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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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公司权力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物。它有别于股东权力、董事会权力、监事会权力、经理权力，它体现的是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权力具有十分显著的经济学表征，它是公司的一种重要资源，具有有用性、稀缺性、成本效益性特征。公司权力配置能够实现优化改进。为此，本文从经济权利和企业本质出发，对经济学中的经济权利和企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0引言

经济权力概念对于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超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结合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考虑市场上经济权力对企业内权威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才可以内洽性地处理经济权力与企业本质这两个理论问题。企业本质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项目(nie)的开端。科斯开此先河，探究了权威和指挥在经济上优于市场关系的原因。

这两类研究都没有充分分析经济权力。但两类研究的内洽性具有不同含意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中，没有分析经济权力是因为它认为经济权力与现实研究无关:威廉姆森考虑到经济权力的相关性，但没有发展经济权力的含意，从而使其命题容易受到理论内洽性上的攻击。

1经济权利的问题

1.1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经济权力

根据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资本主义系统中不存在经济权力，强制关系只是表面性的，细察之后便可发现它们其实是平等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竞争背景中的退出原则使权力非对称成为一种错觉。在双方间的每一关系中，每一方总是可以实施他的退出权。一方退出权约束了对方行为，而不依赖于双方在制度或组织内的交易形式。关系中的双方都面临竞争，这使每一方都不能在交易中享受不公平的回报。

在这一背景中，经济权力被看作是垄断地位带来的市场权力，它必然意味着违背了完全竞争假定。因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存在经济权力，各方完全对称，即使他们在科层式结构的组织中处于不同位置。

如果有可能确定每种人类行动的自由或被强制的含意(content)，那么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的制度理论便可以合理地运用。但问题是，若不讨论这一分析中所用的标准，这种人类行动“两分”是不可能的。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可以被批评的原因是，尽管其分析发展足以内洽，但是它基于站不住脚的假定。

1.2威廉姆森方法中的经济权力

威廉姆森框架本身面临一个内洽性批评:在市场与科层的分析中，威廉姆森把经济权力作为一个相关变量，却不能在其框架中发展它的含意。威廉姆森对其方法的辩护是无力的。

威廉姆森提到的经济权力概念的“分析模糊(analyticalvague-ness)”都涉及(poursinto)效率概念，因为，经济权力本身(其他情况不变时)要在个人约束的改变中得以体现，个人约束改变又构成了效率概念的基础。在威廉姆森框架中，承认某一分析范畴的相关性却不能清楚地说明它，等于承认威廉姆森理论的局限。这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分析掩盖了他不充分的分析框架导致的极大不精确性，从而无法评价他自己认为对制度演进过程有重大影响的要素之一。这种局限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框架有助于说明不同制度安排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但不适于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范描述或历史解释。

2企业的问题

2.1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企业

把生产问题定义为(稀缺)资源配置问题，是把生产作为一种交换形式的分析基础。根据nie，交换得以发生的自然制度是市场。如果满足完全竞争假定，那么市场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没有经济权力的制度。

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假定生产领域也满足完全竞争条件，从而对经济权力的否认也可被扩展到企业内部。

①“交换”是竞争原则支配下的自愿行动。②“完全竞争”的条件是不存在权威和权力关系。③“市场”是交换发生的场所。④“生产”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⑤“企业”是生产发生的场所。

通过厘清这些定义，我们便可以评价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所得结果的重要性科斯明确引入权威和指挥原则以及竞争原则，从而解释了企业的本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及其追随者只提及竞争原则而不承认权威问题，并以此分析各种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因此是一种平等主义系统，其中没有真正的个人间权威。

2.2威廉姆森方法中的企业

威廉姆森在其框架中对科层关系的明确分析，使他可以基于企业内的特殊合约关系来描述企业的特征。企业是一种以工作合约为基础的组织。工作合约确立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科层关系，这种科层关系代表了正交易成本背景中协调问题的有效解。企业的定义因此依赖于各方的非对称，涉及权力概念。科层工作关系的基础是限制权力实施范围的合约—权力因此始于相互同意，止于合约期满，或者说，随着支持并证明其合法的同意的终止而终止。

即使基于相互同意，经济权力也仍然存在，仍然是企业定义的构成要素。这使威廉姆森可以用一种比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更优美的方式，分析社会交易关系中权威与平等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后者试图证明权威只是表面，而非实质;相反，威廉姆森并不想否认科层的存在，而是作如此解释。

3如何使经济权力与企业相一致

3.1社会阶级与动态分析

为了在经济权力和自由合约关系背景中理解科层的本质，我们必须分析使个人决策集存在差异的因素以及科层关系存在的原因。如果双方自愿建立(科层)工作关系，一方是“工人”，另一方是“老板”，那么，正是他们各自的约束使这两种位置成为双方共同的最优选择:理人如果可以当老板，就不会选择当工人。

除了它的阶级内涵之外，经济权力概念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它的动态性。即使在自愿主义范围内，个人约束也会在社会交易过程中改变(作为社会交易的结果)，这意味着经济权力要在个人所面临约束系统的演进中得到体现。

一旦详细说明了经济权力概念的社会性和动态性，我们便可以更准确地讨论企业本质问题。对于工人，一种工作关系唯一(最佳的)替代选择只不过是另一种工作关系，但仍处于服从资本家的位置。这种关系因此是非对称的:一方命令，另一方服从，企业内的这种权威关系的基础不能得到改变，正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企业外存在的非对称的经济权力关系。

3.2内部与外部的批评

鲍尔斯和吉恩梯斯及金博格正确地指出，必须在企业内权威关系与企业外也存在的一般权力关系之间建立联系。鲍尔斯和吉恩梯斯的分析目标是，阐明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中自愿交换可以产生行为人之间均衡的权力关系结构。权力因此被当作一种“个人”间关系，最终源于非出清市场的存在。

雇佣关系的特殊性不在于对工人承诺的与留给他/她自己的之间的差异;相反，正是它们(指对工人承诺的与留给他/她自己的—译者)的一致性使雇佣关系独一无二。权力关系不是源于决策背景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非对称信息、有限理性、历史时间和复杂的合约实施当然会改变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但不能改变此外的其他东西。

3.3权力与竞争

篇2

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国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这需要富有远见的理论指导。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回顾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篇3

在证券市场高速发展的13年间，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从1991年的80.9亿元到2002年的62285.4亿元，增长了770倍，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72%.证券经纪业务由此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证券经纪业务在整个证券行业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截止到2002年10月25日，我国证券公司总数已经达到124家，其中由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的综合类证券公司18家，其余的都是以经营证券经纪业务为主营业务的经纪类（其中包括54家由经纪类向综合类券商过渡的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可以说，证券经纪业务是证券公司乃至整个证券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1.1经纪业务收入构成证券行业最重要和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从我国证券行业的收入构成来看，经纪业务实现的收入远远超过其他各项业务实现的收入。下表列出了1998－2001年证券业务收入的构成情况：

可见经纪业务收入占据了证券经营机构总收入的半壁江山，构成证券行业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另外，从各项业务收入的比例变化情况来看，另外两项重要收入来源——证券发行收入和自营证券差价收入受政策影响，变动幅度较大。而经纪业务作为证券行业的基础业务，也是证券经营机构收入中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1.2经纪业务实现的现金流入是国内证券公司开展正常经营活动的重要保证

健康的现金流是证券经营机构正常运营的决定性因素，而经纪业务为券商提供了巨大的现金流入，我们以手续费收入较低的1999年部分券商的现金流数据为例加以说明。

上表数据显示，与经纪业务相关的业务、手续费收入以及利息收入带来的现金流入占证券公司总现金流入量的35.6%，同时，这些业务支付的现金流出只占证券公司总的先进流出量的14.42%，经纪业务的净现金流入占82家证券公司总的净现金流入的94.94%.对于证券公司而言，经纪业务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

1.3经纪业务为证券行业其他业务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撑

一直以来，经纪业务对于证券行业的重要作用，除了提供最重要、最稳定的收入和现金来源以外，它直接或间接地为承销、自营、投资咨询以及资产管理等各项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1.3.1证券经纪业务因其大量的网点设置、广泛的客户接触成为证券公司经营品牌形象，创建无形资产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方式；

1.3.2在经纪业务以证券营业部为最主要的经营主体的经营模式下，证券营业部在为广大客户提供交易服务的同时，也为证券公司各项业务构筑了营销平台；

1.3.3在证券行业所有的业务中，经纪业务拥有最广泛的客户基础。在目前证券行业普遍强调集约经营、整合资源，以客户为中心的形势下，经纪业务拥有的客户群无疑是证券公司的巨大财富。在客户资源共享的经营战略下，经纪业务在为其他业务开发客户需求和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4经纪业务在为证券行业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实现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证券经纪业务实现的社会效益体现增加税收和促进就业两个主要方面：

