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论文十篇

经济权力论文篇1

（一）政府权力边界不清，经济干预权限异化

经济干预权限异化指的是政府干预过度和干预缺位等情形。当今的中国政府不仅是对经济干预的缺位，更多的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越位，给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造成阻碍。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缺位表现在应该监管的经济行为领域没有发挥效用，市场经济秩序和信用体系不健全，竞争规则不完备等方面。体现较为明显的是在食品安全、环境监管领域，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治理手段，但这些领域的问题愈演愈烈，说明政府干预经济的能效低下。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表现为限制私权自由，剥夺市场主体自主决策权的行为。地方政府通过部门立法形式，违反公平竞争和市场原则，设定新的收费权和处罚权，收取各种费用，为自己或相关的利益集团牟取利益。同时，政府还通过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范围，设置大量的行政审批和许可项目，过度地设立行政许可门槛导致市场主体行业进入权被剥夺。比如，在大多数垄断性行业，政府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导致民营企业利润和竞争力下降，甚至政府部门与垄断企业事实上形成利益共同体，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

（二）权力清单明确政府经济干预权的法治边界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决定》指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2014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两个决定，正是法学界概括的对公民和法人，“法不禁止则自由”；对国家和政府，“法无授权则不能”。权力清单制度标志着我国政府的经济干预从“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的重大转变。一方面，权力清单制度强化市场主体的自主决定性。公民、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私权利，一般是涉及个体私人的生活领域，与政府的公权力相较弱小，因此市场主体行使权利时不会对政府权力造成损害。要保障市场主体的私权利，就需要给予市场主体权利足够的行使空间，这个权利的“自由度”只要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事项都是市场主体的权利行使范围，即“法无禁止便自由”。自2013年开始，我国进一步简政放权，在财税、金融、投资等各方面共取消和下放两百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将简政放权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让“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回归到市场”，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另一方面，权力清单制度强化政府职权的法治化。权力清单制度并不是简单的政府权力缩减，权力清单划清了政府的权力边界，明确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管什么，怎么管。由于政府是公权力的主体，具有强制性，其权力的行使大多与公民、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没有约束的政府权力极容易对市场主体的私权利造成侵害。权力清单要求公开政府权力运行流程，将权力关进“透明”的笼子。政府权力以清单式例举出来，意味着政府“权力法定”、“清单之外无权力”。政府权力清单主要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因此政府行使每一项权力都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超出法律规定就是越权，即“法无授权为禁止”。因此可知，遏制政府权力的扩张，规范、约束权力，有效维护和保障市场主体的私权利是制定权力清单的目标。

二、经济法权力干预是法治经济的诉求

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主张国家对经济的“有限”作用，即国家的职能仅限于保障国家的对外安全和内部秩序的建立；而在（私人）经济领域，该学说则主张国家应让位于市场力量的自我角逐。然而，历史证明了这一观点存在偏颇，市场并非万能的，由于垄断、公共产品、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国家干预可以避免和纠正市场失灵，国家干预经济的路径主要是在法律层面上，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则集中体现为经济法。

（一）经济法的经济治理权力

克服和纠正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经济法能保障和促进国家调节机制与市场调节机制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市场经济是平等交换、公平竞争的经济类型，经济法（包括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大部分）通过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运行，规范全部市场主体的行为，解决市场运行过程中对竞争的阻碍，有效地遏制和防止破坏市场机制的行为，有助于创造平等交换、公平竞争的环境，对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与竞争、公平与效率、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和防止市场机制失灵至关重要。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实施，有效地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控制社会经济使其协调运行，为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使市场主体有所遵循，从而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减少内部或外部不经济带来的成本，实现社会经济高效益、健康地发展。

（二）经济法的经济自治权利（力）

1.经济法中的自由权

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是市场经济主体自愿和自由的经济选择行为，通过这些行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赋予经济主体自由选择权和决策权，这是市场主体最基本的需求也是基本的经济权利。当然，孟德斯鸠曾说过“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种能做法律许可的任何事的权力”。因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需要法律的支撑和保障。经济法“确认各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使之更加规范化和具有公示性”。经济法对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资格、主体之间的交易规则加以界定，通过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保证市场竞争中的平等；通过财税法、金融法实现社会资源的共享；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给予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特殊关怀。这些充分体现出经济法的目标和宗旨——保障经济的民主自由，促使经济发展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强政府弱市场的中国，国家经济干预权很容易被滥用，因而有必要赋予市场主体特定的自治权对国家经济干预权的滥用进行抵制，用权利制约权力，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家经济干预的正当运行，促使社会制度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2.经济法中的平等权

确保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和地位平等的竞争才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作用。众所周知，发挥市场的功能需要政府的干预。但在现实中，政府的干预往往会蔓延，如行政垄断，严重侵蚀了市场主体的平等权，因此，必须将市场主体的平等权法定化。经济法追求的是包括实质公平、交易公平、结果公平、地域公平及代际公平，是一种独特的公平观。实际上，公平理念涵盖分配公平和矫正公平，前者即利益、责任、社会地位等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后者则是指在社会成员间重新建立起原先已经确立但又有破坏的均势和平衡。为实现分配公平和矫正公平，经济法一方面要为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又要力求保障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平。由此，经济法对个体意志的限制和对公共利益的尊重促成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公平。

三、政府权力清单与经济法权力干预的耦合

目前我国推行“权力清单”的目标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多样性变化，控制政府权力的越界和不当行为，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经济法的权力干预一方面是对市场主体加以规制，从而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经济法也对政府干预市场权力予以控制和规范，避免产生政府失灵。政府权力清单与经济法权力干预在厘清与市场关系、划清权力边界及明确法治经济等方面一脉相承。

（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矫正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前提基础，中国的经济法与西方的经济法虽有共性，但正值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市场失灵并非全如西方源于自由竞争而导致的市场失灵。中国的市场失灵是市场不成熟、不健全、不完善下的市场失灵，是市场由于受到政府权力干预过度，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其固有的作用。因此，我国当前权力清单的首要任务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凡是通过市场可以调节的经济问题，权力就不该去沾染。国家只应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对涉及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某些重要部位和方面进行适当的国家调节，并且是依法调节，受法律的规制，避免权力干预的随意性，通过规范“看得见的手”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目前，我国取消的一系列行政审批项目中许多涉及到市场经济领域，如“企业的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注册资本认缴制”、“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等。政府对权力的自我约束，对市场直接干预的放松，将积极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诚然，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经济自由，崇尚“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的理念。但少管并非不管，政府放松干预不等于放弃干预，“以市场为主导”并非意味着市场决定一切。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应是法治经济，我们不能以强调市场的作用而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作用。市场在进行资源配置方面可能会出现低效甚至失效的状况，如公共产品供给失败、外部负效应、垄断行为等。经济法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如利用税法、财政法、金融监管法、产业政策法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权力进行再分配，协调市场原则与分配原则的矛盾，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益，最大限度地实现整体效益；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协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实现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从而使权力干预和市场自由竞争从对立走向融合。由此可见，无论是权力清单制度还是经济法都是在肯定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对市场干预的。

（二）清晰权力边界，预防政府失灵

中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也会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就需要政府干预。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政府集中了大量的资源，产生一元化的权威治理。政府并非如假设那般作为“道德人”置身于市场主体之外，其也会追求部门利益，当政府权力介入市场后就会产生寻租，引发政府失灵，造成我国目前多头执法和权力缺位并存的现象。政府权力越大，计划程度就越高；反之市场权力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关系，反映着一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大小，权力清单的目标就是清晰政府权力边界，杜绝不作为、乱作为，“清单之外无权力”，使政府和市场各就各位，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保驾护航。中国的经济法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其重要的功能是确认和调制政府干预经济领域的行为。其运用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以弥补市场缺陷、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为目的。明确规定各种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调控市场经济秩序，引导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营利性达成统一，保障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时，通过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实施，完善政府的经济职权，逐步放宽和改善国家权力对经济的管制，使政府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真正实现社会经济高效益、健康发展，让社会经济本身固有的机制即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其调节作用，这是一个控制权力的过程。综上所述，权力清单制度和经济法均在授权政府干预经济的同时注意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控权，防范政府在干预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失灵。

（三）确立法治经济，建立“有效政府”

完善的法律不仅可以保证政府干预的科学性，而且还可以防止政府的过度干预，保证公民的经济自由。权力清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权力清单是中国政府对自身权力的自我控制，如果内部控制不由法律规定，则内部控制哪怕是当权者自觉自愿的，也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始终保持有效控制。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法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以服务经济为重任。法治社会的任何利益分配关系必然经过法律的确认和规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前所述，为了充分保障经营者、消费者的经济自治和经济自由，政府通过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手段，使之能够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政府的市场规制行为和宏观调控行为主要体现为经济法的形式。经济法一方面确认政府干预与介入经济领域的行为，防止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调制行为，防止政府失灵。在重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国家宏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市场，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税收法律制度、财政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有效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使市场主体有所遵循，减少内部或外部的不经济带来的交易成本，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为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要使市场经济良性发展，除了搞好宏观调控外也不能忽视对市场进行规制，市场规制法着力解决的是市场运行过程中对竞争的阻碍，如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其立法之本是要促进有效竞争，用国家“有形之手”对企业意思自治的合理限制，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促进市场的有序竞争，使市场运行取得好的效益。

四、结语

经济权力论文篇2

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我国特有之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市土地的利用均是通过划拨方式进行的，即都是无偿划拨供应的，只存在单一的划拨土地供应制度。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资的进入，我国对外资企业开始实行土地有偿使用，收取土地使用费。1990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出让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建立，由此开启了划拨土地使用权通过办理出让手续可再行转让的历史。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释（2005）5号文《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则根据司法实践对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式作了全面的总结和规范，对今后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发展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含义及特点。 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通过除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各种方式，除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外或完全无偿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其特点有：（1）取得的法定性。即要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其用途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必须经过有批准权的政府批准。（2）取得的无偿性。这是划拨土地使用权与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本质区别，即划拨土地使用权取得者除缴纳补偿、安置费外无须向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即国家支付土地使用费；而出让土地使用权人则必须向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即国家支付包含土地使用费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3）使用的无期限性。依照法律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4）权利的受限制性，划拨土地使用权人不能随意地处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要处分，必须经过有批准权的政府批准。 二、未经政府部门批准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尽管我国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由于历史原因仍存在大量的划拨土地。此类划拨土地的使用虽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但也不宜马上收回。由于利用能力与现实利益趋使，许多划拨用地或明或暗的通过转让方式进入市场。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报批时，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理。“ 因此，以划拨方式出得土地使用权的，须经有批准权的市、县人民政府审批后，方可进行转让。《条例》第四十五条还规定了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条件，但同样规定政府审批是转让的前提。未经政府部门批准擅自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所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 笔者认为，划拨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无偿使用国有土地的方式，不需要支付使用土地的对价。严格地说，现行法律规定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非真正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根据《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经政府批准转让的实质是国家收回划拨的土地使用权，然后再出让给受让方。或经批准不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但土地收益须上缴国家。可见，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人依据转让合同取得的并非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充其量算作是对其交回土地使用权的一种补偿（含地上附属物的补偿），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之说及相关程序规定显得不伦不类。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变相转让，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市场的混乱，也是造成国家土地资产流失的一个巨大黑洞。随着使用划拨土地的范围越来越小和土地市场的逐步规范，建议取消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之规定，规定禁止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凡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一律变成有偿使用，无力支付土地出让金的由国家直接收回或变更为租赁等其他使用方式。 根据《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意见，“转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为补偿合同，合同约定的土地转让价款应认定为对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将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确定为补偿合同可谓定性准确，把握到了此类合同的实质所在，有利于有关转让合同纠纷的正确处理。 三、《解释》实施后，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分 为三种情形处理。 《房地产管理法》实施后，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应当由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但由于对人民政府的批准截止时间等事项没有详细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难题。对此，《解释》作了规定。 1、划拨土地使用权未经批准转让无效，但在起诉前经批准并办理出让手续的则有效。 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在起诉前，转让人经有批准权的政府批准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则转让人与受让人间的合同按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处理。而实际上，这时转让的已不是划拨的土地使用权，而是已转化为出让的土地使用权。这里遵循的还是《条例》确立的“先出让后转让”的原则，只不过办理出让手续的时间宽延到了起诉前。 2、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在起诉前经批准并由受让人办理出让手续的，转让合同按补偿性质合同处理。 该《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并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该规定的法律依据应为《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但弥补了《房地产管理法》对转让人与受让人订立的合同没有明确定性易产生争议的缺陷，将其明确定性为补偿性质的合同，并将受让人办理出让手续的时间宽延到了起诉前。 3、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在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政府决定划拨给受让人使用，转让合同按补偿性质合同处理。 该《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决定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将该划拨土地使用权直接划拨给受让方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该规定的法律依据应为《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报批时，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理。”而实际上，这时已不是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而是划拨土地使用权的重新划拨，当然，这里的受让人必须按法律规定具有划拨土地使用资格。由于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取得该土地使用权时，可能支付了相应的补偿、安置等费用，转让该土地使用权时可能有地上附着物或存在职工安置等问题，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人支付补偿、安置等费用也符合划拨土地使用权取得条件的法律规定。 四、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必须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1、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准。根据《条例》等规定，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是指市、县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设有区的市，其权利部门仍是市级主管部门而不是区级主管部门。 2、政府批准的依据。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必须经过政府批准，那么有批准权的政府依据什么来批准呢？根据2009年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四条规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2009年10月国务院国发（2004）28号文《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以最高行政命令重申，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经依法批准转让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土地有形市场公开交易，按照市场价补缴土地出让金。因此，如果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人协议将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后用于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则很可能永远得不到政府的批准，如此则转让合同无效。 3、取得批准的时限。“起诉前”是该《解释》贯彻始终的一个“无效合同”补正为“有效合同”的时间截止点，就是说，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在起诉前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追认批准，则转让人与受让人签署的合同就有效。

经济权力论文篇3

关键词：产权管制；管制放松；制度转轨；国家理论；政治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3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0-037-10

一、引言：从产权的国家理论到产权的管制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家Furubotn和Pejovich曾经断言，没有国家理论的产权经济学不是一套完整的产权理论。为此，Barzel提出若干基于产权范式的国家理论。但是，该理论范式只是运用产权制度变迁理论与委托博弈理论分析国家的起源与演进，却没有解释国家行为是如何影响产权的形成与执行的。于是，umbeck建立了一个“权力制造产权”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Noah & Wengast和Acemuglu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分析模型建立基于权力范式的国家理论。但关键的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被理解为个人直接消费或通过交易而间接消费某项商品的能力，而国家权力给个人赋予的法权或所有权只是起到强化个人产权的作用。可见，产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构建并不能仅仅通过国家理论的权力范式来实现。

诚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其管制行为上。更重要的是，这种管制其实是一种权利管制。例如，价格管制事实上就是销售者的定价权被国家管制，即此时商品的剩余索取权被完全或部分地剥夺。这样，国家管制行为与个人财产权利之间就产生出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有鉴于此，何一鸣和罗必良把产权经济理论与国家管制行为结合起来而构建了一套产权管制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综合管制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重新考察国家管制行为的约束条件并提炼出若干关于产权管制契约的国家理论假说，从而构建一个属于转轨经济特有的产权理论体系。

有鉴于此，我们首先提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激励国家选择放松对产权的管制？第二，产权管制结构是怎样发生改变的？第三，产权管制放松对经济绩效带来什么影响？为此，本文主要从揭示国家对放松管制资源配置权利的原因、过程和绩效这三个层面的理论逻辑展开。其中，以产权管制放松两大定律作为研究范式的“内核”，再将产权管制的三大假说构建为内核的“保护带”，从而得到一个逻辑自洽的产权管制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该理论范式应用于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问题当中，以期得到一个能够把产权、国家、转轨与绩效统一起来的产权理论范式。

