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投资基金论文十篇

信托投资基金论文篇1

房地产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产业，作为资金高度密集型产业，其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现状看，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这使房地产业的产业风险容易过渡为银行的金融风险。因此，房地产业要发展就必须分散其风险，从多个渠道获得资金来源，而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是国际上比较成熟而且运行比较成功的一种房地产直接融资方式。这种房地产融资模式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地较为流行，尤其在美国有较长的实践，在房地产行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合理借鉴国外经验发展REITs对我国房地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房地产企业与信托机构自身的机制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企业竞争力的增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是要通过对我国房地产信托基金的发展研究，探索适合于我国国情的REITs发展模式。本文首先在系统地阐述REITs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国外（或地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的成熟经验，并将各国（或地区）的REITs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我国发展REITs的一些启示。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我国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重点对近几年房地产信托领域对REITs的尝试开发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将其与标准REITs进行了比较，指出其不足之处。在完成上述工作后，本文从多个方面系统探讨了我国REITs的发展策略，并对如何创造发展REITs的良好环境提出了相关建议。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在我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意义重大，目前国内环境已经基本具备了发展REITs的条件，我们应该积极克服不利因素，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REITs这种有活力的产品在我国得到很好的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发展策略中国化

AbstractRealestateindustryisanessentialindustryinmarketeconomycountryorregion.Asacapitalintensiveindustry,itwillnotdevelopdurablywithoutfinancialsupport.Now,theprimaryfinanceofChinarealestateisthebankloan,whichwillcausetheriskofrealestateindustryturntofinancialriskofbankeasily.Sorealestateindustryneedsexpandingitscapitalchannelstodecreaseitsriskanddevelopbetter.REITsisadirectfinanceproductwhichhasgotgreatsucceedintheworld.REITsisverypopularinAmerica,Australia,JapanandSingapore,etcandplaysaveryimportantroleinthesecountries,especiallyinAmerica.UsinginternationalexperienceasasourceofreferencetodevelopRETIsinChinaishelpfulforrealestateindustry’sgooddevelopment,trustinstitution’sandfinancialmechanism’sreformandenterprisecompetitivestrength’sincrease.TheaimofthispaperistoexplorethedevelopmentalpatternofREITswhichissuitableforChina.ByexpoundingREIT’stheoryandintroducinginternationalREIT’sdevelopexperience,thepapercomparesdifferentcountries’sdevelopmentalpatternsandeducessomeelicitation.Then,thepaperintroducesChina’strustgoodsinrealestateindustryandSpecificAssetManangementPlans.Afterthat,thepaperanalyzestheattempttoexploitREITsinChinaindetailinordertofindshortcoming.Ontopofthat,thepaperdiscussestheREITs’sstrategyofdevelopmentinChinaroundlyandputforwardrecommendationstocreatgoodconditionsfordevelopingREITs.Finally,ThepapercomestotheconclusionthatdevelopingREITsinChinaissignificativeandtherearemanyfavorablefactorsinChina,soweshouldconqueradversefactorsandcreatgoodconditionsothatREITswillgetagooddevelopmentinChina.

Keywords:REITsStrategyofdevelopmentSinicize

目录第一章绪论

1.1论文的研究背景

1.2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3论文的研究方法

1.4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1.5论文的结构

1.6论文的主要特色

第二章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相关理论

2.1REITS的内涵

2.2相关理论

4第三章国外（或地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发展状况和实例分析

3.1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3.2亚洲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3.3各国（地区）REITS的比较

第四章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现状和发展环境

4.1我国房地产信托发展的现状

4.2我国发展REITS的必要性和具备的发展条件

4.3我国发展REITS的制约因素

第五章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发展策略

5.1我国标准REITS的发展策略

5.2创造发展REITS的良好环境

第六章结论和展望

6.1结论

6.2本文的局限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第一章绪论

1.1论文的研究背景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型产业，其健康发展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房地产业融资主要以银行信贷为主，其它方式如上市融资、债券融资、基金融资以及信托融资等比重较小，这导致我国房地产业融资渠道单一、风险集中。2007年9月27日，央行、银监会共同了《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对商业性房地产信贷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紧缩，这更加剧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紧张问题。因此解决好房地产业的融资问题已经迫在眉捷。在解决房地产业融资问题上，各界都对REITs寄予厚望。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早在2005年就指出，当前用公开发行收益凭证的方式设立REITs，是房地产业直接融资的方向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解决房屋租赁市场投资来源的重要融资方式。中国房地产业界特别是一些商业物业，希望通过REITs来缓解企业资金的压力，同时提升企业的品质和规模。2007年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银行，也是全球管理REITs规模最大的投行——麦格理集团副执行董事理查德·谢帕德（RichardSheppard）在悉尼总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中国尽快推出REITs[1]。在我国，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一法两规”的实施，经历了五次清理整顿后的信托公司获得了重生，信托公司依照央行的121号文件，针对房地产企业迫切希望得到融资的市场需要，积极开发房地产信托投资计划，我国的房地产信托从零开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我国的房地产信托产品还不是国外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只能称为准REITs。近年来，各大信托公司开始加大力度研究开发REITs产品。2007年4月10日，中国证监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专题研究小组正式成立。同年上半年中信信托、联华信托获得了REITs试点资格。据悉，两家公司均已上报有关REITs的设计方案，但至今仍未推出REITs产品。

1.2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REITs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迅速发展、衰落、复苏、稳定发-2-展的过程。随后REITs在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也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REITs的全球发展经验表明，REITs是解决房地产融资的有效工具。研究探讨REITs的中国化发展有助于发展适合中国的REITs产品。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我国房地产业缺乏有效融资渠道的问题，减轻银行系统的贷款压力；另一方面使我国日益上升的居民储蓄量和养老基金等有了更多的投资渠道。此外，REITs还有助于建立长期投资概念，减少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吸引更多人投资于房地产市场。从长期来讲，建立REITs体系也可以帮助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鉴于发展REITs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本文将结合国外(或地区）REITs的发展经验，以及国内学者对REITs已做的研究，在已有产品的基础上，探讨适合中国的REITs发展策略，并针对目前REITs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3论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和经济法中的相关知识。运用比较研究、实例研究、静态和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及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工具。通过介绍REITs的相关理论和基本特点，对世界各国（或地区）REITs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结合目前国内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联华信托、中信信托等机构对REITs产品试点开况，对我国房地产信托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REITs的发展策略并提出培育发展REITs良好环境的政策建议。

1.4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REITs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各国对REITs的研究文献也比较多，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对REITs进行总体介绍美国的Apgar和Mahlon（1986）[2]、Block和RalphL.（1998）[3]和Garrigan、RichardT.和JohnF.C.Parsons（1998）[4]等都在各自的文章和著作中对REITs作了整体的介绍。

2．对REITs的税收政策的研究-3-Sanger等（1990）通过研究表明，美国1976年的税法改革以及1975年和1976年间对影响REITs的其它法律所作的修改，在有效地减少其与整个证券市场相关联的风险的同时，提高了其经营绩效[5]。美国Damodaran等（1997）通过对REITs的组织结构的研究，发现那些从REITs转变为有限公司结构的公司，是被分红政策和资产重构的灵活性优势所驱使，而公司从有限公司转变为REITs时，税收优惠通常是驱动力[6],等等。

3．对REITs的财务杠杆和分红政策的研究Brown和DavidT.(2000)研究结果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较高的财务杠杆和所贷款物业所有权的特点，是导致一些抵押型REITs的业绩相当不理想和产生重大财务问题的主要原因[7]。McDonald等（2000）通过考察1995-1996年间在REITs分红公告前和后的买卖报价价差（Bid-askspread）的信息不对称成分后，发现分红越高，买卖报价价差就会越小，反之，买卖报价差就会越大[8]。

4．对REITs的价值衡量的研究美国的RichardImperiale（2002）提出用三种方法来衡量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价值：(1)将房地产投资信托价格与其所持有的房地产净值进行比较。(2)比较REITs的收益率与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之间的差幅。(3)将REITs的本益比与标普500指数或罗素2000指数的本益比相比[9]。

5.对REITs投资理论的研究澳大利亚的Newell等(1996)以美国REITs相关研究为背景，对澳大利亚的LPT1的战略投资理论进行了研究[10]。在我国，REITs尚未真正推出，但已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涉及REITs的可行性分析、模式探讨和相关政策分析等方面。

1．对我国发展REITs的模式进行研究王冉（2002）最早提出了我国REITs本土化策略。他认为，目前在中国比较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成立私募房地产投资信托把商业模式建立起来，发展到一定规模再通过相关立法和税收优惠转化为公募信托[11]。周泯非（2003）认为，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只能采用私募的方式发行受益凭证和房地产基金股份募集资金，并且在起步阶段宜采用抵押型REITs的形式，以便降低投资风险，吸引1REITs在澳大利亚被称为LPT.-4-投资者[12]。2004年4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完成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研究》对我国发展REITs产品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模式，即信托计划模式、房地产上市公司模式和封闭式产业基金模式，并认为我国发展REITs最适合采用房地产上市公司模式。许南等（2006）指出我国现有的集合信托计划可以作为借鉴，我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应该采用信托型、封闭式、信托期不低于30年、收益90%分配给投资人的模式[13]。

2．对我国发展REITs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研究毛志荣（2004）认为大力推进我国REITs产品的开发，对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产品结构，满足投资者的不同投资需求，解决房地产业的银行外融资渠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4]。孙靖（2005）指出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国内信托业经过5次整顿已具备发展REITs的基本条件，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多样化的融资渠道，REITs刚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其在国内的发展具有可行性[15]。

3．对我国发展REITs的障碍进行研究罗刚强等（2006）把我国发展REITs的障碍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障碍主要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缺失、金融体制的不成熟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中观层面的障碍是公司组织结构不适合REITs的发展以及没有国外REITs的税收优惠。微观层面的障碍就是投资主体的道德风险和专业人才的缺乏[16]。此外，还有很多文献对REITs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包括REITs发展的前提条件、风险因素和风险度量等等。这些文献的共性是借鉴国外成功的REITs运作模式和经验，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REITs运作模式，肯定了在我国发展REITs对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5论文的结构

本文结构安排上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就论文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相关文献综述等内容做出系统的说明，并初步构建了论文的框架；第二章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相关理论，主要是REITs有关概念的介绍和相关理论的阐述，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国外（或地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发展状况和实例分析，主要对国外（或地区）发展REITs的背景和现状、发展的模式和相关政策进行了介绍，选取有代表性的REITs产品-5-进行实例分析，并对国外（或地区）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第四章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现状和发展环境，主要介绍了我国现有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重点对近几年我国尝试开发REITs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指出不足之处，同时对我国发展REITs的环境进行了分析；第五章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发展策略，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发展REITs的相关策略，并对如何创造发展REITs的良好环境提出了建议；第六章结论与展望，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论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信托投资基金论文篇2

2002年1月1日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是定位于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之下的专业核算办法，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会计核算。于2003年10月28日并于2004年6月1日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将“契约型基金”统一正名为“信托制基金”，这意味着我国现有的投资基金体现的是一种信托关系，它的运作应当遵循信托原理。而对信托业务，目前还没有正式出台专门的核算办法，只有财政部于2003年11月印发的《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的阐述，拟出台的《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也是定位于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之下的专业核算办法，适用于信托投资公司信托业务的会计核算。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会计核算由《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第13章“证券投资基金”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的信托业务则由第14章“信托业务”规定，而这两章内容，差异很大，这就意味着同是信托性质的业务将遵循不同的会计规则。笔者不由困惑，二者是否存在遵循基本一致会计规范的理论基础？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产生了投资基金会计与信托业务会计能否有效整合、如何整合等问题。

二、整合的理论基础：投资基金与信托的关系

投资基金是通过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投资组织。根据组织形式的不同，投资基金可分为信托制、公司制、合同制和有限合伙制基金等。我国在1991年引进现资基金制度时，因一些原因而折中采用了“契约型”基金的概念。契约型基金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证券投资基金和实业投资基金。

从国际通行立法来看，契约型基金多依据信托原理来规范，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更是直接称为“证券投资信托”。20世纪30年代，日本从英国引进投资基金制度，1951年了《证券投资信托法》，奠定了投资基金发展的基础。根据这部法律，日本投资基金采用的是信托制，属于一种信托业务。直至2000年，日本才对该法进行修改，增加了允许设立公司制基金的规定。我国在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中，就将“契约型基金”统一正名为“信托制基金”。这意味着我国现有的投资基金体现的是一种信托关系，它的运作应当遵循信托原理。即：一方面，基金财产具有信托财产的性质，投资基金一旦有效成立，基金财产即从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项独立运作的财产，体现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另一方面，基金财产名义持有人和受益人分离，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不能为自己的利益使用基金财产，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主体与利益主体分离原则一致。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投资基金都体现为信托法律关系。因为按照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不同，基金有合同型、信托型、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等。只有当投资基金属于信托型时，才需要遵循信托原理。至于其他几种基金类型，则不一定要遵循信托原理。但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阐述，我国今后普遍采用的基金组织形式是信托制基金，并且规定采用公募的形式来筹集资金。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基于和已的《信托法》的衔接，《证券投资基金法》将“契约型基金”统一正名为“信托制基金”。可以说，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体现的是信托法律关系。

