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制度范文10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信托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信托公司的经营行为，促进信托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信托公司，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办法设立的主要经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

本办法所称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以受托人身份承诺信托和处理信托事务的经营行为。

第三条信托财产不属于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也不属于信托公司对受益人的负债。信托公司终止时，信托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

第四条信托公司从事信托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信托文件的约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论文关键词:现代型诉讼/当事人适格/诉之利益/诉讼信托

论文内容提要:国外及其他地区通常以集团诉讼、选定当事人、团体诉讼三种代表性方式予以解决。鉴于这三种方式在当事人适格要件及制度功能各异或存在优劣之别，有必要就此进行比较研究，并以诉之利益为基准，完善我国当事人适格理论，构建符合国情的诉讼信托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多数人共同利益遭受不法侵害的事件频繁发生，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且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当众多受害人将纷争引入司法领域，试图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时，有别于传统诉讼制度所预设的诉讼类型的新型诉讼便应运而生。日本学界将这类新型的民事诉讼称作“现代型诉讼”，亦称“政策形成型诉讼”、“政策指向诉讼”，[1]在美国则称为“公共诉讼”（publiclawlitigation）或公益诉讼（publicinterestlitigation）。[2]面对现代型诉讼，法律和法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由何人行使诉讼实施权才是有效、必要且妥当的？诉讼担当中的非系争的实体权利关系主体作为诉讼当事人，以及群体诉讼中的群体成员代替群体其他成员作为诉讼当事人，其正当性何在？未参加诉讼的众多受害人为何应受法院裁判的拘束？凡此种种，均需要通过当事人适格理论作出合理而充分的解释。

一、现代型诉讼的特质

现代型诉讼一词已被学界广泛使用，但其含义尚不明确，也不存在确切的界定。一般是泛指环境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公民权诉讼、社会福利关系诉讼等等。[3]

现代型诉讼并非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诚然，其产生系根源于现代化大生产引起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但是如果将这一类型纠纷的产生仅仅归结于人类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则未免显得过于片面和狭隘。实际上，在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创设之初的近代，同样存在着环境污染、小范围医疗事故等问题，由于诉讼制度的欠缺或不足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不自觉，才导致当时的人们或是对此类问题熟视无睹，或是选择通过诉讼外的方式加以解决。[4]

论文关键词:现代型诉讼/当事人适格/诉之利益/诉讼信托

论文内容提要:国外及其他地区通常以集团诉讼、选定当事人、团体诉讼三种代表性方式予以解决。鉴于这三种方式在当事人适格要件及制度功能各异或存在优劣之别，有必要就此进行比较研究，并以诉之利益为基准，完善我国当事人适格理论，构建符合国情的诉讼信托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多数人共同利益遭受不法侵害的事件频繁发生，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且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当众多受害人将纷争引入司法领域，试图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时，有别于传统诉讼制度所预设的诉讼类型的新型诉讼便应运而生。日本学界将这类新型的民事诉讼称作“现代型诉讼”，亦称“政策形成型诉讼”、“政策指向诉讼”，[1]在美国则称为“公共诉讼”（publiclawlitigation）或公益诉讼（publicinterestlitigation）。[2]面对现代型诉讼，法律和法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由何人行使诉讼实施权才是有效、必要且妥当的？诉讼担当中的非系争的实体权利关系主体作为诉讼当事人，以及群体诉讼中的群体成员代替群体其他成员作为诉讼当事人，其正当性何在？未参加诉讼的众多受害人为何应受法院裁判的拘束？凡此种种，均需要通过当事人适格理论作出合理而充分的解释。

一、现代型诉讼的特质

现代型诉讼一词已被学界广泛使用，但其含义尚不明确，也不存在确切的界定。一般是泛指环境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公民权诉讼、社会福利关系诉讼等等。[3]

现代型诉讼并非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诚然，其产生系根源于现代化大生产引起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但是如果将这一类型纠纷的产生仅仅归结于人类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则未免显得过于片面和狭隘。实际上，在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创设之初的近代，同样存在着环境污染、小范围医疗事故等问题，由于诉讼制度的欠缺或不足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不自觉，才导致当时的人们或是对此类问题熟视无睹，或是选择通过诉讼外的方式加以解决。[4]