二、产权管制理论范式的逻辑框架

（一）理论范式的内核：产权管制经济学两大定律

根据库恩（Kuhn）和拉卡托斯（Lakatos）提出的定义，一门学科的“理论范式”应该包含内核及其保护带两部分。内核是整个理论范式中既定不变的稳定性元素，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本节首先探讨作为产权管制经济学范式内核的两大定律。

这里，本文把产权理解为行为主体配置资源的权利束，它主要包括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那么，只要对该权利集合中的某个或所有的子权利实施限制甚至删除，则属于“产权管制”，的内涵范畴。具体地，一旦产权被国家管制，那么，原产权主体（分散决策个体）就失去了配置资源的剩余权利，因此，他既没有最优使用与转让资源的动力，也不具备排斥他人占用资源的资格，此时，原来属于个人所有的资源就相当于被置于公共领域而沦为公共财产。那么，只要公共资源的价值（租金）足够高，人们就会相互竞争进入公共领域使用之并对公共租金进行攫取与分割。但问题是，若这种竞租行为是通过排队或寻租等低效率的非生产性活动而完成，则这将使得一部分租金被耗费掉以用于竞租活动。这样，竞租者得到的租金总额将小于竞租前的公共租金。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看，这笔被耗散的租金则成为一种“无谓的”资源浪费或效率损失，这也是内生易费用产生的原因。此时，本文便得到了产权管制经济学的第一定律：产权管制――公共领域――租余耗散。

而产权管制放松第二定律（信息约束――管制放松――经济增长）作为第一定律的拓展和延伸，认为当国家对全社会所有资源的配置权利实施管制时，必然为此而支付高昂的管制费用。因为每项资源都拥有许多属性与功能，若要对资源的产权进行管制，则必须先对资源的产权进行清晰的界定与保护，而确权与护权的前提是对所有资源的全部属性进行精确的测量与考核，这些活动都会产生信息费用。此外，对于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且科层管理链条复杂的国家而言，它还需要委托下级部门或地方政府上述管制活动，因而还会产生委托问题，它是人利用信息不对称而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后者为此要进行监督，所以也会产生信息费用。由测量费用与费用构成的外生易费用将随着产权管制的范围与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于是，在外生易费用的约束条件下，国家最终只能选择放松产权管制。那么，在产权管制放松后，人们便重新获得使用和转让资源并从中获利的权利，从而产生了保护资源的动力，此时公共领域变成私人领域，租金耗散从而效率损失减少，个人财富与社会产出相应增加。因此，产权管制放松可视为一个租金耗散递减且经济绩效递增的动态过程。

（二）范式内核的保护带：关于产权管制的原因、过程与绩效假说

诚然，当真实世界的客观环境发生改变而导致原有理论范式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得到的结论无法解释现象时，研究者就需要对理论范式做出修改。但是，这种范式的转变只是通过内核的保护带其修正与改变来完成，作为“内核”的两大定律仍然保持不变。换言之，构成保护带的理论假说使理论范式与实际情况能够保持一致，当出现了新现象了原范式，作为保护带的理论假说就需要进行修正。否则，理论范式面对新现象就显得缺乏科学的解释力。本文的产权管制理论范式保护带由原因、过程与绩效三个假说构成，它们是在两大定律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一些可反驳的结论。同时，这三个假说分别是对上文提出的三个问题的回答，具体地：

第一，对于“是什么因素激励国家选择放松对产权的管制”这个问题，原因假说认为，虽然产权管制使国家获得一定垄断租金，但同时又承担一笔高昂的交易费用，当后者大于前者时，国家便只好放松对产权的管制。这是因为，在对产权的全面管制过程中，国家将面临高昂的总交易费用，这是国家放松产权管制的约束条件：一是外生易费用――资源总是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属性，国家要对资源的产权实施管制就意味着对资源所有的属性进行清晰的权利界定，这就要求它必须对资源的属性进行详细而准确的调查和测量，其中所耗费的测量成本必然是高昂的；此外，为了管制资源权利束，国家需要委托于其人即分散决策个人的管理集团具体执行，但后者常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利用信息优势偏离前者的目标，前者便要耗费大量资源用于监督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产权管制产生的租金耗散就是一种内生易费用，它会最终降低社会总产出。这样，国家只能在总交易费用与垄断租金之间进行权衡。一旦前者超过后者，国家就放松甚至放弃管制产权。因此，放松对产权的管制是国家节约总交易费用的理性选择，是国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后的产权管制净收益最大化之制度选择。

第二，产权管制结构是怎样发生改变的？过程假说则认为，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谈判博弈地位彼消此长且交易费用发生转变的动态过程。换言之，产权管制放松并不是一次博弈就能完成的，而是在多次的动态博弈中管制双方的支付格局不断调整从而各自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谈判地位不断发生改变。但是，国家不会主动削弱自己的谈判能力，除非政策失误或自然灾害造成的不确定性危机与偶然性冲击导致交易费用突然增大才可能迫使它在产权管制的博弈谈判中让步。而且，这种国家退却并不是“激进式”的一步到位，而是“渐进式”地分阶段进行，甚至可能出现倒退，这取决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若该力量对比偏向于前者，则说明前者能够把谈判费用控制在较低水平，因此他会强化产权管制，反之则是放松产权管制。因此，产权管制结构的改变其实是源于博弈双方的谈判能力的变化。这种管制者和被管制者的力量博弈均衡变动便表现为交易费用的转变，后者又进一步决定了产权管制结构的选择与变迁。

第三，产权管制放松对经济绩效带来什么影响？对此，本文的绩效假说的答案是，国家对分散决策个人的资源配置权利放松管制，将激励那些在选择资源某种用途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分散决策个人把资源配置到对其评价最高价值之处，过去因产权管制而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因而得到缓解，这在宏观层面上便表现为经济绩效的提高，这是产权管制放松后的经济效应。具体而言，产权管制放松乃产权管制的反方向运动形式，若产权束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拥有如何最佳运用资源的信息的分散决策个人，则停留在公共领域里的租金耗散将会相对减少。所以，产权管制放松不但使国家减少其外生易成本的支付，而且内生易费用也可以得到节约。因此，产权管制放松实质上是国家把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重新赋予给分散决策个人运用并执行的动态过程，从而也是交易费用减少、经济系统出现绩效提高的主要原因。

（三）研究范式的构建：内核及其保护带

这里，本文把国家与分散决策个人作为产权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而管制的对象是产权。在此基础上，以“产权管制――公共领域――租金耗散”和“信息约束――管制放松――经济增长”两大定律作为产权管制理论范式的“内核”，并以原因、过程与绩效三大假说构建理论范式的“保护带”，具体参见图1。

三、范式应用：产权管制放松、经济体制转轨与中国农业改革

上文构建一个纯理论的研究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从一个产权管制放松的视角去理解中国过去以及现在所发生的制度变迁问题。所以，与其说本节的主题是产权管制范式对经济体制转轨问题的具体应用，还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解释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定的制度观，即：产权管制放松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经济体制转轨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换言之，本节写作的目的，是对经济体制转轨问题提出以产权管制放松来概括的新视角，以此作为完善“产权的国家理论”的初步尝试，供在学术界进行公开讨论和批评检视。

（一）以产权管制放松看待经济体制转轨

计划体制下，产权被国家全面剥夺与控制，所以属于全面产权管制的情况；相反，当产权均由分散决策的个人所控制时，便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制，此乃完全无产权管制的制度结构；至于过渡体制，则介于前面两者之间，该情况下有部分子权利受到管制。即，计划体制的产权管制程度最强，过渡体制次之，而市场最弱。这样，从时代的以全面产权管制为基础的计划体制向改革开放时期的以部分产权管制为特征的过渡体制再到完全无产权管制的市场体制的转轨（即经济制度变迁）可理解为一个产权管制不断放松的动态过程。因此，本文把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等同于产权束的全部权利重新赋予给分散决策个体的状态。组织与技术创新、财富和收入提高等等固然是经济转轨所追求的目标，它们最终只是属于附属性的范畴，是产权管制放松的副产品。本文认为，以产权管制放松为中心，经济体制转轨最高的标准就是无产权管制的市场经济体制。

贯穿全文的中心概念“产权管制放松”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定义的，即国家把资源配置的权利转移到分散决策个人手中。更具体地说，实质的产权管制放松包括分散决策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诸如使用、获益和转让资源的基本权利，以及能够自由协约、进出经济组织等的选择权利。但它只是经济权利，不包括法律意义上的产权――前者是人们具有竞争和行使对资源运用的行为能力。因此，放松管制的产权不包括各种法律权益，比如说，农地所有权只属于集体而不能重新赋予给每个村民，即它不涉及宪法秩序规定的政治权利。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经济权利是一种个人能力，这种能力使得这个人能够直接消费或转让一项资产，不论这个人是否对这一资产拥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经济体制转轨要求消除那些管制个人经济权利的主要障碍，即：封闭以及集权，选择机会的缺乏以及交易的限制，忽视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和过度经济干预。尽管就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为数众多的产权管制领域，但它已经比过去放松了许多。由产权管制理论范式可知，实质性的产权管制放松直接与经济绩效提高相联系，后者表现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数量的几何级数递增，技术研发和应用质量的蛙跳升级以及人均或总产量的递归增长。

此外，在上述的理论范式基础上，本文得到一个关于产权管制放松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质上是国家放松对国有资产的剩余索取权管制，大幅节约了过去因国有产权被低效配置所引起的内生易成本，从而改善国有资产的利用效率；二是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意味着对外贸易壁垒和外商投资障碍的破除，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角度就是在减轻国家干预私人产权跨国交易所造成的产权残缺问题的同时，释放地区自身的比较优势，使财产权利能够较自由地流向对其评价最高的地方，自由协约使贸易各方得利，市场范围因而得到扩展；三是在财政分权方面，中央下放剩余控制权给地方，激励拥有信息优势的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所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管制结构的放松，不管是改革（国家放松对国有资产剩余索取权的管制）、开放（国家放松对商品和资本的进入和转出权的管制）还是分权（中央放松地方的财政剩余控制权管制），其实质都是产权管制放松。因此，产权管制的进一步放松乃推动中国未来经济转型与增长的关键性内生力量。

那么，关于产权管制放松与经济体制转轨的相互关联性，本文认为，前者在后者中居于中心地位。一方面，对转轨的评判必须以国家管制的产权是否得到放松为首要标准；另一方面，经济转轨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产权的管制放松的主体地位。按照以从计划轨道向市场轨道的转换来定义“经济体制转轨”的狭隘观念，经常涉及以下问题：某些权利的管制放松，例如退出公社的权利，或者获取自由协约的机会，是不是“对转轨有利”的？根据以产权管制放松看待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更为基本的观点，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往往缺乏一种重要的认识，那就是，这些权利管制放松实际上是经济转轨的组成部分。它们与转轨的关系，并不需要通过它们对市场化进程或非国有资产比重增长率的间接贡献而建立起来。事实上，产权管制放松就可表现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然而，尽管这种因果关系确实是显著的，但是由于这种因果联系所证明的产权管制放松的作用，只是它在转轨中所起的直接的建构性作用之外的边际贡献。

（二）产权管制放松范式对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改革局面，因为它影响着至少九亿农民的生活，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制度的全面转变正给农民的经济条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对农地剩余索取权管制放松的话，那么，三十年后国家进一步放松对农地剩余控制权（尤其是使用权流转）的管制确实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三农经济”事件之一。这两个世纪的中国农地产权管制放松的成功将载入史册。不过，尽管产权管制放松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最贫穷的地区仍然是农村，大部分中国农民每天都面临着怎么通过适应有效的国家政策带来为自己脱贫和致富的重大挑战。通过对农地产权管制放松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使中国农业在适当的时期内达到与最发达国家相当的先进水平。因此，提出一套能够有助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范式，应该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事情。

因此，根据产权管制与经济转轨的逻辑关系，本文将尝试构建一个“产权管制结构――制度选择行为――经济制度绩效”的新SCP逻辑框架（见图2）。该逻辑框架把从以公有制为产权基础的计划体制向家庭集体承包责任制的过渡并最终转向以农业生产专业化服务外包为特征的市场体制的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理解为一个产权管制不断放松的过程。鉴于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从被剥夺或删除到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并界定的动态过程，那么，中国的农业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是国家把农业资源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重新赋予给农民运用并执行的动态过程，从而也是总交易费用不断减少的路径选择。具体地，在产权管制放松的初始阶段，国家实施全面产权管制。此时，内农民的资源产权和退社权被剥夺，社员不但没有最优配置公社资源的动力，反而争相把公社资源运用到自留地上，导致的内生易费用高昂从而农业经济绩效低下。不过，在家庭承包制下，国家解除农业剩余索取权管制，从而有效解决集体劳动偷懒，内生j生交易费用因而大幅下降且农业经济效率得以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基本经营体制将从家庭承包制最终过渡到市场体制。在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中，国家放松农业剩余控制权尤其是转让权管制，农业资源通过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最终流向最高价值之处，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更重要的是，随着上述农业要素市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交易频率随之增加，交易费用总规模也随之上升。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农户会纷纷选择农业外包契约并逐渐参与到现代分工经济体系当中，农业要素的中间服务组织也随之逐渐形成。例如，在初始阶段，农户没有购买进行专业化服务，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农户在自己的承包地上进行大田作物生产。然而，随着农作物品种的变化或者从事专业化生产，农户可能把农业资源的剩余控制权转让给中间服务组织。那么，他就需要若干中间专业服务组织作为他的者负责农业生产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的发包服务，即农民委托这类中间专业服务组织承包犁地、播种、施肥、机耕、植保、收割、运输和营销以及雇工与融资等活动。这样，农业市场中的总交易费用就会降到最低。

四、进一步讨论：以产权管制契约范式完善产权的国家理论

诚然，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指出，“强化产权型”国家的“援助之手”将促进经济增长，而“掠夺之手”会阻碍经济发展（shleifer和Vishny）。可见，国家对产权的管制行为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深远，尤其对处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而言，产权与国家的关系更是理解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以，本文的最终目标就是尝试提出一个能够把产权、国家、转轨与绩效统一起来的产权理论范式。

（一）产权的国家理论及其困境

在探讨产权的国家理论之前，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一下现代产权理论的演进历史。经典产权理论起源于Demsetz的“印第安地区海狸故事”。该理论表明当一项公共资源（例如海狸）的价值提高并超过对该资源进行产权界定的费用时，人们就争相进入公共领域攫取该资源产权并内部化公共租金，争夺者的私人产权从而形成。不过，这个“内部化公共产权”假说没有涉及国家行为，于是，Demsetz提出一个“产权残缺”理论，他认为“权利之所以常常变得残缺，是因为国家获得了允许其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利。”此后，在讨论产权形成及其变革时，大家开始引入作为“第三方”的国家，经典产权理论因而过渡到现代产权理论。

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主要分为契约承诺假说、掠夺之手假说与把前面二者综合起来的暴力潜能假说。具体地：（1）契约承诺假说认为，国家是政治企业家与分散决策个人在自愿条件下达成的关于税收与产权保护服务的社会契约交易，该契约是通过双方的“可信承诺”机制来执行的；（2）掠夺之手假说指出，国家由利益集团组成，它作为一种第三方实施的暴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机制更有利于契约的实施，但利益集团在利用权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阻碍经济增长的税收、掠夺性管制、寻租等现象就会出现；（3）暴力潜能假说则强调，国家既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又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因此，在经济与政治双重目标的约束下，国家一方面为了实现自身租金最大化而垄断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要为社会提权界定与保护服务以维持国家长期经济增长。