随着《信托法》的实施，从2002年7月18日上海爱建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推出“上海外环隧道资金信托计划”起，两年来信托公司已推出300例左右的信托产品。投资的领域为基础设施、房地产、证券等。从信托资金运用的角度来分析，信托产品分为特定信托、指定信托和无指定信托。但目前大多的信托产品属于特定信托，筹集的资金主要投向房地产、基础设施、电力等。指定信托对受托人的理财能力、品牌、信誉都有较高的要求，其业务开展模式是从资金到项目。在某种意义上，指定信托类似于投资某特定范围的基金，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和实业投资基金。

可见，信托制基金，不论是证券投资基金还是实业投资基金都属于信托业务的范畴。而信托业务的指定信托计划无疑是信托型基金业务。从目前二者开展的业务状况来说，信托业务包括投资基金业务；未来如果出现非信托型基金，二者会产生部分重叠。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关系，就奠定了投资基金会计与信托业务会计整合可能性的理论基础。

三、投资基金会计与信托业务会计的整合

投资基金会计与信托业务会计存在着整合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有整合的必要性。有无整合的必要性要看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是否存在混业经营的事实与趋势。2003年12月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人民银行法》）进行了修改。专家指出，《商业银行法》与《人民银行法》对某些条文的修改，为在我国金融领域的混业经营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事实上，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交叉经营业务出现，包括本文研究的投资基金业务和信托业务。

我国信托市场中，除信托公司开展信托业务、基金管理公司开展信托型投资基金业务以外，还有综合类证券公司在开展信托性质的资产管理业务。2003年12月18日，中国证监会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试行办法”将客户资产管理形式分为三类，包括定向资产管理业务、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和专项资产管理业务。业内人士指出，证券公司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信托公司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高度类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实质是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因此，笔者认为，信托业组织机构从事的以信托法理为依据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资产管理业务，都可以统称为信托业务，不管是综合类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还是其他金融机构，只要从事信托业务，其核算就应遵循信托业务会计规范。

《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在会计理论上的突破表现在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独立建账，独立核算，从而使证券投资基金的会计核算不仅与基金管理公司自身业务的会计核算区别开来，不同基金之间也能够相互独立。信托业务会计以信托业务为核算主体，独立建账，独立核算，使信托业务的会计核算与信托业从业者的会计核算区别开来。产生同样结果的原因是信托财产（包括基金财产）独立性特征的要求。同是以信托财产为核心、以信托业务为会计核算主体，二者将在会计理论的适用上存在共性，因此，笔者认为应对投资基金会计与信托业务会计进行整合，将信托制投资基金会计纳入信托业务会计范畴来研究。由于《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出台在前，对投资基金会计也有一些前期研究成果，因此应研究投资基金会计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以指导信托业务会计规范的制定。

信托投资基金论文篇3

证券投资基金①(以下简称“基金”)是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并由基金托管人托管，从事证券投资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在基金存续期间，基金财产所有权和受益权分离，基金持有人不得对基金财产直接行使基金管理权，只能享有收益权;基金自成立时起，基金财产即从基金持有人、管理人及托管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在符合基金的宗旨和目的的范围下独立运作;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均仅以基金份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可见，基金的运作是按照信托法理进行的，基金实质上是在商事领域运用和发展古老的信托制度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虽然在法律关系、业务范围、资金运用形式等方面与信托存在特殊之处。但是依托信托原理建立起来的基金制度也存在固有缺陷。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看，基金可理解为投资者的货币资产与基金管理人的人力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1］在理想状态下，基金管理人应以基金收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但事实上，由于基金中存在财产所有权与受益权相分离的情况，这一制度设计是信托制度实现效率价值的基础，但也直接导致了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基金管理人作为单独的个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此外基金中还存在契约不完全的问题，有可能导致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对应，即基金管理人拥有对基金资产剩余控制权，而不享受基金剩余收入的索取权，基金投资者承担基金运作过程中的所有风险却不拥有对基金的控制权。这就导致了基金管理人因激励不足、监管缺位等原因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为自身攫取不当利益等问题。我国基金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基金经理操纵市场、进行内幕交易等问题，也暴露了我国法律对基金的法律关系模式架构存在的缺陷。因此，需要通过架构科学合理的基金法律模式来协调基金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必要的激励和约束手段，对基金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合理的配置，使基金管理人在有效的基金监管机制下为基金当事人的利益而运作。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性质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没有对基金进行明确定义，仅在总则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该条明确了调整对象和基本法律关系，强调了证券投资基金公开募集、专业化管理和托管以及组合投资这三个特征，目的在于回避社会各界对基金立法定义的长期争论，推动该法尽早出台。但定义是对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性质的高度抽象与基本概括。从法律角度界定基金的基本性质，是构建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基础，可以明确基金的法律主体地位，加强对新基金产品的管制，揭示基金与其他投资形式的基本区别。概括起来，我国学界对基金的定义主要有投资制度说、资本集合体说、投资工具说、投资方式说、投资组织说等观点。投资制度说认为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以追求投资收益回报为目标，由专业投资机构通过组合投资方式或制度分散投入股票、债券、房地产或高科技等市场领域以共享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或制度［2］(P3);资本集合体说认为其是由投资者委托他人按照投资组合原理投资于证券，按投资者出资份额共享投资收益，共担投资风险的资本集合体［3］;投资工具说认为其是通过契约、公司或其他组织形式，借助基金券发行，将不特定多数投资者不等额的出资汇集成信托资产，交由专门机构按照资产组合原理进行分散投资，由出资者按比例分享收益的一种投资工具［4］(P24);投资方式说认为基金是指通过发售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托管人托管和持有人按其所持有的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集合投资方式［5］(P1);投资组织说认为基金是指通过发行基金份额募集资金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托管人托管，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有收益和承担风险的投资组织［6］。上述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金的特点，但没有把握基金的基本法律属性。笔者认为应当采纳投资组织说的观点，将基金界定为独立的组织机构。首先，虽然契约型基金没有专门固定的组织场所，但其在松散形态上具备投资者、管理者和监督者等主体，还拥有独立的财产，能以自身名义从事活动，独立承担责任，具备了虚拟组织体的基本要素;其次，该说有利于揭示基金的法律属性，彰显与其他组织体的区别，有利于通过法律手段扬长避短，提高投资效率，维护投资安全，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再次，有利于从基金内部治理的角度明确基金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组织与分工、权利义务和责任，使得基金的运作得到规范;最后，基金契约不仅仅是信托合同，还体现了某些组织章程的特征，如对基金重大事项的决策适用多数票通过的原则。

三、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的选择

基金法律关系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各主体之间，在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中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律规范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7］(P49)一般而言，基金法律关系的内部参与人主要由基金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三方主体构成。基金持有人是指通过购买基金单位，并依据基金契约享受权益、承担风险的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是接受基金持有人的委托，依据信托契约负责拟定基金投资计划，指示托管人按照其投资决策处理基金资产，对基金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投资机构;基金托管人主要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示负责保管和处分基金资产，并对管理人的投资计划进行监督，通常由具备一定条件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专业性金融机构担任。然而仅仅明确基金的参与主体是不够的，论述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必要性及其具体内容需要科学界定基金的法律关系模式，明确基金管理人与其他基金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比较法中，就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法理基础问题，英美法系并不关心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认为契约型基金是一种没有委托人的信托构造，基金管理人既非委托人，亦非受托人，而是一种独立的被信任者。［8］(P50)因为英美法认为信托是作为衡平法中将受托人所负信赖义务制度化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受益人而不是委托人利益，因而受托人并非信托成立的必要条件，信托一旦有效设定，委托人便从信托关系中退出，并非信托构造中必然当事人［9］(P23)，而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负有信赖义务是基于被信任者地位而产生的。但笔者认为，我国实际目前不应借鉴受信任者理论:(1)我国《基金法》是按信托原理构造的，而我国信托法中没有受信任者的理论，如果以受信任者学说为基础设计基金管理人的义务，就必然破坏现有法律体系的逻辑性，有悖法理;(2)由于法律传统和文化的差异，大陆法系普遍赋予委托人一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委托人有权了解信托财产管理情况，监督受托人依照信托文件实施信托，［10］(P13)致使委托人能够对信托的运作进行监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信托目的的实现，我国信托法对此也予以确认，在《信托法》第21条、第23条和第40条第1款赋予委托人要求受托人变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的权利，将受托人解任的权利，选任新受托人的权利;(3)基金是一种自益信托，基金管理人作为受托人，其所负信赖义务的具体内容除法律规定外还有不少来自于信托契约，因此明确委托人的地位可以更好地厘清信托关系，明确委托人的权利，以监督基金管理人履行职责。因此，对我国而言，研究基金法律关系模式，从而厘清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对于探讨其信赖义务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的种类及评析

各国对基金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间相互制约的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别，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可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1.一元信托模式。该模式下的基金内部以一份信托契约作为约束机制的核心，同时连接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即由基金管理人在发行受益凭证募集基金之后，以委托人的身份与作为受托人的基金托管人签订以基金持有人为受益人的信托投资契约，托管人取得基金资产的名义所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负责保管与监督，并依委托人的指示适用信托财产，委托人保留基金资产的投资与运用的指示权，受益人依受益证券的记载享有基金的投资收益权。［11］(P242)日本采用该模式，该国学者认为，证券投资信托从形式上而言，委托人为基金管理人，受托人为基金托管人，基金持有人为受益人;而从实质上看，相对于持有人而言，管理人实质上也是基金契约的受托人，与托管人处于同样地位，共同实现基金的受托人功能，而证券投资信托契约形式上的受益人亦兼为实质信托契约的委托人。一元信托模式简化了基金关系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并明确了管理人与持有人及管理人与托管人之间的一种信托关系，在提高基金管理人的积极性和决策效率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基金的运营成本。［12］(P156)

2.二元信托模式。这种模式被德国1956年《投资公司法》采纳。该模式强调基金的投资人、投资公司和保管银行之间通过信托契约和保管契约两个契约实现关系架构:投资人与投资公司之间是信托契约关系，投资人购买受益证券时，取得信托契约委托人兼受益人的地位，投资公司则处于受托人的地位，是“特别财产”的名义持有人;保管契约规范保管银行与投资公司的关系，保管银行负有维护基金“特别财产”安全与完整的义务，并须依投资公司的指示处分该财产，并负责监督投资公司的行为是否符合信托契约的规定，保管银行为保障持有人的权益可以对投资公司特定的违法行为提讼。而投资人与保管银行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虽然保管银行应当为投资人的利益行使监督权，但投资人只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对其主张权利［13］(P338－340)。该学说的法律关系比较明确，赋予了投资人信托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双重地位，加强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但管理人同时连接两份契约，而托管人由外部法律赋予较多的监管权限，持有人则保留对管理人的诉讼权利。此外，理论界还存在“非分离二元论”的信托模式，主张通过投资人分别订立两个基金契约来构造基金法律关系，即由投资者分别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基金管理契约和基金托管契约。该说无疑强调了基金投资人在基金法律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对其利益的形式保护。

3.共同受托模式。即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是共同的受托人，共同负有法律赋予受托人的义务的机制，一旦受托人的某一方违反了这些义务，其余的共同受托人应当同时承担责任。这是一种管理人和托管人权利相对平衡的结构安排，目前以英国的单位信托为代表。［12］(P160)该模式中，持有人拥有信托上委托人与受益人的地位，保证了持有人发挥约束效用，而“受托义务”同时被赋予给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依法使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同时承担受托义务，有利于更好地经营基金财产，实现投资者投资获利的目的，并促使基金管理人及托管人分工协作，相互监督。

4.监督人受托模式。该模式是以受托人为核心的内部约束机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的多级委托制度，另一种是印度独特的托管与监督权相分离的“受托委员会制度”。根据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香港的单位信托首先必须委任受托人，受托人除承担相当于国内基金托管人的职责外，还有权选聘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基金受托人履行基金管理职能，负责具体管理基金资产。［15］在这三者的关系中，基金托管人兼具基金财产受托人和委托人的双重身份。但是，持有人与管理人没有直接契约关系，因此管理人运作基金造成损失须由受托人首先直接承担责任，因而强化了基金受托人的监督意识。而在“受托委员会”制度中，基金的保管权与监督权分别由基金托管人和受托人承担，投资者直接与受托人签订委托协议成为基金持有人，受托人成为基金直接面对委托人即基金持有人的唯一主体，持有人对管理人的监督动力通过这一关系直接转化为受托人的监督动力。受托人分别和管理人及托管人签订协议，成为基金内部专职的监督机构，对持有人负责，代表持有人监督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经营运作行为，保障基金资产的安全和高效运用。［12］(P163)通过引入受托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管理人权力过大的问题。

