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经济论文十篇

创意经济论文篇1

最近一些新新人类提醒我注意—马上将要成为“前沿”的创意经济，实际已经老朽了。所以要在创意经济概念还没有普及之前，先提出“新创意经济”以正视听。昨天我在万圣书园的醒客咖啡厅被他们洗了脑之后，现在就现学现用，采用新创意经济理念，重新解释“新”知本主义。

创意经济，是凯夫斯在即将流行的《创意产业经济学》中，给我们指出的未来方向。而新创意经济，是对“创意产业第一理论权威”凯夫斯的批判，要给人们指出有区别的未来方向。我认为，北京和中关村，如果能看出我们下面将指出的凯夫斯的盲点，发展新创意经济，可以彻底解决困扰多年的“中关村问题”。

开门见山，先说结论。凯夫斯创意经济的致命伤，是没有把信息革命内生到创意经济中，所以说它是“旧”创意经济或现代版创意经济；新创意经济要把网络革命内生于生产方式来搞创意经济，所以是后现代版的创意经济。或者说，凯夫斯创意经济是创意经济第一版（“互联网除外”版）；新创意经济是创意经济第二版（“互联网2.0”版）。

凯夫斯的“硬伤”

凯夫斯这种激进理论，在我们看来已经保守了。这是站在不耽误少年儿童前程的立场上的特殊思考。少年儿童在未来10年内，可能实现的最大奇迹，就是在结婚之前成为中国首富。试想，丁磊、张朝阳，在这个天旋地转的时代，如果不靠互联网，能在结婚前进入首富榜吗？门儿也没有。可凯夫斯偏偏在创意经济这么大一个关系少年儿童前程的事业上，只字不提互联网，这不充分说明凯夫斯理论过于保守吗？这里说“只字不提互联网”，当然是一种比喻。不是说凯夫斯没有注意到互联网、没有致力于互联网创意产业（如游戏、动漫之类）；而是说，没有把互联网当作方法论，用于有效发动“‘创意’转化‘经济’”的商业革命。

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其实是很前卫的理论，但更适合30岁以上的人阅读。如果说它有值得推荐的理由，在于它是对更传统的观念的冲击。更传统的观念，还停留在物质生产和有形资产的玩法上。而《创意产业经济学》说的是文化生产和无形资产的玩法。通过这本书，人们可以认识到内容的生产与物品的生产，具有许多不同规律。区分这一点很不容易，但也仅此而已。

凯夫斯注意到了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产业规律，这是他的贡献。但他的一大败笔，是没有留意到，不仅内容特性决定创意的独特生产方式，而且技术革命特性也决定创意的独特生产方式，而后者是更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新创意经济理解的创意，要比创意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创意，更为宽泛，更具普遍意义。它更接近知本的原始意义，即活的精神创造，而不光是指生产内容。对于中关村来说，它要发展创意经济所面对的问题，不光是形成内容文化产业；更具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关村蕴含的创意资源，也就是人头脑中的“湿件”资源，利用互联网新的游戏规则，迅速释放成经济能量，形成区位优势，完成现代化转型。因此这里所涉及的创意，就不光限于文化产业的内容创意（或者说凯夫斯意义上的创意产业），还包括把广义的知本，也就是可以运用于各行各业的创造性的头脑活动，作为生产要素，以互联网的核聚变方式，迅速形成社会生产力，创造财富。新创意经济可以包容文化创意产业之外的许多经济形态。比如自主创新的技术研发产业，比如提升传统制造业价值的各种创意策划，比如缺乏资源的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在相关孵化平台上发挥创意优势低门槛创业的行为等等。这些问题，虽然不是文化产业问题，但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来说，都是要务，是新创意经济的题目中应有之要义。

中关村拥有全国最宝贵的资源，即创意资源。中关村单个人看，都极富创造力，汇合到一起，却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经济”。单纯用凯夫斯的路子，也解决不了主要问题。中关村搞创意经济，不是缺“创意”，而是缺“新……经济”，缺少“网聚人的力量”这一新创意经济的路子。

新创意经济要重点提醒人们的，就是将创意转化为经济的新方式、新玩法，特别是跟互联网的爆炸性增长有关的新玩法。而这却正是凯夫斯的思维盲点，他光注意在互联网兴起前上个世纪文化产业中早已有之的木乃伊级、骨灰级的老玩法。

创意生产方式的特性

互联网是什么？如果回答是TCP/IP，人们可能什么感觉也没有。我们要换一种对社会、经济、文化都通用的语言，把互联网说成是从集中模式向分布模式的转变。从经济角度理解，农业经济是分布模式经济，工业经济是集中模式经济，信息经济是集中模式复归分布模式的经济。“新”创意经济的“新”，在根子上与利用这一特点有关。

在传统的创意经济中，“经济”的主要含义是与“规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创意成为经济的问题，主要还是“通过大规模生产以降低成本”这样的老问题。只不过创意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实现规模经济的逻辑有所不同，这是凯夫斯致力剖析的问题。但在新创意经济中，“经济”的含义本身发生了变化，“经济”的主要含义是与“大规模定制”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规模经济”，与同它相反的“定制经济”的结合，是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东西的结合。规模经济，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化程度和较低的成本；定制经济，意味着较高的个性化程度和较高的价值。用传统的方法，是无法实现二者结合的；只有在人均3000美元收入条件下，利用信息技术革命、互联网、新经济，才能达到这种经济效果。因为互联网一头通向社会规模，一头通向个性节点。有什么样的工具，就有什么样的经济。

创意经济论文篇2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产业的两个重要方面。衡水发展历史长远，有着丰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有着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如景县的景州塔和“封氏墓群”，南门古墓、竹林寺碑和“衡水三绝”等。可以利用动画的“衍生产品”构成模式进行再开发，在动漫产业的帮助下，能够让这些传统的文化产品换发新的活力，不断打造新品牌。利用出版物以及漫画作品进行了资源的整合宣传，同时促进产品的商业化，形成产业链。在动漫制作上要加大力度，要在动漫制作方面逐渐形成影响力，比如优秀动画连续剧的展播，能够很大程度的促进衡水文化资源的开发，并且形成以旅游服务业和衍生品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能够极大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能够广泛的认可衡水，衡水的文化产品也就能够受到人们的欢迎，甚至跟衡水的文化建立深厚的感情，同时还对衡水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表示赞同，从而加大了衡水出去的可能性，并能够大大的促进文化创业产业的发展。

另外发展5D电影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机遇。4D、5D动感影院由三大要素构成，即计算机控制系统，立体放映系统，特效座椅与设备。这三者共同作用，有着极高的技术含量，属于当代高科技产品。它所面对的消费群体有儿童，青少年，旅游购物者，流动消费者，特别是高消费能力的年轻人。之前的动感影院造价高，只被运用在航空或是高科技体验或展示方面，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机会去体验其效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新科技打造出来的影院成本不断降低，不但增强了各种效果，普通老百姓只花二、三十元就能体验到4D电影所带来的震撼效果。目前，国内一线城市只有一部分有动感影院，极少数的二、三线城市有，县城更是没有动感影院。因此，我们认识到国内的动感影院项目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前景。当然，作为中小型城市的衡水也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正确确定市场定位，不要盲目进行市场扩大，要量力而行，以动漫为敲门砖，创造有城市特色的动漫品牌，借助政府的支持，凭借优势企业拓展市场，将创意产业成为城市的经济支柱。

文化在旅游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文化的追求成为广大游客主要的心理诉求。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物质生活的丰盈已经不能够满足广大消费者，而对于游客来说，文化的消费成为主要的一个方面。人们开始在旅游中享受和发展文化，科技、旅游、文化和教育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市场。衡水市应该积极的拓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依托“东出西联、南北通衢”河北省第二大交通枢纽的优势，深入的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将衡水本地的旅游资源最大化。比如在可以建立动画基于创意产业模式“主题公园”，并开发以“记忆中的衡水”为主题的博物馆，这样不仅能够形成良好的城市形象，在创意产业的发展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文化的开发方面应该发挥其历史年代的感召力，最大限度地对衡水的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

