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传播论文十篇

数字化传播论文篇1

    [论文摘要]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符号呈现出两种角色，一是对应于物质的符号，一是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就数字化的文化传播而言，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弱化了物质性，使传统的物质与符号关系让位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物质与精神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整合于意义之中。但数字化的符号对文化传播也有其无法完全精细化的局限，纯粹的技术手段无法解决问题，认识到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真实与虚拟的双重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数字化符号对文化传播的局限。

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图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图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革命: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从文化传播的技术角度来看，现代数字化文化传播的方式已经在人们可预见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单纯从现有技术的角度已经无法实现更大的进步。但是从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别是人们对于文化理解的观念上的改变，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变上述的局限。传统对于物质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质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号化理解过程中，也是以物质实际存在为前提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同样是以人们对于物质的实际感受为基础。以物质的实存来感受文化本身，是人们传统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数字化的符号则是依据人们对物质信息处理后的符号，并不是由符号本身直接而来，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质本身最为精细的全部内容。尽管这样，一些新的变化产生，从而造成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与以往符号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样，“从感觉的对象来看，原来的感觉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的感觉对象则不是如此，“二进制把原来符号系统中无法感觉的对象，无法逻辑化和虚拟化的感觉对象，特别是无法代码化的经验、智力、智慧，都作为自己感觉的对象”。这样一来，对于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理解方式必然要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实现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理解，必然会建立一种新的观念，即对于文化的理解要脱离纯粹的实物基础，并且要建立在符号本身之上。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不再注重实物与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把重点放在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使符号与文化意义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真正实现符号文化。这种符号文化观念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质不能实现完全精细化的局限，而且还可以使对物质文化的理解和以对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实现理解方式的统一，形成整体的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融合。在这个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世界里，没有物质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解现代技术无法完全解决信息精细化的问题。

数字化传播论文篇2

关键词：数字媒体时代；摄影文化传播；现状；发展趋势

一、前言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逐渐步入数字媒体时代，从摄影文化传播的整体上看，摄影手段和摄影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对摄影文化的传播产生了诸多影响。摄影文化传播如何更好地适应数字媒体时代成为多数人们关心的问题。

二、数字媒体时代对摄影文化传播产生的影响

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传统摄影文化传播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并逐步改变了摄影文化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在分析大量摄影文化作品后可知，当今的复制技术和数码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摄影文化的传播形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顶遵新的《摄影与快餐文化》，杨晓军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摄影生态》等，这些作品充分说明摄影文化的传播方式已经逐渐向信息化转变，更多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们对摄影文化传播的方式。其次，数字媒体时代改变了人们对作品的观念，让人们能够深度挖掘摄影作品的内涵和文化意义。例如，李璐的《数字化时代的摄影传播和个案分析》，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人们对新时代的思考和反思，这样有意义的作品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层次。此外，摄影艺术的传播思维受到了数字媒体时代的影响，观照影像传播的价值取向，以及摄影的图像学意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三、数字媒体时代摄影文化传播的研究现状

摄影文化是一个相对广泛的定义，其主要包括肖像摄影、新闻摄影、时尚摄影、广告摄影，其在不同领域的研究状况也不尽相同。首先在肖像摄影方面，数字化手段丰富了摄影的视觉效果，从而让作品传达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摄影精神，提升了肖像摄影的整体价值，目前在肖像摄影方面技术理论较为成熟，能够满足人们对摄影文化传播的需求。在新闻摄影方面，摄影文化的传播改变了新闻摄影的环境和拍摄方式，数字影像能够有效提升作品价值，凸显摄影作品的情感倾向，更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观，如何在摄影文化传播和理论道德之间选取一个平衡点还尚未解决。在时尚摄影领域，数字摄影表现出了更大的魅力，逐渐成为时尚摄影的核心部分。分析作品可以看出时尚文化的差异和形态意识的转变，正如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时尚摄影逐渐左右了人们的思想，摄影师的柔焦镜头更是为这样一个消费的时代推波助澜，形成了一道最接近大众的时代风景。在广告摄影方面，数字化技术能够提供更多国际化、社会化的信息，从而使其更加多元化，广告摄影属于商业摄影，其能通过复杂的场景设置表现出现代主义风格的艺术形式，是人们较为常见的摄影艺术传播方式。［1］

四、数字媒体时代摄影文化传播的发展趋势及建议

（一）数字媒体时代摄影文化传播的发展趋势

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应当接受这个现实，在其对传统摄影文化造成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在未来的发展中，摄影文化将会借助信息数字的相关技术，完善表现手法和相关技术。当代摄影文化的传播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将有新的发展，摄影文化传播逐渐趋于商业化，更多地同经济挂钩，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同时纪实摄影更具备艺术感和美感，不再是以前枯燥无味的记录摄影。在未来的发展中，摄影文化的传播还将影响到政治的意识形态，并反作用于自身，导致摄影文化传播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渐形成国际化、商业化的摄影形态。因此，相关学者要加大对数字媒体时代摄影文化传播的研究力度，利用辩证思想看待不一致的思想和问题，从而得出更加具有价值的结论。［2］

（二）对数字媒体时代摄影文化传播发展的一些建议

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传统摄影文化传播造成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应当积极转变思想。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完善技术提供了有利的帮助，这就需要人们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提升摄影作品的创造力，更多地关注人类的整体层次，将文化精神融入作品中。数字摄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摄影作品同现实的差距逐渐拉大，人们应当接受这种形式上的转变，让摄影文化的传播逐渐成为一种消费文化、时尚文化。数字摄影是一个新领域，其在传播层次上非常广泛，因此其理论知识相对匮乏，很多具体创作问题和创作现象属于摄影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有待探索的问题远多于现成的答案，诸多学者应当提升自身修养，以新的思维模式进行探究，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反思。［3］此外，摄影的数字化生存问题是一个相对而言较新的研究领域，而与文化传播相关的对社会场景以及人类社会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思考，涉及当代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及后现代话语的讨论。而后者，对其界定现今尚存一定的模糊性，未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定。对于把握缺乏系统和恒定的理论体系的问题，在研究中要注意不同的理论研究视角、途径和成果之间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关系。特别对细部研究，要运用哲学辩证思维的方法寻找正确的诠释途径。

五、结语

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传统摄影文化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在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数字化媒体时代，摄影文化的传播属于一个新的领域，当前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未来的发展中，相关学者要创新研究的立意，增加研究的深度，使研究更具有社会价值。当然无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研究的相对理论，都应当坚持以科学为原则，这样才能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准确。

参考文献：

［1］田欣欣.数字媒体时代摄影文化传播研究现状与趋向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11）：144-145.

［2］方明瑛.人文纪实摄影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探析［D］.山东艺术学院，2015.

数字化传播论文篇3

关键词：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版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5-0149-02

根据2014年7月15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的《2013―2014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数字出版全年收入规模比2012年增长31.25%，高达2540.35亿元人民币[1]。其中，数字化期刊实现逐年平稳增长，我国绝大部分学术期刊也已经基本实现了数字化传播，知网（CNKI）、万方、维普、龙源等大型期刊数据库都是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的有效平台。与此同时，数字化阅读已经成为科研人员进行创作研究的重要手段，数字化传播不仅仅在学术期刊的出版与传播方式上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同时也引发了在信息时代有关于学术期刊版权保护的热烈争论。毋庸置疑，学术期刊是学术界科研工作人员展示最新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传承思想，催生创新，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推动作用。这种作用无论是在纸本时代还是数字化时代都是无法忽略的，相较纸本时代，数字化阅读对于阅读者更凸显方便快捷，科研人员能够通过特定搜索引擎在数据库中准确查找所需的学术资源并予以合理利用。数字化传播已经成为学术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现行法律框架和倡导资源共享的自媒体时代，加强对学术期刊的电子版权侵权的法律规制，并实现一定程度内的学术资源共享，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

1996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书进入公众视野，数字化生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新理念，此书被誉为“20世纪信息技术及理念发展的圣经”[2]。数字化传播亦可称之为网络传播，是伴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达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1997年，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光盘面世，1999年，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数字图书馆”的建成以及《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的正式启动，在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之后，万方数据库、维普期刊网、龙源期刊网等网络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的进度。当前，几乎绝大多数的学术期刊除了传统的传播途径外，都加入了数字化传播的行列中。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趋势。

二、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遭遇版权保护瓶颈

追根溯源，版权是源自英美法系的法律专业术语，侧重于保护权利人的经济权利；著作权是源自大陆法系的概念，侧重于保护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因此版权和著作权都是舶来品，如今，二者之间在概念上的差别逐步缩小，这也是两大法系不断融合和相互借鉴的发展趋势。在我国法律领域，并没有严格区分版权和著作权，我国的版权保护主要是通过《著作权法》《民法通则》《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的法律条文得以体现的。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迄今为止，我国的《著作权法》历经三次修订，但随着学术期刊进入数字化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众获取和传播资源的便捷程度愈高，现有的《著作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条例在数字化期刊版权保护方面遭遇瓶颈，现有的为适应网络环境指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效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一）学术期刊数据库的版权保护主体设定