1.4.1税收

证券业务涉及的主要税种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营业税及附加、所得税、房产税等，其中印花税是按照经纪业务实现的交易量的固定比例向投资者收取。据测算，截止到2002年底，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约为1650亿元人民币，营业税及附加是证券公司按照营业收入的固定比例上缴的税项，由于经纪业务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业务的收入，其所贡献的税收也是证券行业所有业务中最高的。

1.4.2就业

证券经纪业务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贡献表现在：一方面，在证券从业人员中绝大部分员工在从事经纪业务。据统计，综合性券商约80%的员工都是直接从事经纪业务，还有大量人员为经纪业务进行支持和服务，加上经纪类券商，估计在证券行业中从事经纪业务的人员所占比例达到90%以上。

另一方面，对我国证券投资者的构成分析可知，有27%的个人投资者是下岗人员或离退休人员，他们对证券市场的参与间接地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经纪业务对于券商乃至整个证券业，是生存的生命线、发展的奠基石、更是创造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源泉。

2.我国证券经纪业务盈利模式面临的挑战

2.1现阶段我国证券经纪业务盈利模式剖析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经纪业务在制度壁垒的层层保护下享受着垄断经营带来的超额利润。经纪业务的盈利模式表现为：以证券营业部为独立核算的经营管理单位，以向客户提供实现交易所需的交易通道和硬件设备为主要服务手段，由此获得固定的交易手续费收入。

在这种盈利模式下，证券经纪业务表现出收入来源单一、经营成本高企、管理效率低下的特征，导致全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低，竞争能力弱。当证券市场高速发展的态势趋缓时，证券经纪业务首当其冲受到巨大的冲击，整体陷入困境并面临盈利模式转型的巨大压力。

2.1.1经纪业务收入分析

（1）经纪业务收入来源单一

我们对2001年和2002年业内交易量居前的几家综合类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收入的构成进行了调查分析（见表3）。我国证券经纪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交易佣金收入和利差收入两大部分。

美国的经纪业务收入则包括佣金收入、交易收入（做市商）、基金销售收入、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包括投资咨询和建议费、服务费、监督费、定期投资利息及杂项收入等（见表4）。

需要说明的是，表4的交易收入指在美国证券市场的做市商制度下，券商以增强市场的稳定性和流通性为目的进行买卖证券而赚取的交易差价，属于经纪业务范畴，与我国证券行业的自营业务不同。以单纯获取差价为目的的证券自营业务在美国2001年证券行业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仅仅0.26%.

（2）经纪业务收入的结构缺陷导致高系统风险

我们根据1998年至2002年我国证券经纪业务交易量，采用当期最高的佣金费率，模拟测算出各交易品种实现的佣金收入如下：

测算证明我国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在占经纪业务总收入85%的交易佣金收入中，股票交易贡献的收入占80%以上。这种结构上的缺陷导致经纪业务收入对股票交易佣金的依赖程度很高，表现为股票市场的波动成为影响经纪业务总收入的关键因素。股票交易佣金收入主要取决于客户资产量、客户资产周转率和佣金费率三个变量，当股票市场下滑时，客户资产量和客户资产周转率必然降低，加上浮动佣金制度实施后佣金的大幅下调，整个经纪业务毫无避险手段，系统风险凸现。

2.1.2经纪业务成本分析

（1）以营业部为独立核算的经营管理中心使经纪业务经营成本居高不下

在佣金费率固定，对营业部的设立实施严格准入的政策环境下，证券经纪业务的竞争集中于交易通道的供给，表现在极力增加营业部网点并追求营业部的豪华硬件配置。这种经营模式致使经纪业务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

首先，盲目追求营业部网点数量和豪华的硬件配置使经纪业务固定资产投资过大。1997年底，全国共有证券营业部1129个，到2002年底，已经增至2895个。而根据2000年5月份对1600多家证券营业部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单个营业部的平均营业面积达2117.84平方米，客户终端设备321.57台，行情显示机103.03台，电话中继线76.36对。而在台湾，一家营业部的面积通常只有400至500平方米。

其次，以营业部作为独立核算的经营管理中心的模式使管理成本重复支出严重。截至2002年底，全国共124家证券公司，2895个证券营业部计算，平均每个证券公司拥有23家营业部，每个营业部有独立的交易管理、财务核算、研究开发、市场营销和综合管理等各项职能。对于营业部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广的综合类证券公司，还要设置区域管理中心加强营业部的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造成经纪业务经营中资源整合、信息传输、市场反应效率低下的同时管理成本侵蚀了大量的利润。同时在这种经营管理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控制问题成为证券公司，尤其是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

最后，在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下，固定佣金制造就了证券公司高投入、高收入的盈利模式。在粗放经营模式下，证券公司对于费用控制的意识不强，铺张浪费情况在业内非常普遍。据统计，2001年，证券公司营业费用占营业收入比率约52%，接近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营业费用警戒线60%，有48家证券公司的营业费用率超过60%.而根据对部分营业部实地考查，2002年，营业部营业费用占营业收入比率更高达67%.

（2）经纪业务成本构成中，固定成本的比例过高，经纪业务经营成本刚性表现十分突出

我们选取了部分营业部2002年成本支出情况为样本，对营业支出的构成进行了分析。营业支出中营业部的营业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约为82％，营业税金、手续费支出、代收代缴支出等其他支出占总支出的18%.营业费用的构成如下表：

在以上成本构成中，营业部的固定成本占了总费用支出的50%至60%.在营业部目前的经营模式下，营业部的人员结构和收入分配形式决定了占比约20%的人工费用呈现固定成本特征。首先，在营业部人员构成中管理人员多，营销人员少。据调查，我国营业部管理人员与业务人员（从事客户开发、客户服务、信息咨询的人员）的比例约为2∶1，而台湾的这一比例约为0.6∶1.其次，在大部分证券营业部的收入分配中平均主义仍处主导地位。这两方面的原因使营业部人工费用受营业收入的变化影响不明显，更倾向于固定成本的特征。这样在经纪业务的营业费用中，固定支出所占的比例接近80%，当佣金下调，市场交易清淡时就难以支撑了，所以2002年经纪业务出现了全面亏损的局面。从上表可以看到，在2002年交易量和佣金费率同时下调的双重压力之下，营业部的固定成本占营业部费用比例从54%上升到62.4%.可见当面临经营困境时，证券公司大多通过压缩占比较小的人工费用和营销费用来压缩成本。从总量上，压缩这些成本对证券公司改善盈利状况的贡献有限，同时过度压缩人工成本和营销成本可能造成人才和客户的大量流失，是以牺牲长期持续竞争能力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的做法。只有通过营业部的经营模式全面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经纪业务的成本结构。

2.1.3现有经纪业务服务模式分析

（1）服务关系：以证券公司和营业部的管理需求为导向，忽视客户投资需求

经纪业务客户的最终需求是追求资产的增殖，而经纪业务的实质是创造客户价值的金融服务业，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处于高速成长的产业生命周期时，经纪业务享有高额垄断利润，整个业界表现出明显的卖方市场特征，这时追求营业网点的扩张是获得利润最直接、最见效的方式。因此经营机构集中于自身的规模扩张和网点的正常运作，满足的是客户完成证券交易这一最基本的需求，客户更深层次的实现资产增殖的需求被忽略，或者是证券经营机构没有足够的利润驱动去满足客户这方面的需求。

（2）服务方式：以提供现场服务的“坐商”为主，上门服务的“行商”观念尚未形成

证券公司是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服务业，这对管理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但事实上，我国证券业多年来都是在粗放管理模式下运行。这在经纪业务的经营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倍受关注的两大要素：研究和营销在经纪业务经营中受到忽视。营销方面，证券公司还固守着等客上门的“坐商”形式。而与此同时，保险公司的行销模式已经发展成熟，保险经纪人遍布全国各地，深入到各个层次的客户中。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也活跃在上门服务的行商模式中。随着经纪业务走入市场的冬天，难以为继，证券经纪人走出营业部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

（3）服务内容：以交易通道为核心的场地服务为主、以信息咨询为代表的综合服务为辅

传统盈利模式下经纪业务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通道服务，轻视咨询服务。

从经纪业务的收入模式看，我国实行的是佣金模式而非费用模式，佣金的定价要素主要是客户资产量、交易量的规模，信息咨询只是作为一种附加产品捆绑销售给客户，并没有成为收入形成的要素。

从前面的经纪业务成本结构分析得出，在资源分配上，超过70%的成本和人员是集中在为客户提供以交易通道为核心的服务内容上，包括交易席位、交易场所和相应的装修、设备、人员等。

在传统盈利模式下券商向客户提供的信息咨询服务的出发点是为了活跃客户交易，增加手续费收入，这使证券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与客户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很难得到客户的认同。