创意经济论文篇3

一、创意人才素质教育的内涵

与其他产业相比，创意产业作为一种知识产业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跨界性，是科技、文化艺术和市场经济融合的产物，对创意人才的素质教育提出很高的要求，培养多元复合型的专业人才，使其具备以下多种素质，如图（1）所示：

（一）、具备多元的知识能力。知识能力指的是专业知识、基础知识、人文知识。在创意产业领域需要创意人才不仅拥有对自身专业知识的独特掌握能力，还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功底，对创意产业的相关知识内容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而且拥有对社会的各种文化的接触积累和独特见解，并能够与产业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

（二）、具备多变的创新能力。创意人才的头脑创新能力应如孙悟空的七十二般变化，思维善变，反应敏捷，善于汲取各种创意元素，善于突破常规、推陈出新。创意思维没有想象能力、洞察力、变通能力、模仿能力、实践能力，是不能够实现真正的创新。爱因斯坦认为，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并且想像力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任何伟大的创意无不源于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力；洞察力是从多方面观察事物，把握其核心的能力，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对于产生、定位创意的点子极为重要；变通能力、模仿能力是创造性思维形成的先声，不可否认有许多成功的创意都是仿效已有，进行再设计或改造产生的；实践能力主要指的是专业实践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专业实践能力是对创新的实现和执行力，没有实践能力的实现和执行，再好的创意也只是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及。

（三）、具备多样的基本能力。所谓基本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审美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团结协作能力、适应能力、辨别能力。通过对从业人员的调查看，创意人才的优势竞争力往往不是其创新能力，而是其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可以使他们有效的协调自己的知、情、意、行，增加他们的正能量，又快又好地适应环境，保持其具备良好的的状态。学习能力是自觉地进行求知，自我发展的能力；审美能力是对艺术美、设计美、生活美基本的认识、评价能力，可以帮助人创造艺术、科学的设计作品；沟通表达能力是能够把自己创意、意图用明确清晰明确的言行或图文表达的能力，并善于使人理解和认同；团结协作能力是强调团队合作、互助互补的精神，特别是创意产业领域，大量工作的完成需要团队来进行；适应能力主要指人的处事交往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创意产业是与多种产业、部门有交集的产业，从业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辨别能力是人对事物的分析、判断、研究的能力，创意人才要有较强的辨别能力，才会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有着独特的创意和见识，取得优秀成绩。

（四）、具备良好的个性品质。创意人才的个性品质是其核心特质，是其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特质，具体体现在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格禀赋上，也体现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在常规生活中，将人具备某一特长、艺术天赋、活泼开朗、积极上进、善于创造、与众不同等特征称作良好的个性品质。对于创意人才来讲，更需要具备这些优秀的个性品质。

二、创意人才素质教育的思考

创意产业人才素质的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立体式、多元化、全方位的教育模式。总的来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影响创意人才素质教育的主要因素有:基础素质教育、专业素质教育、职业素质教育、生活环境陶冶以及个人品质等。

（一）、基础素质教育。基础素质是指人才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接受教育培养而积淀的素质，时间跨度从幼儿教育开始到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由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培养、熏陶出来的人的基本的人文素质、审美能力、表达能力、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等，这种基础素质不是浅显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创意人才来说，需要的就是这种更为坚实的基础素质。因此，要构建科学的、完整的创意人才培养模式，基础素质教育要从儿童时代开始，贯穿整个教育过程乃至职业教育阶段，形成长期的熏陶和引领；高等院校应把人文教育、创意教育、美育纳入高校的通识教育当中，在培养设计艺术人才的土壤里播下创意的种子。

（二）、专业素质教育。专业教育是在专业学校进行的为专门职业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是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创新性、引领性的人才。面对创意产业人才短缺的局面，结合创意产业发展需要，我们应改革教育理念和培养方式，大力发展高等专业教育。做到专业设置齐全、结构合理，注重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培养；建立人文素养、职业能力等与专业教学统一起来的评价标准；构建符合产业需要、引领产业趋势，开展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另外，专业院校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创意产业的相关职业技术培训，对相关行业人员进行专业再教育，大力提升行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三）、职业素质教育。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职业素质是比专业素质更进一步的素质，职业素质是来自产业实践的一种经验素质、能力素质，是从业人员从事创意产业所必需的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根据行业实践人员调查数据显示，（图2）影响创意人员成功的因素的比例为:专业素质占36.5%,职业素质占48%，社会环境占8.5%,个人品质占8%。影响创意人才职业素质的因素很多，如:受教育程度、企业环境、工作性质以及个人品质等。培养创意人才的职业素质，首先要意识到职业素质的重要性。要从学校教育抓起，从日常行为规范的守时、诚信等细节处抓起，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其次要实现专业教学和专业实战的有效统一，以“校企合作”“项目教学”等方式，按照专业实战的规范进行专业教学和考核，培养学生的职业经验。一般说来,劳动者能否顺利就业并取得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人的职业素质，职业素质越高的人，获得成功的机会就越多。

（四）、生活环境陶冶。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一种教育形式，要努力打造适合创意人才生活的环境。首先，积极保护和建设各种文化资源，这是创意人才从事创意活动的基础，不但要保护好已有的文化遗产，而且也要建设好文化、生活等基础设施。其次，政府和社会对“创意”要有宽容度，要提高大众对创意的欣赏和消费能力，要通过各种平台、活动弘扬创新、鼓励创意。再次，高等院校要大力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人文环境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具有其独特的感染力、影响力，使学生的精神得到升华，人格得到塑造，个性得到发展。

（五）、个人品质。创造性人才在人格上具有独立性强、好奇心强、求知欲强、敢于突破常规、有怀疑精神等个性品质，他们渴望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个人或团体，渴望得到尊重认可，渴望实现自己的想法和价值，具有强烈的成就欲望。因此，我们要充分的尊重、认可他们，欣赏他们，真正做到“尊重人才、尊重创意”，从而激发他们的创意灵感和创新意识，为创意产业创造高水准、高质量的创意产品。

三、总结

创意经济论文篇4

2012年9月19日上午，由天津市创意产业协会主办的“创意未来经济”主题论坛在天津喜来登酒店隆重举行，包括学者、政要和企业家在内的创意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先行者们共计300余人参加，规模空前。国际著名创意产业专家约翰·霍金斯先生出席了此次论坛，作了“创意生态:创意经济如何塑造未来？”主题发言，以“创意经济将取代以自然资源消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济模式，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的观点，回应了刚刚在天津闭幕的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的“塑造未来经济”的诉求。这是一次有关城市与创意产业发展的深入谈讨，思想在立言、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碰撞和交流。约翰·霍金斯先生接过特聘为天津市创意产业协会特邀高级顾问的证书，以及创意经济《天津宣言》发表，标志着天津的创意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霍金斯：创建良性创意生态环境

在“创意生态：创意经济如何塑造未来？”的主题发言中，约翰·霍金斯指出：发展天津创意经济最为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创意人才，二是完善发展创意市场。他通过创意产业理论的发展过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和创意生态的基本观点。“‘创意’是与‘重复’相对立的概念，从总的来说，未来的经济是逐渐远离‘重复’的经济；创意经济是具备可持续性、用户体验性，不存在对自然的破环性的经济；创意经济、创意生态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创意经济的提出和发展，应该可以替代‘物化经济’而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约翰·霍金斯讲道。

创意需要有自由的充满多样化的环境，这是霍金斯的第二个观点，这就需要创意的“自由市场”：人人都有创意，创意需要自由，自由需要市场。只有在创意的生态环境中模仿、互利和学习，才能将个人想象力充分变成可以交流的创意，才能实现由创意到市场的转变，而塑造未来经济的关键是形成能够激发创造力的市场制度系统，因为创造新市场的自由与创造新产品的自由同等重要。

同时，他提出了城市、教育和学习对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城市最大的诱惑力是优秀人才的高度集中，从而形成不同领域的思想碰撞。学习是自主的事情，但是否愿意主动学习，是否愿意去质疑，这与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互为因果关系。霍金斯强调创意生态要通过对话产生新颖性，只有思辨交流，才能启迪更多智慧。

专家论剑，创意经济改变未来

此次论坛暨对话霍金斯，邀请了天津市创意产业5位业内专家与霍金斯交流互动，围绕创意经济与城市空间发展、创意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创意经济需要新的市场机制、创意经济需要新的财务思维和产业金融体系作为杠杆、创业经济的政策制定过程、创意经济与信息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和对话，把脉天津创意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塑造未来经济给予了答案。

