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论文十篇

文化经济论文篇1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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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论文篇2

2012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全年收入9285.83亿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14.5%；资产合计11999.31亿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20.2%；利润总额721.8亿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8.4%。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彰显出巨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属于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值增加必然带动就业增加。2012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数达到152.9万人，比2008年增长了45.9万人，年均增长8.3%，占全市就业人数的13.81%。这说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实现了产值的稳步增长，同时也实现了就业的稳步增长，就业机会的扩大与经济增长同步推进，就业岗位的创造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实现了保增长和促就业的良性互动。

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2004年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呈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2004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5%，至2013年，这一比重达到了12.34%。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以及对GDP的拉动度更能真实地反映增长快慢和波动情况，更能反映其较快的增长势头。其中产业贡献率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产业拉动度指GDP增长率与各产业贡献率之乘积(见表1)。可见，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徘徊在10%-14%之间（除2008年达到26.66%外），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柱作用凸显。在2013年北京地区GDP9.06%的增长率中有1.13个百分点是文化创意产业拉动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北京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整个宏观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增长。

（二）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创意产业属于现代服务业，甚至属于生产业），近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新兴业态迅猛发展，对北京区域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其发展无疑是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和方向。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68.2%上升到2013年的80%，说明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体现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可以测度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三大产业的关联性，进而对促进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较准确的把握。1.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会存在关联性，包括前向关联性和后向关联性。前向关联性指文化创意产业要依赖于其他产业对文化创意产业产品以及创意的需求，需求越大越能刺激经济的扩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后向关联性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对其他产业的最终产品的需求，需求越大，越能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运用灰色关联度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三大产业的关联性能更好地解释其对经济带来的增长效应。灰色关联度是指从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和与其相关的因素数据序列入手，通过灰色关联度来考察主行为因子和相关行为因子的关系紧密程度。本文运用此方法来研究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北京三大产业之间的关联性。由表3可知，2004-2013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第一、二、三产业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578981、0.590253、0.629877。因此，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对第三产业的增长有着强劲的带动作用。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高渗透性、高附加性、高投资、高收益的绿色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占比重正在逐年增加。其次，文化创意产业在人才吸收与培养、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等方面也需要第三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2.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实质上是在城市中较低层次的产业形态经历成熟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较高层次的产业形态在新生的基础上不断成长的过程，城市功能也随之发生优化，产生对区域经济更大的影响及带动效应。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整体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提高了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促进了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形成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另一方面，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提高了第三产业的整体效率，从而有效地优化了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使第三产业能够更加高效、快速、优质地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文化创意产业有着非常广泛、强大的融合功能，能对其他产业产生渗透、融合作用，把文化、技术、制造、服务融为一体，一方面可以增加其他产业及产品的文化含量，提高产品档次，优化产业结构，进而促进其他产业升级，使其他产业更好地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使其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更高的精神需求，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可以加快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三、对未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文化经济论文篇3

一、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超级秘书网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程祖瑞.数学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经纬,2001(6).

[2]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1999(1).

[3]曾康霖.略论经济学研究的几次革命[J].经济学家,2001(5).

文化经济论文篇4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 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 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一项基本原则。(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 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参考文献】 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4-09-04． 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4-11-16． 王晓华．反垄断国际统一立法的现状和前景〔J〕．外国法译评，1995，(1)． 陈安．国际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汪尧田，周汉民．世界贸易组织总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J．I．Charney．Politics，Values and Functions: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s，1997． 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文化经济论文篇5

德班平台谈判旨在建立2020年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减排制度框架，世界各国都需要采取大力度减排行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奠定了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和制度基础。但在当前国际谈判中，不同国家责任和义务的分担仍然是矛盾的焦点，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利益关切。气候变化危及全人类生存发展，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应对气候变化也必须各国共同努力，少数国家也难以独挡大任，只有合作才能共赢。所以，气候变化谈判不应是“零和博弈”，更不是“囚徒困境”，而是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下的合作博弈，合作对彼此都可以创造更大的利益。当前国际谈判中的核心问题其一是如何体现“公平”的原则，其二是如何实现合作共赢。新国际减排制度的建设不应局限于各国减排责任义务的分担，而是突显各国共同行动目标下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国际机制和合作方式，这正是需要新气候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的迫切问题。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行动中，既要关注代际间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使当代的发展不能牺牲后代的发展和福祉，必须为后代的发展留有充足的资源和环境空间。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迫切需求，要注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别公平和人际公平。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建设一方面要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为后代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保证“代际公平”。另一方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这三大支柱间的关系，使世界不同国情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促进“国别公平”和“人际公平”。要探讨世界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途径和发展方式。工业文明可以在少数国家率先实现，而使全球付出巨大资源和环境代价。生态文明则是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必须各国共同努力，必须使大多数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才能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生态危机。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不再只注重当代与后代以及国别之间减排责任义务分担的公平性及分配方法学，更重要的是寻求各国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同创造和分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促进世界各国共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促进全球向生态文明迈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气候制度的核心也应是促进各国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的体制和机制。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引发新的经济技术竞争，先进能源技术将成为国际技术竞争的前沿和热点领域，作为世界大国战略必争的高新科技产业，也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市场和新的就业机会。低碳技术和低碳发展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国家抓住了机遇，顺应了潮流，就会顺势发展强大，否则会被边缘化甚至落后。新国际制度要着眼于推动世界低碳发展的潮流，形成新的竞争机制和规则，使低碳发展不仅是实现国际气候协议规定的减排目标，而是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竞争力驱动下的主动行为。这种机制下包括建立国内或区域性碳市场，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和行业制定严格的能效标准，征收碳税等政策和措施，以有效的制度、政策手段和市场机制促进企业和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而不仅仅着眼于各国减排目标的确立和各自责任和义务的分担。

在公平国际制度和合理分配碳排放空间的前提下，各国也存在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虽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因气候变化蒙受的损失和损害给予补偿，是发达国家因其历史责任应尽的义务。但在实现机制上，也必须寻求共赢的途径和互惠的局面。如何发挥碳生产要素的价值和减排CO2的协同效应，促进国际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赢的关键。全球实现控制温升2℃目标下碳减排路径的成本越来越高，标志着碳排放额度的影子价格也将呈较快上升趋势，有研究估计2030年每吨CO2的价格将达50－100美元，这将使减排技术有更大效益和推广空间。要充分利用碳减排信用的价值，发达国家无偿或优惠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该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后产出的减排信用，可部分归技术提供方所有，用来抵偿其在本国的减排指标或在相关碳市场出售，使其知识产权的转让以碳信用方式得到回报。这是一种基于技术转让的类似于CDM的合作机制，可称为T－CDM。通过这种机制，发达国家企业扩充了市场，得到应有经济回报，而发展中国家也得到技术，促进发展中国家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减排技术推广也促进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发挥碳减排信用的价值和碳市场作用，也缓解了发达国家直接出资支持技术转让的困难。打造这种双赢和多赢局面，关键在于国际制度的设计和各国政府的推动，使碳生产要素价值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T－CDM机制可在双边或多边推进和试行。另一方面，各国都可以发挥碳价和碳市场的作用，碳减排信用量的价值货币化，增加了减排措施的经济回报，引导社会投资和减排技术的推广。新国际制度应以全球实现控制温升2℃为目标，研究不同地区有区别的碳价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全社会减排。