2.2推动我国证券经纪业务盈利模式变革的因素分析

在我国证券市场起步的前十年，经纪业务得益于证券行业的高成长性、垄断性和封闭性，一直保持着20%以上的净利润率。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市场要素的变化使经纪业务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市场持续低迷，随着2002年5月1日佣金浮动制度的正式实施，经纪业务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困境，同时旧的盈利模式对经纪业务发展的种种制约因素也逐渐清晰。制度经济学认为外部条件的变化会导致现行制度的不均衡，而人们在追逐由于制度不均衡引发的潜在利润的行为便会推动制度变迁，我们就从外部变化和内部驱动来研究经纪业务盈利模式变革的原因。

2.2.1传统经纪业务盈利模式的内生矛盾是推动变革的内在动因

（1）传统经纪业务盈利模式存在收入弹性与成本刚性的矛盾

传统盈利模式下，经纪业务收入来源、收入结构使经纪业务无法回避市场波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当收入下降时，成本刚性特征使经纪业务无可避免地陷入经营困境。2002年开始的由固定佣金制向浮动佣金制的转变导致经纪业务收入锐减，使经纪业务收入弹性和成本刚性的矛盾凸现。

2002年5月实行浮动佣金以后，营业部平均佣金率从4月份的3.40‰下降到8月的2.55‰，下降幅度高达25％，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延续。根据2002年部分证券公司年报中相关数据推算，到2002年年底，市场平均的净佣金率在2‰以内，与佣金改革之前相比，下降幅度高达40%左右。而2002年沪深两市实现交易量62285.43亿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1.84%，除去国债现券和回购，股票、基金在2002年的交易量是29157.08亿元，比2001年的交易量减少了28.6%.在佣金费率和交易量双双下降的压力下，券商的经营成本压缩的空间却十分有限，因此2002年我国证券市场经纪业务大面积亏损。例如深圳地区证券营业部2002年的交易手续费较2001年下降了64%，营业收入下降了59%，为节约成本，营业部营业面积下降13%，员工人数下降16%，全年营业支出下降38%，全行业依然亏损2.91亿元，全市四分之三营业部亏损，仅53家营业部实现盈利。

从2001年开始，我国证券市场由长达10年的高速成长期步入成熟期，佣金制度的改革也宣告了经纪业务在传统盈利模式下享受超额利润时代的结束，彻底化解这种收入弹性和成本刚性之间的矛盾是经纪业务顺应市场变化、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2）经纪业务提供的服务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经纪业务的客户需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本的交易需求，第二层次是对资产增值的需求。在证券市场高速扩容的时期，交易品种、交易通道都供不应求，客户对于经纪业务的需求主要是完成交易的便利性、安全性和舒适性，券商之间经纪业务的竞争也主要体现在为满足客户的基本交易需求这一层面上的竞争。随着证券市场发展的逐渐成熟，客户的构成在变化，市场的投资理念在变化，客户追求资产增值的需求就越来越强烈。

2000年以来，管理层推出了一系列旨在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措施，使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机构投资者在整个交易中所占比例迅速提高，加上退市制度引起的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机制，两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着价值投资理念逐步成为市场的主流投资理念。在价值投资理念的指引下，一方面，投资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这可以从近年来股票换手率逐年走低得到验证，A股的换手率已从1997年的50%下降到2001年的20%左右，换手率的降低将直接影响经纪业务收入；另一方面，投资者对投资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及时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需求，而对于营业场所面积、地点等硬件的需求相对在降低。因此，传统模式下依靠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入，以规模取胜的竞争思路已经不再适应投资者的需求，如何提高研究水平，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的信息咨询服务成为新形势下经纪业务经营中的重要内容。

（3）经纪业务经营机构的扩张冲动与整个行业的规模过剩存在矛盾

由于经纪业务在行业成长期享有高额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经营机构进入经纪业务，原有的经营机构则想方设法地扩张规模，由此造成我国证券经纪业务经营机构的成长速度已远远超过了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程度，同时也造成了行业资源的严重浪费。以下是我国近3年来营业部的数量和交易量的统计数据。

在证券经纪业务经营网点的扩张和市场调整的双重作用下，单个营业部的盈利能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根据估计，2002年单个营业部的交易量已经接近了行业平均的盈亏平衡点，如果加上2001年以来迅速扩张的证券服务站和增长迅速的网上交易，全行业的交易通道过剩已初现端倪。

2.2.2经营环境的变化是推动经纪业务盈利模式的外部力量

（1）政策导向的变化使经纪业务的进入壁垒降低，潜在竞争者的逐步渗透使经纪业务竞争加剧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经纪业务一直是在制度壁垒的层层保护下生存的，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限制了竞争者的进入，这使证券公司在粗放式经营模式下仍能保持较高的利润率。近年来，管理层从政策导向上放松了对经纪业务经营资格的管制，使证券经纪业务的进入壁垒大大降低。在这种政策背景下，证券公司和证券营业网点的数量迅速增加，同时各证券公司大举进行增资扩股.到2002年底，我国共有证券公司124家，证券营业部2895个，同时2001年共30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随着证券经营机构的数量和规模的迅速增加，行业内的竞争加剧。

在行业内竞争加剧的同时，潜在的竞争者逐步对经纪业务进行渗透。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商业银行经审批可以开展证券业务。当前通过各种银证合作方式，银行业正逐步向证券经纪业务渗透。在世界金融界混业经营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进入经纪业务领域只是时间问题。另外，随着证监会《证券网上交易暂行办法》和新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出台，IT公司可以通过从事网上交易涉足证券经纪业务。可见，证券经纪业务垄断经营的格局已被打破，意味着证券经纪业务已经告别垄断经营下的高盈利时代，进入行业生命周期的微利阶段。

（2）我国正式加入WTO，经纪业务将直面国际竞争对手的冲击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证券市场加快了国际化进程。2002年11月6日，日本内藤证券株式会社获准成为首家直接获得B股席位的境外证券经营机构；2002年10月份，首家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国安基金管理公司获准筹建；2003年4月，入世后首家合资证券公司——华欧国际证券成立。随着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沪、深证券交易所分别《上海证券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2003年5月第一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获准投资A股市场，宣告我国QFII机制正式进入实施。国际化将推动证券行业快速发展，但也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3）信息技术的进步给经纪业务经营模式带来巨大的改变

网上交易的迅速发展使证券经纪业务的经营成本大幅降低，导致传统的以营业部为中心的经纪业务经营模式受到冲击。网上交易改变了客户与券商间的信息传递方式，打破了地域、时空对业务拓展的限制。同时，网上交易规模效益巨大，令通道服务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为佣金下调提供了巨大空间，也为营业部提供的现场交易模式造成很大的竞争压力。

技术进步推动经纪业务转变盈利模式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集中交易技术的日臻成熟。现阶段，我国绝大部分券商采用的是以营业部为中心的分散型的交易系统，与之对应，经纪业务的管理也是以营业部为核心的分权式管理，营业部获得“小而全”的业务功能。实行集中交易后，它将交易事务集中到了公司层面，相应的风险控制、客户分析和客户服务策略、方案策划和各种金融服务产品的设计制作将会在更高层面上统一起来。证券公司可集中研究力量，形成大研发中心，各个营业部成为券商在各地的营销服务中心或信息散布终端，这将极大地降低营业部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公司市场反应速度，而客户得到的服务产品也会更专业，投资更安全更方便。

3.重构经纪业务盈利模式

传统经纪业务盈利模式存在的内生矛盾已不适应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佣金浮动制的实施和网上交易的快速增长使这种盈利模式存在的弊端更为突出，构建经纪业务新盈利模式是经纪业务经营机构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继续生存的必然选择。

3.1重构后的经纪业务盈利模式：

3.1.1服务模式

目标：经纪业务成为向客户提供投资理财服务，追求客户资产增殖的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服务业。

方式：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经纪业务经营机构的管理重心和资源配置从交易硬件转向营销和研究咨询产品的开发。

金融服务行业的实质是创造客户价值的服务行业，但传统的经纪业务由于市场的高速发展和严格的进入壁垒的保护享受着可观的利润率，偏离了金融服务业的服务模式。当经纪业务赖以产生超额垄断利润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重构经纪业务服务模式的过程就是推动经纪业务回归金融服务行业的经营模式的过程。

3.1.2收入模式

目标：经纪业务收入从佣金模式转变为费用模式。

方式：改变按照客户完成交易量的一定比例收取佣金的方式，转变为经纪业务经营机构按照提供给客户的服务和产品来制定收费标准的费用模式。

费用收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

（1）鼓励经纪业务经营机构实施差异化战略。由于收费内容的细分，各种类型的证券经营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战略定位选择细分客户群，提供具有相对优势的服务内容，从而改善了经纪业务竞争同质化局面，全面提高经纪业务服务的专业化程度，提高行业内的资源配置水平。

