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论文十篇

农民消费论文篇1

本文作者：谢丽君工作单位：宁波市鄞州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

庙堰村农民消费方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相对低下。目前庙堰农户商品性的消费已占据绝对优势，自给自足基本绝迹。绝大多数农户的各种消费品都是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的，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但由于受传统的消费观念的影响，普通农户对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接受程度较低，在城市家庭已较为普及的钟点工服务很少在农村家庭出现。养育幼儿、照顾老年病人等重活、累活也一般按农村传统习惯由（外）祖父母辈照看或子女轮流照顾，很少有家庭会外请专职保姆，甚至也有年龄相对较轻的（外）祖母为照看第三代而放弃自己的工作。第二，消费支付工具相对落后。大多数农户对现代消费支付工具还认识不够，现金仍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支付工具，个人支票几乎不存在，信用卡普及率也较低。除了小部分年青人和富裕阶层在部分场合有持卡消费的习惯，大多数即使拥有信用卡的农户，一般也是单位统一办理的工资卡，其主要用途就是取工资用。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只要工资或养老金一打入卡便马上将其取出或转存为定期存单。所以在每个月发工资的前后几日里，钟公庙街道各银行营业网点人满为患，到处可见排队存取钱的长蛇队伍。许多农民对信用卡还存在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不安全，觉得“放在卡上，看不见，摸不着，心里不踏实”。而对于网上购物系统，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听说而已。第三，习惯于先储蓄再消费。据保守调查，1984年户均银行存款余额为352元，1990年为户均1390元，2000年为户均26835元，至2008年已达到户均99412元，农民对银行储蓄的安全、方便情有独钟，把积蓄放贷给个体私营企业或用于炒股、买基金的农户只占很少部分。多农户认为“无债一身轻”，“寅吃卯粮或借钱消费心里不踏实”，部分农户在操办重大事情时钱不够的话，也习惯于向亲朋好友暂时借用，很少有人会向信用社（银行）借贷。按揭买房这种在城市中早已普及的消费行为在庙堰村仅在少部分收入较高又稳定的农户家庭存在。据统计，2008年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负债仅7300元，并且以民间借贷为主。第四，婚、丧、嫁、娶等大宗消费上攀比心理严重。不论家庭条件好坏，一般农户在日常消费中都是精打细算，尽量节省。但在过年过节或操办重大事情时，往往是大铺大摆，大吃大喝，纵情消费，有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节俭的思想荡然无存。许多农户一辈子节衣缩食，一生中的消费主要用在建房、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少数几件大事上，多数农户在这些方面的巨额支出是以牺牲衣、食、用的改善为代价的。在丧事的操办上也是如此，子女为了向外人表示所谓的“孝心”，父母过世后大操大办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一方面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低收入的农户不堪重负，陷入困境。第五，人情消费居高不下。人情往来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人情消费主要指农户之间用于人情往来的礼仪性消费。近年来，庙堰村农户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越来越多，价码也有越来越高之趋势，从小孩出生、满月、上学……一直送到结婚，平日里人们生病住院，搬迁新居更是少不了礼尚往来。一般性的人情价码都在200元以上，遇上结婚等重大事情送2000—3000元的也很正常。2008年，庙堰村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人情消费支出为2314元，2005年为户均1350元，两年时间增加了近1倍。这种人情消费频率越来越高，价码不断攀升的趋势使人情过分强调礼节，注重形式，虽然表面上看似礼尚往来，却在这一过程中大吃大喝，造成浪费，而且也给部分农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第六，迷信消费比例呈上升趋势。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依然存在，迷信消费在部分农户消费支出中始终占有一定比例，近几年来甚至有抬头现象。部分中老年人一年四季马不停蹄，外出求神拜佛，在家吃斋念佛，自己节衣缩食，却把大把的钱化在“敬神”上。绝大多数农户在清明、七月十五等重大祭日都要搞一个较隆重的仪式来祭奠已逝的亲人，除夕临近时的送灶神、请菩萨仪式更是必不可少。

优化农民消费方式的对策建议

第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囊中羞涩就无力消费。农民在有限的收入下，只好谨慎安排消费，不能节省的支出才消费。所以只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才能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二元体系”，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落后于城市。庙堰村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农民的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为了使农民能从收入虽然增长，但还要增加储蓄，限制即期消费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就必定要加强他们的社会保障力度，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加消费信心。第三，培育健康的消费理念。在市场环境上，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结构，理顺流通环节，加强对通讯设施、水电设施和商业网点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消费条件，切实消除农村居民“有钱不能花”的尴尬。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农民的自身综合素质，加强理财观念，让农民逐步从“恋旧、保守、跟风、攀比”的消费情结走出来，逐步建立起讲科学、讲文明、讲健康、讲效益的消费文明新风尚。第四，丰富农民文化休闲生活。1987年庙堰村被调查农户文化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比例是1.3%，1997年上升到3.7%，十年期间增加了2.4个百分点，至2008年该比例已达到10%，又增加了6.3个百分点。但农民的文化服务支出主要是子女教育投资支出。许多农民不惜代价地想通过教育投资来提高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忽略了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可以通过组织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练健身操，跳广场舞、外出旅游、上老年大学。使农民的文化休闲生活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

农民消费论文篇2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力资本和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经济研究中大放异彩。舒尔茨(T.W.Schultz)、贝克尔(G.S.Becker)、明瑟(J.Mincer)等创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并用以解释技术进步、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原有边界而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和政策领域。杜森贝里(J.S.Duesenberry)、弗里德曼(M.Friedman)、莫迪利亚尼(F.Modigliani)、托宾(J.Tobin)等因消费者行为方面的杰出贡献而折桂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者行为的联系仍是需要加强的研究工作。贝克尔在时间配置理论中虽然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消费和劳动参与的分析框架，但相对于收入效应和增长效应的研究而言，人力资本研究由于忽视消费而不断地遭到抨击（贝克尔，1976）。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一些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张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并据此产生了一些政策实践。居民用于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并不显著，投资率持续走高，消费率持续下降。由此使得人力资本因素纳入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成为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本文以农村为例，试图对我国高人力资本投资和低消费并存的现象进行解释，并试图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即期消费增长的条件及其政策含义。文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居民用来增加人力资本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分别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等支出反映。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中扣除政府消费的部分。一般包括食品、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居住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等各项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居民消费行为，用消费倾向、消费支出结构等反映，文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有特殊说明者除外）。

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机制

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自凯恩斯以来得到很大发展。从最初刻画短视消费者的绝对收入假说转向刻画前瞻性消费者的跨时消费理论，跨时消费理论也主要由最初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转向预防性储蓄假说，研究焦点从确定性消费行为转向不确定性消费行为，效用函数从二次型发展到了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并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中刻画不确定性因素风险。在我国，宋铮(1999)整理了1985-1997年的时序资料，以城市居民的收入标准差和居民收入为解释变量，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标准差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有显著影响，并由此断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1985-1997年中国居民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估计出1991-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得出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的结论。施建淮和朱海婷对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储蓄行为中确实存在预防性动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当前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孟昕(2001)、孙凤(2002)、罗楚亮(2006)等针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也同样显示，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万广华等(2003)运用大样本农户调查资料，构建了转型经济中对各种类型变量（如劳动人口负担程度、税费负担、受教育年限等16个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发现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很大，而教育对储蓄的影响很弱，且表现为两个相反的方面。田岗(2004)、杭斌和申春兰(2005)、周建(2005)研究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田岗认为，在风险预期高的状态下，本着风险厌恶的前提，为养家糊口、子女教育、娶妻生子、自己养老等，农村居民不得不抑制消费，进行储蓄。杭斌和申春兰认为，1997年以来，农村服务项目费用飞涨以及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下滑是农户预防性储蓄骤然增加、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原因。其中，教育、医疗支出价格上涨对消费的负影响远远大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负效应。周建的研究也同样注意到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对农民经济安全的冲击和对现期消费的制约，强调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经济安全感的重大意义。但整个来说，对来自支出不确定性（如教育、医疗保健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经验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已使教育和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中国居民不确定性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李通屏，2005）。因此，对人力资本和消费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寻找相关的经验证据是有意义的。

（一）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具有同一性

马克思认为，随技术进步，教育或培训成为工人必要消费的一部分。舒尔茨(1961)曾经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在消费领域进行的，“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居民消费包括人力资本型和非人力资本型，对人力资本品的购买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内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扩大对人力资本品购买，实际上等于增加现期消费。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现期消费具有替代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以获得未来更大的效用或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平滑化。普兰纳布·巴德汉和克里斯托夫·尤迪(2002)认为，受教育者与不选择受教育者相比，他积累资金来为培训付费，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将其消费降低到低于c[,u]（不选择受教育者的消费水平）的水平。在这个积累阶段，选择一个低于c[,u]的恒定消费流对他来说是最优的。