2碳排放空间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和生产要素，要研究和发展大力提升碳生产率的途径和评价方法学

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消费中CO2排放的累积，导致大气中温室效应增强，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当前人类社会必须探索在有限碳排放空间范围内，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以要把有限的碳排放空间作为紧缺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高单位碳排放的产出效益。如同工业革命中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样，在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也必须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因此要发展提升碳生产率的理论和方法学。碳生产率定义为一段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量与同期CO2排放量之比，与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互为倒数，反映了单位CO2排放所产出的经济效益。碳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成效。碳生产率的概念于1993年由Kaya和Yokobori提出。近几年，很多研究者关注CO2排放总量控制与提高碳生产率的关系。英国前首相Blair及其领导的气候组织基于碳生产率和其他方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走出困境的建议。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下，碳排放空间将成为比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等自然资源更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已成为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对策，这也是低碳经济的核心内涵。全球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到2030年碳排放量要比2010年减少15%－40%，相应碳生产率需提高2－3倍，平均年提高率要达3．5%－5．0%，远高于工业革命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而从1990－2010年，全球碳生产率年提高率仅为0．7%，附件I国家也只有2．0%。未来10－20年是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的关键时期，否则203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会付出更大代价。碳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可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碳生产率定义和相关数学关系，有:碳生产率年提高率≈GDP年增长率+CO2年减排率碳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可近似表示为GDP年增长率和CO2年减排率之代数和。其经济学含义即为，以提高碳生产率的途径减少CO2排放，碳生产率的提高首先要抵消GDP增长所引起的CO2排放量的增长，然后才能降低现有的CO2排放水平［10］。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遇到的问题、难点、重点和措施也不同。新兴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GDP以较快速度增长，提高碳生产率主要是抵消或减缓经济快速增长中新增能源需求的CO2排放，其措施主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技术创新，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发达国家在目前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高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下，GDP增长缓慢，提高碳生产率主要是降低当前过高的CO2排放水平，其措施主要是改变奢侈型消费模式，在保障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下，大幅度降低CO2排放。从2005－2010年，气候公约附件II发达国家碳生产率的年提高率平均为2．36%，其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05%，碳生产率的提高抵销GDP增长新增CO2排放外，尚能使CO2排放总量总体下降，其年下降率亦达1．28%。而同期中国碳生产率年增长率水平为4．9%，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GDP快速增长，年增长率达11．2%，碳生产率的提高尚不能抵销新增GDP引起的CO2排放，CO2排放总量还要上升，年增长率达6．0%。发展中国家在GDP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尽管大幅度节能和改善能源结构，碳生产率提高幅度远大于发达国家，但GDP快速增长仍会使CO2排放量有所上升。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特有的国情和特征，在减排CO2方面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当前碳生产率绝对水平仍然很低，2010年中国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1．5%，而CO2排放量占世界23．8%，碳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水平1/2。2010年我国与日本GDP总量相当，而CO2排放则约为日本的6．4倍，碳生产率水平不及日本的1/6。所以，提高碳生产率仍有较大空间和余地，这也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对策和重要着力点。

提高碳生产率的途径，其一是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其二是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CO2强度。两个因素迭加，可降低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即提高碳生产率。根据定义和相关数学推导，有如下关系:碳生产率年提高率≈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单位能耗CO2强度年下降率据此可分析节能和能源替代各自对CO2减排的贡献率。从1990－2010年，附件I国家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为1．72%，单位能耗CO2强度年下降率为0．35%，对碳生产率年提高2．07%的贡献率分别为83%和17%，节能和提高能效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未来随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一些能源构成中比重的增加，能源替代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全球和国别的CO2排放峰值问题备受关注，全球和主要国家的CO2排放必须尽快达到峰值，才能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CO2排放达到峰值，即其年增长率为零，根据上述关系，碳生产率的年提高率需大于GDP年增长率，即成为CO2排放达峰值的必要条件，即:碳生产率年提高率＞GDP年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GDP年均增速都较高，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速度尽管较大，但也难以超过GDP的增速，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CO2排放仍需有所增长而难以达到峰值。根据这个必要条件，可分析CO2排放达峰值的规律。首先，CO2排放峰值均出现在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后，其GDP年均增速放缓(一般不高于3%)，经济趋于内涵式增长，能源消费弹性处于较低水平(不高于0．4)，GDP能源强度呈持续下降趋势。例如欧盟(15国)1980年CO2排放达峰值时，人均GDP(2000不变价)达14200美元。1973－1990年，GDP年增长率为2．43%，能源消费弹性为0．32;1990－2010年，GDP增长率为1．77%，能源消费弹性为0．30，均处于较低水平。能源消费平均增长率也相对很低，分别为0．77%和0．53%。期间再加上能源结构的调整，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分别达2．75%和2．02%，高于同时段GDP增长速度，所以CO2排放量可实现峰值并持续下降［11，13］。1973－1990年，美国尽管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达2．69%，但由于其间GDP年均增速高达2．93%，所以其CO2排放仍持续上升，到2007年才达到峰值。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潜在GDP增速较高，尽管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下降较快，但CO2排放仍会呈较快增长趋势。发达国家CO2排放峰值后，GDP年均增长率一般不高于3%，能源消费年增长率一般不高于1%。其碳生产率年提高率不足3%，仍可使CO2排放总量呈缓慢下降趋势。中国加大节能和能源替代力度，2030年前后CO2排放有可能达到峰值，峰值时GDP增速仍可维持4%－5%左右的水平，并支持能源总需求量1．5%－2．0%的速度增长，所实现的碳生产率提高率应达约4．5%，实现CO2排放达峰值后，仍可比发达国家保持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余地［14］。因此，寻求比发达国家更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的途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减缓CO2排放的根本战略选择，也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减排CO2两个目标的协调统一的根本对策。

3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要研究推动新能源变革和技术创新的理论方法与实施机制

全球减排CO2的紧迫形势，推动了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大国能源战略也出现新动向。其一是更加注重节能和提高能效。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把节能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并列的“第五大能源”，当前又把节能放在比开发更为优先的地位，将其视为“第一大能源”。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实施越来越高的能效标准，确立节能目标。例如欧盟制定了到2020年能效提高20%的目标。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消费量大都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其经济仍在持续增长。其二是加速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全球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供应量2012年比2007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19%，远高于全球能源总消费量2．0%的增速。2012年与2007年相比，OECD国家能源总消费量减少4．1%，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减少12．5%和9．0%，而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则分别增长2．8%和92%。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制定了2050年电力80%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将面临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气是比煤炭、石油更为清洁、高效的低碳能源，其产生单位热量的CO2排放比煤炭低40%以上，用天然气替代煤炭也是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的重要选项。特别是美国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2012年与2007年比较，天然气产量增长25%，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由25%上升到30%。相应的美国煤炭消费量下降23．6%，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也由24．3%下降到19．8%，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强度下降11．2%，能源消费总量下降6．9%，而CO2排放总量下降11．2%。世界范围内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变革趋势日益明显和加速，到本世纪末全球必须实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完成能源体系的根本性转型，使CO2排放趋近于零，才能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取得显著成效，其在一次能源中比重已由2005年6．8%增加到目前的10%。到2020年将实现15%的目标，其年供应量将超过7亿tce，相当于日本或德国加英国目前的能源总消费量水平，届时水电总装机将达3．5亿kw，风电装机将达2亿kw，太阳能发电装机也将上亿kw。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和新增投资均将位于世界前列。2030年其比重可达或接近25%，2050年可超过1/3，煤炭的比重也将下降到1/3以下，为本世纪末实现全球CO2趋于近零排放的目标奠定基础。当前世界范围内已出现由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高碳能源体系逐步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低碳能源体系过渡的趋向，并将引发新的经济技术的重大变革。