(二)我国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的选择

我国在基金立法中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笔者认为我国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的选择应当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以维护基金持有人正当利益为目标。加强对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保护是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思想与经济民主原则的必然逻辑引申，是激发广大民事主体投资热情的催化剂［16］(P56)，否则持有人将对基金管理人失去信赖而退出基金关系。而选择何种法律关系模式直接决定着约束管理人运作的效果，维护持有人权益的程度。

(1)一元模式下，托管人只能遵照管理人的指令处置基金资产，而持有人由于分散性也无法对管理人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这使得投资基金的所有权、经营权及保管监督权几乎都被管理人控制，这弱化了托管人和持有人的监管作用，致使内部约束机制难以发挥，从而损害持有人权益。

(2)二元模式虽然强化了保管人的约束功能，但一方面，保管人实际持有信托财产，却由管理人与之签约，持有人没有与托管人建立直接的利益连接，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监管保管人的监督行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保管银行一旦违反义务造成基金资产损失，持有人只能以受益第三人的身份行使请求权。此外，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的多级委托制度也存在这样的缺陷。

(3)共同受托模式中，当基金管理人在运作基金实施不法行为时，托管人会由于担心承担连带损失，而对管理人的违规侵害行为视而不见，从而不利于进行事先监控。同时，共同受托的责任划分较为复杂，容易造成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第二，有利于合理解释各当事人的职责。根据信托法原理，受托人应积极地管理经营信托资产，而基金托管人在基金运作过程中仅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示进行操作，承担保管基金财产、监督基金管理人、执行基金管理人指令等义务;基金财产的运作、投资等主要积极义务则由基金管理人承担。而一元模式中，却由委托人承担基金管理义务，这属于消极信托。从信托的发展历史看，消极信托虽然在早期扮演了主角，但随着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动，已经丧失必要性和合法性，各国大都不再接受消极信托这种信托形式。因此，该模式难以合理解释当事人的基本职责。此外，基金是基于投资者为实现自己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委托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自己的资产，代为证券投资。无疑，依据信托原理，基金实质上属于自益信托，基金投资者就是基金信托的委托人兼受益人，而一元模式却将基金界定为他益信托，把基金管理人作为委托人，而把基金持有人作为单纯的受益人，另一方面又在配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时，该模式没有能够合理解释当事人的地位。第三，坚持信托法的基本原理。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基金属于信托范畴，通过独立财产、有限责任、经营权与收益权相分离等特殊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与合同、、行纪、居间等制度不同的权利义务架构及本质属性，规范了基金当事人之间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的安排中应当坚持信托的基本原理，发挥信托制度的特殊价值。同时，基金是根据信托原理设计并在现展的结果，因而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信托。笔者认为，不应固守信托的所有原理，基金要建立根据削减交易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原则灵活地设计法律关系。第四，必须符合本国的国情。无疑，研究借鉴别国经过长期探索、反复实践的立法经验对于发展我国基金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一国的法律制度必须要符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本国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文化背景。因此，基金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必须要符合本国的国情，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和经济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自身的经济特点、经济成熟度和金融制度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

信托投资基金论文篇4

Abstract: Since the national policies and measures curb overheated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the REIT as a new means of financing will be favorited by the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Nevertheless, China's real estate trust industry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the development is imperfect ,it contains a number of risks. In this paper, the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in the real estate trust industry was discussed primar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nd some response prevention was put forward.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理论;房地产投资信托;风险;防范

Key words: information asymmetrie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risk;prevention

中图分类号:F832.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0-0026-02

0引言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速的资本市场全球化的持续和中国加入WTO,中国房地产业将融入到房地产业全球化的浪潮中。随着我国经济的起飞和持续繁荣,房地产业成为我国发展速度快、影响面广的支柱产业。而由于房地产实体具有不可移动、不可分割、价格昂贵等特点,使得房地产投资金额庞大,资产流动性差,容易引起房地产投资风险的过度集中和形成资金缺口;房地产业作为资金密集性产业,其持续良性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和同金融业的很好融合。因而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房地产金融业的成长息息相关。信托业、银行信贷、保险业、证券业是构成现代金融业的四大支柱,而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房地产信贷方面存在严重的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不相协调的矛盾,且加之商业银行在前几年房地产热潮中被积压在商品房上的两千亿元巨额资金,使其已无力承担起为启动房地产市场提供大规模资金的重任。特别是2001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规范住房金融业务的通知》,该通知的实施将进一步降低银行对房地产业的支持力度。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对信托业进行了第五次整顿,此举的目标就是让信托业与银行业、信托业与证券业实行分业经营,信托业回归本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投资信托公司。而我国的投资信托公司不仅开展各类金融业务,还涉足多方面的实业投资业务,其中房地产业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现实是众多的投资信托公司因参与房地产经营而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资产的句袱,甚至步入债务危机。

1房地产信托信息不对称的产生原因分析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简称REITs)是由基金公司和其他发起人向不确定的投资者发行受益凭证,将社会上的资金集中起来,汇集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信托财产,并由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充当募集资金的托管人,对房地产证券和房地产项目开发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投资[1]。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实行多元化投资策略,选择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房地产项目和业务,通过集中专业管理和多元组合投资,可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取得较高投资回报。具有筹集资金的灵活性和广泛性,具备专家经营、组合投资、分散风险、流动性高和品种多等优点。中国的房地产信托投资是指信托投资公司(有房地产开发经营权)运用自有资金和稳定的长期信托资金,以投资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对房地产的经营开发的投资行为,信托投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在我国,它的经营模式一般如图1所示[2]。

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与投资者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与投资信托公司存在一定的委托关系。由于现实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房地产信托各主要当事人之间便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是在市场交易中交易的一方对交易的另一方的信息缺乏了解,影响其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导致交易效益降低的现象。根据信息学理论,信息不对称分为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两种情况,即逆向选择是交易前的信息不对称,而道德风险是交易后的信息不对称[3]。

1.1 房地产信托运行过程可能会遇到的逆向选择所谓逆向选择,是指双方当事人在签订交易契约之前,进行市场交易的一方已经拥有了另一方所不具有的某些信息,而这些信息有可能影响后者的利益,于是,占据信息优势的这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作出对自己有利而对他人不利的事情来,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和经济效率。

首先,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在寻找房地产投资项目过程中,因无法了解有关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有效信息,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可能会选择预期收益率较高的劣质项目。这样,优质项目会逐渐退出这个市场。其次,投资者与投资信托公司之间也存在逆向选择,即劣质投资信托公司占据信息优势,提供高于优质投资信托公司的预期收益率来吸引投资大众,从而把优质投资信托公司驭逐出这个市场。这使得整个信托业会出现很多风险。

1.2房地产信托运行过程可能会遇到的道德风险所谓道德风险,这里重点指委托问题。委托问题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人难以知道人的行为,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实施违背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信托投资基金论文篇5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房地产融资；发展对策

1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及其特点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REITs)，即房地产投资信托，是一种采取公司或者信托(契约)基金的组织形式，以发行收益凭证(股票或收益凭证)的方式将多个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由专门投资机构进行房地产投资经营管理，收购持有房地产(一般为收益性房地产)或者为房地产进行融资，通过多元化的投资选择各种不同的房地产证券、项目和业务进行组合投资，并将投资综合收益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共同分享房地产投资收益的一种信托方式。REITs在香港被译为“房地产基金”，在台湾译成“不动产投资信托”，而中国大陆一般译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在西方国家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在美国等大多数国家直接称为REITs，但在英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称为房地产投资基金(Property Investment Fund，PIF)。

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REITs具有多元化组合投资分散风险、专业化经营管理、快速汇集资金、可随时买卖赎回，流动性强的特点，在多数国家还有专项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由于参与主体多元化，其法律关系也相对复杂。

2 我国房地产投资基金发展面临的问题

第一，理论体系不够完善。REITs是通过在证券市场公开发行收益凭证募集资金作为投资资金来源的，该收益凭证是要按股票交易法则可以在证券市场公开交易和流通的，这就需要给该凭证一个交易价格。相对于证券产品价格定价理论，REITs的定价要复杂得多，传统的资产评估方法显然是不能满足REITs资产定价的需要。尽管国外有相关定价理论可以借鉴，但国外成熟市场和国内非成熟市场的差别将使得直接套用国外的定价方法会产生“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后果。

第二，运行管理中的道德风险。房地产投资基金在组织体系上，由基金持有人、基金组织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等通过信托关系构成一个有机的组织系统，运用资产托管机制来制约信托资产运作的关系，构成了投资基金信托关系中的一个基本特点。在投资者认购REITs之后，以信托方式将资金交由REITs管理人进行运作，这就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在这种关系下，由于投资者和经理人并不具有相同的利益，而且投资者无法时刻观察经理人的投资行为，因而经理人可能从事与投资者利益相冲突的投资行为，便产生了其中的道德风险。

第三，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相关法律的保障是发展我国房地产投资基金最明显的障碍之一。《投资基金法》将非证券化的投资基金内容从中剔除后，变成了《证券投资基金法》，此外私募基金合法化的问题，给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规范和系统发起带来了不确定性。同时还要面对资金的进入和退出通道、投入和产出的方式、时间标准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法律和法规的配套支持。

第四，缺乏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发展REITs需要一批既精通房地产又熟悉金融的复合型人才。REITs的运作需要对房地产市场具有战略眼光，能够寻找到合适的房地产项目，并进行项目运作来保证项目未来稳定的收益。同时，REITs的运作人还需要具备基金、投资银行以及财务等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只有将房地产和金融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运作REITs，保证REITs的收益率和长期增长率。而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比较匮乏，一般只是精通房地产或者金融一个领域，这使得我国发展REITs的人才支持不足。

第五，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我国目前没有建立全面的征信体系，信用环境较差。REITs本身包含多种风险，包括政策风险、房地产项目经营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等。这些风险都会影响REITs的收益以及投资者利益，甚至影响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目前我国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表现为：风险预警机制较差，没有完整的风险评估体系与警戒模型；与风险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对未来可能风险的披露工作也没有完全展开；作为风险监控人的独立董事制度不完善，即使设立了独立董事，但是其作用也没有较好地发挥，基本上形同虚设。 转贴于

3 针对我国发展房地产投资基金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立法力度，为REITs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建议设立REITs专项法律，调整《公司法》、《信托法》及《证券法》，制定专门针对投资基金发展的《产业投资基金法》、《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等法规，细定信托业务操作过程中一整套详细规则，如投资方向的限制、投资比例的限制、投资资格的审定、投资比例的确认等，也可以先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在进行REITs试点之后，根据实践经验修改细则，然后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从而规范REITs的发展，也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环境。

第二，建立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为REiTs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房地产投资基金本质上是一种投融资金融工具，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是REITs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其中房地产金融市场存在结构性失衡，房地产金融创新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也是导致我国房地产开发融资渠道单一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我国的基金市场，加强金融创新，对于我国REITs的发展大有裨益。

第三，建立相关的教育体系，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通过在各大高校建立房地产专业等学习相关知识的基础教育，以及在房地产领域的实践教育，培养既有房地产专业知识和经验，又有经济与金融学的分析和研究能力，同时还具备大量的房地产和金融法律知识，熟悉房地产领域的市场调研、规划设计、建筑施工、营销策划和物业管理等各方面知识的专业人才。同时，也需要加大对专业的律师、理财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以及审计师的培养。

第四，加强外部监管。有效的金融监管可以促进金融安全与稳定，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我国发展REITs需要加强外部监管。可借鉴证券投资基金业监管的经验，采取以“政府严格管理模式”为主的监管模式，加强对信托机构的监管、对信托人员的监管、对信托业务的监管，使REITs的操作更加透明，信息披露更加及时，从而为房地产基金市场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完善外部监管机制。对于信托机构的监管，应该由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监管转变为以机制为核心的监管，将内部控制和治理结构的完善作为监管重点；对信托人员，要加强行业从业资格的管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管理。其次，增强行业自律机制。包括个体自律以及行业自律。即要求每家信托投资公司加强自身管理以及行业间各家公司之间加强沟通与监督。最后，引入委托人和受益人监督机制。委托人、受益人有权向信托投资公司了解信托财产的运营与管理状况，并要求公司做出说明。信托公司若违反信托目的运作信托财产，则委托人有权解除信托合同。

