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论文十篇

货币制度论文篇1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宇燕：《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3-4期。

货币制度论文篇2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对货币兑换、国际收支的安排、调节等所确定的原则，以及为此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主要内容有：各国货币比价的确定依据，包括比价的市场波动界限、调整幅度；各国货币和可兑换性，对国际支付所采取的措施；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和供应方式；国际金融事务的协调、磋商和有关管理工作；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包括逆差和顺差国所承担的责任。

自二战后至今，共建立了两个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是1944年建立的。该体系对于二战后国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进入60年代后期，其矛盾开始暴露，金融危机开始产生，到了70年代已是危机四伏，于是牙买加体系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最终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度，虽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该体系克服了其矛盾和问题，但也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例如，自从浮动汇率实行后，西方外汇市场货币汇价波动频繁，价格起伏不断，股票证券行市不稳，1974—1975年和1982年曾出现西方银行倒闭风潮，1989年出现震惊世界的“黑色星期一”。因此，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讨论的热点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美元充当国际货币，发挥国际货币和职能，同时，由于美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兑换黄金，故也是一种金汇兑本位。美国承担各国政府或其中央银行按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会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是固定的，其汇率由货币含金量来决定，波幅不超过1%。在成员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时，可以申请升值或贬值，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进行调整。在这一制度下，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节；二是通过汇率调节。但这两个方法都有很难采用。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持外部平衡主要通过牺牲内部平衡来实现。该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美元和其他货币的不平等地位，而这种不平等地位又要靠所有成员国来维持。美国的国际地位一旦稍有变动，这个体系便会出现很多矛盾而难以维持。

50年代至60年代上半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良好，汇率很少有波动，尤其是是美元、英镑、法郎、马克及日元，这些主要货币的汇率比较稳定。各国考虑到政治及经济代价，以及货币之间的依赖性，都把汇率调整作为万不得已的最后调节手段。例如1964年英国在面临严重国际收支逆差的情况下，采取的是内部调节手段，即紧缩政策。然而美元危机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解决的问题。1950—197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除1957年以外一直是逆差，而另一方面，外因持有美元资产持续增加，这样，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给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持续增加的额外的清偿能力，从而损害了人们对美元汇率稳定性的信心。因此在进入70年代以后，美元一再贬值，各国货币纷纷浮动。欧共体联合浮动，日元单独浮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或盯住美元，或盯住英镑、法郎，或盯住特加紧提款权而浮动。国际货币制度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牙买加体系。

牙买加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2年7月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研究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由11个主要工业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委员会于1974的6月提出一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纲要”，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地支调节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为以后的货币改革奠定了基础。1976年1月在牙买加的首都有金斯敦举行会议，讨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条款，经过激烈的争论，签定了箸名的牙买加协定。牙买加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基金份额；成员国可暂时自行决定汇率制度；废除黄金官价，使特别提款权逐步代替黄金作为主要储备资产；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牙买加体系的主要特征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广泛实行，这使各国政府有了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即汇率变动手段；各国采取不同的浮动形式，欧共体实质上是联合浮动，日元是单独浮动，还有众多的国家是盯住浮动，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复杂而难以控制；各国央行对汇率实行干预制度；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资历产和记帐单位的作用大大加强；美元仍然是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而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大大削减，各国货币价值也基本上与黄金脱钩。

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金融危机是偶然的、局部的，那么，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金融危机就成为经常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1973年浮动汇率普遍实行后，西方外汇市场货币汇价的波动、金价的起伏经常发生，小危机不断，大危机时有发生。1978年10月，美元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汇价跌至历史最低点，引起整个西方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这就是著名的1977年—1978年西方货币危机。

由于金本位与金汇兑本位制的瓦解，信用货币无论在种类上、金额上都大大增加。信用货币占西方各通货流通量的90%以上，各种形式的支票、支付凭证、信用卡等到种类繁多，现金在某些国家的通货中只占百分之几。货币供应量和存放款的增长大大高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而且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信用的依赖越来越深。总之，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健全的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目前，世界运行的国际货币制度主要有这样一些特征：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普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区域性的货币集团纷纷建立。

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资产的重要组成部份，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属于美元区，因此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但西德马克、法国法郎、瑞士法郎和日元也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而且它们的作用还在不断加强；黄金的作用还没有消失，仍然是重要的储备资产之一。这种多元化的储备资产结构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因为软通货和硬通货经常发生变化，外汇储备就不断比一种货币转向另一种货币，从而造成外汇市场的动荡。

尽管不少人怀念固定汇率制度，国际基金组织也规定，只要有全体会员国的85%同意，就可以回到固定汇率制，但由于目前各国通货膨胀率不同，国际收支严重失调，大量国际游资移动等因素的影响，真下稳定汇率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预测目前这种管理浮动汇率有长期化趋势。

战后的国际金融关系，一方面是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另一方面是合作日益兴旺发达。在货币领域，不但表现为货币危机频繁暴发，也表现为货币集团纷纷建立。1979年3月，由欧共体成员国组成的欧洲货币体系正式成立，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式也十分迅速。1993年11月，欧共体12国两年前在马斯特里赫特城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生效，宣布经济货币联盟将按规定日期于1994年1月进入第二阶段，即创建欧洲中央银行的雏形，欧洲货币机构，并最迟于1999年进入第三阶段即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共体成员国已通过取消外汇管制，加强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一致，如期进入第二阶段。此外，非洲、中东、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从60年代开始也积极推进经济一体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近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经济一体化也在加紧建设。

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之前，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属于美元圈，皆以不同的形式采取钉住“通货蓝”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所谓钉住特定货“通货蓝”汇率制是指事先选定一个世界性储备货币，确定本国货币与该选定货币的一个固定汇率和一个合适的比较小浮动范围，然后盯住该选定货币，让本国货币在规定的小浮动范围内“随之沉浮”。比如泰国和香港系采用钉住美元联系汇率制度，印尼、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等国名义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但央行进行高度干预实际上采用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但当美元在全世界泛滥的时候也可能淹没这些国家自己的经济。因为这个地区的中央银行无力制止这个进程，要想保持他们自己货币同美元的比值，他们必须继续收购美元。东南亚各国家货币为什么会与美元挂钩，据说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指示进行和尾随的。

1997年七国首脑会议关注全球金融市场问题

1997年6月21日在美国丹佛市的公共图书馆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首脑就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所面临的全球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各国领导人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会后发表了题为《面对全球经济和金融挑战》的声明。声明认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各国也在经济金融和其他方面面临着挑战。声明特别强调要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立法，以保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七国首脑还批准了七国财长就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向首脑会议提出的最后报告。这份报告回顾了里昂会议以来在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报告要求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在监管活动和信息分享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在丹佛高峰会议召开前一个多星期，就金融全球化发展及全球金融稳定问题在美国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发表了演讲。萨默斯在演讲中充分阐述了世界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金融市场的惊人发展，加大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全球金融的动荡及其传染速度都在加剧。

萨默斯的演讲反映了美国经济金融界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忧虑。丹佛首脑会议在21日发表的经济金融声明和批准的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最后报告同样反映了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警惕和担忧。萨默斯的演讲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洞悉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全球金融一体化方面的基本立场以及深层次渊源。

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增强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反过来，金融贸易投资的国际流动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在全球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时，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和向外资的能力得到加强。

国际间的直接投资20年来从微不足道的250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3500亿美元。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最近发表的统计资料明显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199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呈现跨国资本投资双向交叉发展。同年发展中国家输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为2080亿美元，实际金额为1290亿美元，比一年发展中国家实际吸收外国资本直接投资增长30%。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投资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接受者，在外国的投资也呈持续增长趋势，这一数字1996年达到510亿美元，占同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5%，比上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增长近35%。

迅速成长的全球金融市场

在过去的15年里，国际金融市场有了惊人发展。金融管制的解除及其金融业务的融合，新的信息传输技术的发明，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这一切使全球成为一个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资本流量每日超过1万亿。资本的流动速度和金融市场的价格传播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市场也更加一体化和复杂化。一些金融产品如金融期货、期权、利率、货币掉期在金融市场中变得愈来愈重要，已成为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一条牢固的链条。多数金融市场中的大金融机构都以全球业务为基础。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界已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全球是一个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投资者、融资者和金融机构参加到这个金融市场中来。

新兴金融市场的惊人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去年2500多亿美元的私人资本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方式流入了新兴市场，而1986年这个数字才250亿美元。不久以前，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私人资本流向这些新兴经济地区的流动量已超过官方资本流向该地区的流动量。

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国家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加。就在过去的两年里，有31个国家第一次叩开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门，从而使56个国家在最近第一次进入了国际金融市场。在整个新兴金融市场中，公共企业、私人企业甚至国家公共机构也能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融合和制度创新为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利益，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机会，促进了新兴国家经济的发展，投资者能够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机会，金融创新分散了投资风险，同时也使贸易活动和金融机构能更好地平衡资金往来。

对国内而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业务的交叉能够创造经济改革的良好环境，增加投资者和融资者进入金融市场的机会，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从而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反过来又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新的国际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挑战

然而，新的国际金融环境并不是没有风险的。正如ROBERTMERTON所言，金融全球化似乎有点象高速公路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一样——人们可以在这里更自由更快地奔驰，但交通事故也许会更多更糟。新的国际金融环境面临着新的挑战：

根据IMF的报告，在过去的15年里，三分之二的成员国的银行体系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美国为解决储蓄和贷款危机所需GDP的3%到智利所需GDP的30%，财政成本表明，银行危机正消耗着巨额国内资源。日本巨额银行呆帐正侵蚀着它的财政资源，它也是影响日本国内经济世界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余悸至今在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余魂不散。泰国泰铢危机以及对东南亚金融市场的传染正危及着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

“害群之马”已使许多金融机构毁在他们的手里，道德风险正成为危害全球金融业稳定发展的大敌。

加强全球金融监管：一个来自美国的声音

“华盛顿正期待着丹佛七国首脑会议通过一系列的决议来加强全球的金融稳定。”劳伦斯·萨默斯6月12日在国际经济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致力于建立稳定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94年克林顿总统在那不勒斯七国高峰会议上提交的一份计划，他要求各国政府承担起一项广泛的改革，以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