大力促进能源转型，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满足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前提下，减缓CO2排放增长，使CO2排放量尽快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的主要途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可降低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强度，并可逐渐使新增能源需求逐渐由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增长满足，使CO2排放达到峰值。与上节中碳生产率的定义推导类似，可得到CO2排放达峰值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单位能耗CO2强度年下降率＞能源消费年增长率由该式可见，在单位能耗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大于能源消费年增长率情况下，CO2可达到峰值。也就是说，在随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增长速度较高情况下，实现CO2排放峰值需要更大的能源替代力度。由于能源结构向低碳化变革，可使CO2排放总量达峰值时间一般早于能源消费总量达峰值时间。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发达国家由于核电、水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能源结构的改变使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强度降低，所以在CO2排放达峰值后，能源总需求量的上升由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满足，使能源消费总量的峰值时间滞后于CO2排放的峰值时间。1980年欧盟(15国)CO2排放即达到峰值;1980－2005年，其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强度年下降率为1．0%，略高于能源消费年均增长0．9%的水平，所以CO2排放量呈缓慢下降趋势而能源消费量则持续上升，直到2005年其能源消费量才达到峰值，滞后25年。发展中国家凭借后发优势，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在非化石能源比重较高且持续快速增长情况下，可尽快使非化石能源供应量满足总能源需求，从而使CO2排放峰值时间较大地早于能源总需求峰值时间，且早于发达国家峰值时发展阶段出现。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体系转型，在减排CO2同时，也是各国突破国内资源环境制约、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内在需要，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的战略选择，具有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多重功效。据测算，中国每减少1t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其间接环境与健康效益可达约100美元，与当前煤炭价格相当。因此要充分发挥CO2减排的协同效应，分摊CO2减排成本，促进减排技术的推广。要充分发挥和挖掘各国节约能源、促进能源替代的内在驱动因素，调动其内在积极性促进减排。例如欧盟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提高能源自给率、保障能源安全的考虑，美国制定电站CO2排放标准，也有支持页岩气开发和利用的政策考量。中国东部地区限制煤炭消费总量，首先是出于对雾霾的治理。突出和加强各国在可持续发展优先领域政策和措施对减排CO2的协同效应，更容易被广泛接受和取得成效。应该密切结合，不宜过多强调各国的减排措施和行动的额外性。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在政策措施上有高度一致性，要全面统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

要研究和发展依靠市场促进CO2减排的理论和机制，要发挥碳价和碳市场的激励作用。碳市场机制的建立，使碳减排信用价值得到体现，先进能源技术的减排效果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回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而且碳市场的机制也向企业和金融机构展现出未来低碳发展趋势和潮流，先进减排技术将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市场需求，激励企业低碳技术创新，金融投资向低碳技术倾斜。同时碳市场建立促进了对企业碳排放MRV体制的建立，促进企业和公众承担社会责任。对碳市场不宜过多强调其价格和交易量，而更要看重其减排效果和对减排机制的促进作用。在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大趋势下，能源战略要改变单纯保障供给的传统思路，在推进建设生态文明的形势下，不能再单纯把资源环境作为一种约束条件来考虑，而要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等重要的目标来权衡。所以中长期能源战略在保障供给的同时，也必须调控和引导需求，强化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的产出效益。同时大力推进新能源技术创新，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全球能源变革的趋向，使未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和发展速度可能会超出今天的预估和想象，将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可实现大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使其成为在役主力能源，到本世纪末，全球将最终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能源供给将不再依赖地球有限的矿物质资源，而其CO2排放也趋近于零，从而最终实现保护全球气候、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4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向低碳社会转型的关键，要发展和倡导生态文明下新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

观念转变对一个国家在新型能源体系革命中能否成功实现转型起着关键性作用，而各国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速度和程度也可能成为重塑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引领了上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其以高能源消费为支撑的社会消费方式也给当前向新能源体系过渡带来了困难。当前，美国和欧盟、日本的人均GDP差别不大，但美国人均能耗高达10．2tce，是欧盟的2．1倍，是日本的1．8倍。尤其是美国人追求大面积住房、大排量汽车和过分物质享受的奢侈浪费的消费方式，不仅使国家和大多数民众入不敷出，经济发展缺乏持续投入，而且成为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CO2排放最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更为糟糕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少数先富裕的人群大都以美国人的消费方式为榜样，对大面积豪华住房、大排量高档汽车和奢侈型物质消费品的追求也在引领这些国家的时尚，使其沿袭美国高碳排放消费方式。加强对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引导，是促进低碳社会建设的关键。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也必将伴随社会对财富观、福利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鼓励获取物质财富并独占排他的财富观和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质量观念将越来越受到质疑。环境和生物圈意识的觉醒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质量，发展了社会财富和集体观念的思维方式。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暴雨、干旱、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和水资源短缺、疾病传播、海平面上升等灾难和负面影响，任何国家都无法幸免。大气环境质量恶化和水资源的污染，任何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每个人的消费方式也都会直接影响他人的福祉，私人汽车排出的CO2也将累积在大气中发挥温室效应，尾气排放形成的PM2．5也会成为都市雾霾天气的一个根源。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水、宜居的环境已变得比个人物质享受更为重要。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是大家的共同体验和共同利益，孤立排他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得到真正高质量的生活。所以，要倡导合作意识，要把低碳消费作为社会公德，规范和制约公众的社会行为，要引导全社会形成由片面追求经济产出和生产率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发展理念转变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由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福利最大化消费理念转变为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和文化文明的健康、适度的消费理念。以观念的创新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

文化经济论文篇6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中国外贸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进入21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也使我国更加充分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2000年11月15日，同志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许多文献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出口市场更加集中，与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相矛盾。（2）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3）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目前，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我国出口、外贸、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然而，事实一定如此吗？

经过加入WTO后的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全部都是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原因：（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79-1982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11.66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英国、法国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共吸引3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国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从而加快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技术领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能够与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将使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日趋活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动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科技活动不断深入，使民间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强。经济全球化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3）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发展扩大使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可对贸易保护主义起遏制作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贸易秩序。据世贸组织的一些专家估计，世界贸易量每年增长将达到2000亿美元。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遇到贸易争端时，企业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合理地解决与其他世贸成员的经贸摩擦。

从上文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面的，有利也有弊，但是在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的时候，我们尽量将利益调整到最大化同时将弊端降低到最小化，从而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时，我们做出的具体措施如下：（1）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一方面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通过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其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来，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劳动力优势。（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不断促进和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3）将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以贸易为先导，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以适用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境外投资和境外加工贸易，充分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获取最大规模的比较效益。尤其要重视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合作，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很大。这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在，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贸易的发展有弊的同时也有利呢？我们有以下的数据支持（这里主要只介绍外贸方面）：贸易额增长是对外贸易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二十年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4.77%，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由第32位跃升为第10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服务贸易也有很快增长，1985-98年，服务贸易额以年均19.3%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由6.9%上升到13.74%。

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弊，同时也有利。只要我们通过合适的方法降低风险，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这个契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张松涛：《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历程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的若干思考》.《1999年中国经济年鉴》.北京中国经济年鉴社，1999年.第828-835页.

