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论文十篇

乡村文化论文篇1

[论文内容提要]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性隐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文化大革命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 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 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

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 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 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1][2][6]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

[3][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8]贺雪峰. 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9]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0]杨孝容.“创造新文化 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乡村文化论文篇2

（一）国内对乡村旅游产业链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链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产业链整合和产业链对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价值方面的研究。赵承华（2007）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延伸和拓展乡村旅游产业链,加强区域产业协同,建立品牌乡村旅游企业,是实现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整合的主要路径。张晶（2012）认为实行产业链纵深化发展是实现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周格粉，肖晓（2013）首先认为全产业链模式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过渡模式，并提出产业融合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最终模式。

（二）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研究

目前针对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研究较乡村旅游多出些许，但主要是从产业链视角出发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厉无畏，于雪梅（2007）认为培育创意人才，完善创意产业链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邢华（2009）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价值链的整合，并提出以产业链末端—版权贸易为主线整合产业链。陈少峰(2010)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是产业链的经营与运作，产业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横向扩展以及产业要素挖掘与整合。纵向产业链的延伸，可表现为文化创意产业内、外部资源共享，即产业内、外融合；横向产业链的拓展，可表现为产业功能的多元化发展，即产业规模效应的体现；产业要素的挖掘与整合，可表现为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产业链的深度化和专业化经营。金元浦(2010)将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概括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创意环节，秉承“创意为王”的理念；第二环节，生产环节，采取“内容为王”的措施；第三环节，销售环节，坚持“眼球为王”、“渠道为王”策略。

（三）国内对创意旅游产业链的研究

国内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相对较多，且主要集中在融合的机理、路径、模式及策略方面的研究，专家学者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且系统，并且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但从产业链视角出发对二者融合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有关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欠缺，且主要集中在观光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方面，研究的不够全面、系统、深入。柯涌晖，赵明，陈白璧（2011）认为闽台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了创意产业价值链，完善了旅游产业链条。李洋洋（2011）将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模式分为了延伸性型、重组型和渗透型三种，认为延伸型的产业融合模式出现在产业链的生产制作和消费环节，延伸了原有产业链条；重组型的产业融合模式解散了原有的产业链，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产业链条；渗透型产业融合模式扩展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内涵，提高了产业增值能力。王爱玲（2009）以“紫海香堤艺术庄园”为实证研究对象，认为其成功是现代观光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从产业链的设计、经营和营销各环节充分融合的结果。

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乡村意象不强，农耕文化尽失

“乡土情结”是众多乡村旅游者的重要旅游动机，对乡村景观意象和乡村文化意象的偏好，是实现乡村旅游消费重要影响因素。但现阶段，一方面受城市强势文化侵入，本土文化弱化影响，另一方面受社区居民文化自觉、文化自豪、文化保护等意识欠缺影响，使得乡村旅游地的传统农耕文化流失，乡村意象弱化。

（二）项目单一雷同，缺乏主题创意

乡村旅游地的发展对“经济精英”、“创意人才”有较强的依赖，但根据霍华德的“三磁铁理论”，农村地区与城市相比在就业机会、人才聚集方面存在显著劣势，因此，在旅游开发上欠缺“创意大脑”；其次，由于乡村旅游地的开发普遍存在融资困难，在乡村旅游产业的创意环节的资金的投入十分有限，普遍是照搬照抄，且不结合本土地域优势及特色，使得项目单一雷同，缺乏地域特色。

（三）乡村环境恶化，生态功能弱化

乡村旅游地普遍受到不同程度农业化学物质及废弃物污染、污染企业转移农村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及污水污染。但受政府对农村污染控制问题还没有系统的、足够的重视，且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扶持措施不力，以及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等因素影响，乡村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美、生态好的意象日益弱化。

（四）忽略市场调研，营销模式固化

乡村旅游地的营销首先缺乏与市场的对接，乡村旅游地自发进行市场调研及市场分析的凤毛麟角，因此，营销模式和手段的选择没有实际指向性。其次，乡村旅游地的营销模式落后，网络营销、植入式营销、创意营销及联合营销所占比重极低，全国范围内建成“信息化乡村旅游景区”的数量屈指可数。

三、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建议

乡村旅游产业可以与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互动融合，在第一个创意阶段，要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维融入到创意乡村旅游研发、设计和资源规划中；在第二个生产阶段，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作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销售，供旅游者观摩；在第三个营销阶段，建立起文化产业现代化的营销网络，起到足够吸引消费着注意力的目的，而在第二阶段的乡村旅游经历则又刺激着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在两者的互动影响中，创意性文化旅游产业就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创意旅游者；在第四个消费阶段，与第三阶段作用类似，在此阶段，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消费产生感染效应，促使消费者对该文化创意相关的乡村旅游感兴趣，而反过来，在第二阶段的旅游经历又增加对该文化旅游产品的认同感；第五个后续环节，实质上是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和重组，通过建设主题公园，举办展览会、博览会、展销会、节庆等方式向旅游市场延伸，从而实现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

（一）创意环节

从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结构来看，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形成依赖于乡村旅游活动能带来的大量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且有吸引力的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所形成的核心要素。因此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建设要从创意环节入手。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环节的融合阶段，两个产业可以在项目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利用，创意、创作相互借鉴等方面进行互动。具体说来，首先，应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维融入到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研发、设计和资源规划中，立足乡村旅游产业乡村性的本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将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资源作为创意乡村旅游的创意素材，增强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原创力；其次，立足于乡村旅游产业的现有资源，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资源，即：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科技化和数字化的创意理念，实现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环节资源的互补融合。

（二）生产环节

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生产环节的融合阶段，一方面，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作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销售，供乡村旅游者观摩，丰富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产品素材，如：独具创意的舞台演出、创意影视作品、大型歌舞“秀”等等，都可以成为旅游体验的过程；另一方面，将“乡村旅游产品”进行创意性、艺术性及科学性的包装和生产，供乡村旅游者购买，提升创意乡村旅游产业产品的综合功能价值。

（三）营销环节

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营销环节的融合阶段，该环节决定了策划、组织等环节成本的回收和盈利状况，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满足观众的文化体验质量，创意性乡村旅游产品通过现代宣传手段能更好的达到推广效果，且大大增加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而实际的旅游经历又能刺激旅游者观看、欣赏或购买创意乡村旅游产品。如：影视作品通过现代电影技术能更好的展现实景旅游地，而且剧组拍摄往往能吸引众多媒体跟踪报道，对拍摄地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宣传作用；而实际的旅游经历又能刺激消费者观看相关影视作品。因此，在营销主题、内容、形式、渠道等设置上，不拘泥于模式化的处理，实施灵活的富有创意的运用。

（四）消费环节

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销售是文化旅游产业链实现价值的最终环节。文化旅游消费者完成文化旅游产品的体验和消费后，一次完整的文化旅游活动才实现。销售环节是创意乡村旅游产品与受众互动体验的关键环节，旅游者的满足是保证创意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保证。创意性乡村旅游产品要具有很强的精神感染效应，成功的创意乡村旅游产品必定满足了旅游者的某种文化诉求或创意诉求，能刺激旅游者前往创意乡村旅游地体验；且旅游者在消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时，其相关的旅游经历又能增加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五）后续环节

创意乡村旅游商品、知识产权的出让、品牌的扩张、影视动漫等是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衍生环节。创意乡村旅游消费结束后，一部分旅游者还可能购买相关的衍生产品，如《快乐星球》图书、《印象·刘三姐》旅游演艺的光盘等。另外创意乡村旅游品牌的扩张，创意乡村旅游企业知识产权的出让等。该环节能进一步挖掘和创造价值，对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开展有针对性的创意乡村旅游衍生项目的开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结论

乡村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旅游影响；乡村旅游地；城市化；调控对策

一、引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他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进而奠定了地理学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基调，即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辅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日趋复杂的研究框架。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

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

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22J。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2006年的“中国乡村游”、2007年的“中国和谐城乡游”都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结合近一段时期“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地纷纷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形式加大对乡村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的层层推进下，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开发优势，在规划要素、土地成本、劳动力、相关政策等方面容易获得额外的“关照”，开发成本的经济性也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4乡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乡村地区为加快旅游开发而衍生出多种产业要素，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创设了新环境，相比较于进城务工等异地转移方式，乡村旅游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既是一种高效的就地转移，同时也是相对于农业生产周期的错峰式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结果是，以旅游业为载体的城市化现象开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引入农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乡村的民主管理。同时，当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驱动模式面临发展中的瓶颈时，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水平提升的优势产业。

由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的开发特点以及政策导向和基于乡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构成了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基于旅游影响的乡村城市

四、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

乡村旅游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以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为载体，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学习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主要特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也是研究旅游影响下乡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一)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表现