萨默斯在演讲中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作了论述，他特别强调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金融市场的传染所带来对的危害，甚至把这一危害的严重性提高到关系社会安定和政局稳定的高度上来。他说，“最令人关心的事情是系统风险——即当一个金融机构倒闭或者某一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崩溃时，它必然会传染给健康的金融机构或别的国家的金融市场，从而给整个国家的金融秩序和世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危害。”萨默斯强调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的后果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国家政治的稳定，甚至对维系民主社会所必须的必要条件产生至关重要的不良影响。”

萨默斯在演讲中对未来全球金融监管网络，提出了美国人的看法。他认为全球金融网络的建设要以信息传输网络为基础，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国际金融组织要进一步促进信息流动，达到信息共享目的。全球金融监管网络要以增强国家监管组织和国际监管组织的监管能力为手段，达到有效监管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目的。萨默斯特别提到要增强对衍生金融工具和外汇结算风险的信息报告制度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萨默斯说，在丹佛会议，七国首脑们将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构筑全球金融信息网络，这一网络至少要达到下列四个目的：（1）以此来提高国家管理当局监管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的监管能力，（2）为全球金融管理机构建立一套监管原则做出贡献，（3）为改善衍生金融工具的汇报和监管制度创造条件，（4）为减少国际外汇交易结算风险创造条件。

萨默斯的演讲肯定了美国在构筑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贡献，并强调要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丹佛高峰金融会议对全球金融业来说是一次重要的金融会议，因为高效有力的金融秩序对于经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萨默斯说，“利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和其它国际金融组织，美国在最近的一些年里为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减少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起了领导作用。丹佛高峰会议将是沿着这一道路继续前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萨默斯指出，1996年超过25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入了新兴市场，而1986年这个数字只有250亿美元。“这一新兴的金融市场环境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萨默斯说，“这就象汽车在高速公路奔驰，人们在这里可以更快地行驶，获得更多的机会。但一旦发生车祸，情况也许更糟。”

萨默斯指出，丹佛经济会议是为人类进入21世纪建立经济新秩序而做的多年努力的结果的一部分。在这个新的经济秩序里，贸易、投资、资本、信息和知识产权都将更自由地流动，以使它们更有效地创造财富。这个经济新秩序包括所有国家。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将为美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全球扩张战略提供广泛的机会，从而也会促进美国国内经济保持持续繁荣。

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萨默斯在演讲中强调一个稳定而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是必要的。他指出，建立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健有力、富有弹性和充满活力。丹佛首脑会议将会通过一系列的重要决议来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货币制度论文篇3

货币供给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这一目标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维持货币量的供求平衡，这是货币政策的基础；二是用货币量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这才是货币政策关注的核心。然而，这二者间的关系既相依，又相抵。前者只需要将货币供给控制在货币需求的水平上，即设定货币量为其需求关系所内生确定的，下文称“设定一”；后者则需要有意识地操纵货币量偏离其需求水平，以实现某种调控目标，即设定货币量具有独立于其需求关系之能动性，下文称“设定二”。这两层含义之相依与相抵之处，可以从货币需求关系的实证中揭示出来。货币需求关系的实证研究便是本文的主旨②。

粗览国内学界对货币需求的讨论，发现不少人认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关系自改革以来不仅发生了显著变动，而且失去了稳定性。这种观点的基础实据是：改革以来的真实货币增长较持续和显著地高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相应地，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减慢；另外，货币增长速度对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都呈现出正向的前导作用。自此而推出：改革以来的货币量具有显著独立于需求关系的能动性。这一推论显然是对设定二的肯定。

本文首先通过较细致的数据分析，考察上述实据的可信度。然后，用计量模型分析结果，将上述实据的薄弱之处归因于实据背后的货币数量论与我国转轨经济的不相适用。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旦将特有的制度因素考虑进货币需求关系，我国的货币需求便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③。这意味着，从长期看，货币量是受需求关系所支配的；即便从短期看，用货币量的超需求供给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自由度也不大。

一、分析前提

在进入实证分析之前，让我们来澄清以下四点：

1．货币政策的界定。这涉及到我们对货币需求关系的界定。具体地，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分五项：（易纲，1996）中央银行对专业及商业银行的贷款，准备金比率，利率及贴现率，备付金率，以及限制贷款总量的存贷比要求。本文将含这五项的货币政策称为广义货币政策，而将仅含前三项的货币政策称为狭义货币政策。鉴于区别广义与狭义的后两项货币政策本质上代表着国有经济部门在计划机制的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需求行为，本文将由这种行为引致的货币量变动视为货币需求的变动。换句话说，本文把广义货币政策中政府代表国有的行为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分离开来，仅将后者（即狭义的货币政策）视为货币政策。

2．实证分析的尺度。从对假说的证伪要求看，通用的数据列举方式往往过于粗糙、分辨率低。这里，我们主要规定两种尺度：一是划定肯定理论成立的实据须与数据关系中参数的稳定性（即时不变性）相对应；二是规定理论假定的基本关系一般仅与数据信息中的长期部分相对应。前一规定将理论隐含的性表述为可测信息；后一规定则力图根据理论隐含的抽象长期均衡将数据信息分离成长期与短期部分。后一规定对我们讨论货币政策的短期与长期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3．货币指标的选择问题。在M0、M1和M2三个通用指标中，本文从统计指标的匹配程度出发，选用M1作货币指标。不采用M2的主要理由是，M2包含的货币存量部分，与国民总产值这类代表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不相匹配。通常，存量与流量之比例时序总是时变的，但这并不反映理论隐含的规律性。M0曾一直是我国主要的货币指标，而且直至九十年代初期，M0一直与M1呈线性同步增长。但近些年来，两者间的差距日趋显著。这反映着活期转帐业务相对于现金业务的迅速增长，即货币总流量中现金比例的迅速下降。这一现象是符合银行业迅速的客观现实的。因此，M1与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之匹配程度最好。

4．实证推断所忽略的情况。为简化问题，本文在计量模型结果基础上对上述两个设定做推断时，忽略了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是货币政策实施时含系统失误的可能性；二是数据指标统计时含系统误差的可能性。

最后提及一下，本节所用的数据为季度指标，样本期为1978年1季度至1997年1季度。数据指标的定义及技术处理详见附录。

二、数据现象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改革是否改变了货币需求关系？或者货币需求是否受到了结构性冲击？对这类问题持肯定态度的实据通常是基于货币数量论的：

三、制度因素

从一般的经济特征看，我国经济中非市场均衡的制度因素大致源于两个方面：原来单一的中央计划体制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转轨体制。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由这二个方面可能引出的制度因素有：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以及由改革引起的市场化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即所谓货币化过程）。在目前通用的货币需求模型中，第一个因素所涉的投机需求用利率变量来表出，而这种需求在我国的受抑制状况可能反映为利率变量在货币需求关系中缺乏解释力；第二个因素对于货币需求的变化可能造成非一般理论规定的变量所能解释的短期冲击；第三个因素则是对式（2．3）所反映的货币对于GDP的中期超量增长的另一种解释，该解释也需要在一般理论之外选择变量。

在选择反映后两个制度因素的变量之前，我们应当对它们的时序特征有一定的预期。具体地，反映软约束需求行为的变量应是不含趋势的振荡时序，而反映货币化的变量则应在有限期内含一定的趋势；它们在充分市场条件下应趋于常数。因此，我们采用广义货币政策中的总存贷比变化率来近似表示第二个因素。对于第三个因素，我们用国有制产出在工业总产出的比例来近似表示。诚然，这种选择不是唯一的。

图五中的左上图为真实货币增长率g（M/P）与银行总存贷比的增长率之变动率gRl的时序图。如果我们假定存款行为基本不受软约束，gRl便能大致反映软约束计划引致的投资冲动。从图中可见，gRl与货币增长率有着一定的同步正向波动性。右上图为两种利率Ri及Rin与通货膨胀率gP的时序图。不难看出，利率基本是随通货膨胀走的，只是其变动十分迟缓，显示出很强的受控性。因此，利率之动态信息很可能被通货膨胀之动态信息所覆盖。图五的下两图分别为国有制工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出的比例Rf与对数变换了的货币流通速度v时序图和Rf之年增长率gRf与g（M/P）的时序图。从这两图极易看出，由Rf所表示的市场化过程与货币密切相关，货币流通速度递减与计划体制转弱之间具有相同趋势。这表明，样本期按一般货币数量论算出的货币流通速度很可能并不符合一般货币论所定义的速度。这一点从数据指标口径的角度也是较易解释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GDP中很大一部分产品的交换是不需要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而在市场机制下，这部分产品对于货币的交易性需求便成为必须的了。

在讨论了制度因素后，我们是否能把它们与一般货币需求论结合起来，从而找出较为稳定的货币需求关系呢？直观的数据及作图法显然已难以回答这个。下面，我们就用计量模型法来考察这一问题。

四、模型分析

我们的基础模型是对通用的货币需求模型（2．4）的扩展：

实货币增长率之实际值与拟合值的时序图，下图是1995年第1季度至1997年第1季度的实际值与由式（4．2）算出的预测值及其95％的置信区间。

为了考察模型的稳定性，我们在估计参数时采用了递归估计法，即估计时从一初始子样开始（如5年20个样本点），然后逐步增加子样点数反复估计，生成一序列的递增样本期之估值来。图七给出如此估计的两个例子。上图是ECt-4之系数序列的递归估值及其95％的置信区间。我们看到，该系数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其估值大致落在（-0.25，-0.10）区间。下图则是存贷比增长率之季度变动率gRlt之系数的递归估值序列及其95％的置信区间。不难发现，该系数在九十年代前是显著的，但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则逐步趋向于零，最终变得不显著了。这便是该变量在式（4．2）被剔除的原因。另外，两个利率变量由于统计不显著也被剔除出式（4．2）。

得出了数据相合的模型（4．2）及其内嵌的长期关系（4．3），我们就有较高的把握来推断，我国改革期间的货币需求还是有规可循的。我们因而也能据模型来考察本文初提出的问题了。

