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法论文范文10篇

信托法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中日信托法立法差异比较分析不足及改进

中国和日本都是在本国缺乏信托制度历史沿革和传统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从英美法系中整体移植了信托法律制度，基本上保留了其整体的价值功能与法律构造。但一项外来制度能否在本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和本国的法律传统与法律框架及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较好地融合起来，使其能切实符合本国实际。日本《信托法》实行已有近80年历史（1922——），实践证明是比较成功的。我国《信托法》刚刚开始实行，其效果如何尚待时间检验。但分析探讨中日信托制度立法上的差异，及其产生的不同的法律后果，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信托这一新生制度的认识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

一、关于“信托”的定义

从信托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功能看，其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托财产的转移，主要是所有权的转移，也可能是其它处分，如在财产权上设定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一是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这都是信托的最本质内涵。可以说，二者缺一则不成其为信托。因此，日本《信托法》第一条明确指出：“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或其他处理，使他人遵从一定的目的，对其财产加以管理或处理。”这个定义完整、清晰地表现了信托的两个基本内涵。而我国《信托法》第二条却是这样定义的：“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信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这个定义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委托”一词含义不明。一般来说，“委托”多用于行纪和关系中，即一方（行纪人或人）接受另一方（委托人）的委托，以自己（行纪关系中）或委托人（关系中）的名义，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但无论是行纪还是，与信托都有本质的区别，即前者均不转移财产的所有权，而且所有权与利益不产生分离，都归属于委托人，而后者须有财产权的转移，而且所有权与利益发生分离，所有权归受托人所有，利益则由受益人享有。因此，“委托”一词非但没有揭示信托的本质属性，而且混淆了信托与行纪、等法律关系的界限，是不科学的。我国大众对信托的概念和性质的认识本就非常模糊，立法上更应该讲究用词的准确和明晰。也许，我国是考虑到信托财产“二元所有权”的特性，担心与我国现有的民法体系格格不入，而有意作出这样含混不清的规定。但信托制度发源于英美法系，其特性决定了大陆法系民法的传统架构很难将其完全包容。我们既然决定将其移植到国内，就应该按照它内在的法律属性清晰地定义它，从而将它同其它法律关系区别开来。在这方面，不妨可以借鉴日本移植信托制度所采取的开放务实态度。

二、信托公示的效力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信托制度的一个基本法观念。独立性是指信托一旦有效设立，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固有财产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从而使信托财产处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债权人的追及范围之外。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可以保证信托财产的安全，确保信托功能的实现，但同时也给交易第三方带来了困扰，因为第三方无从知道交易对象究竟是不是信托财产。因此，法律有必要在保证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同时，切实保护交易第三方的利益，在这方面，信托公示制度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信托公示，是指通过一定方式将有关财产已设立信托的事实向社会公众予以公布。从而使交易第三方对交易对象是信托财产还是受托人自有财产能充分识别，保证第三方的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确保第三方免受无谓的损失，从而平衡受益人和第三方的利益关系。从国际上看，英美信托法并未规定信托公示制度，而大陆法系的日本信托法则有此规定。日本信托法第三条规定：“对应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如不登记或注册，其信托不得对抗第三者。”我国也规定了信托公示制度。《信托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这一规定能有效保护第三方利益，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对受托人履行职责也有监督、促进作用，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但我国的信托公示制度与日本信托法存在一个重大差异，即日本信托法采取的是公示对抗主义，我国信托法则采用了公示生效主义，把是否经过信托登记作为信托是否生效的要件。《信托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信托公示对抗主义与公示生效主义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前者只影响信托的外部关系，即信托与第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信托的内部关系则殊无影响。对已经公示的信托财产，可以对抗第三方，即信托关系人可以对第三方主张信托关系存在；应公示而未公示的信托财产，则不得对抗第三方，即信托关系人不得向第三方主张信托关系存在；后者则既影响信托的内部关系，也影响信托的外部关系。对信托的内部关系而言，一旦信托尚未登记，则对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即使信托契约已经登记，信托财产已经由委托人转移至受托人，受托人仍无权利义务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受益人也无权利收取信托财产所生利益，委托人也可以信托尚未生效为由随时取回信托财产；对信托的外部关系而言，既然信托尚未生效，受托人尚无权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信托财产仍归委托人所有，则第三方就信托财产与受托人交易，当然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委托人可以根据物权法原理，直接从第三方处追及该信托财产，受托人还可能承担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法律责任。可见，采取信托登记生效主义，不单对交易第三方无法律保障可言，对受托人、受益人来说也缺乏保障。从国际上看，英美信托法制根本无公示制度存在，甚至还有所谓秘密信托，即有意不让外人所知的信托，同样无损于信托功能的实现。日本信托法采取了信托公示对抗主义，以更好的平衡受益人与第三方的利益关系。我国信托法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经登记，信托不生效力。立法本意可能是为了督促委托人和受托人及时办理信托登记，确保交易安全，却忽略了信托制度存在的功能和目的，在实际上危害了交易安全，损害了受益人、受托人和第三方的利益。笔者认为，信托的设立应主要是一种契约行为，一旦委托人和受托人就信托设立事宜达成一致并签定书面合同，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则应认定信托生效，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间根据信托合同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受托人依合同处理信托事务对外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信托公示仅产生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我国应考虑对《信托法》第十条有关信托公示效力的规定进行修正，以期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

三、信托管理人制度

受益人应该自行维护其自身利益，这是信托法的一条基本准则。但在某些特殊场合，受益人却无法或难以行使这一权利。具体包括以下情形：1、在公益信托，受益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大众；2、信托契约仅规定了受益人的资格或条件，却未明确指明该受益人，或者规定受益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或条件，而受益人因为资格或条件的具备或丧失可能发生变更；3、在信托成立时，受益人尚不存在，例如以将来出生的子女或将要设立的法人为受益人；4、在信托人多而分散的情况下，受益人行使受益权存在诸多不便，而且由于“搭便车”现象的存在，许多受益人可能怠于行使受益权。为了切实保护上述受益人的利益，通过立法设立信托管理人，代受益人管理受益权和信托利益，就显得必要。日本《信托法》第八条规定：“受益者不特定或尚不存在时，法院可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依职权选任信托管理人……信托管理人，就信托事宜得以自己的名义，为前项受益者行使诉讼上或诉讼外行为的权限。”由此可见，信托管理人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外，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受益人的权利，而为诉讼上或诉讼外的行为。前者包括以受托人违背管理职责或者处理信托事务不当给受益人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或者当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时，请求法院撤销；后者包括受领信托收益，查阅、抄录、复印与信托事宜有关的记录、帐簿及批准受托人的辞任等。可见，日本信托法对受益人的保护是十分周全的。相比之下，我国信托法没有普遍设立信托管理人制度，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缺憾。从信托制度的主旨看，主要出发点就是谋求受益人的利益。但当受益人存在上述情形时，一方面其自身无法行使权利，法律又不另行规定他人代为行使，则其享有的受益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受托人不知向谁交付信托收益，还可能由于缺乏监督而怠于行使管理、处分权，从而造成受益人的进一步损失。从保护受益人、监督受托人的角度看，设立信托管理人制度有百利而无一害。实际上，我国《信托法》为公益信托设立了信托监察人制度，从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看，所谓信托监察人，实际上就是日本信托法中的信托管理人（但监察人这一用语是否恰当，尚值得商榷）。既然公益信托可设立管理人，为什么私益信托不能规定管理人制度，颇让人费解。建议对私益信托也设立管理人制度，以切实维护受益人的利益。

四、关于信托财产占有瑕疵的承继

在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的所有权须由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因此而成为名义上的所有人。当信托财产为动产时，委托人将财产交付于受托人即实现财产权的转移。依照大陆法系民法制度，信托财产似也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果如是，则即使委托人对出让的财产的占有有瑕疵，只要受托人受让时为善意，信托财产就发生有效转移，信托也因此成立。信托一旦成立，信托财产则发生“闭锁效应”，可以免受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债权人的追及。委托人可以利用把非法占有的财产设立信托的手段来逃避真正财产所有人的追究。由此可见，如果在信托财产的转移上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会鼓励委托人滥用信托，侵害他人利益。另一方面，受托人虽然取得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但他并不能从该财产上取得利益，因此也无必要使他获得优于真正财产所有人的保护。因此，法律有必要排除“善意取得”制度在信托关系上的适用。日本信托法第十三条规定：“受托者占有信托财产时，应承继委托者占有的瑕疵。”这一条规定再一次显示出发源于英美法系的信托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构架在部分领域的冲突和矛盾以及日本在移植信托这一外来制度时所采取的开放务实态度。与此相比，我国信托法则再一次体现出立法上的不足。我国仅规定：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信托法》第七条）；委托人以非法财产设立的信托无效（《信托法》第十一条）。立法本意也是否定委托人以占有有瑕疵的财产设立信托，但这种规定在实务操作中却会产生种种不便。依日本信托法，只要委托人的占有有瑕疵，则受托人的占有也同样有瑕疵，则财产的真正权利人可根据物权法原理直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追及该财产；依我国信托法，当委托人以非法财产设立信托时，先要确定其无效，由受托人向委托人返还财产，财产的真正权利人再向委托人主张财产权利。而且，按照我国信托法的规定，信托成立一般采取合同形式，则依合同法原理，究竟谁有资格主张信托无效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我国不妨借鉴日本信托立法的经验，直接规定受托人应承继委托人对信托财产占有的瑕疵。

五、关于受托人委托他人信托事务的责任问题

信托关系产生于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因此，原则上受托人应亲自办理信托事务。但法律也规定一些例外情形，允许受托人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代为处理。我国信托法和日本信托法对此都有明确规定：当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存在迫不得已事由时，受托人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信托事务（该他人在下文称为“转受托人”）。但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上，中日信托法却规定迥异。我国信托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的，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日本信托法第二十六条则规定，受托人只负选任和监督方面的责任；而代替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者，与受托人负有同一责任。由上可见，我国信托法对受托人的责任适用的是传统民法中的本人和人理论，即认为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本人（受托人），则行为产生的责任理所当然也应由受托人承担；日本信托法则超越了传统的民法理论，而把受托人的这种委托行为视为是处理信托事务的权利义务的转移，即转受托人不是以受托人的名义、为受托人的利益行事，而是直接为受益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处理信托事务，他处理信托事务无须受托人另行授权或批准，也不对受托人负责；而受托人除了保留选任和监督的义务外，不再有处理信托事务的权利和义务，不再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也不再承担相应的责任，信托财产管理和处分上的一切权利义务及其产生的责任都转归转受托人所有。比较两种规定，可以看出，日本信托法对受益人的保护更加周全，也更符合信托本身的功能设计。一般来说，受托人是在迫不得已、自己确实无法亲自处理信托事务或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会给受益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才会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按照我国信托法的规定，转受托人只是受托人的人，只对受托人负责，不直接对受益人负责，因此很难保证其能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受托人在无法亲自处理信托事务而另行委托他人的情况下，仍不能免除责任，这既不公平，也会打击受托人当初接受信托的积极性；日本信托法则既确保了转受托人对受益人同受托人一样的责任，保护了受益人的利益，又在受托人不再实际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下免除其相应的责任，也保护了受托人的利益，提高其接受信托的积极性。因此，比较而言，日本信托法的设计无疑更加合理有效。

六、关于受托人对受益人的责任

信托一经设立，委托人就基本退出信托关系，而由受托人承担为受益人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的权利义务。可见，信托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一般情况下，既然信托财产的收益和损失都归属于受益人，则受托人当然只在信托财产现存的范围内，对受益人负履行的责任，即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这一点，我国信托法第三十四条、日本信托法第十九条都有明确规定。但在例外情形下，即如果受托人因管理不当或违反应尽义务造成信托财产减少而损害受益人时，就应对受益人负无限责任，受托人必须以自有财产赔偿受益人的损失。在这方面，中日信托法都有规定，但其内容却大相径庭。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第二十八条原则禁止“受托人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如违反规定造成信托财产损失，受托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日本信托法则在第二十七条规定，“受托人因管理不当，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的，受托人负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我国信托法对受托人承担无限责任的情形采取的是逐一、具体列举的方式，日本信托法则是采用抽象、概括规定的方法。正是这种立法技术上的差异，使日本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无限责任的情形远比我国要宽泛，因为“管理不当”远远不止我国信托法规定的两种情形。

一般说来，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以下几方面的基本义务，如果违反这些基本义务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都应承担无限赔偿责任：1、忠实义务，即以受益人利益为处理信托事务的出发点。包括两方面：（1）受托人不得置身于信托财产利益与其自身利益彼此冲突的地位；（2）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时，不得自己得利，也不得使第三方获得不当利益；2、注意义务，即受托人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象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处理信托事务。这在金钱信托中尤为重要。如果受托人随意将信托财产投入高风险、高投机领域，有可能给受益人造成重大损失；3、分别管理的义务。因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其并不属于受托人的自有财产范围，所以受托人理所当然应将自己的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以及受托管理的多个信托财产分别进行管理。这可以防止受托人滥用权利给受益人造成损失或对不同的信托财产给予不公平的待遇。