（三）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居民消费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不同，可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投资来源于个人或家庭以外的政府或企业；后者是指来源于个人或家庭的投资。按照投资动力的不同，可分为积极性或诱致性投资和被动性或强制性投资。前者是投资者通过功利性计算，在有充分选择基础上主动做出的投资，后者往往缺乏选择性，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行为，前者表现为愿意花钱、想花钱，后者表现为购买同样的人力资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没有选择性，要么坐以待毙（有病不请医生只是等死或失学、辍学），要么花更多的钱治病或上学。更进一步地讲，前者是面向未来的投资行为，后者是应付现在、求得生存、消费者无可言的纯粹“消费”行为，这两种投资行为虽然理论上不难区分，但统计上很难区分。

1.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利于扩大个人消费。家庭或个人以外的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增加个人或家庭用于人力资本的收入或免除人力资本方面花费的后顾之忧，在人力资本品价格不变时，可购买较多人力资本，或在购买同样人力资本的情况下花费个人或家庭较少的收入，因而有较多收入购买其他消费品或者在购买非人力资本品时没有后顾之忧。

2.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一般而言，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是消费者所做的牺牲。在收入一定时，个人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越多，用于即期消费的就越少，二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是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个人同时增加对人力资本品和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因此不会对消费需求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在收入增长较慢的情况下，个人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必然会减少对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品的增加量和非人力资本品减少量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会带来总消费需求的增加，反之，总消费需求减少；三是由于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而非人力资本品价格下降，为保持同样的效用水平，消费者会改变支出结构，增大消费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品的部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不足以弥补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带给消费者的损失，将放大消费者的支出上升预期，产生替代效应，即消费者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特别是在对人力资本品的需求无选择性的情况下，这种效应会更明显；在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譬如社会性主体迅速退出，消费者支出预期将迅速上升，而在收入预期黯淡的情况下，消费者将谨慎行事，即期消费难以扩大。

三、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及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水平变化具有如下特点。

（一）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199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提高到2936元，增加3.28倍，人均消费支出由584.63元提高到2184.65元，增加2.74倍，而人力资本投资由58.82元增加到570.82元，增加8.7倍。

（二）随收入增高，收入户间差距扩大，各自消费占比差扩大

随收入增高，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差距渐次扩大，收入越高的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越大，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高。2004年，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分布为：低收入户为268元，高收入户为1213元，所占比重从21.5%到29.39%。而用现金支出反映的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差距不大，低收入户最低(31.36%)，中高收入户最高(32.99%)。2004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则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前后的水平。

（三）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货紧缩在时间上同步

从宏观经济看，1996年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折点（樊纲，2003）。在1996年前还属于通货膨胀时期，之后发生了转折，其标志是“信贷萎缩”、物价下降、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显著下降。如物价水平由1994年的21.7%迅速下降到1997年的0.8%，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负增长，经济增长率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低的时期之一，1996-2000年年均增长率仅8%，比1978年来的平均水平约低1.5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量则迅速上升，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农村由1995年的13.63%上升至1998年的18.12%和2000年的22%，上升了4.5个百分点和8.4个百分点，城镇由16.78%上升至1998年的22.21%和2000年的28.3%，上升了5.5个百分点和11.5个百分点（见图1和图2）。

资料来源：2003年、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36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152、196～1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图1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2003年、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36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152、196～1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图2按现金支出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出“虚假繁荣”

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品价格总指数上升幅度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物价总指数。1995-2004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14.9%，而医疗保健类上升了31.7%，娱乐教育文化类上涨了18.8%，其中的教育类（教材和参考书、杂费和托幼费等）均为有涨无跌。二是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本投入不足。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至6.59%，社会卫生投入由6.73%降至3.26%，由此导致个人医疗负担增加，农民个人直接支付的费用从80.73%上升到90.15%（李玲、陈秋霖，2006）。在教育经费中，政府投入的比例持续下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2年的84.05%下降到2003年的62.02%。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反映出医疗保健类、文化教育类价格上涨的巨大拉动和投资主体的转换。三是反映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用途方面，从医疗保健来看，保健仅占20%，①80%的居民主要是用于看病治病，也就是说是“被动”的投资者；在文教用品及娱乐服务方面，主要是应付高涨的学杂费。1993-2003年学杂费由87.15亿元增加到1121.49亿元，增加了11.90倍，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由8.2%上升到2003年的18.10%，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品价格的上涨和政府投入比重的下降成了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居民人力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导致支出预期增加

由于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福利制度的解体，原来由政府或社会供给的公共物品变成了准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地位明显削弱，使得个人用于人力资本的支出急剧增加。1990-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由19元增加到130元，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由31元增加到248元，分别增加6倍和7倍。同时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和渐进式的市场改革，带给人们制度的不确定性预期，担心就业机会减少和收入的下降，医疗、教育方面的改革使支出和支出预期增加。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行的教育产业化，强调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仅是培养成本的一部分，以后要逐步提高直到承担大部分或全部费用。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作为特殊的消费品，几乎没有选择性。这样，本来被当作发展需求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成了事实上不得不优先满足的基本消费品（如孩子上学、生病求医），居民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储蓄应对变化的环境，以满足不能选择的需求，由此形成极强的储蓄倾向和不断下降的消费倾向。1998年和1999年，在收入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连续两年下降，1990-2005年15年间增加不足3倍，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7119.8亿元增加到147054亿元，增加19.65倍。这正如预防性储蓄假说所指出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可以强化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采取比确定性下更为谨慎的行为，从而推迟消费、增加储蓄（臧旭恒、裴春霞，2005）。

（二）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本身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从而对扩大即期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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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政府职能

地方政府要根据农村市场经济的要求，切实转变自身职能，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为农服务的原则，履行好作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者的职责，实行人性化管理，处理好党群、干群等各方面关系，为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尽心尽责。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才能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财政支出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减少浪费等;同时，党中央、国务院等国家高层决策机构，要狠下决心，加大改革力度，把县、乡(镇)两级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富余人员尽快撤改掉，或把一些人口小乡(镇)该合并的合并。只有这样，农民负担才能够减下来，从而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以此来带动消费。另外，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已不适合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扩权强县”、“省管县”应当是发展的趋势。因此，应借鉴浙江等地经验，逐步推行省管县改革。这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级财政困难。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基本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办法。保障农民的养老金能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有效流转，能在不同的保障方式之间进行有效接转，且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资源的保值增值。二是公共财政要全过程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降低农民参保门槛，提高保障水平。在面向农民的筹资上，要降低门槛，坚持政府组织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以政府投资为主，低水平起步，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三是坚持政府统一管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建立动态缴费增长机制，缴费标准随着预期领取的养老金标准的变化而调整，参保人员预期领取的最低养老金水平可与农村低保水平衔接。

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提高农业收入第一，提高粮食保护价。2008年，粮食保护价同比上涨9%－10%，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超过30%，这样的保护价不仅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反而是一个打击。政府必须加快重新调整粮食保护价，最低标准是保证种粮比较效益不下降，以激励农民在下个生产季节扩大粮食生产面积和复种指数。第二，遵循经济规律，提高市场粮价。2007年和2008年初，国际大米等粮食价格上涨了200%多，而国内同产品价格却基本稳定，这是宏观调控和“价格管制”的结果。短期看，这有利于改善消费品价格指数状况，对当下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有利;但长期看，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导致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挫、粮食产量的回落，为下年的粮食价格暴涨埋下隐患，引发下一轮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三，控制和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政府要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综合性措施，控制和稳定生产资料价格，严厉打击垄断性涨价。同时，加大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力度和金融支农力度。第四，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支持的力度。虽然最近几年国家对三农投入的幅度有所加强，但还没有赶上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加上对三农投入的基础低，按照比例增加对三农投入是不够的，要加大对三农的支出。另外，还要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走优质农业生产模式。焦作市是我国黄河以北地区第一个吨粮市和全国第一个小麦千斤市。从2001年起，焦作市积极调整小麦发展战略，由注重高产转向注重优质高效，并确定了大力实施小麦种子产业化、优质小麦工程和发展出口小麦的思路。2008年，焦作市农民仅优质小麦一项就增收3600万元。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增加收入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要依靠农业收入的增长，还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来增加收入，才能使农民收入更快增长。如偃师市岳滩镇通过发展摩托车配件，使其产品几乎覆盖全国的农村市场;而固始县依托在外的50万劳务大军，实现了把劳务资源转化成资本回归，近年来，由外出务工者返乡创办的企业达500多家，吸纳近10万人就业，支撑起了县域经济半边天。又如孟州市桑坡村，皮毛产业是该村的支柱产业。14年来，桑坡村树立“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思想，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羊剪绒加工集散地。如今，“桑坡毛皮之都”享誉全国，皮毛产业成为孟州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该村年创产值25亿元，出口创汇1亿美元，辐射带动周边15个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工就业河南有2100万农民工，其中每年输出到省外的有1100多万人，另外900多万人留在省内。河南省劳动保障部门调查，今年春节前，全省提早返乡的农民工已达950多万人，预计节后有近300万人难以继续外出就业。如果他们节后不能顺利就业，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此，河南各地政府都在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他们就业。河南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有经验、有资金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进一步以创业带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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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储蓄 农村人均纯收入 消费水平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消费作为最终需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是经济活动的终点和目的，又是经济生产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关系一直是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间题，而消费函数是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消费同时又受收入和储蓄的制约，由于90年代前后物价快速上涨，本文推测90年前后收入与储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因此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90年代前后的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加以分析，并得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关结论。