文化经济论文篇7

一般情况下，经济结构决定社会结构，这是制度内源性成长规律所决定的。但在特定的时空中，由于外在制度的作用，也会发生社会体制社会结构阻碍经济发展、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反常现象。文化产业是工业化的产物，但并不是一国进入工业化之后，就一定能有发达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生在工业化社会初期，是这一时期经济结构的产物。文化产业发达于工业化社会中后期，则是这一时期（人均郧阅孕员园园园美元以上，城市化率缘园豫以上，中产阶层人口源园豫以上）社会结构的产物。文化产业发达起来，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势必推进城市化，促进中产阶层成长；其所产出的文化内容，势必引领社会体制和治理变革，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国家公共服务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文化经济活动有公共文化经济、文化产业经济两大领域。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向的（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办”公益性文化和“管”经营性文化两个方面。但我国的现实是，政府直接操控公益性文化产品生产，或者干预文化企业产供销的现象屡见不鲜。须强调指出的是，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也是文化企业，政府办公益性文化不能延续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办文化的做法，直接包揽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而是应由政府出钱向文化产业采购文化产品，提供公众无偿享用；政府管文化产业，则主要指为文化产业提供法律、法规等公共规制服务，监管文化产品内容，防治低俗污染，确保国家文化安全，而绝不能干预文化企业的产、供、销。总之，现代文化经济制度和文化产业规制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有多个模式，绝不仅仅为一种模式。一个国家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只要政府和文化企业职能清晰，文化产业健康地成长并发达起来，国家与文化产业和谐相处，就是好模式。透过各国文化产业规制复杂的现象，探寻那些属于人类文明的先进的文化经济治理思想并付诸规制实践，使文化产业真正给人民以福祉，是国家的重要责任。

三、国家干预文化产业的依据

（一）依据之一：国家干预经济

从员缘世纪西欧农耕自然经济解体、现代市场经济产生到今天的几百年间，一次次经济快速增长和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给人们出了一道国家与市场功能边界的难题。破解此题，先后有原始国家干预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总览这些学派的思想观点，可以看出三条：一是这些学派的产生或其思想观点大都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它们是局部的经济实践或试图解决一时的经济问题的产物，各有巨大贡献，但都带有时间或空间的局限性。二是这些学派开出的“药方”未能“包医百病”。比如，大家认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却幻想经济长时期快速增长。其实，自由放任过度，国家干预过度，都将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危机有时是由反周期不当造成的，正是人们治理经济的某些错误举措引起经济的混乱。三是人们越来越认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前提下支持国家（政府）对经济必不可少的干预。现代市场是国家（政府）规制下的市场，市场竞争是国家（政府）规制下的竞争，已成为共识。

（二）依据之二：国家干预文化

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蕴吸引凝聚着在特定国度文化背景中生活的人们，使他们有共同的认同感、亲近感和归属感。文化犹如“社会基因”把人本身和社会按一定的方式程序不断地复制出来，使人的精神情感归属于不同国家。人的国籍可以改变，但其文化的认同、亲近和归属感很难改变。意识形态的考量、继承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维护本民族主流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规制永恒的主题。在有些人看来，文化属于精神层面，人的大脑所思所想是自由的过程，经济可以规制，文化怎么可以规制呢？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干预规制违背了现代民主。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其一，人类创造了文化，享受着文化，同时又受文化的约束。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价值观，那么，他的一生都要受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被某种文化规制着”。其二，文化是国家的内核，文化安全则国家安全，文化繁荣则国运长久，国家干预文化的终极目的是维护特定的价值思想体系，这同“每一个人都被某种文化规制着”是一致的。人，爱他的祖国，国家文化规则同人们的这种情感也是一致的。其三，在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文化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问题了，而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国家对文化为什么不可以干预呢？殊不知，最标榜民主自由的那些西方国家，无一例外都对文化进行干预。

（三）依据之三：国家社会治理

任何产业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任何产业的从业人员都从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任何产业都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发生影响，社会治理与产业治理有重叠的对象。国家社会治理功能中，不仅包括对各产业从业人群的社会管理，还包含着为公众提供一系列的公共产品（比如法治）服务。我们知道，一国人均郧阅孕在猿园园园美元左右时，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此时，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回落，基尼系数过高，城市化过度，不公平滋生，社会动荡且呈民主乱象。分析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我们发现，正是在中等收入时期文化产业步入兴盛发达状态。这绝不是什么巧合，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产业战略规制顺应了产业结构变动升级规律的结果。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新业态，其魅力：不仅在于助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助于社会体制社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人们生活方式价值理念趋向理性，有助于防止或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国家对文化产业的规制，从社会建设角度讲，主要是为其经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其容纳更多的就业，产出有社会效益的产品，培育以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文化。

四、文化产业规制与核心价值观

从圆园世纪圆园年代中期到怨园年代末，文化产业理论经历了诞生、发展和基本成型三个时期，先后出现了法兰克福、英国文化、美国文化产业三个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学者持批判文化产业的态度，对文化产业贬多褒少。到英国文化学派，研究的重点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最终对文化产业褒多贬少，承认了其存在的现实。到美国文化产业学派，研究的重心转向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形成了现代文化经济理论体系。但是，文化经济理论站住脚，并不意味着文化产业产品内容站得住脚。自文化产业诞生以来，关于其产品内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争辩就没有消停过，单纯追逐经济利益与坚挺社会效益左右摇摆的现象就没有改变过。恐怕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这种矛盾纷争将依然存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是文化产业规制不容回避、不可忽视的严肃命题。文化需求、消费、生产，主要为文化内容的需求、消费、生产。政府对文化产业产品内容规制是决定文化产业产能、发展水平和成长质量的“阀门”。我们知道，当今是一个文化差异冲突、文化经济竞争、文化求同融合三者并存的世界，不同文化的激荡与相互影响是必然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如何有效地对文化产业产品内容进行规制呢？一句话，规制文化内容主要是培育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其一，综合国力的竞争与国家发展，最终体现为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其二，文化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器物文化变化较大，制度文化相对平稳，观念文化最为稳固。一种文化之所以区别于他种文化，主要是观念文化的区别，而在观念文化的元素当中，精髓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刻的要素，是文化之魂。中国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国家治理、文化规制、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吸收了世界先进文化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融汇，表达为传统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从而反映了当代中国民众的核心追求，为当今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国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产业规制的关键环节，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容创意方向，认真对待和积极追求文化产品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中国文化企业决不能在市场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文化产业以文化艺术品的复制为其肇始的标志，但是复制是有选择的。复制那些优秀的作品，而不是传播低劣产品。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培育，表现了文化建设继承传统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大气魄。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下，中国意识形态思维已经不是消极地严防死守，而是积极地以进代守了。比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灵魂建设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化，包含了“和谐世界”“求同存异”“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等人类共同认可的文化理念，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外千百次的政权更替中，有一种被许多人忽视却实实在在的文化现象，即一个政治集团执政前后的主张口号或明或暗地总要发生若干变化。这说明不管以什么方式取得了国家政权，不能完全沿用夺权时的理念。夺权与掌权终归不同。执政“举家过日子”了，对内应践行人本平等博爱文化，切忌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靠阶级斗争治理社会；对外则要践行修睦友好文化，广交朋友，不可闭关锁国，孤立于国际社会。唯此，政权才能永固。当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贡献力大起来的时候，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系数也就高了。《文化产业规制学》要深入研究卓有成效的文化产品内容规制机制，探讨怎么样构建包括“金股”在内的文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文化内容社会评价体系、优秀作品激励机制和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以褒优贬劣，激浊扬清。