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的正规载体是学术期刊数据库，这里并不涉及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如百度文库、豆丁网、道客巴巴等，他们更容易成为版权侵权行为的主体。学术期刊全文电子数据库涉及三类版权方[3]。其一是单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2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受本法保护。”其二是出版者，根据《著作权法》第14条“以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方式利用已有作品而产生的新作品为演绎作品，其著作权由演绎者所有”以及第16条“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所有。”因此，出版者基于对期刊的设计、编排享有一定的演绎作品版权和汇编作品版权。此外，《著作权法》第30条、31条还专门规定了出版者享有的其他相关权利。其三是期刊数据库同样依据著作权法第16条对编辑整理的数据库文献资源享有汇编作品版权。

（二）当前学术期刊数据库版权保护遭遇瓶颈

1.论文作者的版权保护亟须进一步健全

对论文作者的版权保护在《著作权法》中主要体现在复制权的规定上，事实上大量的网络复制行为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规制，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案件完全能够说明对于论文作者的著作权并未得到真正完整的保护。此外，目前国内三大期刊数据库都是以收费形式运作的，通常是以下载页数作为单位计算来收取用户费用的，但论文创作者却被排除在经济利益分配之外。基于上述情况，目前对于论文创作者的版权保护还更多地停留在文本层面，实际侵犯版权的行为仍然时常发生。

2.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行为举证更为困难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拥有各类学术期刊五千多种，实现数字化传播的一半以上，用户可以通过一次性付款获取想要的学术资源。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再次上传至网络进行大范围传播，且不论其是否从中牟利，最重要的是并未取得著作权人许可，这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有明文规定的。对出版社而言，通常被大量传播的是单篇论文而非整本杂志，因此没有太强的法律诉求。而对于论文创作者，此种行为已经侵犯了其享有的著作权，但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举证着实成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3.数字化传播背景下的侵权隐患

如今，网络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不可获取的重要工具，为了进一步给科研人员提供便利，开放存储期刊（OpenAccessJournal，简称OAJ）作为一种学术信息共享的自由理念和出版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4]。“付费发表，免费阅读”是OA倡导的一种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理念[5]。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paper.edu.cn/）由教育部支持，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发展较好的开放存储期刊平台。目前OA期刊的版权模式主要有三种：版权保留、版权分摊、部分版权转让[6]。由此而知，OA论文的使用也是视具体情况来使用的，并非笼统的全部免费，否则可能构成侵权行为。

三、健全数字化学术期刊版权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全社会的尊重版权意识

公民的版权意识是市场经济倡导法治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促进文化创新和科技进步，激发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的极为重要的激励因素。版权侵权之所以在我国屡禁不止，在数字化时代更是频繁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全社会缺乏版权意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全体公民默认的一种“习惯”。尽管，很多专家用“任重而道远”来形容培养公众版权意识的艰巨性，但唯有全社会尊重版权，整个社会才会进步，法律制度和秩序才能拥有预设的尊严。

（二）加强技术保护措施的法律保护

版权的技术保护措施是版权人的私利救济方式，欧盟对其做了如下界定：“是设计用于阻止侵犯版权以及与数据库有关的特殊权利的设备、产品或方法。”[7]技术保护措施无非两类，一是控制接触作品，二是控制任意使用作品。从理论上讲，如果技术保护措施到位，将会大大增强版权保护安全。但防止版权人的权利滥用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著作权法》中版权期限是有限制的，超过一定期限就应进入公共领域。因此，技术措施保护的初衷是保护版权，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应关注利益平衡，推动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三）提高网络服务商的准入门槛

网络服务商是数字化期刊侵权中无法绕开的话题，无论是百度文库、新浪爱问共享、豆丁网等知名网络服务商都曾无一例外被曝侵权，用户上传大量未经授权的文献资料广泛传播，而网络服务商不经审核一概准予，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难辞其咎。被社会认可的大型网络服务商尚且如此，其他资质较低的网络服务商为了谋取利益，就更是对用户上传文献不加分辨。因此，提高网络服务商的准入门槛，规范其运行机制，国家版权局可加强与网络管理部门及公安机关的合作，对涉嫌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商采取相关法律措施。

（四）确立参与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

任何形式的管理都必须有监督作为支撑，没有监督的管理是缺乏效力的。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互联网传播影视作品著作权监督管理办法》，但有关学术期刊及其相关文献资料的互联网监督办法还未见端倪。国家版权局设立了网络在线举报，要极大地发挥在线举报的作用，就必须依赖广泛的民众监督。采取监督形式多样化，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反映暴露出来的版权侵权情况，这需要相关部门的鼓励和配合，从而在制度层面上保证监督机制的运行。

数字化传播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网络传播；特征

引言

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使人类信息传播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互联网作为网络环境的一种基本形态，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互联网成为国际国内信息流的基本载体，是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信息平台，也是人与人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

一、高速度

互联网以其同步实时传输功能令所有其他传统媒体望尘莫及。只需轻点鼠标，用户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任意链接自己感兴趣的网站，数秒之内便能浏览到所需的网页，同时也可以极迅捷地在网上信息。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主干，互联网能够让用户最快捷地获知天下时事，并能帮助他们最快地做出反应。现在，网民们无需订阅报纸、收看电视，便可以足不出户地从网上得到相同或更多的内容，而且速度更快。原因有二：其一，网上信息的，无需经过常规化的有纸印刷、出版、发行及销售等过程，节省了大量的在途时间。其二，网络信息的数字化传播方式，比传统媒体的模拟化传播方式效率更高，网上任何二个结点之间的物理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随着各种相关软、硬件技术设备的完善，网络传播的速度还会进一步提高。

二、大容量

就传播的容量来看，传统媒介传播的内容是有限的，报纸无论怎么扩版，广播电视无论怎么增加频道，其能承载的内容总是有限的，况且扩版和增设频道还要受到各种客观情况的制约。而互联网由于实现了所有联网计算机资源的共享，信息可以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来形容，其丰富性远非任何一种传统媒介可比。随便在网上输入一个关键词，搜索出来的动辄就是成千上万条信息。电脑拥有卓越的记忆存储功能，一块小小的硬盘就能载入一个图书馆所有书籍的内容。互联网技术则更进一步：它将所有入网电脑联结在一起，使得网上的信息量在理论上可以是所有电脑存储量的总和。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具有更大的信息容量和传播能力。可以说网络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大的图书馆。电脑网络还能够在及时更新信息内容的同时，将已有信息全部保存下来，供用户随时检索、使用。这也是网络拥有极大信息量的原因之一。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网络具有极强的传播功能，在同等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它比任何传统媒体所能提供的信息都更多。

三、多功能

各种通信网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使得双向、多点、多媒体的传播成为可能。计算机和网络不仅是数字计算工具和信息处理工具，它将嬗变为一个与报纸、广播、电视一样地位的“第四媒体”，它兼具书报、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几乎所有的传播功能：其一，便捷的通讯功能，如IP电话、E—mail等；其二，强大的浏览功能，在各种网络协议的支持下，用户可以浏览网上所有公共信息；其三，广泛的共享功能，用户可以从网上下载多种免费软件、文本；其四，高度的参与功能，网络用户可以随时参与网上的讨论，发表个人见解，公开自己的技术成果，而不必受现实生活中时间、地点、身份的限制。总之，网络使得人类第一次有可能运用同一终端、同一条线路、同一个网络进行各种形式的信息交流。网络办公、网络商务、网络新闻、网络图书、网络杂志、网络出版、网络教学，网上娱乐、网上聊天……，这样一些基本活动将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另外，网络多功能信息的开发使得人们在相等条件下获得更为有效的信息服务。由于网络多媒体技术把图像处理技术、声音处理技术、视频技术及三维动画技术统一到一个平台上，为人们提供文字、图形、声音、数据和影像等综合性服务，大大扩展了其信息传播的原有功能，从而使网络传播的社会功能也更为丰富多彩。

四、可互动

网络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局限，既继承了以往大众传媒点对面和面对面的传播方式，又实现了点对点的传播方式；既担任着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向广大受众传递信息、传授知识、引导舆论的功能，又充当着网上用户之间进行人际传播的工具。它把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融为一体，是一种全新的、特殊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传播的最大的一点，就是它具有人际传播的特性，实现了以往传媒无法实现的互动。在互联网上，每个使用者只要花少量的投资，就能制作自己的主页(home—page)，于是受众成为者。在互动模式下，网络用户不仅具有主动选择权，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对信息进行甄别、拒绝、选择，而不再只是被动接受，Yahoo、搜狐等搜索引擎为此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总之，在网络这个无边无际平行延伸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处在同一平面上的一个小节点，无论性别、年龄、职业、收入，你只要输入自己的代码，点击登录到公共聊天室，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在聊天室中每个成员的权力都是平等的，大家可以自由发言，就当前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发表评论，也可以自己最近所见所闻的事件。网络给广大网民提供的这个平台，没有传者和受众之分，没有主次之分，也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它颠覆了传统媒介以传者为中心的线形模式，宣告个体性的互动模式的来临。

