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监管论文十篇

三资监管论文篇1

关键词：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比较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要想实现农村的和谐发展，真正做到以农民为本，以农业为基，以农村社会和谐为最终目标，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力度，务必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保护农民利益。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农机及零配件和渔机渔具，这些农业生产资料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资的质量、数量、价格、服务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第二，建立生态绿色农业，保护农业弱质产业的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农产品的质量，因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好坏影响初级农产品的质量。

比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它的质量高低会大大影响动物的肉质的好坏；第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农业生产资料如一些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的使用，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可能会影响到生物种类、质量、数量等，甚至会导致生物的变异，危害生物伦理和生物种的多样性；第四，实现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非典、禽流感、苏丹红等都与食品有关。而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从农田带餐桌整个过程，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是农业生产资料质量不合格或不正确使用导致的。所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反思、重构以往的监管模式，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有效监管。

一、动态契约理论——从传统社会契约论到动态的社会契约论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社会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者——即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组织；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人们让渡的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组织。另一方面，第三部门——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社会第三部门、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形态：第一，以人们手中掌握的不断缔约能力——即宪法上规定的结社权，不断对政府（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不断改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第二，使公共利益的单一代表制（政府）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多个代表制（政府、社团、个人），形成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有效竞争机制；第三，社会第三部门主体藉此取得合法权利，能够增强其成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化其判断力。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监管、社会第三部门主体监管、市场主体监管进行合理的产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农业生产资料监管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主体，也可以是社会第三部门主体和市场主体，使它们在三元互动格局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形成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多元监管模式。

二、监管模式比较——三元主体下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分析

2.1主导型监管模式：政府监管成本收益的“弱相关、不规则相关”

新农村建设中，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关系到农民利益的保护，关系到绿色生态农业的建设，关系到弱质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以及食品安全源的控制。所以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这一（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为政府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供给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若由私权利主体在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执法、司法方面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供给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也必将造成社会监管成本的增加。

由于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可能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产权难以界定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下，很容易被农业生产资料利益集团“捕获”，可能出现权力异化、出租和寻租，出现政府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的“弱相关和不规则相关”的现象，导致政府监管行为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农民对监管制度没有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相应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致使行政监管的效率低下，不能及时满足社会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需求，出现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不均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情况下，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并且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直接关系地方经济利益的得失，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制度抵制、修正，阻碍新制度的实施，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第三，政府监管的成本巨大，导致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有效监管。因为农业生产资料的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政府监管的组织成本。甚至，政府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收益，不愿意提高监管能力；第四，政府监管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并且政府行为的单方性，信息不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和农民消费者之间有效沟通，致使制度供给的非合意均衡，出现“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政府监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效果”。

2.2基础型监管模式：农民监管成本收益的“强相关、非正相关”

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农民都可以成为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其中农民与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利益关系最大，所以主要分析农民监管模式。农业生产资料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的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是“强相关”，他们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第三部门的监管，他们是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基础力量；农民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购买指数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农民也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经济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

虽然农民监管行为和收益“强相关”，但不一定必然促成“正相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他们和农民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民获得农业生产资料信息的成本高昂，也不可能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时收集所有相关的信息；另外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农民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农民自我鉴别，不具有可操作性；农民提起农业生产资料诉讼，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举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农民在举证方面也很困难，增加了农民的诉讼成本；农业生产的战略地位，一旦发生事故，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这些都论证了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

2.3主体型监管模式：第三部门监管成本收益的“强相关、正相关”

第三部门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3]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既没有私人主体的唯利性，不象政府那样具有超市场性；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用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主要是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民间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即它必须同时既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又独立于私人部门之外，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使它的管理更有可执行性，可接受性，促成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强相关”；第四，专业性，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优势，需要第三部门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并且第三部门是公益组织，它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能更好的协调政府、受监管主体和公众的利益关系，促使第三部门的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正相关”。

第三部门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时具有公正性、互动性、可接受性、专业性、参与性和开放性，降低具体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社会成本。第一，第三部门具有民间性和准公共性，可以通过参与机制，运用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的方式来影响国家立法，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第三部门的参与，促成了政府、受监管主体、农民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使国家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性；第二，第三部门在提供技术、质量、性能和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权威，增加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执行成本；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三，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第三部门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和参与性，可以在政府、消费者、受监管主体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农业生产资料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农业生产资料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四，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共同参与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增强了供给主体的创新动力；三元监管主体之间是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加快制度变迁的周期，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

三、监管模式整合——政府主导下多元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构建

3.1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监管成本收益的“协调、可持续正相关”

通过对以上三种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可以构建出一种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它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综合性监管模式，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第三部门监管为主体、以农民监管为基础，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权力，实现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以降低社会监管成本，实现监管行为与收益“协调、可持续正相关”。

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是对已有的监管资源的有机整合，而不是三者的简单组合，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对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第一，降低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是三元社会主体合理互动的结果，国家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第三部门和农民对立法的积极参与，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顺畅流动，增加了国家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性，实现监管收益的“协调正相关”；第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在国家、第三部门、农民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低成本的向农民公开，农民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相关信息，利益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信心指数；第三，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三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样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三元主体的竞争，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三元监管主体的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促使监管收益的“可持续正相关”。

3.2路径选择：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的具体构建

3.2.1加强政府在农业生产资料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

新农村建设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也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第一，强化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制止不合格的农业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是确保农业生产资料质量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企业具备的生产、储存和检测条件，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立项、技术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强化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缺乏统一的农业生产资料基本法，这些法律停留在行政管理层次，很多规定有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并且不具有操作性，导致无“法”对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者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第三，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是有限理性的，具有经济人思维，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时，拥有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他们它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法律和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它的违法责任后果，不能仅仅停留在罚款层次、行政处罚层次，而要给予相关责任人刑事处罚，能力处罚（禁止它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资格），对违法企业的商誉给予降级惩罚，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虽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

3.2.2健全与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第三部门的组织体系

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第三部门，为新农村建设、农村的和谐发展提供组织保障。第一，提高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法律地位。目前我国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数量有限，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求，并且法律地位不高，往往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第三部门将成为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农业生产资料管理权限回归第三部门，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第二，建立体系完整的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是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农业生产资料标准的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检测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风险评估机构、农业生产资料信用评估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第三，加强对第三部门监督和约束。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第三部门常常出现“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现象，可能被一些食品利益集团“捕获”或者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丧失它应有的公正性、公益性和独立性，所以我们要建立对第三部门的监管约束机制来保障其利益协调功能的实现。我们对第三部门的监督约束主要包括外部监督机制、第三部门的同行互律机制以及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自律机制。wWw.gWyoO

3.2.3确保农民市场活动主体的权利，建立农民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

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保障农民的市场活动主体地位，建立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第一，确保农民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相关第三部门的监管，都必须保证农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这样才能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第三部门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农民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第三部门施加压力，比如，向政府部门反映、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依法监管。第二，建立农民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民消费者也是经济人，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尤其是对抗实力强大的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所以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提高农民监管的动力。政府尽量提供充分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价格、性能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促使农民有能力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减轻农民在农业生产资料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延长时效，提高受监管主体对农民的民事赔偿标准，使农民愿意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三，建立农民监管的利益保障机制。无论是法律上规定的农民消费者权利，还是建立相应的利益驱动机制，其目的都是最终实现农民消费者的利益、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建立农业行业相应的社会保险、企业赔偿和国家救助等制度，使农民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实现农民消费者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持续性监管。

参考文献：

[1]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A]．王全兴．经济法论丛[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7-28．

[2]杨龙，王骚．政府经济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126-128．

[3]王建芹．.第三种力量——中国后市场经济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5-146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译，商务印书馆，1982：145．