但是，国家成为强制力量的合法垄断者以后，它可能维护产权，推进经济发展；也可能侵害产权，引起经济衰退。因此，对国家进行有效约束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但产权对国家的有效约束依赖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换言之，长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社会对国家可能滥用暴力的倾向形成有效的约束。但是对国家的有效约束依赖于法治秩序的确立，法治秩序又依赖于发达的市民社会，但发达的市民社会只有在社会结构转型完成以后才会出现。但问题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需要由国家来认为推动，这样就会陷入一个“国家推动社会结构转型一市民社会兴起一法治秩序的确立一约束国家滥用权力”的“国家约束国家”悖论当中。

（二）对产权的国家理论的另一种尝试：交易费用政治学逻辑下产权管制契约的国家范式

为了解决上述的国家理论困境，本文将围绕交易费用的内生性、外生性和内外均等化三条逻辑用以构建产权管制契约范式的内核，并相应提出“剩余权利全面管制的工资契约”、“剩余权利无管制的定租契约”和“剩余权利均衡管制的分成契约”等三个假说作为内核的保护带，最终形成一个基于产权管制契约的国家理论（见图3）。

首先，因为产权管制涉及到国家行为，所以本文的产权管制契约范式的逻辑基础是交易费用政治学，它是交易费用在政治学与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集中于讨论政治交易中存在的交易费用问题如何影响政治制度设计与国家组织形式的问题。于是，在图3中上部分表示的逻辑关系中，本文仍然保留第二节提出的产权管制两大定律“产权管制――公共领域――租金耗散”（即图3的内生易费用逻辑）和“信息约束――管制放松――经济增长”（即图3的外生易费用逻辑）作为“经济场域”的内核。但是，本文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关于“管制契约――管制边界――管制效率”的政治交易费用均等化逻辑作为“政治场域”的内核。它将表明，政府组织被视为管制者（国家）与被管制者（个人）达成的一系列关于产权管制的契约网络。换言之，当个人在私人领域内行驶产权的政治交易费用超过管制者在公共领域内保护公民产权的政治交易费用时，个人则选择与国家签订管制契约。管制契约规定个人必须把配置资源的权利和税收交给国家，同时，在管制契约范围内，国家通过政治科层与权力在公共领域内配置资源。但随着个人不断把私人产权交给国家配置，一方面使个人行使产权的外生易费用减少，另一方面却导致公共领域的租金耗散严重从而内生易费用上升，最终会出现私人领域内的政治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等于公共领域的政治交易费用，产权管制边界就出现了。在此均衡点上，国家因执行管制契约而增加的每一单位垄断租金等于为此所付出的边际管制成本，同时个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交易费用，因而此时的产权管制无论在公共领域（国家内部）还是私人领域（国家外部）内均达到帕累托最优。

此外，根据范式的构造原则，除了内核外，还需要构建相应的保护带：第一，对于内生易费用逻辑而言，其保护带则应该是一个剩余权利全面管制的工资契约假说。因为在工资契约下，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全部在雇主手中，所以，由工资契约安排组成的经济体制等价于剩余权利全面管制的制度结构。例如，在实施全面产权管制时期，内采用的工分制就可以视为国家与农民签订的计时工资契约。第二，与前者相反的是外生易费用逻辑，其相应的保护带就是一个剩余索取权无管制的定租契约假说。定租契约要求承租者为出租者预支一笔固定租金作为使用资源的代价，而被租赁回来的资源通过最优配置而产生的所有收入均由承租者支配，所以承租者在定租契约下其实获得完整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比方说，改革开放后农村采用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份典型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定租契约，它是一种剩余权利无管制的制度结构。最后，剩余权利均衡管制的分成契约假说介于前面二者之间，是在内外交易费用均等化逻辑基础上得到的。剩余权利均衡管制意味着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均衡分配，剩余权利分配的比例与各自承担的政治风险（交易）费用比重成正比。特别是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不确定性环境中，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均无法承担所有因改革而带来的政治风险，为此，双方均愿意选择剩余权利分成契约以分担改革风险并共享改革成果。此时，剩余权利在公共领域由管制者支配而在私人领域内由被管制者拥有，前者便构成政府组织，后者则构成包括市场与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

可见，基于产权管制契约的国家范式认为，不同的产权管制契约类型（工资契约、定租契约与分成契约）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产权管制制度结构（全面产权管制、无产权管制与产权均衡管制），从而形成不同的国家组织模式（计划型国家、市场型国家与混合型国家）。

五、总结性述评

产权与国家看似两个独立的变量，但新制度经济学家正不断地通过改进既有国家理论以完善现代产权理论，本文正是其中的一种尝试。

为了实现这个学术目标，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产权管制研究范式。该理论范式把“产权管制一公共领域一租金耗散”以及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来的“信息约束一管制放松一经济增长”这两个定律作为内核，并认为一旦产权被国家管制，个人就失去了配置资源的剩余权利从而最优使用与转让资源的动力和排斥他人占用资源的资格，资源就被置于公共领域，从而引起人们进入攫取租金，导致租金被耗费尽掉，成为内生易费用产生的原因。所以，国家在高昂的信息费用约束下放松产权管制能够缩小公共领域并减少租金耗散，从而改善经济绩效。

在上述范式的内核上，本文进一步推导出产权管制的原因、过程与绩效三个假说作为范式内核的保护带：（1）原因假说认为，虽然产权管制使国家获得一定垄断租金，但同时又承担一笔高昂的交易费用，当后者大于前者时，国家便只好放松对产权的管制；（2）过程假说指出，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谈判博弈地位彼消此长且交易费用发生转变的动态过程；（3）国家对分散决策个人的资源配置权利放松管制，将激励那些在选择资源某种用途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分散决策个人把资源配置到对其评价最高价值之处，过去因产权管制而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因而得到缓解，这在宏观层面上便表现为经济绩效的提高。

经济权力论文篇4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 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 ）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ft ）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

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经济权力论文篇5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 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 ）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ft ）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

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经济权力论文篇6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关系 法权结构 强势市场主体 弱势市场主体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029-01

经济法凭借法权结构恢复社会强弱势群体利益均衡状态。经济法以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追求，对社会强弱势群体利益的调节就是在践行社会正义。就经济法而言，它践行社会正义就是针对社会强弱势群体的分化，建立利益分配的协调和平衡机制，以实现社会强弱势群体间的利益均衡。这种利益分配机制主要就是对社会强势群体的抑制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

一、市场内的经济法法律关系——竞争关系

市场内的经济法法律关系研究对象，是市场主体间的权利竞争关系及权利与私权力的竞争关系，政府和行业协会行使公权力和自治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主体间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

（一）微观市场经济中经济法法律关系

特定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转化成经济私权力（支配力、控制力），使得经济私权滥用的危害性成倍增加。因此，对市场私权的规制成了这一时期的重点。

首先，经济权利本身要具备实现互控的条件，以减轻公权力方面的压力。

其次，虽然经济私权力由权利转化而成，但其支配和控制力已经凌驾于经济权利之上。在这一阶段，经济权利、经济自治权利与公权力的互动和互控形成经济法法权结构。经济法法权结构具有鲜明的层次性，三种法权在法律指导下的互控中，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发挥合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宏观市场中的经济法法律关系

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转化成经济私权力（支配力、控制力）是市场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必然分为市场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两大阵营。而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将市场强弱势主体的利益差限定在合理的范围里，避免因经济利益失衡导致的社会冲突。要想达到这一预设的效果，就必须从全局考虑，通过法律形式，对市场强势主体进行限制，对市场弱势主体进行扶植，从这一角度看，经济法确为抑强扶弱之法。

二、市场外的法律关系——非竞争关系

市场外的经济法法律关系研究对象是公权力和经济私权结合成市场绝对强势主体，即行政垄断市场主体，二权合一的行政垄断市场主体在与经济权利市场主体的对抗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甚至将一般市场主体排除到市场竞争之外。因此，这种情形下的市场竞争，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关系，而演变为单纯的经济掠夺。

行政性垄断分为合理的行政垄断与不合理的行政垄断， 现代经济生活中大量出现、影响或制约经济性垄断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形成和发展，大面积、强幅度地覆盖人们观察和思维的视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自由的竞争要求不相符合的垄断则是后者。

行政垄断是公权力和私权力的结合，要想使反不合理行政垄断的措施行之有效，就必须将经济私权力和公权力分离，还原到经济私权力和经济权利市场主体的市场竞争状态，从而使得其他市场主体和分离出来的原强势市场主体的力量处于对比均衡状态，还市场以本来面貌。而政府对行政垄断的干预，是通过手中的公权力来实现的。诚然，对权力的制约无疑是法治的前提，有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是法治的第一要义。但问题是由谁来对权力进行制约？是通过权力体制内的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还是在权力体制之外由社会来制约国家权力？公权力之间的制衡显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因为，行政权的扩张打破和突破了传统权力体制内的制衡格局，对其的制约客观上要求从权力体制内转向权力体制外，即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互控。

如果将社会权力理论放在市场经济中，该项权力就是经济社会权力，由市场主体所享有，而对经济社会权力之认同的法律就是经济法。因此，民治是对公权力制约的有益尝试，民治的关键是通过法律途径赋予人民社会权力，民法的实质即为法治。细化到市场中，无论是对公权力和经济私权的剥离，还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制约，经济社会权力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赋予市场主体该项权力的途径，就是通过立法行使的认可和保障，承担这一任务的法律部门是经济法。

总之，无论是公权力内部的制衡，还是经济社会权力对公权力的外部制约，都是对经济法律规范的贯彻和执行，执行主体不应具有独立的经济法主体地位，权力观应向法律观转化。

经济权力论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产权产权理论国企改革

产权理论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却因多种原因曾一度被忽视，最近一次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i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拉开了产权问题讨论的序幕。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含义

理论界流行的是马克思并没有专门提出产权概念，因此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不过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认为马克思的产权实质就是传统的马克思广义所有权。笔者在对理论界相关内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第一，吴易风教授认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马克思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在揭示经济领域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基础上，将价值增殖过程表述为法学和产权理论中的所有权关系及其占有过程，涉及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等一系列权利的统一与分离。

第二，产权就是所有权。于光远认为，产权（财产权）也就是所有权，它是某个主体拥有作为财产的某个客体所得到的法律上的承认与保护。吴宣恭、吴敬琏认为，产权相当于人们分析财产所有制关系时涉及的各种权利，即广义的所有权。

第三，杨瑞龙教授认为产权是对物品或劳务根据一定的目的加以利用或处置以从中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

第四，新制度经济学（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对经济品的权利，包括使用、获得收益、处置的权利。产权具有排他性、可分割性等特点。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含义是存在争鸣的，但对于产权理论的属性还是基本上持一致意见的，均认为产权权涉及到了对物品的所有、占有、使用、支配、经营等方面。

二、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国内学者在界定产权内涵基础上， 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内容进行梳理、归纳。认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产权的起源。在产权起源问题上， 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以历史的眼光区分了所有与占有。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占有到所有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产权得以产生。研究者还认为马克思区分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起源， 是马克思研究产权起源的显著特征。

2.关于产权制度的历史演变。研究者认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产权的历史演变， 其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 财产存在三种历史形式， 即原始土地财产、劳动工具财产和生活资料财产。在原始土地财产阶段， 不存在所有权。在劳动工具产权阶段， 产权性质是劳动者所有权。在生活资料产权阶段， 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 土地、劳动工具， 甚至劳动者本身也不归劳动者所有。产权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社会所有制。

3.关于产权的统一与分离。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产权的统一与分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重要内容。产权由多种权利构成， 多种权利之间既可统一， 又可分离。当权利统一时， 形成完整的产权。产权分离有多种表现形态： 首先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其次是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最后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在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容的几个特点：首先，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其次，马克思在研究产权时运用的基本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再次，马克思主义主张产权理论的主要取向是公有化；最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其建立、发展过程中，主张以开放的心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经验，取之长补己短。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研究重点――国企产权改革

国企改革目前已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而产权改革又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已势在必行，对于推动整个国企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国企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表明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逻辑思路，产权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绕不过去的根本性问题。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产权问题目前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重构适应其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对此，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此后，中央又连续出台了多项文件，如“非公经济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公有制领域，十八界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允许国有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

2.国企产权改革的问题。国企产权改革至今已走过了30多个春秋，在这30多年中，改革既取得了许多成绩，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学界认为国企产权改革的主要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张文魁认为国企改革中存在一些负面现象：第一，国资贱卖；第二，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第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第四，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吴易风教授认为国企产权改革出现了中国式的管理层收购，即MBO。许多企业选择MBO的形式进行改制，是希望能以比较低的价格（或明或暗）来购买国有资产，这实际上反映了管理层想以优惠的价格来取得企业全部和部分产权的欲望。（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改革起点的不公平。在改革的起点都不公平的前提下，很难保证改革能沿着公平的轨迹运行。）此外，国企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忽视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国企产权改革今后的发展方向。学术界对于国企产权改革今后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关注，相关论著、论文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可供借鉴的建议。首先，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即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整体出售，而大型和特大型国企应实行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其次，国企产权改革必须强我“命门”。国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命根所在，在改革中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产权结构调整中，必须坚决落实“增量发展原则”。最后，实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将作为混合所有制高级形式的股份制（国有控股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产权的基本实现形式，采取公有资本绝对控股或公有资本相对控股的形式。同时，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立足于发展环境和功能定位，以放宽准入、多元投资、有效竞争、合理分配、独立监管为主攻方向，提高市场开放与竞争程度，推动垄断性行业向可竞争性市场结构转变，为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创造条件，上下结合，试点先行，协同推进。

四、小结

在对国内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含义、内容及当前研究重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相对细致的梳理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含义，学界还是存有较大争议的。笔者认为，对于其含义的界定问题，学者之间是很难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只要我们把握住其最核心的部分，使其适应中国的实际就足够了。

第二，国企产权改革已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其背后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国企产权改革今后的着力点就是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我国目前在人才培养投入、引进等方面还存有诸多不足。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应如何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国企产权改革是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当今我国的国企产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虽然改革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制定政策、措施，国企产权改革的阻力必会被破除，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也必将会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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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文魁.解放国企[M].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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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文魁.解放国企[M].中信出版社，2014

经济权力论文篇8

内容提要: 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政府救市行动再度引发了学界关于经济法上的权利与权力问题的争议。从经济法的一般法的特征与特殊性质出发，可主张在经济法中坚持经济法权利（力）义务结构的分析方法，并以此作为经济法规范设计的基本准则，以保障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经济法上的权利（力）义务配置，一方面要明确市场主体的权利与权力的种类，如税收调控权、金融调控权、产业调控权、财政预算调控权、反垄断权、市场规制权、消费者权等；另一方面要在经济法的制订与实施过程中通过信赖利益维护原则等维护法律安定性，通过立法论证过程、公开辩论、事先预告等方式，保证规则一定程度的可预期性。

一、引言

一般认为，在权力与权利的本质关系中，权利是基础，权力是保障，权力为权利服务。[1]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在法治建设方面集中体现为尊重、保障和发展公民权利。改革开放30年来，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正在不断地得到拓展与延伸。其中，不少权利是通过权力的约束所获得的。[2]与诸多部门法学重视权利与权力问题研究相比较，经济法学虽然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3]但研究并不发达，这不仅制约了经济法的科学性与经济法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了经济法立法与司法实践。例如，政府在对经济采取宏观调控的过程中，部分手段被认为是在论证不甚充分的背景下仓促出台的，宏观决策的不科学、不透明、程序失当受到诟病；市场监管措施中的选择性行为、监管过度或者监管丧失等更是使监管机关的行动常常受到批评；资本市场各种政策的出台常常被指责为“半夜鸡叫”；关于货币政策的出台也常常引发争议，以至于有人质疑政策多变严重影响着企业的预期；[4]4万亿的投资虽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但就该投资计划是否应当获得人大的批准问题则倍生争议。尽管有人提出，总额4万亿元的投资“是政府为了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在自己权限内所作的安排，并没有改变总的预算”，[5]但又引发了为什么政府拥有4万亿资金自由支配权的质疑。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从2009年1月14日到2月25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钢铁、汽车产业、纺织工业、装备制造业、船舶工业、电子信息产业、轻工业、石化产业、有色金属、物流业振兴规划，实施时间从2009年至2011年。而对是否应当将能源、房地产等纳入振兴规划则争议甚多。即使在最近，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应当如何判断中国目前经济的现状与处境，也是众说纷纭。[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市场对于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行为的规范性与正当性的要求会更加强烈。如果对于自己的权力与权利缺乏更清晰的认识，缺乏对于权力与权利行使基础的判断，政府以及其他经济法主体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市场参与等行动或许会变得更为迟疑，采取措施或许会更加消极。基于此，对经济法上的权利与权力问题的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