五、跨文化

网络信息传播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糊了地域和空间的概念，带来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开放。资深网民们往往感叹，“网上什么都有”——不论背景如何、表现形式如何，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机会在网上获得展示空间。网络包容了传统文明状态下所产生的一切文化因素，各种文化形式多元并存。全球网络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形态间的接触、对话，可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共享；信息网络化还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文化参与的机会。互联网在200多个国家、地区被使用表明了它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网上语言的多样化，更证明了网络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显著作用。然而，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全球一体化，使人们在感受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奈——这是一个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统治的信息世界。因特尔在中央处理器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微软在操作系统和大型应用软件方面更是一枝独秀。这些方面的优势使美国在世界信息化的过程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盟主。更重要的是，美国除了在信息产品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外，它还具有语言上的优势，虽然有多个语言版本，但英语是唯一通用的，而且是基本的语言。而语言本质上就是文化的表达，因此懂得语言的前提就是懂得文化背景、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这就无形中加速了文化的渗透，而这种潜移默化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使民族文化发生无形的改变。因此，有人担心世界文化将趋向于一体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辩证地说，信息网络传播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六、数字化

数字化是网络环境中最重要的竞争力要素之一，数字化是把一个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的过程，数字化使网络信息容量无限增大而存储空间无限缩小。网络信息经过数字化压缩，其密度极高，几乎很少占用物理空间，这具有无限优势。传统的传播手段所传播的信息，无论是面对面的交流，还是两地问的电话或书信，无论是印刷媒介的文字、图片，还是电子媒介的声音、图像，基本上都是模拟形式的，不同的信息形式之间不能够方便地互相转化。而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网络传播的所有信息都是数字化的，不同的信息形式可以方便地互相转化；数字化技术贯穿于信息的采集、传送、制作、、管理、查询等各个环节，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电脑、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数字录音机、数字音频工作站、非线性编辑机等新一代技术设备完全改变了媒体的工作方式，同时也使个人可以方便地上网他们采集的信息。网络的数字化特点，还使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在网络中，人们找到了在现实中苦苦寻觅的平等感受。也许，享受这份平等，正是诱使众多网民对网络趋之若鹜的内因之一。在网络上，流动和存储的信息都是以数字的方式存在的，这种数字化的信息便于复制和运算；在其中活动的人，也是以一个符号为代码而活动的，人同样被数字化了。

七、虚拟化

计算机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人们已经能够用电脑等基础设施，对感官世界进行全面模仿，制造出与现实世界同样逼真的虚拟世界，甚至能制造现实世界无法产生的东西。虚拟与现实技术这一有史以来最奇特技术的出现和逐渐成熟，催生出了网络虚拟银行、虚拟工厂、虚拟办公、虚拟社区、虚拟图书馆、虚拟实验室、虚拟医院、虚拟游戏，甚至虚拟国家等等。或许，人们可以想象的一切，都可以在虚拟化的神秘外衣下诞生，并影响到我们实实在在的生存方式。网络‘嘘拟世界”还把人虚化为符号，具有了‘符号人”的特征。而作为特殊的‘‘虚拟符号”的人的存在，增加了网络‘墟拟世界”的生动性，使网络交往方式变得亲切而不生硬、随意而不拘束，带有自然人的人性化交往特征。当然，难觅踪迹的‘符号’的存在，也更易给网络传播造成巨大的、直接的负面影响，如个人网页、BBS新闻组、聊天室等的信息言论，充斥着不确定性，虽然在网络管理上有事前事后过滤、真名注册等说法，但由于身份的隐蔽性，道德意识、文化修养水准不高的‘符号人’’，依然可以大量制造虚假信息、色情信息、不健康言论，腐蚀精神，败坏风气，甚至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至于网上侵权问题、网络黑客的侵犯、网上色情活动给青少年带来不利影响，更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成为网络‘虚拟世界’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八、传播空间完全开放

网络是完全自由和开放的世界。开放性是网络传播最根本的特性。整个互联网就是建立在自由开放的基础之上的。互联网上无国界，网络传播系统是一个高开放性的、全球化的系统，这是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传播系统的一大特点。网络是虚拟的自由王国，人们难以区分网络中人和事的真实情况和具体身份，无论何种身份、信仰和职业的人都可以用网络来创造自己的生存状态。网络技术使人们的身份可以变成电脑上的一串字符。每个人在网络上的存在都是虚拟的、数字化的、以符号形式出现的，人与人的交往也表现为符号与符号的互动。在虚拟的空间里，世界各地的使用者互相联系，这些人在网络上自由交流，交换信息，从事网上活动。在这里人们与世界的联系变得非常便捷、迅速。他们可以经常访问国外的网站，与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交友、聊天或者探讨问题。这对于人们形成全球意识起着积极的作用。

九、传播语言变异

在现有的网络环境下，受网络传输速度的制约，大部分的网上交流采用字符的形式。为了加强网络传播的效果，网民们在实践中发明了一套独特的网络符号——“网络语’。所谓‘‘网络语言’是指那些在传统语汇中不存在，首先在网络上出现的语言运用符号，或者虽然是传统语言符号，但在网上交流中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网络传播中的语言符号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与印刷媒介中的语言符号，规范的语言相比，出现了很多变异现象。

网络语言是作为网络的伴生物相应而生的，在使用过程中初步形成了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经调查研究，现在中文环境中的网络语言的构成比较复杂。

具体说来，按其组成方式可分为四大类了：

第一类，汉字新词，是指由汉字构成的新词。

1．“网词”，是指一些说明网民与网络或以网络为媒介的网民与网民之间的关系的词语。如：“网虫”、“网友”、“网恋”等。2．“童语’现象，是指网民用儿童式的重叠词作为交际语言，典型的例子：把‘冻西’’称为‘‘东东”把调制解调器(modem)音译为‘苗”，或称为‘猫猫”。3．‘锴音造词”，是指根据词语的原有读音，新造或借用一词来代用的方式。最典型的莫过于把E．mail(电子邮件)称作‘，gr妹儿”。把‘妹’变成‘美眉”，‘‘大侠’变成‘‘大虾’，‘‘版主”变成‘斑’等。

第二类，“表意数字’，是指用一系列的数字来表达特定的意思。

这也分为两种情况：1．‘数字谐音”，就是利用阿拉伯数字的汉语谐音来表示某种含义，如，“56”(无聊)、‘’345”(相思苦)、“886’’(拜拜了)等。2．‘数字密码”，是指通过阿拉伯数字的特别组合来表示某种含义，如“007”(我有秘密)、“10”或“100’’(你很完美)等等。

第三类，“字母缩写”，是通过英文字母的组合来表达某种含义。

分为三种情况：1．汉语拼音首字母，如用‘MM’指代‘妹’，还有“GG，’(哥哥)、“JJ，’(姐姐)、‘(TMD9’(他妈的)等。2．英语单词或词组的大写首字母，如‘’BB”(Bye-Bye．再见)、‘‘vG，’(verygood．非常好)等等。3．英语词语的谐音，如“eu，’(seeyou．再见)、‘’HRu’’(Howareyou?你好吗?)等等。

第四类，“情意符号”

对于一个经常光顾BBS和聊天室的网民来说，对形形色色用字母、数字、符号组合成的表示说话人动作或心情的‘‘表情符号”，一定再熟悉不过了。真实、全面地分析和理解网民的语言现象，可以动态地描绘网民社会生活、文化结构的变化轨迹和现实状况，从而更真切地了解他们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方式的演变过程。

数字化传播论文篇5

【关键词】数字艺术 传播 德性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数字艺术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数字艺术以各种先进的数字技术和计算机程序等为基本依托，积极地分析、编辑各种图片和影音文件等，从而将大量完美的数字艺术作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并得到十分广泛的传播。德性原本是指道德品性等，但对于数字艺术传播而言，德性有更深刻的含义。具体来讲，数字艺术传播德性指的是，在进行各种具体的艺术传播的过程中，需要构建并遵守的具体的行为规范等。新时期，数字艺术只有积极的构建起符合时展的传播德性，才能实现自身的良好、广泛传播，更好地彰显自身价值。

一、数字艺术传播的特点

1.主体多元化。

在整个数字艺术产业中，涉及多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其中，艺术传播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艺术传播利用各种具体的数字化技术手段，将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联系十分紧密，因此，这三个环节之间的界限便开始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出现交叉重合的现象。这种交叉重合，也导致了数字艺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随之而来的便是艺术传播途径和方法等的多元化。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各种各样的分工不同的艺术传播机构开始涌现出来，例如人们生活中经常会接触到的各大门户网站搜狐、优酷等。

2.自由准入性

数字艺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艺术，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数字艺术传播便呈现出较强的自由性。大量的网民，不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技术水平等如何，都可以利用各种数字化的技术，积极参与到具体的传播过程中。于是，对于普通的网民来说，不但可以成为各种艺术产品的主体，还可以积极的对各种数字艺术的传播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3.低成本性

在具体进行各种艺术传播的过程中，都需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媒介。例如，在以往，如果想要对某一本书籍进行传播的时候，首先需要由出版社编辑出版，再由印刷厂进行纸质印刷。在印制完毕之后，出厂运输至各地。并最终通过各种销售终端，例如书店和报摊等售出，到达广大读者的手中，实现进一步的传播。而且，如果想要扩大传播范围，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进行广告宣传、举行签售会等，整体计算，传播成本较高。而对数字艺术传播而言，与传统的艺术传播在传播成本上进行比较，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具有传播成本较低的特点。