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文化产业规制

十多年来，我国各地出台了若干文化产业规制政策。这些规制政策：一方面，推动了文化市场主体的发育，提高了文化产能，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圆园园远年缘员圆猿亿元、占郧阅孕圆援猿苑豫，到圆园员园年的员员园缘圆亿元、占郧阅孕圆援苑缘豫，再到圆园员猿年的圆员猿圆园亿元、占郧阅孕猿援远怨豫；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主要是盲目上马、假大空、泡沫、低水平重复。在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文化产业规制面临着促使文化产业顺应贡献于新常态的重大机遇与选择。第一，新常态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需求将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逐渐取代。旅游、教育、娱乐等文化消费将逐渐取代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旅游将从观光模式向观光与休闲并存、休闲为主的更高级形态逐渐过渡。政府规制必须顺应消费需求的上述新变化，推进文化产业相应的发展。第二，新常态下，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而取代相对饱和的传统产业。文化产业作为深含衔技术的新兴产业，具有广阔的吸纳投资的前景。政府规制必须善于把握住这一投资方向，创新投融资方式，既努力吸纳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也努力吸纳民间投资，使投资对文化产业成长发挥关键作用。第三，新常态下，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这与文化产业的业态发展趋势非常吻合。政府规制要注重改变文化产业碎片化，推动文化企业兼并重组和跨界融合，打造文化企业“航母”，提高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鼓励推进智能化、专业化和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第四，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文化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的一个产业，文化垣创意垣衔技术越财富。文化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具有文化内容创意本领和衔技术创新的人才。适应新常态，政府规制要在培育和吸引文化产业内容创意和技术应用创新人才上下更大的气力。第五，新常态下，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市场竞争将取代数量扩张和价格为主的市场之争。这些年来文化产业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为主的竞争，比如，同质化的复制和数量扩张在旅游景点的文艺表演中尤甚。许多演艺公司以少数演艺点的较大收入来补贴多数亏损的演艺点，效益并不理想。提高文化产业效益，必须走质量、差异竞争取胜的新路子。第六，新常态下，政府的着力点是培育市场，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大力减少审批事项，本不该管的管不好的就不要管，容易产生寻租腐败的机制必须改变，从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强规制能力上来，提高文化产业治理现代化水平。须指出的是，当前政府文化职能变革仍滞后于文化市场机制培育，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文化经济行政垄断还严重阻碍文化产业的发展，许多失败的文化产业园区和项目恰恰是政府所为，这显然是有悖新常态的。政府作为规制主体，自身的改革任务还非常繁重。

六、《文化产业规制学》的体系

（一）《文化产业规制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产业规制学研究对象的界定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把文化产业规制的客体限定为文化产业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学理上与规制经济学一致，使其成为规制经济学下的一个分支；第二个选择，把文化产业规制的客体界定为整个文化产业，既包括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也包括经济活动、文化内容，学理上成为一个跨文化学、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新兴交叉的知识体系。文化产业规制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业规制学是国家治理学的一个分支。显然，第二个选择是恰当的，反映了文化产业规制的实际，体现了文化产业规制的全貌。

（二）《文化产业规制学》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文化产业规制学主要研究规制“一般”，即那些适用于整个文化产业各行业各领域的规制原则、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为文化产业规制普适性基础性学问。当然，文化产业规制学又不能完全放弃文化产业某些行业或领域的“特殊”规制的研究，否则这门学问理论体系就不完整。重点研究规制“一般”，兼顾讨论规制“特殊”，是文化产业规制学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文化产业规制学是实证性的学问，通过实证找到那些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的东西。但必须正视以下现象：从文化产业规制学原理上看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的东西，在一些国家一定的时期内未必行得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在一些国家一时行不通的东西，不等于这个东西不是真理；在一些国家行不通的东西，不等于在其他国家行不通；各国发展和进步程度不同，应当允许各国对文化产业规制存在差异；在一些国家过去和今天行不通的东西，不等于明天和将来永远行不通。科学研究的魅力之一，在于指明真理不被认识或接受的障碍及其根源。这要靠实践说话。

（三）《文化产业规制学》的理论框架

文化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路桥经济发展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报告把文化建设工作第一次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现实趋势的新认识、新总结、新概括,科学地揭示了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揭示了文化建设在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文化建设对一个国家说是如此,对一个地区来说同样是如此。因此,弘扬先进文化,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建设文化大市,是提升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路桥区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背景。近些年,路桥区经济高度发展,在文化领域建设较慢,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发展文化事业对路桥区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及意义,那为什么要加强文化事业建设,如何加强文化事业建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如开展“文化强区”建设,重视。农村文化俱乐部。建设等载体。

1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1从宏观角度分析

每个国家有其自身的文化,所以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速度、发展方向是不同的,这和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基于对人的影响,受某种特定文化影响的人群将拥有一种基于此文化的思想和观念,而这种思想和观念会在潜移默化中指引这一群体沿特定方向发展。分析目前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经济特征,即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质正在成为一些公司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核心力量,并主导着一些行业和产品,成为或正在成为世界一流或第一,而这些都跟人的因素有关。

1.2从中观角度分析

每个国家有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但在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也有其自身的区域文化,从而使各区域存在差异,发展也不尽相同,特定的文化能促进区域的特定发展,同样也促进区域特定的创新趋势,如果能准确把握好区域文化,沿特定的方向发展区域,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浙江,有着比较浓郁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求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由于国家的宏观控制力度较小,浙江的非国有经济比例一直很大,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较少,这就磨练了浙江的企业家与境外强大对手较量的能力,培育具有创新思维方式和。敢为天下先。、勤奋耐劳的企业家,形成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迅速发展的地域优势。

1.3从微观角度分析

现在人们[论文]越来越重视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区域发展战略中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了文化因素,但由于对文化的认识还不透彻,在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比较普遍的倡导就是。借文化搭台,让经济唱戏。,这种提法不错,但几乎都是在做表面工作。不管是发展旅游业,还是进行民族手工艺品的生产销售,这些都是区域特有的文化产物,不过都是属于浅层次的物质文化。我们在发展区域经济时,除了要注重区域物质文化外,

更重要的还是要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涵,抓住区域的精神文化,以这种文化来带动区域内的人群,激发人们的创新创业精神,从而从根本上带动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

2路桥区经济快速发展迫切要求加强文化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必然涉及到各种现象和文化问题。加快路桥老区经济发展,必须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真正认识自然经济规律和计划经济间的传统弊端,对制约路桥老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体制性因素要彻底改革。这就需要认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观念。