从我国信托法看，仅对受托人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规定了无限责任；而日本信托法规定的“管理不当”则涵概了上述的全部情形，即只要受托人违背了对受益人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分别管理义务和其它应尽义务，并因此给信托财产造成损失的，都必须承担无限赔偿责任。可见，在日本信托法下，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了更多更重的责任，从而促使受托人更加尽职尽责地履行信托义务，处理信托事务。这是实现信托目的所必须的。信托是为受益人利益而设立的，受益人对信托财产却没有管理处分的权利，其信托利益能否实现主要依赖于受托人，因此只有课以受托人较重的责任，才能促使其更好地履行对受益人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和分别管理义务及其它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受益人的利益。相比之下，我国信托法对受托人的责任规定明显偏轻，虽然规定了受托人对受益人的注意义务和分别管理义务，但对其违反义务而给信托财产造成损失的，竟没有特别课以任何责任。可以认为，按照我国信托法，在此情况下，受托人仍然只需承担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有限责任。这实际上是鼓励受托人滥用权利，极不利于对受益人利益的保障。可见，与日本信托法相比，在受托人的责任问题上，我国信托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应当考虑对相关规定作出适当的修改和补充。

参考文献：

1、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版

信托法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收益凭证；特设机构SPV

证券化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系统工程，论文证券化中交易结构的严谨有效性需要由相应的法律予以保障，而且资产证券化涉及的市场主体较多，它们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也需要以相应的法律为标准，必然需要法律上的协调。我国虽然没有系统地出台资产证券化法律，但《证券法》、《公司法》、《信托法》等等相关法律已经很完善，证券法和其他法律文件为证券化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从历次金融领域重大举措来看，在立法上通常都是由国务院颁布有关条例，然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配套司法解释，最后由监管部门制订行政规章，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为即将在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即将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提供了暂行条例，使得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法律更加完善，完全有能力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以美国为例，该国也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证券化监管的法律，但以《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统一商法》等构成的美国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足以保证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行。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即将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那么我国对证券化应如何监管、适用哪一部法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则必须明确界定证券的法律性质。

证券的法律性质不仅直接决定着发起人、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风险分配，还决定着该证券究竟适用哪部法律规范，如果证券性质是债券，则应当适用《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和有关金融债券的规定；如果性质为所有权凭证，则应当符合有关部门债券转让和买断法律规定；如果为信托收益凭证，则应当符合《信托法》规定。因此在发行证券之前，必须明确定证券的法律性质。

①作为债券的证券的法律性质及效果。在我国成立公司型SPV还有一定的法律障碍，中国的行业和公司管制十分严格，根据我国目前有关民商法律，注册资本制度限制、银行和证券分业经营制度的限制、证券发行的资格限制使得我国目前无法成立公司型SPV，必须颁布特别法进行规范。虽然采用债券的形式实施证券化在目前还不可行，但在国际上抵押贷款证券化中采用债券的形式发行证券的方式最常见，既然该资产证券的法律属性是债的性质，那末就必然受到关于债券的法律规定的监管和制约，这些法律监管和制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证券化资产的权属上，资产的所有权仍然归属于发行人，毕业论文不能绝对排除发行人的其他债权人对该资产的追索权，尤其是在发行人破产的情况下。

b．追索权上，投资者在不能完全通过资产或处置抵押品所产生的现金流获得偿付的情况下，有权直接向发行人追索，直至参加发行人的破产清算，因此资产的收益风险仍然由发行人负担。

c．对于发行人挪用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即无处分权)的，依据我国法律，投资者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即无物权上的排他追及权。

d．在证券的发行上，应当适用《公司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规，如果不作修改，则根据这些法规，SPV作为发起主体几乎没有可能。

采用债券的形式发行证券，SPV与发起人之间一般是买卖法律关系，即通常所说的“真实销售”。通过“真实销售”，SPV对基础资产享有了完全的所有权，在发起人破产时，基础资产不能作为其破产资产，也能使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而SPV与投资者的关系就是债的法律关系，受合同法约束，即投资者为债权入，SPV为债务人。投资者享有按期收回债券本金利息的权利，享有转让投资、了解发行人财务经营状况的权利和法律规定的有关债券人的其他相关权利。SPV作为债务人负有按期支付债券本金、利息的无限责任。

②作为票据的证券的法律性质及效果。发行人不仅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实行资产证券化，还可以在货币市场上实行证券化，通常证券化工具是票据，例如，票据虽然本质上是一种债，应当受到债的法律关系的调整(在这方面与债券相同)，但由于票据在商业活动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规范体系，因此在法律性质上体现出许多与债券不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法律适用上，票据主要受票据法调整，一般不适用债券的法律法规；在追索权上，票据法规定票据的持有人可以向其前手无条件追索，直至票据签发人(即发行人)，而债券持有人只能向发行人追偿；在发行上，票据的发行条件比债券简单，发行程序也比较便利，法律上的限制少，监管起来也更简单。

a．在法律适用上，票据主要受到票据法调整。

b．在运用目的上，我国法律排出了票据的融资功能，仅把票据作为支付工具使用，硕士论文即票据的签发必须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作为基础，而债券则是一种融资工具，并非支付工具。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资产证券化无法以票据作为工具，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不能用于短期融资。

c．在追索权上，票据的持有人可以向其前手无条件追索，一直到票据签发人即发行人，而债券持有人只能向发行人追偿，因此我国法律对票据持有人的保护更严格。

d．在发行上，票据的发行条件比债券简单，门槛低发行程序也比较便利。

③作为信托收益凭证的证券的法律性质及效果。在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交易过程中，发行人SPV作为委托人的发起人(即银行)取得抵押款组合，并作为信托资产。随后将信托财产分割成单位，将本属于委托人的受益权出售给投资者，投资者取得收益凭证，并因此作为受益人拥有信托财产的收益权，收益范围为包括一切因管理或处置信托财产而产生的收益。根据信托法规定，在委托人不是信托唯一受益人的情况下，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因此，在信托收益权部分转让给投资者后，信托财产具备独立性，不作为委托人的遗产和清算财产。由于我国已经颁布了信托法，所以，以信托收益凭证的方式实现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法律监管上具备了可行性。但信托收益凭证还将会受到以下的法律制约：

a．法律性质上，信托收益凭证能否作为证券对待。我国立法虽然对于信托收益凭证是否可以作为证券尚未有明确法律规定。根据我国《证券法》规定，一种凭证是否作为证券对待，应当有法律或行政法规予以确定。在信托收益凭证没有被法律或行政法规确立为证券前，不能作为证券对待。虽然我国已经发行了许多信托计划，但这些信托计划不过只是合同而已。与证券比，这些合同在流动性、无因性、规范性等法律保护方面显得十分弱小，不能实现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

b．在资产权属上，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人是受托人。所谓“名义所有人”是指受托人只有受托之名，而无所有人之实，医学论文不承担贷款的违约风险，委托人也不承担违约风险；违约风险的实际承担者是投资者，但与所有权凭证不同，投资者不是资产的所有人只有权分享因信托财产而产生的收益，这意味着受益人在法律上无权直接追索贷款关系中的债务人，而如果是所有权凭证，则有权追索。

c．在追索权上，信托受益凭证对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追索隔离最彻底，受益人只能自行承担因贷款无法偿还而产生的风险。作为对等条件，破产隔离也最彻底。

d．现金流权属上，现金流名义上属于受托人，但由于现金流被要求注入到一个独立的受托管理帐户上，并由托管人监督资金的划拨，因此，被受托人挪用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被挪用，受益人不能直接向资金接受方追索，但可以向受托人和托管人追偿，因为他们违反了信托义务。

e．在发行条件上，由于信托受益凭证不同于债券，因此不必适用有关公司法或其他发债法规的相关规定。

采用信托收益凭证的形式发行，SPV与发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信托法律关系，即发起人将基础资产(住宅抵押贷款)转让给SPV，成立信托关系，由SPV作为证券的发起人，在此信托关系中委托人为发起人，受托人为SPV，信托财产为证券化资产组合，受益人则为信托收益证书的持有人(即投资者)，根据信托的法律关系，发起人将基础资产信托于SPV以后，这一资产的所有权就属于SPV，发起人的债权人就不能对这部分资产主张权利，从而实现了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破产隔离的要求；SPV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则为信托法律关系，受信托法的约束，信托文件详细记载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SPV作为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物，但不对财产管理产生的亏损承担法律责任，除非证明有过错行为。受益人则根据信托文件享有信托财产及其衍生权益，但不得干涉受托人的财产管理事物。

此外，我国还可以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框架下的信用风险作了明确的界定，并且规定了资产证券化项下处理信用风险的标准化方法，以此来对证券化的资产和信用风险进行内部评级，使风险的控制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在未来的证券化实施过程中这些标准都可以逐步实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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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法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收益凭证；特设机构SPV

证券化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系统工程，证券化中交易结构的严谨有效性需要由相应的法律予以保障，而且资产证券化涉及的市场主体较多，它们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也需要以相应的法律为标准，必然需要法律上的协调。我国虽然没有系统地出台资产证券化法律，但《证券法》、《公司法》、《信托法》等等相关法律已经很完善，证券法和其他法律文件为证券化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从历次金融领域重大举措来看，在立法上通常都是由国务院颁布有关条例，然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配套司法解释，最后由监管部门制订行政规章，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为即将在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即将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提供了暂行条例，使得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法律更加完善，完全有能力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以美国为例，该国也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证券化监管的法律，但以《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统一商法》等构成的美国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足以保证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行。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即将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那么我国对证券化应如何监管、适用哪一部法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则必须明确界定证券的法律性质。

证券的法律性质不仅直接决定着发起人、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风险分配，还决定着该证券究竟适用哪部法律规范，如果证券性质是债券，则应当适用《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和有关金融债券的规定；如果性质为所有权凭证，则应当符合有关部门债券转让和买断法律规定；如果为信托收益凭证，则应当符合《信托法》规定。因此在发行证券之前，必须明确定证券的法律性质。

①作为债券的证券的法律性质及效果。

在我国成立公司型SPV还有一定的法律障碍，中国的行业和公司管制十分严格，根据我国目前有关民商法律，注册资本制度限制、银行和证券分业经营制度的限制、证券发行的资格限制使得我国目前无法成立公司型SPV，必须颁布特别法进行规范。虽然采用债券的形式实施证券化在目前还不可行，但在国际上抵押贷款证券化中采用债券的形式发行证券的方式最常见，既然该资产证券的法律属性是债的性质，那末就必然受到关于债券的法律规定的监管和制约，这些法律监管和制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证券化资产的权属上，资产的所有权仍然归属于发行人，毕业论文不能绝对排除发行人的其他债权人对该资产的追索权，尤其是在发行人破产的情况下。

b．追索权上，投资者在不能完全通过资产或处置抵押品所产生的现金流获得偿付的情况下，有权直接向发行人追索，直至参加发行人的破产清算，因此资产的收益风险仍然由发行人负担。

c．对于发行人挪用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即无处分权)的，依据我国法律，投资者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即无物权上的排他追及权。

d．在证券的发行上，应当适用《公司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规，如果不作修改，则根据这些法规，SPV作为发起主体几乎没有可能。

采用债券的形式发行证券，SPV与发起人之间一般是买卖法律关系，即通常所说的“真实销售”。通过“真实销售”，SPV对基础资产享有了完全的所有权，在发起人破产时，基础资产不能作为其破产资产，也能使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而SPV与投资者的关系就是债的法律关系，受合同法约束，即投资者为债权入，SPV为债务人。投资者享有按期收回债券本金利息的权利，享有转让投资、了解发行人财务经营状况的权利和法律规定的有关债券人的其他相关权利。SPV作为债务人负有按期支付债券本金、利息的无限责任。