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因旅游开发而引起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聚落生态变迁的动态过程。旅游开发给乡村城市化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乡村人口由原来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逐步向不同程度上相对集中的各类城镇集结，乡村空间格局发生显著改变。二是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旅游资源和项目的开发在吸引大量旅游者的同时，外来的定居人口也逐渐增多，城镇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三是乡村聚落景观发生明显变化，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建造与完善，在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景观人工化、异域化、旅游地风格主题化和商业化等现象的加剧。

(二)乡村城市化效应的程度界定

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的六大产业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同样有明确的体现，这种消费网络结构的形成是乡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乡村旅游引发的城市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适度城市化能有效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和协调发展，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都会对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城市化程度的分析正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寻求平衡。

(三)旅游开发引致的乡村城市化效应表现

1适度城市化。适度城市化可以充分利用和整合乡村地区的各类资源，加快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经济发展发挥助推作用。其次，适度的游客规模可以加强乡村社区的内外文化沟通，合理改善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态，对改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等有很大促进。第三，城市化促进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转变，加快由传统农业向非农业产业转变，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第四，有效促进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因进城务工等转移类型引发的乡村空心化等问题。

2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源是对乡村地区的“过度保护”，一些地方从节约投入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地区的所有现象和行为都可以成为旅游活动的吸引物，“脏、乱、差”的旅游环境、缺乏专门治理的旅游接待设施等容易让旅游者望而生畏，这显然背离了乡村旅游的开发初衷；城市化程度不足还会给乡村居民带来身份上的“优越感”，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使其很难关注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责任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愿意接近或者是纯粹出于利益角度的粗放式旅游经营行为很难获得旅游者的认可。同时，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乡村旅游难以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社会分工不充分，农民就业环境很难得到改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3过度城市化。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破坏乡村地区的聚落结构和生态景观

在经济特征和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乡村存在着种种居住方式和形态特征。这些特征是乡村地区聚落形态的特色和精华，而不少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与当地乡村聚落景观差异很大的接待设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将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现象，导致了个性化的“乡村性”向同质化的“城市性”演变的现象。

(2)乡村地区民俗文化舞台化、娱乐化倾向加剧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尽管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但事实情况是，不少地区一直缺乏科学的开发思路。乡村旅游“急功近利”的开发套路使得许多旅游地尽可能地用舞台化的形式、娱乐化的方式把当地文化呈现给游客，这种人为的文化表现形式使游客与当地社会隔离开来。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使游客对乡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压力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文化；消极的一面是让旅游业蒙上了文化优越的色彩，表现的内容也多是乡村文化的肤浅形式。

(3)商业化带来了乡村居民的边缘化

根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论，乡村旅游在进入发展阶段后，政府政策的倾斜、游客量规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从利益相关的角度看，政府、投资者、居民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三方利益主体。在这一博弈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场化的运作路径所左右，投资者由于资本话语权会始终保持较强的谈判能力，乡村居民多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乡村居民主体地位的模糊，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商业化带来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环境优美的乡村地区，旅游开发之后的显著变化是地价攀升或房价飞涨，乡村居民往往无力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乡村地区淳朴的文化气息开始被外来文化所浸染，乡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异，传统乡村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不协调等问题日益凸显。

(4)乡村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卫星城等乡村地迁移。乡村旅游成为承接这种转移“任务”的载体。乡村居住环境的优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观对乡村景观的影响，这种“侵蚀行为”使得不少乡村的“城市性”特点越来越明显。

五、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调控对策

(一)科学规划开发区域。营造乡村氛围

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要树立“区域——城市——乡村社区——乡村旅游地”的多元开发维度，从“资源——产品——市场”的互动层面来规划开发区域。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人员应包括旅游地理、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学科背景的专家构成，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指导思想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或概念性规划。在此基础上，乡村景观资源应由景观园林、建筑等专业人员来完成规划的空间设计和景观布局。乡村旅游的景观应从体验的角度出发，通过个人体验的作用使“景”与“观”和谐统一，营造一种天然意趣、田园诗化的独特乡村氛围。

(二)重塑乡村文化形象。凸显乡村优势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注意保护好“乡村性”的优势是避免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前提。为此，首先要依托乡村既有的空间布局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防止破坏乡村“原生态”特质的粗线条模式。其次，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乡土文化、乡间民俗在旅游开发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规划往往是一类“公园化”、“广场化”、“舞台化”的模式。在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进程中，消除和避免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从乡村旅游地的地脉和文脉出发，本着生态循环、文化保护、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来开展乡村旅游的规划和设计。

在开发过程中，应从当地众多的旅游景观中发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观并从中提炼出主题，以主题为基础进行特色分区。通过对不同区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规划设计，用具象的形态生动地表达出特定的景观形象。在乡土建筑风貌的塑造中，建筑风格应结合当地乡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异域文化侵蚀乡村聚落景观的原始风貌。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延伸旅游效应

乡村地区在确立了旅游开发的主体地位之后，合理设计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命题。首先，加快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的推广。其次，科学调整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设置“门槛”，强化基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准入制度。乡村旅游是当地产业链条的主体，如掺杂其他工业元素，特别是污染严重、能耗高的工业项目很容易失去本真，从而产生“一损俱损”的局面。第三，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合理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应把一些小城镇按旅游集镇的风貌进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时，依托这些农村小城镇发展旅游商贸流通业，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使小城镇成为承接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中转站。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开发的产业要素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重点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务功能。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其实质是旅游产业的城市化。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除了产品体系服务功能外，还包括支撑体系服务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卧、游客安全保护、标识导引服务等。产业要素的完善应立足乡村实际，例如针对游客住宿问题，乡村社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民宅，改善用电、用水及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建造一些农家客栈以满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乡村旅游地的不断发展会使其功能组成日趋多样化，比如一些商务、会务活动可能进入旅游地，这些设施的空间布局与要素体系建设要进行科学论证、有序开发。

(五)建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平台

资本市场对乡村旅游的兴趣源于投资规模和产业政策两方面的因素，资本的逐利行为往往会背离投资初期的要求，外来投资者鲜有详细调研能够体现当地特色的投资项目和旅游商品，多是模式化的套用和泛商品化经营，这种集中式的商业形态显然不是对乡村旅游的有益补充。此种情况下，政府应对旅游投资加强监管，可以成立旅游开发股份公司，股东包括地方各方利益主体，充分体现乡村居民意志。统一规范乡村地区的旅游投资行为旨在避免过度的商业化行为，使之能够真正地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服务。目前困扰乡村旅游开发成效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源的匮乏。乡村旅游的从业者应具备引导、培养和提高旅游者的审美情趣和品位的能力，为此，一要多方吸纳专业人才，在“量”的基础上注重“质”的提升；二要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其符合现代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要求。三是强化责任意识，对游客负责、对保护乡村资源负责、对乡村社区负责的态度，促使他们真正成为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主体力量。

乡村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乡村旅游新农村建设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

前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乡村旅游悄然兴起，进入90年代中后期后，我国乡村旅游进入了较为快速的发展阶段。国家旅游局1998年推出了“华夏城乡游”，1999年推出了“生态旅游年”，全国各地纷纷抓住机遇，形成了一股乡村旅游热。20__年国家批准了203个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同年，总书记视察上海时指出：“要发展农业旅游，生态旅游，促进农民增收。”今年，国家旅游局将旅游主题定为“20__中国乡村旅游年”，并且制定了“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的鲜明口号，这就为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政府对乡村旅游的格外重视正是由于乡村旅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它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展农村经济，既发展了旅游业也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乡村旅游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其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小桥、流水、人家，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魅力。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战略的实施，可以预计，一场影响深远的农村建设高潮即将到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能因为物质文化的发展而消磨了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失去乡村旅游的吸引点。因此，应当科学规划，注意加强和保护乡村旅游的发展优势，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业间的良性发展，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

1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本源——文化势差

文化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最活跃的因素。现代旅游已然不再仅仅停留在自然景观的表层，它更需要文化元素的充实。古老而厚重的乡村文化积聚着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历史不断冲刷而形成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传承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传统的乡村文化面前，中国城市文化呈现着另一番的文化形态。中国城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渗透了西方文化的因子，它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难以保存中国本身最为原真的文化面貌。一位西方学者一语道出个中真谛：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乡村。城市文化相比于乡村文化这一“本真文化”，两者之间出现了文化势差，这正是乡村旅游形成的吸引力本源。

这种文化势差是建立在空间势差、视觉势差、心理势差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喧嚣繁杂与乡村的宁静悠然、城市的钢筋水泥与乡村的砖瓦木房、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与乡村的慢调节奏，这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文化势差的表层现象。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空前地渴求着远离城市的喧嚣，返璞归真，亲近泥土，将情感、智慧和理想纳入一片宁静平和之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客源地的城市性与目的地的乡村性级差或梯度是乡村旅游的动力源泉（邹统钎20__）。都市人在追求清新宁静的乡村环境，释放心理积郁的同时，他们更深层的是在体验与城市文化别然不同的乡村文化。这是一种现代人追求的生存质量，更是一种生活时尚。