第一条为了规范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的经营行为，保障资金信托业务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资金信托业务是指委托人基于对信托投资公司的信任，将自己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由信托投资公司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行为。

除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资金信托业务，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信托投资公司办理资金信托业务取得的资金不属于信托投资公司的负债；信托投资公司因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资金而形成的资产不属于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第四条信托投资公司办理资金信托业务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以任何形式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

（二）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以发行委托投资凭证、投资凭证、受益凭证、有价证券代保管单和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办理负债业务；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信托课税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信托税制的意见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重复征税是当前信托课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现行的税制没有考虑信托业务所有权的二元化问题、证券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金信托、从营业税角度看，目前税法对委托业务明确规定受托人（即金融机构）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对信托业务对未做任何规定、目前，信托公司在税务机关只能有唯一的税务登记证号、税收法定的原则、实际受益人负担原则、避免重复征税原则、扶植保护公益信托原则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信托公司开始向信托本源业务回归，逐步迈向规范发展的新轨道。在五年多的时间里，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在资金信托、财产信托等业务领域积极拓展，信托财产的规模和收益水平不断提高。而目前在我国尚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税收制度，信托业的外部法律环境还不完善，从而使信托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因此，本文对我国信托税制的修改与完善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我国信托课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没有对信托课税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税务当局只能用现行的一般性税收政策对丰富多彩的信托活动进行税务监管，并未考虑信托本身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及其表达方式、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和新颖性，因此信托课税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重复征税。重复征税是当前信托课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现行的税制没有考虑信托业务所有权的二元化问题。一是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投资时，伴随着产权的转移，则要交纳一定的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而当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要把资产还给委托人的时候，同样发生了产权转移，还是要交纳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这就造成了对同一税源的二次征税。二是信托存续期间信托收益产生的税负与受益人、受托人收到信托利益后产生的税负相重复。这会大大提高信托公司的经营成本，直接后果是压缩了投资者的收益空间。

2、税负不公。证券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金信托。当前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不仅免征募集基金的营业税，而且还对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差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同时由于信托税制的缺位，实际上就造成了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低于其他信托经营活动的税负不公问题。从公平税负的角度来看，既然属于信托活动，给予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待遇也应同样给予资金信托等其他信托业务。

一、我国信托课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没有对信托课税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税务当局只能用现行的一般性税收政策对丰富多彩的信托活动进行税务监管，并未考虑信托本身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及其表达方式、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和新颖性，因此信托课税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重复征税。重复征税是当前信托课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现行的税制没有考虑信托业务所有权的二元化问题。一是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投资时，伴随着产权的转移，则要交纳一定的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而当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要把资产还给委托人的时候，同样发生了产权转移，还是要交纳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这就造成了对同一税源的二次征税。二是信托存续期间信托收益产生的税负与受益人、受托人收到信托利益后产生的税负相重复。这会大大提高信托公司的经营成本，直接后果是压缩了投资者的收益空间。

2、税负不公。证券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金信托。当前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不仅免征募集基金的营业税，而且还对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差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同时由于信托税制的缺位，实际上就造成了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低于其他信托经营活动的税负不公问题。从公平税负的角度来看，既然属于信托活动，给予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待遇也应同样给予资金信托等其他信托业务。

3、纳税义务人及税目税率不明确。从营业税角度看，目前税法对委托业务明确规定受托人（即金融机构）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对信托业务对未做任何规定；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新个人所得税法明确了以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将属于征税范围的所得分为11个税目，没有明确规定信托收益这一类所得属于哪一种具体征收范围。虽然信托收益的性质与基金分红最为接近，但种类繁多的信托业务又无法直接套用《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目前，绝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对信托收益并未给予明确规定，极个别信托公司对信托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但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信托收益是信托公司以自身名义运用信托财产对外拥有的债权、股权，并非个人拥有的债权、股权，个人拥有的只是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

4、信托纳税主体与信托法冲突。目前，信托公司在税务机关只能有唯一的税务登记证号，从纳税主体来看，如果以受托人（既信托公司）为纳税义务人，则受托人只能以信托公司自有的唯一纳税登记号进行纳税申报，税款也要先转入信托公司的自有资金银行账户，造成信托资金和自有资金的混用，与信托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严重冲突。