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从增长方式上转变,即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这离不开文化观念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仅是在一定的经济系统内部的制度安排,在现实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也有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从客观上讲,粗放经营方式是计划经济观念的必然产物。由于资源配置上长官意志的影响,导致在经济建设上脱离实际,无视区情和原有的基础和资源的状况,追求高指标、大项目,摊子越铺越大,在实际运行中完全是凭主观意志办事,给路桥老区的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从主观上看,落后的文化环境也是其滋长的土壤条件。比如在文化观念上,有的人铺张浪费,大手大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人惟我独尊,我行我素;有的人自私自利,化公为私;有的人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有的人不守信用,制假售假。他们那种以利己主义为文化内核的观念,使得路桥老区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人心涣散,纪律松弛,企业生产不景气,产品粗制滥造,没有市场竞争力,严重制约了路桥老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转变文化观念,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才可为路桥老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在路桥[论文之家]老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必须在文化观念上破除安于现状的思想和平均主义的惯性。路桥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好的东西应当继承和发扬,但也严重存在着平均主义、等级森严的价值观,中庸无为、墨守成规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自以为是、夜郎自大的心理积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常规陋习,以及“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意识。这些传统文化观念如果不彻底改变,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就会遇到习惯成自然的强大的本能的抵触,经济的发展就会步履维艰。恩格斯曾经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路桥老区经济发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必须从文化观念的转变开始,加强文化建设。

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已经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因此,从文化观念的转变入手,建设先进的区域文化,是加快路桥老区经济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3路桥区经济发展对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实现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努力适应这种客观要求,是路桥老区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路桥老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3.1确立市场经济的现代观念,需要重新塑造新的文化品格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平等原则、价值原则、竞争原则、效率原则、法治原则、诚信原则、科学原则、民主原则、智能递增原则等等,都体现着新的崭新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所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树立现代的健康的文明的先进文化观念,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及道德体系,培育优良的职业道德,树立尊法守信、开拓创新精神,发挥社会舆论对市场的监督作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进一步创造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环境和条件。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2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树立人才资本的文化观念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全面推进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建设,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在路桥老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取决于全体劳动者的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本的培育。过去路桥老区粗放经营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其根源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者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不高。加强文化建设,可以给经济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路桥老区的各行各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日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21世纪,人才资本越来越发挥着最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知识生产已经成为现实生产力的推动力、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产品的生产、价值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增长都主要通过智力因素来实现。因此,作为智力经济核心的人才资本的开发愈显重要。物质资本与人才资本不同,物质资本是被动资本,属于递减型的消耗;而人才资本是主动资本,属于递增型,在开发利用中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增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要把人才资本作为一种经济战略资源,用人才观念的优势来创造人才的优势,就不能不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强调教育的基础地位,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3.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单纯是一种超社会的经济行为,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全面进步的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要使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不仅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中,要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如果我们只讲物质资料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忽视甚至贬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那么,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就不能真正实现,即使在某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也只能是短暂的。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繁荣。

4以文化的繁荣推动路桥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加强文化建设,转变文化观念,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仅可以带来文化自身的繁荣,而且可以为经济的发展牵线搭桥,为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抓好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不能就文化论文化,就经济谈经济。必须将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中的文化建设当作一项系统工程,加大文化复兴的力度,对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在路桥老区实现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抓好以下几点工作:

4.1牢固树立文化立区的新理念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度,从建设区域文化中心的需要出发,正确认识文化的功能、地位、作用,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文化大发展。要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同步检查。要进一步确立文化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服务的观念,破除“先经济、后文化”、“经济是目的,文化是手段”和“就经济抓经济、就文化抓文化”的思想,跳出文化建设文化。领导干部要重视个人的文化积累,不断吸取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营养,使自身的文化意识达到先进文化的要求,从而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文化建设的重担。

4.2坚持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要实现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赶超型发展,必须着眼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借鉴和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变革的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永无止境。伟大的实践迫切要求我们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区域经济理论、体制改革、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文化进步的创新方面,不断扩展新视野,使路桥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总之,通过文化建设的开展,使老区人民树立起现代意识和竞争精神,进而在路桥老区形成良好的现代化社会的文化氛围,才能使路桥老区在市场经济大潮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

4.3提高管理人员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能力

加快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基础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领导,在于经济决策和管理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水平的高低。路桥老区各级领导机关和决策管理人员,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氛围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应该说,是能够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的。但是,也还存在着与快速发展的形势不能同步的问题。除了思想方面的原因外,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能力不高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不熟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在素质上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距甚远。在一些贫困落后的县乡和长期亏损企业,由于领导者文化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贫乏,不是盲目蛮干,浮夸虚报,就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因此,我们既要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着重提高经济决策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管理能力,努力造就一支思想觉悟高、文化素质好,讲政治、懂科学、善经营、会管理的决策管理队伍。

4.4大力发展科教事业，普及科技文化知识

要加大教育投入,巩固和发展义务教育的成果,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在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选拔和重用高、精、尖科技人才,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人才,提高现代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践证明,凡是文化发达、科技普及、劳动者素质高的地方和企业,集约型经济就发展,劳动生产率就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就快;凡是科技不兴、文化落后、劳动者素质低的地方和企业,经济发展就缓慢,经营就粗放,劳动生产率就低,社会生产力发展就不快。路桥老区部分农村贫困的根源主要还是教育普及率低,有技术、有文化的劳动者比重低。因此,我们要做好扶贫工作,就必须进行科技输血,帮助劳动者提高技术本领,使他们增长智慧。超级秘书网

4.5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法制文化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剔除落后封建糟粕;既要有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路桥的诗词、楹联、山歌、调声是路桥特色文化的重要标志,具有悠久的传统,是传统文化中的奇珍瑰宝,要光大发扬;建祠堂、做斋,搞宗族宗派活动是封建糟粕,要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同时,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积极推进文化的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

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重大区别在于:小农经济是以人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则是以法治为基础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把法制文化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要使法律从外在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变成人们内在的自觉的意识,自觉的行动,就必须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开展了法律进万家、领导干部学法讲法、村民自治试点村庄全面普法等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蔚然成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只要长期坚持下去,灿烂的法律之花,必将结出丰盛的经济政治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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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论文篇9