二、构建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相关原则

1.诚信

构建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时候，首先需要遵守诚信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各种数字艺术传播的根本目的大多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想要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首先需要树立诚信的原则。对于各生产数字艺术相关产品的企业来说，只有以诚信为根本，才能更好地打造出为广大公众所接受和欢迎的品牌，不断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无形资产，进一步推动各种数字艺术的传播，形成良好的良性循环。而另一方面，从现实情况来看，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起来，但精神生活却并没有跟上物质生活的发展脚步，存在十分明显的幸福感等缺乏的情况。而以诚信为原则，人们便可以获得更多精神上的满足，培养人们的美好品质，显著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2.全面

在构建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时候还要坚持全面原则，要从整体上把握全局，统筹安排。在实际数字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构建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时候，要注意从全局角度进行分析，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害关系。要正确把握数字艺术与社会现实以及政治环境，还有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文化氛围等多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积极兼顾各个方面利益。

3.责任

数字艺术传播崇尚自由，渴望自由，且具有较大的自由性。但是，在构建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时候，在保证足够自由的同时，也需要坚持责任原则。要将追求自由和坚守责任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缺一不可。

三、数字艺术传播德性构建措施

1.加强法律约束

为了更好地构建数字艺术传播德性，我们可以利用法律这种强有力的手段。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数字艺术传播德性方面，我国的法律尚无明确具体的阐述和规定等。因此，我们需要积极的完善立法，制定出面向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具有较强的特异性和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体系。

2.发挥网民的作用

在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构建过程中，网民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具体构建的时候，要注意积极的发挥出网民的作用来，发动广大网民的力量，做好监督工作，并可以获得十分宝贵的关于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相关第一手资料和信息。

3.合理使用经济手段

数字艺术的传播本身即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之间息息相关。在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构建过程中，也同样会与经济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要注意合理的利用经济手段。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利用经济杠杆，采取合理的经济手段，便可以积极地影响到数字艺术传播。

4.做好行业自律

不论是法律手段还是经济手段，以及发动网友的力量进行监督，都属于从外部来构建。而对数字艺术行业来说，只有这些外部条件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自身出发，积极做好行业内部的自律工作，并积极的将外部约束和内部自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构建起良好、完善的数字艺术传播德性。

结语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外界环境日益复杂，给各种数字化艺术传播带来诸多机会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给数字化艺术传播较多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地对数字艺术传播的德性进行分析，并积极的按照实际情况，找出构建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相关基本原则。然后，摸索出具体的构建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方法，以更好地促进数字艺术的传播。

参考文献：

[1]马立新，梁媛媛.论数字艺术传播德性与生产德性和消费德性的互作机制[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3（1）：12-13.

[2]梁媛媛，马立新.数字艺术传播德性构建原则与策略[J].青年记者，2012（35）：71-72.

[3]邱秉常.数字艺术传播的表现特征[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46-47.

数字化传播论文篇6

关键词：网络信息；传播；特点

当今时代，互联网发展迅速，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类文明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网络传播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新型媒介系统，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使人类信息传播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互联网作为网络环境的一种基本形态，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互联网成为国际国内信息交流的基本载体，它已经成为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信息平台，也是人与人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传播速度快

互联网以其同步实时传输功能令所有其他传统媒体望尘莫及。只需轻点鼠标，用户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任意链接自己感兴趣的网站，数秒之内便能浏览到所需的网页，同时也可以极迅捷地在网上信息。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主干，互联网能够让用户最快捷地获知天下时事，并能帮助他们最快地做出反应。网上信息的，无需经过常规化的有纸印刷、出版、发行及销售等过程，节省了大量的流通时间。

二、存储容量大

就传播的容量来看，传统媒介传播的内容是有限的，报纸无论怎么扩版，广播电视无论怎么增加频道，其能承载的内容总是有限的，况且扩版和增设频道还要受到各种客观情况的制约。而互联网由于实现了所有联网计算机资源的共享，信息可以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来形容，其丰富性远非任何一种传统媒介可比。电脑拥有卓越的记忆存储功能，一块小小的硬盘就能载入一个图书馆所有书籍的内容。

三、网络功能强

网络不仅是数字计算工具和信息处理工具，它将演变为一个与报纸、广播、电视一样地位的“第四媒体”，它兼具书报、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几乎所有的传播功能：其一，便捷的通讯功能，如IP电话、E-mail等；其二，强大的浏览功能，在各种网络协议的支持下，用户可以浏览网上所有的公共信息；其三，广泛的共享功能，用户可以从网上下载多种免费软件、文本；其四，高度的参与功能，网络用户可以随时参与网上的讨论，发表个人见解，公开自己的技术成果，而不必受现实生活中时间、地点、身份的限制。网络办公、网络商务、网络新闻、网络图书、网络杂志、网络出版、网络教学，网上娱乐、网上聊天……这样一些基本活动将进入每个人的生活。

四、互动性好

网络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局限，既继承了以往大众传媒点对面和面对面的传播方式，又实现了点对点的传播方式；既担任着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向广大受众传递信息、传授知识、引导舆论的功能，又充当着网上用户之间进行人际传播的工具。它把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融为一体，是一种全新的、特殊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传播的最大的一点，就是它具有人际传播的特性，实现了以往传媒手段无法实现的互动，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限制。

五、数字化程度高

数字化是网络环境中最重要的竞争力要素之一。数字化是把一个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的过程，数字化使网络信息容量无限增大而存储空间无限缩小。网络信息经过数字化压缩，其密度极高，几乎很少占用物理空间，这具有无限优势。传统的传播手段所传播的信息，无论是面对面的交流，还是两地间的电话或书信；无论是印刷媒介的文字、图片，还是电子媒介的声音、图像，基本上都是模拟形式的，不同的信息形式之间不能够方便地互相转化。而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网络传播的所有信息都是数字化的，不同的信息形式可以方便地互相转化；数字化技术贯穿于信息的采集、传送、制作、、管理、查询等各个环节，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网络上，流动和存储的信息都是以数字的方式存在的，这种数字化的信息便于复制和运算；在其中活动的人，也是以一个符号为代码而活动的，人同样被数字化了。

六、网络虚拟化

计算机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人们已经能够用电脑等基础设施，对感官世界进行全面模仿，制造出与现实世界同样逼真的虚拟世界，甚至能制造现实世界无法产生的东西。虚拟与现实技术这一有史以来最奇特技术的出现和逐渐成熟，催生出了网络虚拟银行、虚拟工厂、虚拟办公、虚拟社区、虚拟图书馆、虚拟实验室、虚拟医院、虚拟游戏，甚至虚拟国家等等。虚拟世界的存在也给网络传播造成巨大的、直接的负面影响，如个人网页、BBS新闻组、聊天室等的信息言论，充斥着不确定性，虽然在网络管理上有事前事后过滤、真名注册等说法，但由于身份的隐蔽性，道德意识、文化修养水准不高的“符号人”，依然可以大量制造虚假信息、色情信息、不健康言论，腐蚀精神，败坏风气，甚至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至于网上侵权问题、网络黑客的侵犯、网上色情活动给青少年带来不利影响，更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成为网络“虚拟世界”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七、传播空间完全开放

网络是完全自由和开放的世界。开放性是网络传播最根本的特性。整个互联网就是建立在自由开放的基础之上的。互联网上无国界，网络传播系统是一个高开放性的、全球化的系统，这是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传播系统的一大特点。在虚拟的空间里，世界各地的使用者互相联系，这些人在网络上自由交流，交换信息，从事网上活动。在这里人们与世界的联系变得非常便捷、迅速。他们可以经常访问国外的网站，与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交友、聊天或者探讨问题。这对于人们形成全球意识起着积极的作用。

八、出现变异网络语言

在现有的网络环境下，受网络传输速度的制约，大部分的网上交流采用字符的形式。为了加强网络传播的效果，网民们在实践中发明了一套独特的网络符号――“网络语言”。所谓“网络语言”是指那些在传统语汇中不存在，首先在网络上出现的语言运用符号，或者虽然是传统语言符号，但在网上交流中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网络传播中的语言符号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与印刷媒介中的语言符号，规范的语言相比，出现了很多变异现象。网络语言是作为网络的伴生物相应而生的，在使用过程中初步形成了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数字化传播论文篇7

[摘要]：2009－2010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并不平衡。传播理论研究继续寻求新突破，并有所成就，但焦虑情绪也若隐若现，相信压力会化为动力。媒介经济与管理扩展了自己的“领地”，势头正旺。广告和公共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广告研究正在探索自己的理论根基。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视野和交叉性，研究前景充满希望和挑战。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趋势，其学术影响力日益增长。2009－2010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虽然亮点不少，其实问题也存在，并且多是老毛病。当下最需要大家坚持的是，要紧追国际前沿、扎根中国现实、掌握研究尺度、努力创新理论。

（接上）

四、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国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在文献数量上呈现飞速增长态势，在各个重要相关研究领域都取得进展与突破；这使得本领域内的研究综述无论如何概括，都难免挂一漏万，有遗珠之憾。

（一）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备受重视、日益繁荣

中国互联网产业、网络传播事业及新兴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网民数量和移动通讯媒体使用者在这两年内又有了巨幅增加，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达4.57亿，手机网民3.03亿，这一数据显示网络在中国城乡特别是在农村的加速普及。新媒体事件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增强，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备受重视，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指南与资助名录显示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极大支持。整体看，本领域学术生产（论文、专著、课题等）的数量突飞猛进，质量有所提升。比照前次报告，检索中国知网在这两年内收录的期刊、博硕士论文，题名中含“互联网”的就有4106篇，其中属“新闻与传媒”类的有398篇。与2007-2008年度相比，唯题名中含“博客”的文献略微减少之外，其余主题文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较为突出的新兴研究点为“微博”（224篇）和“SNS（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106篇）。