五、结论

首先，若按一般货币数量论考察改革中的货币需求关系，这一关系确实有了结构上的变动。然而，这种变动并不体现在真实货币与收入的单位交易弹性（即m-p∝y中y的系数为一）之时变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变量Rf对一般货币需求关系的扩展之上。在扩展了的货币需求模型中，货币之单位交易弹性仍具较高的时不变性。笔者（Qin，1994）曾用1952年至1991年的年度数据做了基于我国M0的货币需求模型，得出了货币之单位交易弹性未发生显著变动的结论。这一结论在这里再次得到验证。从上节的模型结果看，所谓“货币需求关系在改革的冲击下失去稳定性”的观点，其实是把各变量之样本时序反映出的无规则波动混淆为货币需求关系之结构参数的显著波动了。

其次，在一般货币需求模型中引入表示市场化的制度因素，也为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如果我们参照式（4．3），从按常规的货币流通速度中剔除市场化的，我们便能得出基本不含长期趋势的潜在货币流通速度。可见，不考虑制度因素，我们就易被简单的货币数量论引入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减慢的迷途。

再次，从存贷比的加速度ΔgRl在样本后期失去显著性的结果看，由总信贷速度激变所表出的软约束曾经对货币需求的增长起激化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总信贷的软约束膨胀逐渐减弱，因而对货币过度需求的引致力也逐渐消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存贷比并不一定是软约束唯一和充分的表现形式。例如，模型（4．2）中的gRf也有可能反映由软约束引致的国有产出的变动。

另外，利率变量在模型中总是不显著的结果并不出乎意料。这意味着，我国利率调控机制仍显著落后于市场化的改革进程。诚然，近年来中国的利率种类增多，这里所用的利率指标也许不能充分代表模型中利率变量的功能。但就所用的利率指标而言，其所代表的由持币成本引致的投机需求，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基本都被通货膨胀率所覆盖。

货币制度论文篇4

关键词：货币需求函数制度变量协整分析向量误差调整

货币需求函数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焦点，从费雪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的古典学派，到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托宾－鲍莫尔的存货模型，直至弗里德曼和梅尔茨的货币主义学派，投身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计其数，所获得的成果也是相当可观。货币需求函数模型的建立也是政府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人们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起点。进一步讲，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本文的出发点。

1.理论和研究方法回顾

1．1国内理论的回顾

由于国外的货币需求理论汗牛充栋，各类文献都有涉及，故本文不给予回顾，而是主要着眼于国内理论的新近发展。从国内的有关文献看，近年来的货币需求理论大多是在国外经典理论上的修补，部分学者看到国外发达市场上发展出来的货币需求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货币现象，从而引入了制度变量。易纲（1991）提出旨在突出经济货币化因素的货币需求函数，他认为，中国转轨经济中货币化因素促使了超额货币需求的产生。根据其模型的推断，随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化指数的影响程度必然会逐步缩小，货币化进程对超额货币需求的吸收能力也将逐渐变小。秦朵（1997）经过实证分析发现，用一般的货币数量论来解释我国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过于简单，仅仅构成Goldfeld和Sichel（1990）货币需求理论的一个特例，她对通用货币需求模型进行扩展时考虑了与中国经济制度有关的三方面因素：一是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资需求，二是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三是市场化改革引起的对货币的超常需求。李成（2002）在对易纲、秦朵、张杰等人的理论进行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在不同改革阶段，货币需求函数中包含的主要因素不相同，处在制度转轨期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需要做出不断修正和扩展，才能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加以解释。改革初期货币化进程是促成货币超额需求的主要因素，90代国家控制能力又成了促使货币供应量超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90年代末期迄今则需要新货币需求函数的出现。

另外，在选取制度变量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有：郭浩（1999）从金融资产积累角度考察了货币需求。李恒光（2000）对美国和亚洲九国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货币定义，而且也使货币需求动机和货币需求目标变量发生变化。谢富胜（2000）和焦瑾璞（2002）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货币需求函数之间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王平权（2002）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研究了人口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王松奇（2003）通过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内涵的重新解释，理论上解释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对货币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影响。

1．2国外研究方法的回顾

90年代以来，对货币需求的研究大多采用动态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货币需求与相关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LastrapesandSelgin（1994）运用向量自回归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短期持有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对货币供给量变化的反应；Darrat（1996）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做出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长期和短期货币需求函数，值得注意的是他引入了外汇作为其中的一个因变量，以代替该国的国内资本市场收益。

H.Fujiki（1998）利用季节调整合成数据（paneldata）的方法，估计了日本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检验结果是强有效的。MichaelFunke（2001）利用1980～1998年间的季度数据考察了欧元区的货币需求长期有效性和短期有效性之间的联系。JunNagayasu（2003）通过对货币需求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发现标准货币需求模型无法解释1992年以来（即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经济衰退现象。

1．3国内研究方法的回顾

我国目前对货币需求函数建模的方法与西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黄先开和邓述慧（2000）利用1980～1996的季度数据给出了Johansen检验结果，得到两个协整向量，分别对应货币市场和和商品市场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然后建立了误差调整模型。陆金海和陈浪南（2000）运用了协整分析和误差调整(ECM)分析方法，考察了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发现我国的货币需求同样存在长期均衡，货币需求量受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呈显著水平。汪红驹（2002）根据误差修正（ECM）模型估计了中国1979～2000年的货币需求函数，结果表明M1和M2的实际金额与实际GDP和一年期存款利率之间存在同积关系，说明长期的货币需求与实际GDP以及利率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

2.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在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回顾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那些参考国外的经典理论并用较为现代的计量方法建立的模型，尽管在统计意义上看是成功的，但他们建模时大多忽略了制度变量，这些制度变量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货币需求；而那些对制度因素感兴趣的学者往往无法测度出制度变量或者建模技术过于陈旧，难以给出较严格的货币需求函数。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利用1998～2002年的月度数据，选取了能够代表经济结构转型和企业信贷活动规模两个方面的制度变量，通过Johansen检验，试图找出长期稳定关系，并得出经过向量误差调整（VEC）的货币需求函数。本文的贡献就在于对若干制度变量的选取和测度，使得模型更具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本文之所以只选取代表经济结构转型和企业信贷活动规模两方面的制度变量，是因为我们在选取制度变量时，主要考虑到目前经济运行中较为突出的现象，比如经济结构转型，这是贯穿于中国经济现象的长期命题，不可忽略；而企业信贷活动扩张恰好是当前中国市场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分额不断下降，但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银行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对国有企业仍然有着体制性的“软预算”机制。正是这些现象，它们对货币需求影响程度有多大，把它们引入长期的货币需求函数中是否合理，就成了本文要考察的问题了。影响实际货币需求量的因素复杂而且广泛，除了以往经典理论里出现的解释变量外，要想对货币需求函数精确建模，还需要现在和后来的学者们不断挖掘尚未发现的解释变量。

以下是对本文建模所包含的变量以及数据的说明：

2.1因变量：

实际狭义货币MR=M1/P：中国人民银行将M1定义为现金+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我们采用M1作货币指标，而不采取M0和M2；原因在于：一、M0已经无法反映实际货币需求；二、M2包含的货币存量部分与国民生产总值这类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不相匹配，通常，存量与流量之比例总是时变的，但这并不反映理论隐含的规律性。另外，我国的M2统计口径在不同年份有较多差异，从数据的可采取程度来看，也不倾向于采取M2。这里的P我们取较常用的消费价格指数。

2.2规模变量：

实际消费品零售额YR=Y/P：一般代替财富的规模变量可选用GDP,GNP，国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民货币收入等，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取了消费品零售额，在实际操作中是反映国民永久性收入的一个比较好的变量。

2.3机会变量：

2.3.1实际利率RR：等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减去通货膨胀率INF

2.3.2静态预期通货膨胀率INF：即INF=P(-1)。

2.3.3实际证券市场市价总值VALUE：

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里，债券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是货币持有的机会成本，但由于我国的债券市场较晚开展，而且交易量较小，其对货币需求影响不大，另外，债券收益率数据在中国是相当难采集的；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由市价总值来度量，是以往的文献里较多出现的测度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市场总量的急剧扩容有可能是影响货币需求量的因素。

2.4制度变量：

2.4.1国有工业产值比重RATIO：

即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它是反映我国经济结构转轨过程的常用变量，把它归入制度变量，目的在于考察市场化程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对于为什么选取这个指标，秦朵（1997）给出了论证，我们这里直接采用。

2.4.2企业信贷活动规模CREDIT：

谷京萍（2001）曾重点阐述了企业信贷需求过度扩张的成因，她认为企业信贷需求过度扩张在于国有企业的微观机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改革的滞后二者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企业的投资饥渴与个人收入的超分配，企业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来维持正常的生产以及过度的投资需求和收入分配需求，而银行信贷约束的软化使企业过度扩张的信贷需求得以实现。她由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构造一个新的指标衡量企业信贷需求扩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这涉及到各个企业混乱的微观财务状况，统计意义并不明显。1998年，构成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中，对银行债权仍占78.4％，构成金融资产总量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银行存款贷款；而银行的资金运用中，信贷资金占到了70.4%。企业在贷款取得后一部分存在企业活期帐户和少量现金持有以待扩大投资，另一部分一般是弥补亏损，我们要测度的是这部分企业信贷占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变化程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程度，所以大致上取CREDIT＝【（金融机构存款－居民储蓄）＋企业亏损额】÷金融机构贷款。

2.5随机因素：

随机变量u，包含其他制度变量以及数据观测误差等等，除本文选取的两个制度变量外，其他的变量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挖掘。

相应的，以上变量取对数形式后，分别为LMR=LOG(MR)，LYR=LOG(YR)，LRR=LOG(RR)，LINF=LOG(INF)，LVALUE=LOG(VALUE)，LRATIO=LOG(RATIO)，LCREDIT=LOG(CREDIT)；上述变量都经过了从名义变量到实际变量的转换，且不考虑对上述变量进行季节调整。

从而函数表达式为：

LMR=F（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u）；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等，数据从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60个样本，这次考虑只是做1998年至2002年的函数形式，原因在于：一、以往的文献证明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1994年以后的货币化程度可以在模型中忽略掉，这样做可以减少模型的复杂性（谢富胜2000）；二、满足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第三季度起定期公布季度数据，而月度数据在1998年以后比较容易计算和获得。三、我们认为5年符合中国5年发展计划的宏观调控周期，可视为中长期时间跨度，在这个期间内，制度变量是不可忽略的。