②作为票据的证券的法律性质及效果。

发行人不仅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实行资产证券化，还可以在货币市场上实行证券化，通常证券化工具是票据，例如，票据虽然本质上是一种债，应当受到债的法律关系的调整(在这方面与债券相同)，但由于票据在商业活动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规范体系，因此在法律性质上体现出许多与债券不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法律适用上，票据主要受票据法调整，一般不适用债券的法律法规；在追索权上，票据法规定票据的持有人可以向其前手无条件追索，直至票据签发人(即发行人)，而债券持有人只能向发行人追偿；在发行上，票据的发行条件比债券简单，发行程序也比较便利，法律上的限制少，监管起来也更简单。

a．在法律适用上，票据主要受到票据法调整。

b．在运用目的上，我国法律排出了票据的融资功能，仅把票据作为支付工具使用，硕士论文即票据的签发必须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作为基础，而债券则是一种融资工具，并非支付工具。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资产证券化无法以票据作为工具，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不能用于短期融资。

c．在追索权上，票据的持有人可以向其前手无条件追索，一直到票据签发人即发行人，而债券持有人只能向发行人追偿，因此我国法律对票据持有人的保护更严格。

d．在发行上，票据的发行条件比债券简单，门槛低发行程序也比较便利。

③作为信托收益凭证的证券的法律性质及效果。

在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交易过程中，发行人SPV作为委托人的发起人(即银行)取得抵押款组合，并作为信托资产。随后将信托财产分割成单位，将本属于委托人的受益权出售给投资者，投资者取得收益凭证，并因此作为受益人拥有信托财产的收益权，收益范围为包括一切因管理或处置信托财产而产生的收益。根据信托法规定，在委托人不是信托唯一受益人的情况下，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因此，在信托收益权部分转让给投资者后，信托财产具备独立性，不作为委托人的遗产和清算财产。由于我国已经颁布了信托法，所以，以信托收益凭证的方式实现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法律监管上具备了可行性。但信托收益凭证还将会受到以下的法律制约：

a．法律性质上，信托收益凭证能否作为证券对待。我国立法虽然对于信托收益凭证是否可以作为证券尚未有明确法律规定。根据我国《证券法》规定，一种凭证是否作为证券对待，应当有法律或行政法规予以确定。在信托收益凭证没有被法律或行政法规确立为证券前，不能作为证券对待。虽然我国已经发行了许多信托计划，但这些信托计划不过只是合同而已。与证券比，这些合同在流动性、无因性、规范性等法律保护方面显得十分弱小，不能实现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

b．在资产权属上，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人是受托人。所谓“名义所有人”是指受托人只有受托之名，而无所有人之实，医学论文不承担贷款的违约风险，委托人也不承担违约风险；违约风险的实际承担者是投资者，但与所有权凭证不同，投资者不是资产的所有人只有权分享因信托财产而产生的收益，这意味着受益人在法律上无权直接追索贷款关系中的债务人，而如果是所有权凭证，则有权追索。

c．在追索权上，信托受益凭证对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追索隔离最彻底，受益人只能自行承担因贷款无法偿还而产生的风险。作为对等条件，破产隔离也最彻底。

d．现金流权属上，现金流名义上属于受托人，但由于现金流被要求注入到一个独立的受托管理帐户上，并由托管人监督资金的划拨，因此，被受托人挪用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被挪用，受益人不能直接向资金接受方追索，但可以向受托人和托管人追偿，因为他们违反了信托义务。公务员之家

e．在发行条件上，由于信托受益凭证不同于债券，因此不必适用有关公司法或其他发债法规的相关规定。

采用信托收益凭证的形式发行，SPV与发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信托法律关系，即发起人将基础资产(住宅抵押贷款)转让给SPV，成立信托关系，由SPV作为证券的发起人，在此信托关系中委托人为发起人，受托人为SPV，信托财产为证券化资产组合，受益人则为信托收益证书的持有人(即投资者)，根据信托的法律关系，发起人将基础资产信托于SPV以后，这一资产的所有权就属于SPV，发起人的债权人就不能对这部分资产主张权利，从而实现了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破产隔离的要求；SPV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则为信托法律关系，受信托法的约束，信托文件详细记载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SPV作为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物，但不对财产管理产生的亏损承担法律责任，除非证明有过错行为。受益人则根据信托文件享有信托财产及其衍生权益，但不得干涉受托人的财产管理事物。

此外，我国还可以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框架下的信用风险作了明确的界定，并且规定了资产证券化项下处理信用风险的标准化方法，以此来对证券化的资产和信用风险进行内部评级，使风险的控制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在未来的证券化实施过程中这些标准都可以逐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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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法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我国虽是知识产权大国，但其利用和转化效率偏低已经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计划中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知识产权人可以较为容易的取得知识产权，但其时商业和市场知之甚少，而且与其他时产权不同的是，它的利益实现过程中具有高风险性、高成本性以及极大的不确定性，这都使知识产权人在管理过程中举步维艰。学者们近年来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新途径，即知识产权信托，知识产权与信托相结合，不仅可以享受其智力成果带来的丰厚利益并无须负担管理之责，而且有效地拓宽了知识产权流转的途径，能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

一、知识产权信托概述

近年来，由于知识产权人本身资金缺乏、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尤其是中介服务市场不健全等原因，企业、个人手中拥有着大量的闲置专利而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我国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知识产权的转化急需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其实，中国知识产权产业化的现状并不复杂，只要在知识产权中介市场做足功夫，健全知识产权交易体制，产业化程度就会明显提高。这就是引入知识产权信托制度，知识产权人通过信托方式委托信托机构经营管理其知识产权，不但可以让知识产权人享受其智力成果带来的丰厚利益，而且也不用负担管理之责。

所谓知识产权信托，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为了使自己所属的知识产权产业化、商品化以实现其增值的目的，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转移给受托人，由信托投资公司代为经营管理、运用或处分该知识产权的一种法律关系。

二、信托制度在知识产权中应用的价值

信托制度作为一种现代财产管理制度，为何可以用于知识产权的利用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1.知识产权人缺乏专业的推广其知识产品的经验。一方面，知识产权人往往是作品或者发明的创造者，让他们抛弃创作或发明而从事专业的推广活动.这无疑会导致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价值的无形性、不易确定性等特点会让其转让增加不少难度，并且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对于发明创造者而言，他们并不具有推广、宣传、谈判等市场经验，这也会让他们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此时信托乃是他们的最佳选择:由一个专业的信托机构来完成交易，这既保障了知识产权人的经济利益，又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何乐而不为呢?

2.信托制度是一种高效的财产管理制度。专业的知识产权信托机构对于知识产权成果的有效管理能够实现以下功能:

首先，信托制度能够为知识产权人防御风险。我们知道，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财产权，它必须通过投入市场、完成转化才能实现其价值。然而，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其权利人在保有、维持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着许多风险:知识产权的维持成本高昂，使得权利人面临着经济枯竭的风险:知识产权产品价值的不确定性，便得其权利人存在着评估失误风险:知识产权人在拥有其权利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侵权行为发生的风险:在其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过程中也存在着对方当事人违约的风险。在引入了信托制度以后，这些风险就会随之降低，甚至排除.在知识产权信托制度中，一方面，信托财产转移后，风险即转移给受托人，由有经验和能力的信托机构来防御和处理管理中的风险。另一方面，信托机构拥有一流的专家团队、评估系统和后续防御措施，能够专业化的为知识产权人管理和利用其知识成果产出收益。

其次，信托制度能够实现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信托制度具有保值与增值功能，其与知识产权结合后，不仅能够有效的防止知识成果价值的丧失与减少，还可以通过其专业化的运作流程将知识产权商品化、产业化，实现成果增值，获得商业利润。

3.知识产权信托为知识产权转化提供了新途径。我国的知识产权人往往是自然人，知识产权的许可、转让主要通过权利人与需求者单项交易的方式实现。这一交易方式必然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知识产权人拥有大量的发明专利而苦于寻找实施途径或者造成知识产权的闲置，别一方而，许多企业需求专利等知识产权，却不知从何处得到。’引入信托制度后，当委托人把知识产权交给受托人时，并不需要对该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行评估，而信托机构不仅具有较强的市场操作能力、丰富的推销经验、一流的专业团队，还掌握着大量的市场需求信息，与数量庞大的生产企业(即知识产权需求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托机构能够轻松的实现供需之间的互通，这必将成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和需求知识产权的企业之间的桥梁。

三、信托在知识产权应用中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我国《信托法》第7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本法所称财产包括合法的财产权利。"2001年I月10日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21条的表述就更为明确，该规定明确将知识产权信托纳入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2007年I月2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新《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该法第16条规定:“信托公司可以申请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本外币业务:(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托:(四)有价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信托公司管理办法》重新回到《信托法》的起点，用“财产权”概括了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性权利。可见，虽然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信托公司可以经营知识产权信托业务，知识产权信托在立法七仍未引起官方的重视，但知识产权信托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

2000年9月，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专利信托业务，为专利权人期待以久的专利信托机构终于诞生，但仅仅是昙花一现，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宣告失败，其中原因不得不另人深思:理论研究上的缺陷和实践中各种配套设施的不健全都会使得知识产权信托这一制度在现实条件下实施起来相当困难，这必将成为我们再次构建知识产权信托机构应当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信托制度在实践中主要面临的困难有:权属不明，这使得作为委托人的知识产权人和作为受托人的信托机构法律定位不明确，不能够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大部分知识产权都有一定的权利期限，在知识产权的权利期间内存在着各种法律风险，如专利无效、期限届满等，这也可以说是知识产权信托首当其冲的风险;知识产权信托登记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登记机关不明确，登记制度的无章可循会使知识产权信托当事人的利益保障受到威胁。

钊对我国知识产权信托在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对症下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明确权属

知识产权信托的运行机制应为，权利人将其知识产权转移到信托公司名下，信托公司即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继而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人，委托人即原权利人成为受益权人，签订信托合同后，应当在知识产权局进行登记。这种割裂信托财产权的管理属性和利益属性的制度设计大大提高了信托管理的效率。武汉市专利信托业务开展时，我国还没有出台《信托法》，所以当时关于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并不明确。武汉市专利信托机构采取的是以合同的形式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将此合同交由当地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来保证此信托行为生效。不难看出这种合同形式使专利“所有权”并没有在法律上予以转移，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受托人没有有效的专利处置权，所以在专利的转化实施中无法以专利权人的名义去谈判转让或许可实施事宜。另一方面委托人扔然拥有专利所有权。这使他们很难尊重信托投资公司对专利的经营管理，他们可以撇开信托公司，借助信托效应进行私下交易。这极大的影响了专利信托的顺利进行。

(二)完善知识产权信托风险防范体系

知识产权信托风险，主要是指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由于种种问题带来的收益不确定性以及给受益人、受托人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知识产权信托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被诉无效、知识产权不能转化等情况几乎难以杜绝，这些都会使信托无法达到预期收益，受托人也要承受巨大的诉讼费用。笔者认为，要防范各种风险，最重要的是提高受托人对知识产权的鉴别能力。知识产权就像金融资产一样，有时是价值大而风险小，有时却是价值诱人但风险更大，受托人在受理知识产权信托时，应谨慎选择、认真挑选知识产权项目。但是，百密一疏，谁都不可能是商场上的常胜将军，因此，有必要引进保险制度,也就是信托公司与保险机构共同设计知识产权信托保险，当知识产权信托遭遇因各种原因引起的损失时，由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共同进行承担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

〔三)完善信托登记，确立信托登记机关

知识产权登记制度的不完善是困扰知识产权信托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一套完善的信托登记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信托登记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所涉及的内容也方方面面，如信托登记机关、登记范围、登记内容以及登记效力等，在这些内容当中，最核心的就是知识产权信托登记主管机关的确定。有不少学者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信托登记机关，但笔者更赞同在原有知识产权登记机关下进行信托登记。

首先，基于信托公示制度的需要。知识产权信托登记包括知识产权财产的转移登记和信托登记。在整个知识产权信托运行过程中，只有信托财产的转移登记是不够的，还需要向第三人表明其财产已信托的事实，即信托公示，与是信托登记应运而生。

信托法论文范文篇5

在对于公益信托的理解中，公益信托的投资来源于信托资产及其收益，由于公益的受益人是无对价的享受公益，因此公益信托的实施不会有任何商业收益，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不仅不能享受任何回报，甚至还要以捐献财产的方式才能参与公益信托。这种高尚的形式，由于对委托人要求过高，因此典型意义上的公益信托在当下中国难以得到发展；而私益信托由于其准入门槛过高，导致一些需要资金扶持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也难以得到发展。论文百事通在资金投向的项目的划分上，除了完全的商业性质的项目与公益项目之外，仍有一部分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的商业项目，例如经济适用房建设，虽然购房人仍要付出相应的对价，但这些项目的建设者没有商业诉求，项目用途主要在于解决特定群体的困难，其公益性质不言而喻，但由于其融资规模较大，现行的信托制度设计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因此在公益信托和商业信托之外，有必要创设一种新的信托模式，准公益信托。该信托设计适用于像经济适用房这样的商业模式运作的社会公益项目。

下面我们以经济适用房为例来阐述准公益信托的信托模式的有关法律问题。

一、关于公益信托的理解

公益信托，也可称慈善信托，是指出于公益目的而设立的信托，此种类型的信托在社会生活中通常表现为：委托人提供一定数额的财产作为信托财产，由受托人管理该项财产，并按照有关信托行为的规定，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运用于举办某一项或某些公益事业。

按照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应为了以下的公共利益：（1）救济贫困；（2）救助灾民；（3）扶助残疾人；（4）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5）发展医疗卫生事业；（6）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7）发展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从上述关于公益信托的法律规定看，公益与私益最根本的区别是受益人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是以特定的某一人或某些人为资助对象，而是以整个社会或该社会一定范围内的所有需要该项资助的人为资助对象。这在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获得资助的条件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应当理解为，为使社会公众或者不特定的群体或者同一性质的大范围群体受益的应当认定为公益，因为其获益的对象并未被特定化，带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相反的，如果某一获益行为，设定的获益对象是指特定的一人或几人，或者是带有局限性的群体，那么就应当认定为私益，因为其获益的对象已被特定化，在确定的范围之外他人不可享受此种利益。

从信托上来看，如某一信托，它旨在救助全国或某一地区的所有无助的人，则属于公益信托；它仅以特定的某几个人为资助对象的话，就属于私益信托。从公益信托实质方面讲，该信托应该有明显社会利益。从形式层面看，受益人应该不特定。只有受益人不特定，谁都有可能从中受益，才可认为信托具有公共利益实质，从而成立公益信托。而私益信托是要求指定特定的受益人，可以是投资者，也可以是投资者指定的个体，受益具有确定性。