一、收入、消费与储蓄理论的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消费的研究始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近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于消费的研究主要涉及消费者利益最大化问题的微观观察以及消费理论的验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包括纯理论的探讨、统计计量验证，也有理论与计量方法相结合产生的具有良好预测功能的经济计量模型。具体来看，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有以下几个著名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凯恩斯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的。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影响个人消费的主观因素是比较稳定的，实际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其消费支出也增长，但消费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也就是说，如果其它情况保持不变，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平均消费倾向趋于下降，而平均储蓄倾向趋于上升。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对于消费的研究，但同时它也反应出了一些问题。绝对收入假说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的观点，缺乏对未来的影响分析，因此显示了这一假说的片面性。

杜森贝里在其《消费、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一个家庭或个人的现期消费，会受到自身收入和周围他人的影响，在存在着这种消费“示范”效应的情况下，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不是递减的，即社会总需求水平不会轻易下降；同时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本人当前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自己历史上曾经实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受“高峰时期”收入的影响，这被称为消费的“不可逆性”，因此家庭短期消费行为和长期消费行为的结合，产生了所谓的“棘轮效应”，即经济中消费变动要比收入变动稳定的多。

随着西方收入与消费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对于该问题的探究也不断深入。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上，早期的文献一般采用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对上述各种假说下的消费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而近几年来，依托于计量经济模型理论及应用上的不断发展及成熟，学者们采用新的实证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这一经典课题，以求在新的模型框架下对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从国内的文献来看，赵卫亚（2003）利用变系数和变截距PanelData模型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分析了收入差异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杭斌、申春兰（2004）则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变协整分析研究了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沈晓栋、赵卫亚（2005）采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作了实证分析。

另外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锐（2003）运用ELES模型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生活支出标准、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计算和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还不是很高，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有很大的变化，各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差异比较大。

本文应用计量经济模型，从量化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改革开放以来收入水平和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全面揭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对消费的影响。

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可以利用各年按收入等级分组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储蓄的统计资料，对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变化进行研究。

2.1 模型的建立

模型主要检验90年代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是否发生显著的变化，设定初始模型应该为：

其中：

CK――存款（使用的是农村人均存款（元））

SR――收入（使用的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元））

α――常数项

β――随机干扰项

为防止时间序列数据各个年份之间存在差异，在这里对模型稍作调整，对模型统一取对数，一方面消除了历年数据之间的差异性，使数据更加平滑；另一方面，凸显参数意义，使模型估计更准确。

调整后的模型如下：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收入高低，但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影响消费的因素还包括储蓄等，由于农村居民受传统意识的的影响，收入与储蓄的关系也对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本文采用1978年到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储蓄与收入的相关数据，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数据详见《中国统计年鉴》）

2.2 用OLS法估计模型

由于本文主要检验90年代前后农民收入与储蓄关系是否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对1978年到2004年的数据需要分开检验。利用EVIEWS 6.0首先取1978-199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具体模型为：

由此可见：拟合优度可决系数显著，说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的模型与样本观测值拟合优度较好，回归直线与样本点拟合的很好，但由于DW值为0.838，说明变量至少存在一阶正相关，所以引入AR（1），AR（2）进行迭代修正，两次差分之后模型为：

经过两次迭代修正后，不但拟合优度较好，而且D.W.=2.01，说明模型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已经修正，同时再对模型进行LM（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已不存在序列相关。

同理，再选取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迭代修正后，得出的模型为：

此处需要对1990年前后的估计模型进行经济意义的检验，由以上两个模型可以看出：

1978-1990的模型中：=4.24，=0.57

1991-2004的模型中：=-5.58，=1.67

即截距和斜率发生明显变化。截距上的变化说明随着改革开放影响的逐步扩大，农村居民收入中储蓄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用于消费支出和其他性支出比重上升；斜率的变化也很显著，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储蓄额有下降的趋势。但是，本文在这里发现，1990年以前，当收入为零时，储蓄额为正，说明既有储蓄的存在，即，本期储蓄并不一定受当期收入影响，另外还有其他农村居民特有的因素影响；而1990年以后的模型中，截距为负，本文认为农村居民储蓄额减少，消费增加，只有当当期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农户才会选择储蓄，明显区别于1990年以前，本文认为是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户收入更多的用于消费，而弱化了储蓄的地位。

由于1990年前后模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本文在此引入虚拟变量，以期凸显模型的估计意义。

设XN为虚拟变量，以加法方式引进，仍然以1990为界：

XN=，并对模型进行了二次迭代进行修正，模型如下：

由此可以发现所有检验值均通过检验，证明引入虚拟变量是有意义的，在10%的显著水平下能够通过检验，所以已经证实有变化，进一步证明了1990前后物价飞涨对城市居民的储蓄和收入关系造成影响的事实。

三、结论

本文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做了相应的实证分析，并对1990年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变化做了比较，从中得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除去收入这个主要因素外，还受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

3.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挺进，市场经济逐渐完善，中国广大农民逐渐感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农村居民在我国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农村居民的消费也必将成为全国消费的拉动者。推动农村消费，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消费逐年扩大，呈现强劲的上升势头，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和其他支出不断扩大。

3.2 农村居民储蓄占总收入的比重降低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储蓄占总收入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的，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农村居民不再一味的把收入转化为储蓄上，而是积极的用于消费和其他相关性支出，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变化也影响消费的变化。

3.3 农村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变小

90年代以前，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较大，其中，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转化为储蓄，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但90年代以后，改革思潮的不断涌入，农村居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促使消费成为收入的一大目的，农村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逐渐变小。

3.4 农村特殊坏境的存在

由于农村这个特殊环境的存在，居民都生活在相当熟悉的环境中，村中无形的支出压力（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等）也给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村民储蓄的倾向更高，但是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加，也无形中减轻了村民的这种负担，加之社会的开放程度的提高，村民的收入则更多的用于消费和其他性支出。

参考文献：

[1] J.M. Keyen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6.

[2] J.S.Duesenberry.Income,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

[3] 赵卫亚.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的变系数PanelData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1:50―54.

[4] 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J].统计研究，2004，2:21―24.

[5] 沈晓栋，赵卫亚.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J].经济科学，2005，1:18―22.

[6] 李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数量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3，(5):12―17.

[7] 席凯明.论经济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影响[J].中国房地产,1996,(07).

[8] 轩蕾,王逢宝.基于ECM模型的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问题的实证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06,(33).

[9] 骆祚炎, 刘朝晖. 1992年以来中国消费函数实证分析[J]. 消费经济, 2004,(03).

农民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居民消费增长 流通业发展 研究综述

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改革的引导力量。然而我国近年来出现持续的消费不足，将直接影响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研究中国目前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对于我国当前应对金融风暴，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流通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桥梁和纽带，它已经由社会再生产的末端产业变为先导产业，成为引导生产、消费和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如何充分发挥流通业的作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关于如何发展流通业的观点主要有：提高流通业的信息化水平、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调整流通产业结构、加快流通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等。然而，关于居民消费增长能否反过来促进和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流通业增长的研究文献很少。本文试图将现有学术界关于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的研究进行梳理，以供学者更深入探讨二者关系，从而推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和流通业发展水平。

流通业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研究

贺珍瑞认为，农村流通体系与农村消费需求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日前，农村流通体系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大。商务部研究院学者赵萍对流通体制促进消费的潜力进行了分析，并在借鉴相关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流通体制促进消费增长的对策建议。赵萍还认为，中小零售企业强大的吸收就业的能力，可以切实提高普通大众的收入水平，为扩大消费提供最基本的收入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马龙龙教授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提出：促进消费需要强有力的流通支持。马教授认为必须构筑一个高效通畅、竞争有序的高层次“流通平台”，充分发挥流通对于启动消费和市场的作用。2006年第二届中国现代流通（上海）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黄国雄教授指出“要发挥商业在促进内需、扩大消费中的基础性作用”。朱成钢认为流通业发展能够促进绿色消费，他提出要“发挥流通业在促进绿色消费中的重要作用”。在该国际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提出 “商业流通业态和方式创新能培育和引导新的消费需求的增长”等观点。王微提出“城市商业特别是零售业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的主要途径”。在第五届中国百货商业高峰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提出“零售业促进消费大有可为”的观点。

