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监管论文十篇

投资监管论文篇1

关联交易是证券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事关基金投资人的切身利益，事关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成熟市场国家（地区的证券监管部门都非常重视证券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并制订了一系列监管措施。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监管规定。本文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基金关联交易的比较分析，试图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与规范作以简要探讨。

基金关联交易的产生

一、基金交易中的三个主要关系人及其法律地位

证券投资基金起源于信托，是专业机构汇集资金为受益人利益進行专业理财的一种方式，美国称其为“共同基金”，英国和我国香港称之为“单位信托基金”，日本和我国台湾称之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中国证券业从业资格考试统编教材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通过发售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集合投资方式”，下文所称“基金”，均指证券投资基金。

从基金的定义来看，基金涉及四个关系人，但由于基金投资人和基金持有人往往是同一人，因此，基金涉及的主要关系人实际上只有三人，即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持有人。一般认为，由于基金持有人享有基金收益权，是基金交易关系中的受益人；基金托管人持有基金财产，根据信托依附于信托财产法律上所有人一一受托人，无财产即无信托的原则，托管人即是基金交易关系中的受托人；但是对于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同的法系有不同的论断。

英美法认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之间是自愿建立的一种私法关系，由于基金管理人均在契约中（公司型基金是顾问契约，契约型基金是信托契约）承诺为了投资者利益从事投资活动；并且，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基金持有人不得不接受基金管理人投资行为的任何后果，因此，英美法认为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负有信赖义务，基金管理人处于独立的被信任者地位，即法律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对基金管理人苛以自愿关系中最严格的当事人行为标准—被信任者标，基金管理人必须无私地、忠诚地为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行事。大陆法系继受了英美法系中的信托法，但是没有引入被信任者法，对于基金的三个主要当事人的关系，大陆法系主要是从信托法的角度进行定义。日本引入了二元结构论，认为基金管理人具有双重身份。从信托法上讲，基金管理人相对于基金托管人是委托人；同时，相对于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又是受托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平行受托人。

虽然大陆法系中未提到基金管理人处于独立的被信任者地位，但是，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也对作为受托人的基金管理人提出了履行信赖义务的要求，如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除依照本法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在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时要恪尽职守、诚实信用。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规定”委托公司应当为证券投资信托受益人之利益，忠实执行有关证券投资信托之指示“。虽然在不同的法系中，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同，但是，无论是从被信任者标准还是从对作为受托人的特别规定中，都可以看到，基金管理人由于其是专业的资产管理人均被施以信任，并被要求在管理基金财产中以基金持有人利益为先，不得牟取私利，也就是要求基金管理人履行忠实义务。

二、关联交易的引出：利益不一致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是理性的，孜孜所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所有权及其派生权没有分离时没有利益冲突，一旦所有权与其派生权分离，则权属占有方由于利益不一致必然产生冲突。在基金交易中，基金持有人是基金财产的真正所有人，谋求从基金财产中获取最大利益，基金管理人是专业资产管理者，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可能来源于基金管理费收入，也可能来源于经纪手续费收入、承销手续费收入等其他收入；即便其只进行基金管理，其收入可能来源于正常的基金管理费收入，也可能来源于其他灰色收入，如回扣收入。既来源于甲基金管理费收入，也来源于乙基金管理费收入。因此，在基金财产的管理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利益不一致，当基金投资交易既涉及到基金又涉及到基金管理人，即出现关联交易时，基金管理人可能为图私利而令基金持有人遭受损失，如基金管理人可能通过二级市场操作向股东输送利益、进行不必要的交易为经纪商制造交易量指标和创造收益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投资基金资产的换手率曾达到东京股票市场平均换手率的2倍，高换手率就曾给按股票交易量固定比例收取佣金的证券公司带来巨额利润。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负有忠实义务，在基金运作中必须以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资产管理，但由于对基金财产权属的不同，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不一致，因此，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交易即关联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有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动机和条件……为维护市场的公正、公平，防止基金管理人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监管者有必要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管理和规范。

实践中，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侵害不仅表现在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之间进行的直接交易，也表现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之间的间接交易，因为其他可以影响基金管理人的人士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基金管理人也可能通过它自己影响或控制的公司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基金管理人的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交易也属于基金关联交易，也属于监管者的监管范围。

关联交易监管之比较

简单地讲，所谓关联交易即是指关联人士之间的交易。通常根据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将基金关联交易分为三种“：（1）本人交易（principaltransacnon），即在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互为对手方，且前者以本人身份出现。（2）共同交易（jointtransaction），在这种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处于同一方，与第三方进行交易，且前者一般以本人身份出现。（3）交易（agencytransaction），在这种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以基金人的身份参与交易。

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的，因为它既可能产生正面效益，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相对于外界，关联方之间的信息相对充分，关联方之间可以根据彼此的需求和供给能力达成协议，促使供求平衡，节约谈判成本和寻找成本，产生“生产剩余”或“消费剩余”；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外界与关联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关联方可能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进行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即产生道德风险。正是由于关联交易的双重性，在监管中不能将所有的关联交易都禁止，而应区别对待。

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成熟市场国家（地区）主要是通过纵向确定关联人士范围和横向列举限制性关联交易进行规范的。

一、关联人士范围的对比

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将关联人士的范围确定为：（1）直接或间接拥有基金管理人5%或5%以上表决权证券的人；（2）被基金管理人拥有5%或5%以上表决权证券的人；（3）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基金管理人的人、被基金管理人控制的人或与基金管理人共同被第三人控制的人；（4）基金管理人的管理人员、董事、合伙人或雇员“。

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将关联人士限定为：（1）直接或间接实际拥有基金管理人普通股本20%或以上的人士或公司，或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该基金管理人总投票权20%以上的人士或公司；（2）符合上述规定的人士或公司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3）任何与该基金管理人同属于一个集团的成员；（4）上述所界定公司及该公司关联人士的董事或高级人员。

香港与美国对关联人士的定义框架较为相近，二者都是围绕与基金管理人有关的法人和相关自然人来确定关联人士的范围。相对来讲，美国更强调股权和控制权，从对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支配能力方面来界定关联人士，并分别指出了基金管理人的上一级（控制基金管理人的法人）、同级（共同被第三方控制的法人）、下一级（被基金管理人所控制的法人）关联法人；但在关联自然人方面限定较窄，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中的重要工作人员。香港对基金管理人的定义偏重股权概念，但是不强调对股权的所有权，而是注重对相应股权表决权的运用；在关联人士层级方面，香港虽然仅特别指出了基金管理人的上一层级和同级关联人士，但是将与基金管理人同属于一个集团的成员均作为关联人士，而不管此关联人士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关联法人范围较宽；在关联自然人方面，香港的界定依据定义的关联法人范围也较宽。