二、从当前公益信托法律规定的缺陷重新认识公益信托的概念

当前公益信托在实践中的表现主要为两点：（1）委托人的非营利性，实践中表现为委托人的捐赠方式；（2）信托财产或者收益直接投资于公益项目（信托财产进行其他投资进行增值不在此讨论之列）。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法律对于公益信托的规定存在的两个问题：完全的非盈利性甚至是捐献使得许多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望而却步。作为资本，追逐高回报是其本性使然，而在中国老百姓还不普遍富裕的情况下，要求其参与公益事业不求回报甚至完全捐赠，很不现实，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何出力的大有人在？说明大家公益之心是切实存在的，因此广大市民能够参与低回报的信托项目，就体现了其公益之心，集腋成裘，此类的公益项目中，虽然个人投资额度小，但是由于可以参与的人数可观，其规模不可小觑。

其次公益事业是列举性的，那么在对公益没有定义的情况下，如何理解项目的公益性，例如政府的经济保障房建设是不是公益项目？在传统的理解上，我们认为公益信托应该投资于公益事业本身，而如果经济保障房项目的信托资金是投资于开发商而非直接的公益项目本身，那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公益信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于公益事业进行广义的理解，只要社会上的不特定的困难群体从这个信托计划的实施中得到了利益，并且实施者没有从中得到利益，均应该认为是公益事业。就经济保障房信托项目而言，经济适用房项目由住建房公司承建，住建房公司在承建人的基础上只获得微薄的利润，这也是准公益信托的关键性质之一，它不是单纯以获利为目的。此次信托的主要受益人为社会广大的购房困难弱势群体，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有住房。民法理念“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住房是一个人生存的最起码要素，然而纵观现今全国房市，房价居高不下，普通个体只有望房兴叹，或者花一辈子的时间背上房债，成为不折不扣的“房奴”。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房地产的政策，试图稳定房地产市场，从宏观来看，这是一种政府公益的行为。所以可以这样理解，经济适用房是以满足社会人群对住房的需求的公益事业行为。公益的广义理解，可以扩大公益信托的范围，让那些政府想做而无力做的有利于广大困难群体的事项获得社会上大批小额闲散资金的支持。

从当前公益信托的缺陷看，我们应当将低于一般市场资本回报率、资金使用人不从中盈利、有利于社会弱势全体的信托计划纳入公益信托的组成部分，从而为公益信托扫除障碍，让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让更多关爱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

从委托人是否盈利看，我们可以将准公益信托称为营利性公益信托；而传统的公益信托则为非营利性公益信托。这样我们认为公益信托应该有两个部分组成，即典型的公益信托和准公益信托。

三、准公益信托的运作模式

对于准公益信托应该尽快立法，使之运行具有法律支撑。我们认为准公益信托的基本运作模式应当如下：

信托法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准公益信托；立法缺陷；运行模式；政府指导

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首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公益信托的地位，但是由于对于公益信托缺乏明确的定义和审批等法律环节的立法空白，颁发十年来，很少有公益信托面世。

在对于公益信托的理解中，公益信托的投资来源于信托资产及其收益，由于公益的受益人是无对价的享受公益，因此公益信托的实施不会有任何商业收益，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不仅不能享受任何回报，甚至还要以捐献财产的方式才能参与公益信托。这种高尚的形式，由于对委托人要求过高，因此典型意义上的公益信托在当下中国难以得到发展；而私益信托由于其准入门槛过高，导致一些需要资金扶持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也难以得到发展。论文百事通在资金投向的项目的划分上，除了完全的商业性质的项目与公益项目之外，仍有一部分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的商业项目，例如经济适用房建设，虽然购房人仍要付出相应的对价，但这些项目的建设者没有商业诉求，项目用途主要在于解决特定群体的困难，其公益性质不言而喻，但由于其融资规模较大，现行的信托制度设计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因此在公益信托和商业信托之外，有必要创设一种新的信托模式，准公益信托。该信托设计适用于像经济适用房这样的商业模式运作的社会公益项目。

下面我们以经济适用房为例来阐述准公益信托的信托模式的有关法律问题。

一、关于公益信托的理解

公益信托，也可称慈善信托，是指出于公益目的而设立的信托，此种类型的信托在社会生活中通常表现为：委托人提供一定数额的财产作为信托财产，由受托人管理该项财产，并按照有关信托行为的规定，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运用于举办某一项或某些公益事业。

按照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应为了以下的公共利益：

（1）救济贫困；

（2）救助灾民；

（3）扶助残疾人；

（4）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

（5）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6）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

（7）发展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从上述关于公益信托的法律规定看，公益与私益最根本的区别是受益人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是以特定的某一人或某些人为资助对象，而是以整个社会或该社会一定范围内的所有需要该项资助的人为资助对象。这在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获得资助的条件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应当理解为，为使社会公众或者不特定的群体或者同一性质的大范围群体受益的应当认定为公益，因为其获益的对象并未被特定化，带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相反的，如果某一获益行为，设定的获益对象是指特定的一人或几人，或者是带有局限性的群体，那么就应当认定为私益，因为其获益的对象已被特定化，在确定的范围之外他人不可享受此种利益。

从信托上来看，如某一信托，它旨在救助全国或某一地区的所有无助的人，则属于公益信托；它仅以特定的某几个人为资助对象的话，就属于私益信托。从公益信托实质方面讲，该信托应该有明显社会利益。从形式层面看，受益人应该不特定。只有受益人不特定，谁都有可能从中受益，才可认为信托具有公共利益实质，从而成立公益信托。而私益信托是要求指定特定的受益人，可以是投资者，也可以是投资者指定的个体，受益具有确定性。

二、从当前公益信托法律规定的缺陷重新认识公益信托的概念

当前公益信托在实践中的表现主要为两点：

（1）委托人的非营利性，实践中表现为委托人的捐赠方式；

（2）信托财产或者收益直接投资于公益项目（信托财产进行其他投资进行增值不在此讨论之列）。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法律对于公益信托的规定存在的两个问题：完全的非盈利性甚至是捐献使得许多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望而却步。作为资本，追逐高回报是其本性使然，而在中国老百姓还不普遍富裕的情况下，要求其参与公益事业不求回报甚至完全捐赠，很不现实，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何出力的大有人在？说明大家公益之心是切实存在的，因此广大市民能够参与低回报的信托项目，就体现了其公益之心，集腋成裘，此类的公益项目中，虽然个人投资额度小，但是由于可以参与的人数可观，其规模不可小觑。

其次公益事业是列举性的，那么在对公益没有定义的情况下，如何理解项目的公益性，例如政府的经济保障房建设是不是公益项目？在传统的理解上，我们认为公益信托应该投资于公益事业本身，而如果经济保障房项目的信托资金是投资于开发商而非直接的公益项目本身，那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公益信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于公益事业进行广义的理解，只要社会上的不特定的困难群体从这个信托计划的实施中得到了利益，并且实施者没有从中得到利益，均应该认为是公益事业。就经济保障房信托项目而言，经济适用房项目由住建房公司承建，住建房公司在承建人的基础上只获得微薄的利润，这也是准公益信托的关键性质之一，它不是单纯以获利为目的。此次信托的主要受益人为社会广大的购房困难弱势群体，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有住房。民法理念“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住房是一个人生存的最起码要素，然而纵观现今全国房市，房价居高不下，普通个体只有望房兴叹，或者花一辈子的时间背上房债，成为不折不扣的“房奴”。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房地产的政策，试图稳定房地产市场，从宏观来看，这是一种政府公益的行为。所以可以这样理解，经济适用房是以满足社会人群对住房的需求的公益事业行为。公益的广义理解，可以扩大公益信托的范围，让那些政府想做而无力做的有利于广大困难群体的事项获得社会上大批小额闲散资金的支持。

从当前公益信托的缺陷看，我们应当将低于一般市场资本回报率、资金使用人不从中盈利、有利于社会弱势全体的信托计划纳入公益信托的组成部分，从而为公益信托扫除障碍，让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让更多关爱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

从委托人是否盈利看，我们可以将准公益信托称为营利性公益信托；而传统的公益信托则为非营利性公益信托。这样我们认为公益信托应该有两个部分组成，即典型的公益信托和准公益信托。

三、准公益信托的运作模式

对于准公益信托应该尽快立法，使之运行具有法律支撑。我们认为准公益信托的基本运作模式应当如下：

信托法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经济法，市场规制，宏观调控

2002年12月7日至9日，“首届中日经济法国际研讨会暨中南大学中日经济法研究所成立大会”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来自日本亚细亚大学、国立千叶大学、千叶经济大学、独协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和湖南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方正出版社等单位的60多位嘉宾和200多位与会者参加了此次大会。

本次大会共收到中、日语专题论文27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日语论文如中野正俊教授的“信托受托人的忠实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条文及其解释”，樱井雅夫教授的“东亚贸易投资自由化法的构成”，王为农教授的“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状及其研究”等；具有代表性的中日双语论文如中野正俊教授著、王度译“关于以欺诈为目的的信托及债权人享有的撤销权”，栗田诚教授著、张军建教授译“反垄断法的民事救济制度”和“日本反垄断法中的规制改革”等；具有代表性的汉语论文如漆多俊教授和陈云良研究员的“中日经济法立法与理论研究之比较”，王晓晔研究员的“入世催生中国反垄断法”，程信和教授的“中日经济法比较论纲”，徐士英教授的“反垄断法的‘日本化’及其借鉴意义”等。

学术研讨会分别由日本亚细亚大学中野正俊教授和北京大学刘瑞复教授主持，共有六位学者作了专题报告：日本国立千叶大学栗田诚教授作题为“日本规制改革与反垄断法（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晔研究员作题为“关于中国经济法争论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南大学王艳林教授作题为“晚近中国法发展之趋势”的报告；日本亚细亚大学中野正俊教授作题为“关于中国信托法”的报告；日本独协大学周剑龙博士作题为“日本经济法学说略考”的报告；中南大学中日经济法研究所陈云良研究员作题为“中日经济法立法与理论研究之比较”的报告。

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关于竞争法前沿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由中南大学许光耀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晔研究员、南京大学邵建东教授、华东政法学院徐士英教授、浙江大学王为农教授、日本独协大学周剑龙博士与中南大学经济法学科点的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生就国内外竞争法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座谈。

现将本次大会提交的论文、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经济法基础理论

本次大会上，学者们以中日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中日经济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程信和认为，（1）可以加强相互了解，从“互识”中求得“共识”，进而在经济交往中实行必要的法律协调，实为推进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之需要；（2）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经济法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既可以深刻认识经济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必然趋势，又可以借鉴和学习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法制中的有益经验，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法制的发展和完善；（3）为了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促进国际商事、经济活动规范的相对统一化，开展此类比较研究亦有必要。对此，漆多俊、陈云良认为，对两国经济法立法及经济法学研究作一系统的比较，有利于两国经济法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法立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发展。

就中日经济法的相同之处，漆多俊、陈云良认为，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研究，中日两国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法最为发达的国家，两国政府都把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两国高校都开设有经济法学这门课程，都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研究队伍。无论在统制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阶段，中、日两国都或多或少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即便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中、日两国政府不但都不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权，而且还强调政府“有形的手”的积极作用。就中日经济法的不同之处，程信和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四个方面：（1）两国经济法体现截然不同的社会性质；（2）两国经济法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3）两国经济法在内容上有着许多差异；（4）两国经济法发挥的社会作用亦不尽相同。漆多俊、陈云良认为，毕竟两国的国情不同，两国的经济法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1）日本的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核心；而中国的经济法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核心，至今还没有制定反垄断法。（2）日本的经济法形成了科学、严密的法律体系；而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仅存在于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各种经济法法律、法规分散陈列，相互之间不存在内在的联系。（3）日本形成了典型的、代表性的经济法执法机关，而中国则没有。（4）尽管中日两国的经济法法律、法规都赋予政府机关广泛的市场规制权，但是中国的政府部门享有的这种权力远大于日本。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日本就开始了一系列有关“规制缓和”的改革，旨在把日本经济社会建设成为国际开放性的、立足于自我责任原则和市场原理的自由经济社会。对此，栗田诚指出，在对政府规制进行大规模缓和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是否会对竞争条件产生影响，并且应从一个统一的立场出发就事前审查进行充分研讨。比如，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类研究会，以研究会之名公布研讨结果并提交议案，这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

日本经济法学说的发展变化强烈地反映了历史时代的变迁，周剑龙认为，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的经济法学说。以是否承认经济法学为独立的法律分科为标准，可分为肯定说与否定说，前者如社会法说、组织经济法说、经济统制或经济规制法说；后者主要是行政法学者和民商法学者主张。（2）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经济法学说，仍然承袭了战前的两大流派。（3）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法学说，可分为不把垄断禁止法置于经济法核心的学说和把垄断禁止法置于经济法核心的学说。前者如国家干涉说、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立法说；后者如狭义、中义和广义的经济法说、竞争秩序维持说、市场机制保全和补充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程信和指出，对中日经济法进行比较和借鉴可以得出四点启示：（1）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这是现代经济法发挥功能的主要表现；（2）发展市场经济既要利用市场调节，也要利用计划等宏观手段调节，并应通过法律形式确立此种经济运行机制；（3）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恰当处理企业面对的三大关系（国家与企业、企业内部、企业与其它企业），并借助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和保障；（4）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国际条件，并且配套地建立面向世界的涉外经济法律制度。