二、经济法需要同时研究权利与权力问题

经济法上的权利与权力的可研究性可通过观察其他法学学科研究加以验证。宪法学理论研究秉承法学理论研究的一般观念，认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物质财富直接或间接的转化形式，都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表现，完全是同质的东西。但在现实性上，它们又分别代表着构成社会整体利益的两个不同部分，因而具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外化形式和角色功能。[7]刑法学中的国家刑权力理论主张国家拥有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认为国家的刑权力规则能够发挥以社会制约国家刑权力、以体制制衡国家刑权力的作用，将刑权力的分解作为国家刑权力制衡的基础，将公民社会的安全保障作为刑权力制衡的目的。环境法学也提出国家环境权概念，[8]认为国家通过环境立法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国家机关在开发、利用、改善、治理环境方面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将环境保护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制定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在经济活动和国家生活中体现对环境的保护；通过制定环境标准，施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许可制度，综合运用税收杠杆和财政补贴等经济鼓励或经济抑制手段促进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改善；通过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对环境质量进行监测，督促经济活动主体执行环境法律法规，处罚环境违法行为，防止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国家环境权行使的目的应当是为了维护和促进社会公众的环境利益。[9]

按照上述论证逻辑，经济法学则需要研究政府的经济干预权力问题。经济法通常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强调要关注公平，要充分运用权利调整和再分配功能，通过国家调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但在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构造体系中，在提倡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理念中，认为经济法应当是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行为的法律，主张经济法需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民众权利，对于国家调节权力应给予严格限制。在以权利配置为基础的经济法领域，经济法学者较多主张在研究权力的同时研究权利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权利义务分析方法被认为是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权利本位论甚至被确定为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10]而且主体在部门法中的权利研究反映了部门法研究坚实的基础。现代法律以权利为本位配置权利和义务，赋予人们各种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给予人们充分的、越来越扩大的选择机会和行动自由，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同时规定了一系列相应的义务，权利义务的调整机制充满活力，保证了法律价值功能的实现。尽管现代法律价值从秩序等扩大到了促进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文化进步、个人自由、社会福利、国际和平与发展等方面，[11]但这些新增的法律价值目标也是通过权利与权力体现与实现的。

当然，从部门法学研究角度看，经济法学引入权利与权力等概念体系时需要关注学科本身的特点。经济法定位的不同，对于经济法上的权利与权力规则的界定就必然产生差异。例如有人认为，经济法体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保障社会经济安全，追求经济领域内的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合作。也有人认为，经济法是处在传统的私法和公法学科的交叉点上协调公私冲突的法，私法调整的是公民和经济主体之间个别的私人关系，公法则是确定公共权力承担者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法无法纳入私法之中或者是公法之中，实际上，经济法主要是对国民经济的全部或者部分进行有意义的调整。这些调整有的可以通过公法或者私法的手段来实现，但是对于经济法调整的问题难以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正确定位。[12]日本学界把经济法区分为权力性规制与非权力性规制。权力性规制包括公法性规制与民事特别法规制方式（通过强行法对私法上的法律关系发挥作用，变更与修改一般规则，进而对完善公法关系的规制发生作用），非权力性规制包括国家直接参与经济生活，或者是对私经济活动给予经济支持，或者是行政指导方式。由于“行政指导畅行无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政府愈来愈需要假手于法律的制定来增加经济过程和结果的可预期性，并假手于独立法律体系的运作来增加经济管制措施的正当性。”[13]尽管休谟的“自我利益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然而，对公共利益的同情却是对正义美德的道德认可之根源”的主张可以为经济法的存在提供理论支撑，但“试图从不同的国家中清楚地区分哪些是政府进行干预的规则，哪些是调整私人关系的规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在任何地方都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要想在那些不被一种僵化的计划体系支配其经济的国家里把调整自由经济的私法和调整计划经济的公法区分开来是自相矛盾的”。[14]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边界的模糊性与研究的不足，导致经济法与其他学科发生冲突，也导致经济法权力与权利问题的模糊性。甚至有学者指出，人们以往对于经济法权力（利）范围的认识“是不明确的，有争议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15]所以，同时引入权力与权利的研究对于经济法而言尤其必要。

三、从经济法的功能看权利（力）与义务结构

研究经济法上的权利与权力的角度应当是多维的。如从经济法主体的法律性质角度进行研究，或者是从比较民事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或者权力构造等角度研究。由于法律秩序与法律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规则功能的发挥，我们尝试从法的功能角度展开讨论。

法律功能的实现，或者说法的实现，要求人们遵循法律规范设定的行为模式，人们在自己意志的支配下，按照行为模式的要求做出合法行为选择，正确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只有将法律所规定的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直接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社会主体的行为才能得到肯定的评价，进而发挥法律的功能，实现法律预设的目标。法律设立的利益互补和补足的理想秩序，都是依靠人们合法行为结成和实现的。法律对合法行为的肯定性评价促使人们按行为模式的要求实施行为。[16]

对于经济法的功能仍存在诸多争议：有的认为，“经济法有两种最基本的功能，即分配利益的功能与维护利益的功能”；有的认为，“作为调节社会经济发展所赖以进行的基本制度之一——经济法必须具备以下五种功能：分配功能、信息传递功能、激励功能、节约交易费用功能、整合经济功能”；也有学者主张经济法的基础功能是调节资源配置，调节包括自然、经济、社会、信息、人力等在内的各种资源。[17]配置方式包括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发配置，也包括政府与各种利益集团有意识的资源配置行为。为克服政府作用的有限性，应当有效地发挥法律调节资源配置方式的功能。政府与社会公共利益团体在配置资源时应着力解决主观客观化问题，保证决策过程的公平与效率的目标。[18]经济法的特殊性在于其要实现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即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整合。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就要在决策的过程中保证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和决策程序的公正化与透明化。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就是指在确定由哪种方式决定资源配置的时候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各方利益主体的话语权，决策的过程应当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我们不能完全听任政府部门任意决定资源配置，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作为一方利益主体具有谋利性，并具有其他利益主体所不具备的强权性。[19]举例来说，地方政府有自己的财政利益目标，如果无法解决财政收入问题，就可能因为财政危机而影响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目标。地方政府决策中出现的与中央政府的博弈或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不少与地方的财政问题有关。农业税与工商税等税制改革、公路收费制度改革、房地产政策调控、环境保护政策实施等无不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那种至今无法清晰的利益格局更是让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非正常化。政府在非财政因素上的价值取向对行为的影响更加广泛。例如，城市中是否需要开放更加宽松的商户营业政策在监管机构与经营者之间就会发生争议。由于中央政府决策层面可能产生的利益格局影响更加巨大，类似4万亿投资决策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宏观调控政策的被质疑也就成为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20]这也就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需要更加透明、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加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如果失去这些要求，所谓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就必然成为政府的专权，从而破坏法治的秩序，影响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实现。

那么，政府实施资源配置的经济法功能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前提是资源稀缺，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以达到均衡。鉴于市场的缺陷，人们以法律的经济功能来弥补市场的不足。通过建立所有权制度，解决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差异则通过制度安排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使各方主体利益分配达到最大的满足，进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但将资源配置直接作为经济法基本功能的看法并不科学。既然法律通过权利配置方式寻求资源配置的结果，那么就应发挥法律规范、法律手段、作用机制等在权利配置时的作用。如果以法律作为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法律与经济、政治之间就可能失去基本的界限。直接控制经济与资源的结果将使政治的决策失去正义的基础，失去程序的监督，失去民众的支持。发挥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最有必要，但也应通过法律机制来完成。即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和调整手段，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都存在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可以通过替换性研究与背景性研究充分发挥政策分析方法的作用，[21]但也要注意经济法被所谓的政策问题所吞并。理由是：第一，法律分析方法与法律方法并不相同，即使法律分析方法可以借鉴政策分析方法，但政策分析方法的结果并不直接体现为法律；第二，政策方法也需要法律提供支持。没有法律制约的政策必然会失去正当性的基础。况且，在政府公共管理机制尚不成熟的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从方式、程度、路径等方面均表现出随意性，对于经济生活可能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从交易安全角度看，政府干预活动的政策性特点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结果的可预期性下降。例如，在中国整个经济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推出对证券市场的有影响的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参与者而言，采取的博弈决不可能是合作性的，其游戏规则具有非常大的不稳定性，市场有效运行就更成问题；又如，国有资产退出政策将巨额国有资产推向市场，形成一场近乎社会变革式的行动，远远超出了一般经济功能作用问题。实际上，经济法中就是因为存在较大的政策性因素而常常为其他部门法学者所诟病。经济法承担的任务本身常常在经济法实施的过程中体现出来（香港政府的救市行动至今仍然受到某些学者的质疑），经济法实施过程中的政策性也使经济决策受到民众的质疑（当然，这种质疑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仍然是必要的，进一步看，经济法的发展对于社会公共政策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22]资讯和理论的不足，使得干预性的经济立法总要不断修正误差，不断依新的事实和理论重新调整。[23]但是，这些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力都是公权力，都需要由法律加以规定与确认，并且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决策与执行。例如，在涉及国家重大财政预算项目的宏观调控措施，需要按照预算程序进行审核与批准。即使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有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如果失去程序的正当性，依然会失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支持。

进一步考察，只要承认市场主体经济权利的存在，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行使又必然影响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经济法在关注国家干预经济权力时就不能抛弃对经济权利的研究。说到底，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还是回到主体的权利义务这一一般方法上来，以此作为经济法研究与经济法规范设计的基础方法。既然权利和义务上承法律规范，下连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规范只不过是以规则形式做出的权利义务规定。一项规定或一个条文之所以被称为规范，就在于它授予人们一定权利，告知怎样的主张和行为是正当的、合法的，会受到国家的肯定、支持和保护；或者给人们设定某种义务，指示人们怎样的行为是应该的、必须的或不该的，在一定条件下会由国家权力强制履行或予以取缔。是否授予权利、设定义务是检验一个法条是不是法律规范的标准。[24]法律以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沟通媒介，联结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和社会功能的各个领域。由于法律在微观结构上就是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规范，离开了权利和义务就根本谈不上任何法的问题。即使对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调整最大限度采取间接性调整的经济法，也要科学地分配权利和义务，通过授权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两种不同的类型赋予人们权利和义务的不同方式，通过人们的行为选择，最终实现法律的功能。“尽管人们的行为的具体方式各不相同，但都由此形成了法律功能实现的两种基本微观形式：权利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25]

四、经济法上的权利与权力的特殊性

社会发展不仅同时带动着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扩张，也影响着传统法律体系中公法与私法的格局，两者之间呈现的不只是反映意识形态的波段式拉锯，而且出现越来越多的交错情形，法律体系从二元走向多元。经济法的既非公法又非私法的属性是否可以借鉴传统的私法或者公法知识体系不无争议。与其他部门法尝试自己的学问体系一样，经济法也希望建立适应该领域特殊性的学术体系。但经济法在构建学术体系时，遭遇到传统法学知识体系的挑战。有学者认为，民法中存在通用于公法与私法的通则性制度，并得出“存在着关于私法与公法的一般法”的结论，德、日乃至出现了“公法”是“私法”特别法的结论。[26]经济法理论研究也努力依据法学知识谱系的整体性理论，通过借鉴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不过，经济法的借鉴似乎并不成功。有人认为，经济法中的许多规则要么将私法的理论体系弄得混乱，要么与公法的理论体系造成冲突。以格式条款问题为例，早期是通过法院个别地审查私益受损主张的方式解决。因为，依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民法承认交易者以相互约束的契约来实现利益交换，国家以公权力作为契约的后盾，相对人仍可用私法规范维护自己的权益。只在契约内容形成高外部成本即违反伦理或法令时，才会否定其效力，对于契约的履行、修改，责任的追究，国家也不主动介入，只在争议无法解决而诉诸法院时，才以司法裁判赋予公的执行力。[27]但在格式条款现象形成对消费者或者相对方结构性的利益受到损害后，尤其是某些垄断性特征明显行业的格式条款直接影响到相对人基本权利之后，即使传统私法救济手段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仍需要经济法采取更为积极的手段，包括设置格式条款审查程序[28]、禁止某些格式条款效力等方式。有人称之为私法的经济法化。同时，在中国还出现“让公法的规定影响多少民事关系”的问题。民法所规范的市场行为，虽是特定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涉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但如果人民之间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或权利的行使，抵触了国家基于特定政策考量所作的经济立法或宏观调控，仍应尽可能承认民事关系的效果，[29]所以，当下中国法律变革过程中还存在公法的经济法化的问题。在私法的经济法化与公法的经济法化过程中，法律规范的设计与运用变得越来越复杂。仅就法律的预期性价值考虑，“由于所要处理的垂直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水平权利义务关系，常常需要相互预设为前提，并依其结果不断因应调整，这时公法和私法规范的多元性格，哪些必须从垂直关系放射到水平关系，哪些刚好是私领域不容退让的核心地带，就难免产生不确定，平添执法和守法的成本”。公法私法的接轨问题不仅成为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对于经济法而言，已经成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例如政府采购法，由于没有概念体系的建立，私法法律人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公法法律人更愿意将其作为规制采购主体行为的重要规则。实际上，政府采购法还担当对于推动国家科技创新的激励功能。显然，采取动态法规范的方式调和公法私法之间关系的主张，仍然缺乏清晰的路径。[30]类似德国民法典的消费者法化也是多种调和公法私法关系的一种途径。更客观地说，私法与公法实际上存在一些通用性的一般性规定，而经济法的范畴体系中也自然存在公法、私法的一些一般性规定。经济法不能，实际上也不必要撇开私法、公法原本就有的一些概念体系与规则体系，因为民法规定的契约、人格、物、所有权等“构成市场经济最基础的部分”。[31]在经济法权利与权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需要重视下列几个方面问题。