（2）激励经营机构进行业务创新。费用模式下，各种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都会为先行者带来产品生命周期初期的高额利润，而跟随者则丧失了一次发展机遇，及相应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这为经纪业务开展创新业务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激励机制，而创新正是经纪业务不断发展的源动力。

（3）拓宽经纪业务来源。在交易佣金收入和利差收入之外，增加了服务收费项目，具体包括咨询产品收费、投资理财收费以及与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合作的各项中间业务的收费项目，如代销基金、保险产品，推出金融超市服务，等等。

（4）改善收入结构，降低了经纪业务经营中的系统风险。改变了经纪业务收入过度依赖交易佣金收入的局面，降低了市场波动对经纪业务收入的影响程度，使证券公司在经营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回避市场风险的能力。

（5）有利于新的服务模式的实现。收费方式的标准化对应着服务内容的标准化，客户的资产增值情况、客户的满意度与券商的收入直接相关，促使以客户投资增殖水平为核心的市场评价体系的形成，将推动重构后经纪业务服务模式的目标实现。

3.1.3成本模式

目标：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收入弹性的成本控制体系。

方式：全面改造传统经纪业务以营业部为经营管理中心的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将固定成本的规模压缩到最小，强调管理集约化，通过制度建设使资源的分配与成本的控制和经纪业务收入紧密挂钩。

重构的经纪业务成本具有以下优势：

（1）改变了经纪业务长期以来高投入的投资方式，与当前经纪业务经营环境下利润趋于平均化的趋势相适应，投入方式的改变降低了经纪业务成本的总规模。

（2）改善了经纪业务成本刚性特征，成本结构中变动成本替代固定成本占据了主导地位，使经纪业务的成本结构得到优化，直接提升了经纪业务在经营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

（3）提高行业的管理水平。金融服务业是高风险的行业，这种行业属性要求经营机构具有精细化的管理水平，重构后的经纪业务成本模式在投资管理、成本控制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成本模式的改变涉及到经纪业务经营模式、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职能划分等全方位的改变。所以重构经纪业务成本模式的过程将推动经纪业务的管理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全面提高行业的管理效率，同时降低管理成本。

3.2重构经纪业务盈利模式的具体实施

要实现重构经纪业务盈利模式的目标，必须打破现行的经纪业务经营管理模式。我们选取营业网点众多、地域分布广泛、经营模式复杂的综合类大型券商为例。以下是这类券商普遍采用的传统经营管理模式下的组织架构：

传统经纪业务经营模式的特点是以营业部作为经纪业务的交易中心，地区管理总部主要职能是出于风险控制的角度对所辖营业部的运营进行指导和监督，总公司各部门对应营业部的相关部门给予业务上的指导和管理上的沟通。

这种经营模式的劣势表现在，在整个业务体系中，管理职能占据了过多的资源，直接创造利润的部分实在有限。在总公司——地区管理总部——营业部三级管理的模式下机构设置重复，人浮于事，导致管理成本高企，各机构的职能定位模糊，整个组织架构中横向和纵向之间的协作缺乏责、权、利相对应的有效约束，管理效率低下。这样的业务流程架构无法适应当前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

下面是我们对新的盈利模式下经纪业务经营模式的设计：

新的经营模式把经纪业务职能一分为二，分为运营和营销两部分。

运营的职能是保证证券交易和机构运转的正常进行，包括了原来的交易、财务、电脑、综合管理的职能；营销则担负着开发客户、服务客户，创造利润的重任。

营销职能的实现主要依靠营业部这一层级，营业部通过证券经纪人直接面向客户开展营销工作，总公司的职责是为营业部的营销工作提供后台支持。因此新的经营模式下营销功能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保障：（1）在营业部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证券经纪人队伍；（2）整合公司资源，建立一个高效的客户服务体系，给予经纪人队伍强有力的后台支持。

运营职能则集中在总公司，通过建立集中交易系统、财务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将运营职能从营业部分离出来，所有的营业部共用一个运营和管理系统。与传统的业务流程相比，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都将产生明显的效果。

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经纪业务的资源主要向营销部门集中，有关营销工作的一切支出都应该根据获得的收入进行周密的核定，而运营部门的定位是服务于营销部门，主要依靠信息系统的建设、管理制度的建立来保证有效运转。

3.2.1证券营业部功能的重新定位

在传统业务流程中，证券营业部是为投资者提供交易服务的场所，是经纪业务的经营管理中心，而在新的业务流程中，营业部的功能集中体现为证券经营机构开展证券经纪业务的营销中心和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投资理财中心。

作为证券经营机构开展证券经纪业务的营销中心，首先要转变观念，将现代营销理论引入经纪业务的经营中，围绕营销的四个基本要素：产品、渠道、价格、促销制定自身的营销策略，由原来被动提供通道和场地服务的“坐商”向主动实施营销战略的“行商”转变。

作为客户的投资理财中心，营业部必须从以交易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从单一证券经纪业务为主转向综合性金融服务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研究咨询工作整体提升经纪业务的专业化程度；另一方面，券商通过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拓展经纪业务服务的边界，突破单一的证券交易服务，提供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例如，与证券行业的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相结合，向机构客户提供综合的证券业务服务；与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合作成立“金融超市”，提供涉及证券交易、储蓄、商业保险、投资基金等品种的个人理财服务；发展投资顾问业务，提供交易+咨询的综合服务，作为经纪业务收入从佣金模式向费用模式转变的积极尝试。

3.2.2经纪人制度的推行

经纪人制度是经纪业务发展的方向，推广和完善经纪人制度是经纪业务新的经营模式得以运行的关键因素，也是证券营业部实现转型的必要条件。证券经纪人的主要职能是，开发客户资源并向客户提供投资理财分析和建议。经纪人制度的核心是，经纪人根据所服务的客户为券商贡献的利润获得业务提成收入。

证券经纪人制度是国外成熟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各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的不同，经纪人制度模式也有所不同。

美国模式：在美国投资者不能直接通过交易系统进行证券交易，必须委托经纪人交易，美国的证券经纪人根据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同，服务模式和收入模式也有很大的差别，有仅提供交易通道服务、收取低廉的交易佣金的经纪人，也有提供全面理财服务、以投资理财费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纪人，其中美林证券推行的理财顾问（FC）制度是美国经纪人制度较为全面和成功的代表。

香港模式：证券经纪人主要包括证券商代表和投资顾问公司代表，证券商代表是指服务于股票经纪公司，为客户买卖业务提供服务的出市代表，证券投资顾问工伤代表指服务于证券投资顾问公司，为顾客提供证券投资咨询顾问服务的基金经理、银行或单位信托基金的人。

台湾模式：证券经纪人主要是指在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买卖以及证券分析等业务的从业人员，这些人员由所属券商向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同业协会办理登记后，可以履行经纪人的权利和义务，开发客户并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

3.2.3集中交易技术的广泛应用

集中交易对于经纪业务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降低运营成本，也降低网点新设成本，提高券商低成本扩张能力；另一方面，交易数据的集中使券商能够即使掌握市场的变化和客户的动态，以增强决策的效率和效果。但是，交易集中的同时意味着风险的集中，所以大部分券商对于集中交易还处在研究和观望的阶段。我们认为，集中交易是证券交易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3.2.4CRM系统的建设

在重构后的经纪业务盈利模式下，强调客户开发、客户服务的重要性，而以客户开发、客户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营销工作的基础是充分掌握客户信息，了解客户需求，所以建设CRM系统是重构经纪业务盈利模式的一项基础工作。

CRM系统包括以下基本功能：

（1）客户信息的动态分析。包括对客户基本资料的分析、客户忠诚度的分析、客户资产规模和变化的分析、客户交易偏好的分析、客户投资收益的分析，等等。从动态分析中掌握的信息作为制定客户服务策略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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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经济进入到了全面的发展的阶段，对电网系统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但随着电力运行事故不断频发，给电网系统运行安全敲响了警钟，本文将对现阶段我国电力系统防灾及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1.1自然灾害对电力运行安全的影响

众所周知，当面临一些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如高温、寒流、冰雹、暴雪等天气情况时，电力系统的运行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运行稳定性降低，甚至造成电力中断等情况。同时一些自然灾害的发生，如洪水、滑坡、泥石流等增加了电力灾害发生的概率。除此之外，电力系统本身存在的缺陷增加了异常天气状况下电力灾害发生的几率。而通过对电力安全以往防御措施以及自然灾害发生的经验分析发现，提高电网设备质量和气象播报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安全防灾措施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然灾害发生时对电网系统的不利影响。

1.2电力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多年以来，我国能源结构中主体是煤炭，其中燃煤二氧化硫占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85%，而二氧化硫是酸雨形成的主要因素。通过一定的环保技术应用，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有所降低，但是酸雨区域的范围却没有明显缩少，经过调查分析发现，导致这种现象发生主要原因是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较大。另外颗粒物也是燃煤电厂排放的污染物之一。最近几年，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冬季的PM2.5超出正常范围值，甚至部分地区PM2.5经常会发生“爆表”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与环境污染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燃煤电厂排放物也是导致这种现象发生主要因素之一。