虽然经济立法是一个泛化的称谓，并不具有特别指认（经济法）的意义，但是经济立法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法立法的趋向，这有助于我们完整地、动态地研究经济法。总结中国1980年至2000年之间的经济立法，王艳林认为，它们呈现出三大趋势：（1）法律政策化。所谓法律政策化是指法律成为政策的基础，法律具有了政策的弹性和软约束力，法律要求政府必须制定导向性十分明确的政策，政府的作用就是在法律政策性选择的框架中将政策完善、细化，增强其操作性。1979年之前的中国，政策居于主导地位，法律始终居于从属与陪衬地位，甚至被虚无化。面对政策的刚性，法学家们寄希望于将实践证明成功的政策从法律化（政策扩张）转而上升为法律（法律限定政策）。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展开，经济立法中出现了由政策扩大化转为法律扩大化，法律政策化的趋势逐步显露。（2）道德法律化。在中国普遍认为法律和道德是两类不同的社会规则，道德的谴责机制明显不同于法律的强制机制。但是，在经济活动中，面对道德失灵，立法机关作出的选择是将道德赋予法律的外衣，即道德法律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1款就是中国商业道德法律化进程的标志。道德法律化在司法实践中，亦得到了确立。（3）法律形式适格化。成文法的形式要求乃是公开和适格。中国法在1980年之前乃至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在许多时候是不公开的（如事实上发挥着法之作用的政府红头文件一直是有密级的，阅读和传播的范围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而且经济立法中以法律草案的形式实际发挥法之作用的情况也相当多地存在着（如在税法领域就以草案的形式试行过）。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政务公开的实行和中国加入WTO，法律的内容公开化和程序适格化问题已得到了有效解决，中国的经济立法在法律适格化过程中具备了真正的合法性。

中国经济立法趋势的背后也难免喜中带忧，王艳林指出，法律政策化和适格化的趋势表明中国的治理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出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依法治国”理念的确立已不再仅仅是宣传口号，而是在悄无声息地转变为行动指南。但是，法律政策化也使得法的不确定性加大。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政策化的结果是使法律变得空洞，缺乏规范性特征，使法律的实施和效能的发挥更加依赖于政策的细化。另外，法律政策化还使得法律有丢失强制执行效力的可能。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就无“法律责任”的规定，而是将法律的实施寄希望于政府的理性与德性，这不能不引起法律人的忧虑。

漆多俊、陈云良认为，为了充分发挥经济法应有的作用，必须建立一个科学的经济法体系，有必要制定一部统领全局，起经济宪法作用，但并不局限于反垄断，重点是界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济基本法。王为农则认为，法律总是落后于社会关系的，因而经济法不能超前立法，同时也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修正。

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取向，徐士英认为，不应局限于“地盘之争”，而应符合科学和法律发展的实际。市场秩序是公共产品，要靠大家来创造。政府的力量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借助“行业自律”来维护市场秩序，同时社会监督也应发挥重要作用。程信和认为，我们必须从国家、市场与法的关系入手，来考察经济法现象，经济法的实质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反映国家（政府）因素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影响。邵建东认为，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制度是共通的，中国在具体制度上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也应注重“一般条款”和“高院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周剑龙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法应以竞争法为中心，中国没有必要等到反垄断法出台之后才来明确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法的概念及其定位，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为我们提倡经济法是竞争维持法的观点打下了基础。王为农认为，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制定有关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一般规则已经显得非常必要，应该把反垄断法作为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核心。

对于中国经济法的“特殊”使命，程信和认为，与时俱进，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漆多俊、陈云良认为，中国的经济法立法比日本的立法要多一层任务-规制政府权限，而不仅仅是赋予政府规制市场的权力，而且这还是当前中国经济法的首要任务。每部经济法法律、法规都赋予某一专门行政部门强有力的监督、检查权，但却很少对政府行使行政规制权所引起的损害责任作实质性的规定，政府的市场规制权是一种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免责权。国有企业改革史几乎就是一部反行政干预的历史。

对于经济法的产生、本质、性质、地位、体系等理论问题，王晓晔认为，（1）经济法是一种普遍的法律现象。只要国家存在，就存在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控或者管理，而其法律制度是否被称为经济法则是人们主观的问题。把经济法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或者调控的法律，这只是说明了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内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则是组织法或者授权法。经济法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初期的德国出现的，这只是经济法学的开始，而不是经济法规范的开始。（2）经济法的本质不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而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对经济调控的手段，是确认和规范国家调控经济的法律。（3）经济法不是公法更不是私法，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看，正因为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类于公法或私法，人们才将其称为经济法。把经济法归于社会法也是不对的，因为经济法的本质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体现了国家的经济政策，而社会法的本质是建立一种社会安全网或者减振器，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保障社会秩序，从而体现了国家的社会政策。（4）在中国，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它与其它法律部门也存在交叉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需要经济法、民商法和行政法共同进行调整，从而越来越多地会出现这些部门的法律规范在相互交叉和冲突中执行和划分自己职能的情况。（5）对于中国经济法是否包括企业法、涉外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学界存在着争议。就企业法而言，任何国家的经济法都不可能没有企业法，特别是在金融、保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法中更是如此。涉外经济法体现了国家对外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应作为经济法的专门制度来研究。不将社会保障法纳入经济法，既有利于强调它的社会功能，也可以避免经济法的体系和范围过于庞大。就经济法的整个体系而言，在性质上被视为经济法的各种法律、法规由于其地位和作用不同，可以把它们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宪法中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可以称之为经济宪法；其次是一般经济法，又分为四个方面，即企业法、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和涉外经济法；再次是特别经济法，即国家对某些特殊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制度。

对于经济法的本位观，张军建、王巍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加以分析和论证：（1）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以摩莱里、德萨米、蒲鲁东、边沁、狄骥、庞德、博登海默、耶林和卡多佐等先哲为代表的法律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本位的理念，既影响了西方法律思想的走势，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2）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目前，国内外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本位的特殊性已经初步达成共识，即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维护和保障社会利益的法-社会本位之法。同时，经济法也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运用社会调节方式，使传统的公法（行政法）和私法（民商法）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均衡。（3）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经济学上认为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保障经济稳定增长之法，其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在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社会学上认为以社会团体（“第三部门”）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壮大，使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外的第三利益-社会利益凸显，经济法也就在“国家-社会-市场”三元化的基础上构筑起“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格局。

二、市场规制法

日本经济法的规制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权力性规制（或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力性规制（或非强制性规制）两种。前者必须根据法律来执行，其方式主要有三种：（1）直接在刑罚上运用；（2）借助行政权来运用；（3）通过私法领域的强制性规范来间接运用。后者不一定要借助国家强制力，其方式主要有两种：（1）国家以非强制性的私法手段干预经济；（2）国家以非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指导经济。栗田诚认为，日本的政府规制不但范围广，而且执行得也很强硬。但是，这些规制方式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非效率性，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产业自身的蓬勃发展，并造成革新性事业形态和事业开展的滞后。政府规制还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规制目的和方法不协调，规制方法缺乏透明性和实效性，产业规制不合理等。日本政府推行的“规制改革”应强调“三位一体”：（1）缓和竞争限制性的规制；（2）完善竞争条件并构筑安全网络；（3）竞争法（反垄断法）的严格执行。

在日本，垄断禁止法被称为“经济宪法”，经济法研究也大多是以垄断禁止法为核心的。回顾日本垄断禁止法的发展历程，徐士英认为，40多年来，该法从一个外来的、被动的工具逐渐转变为政府自觉运用的、由本国内生力量调节的市场经济手段，这经历了一个由陌生到初步为人接受并逐渐嵌入日本社会结构而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特征相适应的“日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对此，中国至少有四点借鉴之处：（1）全面、灵活地发挥反垄断法之功能。中国经济发展既有培育竞争机制的需要，又有产业重组和扩大规模效益的需要，应全面而灵活地发挥反垄断法维护竞争机制和执行产业政策的双重功能。（2）适宜的政策引导。中国把反垄断法移入本土时，也应有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政策引导。（3）信息共享的机制。应通过立法咨询和事先报告、事后谈判的制度建立起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二者的充分交流。（4）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磨擦，加速其“中国化”的进程。

日本垄断禁止法的执行体制是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同时也赋予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栗田诚认为，后者作为制度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必须加快建立垄断禁止法的民事救济制度。如果把日本现行垄断禁止法的执行机制加以概括，可大致分为：（1）行政执行＝竞争当局（公正交易委员会）执行；（2）刑事执行＝由检察当局提起刑事公诉；（3）民事执行＝利害关系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其中行政性的制裁体系已经相当完备，刑事执行的运用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而民事救济尚不完善。日本垄断禁止法对适用除外制度的运用，公正交易委员会应加以严格控制，同时也应对该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很多适用除外都规定在其它省厅执行的法令中，所以修改工作进展缓慢。但是，经过以1997年的“一揽子整理法”和1999年的“适用除外制度整理法”为根据的大幅度整理，垄断禁止法在各产业中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终于确立下来。

对于反垄断法的执行机制，李国海认为，要想使中国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真正担负起执行的职责，就必须使其具有合理的基本架构。这种合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保证：（1）以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主管机关的基本特征为参照；（2）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的主管机关，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采取“委员会”制。

各国反垄断法对公司控股加以限制和禁止，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企业过度扩大规模，防止经济过度集中和产生垄断。沈乐平认为，日本的垄断禁止法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和严厉，具体表现为：（1）禁止控股公司；（2）规制股份保有；（3）限制大规模非金融公司持股；（4）限制金融公司持股。这些规定已成为日本垄断禁止法的一个创举。中国应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对母子公司产生的垄断问题采取必要的规制：（1）制定反垄断的标准（应包括一般标准和例外标准）；（2）建立公司收购与兼并的审批制度，当控股母公司的行为涉及垄断问题时，反垄断法理应对其进行限制；（3）对中国现有的企业法及公司法等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4）对国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充实和补充；（5）成立专门的执法机关或在原执法机关中增设反垄断机构；（6）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

中国涉及反垄断的法律制度存在着很大问题，王晓晔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和完整的反垄断体系；（2）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制裁不力；（3）缺乏独立的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但是，中国反垄断法又迟迟不能出台，其阻力主要在于：（1）思想认识上的阻力；（2）行政垄断问题；（3）行业和政府的阻力。当前，随着中国加入WTO，反垄断立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1）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2）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3）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另外，从短期看，垄断能够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和质量下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从长期看，垄断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和国家的经济短缺；更重要的是，垄断将会遏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竞争精神，而这种竞争精神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根据2002年2月26日的征求意见稿，中国反垄断法草案共有8章58条。王晓晔认为，这个草案在总体上是不错的。草案在实体法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关于行政垄断的内容，也有程序法的规定，并根据“效果原则”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草案也取消了对公用事业企业的豁免，取消了“自愿”、“平等”、“公平”和“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的规定。但是，草案仍然存在着缺陷：（1）有关垄断协议：草案关于“禁止垄断协议”的规定中没有关于纵向价格约束的内容；关于豁免卡特尔的规定中没有出口卡特尔；对订立违法卡特尔的行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责任。（2）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方式中增加一个“拒绝互联互通”；关于禁止垄断高价中“一定时期内”的表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3）有关企业合并：企业合并的申报没有具体标准，这使企业合并的控制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有必要明确指出兼并一定规模下的小企业不需要向反垄断法主管机关进行申报；反垄断法主管机关的审查期（90天）太长了，最好分为两个阶段：“产生或者加强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与“排除或者限制市场竞争”等其它三种情况完全不必并列作为禁止合并的理由；关于撤销批准的规定在理论上不合理，在实际中也难以操作。（4）有关行政垄断：草案对行业垄断行为和其它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后果做出了不同规定，而且规定由违法者的上级机关处理行政垄断行为也是不合理的。（5）有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和程序：草案在执法机关和程序法这两个方面的规定都显得过于简单，既没有关于反垄断主管机关组织方面的规定，也没有这个机构审理案件和作出裁决的程序；另外，法律还必须对执行反垄断法的地方性机构作出规定，而且应当合理划分全国性和地方性反垄断主管机构的管辖权；国务院反垄断主管机关应当有权向政府及其部门就完善和实施反垄断法提出建议和意见，并且应有权独立地行使职权和承担国家在竞争领域与国际组织以及其它国家相关机构的合作与协调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施行了九年，如何评价这部法律，王为农认为，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下了明确的定义，这是立法者为了防止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解释任意扩大而采取的不得已之方法。但是，在实践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却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扩大了自身的自由裁量权，对“不正当竞争”作出扩大解释，这很容易侵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另外，建议借鉴日、德等国对不正当竞争侵害行为的“制止请求权”制度，完善中国的竞争立法。

许光耀、王晓东认为，日本的消费者立法是以“消费者行政”为主导和主题的，其中管理性、行政授权性立法发达，民事性法规不起主要作用，产品责任法较为温和。《制造物责任法》（即“PL”法）是日本在保护消费者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该法虽然只有短短6条，却在“制造物”的定义、责任范围、赔偿原则和责任期限等方面具有日本自己的特色。但是，该法把制造物的生产者“无过失”专门规定为严格责任条件下的免责事由，这对于有效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不利的。另外，日本的《消费者保护基本法》具有纲领性和对策指导性的特点，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具有一般权利义务的特征。因此，中国应汲取日本基本政策法的长处，从宏观角度加强政策指导性，这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作用和效力就会更大。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笼统和粗糙，虽然确立了精神赔偿制度以及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只要证明产品确有瑕疵，不论是否给消费者造成损失，都应当给予赔偿。