（二）网络舆论舆情的基础理论及应对策略研究取得新进展

关于网络舆论引导与网络舆情预警、监测以及与网络相关的突发舆论事件应对策略研究等，一直是本领域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近两年，关于网络舆论舆情的研讨已显现出新闻传播业界和学术界对此均有深刻认识和深入进展。业界方面，至2010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已连续4年的年度《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以扎实的数据分析，宏观勾画年度舆情演化的全景动态。学术界方面，喻国明研究团队《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0)》，南京大学谷尼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的舆情研究实验室的研究报告也涉及网络舆情监测和评估。这些报告的显示，网络舆论舆情研究成果已经进入系统性呈现、数据化分析的状态，成为一种公众传播的信息和知识；而其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1.从宏观上研究整个中国网络舆论演进历程与舆情发展的总体规律。例如，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1/2010/4），通过对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系统分析，发现我国网络舆论事件若干整体特征，其扩散过程基本呈现出的葫芦状模型有助于把握中国网络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刘九洲、许玲（《论网络舆论传播中的公民协商和公民行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在研究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发现公民协商的重要功能，“为后来在一定条件下所引发的、旨在发挥某种政治影响力的公民行动做好舆论准备，从而达到网络舆论传播的最大效果。”

2.在微观层面解释和揭示舆论事件与舆情事态发展过程中的传播机制与规律。例如，王国华、戴雨露（《网络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在研究中发现“沉默螺旋”理论在网络传播中的局限性，指出“反沉默螺旋”模式，并分析其理性和非理性的两种途径。廖卫民、柯伟（《网络舆论波研究——基于波浪力学及杭州两起舆论事件的理论思考》，10/2010/4）提出了网络舆论波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5.7”飙车案和“8.4”醉驾案对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舆论波有不同运动特征和演化规律，需采取不同策略应对：“舆论风浪”发生后往往会引发“舆论涌浪”，应避免对坡岸的反复“冲刷”；还要注意防范舆论波出现能级加强的“共振”现象，避免群体性事件。田大宪、贾举（《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机理与调控方略》，9/2010/4）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了模型建构分析，指出其“多维的变量系统”特质，集群行为迎合了网民的选择性期待，与事件的“引爆点”相伴而生，在网民的意见博弈中议题得以存活与扩散，产生网民热议的“蝴蝶效应”，进而推动集群行为生成。白寅（《网络流言传播的动力学机制分析》，1/2010/5）通过系列案例分析和调查实验验证了若干假设，揭示出网络流言传播的微观心理机制和行为动因。魏丽萍（《网络舆情形成机制的进化博弈论启示》，1/2010/6）则对沉默的螺旋与蝴蝶效应进行了反思，用经济学中的进化博弈论来模拟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有较强的新意，有助于理解舆论过程中的把关人和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发现“中坚分子”的存在对于博弈过程中舆情逆转可能性的作用。

（三）新媒体与经典理论结合，丰富发展传播学理论

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研究的文献中有相当一批是集中在传播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之内，这一状况依然存在，近两年内出现了一些重要研究，对于传播学理论本身发展有所突破，有所贡献、助益。例如，浙江大学韦路的英文研究论文Filter Blogs vs. Personal Journals: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Gap on the Internet（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9，532–558）基于实证数据，以博客内容生产为案例探讨并深化了传播学关于“知识沟”的认识，指出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上也存在“知识沟”，比之于知识占有（Knowledge Possession）更清晰，也是更深层面的“知识沟”。韦路、李贞芳（《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进一步比较了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知识沟效果的差异，通过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使用沟和知识沟在因特网上比在传统媒介上更明显。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播学理论。例如：钟智锦（《使用与满足：网络游戏动机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2/2010/10）以样本量为467的网络调查为基础，发现玩家在参与网络游戏时会同时受到追求个人成就、享受社交生活和沉浸于虚拟世界并逃避现实麻烦这三种动机的刺激，均对游戏时长和游戏黏着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沉浸型的动机比其他两种动机对游戏黏着度的影响更大，社交型动机对公会/团队活动的次数和质量的影响最为强大；其发现客观上丰富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微观机制。殷俊、孟育耀（《人肉搜索与“把关人”理论的调适》，2/2010/2）通过分析人肉搜索活动中的信息把关行为发现媒介组织把关人的形态已经改变，网民个体与微组织的多重把关行为交叉进行，形成“协同把关”机制，这一新媒体形式对传统传播学理论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颠覆，值得思考。总体看，这类文章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将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移植和扩展运用到对新媒体和网络传播活动的研究中，以探求其规律，文献数量较多，但有实质性的新发现的文献还不够多。

（四）新媒体与网络社会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多彩

由于新媒体越来越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网民行为等诸多视角来考察传播规律，比照2年前，这类论文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进展，成果也非常丰富多彩。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3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刊载的文章中就有数篇扎实的研究。《生意人的神杖：手机的现代性意义》（吴玫、林海鋆）综合运用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赋予理论（affordance theory）和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 theory），“通过对中国福建企业者的日常手机使用的采访和质化分析，来探讨中国企业者的手机使用与生意运作的关系，特别是他们手机使用中所展现出来的手机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如果说该研究讨论的是新媒体在经济生活中赋予人以进取性的商业文化特征，那么，《BBS社群实名注册制研究——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为例》（巢乃鹏、周玉黍）则观察到高校BBS在采取网络实名制后，议题敏感度的陡然下降和逐渐恢复的变化过程，揭示了网络生存行为的数量变化特征。《三种互联网社会软件对个人社会关系建立的作用比较》（范博阳）以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强弱连接的理论为基础，经过比较研究发现：IM适合建立小规模、较紧密的连带关系；SNS有利于建立大规模的连带关系，对弱联系的建立比较有帮助；BBS虚拟社区比较松散、游离的状态使得其中建立大规模的紧密连带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和较长的时间。

除此之外，2009年第3期《中国传媒报告》刊发了一组文章冠以《新媒体的力量》（杨伯溆），分别研究了手机报、BBS、短信的传播特征与规律。例如，《北京市居民手机报使用情况的定性考察——通过新媒体看“议题融合”理论之初探》（陈红）借助“议程融合”理论进行研究发现：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test）及再造（reproduce）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 rich），还是信息贫穷者（information poor）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融合。《政治网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倾向——基于强国和猫眼的探索性分析》（唐芳）选择网络论坛“强国”和“猫眼”作案例分析，抽样调查发现政治网民群体不等于网民整体，引入“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分层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政治网民的主体来自社会中层，其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无明显的关联。这些研究揭示了网络社会生态中的复杂关系与微妙互动，推进了整个网络传播研究的学术成果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还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此类问题，如：陈韵博（《新一代农民工使用QQ建立的社会网络分析》，2/2010/8）以新一代农民工为目标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线上民族志等质化方法探讨他们如何利用QQ建立社会网络，研究表明通过使用新媒体，农民工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为自己在城市中的谋生获取来自官方及体制外的支持。丁未、田阡在《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1/2009/1）中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居住在深圳市石厦村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媒介技术使用为个案，从一个侧面展现农民工群体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及其演变过程，研究中发现新媒介的使用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拓展甚至突破社会关系边界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他们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利用现代媒介技术形成、维系、加固他们认为可靠的社会关系圈，一旦遇挫反而更求助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

（五）关于微博、SNS、微视频等近年走红的新媒体研究进展

新媒体技术在2009-2010年的新发展，也直接引发了新媒体研究的新热点，特别是微博成为近期研究大热门，这基本上显示了此类研究与技术发展应用的密切关系。

在题名含“微博”的224篇文献中，多数为新闻学期刊的业务研究和引介性、描述性的理论分析，例如：《微博：从嵌套性机制到盈利模式——兼谈Twitter最受欢迎的十大应用》（喻国明等，《青年记者》/2010/21），《微博以及报刊的若干“玩法”——当下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视角》（陈娟，10/2010/3），《微博客的媒体特质与传播能量》（闵大洪，《新闻战线》/2010/9）。还有一些实证研究、理论探讨和批评反思的文献，例如，《微博互动的结构与机制——基于对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夏雨禾，1/2010/4）通过对438个样本的分析，对新浪微博互动的结构性要素和发生机制进行探究，发现“链状”、“环状”和“树状”对话结构同时并存，话题空间成长性明显增强，在现实社会话语权力空间中处于弱势的“草根”将有可能成为微博互动再建构的主导性力量。《微博时代的粉丝传播》（蔡骐，14/2010/8）从“微信息”、“微距离”和“微革命”三个层次来展现粉丝们在微博中的新形态及其所展现的自我、人际与大众传播特征，揭示出隐藏其后的社会生态变革。《微博的理想与现实——兼论社交媒体建构公共空间的三大困扰因素》（袁靖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以反思批评的研究视角提出在微博这一自媒体进一步演化为社交媒体的时候，更需要警惕网络商业主义、集体无意识和注意力承载力这三方面因素的困扰，势将影响微博对舆论公共空间的积极建构。