日本对关联人士的界定主要是限定为法人或团体，不包括自然人。《关于证券投资信托之委托公司行为准则的大藏省令》规定关联人士指：（1）该法人等的原任高级管理人员（指董事、监察董事，含理事。监事及其他相当此类职务者）或雇员，以及现任高级管理者或雇员担任该委托公司高级管理人，且持有该委托公司的股票者（仅限附带议决权的股票）；（2）属于上述法人之母法人者及子法人者。日本从由自然人引起的关系来定义关联人士，主要是缘于日本的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

台湾法受日本影响较大，对于关联人士的界定也是仅限于法人和团体，没有自然人，并且范围较窄：韩国的企业虽然也以家族企业为主，但其定义的关联人士主要指自然人（如公司管理层、经理或雇员等）而非法人。

二、关联交易限制的比较

对于关联交易的限制，不同国家（地区）规定迥异。相对来讲，各个国家（地区）都非常注意防范本人交易和交易引发的不公平交易，但对于共同交易的监管则限制相对较少。

1.本人交易。

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a）将禁止性的本人交易分为买人、卖出和借贷三类，原则上禁止以下交易：（1）故意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出售证券或其他财产；（2）故意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购买证券或其他财产；（3）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借人资金或其他财产。立法上特别强调主观要件——故意（knowingly），因为多数情况下证券交易是通过电脑系统撮合成功的，不知道对手方是谁，但如果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由于拥有信息优势而主观故意作为，则很难证明交易价格对于交易标的是适当的（如交易标的可能存在瑕疵）、对于交易双方是公允的（如一方可能被蒙骗）；美国的基金主要是公司型基金，如果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向基金公司（或其控制的公司）借贷则会造成资金抽逃或占用，致使其他股东——基金持有人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对此行为予以禁止。由于《1940年投资公司法》对禁止性本人交易规定得较广，本人交易受到较大限制，基金资产管理的经济效率受到损失，因此法律授权SEC制定相应规则，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本人交易可以申请豁免。但由于市场时机稍纵即逝，申请豁免的程序却较为冗长，因此，SEC又规定了可以免于申请豁免且不受《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a）限制的本人交易的条件，即：（1）证券卖方收到的惟一对价为现金；（2）交易价格是“独立现行市场价格”；（3）不必支付佣金；（4）交易符合基金政策；（5）基金的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的多数，采取合理设计的程序以保证对本规则其他条件的遵守；（6）董事会每年审查该程序，每季审查这种交易；（7）基金保存这种交易的书面程序和记录6年以上。其实质就是在交易内容合法的情况下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得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同时发挥董事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可以看到，美国基金监管方式是由禁止到部分行政审批再到部分内部审批的变化过程，其目的是在防范风险、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况下，尽力维护交易的经济效率。

香港在基金发展中更注重市场作用，行政监管较少。对于本人交易，香港没有特别的禁止性规定，只是对部分本人交易进行了有条件限制，即本人交易需获得受托人同意才可进行，并且强调进行信息披露。具体来讲：（1）代表基金认购承销股票，须经受托人同意，若基金管理人因此获得任何报酬，须归还基金；（2）如基金资产存放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处，存款利率不得低于一般商业存款利率；（3）基金进行的所有交易必须按照正常的交易关系进行，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交易必须事先得到受托人／代管人的书面同意，所有这种交易须在基金年报中公布。

日本虽然在关联人士的定义中没有包括关联自然人，但是在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中还是考虑了关联自然人。对于本人交易，日本法基本上分三个层次：全面禁止、部分禁止和不禁止，《证券投资信托法》禁止基金与基金管理人及其特定关联人士、董事和主要股东之间发生证券交易或证券借贷（前者向后者出借）；对于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下的两个基金之间的交易，大藏省确定仅是禁止其间的不公平交易或操纵市场的交易；除此之外，大藏省未规定禁止或有条件禁止的本人交易一般不受限制。总体来讲，日本法律对本人交易的限制区域较窄。

2.共同交易。

对于共同交易，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主要是授权SEC制定相应规则。SEC要求所有涉及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的共同交易只有得到SEC的事先批准才可以进行，否则一律禁止。在此规则出台的初期，SEC曾禁止了大量的共同交易，但后来SEC对共同交易的监管采取了与对本人交易监管同样的方法，即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共同交易可以豁免。SEC对可豁免的共同交易的要求主要是，当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处于交易的同一方时，二者应当获得同样的交易条件，并且这种交易应由独立董事审查或批准。在实践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并非一定与基金处于交易的同一方才有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只要是二者存在同向的利益关系，就可能出现利益争夺或厚此薄彼的现象。因此，为全面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法院和SEC均从广义角度解释共同交易。

共同交易中更为典型的交易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两只基金同时购买同一只股票的情形。此时，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是基金管理人的关联人士，两只基金处于交易的同一方，具有共同利益，基金管理人面临如何在两只基金中分配所购股票的问题。对此，通行的做法一般是按比例平均分配，美国SEC也基本上持此观点，即采用所谓的捆绑指令（bunchingoforders）。但是SEC强调对捆绑指令的事前书面披露，并需获董事会批准，同时，SEC并不排除采用其他分配方法。对于其他类型的共同交易，各国（地区）规范的比较少。

3.交易。

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直接充当基金人角色，也可能充当为基金选择人的角色，亦或是担任交易对方人的角色。对于第一种、第二种情况，典型的如经纪商的选择，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自己做基金的经纪商，直接从基金财产中收取手续费，也可能代基金选择经纪商，并应经纪商要求进行某些操作以从经纪商处获得好处。经纪商的佣金收人与佣金费率水平和基金买卖证券的交易量正相关，因此，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约定相对较高的佣金费率或者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从而图利自己，或者在选择经纪商时，将上述的高额佣金收人让渡给经纪商，自己从经纪商处获得回扣。这两种做法都违反了基金管理人所负有的忠实义务，损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一般国家（地区）对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的这种行为都进行了规范，如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e）规定，对于在集中式交易所进行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通常的和惯例的水平；对与次级分配有关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卖价的2%.日本则更关注不必要的频繁交易，但实践中对于不必要交易的频率的判断很难。香港从价和量两方面进行限制，一方面规定佣金费率需符合惯例，并须披露；一方面要求非经主管机关核准，每个经纪商负责的交易不得超过基金年交易价值的50%.台湾《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明确规定基金买卖有价证券时，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不得收取经纪商退还的手续费或其他利益。