3.计量方法与实证分析

3．1计量方法：

由于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容易出现伪回归（SpuriousRegression）现象。因此在建立计量模型之前要对所有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序列的平稳性和整形阶数。本文采用增广的Dickey-Fuller检验（ADF检验）对变量进行检验。

对于1阶差分稳定的时间序列变量，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可以确定各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关于协整检验研究已经发展成了两种主要的方法：一是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二是Johansen（1988、1991）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检验。Johansen极大似然法可以精确地检验出协整向量的数目r，因此我们采用Johansen方法。

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利用向量误差修正（VEC：VectorErrorCorrection）模型对函数进行估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不同于误差向量调整模型（ECM），是因为它对诸变量施加了协整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VEC模型只能用于有协整关系的序列建模。

3．2中国的实证：

我们利用计量软件SPSS10.0对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即对LMR=F（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u）建模。

3.2.1ADF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长期的协整分析之前，必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考察它们是否具备同阶整形的条件，这也是进入协整分析的前提。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ADF检验值检验类型（c,t,n）临界值(5%)

LCREDIT-2.314544（c,t,3）-3.4904

LCREDIT-5.620754（c,o,1)-2.9127

LMR-3.068633（c,t,3）-3.4904

LMR-7.944472（c,0,1)-2.9127

LYR-4.586632（c,t,3）-3.4904

LYR-4.920526（c,0,1)-2.9127

LRR-2.580948（c,0,3）-2.9137

LRR-7.757722（c,0,1)-2.9127

LINF-3.187362（c,0,3）-2.9137

LINF-5.890185（c,0,1)-2.9127

LVALUE-0.879052（c,t,3）-3.4904

LVALUE-4.635321（c,0,1)-2.9127

LRATIO-0.366660（c,0,3）-2.9137

LRATIO-7.611158（c,0,1）-2.9127

注：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表中所列临界值为5％置信水平下的ADF检验Mackinnon统计值。

我们可以看到在95％的置信区间里，上述7个变量全部是1阶整形；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分析。

3.2.2Johansen检验：

通过Johansen检验发现，第五个似然比统计量大于99％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第五个原假设被拒绝，即至少有4个协整关系。我们关心有一般经济意义的协整关系式，故取经过标准化的协整系数表，如下：

表2Johansen检验结果

EigenvalueLikelihoodRatio5%CriticalValue1％CriticalValueHypothesizedNo.ofCE(s)

0.756385221.3992124.24133.57None**

0.529316140.905794.15103.18Atmost1**

0.45029497.9522568.5276.07Atmost2**

0.42446163.8450647.2154.46Atmost3**

0.34331132.3555329.6835.65Atmost4*

0.1279038.38445215.4120.04Atmost5

0.0101890.5837653.766.65Atmost6

注：*(**)表示在5%(1%)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3标准化协整系数

LMR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C

1.0000001.168161

(0.36872)0.301516

(0.06185)3.514679

(0.83901)0.109613

(0.10296)2.413601

(0.39713)-2.832221

(0.57258)-37.75279

写成数学表达式：

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该方程式反映了序列间的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另外，令

VECM＝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在0附近上下波动，验证了协整关系是正确的。需要注意的是，VECM是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核心部分。

从协整关系看，

1、实际消费品零售额的系数为1.168161，接近于国际上的检验结果，即实际消费品零售额每变化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变化1.168161个百分点；一般而言，实际货币需求的弹性收入大于1，说明经济中的货币化进程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但模型中的弹性系数并未偏离太多，可以大致认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结束，这与以往学者们的结论一致。

2、利率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利率每变动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变化0.3个点。但要注意到，中国利率尚为市场化，利率的变动并真正不能反映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均衡，人们在持有货币时并未十分考虑利率因素，认为中央政府一旦将利率提高就意味着要紧缩经济，反而持币观望。

3、通货膨胀率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且弹性系数相当大，将近3.5。我们知道，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为了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宏观经济状况，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实际货币需求量的大幅增加。

4、股票市值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说明投资者更愿意在股市上冒险赚钱，而不是分散风险。但0.1的弹性系数并不是太大，我们尚无法推断出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孰大孰小。

5、市场化程度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相当高2.4，这也表明了市场化程度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影响相当大，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因素对实际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应该忽略，这也是学者们在从事货币需求理论研究时不能绕开的问题之一。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渐减小，实际货币需求量将大幅的减少。

6、企业信贷扩张与货币需求量呈相关系数相当高，接近于市场化程度弹性，这与我们对企业信贷扩张对实际货币需求影响的估计相符合的。这反映了近5年里，现行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冲动”仍然存在，随之而来的政府对国企资金的“软预算”和对银行的特殊“安全”准则继续存在。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任重道远。

3.2.3向量误差调整模型：

最后在协整关系的约束条件下，建立货币需求函数的向量误差调整模型，观察在长期均衡中的短期波动。采用Hendry的从一般到特殊的原则，去掉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得到向量误差调整模型。

D(LMR)＝－0.4710102847×D(LMR(－1))－0.4330927203*D(LMR(－2))＋0.1503427887×D(LYR(－1))－0.8126287334×D(LINF(－1))＋0.053675543×D(LVALUE(－1))＋0.05528580046×D(LVALUE(－2))＋0.1052109636×D(LRATIO(－1))＋0.1682600795×D(LRATIO(－2))－0.3706352754×D(LCREDIT(－1))＋0.02635528142－0.153780584×VECM

其中，VECM＝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从拟合度、AIC和SC等统计量上看（如附录之表4所示），模型是成功的。

从结果上看，长期系数是－0.154，修正幅度并不太大，而短期冲击值得关注，这说明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时既要看中长期的稳定，也不能忽视短期内的波动。我们发现：

1、短期的滞后一期的收入弹性继续存在，且影响较大，即短期内实际消费品零售额波动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波动0.47个百分点。

2、模型中忽略掉利率变量，这与中国的利率非市场化有关，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坚持2～3年利率不动，短期内利率期限结构曲线是条直线。:

3、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关系，且弹性较大，这既符合传统理论，也较好的解释了居民更愿意采用通胀率而不是利率来预期未来。

4、证券市场短期对人们的持币量影响很小，说明投资者短期内对中国证券市场不信任，容易用脚投票，短期内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性很强。

5、滞后一期和两期的市场化以及滞后一期的企业信贷扩张，它们在理论上是假设短期内不变，但我们还是将它们引入了模型，实证结果发现影响不大，这也与理论假设相符合。

4.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了1998年1月～2002年12月间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结果表明研究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时既要看中长期的稳定，也不能忽视短期内的波动。我们发现，实际货币需求与实际消费品零售额、利率、通货膨胀率、实际证券市价总值和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及企业信贷活动规模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而在短期内利率、证券市值波动以及制度变量等一些解释变量不会对实际货币需求产生大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结束，利率市场化必须加快，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因素对实际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应该忽略，以及现行体制内政府对国企资金的“软预算”的现象继续存在。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建模是个复杂而又必要的工作，特别是对制度变量的挖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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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论文篇5

“货币流通速度”一词的英文表述有两个:“VelocityofCirculation”与“VelocityofMoney”，两者都是指“therateofturnoverofmoney”(货币的周转率)。例如，克拉默(Cramer，1992)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就使用前一词，而米什金(Mishkin，2002)在《TheEconomicsofMoney，Banking，andFinancialMarkets》中则采用后一个。

理论研究的历史表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关注是建立在人们因何需要货币(从而导致货币流通)的前提之下，因此，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直从属于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可测的回答直接影响着货币需求函数的内容，并最终决定了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一货币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近十年来，随着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国内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方面，它可以直接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一些典型现象，如货币“超供给”(也称货币“超需求”)等提供解释。而事实上，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实证研究还在继续，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已基本停滞。是什么导致西方学者不再从理论上关注货币流通速度?其原因对国内当前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有何借鉴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源与流，并总结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规范来回答。

二、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与早期研究

一般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随着近代数量论而正式进入理论研究的范围的，这与货币数量方程(quantityequation)分不开。

(一)货币数量方程——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往往把货币数量方程误认为货币数量论。必须注意的是，货币数量方程是一个恒等式，而货币数量论是关于价格、总收入以及流通速度决定的理论。

一般地，货币数量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Y)MVPy(1)

其中，M是货币存量，V是货币在融通交易过程中转手的平均次数，Y是购买商品支出，P是商品的平均价格，y是交易商品的数量(也代表了经济中的收入)。

根据对商品交易(方程右边)和支付媒介(方程左边)的不同关注，公式(1)可以变化为四种形式，分别界定涵义不同的货币流通速度。

(ⅰ)商品法的数量方程

(Y)M·VMyPy·y(2)

这里，VMy就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incomevelocity)，它等于YM。

(ⅱ)交易法的数量方程

M·VMTPT·T(3)

这里，VMT就是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transactionvelocity)。

(ⅲ)分解货币的数量方程

D·VDy+C·VCyPy·y(4)

这里，VDy代表活期存款的收入流通速度，VCy代表通货的收入流通速度。

(ⅳ)用基础货币表示的数量方程

B·VByPy·y(5)

这里，VBy代表基础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时，往往根据问题的背景、性质与侧重点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数量方程，并演化出不同的理论范式。

(二)近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深入认识是与货币需求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从历史顺序和理论逻辑上看，20世纪初面世的近代数量论是货币流通速度最早的理论范式，它包括交易说、收入说和现金余额说(弗里德曼，1992)。

(ⅰ)交易说

欧文·费雪(1911)提出的交易说最为著名:

M·VMT=PT·T(6)

或

D·VD+C·VC=PT·T(7)

费雪的数量论有两个要点:其一，货币流通速度函数是稳定的；其二，在均衡状态下，外生货币供给通过支出导致价格的按比例变化，该机制后来被称为货币政策的直接传导机制(directtransmissionmechanism)。

(ⅱ)收入说

收入说的形成从时间上晚于交易说和下面的现金余额说，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詹姆斯·安吉尔(JamesAngell，1936)。

