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管理法范文10篇

经营管理法范文篇1

关键词：电力企业；法律风险；风险防范

知法、懂法、守法是促进我国电力企业正常发展和长远发展的根本要求，企业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如果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那么最后必然会面临重大的法律风险，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但是，从当前我国电力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看，不少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较为薄弱，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安全隐患，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特别重视。以下本文就现代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和防范措施进行具体讨论。

一、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概述

电力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包括多个方面：第一，内部纠纷风险。所谓内部纠纷风险指的是企业的内部结构以及内部管理之间的权益纠纷问题，如股东权益纠纷问题、董事会和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问题等，这部分法律风险和纠纷是电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也是电力企业法律风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融资、投资以及兼并和改制的风险；第三，合同风险。合同风险较为常见，无论是企业的经营还是企业的生产，其各个操作流程均与合同密切相关，而由此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合同风险问题，将会对企业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第四，设立和解散风险。设立和解散的风险是电力企业经营发展中最严重的法律风险。企业在最初的设计过程中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办事，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那么在接下来的企业发展中必然会埋下沉重的隐患，最终会限制企业的长远发展。此外，在解散过程中，企业如果进行债务清算和承担也将会是严峻的问题；第五，人力资源风险。人力资源风险中的法律风险指的是在用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劳动纠纷，如人员合同签订过程中出现的风险、人员工资分配和结算的风险等等；第六，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是当前社会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但是由于不少企业和个人缺乏知识产权风险艺术，因此容易出现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形成知识产权风险。

二、当前我国电力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现状及问题

（一）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严重不足

加强对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必须要求企业领导、管理人员以及员工具有较强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要在企业的实际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掌握到更多与法律风险防范相关的知识，规范自己的工作行为和企业的经营行为。但是，正是由于我国大部分企业领导、管理人员过于看重企业的经济效益情况，而对法律风险防范的重视程度不足，因此给企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严重的法律风险隐患，限制企业的长远发展。具体来说，我国电力企业对于法律风险防范的薄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根本没有注意到法律风险问题，工作行为不够规范，导致企业的法律风险不断增大；第二，企业法律风险防范部门人员对于当前的相关法律认识不清、解读不完全，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虽然有注意法律风险问题，但是却没有办法将工作到位，无法真正的避免法律风险的出现。

（二）未建立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要加强对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不仅要求企业能够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在日常的工作、经营和合同管理中进行规范操作，还要求企业能够建立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预防法律风险，降低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然而，我国部分电力企业在世界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却没有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健全，导致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制度不够完善、人员的分工不够明确、职责不够清晰等情况，使得企业的内部结构较为松散，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法律风险。

三、现代电力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策略探究

（一）增强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要加强现代电力企业对法律风险的防范必须要求企业上下能够强化自我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认识到法律风险带给企业发展的危害，并认识到应该如何进行法律风险预防，规范自己的工作行为。从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来看，他们应该要加强对法律风险和认识，根据本企业以及当前国家的法制规定，找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然后分析应该怎样来进行风险的防范。然后，企业需要在整个企业范围进行法律风险以及法律风险防范的宣传和教育，让更多的工作人员认识到法律风险的危害，强化工作人员的法律风险意识，并要求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规范的工作，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基础上防范法律风险，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建立健全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首先，企业应该要建立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制度，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明白应该如何在实际的工作中进行法律风险防范，并指导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为法律风险防范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其次，为了保证法律风险防范制度的执行力度，企业还必须要建立健全的惩罚和激励机制。对于表现良好地工作人员，企业可以根据制度的规定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表扬，而对于违反制度规定、行为不够规范的工作人员，企业也必须要加强对其制约和惩罚，以此来保证法律风险防范工作的落实；最后，企业还需要建立健全的合同体系。合同风险是电力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要求企业必须要建立健全的合同体系，要完善合同相关制度以及归档制度、管理制度以及监督制度等，在合同签订前后也必须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地法律风险防范，尽量降低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

（三）聘请更加专业的法律顾问

不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聘请足够专业的法律顾问，这是导致电力企业法律风险加大的重要原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以及我国法律建设的不断变化与发展，电力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复杂，要加强对法律风险的防范和应对已经不是简单的依靠工作规范就可以避免的，还必须要求专业人士在企业经营和管理过程中进行具体的指导。因此，聘请更加专业的法律顾问成为必要。企业在聘请法律顾问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顾问的专业能力，并通过适当的人力资源制度管理如工薪管理、责任制度管理等来提高顾问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

（四）保证企业领导决策的合法性

在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中，设立风险、内部权益纠纷风险以及解散风险等均与领导的决策能力和决策主张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要切实保证电力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效果不仅需要加强对员工工作行为的规范，制定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人才聘请制度，还需要企业领导能够加强对决策的重视，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法律风险问题，即使找出决策中的不当之处，并进行调整和转变。企业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可以多方参考法律顾问的意见，还需要对本企业的规范制度、经营状况等进行综合氛围，在决策时要从全面的角度进行科学分析和管理，防止给有心人士以可乘之机，造成法律风险。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电力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类型较多，有设计和解散风险、合同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等，无论是哪一种风险，其给我国电力企业的长远发展均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电力企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对法律风险防范的重视，采用加大宣传和教育的方式进行法律风险及其防范宣传，并建立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同时要聘请更加专业的法律顾问，保证企业领导决策的合法性，降低企业的法律风险，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作者:何磊 单位:国网吉林农安县供电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陈洁荣.如何规避电力企业合同管理中常见的法律风险[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3(04).

[2]宋常青.电力企业管理中的法律风险以及合同管理对策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3(08)

[3]祝宁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风险与法律风险管理探索[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

[4]钟梦华.火力发电企业合同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风险及防范对策[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05).

[5]陈琼生.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电企业法律风险分析及防范策略[J].电子世界,2014(12).

经营管理法范文篇2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识别;防范

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使得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出现一系列不确定性，由此使得企业经营管理压力不断加大，面临越来越多的法律风险。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存在发展规模较小、相关管理制度不完善、员工素质偏低等问题，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依旧较为落后，其面临的法律风险同样在不断增大［1］。再加上，伴随近年来员工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使得劳动纠纷案件变得越来越频发。由此可见，对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的识别与防范进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指的是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因为人力资源管理各阶段法律问题处理不当，使企业经营管理面临损失的可能性。对于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特征而言，主要表现为:1)动态性，在人力资源管理各个阶段，法律风险可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发生范围、频率以及强度。2)客观性，人力资源管理各个阶段均潜藏着法律风险，缺乏对法律风险的有效重视，势必会对企业经营管理造成极大不利影响。3)破坏性，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资源，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倘若引发法律风险，极易使企业面临巨大的损失。

二、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识别

法律风险识别是法律风险防范的一大前提，是法律风险管理的重要基础。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外部环境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越来越严苛的要求，企业管理侧重点由“物”向“人”转变，秉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已然转变成企业实现有序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结合当前企业发展现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于:1)劳动关系建立时期。按照《劳动法》相关规定，劳动关系的建立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而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一系列未切实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签订合同的风险点，诸如非本人签订、签订期限与规定不符、未及时续签等，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法律风险。2)劳动关系维护时期。企业依托人力资源管理对劳动关系予以维护，诸如建立规章制度、签订培训协议、归档保管资料等，对关乎员工合法权益的各项前置条件，如果没有满足则极易产生新的风险点;劳动关系程序处理不当，也可能会引发法律风险［2］。3)劳动关系解除时期。很大一部分劳动争议均发生于劳动关系解除过程中，员工与企业离职事务未达成共识所产生的，诸如工资结算、五险二金转移、经济补偿等，极易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法律风险。

三、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防范策略

(一)加大与法务的合作力度，严谨制定劳动合同。针对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加大与法务的合作力度，严谨制定劳动合同，并切实结合合同法与入职员工签订正规有效的法律合同。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应当明确规定企业与员工相互间的责任，对工作中潜在的一系列问题予以严谨归纳，并制定有效的处理预案。企业应当明确认识，劳动合同是解决企业与员工相互间各种纠纷的有力依据，倘若企业与员工相互间引发相关纠纷等，诸如离职工伤等，企业可依据劳动合同来对责任权属予以有效明确，进而使企业与员工在较为和谐的环境下以解决各式各样问题［3］。(二)构建健全员工培训及风险管控制度。企业应当构建健全员工培训及风险管控制度。员工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元素，应当有效调动起员工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依托建立风险管控制度，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度、归属感，使员工可没有后顾之忧地投身到企业工作中。同时，企业还应当适时开展培训教育，使员工掌握相关基础的法律知识，提高员工的法律观念意识，引导员工在面临问题时，可借助法律手段去解决各式各样问题，以推动构建企业和谐的氛围，促进企业的有序健康发展。(三)防范企业离职管理法律风险。其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明确劳动合同解除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劳动关系解除的操作流程，确立各个环节的注意事项。其二，企业不可随意扣押离职员工的档案或者相关证件。其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开展好人才规划及人才库储备工作，防止员工离职造成岗位空缺。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保障，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经营管理能否有序开展。要想确保企业得以有序健康发展，务必要开展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识别与防范工作。因而，企业相关人员必须加大研究力度，全面分析，清楚认识，“加大与法务的合作力度，严谨制定劳动合同”、“构建健全员工培训及风险管控制度”、“防范企业离职管理法律风险”等，积极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序开展。