另外，美国法特别考虑了经纪商向基金提供研究服务或其他优惠条件的情况。出于对监管当局制定的规则的遵守和防止价格恶性竞争，经纪商通常都会保持交易佣金水平，但是为了吸引客户进行交易，往往私下里为客户提供一定的优惠，如提供研究报告及其他优惠等。这种优惠一般采取非现金形式，因此，被称为“软美元”（softdollar）。在“软美元”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以利用经纪商提供的研究报告等服务于其他与此基金无关的交易，从而令自己受益，并且也可能为图利自己而没有为基金寻找到具有最优价格的经纪商，从而相对增大基金持有人的成本，违反信赖义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软美元”交易都是不合理的，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正常的基金“软美元”交易提供了避风港。《1934年证券交易法》认为，当基金管理人是善意的，并且经纪商的佣金比率相对于其提供的经纪与研究服务是相符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免责。

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交易对方的人主要是指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担任证券承销商的情形。为防止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向基金倾销滞销的证券，《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0（f）一般性地禁止这种关联交易，但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关联交易，SEC根据该法的授权对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承销商之间的关联交易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豁免。简单来讲，豁免条件是：（1）所发行的证券必须是根据《1933年证券法》注册的证券、合格市政证券、合格海外发行证券。这些证券通常需要对外披露大量信息，信息透明度高，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利用这种证券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交易的概率较小。（2）基金必须在承销期开始的第一天结束前购买，购买价格不得高于其他购买者支付的价格。与其他具有可比性的承销商业务相比，主承销的佣金、价差或利润必须公平合理。（3）该证券的发行方式必须是包销。（4）这种交易的操作程序及其修改必须得到基金董事会和独立董事的多数批准，基金董事至少每季应对上述交易进行检查。（5）这种交易每半年以FormN-SAR形式向SEC报告。豁免条件的初衷主要是从信息公开和交易公平的角度来规范，减少禁止性规定对正常交易的遏制。与美国严格的条件豁免不同，英国和香港更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规定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承销商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需获得基金受托人或代管人的事先批准，否则，承销商从关联交易中获得的任何报酬归基金所有。日本法对于承销商关联交易的管制较为宽松，一般不禁止，只有承销商向基金出售滞销证券时才予以禁止。

从上面对基金关联交易监管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各国（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松紧不一，监管方式也不尽相同。这与这些国家（地区）法律环境、监管理念、基金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相对来讲，英美法系的国家（地区）以判例法为主，偏重根据法律原则，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较为细致、灵活；大陆法系的国家（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主要依靠成文法，监管线条相对较粗。但是，即便在英美法系的国家（地区）内部，由于监管理念的不同，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具体监管手段也不同，如美国除了法律限制之外更多地依靠SEC的行政监管——审批、豁免；英国在监管中更主张自律监管，更多地倚重董事会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督、检查，或者是充分尊重当事人——受托人的意愿，多数关联交易只要事前获得受托人许可，法律不予禁止；香港法律和监管理念传承英国较多，因此，在基金关联交易监管中与英国有类似之处。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基金业越发达的国家（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越细致。美国是基金业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基金监管最细密的国家。基金监管政策的制定受制于监管成本和收益的限制。对于基金业不发达的国家（地区）来讲，监管经验少、监管成本高，因此，一方面不可能对基金关联交易做细致的区分，监管框架较粗，一方面为了促进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维持经济效率，也不能够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过多、过细的限制；反之，基金业发达的国家（地区），监管者积累的经验较多，监管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可以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细致区分，同时，为了促进市场效率，也有必要对关联交易进行区分，实行分类监管。

完善对我国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

我国基金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1998年到现在短短的6年时间已发展至3000多亿人民币的资产规模，但是相对于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我们仍处于发展初期，在基金关联交易监管方面，我国的制度建设仍然比较落后。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系统的制度规定，只是在《基金法》“和《证券法》‘牛有所涉及，但都限于非常明显侵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形，并且规定得比较粗糙，随着基金业的发展，基金的关联交易会越来越频繁，对于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保证基金业健康、稳定地发展，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系统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现有的监管方式要么对于监管的范围定义得较为宽泛，并对具体关联交易予以区分，如美国；要么采用禁止性限定，并尽可能地缩小管制范围，如日本、台湾。就监管手段而言，则要么倚重行政审批，要么自律为主，但都十分重视信息披露。就我国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而言，由于现有法律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管制较少，监管部门可以对基金关联交易采取行政审批的监管方法，由监管者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甄别和审批。这是一种“个案分析”式的主动监管，“冤假错案”相对较少，在投资者（基金持有人）不成熟的时候，监管者类似保姆一样，尽可能地替投资者进行关联交易的判别，可以较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现实情况是监管者尚缺乏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甄别的经验，且行政审批带来的必然时间成本，可能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把握证券市场上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可能会造成基金持有人利益损失；此外，这种做法需要配备大量的监管人员，而现有的监管人力却严重不足。第二种监管方式是尽量依靠自律监管，除对个别明显会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交易予以限制之外，其他关联交易均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受托人或基金持有人）认可的基金关联交易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放手”式的被动监管，行政干预少，市场效率可以发挥更充分，这对于发展中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由于监管成本转移给了当事人，监管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但是，采用这种监管方式的困难是目前投资者尚不成熟，缺少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判断能力，并且存在“搭便车”现象。对于此，我们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予以完善，建立必要的代替和保护制度。第三种监管方式就是将第一种与第二种合并。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出发，笔者更偏向于第二种监管方式。

采用第二种监管方式，笔者认为，为防范不合理关联交易，有效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在制度安排上可以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方面考虑，具体如下：