（一）经济法仍然具有权利分配法的性质

法律的特点是分配利益，并通过权利分配完成。早期法律关注维护利益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利益的分配功能。但法律的利益分配功能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法律关系的焦点。经济法也还是采取权利分配的方式。与一般私法不同的是，由于价值趋向的特点，经济法通过在其法律规范中为参加或者可能参加某类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主体设定权利与义务。其方式或是通过创设新的私权利种类，或是丰富私权利的权能，或是强化私权利的保障力量。例如，在传统的私法中，买卖合同中采取的规则是买者自慎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瑕疵担保制度。在产品瑕疵担保无法满足要求时，又发展出系统的产品质量法律制度，其中包括保证产品质量的行政、经济与法律的手段。在出现产品缺陷时，受害人仍可依产品缺陷的侵权责任主张权利。受害人以产品缺陷侵权责任主张的权利是作为私法中的特别法的形态规定，本质上仍应当理解为私法权利。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规则、《食品安全法》中的10倍赔偿规则也是一样。有的学者提出，在社会法[32]中，根据任意性规范而缔结合同，由此产生的约定权利和义务有类似民事权利的特点，是一种私权利。[33]实际上，即使不是通过合同方式出现，这些权利仍然属于私权利。因此，德国将经济私法纳入经济法具有类似的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法上的私权利的配置与传统法律中私法的配置有所不同。首先，经济法中的私权利配置必须以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为前提，是作为救济手段出现的，且需先行论证原有的权利配置存在不足。从权利配置应当遵循的原则看，应当遵循谨慎原则。不能因为权利配置而改变原有的私法关系。其次，经济法上权利的法定性在某些场合下可能涉及到人的基本权利，权利的处分有时需要更严格的限定。例如，在消费合同中，不允许消费者抛弃尊严权等。第三，经济法中的市场主体应当获得平等竞争的权利与平等待遇的权利。在市场监管与宏观调控法律中，在没有充分论证其必要性时，要避免采取差别待遇方式对待不同的市场主体。差别待遇式的监管与宏观调控措施容易侵犯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权与平等待遇权。在此次金融危机的救助过程中，美国等少数国家明确鼓励一般的企业在采购时采取采购国货行动就受到了批评。在国内投资资助体系中，我们过度采取了对不同企业的差异化财政资助措施，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些做法已经引起了对于不同经济主体的政策与法律歧视问题。

（二）经济法上的权利义务配置具有特殊性

法律资源配置是将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进行分配、组合和协调的过程。有学者针对经济法不同主体提出“权责结构”与“利义结构”两种“权义结构”，并认为经济法的“权义结构”在权义配置、规范分布、对应程度等方面有所体现，表现在权义配置上的非均衡性、不对等性等。结合我国经济法立法特点，笔者认为，经济法上的权利义务配置上具有以下几点特殊性。

首先，经济法中的权利同时表现为义务特点，或者先行确定义务后确定权利。有学者不无遗憾地指出，与一般私法不同，“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再有传统私法领域中权利和义务的守恒关系”，与公法不同，“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并非与其应承担的义务紧密地结合在一个行为中，虽然法律关系主体的有些权利也是其义务，但这种结合的程度并不如行政权力和行政义务结合得那样紧密。”[34]在后者，涉及到权力的性质问题。有学者认为，“权力也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法律中一般把权力称为职权，从形式上看属于授权性规范，实际上也具有义务性规范的特征。如果法律规定的权力运行机制不能落到实处，有关法律便处于一种被驾空、无法实现的状态，自然发挥不出正功能。[35]经济法规范中权利义务结构、权利与权力结构的特殊模式反映了经济法的特点，并要求经济法采取公权与私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私权与公权放在同一背景下、将私权与公权放在同等法律地位、将私权与公权放在相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中进行分析。因为，“公法关系不但在其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和私法关系共通，即在权利义务的内容及种类上，公法和私法大部分亦是共通的。那单为公法或私法任何一方所独有的权利义务，比较起来是有限的。”[36]至于就某一特定地域或者特定规范对象而言，公权与私权的作用机制的发挥是动态的，目的是在法治的实践中达到平衡。鉴于我国特殊的发展历史以及经济法发展中的特殊情况，在私权与公权结合机制上要避免过分突出公权的地位，必须合理地为公权与私权划分界限。

其次，经济法权利配置方式通常表现为对原权利的限制或扩张。权利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之中，难免出现权利主体在追求一定利益而实施某种行为时影响他人或整个社会利益的可能性，这将导致个人权利之间、个人权利与社会的其他权利之间的相互冲突。因此，权利必然是有边界的，任何权利都有其“势力范围”——法律设定的边界范围。防止和控制权利与权力的滥用是法律的重要原则，也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如博登海默所言：“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概念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37]经济法上的权利与权力需要同其它部门法上的权利、权力相妥协。经济法的权利义务架构的设计以类似民法、商法等设定的架构为前提，而不是否定。主体行为的多法源性调整决定了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权力与其它部门法的衔接与独立。由于经济法的整体性利益考虑，经济法对于权利的扩张与限制的方式是对集团利益的分配，利益分配的对象是集团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

再次，与经济法目标的多元性相一致，经济法权利分配的目标具有多元性。公平、效率、秩序作为法学的一般价值追求也为经济法所追求。从收益分配、资源配置、经济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等[38]出发，经济法以稳定增长目标、保障基本经济权利、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持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己任，需要特别注意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注重各类主体利益的均衡保护。经济法不仅应当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同样也要保护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仅要注重公共利益的保护，同样也应当注意私人利益的保护。就保护方法而言，必须关注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对于各类利益保护在结构上的安排，不仅与经济法的价值直接相关，而且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宗旨、原则等。[39]经济法不仅需要通过权利分配发挥对经济的影响，而且需要通过权利分配卖现对经济宏观运行的影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各具体的经济法规范在设计过程中总是针对该法律的特殊任务设定相关主体的权利或者权力，其基本原因在于经济规律的复杂多变特征。尽管作为经济管理机关或者社会团体行使经济管理职权的权义、权责制度设计上具有主体特定、权力法定、权力主动等特点，但其权力确实是范围广泛，种类繁多。[40]

最后，经济法的权利分配更直接地影响主体的利益。经济法本身通常是以对私权利配置效果的一种纠正的形态出现的，往往是针对利益不对称[41]现象所作的一种努力。经济法上的权利义务分配是以对于既存的私法上的权利义务配置为基础的再配置过程。例如，私法的私权扩张可能会带来我们意料以外的后果；[42]利益不对称也是一种意料以外的利益冲突，必须克服。经济法通过权利的再配置实现经济利益分配均衡的目标，不仅能够达到更高层面的公平与效率的目标，而且还使社会从整体上达到协调与和谐的目标。尽管“正义的首要目的是维护人的自尊，而不仅仅是公平地分配资源和利益”，[43]但因经济法整体利益理念，作为公法的经济法规范通常是为了改变集团利益各方所获得的利益的量度，使之趋于相对合理。所以，经济法的分配利益常常以集团利益的充分交换为条件，保证经济法对利益的分配为利益集团各方所接受。[44]

笔者赞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也主张经济法以社会整体为中心和起点，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重新分配权利，要关注社会公共权利，就必须尊重立法机关为社会整体利益目标配置权利与义务，甚至必须承认行政与司法机关的资源配置职权。作为经济公法的经济法通常表现为政府采取直接的干预行动影响市场主体权利义务的内容与结果。因此，必须明确这种干预主要应当是对于经济活动的系统的干预，而不是对于某个特定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干预；政府干预的行动应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并依照法律的程序进行，否则，干预就会失去正当性。如在武钢权证案中，权证的提前退出市场如果得到同意而不被约束，市场主体的交易安全就无法得到基本的保障；在大庆联谊终止上市的争议中，上海证券交易所不仅公开了终止上市的决定，并且就有关市场关注的问题作了公开答复。终止上市决定虽是交易所行使《证券法》赋予的自律管理权的方式，但交易所仍充分注意到了作为一线监管部门决策将影响到众多的相关市场主体的权益，依循透明化、法制化、市场化的原则，将自律监管置于市场的监督之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45]

经济法规范的出台都必然对于市场主体的权利发生影响，有时甚至产生溯及既往的效力，有时则存在一些相机决策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我国《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已经有规范制定的程序性要求，保证规则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期性。在经济法的制订与实施过程中，要通过信赖利益维护原则等维护作为法治国家本质特征的法律安定性。按照德国宪法法院确定的原则，真正的溯及力一般是不允许的，除非具有公共利益的迫切理由或者是需要保护的信赖不存在或不需要保护。而非真正的溯及力一般是允许的，除非信赖利益大于修改法律所保护的公共利益。[46]即使存在需要限制权利的情形，也应按这样的标准进行审查：“被审查的限制基本权利的措施必须是对保护法益合适的；必须是必要的，如果有其他更温和的手段则该措施不符合必要性；最后，该措施必须符合狭义比例原则，即侵害行为与被侵害的重要基本权利之间具有合适的比例关系。”[47]如果存在可能，要通过民众参与立法过程、开展对话、谈判与协商机制确定规则等方式保证经济法规则的正当性。[48]所以，对于政府干预权边界的确定应当成为经济法的重要任务，也是经济法超越部门法界限的、整体主义的、复杂的并且是充满活力的发挥法律价值的过程。

五、小结

按照法学理论的一般观点，权利范畴化、特征化是部门法和部门法学成熟的标志之一。[49]鉴于经济法私法与公法的属性，笼统地给经济法权利下定义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分别从公法与私法两个方面、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把握经济法权利更能够把握其基本特征。其中宏观经济法权利（力）包括税收调控权、金融调控权、产业调控权、财政预算调控权等；微观经济法权利（力）包括反垄断权、市场规制权、消费者权等。公私法融合后的经济法上的权利则包括营业自由权、正当竞争权。由此看来，前文中提到的包括4万亿投资与产业振兴规划等政府救市行动确实具有经济法上的实质正当性，即便这些行动可能会影响到某些主体的权利与利益。需要研究的是，由于可以预期这些行动将直接、广泛、深刻地影响着市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与结果，因此，这些决策做出的程序性、民主性、公开性以及决策行为实质论证严格性等均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并可以在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给予市场主体私权利足够的尊重与保护。或许我们的研究在将来救市的政策退出时，会使有关政策退出决策在程序性、民主性、公开性等方面做得更好些。

注释:

[1]关于权利与权力，是否作严格的区分是非常复杂的。权利与权力两词的关系，有时可以通用，有时又有区别。当然，在我国理论界，通常认为是有区分的。职权与权限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对于与个人利益有关的通常称为权利。职权往往与国家强制力相关，所以，权利受到侵犯时要求国家机关给以保护。参见沈宗灵：《再论法理学的创新》，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8年11月5日访问。

[2]多年以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机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等都是政府自觉地规范和约束权力的行动。不少学者的观点更是鲜明，如宪法学者童之伟教授认为国家权力本质上是公民创造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它应当从属和服务于公民权利。维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实质上是维持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比例平衡，这种平衡的实现意味着创造出了发展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良好宪政条件。参见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3]如邱本认为，经济法权力（利）是经济法的核心所在。参见邱本：《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十章。

[4]有人提出，全国人大和政协应强化对财政预算进行实质性审议的功能，在编制和审议财政预算的过程中，能更好地代表各阶层各群体的意愿，要求逐步提高代表委员们代表人民从事政策安排与政治决策的能力。2009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就4万亿投资计划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谈到，大会提案主要集中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等方面．政协委员们的意见是：使用要特别精确合理，要避免重复建设，要有利于国计民生，使我们的公民早日得到实惠。而在4万亿投资中，中央直接投资的数额为1．18万亿。

[5]毕诗成：《4万亿不被人大过堂有点儿说不通》，http：／／www．znxy．org．cn／snkx／html／2009—3—3／20093318280-4078．shtml，2009年6月23日访问。

[6]参见《经济复苏猜想——百名经济学家展望中国和世界经济前景》，《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3月5日。

[7]同前注[2]，童之伟文。

[8]国家环境权是全体公民为了保障自己的环境利益通过宪法赋予国家机关保护和管理环境的权力。它具体包括环境处理权、环境管理权、环境监督权、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职责以及履行国际义务。

[9]参见张梓太、陶蕾：《环境刑法的法益初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2期。

[10]权利本位论认为，权利本位就不仅仅是一个涉及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观点，也是一个有关法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体系，也是法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视野；不仅仅是法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呼唤和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力（参见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此质疑，认为对于不同的法域应"-3有不同的法理学理论指导，权利本位论只是私法的理论基础（参见张恒山：《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董保华等著：《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但法学无法放弃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等范畴。不研究这些范畴的部门法会直接影响对该部门法的认同，不运用该等范畴研究法律问题的学者也难以被承认为法律人共同体。

[11]同上注，张文显、于宁文。

[12]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是指两者在实践中各自发挥了对方的功能或者在实践中相互渗透的状态。认为现代社会出现权利权力化、权力权利化、权利与权力相互渗透。参见征汉年、章群：《限制与平衡：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权利与权力的对话》，《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3]苏永钦：《民法经济法论文集（一）》，第593页，转引自史际眷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4]（美）丹尼斯．特伦：《商法与经济法》，方流芳译，栽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15]同前注[3]，邱本书，第247页。

[16]参见付子堂、胡仁智：《关于法律功能实现的若干思考》，《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7]因为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具有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

[18]现代政府强调规范政府职能，主张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中，以市场和法律为基础，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维护社会平等、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为目标，认为政府的公共政策，主要以宏观调控为主，注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为社会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19]参见符启林、刘亚莉：《经济法的基础功能及对中国二元结构的调整》，《政法论丛》2005年第6期。

[20]实际上，在其他国家也广泛存在着类似的争议。在美国，虽然政府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救市行动经过了比较严格的程序与附加条件，如申请、说明、国会听证、辩论、总统批准、附加监察措施、薪酬限制计划等，但依然受到质疑与批评。以时金融业的救助计划为例，对于高盛与雷曼两家投资银行的不同态度就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遭受诸多批评。

[21]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33页。

[22]同前注[13]，苏永钦文。实践中，企业越来越注意将政府行为决策纳入自己的风险管理范围，因为宏观决策调控或者市场监管的改变都有可能对自己的利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3]与行政法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法研究的经济权限包括立法、执法等层面。在主张司法能动性的过程中，甚至应当包括司法活动。

[24]有些条款本身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因而不是法律规范。权利义务构成了法律关系的核心要素，赋予它特殊的质的规定性。某一社会关系之所以是法律关系，就在于它是依法形成或得到承认的、以权利和义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法律行为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利（职权）、履行义务（职责）的活动以及故意规避、疏于履行法定义务或僭越权利（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滥用权利的活动。同前注[10]，张文显、于宁文。

[25]同前注[16]，付子堂、胡仁智文。

[26]（日）星野英一：《民法劝学》，张立艳译，于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27]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28]如以色列一般条款规制法、我国上海市格式合同监督条例。

[29]同前注[27]，苏永钦书，第28页。

[30]同前注[27]，苏永钦书，第74～117页。

[31]同前注[26]，星野英一书，第39页。

[32]在这些学者看来，经济法属于社会法。

[33]同前注[10]，董保华等书，第280页。

[34]同前注[10]，董保华等书，第281～282页。

[35]同前注[16]，付子堂、胡仁智文。

[36]（日）美浓达布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7]（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38]同前注[21]，张守文书，第290页。

[39]同前注[21]，张守文书，第304～305页。

[40]参见张淑芳主编：《宪政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41]利益不对称是指利益由于集中程度不同所产生的利益在集团间及集团成员间分配的不平衡性，通常存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中小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劳工与雇主、外资公司与本地公司、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等不同的集团之间。利益不对称可能会直接导致三个不同的后果：一是导致利益结构的不平衡，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矛盾并加剧这种矛盾：二是导致弱小利益集团的不满，降低了社会对现行制度的认同的程度，出现制度不均衡现象；三是当制度出现不均衡但又不能通过制度变迁做出及时和恰当的反应时，可能导致制度的失灵与失效。

[42]有人认为，知识产权法长期倾向于强调权利人的保护，对义务的规定和自由的约束与限制则处于次要地位。有时甚至出现“义务缺位”现象，社会公众所应享有的一些基本而重要的权利却被剥夺。私权膨胀的结果是：遍地是知识产权的地雷阵，到处是知识产权的高压线。由于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忽视社会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不仅会使社会公众举步维艰，无所适从，而且易使技术创新的空间不断缩小，创新能力因受限制而难以发挥，最终必将全面压抑智力创造，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之初衷南辕北辙。

[43]慈继伟：《正义的两面》，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4页。

[44]参见岳彩申、袁林：《经济法利益分配功能之解释》，《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3期。

[45]参见周松林：《上证所就大庆联谊终止上市事宜答记者问》，http：／／www．cs．com．cn／ssgs／03／200804／t20080402—1417170．htm．2009年3月10日访问。

