指标的值越高，表明旅游上市公司当前的绩效水平越高。同时，本文还拟选取ROA增长率和ROE增长率等成长性指标作为旅游上市公司未来绩效水平的替代指标。

（2）解释变量：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

目前被广泛应用的赫芬达尔指数、熵值指数和集中度指数等能够较为准确地度量公司多角化经营程度，但却不能有效反映出公司多角化经营的类型。Comment 和 Jarrel[4]以概率论推导出的多样性指数对企业多角化程度进行综合测度，但该指数实际上包括种类指数、Gini-Simpson指数和Shannon指数三个多样性指数，给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带来不便。本文研究借鉴徐康康[1]的方法，通过构建LRHU模型对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程度与经营类型进行综合计量。该模型根据相关多角化度Dr与非相关多角化度Du两个关键性指标的样本均值，将样本公司分为A、B、C和D四个区以分别反映不同的多角化程度。其中，A区（LD）为低度多角化，位于该区的样本公司其相关多角化度Dr和非相关多角化度Du均低于均值；B区（RD）为相关多角化，位于该区的样本公司其相关多角化度Dr高于均值，非相关多角化度Du低于均值；C区（HD）为高度多角化，位于该区的样本公司其相关多角化度Dr和非相关多角化度Du均高于均值；D区（UD）为非相关多角化，位于该区的样本公司其相关多角化度Dr低于均值，非相关多角化度Du则高于均值。笔者将LRHU二维模型中位于D区的非相关多角化界定为“泛多角化”。

以D表示多角化度（所有业务单元的数目），Du表示非相关多角化度（非相关业务单元的数目），Dr表示相关多角化度，Dr=D/Du。对所选旅游上市公司三个多角化指标进行计算后，得出Du、Dr的均值分别为2.790和1.270。据此，构建出旅游上市公司LRHU二维模型如图1所示。

本文以华侨城A为例说明旅游上市公司相关多角化度Dr、非相关多角化度Du以及多角化度的分区情况。根据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中营业收入分行业数据，可计算华侨城A整个样本期间内的Du值与Dr值如表1所示。

华侨城A在2009―2013年整个样本期间内的Du=3>2.790、Dr=1.330>1.270，位于旅游上市公司LRHU二维模型的C区（HD），采取的是高度多角化经营战略。

3.经验分析与经验证据

（1）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的特点及其原因

根据旅游上市公司LRHU二维模型，对2009―2013年各年度旅游上市公司在LRHU二维模型中的分区情况总结如表2所示。

为了进一步了解样本期间内国内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的特点，通过EXCEL绘制出2009―2013年公司多角化经营变迁的折线图。具体如图2所示。

通过表2和图2整理出的2009―2013年26家旅游上市公司的分区情况及其变迁，可以发现国内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行为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从绝对数量上看，国内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战略中非相关多角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整个样本期间内，非相关多角化经营的低潮出现在2011年，实施低度多角化（5家）、相关多角化（7家）、高度多角化（6家）、非相关多角化（8家）经营战略的公司旗鼓相当，但仍以非相关多角化经营公司的数量为最多。2012年，实施非相关多角化经营战略的公司数量达到最高点（17家），占比高达65.38%。

其次，从发展趋势上看，旅游上市公司纷纷走上多角化发展之路，其采取的多角化经营战略有从低度多角化与相关多角化向高度多角化尤其是“泛多角化”（即非相关多角化）变化的明显趋势。