三、宏观调控法及其它

本次大会收到了较多有关宏观调控法的论文，一些学者还就社会保障法、科技进步法、经济法诉讼、信托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日本关于产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法的理论，先有“后发优势论”，后有“市场失败论”，1992年又出现了“边际费用递减说”。以这三种理论为基础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产业政策-“追赶型”产业政策、“竞争型”产业政策和“先驱型”产业政策。张军建、欧阳白果认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产业政策各有其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是中小企业最多而又最发达的国家，政府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立法，对中小企业采取促进、保护和扶植的政策，使中小企业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对企业的基本方针是“促进”、“振兴”。一方面，对资金、技术占优势而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大企业，政府从政策上加以优待；另一方面，对大量的中小企业，也采取相应的支持措施，以改变它们所处的不利地位。

日本农业政策改革对中国的启示，张军建、欧阳白果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1）农业现代化要把立足国内生产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有机结合起来；（2）农业现代化要同时兼顾保障供给、农业收入和环境保护三大目标；（3）坚持市场导向，适时调整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4）积极探索农业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创新。

总结日本金融立法和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许光耀、李彬认为，中国应从三个方面加强金融法制建设：（1）按照“渐进式”与“爆炸式”相结合的原则推行金融体制改革。“渐进式”的改革符合经济转轨时期资金缺乏、对金融稳定要求高、改革经验少等客观实际情况；但是，金融改革过程中不可能不触动任何人的利益，过分强调稳定，就很可能延误改革的时机和进程，对于那些限制改革进程的“瓶颈”问题有必要进行“爆炸式”的改革。（2）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现阶段应主要抓好三项工作：首先，要逐步引进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运作制度；其次，要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再次，要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第四，要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3）重视社会力量的作用。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应重视社会监督，随时注意社会反馈的信息，适时纠正改革的措施。

就社会保障法而言，余卫明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立法，虽然数量庞大，但都是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地方规章甚至更低层次的行政性文件，至今未有一部专门性的法律。这与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同时也与中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相冲突。这种格局的直接后果有三：（1）立法的随意性大；（2）规范性不强；（3）不易为人们所理解、认可和遵守。因此，中国应提高社会保障的立法层次，加强其规范性和强制力。

日本“殖产兴业”的近代工业化政策和技术引进的“吸收性战略”能够顺利实施并取得惊人的成果，应得益于日本具有较为完整的科技法律调控体系。蒋言斌、曾平认为，日本促进科技进步的法律调控体系包括外部拉力法律调控体系、内部动力法律调控体系和进步阻滞力法律调控体系三个部分。日本一方面加强对技术引进和国际科技合作的法律调控，另一方面也加强对国内科技合作的法律调控，同时采用法律法规来规范科技活动，由此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技制约的法律调控体系。中国在高技术领域应借鉴日本的“拿来主义”模式，为“请进来”和“走出去”建构较为完善的法制环境。

王新红认为，研究经济法诉讼问题并不是为了构筑独立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更不是为了丰富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理论依据，而是为了回应当今世界司法救济宪法化、国际化和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并积极探寻经济法上权利司法救济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实施机制。中国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应该是：（1）将经济犯罪案件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视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2）对于按照现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能够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仍然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解决；（3）对于现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创设或补充新的诉讼程序；（4）创设一些必要的专门法院或专门法庭，审理有关经济法案件，并根据对专门案件审理的需要，创设某些专门的诉讼程序。另外，对于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对经济违法行为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主张是有待商榷的。作为社会化的产物，经济法诉讼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益诉讼，但仍然包含了大量的私益诉讼，这两方面的诉讼制度都需要加强和完善。

信托法论文范文篇8

一、资产证券化之胜出

当代经济空前的社会化潮流和迅猛异常的生产力高涨趋势，不仅把直接融资推到了突出的重要地位，而且因为投资者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更因为各种基金、保险机构参与投资，伴随其直接融资空间、社会基础不断的扩张，投资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已成为时代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金融安全无疑具有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重要价值，资产证券化正是回应时代的产物。

如同萌生于18－19世纪的公司制度一样，资产证券或称资产支撑证券，问世于上世纪末期的美国，而美国却以其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预示了资产证券化世纪风云的来临，继后迅速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被经济学家称为当代的创新投资工具.勿庸置疑的是，经济现象一旦从偶发变成常规，必然以法律制度的创新为其支撑，并以此构成人们可预期利益的稳定保障和行为遵循规则。

资产证券化之胜出，并不取代其他投融资制度，却也以自己之优胜品质成为一枝触目新秀。她的先躯当属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公司制度，正是公司制度这种“发明”，创造了一日千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千万倍的社会财富规模化增长。以公司制度为基础的传统股票、债券融资，是以公司的一般资产为担保，以公司资产及其经营作为发行股票、债券的信用条件。因而理性的投资者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公司企业经营与管理状况，而不能仅仅把目光投向股票、债券市场。然而投资者往往由于时间、精力及相关知识的欠缺，无法或者也不愿时刻追随企业的经营变化，达到恰如适当地选择“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以致错失良机受挫于瞬间的频率不低。甚至，公司制度框架本身就注定，其信息公开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投资人通常都处于弱势，其获取信息和控制力的滞后性对广大中小投资者极其不利，即便是拥有投资专业人力资源的机构投资者，也难以幸免失误，面对深不可测的公司高层恶意运作，更是令人望而却步。于是，社会期待着一种既能满足投资更大的规模化、社会化需求，同时又相对省力、省时、透明度充分、风险小而回报稳定的方式。资产证券化这种新型投资模式的出现，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所谓资产证券，或称资产支撑证券，是以区别于公司信用的特定化资产为信用保证所发行的投资证券。其“资产”信用保证也不同于特定物的抵押或一般特定债权质押，而是指现实的或未来必将发生的合同之金钱债权，为经济学家称为预期现金流。这种资产因产生于合同关系，其金钱债权为特定当事人基于特定法律行为有权获取的权益，虽然“现金流”或“金钱权益”本身不具有物的特定性（即称一般等价物），却因合同基础关系而使其债的权益特定化，从而“资产”乃为特定化资产。同时又因为投资人企求的投资回报并非特定化的物质属性的财产使用价值，为了满足投资人对物的交换价值增值的欲望，该“资产”也只能是预期的金钱债权。

资产证券化之投资安全性缘自法律制度的创新，其结构设计处处体现了对证券投资者投资安全保障的价值理念追求和人文关怀。其中，核心制度是“特设目的机构”的创新。我们知道，融资人自然是拥有或即将拥有金钱债权的原始权益人，而资产证券制度的巧妙设计，是在原始权益人之外设立一个专属性的特设目的机构，由该特设机构依据预设融资项目方案持有原始权益人之金钱债权，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行融资债券，形成由特设机构为居中层面的、阻隔融资人与投资人直接进行法律行为的三方法律关系。

如前所述，资产证券化不仅以特定资产作为直接融资的信用保证，投资人只须对资产质量作出判断，即获得可靠投资预测，同时，为了实现“资产”的保证性，还必须有赖法律制度的创新。特设机构这种标志资产证券的独特制度，决不是孤立的、简单的一种载体改变，此项制度的创新要求对相应的一系列传统融资法律制度进行吸收、借鉴，并演绎成又决不相同于任何传统融资法律制度的、独具特色的崭新制度。

二、资产证券安全价值的制度保证

（一）资产证券发起人破产隔离制度

防范发起人即融资人提供的资产保证信用风险，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对融资保证资产进行破产隔离的制度。

破产隔离，就是使发起人用以保证融资的特定资产与发起人的其他资产从法律上进行分离，确保融资保证资产不受发起人经营恶化及其他债权人追偿的影响，并且在发起人破产的情形下不被列入破产财产。于是，这就提出了发起人须从法律上将其用以证券化的资产与自身其他资产进行剥离和如何剥离的问题。在美国，剥离资产的法律形式是“真实出售”，也就是发起人把拟用于证券化的保证资产“真实出售”给特设机构，而特设机构则用其资产作为保证发行证券，并将融资资金向发起人支付购置资产的对价，从而使发起人的预期原始权益获得提前的现实受偿。我们注意到，之所以被称为“真实出售”，是因为美国法律将债权性资产转让界定为销售的性质，并使用了“真实出售”法律词语，同时在判例中对资产让与人在什么情形下应当承担买回资产的义务，对在某种情形下资产的转让不被认定为“真实出售”等等，都同时作了法律上的界定。“真实出售”应满足会计上的账外处理，一旦发起人发生破产程序，证券化资产可依法认定为已出售资产不被列入债权人清算受偿财产，以保持证券化资产的独立性，使投资人的保证资产专属性确定不变。美国采取“真实出售”方式达到转移证券化保证资产所有权，也是与其破产制度中赋予破产执行人享有充分权利的规定相关联的，从其他国家、地区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实证考查，“真实出售”方式并非唯一。

美国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所揭示的不只是一种业务性操作经验，而在于它确立了资产证券化具有普遍意义的破产隔离理论和制度创新。正是破产隔离导致资产证券化特设机构这一独特融资主体得以成立，而且成为任何国家、地区资产证券立法的刚性通例。也就是说，尽管除美国以外，我们尚未发现其国家、地区一概沿用“真实出售”，但不可改变的是：发起人用以证券化的资产必须依符合本土法律规范的法定形式，满足其原始权益转移至特设机构独立享有，达到与发起人进行破产隔离，保证用以证券化的资产承担起对投资人清偿到期本息的不可动摇的资产信用。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的投资人不仅对投资回报可以有确定的预期，同时也有稳定的安全保证。资产证券通常采取资产债券形式，其流通性得以实现投资人的市场进入与退出；回报利率、周期明确，投机性相对缩小，安全性显著，特别适宜于机构投资。

（二）债权转移的独立性、无因性制度

特设机构受让的、借以发行证券的资产，往往是一种单项债权的同类资产，甚至可能是分别的多个发起人的原始权益资产，这些资产群组称为资产池。前已述及，资产池也就是依必要法定形式与发起人进行破产隔离的特设机构专属资产，其资产之独立性特征是勿可置疑的。

我们注意到，以美国为例，“真实出售”与通常的商品出售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任何通过合法交易出售的商品，理所当然地已经完成所有权转移，出售的资产自然不被追诉为破产人的破产财产。问题在于，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的资产客体，仅仅是发起人现实的或未来的合同债权，而且必须是金钱之债权，特设机构作为其债权受让主体，虽然以取得之资产为保证发行证券，并用发行证券融资资金向发起人作了“对价支付”，但特设机构最终不是向发起人取回融资资金以保证投资人的到期权益，而是依据发起人的原始权益即其债务人的给付，兑现投资人回报。这就既不同于间接的金融机构金钱借贷融资，也区别于公司发行股票、债券的直接融资。而另一翻特别的资产证券，其资产之独立性除了依存于特设机构这一主体，还必得依赖发起人债权资产之有效转移。

历史已经证明，后起于物权的债权制度，在本来意义上是为了满足物权的流转，又正是物权流转在空间、时间上的扩张，使其与生俱有的债权制度的活力获得了极大的充实、发展，最终产生了债权独立的交易价值，并且日趋强化。为了保证债权的多次流转必要的安全性，当在票据法上的票据可以脱离仅仅当作取得货物凭证而直接充当流通权证的情形下，债权即获得其无因性、独立性的支撑，进而产生了脱离财产物质形态的证券市场，即一个仍与实际经济关系有联系而又遵循别种路径的虚拟资本市场。如果说本论以及近期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文献，能够被解释为新世纪前夜所展现的新型融资制度的话，我们完全应该认识到，资产证券化只能出现在当代。它是债权制度走过漫长历史路程，为当代高度社会化、全球化经济发展迎来的一缕曙光。

不难看出，自从产生证券交易市场以后，债权制度便形成了具有特定物质经济利益的合同之债、与单纯的有价证券之债。前者须以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及特定标的物的履行约定为合法要件，为有约因之债；后者限于交易形式与交易程序符合法定，有价证券即财产，证券之转移即为财产转移。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向特设机构进行债权转移当属后者，不适用《合同法》债权转移的规定。首先，除了金钱借贷之债权，任何合同债权都与相应的债务为一体，属特定主体之间互为债权债务的关系，当我们论及资产证券化特设机构受让债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改变原始债权债务的基础关系。因为特设机构仅仅是一个受让债权，用以发行资产证券的专属机构，称为“空壳”的机构，不具有为发起人代履行债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其后兑现投资人回报的保证性资产，却是依赖发起人全面履行债务而得以实现的预期债权。在发起人方面，通过转移债权经由特设机构发行证券，已经提前实现债的权益，其融资利益即成为支持其履行债务的投资追加，发起人理所当然地必须不变地承担原始权益人约定的相应原始债务。

以上说明，发起人所转移的资产-现实的或未来的金钱债权，已经脱离了传统的金钱借贷出借人享有的债权或合同履约之后的应收欠款债权之藩蓠。后者是合同一方履行义务之后的应收款，其单纯债权转让适用合同法，其债权实现是债务履行后的对价；前者之转移债权，不仅发生在原始权益人对债的履行之前，而且是通过特设机构发行资产证券提前受偿的期待债权。这自然决定了原始权益人与原始债务人基础关系不可改变，债的抗辩权也一并不可改变。参照除美国“真实出售”之外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发起人转让资产的行为，一般为资产证券化专项立法规定的必要公示程序予以确认，目的是预告原始债务人按合同约定履行到期给付之债之受让主体。其告知并不构成对债务人债务之加重负担，只起到约束或排除原始权益人重复受偿的作用，保证已经用于发行资产证券的资产归于投资人的预期回报。