2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冲击并存

乡村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新农村发展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乡村旅游不仅让都市人亲身体验乡村文化，促进城乡居民间的交流，消除城乡文化间的隔阂，而且积极地利用当地现有的乡村资源，开发“农”、“旅”结合的特色旅游，增加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服务当地农户，提高农户收入，发挥旅游扶贫的功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找到一个契合点。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在“卖”乡村文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自身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异化，失其本色的可能。农村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强势的都市文化占据上风，诱惑着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能够带来物质文明”观念的驱使下乡村开始追随和模仿城市，原生态的乡村文化在格调和品位流行的今天出现了迷失，异化了的乡村文化渐渐失去了它独特的文化吸引力，出现正熵的形态，最终导致陷落。一些乡村旅游目的地早衰现象正向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

3新农村建设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保持乡村文化的本质化

可持续发展是未来旅游发展的核心，而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本地化（Sharply）。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保持乡村性，保持文化势差的优势。

文化势差是人在处于不同环境或历史积累形成的文化中时产生的一种观念形态上的差异。由于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尽相同，文化差异的程度也没能形成统一的判断标准，致使在现实生活中保持文化势差难以得到准确地把握。

为了在实际操作中有所依据，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的开展，可就文化按层次结构具体划分为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三个层次。其中，物质文化层面以空间结构分析为依托，制度文化与政府行为、乡间组织相联系，而精神文化层面是重点，它与乡村社区的文化心理相结合，制约着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以新的视野审视并保持以上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势差优势。以此作为切入点，保持乡村的文化优势在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几个方面：

3.1加强物质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尽量保持乡村的自然性（即地格）。无论开发地是贫穷还是富裕，乡村旅游业对当地的经济收入的增加有很大的贡献，而当地的自然资源又影响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于乡村旅游经济系统而言，乡村的自然能源流都是负熵流。如果中断了这一过程，乡村旅游经济系统将成为一个死的结构。从目前情况看，如果建设新农村过程中缺乏谨慎的规划，那么工业化、城镇化的势头可能会使农村减少了几分乡村的自然性，增加了几分城市的工业性，进而减弱旅游吸引力，影响到旅游带来的乘数效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保持乡村旅游的“地格”就是维持目前我国乡村“脏、乱、差”这样的空间格局。相反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极力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的卫生环境，积极引进工业化的技术，以工哺农，以工促农。事实上，工业化与乡村的田野性是可以相互协调的。从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农村虽然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乡村自然性。工业化提高了农业机械水平和农业生产率，但工业化不一定要将农村的环境也变成钢筋水泥环绕的城市，而是要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得到日益改善的同时，

保持着内在的乡野气息。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持乡村“地格”。

3.2完善制度文化体系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制度文化又称为社会文化，它的内容丰富，不仅包括企业的经营管理，还包括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制度、民间组织制度等等，其构建起的体系在诸多方面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例如对我国乡村旅游业而言，乡村自然资源的特点促使了当地开展乡村旅游以采用小规模的经营方式为主。当前我国乡村旅游业与当地农业的资源争夺主要体现在土地上，尤其是一些地区通过出让土地，换取外部资金来开发乡村旅游，导致可耕地被占用，农民失地的现象。通过开展小规模的经营方式可以缓解这样的矛盾，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不会占用大量农地。因此，小规模经营是当前乡村旅游与周围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佳经营组织方式。

必须强调的是，我国旅游产业是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如果没有了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旅游业的发展将步履维艰。由此可见，在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过程中，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后台”支持。有了后备力量军，个体经营的农户方能提供更好的“前台”服务。如此这般，“前台”与“后台”的相互照应使得乡村旅游这个“舞台戏剧”可以更好地持续演绎下去。无论是空间格局的规划、社区参与，还是文化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都要有清醒地认识，积极地引导乡村的发展，引导旅游业在乡村的健康发展。

3.3保持乡村文化的精粹的同时应加强社区参与。如果说保持乡村空间格局的自然性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外在形式，那么保持乡村的文化内涵便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容。只有深刻地挖掘乡村文化内涵，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乡村旅游的开发才不会只是昙花一现。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乡村的知名度，增强了乡村社区的自豪感，从而乡村的社区居民便不会再妄自菲薄地用扭曲而夸张的仪态去模仿城市，他们可以与来乡村旅游的都市人进行平等地沟通。另一方面，增强了社区自豪感，会使乡村社区更有动力去保护自己的文化。显然，在这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要注重乡村社区的参与程度。乡村旅游是集观光、休闲、娱乐、体验为一体的特色旅游。都市人到乡村旅游除了放松身心外，更多的是想体验乡村的生活方式，了解乡村文化。加强社区的参与不仅可以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而且可以让都市人直面真实的乡村风格，增进双方的交流。在这种现代人类的双重探求中，乡村和城市都将找到自己需要获取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满足。参考文献：

[1]庄志民.旅游经济发展的文化空间.学林出版社[M].1999.

[2]邹统钎.乡村旅游的围城效应与对策.旅游学刊[J].20__，（3）：8—10

乡村文化论文篇5

论文摘要:与会迅乡村小说相较，赵树理创作于40年代的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利有三大特点: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使赵树理以平视的目光审视农民文化，五四人文精神和阶级论构成其文化批利的双重视角，而以故事负载文化内汤、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和在政治学社会学层面展开批利等特.饭使其小说具有形而下的批利格调。这三大特点是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成功之处，但这些特.蔽也带来了其丈化批利的两大缺憾:自足的丈化心态限制了作者的文化视歼，“问翅小说”的创作模式影响其批利深度。赵树理小说文化批判的形象性、具体性与会迅小说文化批利的抽象性、形而上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40年代是赵树理创作的成名期，也是其创作的高峰期。赵树理创作于40年代的小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批判是其“乡村小说”的重要创作指向。其文化批判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平视”的批判态度

人们一般认为赵树理继承了文化革命先驱普迅的批判精神，然而，由于时空的差异，鲁迅、赵树理二人面对农民文化采取了不同态度。

鲁迅以文化先知的身份审判农民文化。在普迅看来，要实现“立人救国”的思想，文化精英们得完成两大任务:一是摧毁宗法文化，二是改造古老国度民众的灵魂。因此，农民成为普迅等一批早期乡土作家关注的对象，这是由于农民既是宗法文化的重要寄主，又是构成“沙聚之邦”的主要成分。于是，阿q、闰土、七斤、祥林嫂、鼻涕阿二、骆毛等一批灵魂麻木的国民成为作家剖析的对象，农民文化成为早期乡村小说攻击的靶的。

赵树理以平视的目光审视农民文化。如果说鲁迅是农 民文化的审判者的话，那么赵树理就是农民文化的自我检讨人;普迅在否定的前提下批判，而赵树理则在认同的基础上 批判。造成二人批判态度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是不同的时 代背景。普迅面对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农民文化，在整个古 老的东方农耕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的起步之际，农民文化的基本内涵是腐朽的宗法文化，因而突进的“五四”狂扭精 神促使普迅对农民文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赵树理面对的是处于解放区文化氛围中的农民文化，此时此地的农民文化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传统的宗法文化正在隐退，新民主主义文化正在改造农民文化;加之当时的主流政治也选择了农 民文化，所以赵树理对农民文化采取了基本认同的态度。二是对农民文化的体认差异。普迅的童年、少年在农村度过，当奋笔疾书批判农民文化时，他已成为“城市人”多年了，—从《呐喊》到《朝花夕拾》，农村在普迅的笔下一直是一种记忆:当他受到乡情的“蛊惑”时，他就写出了《社戏》等小说，当受到历史使命感的鞭策时，他就把乡村作为批判的靶的，于是他造就了阿q、闰土等人物;由于时空的久远和描写的概括性，农民在普迅的笔下只能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一种被他赋予了封建文化内涵的符号。赵树理的前半生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长期的农村生活使他对农民产生了特殊的亲近感，而农民兼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又使他对农民文化有了更透彻的了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特殊的身份决定了赵树理对农民的体恤、理解和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与宽容，使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文化。赵树理文化批判的前提是认同农民文化。肯定农民文化中某些传统道德精神、赞美乡土精神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在外来因素刺激下产生的新的文化质素、顺从农民的审美观念，等等，是赵树理文化认同的主要表现。例如，“勤劳”是农民用来衡量人格人品的重要标准，也是传统的农民高尚人格的核心内涵，赵树理认同了这一价值观念，并从这一价值标准出发塑造了一批具有勤劳品格的人物形象，如孟祥英、金桂、陈秉正、潘永福等。乡土精神是在土地的依托与哺育下而形成的农民人格精神，如勤劳勇敢、质朴善良、诚信谦和、安土重迁、保守狭隘、务实求稳，等等。赵树理肯定了乡土精神的闪光面，唱出了一曲曲土地的恋歌:《地板》肯定了农民劳动的价值，《福贵》、《田寡妇看瓜》展示了作为农民的衣食之源和精神依托的土地的双重价值，《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歌颂了农民为土地而进行的抗争……。赵树理的这种认同实际上是对农民文化品格的肯定，他以自己ao年代的乡村小说表明:农民文化是一种质朴、单纯、向上而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他的所有艺术描写都隐含着对东方农耕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农民—的歌颂与赞美。—这一艺术行为与鲁迅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形成鲜明的对比:每迅展示了工业文明东渐时的农民文化的可悲境地，在普迅的笔下农民文化是一种受到伦理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化的道德观念的双重籍制而缺乏本体自主能力、本体体认能力的象昧文化。