国家旅游局2010年12月颁布的《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深化旅游资源”，“进一步扩大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融合”，“培育一批全国和区域性的大型旅游企业和服务品牌”。与其他产业如火如荼的企业并购、产业整合的形势形成鲜明对照，旅游上市公司通过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实现多角化经营并对整体旅游市场格局产生较大影响的案例并不多见。2002年首旅股份以3.30亿元收购控股海南省三亚南山景区75%的股份，2003年起锦江股份在当地政府主导推动下持续进行股权划拨、资产置换、业务重组与投资扩张等。与此同时，仍有部分旅游上市公司受制于利润增长压力，通过转让“壳资源”由其他企业置换承接或者干脆自己将旅游业务转出上市公司等方式纷纷蜕变为非旅游类上市公司。如餐饮类上市公司湘鄂情（002306）2013年亏损5.64亿元后，公司以控股股东或第三方收购等方式逐渐将餐饮业务剥离出上市公司，并于2014年5月宣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建立大数据实验室，向大数据、新媒体服务领域跨界转型，公司证券简称也由“湘鄂情”变更为“中科云网”。目前，我国大部分旅游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后继乏力，应警惕某些公司借助高度多角化或非相关多角化“金蝉脱壳”，退出旅游行业。而且，过度的“泛多角化”经营容易形成规模不经济的反向作用，并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 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与当前绩效水平的关系

为了检验“泛多角化”经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就多角化经营对旅游上市公司当前绩效水平的影响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每一个正态化样本的均值要能够相互比较，必须具有相似的离散状况，也就是各组的方差必须是齐性的。研究样本的方差齐性假设是否违反，可以利用方差齐性检验（Levenes Test of Homogeneity）加以判定。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在“选项”中选择“方差同质性检验”，对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ROA和ROE的Levene统计量分别为0.269和2.824，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848和0.042，表明不同LRHU二维分区中ROA的方差齐性而ROE的方差非齐性。在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时，对不同分区中ROA和ROE的多重比较采用假定方差齐性的LSD方法与假定方差非齐性的Tamhane方法分别进行。

多角化经营对旅游上市公司盈利性指标ROA和ROE影响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检验结果显示，各分区中ROA和ROE差异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和0.002，均小于0.050。可以发现，旅游上市公司开展多角化经营对企业当前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为分析何种多角化经营类型对提高旅游企业当前绩效效果最好，则分别对LRHU二维分区中的ROA与ROE进行多重比较，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通过两两比较，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低度多角化企业ROA和ROE均值小于相关多角化企业的均值，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2和0.000，均小于0.050，表明相关多角化与低度多角化对旅游企业当前绩效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相关多角化企业的当前绩效水平显著高于低度多角化企业。

第二，低度多角化企业ROA和ROE均值小于高度多角化企业的均值，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8和0.007，均小于0.050，表明低度多角化与高度多角化对旅游企业当前绩效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高度多角化企业的当前绩效水平显著高于低度多角化企业。

第三，低度多角化企业ROA和ROE均值大于非相关多角化企业的均值，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114和0.998，均大于0.050，表明旅游企业实施低度多角化与非相关多角化对企业当前绩效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两种类型企业当前绩效水平相同。

第四，相关多角化企业ROA和ROE均值大于高度多角化企业的均值，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846和0.946，均大于0.050，表明旅游企业实施相关多角化与高度多角化对企业当前绩效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两种类型企业当前绩效水平相同。

第五，相关多角化企业ROA和ROE均值大于非相关企业的均值，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和0.003，均小于0.050，表明相关多角化与非相关多角化对旅游企业当前绩效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相关多角化企业的当前绩效水平显著高于非相关多角化企业。

第六，高度多角化企业ROA和ROE均值大于非相关多角化企业的均值，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和0.025，均小于0.050，表明高度多角化与非相关多角化对旅游企业当前绩效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高度多角化企业的当前绩效水平显著高于非相关多角化企业。

综上所述，采取相关多角化与高度多角化经营的旅游企业，其ROA和ROE均值要高于低度多角化与非相关多角化经营的企业。也就是说，采取相关多角化和高度多角化经营更有利于企业当前绩效水平的提高。

（3） 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与未来绩效水平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检验“泛多角化”经营对企业未来绩效水平的影响，研究就多角化经营对旅游上市公司ROA增长率和ROE增长率的影响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具体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ROA增长率和ROE增长率在LRHU二维分区中的差异比较