1.事前：明确关联人士范围。

由于目前投资者尚不成熟，作为保护投资人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应该对可能影响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人士做出限制，提醒投资者哪些人士与基金发生交易可能会损害其利益。由于采用被动监管，基金关联交易可否发生主要由当事人意志决定，因此，可以将关联人士的范围确定得宽泛一点，由当事人对不同的关联交易按照不同制度规定进行审批。

在确定关联人士时，关键点就是关联人士能对基金管理人形成实际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而不应单纯地局限于股权方面，如与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公司，虽然与基金管理人之间不存在股权关系，但它可能受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的支配而与基金发生影响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此外，在实践中，为了规避监管，可能有部分关联人士（法人或自然人）通过以他人名义出资，以达到控制基金管理人的目的。对于这类关联人士，监管者应该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将其作为“实际控制人”纳入关联人士范围。

2.事前：明确关联交易分类。

采用被动监管，不是一切关联交易推由当事人进行审批，而是监管者对基金关联交易不进行具体的实质性审批，监管者充当制度制定者和制度执行的监督者。监管者有必要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大类予以区分，首先，对于明显会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行为的予以禁止，特别是本人交易和交易，如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进行的恶意证券买卖行为（如对敲、操纵基金协助锁仓等），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向基金销售滞销证券等；第二，对于其他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监管部门可制定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对相应的审批程序做出规定，或者由基金持有人或其人（目前可由托管人或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来担当）与基金管理人签订协议，明确对于不同的关联交易，采取不同的审批或许可方式，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在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应按照事先约定的规则获得基金持有人（或其人）许可后方可进行。监管者不需要审核每一笔关联交易，但是应该对基金持有人（或其人）与基金管理人签订的有关关联交易审批或许可的制度规定进行基本审核，防止出现基金管理人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或其他违反监管政策的情形，并且应定期或不定期地抽查制度执行的有效情况，对于存在缺陷的制度约定责令改正。

在建立当事人监管基金关联交易的制度过程中，首先，监管者需要对各大类关联交易做出详细的、可描述性的划分，以便于基金管理人制定出详细的有关关联交易的审批或许可制度，相关当事人按照制度进行执行。其次，应该明确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的当事人。一种方式是由基金受托人——托管人履行此职责，因为托管人对投资者负有受托义务，并且对基金管理人有监督职；由托管人履行该职责执行成本相对较小，必要时还可以外聘专业机构对关联交易发表专门意见。第二种方式是强制由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来担当，因为我国在基金管理公司引入独立董事的目的就是使其成为基金投资人的利益代表，当然也应看到，由于我国目前的基金均为契约型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不能完全等同于美国公司型基金的独立董事，其独立性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三种方式是由基金持有人进行审批或许可。我国《基金法》中规定基金持有人可以对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且规定了持有人大会自行召开的程序。，但是，规定只有当代表50%以上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时，持有人大会才能召开。若由基金持有人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召开持有人大会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即便不采用持有人大会的形式，采取如网上投票的方式，时间成本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并且基金持有人众多，“搭便车”的现象非常普遍，最终受害的依然是持有人。第四种方式是建立基金持有人的代表机构，即仿照公司型基金建立基金持有人的代表机构，如基金董事会，该董事会由独立的第三方担任，对基金持有人负责，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否履行各自职责进行监督，并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这种方式中代表机构与基金持有人之间是委托关系，在基金交易中增加了链条，也相应地增加了成本，其间的委托成本主要依靠外部监督（如行政、媒体）和声誉机制来约束。再次，建立回避制度。为保证交易公平，无论采取哪种审批或许可方式，在表决中均应建立回避制度。

3.事前与事中：加强与投资者沟通，提高投资者保护自身的能力。

监管者保护基金持有人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不仅需要制定规则对基金关联交易的主动方进行规范，同时，需要加强与基金关联交易的被动接受方——持有人的沟通，让持有人了解基金运作规则、基金投资风险、基金的各项收费及其合理范围等，让持有人具备基本的知识，一方面可以加强持有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督作用，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基金持有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误解。对投资者的沟通，不仅需要监管者的努力，也需要自律组织和基金管理人的共同努力。

4.事中：充分信息披露。

在监管者明确了关联人士、基金关联交易的概念之后，虽然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审批和监督，但是，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广大基金持有人仍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基金管理人应该将基金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向基金持有人进行充分披露。“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充分的信息披露不仅可以满足基金持有人的知情权，而且可以发挥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和其他专业分析人士的监督作用。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在进行关联交易时，将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后果。

5.事后：建立救济制度。

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虽然采用充分尊重交易当事人意愿的做法，但在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的情况下，相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讲，基金持有人仍是十分弱小的，其保护自身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对基金持有人给予救济。笔者认为，国外的两点做法值得借鉴：（1）代替持有人提讼。《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36（b）规定，在发现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费方面违反信赖义务时，SEC可以代表基金持有人向法院提讼。这是对基金持有人的一种最直接的救济方式。（2）引入“推定过错原则”。当发现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关联交易对基金持有人利益造成损害时，推定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存在过错，负有对基金持有人的赔偿责任，除非其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这两项救济制度安排旨在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减少其诉讼成本，同时对于警示基金管理人切实履行忠实义务也是非常有效的；否则，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将可能遭受法律制裁和经济处罚。

投资监管论文篇2

关键词:《证券法》;证券投资安全;证券机构;监管

利用证券进行投融资活动，资产证券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证券投资活动具有规模大、流动性强、涉及面广、交易环节多、高风险与高利润相伴且同样难以预期等特点。而证券投资安全问题则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及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证券投资安全、金融风险防范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而为世界各国所关注。199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从立法宗旨、价值取向、法律调整范围到具体制度的设计，都突出了对证券安全的维护。

1.《证券法》中维护证券投资安全的价值取向

作为一部调整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法律，应确立下列价值:一是证券投资安全。这主要表现为证券交易安全，其含义不在于消灭证券市场的正常商事风险，而在于将市场风险限制在一定幅度内，提高市场风险的可预期性。我国《证券法》第19条专门进行了风险提示。证券法所努力追求的就是消灭证券市场正常风险之外的系统风险和道德风险。二是交易效率。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效率主要表现为成交速度、资金流转速度和交易频率。三是市场广延度。即市场主体能够利用证券这一金融工具进行融资、投资活动的可能性，通常表现为证券品种的多寡，企业发行证券条件的宽严程度。若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条件宽、证券品种多，则不仅能满足大企业、而且还可满足中小企业的证券融资需求，满足不同层次的投资需求，这样市场广延度就高。