［参考文献］

［1］孙会．关于防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的机制分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7，27(1X):162－163．

［2］魏晓领．如何防范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探析［J］．职工法律天地:下，2014，11(03):137－137．

经营管理法范文篇3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都有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这些法律，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定为三级制的“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是“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是三个级类的“农民集体”。但是，“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理论界和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力图明确“农民集体”的性质。例如1994年12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就指出：“‘农民集体’是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行政执法部门的这种解释，在一定的意义上将“农民集体”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但这与正式的法律表述是不一致的。这种模糊不清的规定，导致了经济实践中的混乱。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本意和相关规定上来分析，“农民集体”在概念上与“农村集体组织”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农民集体”不是指乡（镇）、村或者村以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指某级行政组织如乡（镇）政府或某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对于这一点，法律明确规定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说明。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它们只能经营管理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但我们在调卷复查时发现，有些地方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土地所有权人”一栏填写为“XX村民委员会”。这显然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应予及时纠正。

将法律规定上的“农民集体所有”理解为“全体农民共同所有”，目前被称之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思路之一。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就不作涉及了。

2、村民小组是否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

我国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据国家统计局198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村99％是以上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0％以上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在1983年撤销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所替代，虽然一部分在规模和范围上作了调整，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体制下的土地占有关系。根据这种情况，《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将《民法通则》规定村和乡（镇）两级“农民集体所有”变更为三级类所有。但问题是《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就是生产队解体后的村民小组？对此，1992年6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中指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资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已名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生产队解体为村民小组后，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可以属于该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不应理解为村民小组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什么是与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有关部门没有进一步解释和确定。

我们认为，《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中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而只是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目前苏州农村并不存在这种村内集体经济组织，绝大多数村民小组也没有建立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如果将村内集体土地确权给“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显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而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已失去了前者的组织、管理职能，它作为一个社区概念，就是指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其完全可以满足级类划分的需要，截止2002年12月31日，苏州全市有82%的村的土地按组划分。因此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第三级法定主体表述为“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更为符合实际。2001年11月国土资源部关于依法加快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也规定：“凡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中未打破村民小组（原生产队）界线，不论是以村的名义还是以组的名义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土地应确认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组织涣散、不具备行为能力，不应再赋予它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此，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不需要以组织体的标准进行衡量，况且我国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正式立法中从未要求所有权人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能力，正如一个无法定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却不妨碍他拥有财产权利一样。

我们认为，在具体诉讼活动中，村民小组可采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参加诉讼。村民小组的总人数都在10人以上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要求，村民小组的全体成员对土地有着共同的利益，可由村民小组会议（其组成成员、召开程序可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会议的规定）推选共同的代表人，村民小组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人民法院提出代表人名单，要求村民小组会议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村民小组会议组成人员中指定代表人（通常可考虑由村民小组组长担任）。代表人代为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村民小组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村民小组会议表决同意。

3、“农民集体”能否对土地直接进行经营管理。

有人认为是法律已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因此就排除了“农民集体”的经营管理权。但问题是“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如果不能直接从事经营、管理，这显然违反了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原则。经营管理权是所有权人的一项天然权利，即使是法律也无权剥夺。法律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拟性的一种补充，实属无奈之举。如果“农民集体”直接经营、管理土地的意愿能够通过合法有效的组织形式予以实现，法律不但不应干涉，还应充分保护。事实上，现行法律中有关承包土地调整、对外发包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议定的规定就体现了对农民集体意愿的尊重。我们认为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可以行使对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但也不能就此否定“农民集体”的经营管理权，而且“农民集体”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经营管理权应当是第一位的。至于何为“合法有效的组织形式”，我们考虑“村农民集体”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以村民小组会议的形式实现意思自治较为现实可行，也便于与现行法律接轨。

4、对外发包土地承包金收益的归属。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一方面，“承包经营”就其法律上的本来含义，应当是由发包人投资，而由承包人经营；承包土地上的种植物、养殖物和畜牧物等，应当由发包人所有并承担风险，承包人只承担善良管理的债务上的责任。起初，承包经营所需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基本上都由集体提供，承包人付出的基本上只是劳动，这时的承包经营是名副其实的。但是，随着承包经营制的发展，承包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投资份额越来越大，要自行负担种子、化肥和其他生产工具，而集体除了土地外，很少再作其他投入。这种投资角色的转换，实际结果便是承包经营权是有债权之名而行物权之实。事实上，农村承包责任制实行不久后，农民便开始独自拥有承包土地上的种植物、养殖物和畜牧物的所有权，并自行承担风险。这样，农民与集体原承包经营关系已是十足的土地用益物权关系。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农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产生，为所有权单位的社区成员平等享有的法定权利。非经农民集体同意，社区以外成员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例如，《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土地管理法》第15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是否无偿使用、农村土地承包费的性质是什么？有人认为，我国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劳动成果“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我们认为该观点没有法律依据，本社区的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使用自己的土地是没有理由交纳地租的。我们同样可以将此界定为社区公共职能费用。例外的情况是，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即通常意义上的对外发包。我们认为该承包项下收取的承包金具有土地使用费的性质，应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收益。村委会等发包人作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者无权擅自处分该承包金。

5、“组有村管”模式下村委会发包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否有效。

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该村民小组发包。而在苏州农村普遍实行的是“组有村管”模式，即组有土地由村委会发包，承包金收益也归村委会所有。我们认为，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未经村民小组授权，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应当认定无效。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经营、管理职能弱化，不具备发包条件，由村委会代为发包较为可行，村民小组与村委会构成事实委托关系。我们认为，“组有村管”的经营模式并不符合委托的法律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1）委托关系的受托人有按委托人指示行事的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是不接受村民小组指示的；（2）委托关系的受托人负有报告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并不需要向村民小组报告承发包情况；（3）委托关系的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有权自行处分承包金收益；（4）委托关系的委托人有支付处理委托事务费用的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民小组并不承担任何发包费用；（5）委托关系是合同关系，必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民小组既未办理任何委托手续，也无其他表达委托意愿的意思表示，当事人之间就委托关系的成立显然缺乏合意。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明知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而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村委会代为发包行为的默认。我们认为，通常情况下，内部意思的外部表达必须借助于积极的表示行为，沉默不是表示行为。因此，沉默不是意思表示，不能成立法律行为。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当事人的消极行为才被赋予一定的表示意义，并产生成立法律行为的效果。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就规定：“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可见，在既无法定又无约定的情况下，村民小组不提异议的不作为，并不能看作是对村委会发包行为的认可。

村委会擅自发包组有土地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如果村民小组就此提起诉讼，法院应当保护其法定的经营管理权及收益权。为维护农村承包经营关系的稳定，审理该类案件时要严格把握诉讼时效问题，村民小组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村民小组知道或应当知道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时起算，如有中断的法定事由出现，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6、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

经营管理法范文篇4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都有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这些法律，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定为三级制的“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是“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是三个级类的“农民集体”。但是，“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理论界和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力图明确“农民集体”的性质。例如1994年12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就指出：“‘农民集体’是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行政执法部门的这种解释，在一定的意义上将“农民集体”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但这与正式的法律表述是不一致的。这种模糊不清的规定，导致了经济实践中的混乱。

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本意和相关规定上来分析，“农民集体”在概念上与“农村集体组织”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农民集体”不是指乡（镇）、村或者村以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指某级行政组织如乡（镇）政府或某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对于这一点，法律明确规定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说明。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它们只能经营管理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但我们在调卷复查时发现，有些地方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土地所有权人”一栏填写为“XX村民委员会”。这显然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应予及时纠正。

将法律规定上的“农民集体所有”理解为“全体农民共同所有”，目前被称之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思路之一。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就不作涉及了。

二、村民小组是否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

我国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据国家统计局198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村99％是以上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0％以上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在1983年撤销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所替代，虽然一部分在规模和范围上作了调整，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体制下的土地占有关系。根据这种情况，《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将《民法通则》规定村和乡（镇）两级“农民集体所有”变更为三级类所有。但问题是《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就是生产队解体后的村民小组？对此，1992年6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中指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资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已名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生产队解体为村民小组后，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可以属于该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不应理解为村民小组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什么是与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有关部门没有进一步解释和确定。