ROA增长率ROE增长率

平方和（组间）2.024337.280

平方和（组内）30.6929 737.981

平方和（总数）23.71510 075.270

均方（组间）0.675112.429

均方（组内）0.614194.760

F值1.0990.577

显著性0.3580.633

表6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ROA增长率和ROE增长率两项成长性指标在LRHU二维分区中差异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358和0.633，均大于0.050。因此，可以得出，旅游上市公司开展多角化经营对未来绩效水平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沪深两市26家旅游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将其2009―2013年各业务单元的营业收入及相关数据进行了系统整理，以ROA和ROE及其增长率作为当前绩效水平与未来绩效水平的变量，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旅游上市公司“泛多角化”经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的特点。通过对国内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行为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未来发展趋势上看，以高度多角化与相关多角化为具体表现形式的“泛多角化”经营均占据主导地位。

其次，旅游上市公司“泛多角化”经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ROA和ROE作为企业当前绩效水平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与相关多角化与高度多角化相比，过度“泛多角化”经营并不能有效提高企业当前绩效水平。但从长期来看，无论采取何种多角化经营战略均不会对企业未来绩效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根据研究结论与典型案例，笔者发现国内旅游上市公司在多角化经营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误区。基于“泛多角化”经营对旅游上市公司绩效研究的创新性视角，本文为旅游企业及其相关部门提供以下政策建议：

旅游业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多个环节，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行业。实施单一的专门化经营，无法充分发挥旅游业的产业链优势，实施多角化经营是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的必然选择。实施多角化经营的关键不在于多角化经营程度的高低，而在于所实施的多角化经营业务是否相关。“泛多角化”是与企业在现有业务领域没有明显关系的产品或市场中寻找成长和发展机会的策略，是一种财务导向型的多角化，其主要优势在于分散经营风险，不宜成为旅游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如果企业拥有的经济资源和管理能力过剩，而这些资源和管理能力又可用于其他行业，则企业可因此获得范围经济的好处。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笔者认为国内旅游上市公司应当着力寻找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相关程度较高的产品和市场，将相关多角化作为企业未来成长和发展的主要方向，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值得注意的是，从长期来看，无论是相关多角化还是“泛多角化”，都不足以对企业未来绩效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在确定产品与市场的前提下，国内旅游企业必须修炼内功、培育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实现基业长青。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的服务性行业，对其他行业有着较强的拉动作用，我国已有4/5以上的省级行政区把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并指出，到2015年，我国旅游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国内旅游人数达33亿人次，年均增长10%；入境过夜游客人数达9 000万人次，年均增长8%；出境旅游人数达8 300万人次，年均增长9%；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又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在仅仅一个多国的时间内，国务院相继两次对我国旅游业发展给出明确意见。目前，由于旅游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学者研究旅游上市公司相关问题的热情。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国家大力扶持的政策背景下，会有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走向资本市场，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问题提供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徐康康.上市企业集团多角化经营与绩效关系的比较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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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ingh，J.，Gu，mercialization Potential of Microalgae for Biofuels Production[J].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2010，14（9）：2596-2610.

[8] 王东静.解析旅游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现象[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101-104.

[9] 郭华.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多角化经营战略的选择[J].社会科学家，2003，（7）：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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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姚俊，吕源，蓝海林.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 （11）： 119-125.

[12] 王奇峰.我国家电行业多元化发展与公司绩效相关性分析[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3] 苏冬蔚.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溢价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5，（S1）：135-137.

[14] 黄海波，李树茁.公司治理与多角化经营――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6）：70-76.

经营绩效论文篇9

关键词：绩效评价；经济增加值评价法；平衡计分卡；财务指标

中图分类号：F24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2-0181-02

一、研究绩效评价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此课题目的是从上市公司绩效评价发研究现状入手，分析研究国内外现有绩效评价评价体系，综合考虑影响公司绩效评价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结合运用平衡记分卡和经济增加值法，对上市公司进行经营绩效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

丰富和完善对上市公司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为中国相关机构建立完整绩效评价系统提供理论参考。使管理者科学评价企业经营成果，平衡利润成长和成本控制之间矛盾，引导企业经营行为，促使企业自觉加强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研究上市公司绩效评价体系有利于多方经济行为主体全面掌握有关经济信息，树立正确市场观，有利于引导上市公司经营行为，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为企业建立有绩效评价体系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对公司绩效评价研究现状