[5]李长健．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协调机制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5（3）：130．

三资监管论文篇2

关键词：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企业会计；监管机制；治理

一、引言

随着全国企业会计机制的建设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企业会计信息为企业的发展与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使得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监督管理是否到位，不仅影响到企业的决策，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因此在企业会计机制的发展中，对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机制的完善愈显重要。由于企业会计监管机制的建设还处于完善阶段，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完备、不健全等原因，部分地区出现了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府或企业的决策，也制约了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针对此种问题，企业会计监管机制成为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研究的热点。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会计监管的研究主要是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关于企业内部的会计监督管理，如孙杰（2009）认为由于会计监管是企业内部控制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的实质问题，困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马珩（2013）提出了建立企业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对于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将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另一类是针对新时期我国企业会计监管现状进行了整体不同层次的分析并提出建议，如徐国强（2011）认为新时期的会计监督在社会监督、政府会计监督、企业内部监督和法制体系上均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而加强会计监督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中小民营企业的会计监督视角来看，亓佳文（2012）针对当前我国中小民营企业的会计监督现状，分析当前中小民营会计监督缺失所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王荣（2013）提出了新时期企业会计监督存在的问题，认为会计监督是维护所有者权益的需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规范经济行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索，但这些研究缺少对于会计监督的理论指导，尤其是针对监管者本身，同时在监管层级方面只是笼统的提出会计监管体系，缺少针对监管者相互之间关系的监督机制建设。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视角，针对当前企业会计监管机制所产生的问题，通过分析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在我国企业会计监督管理中的适用性及其指导作用，探索如何将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应用于我国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工作中，以期指导企业会计监管机制建设，改善目前企业会计监管力量单一、监管效果欠佳的监管机制，提高其监管效能。

二、我国企业会计监管机制的必要性与主要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会计监管机制的进一步推进与发展，其监管机制也在逐步得到改善，目前我国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已基本建立多层级监管机制，但总的来看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缺乏对监管者进行监管的机制

从现行的监督管理制度安排和监督管理实践来看，其监管的主体与手段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行政强制机制进行监管。无论是企业会计主管部门或归属于其他职能部门管辖的范围，要履行监管责任的单所及其所采用的监管方式基本上都是行政部门和行政管制对被监管对象的行为进行规范。由于政府在企业会计监管中充当着管理者的角色，政府在监管中存在“寻租”行为，而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缺乏对监管者进行监管的机制，导致了监管者滥用权力，以行政命令代替依法监管的现象。因此违背了企业会计监管的初衷，造成了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的失灵，也造成了监管的低效率，最终损害了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二）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缺乏整体设计

企业会计监管机制建设的初衷在于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因此在对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进行安排时，其理念、原则和目标不明确，导致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的理念合理性难以判断。由于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进行企业会计的“他律型监管型模式”，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之间缺乏协调和优化组合的机制安排，也缺乏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管，即没有发挥好企业会计内部的自律组织在监管中的主导作用，上下层级缺乏灵活的层级互动，因而难以产生监督管理的联动效应，使得其监管出现断层现象以至难以达到目标。

（三）成本――收益型的激励、惩罚机制严重不足

从现行企业会计监督管理的制度安排来看，主要是运用行政管制机制进行违规行为的处罚，但行政管制机制本身存在着较大局限性，即公共部门的特征，使得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的低效率或者失效。由于企业很难放弃短期利益而追求长期利益，而行政监督管理难以实行或面面俱到。在利益的驱使下，对企业会计人员监管过程中，缺少对守法者的激励与违法者的经济上的严厉惩罚措施，造成投机主义与机会主义等低效率的行为。虽然目前在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中，已形成了一套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但监督管理机制对企业会计住户拥护或违反规则的行为缺乏合理、科学的激励、处罚机制。

三、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企业会计监管机制建设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核心点是当人们在面对复杂多样的资源利用困境时，资源使用者可以通过多次互相的重复博弈，从而能够创造更为复杂的规则与制度，进行规范与指导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博弈行为，从而使资源能得到较好的利用。基于此，如果企业领导者和会计从业人员被认为是人力资源时，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合理的企业会计监督管理制度并健全企业会计监督管理体系，建立监督管理主体权责，明确企业会计监督管理机制，是当前企业会计监管所必须解决的问题。针对目前企业会计监管机制的问题，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本文认为完善企业会计机制可以从以下方式入手（见下图）。

（一）建立对监管者的监督机制

随着企业会计在我国的进一步推进，对于企业会计的监管是必要而迫切的，那么对于监管者本身也需要建立监管机制。通过企业会计监管的立法以及对监管者的制衡与约束，结合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并辅之以监管者的自律，加强监管机构自身建设与监管人员的素质的提高。通过对监管者建立监督机制的方式，可从源头上抑制企业会计监管过程中的监管者非正当行为，促进企业会计建设与管理的各个环节在监管中的公平与企业会计的良性循环发展。

（二）引导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互相信任与合作

在当前国家难以将其较大精力投身保障监督管理的情况下，被管理者自组织的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认为在很少有人认为违背诺言是不合适的、拒绝承担自己的义务、规避责任或采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环境中，每一个占用者必须有这样的预期。因此需要在进行企业会计资源的监督管理时，由于机会主义与投机主义等的存在，需要引导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加强合作和互相信任，从而有效解决可信承诺和互相监督问题，降低制度成本和失败的可能性，促进建立起长效监管机制。

（三）树立多种机制并存、优化机制组合的理念

根据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只可能是各种机制并存且组合优化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进行多中心监督管理的制度安排。通过完善企业会计监管制度的顶层设计，凸显被监管者的自主监督机制的作用。由于监督管理机制本身的不同机制运行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应当一致，因此在监管过程中，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与“裁判员”，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结合法制、经济激励机制与社会监督机制等手段，突出企业会计被监管者的合作型自主监管，实现企业会计的多元化监督管理。

（四）充分利用成本―收益机制，强化经济激励惩罚机制作用

在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过程中，由于财力等因素的限制，政府热衷于企业会计监管的节支增效，因而需要建立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企业会计监督管理体系。从企业会计监督管理体系设计和运行中的成本与收益来看，机制安排本身需要从收益的角度来使得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惩罚性的经济手段消除和杜绝各种违反监督管理法规的行为，通过经济手段解决违法违纪有利可图的现象；另一方面要通过奖励性的经济手段鼓励相关主体守法守规，要使守法守规者有利可图，包括守法者可以获得年度企业的分红等手段。通过成本―收益机制的建立，使得整个企业会计体系处在合作共赢的监管机制之中，从而使得企业会计人力资源得到最合理有效的利用。

（五）推进企业会计监督管理的制度创新

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强调制度的多样性的特征来看，要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机制，建立起企业会计监督管理的新机制，必须对现行的企业会计监督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通过构建以法规体系为行为准则、政府监管治理为强力保障、社会监督为重要补充，建立多中心的监督管理体系，在体系的横向与纵向管理过程中，建立合作型互相监管机制，从而实现管理与被管理者的他律和自我治理，保证企业会计资源的监督管理机制运行的可持续性。

四、结语

由于企业会计的监督管理涉及到的内容较多，由此造成了企业会计监督管理体系错综复杂的局面。单纯以行政手段对企业会计进行监管难以保证企业会计的持续发展，在这个完善过程中，可以将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理念与企业会计的监管治理实践相结合，建立多机制并存、优化机制组合的企业会计监管机制。通过建立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合作互信的长效监管机制，确保企业会计的发展目标得到落实，使企业会计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和充分利用，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履行其担负的职责、企业会计运行过程的顺利进行以及住房困难居民的基本住房需要得到满足，真正实现企业会计的公平和社会公平，促进企业会计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孙杰.浅谈企业内部控制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08）.