上述三个价值中，证券投资安全、交易效率和市场广延度之间存在着价值冲突。我国《证券法》突出了对证券投资安全价值的强调。首先，我国《证券法》没有像多数国家证券立法那样给“证券”下定义，而是在第2条里有限地列举了股票和公司债券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规定其发行和交易适用《证券法》。而政府债券的发行交易不适用《证券法》。“国务院依法认定”，为国家限制《证券法》适用范围提供了依据。其次，第10条规定了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目前，实践中证券发行尤其是上市交易的额度管理仍十分严格，证监会通过控制证券发行上市额度进而控制股市容量，控制证券市场的广延度。第29条规定境内企业境外发行或交易证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批准，对国际证券融资进行了限制，这虽不利于利用国际资金，但却有利于避免国际资金、尤其是国际游资对国内证券市场的冲击，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再次，第32条、第33条，规定了证交所公开集中竞价的挂牌交易方式，排除了我国目前尚不成熟、不易管理的柜台交易方式。

另外，《证券法》第35条规定现货交易，排除证券期货(包括期权、期指)的交易。第36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第106条规定了T+1的交易方式，而没有采用T+0的交易方式。上述这些规定显然与证券市场已经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的证券制度不同。我国《证券法》的这些规定虽然在局部、短时期内有损交易效率，但却有利于交易安全，有利于保护投资者。

2.信息披露制度与证券投资安全

《证券法》的“三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中，公开原则是公平、公正的前提，是证券投资安全的保证。其含义不仅是证券市场的每一个参加者，即证券市场主体的信息公开，还包括对证券市场能够有影响的其他主体，如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政府行为的信息公开。也就是说，与证券市场相关的每一主体的行为，都应当是公开的，每一主体都可以依法得知其他主体的行为信息，并根据信息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只有在充分完全信息下，才能展开公平的博奕。《证券法》的公开原则表现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信息披露制度。

(1)发行核准程序公开(证券监管行为公开)。《证券法》第15条规定: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第16条规定:证券监管部门对发行申请作出决定的期限为三个月，不予核准或不审批的，应当作出说明。上述规定结合行政处罚法听证会制度，对公开政府证券监管行为提出了要求。

(2)发行前的信息披露。《证券法》第17条规定:发行人应当在证券发行申请经核准或者经审批后，在证券公开发行前，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3)证券上市交易公告。依据《证券法》第45条、第47条、第48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股票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经核准的股票上市的有关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这些文件包括:上市报告书，申请上市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公司营业执照，经法定验证机构验证的公司最近三年、或者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会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和证券公司推荐书，最近一次的招股说明书。并公告下例事项:股票获准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日期，持有公司股份最多的前十名股东的名单和持股数额，董事、监事、经理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及其持有本公司股票和债券的情况。

根据《证券法》第54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发行人应当在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公司债券上市报告、核准文件及有关上市申请文件，并将其申请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4)持续信息公开。《证券法》第60条、第61条、第62条分别规定了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的中期报告、年度报告和重大事件临时报告制度，第59条、第63条规定公告的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否则，有责任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信息披露。《证券法》第41条规定了股东大额持股报告制度，第79条进一步规定了股东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到法定比例的报告、公告制度。投资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5%以后，通过证交所的证券交易，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增加或者减少5%，应同样进行报告和公告。报告和公告的内容包括:持股人的名称、住址，所持有的股票的名称、数量，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在报告期间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3.中小证券投资者投资安全的特殊保护

对中小证券投资者投资安全的保护，是《公司法》、《证券法》的重要内容。公司法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侧重于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形成、小股东自益权和共益权的赋予和行使方面。如小股东通过累积投票权的方式推选董事、小股东对董事会决议瑕疵的异议权、诉权的享有和行使等。《证券法》对中小证券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则侧重于证券市场的交易环节。

首先，《证券法》禁止通过单独或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其次，《证券法》还将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视为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非依有关上市公司收购的规定，不得买入或者卖出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证券，并且不得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这些规定有利于克服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在证券交易中的不公平竞争，从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另外，在上市公司收购的立法中，也强调了对中小证券投资者的保护。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可能侵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主要有三:一是大股东主宰收购过程，迫使中小股东放弃股权。二是大股东与公司董事、经理等公司代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串通，侵犯中小股东股权。三是公司董事、经理等公司代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从自身职务利益出发，不管收购的“善意”1与否，违背中小股东意志，以种种反收购措施抵制收购，从而侵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致使资金不能自由流动，资本得不到有效配置。

我国《证券法》在上市公司收购一章中关于中小股东的保护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是针对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前两种情形。至于抵制收购制度，目前西方各国的规定差别较大，有的国家较为宽松，有的国家较为严格2，而我国《证券法》对此问题尚无规定。因此，对抵制收购操作实务中的违规现象、争议纠纷，就很难给予合理合法的解决，极易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如1993年我国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事件——“宝延风波”中，“延中”以“宝安”犯规为由向法院提起的诉讼。1995年“北旅、江铃事件”之后，深圳发展银行针对收购，在公司章程中对增持股份新制订的报告、批准条款，虽有利于阻止“恶意收购”的情况，但却阻止了“善意收购”行为3。为了切实保护中小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广大小股东的利益，我国法律有必要对反收购的原则、范围以及方法加以具体规定。

在论及抵制收购制度中对中小证券投资者的保护问题时，就不能不涉及到联合收购4问题(或称为联手收购)。我国1993年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8条规定:“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30%时，就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该条立法意义是说计算某个持有人所持有的股份是否达到强制性收购要约的法定比例，不论其是“直接持有”的、还是通过其他相关公司“一致行动”“间接持有”5的，都应视为一人持有、合并计算。显然，该条规定有利于防止某些收购方为节约收购成本，规避执行强制性收购要约的法律规定，采取联合收购的情况，更有利于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尽管“这一规定对于执行强制性收购要约及大股东的报告义务，防止联手收购行为非常重要”，但是，对联合收购行为“用‘直接或间接持有’等表述方式加以规定，这不利于证券管理部门对此类行为实施准确有效的监管。因此，在未来的《证券法》中，应对这一行为的概念、范围及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6。遗憾的是，我国新颁布的《证券法》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却在第81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该条与《暂行条例》相对应的第48条相比，使人不能不感到是一种倒退。