由于交易说需要度量所有的中间交易——尽管它们都是具体可观察的实际交易，但这在实践上是做不到的。因此，经济学家开始选择用国民收入交易(即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来表示货币数量论:

(Y=)MV=PNy=Py＇(8)

这里，N代表人口，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

所以，最常见的一种货币流通速度就被定义为(米什金，2002):

从交易说到收入说，货币的职能(即人们需要货币的原因)已经悄然发生了转换。前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后者突出的是货币的财富贮藏。

(ⅲ)现金余额说

倡导现金余额说的著名学者包括庇古、马歇尔和早期的凯恩斯，其中，庇古(1917)应该是最早的提出者。其创造性贡献在于，他从个人保存财富的动机和行为出发，刻画了人们对货币余额的需求，进而又站在货币供求均衡的角度得出了著名的剑桥数量论:

MdY=k(r)(10)

M=(Md=)k(r)Y=k(r)Py(11)

这里，r代表投资内部收益率，k＇(r)<0，庇古认为，“财力的生产性用途越没有吸引力、货币性用途越有吸引力，变量k就会越大”。于是有:

V=1k(r)=YM(12)

显然，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利率。因此，在庇古的数量论中它不是一个常数，而且在均衡状态下与货币供给无关。但是，剑桥学派习惯于把k视为一个常数，这样，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成了一个常数。

需要注意的是，现金余额说中，货币需求已经被认为是既来源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也来源于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这些原因后来被凯恩斯发展为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

简言之，近代数量论的研究范式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或流通速度函数稳定)，当中不重视或忽视利率的影响，但持币动机已经被关注。

三、现代经济学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凯恩斯理论和现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最主要的观点；但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就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一)凯恩斯理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我们知道，大危机时货币流通速度极不稳定的“反常”现象，促使了凯恩斯从货币需求稳定性上开始了伟大的思考和分析。

简要地说，凯恩斯在持币三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经典的货币需求函数:

以利率为自变量的货币投机需求是不稳定的，这样，货币需求函数就是不稳定的。从公式(15)可以看出，与事实相契合，货币流通速度并非常数。具体地，凯恩斯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利率的顺周期性必然通过货币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其次，人们对正常利率水平预期的变动将(通过投机需求)导致货币需求的变动，从而进一步使顺周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大波动幅度。简言之，货币流通速度是与波动剧烈的利率正向相关的变量，这就是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的重要意义。

二战以后，现代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鲍莫尔(Baumol，1952)、惠伦(Whalen，1966)、米勒(Miller，1966)、奥尔(Orr，1966)和托宾(1958)等人。简单地说，他们的研究更精确地阐释了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的命题依然成立。

(二)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弗里德曼(1956)应用资产需求理论建立了新的货币需求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这里，rb和re代表债券和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代表通货膨胀率，w代表非人力财富与人力财富之比，代表永久性收入，u代表个人嗜好。

当货币供求均衡时，就可得到: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主要取决于收入；而永久性收入又相当稳定，因而它是稳定的。这样，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稳定和可预测的。他的观点与凯恩斯和早期凯恩斯主义相对立，但20世纪60年代之后，得到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认可。

以上历史和理论的进程表明(包括早期数量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是货币需求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必然地在逻辑上支持着后者，从属于货币需求的范式——这些范式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又有很大差别。而且，货币流通速度是事后概念和实际变量，体现了货币供求均衡及变动。这两个基本要求构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规范。

(三)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研究的淡出

从历史上看，20世纪早期货币流通速度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然而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并没有V这个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是它的全盛期，人们曾对它有些兴趣”(……thisVhasnoplaceinmoderneconomics.Itsheydaywasinthe1930s……)(克拉默，1992)。

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货币需求函数稳定并具有解释力。但是，1974年之后，风云突变，原有的货币需求函数不再稳定。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进行了各种复杂的努力，试图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目前较多地应用了单位根、协整和误差校正技术，但结果始终不令人满意。这样，在获得了一些基本结论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就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理论研究陷入了停滞，期待着新的理论范式。所以，8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只存在一些实际验证工作。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在美国，1982年之后，M1流通速度波动剧烈，而M2比较稳定，美联储于是在1987年放弃M1目标，集中关注M2；90年代初期，M2流通速度也不再稳定，美联储于是又在1993年7月宣布全面放弃所有货币量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功用性下降了。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们逐渐失去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兴趣。

四、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

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empiricalstudies)依然体现着货币需求的大主题，一方面验证着货币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具体的决策支持；而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应属于经验研究的范畴。

(一)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

首先，从国外的研究看，货币流通速度经验研究的一个方面是用来检验有关的货币需求理论。米什金(2002)按照公式(9)，以名义GDP代替名义收入，计算了美国1915-1999年间M1和M2的流通速度。他分析了这两个流通速度的历史变化规律，以“货币流通速度是常数吗”的自问题，在货币需求的理论范畴内，对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凯恩斯理论的发展和弗里德曼的现代数量论进行了对比。实际上，公式(9)是实证中货币流通速度最常用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事后的不同货币统计口径对应的流通速度；然后，再根据不同货币口径对应的经济活动意义进行分析。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塞尔登(Selden，1956)在《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一文中以现代数量论的立场详细地分析了美国1839-1951年间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

其次，这种经验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为货币金融当局(当然也包括理论界)提供货币(交易)流通速度的具体统计方法和数字。基于实践意义，人们更关心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流通速度，因此，这方面研究遵循了公式(7)(D·VD+C·VC=PT·T)的货币流通速度。关于Vd(以年计，包括金融交易和货币市场)，加维(Garvy)和布林(Blyn)(1970)指出，美国从1919年不足30增长到1929年的35，然后一直下降到1945年的不足15。二战后，开始长期上升，1965年达到50，随后狂升，1984年达到400以上。至于美国Vd大幅提高的原因，学者们一般认为在于银行业务和技术创新(克拉默，1986)。此外，克拉默(1981)计算过英国的净Vd(不包括货币市场)，博伊斯乔坦(Boeschoten，1982)和法塞(Fase，1984)计算过荷兰的净Vd。VC(以年计，不包括货币市场)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由劳伦特(Laurent，1970)设计，他主要借助回笼率计算得到，美国从1875-1890年间约为30，然后在1928年上升到顶点120，随后陡降至1945年的32并一直延续。第二种方法由费雪(1909)创立，他通过银行取款(或存款)额与平均付款回路(loopsofpayments)长度相乘来计算现金付款数。采用费雪的方法计算得出，英国1960-1978年间VC约为常数18.5。如果结合两种方法，可以得出荷兰1965-1982年间VC约为常数15.3。所以，一般认为，现金流通速度是一个介于15-20的常数。

(二)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最新动态

理性地讲，对比国内、国际在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水平或成果没有太大意义。国内研究节奏上的滞后，是由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实际进程决定的。

国内有学者(耿中元、曾令华、张超，2005)总结和评价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他们认为，90年代以来的进展，主要有四方面内容:货币流通速度的规律性和稳定性、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原因或影响因素、收入流通速度与交易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与宏观经济政策。同时，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实证分析偏少是国内研究的不足。笔者基本赞成他们的看法，并简要评述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进展。

何运信(2006)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应该统一在一个基于微观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下进行，这是现代经济研究的规范。他的观点鲜明、正确，但可能不会引起足够的注意。王曦(2001)遵循规范框架，强调了制度转型对货币需求的意义，建立了计量模型，并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原因。该文相当重要，尤其是其对中国制度因素的引入和考量。艾洪德、范南(2002)进一步运用了协整计量方法，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文的结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启示意义，其实证技术规范符合国际趋势。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基本的事实，而施锡铨、夏国忠(1999)通过时序模型的建立，全面计算和检验了各种货币流通速度数量特征，得出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呈对数线性递减的结论，并分析了下降的原因(但货币化是主要原因的说法存有争论)；孙健、辛然(2002)则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可能原因。陶江(2003)通过对弗里德曼数量论逻辑的置疑，对比分析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提出交易速度更真实也更有价值；伍超明(2004)确认了交易速度的复归倾向，他通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分析，研究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差异的表现与决定，提出了一个新货币流通速度公式。夏斌、高善文、陈道富(2003)以黑箱理论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理论与实证充分结合，具有较高的货币政策意义；戴金平、阮君(2000)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作用，并提出了对策和措施。最后，王有贵、丁宁、张黎(2002)通过微观主体持币时间推导出货币流通速度的统计表达，并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由制度和技术决定，而是由理性消费行为决定。

按照学者们的共识，目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着发展与增长、市场与调控等主题。一方面处于转型中的经济快速增长，金融经济日益发达，金融制度和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经济中微观主体基本行为(如消费、储蓄等)的规律和特征难以准确界定；另一方面，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深化和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均无现成模式或经验可援。这样的国情和背景，对于中国的货币经济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五、结语

西方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始终在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中进行，这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规范。关于货币流通速度，形成了一些基本结论。汉达(2000)说过，它在长期内变动，而在短期内波动。不管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具体是多少，它们的增加都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

由于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的失去以及仍在进行的重建，也由于对货币政策参考意义的降低，经济学家们对货币流通速度不再重视。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在构建凯恩斯理论微观基础、批评弗里德曼逻辑缺陷时指出[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Greenwald)，2002]，货币流通速度理论上可以无穷大，而利率可能出现反周期性，所以现代货币政策应充分重视信贷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来随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兴起，货币政策在超越货币量、利率中介目标的同时，也在说明货币流通速度甚至货币需求的意义在降低。

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正在重视研究规范；但是，不存在与国际相比先进或落后的水平问题，因为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以及背景差别很大。转型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加强的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货币政策的体制性、结构性、机制性和有效性问题，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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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魏克塞尔；凯恩斯；现代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090-03