2002年瑞典经济学家FredrikWeissenrieder提出了评价主要方法CVA和EVA法规，现金增加值CVA将NPV计算周期化，EVA对会计体系调整达164页，CVA调整只2～8项更适法规合VBM过程要求法规信息质量。

2004年经济学家J.H.Ahna，S.G.Chang提出了新绩效评价方法KP，将产品（product）和过程（process）作为中介测度知识（knowledge）对企业绩效（performance）贡献。

吕婧于2010年发表《和谐发展视角下中国企业绩效评价探究》一文中认为企业和谐发展规范改革是社会发展重要组成元素，而企业绩效评价活动规范改革是企业管理活动一项重要内容。

刘熠在2012年发表“论‘两型社会’视角下企业绩效评价”一文中说明了“两型社会”规范改革“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视角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具体内容梵蒂冈如下：（1）应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绩效评价目标；（2）应实现绩效评价主体多元化和绩效评价客体多样化；（3）应充实企业绩效评价相关内容；（4）应选择合适绩效评价标准；（5）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绩效评价方法。

三、绩效评价方法

（1）平衡计分卡评价法：为了保证同类指标间有较高独立性，减少同类指标重复计分，使评价结果更为合理，建议采用数据分析方法，通过spss等统计软件对企业集团财务指标体系中同类指标进行两两相关性分析，从而发现相关性高同类指标，再通过比较分析将其剔出。由于证监会要求所有企业集团定期公布财务报表，财务数据典实性较高，获得较为容易，因此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得到指标体系较为科学合理，因而降低了指标选取主观性；借鉴平衡计分卡理念，从内部经营流程管理、学习与创新、顾客绩效以及社会责任来完善非财务指标体系。（2）经济增加值评价法：从算术角度说，E VA 等于经营利润减去债务和股本成本，所有成本被扣除后剩余收入。EVA表示净营运利润与投资者用同样资本投资其他风险相近有价证券最低回报相比，超出或低于后者量值。计算公式：经济增加值=税后营业净利润-资本总成本=税后营业净利润-调整后资本×平均资本成本率税后营业净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非经常性收益调整项×50%）×（1-25%）；调整后资本=平均所有和权益+平均负债合计-平均无息流动负债-平均在建工程。

四、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对现金流规范量指规范标重视不够；评价指标存在规范缺陷；现有绩效评价体系不能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需要；部分财务指标计算数据引用于《企业会计制度》不一致；指标权重设置缺乏科学合理性；绩效评价指标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在指标计算上未考虑股权资本成本；缺少以市值为基础绩效评价指标；评价范围过窄，缺少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方色面衡量；评价结果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过分关注短期绩效等。

五、绩效评价的应对策

（1）合理确定评价方法：一类由专家根据经验判断各评价指标相对于评价重要程度，然后经过综合处理获得指标权重；另一类根据各指标实际观察值所提供信息量大小确定各指标权重；（2）建立动态绩效评价系统：建立一个适时、动态绩效评价体系，才能在环境不断变化情况下对企业绩效作出正确评价，可以看出某一主体某一时期的绩效评价都不同，这个三维体系动态可变，只有选择正确评价才有可能做出正确决策；（3）重视沟通和组织绩效：在战略推进和绩效改进过程中，应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与各层面管理人员和广大员工开展充分沟通，针对公司各关键指标运营情况和目标值进行对比，找出不足，提出改进措施和下一步滚动计划；（4）重视财务报表计算财务比率：依据财务报表计算出各种财务比率，反映财务效益、资产运规范营、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指标；（5）拓展公司绩效评价范围：从长远观点看，非财务指标计量可以比短期、历史财务计量更好地反映企业创造价值；（6）注意公司财务状况与证券市场股票行情变化：若出现信息不对称，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要注意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加强过程控制指标衡量与分析，避免投资者判断失误，资金误投；（7）强调创新和学习等无形资本评价：知识经济快速发展，不再单纯依靠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知识、智力与无形资产在经济中地位日益重要，绩效评价也必须采用管理系统，加大对无形资产开发和投入运用，增加对无形资本评价。