4.强化对证券机构的监管与证券投资安全

证券市场最大的系统风险源自于证券机构。亚洲金融风暴离不开金融证券机构的炒作，巴林银行的破产曾引起欧洲经济的震荡，而银行破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内部风险管理的薄弱。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证券公司等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把它作为防范金融风险，保护证券投资安全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首先，我国《证券法》第6条规定了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的金融体系制度。并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这一作法虽然与当今世界各国全能银行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却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业务刚刚起步，内部管理和政府监管经验不足的现状。

其次，为加强监管，《证券法》规定了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业协会等特殊法人制度，其中与保护投资安全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

(1)风险基金制度。证券交易所应当从其收取的交易费用和会员费、席位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设立风险基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设立结算风险基金。风险基金应存入银行的专门帐户，不得擅自使用。证券公司应从每年税后利润中提取交易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证券交易的损失。

(2)经纪类证券公司与综合类证券公司分离，综合类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与经纪业务分业管理制度。综合类证券公司必须将其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分开办理，业务人员、财务帐户均应分开，不得混合操作。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必须为客户分别开立证券和资金帐户，并对客户交付的证券和资金按户分帐管理，如实进行交易记录。

(3)证券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制度。证券公司的对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额的规

定倍数，其流动负债总额不得超过其流动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其具体倍数、比例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这一规定要求证券公司能够以一定金额的自有资产作为债务的担保，防止证券公司因资产状况恶化而危及证券投资安全。

随着我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深入进展，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下，我国证券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范围越来越广，参与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投资意识、金融意识也越来越强。但是，我国的证券业发育尚不成熟，立法也不够健全，对证券投资安全的保护无疑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实践证明，在我国证券业高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涉及到证券投资安全。作为证券法核心价值之一的证券投资安全，无论是从证券投资的专业技术性，还是对各阶层利益影响的广泛性，都愈来愈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认真审视社会主义特定条件下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与发展，对证券投资安全规范、完整的立法、司法保护亟需进一步完善和探索。

注释:

1上市公司收购就双方的协商一致与否，可分为“善意”与“恶意”两种情况。“善意收购”一般指被收购方接受收购方提出的收购建议，并就收购条件、出售价格等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平和完成收购的情况。“恶意收购”一般指被收购方反对收购方的收购意图，或双方对收购条件、出价等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发生收购与反收购争夺的情况.

236周长征，李桂娟.论公司收购中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J].中外法学，1997(1).

投资监管论文篇3

(一)体制革新

1．应逐步把监管部门建成在体系上具有独立性在处理与被监管对象关系上具有超脱性，在监管工作开展上具有权威性，直接隶属总行，并对总行负责的监管组织。这一思路是以监管机构设置层次要高，力量要集中，监管分三个层次为要点，建立一个省、市两级行的监管部门，属于总行监管派出机构，挂靠当地行，实行垂直领导和下查一级的监管队伍体制，以摆脱同级行和地方自身利益的干预，使监管队伍能够客观、公正、独立地开展工作。

2．完善监管控制系统。银行、证券、保险应强化联合监管力量，不断提高综合监管的水平和效率。随着银、证、保险经营部门业务的相互融合，金融集团化趋势已经显现，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分工十分重要，必须明确由谁负责对控股集团的监管，以及对金融集团整体的并表监管，同时要明确对金融集团内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监管分工。

3．加监管方式和手段电子化的步伐，将央行与证监会、保监会以及三大监管机构与国内银行、证券、保险经营机构之间进行联网，实现风险监测的电子化、规范化、程序化，分析各类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状况的变化，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快速反应能力，提高监管水平和质量。

(二)功能革新

1．风险预防管理。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资本定义与构成做出规定，制定出资本充足性比率要求，采取分段考核、分层次管理，逐步过渡的办法，限期达到目标；正确划分银行资产的风险种类，制定能够客观反映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资产风险权重和换算系数；建立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察制度，在合理区分资产流动性程度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流动资产比率；完善风险准备金制度，从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和简化报批手续人手。

2．风险转移管理。应当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对保险的条件、程序、办法制定规章，根据资本资本性、资产流动性和风险资产比率制定保险费率；对受保的本币、外币最高限额给出量化指标。

3．风险吸收管理。风险吸收就是事后救济，指监管当局的最后援助贷款和抢救行动。当一个遵循稳健经营原则的银行出现清偿能力危机时，中央银行从保护存款人利益出发或基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考虑选择适当的方式，承担最后贷款和迁就行为。中央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由中央银行全面接管清理，由中央银行牵头组织一个或多个实力雄厚、稳健的金融机构，实行兼并、消化破产金融机构的全部债务等等。通过最后援助和抢救，实现金融业的平稳运行。

(三)监管方式革新

1．完善非现场监管的风险监控指标。根据审慎性监管的要求，可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包括科学的风险考核指标、规范化的财务报表统计分析指标，以及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预警指标。并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手段，加强监管信息的收集、归类、分析和判断。

2．完善非现场监管的系统化建设。实施并表监管，对所辖地区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的业务实施并表监管，明确应报送的报表及项目、数据的填报口径，特别是对某些报表及项目的合并，更应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按照“统一数据采集、统一编码和格式、统一软件开发，实现信息共享”的基本原则，实现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的全国共享，实现对金融机构(包括法人和非法人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逐步提高人民银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评判水平。

3．健全分析报告制度。监管部门对各种指标和相关行为信号进行综合分析，提出近期重点监察指标，就有关风险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讨论，责成监管人员进一步分析、核实，并定期就区域金融风险情况提交金融风险报告。

4．建立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中央银行可以从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经营管理能力、盈利水平、资产流动性等方面进行考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进行定期测算评级，定期公布，以强化金融机构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增强自我约束力。

5．建立金融监管信息传导机制。通过金融系统行长(主任)联席会、信用社主任例会、金融监管质询制度，全面通报监管工作动态，发出监管信息。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就监管过程中提出的某些质疑进行合理解答，依此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四)制度革新

1．系统清理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规。清理的原则为：(1)低层次的法律规定应服从于高层次的法律规定，两者在内容上不一致或者相抵触的，应宣布低层次规定废止；(2)不同的文件就同一监管事项做出规定的，如该监管规定仍然有效，只保留其中之一，如不适应现行监管需要，重新起草新的规定，废止原有的文件；(3)如认为某些金融监管法规已失效或应予废止，应提请国务院宣布该金融法规的某些内容应予以废止或宣告失效。