关于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的研究有《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为例》（丁汉青、王亚萍，1/2010/3)，通过观察法和文献综述法，构建出一套甄别出意见领袖的指标体系，并采取内容分析法跟踪不同类别话题，研究发现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之意见扩散与接受不同于创新扩散的倒U，而呈现长尾状；意见领袖在对普通网民的影响层次与话题类型相关，时政类话题对态度层面影响较明显，专业类话题对认知和行为层面的影响较大。且相对于传统意见领袖而言，SNS意见领袖具有自我、网络使用活跃、乐于分享等特点。《微视频的青年亚文化论析》（陈霖、邢强，2/2010/3）通过对微视频制作和传播的考察，从媒介的抵抗、身份的认同和创造的潜能三个方面分析寓于微视频中的青年亚文化存在状态，给人以启发意义。

（六）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研究的新视野和未来方向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管理学者、信息情报研究者等以各自的学科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了有启发的成果，例如：《外场和惯性双重影响下的无标度网络上舆论传播动力学》（李小刚等，《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2010/6）；《网络传播技术控制的共轭控制模式研究》（刘耀，《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5）；《基于小世界理论的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网络调控研究》（陈晓剑等，《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5）等。此外，在本领域内还有一批专著、学术会议和课题都能展现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成果，闵大洪的《2009年的中国新媒体研究》（《新闻前哨》/2010/2）梳理了2009年这方面的基本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2月浙江大学举办了首届“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国际学术论坛；2010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以“新媒体新生活新世界”为主题。这些学术会议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本领域的学术前沿研究成果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提炼和检阅，预示了本领域研究的前景与方向。

五、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的新进展

2009-2010年的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版学和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版史研究、出版经济研究、出版文化研究、数字出版研究几大领域，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可从中观照该领域近两年的研究重点、热点与成绩。

（一）出版学、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

2009-2010年，中国出版学、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学科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探讨和学术史总结回顾。

张志强阐述了英美两国出版学学科归属，分析了中国出版学学科归属现状、出版学学科特性，就出版学学科发展提出重要建议（《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15/2009/9）。魏玉山等辨析了出版学的学科属性（《出版学学科属性之辨》，16/2010/2）。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关系、学科定位和学科名称是编辑出版研究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吴赟、王和平对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吴赟：《对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的再思考》，15/2009/2；王和平：《从传播看编辑出版学学科名称的不合理性——兼论“大编辑”、“大出版”观念的树立》，16/2009/8）。李频探讨了出版学的研究核心和学科边界问题（《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李苓认为：“编辑出版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在目前或许将来一段时期内都可能是一种多棱镜所反映的景象”，“惟有从学科建设的宏观角度出发，厘清以往研究视野中的矛盾与问题，才能求证学科建设的科学依据并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论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李武对英国八家高等院校出版课程主管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了英国出版研究生教育的特征（《英国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特征分析——一项基于深度访谈的实证研究》，2/2009/1）。在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下，2010年教育部批准设立出版专业硕士学位，这对促进出版学学科建设、加快出版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在编辑学理论领域，中国编辑学会提出以“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为主体的编辑学研究方略。姬建敏认为，在“大编辑”思想的指导下，近两年来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近两年来我国编辑学研究特点简论》，《编辑之友》/2009/12）。吴平、黄星则认为“总体而言，近五年编辑学研究没有整体上的突破，但在研究成果数量和研究内容上有一定提升、扩展，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亮点”（《编辑学研究五年》，17/2010/5）。一些学者深入探讨了编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郝捷以社会分工理论为起点，分析了编辑职能的演变（《从文化分工看编辑职能的增强与演变》，17/2009/1），吴平探讨了数字出版时代编辑理念的建构（《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理念》，15/2009/2）。编辑思想史研究正在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吴平：《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1/2010/1），但目前研究者多偏重于考察个体出版物的编辑理念或单个编辑家的编辑思想、成就、艺术，对各个时代编辑思想的整体历史研究罕见。

编辑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探讨。如：王鹏飞认为当前编辑学研究难以深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固有的编辑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危机，亟需对现有范式进行反思与突破（《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出版思维”与“实践思维”之批判》，《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王伟认为中国编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种范式，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多元范式并存有助于中国编辑学的发展（《研究范式与我国编辑学的发展》，《编辑之友》/2009/7）。张国辉指出，数字世界摧毁了编辑学研究的传统围墙，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将发生诸多变革（《编辑学研究的新趋向》，17/2010/5）。

从1949年李次民出版中国第一本名为《编辑学》的著作至今，中国编辑学研究已走过60年历程。学者们对60年来中国编辑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反思，如：姬建敏的《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回眸》（15/2010/5），王振铎、刘大年的《编辑学研究60年的学术发现——编辑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

（二）出版史研究

在新文化史研究范式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出版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关注出版物文本的阅读、接受、社会影响等课题，努力拓展以往研究未涉及的内容，重新解读旧材料，大量利用新文献，取得不少新的学术成果。

学者们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反思和前瞻。张志强评述了海内外中国出版史研究名家的学术成就与贡献（《钱存训先生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贡献》，17/2010/6；《一个致力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日本人——樽本照雄和他的晚清小说及商务印书馆史研究》，20/2010/5）。张文彦、肖东发、范军分别总结分析了2000-2009年、2006-2010年中国出版史研究情况（张文彦、肖东发：《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范军：《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17/2010/5）。

一些学者就出版史研究的视野、方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认为：许多和文化传播及文化交流有关的议题都与出版史有关，出版史研究应重视文化史研究范式（《从出版史到文化交流史》，《书城》/2009/2）。汪家熔就出版史研究方法提出了五点倡导（《谈出版史研究方法》，《济南大学学报》/2009/4）。林盼指出：出版史研究“应当进一步吸纳国外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尤其是阅读史研究路数，洋为中用，开拓视野，最终形成适合本土及本学科的研究范式”（《寻找出版史研究的“第二推动力”》，《出版史料》/2010/3）。刘兰肖、刘宇新认为“未来的出版史研究，除了继续加强史料建设和弘扬求真与经世的学术传统外，迫切需要的是在保持学科本位的同时加强同其他学科的对话。”（《2008年出版史研究概述》，16/2009/2）

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国际化是出版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动向。2009年7月，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杭州共同举办了“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试图为书史和经济史搭起一座桥梁。2009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与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出版的文化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研讨会，会议围绕“西学东渐与中国出版”、“出版与文化互动”、“出版与语言接触”等方面，探讨了出版业变迁与中西文化传播的关系。

（三）出版经济、出版产业研究

出版经济与出版产业研究是中国出版研究的重要板块。近两年中国的出版经济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出版经济学理论、出版产业、出版企业与出版市场、出版资本运营、出版赢利模式、出版产业“走出去”、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等论题上。

在出版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提出，出版产品的经济特质是出版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出版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点。在出版产业研究领域，研究者着重探讨了出版产业链、产业竞争力、产业经济政策与政府规制、产业组织结构、产业集聚与布局优化、产业评价等主题。出版企业与出版市场研究的成果主要分布在出版企业竞争力，出版企业组织建设与公司治理，出版市场垄断与竞争，出版营销、出版价格等市场行为，出版市场绩效等方面。出版资本运营研究集中在出版业资本运营的基础理论、现状、困境、误区、战略等方面。出版赢利模式研究集中探讨了媒介融合与数字出版环境下新兴出版业态的赢利模式问题。出版产业“走出去”的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出版业国际化发展及版权贸易的影响因素、方式、风险、困难、策略、政府和行业组织的角色等内容。2009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关系到中国出版业全行业企业化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转企改制问题再度成为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新闻出版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模式，体制改革的深层逻辑与风险，转企改制对出版机构与主办单位、政府之间关系的影响，转企转制后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治理结构等主题。

可喜的是，研究者在出版经济研究过程中更加注重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视野与方法的引入，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加大了信息公开力度（如新闻出版总署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建国以来首次新闻出版产业调查，并全国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上市融资使得一些出版机构定期公开运营状况制度化，专业研究机构在研究资料整理、上也作出了积极努力，这都使得出版经济研究所需的资料、数据更为丰富。由于研究思路、理论参照系、方法、资料诸方面的改进，使得出版经济研究更加脚踏实地，其成果在理念创新的同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四）出版文化研究

将出版置于文化的坐标上进行考察，是出版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作为一个从文化视角探索出版的领域，出版文化研究历久弥新，成果频出。

2009-2010年，研究者对出版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和研究现状，出版文化的社会功能，数字化转型对出版文化的影响，出版文化与国家软实力，出版文化理性，出版文化与现代文学，出版伦理，出版文化环境，具体出版物的社会文化影响等内容进行了分析。杨军认为：出版文化研究，是文化理论运用于出版研究的成果；当前国内出版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需要运用新的研究范式予以弥补、加强（《出版文化研究：理论、现状与范式》，17/2009/4）。肖东发、杨琳评述了中国出版文化研究进展（《一门年轻学科的坚实足迹——近20年来我国出版文化研究综述》，20/2009/6）。夏德元等探讨了出版数字化转型对出版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夏德元：《中国出版数字化转型中的文化冲突》，《学术月刊》/2010/4；梁上启、冯春英：《数字技术对出版文化的影响》，17/2009/6）。张文彦、肖东发基于中国出版业在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实力，对出版业如何促进国家软实力提升进行探讨（《从全球出版结构审视中国出版文化软实力》，《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李春雨认为，现代出版是现代文学的摇篮，现代出版不仅是现代文学的生存手段，而且对文学的发生、发展、转型具有结构性的反作用（《“出版文化”与现代“文学场”的生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6）。范军、胡敏分析了出版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走向世界丛书”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影响（《“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文化价值》，16/2010/1）。编辑文化、期刊文化的研究是出版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编辑文化的研究主要分布在编辑话语、编辑的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编辑创新、编辑与国家软实力、网络编辑的文化定位等主题上；对期刊文化的研究则主要探讨了杂志中的文化生产与形象再现、时尚杂志的社会认同与文化定位、杂志图文化现象等内容。