目前关于二者关系相关研究的大多数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基本上认为，流通业发展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贺珍瑞主要从农村流通体系的完善与否的角度论述其对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赵萍则是从完善流通体制的角度和中小零售企业强大的吸收就业从而提高居民收入的角度阐述如何促进居民消费。任兴洲认为商业流通业态和方式创新有助于培育和引导新的消费需求。总的来说，这些学者都一致认为流通业的发展能促进消费的增长，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只是他们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从理论上说，流通业发展也是能够促进消费增长的。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在《资本论》第二卷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商品和资本的流通、交换形式，详尽阐述了流通环节、流通时间、流通费用对产品转化成商品（即对消费）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在研究鼓励消费、扩大消费、实现可持续消费时，同样离不开对商品流通业的研究。

居民消费增长促进流通业发展研究

王惠认为，消费无论是在商业流通发展的历史演进中，还是对新兴商业业态的崛起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商业流通要在消费导向型经济时代获得更大发展，则必须适应消费、推动消费、发展消费。消费的变化是零售业不断创新的直接因素。

目前关于居民消费增长能够促进流通业发展的研究的文献较少，但是笔者比较认同王惠的观点，一方面，流通的效率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情况；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状况也会反作用于流通业的发展，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会促进流通业业态的发展创新和整个流通业的发展。

居民消费增长与流通业相互促进的理论研究

湖州市统计局财贸处的研究人员认为，流通业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相互促进。比如，他们提出“加快流通业发展促进消费市场繁荣”的建议，并提出湖州市居民消费的增长促进了流通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应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流通秩序，改善消费环境；湖州市政府要重点扶持汽车流通与服务业、电子信息产品流通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通过流通业的发展以改善消费环境，拓宽消费领域，引导消费观念更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的实证关系

王新利等通过对2003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以农村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近似地代表农村对消费品的消费水平，以农村从事批零贸易及餐饮业的人数近似代表农村流通体系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分析表明，农村流通体系是除了收入因素以外，对农村消费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之一。胡愈对200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与王新利类似的结论。冉净斐选用相关数据，建立流通和消费增长的线性模型，同样是对时间序列进行逐步回归，只是在方程的建立过程运用了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的主要有王新利和胡愈等学者，他们进行实证方面的探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颇具借鉴意义。但是，他们的实证分析尚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提出与之商榷。由于胡愈和王新利的分析方法和思路基本相同，在此以王新利文章的实证分析为例进行讨论。首先，该文对于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流通发展选用的数据不是很合理。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或者农村人均消费支出近似替代农村的消费水平，以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农村批发零售贸易值、餐饮业值和其他行业值）近似替代农村的流通业发展水平更为合理。其次，该文对1989—2003年的相关数据，运用一元回归方程结果来考察农村的流通体系对农民消费的作用程度。

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和结果有待商榷。一方面，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经济分析中所涉及的大多数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非平稳序列往往会出现伪回归。这是因为传统的显著性检验所确定的变量间的关系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序列平稳性检验是非常必要的。而该文没有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居民消费水平和流通业发展水平因地区而异，仅用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来分析有可能会忽略不同截面个体的影响，进而导致模型估计方面的系统性偏误，若改用panel data建立统计模型则可以避免这一点。

关于流通业发展的研究趋势分析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流通业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的研究相对较多，也基本达成共识，即流通业发展是能够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但是该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一方面，首先要从理论上继续探究流通业发展能够通过哪些机制和途径影响和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要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流通业的发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大致认为居民消费增长是能够反作用于流通业发展的，上文分析仅仅从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会促进流通业业态的发展创新和整个流通业的发展的角度论述，理论分析比较薄弱，因此我国的学术界可以继续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深入探讨居民消费增长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途径和程度。

关于二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理论和实证分析都较少，也不够深入。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深入探究二者关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在实证方面的分析研究，可以运用实证分析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二者关系。首先，可以运用我国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分阶段的时间序列分析。建国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和流通业发展都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强度和形式一般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如果能够分阶段研究就可以真正深入的把握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以我国的流通业为例，流通业在改革开放前后“判若两人”，无论从商业运行的环境机制还是运行机制都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因此，我国可以将流通业的研究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其次，可以运用我国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区域或者不同省份的数据运用panel data模型进行分析。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分析会漏掉不同截面之间的联系，也会忽略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而运用panel data模型可以构造和检验比单独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更为真实的行为方程，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国东、中、西部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流通业发展水平还是居民消费水平等方面差距都较大。如果仅用时间序列分析流通业发展和居民消费增长关系可能会产生系统偏差，从而使得估计的参数存在误差，最终使得研究的结论和预测都大打折扣。再次，针对我国城市和农村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流通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较大的现实，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对我国城市和农村进行比较的实证分析，对于当前我国提出的流通现代化（尤其是农村流通现代化）和提高居民消费增长（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贺珍瑞.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赵萍.扩大消费与中国流通体制改革[j].商贸经济（中国人大复印资料），2007（10）

3.朱成钢.建立与绿色消费相适应的商品流通业[j].商业经济，2006（22）

4.王微.我国城市商业在扩大消费中的地位与作用[j].中国流通经济，2006（2）

5.房爱卿.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和消费政策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6.王惠.消费对商业流通发展的作用[j].河南社会科学，2000（6）