[46]参见（德）乌茨·施利斯基：《经济公法》，喻文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03页。

[47]同前注[46]，鸟茨·施利斯基书，第104页。该书引用了关于一种类似巧克力产品的禁止规则的宪法争议。为了保护消费者免受易与巧克力相混淆的食品的迷惑，立法者禁止该类食品的流通销售。联邦法院认为该禁止规定是不必要的。理由为：禁止流通虽然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到混淆和蒙骗而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但保护消费者的目的可以通过同样有效但危害较小的方式实现，如张贴注明产品成分的商品标签等。

经济权力论文篇9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 新权威主义 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是个内涵丰富的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罗荣渠先生将“现代”定义为一个历史的概念，“现代”是已经存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时代，具体时间上的界定是指十八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时代。钱乘旦先生认为“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转换，它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1] （P23）由此来看，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一、 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权威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因为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不同，它们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各有特点。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生型现代化国家。这类国家是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它是因为其内部的渐渐变化而开始现代化的，“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中世纪的束缚一点点地解除，社会容忍程度一点点增加，人的自由慢慢扩大，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愿望逐渐被社会接受，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1](P6)其代表国为英国。第二类是国家改革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国家在面临国内外危机的时候，统治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变革，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革新，实现政治民主化。此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第三类是国家革命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类国家多是亚、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他们在某一政党或个人的领导下，国内外的反动统治，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力量为主导，推进现代化。其时间多集中于“二战”以后，由于各国的具体环境和选择的社会性质不同，其政治现代化道路呈现多样性:印度直接移植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韩国走了一条“威权为体，民主为用”，先发展经济，后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就中国而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环境等一系列因素使其政治现代化更受关注：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威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等之间的争论在中国屡次出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界、思想界就出现了三次争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君主救国论”和孙中山的“共和制”间的论争；第二次是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第三次是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和艾思奇、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争论。三次争论以第二次争论最为激烈。在此次争论中，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权威、专制等思想的认识。独裁派以丁文江、蒋廷黻为代表。独裁派主张独裁主义，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权威主义。中国内乱外患不绝，因此国家贫弱的关键在于中央权力是否集中，地方势力、知识阶层是否拥戴中央政府。基于此，“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须先经过专制阶段；而中国有史以来尚未有过真正的专制，故当务之急便是建立这种专制。”[2] （P365、366）对于独裁派的主张，胡适、张若奚等组成强大的民主派阵营，对独裁派进行猛烈抨击。他们从独裁的不必要性、不可能性以及历史发展趋势这三方面论述独裁政治的不可行性。相反，民主因其公开性、广泛参与性、监督性等诸多优势，必会提高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凝聚国人的力量，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向强盛。因此，“在今日的中国，民治是可能的，而独裁是不可能的。”[2] （P381）这次争论在宣传气势上民主派赢得压倒性胜利，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的思想依然一片混乱。对于民主为何，如何实践，人们缺乏实践操作经验和规范的程序。在抗战大潮中，人们又不自觉地选择了独裁模式。

对于上世纪前半叶的这三次争论，我们可以把它们放于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考虑。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之下：辛亥革命打倒了封建王朝，却使社会权威价值丧失，人们思想处于混乱之中；30年代的中国则因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并且日本正一步步加紧对华侵略；40年代的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中，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因此，这三次争论的发生，不仅受文化因素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有着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在论战中，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将论战推向高潮，中国也因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选择集权模式。对此，我们不禁思考：倘若中国处于一个和平的发展时期，中国在现实中的政治选择又会如何呢？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又一次出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中政治模式选择的争论，即“新权威主义”的论争，而这次论争正是在和平时期产生的。下文将通过对此次论争的回顾、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十几年来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作一探讨。

二、“新权威主义”争论的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巩固政权、改造社会、肃清思想等多种措施，确立了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集权主义现代化模式。党、政、军、企业高度统一，党控制国家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中央机构由信得过的和忠诚的党员构成，地方党组织严格服从上层安排，最后还确立了党高于国家政府机关的优越地位。经济上，在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代表社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中央企业属于其中央相关部门的管理，地方的企业属于地方部门的管理，导致企业脱离社会，形成所谓的“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的问题。社会生活上，将整个社会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完全控制之下，社会的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农民置于合作社之中；工人置于“单位制度”之中；知识分子则在一次次的批判和改造后，独立性日益弱化，或成为政权的依附者，或远离政治，与世无争。社会成员的阶级意识不断加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区分“阶级敌人”、“一般群众”、“革命群众”、“党员”等不同身份的人。

这种集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1958年达到顶峰。“”和的实行，无视中国实际条件和经济规律，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发展经济。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阶级斗争，不断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1958年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认为“新中国从确立到发展就体现为一种不断革命的发展过程：‘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3]（P25）。这种思想的最后总爆发就是“”的发生。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衰退，中国经济损失5000亿，相当于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4]（P386）但因为的存在，这些问题很少被广大政府重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也因为的个人魅力没有受到人们的质疑。1976年随着的逝世，权力的更迭，中国共产党在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树权力合法性的任务。

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而展开的，但从一开始就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需进行相应政治上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但是，因为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的需要，政治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展开。80年代中期，政治改革被提到前台，但在改革之初就遇到种种问题：①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和投机的商人结合，倒卖市场紧缺物品，哄抬物价。②在对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地方财政能力不断扩张，但中央财政能力却不断缩紧，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护主义，地方“诸侯割据”严重，中央无法从全局控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物资紧缺、社会混乱的局面。

于是，改革了10年之余的中国，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思考经济、政治的发展。二者在现代化中的关系如何？政治民主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些问题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再度活跃，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1988年左右，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论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在理论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在实例中则援引韩国等国家在“二战”后通过专家治国促使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发展策略，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集权下才可以加速发展，因此中国需要政府的权威和集权。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称为“民主派”），认为中国改革遇见的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等许多问题是政治改革中必然的，出现这些问题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负面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下推动经济发展。这场争论在1989年之后逐渐衰退，但此间许多青年学者加入其中，探询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站在今日，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他们的讨论，结合中国此后十几年现实中走的改革之路，对“新权威主义”争论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走向。

三、“新权威主义”思想模式种种

新权威主义者对新权威主义的具体内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在持续争论中，我们依然可以对新权威主义进行归纳。在此，选取张炳久、吴稼祥、萧功秦三人，对他们的思想作一分析、归纳。

（一） 张炳久：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半集权“的政治模式。

张炳久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一文。他认为政治是一种活的东西，国家对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这种政治模式对政权合法性巩固有多大意义。因此，理解当时中国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需从此出发，分析其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而不该简单认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可以、也应该同时马上开展的。“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追求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在没有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人类可以没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没有秩序而有自由。”[5]（P32）在对这一论点进行分析时，张炳久把人类至今所经历的政治模式分为三种：集权模式、半集权模式、分权模式。集权模式是与传统经济相联系的，中国在1978年改革之前，西欧在中世纪都是这种模式；半集权模式是专制向民主的一种过渡，亦是由简单商品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必要过渡期；分权模式是社会，它表现在人民监督、权力分散、军队国家化等方面。在不同的政治模式下，经济与政治的各种关系亦有不同。详见下表：

“目前（指80年代改革之时），我国处于这种发展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就是说，计划经济和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对象。”[5]（P17）中国的改革就是要使中国由第一阶段步入第二阶段，即“经济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体制转换，建立以明确产权为基础、以组织良好的市场为条件的商品经济；政治上，完成由直接管理经济的全能性政府向间接服务于经济的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的转换，建立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5]（P2）

在具体分析到中国的半集权模式时，张炳久认为这种模式在中国应具有以下特征：①政治上的集权并非党政不分，应存在二元权力结构。形成执政党向国家政府机关输送人员，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由政府具体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党的领导模式；②经济上的自由表现在“政企分开”，实行“厂长负责制”，由厂长管理工厂的日常运作。厂长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主管部门任免。在现阶段，中国实行这种模式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十分脆弱，无法营造一个有利发展环境，这就需要“半集权”政治体制的帮助；②分权体制的一系列规则与运行方式需要长时间结合中国国情才能形成；③只有在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成多元的经济力量时，才能为多元政治力量提供经济基础。中国在实行这种模式后，企业的自会不断扩大，这会促进多元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也会精简人员，精简出去的人员则会在市场上寻求发展机会。再加上知识分子、农民等其它多种社会力量的发展，中国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后，会形成多元的社会力量，这为“分权模式”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二） 吴稼祥：新权威主义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必要过渡

吴稼祥对新权威主义的论述是站在全球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上分析的。他援引许多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强调新权威主义的普遍性和必要性。

所谓“新权威主义”，吴稼祥认为体现在两点：一是“新”。“新”是和“旧”对立的。之所以新，表现在“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7]这是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最大区别。另一点则体现在“权威”二字。这是与自由民主比较而言的；权威体现了中央权力的集中，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克制社会腐败、物价飞涨等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不同与旧权威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另一种政治模式，它是两者间的过渡桥梁。详见下表：

在分析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时，吴稼祥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走向现代都必需经历新权威主义。在《萌芽与移栽：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道路》一文中，他发现英国的都铎王朝是其现代化的护航者。此后，又发现即使是在印度或美国这样看似没有新权威主义的民主国家中，其实新权威主义的角色是由早期殖民者扮演的，殖民时期的议会体制培养了人们民主的习惯。因此，“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8]（P52）各国为何都有如此选择呢？吴稼祥认为，一切伟大变革时期，国家的政治结构都会受到冲击，尤其是大国的政治更容易在两种极端间摆动，“一种是旧权威主义的中央集权，不给地方自治权；另一种是类似于美国的邦联主义的分裂思想，想取消中央政府。”[8]（P51）前者导致旧体制复辟；后者使国家分裂，权威削弱。新权威主义正好将两者调和，既不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使权力过于分散。因此，各国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选择新权威主义也就不足为怪，这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逻辑。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传统权威走向衰弱，新权威主义的实行可以将各种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寻找新权威主义的依据时，吴稼祥还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主的逻辑----民主离不开市场。①在市场上，政府的公共权力与公共决策的数量相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有利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扩大个人空间；②市场培育了多元的经济利益集团，这有利于政治多元化的形成；③市场中契约化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契约化的发展，这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现实条件；④市场使政治、经济分离，这为政治体制内部权力分立创造了条件。因此，一个健全市场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赖以形成的基础。第二，市场的逻辑----市场化需要权威。市场化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自然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80年代的中国，我们可以理解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处于“经济——政治”的高度一体化向“经济——政治”的二元分离这个过渡中。在此期间，由于没有健全的法规，这就很可能出现“权力寻租”和“市场分割化”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面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以政府的政策弥补法律之不健全，形成政府间接指导下的经济自由。

新权威主义何以不会受到压力，重蹈旧权威体制？吴稼祥认为这是因为新权威主义受到民主的压力。他把民主分为“运动的民主、活动的民主和制度的民主。”[9]前两者是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后者是现代化的结果。运动的与活动的民主存在于新权威政权之中，因为它将人们的政治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却十分重视人们的合法利益之发展。在新权威主义下，权威并不是集中于一人之手，更确切的是领导集团内部权威加强，集团内部相互协商；同时，社会上逐渐发展的各个阶层也会加快提高自己的地位。来自内、外部的民主压力将会避免新权威倒回旧权威；最后，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制度化民主会逐渐形成，这是新权威主义的归宿。

（三）、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是第三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必要阶段

萧功秦对新权威主义的分析立足于中国，但他并不把中国改革中需要的政治模式归为新权威主义，而把它说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10]（P36）。萧功秦对中国现代化中政治体制的研究从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今日，他先后发表了《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以及《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的研究中，作者首先从新权威主义出发，分析其概念、特点，然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中国社会不断变动中，具体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

萧功秦把新权威主义归于过渡性权威主义的一种，认为它是有别于开明专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模式选择。具体的说，“新权威主义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11]（P54）选择这种政权，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面临发展经济、健全法制、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其特点是：“①在经济上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主流趋同；②在政治上凭借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军事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③在意识形态上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④对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实行开放的政策。”[12]在谈到新权威主义的发展前景时，萧功秦指出，新权威主义可能向民主政体顺利过渡，但因其借助传统思想整合社会，也就有可能退回保守、落后的传统社会。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祸害”。为了避免这种危害，就需要发挥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力量，让他们来监督政府活动，才有可能避免这种祸害的最终发生。

而对于中国在改革中所实行的政体，萧功秦并不把它归于新权威主义。这主要是因为：①产生的背景不同。新权威主义多是革命后的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失败后所实行的军人政权，但中国在1949年后就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因此，1978年的改革只能说是原有体制上的自我完善；②依托的经济基础不同。新权威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选择，而中国改革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改变原有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③社会结构不同。中国1949年以来，中产阶级因为商品经济的断裂，而没有形成，缺乏新权威主义学说所说的监督力量；④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源不同。新权威主义依靠传统文化资源整合社会信仰，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其完善，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因此，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中国的改革应属于另一种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萧功秦认为中国的改革从组织层面上看是全能主义结构下的新政运动。所谓全能主义结构是中国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其特点有五：其一，政权全方位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其二，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其三，权力高度集中；其四，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其五，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13]中国自1949年来，经历长达30多年的全能主义社会。在此种体制下政府机构臃肿，经济、政治效率低下，社会缺乏活力。因此，中国有必要摆脱这种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时的改革运动，可以表述为具有改革导向的政府运用人民革命时代继承下来的传统权威合法性资源来推动的，以摆脱全能主义结构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为宗旨的新政运动。”[14]（P80）中国的“新政运动”不同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但新权威主义的一些方法同样可为中国改革所借鉴。针对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国在80年代亦引进了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但是这种先进的制度在中国缺乏适合的生长土壤。旧制度被打破，新制度又未确立，造成人的社会行为、信仰和价值的无序化状态，即社会学上的失范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上会出现“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15]。市场规范的缺序性使经济恶化，就可能形成：“市场化——>经济恶化、思想多元化——>政府权威下降——>民主化思潮——>社会参与膨胀、社会动荡——>经济进一步恶化……”这种恶性循环。正因为如此，中国有必要借鉴新权威主义国家整合社会，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亦需要“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民政治文化水准的权威力量来镇制非自治个体的失范倾向；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力量来推行全能主义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促使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的彼此分离和独立。”[14]（P84）

以上是萧功秦在80年代后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但他这时并没有指出中国改革中的政体将以一种什么形式出现，中国改革后又会形成如何的政治模式，只是指出了中国集权的必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萧功秦的分析在90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8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日趋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在90年代中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社会中产阶级逐渐初露头角。因此，萧功秦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socialist totalisrian regime）”，而已进入了“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历史阶段。”[16]（P3）

这种体制除了新权威主义所有的技术官僚、低政治参与、经济发展优先等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三个特点：[16]（P3、4）

第一，“后全能体制”社会，存在有限多元化。萧功秦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多元化，而且在其它政治领域内，在政府认为不影响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有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所谓"有限的多元化"，就是指中国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和政权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网络，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的，而且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聚集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而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同时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认同。在后全能主义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作为国家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这一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理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改革的动员能力，以及抗击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乏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从“全能主义"社会向"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萧功秦认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他说，“无论主政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中国已经通过权威体制与现代化导向的一党体制的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这种政治稳定下，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软着陆，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分化与利益多元化，自主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自主化与逐渐明晰化，以及经济实效意识与世俗价值观对乌托邦教义意识的扬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将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即"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体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正在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16]（P4）。

后全能体制在中国会有多长时间？会将中国引向何方？萧功秦认为“具有改革开放导向的现行一党政治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以及在经济改革所需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方面，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本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与新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出现。” [16]（P4）至此，萧功秦对中国8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的分析以“后全能主义”理论的形成而完备。