（五）数字出版研究

数字出版已成为中国传媒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2009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首度超越传统书报刊出版物的生产总值，2010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发展策略。在此宏观背景下，学界、业界对数字出版研究的热情遽增。数字出版研究集中在数字出版运作与赢利模式、版权保护、技术障碍、资源整合、管理规范、人才培养、数字化阅读等方面。

最近两年数字出版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王鹏涛的《基于流程再造视角的数字出版产业链创新研究》（《科技与出版》/2009/4），吴信训、吴小坤的《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冲刺关键——构建数字出版公共（交易）平台的构想》（10/2010/8），李红强的《数字出版：基于现实的规律分析》（18/2010/11），陈洁的《数字出版赢利模式研究报告》（《求索》/2009/8），刘英、曾莉的《数字出版网络影响因子研究》（19/2010/5），王志刚的《数字时代版权保护与知识共享的冲突》（《中国图书评论》/2010/4），李伟国的《金字塔知识结构数据组织——论数字出版的一种架构和编辑方式》（20/2010/2），李欣人、段婷婷的《权威的消解与受众的转化：数字出版时代传播关系的重构》（16/2009/10）。

数字出版研究涵盖了全媒体出版、手机出版等研究内容。研究者探讨了全媒体出版的特征与前景，分析了手机出版的运营模式、行业标准、产业竞争、受众需求、传播策略等问题，如：张大伟发表的《数字出版即全媒体出版论——对“数字出版”概念生成语境的一种分析》（4/2010/1），陈明子的《全媒体出版的SWOT分析——基于〈非诚勿扰〉全媒体出版的思考》（15/2010/3）等。

数字出版研究已开始扭转偏重理论研究的局面，逐渐实现与行业发展对接，一些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而且对于指导和改进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于数字出版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也逐渐增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定期主办了中国数字出版年会。2010年10月，美国佩斯大学、武汉大学、新闻出版总署高级出版研究中心（武汉）联合主办了第三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

六、结语

2009－2010年的传播学研究发展并不平衡。传播理论研究焦虑情绪若隐若现，埋头研究寻求突破的人也大有人在，压力将化为创新的动力。媒介经济与管理扩展了自己的“领地”，势头正旺。广告和公共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广告研究正在探索自己的理论根基。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视野和交叉性，研究前景充满希望和挑战。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趋势，其学术影响力日益增长。

2009－2010年度的传播学研究亮点多，问题也存在，而且多老毛病，大家都眼明心亮，无须我们多言。中国传播学研究最需要的是要扎根现实、开放视野、心胸开阔、坚持不懈和言行一致。可喜的是许多传播学人并未停滞，总是尽力的行动和苦苦的探索，也许学科真正自主的生命能量就蕴含在那些无论如何都要研究、都要探索的劲头十足的人们中吧。

[参考文献]

[1]新闻与传播研究（文中1/2008/2指《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2期，下同）.[Journa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1/2008/2”， means the first journal listed is referred as Journa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ublished in 2008，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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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编辑学刊.[Editors Monthly.]

数字化传播论文篇8

卫星数字发行是利用卫星网络向用户提供数字化出版物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将通过国家审核的合法出版物，包括：音像、图书、杂志、报刊、软件、游戏等实用信息，经过数字化加工转换，利用严格的版权保护系统，经过加密处理后从唯一通道上传到卫星，通过优质安全的卫星信号，快速储存到全国任何地域的用户终端上，用户经过认证解密后有选择地进行阅读、观看。

卫星数字发行这种新型传播方式具有独特优 势：卫星覆盖范围广不受地域环境限制，快速将文化产品传播到全国任何角落，用户使用小型天线直接接收卫星传输的数字出版物，无运输流通等环节，大大提升了发行速度，卫星具备高速传输能力，无论用户数量多么庞大，每一用户将同时以同一速度接收信息；卫星数字发行节省了包装、物流、损耗、存货、库房、渠道等发行成本，通过全国性的统一平台实现集约经营、绿色环保；卫星数字发行上传通道唯一，网络严格管理控制，数据双重加密，确保传输内容健康、安全、合法。

卫星数字发行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应用，为新闻出版的文化拓展了新的传播渠道，将加快文化信息的资源共享、提升先进文化的传播力，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力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繁荣发展。

人造卫星缩小了我们巨大而又迅速变化的世界。随着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进步，卫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并且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庞大的卫星网络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出版物传播体系，有效提升农村文化普及、教育资源共享以及行业文化传播力。人造卫星推进信息全球化时代的进展，通过卫星的制高点优势快速建立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国际化的卫星出版物传播平台，让世界各地都可以更便捷地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让中国对外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让中国形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数字化传播论文篇9

关键词：数字化期刊；电子期刊；著作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79-02

期刊作为主流媒体之一，其编辑、出版、传播也经历着数字化变革。数字化期刊是未来期刊发行的发展方向。数字化期刊可以使读者根据需要浏览、阅读、下载所需内容，从而避免对于需要和不需要的内容只能一一接受的被动局面。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数字化期刊的出版并不限于通过光盘、磁盘等期刊复制方式，还包括网络传播等其他方式，因此，数字化期刊比传统的纸质版期刊更容易被复制、剽窃和重新。数字化期刊的网络化特性有利于期刊的传播和利用，但其共享性和开放性与著作权的专有性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使得数字化期刊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更加突出，客观上增加了版权保护的难度。

一、数字化期刊所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数字化期刊是期刊社把以传统纸质形式存在的作品输入计算机变成二进制的数字编码，并通过网络传播或发送到用户终端，供用户浏览、阅读或下载。它具有网络传播、检索便捷、多向互动和成本低廉等特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维普网是其代表。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现行著作权制度的相对滞后，使数字化期刊的编辑制作、出版发行、开发利用遇到了新的著作权问题。任何人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获得作品，并将其再次传播，从而产生了侵权的可能。譬如，网站未经著作权人同意进行链接、转载、转发甚至篡改，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授权将纸质版的作品数字化且上传网络或将期刊的光盘或网络版录入数据库，诸如此类侵犯作者或期刊社著作权，侵犯著作权人利益等现象比比皆是。以下分别就期刊数据库制作、电子期刊传递和网站建设等三方面，分析其中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一）期刊数据库制作中涉及的著作权问题。期刊数据库的制作涉及对大量既有作品的利用。万方、维普等大型数据库的建立，使读者坐在家中，就可以通过关键词、题目、年份、作者、刊名等多种检索方法，从数据库中即时、精确地检索到自己所需的文献。这些大型数据库超文本链接，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打破传统期刊文献之间孤立的状态，随时进行分类检索获取文献。期刊数据库的著作权问题首先是对其所使用作品的权利划分与保护问题。无论是纸质版期刊还是数字化期刊，以及由纸质期刊或者独立的数字化期刊制作而成的电子期刊数据库，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期刊数据库在制作过程中，应核实进行授权的期刊社是否已经获得期刊中所有作品作者的授权，并且明确作者授予的是什么权利，如果权利归属不清，期刊数据库仍然走不出版权困境。重庆维普是我国最早的期刊数据库制作商之一，其以扫描录入方式收录了我国8000多种期刊，未经许可也未支付著作权人报酬，以营利为目的，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事实上，重庆维普在案件发生前在努力做授权工作，但因取得授权的覆盖面很小，有相当部分是在没有同作者协商情况下的越权授权，没有法律效力。所以，数据库制作商即使能找到每一位权利人，也不排除存在署假名、匿名的问题，权利人身份难以鉴别，授权谈判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数据库制作商仍免不了受到侵权的指控。无论是数据库制作商向著作权人取得授权，还是著作权人向数据库制作商授权，都需要在双方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机制，数据库制作商向著作权人取得授权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因为：如果制作数据库涉及对期刊整体的复制权，那么必须取得期刊社的同意即授啵黄诳社掌握大量本刊所登载论文的作者信息，且有的期刊社已经从作者那里受让了著作权，因而在取得特定期刊文章作者授权的过程中简化了授权程序，节省了授权成本，也提高了授权的成功率。