对农民文化的基本认同使赵树理的文化批荆失去了普迅批判笔锋的尖刻与犀利，而由革命理想所致的自信与优越感又使其批判消洱了普迅的激愤、淡化了普迅的优患愈识。对待农民文化的消极面，赵树理多以喜剧的手法展示其荒诞和存在的不合理性。对待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李成娘等落后的人物，作者总是在普意的调侃中指出他们的精神块陷;而对待新旧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作者一般不让其白热化，且冲突多以进步的一方大获全胜、落后的一方获得思想进步的喜剧形式结束。对待小元、小昌等“翻得商”人物，作者总不忍心丑化;对于德贵、小毛、小旦、“老驴”等一类比较特殊的人物的描写，作者也没有顺从时俗将其妖魔化，而是既揭示其丑恶的本质，又最后给予“出路”。这种沮和的批判充分显露出身为“农民作家”的赵树理对乡土的依恋之情。对待农民文化肌体上生出的毒瘤，作者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赵树理习惯于以客观而真实的描写平和地展示封建宗法文化的腐朽和地主反动势力的丑恶。例如，对于阎恒元、李如珍、王光祖等地主恶场的描写，作品既不像早期“革命小说”那样激愤，也不像后来的“三突出”小说那样夸张，而是在真实可信的叙述中展示人物的罪恶。冷.与平和并非竞味着宽容，而是显露出作者对反动力量的蔑视和对正在发生质变的农民文化的自信。

二、双重文化批判视角

赵树理的文化批判有两大视角。

一是五四人文精神。五四人文精神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赵树理继承了普迅的文化批判精神，从启泉和反封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封建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毒害，展现了一代农民的精神变化历程。作者塑造了两类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如二诸葛、老秦、李成娘、刘聚才等。作者通过对这些农民的言行的剖析，展现了封建文化在他们心灵烙下的印痕。二是受到封建思想残余侵害的新一代农民，如小元、小昌等。通过对这一类人物的描写，作者一方面展现了延续千年的封建文化对一批先知先觉的农民的思想侵害，另一方面揭示了农民阶层自身的思想局限性，从而提出了农民文化改造的艰巨性问题。同普迅一样，赵树理格外注重人的个性解放与人的灵魂觉醒，但由于文化参照、文化指向等方面的差异，普、赵二人对农民文化关注的重心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将普迅的乡村小说创作与他写于20世纪初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以及他后来的杂文创作结合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从由“立人”而“立国”的文化思路出发而审视农民文化的，—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必须先改造“国民性”，“国民性”的病根是奴性，而奴性是包括封建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所浸淫、所熏陶的结果，因此，要改造国民性必须批判传统文化。于是，在《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中，作者既指出封建文化的腐朽与没落，又无情地揭示了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的怯儒与麻木，对他们用“瞒和骗”制造“奇妙的逃路”的心理行为深恶痛绝。赵树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的目标、任务出发而审视农民文化，因而，他出于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健康发育而批判封建文化、揭示封建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毒害，为了使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靠的同盟军而敦促农民自身的人格升华、强调农民文化的改造。—由于文化批判的指向差异，二人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侧重也不完全一样:鲁迅把以宗法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文化作为批判重点，而赵树理则既批判民间化、民俗化、乡土化的封建正统文化，又批判乡村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腐朽的文化观念和陈旧的价值意识。

二是阶级论视角。阶级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核心。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出发，赵树理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在农村的代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压迫、经济压榨和精神奴役与精神籍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经历过新旧两重天的农民知识分子，赵树理对乡村宗法势力有着透彻的了解。《李家庄的变迁》真实地描写了李如珍、小喜之流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福贵》等作品揭示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算计与盘剥，《邪不压正》、《刘二和与王继圣》等作品则形象而深刻地展现了乡村宗法势力对农民的精神奴役和精神控制。赵树理对反动的村政权有着深刻的认识。他通过生动的描写向读者展示:政权与封建伦理道德的紧密结合和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政治化是乡村反动政权的本质，依靠上层反动政权压迫农民和以封建伦理观念束缚农民、控制农民则是其政权的基本操作模式，而掠夺农民、维持自己在农村的特殊地位是其政权运作的最终目的。在描写阶级对立的过程中，赵树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展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同时也展示了农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威力。应该说，赵树理小说的阶级论视角是鲁迅小说所不具备的。—尽管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在客观上展示了阶级对立，但从《呐喊》、《仿徨》整体创作上看，鲁迅并不是有意从阶级论出发展示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而是从批判封建文化出发的。

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视角在赵树理小说中是重合的。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作者既从阶级的角度描写了地主阶级或封建残余势力对农民的政治讹诈与政治压迫，又从五四人文精神的角度揭示了农民自身的精神缺陷。例如，老秦对老杨的前恭后踞反映了他的封建等级观念，小喜三棍子加一句“草灰羔子”镇压住了铁锁媳妇的气势、后来又用两块钱雇来一个穿制服的陌生人毫不费力地捆走三个“小字辈”，这些事件充分展示了封建宗法意识对农民的精神控制以及这种控制对农民的精神驯化状况。在《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等作品中，立足于五四人文精神的“人的解放”命题与依托于阶级论的民族解放、社会变革主题合为一体。

任何一种批判都意味着一种建构，暗示着一种理想，双重的文化批判视角使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达到了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五四人文精神视角使赵树理的文化批判具有鲁迅的反叛精神，而阶级论视角又使其批判具有明晰的建构理想。—时代的局限、“五四”时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对农民的失望所致的优愤等诸多因素，使鲁迅乡村小说的反叛精神覆盖或淡化了其建构指向，以致批判大于建构。赵树理面对的是正在转型的农民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在40年代的解放区迅速发育，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时代氛围中，农民文化开始发生质变:以宗法文化为主干的旧文化逐渐退隐，而以无产阶级思想为精髓的新文化不断进人农民文化。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与解放区政治体制及生产关系的变更为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构建指明了构建目的与构建标准，因此，赵树理小说避免了鲁迅小说文化建构的困惑。

三、形而下的批判格调

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早期乡村小说相较，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显现出一种“平易”批判格调。

鲁迅的乡村小说从“立人救国”的精神哲学出发而展开描写，其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主题提炼都具有高度的隐喻性与概括性。例如，阿q这一形象的塑造旨在“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挑衅王胡、欺负小尼姑等行为的描写意在概括“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的”卑怯国民性;(狂人日记》用富有深意的语言概括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尽管学者们反复论证鲁迅小说描写的生动性、形象性与周密性，但实际上其小说以“写神”为主，作者跨越政治学和浅表的社会学层面，从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层面观照农民的生活，“白描”构成其作品描写的写意性，暗示象征构成其描写的隐喻性，所有描写围绕着精神哲学的内核铺展。因此，我们认为鲁迅乡村小说的描写是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的“隐喻书写”。赵树理小说的描写格调与鲁迅大不一样。对农民文化的认同、战时文化的特殊需要和他自己的艺术旨趣使他舍弃了隐喻书写。与鲁迅小说相较，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格调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以故事负载文化批判内涵。赵树理对“穷哥们”听不懂他朗读(阿q正传》一事深有感触，他认识到小说的“通俗”在启蒙农民和进行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因而决定用直白的语言来写“故事”。于是，以直白的语言“讲故事”，“故事”中蕴涵着“间题”，不同的观照角度产生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负载不同的文化批评命题，这就是赵树理小说的基本描写方式。

(二)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赵树理小说舍弃了批判命题的概括性与抽象性，寄寓质朴的文化评价、文化思考于凡俗琐事的铺陈与叙述之中。例如，同样是展示封建等级思想在农民身上打下的烙印，鲁迅以闰土的一声“老爷”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悲，而赵树理则通过老秦要老伴给老杨做白面条、当着老杨的面骂儿子、给老杨下跪等一系列生动而具体的事件描写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笑;两个人物形象在各自的作品中都不是重点描写对象，但鲁迅的寥寥几笔就把人物所负载的文化意旨抽象到哲理高度，读者若要解读人物，非得要有一个“解码”过程，而赵树理的直接表达则使形象与“思想”对等，且二者处于同一思维层次，因而读者仅需通过直觉思维即可把握作者的全部思想。