信托投资基金论文篇6

关键词：企业年金基金,基金托管,商业银行,银行风险

一般说来，商业银行在托管企业年金基金中面临的风险是很小的。但是由于企业年金基金对于基金受益人来说极为重要，关系到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一旦企业年金在托管中受到重大损失，后果就会极为严重，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这是因为，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实行市场准入制度，政府一旦授予了某个机构企业年金基金托管资格，就在一定程度上用政府信用为这家机构的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业务进行了担保。所以，商业银行在托管企业年金基金业务中容不得半点马虎，否则，不但基金受益人不答应，政府也不答应，最终会导致商业银行自身的重大损失，甚至倒闭。所以，仔细查找商业银行在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中面临的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防范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商业银行在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反思商业银行在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业务中的整个流程，笔者认为商业银行应该高度关注以下几种风险：

1.控制风险

所谓控制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业务中，由于内部控制制度在设计或运行中出现差错而导致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企业年金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来说是一种新兴业务，而且发展很快，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运行中，可能会出现差错。例如，由于内部控制设计上的疏忽，可能会出现不相容职务没有分离；由于商业银行内部某些高层领导人跨级直接对一线员工指示或越权指示，可能导致内部控制制度失效等等。控制风险的存在可能会诱导商业银行内部员工的舞弊，后果将是很严重的。英国老牌银行巴林银行的倒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控制不严，银行员工金融投机失败。企业年金基金是基金受益人的保命钱，决不能因商业银行的控制不严而遭受损失。

2.信誉风险

所谓信誉风险是指由于所托管的基金出现问题而导致托管银行的信誉受损的可能性。导致信誉风险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的有以下三项：（1）企业年金基金投资失误或失当，基金收益不良，甚至亏损。这种情况下，尽管基金托管的商业银行没有责任，但是由于连带效应，社会公众对商业银行的评价也会降低。（2）企业年金基金其他管理主体舞弊。在企业年金治理结构中，最为核心的责任主体是年金基金的受托人，受托人要为委托人制定年金基金投资策略，选择、监督、更换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并负责收取年金缴费及向受益人支付年金待遇。法人机构受托人可以兼任账户管理人和投资管理人，若这种受托人要舞弊的话，托管银行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当舞弊被揭露后，受托人要受制裁，托管银行的信誉也将受到损害。（3）商业银行内部的业务差错。在执行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业务时，有些员工出现一些小差错是难以避免的，若这些小差错被现代媒体片面地扩大和渲染，那对银行的信誉也是有损害的。

3.竞争风险

现代市场上，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基金托管作为一项低风险、高收益的服务项目，自然会成为各个商业银行竞相争夺的对象。竞争可以促进市场的发展，但对于参与竞争的商业银行来说，竞争则意味着潜在的损失。首先，竞争使得既使满足了政府基本要求的一些商业银行也不能取得企业年金基金托管资格；其次，竞争可能会导致个市场利润的降低。价格竞争会导致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人收入的直接减少，质量竞争会导致企业年金基金托管的成本增加，结果，无论价格竞争还是质量竞争都会导致利润的减少；最后，竞争可能诱发商业银行间的相互诋毁，损害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利益。总之，竞争意味着风险。

二、商业银行在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中的风险控制措施

1.对控制风险的控制

对于控制风险的控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健全内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二是加强员工的诚信教育。所谓内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是指一个机构内部有关稽核、审计、监督、控制的一系列程序和规则，是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的制度保障。只有有了科学的制度并严格执行，控制风险才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然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且制度是人制定的，在严密的制度也有漏洞，所以诚信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商业银行要在人员的招聘、培训、激励、晋升等各个环节贯彻“诚信至上”的原则，保证即使制度存在漏洞，员工不但不会为了私利而加以利用，而且会主动向银行管理层反映漏洞，甚至提出修改意见。

2.对信誉风险的控制

针对信誉风险的成因，对症下药是最好的措施：（1）加强信息沟通，提供信息服务，降低基金的投资风险。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人要密切关注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投资风险问题，及时向受托人和监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降低投资风险，防止投资失误。（2）在接受基金托管委托时，要综合考虑企业年金基金的治理结构和基金受托人的诚信度及对待风险的态度。免费论文参考网。对于除了基金托管人外，主要基金管理角色全由一个利益集团担任的企业年金基金，要保持高度的关注，关注基金的内部控制风险；对于基金受托人诚信度有问题的基金，商业银行要坚决与之划清界线；对于基金受托人风险偏好很强的基金，商业银行要谨慎接受委托，防止日后信誉受损。（3）妥善处理内部员工的小差错。免费论文参考网。企业年金业务的社会影响巨大，商业银行要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妥善处理内部员工的小差错和各种突发事件。

3.对竞争风险的控制

从根本上来说，单个商业银行是无法控制竞争风险的。但是，面对竞争风险，商业银行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这包括：（1）加强同业间的沟通，防止出现两败俱伤的竞争。这是可行的，因为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市场是一个寡头垄断市场，竞争者数量有限，相互沟通起来成本并不高。而且，基于共同的利益，达成妥协或默契是很可能的。（2）加强对竞争风险的分析和衡量。商业银行充分了解了竞争风险的成因和程度后，参与企业年金业务时，根据风险收益原则，就可以做出恰当的决策，降低损失。免费论文参考网。假如，某个商业银行通过分析认为，由于市场竞争，即使自己具有了进行企业年金基金托管的条件也永远不可能拥有客户，那么它就不必进行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业务的初始投资，这就避免了投资损失。

参考文献

[1]菲利普?乔瑞，《金融风险管理师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孙建勇，《企业年金运营与监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3]刘惠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对策》，经济要参，2000（5）；

信托投资基金论文篇7

关键词： 企业年金；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21-04

当前形势下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压力。企业年金在缓解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方面起到了重大的补充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企业年金在实际运营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就我国企业年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管理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完善企业年金监管的必要性

（一）国情需要

我国目前的人口现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少子化严重。2011年地市城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0%；二是老龄化加速。2011年人口普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1]由此可见，未来我国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减少，领取养老金人数增加，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面临支付危机。国际经验表明，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责任的合理分担是发展趋势。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支付危机时，除了大力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外，也要加大对企业年金的重视程度，加强对企业年金的监管力度。

（二）保障退休者晚年生活

退休职工已经不在工作岗位上，养老金是他们维持晚年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建立企业年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水平，解决由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逐年下降而造成的职工退休前后的较大收入差距，弥补基本养老金保障水平的不足，满足退休人员享受较高生活质量的客观需求。

（三）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

截至2011年底，全国3.71万个企业共计1335万职工参加企业年金计划，分别仅占实体企业总数和城镇就业人数的0.31%和1.51%，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2 809亿元。[2]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比，企业年金在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作用还显得过于微弱。目前我国企业年金面临基金总体规模非常有限以及基金投资运营情况不佳的现状，这对我国企业年金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只有对现行的企业年金运营现状进行研究，探索其困境，并尽快采取可行的措施，以破解企业年金运营中出现的问题，才能不断完善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保持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二、委托理论

我国学者张维迎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指出：在经济学上的委托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人，另一方称为委托人。[3]简单地说，知情者是人，不知情者是委托人。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委托理论可以概括为：企业是由一系列不完备契约的有机组合，产生不完备的原因是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外生的不确定性，所有者（称为委托人）和企业经营者（称为人）之间存在激励不相容问题，因此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应该受到监督和激励。

委托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非对称的信息博弈，信息不对称引起了委托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区分这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发生的时间。如果信息不对称发生在交易之前（契约签订前），由于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不了解人的真实情况，最终选择的人可能是违背委托人意图，我们称其为“逆向选择问题”；如果信息不对称发生在交易之后（契约签订后），由于委托人无法直接观察到人的行为，只能观察到行为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既受人的行为影响，也受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因此理性的人可能会少付出努力，而将产生的对委托人不利的结果归咎于外界因素的影响，这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我们称其为“道德风险问题”。本文主要研究我国企业年金在运营中由于各主体之间存在多层次的委托关系，从而导致各主体之间发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三、我国企业年金运营中委托风险

我国《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应当确定企业年金受托人，受托管理企业年金。我国的企业年金是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缴费确定型计划，个人账户归企业职工所有。从而使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产生了多层委托关系：一是企业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二是企业与受托人之间的信托关系，三是受托人与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4]（见图）

图：企业年金委托关系链

根据委托理论，我国的企业年金在运作的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逆向选择

1.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逆向选择。在委托人和受托人信托关系成立前，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受托人对自身投资管理以及运营效率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而此时委托人处于信息弱势，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委托人会要求受托人提供更多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受托人提供的信息可能并不完全，受托人根据自己了解的信息进行抉择，会因为信息弱势地位而选择了较劣质的受托人。委托人不能选择较优质的受托人，无疑增加了企业年金的运营管理风险。

2.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之间的逆向选择。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契约签订前，受托人虽有自身的优势，但相对于专业的投资管理人，受托人仍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投资管理人为了得到受托人的认可，获得对企业年金进行投资的权利，他们也会有选择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给受托人，从而使得受托人不能选择较优质的投资管理人，增加了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风险。

（二）道德风险

1.受益人与委托人之间的道德风险。雇员是企业年金的最终受益者，因此企业年金的运营权应由雇员自己决定，但是雇员受自身知识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不得不将企业年金账户委托给企业进行管理，从而产生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企业年金目标是提高雇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因此雇员希望年金基金的投资安全稳定，而企业的最终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两者之间目标的差异使得作为委托人的企业在管理企业年金的过程中可能会做出不利于收益人的决策，从而损害收益人的利益。

2.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道德风险。契约签订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信托关系赋予了企业年金受托人充分的自由度和较大的财产控制权，受托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信托契约和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事情之外的活动。在受托人签订信托协定进行企业年金运营后，受托人处于年金委托链条的权力中心，将负责指定投资管理人、账户管理人和托管人对企业年金系统进行有效的操作，并指导、监督各部分职能的有效实现。受托人在享有财产控制权的同时并未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等极可能引发道德风险。

3.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之间的道德风险。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之间也存在利益差别。《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规定：投资管理人提取的管理费不高于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的1.2%，[6]这使得投资管理人为获得高收益率可能将企业年金投资于一些风险较大的地方，忽视投资的风险，从而破坏与受托人的协议，对受托人造成一定的危害。

4.投资管理人、账户管理以及托管人与受益人之间的道德风险。账户管理人作为资格管理企业年金账户的机构，主要负责管理企业年金账户。投资管理人主要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托管人主要负责托管企业年金基金，一般是有资格的商业银行或专业托管机构。不同的年金主体只负责年金管理的部分内容，虽然这种制度可以对各主体产生制约作用，但是这三个主体为了各自利益而达成同盟时，就会作出不利于受益人的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

四、政策建议

（一）缓解逆向选择的政策建议

1.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的信息，我们可以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制定一些限制条款对申请进入年金市场的各类型的主体进行考察，在初始阶段就将一些劣质的年金管理主体排除在年金运营体系外，这样无疑降低了委托人和受托人做出错误决策的风险，从而更好地保障雇员的利益。

2.建立完善的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信息的完善程度是影响决策优劣的重要因素之一，委托人要想在众多的受托人中选择较优质的受托人，受托人要想选择较优质的投资管理人，都需要对对方有充足的了解。尽管《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中规定受托人定期向委托人提交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和财务会计报告，定期向有关监管部门提交年金基金受托管理业务情况的报告，投资管理人定期向受托人提交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报告，定期向有关监管部门提交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业务情况的报告。这些信息的报告制度只是发生在有直接联系的企业年金主体之间，并且发生在契约签订之后，对委托人和受托人作出决策没有帮助，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为帮助委托人和受托人作出正确的决策，受托人、投资管理人要向社会公开其自身及运营管理的真实信息。为方便企业年金各主体了解相互之间的运行情况或是提供社会需要的信息，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各年金主体将信息资源上传到信息平台上供大家分享，各主体在提供信息资源的同时也会分享他人的信息，这样不仅使各主体之间相互了解，也可以帮助各主体根据了解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从而达到共赢的局面。

（二）缓解道德风险的对策建议

道德风险是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目标不同，使得一方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做出不利于另一方的行为。因此，为了缓解道德风险可从两个方面考虑。

1.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企业年金在运行中存在多个主体，而每个主体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目标，只有针对各主体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才能降低他们做出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行为。[5]《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中规定：受托人年度提取的管理费不高于受托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的0.2%；账户管理人的管理费按照每户每月不超过5元人民币的限额，由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另行缴纳；投资管理人年度提取的管理费不高于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的1.2%；托管人年度提取的管理费不高于托管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的0.2%。这种根据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提取管理费的做法无疑增加了年金各主体的投机行为。因此建议在对受托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支付报酬时，可以采用浮动的报酬率，根据影响年金运营的因素设定一定的考评指标，以此为依据对企业年金各主体的运营管理情况进行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确定他们的报酬率。

2.制定合理的约束机制。

（1）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立法。完善的企业年金立法是实现企业年金有效监督的前提和条件。2010年出台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虽然对企业年金各主体应具备的条件、职责、信息披露、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等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管理办法中对惩罚制度没有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这样即使各主体做出了违反法律和契约规定的行为，也没有一条法律或制度对其进行制约。因此为了不断完善企业年金制度，要不断提高我国企业年金的立法层次。

（2）雇员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对企业年金的监督管理。企业年金积累的资金是为提高雇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而事先存储的，雇员是企业年金的最终受益人。一方面，雇员为了防止自身的利益受损，雇员要有主动监督企业年金运营管理的意识；另一方面，雇员要主动学习企业年金的知识，关注企业年金的最新动态，从而更有效地对年金运作的各环节进行监督。

（3）加强企业年金各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中只是对托管人、对投资管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作出了规定，以及相互有联系的主体之间互相检查年金运营情况和提供报告。但是这只是局部的监督，并不能避免道德风险问题，因为相互有业务关系的主体之间可以合谋做出一些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因此，在企业年金的运营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即使没有业务联系也要对其他主体的年金运营情况进行监督。

（4）建立高效、统一的监管机构，加强对企业年金运营管理的监督。《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确立了由劳动保障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国税总局等多家监管机构相互配合而形成的监管框架，其中，证监会主要管理企业年金的投资运作，银监会主要管理托管银行的规范运营，而保监会则是管理保险公司参与年金业务的环节。这种分散监管方式将我国企业年金的监管割裂为几个部分，造成我国企业年金的监管由“多方监管”变成“各方都不监管”或“各方都无法监管”的监管盲区，不利于道德风险的防范。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企业年金监管机构，将各个监管部门统一起来，不仅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而且建立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制度，以避免信息收集和运用过程中出现的成本收益不对称以及“搭便车”问题；同时要注意在监管过程中明确划分各监管主体的职责层次，使整个监管主体在统一的大框架下相互配合监督。只有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EB/OL].http：/// gn/2011/04-28/3004638.shtml ，2011-04-28.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可持续性是中国养老金制度“第一命题”[N].中国证券报，2011-11-26.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7.