7.王新利，吕火花.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06（3）

8.胡愈.农村现代物流与农村消费增长相关性研究[j].消费经济，2007（2）

农民消费论文篇6

收入分配视角下的农村居民消费模型的理论框架

国外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研究(1)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绝对收入假说是1936年凯恩斯(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他认为消费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重要客观因素。之后的学者也大都以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为依据来研究收入分配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凯恩斯理论最大的缺点是太过于主观，缺乏实际经验的论证，主要体现在绝对收入假说只是个即期模型，以心理分析为基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推测，没有合适的微观基础，从而缺乏坚实的基础，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学说。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是不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相等，并由此产生了“消费函数之谜”。(2)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是1949年杜森贝利(J．Duesenberry)在其《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消费者当期的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相对决定的，受到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的影响。该理论包括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是指家庭消费决策主要参考其他同等收入水平家庭，即消费有模仿和攀比性;棘轮效应是指家庭消费既受本期绝对收入影响，更受以前消费水平的影响。收入变化时，家庭宁愿改变储蓄以维持消费稳定。(3)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与持久收入假说分别由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在1954年和弗里德曼(Friedman)在1957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一生的收入决定他的消费，在长期中收入与消费的比例是稳定的。这就是说决定人们消费的是收入，但这种收入不是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一生中的收入与财产。这种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希望实现一生中效用最大化，所以人们根据自己一生中所能得到的劳动收入与财产来安排一生的消费，以实现一生中各年的消费基本相等。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消费也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消费取决于收入，消费者不会对所有的收入变化做出同样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看起来是永久性的，那么人们就有可能会消费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所增加的收入大部分会被储蓄起来。以上两种假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也大同小异，都认为当期消费和当期收入之间的联系是很脆弱的，但弗莱文(Flavin)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消费与本期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把这种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4)霍尔随机游走假说霍尔(Hall)在1978年，根据卢卡斯(RobertLucas)的思想，将理性预期方法引入消费理论，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将消费理论由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其主要结论为，消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的变化，即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见的。然而，大多数的实证检验不支持这一假说，所以该假说的现实解释力不强。(5)预防性储蓄理论存在风险时，消费者在决定消费路径时不仅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多少，还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变化(风险)。卡贝里罗(Caballero，1990)认为，风险主要体现为劳动收入的变化。如果消费者不在乎风险，那么他会根据持久收入的变化决定消费的变化，这时不存在过度平滑性。但如考虑到风险，消费者必须同时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规避风险，表现出过度平滑性。扎德斯(Zeldes，1989)发现，在CRRA函数下，消费者有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金融资产少，劳动收入不稳定的群体。这些消费者明显对预测到的收入变化反应过敏，而对未预测到的收入反应迟钝(平滑)。然而，布郎宁和卢萨迪(Browning和Lusardi，1996)指出，就象许多人不受流动性约束影响一样，许多公众由于有足够的资产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不那么重要。此外，还有扎得斯(Zeldes，1989)的流动性约束假说(LiquidityConstraintsHypothesis)，希(Shea，1995)的损失厌恶假说(LossAversionHypothesis)，以及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和Mankiw，1991)的λ假说。在如此之多的理论研究中，仍然没有哪个理论能够很好地阐释所有的消费现象，关于消费理论的体系框架也未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所以消费理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发展。国内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研究孙江明、钟甫宁探究了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分别建立了收入与消费的回归模型和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收入差距以及物价的双对数模型，分析说明提高收入对扩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可能更加明显［2］;任国强、夏立明利用1981～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与其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3］;臧旭恒、张继海利用城镇居民的消费和收入数据，检验了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与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会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4］;张东辉、司志宾构建了一个用以检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之间关系的模型，实证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现趋于负面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5］;何磊、王宇鹏分析了1992～2007年16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结果说明:经济转型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低下的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低，而居民收入水平低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使居民的收入被政府和企业所挤占，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6］;祁毓分别构建了2002～2008年和1997～200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虽然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是工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逐渐提高［7］;刘灵芝、马小辉借鉴坎贝尔和曼昆的λ假说理论所运用的分类研究方法，运用2002～2008年分阶层的收入和消费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和平均消费倾向。研究发现，在整个农村经济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比较稳定［8］;农村的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低下，但平均消费倾向较高;农村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效应下的平均消费倾向比较相近，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抑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吴迪、霍学喜利用VEC模型验证了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生活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能引起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是被动消费［9］;魏君英、何蒲明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自变量，分析了其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指数、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之比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三个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也在扩大，而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在下降，农村居民的相对消费越来越少［10］;田青利用1998～2008年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消费习惯、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以及房价、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习惯、收入、房价、利率和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著影响［11］;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利率和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大;教育和医疗等体制改革导致的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上述研究都运用实证方法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大部分是以城镇、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或者是以农村居民作为对照组研究，很少将农村居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缺乏对农村内部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进一步探究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不仅考虑收入、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同时也将一些预期不确定性因素纳入考察范围，这对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现状，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其特殊性，在消费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影响其消费的因素也和城市居民有所不同。首先，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影响其消费的重要因素，所以应第一个纳入考虑，但一般文献研究只考虑了当期的收入，并未考虑一个家庭的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收入分为当期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当期收入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表示，预期收入考虑用储蓄的变化量来衡量;其次，根据相对收入假说，居民的消费具有滞后性，即当期的消费受到以往消费习惯的影响，这里选取农村居民前一期实际消费性支出来表示消费习惯。本文另外加入对不确定性预期的考虑，关于不确定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国内外研究大都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国外研究通常采用失业率或者收入的变动来度量不确定性的大小。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加之对于农村居民的失业率也难以衡量，所以住房、医疗等不确定性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很大影响，本文拟采用支出预期变量作为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根据经验，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中，住房建筑、教育和医疗支出变动较大，另外，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属于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利率的调整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投资与消费［12］，因此本文选取房屋建设、教育和医疗支出费用预期以及存款利率作为具体的不确定性预期的变量。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对其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较大影响［13］，所以本文选取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的替代变量。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衡量通常都采用基尼系数表示，但由于基尼系数一般是对总体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衡量，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计算标准，而这里是要单独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准确度量，这就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偏差。所以本文引入一种新的度量收入差距的指标，采用在收入对比中引入单位货币效用的形式来衡量收入差距，即从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中分别剔除对货币的评价这一因素的影响，得到各自对自己收入的满足程度，从而以这种满足程度的对比来衡量收入差距。本文在综合了西方消费理论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如下理论消费模型:Ct=β0+β1Ct－1+β2Yt+β3Xt+εt(1)其中，Ct表示t期的消费额，Ct－1表示上一期的消费额或称消费惯性，Yt代表t期的收入，Xt代表上述其他影响消费支出的因素，εt为随机误差项。鉴于在实证研究中，双对数模型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而且便于得到各项弹性系数，此外取对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异方差的问题，所以本文将理论模型(1)中除了预期收入、利率和收入差距以外的变量都取对数，则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式(2)的形式:ln(Cit)=β0+β1ln(Cit－1)+β2ln(Yit)+β3AYit+β4ln(Bit)+β5ln(EMit)+β6iit+β7DYit+εit(2)其中，i表示不同省份，t表示不同年份;Cit代表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Cit－1代表居民消费习惯，用前一期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性支出来表示;Yit代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以上三者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均用当年各省的CPI平减得到;AYit代表预期收入，用储蓄变化量来表示;Bit代表房屋建设造价，以每年新建房屋的价值来表示(元/平方米);EMit代表农村居民教育和医疗支出预期，因为是二者综合指标，这里采用比的形式，即用二者支出的和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表示;iit代表一年期存款利率，由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计算得到;DYit代表收入分配差距;εit为随机干扰项。变量选取说明(1)预期收入的衡量。人们的消费观念并非能够完全理性地取决于收入与消费，因为人们的心里存在着预期收入，所以本文将收入预期纳入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中。关于预期收入的衡量有不同的方法，本文采用储蓄的变化量替代预期收入变量，若居民预计明年的收入会增加，那么当年的储蓄就会减少，消费自然会相对增加;若预期下年收入会减少，那么居民就会增加当年的储蓄，以维持其消费的平滑性。储蓄的变化量就作为收入的预期，计算如下:AYit=Sit－1－Sit－2其中，Sit－1是上一年的储蓄额，Sit－2是上上一年的储蓄额。(2)教育和医疗支出的预期。由于我国教育和医疗体制还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所以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医疗和教育得不到很好的保障，造成了农村居民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同时，调查走访显示，由于农村医保制度实行力度不够，农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优惠。本文用30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支出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表示教育和医疗的不确定性预期支出，计算如下:EMit=EDUit+MDCitYit其中，EDUit表示教育文娱支出，MDCit表示医疗保健支出，Yit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收入差距的衡量。关于收入差距的计算，本文引入一种新的指标，其计算形式如下:DYit=VIit/VCitUIit/UCit其中，DYit是本文新引入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VIit和UIit分别指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数，VCit和UCit分别指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一般性支出，这个一般性支出也反映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VIitVCit反映出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而UIitUCit则反映出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二者之比即单位货币效用的替代量。模型的估计与实证检验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其中含有时间序列项，为了避免其非平稳性造成的伪回归，在构建模型之前对各个变量都进行了单位根检验［14］，检验方法选择了相同根检验法LLC和不同根检验法ADF－Fisher，PP－Fisher。检验结果如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中的变量ln(Cit)、ln(Yit)、ln(Bit)、ln(EMit)、DYit均为一阶单整，AYit与iit是平稳的，符合建模要求。观察模型(1)，注意到方程右边的解释变量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因此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此时若仍然用传统的OLS估计法进行估计，就会造成估计系数有偏差且不一致。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广义矩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GMM估计的工具变量选择的是因变量以及内生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值，即lnCit(－2)、lnYit(－2)、AYit(－2)、lnEMit(－2)和DYit，以及外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即lnBit和iit，因为房屋造价和存款利率不是由这个经济体系内部所决定的变量，但是对该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变量有影响，所以是外生的。根据以上结果，对模型的估计如下:lnCit=0.376lnCit－1+0.501lnYit+0.000082AYit+0.039lnBit+0.139lnEMit+0.11iit－0.781DYit(3)为了验证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采用Sargan检验，结果Sargan检验的p值为0.759，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是有效的原假设，即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限制有效，所选工具变量比较合理［15］。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因素的实证分析

依据以上模型估计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收入习惯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其弹性系数高达0.396。和城镇居民的消费研究结果不同，消费习惯对城镇居民的消费也有影响，但影响不大，这说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有所不同。与农村居民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处于多变的城市环境，各种增加收入和消费的机会较多，使得消费更具有不确定性［16］，所以他们很少会按照前期消费来支配本期的消费行为。而农村居民每年的收入和支出都鲜有明显的变化，基本上都会遵循上一期的消费来计划本期的消费行为，相对来说变化幅度较小。(2)和其他文献研究相同，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仍然是最主要的，但与城市相比，影响程度要低一些，其弹性系数为0.501，而收入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弹性系数一般在0.8左右。这是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变化快、幅度大，新增的那部分收入就会用来增加消费，消费的变化比较明显;而农村居民每年的收入变化幅度不大，新增的那部分收入可能不会用来扩大消费，或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当少。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在满足最基本消费后所剩余的部分比较少，根本无力用来再扩大消费。总体来说，提高收入必然会对消费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3)预期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系数虽然是显著的，但影响力很小。预期收入每变化一个单位，消费会相应变化0.000082个单位。预期收入增加，表明本年度会降低储蓄，那么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相对增加，但就其影响程度来看，预期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力系数非常小，说明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是否有根据预期收入来安排本期消费的观念还值得探究。另外一方面，用储蓄的变化量来衡量预期收入是否合理，用其他指标来衡量是否能得到不同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4)住房建设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而且其影响系数与相关文献研究中关于城镇购房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系数基本一致，为0.039，即住房建筑费用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将会提高0.039%。但农村居民建设新房屋和城镇居民购买新房的目的不尽相同，城镇居民购买住房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居住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投资需求，近几年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购买住房越发成为了一种投资手段。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建新房基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居住需要。根据农村的传统，不仅每家每户都要建新房，而且大部分人还会承担起给自己的儿女建新房的责任，住房建筑支出在农村家庭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同时也带动了与住房相关的一系列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5)与城镇居民相比较而言，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娱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有着更加的不确定性。城镇居民因为所处的城市环境的优势，教育与医疗资源相当丰富，各种扶持政策也容易实现，所以在这两方面的支出不确定性比较小。而农村居民所处的环境使得其教育、医疗资源匮乏，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到位，比如一些农村义务教育未能实行、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定点医院费用高昂、合作医疗基金有限、部分医疗基金被挤占挪用等，导致了农村居民教育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作为理性的选择，居民只能收敛其他方面的消费以保证未来教育与医疗的支出需要。(6)存款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11，表明实际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就会增加0.11%。与城镇居民相比，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要大一些，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较高，与之相比储蓄所带来的利息收入相对较少，不能对消费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而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较少，由储蓄所带来的利息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提高利率，相当于在长期中提高了居民收入，对消费能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7)相关文献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研究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存在负相关关系，其弹性系数为－0.781，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扩大1%，农村居民消费就会下降0.78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高收入者的消费趋于饱和，收入的增加已经不能再刺激消费，而农村低收入者的收入降低却会导致其消费明显下降。如此，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会形成城乡消费的断层，即城市收入高的消费者只消费高档商品，而农村收入低的消费者只消费低档的必需品，处于中间的大多数消费品将会无人问津。