2．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层次结构。以确保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权力和金融机构的义务都有足够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

3．需要补充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当前亟须补充的金融监管立法项目包括：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法、存款保险制度法，以及风险监管过程中对金融机构采取早期纠正措施的法律规定。

4．完善监管组织体系。形成以中央银行风险监管为主导，以同业监督、金融机构内部自我监督为基础，以社会监督为补充，综合运用法律、自律、中介等手段的全方位监管网络体系。

5．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要根据《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对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会计管理、资金交易、保险基金管理、责任分离等各项业务和制度执行情况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进行检查和监督，使金融机构产生一种自我控制的自觉行为。

(五)机制革新

投资监管论文篇4

不久前，PE圈内曾经围绕着这部法律开过一个闭门研讨会，当时各路PE对《基金法》讨论很是热烈。如今，草案出台，大家为何却选择了闭嘴?“一言难尽，发改委与证监会都在争取对PE的监管权，这两方都得罪不起，只能沉默。”北京一位知名私募人士私下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今天的监管之争缘起于2004年出台的《基金法》，当时这部法律并未将私募基金纳入其中，因而在其实施后的八年中，阳光私募基金一直依托信托形式发行，处于银监会的监管之下；而PE则一直在发改委备案。

时过境迁，此次由证监会主导的《基金法》修订，意在收回阳光私募与PE的监管权也算顺理成章。

本次公示的修订征求意见稿，由于确定了阳光私募可以独立发行产品，让其可以不再向信托公司缴纳“牌照费”，这使阳光私募无论在意愿上还是事实上，都可以摆脱银监会的监管。

与证监会不动声色地引导阳光私募归至自己麾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证监会与发改委间关于PE监管权的争夺却格外剑拔弩张，这场部委间的PE监管权争夺战，源于十年前的《基金法》立法。

发改委“生米煮熟饭”

当时，《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王连洲希望这部法律可以具有前瞻性，能够将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涵盖进去。但限于彼时有很多人不知VC为何物，出于审慎的考虑，立法者最终还是选择了“成熟一个，立法一个”的思路，于是将设想的《投资基金法》缩小到现在《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范畴，产业投资基金与风险投资基金并没有纳入到《基金法》的调整范围。

斯时中国，只有对外经贸部对外资风险投资基金进行管理，而内资的VC一直没有监管部门。内资VC的监管真空状态持续到2005年，这一年，包括证监会与发改委在内的十部委联合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政策》的39号令。

回首看去，39号令本身似乎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但对于发改委来说，正是39号令确立了其风险投资主管部门的地位。而彼时的证监会，由于将目光聚焦在管理券商直投基金、大型证券基金上，风险投资基金未成为其必争之地。

在发改委将风险投资的监管权收入囊中之时，PE行业正酝酿着一场变革。2006年《合伙企业法》修订时，增加了有限合伙制度。这一制度带来了中国的PE春天。

监管者与组织形式的双双归位，让国内PE业迎来了风生水起的几年流金岁月，也引来了证监会的关注。

“由于行业发展得较快，到2009年发改委希望能再出台一份类似于39号令的文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可此时却受到了来自证监会的极大阻力。彼时证监会指出，私募股权基金的名称里有基金，规模又较大，又以上市为目的，由发改委作为主管部门并不合适。”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人士向《中国企业家》透露。

在拒绝《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出台的同时，证监会开始要求各地证监局在当地调查PE的情况，并在2009年开始全力推动《基金法》的修改，试图通过法律的修订将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纳入麾下。

而证监会的这一意向，也得到了部分立法者的支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向媒体介绍，基金法的修改应该关注私募基金。无论是投向二级市场的，还是投向未上市股权的，包括风险投资(VC)和股权投资(PE)，都要纳入这部法律的调整范围。

2011年初，修法小组曾按照上述立法思想构建了一个版本的修订草案，并下发至各部委及行业相关机构征求意见。在这一版本中，证券投资的概念被巧妙扩大为“买卖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者股权、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等证券及其衍生品，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投资品种”，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也因此被写入《基金法》，并归至证监会监管。

当时看似证监会已稍占优势，然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就在这一版本的《基金法》征求意见稿下发至各机构前夜，发改委抢在2011年1月，下发了第253号文件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再度强化了自己对于PE的监管地位。

“时间上太巧合了，当时发改委是反对证监会在《基金法》草案中将PE监管揽入怀中的，253号文件抢在《基金法》草案下发前出台，就意味着发改委确定了自己的监管事实。其实253号文件的出台在发改委内部也有争议，毕竟当时《基金法》草案已经在各部委间讨论了，后来发改委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将253号文件只在北京、天津、上海等6个地区以试点的形式适用，然而这其中，各部委对于监管权的态度都很明显。”上述接近发改委的人士透露。

让发改委意外的是，其试图以试点地区确立自己监管事实的尝试，却形成了一场燎原之势。按照第253号文件的要求，只有试点地区的PE机构才可以去发改委备案。而意味着信用等级增加的备案，此后不久即被社保基金采纳为PE能否向社保基金募资的标准。

于是，为了吸引PE机构安营扎寨，各省市也踊跃地向发改委表态，希望成为PE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名录亦越拉越长。到了2011年岁末，国内近一半的城市都成了发改委的试点地区，此时再定位为试点显然已经不太合适了。于是，发改委又出台了2864号文件(《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在抛开试点地区限制的同时，发改委再度确认了自己对于PE的监管权。

投资监管论文篇5

关键词：国际金融；监管；私募股权基金

一、前言

在国内外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研究中，基金筹集问题、基金治理问题、基金风险控制问题、基金监管问题等都属于这一研究的热点，但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国内外关于基金监管问题的探讨少有突破，介于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研究现状，为了寻找更为有效且适合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正是本文就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进行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私募股权基金概述

所谓私募股权基金，笔者结合国际证监会在私募股权研究报告中提到的内容，将其定义为“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资本提供操作、管理或提供咨询服务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本身具备着企业的行为使其很难被清晰定义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参与者，因此他们的行为不能完全受到其国内证券监管者的监督的特点。在私募股权基金近些年的发展中，其逐渐出现了资本募集方式转变威胁投资者利益、信息不对称加剧项目风险、资本投资及退出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威胁市场稳定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类全球私募股权基金在自身和运作中都存在各种风险和新趋向，这才使得全球范围内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研究如火如荼，而当下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使用法律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监管，这样才能够保证私募股权基金的健康有序发展[1]。