信托投资基金论文篇8

关键词：美国信托法 谨慎投资者规则 投资组合理论

中图分类号： D922.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6-050-05

引言

“基金投资须谨慎”是提醒广大基金投资者的箴言，也是对基金受托人（基金管理公司）的信托义务要求。但2006年以来中国基金市场持续火爆的非理性投资局面有理由让笔者觉得有必要重新梳理美国受托人的谨慎投资规则与现资组合理论，追溯“基金投资须谨慎”的理论渊源与制度渊源。在这样一个人神共欢的时期，“基金投资须谨慎”不应仅仅只是入市者的耳边风，国家应该通过较高层次的立法将其上升为一种谨慎投资制度，规范基金受托人的投资行为，未雨绸缪，确保广大受益人的利益不受非理性投资行为的侵害，从而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笔者首先回顾一下美国谨慎投资者的演进过程，接着分析现资组合理论和美国谨慎投资规则的互动情况，最后谈谈几点启示。

一、美国谨慎投资者规则的历史演进

英美信托法的“谨慎投资者规则”衍生于受托人的谨慎义务（duty of care，也可称为注意义务），该义务要求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必须采取合理的谨慎。一般来说，受托人的行为符合谨慎标准的，受托人对受益人不承担责任，否则就应当承担责任。因此，明确受托人应承担的注意义务，最重要的是确定谨慎的标准。一般认为，受托人的注意标准是，他应当像一个谨慎的普通商人处理自己事务一样，处理信托的各项事务。受托人的谨慎标准是客观的，不以受托人个人的主观情况为转移，甚至与受托人本身的主观状态没有关系。法院只是把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的现实行为所达到的谨慎标准，与他应达到的标准进行比较，来确定受托人的责任，而不考虑受托人本身的实际技能和谨慎程度。

美国谨慎投资者规则在演进过程中先后经历了谨慎人规则，哈佛学院规则和新谨慎投资者规则。在19世纪中叶之前，谨慎人规则(Prudent Man Rule)要求受托人必须依照注意标准代表其受益人履行一些忠实义务，管理信托义务，及归还信托财产的义务等等。在这些义务中，谨慎人规则要求受托人能坚持注意标准，要求其本着诚信，依照《信托法重述（第2次）》第174条规定，其“在管理信托时，像一个具有普通才智和审慎的人如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或其他类似信托事务，尽其技能和谨慎。”受托人的投资范围仅限于“法定投资表（legal list）”上列举的种类，而且主要限于政府支持的证券，否则受托人被视为违反了谨慎人规则。到了1830年Harvard College v. Amory这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判例中，马萨诸塞州法院裁定只要受托人诚信投资，投资于私人证券也是合法的，摈弃了原来的“法定投资表”这种限制投资种类的做法，形成了哈佛学院规则（Harvard College Rule）。二战后，哈佛学院规则的影响在美国继续深入，适逢1952年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的横空出世，具有重大意义的谨慎投资者法律标准出现了新的面貌。以是否融入现资组合理论为界限，谨慎人规则和哈佛学院规则可以看成是旧谨慎投资者规则，而融入了现资理论的投资规则是新谨慎投资者规则。新谨慎投资者规则根植于《信托法重述（第3次）》（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以下简称《重述》）和《统一谨慎投资者法》（Uniform Prudent Investor Act，以下简称UPIA），两者都采纳了现资组合理论，认为受托人有义务将投资组合多样化，两者所关注的不是个别投资，而是整体投资组合。下面将继续分析现资组合理论的基本范畴与理论模式，并结合现资组合理论来分析《重述》和UPIA。

二、现资组合理论：新谨慎投资者规则的他山之石

从《重述》第227(a), (b)条和UPIA第2(b）条，新谨慎投资者规则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信托资产不再被孤立地评价，而是将信托资产放在整个信托资产组合的背景下来考量。自1952年Markowitz对个体投资者最佳投资组合选择的理论做出开拓性研究后，现资组合理论成为最为人所接受的理论范式，用来衡量资产组合情况下的收益（return）和风险（risk）。

（一）收益

现资理论中个别资产的收益是以资产本金的增值量或贬值量，和包括利息或股息的现金分配收益来计数的。资产组合只不过是资产的集合而已。投资组合的收益仅仅是组成投资组合资产的总收益的平均值，而其每份资产的价值量是集合到该份资产投资组合的整体价值的一部分。例如，一种信托投资组合AB，其价值一共是100000美元，分别由收益率10%、价值达40000美元的证券A和收益率15%，价值达60000美元的证券B组成，因此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可达到(0.4)(10%))+ (0.6)(15%) 或 13%。

（二）风险

个别资产的风险或波幅（volatility）是由其收益的标准差（the standard deviation）来衡量的。标准差可用来衡量资产收益的风险或波幅，是因为标准差可以揭示实际收益是如何在预期收益边散布的。因此，实际收益可能更迥异于预期收益。而且，单个资产的标准差可以衡量单独风险（the stand-alone risk）或整体风险（the total risk），因为如果投资者仅投资于一种证券，那投资者要面临的所有风险却是该证券的风险。如果同样的投资者投资于资产组合中，那投资者该如何来衡量投资组合风险呢？

不象投资组合的收益，投资组合的风险只不过仅仅是加权平均水平（a weighted average）；它大部分取决于投资组合内资产之间的关联程度。假定，证券A和B在先前的案例中，标准差分别为12%和18%。如果形成信托资产组合AB，其预期收益率与前一样是13%。投资组合的风险同样可能是标准差的加权平均水平，达到(0.4)(12%)+(0.6)(18%) 或者 15.6%，如果A和B完全正相关（perfec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那意味着A收益率增加10%与B收益率同样水平的增加密切相关。

在另一方面，如果A和B完全不相关，投资组合的风险会达到11.82%。当A和B的收益毫无相关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进一步来说，如果A和B完全负相关（perfec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投资组合的风险会达到6%，这意味着A收益增加10%会被B收益抵消相同量。因此，投资组合风险通常会低于或等于组成投资组合的证券的标准差加权平均水平，这取决于证券之间的关联程度。

（三）多样化

现资组合论的核心问题是投资组合多样化的绩效和投资组合中证券风险的衡量。[4]投资组合多样化是指投资于多种证券以降低风险。前例中信托投资组合AB所产生的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效果如表1所示:

正如表1所示，是组合风险而非收益，其取决于证券在组合中的相互关联程度。只要证券A的收益情况与B并非完全相同（例如完全正相关），就会显现些许多样化效果，导致少于15.60%的组合风险。而且，当A和B之间存在完全负相关时，风险减少量的最大化或投资组合多样化效果就显现了。

在将资产进行组合投资时，哪种风险可以被分散或减少呢？如果投资者仅投资于一种证券，那么标准差就能测出投资者要面对的证券的单独风险或整体风险。现资组合论将全部风险化解成两个部分了：可分散风险（the diversifiable risk）和不可分散风险（the non-diversifiable risk）。可分散风险也指特别或非系统风险，是指某些因素对单个证券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诸如法律诉讼，劳动争议等事项。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证券持有的多样化来抵消。因此，如果资产被投资于相当数量的各种行业性股票，那资产就可以被合理或很好地多样化，所有特别风险也被完全分散化了，因为它们是随机的并可使自己达到平均数。

不可分散风险（non-diversifiable risk）又被看成是市场或系统风险，指的是由于某些因素给市场上所有证券都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例如影响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变动。不可分散风险不能通过证券组合而分散掉。

三、《重述》和UPIA：融入了现资组合理论的精髓

（一）收益目标

在UPIA和《重述》中，信托收益被界定为整体收入，它包括资产价值增值或减值和信托清算收益。这与现资管理的收益范畴相一致。旧谨慎投资者规则与《信托法重述（第2次）》强调将信托帐面收益（例如股息和利息收益）当成是信托收益。UPIA和《重述》将资本收益（capital gain）视为整体收益的组成部份，这引导受托人为受益人寻求收益时无须受限于收益是否为账面收益或价值增值。更重要的是，信托的收益情况和受托人的业绩表现是由整体信托收益判断的，而不是个别资产收益来判断。《重述》和UPIA都吸纳了现资组合理论的概念和惯例：应注重投资组合的整体收益，而不是投资组合中的个别资产收益。

UPIA和《重述》在界定受益人的收益目标（the return objectives）上也有助于受托人。《重述》第227条评述e指出，整体收益最大化或平衡收益和资本增值收益不一定是最佳目标。收益目标还应该考虑其他相关因素诸如受益人的税负状况，受益人对流动性和收益规律性的需求，通货膨胀的可能后果，以及受托人是否有权力侵占本金。例如，如果受益人税负负担起点为零，那么受托人将信托资产单独投资于市政债券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债券在联邦或州那里都是免税的，因此，其税前收益量是比较低的。如果受益人需要从信托基金那里获得平稳的收益，那受托人就该考虑高收益的债券或股票，而不是无息或低息债券和高成长性股票。

（二）资本的保值

UPIA和《重述》都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可能后果。尤其对那些将被长期管理的信托财产来讲，通货膨胀的主要问题是它减少了信托收益的购买力并侵蚀了信托资本或本金。《重述》第227条评述e还指出资本的保值或安全性不仅仅包括信托名义价值的保护，还包括其实际价值。如表2所展示的历史数据说明了通货膨胀对不同时期，不同证券投资名义收益率的影响。

表2 清楚地表明了通货膨胀对名义收益率的影响，尤其是对诸如国库券和政府债券等“高安全性”或风险少的证券来讲。例如在1934-1993年，30天期的国库券实际收益率是－0.2% (3.9%－4.1%)，而同时期，长期政府债券只有1%。另一方面，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实际收益高达7.3%。换句话说，在过去的60年里（从1934年到1993年），通货膨胀完全吞噬了30天期国库券的名义收益，且几乎完全吞噬了长期政府债券，导致资本的负增长或几乎停止增长。显然，如果通货膨胀的影响不被合理地放到信托投资决定中的话，资本就无法保值。

（三）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UPIA和《重述》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它们都强调不可单独衡量风险，而应放在整个信托投资背景下来考量。这又与现资组合理论和实践相吻合。受托人得像一个追求同样目的又管理同类基金的谨慎投资者那样来尽其注意和谨慎义务。然而，注意和谨慎义务并不意味着受托人必须尽可能避开风险，比如只将信托资产投资于类似国库券，存款凭证等证券。《重述》第227条评述e指出，在信托投资决定时尽注意，谨慎和技能的义务要求受托人将信托组合资产的各种风险多样化，除非特定情形下非多样化是适当的。