夏平：创意产业是一种独立的产业吗？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约翰·霍金斯：我在《创意生态》这本书中提到过“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一种叫经济，一种叫创意经济”。我们应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待创意经济，它是拯救我们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态度，一种看待人、自然、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视角。它不再过多利用自然资源，而是利用想象力、利用创意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得以实现。

康军：2008年，您发起推广创意生态的思想，并和中国同仁合作创办了创意生态实验室。我一直关注创意生态实验室，它的功能有哪些？创意生态如何通过实践进行推广？

约翰·霍金斯：我们创意生态实验室想把关于创意生态的理论和系统应用到跟城市发展有关的实践当中,致力于探索在城市空间再造、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应用和实践。其中有3个步骤，首先是关于对变化、学习和适应性这些个体概念的分析和研究；第二部分就是明确每个个体在创意生态系统里扮演的不同角色，我们从微观到宏观这些不同层级进行了研究；第三部分，就是跟城市的发展者、规划者们探讨怎么把第一步、第二步进行转化。我们和城市的政府合作，包括对在造的工程、项目进行咨询和策划，我们与企业合作，把创意生态带进企业，挖掘内部员工更多创意潜力。我们希望跟城市的规划者、企业内部的管理者等一起努力，把城市、社区、企业打造成大小不一、规格不一的创意生态模式。这是创意实验室的梦想，欢迎大家加入打造天津创意生态行动。

薛义：80年代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增设艺术课程，到目前全国1500多个高等院校均设有艺术课程，每年我们培养出来100多万艺术专业毕业学生，但是后来真正成为艺术家的很少，在国际上获奖的就更少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在教育方法上需要很多改进？霍金斯先生在天津创意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建议？

约翰·霍金斯：人才的培养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点。以英国艺术院校为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宽容、自由、能充分发挥想象力和才华的环境。另外，一个城市的创意产业的成熟，并不是单一地看有多少设计师和艺术家创造出具有美感和设计感的产品或服务，更重要的是城市的消费群体能够懂得欣赏艺术之美，并且愿意去购买这些具有艺术之美或设计之美的产品或服务。伦敦成为世界顶级创意城市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具有优秀的创意工作者，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伦敦人都能欣赏美，欣赏创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成功的创意经济市场，不是只靠制造环节，依靠的是愿意接受美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

洪再生：创意生态要打造的是跟城市、社区紧密相关的未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作为一个殖民城市，吸收囊括了国外优秀的建筑文化，对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租界文化的城市，霍金斯先生有什么建议或观点？

约翰·霍金斯：天津具有港口城市的先天优势，容易接纳和融汇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信息。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作为特色予以考虑。我希望天津今后不仅是做产品的进出口，而且做创意的进出口，成为充满创意的港口城市。

孙建成：我拜读了您的《创意生态》这本书，其中有“CRECO”这个词，有的时候是CRE.CO，有时候是CREC.O,那么请解读一下教育和创意经济的关系？

约翰·霍金斯：这个词是我们的创意，我们想把这个词，运用系统的规律，发挥想象力和创意。在创意生态大环境，人文教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通过人文教育，我们可以在过去历史中，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借鉴他人经验，以便更好面对未来。所以，面对不确定性和实验性，我们需要聚在一起，变不知道为知道。人文学院的教育让我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创意生态城市”，天津起航

9月18日~19日，应天津市创意产业协会之邀，约翰·霍金斯先生还走访考察了天津市百年名校南开中学及南开中学体验创意中心、C92创意产业集聚区、国家动漫产业示范园和天津市文化中心等地。“天津在传统文化、历史景观、教育科研、理论研究和制造能力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具备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先天优势，创意生态实验室适合在这里生根并茁壮成长。” 约翰·霍金斯说道。

创意经济论文篇5

《2008创意经济报告》并不是只反映2008年世界创意经济的发展情况，而是概括了近10年来全球创意经济的发展情况。该报告是联合国关于这一新兴话题的首次多机构合作研究，第一次展现了联合国整体对这一创新主题的观点；第一次引入了创意经济这一概念，研究了其定义、特性、并确定了相关参数，以帮助衡量创意经济对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影响。推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种共享的愿景和一种政策导向的研究议程，以反映联合国对当今国际情况的思考，并作为各国制定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依据。

《2008创意经济报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代表联合国首次宣告，创意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报告指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全球兴起，它连接了经济和文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新发展范式的核心就是――创意、知识与信息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是全球化的世界中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报告认为，“创意经济表现出创意、文化、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复杂的交互作用，拥有创造收入、增加就业和出口收益的潜力，同时也促进社会包容、文化多元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新兴的创意经济不仅成为最发达经济体中推动经济增长、就业、贸易、技术革新与社会凝聚力的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新兴快速成长地区提供了新的机会。”

创意经济概念的提出，大大超越了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化产业”概念，甚至也超越了“创意产业”、或者“文化创意产业”概念。报告特别强调“创意经济”是新的“发展范式”，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2008创意经济报告》给我们的信息和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对于“新的发展范式”的论断，无异于宣布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成为全球创意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变化改变了全球化的格局。

其次，对“创意经济”的概括，大大提升了对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评价，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加大的情况下，值得引起我国的文化产业理论和政策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2008创意经济报告》中对创意经济的论述令我们耳目一新。报告指出：“创意经济表现出创意、文化、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复杂的交互作用，拥有创造收入、增加就业和出口收益的潜力，同时也促进社会包容、文化多元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范式”与我国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甚至可以说是从全球发展趋势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佐证。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提升认识文化建设在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枢纽性作用的认识。

第三，《2008创意经济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文化产业总体表现出色，但是在不同领域表现差别较大，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有很大潜力，应该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以释放。

报告高度评价了中国在全球创意经济发展趋势中的表现。据报告数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创意产品出口额从184.3亿美元增长到613.6亿美元，增长了233%。2005年，中国已占据创意产品全球出口市场19%的份额，成为“高附加值创意产品”的世界第一生产国和出口国。同时，报告也显示，中国在创意经济不同门类的国际贸易中表现极为不同，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不平衡，还有较大的潜力，应该以进一步的体制机制改革加以释放。从报告中不同部门的数据排序看，中国目前在国际创意经济贸易中占的比重最大的是新媒体，占全世界市场份额40%；二是设计，占30%；三是艺术和手工艺品，达到24%；四是视觉艺术，占15.6%；五是音乐，占2.5%，最后是视听产业，占1%左右。值得关注的是，凡是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据较大份额的产业门类――新媒体、设计、艺术工艺品等――都是文化产业的“增量”领域，市场化程度较高，准入门槛较低，主要不在传统的文化管理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由此看来，越是依赖于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越能做活做大，越能占领国际市场。因此我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还要依赖于体制机制创新。

创意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文化产业、地方性、文化经济、地方发展

二十世纪末期的全球化竞争压力，促使欧洲多数的城市，不管是国际的、区域的还有地方的，为提高城市竞争力，开始着眼于不仅仅是新的产业或服务业，而必须是在城市内看到完全“再创新”的机会。在80年代，过去在城市政策中被忽略的文化策略，开始对社会和政治的议程产生影响。文化的产业化，更使文化不仅开始重视生产、循环与消费，进而产生经济的效益，也促使其在社会再生产的累积过程中扮演相当程度的影响性。

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个备受市场和业界高度关注的振兴规划，除指出了近两三年内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还明确提出，要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建设文化产业基地、规划文化企业上市。文化产业已进入了崭新发展的时期，整个社会对其期望甚高。而要将文化产业真正建设成支柱产业，则需要创新体制和确立战略眼光，构建起适应其发展的动力机制。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虽然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相比，仍存在如下问题:总量偏小，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集约化程度不高；缺少龙头企业，缺乏知名品牌；产业结构不合理，文化服务业产值偏低等。为此，通过集群化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势在必行。从概念纷争、政策制定到资本运营，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表面上跟不上文化产业实践的步伐，实则是研究环境、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向偏离了现实需要。对于当前中国文化产业来说，理论研究对于实践深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中国文化产业的理论创新与产业发展实际却难以同步，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和错位现象。如何应对这一困局，又如何求解良方，成为下一个十年中国文化产业能否再度腾飞的关键性因素。