近年来，我国央行不断紧缩银根，货币供应量大幅减少，但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和预期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从理论上来讲，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总需求会产生影响，我国央行仅仅通过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从而调整GDP的变化时，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会反方向抵消货币供给量变动的预期效果，最终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影响。所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20世纪开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相关理论不断出现，各个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见解，为了更全面、准确地分析和制定我国的货币政策，有必要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具体理论入手，了解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观点。本文将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加以归纳和阐述，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决策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一、魏克塞尔关于货币政策的研究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魏克塞尔的金融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魏克塞尔提出其观点之前，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经济体看作一种实物经济，并不承认货币对经济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而在古典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中，投放市场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造成物价水平的同幅上涨，而对就业、产出等实体经济变量并不会造成影响，政府干预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魏克塞尔认为传统货币数量理论有两大缺陷:首先是对货币流通速度设定了不变的假设；其次是夸大了纸币和硬币在交换中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略了信用票据的效能。在魏克塞尔发表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他对流通速度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在现代信用经济和银行制度方面，魏克塞尔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极富有弹性的变量，但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政府有关部门很难把握这一变量。

同时，魏克塞尔以货币均衡理论为依托，首先提出了应该使用宏观金融手段来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的政策思路。同时他认为，货币的均衡体现了金融运行的重要性。假如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那么货币就是均衡的，因此，货币因素就不会对实体经济活动造成影响，通过货币均衡的作用，宏观经济就能达到经济均衡。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并不能总是保持一致，这也是造成经济累积性波动的最根本原因。为了实现货币均衡，政府部门必须主动制定并执行相应的经济政策，使得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向一致的方向靠拢。除此以外，他还认为，物价水平的变动是考查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是否一致的标识，由此建议采取盯住物价的利率政策。

正如魏克塞尔所指出的，由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清晰，该如何对此加以区分以及加以规定，即便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也有着较大的困难。作为该理论框架的中心环节，由于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这两个重要概念难以准确进行界定，因而其理论的实际价值也是有限的。

二、凯恩斯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观点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深刻反思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出清假设的基础上，否定了市场经济能够自发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状态的自然均衡理论，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新范畴，分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主张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从理论上说，凯恩斯的整套宏观经济理论都是围绕货币金融运行而建立起来的。他从扩大总需求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认为扩张型的货币政策首先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对利率水平造成影响，利率的变化改变了经济中的投资规模，最终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收入等变量。如果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导致利率下降，进而投资增加，那么总需求和总收入就得以扩大。所以货币政策调控的效用，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和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以及货币乘数等因素。

尽管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是第一位的，但他同时也指出，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凯恩斯始终认为，货币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货币供应量调节的责任，引导物价稳定和经济发展。他认为，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弹性不足，经济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的均衡一般都出现在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有未被利用的资源存在，总需求的增加就会造成产出增加，最终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对影响总需求产生影响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但是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当利率降低到一定水平而无法再下降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接近于无穷大，出现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此时的货币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新增任何数量的货币供给，都会因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被抵消，货币的持续投放对实体经济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么，这时的货币政策就是无效的。

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分为三种动机需求，即交易动机需求、预防动机需求以及投机动机需求。交易动机需求和预防动机需求的划分承袭了剑桥学派的主要观点，投机性货币需求的提出则成为凯恩斯的重要理论贡献。凯恩斯认为，投机动机是货币需求三大动机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它是人们根据对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期，持有投机性的货币进而从中获利的动机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作为货币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共同决定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利率水平的下降能否扩大投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利率弹性即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央行通过货币的扩张实现了利率的下降，如果资本的边际效率同时也下降，而且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的速度更快时，那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是无效的。所以，凯恩斯认为仅靠货币政策是无法挽救经济衰退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认为，当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的紧缩行为却非常有效，减少投放的货币供应量能够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当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冲减市场中流通的货币以及减少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时，市场投放的资金就会迅速受到遏制，经济中流通的货币也明显下降。但如前文所说，在进行货币扩张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却能持有更多的银行准备金而使得货币政策调控失败。

三、现代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凯恩斯之后，凯恩斯主义的两大经济学派，即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对凯恩斯的理论加以发展。新剑桥学派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角度对凯恩斯理论加以发展；新古典综合派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最终目标以及中介目标等角度对凯恩斯理论加以发展。

凯恩斯认为，货币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产物，是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受经济运行的影响，但本身又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利率在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传导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利率变动的控制决定着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投放的控制来改变利率，除非货币需求的“流动性陷阱”出现，或者是资本边际效率出现大幅下降，货币政策才有可能失效。

新剑桥学派则认为，中央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能力有限，就算是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货币供应由中央银行决定的，但发行量多少却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人们对经济前景看好时，银行贷款增加，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就会相应增加；反之，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减少。所以，中央银行支配基础货币的投放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并不能直接控制或者支配居民和企业银行的支出。所以货币供应量是具内生性的，至少也是一个外生性和内生性共同存在的混合经济变量，它是由经济运行本身所决定的。央行无法完全自主地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只能够被动地按照经济的需要来形成货币供应量，不可能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无限制增加来刺激投资、降低利率、提高就业量和增加有效需求。

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思想加以发展，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思想融入到实际条件的变化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新古典综合派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此学派主张将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到了20世纪50年代，学派的代表人物汉森提出了反经济周期的主张，即稳定中求发展，倡导实施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做法是和经济周期反方向操作，采用扩张与紧缩交替的财政与货币政策。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持续落后于日本和西欧，在此背景下，托宾等人对此提出了增长型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把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作为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必须推行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时期，只要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于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应当实行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的水平。

虽然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结合各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大发展了凯恩斯的货币政策理论，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微观角度上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对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缺陷以及对“相机抉择”原则的负作用也缺乏研究，这都为货币学派攻击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并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提供了可能。

四、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

货币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 平行货币 双轨制 货币一体化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党十报告中指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反映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希望通过逐步实现人民币区域化和货币一体化，进而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市场的货币一体化进程，使人民币更好融入国际货币体系。本文介绍平行货币及其相关理论，即一种能够有效缓解经已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欧洲债务危机的过渡手段，从而给予中国推进亚洲货币一体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目标提供理论视角和可行性方案。

一、平行货币理论

1、平行货币的内涵

区域平行货币制度，由Giorgio Basevi（1975）等9位学者联合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而当时正处于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相对处于低潮的20世70年代。Vaubel（1974）试图让欧洲平行货币比欧洲各国货币更有影响力，讨论了几种为平行货币作价值规定的方法，给出了几种欧洲平行货币的定义。到了21世纪，区域平行货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用，Eichengree（2006）通过对欧洲货币系统的理论产生和发展回顾，认为亚洲货币单元可以采取平行货币渠道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具有固定购买力。

通过综合已有平行货币的概念描述，笔者给出一个便于操作和理解的定义：在一个国家或者超国家范围的区域内，一种盯住某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由某国或某区域金融机构发行，同某国或某区域内国家货币执行相同的货币职能且与其保持固定兑换比率，具有不变购买力的过渡性货币。

2、平行货币的发展和实践

在20世纪80年代末，平行货币理论得到发展并被运用于实践，英国财政部长正式建议政府采用平行货币理论，并建议欧共体研究欧洲货币单位的职能，使其变为一种与国家货币平行使用的贸易和金融工具。在90年代后半期，平行货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被推向高潮，欧美学者不但总结平行货币的利弊、作用，而且研究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并尝试性地把平行货币理论运用到欧元的过渡期。英、美、法等国在确立“金本位”之前，即18―19世纪期间，一直采用“金银复本位制”――金和银同时充当本位币，金和银互为对方的平行货币。欧元在巴尔干半岛等许多国家变成唯一的真正接受的平行货币，在丹麦将取代德国马克作为平行货币。金斯顿奎恩大学教授Courchene关注到加拿大与墨西哥一体化已经有了进展，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接近一体化，能把美元作为一个平行货币同本国货币同时流通，并朝着完全的美元化方向迈进。

3、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

对于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李富有（2005）介绍平行货币理论相关功能进行合理的探讨，并提出合理的补充和提议。第一，李富有在文章中提出平行货币“通过区域中央银行使区域内发达国家少使用平行货币”的观点，在此笔者提出异议：以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为例，其国民视马克为“皇冠上的宝石”，认为欧元货币疲软，信誉度过低，会抵制使用欧元。因此，在发达国家如德国，区域中央银行应该适当鼓励本国国民多使用平行货币来平抑国民对使用欧元的抵制情绪。第二，李富有还提出平行货币具有“市场化渐进性与稳定货币体系”等功能。在此，笔者认为平行货币还具有“自我驱动性”功能。如果直接用一种区域货币来替代区域内所有国家的货币，这样可以自动排除区域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太激进，可能带来巨大风险。而平行货币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同时实现渐进性与自我驱动。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定有弊，平行货币也是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平行货币是一种渐进的过渡性改革方案，具有过渡性与不彻底性。笔者引入两个效应：“锚定效应”和“损失厌恶”。这里我们可以把各国本国货币看作一个“锚”，国民在进行使用本国货币还是平行货币决策时，他们可能会先综合比较使用本国货币和使用平行货币前后的净收益，根据“锚定效应”国民做出最终决策时会更倾向于使用本国货币。平行货币作为过渡性货币安排，在成员国多了一个货币维度和交易环节，就会产生更多的兑换费用。这些直接和间接交易成本的上升是一种“损失”，相对使用平行货币所带来的“收益”，居民和企业所感受到的“负效用”会大于“正效用”，因此会减少使用平行货币。因此，平行货币具有过渡性、不彻底性增加直接和间接成本等缺点。

二、欧元区困境的一种折中方案――双轨的平行货币制度

1、平行货币制度的另一种思路――双轨制

现实中，欧元、美元等存入银行作为储藏手段时，这些货币仍然会被利用来进一步投资、放贷，即进入流通领域，并没有真正的作为存量货币存在。而现行货币制度是国家以国家信用作担保发行货币，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政府会维持货币供应的稳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政府会有滥发货币蚕食居民储蓄以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冲动。本文下面介绍有些缓解以上矛盾的双轨平行货币制度的特点。

（1）价值货币发行组织部门

结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结构委员会在储备要求上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与管理委员会成员共同讨论规定储备要求――价值货币。而整个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则主要指流通货币。

（2）流通货币与价值货币的关系

欧洲中央银行发行两类货币，第一类是流量货币，此类货币执行计价、结算职能，此类货币就是现在的欧元；另一类是价值货币，此类货币只执行贮藏职能，欧洲银行和欧元区国家央行和政府必须保证其具有稳定的价值。第二类货币不能在市场中流通，也不能购买商品，它只有兑换成第一类货币时才能进入流通市场。所以综合来看，第二类货币的对应实物可以选择欧元区17个国家人民的家庭最终消费品的消费量（以欧元或者美元计价）。以欧元区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为价值基础的货币制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货币的质和量成正比发展，即货币的币值随着家庭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愈加稳定，货币供应量随着家庭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不断增长。