我们认为，《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中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而只是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目前苏州农村并不存在这种村内集体经济组织，绝大多数村民小组也没有建立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如果将村内集体土地确权给“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显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而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已失去了前者的组织、管理职能，它作为一个社区概念，就是指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其完全可以满足级类划分的需要，截止2002年12月31日，苏州全市有82%的村的土地按组划分。因此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第三级法定主体表述为“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更为符合实际。2001年11月国土资源部关于依法加快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也规定：“凡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中未打破村民小组（原生产队）界线，不论是以村的名义还是以组的名义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土地应确认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组织涣散、不具备行为能力，不应再赋予它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此，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不需要以组织体的标准进行衡量，况且我国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正式立法中从未要求所有权人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能力，正如一个无法定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却不妨碍他拥有财产权利一样。

我们认为，在具体诉讼活动中，村民小组可采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参加诉讼。村民小组的总人数都在10人以上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要求，村民小组的全体成员对土地有着共同的利益，可由村民小组会议（其组成成员、召开程序可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会议的规定）推选共同的代表人，村民小组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人民法院提出代表人名单，要求村民小组会议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村民小组会议组成人员中指定代表人（通常可考虑由村民小组组长担任）。代表人代为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村民小组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村民小组会议表决同意。

三、“农民集体”能否对土地直接进行经营管理。

有人认为是法律已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因此就排除了“农民集体”的经营管理权。但问题是“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如果不能直接从事经营、管理，这显然违反了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原则。经营管理权是所有权人的一项天然权利，即使是法律也无权剥夺。法律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拟性的一种补充，实属无奈之举。如果“农民集体”直接经营、管理土地的意愿能够通过合法有效的组织形式予以实现，法律不但不应干涉，还应充分保护。事实上，现行法律中有关承包土地调整、对外发包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议定的规定就体现了对农民集体意愿的尊重。我们认为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可以行使对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但也不能就此否定“农民集体”的经营管理权，而且“农民集体”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经营管理权应当是第一位的。至于何为“合法有效的组织形式”，我们考虑“村农民集体”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以村民小组会议的形式实现意思自治较为现实可行，也便于与现行法律接轨。

四、对外发包土地承包金收益的归属。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一方面，“承包经营”就其法律上的本来含义，应当是由发包人投资，而由承包人经营；承包土地上的种植物、养殖物和畜牧物等，应当由发包人所有并承担风险，承包人只承担善良管理的债务上的责任。起初，承包经营所需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基本上都由集体提供，承包人付出的基本上只是劳动，这时的承包经营是名副其实的。但是，随着承包经营制的发展，承包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投资份额越来越大，要自行负担种子、化肥和其他生产工具，而集体除了土地外，很少再作其他投入。这种投资角色的转换，实际结果便是承包经营权是有债权之名而行物权之实。事实上，农村承包责任制实行不久后，农民便开始独自拥有承包土地上的种植物、养殖物和畜牧物的所有权，并自行承担风险。这样，农民与集体原承包经营关系已是十足的土地用益物权关系。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农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产生，为所有权单位的社区成员平等享有的法定权利。非经农民集体同意，社区以外成员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例如，《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土地管理法》第15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是否无偿使用、农村土地承包费的性质是什么？有人认为，我国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劳动成果“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我们认为该观点没有法律依据，本社区的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使用自己的土地是没有理由交纳地租的。我们同样可以将此界定为社区公共职能费用。例外的情况是，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即通常意义上的对外发包。我们认为该承包项下收取的承包金具有土地使用费的性质，应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收益。村委会等发包人作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者无权擅自处分该承包金。

五、“组有村管”模式下村委会发包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否有效。

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该村民小组发包。而在苏州农村普遍实行的是“组有村管”模式，即组有土地由村委会发包，承包金收益也归村委会所有。我们认为，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未经村民小组授权，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应当认定无效。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经营、管理职能弱化，不具备发包条件，由村委会代为发包较为可行，村民小组与村委会构成事实委托关系。我们认为，“组有村管”的经营模式并不符合委托的法律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1）委托关系的受托人有按委托人指示行事的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是不接受村民小组指示的；（2）委托关系的受托人负有报告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并不需要向村民小组报告承发包情况；（3）委托关系的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有权自行处分承包金收益；（4）委托关系的委托人有支付处理委托事务费用的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民小组并不承担任何发包费用；（5）委托关系是合同关系，必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民小组既未办理任何委托手续，也无其他表达委托意愿的意思表示，当事人之间就委托关系的成立显然缺乏合意。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明知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而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村委会代为发包行为的默认。我们认为，通常情况下，内部意思的外部表达必须借助于积极的表示行为，沉默不是表示行为。因此，沉默不是意思表示，不能成立法律行为。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当事人的消极行为才被赋予一定的表示意义，并产生成立法律行为的效果。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就规定：“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可见，在既无法定又无约定的情况下，村民小组不提异议的不作为，并不能看作是对村委会发包行为的认可。

村委会擅自发包组有土地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如果村民小组就此提起诉讼，法院应当保护其法定的经营管理权及收益权。为维护农村承包经营关系的稳定，审理该类案件时要严格把握诉讼时效问题，村民小组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村民小组知道或应当知道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时起算，如有中断的法定事由出现，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六、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

经营管理法范文篇5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都有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这些法律，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定为三级制的“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是“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是三个级类的“农民集体”。但是，“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理论界和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力图明确“农民集体”的性质。例如1994年12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就指出：“‘农民集体’是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行政执法部门的这种解释，在一定的意义上将“农民集体”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但这与正式的法律表述是不一致的。这种模糊不清的规定，导致了经济实践中的混乱。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本意和相关规定上来分析，“农民集体”在概念上与“农村集体组织”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农民集体”不是指乡（镇）、村或者村以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指某级行政组织如乡（镇）政府或某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对于这一点，法律明确规定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说明。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它们只能经营管理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但我们在调卷复查时发现，有些地方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土地所有权人”一栏填写为“XX村民委员会”。这显然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应予及时纠正。

将法律规定上的“农民集体所有”理解为“全体农民共同所有”，目前被称之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思路之一。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就不作涉及了。

2、村民小组是否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

我国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据国家统计局198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村99％是以上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0％以上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在1983年撤销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所替代，虽然一部分在规模和范围上作了调整，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体制下的土地占有关系。根据这种情况，《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将《民法通则》规定村和乡（镇）两级“农民集体所有”变更为三级类所有。但问题是《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就是生产队解体后的村民小组？对此，1992年6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中指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资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已名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生产队解体为村民小组后，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可以属于该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不应理解为村民小组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什么是与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有关部门没有进一步解释和确定。

我们认为，《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中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而只是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目前苏州农村并不存在这种村内集体经济组织，绝大多数村民小组也没有建立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如果将村内集体土地确权给“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显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而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已失去了前者的组织、管理职能，它作为一个社区概念，就是指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其完全可以满足级类划分的需要，截止2002年12月31日，苏州全市有82%的村的土地按组划分。因此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第三级法定主体表述为“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更为符合实际。2001年11月国土资源部关于依法加快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也规定：“凡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中未打破村民小组（原生产队）界线，不论是以村的名义还是以组的名义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土地应确认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组织涣散、不具备行为能力，不应再赋予它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此，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不需要以组织体的标准进行衡量，况且我国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正式立法中从未要求所有权人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能力，正如一个无法定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却不妨碍他拥有财产权利一样。

我们认为，在具体诉讼活动中，村民小组可采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参加诉讼。村民小组的总人数都在10人以上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要求，村民小组的全体成员对土地有着共同的利益，可由村民小组会议（其组成成员、召开程序可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会议的规定）推选共同的代表人，村民小组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人民法院提出代表人名单，要求村民小组会议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村民小组会议组成人员中指定代表人（通常可考虑由村民小组组长担任）。代表人代为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村民小组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村民小组会议表决同意。

3、“农民集体”能否对土地直接进行经营管理。

有人认为是法律已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因此就排除了“农民集体”的经营管理权。但问题是“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如果不能直接从事经营、管理，这显然违反了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原则。经营管理权是所有权人的一项天然权利，即使是法律也无权剥夺。法律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拟性的一种补充，实属无奈之举。如果“农民集体”直接经营、管理土地的意愿能够通过合法有效的组织形式予以实现，法律不但不应干涉，还应充分保护。事实上，现行法律中有关承包土地调整、对外发包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议定的规定就体现了对农民集体意愿的尊重。我们认为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可以行使对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但也不能就此否定“农民集体”的经营管理权，而且“农民集体”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经营管理权应当是第一位的。至于何为“合法有效的组织形式”，我们考虑“村农民集体”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以村民小组会议的形式实现意思自治较为现实可行，也便于与现行法律接轨。