(三)文化批判主要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表层展开，作者一般不将作品的文化内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们说普迅从精神哲学层面观照农民文化，主要是指鲁迅对农民文化的观念文化或文化心理的哲学思考，即对国民的思维方式和民族个性在近现代的变异的哲学审视，对封建文化的哲学依托的考察。—从哲学角度观照农民文化是普迅小说文化批判的形而上特色的主要表现(笔者认为，在普迅小说中农民就是“国民”的代名词或象征)。然而，宁摆“文摊”而不上“文坛”的为文宗旨和创作的现实功利性使赵树理放弃了对艰深的哲理内涵的刻意探求，其文化批判主要在与“时事性”紧密关联的政治学社会学层面展开，作者的文化审视停留在农民文化的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层面。当然，其小说不乏哲理内涵，但这种质朴的哲理主要来自作者对乡村生活的透彻感悟和对农民文化的深刻了解，作者往往是无意得之。

以故事负载文化批判内涵，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在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展开文化批判，这种批判操作模式使赵树理小说具有一种形而下的批判格调。

形而下的文化批判格调使赵树理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鲁迅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可否定，但仅就对当时的农民阶层的直接启蒙作用而言，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是不太成功的，因为普迅批判精神的精英性、前卫性和那种高度抽象的隐喻写作，使其小说不可能直接对农民文化产生作用。

上述三大特点正是赵树理小说文化批判的成功之处。然而，我们在肯定其小说文化批判的长处时，也不可忽视与这三大特点密切关联的局限性。其文化批判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自足的文化心态。“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农村生活经历与工作经历在使他透彻了解农村文化的同时，也局限了他的文化视野。如果说普迅以城市人的目光俯视农村文化，导致了其小说的文化批判的抽象化的话，那么赵树理以农民的眼光审视农民文化则导致了他自足的文化心态。这种自足的文化心态使作者的批判与建构完全局限在农民文化本体之内，批判者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使其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农民文化自身的局限性、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巨大差距以及东方文化在世界整体文化格局中的位置。

乡村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和孝镇；村落地名；来源；乡土文化

一、和孝镇的基本概况

和孝镇属于河南省汝南县下辖的一个古镇，“它位于县境南部，距县城约36公里，东临梁祝镇，南靠大王庄乡，西与常兴乡相邻，北与官庄乡接壤。东西宽7公里，南北长11公里，总面积72平方公里。”[1]和孝镇下辖16个村委会：和孝村、新集村、大庙村、薛岗村、陈屯村、邱井村、梁岗村、林阁村、黄寨村、王楼村、后马村、林楼村、郭庄村、黄屯村、吕屯村、小田村等，由122个自然村、214个村民小组组成。

二、和孝镇的地名来源

和孝镇作为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区域经济、文化、公共服务中心。关于和孝的名称来源，笔者曾询问了一些村里的老人和文史爱好者。韦明山，男，77岁，和孝镇和孝村第六小组村民。据韦明山老人回忆：和孝，原名和店，由于当地人口音“和店”便读成了huo店。关于和店的名字来源，这位老人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咱们当地生有一种鱼，称为火头鱼，俗语称“huo dou”，传说南头的湖里曾有一只huo dou精，由于当地人惹怒了这只huo dou精，它便吐出一把火烧了和店，所以称为“火店”，也就是“和店”。其实所谓的火头鱼只是当地人的叫法，这种鱼被称为黑鱼，是乌鳢的俗称，河南一带叫火头鱼。黑鱼也被称为“孝鱼”，这是因为鱼妈妈每次生鱼宝宝的时候，都会失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鱼妈妈不能觅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母子天性鱼宝宝自己争相游进鱼妈妈的嘴里，直到鱼妈妈复明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所剩无几了。传说，鱼妈妈会绕着他们住的地方一圈一圈地游似乎是在祭奠，所以后来人们称黑鱼为孝鱼。“万事和为贵，百善孝为先”。家乡人注重孝道犹如这孝鱼一般，一般家里面有老人去世，祭奠仪式隆重而庄严。虽然没有找到有案可稽的文史资料可以证明“和孝”的名称来源与这种火头鱼有关，但这种鱼十几年前在和孝镇地区的确随处可见，大人小孩都喜欢在河里捉鱼。由于最近几年的环境恶化，河流污染，这种鱼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关于和孝地名的来源，我们家乡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传说。据家乡文史爱好者程新耀解释：“和孝村在明朝时期就有了，它本来的名称是：‘火烧店’，以前这个地方还不是村庄，只有几家卖茶的店面，有一年失火，将这几个店面都烧光了。随着来此定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便将此地称为‘火烧店’。人们通常省略最后的一个字，（由于当地人口音便将‘烧’读成第四声），久而久之，火烧就变成了和孝。”。

探究和孝镇地名传说，我们从中获取了多种地名成因，形成了丰富的地名文化。

三、和孝镇村落地名命名特点

现代地名学将地名结构分为地名通名和地名专名两大部分。“地名分类是地名学理论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可以采用不同的地名分类方法。不同的地名分类法又产生不同的地名分类系统。以地名通名分类可分为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两大类。自然地名中又可以分为山名、河名、湖名、海名、高原名、平原名、盆地名、沙漠名等等。人文地名中，也可进一步分为聚落名、道路名、桥梁名、行政区域名、文物古迹名等。如果以地名专名分类，则可分为姓氏地名、地物地名、意愿地名、数量地名、颜色地名、人物地名、军事地名、方位地名等等。”[2]

按照地名的通名分类，和孝镇属于人文地名中的聚落地名，也属于乡级行政区划单位。通过表1展示的和孝镇所有村落名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常见的村落地名通字，例如：镇、集、屯、寨、楼、阁、庄、园、坡、沟、塘、岗、洼等。

“镇”、“集”是唐后期伴随着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发展而来的。“屯”意为“包起来”、“卷起来”，随着屯田制发展，逐渐演变为建有一圈防御性围墙的寨子。从现在的许多口语地名中我们还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寨子的存在，比如和孝村的四周曾经围起了一圈土墙，称为寨墙，土墙里面为村民居住地，称为寨里，土墙外面的耕地称为寨外。楼：古代指筑成的狭而曲的土台，现指自然村落名称。“镇”、“集”、“屯”、“楼”等都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有关，属于人文类地名专用字。而“沟”、“塘”、“岗”、“坡”地名用字都是因地形地貌特征而得名，属于自然类的地名用字。和孝镇全乡地势西高东低，岗洼较多，属岗坡地，从地名中可以得知自然村的地势地貌情况。

按照地名专名分类，通过分析表1我们可以得出和孝镇122个自然村落地名，有以下5种类型：宗族姓氏类、地貌特征类、地物标志类、传说故事类、复合型。

宗族姓氏类：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到宗族姓氏类的地名占大多数，116个的村庄都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聚集而来。这一类的地名都以村落的主要姓氏为名，例如：赖屯，全村人都姓赖。任化庄，全村主要由任姓和化姓组成。

地貌特征类：这类地名都是以当地的地形特征来命名的，例如程洼、赵坡。洼指地势较低，坡指地势偏高。这也正体现了和孝镇岗洼较多的地貌特征。

地物标志类：这类地名都是因当地特殊的建筑或有标志性的地物而来，具有地方特色。例如：邱寺，因寺庙得名。据《颜真卿志》记载：贞元元年（785年）正月五日，颜真卿被李希烈胁裹移囚到蔡州，关押在龙兴寺中。颜真卿的尽节地龙兴寺到底在哪儿？许多考证，历来说法不一。2005年春，在和孝镇邱井村邱寺自然村检查维修一座桥梁时发现两块清代光绪年间的石碑，这两块石碑的发现为我们考证颜真卿的尽节地――蔡州龙兴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两块石碑分别是《重修苏庄桥记事碑》和《重修龙兴寺记事碑》。《重修龙兴寺记事碑》是一块残碑，碑文部分字迹还能辨认，碑头刻“万古流芳”，碑文为：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清初重修龙兴寺碑记。

传说故事类：这类地名都因当地传说故事而来。比如：和孝村。（本文第二部分已有介绍）

复合型：这类地名主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复合。例如：高庄，是典型的复合型地名，高庄全村人除了两家之外都姓王，本应是典型的宗族姓氏类地名，应该称为“王庄”，但是据村里人回忆：“有一年发大水，周围的村庄都淹了只有高庄地形高免受一灾，所以地名就改称为高庄。”再比如赖大庙，它既是宗族姓氏类地名，也是地物标志类地名。

通过对和孝镇122个自然村地名归类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村落地名通用字中庄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村落地名专名中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