（3）价值货币的单位

上文已经提到，价值货币可以与欧元区17个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量（以美元或者欧元计价）挂钩，此时价值货币的单位便可以被确定下来。我们赋予价值货币的单位名称为“最终消费因子”。

（4）价值货币的价格

为了确定价值货币的价格，以下分两个步骤来做。

首先，通过欧元区17个国家的相关经济指标来确定这17个国家在欧元区的权重比例。得到17个国家不同经济指标均值的总和，然后算出各个国家相关经济指标占总和的百分比，继而算出每个国家所有相关指标所占比的和，然后可以算出这17个国家的相对权重比；其次，通过确定欧元区17个国家的权重以后，单位价值货币的价格可以根据此来确定。上文已经规定价值货币的价格由17个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的消费量的加权平均得到，此时假定从欧元正式启动的1999年开始到2011的加权平均得到。由于各个国家家庭最终消费品量会变动，因此每年都需要进行加权调整，但是权重可以不改变。表1为欧元区17国1999年―2011年相关经济指标平均值和最终得到的加权平均值。

从表2得知最后欧元区所有家庭最终消费品量的加权均值为690037.891（百万欧元）。此时可以将这个均值缩小1×1012倍，均值约等于6.9欧元，且假设价值货币的价值与家庭最终消费品量的加权均值比例关系为1：1，即价值货币的价格为6.9欧元，此时“最终消费因子”=6.9欧元。即价值货币与流通货币（欧元）的比例为1：6.9。以后每3年根据实际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2、引入平行货币制度可行性探讨――以希腊为例

希腊债务共计3600亿欧元，其中3522亿为欧元债务，另外81.75亿为别国货币债务，在其3522亿欧元债务中，国债部分为2760亿，占到总欧元债务的78%，而目前关于减记激烈讨论的正是这2760亿国债。目前希腊国债的前五大持有商业银行均为希腊本国商业银行，其持有总额约450亿欧元，占希腊所有发行国债的16.5%。

货币双轨制的引入一定程度上会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解决流动性问题，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首先，利用一定的汇率差值解决流动性问题。我们已经通过模拟计算出1“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这是通过欧元区17个国家家庭最终消费品消费量的加权平均得出的兑换比率，当应用到欧债危机最为严重的希腊问题上，我们可以把希腊作为一个试点来分析。现作如下假设，欧洲央行的结构委员会发行一定数量的价值货币给希腊央行，希腊央行将其兑换成欧元发，此时兑换比率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而希腊人民和企业想要获得价值货币，必须把手中的欧元兑换成价值货币，此时兑换比例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欧元。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汇率差问题，即个人和企业只需6欧元就可以换取1单位的价值货币，然后将这些价值货币转换成欧元；而欧洲央行在中介机构进行欧元和价值货币兑换时，需要6.9欧元才能换取1单位的价值货币。此时形成的汇率差会造成个人和企业将手中的欧元先兑换成价值货币，然后将这些价值货币再兑换成欧元，此时可以获得更多的欧元。这样企业和个人手中的钱被人为的增加了。

其次，用价值货币来填补由于债务减记给商业银行带来的资金缺口。首先，适用范围规定在希腊国内（各大债权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先计算出希腊各大商业银行的资金缺口，然后与IMF、EFSF、EFSM共同讨论出资比例，现假设欧洲中央银行发行总资金缺口的30%的价值货币给希腊央行，然后希腊央行到上文提到的非盈利的中介机构兑换成欧元发放到各大商业银行以替补资金缺口，此时兑换比率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由于这会大大刺激各大商业银行对于发放资金的需求，所以希腊央行在发放这些资金前，需要设立一定的约束条件，例如各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呆账和坏账的比例、信贷规模等，然后考察3到6个月时间，符合标准的银行则按时按量发放资金，这样既可以缓解资金缺口，又可以激励各大银行改善其资产负债、信贷规模等运营状况。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回顾了平行货币理论的提出、发展，给出了平行货币的定义。然后文章提出价值货币作为欧元区（希腊）的平行货币的设想，并且模拟计算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发现短期内可以通过这种双轨制来缓解希腊国内债务危机。但是从长期来看，债务减记和货币贬值只是解决流动性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GDP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水平）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方法。同时，平行货币也可以给亚洲地区（尤其是东盟和中日韩地区）的货币一体化提供思路，为将来形成“亚元”做准备。

中国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以自身发展为前提与基础的，同样，中国推进亚洲货币一体化也需以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与基础。其一，加强与东盟10国和日韩的经济合作，摒弃“冷战思维”，通过平等的磋商来解决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冲突、金融监管透明度、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等问题，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东亚其他地区的货币合作步伐；其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到具有一定国际结算和计价功能后，逐步加快中华经济圈（大陆、香港、台湾、澳门）货币合作的步伐，最终形成“华元”（以人民币为锚）；其三，与东盟单一货币区和日元区融合，形成东亚货币联盟，使用单一货币“亚元”，成为实际货币体系的第三极，形成“美元――欧元――亚元”三足鼎立之势，为将来“世界元”的形成作铺垫。随着人民币乃至东亚单一货币的强大，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也会随着加大，而亚元的诞生和发展也必定会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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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ALPH Z，HALLOW：Jack Kemp and Vincente Fox Pitch for Open Borders and A United Currency [N].Washington Times，1997.

货币制度论文篇8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 (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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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政策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理论中一个复杂的问题。10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西方货币经济史，货币金融理论家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一直争论不休，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的文献也层出不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态势，在改革开放以前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保持在8左右，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货币流通速度出现了一路下滑的趋势，尤其是GDP／M2，不论是下降的绝对量还是相对速度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它对通货和存款的取代作用越来越明显。从理论上说，由于电子货币具有高流动性的特点，它对传统货币的取代必然会改变货币流通速度，从许多电子货币发展较快国家的实际数据来看，自电子货币出现以来，货币流通速度也变得极其不稳定，因此，可以断定电子货币必然会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程度有多大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可以从另一角度解释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而且对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如Internet)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支付机制。货币流通速度则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货币流通的次数。国外许多学者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没有达成一致性的结论。随着西方经济货币理论的引入，我国的经济学界许多学者也对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做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工作，并提出各自的观点和假说解释我国改革以来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持续下降的原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对各种观点进行一一述评，只将中西方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及其变化趋势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总结如下：(见表1、表2)

随着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对电子货币给传统货币金融理论带来的挑战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欧洲中央银行(1988)在《电子货币报告》中认为电子货币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国际清算银行(BIS)对电子货币研究的一些报告在对各国电子货币的发展和应用情况进行介绍以及其风险和监管研究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的内容，并认为电子货币会加速货币流通速度。

Survey of Electronic Money(1996)，Implications for Central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BIS，1996年10月)，Risk Managementfor Electronic Banking and ElectronicMoney Activities(BCBS，1998年3月)，BIS于2000年5月和2001年11月分别出版了题为Survey of Electronic MoneyDevelopments的两份报告，之后又于2004年4月出版了Sur-vey of Developments in Electronic Money and Internet and Mo-bile Payments。此外，国外学者在对电子货币研究的相关文献中也认为电子货币会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Berentsen，Aleksander，Kyklos(1998)，论述了电子货币产品的特征，并提出电子货币的使用将对货币需求、供给及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Aleksander Berentsen(2002)讨论了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及其过程、货币流通速度、准备金需求、中央银行货币控制权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JamesA．Dorn(1996)认为，由于电子货币的存在及其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降低了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能力；SusanM．Sullivan(2002)认为，随着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铸币税收入减少、货币乘数发生变化等。

从国内来看，王鲁滨(1999)在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时认为，电子货币替代了通货使通货减少，从而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尹龙(2000)在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控性方面的影响时认为，根据传统的货币理论，货币的流通速度基本稳定或有规律的变化，即是可预测的。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一个与最终目标相一致的中介目标的控制规模和程度。电子货币将使这一理论前提不再成立，它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随机游走的，导致短期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或预测的准确性受到严重影响。董昕，周海(2001)在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时认为，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使流通中的现金减少，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也使利用现金进行交易的次数减少，如果支付数字化现金脱离银行账目，货币政策的关键因素一对中央银行的货币需求量将减少。陈雨露、边卫红(2002)将电子货币引入费雪方程式，分析了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认为当电子货币逐步取代通货，尤其是在线电子货币的普及和发展的情况下。比特形态的电子货币以光和电作为物质载体，以接近于光速的极限在因特网上高速流通，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这导致短期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或预测的准确性受到影响，费雪交易方程式有待进一步考验。杨路明，陈鸿燕(2002)在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测性和可控性影响时认为，电子货币的发展正在使中介目标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日益下降。在可测性方面，货币数量的计算与测量，正受到电子货币的分散发行、各种层次货币之间迅捷转换、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性加大、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等各方面的影响。在可控制方面，来自货币供给方面的变化，加上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和货币乘数的影响，使货币量的可控性面临着挑战。蒲成毅(2002)结合中国货币供应的实际，探讨了数字现金对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在初期(以V0为主)将随M0趋向减少而呈下降的态势，而在后期E，VE都将趋向增大，M1的总量却将因其流动速度的极快以及向M0转化的总趋势，将导致其形态留存时间极短而总量趋向降低，则货币流通速度(以VE为主)将转而呈上升趋势，即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特征呈V字型。张红，陈洁(2003)认为电子货币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率成为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非惟一因素。唐平(2005)认为，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使不同货币需求动机间的边界变得不再明显，且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不断加快。

纵览国内外有关文献，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在探寻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解释各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国内的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20多年的下降趋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力求找到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因素来解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持续下降的原因。而在这些因素中，基本上没有学者把电子货币作为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一个因素纳入到他们的分析中，然而，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影响随着电子货币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在此，为了更好、更直接地揭示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经济计量的方法建立起我国电子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稳定关系，试图从电子货币的角度来解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持续下降的原因。