4、对外发包土地承包金收益的归属。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一方面，“承包经营”就其法律上的本来含义，应当是由发包人投资，而由承包人经营；承包土地上的种植物、养殖物和畜牧物等，应当由发包人所有并承担风险，承包人只承担善良管理的债务上的责任。起初，承包经营所需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基本上都由集体提供，承包人付出的基本上只是劳动，这时的承包经营是名副其实的。但是，随着承包经营制的发展，承包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投资份额越来越大，要自行负担种子、化肥和其他生产工具，而集体除了土地外，很少再作其他投入。这种投资角色的转换，实际结果便是承包经营权是有债权之名而行物权之实。事实上，农村承包责任制实行不久后，农民便开始独自拥有承包土地上的种植物、养殖物和畜牧物的所有权，并自行承担风险。这样，农民与集体原承包经营关系已是十足的土地用益物权关系。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农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产生，为所有权单位的社区成员平等享有的法定权利。非经农民集体同意，社区以外成员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例如，《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土地管理法》第15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是否无偿使用、农村土地承包费的性质是什么？有人认为，我国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劳动成果“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我们认为该观点没有法律依据，本社区的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使用自己的土地是没有理由交纳地租的。我们同样可以将此界定为社区公共职能费用。例外的情况是，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即通常意义上的对外发包。我们认为该承包项下收取的承包金具有土地使用费的性质，应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收益。村委会等发包人作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者无权擅自处分该承包金。

5、“组有村管”模式下村委会发包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否有效。

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该村民小组发包。而在苏州农村普遍实行的是“组有村管”模式，即组有土地由村委会发包，承包金收益也归村委会所有。我们认为，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未经村民小组授权，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应当认定无效。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经营、管理职能弱化，不具备发包条件，由村委会代为发包较为可行，村民小组与村委会构成事实委托关系。我们认为，“组有村管”的经营模式并不符合委托的法律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1）委托关系的受托人有按委托人指示行事的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是不接受村民小组指示的；（2）委托关系的受托人负有报告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并不需要向村民小组报告承发包情况；（3）委托关系的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有权自行处分承包金收益；（4）委托关系的委托人有支付处理委托事务费用的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民小组并不承担任何发包费用；（5）委托关系是合同关系，必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民小组既未办理任何委托手续，也无其他表达委托意愿的意思表示，当事人之间就委托关系的成立显然缺乏合意。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明知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而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村委会代为发包行为的默认。我们认为，通常情况下，内部意思的外部表达必须借助于积极的表示行为，沉默不是表示行为。因此，沉默不是意思表示，不能成立法律行为。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当事人的消极行为才被赋予一定的表示意义，并产生成立法律行为的效果。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就规定：“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可见，在既无法定又无约定的情况下，村民小组不提异议的不作为，并不能看作是对村委会发包行为的认可。

村委会擅自发包组有土地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如果村民小组就此提起诉讼，法院应当保护其法定的经营管理权及收益权。为维护农村承包经营关系的稳定，审理该类案件时要严格把握诉讼时效问题，村民小组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村民小组知道或应当知道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时起算，如有中断的法定事由出现，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6、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

经营管理法范文篇6

商业银行资产管理理论和方法

本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固定和狭窄（大多是吸收的活期存款），工商企业资金需求比较单一，加之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限制，银行经营管理的重点主要放在资产方面，即通过对资产结构的恰当安排来满足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需要。它产生于银行经营管理目标即利润最大化和资产流动性的相互矛盾性。商业银行的资产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现金资产、证券资产、贷款和固定资产。银行的资产管理主要指对上述前三种资产的管理，具体包括：流动性管理、准备金管理、投资管理和贷款管理。商业银行资产管理的方法主要有：

1.资金集中法。银行的资金来源是多种多新的，有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自有资本，这些资金来源自身有不同的特性。资金集中法则不管这些特性，而将所有资金集中起来，再按银行投资贷款的需要放到不同资产上去，只要这种配置符合银行的总体管理目标就行。这种方法要求银行首先确定其流动性和盈利性目标，然后将资金配置到最能满足这个目标的资产上去。由于流动性和盈利性是相互矛盾的，流动性高的资产（如第一准备）收益低，甚至完全没有收益（如现金），因此，配置资金时要有优先顺序。优先权按一定比例分配到第一准备、第二准备、贷款、证券投资上。在土地、建筑物及其他固定资产上的投资通常另行考虑。银行资金管理的目标，要使其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三者有机结合，虽然三者同时达到是很困难的。

2.资产配置法。又叫资金转换法，认为一家银行所需的流动性资金数量与其获得的资金来源有关。资金集中法过分强调对资产流动性的管理，而没有区分活期存款、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和资本金等不同资金来源对流动性的不同要求，这种缺陷引起商业银行利润的极大流失。60年代以来，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比活期存款增长要快，而前二者对流动的要求比后者要低。因而，资产配置法就被用来弥补这种缺陷。资产配置法试图根据资金来源的流动速度或周转量和对法定准备金的不同要求，来区分不同资金来源。比如，活期存款比储蓄存款、定期存款有更高的流动速度或周转率，要缴纳更多的法定准备金。所以，每单位活期存款中，应有更大比例放在第一、第二准备金上，而放在贷款或长期债券上的比例则要小些。具体运用这种方法时，常在一家银行内设立几个“流动性－利润性中心”来分配它所获得的各种资金，因此，就可能有“活期存款银行”、“资本金银行”等存在于商业银行之中。一旦确立了这些中心，管理人员就每一中心所获资金的配置问题制定出政策。如活期存款中心就应把中心吸收资金的较大比率放在第一准备上，然后，剩下的大量资金大量资金主要投在短期政府证券上作为第二准备，而把相当小的一部分放到贷款上，而且主要是放在短期商业贷款上。资产配置法的主要优点是减少了流动资产，把剩余的资金配置到贷款和投资上，这就增加了利润。利润性的改善是由于消除了定期储蓄存款和资本金帐户上的超额流动性而获得的。

3.线性规划法。线性规划法从70年代开始用于银行资产管理，主要是通过建立线性规划模型来解决银行的资产分配。在运用这种方法时，一般采取三个步骤：第一步：建立目标函数。商业银行通常把利润作为该模型的目标，然后根据资产的收益率来选择不同的资产组合，以实现利润目标的最大值。设立目标因变量P，可供选择的各种资产额分别是X1（现金）、X2（短期政府证券）、X3（长期证券）、X4（短期贷款）、X5（中长期贷款）、X6（消费贷款），则目标函数为：P=aX1+bX2+cX3+dX4+eX5+fX6，其中：a、b、c、d、e、f分别表示各种资产的收益。第二步：加上约束条件。在建立目标函数的基础上，附加下列约束条件，主要是（1）政策法规的约束；（2）流动性约束；（3）安全性约束；（4）其他方面的约束，如银行章程的有关规定、贷款需求的不确定因素等等。第三步：求解各种资产的具体数值。在利润最大的前提下，根据各种资产约束条件的具体限制便可找出一组最佳的资产组合。与资金总库法、资产分配法相比，线性规划法具有很多优点，这是商业银行使用得最多的方法。如可以使银行确定具体的经营目标，比较分析各种决策的结果，并根据约束条件的变动来调动资金的分配，从而使资产流动性管理更趋向科学化。

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和方法

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出现于60年代初期，它是指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来保持银行流动性，从而增加资产，增加银行的收益。在负债管理出现之前，只要银行的借款市场扩大，它的流动性就有一定的保证。这就没有必要保持大量高流动性资产，而应将它们投入高盈利的贷款或投资中。在必要时，银行甚至可以通过借款来支持贷款规模的扩大。50-60年代，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出现、银行竞争的激烈和利率管制严格化等变化，构成了负债管理出现的客观条件。

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一般有两大类型：

一类是以短期借入款来弥补提取的存款，这样，在负债方一增一减，正好轧平。第二类是以借入款来付增加的借款需求，这样，负债和资产都增加，而由于以扩大负债来扩大盈利资产，也就带来了额外利润。但这种做法有两方面的风险：其一是费用方面的风险，借入款的利率必须低于放出款的利率，银行才能获利；其二是关于借入款的可借量，当市场的资金需求大于供给时，借入款即不易取得，特别是个别银行的情况不佳时。

负债管理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找到了保持银行流动性的新方式，由单纯依靠吸收存款的被动型负债方式，发展成为向外借款的主动型负债方式，在流动性管理上变单一的资产调整为资产和负债两方面结合。第二，为扩大银行资产规模、增加贷款投放创造了条件。现在，由于可对负债进行主动管理，就可根据资产的需要发放贷款，即使没有存款也没关系，可以通过发放大额定期存单和组织各种借款来保证。但负债管理也有缺陷：首先是提高了银行成本。在美国，实施负债管理主要通过发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向中央银行贴现窗口借款、向联储资金市场借款、根据回购协议借款和向欧洲美元市场借款等方式。通过这些方式筹借的款项，均必须支付高于一般存款的利息，而这类负债的增加必然导致银行负债成本的提高。第二、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如果市场上资金普遍趋紧就会提高流动性风险，使银行陷入困境，甚至带来倒闭风险。同时，负债成本的提高必然促使银行把资产投放在效益更高的放款和投资上，造成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增大。第三，负债管理易使银行不注重补充自有资本，使自有资本占银行资金来源总额的比重日益下降。