简介：信托赔偿准备金制度是我国信托业风险防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目前我国信托业发展现状看，信托赔偿准备金制度的风险防范功能并未充分发挥，探讨如何完善信托赔偿准备金制度，有效发挥其风险防范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信托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金融行业。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标志着我国信托业发展新阶段的开始。1979年至1999年，在这短短20年间我国信托业经历了5次大的清理整顿。虽然每一次清理整顿的重点不同，但根本目标只有一个，即规范信托业发展，防范信托风险。我国信托赔偿准备金正是在第5次信托业清理整顿的大环境下，借鉴西方国家信托风险防范的先进经验而出现的新生事物。2001年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首次对信托赔偿准备金的计提和使用进行规定，其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对信托赔偿准备金的管理和运用做了进一步补充，以上两制度中关于信托赔偿准备金的规定构成我国信托赔偿准备金制度的雏形。然而，纵观我国信托赔偿准备金的发展现状，以及部分信托公司因违规经营被停业整顿或被关闭的实事，可以看到我国信托赔偿准备金的风险防范作用并未充分发挥。

一、我国信托赔偿准备金现状

(一)缺乏系统完整的信托赔偿准备金制度。目前，关于信托赔偿准备金的制度规定散见于《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以上两制度片面地规定了信托赔偿准备金的计提原则、比例和使用范围，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制度体系。具体条款规定如下，《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第101条规定“从事信托投资业务的金融企业，应按本年实现净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信托赔偿准备，用于弥补亏损，不得用于分红、转增资本”。第163条规定，“从事信托业务时，使受益人或公司受到损失的，属于信托公司违反信托目的、违背管理职责、管理信托事务不当造成信托资产损失的，以信托赔偿准备金赔偿”。《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50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每年应当从税后利润提取5%，作为信托赔偿准备金，但该赔偿准备金累计总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20%时，可不再提取。信托投资公司的赔偿准备金应存放于经营稳健、具有一定实力的境内中资商业银行或者购买国债”。

(二)信托公司信托赔偿准备金缺口较大。根据2005年公开披露的48家信托公司年报数据分析。截至2005年末，48家信托公司信托赔偿准备金余额1.9亿元，注册资本合计410.07亿元。按照信托赔偿准备金累计总额达到信托公司注册资本20%可不再提取的规定，48家信托公司信托赔偿准备金缺口80.11亿元，缺口率高达97.68%。以期末信托赔偿准备金余额最高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例，期末信托赔偿金4522.60万元，注册资本25亿元，准备金缺口45477.4万元，缺口率高达90.95%；另有十余家信托公司期末信托赔偿准备金余额为零，从未计提过信托赔偿准备金，准备金缺口率高达100%。就河南当地的两家信托公司，中原信托期末信托赔偿准备金余额59万元，注册资本59227万元，准备金缺口率99.5%；百瑞信托期末信托赔偿准备金62.9万元，注册资本35000万元，准备金缺口99.1%。信托公司信托赔偿准备金缺口大的现象非常突出。

(三)信托赔偿准备金来源途径单一，缺乏有效的“造血”机制。从目前信托赔偿准备金的制度规定看，信托赔偿准备金的来源局限于信托公司每年从税后利润中提取，对于信托赔偿准备金的管理运用，只是规定了信托赔偿准备金应存放于经营稳健、具有一定实力的境内中资商业银行或者购买国债，并未规定信托赔偿准备金新的来源渠道。信托赔偿准备金来源途径单一，缺乏有效的“造血”机制，是当前信托赔偿准备金的重要特征，已成为制约信托赔偿准备金风险防范功能充分发挥的“瓶颈”问题，也是导致目前信托赔偿准备金缺口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叔信托法律关系

论文摘要：我国虽是知识产权大国，但其利用和转化效率偏低已经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计划中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知识产权人可以较为容易的取得知识产权，但其时商业和市场知之甚少，而且与其他时产权不同的是，它的利益实现过程中具有高风险性、高成本性以及极大的不确定性，这都使知识产权人在管理过程中举步维艰。学者们近年来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新途径，即知识产权信托，知识产权与信托相结合，不仅可以享受其智力成果带来的丰厚利益并无须负担管理之责，而且有效地拓宽了知识产权流转的途径，能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