二、探讨电力安全防灾机制的建立及环境保护技术的应用

1、建立健全电力安全防灾机制。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电力系统运行安全，降低各种灾害对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电厂应当建立健全电力安全防災机制。首先，建立电力安全组织管理体系。对电厂而言，完善的电力安全组织管理体系的建立对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电厂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组织建设管理指挥系统、数据通信系统、应急处理系统和灾害评估系统等，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并制定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规范电厂工作人员的行为，提高其工作水平，提高对灾害的应变能力，为电厂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基础。另外电厂的技术人员还应当对每次的电力事故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为今后电网运行事故处理提供参考依据，同时这因为防灾减灾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其次，建立管理机制。电厂组织管理体系的建立是防灾减灾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管理机制的建立对降低灾害对电力运行的影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第一，预警机制。预警机制的建立对提高电力灾害预测的准确性以及防御措施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对电力系统和电网运行的实时监测，一旦发生电力事故，可以及时进行数据信息的反馈，降低了电力灾害对整个电力系统的影响。第二，防范机制。电厂在日常工作进行过程中应当定期召开防灾减灾教育培训学习相关工作，增强工作人员的防灾意识，为降低电力灾害发生的概率提供基础。

2、运用先进环境保护技术，降低电力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二氧化硫污染一直是燃煤电厂主要的环境污染源，我国对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用于改善电厂生产设备，如高效烟气脱硫、除尘、脱销设备的安装及使用，极大地降低了二氧化硫、烟尘以及氮氧化物的排放，进而降低了电力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同时我国大部分电厂使用的多为常规小电机组，且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地方保护主义、电力供求矛盾等影响导致这些小电机组仍旧在使用，其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因此各地区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引进先进的机组设备，如超超临界机组、增压流化床联合循环机组等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另外还应当将一些污染大、耗能高的小机组进行关闭处理，因地制宜，加大对风能、太阳能、生物质等一些新型洁净能源的研究和利用力度，为从根源上解决电力生产污染问题提供条件。

篇5

【关键词】营林生产；完全经济核算；理论；问题

0.前言

长期以来，我国用材林营林生产都是事业经营而非企业经营，实行预算制而非经济核算制，基本上是收支两条线，所进行的营林生产成本核算仅是费用核算。营林生产经营的来源也不是营林生产成果的价值体现，与营林生产费用之间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还没有实行完全经济核算。1993年国有林区全面推行了林价制度，解决了商品林资源实行有偿使用问题，林价计入木材生产成本， 理顺了木材生产的核算关系，但是就其林价的形成和使用及管理仍未从根本上摆脱育林基金的性质，也不是营林生产成果的价值体现。近年来实行的林木资产核算，也只是将现有林木资源作为资产管理， 仍属于资产形式的成本核算。这样核算营林生产成本或林木资产价值与育林基金或当前实行的林价并未发生直接经济联系，仍为收支两条线，并不能进行完全经济核算， 也核算不出营林生产实现的利润，说明现行的营林生产核算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病，这种核算制度现在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营林生产改革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正确核算林木资产的价值， 更不符合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的要求， 因此建立适应林业生产发展的营林生产核算体系——完全经济核算势在必行。

1.营林生产实行完全经济核算的重要性

营林建设与生产指的是对林木产业发展与规模化生产的一种有效方式，营林生产完全经济核算指的是营林生产的特殊性价值，营林生产采用特殊的核算方式，指的是预决算制度，其基本内容为：首先根据预算进行年度资金的核算，在生产周期末期进行整个过程的决算。通过预算与决算的内容和统计数据，分别针对性的了解到当年的营林生产规模与实际经济价值效益，计算和统计出对国家的贡献，适应现代化的林业发展要求，加速营林生产发展速度，营林生产必须实行企业化管理与完全经济核算，丰富森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推动现代化市场经济林业经济管理与建设，实现完全经济核算的转型与发展。

第一、营林生产实行完全经济核算， 就是对营林生产活动中的生产消耗和生产成果等进行核对、计算工作， 从而为林价的制定提供依据。第二、营林生产实行完全经济核算，有助于理顺营林生产财务关系，提高投资效果及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三、营林生产实行完全经济核算， 有利于引导营林投资向投资效益高的林种、树种流动，确保营林生产的保值、增值。第四、营林生产实行完全经济核算， 能有效地促进营林生产实现按劳分配，完善生产关系。第五、营林生产实行完全经济核算， 能更好地推动营林生产商品化经营， 促进林业的体制改革。

2.营林生产完全经济核算的理论基础

营林生产是森林的营造和管护活动，它主要包括采种、育苗、整地、造林、成幼林抚育和管护的全过程。营林生产过程是复杂的，其生产成果也是多种多样的， 营林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林木资源，它与其它产品相比具有特殊性。

第一、林木资源具有商品的二重性。林木资源与其它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马克思说过：“物的有用性使物具有使用价值。”而林木资源的生产正是为了满足社会对木材的需要。因此，林木资源具有使用价值。同时林木资源是营林工作者的劳动和自然力相交织产生的， 因此林木资源具有价值。

第二、林木资源具有交换价值。林木资源的生产与其它商品的生产一样，其目的不是为了自身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 最终要实现其交换的目的， 由此决定了林木资源就是商品。

第三、林木资源的价值形成规律。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中， 营林生产也必须遵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它是林产品价值和价格的基础。价值的实体和源泉是社会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我国林木资源是一种紧缺资源， 其市场价值必须取高价值，即在最差条件下形成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在劣等地上发展林业，发挥价值规律调节作用，使其价值超量实现，推动生产要素往林业发展，促进林木资源迅速增长。

3.营林生产的完全经济核算

3.1总体框架

第一、按生产周期进行长周期核算，营林生产按生产周期进行核算后，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营林生产完全、真实的经济核算，即企业可以自负盈亏，能够以林价收入补偿营林支出，获得利润，实现企业的自我积累。营林生产要取得林价收入，必须是在活立木达到某种成熟而进行出卖时取得的，这种收入并不是该年度营林生产收入。也就是说，在每个年度并没有真实的营林收入，只有最终的林价收入才是真实的，可以实现的。要想真实地反映营林生产的经营情况，只有通过营林生产的长周期核算来完成。

第二、按年度进行的营林生产核算营林生产长周期核算是真实的。通过长周期核算，可以很直观地了解企业的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可以使企业实现自负盈亏，自我积累。但它也有不利于生产经营管理的方面：在经营管理上落后于其他生产企业，不利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无法了解其自身在短期或年度内的经营情况；无法解决我国劳动者月度工资的现实问题，而按年或月来计算营林生产整个过程的耗费及成果又缺乏理论依据；我国大多数企业及国家核算管理均按年度进行，因此营林生产长周期核算与年度核算不一致，会给营林生产带来很多不便。基于此，营林生产还必须进行年度核算。

3.2营林生产实行完全经济核算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按照客

营林生产既需要按生产周期进行长周期核算也需要按年度进行核算。营林生产按生产周期进行核算后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营林生产完全、真实的经济核算。即企业可以自负盈亏，能够以林价收入补偿营林支出，实现利润，实现企业自我积累。营林生产要取得林价收入必须是在活立木达到某种成熟出卖时而取得的， 这种收入并不是该年度营林生产收入， 也就是说，在每个年度并没有真实的营林收入，只有最终的林价收入才是真实的，可以实现的。因此要想真实地反映营林生产的经营情况，只有通过营林生产的长周期核算来完成。营林生产长周期核算是真实的。通过长周期核算， 可以很直观地了解企业的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 可以使企业实现自负盈亏、自我积累。但长周期核算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

【参考文献】

[1]陈世辉，张明豪.关于营林成果考核办法的初步探讨.林业经济问题，2006，07：77-79.

[2]蒋敏元，王永清，王志芳.商品林经营实行完全经济核算.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10，10：100-102.