（四）投资策略

考虑到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确定性和信托的可变性，《重述》认为要求受托人在做投资决定时必须遵照一致接受的投资惯例和指引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律应允许信托谨慎投资的不同做法。投资策略分为消极策略和积极策略：消极策略（passive strategies）指持有证券，通常是那些在相当长时期内小有变动和不太变动的公司产权股票或固定收益证券；积极策略（active strategies）指寻求被错误低估了价格的证券。积极策略比消极策略风险更高，因为判断证券是否被估错价位具有不确定性。然而，《重述》并未排除受托人的积极策略，只要受托人所选择的证券将来有助于信托资产多样化和实现利润目标。《重述》第227条评述f仍清晰地强调要有指引和判断受托人的法律标准和投资原则。例如，一个受托人的投资决定必须与类似现资理论的合理投资理论和惯例保持适当一致。投资决定必须由在同样情形下管理同类基金的谨慎投资人，尽合理的注意，谨慎和技能来实现。与此同时，《重述》第227条评述h也强调受托人的投资决定必须以做出决定的时间段来判断，而不是以事后的利弊来判断。

（五）高效的投资组合

受托人应该倾向并寻求在交易成本和风险上有效率的投资。也就是，投资应该以最低交易成本和风险来求得特定的预期收益。如上所述，在现资组合理论的框架下，只有通过良好的多样化投资组合才能取得高效的投资组合。因此，投资于一只股票或一只债券样的个别证券是绝不会有效率的。《重述》第227条评述h认为，一项组织良好并且仅带市场风险的多样化投资组合，可以通过投资于数量庞大的不同行业的证券而获得。投资于运行良好的多样化的投资组合的交易成本可通过投资于紧跟整个市场的指数共同基金而减少。

（六）没有特定投资或技巧在本质上是谨慎或不谨慎的

《重述》第227条评述f(2)指出，没有特定投资或技巧在本质上是谨慎或不谨慎的。必须以信托投资组合定证券和技巧的预期效益（风险和收益）来判断投资状况。例如，一般认为期权在投机性投资中属于高风险的，但如果用来对冲减少信托财产的风险，那就是谨慎的。

（七）多样化

多样化在风险谨慎管理中是不可或缺的。在实践中，如果部分信托基金是由类似资产共同组成或资产具有类似特性，那么受托人甚至就有义务将该部分基金多样化，而不只限于整体。 换句话说，受托人将信托基金的50%投资于股票，另外的50%投资于债券，受托人就有义务将部分股票和部分债券多样化。

（八）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是指将信托基金分配给各种符合信托目的的资产。不会有受托人能考虑或不能考虑的特定种类资产，例如，不再有允许投资的“法定投资表”。基本资产种类有约当现金（cash equivalents，指非常短暂且流动的证券），公司净值股票，公司债券，国库券，政府票据和债券，抵押和资产支持证券，不动产，衍生物如期权等等。

资产配置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将信托基金宏观分配给不同种类的资产。第二步是将信托基金微观分配给每一种资产。宏观分配主要取决于特定信托对波幅或风险的容忍性。普通的宏观分配是将信托基金在股票，债券和约当现金上分配。显然，该配置取决于受益人的风险承受性，该风险承受性本身非常主观。

宏观资产配置之后，受托人必须根据证券未来的预期收益，风险，与其他信托组合资产的相关性，交易成本，流动性，和其他诸如侵权责任的特性来决定在信托资产组合中包括的证券。《重述》还强调谨慎投资义务通常要求受托人一方尽力减少资产多样化的风险。《重述》第227条评述g认为甚至在不同领域，小部分证券也能达到显著的多样化。然而，只有充足数量的证券才能取得有效的多样化，一般在40到45种证券左右。投资于40-45种证券的交易成本是相当大的，通过集合投资于共同基金就可减少成本。

四、美国谨慎投资者规则对我国的启示

（一） 美国谨慎投资者规则的嬗变过程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经济学走进法学，可以让法律更贴近经济生活，从而为定纷止争提供优秀的法律资源。

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指出，“关于受托人管理信托基金所承担义务的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他必须恪守原始目的，维护信托委托人的权益。这一原则的假设前提是，大多数信托受益人都厌恶风险，所以他们乐于取得较少的预期收益以冒更小的风险”。笔者认为，美国的谨慎投资者规则一个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开创了将经济的评价标准与法律相结合的模式。虽然这种泛经济学的标准看起来还不成熟，但却反映了这个时代信托受托人立法一个总的发展趋势。“在法律经济学看来,法律市场同经济市场一样，存在理性人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存在不同主体的竞争,存在资源分配、交换关系、交易成本,存在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存在效率价值目标取向。”从上文分析可知，《重述》和UPIA大量融入了现资组合理论的精髓，充分体现了法律经济学的基本要义，为信托受托人指明了谨慎投资的方式和方法，给受益人和司法机构提供了判断受托人投资行为谨慎与否的标准，从而为定纷止争创造了条件。

（二） 美国谨慎投资者规则的嬗变过程给我们的启示之二是亟待完善我国的谨慎投资者规则，细化投资受托人的谨慎义务。

2001年底爆发的银广夏事件给中国的基金信托业上了深刻的一课。银广夏公司通过大肆伪造单据的方法竟蒙蔽了以专家理财为标榜的投资基金管理者。在这次“银广夏陷阱”事件中，大成基金管理公司下属基金景宏和基金景福的基金经理们因大量持有“银广夏”股份造成损失2个多亿。对此，基金景宏、景福在中报中进行解释，他们在买入银广夏股票前均对其公开信息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并对该公司总部、分部和中介机构等多次进行实地跟踪调研，但最终仍未能识破该公司精心设计的骗局。为此，基金管理人深感“无奈和痛心”。但银广夏骗局的手法并不是所谓的“精心设计”，基金在如此之大的投资之前是否“实地跟踪调研”也很值得怀疑。换句话说，大成基金管理公司是否履行了我国《信托法》第25条规定的注意和谨慎义务，是否做到了“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信托事务，并谨慎管理信托财产”，是否“采取了合理措施，查证那些与信托财产的投资和管理有关的事实”都不能不让人生疑。换句话说，假如大成基金管理公司在其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违反了《信托法》上的谨慎义务，并给基金财产或基金持有人造成了损害，那么持有基金景宏和基金景福的基民是否可以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83条规定，要求大成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大成基金管理公司继股民之后银广夏，未见大成基金管理公司的基民们大成公司。难道基民们没有发现大成公司有违反谨慎义务之嫌吗？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我国的信托法上，因为我国还没有信托受托人法，而《信托法》规定的谨慎义务太过笼统，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受托人是否履行了谨慎义务的具体判断标准以及受托人是否应该就违反谨慎义务向受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等问题语焉不详。显然，由于我国信托法以及相关法律对受托人谨慎投资规则的缺位，造成基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缺乏必要的支撑。

如前所述，我国《信托法》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都没有具体详细地规范信托投资的问题，这样，不仅受托人在履行义务时将遭遇由于没有法定的行为标准而产生的风险，或者严重束缚或者导致受托人滥用管理权力，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受益人将遭受更为巨大的风险。因此，笔者拟提出以下立法建议，以期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受托人谨慎投资规则，进而真正地建立起令人信赖的信托投资管理制度。

1．借鉴美国谨慎投资者规则的立法模式。即原则上规定受托人的谨慎投资义务，赋予受托人在投资上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然后再规定几个具体详细的判断标准，如注意的需要、技能的需要、信托目的、信托条款、分配要求等等。考虑到我国《信托法》已经有了原则性的规定，可以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或颁布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具体化，将谨慎投资义务的标准客观化。具体内容可借鉴UPIA，可这样设计：明确受托人负有谨慎投资的义务，应当像一个谨慎投资者那样投资和管理财产，并履行自己合理的注意、技能和谨慎；受托人在投资和管理信托财产时应当考虑各种因素；受托人应当将信托财产多样化，除非信托财产不实行多样化反而能更好地实现信托目的；受托人在恪尽合理的注意、技能和谨慎后可以适当得将某些投资和管理职能委托他人行使。

2．评价受托人遵守谨慎义务的标准性质。评价受托人是否遵守谨慎义务，应当根据受托人作出决定或者采取行动时的事实和情况来决定。也就是说评价受托人是否遵守谨慎义务的标准是一种行为的标准，而不是一种结果的标准。

从法制完善意义上来讲，笔者认为，虽然“大成基金ST银广夏虚假陈述”是首例基金维权案，但与笔者企盼的“某某基民大成基金公司”案相比，前者的影响力应该不如后者，因为前者的毕竟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股民银广夏案作为支撑，而后者假如有人成功将极大地考验我国信托法律的储备情况，激起专家学者的思考，最后群策群力完善我国的谨慎投资者规则。

参考文献：

1.何宝玉. 信托法原理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208.

2.Harvard College v. Amory, 26 Mass. (9 Pick) 446 (1830).

3.4. William F. Sharpe.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J]. J.Fin.,1964,19:439,425 .

5.Roger B. Blair. ERISA and the Prudent Man Rule: Avoiding Perverse Results[J]., Sloan Mgmt.Rev. 1979,21 .

6.[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573．

7.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工具[J]．法学研究，2004，（4）：134．

8.胡志钦．信托受托人谨慎投资义务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2005．49-50．

9.岳敬飞．大成基金ST银广夏虚假陈述 索赔2.46亿元［EB/OL］．news.省略/stock/2007-02/15/content_5741899.htm，2007-05-07．

信托投资基金论文篇9

［关键词］ 风险；风险承担；风险缓冲；管理理念

［中图分类号］ F83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7－0045－05

随着信托业第五次清理整顿的结束，从2002年开始，国内信托公司开始回归信托本业，之后陆续发行了大量的信托产品，在银行、证券、保险之后，信托正努力成为中国第四大金融支柱。在信托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信托公司的风险也开始涌现，金新信托、衡平信托等均先后出现兑付危机。随着今明两年已发行信托产品兑付高峰期的来临，信托公司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风险事件。本文的讨论旨在重新审视信托公司风险管理问题，通过分析信托公司的风险承担问题，梳理风险缓冲思路，反思现有的某些风险管理理念，以期对信托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一、信托公司应承担什么风险

分析信托公司应承担什么风险，首先就需要了解信托公司会遇到什么风险。目前国内信托公司主要有自营与信托两块业务，本文仅关注其本业――信托业务可能为信托公司带来的风险。信托公司开展信托业务时，作为受托人管理委托人的财产，遇到的主要风险是信托财产损失风险，这种损失风险可能表现为本金损失风险，也可能表现为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但收益没有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接下来的问题是：信托公司需要承担信托财产损失风险吗？目前信托业内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承担了本该由委托人应承担的风险。其原因大致在于，根据《信托法》的有关规定,信托投资的风险由委托人自己承担,只有在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遭到损失的,受托人才承担赔偿责任。简单地讲，如果信托公司没有违规，信托财产损失的风险需要由委托人承担。而目前国内信托公司实际上无论是否在理财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均要承担信托财产完整回收与赢利预期的全部风险，也就是说，无论信托公司是否违规，信托财产损失风险均由信托公司承担。

为何要由信托公司承担投资中产生的几乎所有的风险？信托行业内部对此的理解是：经过5次治理整顿，2002年中国信托公司回归信托本业，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时间较短，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水平均较低，风险管理制度薄弱，经验更是不足，同时，中国信托投资市场尚不成熟，信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不足，因此，信托监管部门出于维护信托行业健康发展的目的，将信托财产损失风险压力全放在信托公司身上，促使信托公司加强风险管理，只有这样才会尽可能保证信托行业不出大的风险问题。

其实，对信托公司承担风险的探讨还是应回归到信托本义。投资者与信托公司之间建立信托关系（见图1），投资者将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管理，信托公司将信托财产投资于某一信托产品，信托产品具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这个风险是由信托公司承担还是投资者承担？

中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作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资产管理机构，其行为应遵循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的谨慎义务原则。谨慎义务原则要求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在进行投资时，要像对自己财产进行投资那样同时考虑信托本金的保全和产生的收益。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受托人是否尽到谨慎义务的标准比较模糊，很难把握，一旦出现问题是否会成为信托公司推卸赔偿责任的一个借口。其实不然，标准的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使信托公司在管理信托财产时比委托人自己更谨慎。理由很简单，一旦信托财产出现损失，信托公司与委托人之间发生有关“谁承担责任”的法律问题，不论最终结果如何，对信托公司的声誉都将会造成损失，这种损失可能要比单纯的经济损失要大得多。所以说，信托公司天然承担着信托财产损失的风险，只是在具体承担方式有所不同。目前国内信托公司是直接地承担信托财产的损失风险，而在国外成熟的信托制度下，信托公司是通过承担信誉风险来间接承担信托财产的损失风险。也就是说，目前国内信托公司的风险承担是显性的，这只是信托监管部门在外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的一种刻意制度安排，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这样，在信托公司风险管理还很薄弱的时候，让投资者承担信托财产损失责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出于对信托公司的不信任使大多数投资者远离信托投资市场，这对尚处萌芽期的信托业将造成致命的打击。