[2]马珩.企业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加强与完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12）.

[3]徐国强.我国企业会计监督的现状分析[J].财政监督，2011（02）.

[4]亓佳文.我国中小民营企业会计监督现状及探析[J].中国商贸，2012（19）.

[5]王荣.新时期企业会计监督研究[J].财会通讯，2011（33）.

[6]阳斌.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治理模式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7]蔡晶晶.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往诺贝尔经济学奖之路[J].东南学术，2010（01）.

三资监管论文篇3

【关键词】 银行监管 博弈 均衡

一、银行监管的界定

银行监管是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简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监督是察看督促，管理是指照管约束。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Supervise是指照看、主管或检查。Regulate是指决定、确立或控制；依一定的规则、方法或确立的模式进行调整；依规则或限制进行指导；受管理性原则或法律的管辖。Banking Supervision是指监督银行的运行状况和要求银行必须持续不断地按照法规和政策经营。Banking Regulation是指制约银行运作的法律、规则的框架。有学者认为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依法利用公权力对银行及其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行为的总称。还有学者认为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依法对银行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经营活动实施规制和约束，促使其依法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又有学者将监管分为宏观监管、中观监管和微观监管。宏观监管是指国际性的联合监管，目前以巴塞尔银行监控委员会及其一系列法规、文件和准则为代表。中观监管是指各国央行对本国的银行业监督管理。微观监管是指银行业的自律管理。

二、银行监管与博弈论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博弈论（game theory）就是研究利益冲突的主体人对局的理论。如前所述，笔者认为银行监管的实质是对银行业相关主体利益均衡，银行监管法实质是银行业相关主体的利益反复博弈的结果。

博弈论的经典例子“囚徒的困境”说明社会中每个个体只为自身利益打算时，即使大家都遵守社会规则，个体的行为是不一定符合集体或社会的利益的，甚至也不一定真能实现个体的最佳利益，所以政府协调监管是不可缺少的，并由此对银行监管进行博弈分析。

金融市场主体的个体理性和金融市场的集体理性之间、金融主体之间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一般而言，一个金融主体对待另外一个金融主体的态度是不合作的非理性选择。

银行能够保持稳健经营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款者对它有信心，只有存款者不同时提款，才能使银行将资产持有至到期日，不因银行提前变现而发生亏损。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存款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但如果出现了突发性事件，使提款加速，那么对每一个存款者的理性选择就是趁银行没有倒闭之前加入挤提行列，而挤提行为是集体的非理性，其最终的结局就是存款者与银行同时受损――存款者全部或部分存款无法兑付，银行破产，甚至引发系统性危机。

三、银行业监管的博弈分析

1、银行监管必要性的博弈分析

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论证银行监管必要性的理论不少，但运用博弈论及相关模型去计量银行内在的不稳定，得出了监管银行经营活动必要性结论的研究不多，戴蒙德和戴维格D（Diamond & Dybvig）银行挤兑模型堪称代表。下面就运用博弈论对银行挤提的必然性进行简要具体分析。

两个投资者每人存入银行一笔存款D，银行已将这些存款投入一个长期项目。如果在该项目到期前银行被迫对投资者变现，共可收回2r，这里D＞r＞D/2。不过，如果银行允许投资项目到期，则项目共取得2R，这里R＞D。

有两个日期，投资者可以从银行提款：日期1在银行的投资项目到期之前，日期2则在到期之后。为使分析简化，假设不存在贴现。如果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1提款，则每人可得到r，博弈结束。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在日期1提款，他可得到D，另一人得到2r-D，博弈结束。如果两人都不在日期1提款，则项目结束后投资者在日期2进行提款决策。如果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2提款，则每人得到R，博弈结束。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在日期2提款，则他得到2R-D，另一人得到D，博弈结束。最后，如果在日期2两个投资者都不提款，则银行向每个投资者返还R，博弈结束。

现在一般性地分析这一问题的解题思路。两个投资者在日期1和日期2的收益情况（作为他们在那时提款决策的函数），可以用下面的两个标准式博弈表示。注意这里日期1的标准式博弈是不规范的：如果在日期1两个投资者都选择不提款，则没有与之对应的收益，这时投资者要继续进行日期2的博弈。

从后往前分析此博弈。先考虑日期2的标准式博弈。由于R＞D（并且由此可得2R-D＞R），“提款”严格优于“不提款”，那么这一博弈有惟一的纳什均衡：两个投资者都将提款，最终收益为（R，R）。由于不存在贴现，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一收益替入日期1的标准式博弈双方都不提款时的情况。由于r＜D（并且由此可得2r-D＜r），这一由两阶段博弈变形得到的单阶段博弈存在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一是两个投资者都提款，最终收益情况为（r，r）；二是两个投资者都不提款，最终收益为（R，R）。从而，最终的两阶段银行挤提博弈就有两个博弈精练解：一是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1提款，两人的收益分别是（r，r）；二是两个投资者都不在日期1提款，而在日期2提款，两个在日期2的收益分别为（R，R）。

前一种结果可以解释为对银行的一次挤提。如果投资者1相信投资者2将在日期1提款，则投资者1的最优反应也是去提款，即使他们等到日期2再去提款的话两个的福利都会提高。这里的银行挤提博弈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囚徒的困境：虽然两个博弈都存在一个对整个社会是低效率的纳什均衡；但在囚徒困境中这一均衡是惟一的（并且是参与者的严格占优战略），而在这里还同时存在另一个有效率的均衡。从而，这一模型并不能预测何时会发生对银行的挤提，但的确显示出挤提会作为一个均衡结果而出现。

因此，在市场中，银行业会出现大量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等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让银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进行自发地配置金融资源，金融资源会因为市场失灵而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所以，为了纠正市场失灵问题，必须对银行业进行监管。

2、监管工作各主体的博弈策略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是主要的博弈双方，它们在监管工作中形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地方政府是不请自来的第三方，它更多的扮演一个仲裁、调和者的角色。在监管工作中，监管者、被监管者和地方政府都权衡自己的利益成本，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博弈策略。

（1）监管者。在监管工作中监管者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依法严格监管的主要收益：获得单位领导和上级部门承认，取得所谓政绩，得到被监管者的尊重，维护一方的金融秩序，在目前的收入分配体制下，依法严格监管者并不会得到应有物质利益。主要的成本：得罪被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关系紧张，如果地方政府站在被监管机构一方的立场上，也会与地方政府形成一定的对立，在今后的工作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衡量成本与收益，如果监管者的劳动得不到领导和上级的承认，监管行为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根据趋利避害、有利于己的原则，一些监管者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上边既能过得去，下边也不去开罪，检查走过场，感情多联络，使监管工作处在低效、失效的状态，见表1。

（2）被监管者。实际工作中，如果只对被监管机构提出整改意见，被监管者大都可以愉快接受，如果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则对被监管者来说只有成本没有收益，成本主要表现在：罚款经济上受到损失，处理人个人前途受到较大地影响，向上级领导无法交差，机构声誉受到损坏。根据依法监管的原则，配合监管、主动交待金融机构只会博得一个态度好的虚名，依然逃脱不了被处理的命运，说情、抵赖也许会加重处罚，也许会绝处逢生，各拥有50%的机率，权衡利害得失几乎所有的被监管者都会选择抵赖和说情的策略，见表2。

（3）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监管博弈中可以说是不请自来的第三者，它无需付出成本，不论结果怎样都会赢得各种方式的收益：如果把情讲得下来，金融机构自然会感恩戴德，在支持地方上项目融资中尽最大地努力，政府的威望在金融机构中会直线上升，以后工作中金融机构如不配合，再遇到麻烦政府就不会再予以协调；如果情讲不下来，反正我已尽了最大地力量，心已尽到了。因此在监管的博弈中，地方政府总是站在金融机构的一边又打又压乐此不疲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协调，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见表3。