二、变量选择及回归模型的建立

(一)我国电子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趋势分析

由于我国从1978～2004年各层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的总体趋势都是下降，为了比较电子货币与各层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趋势，本文选择15年(1990～2004)的银行卡年末存款余额与银行卡交易总额的变化趋势与同期的各层次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电子货币与各层次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之间的关系。我国电子货币发展与货币流通速度的计算如表3。

从表3、图1及图2可看出，1990年以来我国年末电子货币存款余额及交易量总额稳步快速上升，说明我国这一时期电子货币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年末存款余额从1990年的54．6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5 299．5亿元，比1990增加了280倍，年均增长率在40％左右；年电子货币交易总额从1990年的987．43亿元快速上升到2004年的264 500亿元，15年间增加了267．87倍，年均增长率达36％。但从总体上看，电子货币快速发展的同时，货币流通速度却呈现出长期持续下降的趋势，它们之间是一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在他们看来，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但从不同层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趋势来看，它们又各具特点。

(二)样本数据选择 　选择数据时考虑到国内外数据开采过程中月度数据和季度数据的找寻难度，本文计量模型采用的是年度指标，因而为了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变量个数选取就不能太多，同时不能出现指标间的复共线性。考虑到我国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开始实施“金卡”工程以后，电子货币得到了广泛使用和迅速发展，它对我国的经济金融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因此，本文选取1990～2004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三)变量选择

将不同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电子货币年末存款余额占狭义货币量M1的比重(E1)和电子货币年交易量占年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E2)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选择电子货币年末存款余额占狭义货币量M1的比重(E1)的理由在于：就当前我国电子货币发展的情况看，电子货币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它主要取代的是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M1)，并通过这种替代作用来改变货币结构，进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选择电子货币年交易量占年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E2)的原因是：在电子货币发展的初期阶段，电子货币主要用于小额支付，它的作用也主要是取代传统的现金支付和部分小额的转账支付，它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可通过电子货币的交易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表现出来。模型中的数据如表4。

(四)回归模型的建立及估计

根据以上分析，采用OLS方法以电子货币年末存款余额占狭义货币量M1的比重(E1)和电子货币年交易量占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E2)共同对1990～2004年间我国M0、M1和M2的货币流通速度V0、V1和V2进行回归，取得线性回归函数，得到以下回归结果：

(五)对实证结果的分析

统计检验显示，各模型都通过了D．W和F检验，表明模型设计合理。E1和E2对M0、M1和M2的货币流通速度V0、VI和V2的显著性均通过T检验，说明这两个指标对货币流通速度有较好的解释作用，各模型对M0、M1和M2的货币流通速度V0、V1和V2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0．876、0．797和0．796，整体解释效果较好。

各回归模型中电子货币年末存款余额占狭义货币量M1的比重(E1)的系数为负，说明该指标的提高会降低货币流通速度，它与货币流通速度呈负相关关系，这与大多数学者认为电子货币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结论相反。不过，它恰好符合我国电子货币发展的初期阶段特征，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下降的趋势有较好的解释作用。各模型中的电子货币年末交易量占年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E2)的系数为正，说明该指标的提高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但由于它的系数较小，对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不会太明显。从总体上看，电子货币降低货币流通速的作用要明显强于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两种作用的结果最终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

三、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知，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显著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替代有两个明显的效应：一是替代加速效应，一是替代转化效应。两个效应的存在对货币结构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它们发挥作用的程度决定了货币流通的速度。所谓电子货币的替代加速效应，是指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替代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而电子货币的替代转化效应，是指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替代的同时加快了不同层次货币形态之间相互转化的速度。

从电子货币的替代加速效应来看，由于电子货币具有虚拟性、高流动性、无时空限制的特点，因此，一旦它取代了流通中的货币，它将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上述各模型中的电子货币年末交易量占年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E2)的系数为正，可说明电子货币在商品交易中的广泛使用，将使电子货币交易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逐年增加，并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从电子货币的替代转化效应来看，由于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取代会对传统货币定义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层次划分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这样，流动性的高低就不再是划分货币层次的依据。电子货币的存在可以使不同层次的货币实现快速、低成本的相互转化，这就意味着持有较高层次形态的货币并不会降低货币的流动性。加之，一般来说，较高层次的货币形态将会给货币持有者带来更高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持有较高层次的货币不但不会降低货币的流动性，反而还会为货币持有者带来更多的收益，因此，一旦电子货币替代传统的货币，被电子货币替代的那部分货币就会转化为较高层次的货币形态，而使传统意义上的低处于层次货币形态的货币数量减少。处于高层次货币形态的数量增加，同时也加大了高层次货币的“相对稳定性”，这就会使货币流通速度的整体水平下降。从上述模型中的电子货币年末存款余额占狭义货币量M1的比重(E1)的系数为负可说明，在我国电子货币发展的初期阶段，电子货币对M1的替代作用要明显要强于对M2的替代作用，电子货币对M1的替代不但没有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反而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并且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电子货币替代转化效应作用的结果。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模型中电子货币年末存款余额占狭义货币量M1的比重(E1)的系数为负，而电子货币年末交易量占年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E2)的系数为正，前者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是电子货币替代转化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后者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它又是电子货币替代加速效应作用的结果。虽然，在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中，来自电子货币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些因素中有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也有降低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但并不影响模型对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下降的解释力，相反它更好地反映了我国电子货币发展初期阶段的特征。因此，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持续下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电子货币的替代加速效应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另一方面，电子货币的替代转化效应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由于我国电子货币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电子货币的替代加速效应明显小于替代转化效应，因此，二者相互作用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货币制度论文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货膨胀目标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1］(437)从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量、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究竟选择何者作为中介目标，除了上述的三个选择标准之外，还要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从信贷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然而，近年来不少国家相继放弃了货币供应量目标，转向了利率、通货膨胀等目标，进而在我国引发了货币供应量能否继续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本文旨在对这些争鸣文章进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一）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我国1996年正式将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以M0、M2作为观测目标。目前在赞成以货币供应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1.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王松奇（2000）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说，从货币政策到社会总支出的变动控制，其中可供选择的中间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选作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关键还要看它与社会总支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实证数据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过低，而利率对消费支出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总支出中间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货币供给量都是我国货币政策最合适的中间指标。［2］(475)

蒋瑛琨等人(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M2优于贷款。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应当以M1为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M1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取消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合理的。［3］

2.当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是适合的，但需调整与完善

范从来（2004）认为，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4］

刘明志（200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是中央银行对物价变化所做的政策反应，但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因此。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5］

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实证结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条件下,针对中介目标选择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6］

（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先后经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盯住名义利率。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如美国。“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7］(70)我国学者在对利率中介目标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李燕等人（2000）认为，由于货币总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央行对基础货币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也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整：即从货币总量控制向利率调节转变。［8］

周诚君（2002）认为，在内生货币分析框架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变量。由此，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利息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具有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以正因为此，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9］

张强等人（2003）通过考察货币运行效果，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有减弱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介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10］

（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西兰储备银行率先进行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践，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7国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巴西、泰国、秘鲁、菲律宾等也开始相继采用该货币政策规则。Svensson（1999）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以实现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区间的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变量。［11］(607-654)从其表述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既可以被理解为关注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可以是中介目标规则。正因如此，国内主张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1.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作为监测目标

夏斌等人（2001）通过对我国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进行考察,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从货币传导机制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效的深层原因：货币供应量本身不好控制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客观上已经不合时宜，应尽快废止。尽管我国的银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但从短期同业利率到市场利率的生成机制还付诸阙如，利率目前显然不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仅如此，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此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放弃采用任何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即采取通货膨胀目标。事实上，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价指数上涨率在1-3%内)，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12］

奚君羊等人（2002）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起，实际货币供应量与目标值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离差。由此可知,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从1998年起，M2与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价格在M2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呈现持续性负增长，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迹象，经济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口径可能失真；二是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或所谓的“倒逼机制”等原因而难以控制，且货币乘数不稳定；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郑超愚、陈景耀，2000)；四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肠梗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13］

2.将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以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作为监测指标

李扬（2002）认为，从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三个方面来看，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太合适，继续按照现有模式使用它们作中介目标将有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了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这说明，即便在现今我国对名义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况下，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仍具有显著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信用的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如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和各国经验显示，如果采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中，通货膨胀是中介目标，而被称为“货币状况”的一系列指标，如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将成为中央银行日常监测的指标。［14］

（四）以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为中介目标

曹家和（2004）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即货币供给量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在紧缩时期则对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缺乏灵敏性，因而并不适合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客观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先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对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的中介目标的利弊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紧缩时期，央行可以使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供大于求的经济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呈下降的趋势，而当社会总需求减少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则出现上升的趋势。既然治理紧缩的关键是增加内需，使社会供求趋于均衡，那么，能够准确反映内需变动状况的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因其能够灵敏地指示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实际影响，因而可以作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首选指标。［15］

（五）同时采用多个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

张俊伟（2003）认为，货币量指标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6］

方齐云等人（2002）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是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在区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下,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控制实践所表现出的无效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为我国现阶段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一种思路：面对我国现阶段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无法实现中介目标的功能的现状,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在逐步弱化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率等监测目标,并提高对价格指数(CPI)的关注程度,直至最终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17］

二、一个评论性总结

目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远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观既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从理论上说，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这三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十分明确，且易于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依据这三个标准却很难判断某个金融变量是否比另一变量更适合充当中介目标。如FredericS.Mishkin曾考察过货币总量与利率，发现作为中间目标，是利率优于货币总量还是正好相反，我们在每一个标准上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

2.大多数研究均已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然而，从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来看，要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选择利率或通货膨胀目标还缺乏可行性。因此，我国面临的现实选择只能是继续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同时稳步推进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改革，以为中介目标的转变奠定基础。

3.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性，与其设定中介目标作为最终目标的名义锚，通过调控中介目标来引导货币政策指向它所要达到的政策目的，倒不如直接盯住最终目标，这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逻辑。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在这种框架体系中，用于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是一系列信息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Mishkin，1997；Bernanke&Gertler，1999），因此货币当局能够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上保持较大的灵活性。这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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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美］米什金著，李扬等译．货币金融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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