六、结论

根据目前绩效评价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通过运用平衡计分卡法和经济增加值法对绩效评价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分析得到了现存的一些绩效评价问题，并列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得出上市公司绩效评价应将财务绩效评价和非财务绩效评价相结合进行。从中我们明白了绩效评价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不可缺少，企业管理应当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量评估，帮助企业发现经营管理中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措施和目标，使企业得到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 Huggins，Robert Inter-firm Network Policies and Firm Performance：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Initiativ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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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land，Agency Costs，Risk Management，and Capital Structure，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LIII[J]，1998.453.

经营绩效论文篇10

关 键 词:保费收入;经营绩效;经济附加值;价值创造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3-0022-06

一、引言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代保险业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中国的保险公司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与国外都存在巨大差异。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保险业也随之迅速发展。保险业的发展依赖于保险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不断增加的保费收入方面。但是，随着保险公司的股权改革，投保人和投资者不再仅仅关注保险公司的规模及其业务的发展，也开始关注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能力。

评价公司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能力的最佳方法之一是通过市场博弈进行市场定价。但是，现阶段我国只有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和中国平安3家保险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其他保险公司仍属于非上市公司。因此，如何评估这3家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以及利用这3家上市公司获取的市场信息来评估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绩效，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对估价法的分析框架，用于评估中国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经营绩效与价值创造的内在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保费收入的增长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它有助于我们弄清楚是否存在实现公司经营目标的保费收入增长率。如果保费收入增长较快的公司同样具有较高的EVA（经济附加值），那么保费收入增长率和EVA都可以作为管理决策的依据。第二个问题是最大化诸如EVA这类经营绩效评估指标能否使股东财富最大化？换句话说，是否因为较高的保费收入增长率以及正的EVA，就会增加对保险业进行股权投资的风险补偿率？

二、理论与文献回顾

公司利润是销售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因为成本不仅仅是产品的制造成本，还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经营管理成本，所以，销售收入增长的速度与利润增长的速度没有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经营绩效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正相关的，因为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流动资金充裕，必然会增加产量、扩展业务。但是，经营规模的扩大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利润，甚至会降低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绩效。事实上，对公司经营绩效的考量，更多的是对管理层对现金流和成本控制能力的衡量。对销售收入增长与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可以明确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是属于粗放型还是属于集约型，即是侧重于通过销售收入的增长以获取利润，还是侧重于控制成本以获取利润。

由于管理层与股东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成本问题。经营绩效的衡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管理层实现公司经营目标的能力，即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或者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绝大多数公司都会使用各种财务指标来反映公司的经营目标，而最常用的指标包括主营业务收入、销售净利润率，以及总资产报酬率（ROA）和净资产报酬率（ROE）等；这些指标从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两个方面来衡量公司的经营状况。经营者的薪酬激励机制是与经营者是否达到公司经营目标相联系的，而这些指标正好体现了公司的经营目标，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管理层的管理效率和经营业绩。但是，由于忽略了资本成本，这些传统的指标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即它们缺乏一种规范的机制用于确定是否达到了经营目标，也即是否为股东创造了财富。

美国斯特恩•斯图尔特（Stern Stewart）咨询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新的经营绩效衡量指标，即经济附加值（EVA）。EVA的衡量方法与净现值理论密切相关。EVA是减去所有可确定的成本后的净收益，包括股权资本等机会成本。Brighan和Gapenski（1997）指出，会计上的净收益从经济概念上讲被夸大了，这是因为在计算会计上的净收益时，没有扣减股权资本成本。而EVA克服了会计制度的这一缺陷，可以衡量公司的真实利润。[1]

公司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现金流与资本成本，因为EVA考虑了包括股权资本在内的投资成本，所以从理论上讲，EVA是与股东财富创造直接相关联的绩效指标。Stewart（1994）指出，将EVA作为财务绩效指标使用，则可以作为如何使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依据。[2]因此，EVA的衡量方法是评估绩效、确定战略目标、项目评估和确定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途径。