一、知识产权信托概述

近年来，由于知识产权人本身资金缺乏、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尤其是中介服务市场不健全等原因，企业、个人手中拥有着大量的闲置专利而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我国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知识产权的转化急需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其实，中国知识产权产业化的现状并不复杂，只要在知识产权中介市场做足功夫，健全知识产权交易体制，产业化程度就会明显提高。这就是引入知识产权信托制度，知识产权人通过信托方式委托信托机构经营管理其知识产权，不但可以让知识产权人享受其智力成果带来的丰厚利益，而且也不用负担管理之责。

所谓知识产权信托，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为了使自己所属的知识产权产业化、商品化以实现其增值的目的，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转移给受托人，由信托投资公司代为经营管理、运用或处分该知识产权的一种法律关系。

二、信托制度在知识产权中应用的价值

信托制度在知识产权的运用综述摘要：我国虽是知识产权大国，但其利用和转化效率偏低已经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计划中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知识产权人可以较为容易的取得知识产权，但其时商业和市场知之甚少，而且与其他时产权不同的是，它的利益实现过程中具有高风险性、高成本性以及极大的不确定性，这都使知识产权人在管理过程中举步维艰。学者们近年来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新途径，即知识产权信托，知识产权与信托相结合，不仅可以享受其智力成果带来的丰厚利益并无须负担管理之责，而且有效地拓宽了知识产权流转的途径，能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

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叔信托法律关系

一、知识产权信托概述

近年来，由于知识产权人本身资金缺乏、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尤其是中介服务市场不健全等原因，企业、个人手中拥有着大量的闲置专利而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我国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知识产权的转化急需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其实，中国知识产权产业化的现状并不复杂，只要在知识产权中介市场做足功夫，健全知识产权交易体制，产业化程度就会明显提高。这就是引入知识产权信托制度，知识产权人通过信托方式委托信托机构经营管理其知识产权，不但可以让知识产权人享受其智力成果带来的丰厚利益，而且也不用负担管理之责。

所谓知识产权信托，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为了使自己所属的知识产权产业化、商品化以实现其增值的目的，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转移给受托人，由信托投资公司代为经营管理、运用或处分该知识产权的一种法律关系。

二、信托制度在知识产权中应用的价值

本文作者：沈春女工作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法学院

在中国，信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引进、发展起来的事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财产不断增加，人们在日常消费之后开始追求财产的保值、增值以及如何以个人财产养老和抚养未成年子女并实现公益等目的。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和专业知识管理自己的财产，或者也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需要值得信赖的个人或专门机构为他们提供理财服务。于是，信托作为一种财产管理与融资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信托法律制度在中国得以建立。由于两大法系的差异、最初立法的不成熟以及与已有法律制度的协调等因素，与英美法上的传统信托制度相比较，中国的信托制度仍存在诸多不明确、不完善的地方。为此，笔者将从历史上信托制度起源的原因来探究信托法律关系的本质，进而比较分析中国信托制度中受益人权利的特点和弊端，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信托法律制度的起源

信托源于中世纪英国的用益制度(use)，即为了使B能够受益，A从C处取得一块土地，A获得该土地的所有权，但A只能为B的利益占有、使用、处分该土地，并负有使该利益由B取得的义务。在这里，B享有该土地的利益。信托制度被称为最能体现普通法风格的、“英国法律才具有的最具特色的杰作”［1］。信托制度虽起源于英国用益制度［2］14，但最初也没有得到英国法律的承认。它只是当时的人们为了规避税赋、实现宗教信仰或者避免战争中失去土地等各种原因而形成的财产处分方式。因此，作为法律制度的信托制度以及更早的用益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概括起来，包括以下两个阶段。