银行负债管理的方法主要有：

1.储备头寸负债管理。是用增加短期负债向银行有计划地提供流动性资金的管理方式，它购入资金以补充银行的流动性资金需要。例如在美国，储备头寸负债管理的主要工具是购买期限为一天的联储资金，或使用回购协议。这样，当一家银行的储备由于存款人提款或增加了对有收益的资产投放而暂时不足时，购买联储资金来补充；而当储备有暂时盈余时，就售出联储资金。从这一点来说，这种负债管理方法提高了资金的运用效率，也减缓了银行体系由于储备的突然减少带来的震动性影响。但切不可把这种短期借入作为长期资金来源，因为一旦这些银行管理上出现问题并被公众知道时，它们就不可能在联储资金市场上再借到资金，结果面临破产。

2.贷款头寸负债管理。这种方法首先是通过不同利率来取得购入资金，以扩大银行贷款；其次，通过增加银行负债的平均期限，减少存款的可变性，从而降低银行负债的不确定性。银行发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就是使用此种管理方法。贷款头寸负债管理可以看出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计划部分，这一部分是银行有计划的经营安排，即增加负债，扩大贷款，获取利润；二是灵活反应的部分，这是银行经理人员用于抵销外部干扰对资产负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采用的平衡法码。

商业银行资产一负债管理理论和方法

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产生于70年代中期。这种理论认为：单靠资产管理或单靠负债管理都难以形成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均衡，只有根据经济金融情况的变化，通过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才能达到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资产负债管理的目标就是要在股东、金融管制等条件约束下，使银行利差最大化（从而收益最大）、其波动幅度（风险）最小，即保持利差高水平的稳定。为实现这一目标，银行管理者采取两种手段：一是根据预测利率的变化积极调整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即运用利率敏感性差额管理法；二是运用金融市场上转移利率风险的工具，如期限管理法、金融期货、期权、利率调换等保值工具，作为差额管理法的补充。

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是银行经营方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对商业银行、金融界和经济运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商业银行本身来讲，①它增加了银行抵御外界经济动荡的能力。资产负债管理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及技术手段，从资产负债的总体上协调资产与负债的矛盾，并围绕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因素――利率，建立了一整套的防御体系，形成了一个“安全网”，使得银行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应变力，从而增加了银行对抗风险的能力。②资产负债管理有助于减轻银行“借短放长”的矛盾。利率自由化引起筹资成本的提高，迫使商业银行减少冒险性、放弃性进攻性的放款和投资策略，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放款和投资。对国民经济而言，为顾客提供日益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服务与融资方式，通过提高放款利率，以保持存贷款合理的利差，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资产负债管理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①资产负债管理促使竞争更加剧烈，银行倒闭数量增加。②不利于货币监督机构对银行的监控。金融放松管制、技术进步促成新金融工具的涌现，使得银行业务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尤其是表外业务的迅速发展，使得货币监督机构在风险测定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一切都增大了货币监督机构的管理难度，提高了社会管理成本。③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自由化而引起的放款利率提高，使企业的投资成本提高，阻碍经济的全面高涨。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方法主要有：

1.资产负债利差管理法。它主要从理论上分析银行的利差及影响利差的因素，从而为银行实施资产负债管理、降低风险、提高收益创造条件。利差又称净利息收入，是银行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的差额。利差有两种表示方法：绝对数利差和相对数利差（即利差率）。绝对利差能帮助银行估价净利息收入能否抵销其他开支，估计银行的盈利状况；利差率用于银行估计利差的变化与发展趋势，也用于银行间经营的比较。利差是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而利差的敏感性或波动性，则构成了银行的风险，利差的大小及其变化决定了银行的风险，利差的大小及其变化决定了银行总的风险一收益状况。利差受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和制约，内部因素包括银行资产负债的结构、贷款的质量及偿还期、吸收存款及借入款的成本和偿还期，等等。外部因素指总的经济情况，市场利率水平、区域和全国范围内金融机构的竞争状况，等等。西方银行运用利差的“差异分析法”（即分别分析利率、资产负债总量及其组合对利差的影响程度的方法）分析利率、资产负债总量及其组合对银行利差的影响。具体分析时，首先要假设其中两个因素不变，改变第三个因素，然后观察第三个因素对利差的影响，依此类推。除此之外，利率周期也对利差产生周期性的影响。银行的得率管理就是要根据利率的周期性变化，不断地调整资产风债结构，从而使利差最大化并保持相对稳定。

2.资产负债差额管理法。是指银行管理者根据利率变化预测，积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扩大或缩小利率敏感性差额，从而保证银行收益的稳定或增长。银行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所运用的工具主要是银行在短期内在主动控制权的资产和负债，如联储资金、回购协议、大额定期存单、可变利率放款等。差额管理法诞生于70年代，是目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了广泛的管理利率风险的方法之一。差额管理法分两种：（1）保守型的，即努力使银行的利率敏感性资产和利率敏感性负债的差额接近于零，从而把利率风险降至最低限，保持银行收益的稳定。（2）主动型的，即银行根据利率预测，在利率的周期性变化中积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扩大或缩小利率敏感性差额，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主动型差额管理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利率变化的方向，同时也取决于未来利率的不确定程度。

差额管理法不同于其它的管理方法，它认为决定资产负债内在联系的关键因素是利率，主张把管理的重点放在根据不同利率特点确定的差额上，并根据利率周期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各种利率类型的资产和负债的规模组合，从而使差额管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应变力。从这个角度讲，差额管理可谓是银行经营管理领域内的一场变革。它的难点和缺陷在于：（1）在确定利率敏感性资产和负债的时间标准问题时，银行选取多长时间作为规定利率敏感性的标准，这在银行实际业务经营中十分重要，但也很难确定。（2）银行能否预测利率变化的方向、大小及时间，值得不怀疑。（3）银行能否灵活地调整资产负债结构，这受许多因素（如市场、制度因素等）的限制。①资源的限制，如小的区域性银行，其资金来源有限，因而不具备灵活调节的条件。②差额管理与顾客心理的矛盾。因为银行和顾客对利率预期的心理是完全相反的。③调节差额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如果利率周期短，那么银行就无法改变差额。（4）银行的利率风险与信用风险很难权衡，利率风险的降低可能招致更大的信用风险。（5）差额管理法忽略了利率变化对固定利率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影响。一般认为，利率风险有两方面：一是改变再投资利率，二是改变现有资产负债的价值（价格）。差额管理法只集中分析资金流量的变化，强调了再投资风险，而未注意到利率变化对银行长期固定利率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影响，忽略了利率变化对银行净值（股东产权）的影响，因而具有极大的片面性。（6）差额管理法使得银行成本提高。

综上所述，差额管理法虽非十全十美，但却更接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实际，它能够抓住沟通资产与负债之间联系的关键因素――利率，以部分带动全体，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采取积极有效的经营措施，使差额管理法更富有灵活性、准备性和严密性。

3.资产负债期限管理法。这是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运用的降低利率风险的又一种方法，它期限差额管理和期限搭配法。“期限”是近年来金融市场上对债券保值时常用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一种有价证券的寿命或距到期日（重新订价日）的实际时间，是衡量利率风险的指标――即金融资产的现值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反映。“期限”的概念可用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中，因为银行是信用中介机构，包含了一系列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构成了银行的负债和资产。银行的净值为某资产现值与负债现值之差。由于期限能直接反映市场利率变化对银行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影响程度，同时包括了价格风险和再投资风险，因此，许多专家主张在进行差额管理时，不应以资产负债的到期日作尺度，而应以资产而负债的期限作为标准，此时的差额即期限差额应等于资产的加权平均期限减去负债的加权平均。各处室就是根据预测利率的变化，不断调整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的期限，以期达到理想目标。如当资产期限比负债期限长时，利率上升将导致银行净值下降，此时应缩短银行资产的期限，扩大负债的期限。期限差额管理法的原理类似于利率敏感性差额法，只是两者在具体计算上略有差异。期限差额管理法比利率敏感性差额法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满足顾客的需要。然而，它也遇到利率敏感性差额管理的同样难题。同时，期限差额随市场利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而难以掌握。正因为如此，管理者往往只运用其中的一部分，即期限搭配法来消除一部分利率风险。