一、文化政策与文化经济

世界上主要城市早期的文化政策，将焦点在提高市民自明性和公共社交情谊的催化剂，即提升社区的重建。文化经济的重视，主要是在八O年代中期，城市普遍对改造旧城环境和对经济发展殷切的企盼下，受到重视；这种策略方向被取代为一种高度重视文化政策对于城市经济和实质环境再生所具备潜在贡献的语汇。文化经济政策于是出现。基本方向有：文化产品的地方生产、文化观光、和城市政策的装饰，着眼于将文化视为城市组成的要环，并透过文化资源的产业化与商品化，强调所有的文化产品或资源只能在当地被参与、享受与消费，以及独一的气氛，将城市化妆为非常具吸引力的地方，可以留住观光、访问与投资客，进而设置新的产业和产生新的白领就业机会，也就是文化的城市营销作为。

二、知识经济脉络下的文化产业

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发展出来的地方文化产业概念是要抵抗工业化、市场关系扩张对社区共同体的腐蚀瓦解力量。不过在产业转型与发展的政策脉络下，文化产业的概念则是源自于工业化与商品化的过程，文化被视为一种商品而被生产，其目的与其它商品一样，均是为了追求利润，不同之处仅是文化商品的生产、交易与消费的主要是意义、符号与象征等无形的内容，而非具体的物质。这种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主要是用以批判大众文化的兴起，控诉文化被技术与资本主义意识型态所扭曲。然而文化产业能成为一个有前景并有爆发力的产业发展策略，则与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发展，大幅降低了文化商品的生产流通成本，使得商品几乎可以零成本的方式大量生产、复制与流通。文化创意产业会成为各国重要产业发展策略，正是立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成熟发展上，在信息通讯技术产业所提供的技术基础上，文化与知识、创意被归类为同一范畴，甚难完全区分，他们均属无形的内容元素，并可利用新技术大量复制与传播。在这脉络下发展出来的文化概念，文化不只具有经济性，还潜藏庞大的商机。此外，网络与虚拟影像的出现，更是深化了象征消费与体验的广度与深度。

在知识经济论述脉络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文化产业”提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文化产业系指那些以无形、文化为本质的内容，经过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的产业，而这些内容也特别受到著作权保障，并且可以用产品或服务形式来表现，文化产业或可被视为“创意产业”，以经济术语来说，则是朝阳或者未来取向产业，以科技术语来说，即内容产业。文化产业包含着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及智能财产权等三个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中，所谓的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内容上产业变成同义词，这使得文化产业概念成为强有力的政策论述资源。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没有清楚厘清创意产业、内容产业与文化产业在哪些领域有交集，这使得全部文化产业所涵盖的领域都有可能等同于创意产业、内容产业。文化产业的本质与界线也难以明确定义。在知识经济论述脉络下的文化产业概念，只要某类产业被纳入这个产业的范畴内，自然就取得如同创意产业、内容产业同等的属性，也因而隐含庞大的商机，这也是文化创业产业论述迷人之处，任何特定产业只要与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建立关联，就隐含着光明的产业远景以及等待开发的庞大商机。事实上知识经济型产业的发展，也会侵蚀传统上认知的文化产业基础，如被列为文化创意业产的出版业，特别是报纸新闻，面对网络媒体的冲击，即使祭出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大旗，产业基础仍是岌岌可危，市场规模逐渐萎缩中。除了知识经济论述，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在区域发展的内化过程中，也结合了传统上中下游的产业分析架构。

三、文化产业创意区域的建构

一个城市成功的经济发展，在于掌握一个驱动产业，这个驱动的产业和服务能够透过专业技术和知 识促使高质量的人类资源，得以对经济、生活有更密集的使用与贡献，在九O年代末期，文化这个先驱产业虽然呈现对都市竞争力提升的贡献，但当实证结果反映内部结构性危机的同时，厚实产业基本条件的教育、训练、研究、和发展管道，也开始受到政策的重视。文化厂商的着床、厂商间的网络与连结、厂商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是操控城市文化经济的要件，而透过非正式的社会和文化互动所产生的知识分享效果，更影响厂商着床的过程。此现象反映一个明显而动态的处理都市文化和经济政策的互动，使得文化产业可以紧密地植入城市的学习、创新与知识的发展环节。

1．产业文化创意产生的过程

一个城市要能够与其它地方有效产生区隔，当它在重建与营销的过程中，就不能再以生产中心为方向，应加强它的“可消费本质”。而这个观点与趋势，主因在有限的投资基金情况下，地方彼此间的竞争以及他们的活力与未来的生存发展就更要倚赖清楚和谨慎的文化策略之运用，以提升地方特性与被参与的兴趣；而所提供文化消费机会的“质与量”将是创造地方发展奇迹的关键。换言之，文化制度性氛围的建构和文化产业的生根，成为目前着重的议题。 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是指文化本身和其关联发展之活动、社会、环境与经济所共合的一种现象，整个过程中，除了城市再发展所亟须的经济效益外，社会结构的重整、意识的凝聚与相关元素的调和，应该是首要的考虑。

2．学习型文化空间的形成

在文化氛围建立过程中，创意区的想法已经落实到实质空间区块的发展、经理与使用，在这些空间中同时提供协助文化厂商找寻可能的风险、信赖和创意实践的轨迹。这些文化发展空间建立后，透过社会网络资源的整合，风险可以经理、信赖可以沟通，而空间内部所提供的互动机会，也慢慢抵消对发展的不确定性问题。这样的概念，就是希望在空间中形成一个让文化厂商动态学习和成长的保障环境：在城市内的小空间中，透过密集的内部与外部互动、生活与专业紧密结合后，交织形成的社会和空间胶合体，可以进一步经由连续性消费空间、文化事件、和联盟关系的发生，催生创作、生产、与消费的网络，并孕育跨部门的活动和效益产生。

目前文化产业发展还有文化经济政策的执行，虽然还需要更多的垂直整合机制以及资源合作的建立，但是在许多城市的经验中，确实已经看到对一些小规模文化企业注入新的生命力、活力、以及形成一些城市内有创造力的新小区现象，这些都是提供城市寻找新发展方向契机，同时也直接让城市内部有激发创意和凝聚共识的机会。然而在发展的当时，首先必须要注意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避免高估文化对经济的贡献；换言之，当我们普遍开始追求文化经济成就和文化产业可能带来的希望之同时，应回头仔细对地方和文化发展的当前和关键问题、方向做详细评估，才能引导地方文化部门和文化生产者，对地方潜藏的广大特点有正确的洞察力。毕竟如果只是单纯的以文化所产生的符号价值，就要来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和价值快速流动的后现代社会中，确实不易。

如何能够达到政策的效果但避免社会结构松动的问题持续恶化，制度性的机制就必须加以建立。文化产业显然地是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特性，也就是文化的地方性，将一些知识、创意、资源商品化后，透过经济自然形成的关联衍生作用，镶嵌于地方社会和文化网络中，它必须是一个内发性的产业。当有这些基础后，加上政府策略和空间经理的配合，经济的效益自然出现。认真思考城市、文化、全球化三者间彼此的互动关系，避免政策的形成只是单纯的快速迎合地方或时尚的需求，如此才能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重构一个有效率和价值的新经济体。而如何让文化真正能够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融入到社会中而不要只是附属在政策或经济的环节中，也就是让它是一个投资，能够实质回馈到经济和生活质量上，而不要只是政策推动当时的补助，也是最终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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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经济论文篇7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文革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由于新制度主义在本体论上的缺陷，其方法论对比较研究的意义是相当贫乏的。