【论文摘要】 文化意识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忽视文化因素会导致交流、合作的困难，甚至失败。本文分析了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缺乏文化意识的原因，探讨了文化因素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些方法与建议。 【论文关键词】 国际经济活动 文化因素 跨文化交际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各行各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等字眼触目皆是。不可否认，在科技与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愈来愈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大。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文化特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这一事实盲目无知导致的代价是沉重的。与旅游者在国外因不注意当地的风俗习惯而产生的问题相比，在经济活动中无视文化因素可能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此，要顺利地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加大合作力度，提高合作效益，了解他方的文化特性，改善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二、国际经济活动中文化意识的缺乏与产生的原因 由于对文化给国际经济活动产生的重要影响认识不足，在频繁的国际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着文化意识淡漠或缺乏这一现象。许多国际经济合作的参与者和管理者有个误区，他们片面地以为经济合作只是相互谈判、签订协议，然后大家一块共事。在他们看来，只要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放在一起，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相互学习，雇员就会变得多元化，各自文化中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其实不然，多项研究表明，跨文化团队里，在有压力的情况下，队员会更趋于本国化，如中国雇员会变得更加中国化，美国雇员会变得更加美国化。许多管理者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他们雇员的行为均受到他们各自社会文化的背景、经验和习惯的制约，以至于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己方文化的行为导向模式系统地带入跨文化交际中去，由此产生的价值观、行为目的和行为解释方面的“文化交叠”现象或“不和谐”现象会使双方的合作面临失败的危险。有调查表明，在不少的合资企业中，中外人员相互间的理解和沟通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他方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与审视。对己方和他方企业文化的不同理解不但会加大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相互合作的难度，而且还会因此减少合资企业的经济效益。 在国际经济合作的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参与交际的双方通常至少有一方必须使用外语作为交际媒体，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无非是一门专业外语的使用，只要找到懂专业外语的人，谈判、合作便能顺利进行。这一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专业语言常常被错误地等同于专业词汇，并且在我国大专院校里，大部分经济外语课程也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安排教学的。这一思路存在着严重缺陷，因为国际间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跨越文化界线开展的经济活动只是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是借助于专业术语进行的。国际间的经济活动首先意味着，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员为了某一商务目的相汇于一个对其中一方来说是陌生的、具有文化特性的交际环境。交际的双方并不纯粹是某个不带文化色彩的企业经济计划的实施者，他们是一个特定文化和社会的代表，是某种特定企业文化的代表，就是作为个人，同样也带着相关文化的烙印。所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商务谈判不是说有一名或几名精通外语的人就行了。因为对一名讲外语的人来说，他的外语掌握得越好，另一方对他按有关异域文化的行为规范来调节和控制自己言行的期望也就越高。而事实上，外语水平的高低并不一定能够同时说明交际者对有关异域文化交际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如果交际双方仅以己方文化眼光来看问题，很可能对相同的交际情境和交际行为做出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因而导致交际的困难或失败。 出现这些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同外国人交往在许多地方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习以为常的活动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看不到跨文化交际情境隐含的风险。 第二，我们的日常活动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正在日趋国际化，这使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以为各种文化均大同小异的错觉，从而看不到实际存在的文化差异。 第三，人才开发中的诸如动机、独创性、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软性因素”长期以来一直让位于开发尽可能完美的、因而“自有说明力的”商品所作的种种努力。 第四，在解释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冲突时，人们往往将这类冲突归因于个人的性格或交际伙伴的民族特征，而忽略了文化差异。 因此，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企业应充分意识到目前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不足，了解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并尝试接受针对国外经济商务活动的咨询，以期通过掌握那些对谈判或合作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来应付可能出现的文化休克方面的紧急情况。 三、文化因素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在国际经济活动以及商业谈判中，不成功的跨文化交际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容易削弱国际合作的经济效益。据有关调查表明，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加强，“文化间的隔阂”也在不断扩大。合作双方相互间的依赖性越大，就越可能使合作的双方感到对方在心态和导向方面的那种似乎无法逾越的、令人迷茫的异样性。只有了解并理解了对方的有关行为模式是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才能使双方的合作得以顺利开展与进行。在跨国经济交往中，国际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无数失败的教训。2001年，当华立集团进军美国，收购飞利浦在美国CDMA研发中心的时候，华立集团第一次直接面临了美国文化的冲击。在华立集团收购的研发中心里，由一位美国员工Dennis负责CDMA核心技术的研发，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为了表示对其工作的重视，按中国人的习惯，每隔两天就给他发一封电子邮件询问工作进展。然而，没过十天，该员工便提交了辞职报告。汪力成大惑不解，该员工说：“你每隔两天就发邮件给我，这说明你对我不信任。”经过再三解释，汪力成与Dennis最终消除了误会。90年代初，摩托罗拉韩国公司经营不善，面临破产。后来来自美国的Donald Jerome先生出任摩托罗拉韩国公司新总裁和总经理，他确信该公司通过改变其管理文化会有新生命。他和人力资源经理开始把焦点集中于重塑该公司的企业文化和领导行为，并制定了长期实施计划，这意味着摩托罗拉公司结合韩国文化。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深入人心，很快摩托罗拉韩国公司又成为世界上一个模范生产厂商，他们的这个项目也成为在任何地方跨文化管理的一个蓝本。国外管理学家大量的研究表明，在以失败而告终的跨国经营中，有70%是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海尔实施本土化战略，不仅到国外去办厂，更注重运用国外当地人才，尽可能让经营与管理融入到国外本土文化之中。“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和、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抵触情绪。 文化差异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我们能提高文化意识，改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工作能力，就能对异域文化中的不同观念和管理风格多一些理解与尊重，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员工进行良好沟通，消除误会，并根据不同的文化特征确立相应的制度与措施，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例如，在权力巨大的墨西哥企业中，员工对上司的尊重表现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上司也不愿意授权给下属。美国行政人员通常认为墨西哥人屈从权威是一种缺乏主见和不幸服从的表现，而墨西哥人把美国行政人员的坚持公平竞争和委派的愿望看成是没有能力接受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这种不同的观念与管理风格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只有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理解这些不同于自己文化的观念与管理风格。 不同的群体对类似的事件有着不同的文化反映。例如，很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公司雇员提高工作效率，提前完成工作，就应该被允许提前回家，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因此，尽快完成工作是一件受到人们褒奖的事。而在日本则不同，日本人普遍认为公司雇员应在整个工作时间内都坚守工作岗位，即便完成了计划中的工作，也不应该提早离开工作岗位。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为了达到相同的目标，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例如，法国员工是典型的“社会人”，十分注重生活的享受，若采取加薪、发奖等物质上的激励方法，恐怕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而中国人相当程度上是“经济人”，对物质的追求重于闲情逸致与浪漫生活的享受。又如，即便是奖励，对以个人取向为主的美国人和以集体取向为主的中国人或日本人也应该采取不同的奖励方法，分别以奖励个人或集体为主或二者相结合以便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个人奋斗精神和团队精神，为公司创造最大效益与财富。 文化差异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了解文化差异，在国际交往中完全照搬本土做法，势必遇到无法跨越的文化障碍，延缓或彻底导致国际合作的失败。充分了解文化差异并有效地利用各种不同文化优势，必将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无穷的活力与新鲜血液，帮助企业日新月异，蓬勃发展。 四、结论 经济交往与合作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异域文化范畴的渗入，要扩大经济合作，提高 双方合作的经济效益，就应该促成本土文化与渗入的异域文化之间的协调。有人做过实验，当公司的职业队伍刚刚组建的时候，多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效率不及单一文化，但是随着业务性质的复杂化，业务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多元文化的优势就愈加明显。所以，我们应抓住发展的机遇，在各行各业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努力开展跨文化交际培训，帮助有关人员对理解异域文化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系统的准备。在培训中，可以借助于举办异域文化班、小型跨文化交际冲突情境分析、文化适应模式、文化简介、角色模拟演练等各种不同的媒介与手段，增强相关人员对异域文化行为准则敏感性的感知练习，全方位提高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文化经济论文篇10

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文化科技一体化”是当达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显著特征。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一种血脉相依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而文化产业就是新的增长点之一。我国近年来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科技元素的支撑，方能产生巨大的市场效应。文化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繁荣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因此，当前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政产学研用等各部门各主体联合起来，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文化科技发展的支持与引导，加强文化科技发展的战略研究与机制体制创新，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文化与科技进一步融合、提升文化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为目标的文化产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研究，可有助于提升该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有效促进该区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提升它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竞争力。可以深入认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发展规律，丰富生态型经济区的区域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相关理论，拓展生态型经济区和我国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实践视域。