四、乡土文化

村落地名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不仅展现了地名形成与发展的自然环境，揭示了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与乡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土壤，而且呈现一个地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犹如一个人的名字传递着家族的血脉一样，地名承载着地方独特的乡土文化。通过对和孝镇地名的分析可以得知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说明该地区宗族文化传统深厚。

1、宗族文化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源。村落家族成员被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中获取生存资料，从播种到收获，自给自足，具有封闭性、稳定性、世代累居等特点。“宗族统治是我国古村落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包括两层关系：宗族成员天然处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中，它是村落形成的最基本人际关系要素，组成了血缘群体；由一族人习惯地居住在相对封闭的一块地域，构成地缘关系，形成地缘群体。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构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使村落与城镇、村落与村落之间产生明显差别。”[3]

和孝镇地处平原，四季分明，水源充足适合农业发展，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继承了祖辈相沿已久的礼俗来维持村落秩序。这些礼俗习惯、文化传统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时节、耕种、宗教、习俗、语言、人际关系等等。在和孝镇宗族姓氏类的自然村落中，全村都是一个姓，但有的村落中，由于“上门女婿”（虽为上门女婿，孩子仍随父姓）、要饭逃难定居于此等因素，各自然村的村长仍由大姓氏担任，一般由村里面权势威望较高的长辈或财产多、弟兄多的大族长辈担任，这就形成所谓的人治社会。它在维护村落世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比如：训斥村里不孝的儿孙们、劝和邻里之间的争吵、以传统道德解决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某些道德事件等。比如：一家老人如果只有两个女儿而没有男孩的话，那么两个女儿出嫁后就会保留一个女儿的耕地，确保老人家可以老有所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某些消极观念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随着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降低，人们将财产视为自己的和非自己的，将村里的大小事件视为该管的和不该插手的，许多村落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都建立于个体层面上。比如农民们最关注的私宅问题、耕地问题等等，这些所谓村落里的“家长”也在谋取自己的私利，一些世代形成的价值观念正在被利益这个恶魔慢慢的侵吞。

2、方言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说一方话，这就是指方言，和孝镇更不例外。和孝镇属于河南，自然说的话可以称为河南话。但河南话只是地理文化概念，在《河南方言与中原文化》一书中，作者将河南话分为四个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和孝镇虽然在地理上属于南区，具有地域特色，这也体现在地名的发音上。当地人经常将h和f混读，比如“刮风”通常读为刮hong，把“放学”说成“晃学”，此外当地人发he的音为huo，所以和孝变读成了“火孝”。并且当地人不分平舌翘舌都读为平舌，比如赖柏树（shu）变读成了赖柏su并且发音为轻声。在和孝镇村落中“庄”的出现率极高，通常当地人将zhuang读成zhua或zhuo。读成zhua的时候发音为上声，比如毛庄读成毛zhuǎ。读成zhuo的时候发音为轻声，比如周庄读成周zhuo。方言是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彰显了地域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和社会现象。语言就是家乡的名片，也是一个地方的标识。你张开嘴，发出音的同时也将你的归属地向人们展示了出来。

近年来打工热潮吸引了和孝镇许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直到现在大部分50岁以下的农民基本都在农闲时外出务工，只在播种、收获时节和春节时回乡几天。村庄里留守的也只有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甚至于出现了村里“老了人”（指老人去世）都找不到可以抬棺下葬的青壮年，人抬棺下葬的习俗逐渐演变为用车代替。由于长期在外务工，他们逐渐成为农村里的“城市人”。留恋于城镇的繁华和便捷的交通，农村已成为他们回不去的故乡。故乡在他们的观念里逐渐淡化，过去挣钱只想着在村里盖一座漂亮的楼房，而如今打工赚钱在城镇买房，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随着大部分青年人脱离农村，这些村落也在慢慢消失，村落地名也随之成为历史，蕴含其中的乡土文化也逐渐谈化，这正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五、结语

村落地名具有独特鲜明的地方性。本文简述了和孝镇的概况和区划沿革，走访调查探究了和孝镇的地名来源，通过分析和孝镇自然村名的命名特点，我们发现农村地名中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说明其宗族色彩浓厚；地貌特征类地名排列第二，说明其地貌特征明显。通过对和孝镇自然村地名的分析，揭示和孝镇地名中蕴含的宗族文化、方言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在快速追求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和继承农村地名文化，有效开发地名文化资源。农村地名不应沦落仅仅用于定位的工具，我们应该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开发挖掘农村地名所独有的文化特色，大力弘扬农村地名文化。

【参考文献】

[1] 王海建，付建月，贺曙辉，王二玲，王怀若.汝南县志[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2] 尹均科.浅谈区域地名研究[J].中国历史论丛，2003.18（第三辑）.

[3] 朱晓明.历史环境生机―古村落的世界[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乡村文化论文篇7

近几年拍摄的一些影片，比如《和你在一起》、《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等，片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来自于“乡村”和“城市”——这一二元对立的物理空间，他们在其中一个空间里“邂逅”，伴随着故事的延伸折射出不同的道德准则和精神生活，而且人物性格冲突的结果是来自“乡村”的人（刘小春、刘成等）基本上坚守住了生活的信仰和人性的温暖，并顺利完成了对“城市”人（江老师、莉莉等）的“超度”，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洗心革面。这无疑也是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这里，“乡村”扮演了“城市”拯救者的角色，成了“城市”人的道德绿洲和精神家园。同样是对乡村文化的肯定，但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影片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当我们视“乡村”、“城市”不仅是对立的精神空间而且是对立的社会空间加以审视时，后者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思索。

【关键词】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城市化

一文本分析：从《和你在一起》谈起

《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刘小春在北京学琴的经历以及和莉莉、江老师的交往。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即以舒缓宁静的镜头勾勒了江南小镇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比赛，刘小春来到了繁华的北京，首先进入他视野的是莉莉，在他惊讶、羡慕的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莉莉的奇装异服以及妩媚和。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极端“暧昧”的，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姐”，她都是一个缺乏真情、金钱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乐主义者。但在和刘小春接触的过程中她的言行却逐渐的发生变化，当得知小春卖了小提琴给她买那件大衣的时候，这种别人对她从未有过的好，给她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车站送行时，已经是一位穿着朴素、温文尔雅的“良家妇女”形象。江老师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还爱沾小便宜，但却有着对艺术纯洁的炽热之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和小春、刘成相处的过程中打开了封闭已旧的心门。在最后一次给小春上课时，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头发，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终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无疑问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师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他们的人生观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描绘的美丽的江南小镇，就不应该忽视刘小春身上“外来者”的文化胎记，他的天真与淳朴浸润着江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莉莉的漂泊、江老师的孤僻则与这个喧嚣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个“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乡村”是光明的。这是导演有意为之，如果说是音乐沟通了他们的心灵，那这音乐也是来自乡村的音乐、感恩的音乐，而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演奏的音乐。所以当莉莉、江老师向小春报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们自己、更是他们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个美丽和谐的乡村文化表达着感谢并主动靠拢。另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小春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选择了和父亲在一起、和“乡村”在一起，他用行动证明没有被这个城市同化。

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乡村”（江南小镇）和“城市”（北京），来自两个空间的人裹挟着迥异的文化气息和精神空间，在交往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人对“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选择后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着，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

《求求你表扬我》是黄建新最近导演的一部颇具内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发生在杨胜利、杨红旗、古国歌和欧阳花四人之间。杨胜利是早年的劳模，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特写镜头下从奖状上我们看到了的头像，那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补助，但他全捐了，现在得了重病，为了不给国家浪费钱，坚决不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杨红旗能受一次表扬。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憨厚执着的杨红旗到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说自己曾经救过一个叫欧阳花的女大学生，就在她要被人的时候，要求在报纸上登报表扬他。但古国歌在调查青春漂亮的欧阳花时，她却否认了这件事，并且称杨红旗在诬陷她。就这样，杨胜利老人走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被人表扬。后来证明是欧阳花在撒谎，但在古国歌面前她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为什么死死的缠着这件事情不放？……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时“已经分不清对错”的古国歌放弃了记者之一职业，来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经失踪的杨红旗推着他“去世”的父亲杨胜利，他们相视一笑，这一笑使古国歌悲凉的心灵无比温暖起来。

影片中，杨红旗与杨胜利是来自“乡村”的，杨红旗老实憨厚、体贴孝顺，杨胜利一生奉献、不图回报，“什么时候这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渴盼儿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国歌、欧阳花都是城市中人，我们不能肯定欧阳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诚意，但古国歌的彷徨足可以说明他受的冲击之大，从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读出在邂逅杨胜利——这一死而复生的乡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胜利”、“红旗”、“国歌”试图要把我们领入仿佛很久远的时代。