这样的分析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如果目前国内信托公司直接承担了信托财产损失风险，信托投资者承担什么风险，投资信托产品是否成了无风险投资？需要指出的是，前面的分析隐含着一个重要假定：信托公司将会持续经营。如果信托公司无法承担信托财产损失风险，或被监管部门责令停止业务，或自己宣布破产，则信托财产损失将由投资者承担。国内信托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经营时间极短，现有的业务模式是否能支撑其长期运营还是个未知数，信托公司能否持续经营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因此，在现阶级看，投资信托产品不但不是无风险投资，还是属于较高风险的投资。

二、信托公司风险缓冲机制探讨

基于前面的讨论，笔者认为信托公司需要承担信托财产损失风险。接下来马上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信托公司如何承担信托财产损失风险？这也就是目前信托业内热议的信托公司风险缓冲机制问题，提出风险缓冲是源于目前信托公司的特殊困境。信托公司现有的风险管理措施主要是针对事前的风险识别与管理，当风险事件真正出现时，很难有效地应对。我们知道，不论信托公司风险管理水平有多高，投资几十个、上百个信托产品，一定会有一个或内几个产品出现风险问题，或是不能及时回收本金，或是不能获得预期收益。与银行相比，信托公司在资产规模与流动性方面远远不足，一个小规模的信托产品出现问题，信托公司就被卷入风险的漩涡。与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相比，信托产品不能上市交易，使投资风险加大。显然目前信托公司需要承担的风险与承担风险的能力之间是很不匹配的，这就需要设计一种风险缓冲机制，使信托公司与投资者的风险均得到缓冲。

很多信托公司开始认识到风险缓冲的重要性，积极寻找化解之道，目前已经形成了如下几个思路。（1）在信托产品设计时引入缓冲机制。如在产品设计中引入优先劣后结构，在信托产品中设定一部分投资份额为优先受益权，另一部分投资份额为劣后受益权，优先受益权将得到优先偿付信托利益，但一般只能获得项目的预期收益，劣后受益权必须在优先受益权全部得到偿付后才能获得分配信托利益，但除了获得预期收益，还有可能获得项目的超额收益。在项目出现风险时，这一风险缓冲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劣后受益权的投资者作为风险偏好者，将更多地承担项目的风险，从而为优先受益权的投资者提供了一定的风险缓冲。（2）信托公司内部调剂。《信托法》第二十八条中规定，“受托人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除外。”信托公司可以通过在信托合同中设定条款，获得授权运用其固有财产或其他信托财产与本信托财产进行交换，从而将信托财产的流动性风险转移给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或者由期限更长的信托财产来承担，从而规避该信托产品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3）设立信托行业风险缓冲基金。单个信托公司的风险不能够及时化解，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影响，从而危及整个信托行业，使信托业的信用受到怀疑。

以上这些思路均有一定的可取之处，除了设立行业风险缓冲基金尚处于设想阶段，其他两个思路在现实中已有信托公司在实际运用。笔者认为这三个思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托公司风险缓冲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个思路只限于产品层面，很难改变整个公司信托财产的风险状况；第二个思路有“拆东墙补西墙”之嫌，最终会受制于公司的资产流动性；第三个思路在实施中很容易遇到信托公司的道德风险，所以，这个设想至少应在信托行业内形成良好的自律体系之后实施才可能会更发挥其设想的效果。

由于信托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信托公司或直接或间接均要承担信托财产损失风险，这一点在前文中已论及。这里，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为设计信托公司风险缓冲机制提供了两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思路。

1. 打通资本金与信托财产之间的单向流通渠道，发挥资本金的风险缓冲功能。目前信托公司直接承担信托财产损失风险，这意味着信托财产一旦出现损失，信托公司需要出资弥补。这里的资金应来源于何处？作为金融机构，其资本金主要是起到风险准备金的作用，所以信托公司的资本金应该在风险缓冲中起到相应的作用。也就是说，笔者认为信托公司应将一定规模的资本金作为风险缓冲基金，以此来应对信托财产损失风险。这个思路与前面的第二个思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存在本质的不同。公司内部调剂主要侧重于临时调剂，是战术层面的方案，而风险缓冲基金是着眼于长期的，是战略层面的安排。具体来讲，信托公司以风险缓冲基金为核心构筑风险缓冲机制作为公司风险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首先，在公司总部层面确定风险缓冲基金的规模，其次，将风险缓冲基金分配到不同的业务层面，分配的标准主要是按业务风险的大小，最后，每一类业务的风险缓冲基金再分配到具体的信托产品上，分配的标准主要是按产品风险的大小（见图2）。这样构筑的风险缓冲机制，可以在几个方面起到风险缓冲的作用：一是公司的风险缓冲基金与所管理的信托财产规模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保证总的信托财产风险不会超过公司所能承担的风险范围，起到总量约束的作用；二是通过公司风险缓冲基金的分配，实现与所管理信托财产风险结构的对应，起到结构约束的作用；三是可以通过业绩评估，起到优化资产组合的作用。业绩评估就是将某类业务或产品所取得的收益与分配到的风险缓冲基金进行对比，作为该类业务或产品的绩效。通过调整绩效表现不佳的业务或产品，使公司有效地整合各项信托业务与产品，实现公司通过优化资产组合降低风险的目的。

2. 引入业绩评价基准，进行相对业绩评价。以风险缓冲基金为核心设计信托公司风险缓冲机制只是解决目前信托公司直接承担信托财产损失风险的一个思路。根据前面的分析，从长期看，信托公司风险承担将由显性承担转向隐性承担，由此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风险缓冲问题的另一个思路，引入业绩评价基准，进行相对业绩评价。与证券投资基金评价基准类似，信托投资也应建立相应的业绩评价基准，将现有的绝对业绩评价转变为相对业绩评价，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托公司必须保证实现预期收益的困境，更重要的是，通过相对业绩比较，可以排除影响业绩的客观因素的影响，可以更好地评价信托公司履行谨慎义务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信托公司没有实现预期收益，但只要达到或超过业绩评价基准，仍可以认为它已经履行了谨慎义务，进行了尽职管理，相反，如果信托公司实现了预期收益，但低于业绩评价基准，其是否尽职管理仍会被质疑。当然，引入业绩评价基准还面临很多的问题，既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业绩评价基准如何设定的问题，还有制度上的问题，如信托产品的流通性问题，同时，进行有效的业绩评价还需要有竞争比较充分的信托经理市场等等。在目前来看，信托公司可以先在证券投资类的信托产品上引入业绩评价基准，设计钉住不同指数或指数组合的信托产品，当然，在设计时要考虑与现有基金产品的差异性以增强市场吸引力④。只要证券类信托产品的市场表现不低于这些业绩评价基准，就算在投资的绝对收益方面出现一定的亏损，信托公司也没必要出资弥补，这有利于扭转投资者认为投资信托产品只赚不赔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市场总体趋势对业绩的影响，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信托公司的管理能力，有利于激励信托公司加强风险管理。

三、两个需要更新的理念

信托公司回归本业时间不长，但在监管部门的督促与自身需要的驱动下，各项风险管理制度陆续出台，负责风险管理的部门也相继成立。从信托监管部门不断信托业务风险提示就表明信托公司风险管理还远没有到良好的状况。李国柱（2005）[1]对首批30家公布年报的信托公司风险管理状况的研究表明，信托公司风险管理整体水平较低，这不仅表现在风险管理制度、技术方面的不足，更主要的是风险管理理念的落后。风险管理制度、技术的不足可以通过引进、吸收在短时期内加以解决，而风险管理理念的落后则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变，其将对信托公司的风险管理产生长期性的负面影响。风险管理理念包含很多内容，对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与长期性的认识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信托公司对这两个方面的认识均要有所改变。

（一）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金融机构作为经营金融产品的企业，在希望获得预期收益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金融机构自然关注如何在风险与收益之间权衡，或者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既定的收益，或者承担相同的风险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没有人会否认风险管理对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信托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由于信托制度的独特设计，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风险管理对其而言，尤其显得重要。

我们进一步感兴趣的是，风险管理与企业的其它管理活动相比，有多重要？Williams JR（1998）将风险管理列为企业三大管理活动（战略管理、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之一。而从国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最新实践来看，风险管理的地位已经进一步提升，成为金融机构管理活动的核心。2004年10月，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理念与技术有着深刻影响的美国COSO委员会公布了《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在此文件中，全面风险管理被阐述为：“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受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的影响。这个过程从企业战略制定一直贯穿到企业的各项活动中，用于识别哪些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并管理风险，使之在企业的风险偏好之内，从而合理确保企业取得既定的目标。”按照全面风险管理的框架，风险管理将融入企业的战略管理与经营管理活动中。具体地说，一方面，企业需要先识别出所要面临的风险，然后对风险进行评估、度量，最后依据风险状况制定战略。这就将风险管理活动与企业战略目标建立起直接联系，企业战略目标的建立是基于风险识别与度量，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依托风险管理活动。另一方面，企业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绩效考核均要适应风险管理活动而进行调整，特别是在绩效考核时，应引入风险因素，使风险因素与每个员工与部门的利益相关，促使他们积极地参与风险管理活动，最终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风险管理氛围。总的来看，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将使企业战略管理与经营管理均围绕风险管理展开，风险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

（二）风险管理的长期性

目前信托公司在加强风险管理时有两个主要倾向，一是急于求成，力图通过引进、吸收比较成熟的风险管理系统，迅速提升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二是一劳永逸，认为只要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公司的风险管理将不会出现大问题。这两个倾向是一脉相承，都是简单地以为只要风险管理体系完善了，风险管理水平提高了，公司就不会出现大的风险问题了。其实，风险管理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只是风险管理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笔者之所以认为风险管理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

信托投资基金论文篇10

关键词：投资基金；信托；法律关系；共同受托人

截至2002年底，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达71只，其中54只封闭式，17只开放式，份额达到1300多亿，达到深沪两市a股流通市值的10％以上。证券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投资基金法制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解决在理论和实践上长期困扰我们的投资基金法律关系问题。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制建设概述

随着我国投资基金从无到有，进而蓬勃发展的过程，与之相应的法制建设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7年到1997年。这十年处于试点阶段，基金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国家的政策和一些地方性法规，没有专门的全国性的立法。

基金最早的立法是1992年深圳市出台的《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它属于地方性法规。该《暂行规定》借鉴了国外有关基金立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调整基金发行、管理、运营等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1993年上海市也颁布了《上海市人民币信托基金暂行管理办法》。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颁布了《设立中国境外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但这是一部专门调整境外发行并投资于国内产业项目的投资基金的法规，其他基金不适用。1995年开始，有关部门就开始起草“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出台。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投资基金的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法可依。

第二阶段以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开端。经过十年的试点工作和经验积累，我国基金全国性立法工作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多年酝酿的全国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终于出台。《暂行办法》出台标志着我国投资基金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标志着我国有关部门对基金的监管在规范化、法制化的方面上了一个台阶。1998年《证券法》颁布实施，1999年《合同法》颁布实施，2001年《信托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直接涉及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和当事人主体的相关民事法律陆续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基金的配套立法。随着即将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颁行，我国投资基金立法将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⑴。

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投资基金主要有两种组织形态：契约型投资基金和公司型投资基金。公司型投资基金是以公司法为法理基础设立的，而契约型投资基金通常是以信托法为基础来构架其法律关系的。我国的《暂行办法》规范的是契约型投资基金，由于《暂行办法》出台时我国还没有信托法，只能采取无名契约的方式来确定投资基金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因此存在投资基金的法律构造和当事人法律地位不明确等问题。下面，我们拟通过对国外成熟市场各种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模式的比较，对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应作出的取舍和抉择进行分析。

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来看，我国大力发展的投资基金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本文所论述的仅限于证券投资基金，因此，以下所提到的投资基金均指证券投资基金。

二、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与模式

（一） 契约型投资基金和公司型投资基金

根据基金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形态不同，可以将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型投资基金（corporate type）和契约型投资基金（contractual type）。公司型投资基金是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资公司。投资人——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根据投资回报情况领取股息、红利。公司型投资基金的结构，通常有三个当事人：（1）投资方。即投资公司，是公司型基金的所有权人，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建立基金，其股东即为受益人。（2）管理方。管理方是投资公司的顾问，提供调查材料和服务，双方订立管理契约，由管理方办理一切管理事务，收取管理报酬。但有关资金运用和证券买卖的重大事项，仍然由投资公司董事会策划，经决定后再委托证券经纪人代为执行。（3）保管方。投资公司将募集资金指定银行或信托公司为保管方。签订保管合同，保管投资证券，并办理每日每股净资产的核算，配发股息和过户手续等。

契约型投资基金是指基于信托企业原理，由管理者、托管者和受益者三方当事人构成的投资基金形态。它由三方当事人构成：（1）管理人（委托人）。它是基金的发起人，由它来发行基金受益凭证，募集资金，然后将募集的资金交给受托人保管，同时对所筹集的资金进行具体的投资运用。（2）托管人（受托人）。受托人一般为信托人或银行，根据信托契约规定，接受委托，保管募集的资金及其他业务和会计核算业务。（3）受益人（投资人）。是认购受益凭证的投资者。他通过认购受益凭证，参加基金投资，成为基金当事人，并根据持有的受益凭证份额分享基金的投资收益。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采取的是契约型。