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所在的江西省文化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文化出口增速居全国第5位、中部第2位，这标志着江西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出铿锵一步。2012年，江西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400亿元，达1460.25亿元，按同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23.4%；全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407.3亿元，按同口径和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20.1%，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6个百分点。同时，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特点鲜明，文化产品制造业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各地区文化产业均保持了较快增长，呈现出均衡发态势。但是，在充分肯定江西省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产业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问题与差距：文化产业经济规模偏小；产业结构不合理，文化服务业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市场化程度低，文化消费水平不高；产业发展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不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行业影响力不强等等。

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科技支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3.1以项目促进科技发展。

全省投资规模上千万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有近50个，上亿元的项目有近20个。这些重点项目，大部分分布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仅加速了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而且促进了产业内的科技创新。

3.2以园区促进科技发展。

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加快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产业集群的建设，正在培育或已经培育了一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这些产业园区或示范基地将成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科技发展与创新的中坚力量，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

3.3以市场促进科技发展。

经过多年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已经形成门类较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体系，文化市场不断发展。成熟的市场将促使文化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就是与时俱进，加强科技创新和不断发展新技术应用。

3.4以人才促进科技发展。

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是科技创新与发展的源泉。为促进科技发展与创新，江西省正加快产业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开展高校与企业间合作的尝试，这标志着江西省文化创意产业开始进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阶段。南昌大学、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先锋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等众多高校均坐落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已经形成了由研究生、本科生、大专生构成的产业人才培养模式，优秀的人才进入企业，并最终投入市场，必将对科技创新提供强大动力。

3.5以改革促进科技发展。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体制改革正抓住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由试点向面上推开，大力推进出版发行体制、文艺院团体制、新闻媒体和电影体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等方面的改革，不断增强活力壮大实力，不断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随着改革的步伐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日趋旺盛。

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科技支撑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科技支撑文化产业保持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4.1艺术创新能力差。

造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文化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低的一个直接原因，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文化产业链尚未形成。在新兴文化产业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自主研发的软件及服务外包、创意设计、动漫网游等文化产品很少，在产业链的上游缺乏竞争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跨越传统媒介的新兴文化艺术样式不多，传统文化形式与数码、网络、电信、制造、中介、营销等领域的渗透力不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艺术创新能力不仅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我国的先进地区，原创能力薄弱，竞争力必然低下。以动漫行业为例，杭州市2010年原创动漫作品生产量达到3万分钟；而江西全省到目前为止长篇原创动画仅生产出一部《十万个为什么》，艺术创作能力的差距可见一斑。

4.2企业创新能力散。

现代文化企业的产业集中度过低，主要是低在企业规模偏小，尚未形成以龙头企业带动的优势互补的集群发展态势。企业创新能力分散的现象特别突出，例如景德镇的陶瓷艺术业的创新，仍以大量小作坊式生产方式为主；动漫行业的创作与创新，以十多家动漫公司和工作室分散经营为主，未能形成合力，更缺乏龙头领军企业。现代文化产业是经济、文化、技术等相互融合的产物，它处于技术创新和研发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是一种知识密集型、能产生高附加值的产业。产业集中度高，才有利于科技发展与创新的实现。

4.3技术创新能力低。

造成该问题主要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主要得益于文化旅游等传统文化产业，科技含量偏低，而高科技文化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二是文化品牌产品的延伸和多元化开发不够，文学、影视、广播、舞台艺术等不同文艺形式之间的互动不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虽然拥有一批文化品牌，但还未能有效利用高科技力量，还没达到自身品牌的多元化商业开发。由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文化产业起步比较晚，科技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因此发展速度落后于发达地区。

4.4创新队伍人才缺。

现代文化产业的科技发展与创新，需要技术和艺术两条腿迈进，而技术和艺术的载体是人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现代文化产业，不仅缺技术人才和艺术人才，而且缺管理型人才和经营型人才，缺乏高效的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与人才引进方式。这明显制约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与发展。

4.5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少。

科技发展与创新是以资金为后盾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文化产业科技创新明显缺乏资金的支撑。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对文化的投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大都重点投到了文化旅游等传统文化产业，很少有资本进入现代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在现代文化产业科技创新方面投入更少。对于现代文化产业及其科技创新，江西省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度低。为现代文化产业提供强有力的融资支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

5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产业科技支撑体系的完善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产业科技支撑体系的完善，应分别围绕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环境优化、文化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建设文化与科技融合先导产业和产业集群、科技项目引领带动作用发挥和文化科技专业人才队伍汇聚等五个方面展开：

5.1优化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环境。

鄱阳湖经济区内各级政府应制定适合当地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积极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文化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加强法规建设。深化文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体制创新，积极探索跨部门、跨地区合作新机制；建立统一的文化科技指标评价体系，客观评价文化科技发展速度、水平、潜力和效益；认真落实国家有关文化科技创新服务保障的各项政策，保证各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坚决打击盗版行为，肃清盗版市场，统一稽查，管理文化市场。

5.2加强文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依托南昌、景德镇、九江、赣州、萍乡、抚州六市文化及创意产业基地，着力构建共青城影视基地、南昌市综合型创意产业基地及传统书画艺术基地、景德镇陶瓷艺术创意基地、抚州传统工艺基地。依托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干线，培育和壮大沿京九、浙赣、昌九、沿江、环鄱阳湖为主轴的生产力布局，构建全区点线面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综合现代文化产业空间格局。从而带动形成一批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文化产业集群，优化文化产业结构。规划一批带动性强的文化科技创新型领军企业上市，建设文化产业基地，创立自主文化品牌。充分发挥各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的资源聚集优势，搭建公共技术服务支撑平台，促进产学研用合作，实现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要素深度互动、有效衔接。

5.3突出重点、发挥优势，建设文化与科技融合先导产业和产业集群。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创意产业发展也应该走与日本相似的路径———注重产业和文化的结合，但现阶段更应注重产业发展。选择富含江西元素、积累规模效应、充满科技含量、具备发展潜质的五大行业———出版、旅游、动漫、陶瓷艺术品业、软件及服务外包业，作为科技创新重点关注和重点扶持的行业，形成区域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关联产品、衍生产品的商业化开发，通过产业链延伸，带动高端产业的规模化经营，尽快形成产业链条长、集中度高、专业化水平高、科技含量高的产业集群：红色及军事教育文化产业群、动漫游戏产业群、戏曲文化产业群、宗教文化产业群、陶瓷艺术品文化产业群、中医药文化产业群、客家文化产业群、休闲文化产业群。

5.4发挥科技项目引领带动作用。

经济工作要强调抓项目，文化科技建设同样要十分注重抓好项目。大力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抓项目要有龙头，为统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科技项目，须建立省级重点文化科技项目库。并将这些重点文化科技项目纳入中国文化产业网项目库。同时对入库项目通过各类媒体、文博会、招商会等形式统一对外进行宣传推介、招商引资，并优先给予产业政策扶持。继续积极推进江西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江西慧谷、红谷创意产业园”、“泰豪动漫产业园”、景德镇陶瓷创意文化产业基地等投资5亿元以上的重大产业项目。精心实施文化科技招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继续利用中国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这个重要平台，积极开展文化科技招商引资活动。

5.5汇聚文化科技专业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