《天下无贼》是冯小刚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业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丽是一个惯偷，但因为怀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让她有了悬崖勒马的冲动。在其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来自河北一大山里没有父母的傻根无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坚信——狼都没有伤过俺，人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正是他的毫无戒心，使本来已有悔意的王丽找到了人性回归的扶梯。在这里我们固然无法武断的认定王丽、王薄的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演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样充满着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来帮助王丽实现灵魂的涅槃，同时帮助导演完成这次叙事，这选择本身即是对“乡村”的肯定，因为他（导演或者王丽）无法从“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冯小刚的影片中，这种力量除了在《天下无贼》显现，还出现在《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张扬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亲”老刘长年累月的开着澡堂，他坚信澡堂不仅能洗干净身体，还能洗干净灵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为误会从深圳——最具商业气息的城市赶来。父子两人最初的关系是冷漠的、紧张的，大明不赞成父亲开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刘犯病，大明只有留下来照管澡堂，正是从这时起大明才真正开始接触洗澡，开始了解父亲，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老刘在水中怡然离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会有商业区在这里建起来。影片其实叙述了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的澡堂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长子大明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他最初对父亲“洗澡业”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乡村”的背叛。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我们于是看到乡村文化最终冲破了大明——城市符号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与以上有着同样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还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麦丽丝导演，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刚导演，1999年）、《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导演，1998年）等。

二两种态度：满怀希望和“老人”的离去

在这些影片中都存在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尽管有些影片的“乡村”没有直接出场，比如《天下无贼》、《美丽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没有通过镜头得到影像化的显现，但它们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缺席，仅仅是隐身而已，这种隐身与置换有时候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相互妥协的策略。总之，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带来的“乡村”气息让城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成了他们精神的绿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导演都对乡村文化表现出向往和留恋，给以肯定和讴歌，但在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他们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从影片中我们能读出导演或兴奋、或沉重、或发现希望、或看到绝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十字路口上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影片以慢镜头来铭记小春和父亲击掌相庆的那一瞬间，来铭记莉莉和江老师朴素的穿戴和温馨的笑容，加上周围被感染的群众，这一“大联欢”的画面赢得了大家的热泪，也温暖着大家的心房。导演对刘小春的回归，对莉莉、江老师的转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为乡村文化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影片《天下无贼》中，傻根荡涤了王丽、王薄的贼性，唤回了他们的人性，为了让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王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来，他依然活在他的梦里，坚守他的信仰，继续感染着身边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无贼》，希望的曙光还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闪烁。同时，在对待乡村文化的前景上还有另外一种忧虑的声音，在这一些影片中，有着非常典型的一个原型意象——“老人”及其离去。“老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文化积淀，他们作为家中的长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语境中也就成为某一文化存在的证明，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乡村文化的精神气质，有着传统道德发出的人性呼唤，是一种权威和向心力，他们的离去，无疑也是一种终结，他们的死给影片蒙上了悲凉的色彩。

《求求你表扬我》中的杨胜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寄托，其淳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儿子的朴素要求让古国歌、也让观众唏嘘不已，但他坚守的这种信念在崇尚个性和自我的欧阳花那里轻而易举的就被“解构”掉了——“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导演让杨胜利死而复生，给古国歌一次想象性的抚慰和心灵忏悔的机会，但这个美丽的空想无疑“以乐景写哀”更添了影片的悲凉。他的死带走了所有的印有头像的奖状，带走了一个众人渴望奖状、渴望为别人着想并被别人肯定的时代，一种迥异于城市天空的心灵空间。《洗澡》中的老刘视开澡堂为最幸福的职业，在这里，青年人重归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伦之乐。他是澡堂最坚定的守卫者，也是澡堂这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尽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变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这却阻挡不住澡堂的灭亡，阻挡不住城市的扩张。当这一澡堂消失的时候，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转变固然给乡村文化以希望，但我们同时感觉到这希望在商业浪潮面前的无力和渺茫。《手机》中严守一的“奶奶”也是意义深沉的符码。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严守一的牵挂，而她对严守一的嘱托更深沉。她知道费墨胸闷，就托人给他捎了红枣，说“枣能补心”，费墨说：“这枣吃下去，责任很大。”就是这位让人感觉到“责任”的老人还是去世了。

综观这两种态度，同样是在对乡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忧虑，也多了思索。它在给我们营造温馨美丽的影像家园的时候，并没有回避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生存的创伤。特别是《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已经升级到一种仇恨的种子。

电影是要给观众营造一个美丽的梦并帮其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但现实主义的影片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们拨动的应该是社会上最敏锐的那根神经，尤其是有一定票房收益和社会影响力的影片。但当观众都心甘情愿并理所当然的认同它所给定的价值取向时，特别是当我们将乡村——城市作为社会空间来思索的时候，后一种态度——对乡村文化前景的忧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回味和沉思。

乡村文化论文篇8

一、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意义

作为国家战略，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文化振兴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乡村文化以其独特的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必将成为未来乡村发展的源动力。因此，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各种方式推动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1、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延续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文化艺术深植于中国大地，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沉淀，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宝藏，同时在社会的发展中又不断创新，形成了许多富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乡土文艺。各类文艺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传播着中华文化的文脉。一部好的作品，一段动人的故事，以及一种贴心的民俗除了其本体的感染力、技艺的娴熟性，文化内涵上也总是贴近民众接地气，让人深刻体会到文化渊源，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甚至影响一个地方的生活形态和社会风俗，引导人们向往信仰之美、心灵之美、崇高之美，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文艺助力乡村振兴，对于维系民族精神、弘扬优良品德、传播主流价值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2、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所在。乡村振兴不仅在“形”，更应在“魂”。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乡村发展与文化艺术建立了更为紧密而积极的互动关系。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传承文化基因的有效路径，同时为文化语境下的乡村发展提供了优化产业结构、寻求文化认同、共筑“美丽乡愁”的战略基础，更是加速乡村转型发展、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3、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激发乡村振兴主体的精神动力。乡村振兴，既要发展产业、壮大经济，更要激活文化、提振精神，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提升乡村主体的文化素养、道德情操、认知能力，可以促动他们从被动的参与乡村建设到主动的投入乡村振兴，由此产生积极的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因此，乡村文化振兴将成为未来乡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二、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和有效路径

从世界上一些乡村发展富有特色的经典案例来看，英国注重保护乡村的自然景观、田园风光、传统文化，建成了世界上最美的乡村;德国的施雷勃田园被誉为童话世界;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已成为世界当代艺术的大型国际基地。借鉴这些国家乡村发展的经验，因地制宜、特色化、艺术化是我国当前乡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

(一) 推进升级版“三下乡”，精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推进智力下乡，助力乡村谋篇布局。乡村文化振兴，统筹规划是关键。必须立足大文化概念，以本土文化为基础，以更高的视野和长远发展战略做好布局。目前，一些乡村文化项目的实施中出现了一些缺乏规划、缺乏整体推进的现象，如盲目的打造花海、无端建造洋项目、重复建设风情区等。因此，急需文化艺术专业人士参与项目的规划与设计，把握好大格局、大方向，个性化、特色化、差异化地推动乡村文化品牌的打造，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使命，上下结合，梳理乡村的文脉和文化基因，关注和把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推进作品下乡，挖掘内涵创特色。乡村文化振兴要强调个性、强调特色。要尊重村庄的历史、尊重当地的资源环境、尊重村民的发展愿望和需求，还要关注乡村的未来和设计的可持续性。就目前农村的文化团队而言，他们无法完成作品的创作、品牌的打造，需要文化艺术界专业人士有针对性的进行创作，完善后进行植入。如通过输入表演性作品(如文艺展演、民艺展示) 充实乡村文化舞台，美术与设计人才去从事村庄美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项目(包括景观) 的打造，从而形成民俗风情与产业特色突出、个性语言鲜明的乡村文化。

3、推进人才下乡，提升内生动力，形成长效机制。乡村振兴需要人才，需要建立更多的平台，让各方力量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建设的合力。推进文化艺术人才下乡，有效发挥各专业的特长和优势，多渠道着力推进文化建设。文艺的生命之源是创新，广阔的乡村大地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通过实践，为艺术家开阔视野与思维提供无限可能性;通过实践，也可以发挥村民自主性，激发源动力，从而提升乡村振兴主体持续的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关注村民的需求与亮点的展示，挖掘特色项目，培养专业人才，建立有效运行机制与载体，从而建立乡村文化振兴长效机制。

(二) 拓宽与完善文化艺术下乡的有效路径，全面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整体谋划，多种路径全面推进文化艺术下乡，繁荣乡村文化艺术。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文艺团体、艺术机构、高等院校的资源和人才优势，推进文化艺术下乡；利用乡村艺术舞台、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送电影下乡等平台全力推动文化艺术下乡、志愿者下乡、大学生艺术实践，帮助农民全面提升文化艺术素养。通过乡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载体开展常态化的文化惠民活动，立足乡村文明，挖掘乡村文化潜力，培育良好的乡风文明，繁荣乡村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下乡的形式可以是项目合作、配合乡村文化活动、定点长期对接等方式开展。