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早在1898年就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是前达尔文的，他认为，经济学应该以达尔文革命所产生的进化生物学为原型，所谓演化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行为，从而拒绝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积因果”的概念，卢瑟福指出，这个概念含有明确的路径依赖思想，在凡勃伦看来，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后果；即使起点差不多，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按不同的方式发展。老制度主义对制度演化路径依赖和多样性的强调为比较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累积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因为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是以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和整体性质为条件的。整体论的基本含义是研究制度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部分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老制度主义对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很大关注的原因，而这在正统的新制度主义那里是缺乏的，正如卢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这样它自然就把制度或体制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较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老制度主义者反对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为他们认为形式化模式必然会丢失掉对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脉络这些重要的因素。威尔伯和哈里森认为，能够抓住老制度主义整体、系统和演化方法论特征的是由某些科学哲学家所称作的“型态模型”。型态模型与形式化模型在解释结构上是相当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绎方法，在解释结构上呈现为从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层级，而型态模型则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连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论独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与脉络中被发展、理解和检验，然后以某种形态连结在一起，它对研究主题提供了多层面的和复杂的图景，而形式化模型则是单面的，它从有机整体中抽出某部分进行逻辑研究(Wilber  with  Harrison,1978)。

威尔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数老制度主义者停留在基于案例研究的型态模型上，只有少数老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伦、缪尔达尔等试图以型态模型为基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这就需要比较法。正如老制度主义者斯坦费尔德(1990)所指出的，比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适的方法”，它的基础是运用型态模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等进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与特定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比较研究通过对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脉络进行相互参照，运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设（即经济理论）。

  五、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发展前景的比较

与制度主义密切相关，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这两个很少进行交流的研究领域给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带来了活力。从这两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四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一致认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相反，“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成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场所”（青木昌彦，1997），“为对付创新体系中的新范式，可能的制度形态是多样化的，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持久趋异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们都强调制度重要。尼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制度是创新体系效率高低的关键。第三，它们都采用了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彦虽然把比较制度分析与格雷夫等人建立的历史制度分析区分为比较现行制度和从过去的历史制度中寻求资料来分析制度，但因为历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经济过程视作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这无疑包容在青木昌彦所定义的比较制度分析之中。在创新体系的文献中，爱伯纳(Ebner,1999)认为，制度的多样性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为补充，历史观具有实质性的重要，这就是创新体系的历史与比较方法，称作比较创新体系。第四，它们都使用了情境与脉络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彦指出，对于制度的多样性“不能由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得到满意的解释，而必须通过新的、相互联系的比较制度分析来研究。这种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经济的比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合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微观模型”（青木昌彦，1997）。在创新体系文献中，伦德瓦尔认为，在历史经验、语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别反映了在创新体系诸要素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关系类型、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结构、研究与开发的性质、组织和数量上的国家特异性(Lundvall,1992)；爱伯纳指出，通过把多样化与情境和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联系起来，创新体系文献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从整体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态中观察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就镶嵌于具有多种变化可能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但是，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样地使用了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样性的微观成因，而比较创新体系则着重于体制多样性对科技创新路径有何影响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它们分别发展了前述型态模型的两个不同侧面。其次，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术给定条件下，研究制度多样性的起源；而比较创新体系则以技术变化为核心，研究新知识和技术变化与体制多样性的关系。最后，比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论，而比较创新体系则几乎从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这些差异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它们在未来发展的潜力上将会产生差异。

比较制度分析继承了新制度主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后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导致它与比较创新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义者那里。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彦(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仅是（如老制度主义者那样）将制度整理分类”。青木昌彦对老制度主义的批评确实击中了要害。

比较创新体系所承继的学术传统来自于熊彼特、老制度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其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1841)强调了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制度创新对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较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的形成融汇了以下三个学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老制度主义关于知识与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历史学派对历史与比较方法的强调。比较创新体系研究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文献，而后者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实际上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研究的开拓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新颖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它在未来更有发展前途。

  六、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老制度主义对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更具理论价值，比较创新体系的方法更值得进一步发展。但相对于新制度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来说，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对老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比较创新体系更是鲜为人知，这种状况对比较经济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老制度主义在近十几年已得到复兴并产生了重要的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自1998年以来的研究前沿却与一百年前凡勃伦的主题惊人的相似（贾根良，1999b）。因此，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力量上，我们早就应该从新制度主义向老制度主义转移。

创意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 评估指标体系

创意产业内涵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创意经济进一步成为经济学家论述的核心。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中给创意经济定义了一个范畴,他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内的产业,并划定了知识产权的4个类别:版权、专利、商标和设计。

真正出现创意产业一词则是在1997年,当时英国组织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旨在提倡、鼓励和提升英国经济中人的原创力的贡献度。1998年该工作小组在《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率先对创意产业的概念做出了界定,这一界定对创意产业的影响十分深刻,同时也引发了学术领域内对创意产业的研究热潮。

近年来,欧美等国家的报告和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关于创意部门和创意产业的新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对创意产业进行了详细研究和调查,力图建立一门新的创意产业的文化经济学。而事实上,各地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解却存在着不同,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界定和产业统计指标还比较模糊。

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界定和统计实践界定

1997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提出的“创意产业”就是指源于个人创意、技巧和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形成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通常包括软件开发、出版、广告、电影、电视、广播、设计、视觉艺术、工艺制造、博物馆、音乐、流行行业以及表演艺术等十三项产业,也是截至目前影响最深的创意产业概念。

创意产业在中国兴起的时间不长,关于创意产业的定义存在争议。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金元浦指出,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或创造性产业)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支持推动的新兴理念、思潮和实践。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徐清泉认为:创意产业狭义地理解大体上等同于内容产业、文化产业的高端;广义地理解就是思想产业、观念产业、核心产业、关键产业、高端产业,它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产业的某一个领域或门类,而是涉及具有高科技含量、高文化附加值和丰富创新度的任何产业。本文并不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范畴给予明确定义,更多关注的是实践意义上的文化创意产业范畴。

由于理论体系上的争论,也造成了创意产业统计实践中的差异。北京市统计局结合我国的统计体制现状,已尝试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统计,将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细分为以下几项: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服务、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其他辅助等。但是在我国更多的城市或地区都没有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独立的统计核算,然而越来越多的国内城市对本身的文化创意产业现状与潜力都有迫切的了解需求。因此,基于当前统计数据的文化创意产业评估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理论研究概述

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很多城市都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维持城市持久发展力的重要举措。但是每个城市的禀赋条件并不一样,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过程中的短板也不一致,因此建立一个评估指标体系对于各个城市正确审视自己十分有必要。国内外学术领域针对区域内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评估指标体系做出了大量理论研究。

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3t”理论。创意型城市的“3t”理论是由理查德•佛罗里达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创意型城市必须具备“3t”要素,是指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tolerance),它们相互补充,是创新型城市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针对“3t”理论中的三个主要要素,理查德•佛罗里达利用“人才指数”、“技术指数”、“包容性指数”来评估创意产业发展的条件优劣。

由于“3t”理论及其产生的评估指标体系是在美国的统计体系之下而产生的,在我国当前的统计体系下很多指标不在统计范畴内,因此该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实践。针对我国的统计实践,以可行的数据进行量化评估为前提,国内学者对该评估体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同济大学韩平将我国的评估体系简要概括为两大类:总指标体系和发展重点指标体系,分别从产业规模、人力资源、人文社会环境等角度来构建指标体系。这从理论角度给予了评估实施的支持,但略显遗憾的是,在指标体系中仍有很多指标无法从现有的统计实践中获取数据,若能依其所述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仍需要新的统计实践活动才能实现,这无形中为评估行为设置了障碍。

本文借鉴国内外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当前的统计实践体系,从可行性角度来建立评估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指标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经济环境

1.产业规模影响指标。产业有其自身的集聚效应,自身规模的大小产生的行业凝聚力是有差异的,因此在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评估时,就必须把文化创意产业的自身规模考虑在内。在衡量过程中,既要考虑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大小,也要考虑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人才存量。

评估区域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规模时,可利用我国现行统计体系下的第三产业行业划分标准,考察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四个行业的产值指标。本文将这四个行业统称为“类文化创意产业”,以做大致区分。具体应用时,不仅可以对比“类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绝对值,也可以对比“类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例,来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规模和相对其他行业的发展情况。

由于创意产业的主要产出来源于创意人才的创意,因此创意人才是发展创意产业首要的因素。因此在分析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潜力时,需要对创意人才的保存现状进行了解分析,具体分析时可采用“类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做量化分析指标,同样在量化分析时,仍可以采用绝对数对比与相对数(行业从业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比例)对比两种方式。