在以上对“新权威主义”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后，我们可以对“新权威主义”作一总结。一般讲来，新权威主义应有以下两大特征：政治上，政府控制公共领域（包括政权与公共舆论），但开放私人领域，允许个人经济自由，甚至一定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即所谓的“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渗透程度较深，倡导经济优先，政府在加强市场立法的同时，多用政策性规定来纠正市场不足。

（四）“民主派”，反对的声音

在“新权威主义”高涨时，其反对的声音也十分强烈，出现了黄万盛、荣剑、于浩成、远志明等“民主派”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需要的是分权而不是集权，需要加进民主化进程。下面将他们对新权威主义的反驳与分析进行简要归纳：

第一、新权威主义者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高度一元化的特征。新权威主义者认为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相结合的模式，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早期所必经的道路。但是，这是站在西方的历史角度分析的。荣剑在《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17]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分析。他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是建立在所有制私有化基础上的，在此种社会中经济已经商品化、市场化，企业和企业家阶层独立化，经济与政治处于二元结构之中。即使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然而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没有理顺，传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合而为一的，国家集权的政治体系不仅管理政治事务，还统治经济事务。经济组织、经济活动政治化，“经济——政治体制”高度一体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就必需首先破除这种政治垄断，进行政治分权。中国早期改革中出现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现象，正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太小，经济与政治改革不协调。因此中国必需加快政治改革，实行分权与民主，而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说的集权。

第二、新权威主义者把民主混同于无政府的动乱，把民威和集权权威混淆不分，是个严重错误。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没有民主的基础，过早的实行民主会带来政治的动乱，形成“暴民”，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整合社会，因此这就需要中央权威。对此，民主派认为权威是具体的，不同时代的权威性质亦有不同：中世纪教会权威建立在信仰合意识形态基础上，东方社会权威建立在宗族家长制基础上，这两种权威都阻碍个人自由；现代权威应该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现代中国需要的权威是现代权威，中国整合社会就必需扩大民主参与，在公民社会充分发展基础上整合社会。同时他们认为，“暴民”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暴民”下，看似人民决定一切、人民打到一切，但它缺少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法律体系和法治观念，它实际上是专制实质下的民主外壳，中国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这种体制下“集权不受任何约束性的特点，使其可以民意，运动群众按照一个意志模式把社会退到非理性的迷狂中。”[18]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是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第三、新权威主义否认了实践民主的重要性。新权威主义者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出发，认为中国缺乏中产阶级，人们没有公民意识；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只能在经济发展后，才有机会实施，主张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发展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民主派否认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民主政治贵在实践。黄万盛将民主的含义分为“理想的层次”、“体制的方面”、“民主的实践”三个层次，其分别对应民主之理念、民主之社会政治结构和民主化的实践过程。“民主不是先验的，而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有实践民主，才能学会民主，运用民主。”[18]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因而，任何制度对于人们来说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运用，而在于敢不敢运用。因此，中国现在关键是政府正确的引导民主化的发展，而不是集权。

此外，民主派还从民主与自由，民主、权威与法治等多方面的角度分析民主的必要性，在此就不作一一叙述了。

四、“新权威主义”争论的现实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权威主义”争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政治模式选择的又一次思考。通过上面的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争论焦点集中在集权与分权，“新权威”与民主的政治模式选择的问题上。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有双重目标：“一是谋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二是谋求政治生活的稳定化。”[19]（P370）在现代化中两者能不能同时进行？如果不能，两者又会呈现一种什么关系？这正是新权威主义者和民主派的争论所在，亦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中必需面临的问题。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革者在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时，先后借鉴了英国模式、德国模式、苏联模式，而在1978年以后的政治模式选择中，又似乎是以苏联模式为起点，选择一种新的模式：集权或分权？国家主义或民主主义？“四小龙”模式或美国模式？

自由民主一直是国人的梦想，但“欲速则不达”。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向西方学习，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处于主导地位的都是英、美式的分权民主制，这种主张在辛亥革命后赋予广泛的实践。但中国长期小农经济社会土壤孕育的“德政”、“王道”等思想已扎固人心，即使浸受西学的胡适也只能寄希望于“贤人政治”式的“好人政府”。“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20]（P14）因此，我们看到“民主”给中国带来的是混乱的政局和暗杀。1927年上台，他通过一系列战争整合了权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以国家主义为本位的经济改革，仿效德国，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等观念，希望以此巩固政权，实现国家之强盛。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本人权力欲望所带来的思想局限性等多方面原因，的现代化也夭折了。1949－1978年中国援引的苏联模式，如前面所言，亦未使中国的现代化顺利进行。

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失败，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又回到了起点。“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就是要为中国选择一条现代化的政治模式。不可否认，“新权威主义”者认识到了中国近百年来政治现代化的奇怪现象：为什么愈是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现代化中的政局愈是动乱？一个国家该不该实行民主，不是制定了民主制度就能一了百了，这还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的素质配不配享有民主制度。“制度决定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心态正是中国百年来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所在。“民主派”主张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制度决定论”此种心态的影响。他们强调“权力”和“权威”的分别，但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弱化是很难同时进行的。“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因为各个阶层社会动员程度的不同、对稀有资源拥有多少的不同，经济差距不是缩小，反会有扩大的趋势，从而产生不稳定。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21]（P2）因此，新权威主义强调的集权稳定是有必要的。倘若中国当时也如苏联、东欧诸国积极推进民主化，现在的中国也就可能是现在的俄罗斯。

但是，也应看到新权威主义亦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他们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短期的宏观分析，没有具体化。新权威主义强调集权，但它并未指出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张力该是如何。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但是它并未意识到市民社会亦是需要不断培养才可形成，它不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政策性引导，积极培育市民社会这一现代政治的监督力量。其次，新权威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是基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反思而形成的，是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我们不能否认“民主派”对民主化的要求代表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中国90年代以来的许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一定可行性，但是又不是按照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条式化开展的。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始终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国家在社会中获得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权威正当性的资格和权力。”[22]（P211）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上台以来就着力于政权合法性的重塑。他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不能再如以往仅通过建立政权、政治思想的宣传获得执政的合法化，发展经济，使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列是政权合法性的有力支持。“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此时起，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面对80年代后期出现的物质紧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央集权，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通过财政、经济等多方面改革，在两年多内消化了80年代“过度”放权所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宣告中国将告别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此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市场为基础优化资源配置使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与经济改革相比，政治改革在90年代表现的较为平缓。在坚持80年代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外，中央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塑造政治权威。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集中，但十分强调中央对地方、政府对社会的监控力度。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软着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中国共产党才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显目位置：①确立新型党政关系。中共“十五”大确立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原则，把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使“党通过执政来进行领导”的原则上升到法律高度，使中国的民主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②适度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扩大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扩大，新闻媒体的监督力量不断加强，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允许私人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新的现象都加快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结语

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主张立足于中国现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执政者鉴用了这一理论。但是，在现实发展中，执政者又非按新权威主义条式化展开现代化的，而是适时的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这说明实践操作借鉴理论，但在现实中，执政者又会综合各种甚至是相对立的理论，促进现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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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炳久认为传统经济包括村社家长制经济、以徭役劳动为基础的庄园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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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2]《“新权威主义”论争简介》，载于《光明日报 》[N] .1989年3月17日.

[13]萧功秦.《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于“世纪中国”网.

[14]萧功秦.《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5]“软政权”是指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命令贯彻能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低下、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等问题而引起的综合现象。

“分利集团化”指在市场发育过程与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益集团用某种特殊的政治或经济力量，以非市场规则的手段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 详见《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一文.载于萧功秦.《萧功秦集》[C]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6]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载于《战略与管理》[J] .2000年第6期.

[17]荣剑.《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8]黄万盛.《新权威主义批判答问录》.载于《文汇报》[N] .1989年2月22日.

[19]王沪宁.《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相关分析》.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20]英克尔斯·史密斯.《走向现代》第5页.转引自布莱克.《比较现代化》[C] .译者前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经济权力论文篇10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新权威主义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是个内涵丰富的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罗荣渠先生将“现代”定义为一个的概念，“现代”是已经存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具体时间上的界定是指十八世纪西方革命以来的时代。钱乘旦先生认为“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变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转换，它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1]（P23）由此来看，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一、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权威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因为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不同，它们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各有特点。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生型现代化国家。这类国家是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它是因为其内部的渐渐变化而开始现代化的，“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中世纪的束缚一点点地解除，社会容忍程度一点点增加，人的自由慢慢扩大，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愿望逐渐被社会接受，所有的变化都是而然发生的，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1](P6)其代表国为英国。第二类是国家改革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国家在面临国内外危机的时候，统治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变革，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革新，实现政治民主化。此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第三类是国家革命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类国家多是亚、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他们在某一政党或个人的领导下，国内外的反动统治，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力量为主导，推进现代化。其时间多集中于“二战”以后，由于各国的具体环境和选择的社会性质不同，其政治现代化道路呈现多样性:印度直接移植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韩国走了一条“威权为体，民主为用”，先发展经济，后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就中国而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环境等一系列因素使其政治现代化更受关注：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威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等之间的争论在中国屡次出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界、思想界就出现了三次争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君主救国论”和孙中山的“共和制”间的论争；第二次是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第三次是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和艾思奇、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争论。三次争论以第二次争论最为激烈。在此次争论中，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权威、专制等思想的认识。独裁派以丁文江、蒋廷黻为代表。独裁派主张独裁主义，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权威主义。中国内乱外患不绝，因此国家贫弱的关键在于中央权力是否集中，地方势力、知识阶层是否拥戴中央政府。基于此，“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须先经过专制阶段；而中国有史以来尚未有过真正的专制，故当务之急便是建立这种专制。”[2]（P365、366）对于独裁派的主张，胡适、张若奚等组成强大的民主派阵营，对独裁派进行猛烈抨击。他们从独裁的不必要性、不可能性以及历史发展趋势这三方面论述独裁政治的不可行性。相反，民主因其公开性、广泛参与性、监督性等诸多优势，必会提高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凝聚国人的力量，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向强盛。因此，“在今日的中国，民治是可能的，而独裁是不可能的。”[2]（P381）这次争论在宣传气势上民主派赢得压倒性胜利，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的思想依然一片混乱。对于民主为何，如何实践，人们缺乏实践操作经验和规范的程序。在抗战大潮中，人们又不自觉地选择了独裁模式。

对于上世纪前半叶的这三次争论，我们可以把它们放于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考虑。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之下：辛亥革命打倒了封建王朝，却使社会权威价值丧失，人们思想处于混乱之中；30年代的中国则因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并且日本正一步步加紧对华侵略；40年代的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中，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因此，这三次争论的发生，不仅受文化因素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有着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在论战中，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将论战推向高潮，中国也因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选择集权模式。对此，我们不禁思考：倘若中国处于一个和平的发展时期，中国在现实中的政治选择又会如何呢？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又一次出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中政治模式选择的争论，即“新权威主义”的论争，而这次论争正是在和平时期产生的。下文将通过对此次论争的回顾、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十几年来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作一探讨。

二、“新权威主义”争论的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巩固政权、改造、肃清思想等多种措施，确立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集权主义化模式。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控制国家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中央机构由信得过的和忠诚的党员构成，地方党组织严格服从上层安排，最后还确立了党高于国家政府机关的优越地位。经济上，在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代表社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中央企业属于其中央相关部门的管理，地方的企业属于地方部门的管理，导致企业脱离社会，形成所谓的“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的。社会生活上，将整个社会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完全控制之下，社会的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农民置于合作社之中；工人置于“单位制度”之中；知识分子则在一次次的批判和改造后，独立性日益弱化，或成为政权的依附者，或远离政治，与世无争。社会成员的阶级意识不断加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区分“阶级敌人”、“一般群众”、“革命群众”、“党员”等不同身份的人。

这种集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1958年达到顶峰。“”和的实行，无视实际条件和经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经济。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阶级斗争，不断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1958年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认为“新中国从确立到发展就体现为一种不断革命的发展过程：‘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3]（P25）。这种思想的最后总爆发就是“”的发生。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衰退，中国经济损失5000亿，相当于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4]（P386）但因为的存在，这些问题很少被广大政府重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也因为的个人魅力没有受到人们的质疑。1976年随着的逝世，权力的更迭，中国共产党在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树权力合法性的任务。

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而展开的，但从一开始就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需进行相应政治上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但是，因为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的需要，政治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展开。80年代中期，政治改革被提到前台，但在改革之初就遇到种种问题：①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和投机的商人结合，倒卖市场紧缺物品，哄抬物价。②在对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地方财政能力不断扩张，但中央财政能力却不断缩紧，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护主义，地方“诸侯割据”严重，中央无法从全局控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物资紧缺、社会混乱的局面。

于是，改革了10年之余的中国，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思考经济、政治的发展。二者在现代化中的关系如何？政治民主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些问题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再度活跃，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1988年左右，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论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在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在实例中则援引韩国等国家在“二战”后通过专家治国促使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发展策略，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集权下才可以加速发展，因此中国需要政府的权威和集权。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称为“民主派”），认为中国改革遇见的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等许多问题是政治改革中必然的，出现这些问题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负面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下推动经济发展。这场争论在1989年之后逐渐衰退，但此间许多青年学者加入其中，探询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站在今日，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他们的讨论，结合中国此后十几年现实中走的改革之路，对“新权威主义”争论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走向。

三、“新权威主义”思想模式种种

新权威主义者对新权威主义的具体内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在持续争论中，我们依然可以对新权威主义进行归纳。在此，选取张炳久、吴稼祥、萧功秦三人，对他们的思想作一、归纳。

（一）张炳久：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半集权“的模式。

张炳久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一文。他认为政治是一种活的东西，国家对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这种政治模式对政权合法性巩固有多大意义。因此，理解当时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需从此出发，分析其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而不该简单认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可以、也应该同时马上开展的。“一个国家在化过程中追求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在没有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人类可以没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没有秩序而有自由。”[5]（P32）在对这一论点进行分析时，张炳久把人类至今所经历的政治模式分为三种：集权模式、半集权模式、分权模式。集权模式是与传统经济相联系的，中国在1978年改革之前，西欧在中世纪都是这种模式；半集权模式是专制向民主的一种过渡，亦是由简单商品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必要过渡期；分权模式是，它表现在人民监督、权力分散、军队国家化等方面。在不同的政治模式下，经济与政治的各种关系亦有不同。详见下表：

“（指80年代改革之时），我国处于这种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就是说，计划经济和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对象。”[5]（P17）中国的改革就是要使中国由第一阶段步入第二阶段，即“经济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体制转换，建立以明确产权为基础、以组织良好的市场为条件的商品经济；政治上，完成由直接管理经济的全能性政府向间接服务于经济的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的转换，建立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5]（P2）

在具体分析到中国的半集权模式时，张炳久认为这种模式在中国应具有以下特征：①政治上的集权并非党政不分，应存在二元权力结构。形成执政党向国家政府机关输送人员，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由政府具体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党的领导模式；②经济上的自由表现在“政企分开”，实行“厂长负责制”，由厂长管理工厂的日常运作。厂长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主管部门任免。在现阶段，中国实行这种模式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十分脆弱，无法营造一个有利发展环境，这就需要“半集权”政治体制的帮助；②分权体制的一系列规则与运行方式需要长时间结合中国国情才能形成；③只有在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成多元的经济力量时，才能为多元政治力量提供经济基础。中国在实行这种模式后，的自会不断扩大，这会促进多元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也会精简人员，精简出去的人员则会在市场上寻求发展机会。再加上知识分子、农民等其它多种社会力量的发展，中国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后，会形成多元的社会力量，这为“分权模式”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二）吴稼祥：新权威主义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必要过渡