（二）电子期刊传递中涉及的著作权问题。电子期刊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而诞生的，它以全新的面貌淡化了纸质版期刊“刊”与“期”的概念，更适应信息传播的特点。电子期刊伴随着存储媒介的发展，经历了软盘、光盘、网络等三种形式。它是借助计算机网络，完全以电子化、数字形式组稿、审稿、制作、出版和，并以计算机网络为传播工具，没有相应纸质版或其它类型电子版，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且每期均附有编号和日期标识的连续性电子出版物。电子期刊较纸质期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更新及时、类型多样化、传递速度快、界面互动友好性、可获得性强、数据可靠性稳定等都是纸质期刊所不具备的。相对于传统的纸质版期刊，电子期刊的版权保护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因为电子期刊的复制和传播更加便捷、隐匿、难以控制。无论是网络服务商还是电子期刊作品本人，均无法得知进行复制、传播、制作的行为人是否有权复制和传播作品，更无法得知其复制行为是否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个人欣赏、使用和学习”等“合理使用”的情形。网络环境下出现了新的版权模式，电子期刊进入开放存取时代。开放存取是网络环境中一种全新的模式和重要的知识交流方式，它以“免费获取”、“自由利用”为发展理念。开放存取的电子期刊受到保护的主要是作者的署名权和作品的完整权，使用开放资源必须注明论文题目、论文作者和论文出处，以此保障作者的“原创权”和研究成果的可见度。

（三）期刊网站建设中的著作权问题。网站是期刊社将经编辑部编辑加工、定稿后的文章上网，是期刊社对外的窗口和形象。创建网站首先是个技术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问题。网站建设的成果属于作品范畴，所以网站知识产权的核心是著作权保护。这涉及作者的著作权、期刊社的著作权，网站应取得作者和期刊社的双重授权。有的网站为提高知名度、点击率，既未取得作者和期刊社的同意也未支付报酬，就将已公开出版的期刊整体上网有偿或免费供公众浏览或下载，这种行为就侵犯了期刊社和作者的著作权。期刊社受让的著作权主要有复制权（包括数字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权、演绎权、表演者权、录音者权以及部分精神权利。为了更好地保护网站的著作权，笔者认为，在网站建设中应增设网站版权声明，内容包括：版权归属、法律依据、权利确认、合理使用、侵权形式、救济措施、免责条款、技术保护措施等。

二、数字化期刊著作权保护策略

（一）构建合法的数字化使用机制。法律制度的相对滞后，使得现行《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数字化出版不具备可操作性。《著作权法》的修改虽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没有明确其侵权范围，期刊数字化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基础上，首先要建立国家数字版权交易平台。借助网络技术手段，把版权的信息、权利人的信息和交易、认证等都汇集于网络交易平台，结合线上线下进行交叉服务，建立一种商业性或半商业性的服务。其次要建立期刊网络数据库备份制度，一是为了便于国家对期刊网络出版物的安全性的监控；二是对期刊网络服务商的版权使用合法性进行有效监督；三是便于在相关版权案件纠纷中，快速准确地找到期刊网络服务商是否侵权的证据。

（二）建立网络文献认证管理制度。数字化期刊比传统的纸质版期刊更容易被复制、剽窃和重新发表，著作权管理信息容易被篡改，署名权的归属难以确定，财产权更加难以保证。数字化期刊的交互性和可改变性使网络信息传播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受到威胁，这就使确认网络文献权利主体具有了必要性。为避免发生著作权纠纷及纠纷发生后侵权证据搜集困难，数字化期刊必须由一个权威机构对其著作进行存储，对著作的时间内容进行鉴定，这就是网络文献认证管理制度。网络文献认证管理制度主要是起到记载作用，它对网络文献的发表时间和内容都有一个准确的记录。

（三）利用技术措施保护版权。数字化期刊是建立在数字化和网络技术基础上的，因此其保护也要借助网络与数字技术。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类保护措施：接触控制的技术措施、控制特定使用的技术措施、保护作品完整性的技术措施、对接触或者使用信息能够记录的技术措施。譬如，通过设置权限，免费开放论文摘要，只有期刊社授权才可浏览全文；对电子光盘以技术手段加密，使复制和传输行为受到限制；网站注册制度实行会员制、电子期刊下载实行购买制等。技术措施是在期刊数字化过程中权利人的自救措施，因此应积极发挥其保障功能。

（四）兼顾或平衡信息合作双方的利益。数据库收录了几乎全部公开发表的期刊文本，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是纸质期刊所无法比拟的，但作者和期刊社获得的文章上网的费用是一次性的，因此作者和期刊社获得的利益与其付出的劳动是不对等的。良好运行合作机制并兼顾各方利益，是加快整个期刊数字化进程的关键。因此应建立期刊社与数据库网站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网络服务商、期刊社和作者就权利使用的范围、期限等相关内容订立合同，通过合同明确各自的权责，以公平为原则，提出合理的付费标准。既让权利人的作品能够在网上传播并且获得利益，又能让网络服务商获得利润，万方就是成功的例子，尊重作者利益的基础上，制定了利用信息和获得利益同步共享的合作原则。对进入数据中心的信息，一年内进行免费服务，吸引读者扩大影响和声誉，从而确立在线版的地位；一年后进行有偿服务，所获利益按约定比例分成，有效地理顺了信息合作双方的利益。

（五）提高公众著作权保护意识。由于网络环境和模拟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的，这就需要我们对期刊的著作权保护策略和具体措施加以重新认识。网络环境中，期刊社有可能因为作者的侵权行为而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所以作者的著作权保护素质对期刊社的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与网上的道德教育相结合，以此提高网民的著作权保护等法律意R。无论是著作权人，还是期刊社或网站都必须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才能为数字化期刊的著作权保护提供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秦珂.试论电子期刊的著作权保护[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4，（04）：34-35.

〔2〕陈锐峰，等.新形势下数字化期刊的版权保护[J].编辑学报，2011（03）：201-203.

〔3〕阮建海.纯网络杂志发展之影响因素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04（07）：62-65.

〔4〕姚亚楠，等.原创版电子期刊发展中问题的思考[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0，（05）：565-567.

〔5〕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97.

〔6〕朱鸿军.破解期刊数字版权难题“六解”[J].传媒，2010，（08）：24-29.

〔7〕马睿.期刊数字化出版与著作权保护[J].政法学刊，2014，（04）：45-47.

数字化传播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数字技术,印刷出版,影响

1 数字技术概述

数字技术主要就是指借助多种信息，例如声、像、图、文等进行信息的加工、传送、还原以及存储。数字技术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速度快捷。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信息传播速度快，具有实时性的特点，能够满足现代化印刷出版行业的需求[1]。

2）保密性强。利用现代化数字技术能够对一些重要信息资源进行保密，避免重要信息被窃取等问题的发生。3）效率高。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印刷出版行业中还能够提高整个印刷出版行业的生产效率，促进整个行业的优化升级，实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2 数字化技术对出版文化的影响

在数字技术对出版文化的影响方面，主要涉及到对出版媒介的影响、对出版观念的影响、对印刷出版产品的影响、对出版产品营销方式的影响等等，下面结合具体的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

2.1 数字技术对出版媒介的影响

在传统的印刷出版行业中，印刷出版的媒介主要为纸质，例如报刊、报纸等，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印刷出版媒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网络出版市场已经全面形成，很多现代化的数字读物相继诞生，一方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另外一方面也改变了出版文化[2]。具体如下：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够建立印刷出版现代化信息系统，提高了印刷出版的效率，将出版媒介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多样化的出版媒介，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需求。此外，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出版信息的存储，能够实现大量信息的传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2.2 数字技术对出版观念的影响

在传统的印刷出版观念中，主要是利用实物传播渠道进行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及数字技术在印刷出版行业中不断的应用，出版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知识的传播渠道不再局限在实物，而是在印刷出版行业中，以数字化信息为渠道进行传播，如各种互联网渠道、各种移动终端等，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在知识和信息获取方面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化，对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3]。

2.3 数字技术对出版产品的影响

在数字技术对印刷出版产品的影响方面，主要包括如下的内容：出版产品的形式变得多样化，在数字技术未出现之前，出版产品的形式较为单一，农业论文主要以图书、报刊的形式出现，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子出版产品、网络出版产品以多形态的形式出现，扩大了出版产品的传播范围以及社会的影响，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印刷出版产品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会出现更多的形式，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及使用需求，同时对印刷出版社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4]。

2.4 数字技术对出版产品营销方式的影响

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实现了文化及信息的传播，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另外一方面也具有盈利的目的。印刷出版行业结合社会的需求，出版相应的产品，并进行出版产品的营销。在传统的印刷出版产品的营销方面，主要以纸质出版市场为主，通过不断的占领纸质出版市场的份额，获得相应的利润[5]。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及与印刷出版行业的有效融合，印刷出版产品的营销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互联网营销、利用数字化广告获利等等，在此种营销模式下，印刷出版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印刷出版行业的优化升级，对整个印刷出版行业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应立足当下，结合目前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现状，将现代化数字技术进行有效的应用，以提高整个印刷出版行业的生产效率。

3 结论

实际上，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代表着我国知识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印刷出版主要是作为知识的载体进行知识的传播，同时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印刷出版行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以数字化技术与印刷出版行业的融合最为典型，形成了独特的出版文化，推动了印刷出版行业的优化

升级。

参考文献

[1]董中锋.论出版文化的亚文化[J].出版科学，2016，13（1）：154-155.

[2]丁心镜.新形势下出版文化的历史创新与时代担当[J].中国出版，2013，11（15）：109-110.

[3]馨闻.西藏出版文化产业园及八瓣格桑花推介会召开[J].出版参考，2012，15（25）：19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