2.经济结构影响指标。经济产业结构主要划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本文在评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标时,也按这种产业划分方式分别介绍。第一产业对文化创意的需求很少,因此本文不对该领域展开分析。第二产业可划为工业与建筑业。对于工业而言,不同的行业对文化创意的需求不同。比如同属工业领域,煤炭产品和服装产品两者的文化创意价值含量会有非常大的差异。一般来讲,最终消费品的文化创意价值含量会比较高,而工业初级产品或中间品包含的文化创意并不高,通常轻工业占比重较大的经济结构会更加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此通过对比轻重工业比例可以了解工业对文化创意的需求大小。

建筑业的地域性非常强,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过程中这一行业往往是最早发展的,即本地的装饰装修市场往往是由本地的装饰企业最早占领的。但是随着人们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整体艺术素养的上升都会使装饰装修行业市场发生分化,在分化过程中才会带来真正的竞争,从而引发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不一致。建筑业数据分析可以利用经济普查年鉴的“建筑装饰业产值占比”和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预估。如在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中,浙江宁波市的建筑业总产值为5958898万元,其中建筑装饰业的产值为184222万元。按比例预估,2007年宁波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宁波建筑业的总产值为7168731(其中在外省完成为3979万元)万元,则其中的建筑装饰业的产值应该大致在221625万元左右。当然这种近似的比例推导并不严谨,但是从实际应用角度来看与现实情况并不违背,所以可以采用类似方法来预估。

第三产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面对对象,其在经济总量的比重关系也十分重要。经济中第三产业比例越高的城市,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潜力也就越大。因此在分析区域经济结构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时,应首要关注第三产业的占比,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类文化创意产业”的占比。

(二)对要素的吸引力指标

1.对资本要素的吸引力指标。产业的发展需要要素的投入,资本要素的投入由行业的投资利润率来决定,由于当前我国的开放程度已经比较成熟,资本的流动在省域间非常容易,因此资本利润率的差异并不会造成区域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差异。资本吸引力的高低更多的体现在政府对资本的扶持力度和赋予的优惠政策。优惠政策是一个相对定性的因素,本文并不对该因素进行分析。另一个体现吸引力因素的扶持力度可以用统计数据来基本衡量。

对创意产业的支持力度分别有政府财政支持和企业研发支持。由于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由政府以财政支出支持作引导,才能更好的激发企业个体的研发支持。针对政府的财政支出支持力度进行对比,可将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较大的财政支出项单列进行对比,这些财政支出分别是:教育事业费、科学支出、文体广播卫生事业费三项支出的绝对数量和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另外,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也能反映整个社会支出结构中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力度。

2.收入对劳动力要素的吸引力指标。劳动力的流动相比较资本流动来讲更加困难,区域间产业吸引力的分析必须重点考虑劳动力的流动。区域产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产业收入相对水平的高低。工资水平的高低不应该仅仅考虑绝对的数量,而且需要考虑行业工资水平在社会整体水平的高低。

利用我国现有的统计数据,考察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时,可以选择“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工资”指标,由于我国没有现行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专项统计,因此可以选择“类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指标。从业工资水平要具备吸引力,不单纯是工资绝对数值的高低所决定的,因为往往社会平均高工资水平对应的是高社会平均生活成本,所以某一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吸引力的高低不能单纯以绝对数量反映,更需要考虑该行业工资水平是否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幅度越大,则越说明该行业从业人员处于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因此行业从业吸引力也就越大,自然有助于该行业人才的储备和引进。在此处以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分析指标,选择“类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关系来判断行业从业吸引力。

3.环境对劳动力要素的吸引力指标。人的一生由三大事项构成:学习、生活、工作。创意人才在决定其工作发展地时考虑更多的是工作与生活,工作的吸引力源于收入与机遇,生活的吸引力源于生活的舒适程度。对于工作的吸引力分析已经通过上述收入进行了简要说明,而工作的另外一个吸引力机遇,需要区域加大城市影响力、提高国际开放程度来弥补,本文对此不进行研究探讨,而是重点分析生活环境对劳动力要素的吸引力指标。

根据统计居民生活的八项支出数据,针对食、住、行等方面进行分析,选择的统计分析指标可以为:恩格尔系数、人均居住适用面积、公路运输里程密度(公里/平方公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城市绿化覆盖率。

(三)创意源泉指标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需要的是创意人才,而创意人才的创意源泉也并非凭空而来,创意也是源于生活的。因此一个地区对创意产生所营造的氛围也直接影响到该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潜力。创意氛围的营造与区域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创意氛围的构建十分重要,其中文化多元性是创意产业十分重要的因素。以国际一流创意城市纽约为例,作为“民族大熔炉”的纽约,有近800万人口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民族,其中犹太人有200万左右,非洲裔黑人有200万人左右,华人也有60多万。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而文化多元性可以成为创意的基本源泉。在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中,对该因素分析时可以选择年旅游人数和城市迁移指标来对比文化交流情况。

另外,创意氛围的营造还包括创意人才生活中的文化氛围,其多源于城市的文化氛围。在评估分析时可以选择如下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艺术表演场所观众人次、公共图书馆藏书、电影放映场次、电影观众人数、文化团队机构人员数、高校在校生人数、高校教师数。区域间对比时不应单纯对比绝对数值,应以人均数值来对比两地的水平程度来显示差距。

结论

本文从经济角度、要素吸引力角度和创意源泉角度,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评估提出了一些指标,构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评估指标体系。不足之处在于,未能赋予每个指标权重系数,无法具体量化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而且本文所列指标体系对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评估,只是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从数据的科学严谨性角度而言,这些指标评估并非最佳选择,评估的权威数据尚待我国建立健全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体系。

参考文献:

1.约翰•霍金斯.创意经济[m].上海三联书店,2006

创意经济论文篇9

关键词：绿色经济 绿色创新 社会责任 发展 对策

中图分类号：F425 文献标识码：A

1.背景意义及研究方法和目标

1.1选题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绿色创新尤其是企业绿色创新与管理作为创新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制度压力和利益相关者压力是影响绿色创新的主要两大驱动因素，一方面，企业绿色创新受到来自政府、社区以及消费者等环境需求方的压力。企业为了赢得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不得不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做出响应，这些压力大多来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生态绩效和社会责任的诉求。这些压力促使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减少其生产经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在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于生态质量诉求的同时，其绿色创新战略会带来经济收益，这些经济收益的获取可以通过企业满足特定环境偏好型客户的市场需求来实现。此外，寻求持续发展进而获取竞争优势也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与管理的原因之一。战略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绿色创新与管理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主动采取的战略选择。如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生产成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积极开发生态环境产品，有利于得到社会公众和顾客的认可等等。

对于绿色经济和管理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绿色经济与管理的理论研究。从绿色生态的高度揭示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责任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而思考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这对于深化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实践上，对于如何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如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效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针对ZB公司存在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对策建议，这对制定和完善绿色经济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意义。

1.2研究方法及目标

本文借鉴国内外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促进绿色经济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观和生态学为研究视野，在相关文献阅读和绿色生态危机现象观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和问题归纳，提出本研究的主题为“创业创新时代的绿色经济与管理”。以ZB公司为例，发现ZB公司绿色经济与发展的问题，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多学科交叉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结合思考创新点探索如何进行绿色经济和管理。

本文的研究目标：一是探究绿色经济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在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思考科学绿色生态自然观的构成，为绿色经济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哲学理论基础。二是全面分析ZB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政府、社会、企业、消费者等多角度全方位分析绿色经济与管理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深入分析绿色经济与管理发展问题的原因，提供绿色经济与管理可持续发展对策支持。

2.文献综述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在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在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定义为：“要在不损害未来一代需求的前提下，满足当前一代人的需求”。该定义特别强调子孙的利益，明确保护水、空气、土地等资源环境的目的，是让子孙后代拥有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可持续地发展和安居乐业。

绿色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追求生态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将清洁生产和其他环保技术转化为先进生产力，节约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绿色经济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传统的产业经济为基础，并且以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内容，以经济和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新的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

邓楠在《迎接新世纪挑战深入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环境问题不能单纯就环境而谈环境，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建设世界新秩序和构筑未来世界格局的重要筹码。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将更加关注日趋突出的水资源紧缺、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层破坏、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3.ZB公司的绿色经济与管理实践