乡村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乡镇文化站；新农村文化建设；文化服务育人

乡镇文化站，作为我国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履行着提供公共文化生活和服务的责任。乡镇文化站是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沿哨所,也是搞好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它担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普及科技知识和进行科技文化教育,活跃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职能。因此,乡镇文化站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1.乡镇文化站发挥着阵地作用

乡镇文化站是党和政府为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设立的一线阵地，直接承担着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责任。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乡镇文化站人的积极努力下，乡镇文化站事业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对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贯彻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巨大的作用，更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音符。

从我国几十年农村基层文化发展的经验和工作态势看，村级文化室、图书室的发展、管理和辅导依赖于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中心户、文化大院建设依赖于乡镇文化站；乡镇一级文化市场的发展、管理与监控同样依赖于乡镇文化站。“文化下乡”虽然已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一种适应农村文化需求的好形式，但毕竟只能满足于一时，解决不了农村文化的长期匮乏。农村基层文化的繁荣，只能靠培植辅导的手段在农村“种”文化，如：新井村、龙石村、悦来社区、中心居委等，都有着一支业余的坝坝舞队伍。全镇民间艺术团体不断涌现，如：耍锣鼓队、秧歌队、龙队、狮队等。在农村基层文化工作中通过他们的大力倡导和努力工作，目前正在着手打造焦石镇为“山歌之乡”，从根本上植根于农村，流行于田间地头，传承于农村老小，可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这足以说明，农村的基层文化工作不能忽视也不可忽视。而在农村基层文化活动中，能够起到组织、联络、辅导、管理作用的依然是乡镇文化站，没有文化站的工作，所谓村户文化活动也必将是一盘散沙，即使组织起来，也是盲目的、随意的、不能持久的。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通过乡镇文化站这个农村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来实施。

2.乡镇文化站建设的重要性和当前农村基层文化的现状

2.1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转型是顺应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要求的，这个转型不仅表现在物质性的发达、而且要求社会文化进步。农村原有的文化资源原本不足，乡镇以下的农村基层文化设施、文化活动、文化更为贫乏。很多传统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走向消亡。而乡镇文化站是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其职责是对群众做好宣传、组织、示范、引导。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2为新农村文化指引方向

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相统一，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文化建设要符合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乡镇文化站就要着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农民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接受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和民主法制观念等方面教育。从而提高思想道德素养、抵制不良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弘扬时代主旋律。

2.3为广大农村群众服务

乡镇文化为民服务，它立足于文化工作面向基层，将文化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繁荣文化活动的一种有效载体。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员要广泛的动员组织群众参加各种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从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和繁荣农村文化事业。

2.4当前农村基层文化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村的经济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由于地理的、人文环境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乡镇的文化站建设不容乐观。文化资源缺乏、设施落后等许多因素制约着农村文化的建设。文化形式单一，文化活动匮乏。当前特别是有些村社，群众的娱乐方式除看电视打麻将、吹牛皮外，几乎无其他活动选择。且输赢不大的“小麻将”、“”、扯“小金花”在农村的庭台院落随处可见。已成部分落后地区较为盛行的娱乐活动，文化资源严重匮乏。导致这一严重现象的原因是重视程度较低，投入不大。现在考核政府的硬件指标是偏重经济建设，而文化事业则属精神领域，对基层文化的考核方式不硬，伸展度不大，因为群众的文化生活很难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下级党委政府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财政收入，工农业产值增加等指标上。放松了农业文化建设，认为只有投入无产出，引不起重视。由于文化设施短缺，群众谈天喝茶搓麻将，劳作经商打扑克，也因而诱发了现象的产生，败坏了村风民风。

当前，各级领导尤其是乡镇基层领导对加强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明显改观，主要表现在：农村节庆文化活动逐渐增多，农村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和力度不断加强。近年来焦石镇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文化品味逐步提高。特别是民间传统的焦石山歌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复苏并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乡村文化论文篇10

内容摘要：公共性是人与人之间共在共处、共建共享的特性，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公共性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机制保障。社会发展与巨变引发乡村文化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乡村文化“公共性”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遭遇着消解的命运。理性面对和科学研究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现象，探索和研究乡村文化“公共性”再造的意义及其原则，成为当代中国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乡村文化 公共性 消解 再造

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加剧

（一）乡村家庭结构解构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问题逐渐严峻。据资料显示，离婚率急剧上升、共有5000多万“留守”少年儿童、4000万人的空巢老人、4700万人的留守妇女（刘强，2012）。这是乡村传统家庭结构拆离、生活方式异化的现状。

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导致家庭离婚率攀升，部分县、乡农民离婚率已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化和其他社会经济的变迁，使得家庭的生产功能等被剥离或削弱，成为一个脆弱的组织，从而降低了促使其成员产生认同的凝聚力，而离婚正源于家庭的衰弱，它不再被认为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文森特，帕里罗等著， 周兵等译，2003）。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离婚的实质是传统乡村家庭影响力的减弱。

伴随着农民离婚率的急剧上升，传统家庭道德生活趋向瓦解，首先是孝道衰落，其次是性解放和性自由冲击着原本稳定的夫妻关系。传统农民婚姻家庭一贯的稳定形态、农民的性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数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小农家庭受到剧烈冲击，在基础结构层面颠覆着乡村社会，乡村文化赖以繁荣和发展的根基—乡村家庭解构趋势加剧。

（二）村庄公共舆论瓦解

文化的每次变迁都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含义中留下一个新的积淀层。转型期我国农村文化变迁所遗留的“新的积淀层”，显然是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消解。

“舆论压死人”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发挥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一旦人们感受到了“人言”的“可畏”，舆论惩罚的威摄力就生效了，个体在公共领域做事情也就有了“分寸”。当下农村，话语由“原来的集体指向转换为个体指向，一切以个体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旨趣”（吴理财，2011），公共舆论逐渐去公共化，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

“没有了公共舆论，也没有了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村庄的公共性和伦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庄本身也越来越缺乏自主价值生产能力”（吴理财，2011）。在认同日渐减弱的村庄，公共舆论失去了原有的震慑力，道德失范行为层出不穷：年轻人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贪污成风与乡村“拳头势力”联合在一起，这无疑是乡村文化“公共性”式微或消解的最佳注解。

（三）农民互助精神减弱

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及农村基层治理的重大变革，加速了传统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反映到个体身上就是公德的缺失。农民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无视应有的义务与责任，最终沦为“无公德的个人”。“无公德的个人” 私欲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农村互助精神的减弱。血缘关系虽然在维持村落秩序方面仍有作用，但利益逐渐成为决定村民关系的最大砝码，利益作为影响村民关系的因素已超过传统因素。农民互助精神在乡村人与人关系的疏远与理性中淡化。

农民的功利化使得传统农民互助精神走向瓦解。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渗透到农民的现实生活，促使其行为充满变数，而无法对农民互助的瓦解进行有效预期。在当下农村，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日常交往都难以形成有效合作，传统的农邻间互惠换工、帮工、互助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乡村人际关系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同时，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公共事务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吴理财，2012）的自利经济学陷阱之中。

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是乡村农民互助精神减弱的关键因素。乡村文化失去了既有的内在聚合力，利益成为彼此联系的纽带，金钱逐渐成为决定人际关系的重要砝码。这种乡村社会的异化，实际上是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的一种表征和映射。

（四）村庄共同体解体

在乡村社会转型之际，乡村日益凋敝。随着农民流入城市，乡村常住人口缩减，出现大量“空心化”村庄，留守妇女、空巢老人成为劳动的主力军。由于这部分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且受传统观念影响，对运用新技术缺乏热情，致使新技术在农村推广较为困难，众多农村出现撂荒现象。

乡村作为社会共同体的色彩在人与人关系的疏远和理性化中逐渐淡化。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使村庄很难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保持其稳定的吸引力，乡村社会凝聚力在不断消减，乡村文化缺乏活力与影响力。

乡村文化“公共性”再造的必要性

（一）传承中华文化的必然选择

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加剧。从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为根基来看这一历史趋势，“让农村消亡的中国城市化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走偏。我们正在终结的不是一个被定义为落后、愚昧的农村，而是正在斩断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根”（张孝德，2011）。乡村文化是维持乡村秩序的基础，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消解使乡村秩序失去了理论基础，没有理论做支撑的乡村秩序是难以为继的。

“农村的衰败，不仅仅是资源的外流，更重要的还有既有伦理、价值体系的崩塌”（贺雪峰，2008）。如果放任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就等于自己割断了机体的大动脉，如此一来，就会动摇农村社会稳定之基，无异于慢性自杀。当下进行的农村文化“公共性”再造的实质，就是重新确认乡村文化在整个乡村社会的价值和地位。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的思想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