3、监管工作弈的均衡分析

在分析了监管工作中各主体的博弈策略后，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监管工作中的博弈模型，更深入地分析监管博弈中的均衡情况。监管者、被监管者和地方政府的三方博弈模型如模型1、2。

（1）子模型1的均衡解是a2。在监管博弈中，地方政府几乎毫无例外要选择调和的策略，因为它毫无成本付出，选择调和可以很轻松地在金融机构中先得一分。对当事金融机构而言，选择合作和监管部门处理好关系诚然十分重要，但是在面对行政处理、经济处罚和声誉受损的时候，大多数金融机构还是选择了抵抗和说情，正面的反抗可能导致监管者更严厉的惩罚，但是侧面的说情、诉苦往往会引起监管者的同情，对检查结果作一些技术性处理，逃脱法律的惩处。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个别情况说情可能会遭到惩处，但是逃生的机率也很大，二者分别占40%和60%的机率。因此，子模型1.1的均衡解是a2，这是各方均理性的选择对自己最优策略的结果。

（2）子模型1.2的均衡解是a4。同样的道理，政府会选择调和的立场，我们对此不再赘述。即使在比较宽松的监管氛围下，如果监管者把检查出来的一些问题逐级上报，按法律和程序进行办事，被监管者仍然不能避免受罚受损的结局，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选择说情仍是其必然的选择，宽松监管、关系良好更增大了说情成功的可能性，在地方政府的斡旋和压力下，监管者似乎也找到了退一步与人为善的理由，因此，a4也就成为子模型1.2的均衡解。社会就像一个生态圈，三方都是智者，但是却造成了监管的低效和失效。

（3）严格监管和宽松监管的选择。严格监管还是宽松监管？这是很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严格监管的主要前提条件：一是监管者所辖金融运行不太良好，金融秩序混乱，有可能酿成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监管者担心背负较大的责任；二是具有严格的监管问责制，对监管者的再监管比较到位；三是被监管者藐视监管者，两者关系紧张，监管权威受到挑战；四是主要监管领导年富力强，事业心强，想做出一番政绩；五是具有良好的绩效考核机制，监管者的劳动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承认。宽松监管主要的形成条件则与此相反，主要有如金融运行良好、与被监管者具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绩效考核不合理、监管问责不到位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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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范如国、韩民春：博弈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三资监管论文篇4

本文通过对期货市场监管层与投资主体之间博弈的分析，得出了监管层进行监管力度把握的影响因素和投资主体对过度投机程度的选取的影响因素，计算出了监管层应该对投资主体进行监管的投入成本是多少以实现均衡后过度投机程度在限制的范围内。并对期货市场上的过度投机现象提出相关看法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期货市场；过度投机；博弈监管；均衡

国内关于资本市场博弈的研究起步较早，比较有典型的研究成果是张艳的《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这份研究细致地描述了证券市场的监管博弈问题，并研究出了相关的监管对策及建议。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操作指南。本文旨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对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之间的信息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建立相关的博弈模型，找出监管层需要进行监管的成本投入和限制投资主体进行过度投资的程度的影响因素。揭示出期货市场过度投机本质原因，计算出打击过度投机行为的力度大小，使监管层能合理运用市场监管职能，保证期货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一、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现状

在期货市场中，期货投资主体适度投机可以推动期货市场基本经济功能的发挥，过度投机则会对市场有产生巨大损害。在期货交易中，期货市场监管层、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期货投资主体对过度投机的偏好也不尽相同。监管层不希望看到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期货投资主体间更是利用彼此对交易信息的掌握情况进行过度投机。在期货市场监管层、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期货投资主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信息博弈。为了解决过度投机问题，我们必须做好监管工作。

本文下面主要是通过对期货市场的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之间的信息博弈进行分析，建立相关的模型，得出监管层需要进行监管的成本投入和限制投资主体进行过度投资的程度。

二、期货市场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之间的信息博弈

在之前几乎所有相关的文章中，博弈分析模型对于监管层的监管都是分了两个方面：监管与不监管，对期货投资主体的过度投机行为分为：进行过度投机行为和不进行过度投资行为。其实在现实的期货市场上，监管层肯定是采取监管的，所以我们无需对是否监管进行博弈分析。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监管层的监管力度大小的问题。对于期货投机主体一般都会进行投机，只不过是他们的投机力度不同而已。下面我们不对是否监管和是否过度投机进行分类，运用一个新的概率函数直接得到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进行过度投机的概率。通过这个新的方法对期货市场监管层的监管程度和期货投资主体投机力度进行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设。假设在模型中有只有两个参与人：期货市场的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期货市场的监管层选择他的监管力度，期货投资主体选择他的过度投机程度，期货投资主体是根据自己的期望过度投机利益最大化选择投机力度的，对于期货市场的监管层，他们虽然是非营利机构，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中，他们也是根据投入的稽查成本和收入的罚款的多少进行行动，所以期货市场的监管层也是以自己的期望监管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监管的。他们不了解对方选择什么样的行动，即：期货市场监管层不知道期货投资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期货投资主体也不知道期货市场监管层的监管力度。

假设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进行过度投机的概率PE，C=E*C/αβ。其中α为期货市场监管层进行稽查所付出的成本的最大可能值，β为期货投资主体凭借自己能力进行过度投机的最大可能收益。在这里，随着稽查成本C的增大，期货投资主体被查的概率PE，C也就越大（即P′C>0），当C=0时，期货市场的监管层不进行稽查，此时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过度投机的概率PE，C也就为0，当C取得最大值α时，此时期货市场监管层进行全力稽查，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过度投机的概率PE，C=E/β（此时概率大小取决于期货投资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E）；随着过度投机收益E的增大，期货投资主体被查的概率PE，C也就越大（即P′EE，C>0），当E=0时，期货投资主体不进行过度投机，此时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过度投机的概率PE，C也就为0，当E取得最大值β时，此时期货投资主体进行全力投机，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过度投机的概率PE，C=C/α（此时概率大小取决于期货市场监管层的稽查投入成本C）；当C取得最大值α，E取得最大值β时，PE，C=1，说明过度投机收益最大并且稽查力度最大时被查到的概率为1，也就是期货市场全力进行稽查监管，期货投机主体全力进行过度投机时百分百是要被查到的。此函数在此完全替代了之前文章中的分类讨论问题，并且能非常恰当的反应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过度投机的概率。

（二）模型建立及求解。期货市场监管层的期望效用支付函数为：

πM=PE，C*E+A+1-PE，C*-C

期货投资主体的期望效用支付函数为：

πI=PE，C*-A-S+1-PE，C*E

为了找出期货市场的监管层监管力度和期货投机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的决定因素，我们首先根据上述假定：期货投资主体会根据自己的期望投机收益（即期望效用支付）情况选择自己过度投机程度E，对期货投资主体的期望效用支付函数进行最优化处理：

max πI=PE，C*-A-S+1-PE，C*E

代入概率PE，C得：

πI=C*E/αβ*-A-S+1-C*E/αβ*E

对E求导得：

πIE=C*-A-S/αβ+1-2C*E/αβ=0

化简得出：

E=αβ-A+S*C/2C

1

从而得出了期货投资主体在期望投资收益最大时选择的过度投资程度E。由1式表明当过度投机行为的惩罚力度A+S越大时，投机程度E越小。对E进一步化简得出：

E=-A+S+αβ/C/2

由此式可知当C越大时，E越小，说明监管力度越大，过度投机程度越小。过度投机的最大值α越大，过度投机的程度也会越大。监管成本占监管所能达到的最大投入的比例C/β越大，过度投机的程度E低的。这冲反映出了期货投资主体过度投机程度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以这些指标为基础，进行适当监管，以取得更好的监管效果。下面我们通过期货投资主体的投机程度选择来寻找一下期货市场的监管层最优的监管力度。我们再根据上述假定：期货市场监管层会根据自己的期望罚款所得（即期望效用支付）情况选择自己基差力度C，对期货市场的监管层的期望效用支付函数进行最优化处理：