Lehn和Makhijia（1996）的研究表明，EVA与股价的市场表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EVA作为绩效衡量指标的有效性。[3]Grant（1996）指出，EVA显著地影响了公司的市场附加值（MVA），这种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源于公司正的资本收益率。[4]Peterson和R.Peterson（1996）指出，与传统绩效指标相比，附加值指标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更密切。[5]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余劲松（2005）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001年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无论是盈利能力、资本结构还是偿付能力，我国财产保险公司与外资保险公司都存在较大的差距。[6]杨波、李庆霞（2005）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2000-2003年中资财产保险公司的总体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各财险公司经营绩效差别并不显著。[7]王攀（2005）较早地探讨了如何将EVA引入中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中，提出经营管理应以价值为核心，提高企业效益。[8]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和Panel数据处理方法，引入相对估价法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三、保费收入增长与公司经营绩效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分两步研究保费收入增长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首先，将样本公司分别按保费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的升序进行四分位分组，检验几种经营绩效衡量指标的无条件分布。然后，使用样本数据，估计保险公司绩效的多变量回归模型。

本文在用传统的ROA和ROE作为衡量公司经营绩效指标的同时，也将采用基于公司价值的EVA和EVA per Capital（单位资本经济附加值）作为衡量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由于我国保险公司大多数为非上市公司，因此，本文不考虑保险公司的MVA（市场附加值）。

EVA强调的是资本成本及其重要性，其定义为：

EVA＝NOPAT-COC＝NOPAT-WACC×TCA（1）

其中，NOPAT为税后净营业利润，即公司的销售收入减去除利息支出以外的全部经营成本和费用（包括所得税费用）后的净额；WACC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COC为资本成本；TCA为资本总额，是公司的全部资产减去商业信用债后的净值。

计算EVA的关键是获取保险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其难点是保险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的计算。由于非上市公司没有上市交易的股票，不能通过估算?茁系数的历史值来代替下一时期的?茁值，也不能用回归分析法估测?茁值从而获取股权资本成本，所以就不可能直接计算出非上市公司的WACC。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引入杜江、赵昌文、谢志超（2005）所采用的相对估价法的分析方法，[9]将上市的3家保险公司作为可比公司，将非上市保险公司作为评估的目标公司。先计算出3家上市公司的WACC，再采用相对估价法，用非上市保险公司的资本总额乘以上市保险公司的WACC，从而获得非上市保险公司的资本成本。

（二）实证分析

1.数据

由于我国的保险公司数量较少，并且成立时间不长，因此本文将主要采用2003年和2004年绝大多数中国保险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从样本中排除了2003年和2004年新成立的保险公司。由于总体样本较少，而且时间存续期较短，无法进行Panel数据分析，因此本文仅将两年中的中国保险公司样本合并为一个截面数据样本（共计57个样本数据），进行截面数据分析。本文所需的非上市保险公司的财务数据均来源于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的《中国保险年鉴》；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和中国平安等3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各上市公司公布的季报或年报，上市公司的市场交易数据来源于雅虎财经网（cn.finance.省略）的香港股市行情报价数据系统。

2.单变量分析

本文根据保费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对保险公司进行排序，排在前25％的公司为第一组，称之为第1四分位组（Q1）；排在第二个25％的公司为第二组，称之为第2四分位组（Q2）；然后依次为第3四分位组（Q3）和第4四分位组（Q4）。针对各分位组的公司，分别求其绩效衡量指标的均值，然后观察均值是否按分位组的顺序逐渐增大，从而确定保费收入增长率（或净利润增长率）与绩效衡量指标是否正相关。