农民消费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036.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明显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而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本文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需求 城乡收入分配 实证检验

问题的提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体制转轨，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产品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经济的均衡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下的短缺型经济向需求约束下的过剩型经济转变，由此引致了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从部门结构分析，消费需求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目前，我国的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居民家庭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却不断下降（见图1）。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居民家庭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原因在理论界已经探讨了十多年，但仍未能完全解决。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文献综述

（一）居民间收入不公平论

臧旭恒、孙文祥（2003）利用ELES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是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同的原因。藏旭恒、张继海（2005）通过对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率和基尼系数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段先盛（2009）从收入分配结构角度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检验结果说明城镇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祝正芳（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指数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十分重要。王春娟、黄昊（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实证模型，得出结论：城镇居民存在着极强的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农村居民增收缓慢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论

方福前（2009）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三）消费观念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有着如崇尚节俭、喜欢储蓄、厌恶借贷消费的观念，在消费观念上谨慎、保守，从而导致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或较低的消费倾向。韩克勇（2001）认为造成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落后、消费环境不佳。

（四）中国福利制度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医改、房改、教改，都使得人们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储蓄的预防动机加强，使得人们消费水平下降。这点从陶传平（2001）、李宗华（2004）等人的研究便可看出。

可以看出，对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研究，主要的观点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平之上。多数学者阐述了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凯恩斯关于收入分配不公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论断，但是由于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观点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有人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李军（2003）认为我国目前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仍然较高，收入差距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城乡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上。

理论模型

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效用消费倾向递减，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相较于收入幅度减少较小。故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富人，收入差距拉大，则会造成社会整体消费率下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自改革开放前期，呈不断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进行。但是自从1985年之后，虽然1994-1997年期间，城乡人均收入比呈下降趋势，但是总体上，尤其是从1998年开始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85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3.3（见图2）。即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居民间收入分配主要呈现出向城镇居民倾斜的特点，这一特点明显加剧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我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加剧的现实，建立理论模型：

假设我国全社会消费函数、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和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分别是：

C=a+bY，C1=a1+b1Y1 ，C2=a2+b2Y2

其中，C、C1、C2、Y、Y1、Y2、a、a1、a2、b、b1、b2分别是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全社会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全社会居民自发性消费、城镇居民自发性消费、农村居民自发性消费、全社会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其中C=C1+C2，Y=Y1+Y2。另由凯恩斯理论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b2>b1，设城乡收入比为k，k=Y1/Y2，Y1=kY2。

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为：

c=C/Y=（C1+C2）/（Y1+Y2）=（ a1+b1Y1+ a2+b2Y2）/ （Y1+Y2）

将Y1=kY2代入可得：

对该式左右两边对k求导得：

由上式可知，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全社会消费率会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上升而下降。

实证检验

（一）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

根据理论模型的上式，做出假设：全社会居民消费率c与（全社会居民收入的倒数）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为城乡收入比）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全社会居民消费率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从而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c为全社会居民消费率，Y为全社会居民收入，k为城乡收入比，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此处，本文采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计算全社会居民消费和全社会居民收入。Y=n1Y1+n2Y2，C=n1C1+n2C2，c=C/Y=（n1C1+n2C2）/（n1Y1+n2Y2）。其中n1、n2、C、C1、C2、Y1、Y2分别代表年底城镇总人口数、年底乡村总人口数、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之所以采用人均消费与人均收入加总数据，是因为用GDP代表居民收入并不合适，它无法代表真正的居民收入及其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故本文认为用人均数乘以人口数的加总数据更合理。本文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所有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二）模型回归结果

方程回归结果为：

R2=0.758506；Adjusted R2= 0.730642； D.W=1.021301；F统计量=27.22108***。

括号中为对应于估计量的t值，***表示在P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设计的三个假设均被证实。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之间的关系被证实，从经验上验证了本文关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假设。另外从CPI的回归结果来看，通货膨胀越高，居民消费率也越高，但是系数仅为0.0026，说明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有限。

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的理论模型，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的结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需求拉动逐渐转变为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需要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也就要求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促进城镇与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城镇农村户籍隔离制度下，这就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增长要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拉大了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如果能够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对于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缩小城镇与农村之间收入差距，都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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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传平.我国消费市场低迷的原因及对策[J].山东社会科学，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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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消费论文篇8

【关键词】边际消费倾向；乘数理论；经济增长

一、引言

当前，处于后经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10年数据显示，GDP增速10.3%，高于2009年。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与我们国家的强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推动有直接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刻不容缓。可以预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根本之路。根据凯恩斯理论消费理论，消费需求与个人可支配收入有直接关系，消费需求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线性函数。在边际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越大，消费越高。可见，要想提高消费，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二是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尽量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是由整体经济运行情况决定的，在本文中，主要分析观察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情况。

二、相关理论回顾

1.凯恩斯消费理论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了其消费函数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前消费是当期收入的函数，这里的收入是当期绝对收入水平，故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也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其用公式表示为：，式中表示当期消费，表示收入，b即边际消费倾向，其意义是指收入每增加一单位增加的多少，且b=。a表示的是自发消费，是与收入无关的，则是引致消费，是与收入正相关的。一般来说，0

2.相对收入理论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创立，这一理论因认为消费习惯和消费者周围的消费水平决定消费者的消费。当期消费是相对地被决定的而得名。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长期内，消费与收入保持较为固定的比率，故而长期消费曲线是从原点出发的直线；短期内，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难以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故短期消费曲线是具有正截距的曲线。

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会在相当长时期的跨度内计划自己的消费开支，以便于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从个人一生的时间发展顺序看，一个人年轻时的收入较少，但具有消费的冲动、消费的精力等消费条件，此时的消费会超过收入；进入中年后，收入会逐步增加，收入大于消费，其收入实力既可以偿还年轻时的债务，又可以为今后的老年时代进行积累；退休之后步入老年，收入减少，消费又会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考虑到更多的现实因素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该式中，是财富的消费倾向即每年消费的财富的比例，是实际财富，是工作收入的消费倾向即每年消费的工作收入的比例，为年工作收入。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一个结论，整个社会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比例会影响总消费与总储蓄。比如，社会中的年轻人与老年人所占比例大，则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较高、储蓄倾向就较低；中年人比例大，则社会的储蓄倾向较高、消费倾向较低。

显然，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不一样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强调或注重长时期甚至是一生的生活消费，人们对自己一生的消费作出计划，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大满足；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则把一定时期的消费与该时期的可支配收系起来，是短期分析。

4.乘数理论―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意义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给出了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考虑三部门的情况，则均衡的国民收入为：

该式中，表示自发消费，表示自发投资，表示政府支出，=MPC为边际消费倾向，表示税率，是政府转移支付，是定量税。以上各个变量都会不同程度影响到GDP。和均表示自发的量，一般来说其值比较固定，，和均是宏观调控的可控制变量，只有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可直接调控的外生变量，并且其还会影响其他可控变量。

在上式中，我们定义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显然，

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本文中用表示。则：

=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

令M=，有，从数学上看，一定时，越大，越大。同时，和是正相关的，即越大，在一定时，越大。

三、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计算整理了1978年到2008年间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具体结果见表2。在表2中，TC表示最终消费；APC表示最终消费的平均消费倾向；MPC表示最终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C1表示农村居民的消费额，MPC1表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2表示城镇居民的消费额，MPC2表示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3表示政府消费，MPC3表示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

注：本表按照当年价格计算（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1978―2008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从表2可以看出，最终消费的MPC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下降的幅度突然增大，2002年已经低于0.5。2003年到2008年间，其有降有升。APC大体上也是下降的，不难看出，在0.5水平上左右徘徊。此外，农村居民的MPC1在改革开放之初比城镇居民和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都高，可是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速度和幅度很大，到2009年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04,1978-2009年间期间甚至有负值出现。相比之下，城镇居民和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稳定。从表2也可以看出，GDP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MPC的增长速度，这会严重影响财政政策的效应，阻碍拉动内需。