从而得出了期货市场的监管层在期望效用收益最大时所选择的监管力度C。由2式表明要想把过度投机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E

C=αβ/E-E-A/2

由此式可知当E越大时，C越小。此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把期货投机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当作变量，而并不是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当过度投机程度增大时，期货市场的监管层要获得最大的收益所要付出的稽查成本就越少着反映出了现实的情况：过度投机程度大，进行简单的稽查就能获得很大的收益。

（三）模型的均衡。为了找出出期货市场的监管层最优监管力度和期货投机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的均衡点，我们首先假定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都是根据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进行决策，他们不考虑对方的策略行为，他们之间只是进行简单的静态博弈。并且我们令期货投资主体在被查到之后的损失全部记为：

M=A+S，令期货市场监管层的收益为N=E+A。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找出这个静态博弈的均衡点。下面我们对上述1、2两式进行联立：

E=αβ-A+S*C/2C

C=αβ-E+A*E/2E

根据新的假设可以简化为：

E=αβ-M*C/2C

C=αβ-N*E/2E

求解得出：

E=M2+8MNαβ-M/4M

C=N2+8MNαβ-N/4N

从均衡的结果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随着α的增大，C是增大的，随着β的增大，E是增大的。这和前面的结论非常符合。期货市场的监管层的稽查成本的投入可能值越大，稽查的实际投入就越大，期货投资主体可过度投机的范围越大，那么他投机的程度也就越大。另外就是，随着α的增大，E也是增大的，随着β的增大，C是增大的。这其实与前面的结论也是一致的。首先考虑随着α的增大，E也是增大的，这表示的意思是：在稽查的实际投入C固定的情况下，期货市场的监管层的稽查成本的投入可能值越大，期货投机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也就越大，这是因为实际稽查投入C已经固定，而最大的可能稽查投入越大，那么实际稽查投入与最大可能稽查投入之比C/α也就越小，C/α越小表明监管层的监管重视程度越小，此时期货投资主体进行过度投机的程度越大。其次考虑随着β的增大，C是增大的，期货投资主体可过度投机的范围越大，稽查的实际投入就越大，这是因为随着期货投资主体可过度投机的范围的扩大，要把期货投资主体的投机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需要投入的稽查成本是逐渐上升的。

这个均衡结果可以很好的表达出期货市场监管层需要进行监管所需要具体进行的投入选择，与此同时，期货投资主体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收益最大化选择过度投机程度。监管机构根据国家要求、过度投机对社会的影响、自身形象等问题，通过这个均衡解把期货投资主体的投机程度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证期货市场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三、模型的实践分析

首先，本模型找到了一个与期货市场上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的行为非常一致的函数，这样就为后面得出正确吻合的结果奠定了基础。第二，此模型去除了部分分类讨论的环节，之前文章把监管层的监管都是分为：监管与不监管，把期货投资主体的过度投机行为分为：进行过度投机行为和不进行过度投资行为。这是没必要的，监管层肯定监管，只是力度不同而已，投资主体肯定投机，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我们直接用力度或程度来表示监管和投机行为。第三，本文直接用函数表示出期货投机主体被稽查到的概率，这样做就使得模型既简单又准确。第四，在最后得出了最优监管力度的计算公式，这对监管层的监管投入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了解到期货投资主体进行过度投机的程度受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主要包括他们可以进行过度投机的最大限度问题（即在期货市场上，期货投资主体对资金或是现货等的拥有量占据优势，从而对期货市场的价格控制能力）、惩罚力度、监管力度等。我们了解到这些因素之后期货市场的监管层就可以从这几方面入手。首先，控制交易量。在实际的问题中控制单个期货投资主体在同一产品上交易量，以防止他们可以依靠自己拥有资金或现货的优势进行不正常交易。第二，加大惩罚力度。随着惩罚力度的增加，他们的过度投机行为程度会减少。但是过重的惩罚也会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对投资主体过于严格，造成出发过重，违背公平性原则。所以也要适当加大惩罚力度，采取多种惩罚机制结合的方式，做到严格与公平。第三，加强监管。加强监管是最有效和最公平的措施，他既能降低投资主体的投机行为，又能做到公平。但是加强监管力度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们要采取最恰当的监管投入。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根据监管机构需要控制的过度投机程度的范围来确定监管投入，这无疑对监管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与此同时这个模型在实际应用也存在着诸多不足，首先，在模型中对于他们的风险偏好没有考虑在内，理性的投资者不会只是考虑期望收益。第二，对于过度投机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在本文章中还未设计，比如信息因素、社会关系因素等。第三，为了计算方便，文章对具体的细节进行了简化处理，可能会对结果有轻微的影响。下一步如果能加入风险溢价、信息因素、社会关系因素等进行模型分析，肯定会取得更进一步的效果。（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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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监管论文篇5

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使其达到监管要求，对银行自身的经营和银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研究资本充足率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是当前银行转型的具体要求，也是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具体目标。

【关键词】资本充足率；经营绩效；资本管理；巴塞尔协议

一、研究背景

从1988年至今，资本监管经历了三次大的洗礼。三次《巴塞尔协议》的出台都有其特定的经济环境与时代特色，可以说资本标准一次比一次审慎，一次比一次覆盖的范围更广。这些都凸显了资本对于抵抗银行风险，增强经营能力的重要性。

我国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制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这与我国的特殊国情是分不开的。我国对商业银行资本的监管大致可以分为软约束时期与硬约束时期。在2003年以前，银行监管当局没有采取硬性的措施对没有达到资本要求的银行实施处罚。在2003年之后，随着《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出台，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正式进入硬约束时期。

二、相关文献

1.国内相关文献

国内研究资本管理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的文献并不多，大多数是通过实证的方法探求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筱峰、胡珊珊（2012）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三个方面来衡量银行的效率，通过实证方法探求资本充足率与银行效率的关系。其结果显示资本充足率与资产收益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也提高了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同时，不良贷款率的提高使商业银行选择了低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以覆盖风险。而商业银行为了长期的稳定发展，会通过提高资本水平来冲销不良贷款率，从而会降低自身的资产充足率水平。虞群娥、吴俊（2012）根据上市商业银行近几年公开披露的信息对资本充足率等相关指标与综合绩效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其研究表明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与经营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而附属资本充足率不显著。同时第一股东持股比例、股东性质、资产规模对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对结论的分析发现，通过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优化资本充足率能提升经营绩效水平。

也有些学者认为资本充足率管理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存在负效应。邵胜楠、方萍（2012）首先从理论上分析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经营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认为资本约束的积极影响主要是加强了银行体系的稳健性与安全性，而负面影响是资本约束促使商业银行陷入了融资怪圈，其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的提高限制了银行使用资产的途径，从而对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刘宇迪用EVA方法评价资本充足率水平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由于EVA的评价指标考虑了资本成本对银行绩效和股东价值的影响，融资成本的增加必将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从而影响到了绩效水平。

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胡德胜、孙亚丽（2012）以我国七家中型上市商业银行2006-2010的年报数据作为样本，选取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净息差、每股收益等经济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从营运效率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来分析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实证结果表明资产规模扩大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银行的盈利能力，但是过度的扩大只能给其盈利能力带来负面的影响，同时较高的不良贷款率降低了银行的盈利能力。