篇6

关键词唐纳喷泉;彼得?沃克;景观设计

由美国著名风景园林设计大师彼得?沃克(PeterWalker)设计的唐纳喷泉(TannerFountain),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校园内,于1984年建成,这件融合了极简主义、大地艺术,并有强烈的彼得?沃克设计风格的作品,虽历经20多年的岁月消磨,其简洁现代的布置形式、古典的元素、浓重的原始气息、神秘的氛围,依然散发着迷人的艺术气息,被奉为极简主义景观设计的经典之作,并在2008年获得了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ASLA)颁发的地标奖(LandmarkAward)。ASLA专业奖项评委会评论:作为风景园林师创作公共雕塑的早期典范作品之一,该作品开创了职业的先河,并在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同时,保留了设计者的全部原创思想。这个设计易于大众亲近,以一种非传统的形式表现喷泉景观,并呈现出四季的变化。它已深深扎根于人们的记忆之中[1]。

1作品简介

唐纳喷泉位于哈佛大学校园内科学中心前的一个步行道交叉路口,由159块天然石块不规则排列而成的1个直径18m的圆形石阵及中心的雾喷泉组成。整个石阵位于沥青路和草地的交接处,石身的一部分被埋于地下,这些石块就像是慢慢地顺势蔓延到草地中的一样,在绿草间大树下延伸,自然融合得就像是从环境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样。每块石头大约长120cm、宽60cm、高60cm,其地上部分大约高40cm,正好可以被用作石桌(坐在草地上)或石椅。

在设计之初,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伯克指出,许多校园的喷泉由于水池渗漏等令人头疼的维修问题而最终不得不改造成了绿地,他期望沃克能够提出一个解决以上这些难题的喷泉方案。唐纳喷泉的设计构思对传统的喷泉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彼得?沃克没有采用喷泉水池这一传统惯用的组合形式,而是去掉水池,通过合理的竖向设计解决排水问题,从而使唐纳喷泉在形式上能够更加灵活自由,这一喷泉通过形式的创新,成功地转变了人们对喷泉的传统认识。

石阵中心的雾喷泉由呈圆形布置在石阵中心区域的32个喷头组成,石阵中央的雾状喷泉喷出的水雾形成漂浮在石间的雾霭。喷泉所形成的景象会随着季节和时间而变化,春、夏、秋三季,喷头会定时喷洒出阵阵雾气,并且悬浮在石阵中心区域;而冬季由科学中心集中供热系统提供蒸汽,石阵中心会有微热的蒸汽盘旋翻腾,人们在经过或者穿越石阵时,会有强烈的神秘感。唐纳喷泉简单、质朴、透着原始的神秘美感,虽然设置在校园内的一个人流穿梭的交叉路口,但通过不规则圆形排列的天然石块和雾喷泉进行了空间的划分,使之从四周匆忙嘈杂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惬意地读书、休息和交流。

2作品解析

作为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园林设计作品,唐纳喷泉具有鲜明的极简主义和大地艺术的色彩,而且也对使用功能有着周到的考虑[2]。

2.1大地艺术?巨石阵

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地艺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手段之一,大地艺术与现代公共园林相结合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如林璎设计的华盛顿越南阵亡将士纪念碑、哈格里夫斯设计的拜斯比公园等,唐纳喷泉也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

唐纳喷泉场地的四周是乔治时代的哈佛庭院、现代科学中心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大会堂。沃克希望作为新来者的唐纳喷泉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把波士顿新英格兰的乡村意象融入到哈佛校园理性的氛围之中。沃克设计构思的灵感来源于英格兰南部萨利斯伯利平原(SalisburyPlain)上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巨石阵(Stonehenge)遗址。沃克采用了159块马萨诸塞州当地产的天然石块,从周遭纷繁的公共空间中划分围合出一块相对安静的空间,并与周围古典建筑风格的环境取得协调。

2.2极简主义?序列

极简主义(Minimalism)是一种以简洁几何形体为基本艺术语言的艺术运动。沃克认为极简艺术中最常见的手法“序列”——某一元素的重复使用、或要素之间的间隔的重复,在园林设计中是非常有效的[3]。在唐纳喷泉中,沃克以传统的天然石块为基本设计元素,通过“序列”的手法将159块石头纳入1个直径18m的圆形空间之中,而这个圆形空间又是由若干近似同心圆以“序列”的形式组成的。沃克擅于用简单的元素,强调几何构图,用人工的秩序去统领自然的材料。

“唐纳喷泉是一个充满极简精神的作品,”沃克说,“这种艺术很适合于表达校园中大学生们对于知识的存疑及哈佛大学对智慧的探索。”[3]喷泉本身形式的简洁使它在繁杂的环境中表达了对自身的集中强调。简单的设计所形成的景观体验却丰富多彩,伴随着天气、季节及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有着丰富的变化,使喷泉成为体察自然变化和万物轮回的一个媒介。当被问及如何概括对极简主义的定义和理解时,沃克言简意赅的回答“物即其本身”[4]。唐纳喷泉即为一个很好的例子,石头、雾喷泉、草地、同心圆等,形式削减到体现它本质的美,体现了“从复杂中抽象提炼出精华,以达到追求简洁”这样一种最基本的设计哲学。

2.3艺术与功能

沃克一直探索艺术与景观的结合,并力图在园林设计上达到极简主义艺术家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3]。画廊里的极简主义艺术家们不需要面对园林设计中的功能问题、复杂的构造问题及安全问题,而园林中一些特质也是极简艺术中不具备的,如植物的生长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沃克已经超越了极简主义,因为他在追求极简的同时并没有淡漠景观的意义。彼得?沃克试图创造一种具有“可视品质”的场所,使人们能够愉快地在里面活动。唐纳喷泉被成功地设计成休息、读书、交流、聚会的场所,并同时作为儿童探索的空间及吸引步行者停留和欣赏的景点,既冷峻、具有神秘感,又具有良好的观赏性和使用功能。彼得?沃克认为,所有的设计首先要满足功能的需要。即使在最具艺术气息的设计中还是要秉承功能第一的理念,然后才是实现其形式[4]。

当今,许多园林设计师争相模仿沃克的极简主义设计手法,但大多将作品的形式作为重点,过分执迷于对视觉构图的追求,而把需要满足的功能置之不理,有意无意中违背了设计的初衷。因此,设计师们必须牢记,园林作品是属于公众的,是满足大众活动的场所,而绝不是纯粹的视觉艺术。

参考文献

[1]ASLAFUND.TheLandmarkAwardTannerFountain

[2]石磊,陈飞.极简主义与彼特?沃克[J].山西建筑,2010,36(13):15-16.

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预期信心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市场动荡、交易规模下滑、失业率上升,原本写在书本上的景象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衰退背后是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无奈。走向复苏需要信心,但信心无疑是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东西,历史上有关危机过后经济萧条的描述让悲观预期成为此时行事的基础,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单单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属于适应性预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动才是理性预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极情绪的环境,分析经济周期自身属性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以期提升市场信心,实现中国经济的尽早回暖。

一、市场悲观预期蔓延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完成由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由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蜕变,演化为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环境、市场概况以及面临风险的看法,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乐观态度。悲观预期,令经济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流畅程度大大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快速恶化正是交易伙伴间信任关系的断裂,市场体系内部信用崩溃的表现。

1.悲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脆弱性暴露无遗,此前已有一些机构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付出惨重代价,为了降低财务风险,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杠杆率,防止陷入破产的绝境。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归入商业银行体系,投资银行传统的约30-35倍的杠杆比率将逐渐向商业银行十几倍的杠杆比率转化。与此同时,对冲机构破产与大幅度削减杠杆比率也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行为不仅造成金融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高度紧张,预计全球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累计损失将超过50万亿美元。同时“去杠杆化”行为会导致信贷萎缩,影响投资和消费,波及实体经济,在更大“去杠杆化”规模发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稳定和复苏遥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发投入要素价格大幅跳水

受预期需求和产出下行的影响,国际能源、金属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农产品、黄金、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相似的调整。次贷危机显现之后,各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其国内利率水平。为了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力度,美联储多次降息,联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历史新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数轮大幅联合降息。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水平也呈现出下滑趋势。由于预期消费水平降低,企业主正在压缩产出、裁员或降薪,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谨慎行事。

3.市场悲观态度弱化了政府干预的效果

市场信心与政府干预存在微妙的关系,此前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机趋于平缓,但此后拒绝援助雷曼兄弟的战略性失误,令危机全面升级,此前暂时重建的信心最终随雷曼兄弟的烟消云散。丢失信心的市场呼唤政府的介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救市计划,减息、注资、推出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等等。政策效果地释放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但在悲观预期的环境中,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冷漠会弱化干预效果。例如,之前美国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来迫使银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银行本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银行间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又如,美国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营投资基金购买问题贷款和证券的计划很可能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当前“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很难激发私人资金介入这一领域。

二、客观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走出困境的过程,伴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一味强调不利因素,无视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就会让悲观预期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没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定局。正因如此,中国更加需要客观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市场主体重建信心奠定基础。

1.经济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内在合理性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尽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衰退,衰退总会在一轮繁荣过后不期而至。立足经济周期视角,当前经济衰退与8年前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极为深远的联系,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激活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令经济很快复苏并趋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经济自我调整后健康机体,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联网泡沫更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实上,今日的严重衰退正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衰退。

2.外部与内部原因致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此后四个季度渐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降至6.1%。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深度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经济体,随后波及了高度负债和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最后影响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远远低于欧盟、韩国、冰岛等经济体,但是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中国由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成为危机损失的被转嫁方之一。与此同时,在危机来临前的一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趋于紧缩,为了医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调高准备金率、加速货币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也给经济增长不小的内在压力,但是随着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的出台,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三、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温总理指出,在经济困难便面,信心与合作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同类型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

1.中国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另外三个国家

外部冲击和此前紧缩性的政策冷却了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但是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纷纷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同期增长速度达到9.9%。从投资和消费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趋于平稳,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未来,消费依然是GDP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2.中国政府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捍卫经济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去年11月份,国务院宣布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筹措1.2万亿,其余来自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方向集中于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家底厚,国有经济部门资产规模大、质量优的特点保证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落实刺激计划:第一,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19460亿美元,过去的5年时间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银行和社保基金的隐性债务大幅降低。第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左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增至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60%,且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降至7%左右。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刺激计划已初见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与2009年3月一举突破标志着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点的50点关口,达到52.4。

参考文献:

[1]吉尔•福斯乐.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2009.2.