为了分析，本文建立如下模型。，表示最终消费额，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相互对应的的边际消费倾向。结合表2中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方程的统计检验显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统计学性质，且没有自相关和异方差性。0.49178是TC的边际消费倾向，经济意义是每增加一元的收入中有0.49178元用于消费支出。

从上面分析得知，城镇居民和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较稳定，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90年代后期下降的速度较快，降幅大。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本文建立如上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估计。先观察下面收入―农村居民消费额的散点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存着明显的分界点。在分界点之前，其边际消费倾向明显高于分界点之后。本文选取1995年作为分界点，1978-1995做一个回归，1996-2008做一个回归。利用表2数据和Eviews软件，得到如下结果：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上面三个回归方程都具有良好的统计学性质，均可以通过检验。此外，1978-2009年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0838，在1978-1996年时为0.16高于0.0838，1996-2009为0.055，低于0.089。可见，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不仅较低，而且下降明显。

应该注意到，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相应的带动最终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研究了101个国家的资料并且发现，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的时候，其相应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611，相比之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00美元，然而平均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国际水平。

四、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因探析

1.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明显。根据凯恩斯理论，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低。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群体。这种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最终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

2.传统的消费习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积极性。由于传统消费观念的束缚，农村居民没有超前消费的意识。

3.农村居民要考虑孩子的升学，买房等问题，另外农村居民的养老也是没有保障的，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农村居民没有能力去积极消费。

五、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为了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更好的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1.大力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资料表明，对于收入较高的群体，其基本消费趋于饱和，其上升空间较少。但是低收入群体不同，其基本消费不能得到满足，边际消费倾向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确保其基本生活消费得到满足，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千方百计的提高农民的预期消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心理。拥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消费才可以更加的放心消费。相比之下，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提高了农民收入也会出现不敢消费的的情况。因此，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村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总而言之，我国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具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积极性对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大。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七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3](美)Gujarat,i D.N.经济计量学纲要[M].张涛,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4]吴克烈,李江简.消费函数中的边际消费倾向[J].社会科学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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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尹向飞.陈柳钦.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消费函数研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农民消费论文篇9

关键词：安徽；农村居民消费；异方差；序列相关

一、消费问题的基本理论

1.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关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凯恩斯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短期内当期的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量小于收入的增加量，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可以建立如下消费模型：C=a+βy，其中a为自发消费部分，即当收入为0时，通过借债或动用前期储蓄也必须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费，自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无关；β是边际消费倾向，即收入增加一单位时消费的增加量；βy即为由收入增加所导致的消费增加额。因此C=a+βy的经济意义就是：消费等于自发消费加引致消费。

2.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于1949年提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他认为当期的消费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影响。在长期内，根据杜森贝利对居民消费习惯的研究，他认为居民增加消费容易，而减少消费却比较难，因此消费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却很少随着收入的降低而减少。因此长期消费函数如下：C=βy。在短期内，随着经济的波动，当收入增加时，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会赶上高收入者的消费水平，当收入减少时，消费水平的降低程度有限，因此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不同，短期消费函数为：C=C0+Cy。

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于1954年提出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该理论认为：居民会在现期消费与延期消费之间做出最优选择，计划消费支出，以此达到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效用最大化。根据该理论可以建立如下模型：C=aWR+cYL，其中WR为实际财富；a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年消费掉的财富比例；YL为工作收入；c为工作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年消费掉的工作收入的比例。

4.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7年提出永久收入消费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取决于永久收入，而不是由现期收入决定。永久收入是消费者在长期内可以预见的收入，因此居民的消费等于持久消费与现期消费之和。

二、消费模型的建立

1.数据的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模型。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经历高通货膨胀，所以选取了1994年-2013年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金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数据库。本文对一年期居民定期存款利率进行算术加权平均，以此得到最终所用数据。

2.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是指模型中的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精确的线性关系或者近似的线性关系，多重共线性的产生会无法正确反映每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同时使得参数估计值的方差变成无限大。

3.异方差性检验

同方差假定是简单线性回归的基本假定，即是对于每一个给定的解释变量，其随机扰动项的条件方差都为某一个常数，公式为=E（）=2同方差性指的是相对于回归线来说，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的分散程度相同，而异方差性则是指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的分散程度随解释变量变化而变化。异方差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如：模型中忽略了某些重要的解释变量、数据测量误差、模型设定误差等，异方差的产生会增大模型的预测误差，降低预测精度。异方差的检验方法有：图示检验法、Goldfeld-Quanadt检验法、White检验法、ARCH检验法、Glejser检验法等。本文采取White检验法，White检验法认为模型中如果存在异方差，则其方差和解释变量有关系。对安徽农村居民消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后，可以得出其伴随概率p=0.060953，给定显著性水平a=0.05，由于p=0.060953>a=0.05，所以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

4.序列相关检验

序列相关又称自相关，是指总体回归模型中，随机误差项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序列相关性产生的原因有模型设定偏误、经济活动的滞后效应、随机因素的影响等。

四、提高安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分析

1.有效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已经证明农村居民消费金额与人均纯收入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收入水平是消费金额的根本影响因素。因此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直接途径，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安徽经济，有效提高安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制定合理的利率水平。在我国当前金融市场还不太发达和农村居民金融理念相对保守的情况下，利率的变动对农村居民储蓄金额有较大的影响，这进一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金额。利率的下调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一方面利率下调会导致利息收入减少，而使得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另一方面利率的下降又会使得居民实际收入减少而减少消费支出。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根据上文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出这会导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金额减少16.856445元。因此应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制定合理的利率水平，既使得居民的储蓄金额能够满足未来所需，也使得农村居民提高当前消费水平，实现效用最大化。

3.维持物价稳定，提高农村居民实际消费能力。本文在实证部分证明了CPI每提高1个百分点，在居民原有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平均来说消费金额将提高31.84743元。因此要提高安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仅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而且还要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特别是在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上。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安徽省各级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支出，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应该逐步完善医疗、养老、住房、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预期，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树立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5.发展居民消费贷款，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消费信贷体系，消费信贷规模较小，这导致了居民消费支出的流动性约束增加。因此政府应借鉴国内外关于消费信贷的发展经验，健全消费贷款制度，改善消费贷款环境，丰富消费贷款品种，为农村居民申请消费贷款提供便利。

6.制定相关消费政策，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同时各级政府应当针对农村居民长期形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加强对居民的在消费理念方面的宣传教育，正确引导居民转变消费理念，养成科学的消费习惯，提高消费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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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立.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关系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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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庞皓.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科学出版社，2014.

[8]郑玲玲.安徽农村居民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北京工商大学，2011.

[9]胡宝娣.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0.

农民消费论文篇10

关键词：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计划行为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5-0092-05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气候与环境事件频发，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使得以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受到严重挑战。而消费行为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一环，其对于环境和气候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等很多环境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消费者的行为，如家庭能源使用、汽车使用和垃圾处理等。因此如何降低消费活动的碳排放，发展以消费低能耗产品（劳务）和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消费行为[1-2]，是近期低碳经济的研究重点之一。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加快，农民收入稳步上升，农民消费活动也日趋多元化，农村生活用能消费所导致的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增加趋势。2001―2010年，农村人均CO2排放的增长速度是同期城镇人口的1.87倍，2010年农村人均排放达到0.54t CO2当量，为同期城镇居民生活用能人均排放的81.82%[3]。由此可见，加强对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发生内在机理的研究，寻求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低碳化发展的关键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探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以便为政府的政策干预寻找可行的途径。研究者一般通过建立模型确定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居民实施低碳消费行为模式，由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发生影响因素上，研究者目前比较有共识的是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发生可能存在显著的影响，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包括对环境的态度、消费者对环境的认知、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环保责任感等。如王建明 等认为，低碳心理意识如个人对环保和低碳消费知识的认知及其对环境的责任感都会对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模式产生显著影响[4]；张浩 等指出，消费者的低碳认知是形成低碳消费偏好的重要动因，只有有效地影响消费者的认知过程，才能促进低碳消费行为的形成[5]。贺爱忠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消费者的环境关心程度、污染感知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态消费[6]。除了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外，消费者实施低碳消费行为的社会环境（制度和文化）也是影响低碳消费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王建明 等认为，低碳消费行为的个体实施成本和制度技术情境属于调节变量，当这些情境变量的影响微弱时，低碳消费模式主要受消费者低碳心理意识影响；当情境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时，则可能会大大促进或抑制低碳消费模式的发生[4]。贺爱忠 等则认为，制度和文化最终会以成本和收益的方式来影响消费者的决定，对低碳利益的关注是低碳消费的原始驱动力[7]。于伟认为消费者受到的社会群体压力能够增强其环保意识，从而有效地提升对产品和服务绿色价值的认知，并间接影响绿色消费行为[8]。