于是，我们认为资产证券化资产（即特定的预期金钱债权）的转移，依符合转移之特别法定程序而成立，其不可撤销之效力来源于债的独立性、无因性，它们原始的基础合同关系与预期金钱债权支撑性证券之债是相互分离的。基础合同关系的瑕疵及其履约失败与证券关系无关联性，而证券关系却为证券市场独立的权益关系，受到相关证券法律和市场规则调整

（三）信用增级制度

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必须有资产的信用增级制度为保证。

资产证券化凸显其投资安全性，在着重保障投资安全的同时，更为社会财产形式空前发展之容量、内涵所推出。当代经济不仅债权趋于显重，而且产生债权的创造性劳动价值被赋予无限的广度，大量的非物体智力成果越来越具有可转让的特殊使用价值，成为债权的客体。它们与传统的物质性商品使用价值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是与智力成果、服务有不可分离的人身性和载体形式的抽象性。例如当利用一位知名艺术家现实的或未来可预期的表演合同之债权作为保证资产发行证券，投资人由于对其资产的抽象性难以把握，对其人身安全性亦不可预测，为了保证投资安全，增强投资信心，就需要有相应的信用增强手段。当然，包括对于传统的或具备物质属性履约基础条件的预期金钱债权，例如电力、公路可预期的建设项目收费或某种朝阳型新产品开发等等，也因为其预期给付权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会给投资者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为了满足空前高涨的经济发展和同样空前广泛、巨大的投资者双向的需求，使无垠的“资产”外延达到进行可融资的极至，必须借助于资产信用增级制度，使任何融资保证资产一旦出现投资回报风险，均可直接获得资产信用增级的自动救济。

资产信用增级与资产自身信用是两种相互关联的独立信用，并成反比例关系。资产信用优良，所需信用增收加强性保证相对较小，反之则大。资产的优质性与非优质性有绝对与相对之分。绝对的优质资产为发行证券至清偿投资本息期间可明显判断的市场回报可信资产，其价值评估共识程度高，无可置疑；相对的优质资产包括一般具备稳定市场回报和欠佳市场回报的资产。资产的优质程度即资产信用程度，须与其相当的信用增级相匹配，以防范一旦发生预期金钱债权实现上的障碍或缺失，由增级的信用资产给以补足，确保投资人到期证券权益不受损失，或不误期迟延。绝对的非优质资产如银行呆坏账资产，或无市场前景的萎缩性资源资产即是，它们自身已无资产信用或资产信用极低，采取信用增级显然无济于事，应认为是不宜作证券化的资产。

资产支撑证券之“资产”保证特征提示我们：发起人的原始权益作为一项特定的现实的或未来应发生的金钱债权，均属附条件的请求权和期待权益，存在基础关系的变数与不确定性。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基础关系风险的关联影响，我们已经述及破产隔离制度和债权转让的独立性、无因性制度，目的是从制度架构上确保发行证券资产的独立法律地位，保证其证券担保的确定性。但是，难道又不是本属于安全性设置的这些制度仍然使投资人有可能掉进安全陷阱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破产隔离同时也就免除了发起人的法人责任，把“资产”的唯一判断价值发展到了极至。资产支撑证券与公司证券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前者独立于原始权益人、发行人的法人人格，既不受公司资产和资产经营状况影响，也排除投资人与公司财产及其责任的牵连；后者相反，公司证券是公司资产信用担保，与发行人法人人格相联系的；同时，资产证券在方便投资人直接判断证券资产独立信用即其安全价值之际，无疑也已经告知投资人其资产信用之特定性和债权固有的相对性，如果发生投资回报风险，投资人既无权追及发起人，也与发起人原始权益的债务人没有关系。因此，前述资产确定与独立性的价值定位，仅属安全性制度保证，而非为资产信用所代替。资产信用本身的价值判断是资产证券化的灵魂，是投资人应倍加关注的重中之重。

当我们论述破产隔离、债权转移的时候，我们同样应以极大的关注，充分理解被剥离或被转移的证券资产之依附载体-特设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无资产或无关联资产的信托人机构（以下将详细论述）。可见用以证券化的资产与其持有并借以发行证券的主体人格并无实质性的财产利害关系，特设机构在严格意义上是工具性的，它的任务是托负起证券资产的保证信用，而不具有机构自身的信用。这就再一次提示我们资产证券之保证资产信用的极端重要性。判断证券资产的信用标准，应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所谓物质的，指用以证券化债权的物质属性，其债权的对价产品信誉及市场空间即是；所谓社会的，因为债权不同于特定的物质产品权益，而属特定主体之间的请求权，前述破产隔离、债权转移制度之设定，只解决资产即债权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和保证责任的特定性与确定性问题，并不能改变债的基础关系。于是，我们评价“资产”信用的时候，一方面要对其作客观的物质性的安全评估，另一方面仍需以原始权益人的整体资产经营信用及其用以发行证券债权的信用记录为基础参数，从源头上找到资产信用的支撑。

有资产信用，才能谈到资产信用增级。资产信用是基础，信用增级或称信用增强制度是必要的补充信用制度，用以提高发行证券资产的信用水平，并保证弥补可能出现的资产信用不足及不能追及发起人责任的缺陷，实现最大限度地避免投资风险，为证券投资人提供更加充分可靠的信用保护，增强投资的安全性。应该强调的是，资产证券化的信用增级是投资安全制度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必须的刚性制度，即使是资产信用为优质的，同样需要有信用增级的保证制度。例如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中集集团）在2000年的一宗离港货运应收款进行证券化融资，项目总金额8000万美元，由发起人公司提供一个优质的应收账款组合，“真实出售”给荷兰银行的资产购买公司，并要求所有客户在预定日期将其应付款项付至荷兰银行指定账户，而由资产购买公司以购入债权（资产池）为保证在商业票据市场上发行商业票据，并将其投资资金支付给中集集团，同时中集集团作为协议约定的服务人，继续承担履行运输业务的合同义务，其“真实出售”的应收款债权收益归资产购买公司，通过约定的信托人银行支付投资人到期本息。其中，中集集团按约定在出售资产之外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应收款作为无追索尾款，即在投资人全额兑现到期本息之前的担保资金。此例作为实证，说明正因为是优质证券资产信用加有相当保证的信用增强措施，得到了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最佳信用级别支持，保证了整个资产支撑证券发行的成功。

资产信用增强制度可采用内部信用增强和外部信用增强两种类型的不同方式实现。内部信用增强主要是设置分级证券，一般的优先证券兑付周期相对优先，风险极小或无风险，收益稍低；次级证券兑付在优先证券之后或周期加长，风险可能增大，但收益略高，二者除风险与利益实行公平分配外，次级证券还允许第三方保证人购买或发起人承诺回购。此外，在资产信用评级基础上，由发起人用一定额度的超量债权作为无追索尾款，保证投资人兑现到期投资回报，也不失为信用自证和加强的手段。外部信用增强是指第三方提供的信用担保。由于资产证券的发行具有一定规模，涉及投资的公众性安全，要求担保人资格较严，通常是信用良好的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专业机构，其担保的资产在质量、数量上应该相当的可靠，并相当的宽裕，要求担保机构不仅作为资产证券化资产信用的增级条件，而且须在投资回报风险发生的情形下，履行保证的给付义务。美国资产证券化初期，由隶属于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启动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担保发行“过手证券”，该协会提供的担保代表了美国政府的信用，而担任特设机构的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均属政府发起设立的公司）则通过购买按揭贷款作为保证资产发行资产证券。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早已突破政府担保信用的局限，但说明资产证券化的外部信用担保非同于一般合同担保。自然，就第三人保证须与被保证人债务有相应或高于其给付能力的信用程度，并在被保证人不能履约代为履行保证责任而言，二者在本质上应无二致。

（四）投资人享有信托法上的权利保护

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的创新性是勿可置疑的，但前述破产隔离制度，证券资产特定债权转让的独立性、无因性制度和资产信用增级制度分解开来并无特殊的意义，只有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独立体系，才被称之谓具有资产证券特征的法律制度。其中作为组织体架构的特设目的机构，应该是完成资产证券法律制度创新的核心支撑点，没有特设机构的存在，也就无以存在资产证券法律制度，而特设机构的本身应该归属于什么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呢？

对于特设机构的法律定位，因为没有继承渊源，学界有诸多见解，而资产证券作为引进的西方舶来品，鉴于对其立法例和实务的考证，有关特设目的机构的经济性质与功能定位大致趋同，本论的探索性观点也正是以趋于一致的共识为基础的。

我们的立论基础是以“资产”为出发点。由“资产”而且是经过重组的“资产地”信用直接融资，这是资产证券区别于物权抵押和债权质押种种间接融资法律体系，也区别于公司制度依托法人财产直接发行股票、债券的基本创新标志。如果说没有资产不可证券化的立论成立（有资产信用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因资产外延的无穷性、个性、证券化资产具体需求的多样性等等，必然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形式具有灵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因此，对特设目的机构的设置，应当是不拘一格，以保持资产证券应市的无限活力为要旨。但无论以何种名义或方式设立的特设目的机构，都只能是信托法上的信托人，应受信托法调整。

首先，特设目的机构之目的，必须被预定该机构没有自身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而专属原始权益人作为发起人为之发行融资证券。其专属性，排除了特设目的机构具备从事具体经济活动，进行相应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为资产证券的运行规律要求特设机构受让来自原始权益人的未来金钱之债权，而该债权在基础关系并不改变的情形下尚属虚拟的权益，与此相关联的是，特设目的机构借以用自己名义发行证券所享有的资产所有权标的也属于虚拟的财产权，行使其虚拟权利只须具有信托人主体资格就足够了。根据信托法原则，受托人为受托事宜进行管理，其费用由委托人负担，即便是资产证券发起人选择信托投资公司为特设机构，也同样适用信托法原理。鉴于我们对“资产”概念所阐述的理由，我们不认为特设机构即信托公司，它可以是其他适宜的多种便捷方式，但都应该是信托法上的受托人。

特设目的机构是一个名实相符的资产证券独有机构，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个没有注册资本、没有固定人员和没有固定场所的“三无公司”，或称“空壳公司”。特设机构如依公司而称，似与《公司法》抵触，也有悖于公司制度原理。当然，作为承载社会公众性融资的法律主体应不宜于自然人，它可以是一个由资产证券特别法规定的专属性法人机构，其组成要件由法律作出一般性规定，符合法律要件的任何与特定资产证券项目相适应的机构，不拘其特定形式，须作都不予排斥为好。

其次，特设目的机构依信托法上受托人的法律定位，使其受让原始权益人转移之债权，并保证受让债权独立性，防范其资产转移后新的破产风险成为可能。专设的目的机构因不存在受让债权之“资产池”与自身资产混同的物质条件，也不存在特设机构发生破产的可能性，所以，用以保证发行证券资产的独立性、确定性，在法律上将处于无任何关联关系的状态。如果由信托公司作特设机构，依投资信托法规定，同样可以保证证券资产独立于信托公司资产和其他信托资产，免受其债务困扰和破产风险。

最后，特设目的机构所具有的信托法上受托人属性，须以证券发行得以成立。由资产证券特设机构为纽带的信托法律关系，不可能在委托协议达成即成立。因为在此情形下发起人提出融资方案，经法定主管机构批准或特许，虽然已经具备委托信托事项的条件，经委托协议签订并进入资产转移程序，但“资产池”所含虚拟权利只有通过特设机构发行证券售出后，才能产生以投资人为主体的受益人。可见主导资产证券化的信托法律关系与一般信托关系存在明显的程序上和实施阶段性的差异。自然，这些差异并不改变投资人作为信托受益人受到信托法的保护。

投资人作为信托受益人应享有信托法上的权利，并借此一并得以行使投资主体的相关权利。投资人除享有信托受益人对特设机构在履行受托人职责上的知情权、监督权、信托管理人选择权和诉权以外，还可以设立投资人行使决策参与权的机构。根据我国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草案》设立“受益人会议”并选举“信托监察人”的规定，投资人将以“会议”集团组织形式全面行使相关权利。这种有组织的法定形式，应该是有益于提升投资人地位，强化其对投资权益保护的透明度和法律效力。

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架构突出体现的投资安全价值，代表了当代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理念。它不仅是力量，也是艺术，使我们不能不为它吸收历史、社会养份之充足，肢体、技能匹配之美妙而赞叹！

结束语：

诞生在新世纪前夜的资产证券化，其经济和社会意义不限于增加了一项直接融资的金融新品种，而堪称是继公司制度盛行之后，在后公司化时代的新制度胜出，它以其更加鲜明的包容性、广延性特征，象一股悦人的清风，向日新月异的财富创造无垠世界迎面扑来。今天，我们似乎只看见它是工具，明天，它一定会向世界展示出更多的精彩-它所蕴含、代表的新思想！