期限搭配法又称风险免除法，是金融市场上消除利率风险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是指持有这样一组有价证券，使投资者在持有这组有价证券的时期内，在再投资率和证券价格变化的情况下，投资期满时实际获得的年收益率不低于设计时的预期收益率。即如果这组证券的期限等于持有期，则此组证券就消除了利率风险。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同样可用期限搭配法部分地消除资产负债表中的风险。即令部分存款及资产的期限相等，则此部分资产负表消除了利率风险，从而可以固定住某一特定的资产负债的利差。比如，15年期固定利率抵押放款，若期限为4年，则银行中发行4年期贴水大额定期存单（中间无利息支付）。这样，这部分资产和负债就不受利率变化的影响，为银行管理者进行其他决策创造了方便条件。

期限管理法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把投资负债管理的重点集中在更加广泛的利率风险上，使银行管理者同时注重利率风险的两个方面：再投资风险和价格风险，并能准确估计利率变化对银行资产负债价值及银行净值的影响程度。因此，它比利率敏感性差额管理法在管理利率方面更具有精确性。此外，期限管理法能使不同利率特点的各种金融工具进行比较，从而提供计算上的便利，降低成本。因此，以期限为基础的期限差额管理法确定了资产负债管理的发展趋势。

尽管期限管理法更具优越性，但它也明显地存在许多缺欠，主要表现在：（1）需要银行信息系统提供大量的有关现金流量的数据，预测银行未来所有的现金流量。然而，现金流量信息对大多数银行是有限的，期限差额管理法目前仍不是银行的常规决策。（2）期限概念上的错误同样不容忽视。因为期限的假设前提是：当利率变化时，收益曲线平等移动，在食用风险一定的条件下，不同期限的利率发生同种程度的变化。而研究表明，收益曲线的平行移动是罕见的。收益率及期限的变化，同样影响资产的价格。但是，期限管理法的优越性随着银行信息系统的完善而不断显示出来，使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建立在更加科学、准确的基础上。

经营管理法范文篇7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全体干部职工、用地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农民群众和工矿企业主等为主要宣传教育对象，以《宪法》、《信访条例》、《公务员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国土资源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的教育引导和保障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一学三讲”的主要内容

（一）对全体干部职工重点宣讲的法律法规：《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公务员法》、《劳动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和市地方性法律法规等。

（二）对农村干部、农民重点宣讲的法律法规：《宪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信访条例》等。

（三）对用地单位经营管理人员重点宣讲的法律法规：《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

（四）对各工矿企业主重点宣讲的法律法规：《宪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等。

三、开展“一学三讲”的形式

根据市依法治市办公室的要求，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题的公民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采取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的形式，抓紧抓实，务求实效。

一是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根据全市的统一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把学习法律作为加强机关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注重实际学习效果。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增强法制观念，同时抓好全局的法制宣传教育，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落实、有检查、有总结；充分利用宣传栏，建设机关法制学习资料信息平台，为公务员学法提供有利条件；建设和落实机关公务员学法制度，逐步实现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工作规范化；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把依法行政水平和效果作为工作考核内容；积极开展社会法制宣传，把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管理服务过程中。

二是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下法制宣传教育纳入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开展法制宣传资料、法制信息、法律服务进行乡村活动，切实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加大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和信访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群众保护耕地、依法使用集体土地的意识和依法信访的意识。

三是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促进企业依法用地，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加大节约集约用地标准的宣传，增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识。

四是开展“法律进矿山”活动，深入开展矿产资源国有的宣传，促进矿山企业依法采矿，合理采矿。结合全市矿业秩序整顿，在严厉打击违法采矿、无证采矿和越界采矿等违法行为的同时，加大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宣传，使我市的矿产资源开采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四、开展“一学三讲”主题教育的措施

一是根据市局的统一安排，5月29日—30日参加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人员和基层国土资源所长执法监察培训班。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

二是充分利用“6?25”土地日、“12?4”法制日等有利时机，积极深入基层开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和《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

三是编印国土资源普法宣传手册和折页。将重要的、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印制成册，便于干部群众学习使用。

四是在“6?25”土地日和“7?1”党的生日到来之际，在全市国土资源系统内开展演讲比赛，寓普法于文艺娱乐中，使普法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把“一学三讲”主题教育活动引向深入。

经营管理法范文篇8

关键词：目标成本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影响因素；优化途径

成本是保证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成本和生产产生利润则是企业发展的主要目标。现有的大部分企业在发展、生产及经营过程中从以前的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转变为注重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而这就意味着必须加大对企业成本及经济的管理，从长远发展的战略角度对现有企业内经济进行控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决策意见，保证利用现有资源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在众多企业经济管理方法中，大多数企业优先选择目标成本管理法。

一、目标成本管理法的基本概念

从广义上说，目标成本管理是某企业对其工程设定的经济活动的计划，并且需要在一定期限内投入成本而实现的计划。在实际的操作中，相关企业会以市场价减去利润来计算工程的目标成本，对工程的目标成本进行严格的控制以此来实现工程的高效益。

二、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目标成本管理法作用产生影响的因素

1.企业对目标成本管理的认识不够，管理方式单一

首先，部分企业虽然在意识上明确目标成本管理法在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能够起到的作用，以及该方法对于企业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但在概念理解及掌握方面却有所欠缺，认为该方法只适用于企业管理层人员，在经济决策、控制等方面与企业其他工作人员、生产工序无关，因此在管理过程中无法利用该方法有效对成本等加以控制，反而使其内部经济管理工作出现混乱，导致该方法失去了原有作用；其次，使用该方法对企业内部经济成本进行管理时，要求企业内部所有生产、经营部门等共同参与到成本管理中，但由于部分企业内部现有能源产品较为单一，其财务管理人员并未对企业成本各项有深入的了解，导致企业在产品生产时并未得到有效的成本控制，对企业自身经济及发展方向产生制约和误导。

2.成本控制管理过程中的严密性较低

传统的成本管理过程中需要由上级领导根据企业发展形式提出的决策来确定，而现有目标成本管理在运用过程中需要通过对企业内部各个部门进行分析，并根据企业成本经济现状和企业未来发展趋势，由各个部门共同参与，通过全面控制成本达到提升成本控制、管理水平的目的，而在整个环节中不仅需要有决策者的决策意见，更要求整个管理过程具有较高严密性，但目前部分企业在部门的控制、协作等方面存在漏洞，导致该方法在运用过程中的严密度降低，反而对成本管理工作的开展及落实产生阻碍。

三、优化企业经营管理中目标成本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1.深化相关人员对目标成本管理法的认识程度

第一，要求企业内部管理者通过继续教育、自学等方式充分掌握目标成本管理的基本概念以及该方法对企业发展、成本控制的重要作用，提升自身对目标成本管理的理解程度，并意识到对企业成本经济加以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性，并找出合理运用该方法的技巧，确保能够做好企业经济成本管理的前提工作；第二，要求企业管理者及上级领导人员在企业内部树立榜样，以身作则地向所有员工展示出成本管理、控制对企业未来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使员工能够从中了解到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目标成本管理中，保证该方法的有效应用，提升企业经济管理水平。

2.完善、转变企业现有管理方式

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方式无法满足目标成本管理方法，因此，想要充分发挥该方法的作用和价值，就必须对企业内部经济管理方式进行转变和完善，同时加入创新性理念和管理手段，保证目标成本管理法对企业经济管理及控制的有效性，为此，企业应做到两方面：一、对企业内部生产等部门的管理制度进行完善、补充，将所有人员在生产、经营中的责任明确化，提升员工自我意识的同时利用制度促使员工主动参与到成本管理中；二、在企业内部构建相关网络平台，利用平台对最新成本数据加以收集，保证企业能够第一时间对市场中的能源产品价格等进行全面掌握，加大成本控制及管理力度，保证将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同时确保企业符合市场需求，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3.提升目标成本管理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严密性

首先，要求企业内管理人员与其他部门共同协作，保证在完成各自工作的同时共同对企业成本加以控制，保证成本控制及管理有效性的同时提升企业成本控制的整体严密性，保证在进行目标成本管理时能够对所有部门加以控制，提升成本管理方法的全面性；其次，严格控制企业内部所有环节，从采购、生产到销售过程，全部利用目标成本管理控制法对其成本加以控制，并在控制过程中对控制内容、流程及成本管理结果等进行全面记录，最后，对控制结果审核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管理方法加以调整，全面提升企业成本管理及控制的严密性.