表1是根据保费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对所有公司样本进行分组后的统计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1）在所有公司以及各个分位组公司中，ROA、ROE、EVA和EVA per Capital这四个绩效衡量指标的均值均为负值。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2003年和2004年我国保险公司大多数出现亏损，净利润为负值造成的。（2）保费收入增长率（或净利润增长率）的大小与经营绩效的好坏并不是严格对应的，如第4四分位组的公司增长率最大，但所对应的绩效衡量指标的值都不是最大值；第1四分位组的公司增长率是最小的，但相对于其他分位组的公司，其4个绩效指标都表现较好。（3）4个绩效衡量指标所表现出的信息也不尽相同，2个传统绩效指标（ROA和ROE）和EVA per Capital表明第1四分位组的公司经营绩效最好，但第1四分位组的公司EVA值却最小。由于EVA是一个绝对值，所以在与传统绩效指标进行比较时，本文认为用EVA per Capital更恰当。

3.多元回归分析

多变量分析可与单变量分析的结果相互印证，并且可以进一步说明保费收入增长与经营绩效的关系。本文进行分析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PM＝某种经营绩效衡量指标，在此本文将选用ROA、ROE、EVA和EVA per Capital这4个绩效衡量指标分别进行回归；?滋=回归方程的截距；q=第q四分位组；Dq=根据保险收入增长在第q四分位组中的公司为1，否则为0（q=1,2,3）；?啄q=各四分位组的系数，用于衡量在其他因素一定时，各四分位组中公司经营绩效的差异。零假设为第1至3四分位组与第4四分位组的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差异，即当q=1,2,3时，?啄q=0；Ci=第i个解释变量；?着=回归残差，本文假设?着是独立的并且分布一致；?茁i=衡量第i个解释变量对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

解释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描绘出公司的特征。为了衡量保费收入增长速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使用保费收入增长率作为第1个解释变量。现金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价值是公司资产流动性的衡量指标，正如Opler等人（1999）所得出的结论，公司现金的持有量与经营绩效以及对增长机会的投资能力都显著相关。[10]因此本文将公司持有的现金及其有价证券与净资产的比率作为第2个解释变量。同时，本文用公司总资产的对数值衡量公司规模，作为第3个解释变量。净现金流是衡量公司盈利水平的重要指标，但由于保险公司财务数据的不足，本文用保费收入和再保险收入所体现的现金流入量与净资产的比率作为第4个解释变量，用于反映现金流入水平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最后，本文将固定资产与净资产的比率作为第5个解释变量，用于衡量所持有的固定资产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对于货币衡量的变量，诸如现金及有价证券、现金流、固定资产，本文都用其除以净资产价值，以便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这样处理有两个目的：其一，因为公司未来的获利能力是其资产（而不是所持有的货币资产）的函数，每单位净资产的货币资产价值比货币资产价值本身更能恰当地对不同公司进行比较；其二，用净资产对各种货币衡量的资产进行标准化，可确保回归方程的残差恒定。因此，我们对回归方程的假设更具合理性，回归结果产生偏离的可能性将减小。

表2所示的是所有公司以及对公司进行分组后，5个解释变量的均值。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四分位组保费收入增长率的差异很大。这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新兴的保险公司在开设后的几年内业务拓展较快；另一方面，因为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的差异性较大，所以本文对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与经验绩效内在关系的研究结果更明确。由于用净资产对现金及等价物、现金流和固定资产进行了标准化，所以各四分位组的这3个解释变量的均值差异并不大。

表3是根据两种不同分组方法对4个经营绩效衡量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从对3个虚拟变量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评估我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时，对其进行分组是有意义的。对于多数衡量指标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1四分位组中的公司绩效与第4四分位组中的公司绩效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第2四分位组、第3四分位组中的公司与第4四分位组中的公司绩效差异的显著性逐渐降低。

从5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5个解释变量对ROA、EVA和EVA per Capital的回归结果都很好，调整后的R2值在0.4左右，并且F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但是，本文设定的5个解释变量无法很好地解释ROE，两种分组方式下的F统计量都不显著。对于其他绩效衡量指标而言，回归结果发现保费收入的增加、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等价物、固定资产规模的相对比重以及流入公司的现金流量，并不是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因素，无法拒绝系数为零的零假设。然而，从回归结果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保费收入增长率并不是影响经营绩效的显著因素，保险公司并没有因为业务规模的扩大而注重对成本的控制，保险公司的利润来源更侧重于单纯地扩大业务以增加保费收入。同时，我国保险公司的规模是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因素，在1％的水平上，其系数显著异于零。因此本文认为，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保险公司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有待完善；相比而言，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在经营结构和组织管理上更加规范。