1．用益方式成为处分财产的普遍方式。中世纪的英格兰处于农业社会，国王与封建主通过分封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统治，逐级分封使得同一土地上可以同时存在多个权利。在这一背景下，人们为规避相关法律规定而通过用益形式来处分分封土地及财产。首先，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土地实行长子继承制度［2］14，禁止土地所有者将土地遗赠给长子以外的其他人。由此，一些土地所有者希望能有一种方法使其死后长子以外的其他子女也能得到一部分土地以维持生计。为了规避长子继承的制度，他们在生前就先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以转让的名义移交给他人，委托他人经营管理，经营所生收益在其生前归其本人所有，在其死后归其指定的子女所有。这就解决了使长子以外其他子女获得土地利益的问题。其次，在长子继承制中，长子继承时必须成年，而且必须向封建领主缴纳土地继承金才能继承土地。如果土地的封臣死亡后，其成年继承人未能缴纳继承金，则封建领主有先占权;如果成年继承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缴纳税金，则该土地便收归领主所有。很多人为了逃避纳税义务，也纷纷使用用益方法对其土地加以利用。这样，继承人无须缴纳继承税金即取得土地的利益。另外，如果继承开始时长子未成年，封建领主对死亡封臣的未成年继承人有监护权，而且实行监护时封建领主管理封臣的全部土地并取得全部收入，只有待继承人成年并缴纳继承税金后才能继承土地。封臣为了避免封建领主取得继承人成年前的土地利益，也通过用益方式将土地转让第三人经营，使其未成年的子女在其死后能够直接取得土地的利益。再次，13世纪中期，基督教的传入使英国教会势力的影响逐渐强大，不少农民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纷纷将土地捐赠给教会［2］48，国家和封建主的利益受到损失。由此，国王颁布法律禁止农民向教会捐赠土地，但教徒为了达到捐赠土地和规避法律规定的目的，也采用用益的方式将土地转让他人，并使教会取得土地利益。最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对用益方式的推广也起到很大作用［2］48。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受封人背叛封建主，尤其是站在封建主的敌人一边，那么其土地就归封建主所有。但是，如果一个人让他的一个好朋友对他的土地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而自己保留该土地的收益，那么即便这些人反对封建主，且战败被捉，那他仍会享受土地利益，不会有失去土地的危险。从上述历史事件看，用益方式最初并非法律规定的制度，而是人们为了个别需求规避法律而使用的财产处分方法。成为法律制度或者说用益权为法律所承认，是在用益方式成为社会普遍的财产处分方式之后。由于在实践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使本来应享有土地利益的受益人因占有土地的受托人不道德行为而受到损害，而普通法只保护受托人的所有权、不承认受益人权利，所以最终衡平法院确认了用益权。

2．受益人的用益权为衡平法所确认。虽然用益方式被广泛使用，但当时的法律只承认土地所有者将其土地转让给受托人的合法性，却并不承认受益人对受托人所享有的请求给付因其经营该土地所生收益的权利。因受托人的原因使受益人利益无法实现时，得不到普通法院的任何救济。也就是说，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法律关系，只是道德关系，受益人能否从受托人处获得有关的土地收益完全取决于受托人的道德水平。如果受托人拒绝向受益人交付该收益，则受益人的利益得不到普通法的保护，也不能向普通法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其利益。得不到普通法保护的受益人被迫向国王请愿。当时的国王被认为是“正义的源泉”，他在法律上为自己保留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以便最终为臣民实现正义。14世纪，经国王的授权，英国的大法官开始出面处理类似案件。大法官更关心人们是否履行了道德义务，并不关心是否遵循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法官根据“正义、良心和公正”的原则，强迫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行事，以保护受益人的权益。15世纪中期，通过大法官的判例，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被正式确认为法律关系，受益人享有受益权，并可以通过强制手段保护这一权利［2］63。至此，用益制度终于在英国成为处分财产的一种合法方式，不但被人们继续用来处分其他不动产，而且在16世纪30年代，利用用益方式发生的动产转移在英国民间也已十分常见。但用益方式合法化并广泛使用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一是使国王失去了他在臣民土地上所享有的巨额封建附属权利，另外也导致了一些居心不良者利用用益欺骗委托人和受益人的事发生”［3］。“继承人被不公平地剥夺了继承权，领主失去了他们的监护权、婚姻权、救济权、继承权、财产收归公有等权利……已婚男子失去亡妻遗产，秘密遗嘱引发的伪证……”①为了收回封建附属权利、平息国内的一些骚乱，1536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制定了著名的《用益法》。这部法把与土地有关的用益权规定为普通法上的权利，受益人成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人，负有向封建领主和国王缴纳土地税赋的义务，从而也限制了用益方式泛滥给封建附属权利造成的破坏。为了规避纳税义务，又出现了“二重用益”，二重用益人利益后来也得到衡平法保护，信托理念逐渐形成。因此，《用益法》被誉为现代信托法的起点，“是英国立法机构对英国的私法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3］，衡平法院也因而被称为“信托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