2.国外文献综述

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次来研究资本充足率监管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由于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果也有差异。有些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正向的关系。Furlong and Keeley（1987）认为银行在投机心理的驱动下，由于存投保机构不分风险大小地对银行收取保费，这将促使资本充足率低下的银行提高经营绩效。Avery and Berger（1991）通过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经营绩效呈负相关的关系。Harker and Zenios（2000）运用前沿的分析方法测算金融管制放松前后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通过对挪威、土耳其等银行的研究发现，资本监管放松后，银行的经营绩效都有所提升。Maria Coneetta Chiuri（2002）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监管会给整个宏观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因而会使银行收入降低。Morrison and White（2005）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在外界对监管部门有良好评价的基础上，资本监管能够维持银行稳定，使发生银行倒闭危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也有些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如Burdisso and Amato（1999）通过对阿根廷90年代商业银行赢利性与资本充足率关系的研究发现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有些学者通过对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涨跌的的研究来发现其与资本监管的关系。Cornett在研究了1980-1989年的179多家银行发现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的股价没有显著的关系，即资本充足率的降低或者提高对银行股价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Ladderman也认为银行股价与资本充足率在短期内并不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在长期内严厉的资本监管削弱了银行的股票价值。

三、研究意义

纵观整个金融监管理论与银行实践的过程，基本上每次大的金融危机后就会伴随着金融体系的较大改革，从总体来说，金融监管理论与金融的实践都在不断地进步。巴塞尔协议的推出，使作为三大支柱之首资本监管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的资本监管理论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监管理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因而完善资本监管理论，构建符合我国具体国情银行资本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开放金融市场的现实选择和重要前提。研究资本监管也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入分析如何通过有效的资本监管以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实现银行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提高银行的综合竞争力，对当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Furlong，Frederick T.，“Capital regulation and bank lending，”Economic Review，1992， 23-33Gennotte，Gerard and David Pyle，“Capital Controls and Bank Risk，”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15（4，5），1991，805-824

[2]Avery，Robert B. and Allen N. Berger，“Risk-Based Capital and Deposit Insurance Reform，”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1991，15（4，5），847-875

三资监管论文篇6

关键词：企业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问题 对策

一、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理论分析

（一）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认为，由于效用函数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和合同不完全的条件下，委托人与人之间会出现人违背或侵犯委托人利益的现象。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把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另一方面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从而国家与企业经营层之间便形成了委托关系。

（二）两权分离理论

两权分离理论认为，当资本所有者不具备经营管理所需要的能力或精力时，或者所有者的经营管理不能获得理想回报时，他们会把资本委托专业人士代为经营，而所有者从中获取资本投资收益。对国有企业而言，所有权属于国家（全民），而经营权则在企业管理层。两权分离情况下，如何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价值取向趋同，促使经营者为实现国有资产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成为国有资产监管必须面对的课题。

二、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从1988年财政部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到2003年国务院授权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经历了重大改革，创建了全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这是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突破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出资人不到位的体制。11年来，各级国资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国资监管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国资保值增值责任体系层层落实，国资监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国有资产监管的一些固有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直接影响了国有资产监管效能的发挥。

（一）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责定位不明确

国资监管机构的责、权、利观念还不够明确，“老板加婆婆”的现象至今仍存在。目前国资监管机构实际履行两类职能，即企业出资人代表职能和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这种双重职能定位，使得国资监管机构既是国有出资人代表，又是履行政府国有资产指导监督职能的政府机关。地方政府也往往将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监管职能混为一谈，认为自身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

（二）国资监管方式需进一步改进

由于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有些地方政府经常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一些国资委在监管过程中，仍延用行政部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方式，对企业事项不管大小，一律采取行政干预或行政审批式管理。审批、核准、备案事项过多，时限过长，程序繁杂等问题，造成工作效率不高、责任不清、扯皮推诿。

（三）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国资委作为企业的国有股东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而是委托董事会和经理层管理企业，委托监事会监督董事和经理们是否勤勉尽职。然而，当前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方面却存在的诸多问题：股东会无法发挥对董事会的约束作用，董事会缺乏对经理人员的有效约束，监事会有名无实，没有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公司章程形同虚设。国有企业在内部控制上的诸多空白，为权利的寻租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加强和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对策与建议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明晰国有资产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降低委托成本，提高国有资产运行效率，推动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健全完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体系

只有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下，才能为国企改革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国资监管机构应当在《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基础上，加强对国有资产监管的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的研究制订工作，对资产监管的程序、责任、权利和义务等做出详细规定，不断丰富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法规体系。依据法律规章和企业制度，进一步明确国资委与出资企业之间的关系，切实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

（二）转变国有资产监管理念

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应切实转变国有资产监管理念，摒弃行政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要进一步明确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责定位，改变过去重管理轻服务、重审批轻效率的行政化监管模式，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加强监管，切实做到监管主体与经营主体分开。

（三）切实改变监管方式

一是不断创新经济监管手段。健全完善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国有产权管理体系，完善企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财务决算制度、重大投资决策失误和重大财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二是强化法律监管意识。通过完善国资监管法律体系来规范国资监管行为，有效保障国资监管机构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整合监督资源，构建党内监督、纪检监察监督、职工民主监督、审计监督、监事会监督、财务总监监督等有效结合的大监督工作格局。加大对企业用权行为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防止权力滥用和国有资产损失。三是创新国有资产监管模式。改变所有企业“一个方子抓药”的监管模式，根据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产权结构企业的特点，探索分类监管、个性化监管的模式和方法，构建国有资本分类分层全覆盖的管理运营体系。

（四）健全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要进一步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权限，健全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议事规则。落实股东会作为企业最高权力机构的职权，强化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保障经理层的经营管理权，形成目标一致、权责明确、各司其责、有效制衡、科学运作的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三资监管论文篇7

证券违法犯罪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给违法犯罪主体带来巨额回报，正因如此，很多市场主体明知存在极大的风险，仍然通过各种手段实施犯罪行为获取暴利。由于证券违法犯罪行为会严重阻碍证券市场的有序发展，因而无论是在成熟的证券市场还是在新兴发展的证券市场，证券违法犯罪都是证券监管部门致力打击的对象。虽然各国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监管部门努力提高自己的监管水平，但任何证券市场都没有完全杜绝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对内幕交易的监管还被认为是一场至今“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在中国，《证券法》和《刑法》都对证券违法犯罪作了比较全面的界定，相应地也给出了处罚措施，以中国证监会为核心的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地完善。然而中国证券市场建立至今才十多个年头，相应的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还没有达到完备的水平，而且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存在很大的隐蔽性，因此，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在中国证券市场很常见。从证监会公布的处罚公告的次数来看(见图1)，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违法犯罪案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尤其在1997年后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证券监管部门、证券市场操作人士和学术理论界都意识到证券违法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关于证券违法犯罪的研究成果也很多，这些成果为我们认识了解证券违法犯罪提供了基础：杨志华(1995)通过对证券违法犯罪类型的剖析，对相应的犯罪主体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合理的界定；刘宪权(1998)从危害证券管理制度的角度研究了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证券违法犯罪的特点及其产生的根源，指出证券违法犯罪是构成证券市场风险的重要因素；李越(1999)通过各国资本市场制度和秩序的比较分析，指出了中国资本市场秩序混乱、证券违法犯罪盛行的制度因素；赵锡军(2000)运用公共利益论、俘虏论、监管经济学对证券违法犯罪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证券监管的必要性，提出了监管的原则和目标；潘英丽(2000)指出证券违法犯罪对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会产生极大的危害，如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损害投资者利益，加大贫富差距，破坏社会稳定等；熊鹰(1998)通过对证券市场操纵行为所采用的不同手法的分析，将市场“庄家”(操纵者)分为长庄、短庄、凶庄、善庄、恶庄等，指出不同的市场操纵者在证券市场中各自的特征；王菲萍(1998)通过各国制度比较，对内幕交易所导致的投资者的损失如何补偿进行了探索；王铁军(2001)通过对“庄家”行为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分析，提出对证券市场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才是“治庄之本”。这些研究对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为中国证券监督部门的决策提供了依据，也是本文研究的基础。