结语

经过对目标成本管理法在实际的使用中，我们能够发现，目标成本管理使企业经济管理具有科学性。企业经济管理中对管理工作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进行管理工作中要除旧革新，在对转变工作的实际运行中，要及时地完善企业相关的管理体系，借此来提高企业相关工作的实际效益。

参考文献：

[1]王琴.目标成本管理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5(02)

经营管理法范文篇9

关键词：公共交通；安全责任事故；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量刑反制定罪

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是指特种运输车辆、船舶等大型交通工具在运输过程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所造成的交通事故。此类事故通常同时违反安全生产管理法规，实践中往往定性为安全责任事故，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与其他交通事故相比，公共交通领域内的安全责任事故具有犯罪主体特殊、所涉领域复合和侵犯多重法益等特征，故其刑法定性更为复杂。最高人民检察院第25批指导性案例中的检例第97号夏某某等重大责任事故案聚焦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的刑法定性，梳理了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的界限，对于厘清刑法打击范围、确定刑罚裁量尺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当前裁判思路检视

对犯罪行为的准确定性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法律效果的首要前提。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本身适用罪名较为模糊，加之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更易受到舆论关注。司法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往往选择以刑法手段助推社会问题治理，普遍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性公共交通领域内的安全责任事故，这不仅与立法原意不符，同时也有违刑事司法裁判规律。

（一）法条适用过度扩张

第一，犯罪主体适用的扩张。《刑法修正案（六）》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从特殊主体变成一般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犯此罪。在当前司法实践中，重大责任事故罪犯罪主体的外延不断扩大，突破了要求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限制，只要行为人与生产、作业活动有关联即可构成本罪。如张某等重大责任事故案中，张某仅是营运客车的雇佣方，但在事故发生后也被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该案中，法院认为张某对车辆安全性能未尽检查义务、未制定任何安全防范措施、雇佣非法营运车辆开展旅游业务，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1］由此可以看出，法院认为张某是从事生产、作业的人。但事实上张某并不参与车辆操控和行驶安排，且与车辆实际控制人、车辆驾驶员等人之间也仅是雇佣关系，并不具有指挥、管理的职能。因此，张某虽然与车辆运输作业有关联，但并不是从事生产、作业的人，不应当成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张某案充分反映出办案人员没有充分考虑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构成要件的特殊性。相反，对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而言，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明确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适用主体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正是由于这种认识反差，导致两罪在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的处理上存在适用争议。第二，“生产、作业”含义的扩张。在公共交通运输领域，从事营运业务的车辆、船舶等所实施的运输活动能否理解为生产、作业活动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过度认定的现象。运输活动是交通营运业务的主要作业方式，正在承担运输业务的车辆自然属于“正在作业”的范畴，但并没有承担运输任务却仍在公共交通领域行驶的车辆能否认定属于“正在作业”？此外，为开展运输业务而实施的准备行为和事后行为，如装货、卸货等过程是否属于“正在作业”？上述问题均存在较大争议，但过度阐释“生产、作业”的含义是目前应对此类问题的普遍做法。本文认为，认定是否属于“生产、作业”应当与生产单位的核心业务相关联，对于营运企业来讲，运输是最核心的业务活动，因而只有正在行驶且产生经济效益的运输活动才能理解为“生产、作业”。至于活动准备阶段或生产作业停顿阶段都不应当认定为生产、作业的过程。［2］

（二）打击范围不当扩大

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性公共交通领域内的安全责任事故可能会导致处罚范围不当扩大。一旦将公共交通领域内的安全责任事故定性为重大责任事故，通常会追究数人的刑事责任，同时还会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行政责任。比如，实践中货车、特种运输车辆往往挂靠登记管理，如果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车辆挂靠公司及该公司的负责人、股东以及负责安全监督、管理职能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刑法打击范围过度扩大不仅不利于案件处理，也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风险。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多人的刑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相违背。通说观点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可以是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对注意义务的违反也可能存在“明知故犯”心态的情形，但不能因此认为是故意犯罪。［3］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成立共同犯罪必须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观方面是过失，因而不可能成立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共同犯罪，那么当前司法实践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数人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只能是根据每个人所犯罪行定罪处罚。但问题在于，虽然导致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的原因是多发的，但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实行行为却是唯一的，部分案件中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并不是直接实施实行行为的人，那么其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就需要独立论证，而不能依赖于直接实施实行行为的人，也即正在生产、作业的人，否则就违背了共同犯罪的规定。如前述张某等重大责任事故案中，张某等人实施的是雇佣行为，车辆实际控制人师某和驾驶员王某是车辆营运作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实施人，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车辆制动力不足，而车辆的年审和检查工作应当是由师某和王某负责，因而张某并没有直接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也没有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等注意义务，就其自身所实施的行为来看，不成立重大责任事故罪。如果对张某行为的定性依赖于对师某、王某等人行为的定性，那么实质上就将其视为了师某、王某等人的共犯，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

二、当前裁判思路的成因分析

司法实践中扩张认定的裁判思路本质上体现了量刑反制定罪的思维模式。量刑反制定罪是指刑事司法人员预先决定其所希望的处罚结果，最终采取一种宣称根据有效法律规则及其正当解释所做的处罚方式。［4］在结果导向思维的作用下，司法人员首先基于直觉或经验，确定案件的裁判结果，而后再按照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进行逻辑上的证成，其既包括罪名确定层面的结果导向，也包括刑罚确定层面的结果导向。［5］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的社会关注度高，并且在司法机关介入处理前还有行政机关组织的事故责任调查和行政责任追究，故司法人员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自然会首先考虑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加之行政机关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不仅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而且还为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提出了建议，由此导致司法人员更易先入为主，参考行政机关在事故调查报告中的结论确定罪名和处理范围。虽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与交通肇事罪的前两档法定刑相同，但因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涉案人员更多，通常包含从事生产、作业的一线人员、投资人、控股人、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的人员，因而从处理人员的范围看，重大责任事故罪相较于交通肇事罪更为严格。因此在量刑反制定罪的思维模式下，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便成为首要选择。基于功利动因而提出的量刑反制定罪的观点，表面上是对刑事司法基本规律的背离，根本上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理论的颠覆，其对刑事法治构建的负效应不可估量。［6］量刑幅度和处罚范围仅是对案件定性的一种参考。在办理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这类刑法性质较模糊的案件时不能一律唯结果论，最根本的还是应当重视案件的客观事实，严格在罪刑法定的框架下适用法律条文。

三、厘定罪名适用标准：判断违反注意义务的属性

对于公共交通领域内的安全责任事故是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还是构成交通肇事罪，检例第97号提供了认定标准，即综合考虑所实施的行为违反的主要是交通运输法规还是其他安全管理法规，强调应通过判断所违反的注意义务的属性来确定适用的罪名。我国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均采用了空白罪状的描述方法，指明了两罪违反的注意义务的属性差异。重大责任事故罪要求行为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交通肇事罪要求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行为人违反行政法规的属性对于其犯罪行为的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重大责任事故罪违反的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是指保障生产、作业安全有关的劳动纪律、操作规程和劳动保护法规，如安全生产法、劳动法、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对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7］交通肇事罪违反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指保障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的法律法规，如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运输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之所以设定前置性注意义务，主要基于二者均是业务过失类犯罪，法律推定从事该业务的人员应当知晓该行业的相关管理规范，因而行为人一旦违反有关管理规范造成重大事故就具备了刑法的可责性，如果行为人并不是该行业从业人员或专业人员，那么就只能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行为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注意义务的属性是行为定性的直接标准和形式标准。公共交通领域从事运输营运业务的企业，其所实施的运输活动既是生产、作业行为又是交通运输行为，因此判断其行为所违反注意义务的属性时会产生混淆。检例第97号指出交通运输法规同时亦属于交通运输组织的“安全管理的规定”，行为人既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也违反其他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由于该类运输活动主要是一种生产经营活动，并非单纯的交通运输行为，为全面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一般可按照重大责任事故罪认定。这表明检例第97号认为当行为人的行为同时违反上述两类法律规范时，应将其认定为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检例第97号明确的这一原则充分考虑到了运输行业的特殊性，为司法实务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司法机关在适用该原则时要正确领会检例的原则精神，并结合实际准确适用。第一，检例第97号并没有完全排除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的可能。检例第97号指出交通运输活动的负责人、投资人等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造成重大事故发生的，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驾驶人员等一线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事故发生的，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由此可见，检例第97号通过区分责任主体来说明存在以交通肇事罪定性此类事故的可能。从保护法益的角度看，交通肇事罪侧重保护交通运输领域的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罪侧重保护生产、作业的安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的交通安全应当是交通肇事罪重点保护的内容。虽然对于从事营运业务的企业而言，其在公共交通领域实施的运输行为是作业活动，但相较于公共交通管理秩序和安全这一公共法益而言，其实施的运输行为与其他在公共交通领域实施的运输行为并无差异，一旦发生事故，都会直接导致公共交通秩序和安全这一公共法益减损。第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一般性、通常性的规定应当谨慎认定为营运企业的“安全管理规定”。从法律规范的属性上看，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不能作为从事营运业务企业的“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和安全生产管理法规是两类规定不同客体的法律规范体系，其本质属性不能混同。在公共交通领域从事营运业务的企业既需要遵守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又需要遵守安全生产管理法规，但不能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视为其“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而改变罪名，尤其是当行为人仅违反交通运输法规中的一般性注意义务时。检例第97号中关于驾驶人员等一线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法规造成事故发生的，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意见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第三，当行为人同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和安全生产管理法规时，应当结合因果关系程度加以判断。从因果关系的强弱程度上看，虽然行为人的数个行为同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和安全生产管理法规，但不同行为对事故发生的加功作用不尽相同，在多因一果的关系中，应当区分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假如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驾驶人员实施了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驾驶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则倾向以交通肇事罪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如果是监管人员存在监管疏漏、安全生产保障疏漏或驾驶人员没有完成安全作业的特殊规定动作导致事故发生，那么则倾向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综上，判断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属性，首先需要明确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找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然后根据事故的主要原因查明行为人违反的相关法律规范，据此确定罪名。需要注意的是，在查找事故发生的原因时不宜过度延伸因果关系链条，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核心是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是危害结果产生的原因需考虑该行为是否具有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是否能合规律地产生危害结果，不能盲目地将所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条件行为均视为原因行为。