吴稼祥对新权威主义的论述是站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角度上分析的。他援引许多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强调新权威主义的普遍性和必要性。

所谓“新权威主义”，吴稼祥认为体现在两点：一是“新”。“新”是和“旧”对立的。之所以新，表现在“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7]这是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最大区别。另一点则体现在“权威”二字。这是与自由民主比较而言的；权威体现了中央权力的集中，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克制社会腐败、物价飞涨等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不同与旧权威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另一种政治模式，它是两者间的过渡桥梁。详见下表：

在分析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时，吴稼祥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走向现代都必需经历新权威主义。在《萌芽与移栽：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道路》一文中，他发现英国的都铎王朝是其现代化的护航者。此后，又发现即使是在印度或美国这样看似没有新权威主义的民主国家中，其实新权威主义的角色是由早期殖民者扮演的，殖民时期的议会体制培养了人们民主的习惯。因此，“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8]（P52）各国为何都有如此选择呢？吴稼祥认为，一切伟大变革时期，国家的政治结构都会受到冲击，尤其是大国的政治更容易在两种极端间摆动，“一种是旧权威主义的中央集权，不给地方自治权；另一种是类似于美国的邦联主义的分裂思想，想取消中央政府。”[8]（P51）前者导致旧体制复辟；后者使国家分裂，权威削弱。新权威主义正好将两者调和，既不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使权力过于分散。因此，各国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选择新权威主义也就不足为怪，这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逻辑。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传统权威走向衰弱，新权威主义的实行可以将各种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寻找新权威主义的依据时，吴稼祥还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主的逻辑----民主离不开市场。①在市场上，政府的公共权力与公共决策的数量相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有利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扩大个人空间；②市场培育了多元的经济利益集团，这有利于政治多元化的形成；③市场中契约化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契约化的发展，这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现实条件；④市场使政治、经济分离，这为政治体制内部权力分立创造了条件。因此，一个健全市场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赖以形成的基础。第二，市场的逻辑----市场化需要权威。市场化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由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80年代的中国，我们可以理解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处于“经济——政治”的高度一体化向“经济——政治”的二元分离这个过渡中。在此期间，由于没有健全的法规，这就很可能出现“权力寻租”和“市场分割化”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面对这一，就需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以政府的政策弥补之不健全，形成政府间接指导下的经济自由。

新权威主义何以不会受到压力，重蹈旧权威体制？吴稼祥认为这是因为新权威主义受到民主的压力。他把民主分为“运动的民主、活动的民主和制度的民主。”[9]前两者是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后者是现代化的结果。运动的与活动的民主存在于新权威政权之中，因为它将人们的政治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却十分重视人们的合法利益之发展。在新权威主义下，权威并不是集中于一人之手，更确切的是领导集团内部权威加强，集团内部相互协商；同时，社会上逐渐发展的各个阶层也会加快提高自己的地位。来自内、外部的民主压力将会避免新权威倒回旧权威；最后，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制度化民主会逐渐形成，这是新权威主义的归宿。

（三）、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是第三世界非主义国家化的必要阶段

萧功秦对新权威主义的立足于，但他并不把中国改革中需要的模式归为新权威主义，而把它说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10]（P36）。萧功秦对中国现代化中政治体制的从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今日，他先后发表了《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以及《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的研究中，作者首先从新权威主义出发，分析其概念、特点，然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中国社会不断变动中，具体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

萧功秦把新权威主义归于过渡性权威主义的一种，认为它是有别于开明专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模式选择。具体的说，“新权威主义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11]（P54）选择这种政权，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面临发展、健全法制、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其特点是：“①在经济上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主流趋同；②在政治上凭借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军事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③在意识形态上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④对西方先进的、文化实行开放的政策。”[12]在谈到新权威主义的发展前景时，萧功秦指出，新权威主义可能向民主政体顺利过渡，但因其借助传统思想整合社会，也就有可能退回保守、落后的传统社会。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祸害”。为了避免这种危害，就需要发挥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力量，让他们来监督政府活动，才有可能避免这种祸害的最终发生。

而对于中国在改革中所实行的政体，萧功秦并不把它归于新权威主义。这主要是因为：①产生的背景不同。新权威主义多是革命后的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失败后所实行的军人政权，但中国在1949年后就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因此，1978年的改革只能说是原有体制上的自我完善；②依托的经济基础不同。新权威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选择，而中国改革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改变原有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③社会结构不同。中国1949年以来，中产阶级因为商品经济的断裂，而没有形成，缺乏新权威主义学说所说的监督力量；④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源不同。新权威主义依靠传统文化资源整合社会信仰，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其完善，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因此，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中国的改革应属于另一种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萧功秦认为中国的改革从组织层面上看是全能主义结构下的新政运动。所谓全能主义结构是中国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其特点有五：其一，政权全方位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其二，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其三，权力高度集中；其四，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其五，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13]中国自1949年来，经历长达30多年的全能主义社会。在此种体制下政府机构臃肿，经济、政治效率低下，社会缺乏活力。因此，中国有必要摆脱这种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时的改革运动，可以表述为具有改革导向的政府运用人民革命继承下来的传统权威合法性资源来推动的，以摆脱全能主义结构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为宗旨的新政运动。”[14]（P80）中国的“新政运动”不同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但新权威主义的一些同样可为中国改革所借鉴。针对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国在80年代亦引进了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但是这种先进的制度在中国缺乏适合的生长土壤。旧制度被打破，新制度又未确立，造成人的社会行为、信仰和价值的无序化状态，即社会学上的失范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上会出现“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15]。市场规范的缺序性使经济恶化，就可能形成：“市场化——>经济恶化、思想多元化——>政府权威下降——>民主化思潮——>社会参与膨胀、社会动荡——>经济进一步恶化……”这种恶性循环。正因为如此，中国有必要借鉴新权威主义国家整合社会，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亦需要“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民政治文化水准的权威力量来镇制非自治个体的失范倾向；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力量来推行全能主义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促使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的彼此分离和独立。”[14]（P84）

以上是萧功秦在80年代后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但他这时并没有指出中国改革中的政体将以一种什么形式出现，中国改革后又会形成如何的政治模式，只是指出了中国集权的必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萧功秦的分析在90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8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日趋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在90年代中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社会中产阶级逐渐初露头角。因此，萧功秦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socialisttotalisrianregime）”，而已进入了“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阶段。”[16]（P3）

这种体制除了新权威主义所有的技术官僚、低政治参与、经济发展优先等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三个特点：[16]（P3、4）

第一，“后全能体制”社会，存在有限多元化。萧功秦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多元化，而且在其它政治领域内，在政府认为不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有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所谓"有限的多元化"，就是指中国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和政权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的，而且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聚集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而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同时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认同。在后全能主义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作为国家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这一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改革的动员能力，以及抗击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乏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从“全能主义"社会向"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萧功秦认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他说，“无论主政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中国已经通过权威体制与现代化导向的一党体制的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这种政治稳定下，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软着陆，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分化与利益多元化，自主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自主化与逐渐明晰化，以及经济实效意识与世俗价值观对乌托邦教义意识的扬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将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即"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体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正在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16]（P4）。

后全能体制在中国会有多长时间？会将中国引向何方？萧功秦认为“具有改革开放导向的现行一党政治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以及在经济改革所需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方面，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本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与新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出现。”[16]（P4）至此，萧功秦对中国8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的分析以“后全能主义”理论的形成而完备。

在以上对“新权威主义”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后，我们可以对“新权威主义”作一。一般讲来，新权威主义应有以下两大特征：政治上，政府控制公共领域（包括政权与公共舆论），但开放私人领域，允许个人经济自由，甚至一定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即所谓的“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渗透程度较深，倡导经济优先，政府在加强市场立法的同时，多用政策性规定来纠正市场不足。

（四）“民主派”，反对的声音

在“新权威主义”高涨时，其反对的声音也十分强烈，出现了黄万盛、荣剑、于浩成、远志明等“民主派”学者。他们认为的需要的是分权而不是集权，需要加进民主化进程。下面将他们对新权威主义的反驳与进行简要归纳：

第一、新权威主义者忽视了中国上“——”高度一元化的特征。新权威主义者认为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相结合的模式，是任何国家在化早期所必经的道路。但是，这是站在西方的历史角度分析的。荣剑在《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17]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分析。他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道路是建立在所有制私有化基础上的，在此种中经济已经商品化、市场化，和企业家阶层独立化，经济与政治处于二元结构之中。即使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然而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没有理顺，传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合而为一的，国家集权的政治体系不仅管理政治事务，还统治经济事务。经济组织、经济活动政治化，“经济——政治体制”高度一体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就必需首先破除这种政治垄断，进行政治分权。中国早期改革中出现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现象，正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太小，经济与政治改革不协调。因此中国必需加快政治改革，实行分权与民主，而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说的集权。

第二、新权威主义者把民主混同于无政府的动乱，把民威和集权权威混淆不分，是个严重错误。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没有民主的基础，过早的实行民主会带来政治的动乱，形成“暴民”，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整合社会，因此这就需要中央权威。对此，民主派认为权威是具体的，不同的权威性质亦有不同：中世纪教会权威建立在信仰合意识形态基础上，东方社会权威建立在宗族家长制基础上，这两种权威都阻碍个人自由；现代权威应该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现代中国需要的权威是现代权威，中国整合社会就必需扩大民主参与，在公民社会充分发展基础上整合社会。同时他们认为，“暴民”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暴民”下，看似人民决定一切、人民打到一切，但它缺少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体系和法治观念，它实际上是专制实质下的民主外壳，中国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这种体制下“集权不受任何约束性的特点，使其可以民意，运动群众按照一个意志模式把社会退到非理性的迷狂中。”[18]要解决这个唯一的是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第三、新权威主义否认了实践民主的重要性。新权威主义者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出发，认为中国缺乏中产阶级，人们没有公民意识；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只能在经济发展后，才有机会实施，主张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发展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民主派否认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民主政治贵在实践。黄万盛将民主的含义分为“理想的层次”、“体制的方面”、“民主的实践”三个层次，其分别对应民主之理念、民主之社会政治结构和民主化的实践过程。“民主不是先验的，而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有实践民主，才能学会民主，运用民主。”[18]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因而，任何制度对于人们来说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运用，而在于敢不敢运用。因此，中国现在关键是政府正确的引导民主化的发展，而不是集权。

此外，民主派还从民主与自由，民主、权威与法治等多方面的角度分析民主的必要性，在此就不作一一叙述了。

四、“新权威主义”争论的现实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权威主义”争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政治模式选择的又一次思考。通过上面的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争论焦点集中在集权与分权，“新权威”与民主的政治模式选择的问题上。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有双重目标：“一是谋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二是谋求政治生活的稳定化。”[19]（P370）在现代化中两者能不能同时进行？如果不能，两者又会呈现一种什么关系？这正是新权威主义者和民主派的争论所在，亦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中必需面临的问题。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革者在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时，先后借鉴了英国模式、德国模式、苏联模式，而在1978年以后的政治模式选择中，又似乎是以苏联模式为起点，选择一种新的模式：集权或分权？国家主义或民主主义？“四小龙”模式或美国模式？

自由民主一直是国人的梦想，但“欲速则不达”。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向西方，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处于主导地位的都是英、美式的分权民主制，这种主张在辛亥革命后赋予广泛的实践。但中国长期小农经济社会土壤孕育的“德政”、“王道”等思想已扎固人心，即使浸受西学的胡适也只能寄希望于“贤人政治”式的“好人政府”。“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20]（P14）因此，我们看到“民主”给中国带来的是混乱的政局和暗杀。1927年上台，他通过一系列战争整合了权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以国家主义为本位的经济改革，仿效德国，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等观念，希望以此巩固政权，实现国家之强盛。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本人权力欲望所带来的思想局限性等多方面原因，的现代化也夭折了。1949－1978年中国援引的苏联模式，如前面所言，亦未使中国的现代化顺利进行。

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失败，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又回到了起点。“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就是要为中国选择一条现代化的政治模式。不可否认，“新权威主义”者认识到了中国近百年来政治现代化的奇怪现象：为什么愈是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现代化中的政局愈是动乱？一个国家该不该实行民主，不是制定了民主制度就能一了百了，这还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的素质配不配享有民主制度。“制度决定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心态正是中国百年来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所在。“民主派”主张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制度决定论”此种心态的。他们强调“权力”和“权威”的分别，但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弱化是很难同时进行的。“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因为各个阶层社会动员程度的不同、对稀有资源拥有多少的不同，经济差距不是缩小，反会有扩大的趋势，从而产生不稳定。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21]（P2）因此，新权威主义强调的集权稳定是有必要的。倘若中国当时也如苏联、东欧诸国积极推进民主化，现在的中国也就可能是现在的俄罗斯。

但是，也应看到新权威主义亦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他们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短期的宏观分析，没有具体化。新权威主义强调集权，但它并未指出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张力该是如何。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但是它并未意识到市民社会亦是需要不断培养才可形成，它不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政策性引导，积极培育市民社会这一现代政治的监督力量。其次，新权威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是基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以及对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反思而形成的，是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我们不能否认“民主派”对民主化的要求代表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中国90年代以来的许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新权威主义的一定可行性，但是又不是按照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条式化开展的。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始终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国家在社会中获得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权威正当性的资格和权力。”[22]（P211）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上台以来就着力于政权合法性的重塑。他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不能再如以往仅通过建立政权、政治思想的宣传获得执政的合法化，发展经济，使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列是政权合法性的有力支持。“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此时起，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面对80年代后期出现的物质紧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央集权，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通过财政、经济等多方面改革，在两年多内消化了80年代“过度”放权所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宣告中国将告别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此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市场为基础优化资源配置使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与经济改革相比，政治改革在90年代表现的较为平缓。在坚持80年代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外，中央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塑造政治权威。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集中，但十分强调中央对地方、政府对社会的监控力度。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软着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中国共产党才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显目位置：①确立新型党政关系。中共“十五”大确立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原则，把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使“党通过执政来进行领导”的原则上升到法律高度，使中国的民主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②适度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扩大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扩大，新闻媒体的监督力量不断加强，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允许私人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新的现象都加快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结语

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主张立足于中国现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执政者鉴用了这一理论。但是，在现实发展中，执政者又非按新权威主义条式化展开现代化的，而是适时的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这说明实践操作借鉴理论，但在现实中，执政者又会综合各种甚至是相对立的理论，促进现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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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化进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许纪霖.《二十世纪思想史论·上卷》[C].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3]《建国以来文稿》[M].第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4]孙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90年代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张炳久.《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6]张炳久认为传统经济包括村社家长制经济、以徭役劳动为基础的庄园经济、以农业和手相结合为特征的经济等多种形式。

[7]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述评》.载于《世界经济导报》[N].1989年1月16日.

[8]吴稼祥.《新权威主义提纲》.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9]《激进的民主还是稳健的民主——吴稼祥、张炳久对话录》.载于《光明日报》[N].1989年3月31日.

[10]萧功秦.《中国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于《战略与管理》[J].1998年第5期.

[11]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2]《“新权威主义”论争简介》，载于《光明日报》[N].1989年3月17日.

[13]萧功秦.《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于“世纪中国”网.

[14]萧功秦.《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5]“软政权”是指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命令贯彻能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低下、规则被任意破坏等而引起的综合现象。

“分利集团化”指在市场发育过程与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益集团用某种特殊的政治或经济力量，以非市场规则的手段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详见《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一文.载于萧功秦.《萧功秦集》[C].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95年版.

[16]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载于《战略与管理》[J].2000年第6期.

[17]荣剑.《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8]黄万盛.《新权威主义批判答问录》.载于《文汇报》[N].1989年2月22日.

[19]王沪宁.《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相关》.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20]英克尔斯·史密斯.《走向现代》第5页.转引自布莱克.《比较现代化》[C].译者前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