实证分析

本文对中国证监会已处罚的证券违法案件运用统计分组的分析方法，希望通过数据特征来探索证券违法犯罪中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证券违法犯罪主体(证券发行人、中介机构、证券经营管理机构和投资者)的分布情况；证券违法犯罪行为所依附的载体(资金优势、信息优势)分布情况；证券违法犯罪发生的环节分布(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不同的违法犯罪主体依托的载体是否存在不同特征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分析探讨将使我们对中国证券市场中证券违法犯罪的特征、内在结构有更深刻的认识。希望本文的结论能为证券监管部门找到监管的重点和突破口提供一些建议。

文章中的样本来源于1994年1月到2000年12月证监会披露的对证券违法犯罪的226个处罚公告(期货市场案件除外)。由于在证监会的一个处罚公告中可能包含了多个违法犯罪行为，例如2000年证监罚字2号文中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天河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违规行为有：以个人名义从事自营和挪用客户保证金。在进行统计时，我们是以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次数为标准而统计公告的处罚个数，那么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统计的次数为2，因此本文的样本个数是346而不是226。应该说我们选择的样本包括了证监会已查处的所有案件，不存在抽样问题，因而不存在抽样误差。本文的结论也是基于这346个样本，由于在不同的时期证监会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水平不一样，可能造成不同时期的样本之间缺乏比较的依据，这会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科学的做法应该将监管力度和监管水平差异这一因素消除，然而监管力度和监管水平的差异无法考证，即使可以考证也无法将它们量化，在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时，我们假定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水平是一样的。不可否认，对各类证券违法犯罪监管的难易程度不一样，证监会监管的结果——处罚公告也可能与证券市场中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这也会影响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就这一问题本文在后面会进一步讨论。

一、对证券违法犯罪的简单分组分析

1.从证券违法犯罪的方式分析

如果我们将这346个违法犯罪行为按其犯罪方式归类(见图2)，就会发现它们有一定的同质性，主要的犯罪方式有透支挪用、法人投资者(主要是券商)以个人名义炒股、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披露虚假财务报表、“三类”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违规炒股(1999年，证监会公布允许“三类”企业合法进入股市的规定，“三类”企业入市已不属于违法行为)、市场操纵、欺诈发行、内幕交易、虚假消息等。其中最常见的是资金透支挪移的违法案件，包括券商向投资者透支，券商挪用投资者的保证金，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等，占32.9%；第二位的是法人投资者以个人投资者的名义开户炒股，而且券商以个人账户进行自营业务为主，占19.1%；第三位是中介机构提供的虚假证明，包括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律师出具不真实的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师出具虚假的资产评估报告等，占10.7%；与中介机构提供的虚假证明相关的披露虚假财务报告所占比重也较大，为8.4%，排在第四位。以上四类案件发生的比重较大，都超过了10%或接近10%，应该是证券违法犯罪监管的重点。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占的比重都较小，是否加大监管力度要依监管部门的投入而定。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逐年考察各类证券违法犯罪方式所占比重的前三位(见表1)，可以看出在1997年以前证券违法犯罪中欺诈发行所占的比重较大，这与当时证券市场发行中“规模控制，限报家数”的政策有关。当时对企业而言重要的是能得到发行指标，如果达不到上市的标准，只能通过各种虚假手段完成上市，出现多起欺诈发行案也不足为怪。而1997年证监会大力清查进入股市的违规资金，结果使得三类企业违规炒股的发案比重上升到第二位。1998年以后证券违法犯罪所占的比重的前三位与通过总体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表1：1994—2000年各类证券违法犯罪所占比重的前三位一览表

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第1位欺诈发行（66.7%）欺诈发行（100%）透支挪用（35.7%）透支挪用（27.3%）透支挪移（23.8%）透支挪移(26.9%)透支挪移(43.0%)

第2位内幕交易（16.7%）——虚假证明（28.5%）违规炒股（22.7%）个人帐户炒股(20%)个人帐户炒股(16%)个人帐户炒股(25%)

第3位透支挪用（16.7%）——欺诈发行（14.3%）市场操纵（22.7%）虚假证明(12.5%)虚假证明(14.9%)虚假证明(8.6%)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2.从证券违法犯罪的主体分析

无论是何种违法犯罪总存在当事人，而当事人包括主体和客体，客体就是违法犯罪的受害者，在证券违法犯罪中往往是投资者；主体就是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当事人，在证券违法犯罪中可以是证券发行人、中介机构、证券经营管理机构和投资者四类。证券发行人实施的违法犯罪包括欺诈发行、披露虚假财务报表等；中介机构实施的违法犯罪有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证明、中介机构泄露内幕消息等；证券经营管理机构实施的违法犯罪包括向客户透支、挪用客户保证金、用个人账户进行自营、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等；投资者实施的违法犯罪有利用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等。按违法犯罪的主体进行分类，样本的分布情况见图3。

从上面的分布状况可以明显看出，在证券违法犯罪中最常见的违法犯罪主体是证券经营管理机构，在所有违法犯罪行为中比重为61.3%，超过了半数；其次是证券发行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比重为17.6%；第三位是投资者的违法犯罪行为，比重为13.6%；而中介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所占比重很小，仅为7.5%。这四个违法犯罪主体在当年所有的违法犯罪中所占的比重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趋势见图4。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从图中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证券经营机构违法犯罪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发行人违法犯罪的比重在逐年下降。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证券经营管理机构不仅在违法犯罪中所占的比重大，而且比重还有上升的趋势，可见证券经营管理机构应该成为证券监管中的重中之中。

3.从证券违法犯罪发生的市场环节分析

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是证券市场的两个主要环节，而证券违法犯罪行为无非是发生在这两个环节中的一个，从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在这两个环节的分布(如图5A)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图5B)来看，证券交易市场的违法犯罪不仅所占比例非常大(81%)，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该项比例还有上升的趋势，而证券发行市场违法犯罪除了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所占的比重较大外，其后年份该项比重一直都不大。可见对证券监督部门而言，现阶段对证券交易市场的监管比对证券发行市场的监管更为紧迫。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4.从证券违法犯罪的载体分析

在证券市场上，违法犯罪行为的实施必须依附一定的载体，证券市场中的两个基本要素——资金和信息就是证券违法犯罪的主要载体。证券违法犯罪主体往往拥有资金、信息优势，他们通过滥用这些资源优势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内幕交易、欺诈发行、披露虚假财务报表、传播虚假信息、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更改交易记录等都是通过信息的滥用或信息操纵的手段来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市场操纵、透资交易、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资金进入股市等都是利用资金实力或直接盗用证券交易资金的证券犯罪行为。这两类犯罪的总体分布情况从图6可以看出：以资金为载体的违法犯罪的比重为45.4%，以信息为载体的违法犯罪比重为34.1%，但两者的差异不算太大，可见在证券市场上虽然资金要素重要，但信息要素同样重要，对市场的监管两者都不能忽视。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二、对证券违法犯罪的复合分组分析

仔细观察前面对证券违法犯罪的分析，会发现证券违法犯罪在交易环节、主体证券经营机构、载体资金优势三者的比重都有增长的趋势，而且交易市场比重的变化趋势与证券经营机构比重的变化趋势非常相似。为了考察证券违法犯罪发生的环节、违法犯罪的主体、依附的载体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下面将证券违法犯罪进行复合分组分析，每次从犯罪发生的环节、违法犯罪的主体、依附的载体这三个标志中选出两个进行分析。