四、经营绩效与价值创造的相关性分析

经理层使用EVA指标来衡量投资补偿和资源配置效率，这与股东价值创造如何联系起来呢？借鉴Bacidore等人（1997）的研究结果，[11]本文假定股东的股权投资与用α衡量的超额收益率相关。所谓超额收益率，是相对于股票市场投资组合收益率而言的，所以本文对超额收益率的研究仅限于3家上市保险公司。当α为正时，股东可获得比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机会成本更高的补偿；相反，当α为负时，股东获得的补偿率不足以弥补承担的风险。因此，本文假设α与EVA正相关。为了检验这种关系，本文应用Bacidore等人（1997）提出的回归模型，并对这个回归方程进行修正，引入了保费收入增长、公司规模和非系统风险。回归方程是对季度Panel数据进行估计，时间为2004年第二季度至2005年第四季度。回归方程为：

式中，α=超额收益率的一个向量，其中各元素表示在特定季度一家上市保险公司α的估计值；v=α条件均值的估计值，且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用于衡量各上市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差异；?浊=回归残差，假设其服从独立一致分布；EVAPC=EVA per Capital，即单位资本的经济附加值；SIZE=保险公司资产总额的对数值，用以衡量公司规模；S.D=估计超额收益率α和?茁系数时，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回归方程残差的标准差。

对于每个季度的α，本文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并用公司的日收益率与恒生指数的日收益率进行估计。然后，用式（3）对α的估计值进行回归分析，方程中的3个解释变量分别为EVA per Capital、资产和CAPM回归方程残差的标准差。使用EVA per Capital，主要是想确定这一绩效衡量指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超额收益率，因为保险公司规模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在此，本文同样用公司总资产的对数值衡量公司规模，研究公司规模与公司价值创造的关系。最后，正如Shun和Srulz（2000）所提出的，公司实际的期权价值与公司具有的非系统风险水平正相关。[12]非系统风险变量在统计上具有显著的正系数，意味着股东因承担了公司的非系统风险而获得了一个补偿。这一结论与普遍认同的有效市场是不会为承担非系统风险提供回报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异。为了评估公司所具有的特殊（非系统）风险对超额收益率的影响，本文在式（3）的解释变量中加入了CAPM回归方程残差的标准差。

从表4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很好。在不加权情况下，调整后的R2值为0.8544；在加权情况下，调整后的R2值为0.8222，并且两者的F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在3个解释变量中，仅有CAPM回归方程残差的标准差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其他两个变量在通常的水平上都不显著。这说明3家上市保险公司的超额收益率与公司规模和公司经营绩效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是与3家保险公司分别面临的非系统风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就这3家上市的保险公司而论，提高经营绩效并不会必然地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相反，引入风险管理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暴露的非系统风险，可以显著地为股东带来更大的超额收益。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经营绩效和为股东创造财富这三者内在关系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结论。

1. 由于2003年和2004年我国保险公司大多出现亏损，净利润为负值，所以，本文计算的ROA、ROE、EVA和EVA per Capital这4个绩效衡量指标按保费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分组后，四个组的绩效指标均值都为负值。这意味着2003年和2004年中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整体较差。

2. 保费收入的增加、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等价物、固定资产规模的相对比重和流入公司的现金流量，并不是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因素。由于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还是侧重于扩大业务、增加保费收入，缺乏对成本的控制能力。同时，相比而言，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在经营结构和组织管理上更加规范，经营绩效较好。

3. 在ROA、ROE、EVA和EVA per Capital这4个绩效衡量指标中，ROE不适合用来衡量中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而经过单位化后的EVA per Capital比单纯使用能更好地衡量保险公司的绩效。

4. 就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人保财险这3家上市的保险公司而言，经营绩效的提高不会显著地增加股东财富；相反，加强风险管理，降低公司暴露的非系统风险，可以显著地为股东带来更大的超额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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