由上可见，学者们对影响低碳消费行为因素的探讨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对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尤其是针对农村居民的低碳消费行为。本文综合现有研究成果，采用社会心理学分析框架，借鉴“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ed Behavior，TPB）建立理论模型，探究不同变量如何相互作用来影响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意向。

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我国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理论模型和假设

对于居民消费活动的内在发生机理，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Ajzen于1991年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预测行为产生的最直接因子。所谓行为意向是指个人对于采取某项行为的可能性，行为意向越大说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行为意向主要受行为态度、行为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认知这三个内生心理变量影响。如果个人对某行为的态度愈积极，所感受到外部规范的压力愈大，对该行为所感知到的控制越多，那么个人采取该行为的意向便愈强，反之则越弱[9]。计划行为理论目前已被应用于很多和环境相关的个人消费行为研究中，如对于绿色消费行为形成机理的解释[10]、对安全食品的购买[11]、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12]等，说明该理论对消费行为的解释是可行的。

文章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建立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意向模型，如图1。由于消费者行为本身很难进行直接观测，或者观测的成本比较高，因此在消费行为研究中经常用行为意向来代替对行为的预测，有研究证实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或者最少也是中等强度的相关[13]。农村居民的低碳消费行为意向是指农村居民对采取低碳消费行为概率的主观判断，衡量其会有多大的可能性采取低碳消费行为。

基于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意向模型，提出假设如下：

H1：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态度，即农村居民个人对于低碳消费行为的总的评价和倾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低碳消费行为信念的强度，即对于低碳消费行为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二是对低碳消费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评价。农民对低碳消费活动的结果评价越正面，意愿越强烈，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反之则越小。

H2：农村居民低碳消费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低碳消费主观规范，即居民在采取低碳消费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施加的压力和影响。农村居民的低碳消费行为很可能受到家庭成员、邻居、朋友以及基层政府村委会的影响。另外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也会成为农村居民实施低碳消费行为的压力或动力，如有关促进低碳消费行为的环保法律法规可以强化农民低碳消费的主观规范，最大可能地约束农户实施不利于低碳消费的行为。

H3：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控制认知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控制认知是指农民对采取低碳消费行为的相关知识、资源和机会的认知。如果个人具备低碳消费的相关知识，拥有实施低碳消费行为的资源和条件，那将促使其采取相应的行为。如果缺乏低碳消费的相关知识、资源或机会，那么个人采取低碳消费行为的意向就比较低。

四、问卷设计和数据来源

（一）问卷设计

依据所建立的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模型和假设设计调查问卷。问卷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农户的人口特征调查，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年收入等。第二部分是农户家庭生活低碳消费情况调查。问卷设置了一些有关家庭低碳消费情况的题项，如家庭能源消费情况、一次性商品使用情况、垃圾处理情况等，以便对农民家庭低碳消费情况进行总体把握。第三部分是农户低碳消费行为调查，该部分题项测量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用1、2、3、4、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不确定”“有点同意”和“完全同意”，请被调查者根据题项描述进行选择。对于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态度的题项包括：X1您认为农村居民应该关注节能减排以及环保；X2您认为降低碳排放、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是非常必要的；X3您在生活中很注意节水节电；X4您认为生活垃圾应该放到专门的收集点；X5您认为出门应尽可能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对于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主观规范的题项包括：X6您家人都很注意节水节电；X7您家人很支持您购买环保节能产品；X8如果村里人都购买环保节能产品，您会更加愿意购买；X9村委会支持大家购买环保节能产品；X10现有国家政策鼓励和支持大家使用沼气（省柴灶、节能灶）。对于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控制认知的题项包括：X11即使节能环保产品价格较高，你也有能力购买；X12如果你想买就能很容易买到节能环保产品（如节能电器）；X13你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建设沼气池（省柴灶、节能灶）。对于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意向的题项包括：X14如果是具有同功能的产品，你会优先选择环保节能产品；X15您在平时购物时会尽量选择环保节能型产品。

（二）数据来源

2014年2月，笔者选择了东台县港镇作为调查点。港镇过去是以近海生产为主的渔港小镇，小镇居民多以渔业为生，近年来在巩固发展传统渔业的同时，小镇还致力于海产品加工业，农民的收入更加多元化。本研究运用调查问卷与个案访谈的方法，调查了200户农户，有效问卷为177份，问卷有效率为88.5%。

被调查的177位农村居民，平均年龄32周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0.3年。被调查者中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所占比例最大，达到39.2%，以农业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为渔业）的农户为30.8%，而农业与非农业并重的家庭为30%，收入的多元化由此可见。在对被调查农户家庭低碳消费生活调查上，家庭炊事能源消费中煤气使用比重最大，约占45%；其次为秸秆、薪柴等，占比25.99%，电能使用所占比例为20.34%，使用沼气的比例最低，仅为8.67%。由此可见，秸秆、薪柴等高碳能源依然在农村炊事能源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民家中。

平时买菜购物时约有1/3的农村居民会使用环保购物袋，而2/3的农民会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很多人没有使用环保袋的习惯，都只图一时的方便而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关于生活垃圾的处理，66.67%的农村居民会倒进垃圾桶，有专门的垃圾处理中心收走。但有些小村落公共设施建设落后，因为没有垃圾桶，居民会随意地扔在家附近。

五、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所建立的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模型，拟采取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一）样本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确保量表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本研究运用spss统计软件首先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幌凳来检验量表的可靠性。一般来说，量表的幌凳在0.6～0.7之间说明可以接受，幌凳在0.7以上说明量表的可靠性较高。根据信度检验结果，删除了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较低的题项，结果如表1所示，表明量表有较高的信度，能满足研究的要求。

量表不仅要进行信度检验，还要进行效度检验。效度检验即检验量表的测量结果是否能有效地反映想要考察的内容，效度越高说明量表越可信。测量发现，整个样本的KMO为0.809，并通过了Bartlett's球形检验，卡方值=1 329.72（P=0.00），P值达显著，表明量表适合做结构方程分析。

（二）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分析

本研究利用样本数据对农村居民低碳消费活动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构方程软件AMOS的运算结果如图2所示，该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主要拟合指数都在合理范围之内。由图2可见，三个假设在本模型中都得到了证明。低碳消费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的路径系数为0.5，T=2.44，p

（三）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对低碳消费的认识和评价即其态度对是否采取低碳消费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点和很多文献的结论一致。另外农村居民感受到的社会制度文化的压力和重要人物的看法对其实施低碳消费行为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说明社会主观规范是促成农民低碳消费行为发生的重要动力。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控制认知对行为意向存在显著影响，即能否实施低碳消费行为要取决于被调查者是否有足够的资金、能力和机会，但路径系数仅为0.2，说明其影响力小于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后两者路径系数分别为0.5和0.51）。这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被调查农村居民总体对于低碳经济的认识较少，低碳环保意识较为淡薄。调查中发现有52.7%的农民表示对低碳经济有所耳闻，但也并不清楚具体内涵。二是由于低碳消费并没有形成社会风气，农民的消费行为较容易受到亲朋、邻里及村组成员等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而相互攀比。这种并不强烈的低碳消费认知以及尚未形成的低碳消费社会风气决定了农民个体即使有能力、资源或机会进行低碳消费活动，其行为意向也不会有多强。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文章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构建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意向模型，通过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本研究中，农村居民的低碳消费行为态度、低碳消费主观规范和低碳消费行为控制认知对低碳消费行为意向都存在显著的影响。说明计划行为理论对于解释农村居民的低碳消费意向有较好的解释能力。第二，低碳消费行为控制认知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不如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系数大，这和农村居民的低碳环保意识较为淡薄及尚未形成低碳消费社会风气有密切的关系。

针对研究得出的结论，政府是建设农村低碳社会的关键所在，建议对策如下：

首先，加强对低碳消费生活的政府引导和宣传教育工作。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贴近农村居民生活的低碳科普宣传和惠农政策讲解等活动，促进对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理解，增强农民对节能减排低碳消费活动的认识和评价，从行为态度的转变上积极影响低碳消费的行为意向[14]。

其次，基层政府组织作为农村社会的重要一员，要积极成为低碳消费活动的实践者和倡导者。村镇一级政府部门应从自身做起，带头践行低碳社会要求，如减少一次性商品消费、主动采用节能灯、减少公款吃喝、出行以公共交通工具为主等。基层政府在农民群体中的表率作用有助于社会消费风气的净化，也能影响农民的低碳消费行为意向。

最后，由于一些清洁环保设施的成本较高，因此政府要从技术和资金上扶持建立和农村低碳生活相关的各种设施和服务体系，鼓励开发利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如沼气、风力发电、太阳能等，减少秸秆与薪柴等高碳能源的使用量，实现省柴、节煤、节能和减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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