3.1 ZB公司现状

ZB公司建于2002年，拥有固定资产原值50亿多元，职工4000多人。建厂以来，累计上缴税金愈80亿元，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自2010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企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ZB公司出现了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占有率下降、产品严重滞销，库存极不合理等问题，导致企业严重亏损。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公司领导团队采取有力措施，从调整领导班子入手，果断启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年轻干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下，建立配套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树立“以人为本、创新管理”的企业形象，形成用共同的理想激励人，用先进文化手段管理企业，用创新管理推动企业经济生态发展。至2015年底，一举盘活资产，当年实现利润10.85亿元。为什么ZB公司能用五年时间扭亏为盈？ZB公司的成功实践和经验，对于我国中小型企业摆脱困境、扭亏为盈、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2 ZB公司经营与管理存在的问题

首先，辩证生态思维缺失。ZB公司经济增长是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长期以来单纯地以GDP作为衡量指标。为了增加GDP指标盲目通过高能耗产业发展地方经济。这种不顾后果，甚至以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从整体上把握l展方向，割裂了发展经济和维护自然和谐的关系，缺乏整体性。

其次，生态价值观的偏颇。GDP仅仅是经济指标，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被排除在外，长期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导致环境污染严重，从根本上违背了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目的，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致使当地群众生活环境恶化。

再次，环境道德意识薄弱。部分领导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又将经济增长简单理解为GDP增长，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方式，忽视了经济增长对社会、对环境的影响，缺乏关注人民幸福与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维护生态和保护自然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但是企业在经营与管理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消费者怨声载道。

3.3 ZB公司问题分析

3.3.1公共产品意识误导

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ZB公司所在城市土地面积不断减少。资源高消耗必然带来高污染，伴随着经济增长，废水、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给当地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研究改造自然的技术，从而获取物质回报。环境保护行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人们不愿投入太多精力研究环境改善，而是更倾向于利用他人环境保护行为坐享其成。

3.3.2环境绿色教育不足

环境污染问题单纯依靠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科学技术要靠人来研究，要靠人来使用。而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做事情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具有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科学技术再发达，如果人没有绿色发展意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研究出来，即使研究出来，也会“束之高阁”，无人使用。

人的绿色意识是人对环境问题的看法，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有关环境的思想、观念。人的绿色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绿色教育的作用十分重要。绿色教育能够有计划、有目的地帮助人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符合一定社会要求或者提倡的绿色观念，也能帮助人们抵制一些批评或反对的环境观念。

虽然绿色教育十分重要，但是我国绿色教育体系缺失，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绿色教育体系仍然十分不完整，与一些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另外，我国绿色教育师资十分欠缺。

3.3.3绿色生态制度不健全

我国虽然颁布了多部与环境相关的法律，但生态文明制度还不够体系化、系统化。首先，环境污染事先防范制度缺失，大多法律是规定了环境污染的惩治措施，但对于产权、使用标准等事先防范并没有明确规定。其次，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由于生态补偿涉及众多的利益关系调整，生态补偿计量存在复杂性、难以衡量性的特征，因此在生态补偿上，理论上探讨较多，而实践中却较少。最后，政府环境责任机制不健全。由于生态价值的滞后性，部分政府基于政绩的考虑，往往不愿意在环境改善上投入太多资源，在环境和经济发生矛盾时，也往往倾向于以环境换发展。

监管体系不健全的首要表现是监管主体缺失，虽然我国法律制度规定了以环境保护部门等相关部门对于环境监管的责任和权力，但对于公众、新闻媒体对环境监管的权利和责任没有规定，再加上信息公开制度缺失、举报制度不健全，民众监督、舆论监督缺位，全民参与的监管机制没有形成。另外，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的执法权进行了行政区域分割，环保部门受地方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双重领导，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关联，在进行行政执法时往往会避重就轻。

3.4 ZB公司问题解决方案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繁荣昌盛的不竭动力，也是企业兴旺发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ZB公司以创新绿色战略的理论，在深入调查研究企业所处竞争与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确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宏伟目标：依托创新科技、发展绿色产品、突出绿色经济、持续绿色管理、构建持续发展模式的战略目标。创新绿色经济与管理实践。

3.4.1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绿色科技

产品创新是企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条件下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企业来说，产品质量提高与绿色新产品开发等要依靠科技创新，既要树立绿色环保意识，又要注重市场效益，这样企业发展才能底气更足，发展更好。为此公司与南开大学联合开发研制出一种新品牌，深受消费者喜爱，公司投资500万元建起科技楼，成立科研中心。

3.4.2 绿色营销，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企业只有面向市场、适应市场需求，才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开拓新的经营思路，创造新的营销策略，不断寻找发展机遇，把握、利用国内外市场，充分发挥营销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采取绿色营销概念的新方法、新措施，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

3.4.3 突出绿色经济与管理，提高生产力水平

员工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结构要与现代企业、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需求相适应。优化职工队伍结构，为企业发展注入了灵活机制，创新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经济环境变化的要求，公司实行民主评议、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制度，对中层干部按照德、能、勤、绩、廉进行民主考评，按公开报名、资格审查、书面考试、竞职演说、群众评议、会议研究、张榜公布等步骤，增加干部的危机感、紧迫感，增强了中层干部的责任心，激发了干部的积极性。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制度的创新：建立、健全、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制度等，使得公司秩序井然，岗位明确、责任具体、运作规范。

3.4.4 以人为本，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企业管理是个永恒的主题，又是一门创新的学问。管理出效率，管理出向心力和凝聚力，管理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加强企业绿色产品质量认证和物资招标比价采购，重大事件交职代会讨论通过，厂务公开，加强集体决策的力度，避免、减少决策层的失误。建立作风正、会管理、善经营、拒腐蚀、抗风险的开拓型人才团队，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企业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集中有效资金保证职工住房和健康。

4. 结束语

本文在回顾近十年来国外绿色创业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有关绿色经济与管理的研究成果，并分别绿色企业发展战略视角，结合ZB公司实践对最新的绿色经济与管理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介，以期对绿色经济与管理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并供国内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企业创业创新绿色经济与管理发展，必须有社会舆论的引领，依托国家政策、法律和市场的环境支撑。创新绿色经济与管理是企业的生命之源、发展之源。为了提升生存力、竞争力、创新力、发展力，企业必须源源不断地进行绿色经济与管理创新，以绿色经济与管理创新占据市场竞争的先机，以绿色经济与管理创新开创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之路。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来临，创新创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创新创业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具有凝聚、导向、激励及协调功能。当前，应关注创新创业初期对财富过度崇拜，忽视创新创业文化的积累和绿色经济与管理，避免“山寨化”和浮躁现象，加强教育、培育创新创业意识，完善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加强管理，优化打造平台，完善创新创业基础设施。

参考文献：

[1]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J].乡村科技，2013（03）：5.

[4] 马立新.试论循环经济中的矿业开发[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4（4）：26.

创意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硕士；培养机制；研究；就业

中图分类号：G64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083-03 引言

研究与就业的矛盾是当前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矛盾。做学术研究是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的职责所在，但在当前就业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研究生主要是为了就业做准备，如考各种证书、参加各种招聘会和较长时间的实习等，完成学业大都应付了事，课程论文抄袭现象严重，真正用来写毕业论文的时间很少，毕业论文质量也就很难提高。但是，尽管毕业论文的质量不高，但研究生最终都能顺利毕业。为了缓和研究与就业的矛盾，国家对硕士研究生已经进行分类，即分为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并削减学术型硕士的招生规模，扩大专业硕士的招生规模，但研究与就业矛盾仍始终很难解决。