[2]黄益平.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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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证券经纪业务的困境进行深度剖析,提出券商要走出困境应树立品牌、走专业特色的道路。

关键词:证券经纪业务经纪人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证券经纪业务的暴利引发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加快了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券商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生存危机。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部统计,2002年128家会员平均亏损1534万元。形成券商经纪业务这种惨烈状况的原因,除了市场周期的影响外,笔者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业内外的恶性竞争。因此,分析我国证券经纪业务竞争的形成机制和后果,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证券经纪业务陷入困境的根源剖析

1恶性竞争

券商间竞争的状况与动因价格大战。券商之间的价格大战是竞争的主要形式。在2002年5月1日实行浮动佣金制之前,我国证券交易佣金管理制度是固定佣金制。所有券商都十分重视核心价值客户,认定这20%的客户为他们创造了80%的交易量。由于各券商提供的服务没有较大的区别,除了通道服务外,都是通用信息传递,咨询无特色。因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手续费打折。因有价格管制的存在,佣金的总体水平还是稳定在券商的保本点之上。浮动佣金制的出台,对价格大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中小券商希望以此为契机,抢占市场占有率,于是出现了“零佣金”口号,价格大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免费午餐。为了留住客户,各营业部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以免费午餐为主的一系列生活服务,这笔开支在暴利时代或行情火爆的时期,对营业部来说是一笔小数,但到了行情清淡时期,占到了营业部经营费用的5%~10%,是营业部的沉重负担。装修攀比。以豪华装修为主的硬件比拼成为不少营业部打出的星级服务旗号,一般营业部都有500万元左右的固定资产和递延资产,每年的摊销压力非常大,占到营业费用的20%左右,加上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等刚性成本,行情低迷时,自然要亏本。政策法规上走钢丝。有关法规明确规定营业部不准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不准自行受理客户资产托管业务。但还是有不少营业部铤而走险,通过三方协议的形式变通进行。

导致竞争不断升级的原因有:券商无系统和明晰的市场竞争目标,利润不是公司唯一的经济目标,不能在利润平衡点达成妥协。券商往往是利润和市场占有率两项指标都要,时而重视前者,时而重视后者。企业数量过多。全国130多家券商都想分切已经饱和的大蛋糕,但第一名市场占有率不超过10%,前30名市场占有率之和不超过30%,在市场占有率上并没有形成垄断地位。大券商有资本和管理资产规模的优势,但在品牌认同度上没有优势,提供的咨询服务也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过多的竞争者在同一市场上,竞争无法达成妥协。客户的需求同一性太强。客户的投资主要不依赖于券商的个别研究产品,而是对消息和政策的把握。券商用品牌竞争代替价格竞争的难度很大。

2产业选择

一个新兴产业诞生后,许多进入者便开始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市场地位或市场影响力,便开始了彼此之间的自由竞争。产业发展选中竞争者(选中者)还有下列原则:其一,成本越低退出越晚;其二,效率越高被选中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优秀的企业、优秀的券商应该留下来。那么,在产业的自由竞争中能确保优秀的企业都会永远被选中吗?

在现实生活中,不乏那些有创新精神、效率高、为广大客户所喜欢的企业,但很多都消失了,而那些保守、低效率、高成本的企业却因种种原因生存下来了。

因此,没有节制的恶性竞争对产业的发展是有害的,过度竞争就会使券商没有实力来进行创新。过度竞争还可能诱使券商在政策法规上进行博弈。因而竞争需要管理部门和竞争参与者共同修订规则,以求得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4壁垒保护

在我国证券经纪业发展的初期确实存在暴利,使暴利消失的力量除了业内的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外,还有行业之间的资本及经营者转移,研究经纪行业的健康发展还必须研究行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暴利或超额利润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对于新的进入者有门槛和壁垒存在。根据经济学的贝恩定义:在某些行业,必然存在某种类型的进入限制,使得其他企业不能利用有利的市场状况,结果是系统性的利润大于其他行业,进入壁垒是企业获得超正常利润,不受进入威胁的因素。现阶段我国证券经纪业进入的门槛还相当高,这也是当前许多券商处境艰难、但还能生存的原因。

5暴利消失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证券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壁垒也在慢慢冰释,社会环境又在从另一个方面对证券经纪业的超常利润进行侵蚀。

这种超常利润的消失过程规律,在西方经济学中称之为租金耗散假说,许可证制度使先入者或在位者获得了一种租金,竞争使得租金趋于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产业利润的平均化过程。资本的属性是追逐利润,行业间的资本转移会使利润在行业间趋于平均化,即社会资本得到水平大体相同的利润。行业间的不同资本或资本代表人进行反复的较量,最后或合作或替代,分享了这些超额利润。

因此,业外的资本和其他市场参与者通过不同的途径参与证券经纪业务的竞争,必将使该行业的利润水平降至行业平均水平。因此,传统的券商必须寻找新的利润空间和赢利模式。

二、证券经纪业务发展的整体趋势

面对市场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所带来的冲击,券商的高利润时代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转型和更加激烈的专业化竞争,目前的同质性金融服务与粗放式的经营模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经纪业务的竞争模式由价格竞争向服务竞争过渡

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客户需求趋于个性化、复杂化,证券经纪业务将经历从价格竞争到产品竞争再到服务竞争的变迁。在服务竞争阶段,营销和服务成为核心竞争要素,各主要券商在前期积累的客户服务经验的基础上,纷纷建立起健全的客户服务体系和客户管理机制,从而为主要客户提供系统完善的服务。

营业部由交易通道向金融超市转型佣金市场化及进入壁垒不断降低给传统的营业部模式带来严重挑战,营业部作为交易通道的价值迅速下降,而客户对交易的安全、便捷性及服务的个性化、专业化要求却不断增加。这就要求营业部由传统的通道提供者转变为客户资源开发和服务中心,为投资者提供综合性、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同时,营业部的存在模式也将发生转变,由中心营业部、证券服务部、技术服务站、网上交易服务站等服务网点组成的虚实结合、层次多样、布局合理的立体营销网络组织将取代单纯的营业部模式,成为经纪业务营业机构的主要形态。

以证券经纪人制度为核心的营销组织模式日益成熟证券经纪人负责市场开发和客户维护,是证券经纪业务与客户接触的第一线人员。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要求券商在经纪业务中必须注重客户资源开发和维护,这就使得证券经纪人的地位日趋重要。西方券商借鉴了保险人制度的成功之处,普遍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经纪人制度,通过经纪人为客户提供财务计划书、为客户投资交易各种金融工具提供便利、提供及时的金融信息资讯、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提供投资组合等高质量的经纪服务。随着我国券商在经纪人管理机制、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方面的探索日益成熟和深入,证券经纪人在券商今后的经纪业务中将会逐步承担现有证券营业网点的职能,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客户关系管理将成为客户服务的重要手段客户关系管理就是在理解不同客户、不同需求的情况下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它是通过优化的管理方法对客户进行系统化的研究,通过识别有价值的客户、客户挖掘、研究和培育,改进客户服务水平、提高客户的价值和忠诚度,同时达到缩减成本、寻找新的市场和渠道、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目的。为使对客户的管理逐步迈向规范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很多券商正在努力开发和建设自己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以期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三、管理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利润平均化凸现了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在经历过价格战的阵痛之后,我国券商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管理模式,并通过流程重整、技术革新实现低成本扩张。

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重组与经纪业务职能转型相适应,经纪业务的管理模式开始转型,对传统经纪业务实施流程再造,实施以客户、市场为导向的流程管理将是证券经纪商的又一发展趋势。具体而言,业务流程的重组包括客户资源开发流程、客户维护和管理流程、产品供应流程等内容。客户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要充分重视客户需求、进行营销观念的创新、形成业务特色以达到获得客户资源、吸引增量客户的目标。客户维护和管理流程则要求根据客户交易行为特征来细分客户群,对客户资源进行分级分类的维护和管理,让客户满意并留住客户。产品供应流程则为目标客户提供更多真正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或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务流程重组将有效延伸经纪业务价值链,证券经纪商的投行、研究、理财等各业务部门与经纪部门之间的联系得到有机整合,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不断加强,经纪业务也将由单纯的通道服务向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产品、理财产品以及咨询产品的综合转变。