（二）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

投资基金是信托在商事领域得到运用和发展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我国的《暂行办法》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日本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基于委托人的指示，以将信托财产投资于特定的有价证券之运用为目的之信托，且以将其受益权分割，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取得为宗旨”。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投资基金具备信托的一般要素和法律特征。

信托是指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使受托人依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信托关系包括两个基本构件：一是委托人将特别财产转移到受托人名下；二是受托人依信托目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处分。契约型投资基金投资者应募后即将其资金转到保管公司名下，而管理公司与保管公司则根据信托契约约定的基金资产运作目的对之进行运营，所得权益交与投资者（受益人）。可见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信托关系的两个构成要件相吻合，当事人的关系为信托关系。这种信托关系是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的优势就在于产权界定清晰、职责分明，是一种既有分工合作，又有监督制约的多边激励制约机制，因而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大陆法系的亚洲各国，无论日本还是韩国，在立法引进信托制度之后，信托都成为投资基金唯一的和法定的组织形式。

正是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本质上是一种信托，因此，很多国家都将投资基金纳入信托法来调整。但需要指出的是，投资基金是信托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这种信托关系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委托人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受托人资格的专门要求及受托人的分工配合与相互监督等方面。这些特殊性使各国都对之进行严格监管，许多国家都在信托法之外，用专门立法对之进行规

范。如美国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日本、韩国、香港及我国台湾地区等都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专门立法。

（三）契约型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的比较

契约型投资基金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日本、德国、韩国、香港等的契约型基金要受到有关信托法规的规范，并以规定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信托契约为其典型特征。从有关国家的情况来看，在契约型基金具体信托结构安排上，大致有瑞士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三类，三种模式各有利弊。

1、瑞士模式。瑞士模式通过一个“集合投资契约”（collective investment contract）规范当事人（基金管理人、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该契约可以另行指定托管人，也可以没有托管人。如果委任保管银行，该保管银行也是该契约的签约人。瑞士模式将投资基金作为一笔组合资产，保存于独立帐户中。因此，基金契约虽然没有在签约主体以外产生明显的新主体，是一种只有两个必要当事人的信托，但独立帐户已经事实上游离于投资人和管理人而独立存在。这种契约型基金的独立性不明确，它代表了未引进信托制度的民法法系国家对投资基金的法律处理。

2、德国模式。德国模式又称二元制模式，德国在1956年制定了《投资公司法》，明确了它的投资基金一律采用契约型。该法的两个特殊的设计是“特别财产”和“保管银行”。特别财产是投资公司募集并管理的基金，由于其特殊的法律地位，投资公司与保管银行不得请求对其强制执行，而此特别财产分割的权益由受益证券加以表示。这样，特别财产与信托法上的“信托财产”并无二致，投资者的地位与信托受益人的地位也无区别。区别在于：通过两个契约并存来规定投资者、投资公司（管理人）、保管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一是投资者与投资公司订立信托契约。投资者购买受益证券时，取得信托契约委托人兼受益人的地位，投资公司则处于受托人的地位，是“特别财产”的名义持有人，负责财产的运营；二是投资公司与保管银行订立保管契约。保管银行负责“特别财产”的安全与完整，并依投资公司的指示处分该财产，同时负责监督投资公司依信托契约办事，并对其特定的违法行为提出诉讼，甚至有权停止投资公司权利的行使。因此，该法以特别财产为中心，规定了投资公司、保管银行、受益权者三足鼎立的法律关系。保管银行是基金的守卫者，此保管银行不同于美国投资公司法的保管银行，其权限较广而功能较大。

在这种二元制模式下，投资基金三个当事人不像日本法予以统一结合在一个法律关系上，而是信托契约及保管契约规范三当事人的关系。该模式通过投资人与管理人的信托关系保证了投资者在发生纠纷时可以直接向管理人主张权利，有效地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弊端是投资人与保管人不存在契约关系，一旦保管银行违反义务，投资人不能直接向其主张权利，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利。

3、日本模式。日本模式又称一元制模式。依照1951年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整体结构以证券投资信托契约为核心，以该契约连接管理人、托管人、受益人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具体地说，由基金管理人在发行受益凭证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之后，以委托人的身份与作为受托人的基金托管人（保管银行）签订以基金投资者即受益证券持有人为受益人的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据此，受托人取得了基金资产的名义所有权，并负责保管与监督，委托人则保留了基金资产投资与运用的指示权，受益人则依受益证券的记载享有信托基金的投资收益权。可见，日本的做法是用一个信托契约来规范所有关系人的权利义务。这与德国法上的构造显然不同。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采用日本的模式⑵。

日本法上的构造，简化了基金关系人的法律关系，并明确了管理人与投资人及管理人与托管人之间的一种信托关系，这些无疑较德国法的构造更进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人地位有悖于信托法法理。在典型的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应对信托财产拥有原始所有权（我国《信托法》亦有如此规定），而基金管理人显然不具备该条件。其次，托管人扮演的受托人角色也值得商榷。据信托法理，受托人应当积极参与财产经营，而日本模式中的托管人对基金资产只有保管和监督权，导致“消极信托”。上述问题造成受益人与管理人、托管人权利义务不明，一旦产生纠纷，受益人就有可能缺乏对管理人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对托管人主张权利又因为后者只是消极信托而难以取得效果。

从以上各种模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契约型基金组织结构在处理当事人法律关系方面的立法难点集中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的确定，而基金管理人法律地位的确定的困难则又来自于投资基金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即除基金财产所有权与受益权的分离外，还有基金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但不管各国如何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确定，都毫无例外地规定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受益人或持有人负有诚信义务，目的都是为了使管理人承担与信托受托人义务相当的义务。

立法上采何种形式规范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与契约型投资基金运作机理相符合，以有利于保障投资人为准则。这是我国相关立法在借鉴他国模式时应有的出发点。

三、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分析与模式选择

（一）从现行法规分析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

信托法律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原本是不存在的。以日本为始，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努力消除法律制度不同的障碍，成功地将信托制度引入本国。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信托法》颁布之前，我国尚未确立信托法律制度，因此1997年之后的新基金均采用契约型形态，以《暂行办法》的规定作为基金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指引，以基金契约条款体现、约束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我国《暂行办法》的实践来看，设立基金，发起人必须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基金契约”，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必须订立“托管协议”，从形式上更类似于德国模式。但是，由于缺乏《信托法》的指引，以及证券投资基金本身法律结构的复杂性，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法律构造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由于受托人的缺位，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契约保障和法律救济。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明是我国契约型基金的最大问题，特别是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的关系不明。基金契约如果是作为投资基金运作的“根本大法”的话，应该以基金实际运作后的核心当事人——管理人、托管人、投资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内容，但是《暂行办法》没有明确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的含义，《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的内容与格式（试行）摘要》（以下简称《基金契约摘要》）第23条规定：基金契约经三方当事人（基金发起人、管理人和托管人）盖章及三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生效。但是，此时投资人尚未确定，更不可能签署基金契约，因此有学者认为投资人不是基金契约的当事方，不能享有契约权利，因此无权追究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的违约责任。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投资人虽未签署基金契约，但其购买、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使其成为契约当事人并从而享有契约权利。但笔者认为后一种

观点仅是从保护投资人角度出发的一种法律上的推理。由于目前绝大部分基金契约均未将投资人（持有人）列为基金契约当事人，即使列出也未规定投资人如何成为契约当事人，即缺乏类似“投资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份额，经基金管理人确认后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成为本契约当事人”的条款。在我国投资基金的现行法规中将基金发起人、管理人及托管人作为基金契约当事人，而将投资人排除在外的做法无疑有违以投资人为核心的原则，有本末倒置之嫌。

《基金契约摘要》并没有明确管理人及托管人是根据基金单位持有人的授权来进行管理及运用基金，也不是由发起人授权进行管理及运用基金，从《暂行办法》第15条规定字面来看，是由“证券投资基金”来委托，但根据我国一般的法学理论，证券投资基金非自然人、法人，亦非合伙，有关委托是由持有人在承认接受基金契约时授权给托管人与管理人。持有人根据基金契约通过持有人大会对一些重大事情作出决议，包括更换管理人与托管人，但实际上，持有人相当分散，投机意识胜于投资意识，我国又没有健全可行的委托投票机制，因此，持有人大会的作用没能得以发挥。投资人能做的只有“用脚投票”，无法对托管人和管理人形成有效的监督。这种法律主体上的模糊不清还导致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谁代表基金的问题。《暂行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均认定托管人为基金资产的名义持有人，而代表基金出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却是基金管理人。实践中，基本均由基金管理人聘任基金的外部审计师、会计师、律师；在基金帐户遇有执法机关冻结、扣划的，均由管理人负责处理。那么，究竟应由哪一方代表基金呢？另一方面，是在基金利益受损害时由谁代表基金持有人向责任方提出赔偿请求的问题。《基金契约摘要》关于基金契约的第9条、第10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托管人因过错造成基金资产损失时，应为基金向基金托管人追偿”，反之，由托管人为基金向管理人追偿。那么，在管理人或托管人双方均有过错是导致基金资产损失或双方出于关联关系均怠于向对方追偿的情况下，又由谁代表基金追偿呢？显然，我国的《暂行办法》及其他基金相关法规未能清楚地界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导致了基金利益代言人的缺位；而且，由于没有赋予基金持有人契约当事人的地位和直接追究管理人和托管人责任的权利，对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十分不利⑶。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受益人利益的漠视，另一方面还是对投资基金的本质缺乏把握。我们在立法时，首先要把握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的信托本质。证券投资基金的品种、结构、管理方式、规模都是随着证券市场以至整个金融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无论怎样变化，其本质也即形成的经济关系是稳定的。违背基金的信托本质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投资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有些基金管理机构借基金财产为本机构谋取超过信托本身限定的应有利益，有些基金管理机构把建立基金作为本机构获取投机股票、期货所需资金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我们在制定《投资基金法》时，必须始终把握证券投资基金这一信托本质，树立信托观念，按信托本身客观规律办事，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规范。

（二）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模式选择

正如美国著名信托法学者斯科特所言：“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结构和形态，与律师的想像力一样没有限制”，各国对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律结构的设计可以有各种形态。但无论采取什么形态，讨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结构不能离开投资基金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则，那就是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投资基金法（草案）》第1条明确指出其立法目的“为了规范投资基金的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对投资基金法律结构的设计上，应尽量体现投资者本位原则并方便其权利的行使。为体现这一宗旨，根据我国现有投资基金法律制度和《信托法》的规定，结合“二元论”和“一元论”两说的优点，笔者主张“共同受托人模式”，即以投资人为委托人兼受益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为共同受托人。理由是：基金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实质上是受托人权能的一种分割。除管理事务内容有所不同之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义务与信托受托人的义务基本一致，都负有双重的对物和对人的义务。在对物的义务方面，双方都负有管理基金资产的义务。在对人的义务方面，双方都负有为基金持有人的最大利益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义务。共同受托人的设计，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都纳入了信托关系中，既符合基金管理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强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持有人的义务，又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立法的一个死结。

在信托法上，共同受托人指因共同接受委托人在信托行为中的委托或者有关国家机关在国家行为中的指定，而对信托财产负有为他人进行管理或处理职责的数人。对于受托人的数量，大多数国家的信托法，均未作限制性规定。日本信托法、韩国信托法都未对受托人的数量规定最高限额，美国信托法对受托人的数量也持如此态度。根据这些国家的法律，某一具体信托关系中受托人的数量，完全由委托人、法院或有关行政机关在设立这一关系时，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决定，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共同受托人现象盛行。在一项信托是由共同受托人执行的情形下，每一个受托人都负有法律赋予受托人的义务，一旦违反这些义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共同受托人模式”的出发点，在于赋予投资人信托法上委托人与受益人的双重身份，以期最大程度地保护其权益，并将所谓“受托义务”同时赋予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以利上述目标的达成。

综上所述，《信托法》颁布以后，我们应当更新以往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设计思路，并按照《信托法》的原则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塑造成一种以基金契约为核心的信托关系。在信托模式的选择上，由于共同受托人制度较好地体现了信托法律制度的特征，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方便了投资人行使其合法权利；确立了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间分工制衡的机制和对投资人的连带赔偿责任，有利于遏制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现有的“经理人控制”现象并彻底清除托管人“托”而不“管”的痼疾，尤其是明确了投资人兼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加强了对其利益的保护，较充分地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的立法宗旨，因此值得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机构予以关注。

－－－－－－－－－－－－－－－－－－

参考文献：

⑴ 贺绍奇．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透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