四、厘定制裁范围标准：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能力

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往往涉案人员较多，因此确定刑事责任人员范围是处理此类事故的重要工作。检例第97号指出确定行为人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主要考察两点，即行为人是否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和是否对交通运输活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前者比较容易认定，而监督管理职责的认定则缺乏具体标准。结合检例第97号所确定的原则以及实践中车辆、船舶等运输企业的经营现状，笔者认为对于行为人是否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判断应当分类讨论。

（一）共同出资经营类型

在多人共同出资经营的类型中，召集人、经营者、实际控制人均是对交通运输活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如果仅是投资而未实际参与涉案车辆或船舶经营管理的人，则不应当认定其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由于管理者和监督者在事故的发生中承担的是管理过失与监督过失，均是不作为犯罪，因而实践中存在追究未参与涉案车辆、船舶经营管理的股东或合伙人刑事责任的情况。管理过失是指由于管理人所掌控的物资设备、机构、人员和体制等方面的不完备本身与结果发生有直接联系的直接过失。［8］监督过失是指处在监督、指挥直接行为人立场上的人怠于行使防止该过失发生的义务，是对人不适当的指挥、监督而构成的过失。［9］也就是说，成立管理过失或监督过失前提是行为人应当具有管理、监督的职责，未参与涉案车辆、船舶经营管理的股东或投资人本身并不负有管理、监督的职责，自然也不存在监督和管理的过失。因而检例第97号明确了只有实际参与对涉案车辆、船舶的经营管理活动的行为人才具有监督管理职责。比如在该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仅对左某某、段某某、夏英某等直接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股东提起公诉，而未追究伍某某等其他未参与经营管理或者仅负责“X号”外其他联营船舶经营管理股东的刑事责任。

（二）挂靠经营类型

在涉案车辆、船舶以挂靠方式开展经营的类型中，挂靠公司应当承担监督、管理的职责。车辆、船舶挂靠经营是指没有交通运输经营资质的行为人为从事交通运输经营活动，借用交通运输经营资质，规避相关管理法规，从事交通运输的行为。［10］挂靠经营行为是一种非法行为，交通运输部制发的《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中明文禁止挂靠经营，但由于我国水路运输和道路货物运输的准入标准较高，个体符合要求的难度较大，因而通过挂靠有交通运输资质的企业获得准入资格成为最便捷的方式，实践中车辆、船舶挂靠经营的现象屡禁不止。挂靠经营的模式主要有形式挂靠和实质挂靠两种，前者是指挂靠者以被挂靠者的名义从事交通运输活动，并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但被挂靠者不提供管理和服务；后者与前者的区别主要是挂靠者要接受被挂靠者的监督和管理。挂靠经营的弊端十分明显，“挂而不管”现象较为普遍，目前尚缺乏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规制，对于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分配更是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研究。当前司法实务中审理挂靠车辆、船舶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时，通常忽略挂靠事实的认定，即无论挂靠的类型如何，均将被挂靠者视为涉案车辆、船舶的生产经营单位，被挂靠者对挂靠者的车辆、船舶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但交通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均是个人犯罪，不是单位犯罪，因而司法机关需要明确被挂靠公司中具体负责涉案车辆、船舶管理监督的人员。有的案件司法机关仅追究挂靠公司实际负责人的刑事责任，有的案件还同时追究了挂靠公司内部承担安全管理职责的公司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如果挂靠企业内部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那么承担具体监督、管理职责的应为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负责人或安全生产管理员。但如果挂靠企业经营不规范，仅在名义上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实际上该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管理人员并不具备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条件和可能。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实质审查，注意区分责任，对实际并不具备履责可能的行为人谨慎认定，做到情理法相互融通。

五、结语

经营管理法范文篇10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管理既是手段,也是灵魂。一个成功的企业必然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在激烈竞争的市场大潮中,企业之间拼的是实力,也拼的是管理,谁能遵循和坚持科学的管理,谁就能昂然屹立经济的潮头,并潇洒地搏击风浪。就如何加强企业管理,特别是煤炭企业管理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一、创新经营管理

新形势下,企业要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实现发展壮大的目标,就必须摒弃传统的管理模式,实施经营管理的创新。对于煤炭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特点,寻求一条符合实际的经营管理策略。大力推行“四三一”的经营管理模式对煤炭企业很有必要。即抓住煤质、营销、成本控制、资金运营“四个关键”,形成以企管处(科)为中心的成本控制,以财务处(科)为中心的资金运营,以煤质处(科)为中心的煤质管理“三个体系”,建立成本、利润预测、预警制度,形成以目标责任制为基础的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考核的“一个机制”,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始终做到管理严细化、控制精确化、考核钢性化。这种管理模式对提高煤炭企业经济效益作用很大。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公司自破产重组以来,借鉴这种管理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五大管理体系”(质量保证、成本控制、技术管理、考核监督、人力资源),通过实际运行,效果非常明显,由破产前不足百万吨的产量飞跃至300万吨,经济秩序也步入了良性的发展轨道。

在煤炭企业管理中,大力推行“零缺陷管理法”,对堵塞企业内部管理漏洞也有显著成效。实施“零缺陷管理法”必须遵循认识到位、职责到位、奖惩到位、整改到位的“四到位原则”,进一步明确各单位、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工作标准和工作要求,完善各种规章制度、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并很好地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同时,组织干部职工立足本职、本岗、本工序实际,针对管理、生产、设备、科技、成本、质量、安全等各个环节,坚持查找、整改、再查找、再整改的管理要求,来达到向严细管理和精细管理的迈进。

二、加强人才管理

人才是人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企业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分广义的人才和狭义的人才,对于企业来说,只要为我所用,便是人才。如果人才不能进行合理使用,不仅会浪费人力资源,而且会影响经济效益的提升。在当前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都非常重视人才的管理,它们使用一种叫做“抽屉式”的管理法。“抽屉式”管理是一种通俗形象的管理术语,指在每个管理人员和员工办公桌的抽屉里,都有一个明确的职务工作规范。在管理中,既不能有职无权,也不能有责无权,更不能有权无责,必须做到职、责、权、利相结合。进行“抽屉式”管理,能理顺企业内部各个职务的主要责任、权力、利益,明确员工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同时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员工培养,以达成人与事的合理配合。最近几年,我国香港特区的大中型企业也都普遍实行“抽屉式”管理,使企业上下左右分工明确职责权限清晰,不仅合理配置和使用了人才,而且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

煤炭企业也可以借鉴、推行“抽屉式”管理法,但在进行“抽屉式”管理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步骤:一是组建一个人才档案库,对各类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登记造册;二是建立一个由企业各部门组成的职务分析小组,聘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时严格按步骤操作,尽量做到职能相符、人尽其才;三是正确处理好企业内部职权与分析关系,并围绕企业的总体目标,层层分解,逐步落实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范围;四是认真编写“职务说明”和“职务规则”,制定出对每个职务工作的要求准则;五是必须建立与“抽屉式”管理相配套的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

三、注重文化管理

如果把经营管理看作是企业管理的“硬管理”,那么“文化管理”就是“软管理”了,但千万不要轻视文化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纵观国内外成功的企业,其成功的背后都有鲜明个性的企业文化来支撑。企业管理的实践告诉我们,如果不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企业无明确的经营理念和目标,员工缺乏理想信念,那这个企业就会逐步退出市场竞争的行列,就会被发展的社会所淘汰。

煤炭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注重文化管理,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这是提高企业生产力、培育核心竞争力、激发员工创造力、最终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重要保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一是要培育和塑造具有凝聚力的核心价值观,即企业精神。大同煤矿集团10多年来把“勇于奉献、争创一流”作为企业精神在全体员工中倡导发扬,为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勇于奉献”充分体现了大同煤矿的社会责任感,“争创一流”则反映了大同煤矿永不懈耽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