集中交易模式将逐步取代分散交易模式传统券商经纪业务基本上是一种基于营业部的分散交易模式,每个营业部相互独立、不仅公司资源难以利用、成本较高,而且风险难以控制。推行集中交易模式将各营业部的后台系统统一起来集中处理,为证券经纪商构筑一个整体的交易平台,改变证券经纪商内部营业部相互分割的经营形态,各营业部共享各种资源,形成整体优势;同时集中交易也将改变营业部的功能,使其由交易、清算、托管、营销于一体的功能定位向营销、客户服务的服务中心转变,并大大降低证券经纪业务的运营和管理成本,有效控制风险。但由于集中交易投资巨大、技术要求较高,券商推行集中交易也往往采取渐进路线,因此现阶段,集中交易、区域集中交易和分散交易模式并存的局面将继续维持。

技术创新的发展使经纪业务的形态由现场交易向非现场交易转变非现场交易特别是网上交易的出现,大大突破了传统经营中地理区域的限制,能有效降低券商的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使券商间的竞争进入一个崭新的起点。各券商在整合和压缩有形证券营业网点的同时,纷纷加大以网上交易为主的非现场交易拓展力度。目前网上交易发展迅速,在某些证券经纪商的经纪业务总额中已经占到35%以上,而柜台交易等现场交易的比重则持续下降。非现场交易的工具和手段也呈多样化发展态势。

经纪业务的外延将进一步拓展除了通过整合自身资源以外,证券经纪商还尽可能地与银行、电信等存在潜在投资者客户群体的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尝试不同产品的交叉销售,不断拓展经纪业务的服务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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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法学论文，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小论文。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就此而论，主权不对知识产权的设权行为发生直接的调整与约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权为中介手段的，沿着“主权――管理权――知识产权”而起作用。传统国际法对主权进行二分结构的划分，分割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的划分是人为的，是纯粹基于理论探索的方便。因为实质上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属地管辖权的措施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认可制度，比如，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发明、商标是否予以承认、外国专利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客体限制及审批，等等。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在不违反该管理者所属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公约义务的时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属人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当论及属人管辖权的时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主权者对位于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和旅居非本国领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凭何种根据确立其随人所至的管辖权力？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写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法学论文，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按照卢梭的理解，国家的各个成员有服从主权者管辖的义务，这是主权者对其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正当理由。在现代国际法的视野里，属人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对人管辖权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说，既然一国公民通过国籍的纽带与其母国发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联系，那么，当位于本土之时，母国对之行使管辖，顺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误认为主权权力因空间范围的阻滞而失去效力。对于法人，情形与自然人类似。当一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属人管辖权也对之当然发生控制、约束及保护作用。

具体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当一国自然人到海外发表著作，或一国的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使用在母国登记注册的商标或专利，比如，中国温州某打火机公司在欧盟境内设立分厂，其使用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的行为仍然要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管辖，也即属人管辖。至少，欧盟在考虑是否赋予其商标权效力时，必然要考虑到根据中国商标法创设的“既得权”问题。这也是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法规范与国际惯例所肯认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识产权主体与母国之间的“人身性质的”法律联系。

三、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的时候，我们是以主权可分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对主权作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划分，是基于逻辑的需要，并非现实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权力的。再者，当我们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属性时，我们还隐含了一个推论：一国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是平行的、不冲突的。这个推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在其本土主张属地管辖时法学论文，其主权权力所及的对象同时包括了本国的和外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换言之，一国的属地管辖权必然触碰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甚至有不可调和的危险。比如，对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得报酬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调整，就会发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激烈碰撞。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根据税收来源地原则要向东道国承担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与之同时，它还是其母国的纳税人，要向其母国就同一所得承担纳税义务。在两个主权者没有达成意志的妥协与安排之前，这种管辖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跨国保护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呢？这是现代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谜题。就单个国家的主权而言，它是在其领域范围之内的最高意志，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联合；对外，主权则是主权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区别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号。由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主权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若发生冲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权者意志的相互妥协、协调一致。鉴于此，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最好的工具小论文。双边的、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条约在特定主权者之间将产生法律的约束力。若缺乏此类条约，在具体事项的管辖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抵触与冲突。

四、结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者意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权权力效力运行的自在空间。那么，保护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脱离孕育其效力的主权者而让渡给其他主权者或主权者之集体，统一加以行使呢？我们认为，此类权利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代表公意的主权意志可以转换其表达形式。基于意志表达方式的可转化性，此类权利的可让渡性也就不难证立了。事实上，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让渡保护知识产权的若干先例。比如，欧盟成员国通过区域性条约的形式从组织成员手中受让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制定权。尽管欧盟获得的管辖权并非彻底的、全面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功运作至少表明了主权者意志是可以转化表达形式而让渡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推动并缔结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同样验证了一个命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完全可以经主权者意志的协调一致而向主权者集体让渡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之权利可让渡”，并非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权一定要经让渡才可产生其实效；再者，此类权利的让渡是有期限的、附条件的让渡，这种让渡是暂时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复的让渡。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而收回其管辖权。比如，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原成员国的约束力，或者自愿取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不再承受其约束法学论文，等等。

要破解主权对国际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桎梏，还有一条可行的途径――协调主权者意志。在民族国家林立的国家间社会倡导主权的协调有“弱肉强食”的危险。但是我们主张的不是主权的协调，而是主权运作方式、主权者意志表达方式的转换，也即由单独表达主权意志转化为由主权者集体表达。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制定、知识产权的行使、滥用权利的监督与惩治等领域，已经树立了协调主权者意志的范例。

我们认为，主权者一秉诚意地协商、谈判，达成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协调彼此对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管理方式、权限、互通情报，等等，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在无损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完成对知识产权侵权的防范与消除。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不仅使国际合作成为民族国家的基本义务，而且改变了国际合作的含义，突出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属地因素和属人因素的双重作用。可见，一方面，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保护是大势所趋，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此类国际合作必然要求主权者意志的协调，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主权者意志的协调是客观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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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与宋、明、清等王朝相较，民间信仰研究虽显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本文将对元代江西的民间信仰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民间信仰，元代，江西

何谓民间信仰？关于此概念学界有诸多论述，路遥提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民间信仰就是信仰习俗，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乃是传统之混合性宗教。而赵世瑜认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即是民间信仰，和由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代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1.从整体上研究元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见川、皮庆生著，介绍了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土壤，朝廷对其政策与方针，民间信仰主载体祠庙与相关现象，妈祖、张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于发展。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间信仰有深层的了解。

2.以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有：

（1）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基层祭祀活动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池内功先生的《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一文，对元代郡县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以及郡县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究。在其《关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第55～70页）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祭祀活动。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祭祀文庙》一节中介绍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对象、时间、礼仪等。

（2）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

神祇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认为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刺激了农民务农积极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灵牛王“广禅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促使广禅侯庙的进一步建立、扩大。

（3）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神祇传播的社会因素，有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神灵塑造》（暨南大学2010年5月）通过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区宋元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变过程。

（4）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民间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宋元时期，流行的民间信仰文化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经常用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在道教方面，刘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纯阳帝君为例》（载《中国道教》2010年3期），通过对道教神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梳理，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代官方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有曹飞的《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专门论述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来颇为丰富：

对江西许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学者得关注，专著有章文焕先生的《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论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191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人习俗”》（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张璇的《明清时期江西会馆神灵文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学者通过对万寿宫以及许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万寿宫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创造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多方面。

市镇神灵崇拜与社区人群内部关系、地缘支配关系、社区内部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在梁洪生教授的《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擅变及其意义转换》（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页）一文中，以江西吴城镇的聂公崇拜为例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了地方商业城镇的经济社会变化与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谭小军揭示了民间信仰是乡绅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之一，在《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新干县萧公庙的个案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县萧公庙这个案，了解到乡绅民众可以利用“神的权力”，而国家在规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变化在扶松华的《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一文有明显体现，以环鄱阳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爷庙、许逊和康王三个各案，分析了解民间信仰和鄱阳湖演变的关系。

林萍的硕士论文《南宋江西地区民间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间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词现象，同时从战乱与交通两方面分析地方社会与民间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江西各府县方志中“祠庙”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个主要神灵和对其信仰的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吴小红的《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保护当地利益的经济资源。二孝女进入祀典失败，反映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而变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松懈。

三.结语

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未来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当是对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庙的部分进行资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基本概况，探究其深层形成过程。（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