培养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研究与就业兼顾的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核心。关于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内涵界定，常顺英等（2006）认为，研究生的创造性就是能够产生独特的、现实的、有社会价值产品的多种能力与优良人格特征的整合，包括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想象、创造性人格等，其中创造性思维是创造性的核心因素[1]。如何培养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Lanser（2000）认为，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首先是教与学的合作关系，应加强在创新思考和研究方面的合作[2]。安冬平（2007）认为，研究生教育过程对其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课程设置、科研实践训练、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创新氛围[3]。王国建（2013）认为，课堂教学是培养硕士研究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重要途径，应从探索教学模式、结合科研活动、引导文献阅读和改革考核方法等方面入手[4]。刘晔（2014）认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改革应着重开展研究方法论培养，加大校际和校企合作力度，从系统工程角度开展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工作[5]。黄秋波（2015）认为，遴选出科研创新能力强、作风正派、能为学生创造良好科研生活环境的导师，对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6]。本文认为，人类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习阶段、不同实践阶段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不一样的，大学毕业以前基本属于模仿阶段，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只在个别学生体现，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后，培养硕士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重在突破模仿。因此，硕士研究生的创造性就是在专业研究方向上突破模仿，产生独特的研究点，在研究点上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技术路线。培养硕士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培养研究生研究兴趣是基础，完善导师负责制度是保证，学校保障制度是支撑条件。

一、目前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研究生缺乏浓厚的研究兴趣

理论经济学著作浩如烟海，有些甚至晦涩难懂，学者必须能沉下心来认真翻阅、仔细推敲，立足当时的历史背景并联系现实问题探索思考，才能学有所成。但是，在当前就业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愿意花时间学习、思考的研究生较少，对理论经济学有浓厚研究兴趣的研究生更少。实际上，学好理论经济学，夯实研究基础，对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和个人自身素质都有好处。但为何研究生不愿学习研究呢？主要原因有：一是主观原因。大部分人都不会对理论经济学感兴趣，所以理论经济学专业是冷门，许多研究生选择学习是为了顺利进入硕士阶段获得硕士文凭。二是客观原因。研究生进入硕士阶段学习时会有一个时期是研究方向的盲区，如果导师没有及时引导，或没有较好的学习氛围，这个盲区会一直延续到毕业，最终研究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还是提不起兴趣。

（二）遴选制度缺乏阳光透明

目前，高校的硕士招生有较大的自，硕士研究生的遴选制度受人为因素干预较多，评价指标难以统一，主要是“软性”指标。例如，同一所大学的各个二级学院所立的门槛基本由自己决定，有些要求学生来自985或211大学，有些则没有要求，就算有要求，遇人情则无要求；有些学院强调导师选学生，有些学院则强调学生选导师，遇人情也无要求。由于遴选制度缺乏阳光透明，少部分对理论经济学有浓厚研究兴趣的学生可能无法进入硕士阶段学习。高校硕士招生有较大自应是历史的进步，为何却成了遴选制度缺乏阳光透明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高校硕士招生有较大自不是遴选制度缺乏阳光透明的根本原因，遴选制度缺乏阳光透明的根本原因应是缺乏统一的客观评价体系。遴选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人情招生埋下隐患。

（三）导师负责制缺乏有效的奖惩措施

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主体模式，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一些导师片面理解为只要抓好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就行了，而许多高校评价导师绩效也以科研为主，对研究生的育人责任视为可有可无的事情，对研究生就业认为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在奖惩措施上，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却缺乏有力的奖励措施。学术不端行为已经严重影响高校的声誉，为此，2009年3月19日教育部发出《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高校把惩治学术不端行为作为加强学风建设的重要措施。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高校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并连带对导师的惩罚。但是，由于没有同时对导师有力的奖励制度，奖励以科研项目为重点，奖励项目少金额低，一视同仁的津贴发放不仅没有调动导师认真指导，反而鼓励导师多带多得，从而降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此外，由于实行单一导师负责制，学校也没有相应的措施鼓励其他导师指导其他研究生，许多研究生很难获得参与其他导师教学、科研活动的机会。

（四）学校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研究生专业奖学金未能保证研究生学习费用支出，造成家庭经济压力大，以致一些研究生寻找上课的机会，或者研三一年时间处于打工状态。我国研究生导师资助制是在导师负责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导师对参加其科研的研究生提供一定金额的学费和生活补助。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文科专业导师资助制存在重重困难。主要原因有：一是获得课题支助难，课题经费少。申请纵向课题尤其是高端课题成功率很低，即使申请成功，研究生获得劳务支助也很少；申请横向课题基本靠导师的关系获得，对许多导师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二是课题完成较困难，课题经费的获得不可持续。纵向课题的研究周期一般2―3年，横向课题的研究周期一般1―2年。由于导师都肩负教学任务，一年级研究生基本无法帮助导师完成课题，三年级研究生要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也基本无法帮助导师完成课题，而二年级研究生中能理解导师研究内容的少之又少，因而在研究周期完成课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了保证能连续获得课题资助，导师不断申请课题，就会出现同时主持几个课题的情况，而这又使导师完成课题研究难上加难，导致延期甚至终止研究。

二、研究兴趣是研究与就业兼顾的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机制的基础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家皮亚杰也说过：“一切有成效的工作都是以某种兴趣为先决条件的。”研究生有研究兴趣才能进行创新研究。虽然创新研究有利于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然而创新研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培养研究生研究兴趣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过程。培养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从遴选环节开始，遴选具有扎实经济学基础知识和有研究兴趣的研究生。进入培养环节后，培养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必须有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支撑，通过激励机制、考核机制、保障机制、扶持机制完善导师负责制度和健全学校保障制度。通过研究生、导师、学校三大主体充分发挥作用，以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机制提高研究生的研究兴趣，以保障机制和扶持机制减缓研究生家庭经济压力而带来的就业压力，使研究生有更多时间开展研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找到突破点，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技术路线，从而尽快参与导师项目或自己主持项目并获得研究成果。即使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没有考博或进入科研机构，良好的素质和能力也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探索研究与就业兼顾的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制度保证

（一）创新遴选制度，遴选具有研究兴趣的研究生

创新遴选制度就是要建立研究生遴选统一的客观评价体系，克服人情招生。理论经济学硕士遴选统一的客观评价体系首先是生源本科阶段的理论经济学专业标准。一般来说，学生在本科阶段基本已确立专业意识，而且专业被认为是就业好坏的砝码，如应用经济学专业好找工作，理论经济学专业不好找工作，所以许多通过保研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都选择应用经济学专业。目前在全国许多高校本科专业中的经济学专业实质就是理论经济学专业。如果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能继续选择理论经济学专业，那他大体是有研究兴趣的。理论经济学专业的本硕连读是能遴选具有研究兴趣研究生的重要制度措施。通过经济学的本硕连读，很好完成经济学本科阶段学习并进入硕士阶段学习的研究生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知识，也会有较浓厚的研究兴趣。其次，强调生源本科阶段的985或211学校标准。学习理论经济学需要个人有学习兴趣，更需要良好的校园学习氛围。985或211高校本科、硕士、博士的专业设置完善，科研氛围浓厚。本科阶段已有较多学生参与专业研究，有志于专业研究的学生能看到将来自己的发展道路。再次，导师与学生的双向选择标准。在三年的学习期间，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开展科学研究的保障。在研究生遴选阶段，无论是导师选学生还是学生选导师，学生都应该有各种渠道如教师信息网、面试等充分了解导师的研究方向，导师也能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尽量匹配一致，缩短学生研究方向盲区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的主体作用，尽快突破模仿，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完善导师负责制度，涌现关注研究生研究与就业的导师

完善导师负责制度就是要建立导师、导师组对研究生学术、育人、就业等奖惩措施，发挥导师、导师组对研究生的影响力。首先，要完善导师奖励制度，使导师资助制能真正践行。加大导师在指导研究生学术、育人、就业等方面的奖励力度，鼓励导师对参加其科研的研究生提供一定金额的学费和生活补助，有条件的导师组可率先实行导师资助制，制定统一的起点，学校应对积极资助的导师给予一定奖励。其次，发挥导师组的作用，克服单一导师制的不足，鼓励研究生交叉参与所有导师的教学、科研活动。导师组是同一专业的导师集合，有利于科研的团队合作，但长期以来，导师科研都是各做各的，很少进行科研交流，实力强的导师连续不断获得项目，而实力不强的导师很难获得项目资助。建议增加对优秀导师组的激励，鼓励导师在指导研究生学术、育人、就业等方面的团队合作，在此基础上，研究生交叉参与所有导师的教学、科研活动，有利于多角度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再次，在激励机制、考核机制、保障机制、扶持机制等基础上完善导师负责制度。激励机制、考核机制、保障机制、扶持机制形成研究与就业兼顾的理论经济学硕士培养机制，充分发挥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的主体作用，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