1.按违法犯罪发生的环节、违法犯罪的主体两个标志进行复合分组分析(见表2)

表2：违法犯罪发生的环节和违法犯罪的主体分布情况

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中介机构投资者小计

交易市场36196741280

发行市场251619666

合计612122647346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从表2可以看出，在交易市场中的主要违法犯罪主体是证券经营机构，所占比重为70.0%，其次是投资者(14.6%)和发行人(12.9%)；而在发行市场中主要的违法犯罪主体是发行人，所占比重为37.9%，其次是中介机构(28.8%)和证券经营机构(24.2%)。从违法犯罪主体来看，证券经营机构92.5%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发生在交易市场；投资者87.3%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发生在交易市场；发行人在两个市场环节比重相当，发行市场为41.0%，交易市场为59.0%；中介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则有73.1%发生在发行市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交易市场的主要违法犯罪主体是证券经营机构，同时证券经营机构的违法犯罪也主要集中在交易市场中；发行市场中的主要违法犯罪主体是发行人，但发行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集中在发行市场，而是在交易、发行两个市场相当；投资者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交易市场；中介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发行市场。

2.按证券违法犯罪发生的环节、依附的载体进行复合分组分析(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在证券发行市场中86.3%以信息为载体，在交易市场中52.9%以资金为载体；依靠信息优势的违法犯罪行为94.3%都发生交易市场，而依靠信息优势的犯罪行为在两个市场中分布比较均衡。

3.按证券违法犯罪主体、依附的载体进行复合分组分析(见表4)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发行人的违法犯罪行为86.9%依托信息优势实施；中介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全部是依托信息优势实施；证券经营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54.7%靠资金优势实施，只有11.8%以信息为载体；投资者的违法犯罪行为70.2%以资金优势实施。在靠信息优势违法犯罪的主体中发行人占44.9%，中介机构、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的比重依次是21.2%、20.0%、11.9%；靠资金优势的违法犯罪案件中，以证券经营机构为主体的比重最大，为73.8%，投资者所占比重为21.0%，中介机构和发行人几乎为0。

几点思考和建议

三资监管论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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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监管论文篇9

【论文摘要】：文章以企业年金的监管为立足点，针对监管的现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对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机制问题给予分析，并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企业年金是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分担养老保障责任的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是对抗老龄化危机、家庭小型化趋势、长寿风险的重要的制度安排。然而企业年金计划运作过程中面临的风险纷繁复杂，因此，要达到保障企业年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建立高效率、高效用的监管机制尤为重要。

一、我国企业年金监管的现状

(一)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现状

自2004年两法施行以来，我国企业年金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到2005年底，我国企业年金积累基金为680亿元；到2006年底，达到910亿元；2007年企业年金的全年增量为400亿左右，积累基金达到1300亿元。然而，在监管方面却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二)我国企业年金监管的机制

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监管采用机构监管的模式。所谓的机构监管，即按照企业年金运营中涉及的机构的类别设计监管机构，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管理各自的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年金运营所涉及的主体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范围，企业年金的监管主体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要负责企业年金立法和执法的监管、负责经办机构资格的确认等；银监会，负责托管银行的监管；保监会，负责监管保险公司；证监会，负责监管信托公司、投资管理公司；财政部，主要负责监管企业年金方面的税收政策。这种根据机构职能分工负责的机构监管模式，在现实的操作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三)我国企业年金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

1.存在监管盲区以及监管重复的现象。

监管主体过多，包括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政府主体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审计署等；非政府主体有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以及受益人等。这些主体之间的合作，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不能使监管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2.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以及受益人自我监管缺失

在年金监管的过程中，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定位不明确，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而委托人以及参与缴费的职工也缺乏安全与权益意识，每月缴费后，不再过问企业年金的运作情况，使得企业年金的运作缺乏受益人的自我监管。

3.企业年金担保机制不完善，受益人利益缺乏最终保障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建立的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为企业年金基金提供了第一线的担保方式，但担保的水平很低。除此之外，我国并没有其他的基金担保制度，一旦年金基金发生投资亏损，风险准备金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保障受益人的利益。

二、发达国家企业年金监管方面的经验

(一)美国企业年金的监管机制

美国的企业年金是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别对不同层次的退休金计划进行监管，同时，主要有三大组织机构来负责处理退休金的监管:国内税属、劳动部、退休金和收益保证公司。监管的主要法规是ERISA法案(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和IRC法案。在ERISA之外，美国的企业年金还受到税收法、保障法、1947年全国劳动法、TaftHartley法案的部分管制。

(二)英国职业年金计划的监管

英国养老金制度的监管机构有:国内税收收入局；职业年金监管局；政府收益相关年金计划；职业年金咨询局；金融服务局。此外，英国还建立了两大辅监管机制:一是建立"吹哨"机制，引进专业裁判或者仲裁者，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可以对受托人的不当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二是建立"成员抱怨"机制，实际上是鼓励广大成员通过该意见表达机制，直接将自己的意见或者不满反映给监管者或监管机构。法律方面，主要是受1986年的《金融服务法》和1995年的《养老金保险法》的监管。

(三)日本企业年金的监管机制

在日本，对企业年金监管的部门主要有两个:一是厚生劳动省和金融服务机构。在监管模式方面，日本的监管模式从定量限制监管逐步向"审慎人"规则方向发展。在法律规范方面，主要遵循《劳动标准法》、《公司税收法》、《员工养老金保险法》、《DB养老金法》、《DC养老金法》。此外，近年来在简化法规的驱动下，通过注册的养老金保险公司、工会、员工养老金协会进行间接监管的作用正日益提高。

三、对改善企业年金监管的几点建议

结合着我国企业年金监管存在的现行问题，借鉴国外美国、日本、英国的经验，我认为，企业年金应在一下几方面完善。

(一)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

所谓的功能监管，就是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二设计的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的，能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协调的监管。在功能监管框架下，各个监管主体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能发挥的功能，而不是金融机构的类型和名称。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从总体上监管，而在具体的操作方面，银监会负责监管托管事务，保监会监管账户管理事务，证监会监管投资管理事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监管过程中起着领导的作用，是法定监管人。

(二)中介机构的监管

明确行业协会以及中介机构的定位，加强信息的披露。通常情况下，企业年金计划的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财务报表和基金财务报表必须接受独立审计机构的审计；受托人必须聘请外部精算师对其偿付能力进行评估；各机构必须经信用评级机构的评定。中介机构与行业协会要公正的进行并加强信息披露。此外，要建立企业年金的行业自律机制。这一点要借鉴英国的"吹哨"的机制和"成员抱怨"机制。自律监管要依赖于某些重要专业人员的监管。

(三)受益人的自我监管

提高受益人的安全意识，建立受益人的意见表达机制，加强受益人的自我监管。受益人的意见反映了受益人的要求、希望和不满，是促进基金经理人改善经营管理以满足受益人要求的动力。所以，建立受益人的意见表达机制，既是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建立企业年金基金的担保机制

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养老基金担保公司。养老基金担保公司资金来源于年金计划发起人的缴费、年金基金的部分投资收入以及年金基金担保公司托管的计划资产，比较可行。并且，通过赋予养老基金担保公司一定的监管职权，能够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的效率。我们国家的企业年金现在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段，建立企业年金基金的担保机制是必要而迫切的。

参考文献

[1]华金辉.企业年金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海南金融.2005.8.

[2]单美姣.我国企业年金监管制度的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三资监管论文篇10

关键词：外资银行 银行监管 对策

    一、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意义

    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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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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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