注释：

信托法论文范文篇9

1．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基本概念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定义都是基于两点：一是证券化资产必须能够从原始持有人的总资产池中剥离出来，通过一些运作安排实现证券化资产的风险和收益的独立性：二是证券化资产必须能够产生未来可预测的收益。本文认为资产证券化融资是指具有某种未来可预见的资产或者资产组合汇集起来．通过结构性重组实现与原权益人的风险隔离，再辅以独特的信用增级和信用评级，发行基于资产价值和未来收益的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从信用关系的角度分析，资产证券化通常包括一级证券化融资和二级证券化融资；本文所指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证券化融资属于“二级证券化”的范畴。

2．资产证券化融资的运作模式

资产证券化融资的运作模式核心在于证券化资产的真实转移、风险隔离和信用增级的操作；这个证券化的过程需要一个严谨而有效的交易结构来保证融资的成功，其交易结构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运行主体：融资发起机构、特殊目的载体、资产管理机构、资产托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证券承销机构等。

3．资产证券化融资的核心内容

一个完整的资产证券化融资运作过程，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风险隔离、信用评级、信用增级三个部分。风险隔离是资产证券化融资成功运作的关键，它是通过证券化的“真实转移”来实现的。信用级别是专业信用评级机构通过一整套简单的符号。信用增级是指在资产证券化融资中被用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技术。

4．资产证券化的价值分析

(1)从融资者的角度，其价值实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强资产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分离信用风险，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负债结构，提高资本效率：增加企业收入，提高管理水平。

f2)从投资者的角度．是价值实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以及较大的流动性：具有较低的投资风险：突破投资限制，拓宽投资渠道。

二、房地产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2O多年来．房地产的迅速崛起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与繁荣，使得房地产资产证券化成为可能。

（一)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宏观环境日趋成熟

1．宏观经济需要房地产有效投资和有效需求进行拉动。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新的积极增长点，发展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我们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发达城市进行资产证券化领域的初步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2．土地产权和房地产权改革为房地产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产权明晰是房地产证券化的必备条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为房地产权益的分割提供了条件，为推广房地产资产证券化做l『积极的准备。

3．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经济基础。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看，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发展势头强劲。

4．国家针对房地产金融领域的违规操作现象，自2001年以来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房地产金融政策，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规范发展的金融市场为房地产资产证券化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初步具备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微观基础

1．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只有推行房地产证券化，在金融市场上直接向社会大众融资，才能较好的解决房地产开发资金短缺的矛盾；庞大的住房消费市场的资金来源也不可能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或者银行存款，住房消费的直接融资势在必行．推行房地产证券化成为一种必然

2．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基本成熟。我国随着住房货币供给体制逐步取代住房福利供给体制以来，住房抵押贷款不断上升已初步形成规模

3．庞大的房地产证券化投资需求群体

4．日趋规范的资本和证券市场。以买卖发行各种债券和股票的资本市场在我国已形成基本框架，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为房地产证券化提供了市场规模，也因资本市场证券品种丰富而使房地产融资形式有多样化的选择。

(三)政府的推动作用

证券化是一种市场行为．但也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特别是在制度的改革和金融政策的推进方面上。综上所述，房地产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虽不具备大规模推进的条件，却也有一些有利因素。因此，有选择地渐进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三、房地产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的分析

(一)国外房地产资产证券化融资平台的基本模式

在国外，已逐渐形成了两种房地产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分别是以股份制项目公司为平台的公司型模式和以第三方信托机构为平台的信托型模式。不同平台开展的资产证券化融资有不同的核心运作，不同平台也会有不同的优势。房地产企业设立股份制项目公司是为了使后者成为项目资产的载体并充当特殊目的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融资，是国外房地产资产证券化融资普遍采用融资平台，适用于大型或者特大型的长期房地产项目融资。从制度功能上讲，信托具有的财产隔离机制能够很方便实现资产证券化融资要求的风险隔离，因此它在国外房地产资产证券化融资实践中使用得很普遍。

(二)对我国实行房地产资产证券化的难点分析

1．体制的制约

我国现行的房地产投资与金融体制正在进行重大改革．专业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项目业主负责制等举措都是改革的重大步骤，但这些目标的真正实现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房地产证券化进程。

2．资本市场的制约

（1)现阶段．国证券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属于初级阶段，市场容量和市场规模十分有限：

(2)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很不规范，难以识别证券的优劣；

f3)房地产证券流通市场要承受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双重风险：

f4)我国现阶段还没有真正权威性的评级机构；

(5)缺乏专门的政府担保机构和保险公司和推行房地产证券化所需的专门人才：

3．房地产法律及其监督的滞后性

我国现行《证券化》的相关条款中，缺乏对资产证券化在房地产融资业务应用的规定，这势必会增加住房贷款证券化的推荐难度。同时，建立风险隔离机制的相关法律有《破产法》和《信托法》，但因为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种种困难。4．信用制约

现阶段．我国尚无完整意义上的个人信用制度，银行很难对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做出准确判断，对信贷业务的前的贷前调查和对贷款风险的评价显的困难重重。

5．房地产金融市场一级市场欠发达

我国长期实行的福利住房制度使房地产金融市场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国有四大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决定了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以非专业性房地产金融机构的商业银行为主体。

四、国外房地产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国外房地产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对我国房地产证券化的启不

1．创造良好的房地产汪券化的制度环境

继续深化房地产制度、金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规范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交易市场的运作，加快制定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我国房地产证券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房地产权的独立化、法律化和人格化

2．建立房地产金融体系特剐是抵押贷款及其担保体系，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建赢专门的政府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各种信托业务；成立由国家控股或政府担保的抵押证券公司，收购各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并以此为基础发行抵押贷款证券。

3．创造适宜的房地产资产证券化需要的环境

加快商业银行的转制步伐；组建全国性的住房银行；完善一级市场的风险控制机制：规范发展我国的资产评估业和资信评级业。

4．构建房地产信托投资资金

借鉴美国模式，由金融机构组织发起，具体资产管理由专业的投资顾问操作。

（二）我国房地产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的选择

不同的房地产证券化模式，其运行方式也各不相同。尤其在制度框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这种不同会更加明显。在我国还是半空白的情况下运作．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索房地产资产证券化的道路：

1．确定证券化资产，组成资产池。原始权益人在分析自身融资需求的基础上，确定需要证券化的资产，然后进行清理、估算和考核，最后将这些资产分类汇集形成一个资产池。基础的资产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以后证券化的成功与否。

2．资产转移：这是证券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典型的资产证券化模式中，会通过一个专门的中介机构，也称特殊目的机构(SPV)，通过对原始资产的“真实转移”，实现基础资产和原始权益人之间风险隔离和破产隔离。

3．信用增级和信用评级；为了吸引投资者，改善发行条件，必须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信用增级，以提高所发行的证券的信用级别。

4．发行证券及支付价款；专门机构将经过评级的证券交给具有承销资格的证券商去承销，可以采取公募或私募的方式来进行。一旦发行成功，专门机构就将从证券承销商那里获得的发行收人按事先约定的价格支付给原始的权益人。

5．资产的管理与证券的清偿；资产池的管理必须由专业的服务商来进行，这个服务商可以外请，也可以由原始权益人来担任，因为原始权益人已经比较熟悉基础资产的情况，一般也具备管理基础资产的专门技术和充足人力。至此，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告结束。

【参考文献】

[1]邓伟利．资产证券化：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威廉姆·布鲁格曼．房地产融资与投资[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斯蒂文·L-西瓦兹．结构金融——资产证券化原理指南[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于凤坤．资产证券化：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黄嵩．房地产信托融资探析[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5．

信托法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证券监管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我国证券监管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法规不完备、监管体系残缺、行政干预过多、监管理念落后，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本文在分析这些问题及其成因的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从1990年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至今，我国证券市场历经十年风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地区性市场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2000年底，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已达1088家，上市股票1257只，市价总值4808亿元，占当年GDP的53．4％。市场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也实属少见。

我国证券市场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市场功能缺损，仅限于筹资层次，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深层次功能未能发挥；股权人为分割，国有股比重过大，且不流通；股票发行搞计划控制，额度管理、行政审批，背离市场规律；交易市场异常渡动，过度投机；欺诈上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损害中小投资者的现象屡屡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有涉及产权、体制等深层次的原因，同时也暴露出监管功能的某些缺陷及监管效率的低下。本文就我国证券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一、我国证券监管存在的问题

1．立法滞后，法律制度不完备。

我国的证券监管与市场发展并不是同步的，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在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没有及时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表现出“先市场后规则”的特征。如市场设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出台证券基本法，期间虽然出台了法规、规章达250余项，但大多属于临时应急性质，很不稳定。1993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前，中央多个部委和各地政府多头监管，政出多门，标准不一，市场难免处于无序和混乱之中。1998年虽然出台了《证券法》，并于199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律，如《证券交易法》、《投资信托法》、《证券信誉评级法》等还迟迟未出台。与成熟证券市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由此在法律手段上，表现为可操作性差，执法力度弱。不能形成完整的证券法规体系。

2．监管体系残缺

我国目前采用的集中统一型监管模式，也称政府主导型模式，其特点一是强调立法管理，具有完备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二是设立统一的，全国性的证券管理机构来承担监管职责。与自律性监管模式相比，这种监管模式更具有权威性，更能严格、公平、有效地履行监管职责。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市场发育程度，目前选择集中统一型监管模式无疑是明智的。但仅仅依靠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显然是无法搞好证券监管的。需要建立一个功能完善的，包括自律组织在内的监管体系。而我国目前的监管体系中，自律组织不健全、机构形同虚设，管理馄乱自律作用基本没有发挥。同时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失灵，又使监管环节中断，无法预警和防范市场风险。整个监管体系出现结构残欢，功能缺损。

3．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失灵

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的“经济警察”、“第一看门人”，承担着对上市公司、券商和证券发行与交易的一线监管。它通过对交易过程的实时监控，可以及时发现和查处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券商存在的垄断市场、操纵价格等违规或违法问题，预防股市风险，降低市场危害。而目前我国的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为追求眼前利益，招揽客户特别是大客户，不惜放弃规范和一线监管的责任。其从业人员与外部人员内外勾结，违规操作，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时有发生。证券市场一线监管处于失灵状态。由于证交所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一线监管作用，致使中国证监会难以掌握市场动态，难以及时采取措施预防市场风险，只能充当“消防队”，出了问题才去惩处和打击，监管工作十分被动。

4．行政干预过多，监管手段有违市场规律

根据经济学理论，监管的范围只是市场失灵的那部份。凡是市场本身能解决的问题，管理层就收有必要去过多干预行政干预超过适当的度，反而会阻碍市场的发展。

在目前我国的监管体系中，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过多地干预证券市场，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行政管理代替市场选择。如股票的发行与上市搞额度管理，规模控制，行政审批。虽然《证券法》巳将股票发行的审批制改为桉准制，并且于今年三月开始实施。但人为控制扩容速度的办法依然实行，行政干预的色彩依然浓重。二是政策干预股票交易市场价格。由于市场的非协调性发展，股市经常出现激烈波动，管理者为了“市场稳定”，搞“政策稳市”、“政策救市”，结果常常因政策朝令夕改而引起股市大起大落。这种非市场化的做法极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5．证券监管队伍不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监管理念落后

在我国证券监管队伍中，有相当一部份是从政府机关转过来的。长期从事计划经济的经验及长期行政工作形成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使他们习惯于用行政管理的手段来监管高度市场化的证券市场，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同时专业知识的缺乏与法制意识的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并不鲜见；以权谋私，徇私枉法者也不乏其人。在监管理念上，有些A把加强监管理解为加强行政干预，而不是依法规范市场，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服务。只知道事后监管，当消防队，哪里出了问题哪里去处罚和打击，而不懂得监控市场发行与交易的全过程，预防和化解风险于萌芽中，以保证市场平稳、有序的运行。

二、改进和完善我国证券监管的建议

我国证券市场是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市场规模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证券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表明监管体系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加人WTO的临近，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运作规则将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因此，我国现有的证券监管体系必须改革，使之适应证券市场日益市场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对此，笔者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应尽快出台证券法的实施细则，以便细化法律条款，增强可操作性；尽快制定与证券法相关的法律，如《证券交易法》、《投资信托法》、《证券信誉评级法》；要处理好《证券法》与其它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防止相互制约与冲突。证监会应根据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订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对市场变化保持灵敏反应。

2．坚持市场亿改革取向，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积极推进市场亿进程，逐步消除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一切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制度和措施，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市场化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定价机制的市场化；②进入和退出机制的市场化；③主体行为的市场化。

3．构建我国严密、高效的网式证券监管体系。针对现有监管体系的残缺，应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自律组织为补充，包括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中介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在内的，上下一致，纵横相连，职责分明，相互监督，严密、高效的网式监管体系。对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实行有效监管在这个体系中，政府的主导作用，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以及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缺一不可，形成合力，共同规范市场运作，确保市场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4．强化证券交易所“经济警察”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其一线监管的作用。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的组织者，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集中场所，能够对整个交易活动进行全程实时监控，是证券监管的第一道闸门。通过实时监控，能够及时发现股市异常信号背后的价格操纵、内幕交易等问题。实时监控的功能一是可以预先侦知、防止和惩治证券犯罪行为，提高投资者对市场的信赖；二是积累与市场有关的资料，总结经验，完善法规以维持市场的有效性、稳定性与公平性。同时，证券交易所有权对其会员券商及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法人治理情况进行监管。对证监会的监管起了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