三、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论

结合上文中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的前要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私募股权基金在募集、投资以及退出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与风险，而这种问题与风险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已经不能够较为妥善的予以解决，而政府干预的方式起到的作用也较为有限，为此寻求一种就能够较好保证私募股权基金活力、又能够保护市场稳定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为了能够逐步实现这一构想，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理论。

（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论概述。监管指的是对某一对象的监督与管理，其在市场中的应用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想要维护监管的公正、平等与自愿，就必须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出面，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就能够实现这一监管的顺利进行。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市场失灵问题中，私募股权基金募集方式的转变，市场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基金运作中的委托风险，项目投资风险，资本退出风险等问题都是这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而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也存在着合伙企业法、信托法、投资法以及行业规范指引、行业自治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结合上述内容，我们就可以将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定义为具备监管主体、监管对象、行业自律的监管方式、控制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整体风险的监管目标、充分尊重市场调节的适度监管原则的监管[2]。

（二）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原则。在刚刚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定义中我们提到，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目标为控制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整体风险，而这里我们对其进行细化，就能够得出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完整性、降低市场风险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具体目标，而这一目标还包含着保证这三者在市场中平衡的任务。由于私募股权基金本身属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所以对其进行的监管才需要注重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完整性、降低市场风险三者的平衡，也只有保证这种平衡才能够实现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恰当的市场调节[3]。

（三）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在上文中我们提到了想要较好的实现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就必须确立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两个监管主体。在具体的政府机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中，这一监管可以分为依法监管与合理监管两个部分，这里的依法监管指的是依法进行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的确立、权力的行使、责任的承担，而合理监督则指的是政府私募股权基金监管部门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这样才能够较好的完成这一监管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机构在进行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中，必须遵循政府有限原则，这样才能够保证政府只负责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等只有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这样最大程度上保证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而在行业协会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中，这一监管主要仰仗的是商业的长期发展和商业习惯、商业管理的形成，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商业规律或是行业自律，这种监管具备着灵活性、专业性、效率性等较强的优点，这就使得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业自律监管非常重要[4]。

四、私募股权基金的国际监管模式比较

在对私募股权基金国际监管模式的比较中，笔者就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与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进行了比较。具体来说，在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中，这一监管主要由准入监管和运作监管两方面进行，而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奥巴马政府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这一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方案，这一方案的出台使得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监管力度开始增强；而在英国的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中，这一监管模式主要由金融服务局、英国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是英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主管机构和自律组织。相较于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具备着更加强调行业协会监管作用的特点，而其行业协会在监管中主要通过业务培训、政策游说、行业研究和关系协调等方式完成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工作。在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中，监管委员会主要负责保证风险投资协会成员与外部监管环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层面处理监管问题确保风险投资协会成员的利益[5]。

在笔者对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与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进行的具体比较中发现，作为全球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国家，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具备着较强的实用性、先进性与成熟性。具体来说，在两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理念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模式经历了“完全自由”向“从严监管”的过程，而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念的发展就使得美国开始逐步实现“去监管化”，而英国在金融危机过后对自身模式的修改较小；而在监管权力划分问题，美国模式也具备着更为细致的优势，由此我们就能够看出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所具备的优势，而本文所进行的基于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研究也将主要借鉴美国模式[6]。

五、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制度构建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当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工作中，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财政部、税务、工商、科技等部门都具备或多或少的管理职能，这一管理机构的复杂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就造成了我国当下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不全面、相关监管法律之间协调尚待加强、监管主体、监管主体之间的职责尚不明确、自律组织的建设尚待继续推进等问题的出现，只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国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就能够得到较为长足的发展[7]。

（二）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为了能够切实推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发展，笔者结合美国较为成熟的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参考了我国当下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实际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四点关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对策建议，即建立以证监会为主导，与行业自律协会监管相结合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完善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监管，建立严格科学的合格投资人标准，严格规范资本募集方式，规范基金管理人注册制度；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监管，完善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信息披露及被投资项目信息披露；加强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监管，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预防系统性风险。具体来说，在第一点提到的监管模式建设中，这一监管模式需要以证监会为王导、与行业协会自律相结合，这里我们需要参考美国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协会的建设经验，与我国当下已经成立的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共同实现这一监管模式的建设；而在第二点的严格规范资本募集方式中，我国应从法律从层面制定严格的认定合格投资者的标准、严格区分非法集资与私募股权基金，控制资金来源，反对洗钱行为、并建立有层次有重点的投资顾问豁免制度，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能够较好的维护我国金融稳定；而在第三点中，我们必须格外重视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对于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信息披露与私募管基金被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这样才能够避免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的双重委托风险问题的出现；而在第四点中，我们需要建立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相结合的资本退出市场，降低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成本，以此实现资本市场的完善，再通过完善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的规则及法律法规、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预防系统风险的方式，就能够有效提高我国对金融系统风险的预防能力，真正降低我国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风险，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8]。

六、结论

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日益发展的今天，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业界人士重点关注的问题，而由于我国近年来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法律也开始日渐成熟，这就使得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问题开始受到广泛重视，本文结合美国较为成熟的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提出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相关建议，希望能够以此推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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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志阳，赵隆隆.私募股权基金最新国际动向及其监管完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0：18-20.

[4] 张锋学.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分析[J/OL].河北法学，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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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波.银行系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规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对策[J].金融论坛，2011，11：67-72.

投资监管论文篇6

关键词:会计信息;披露博弈;监督博弈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0-0073-02

收稿日期:2010-01-02

作者简介:景雷(1984-),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企业会计研究;唐文慧(1983-),男,广西南宁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金融数据挖掘研究。

一、会计信息披露博弈

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是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企业管理当局是会计信息的供给者。由于企业所有权的分享状态使会计信息变成了“准公共物品”,于是存在会计信息的“公共领域”,由管理当局和投资者之于会计信息产权的博弈必然会影响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从而引起对资本市场供求的变化。在业已形成的资本市场中,资本的初始禀赋性质也能够对产权界定起到影响。如果初始禀赋为供给大于需求则需求方具有优势地位,掌握先行优势;反之,若供给小于需求则供给方会具有优势地位。这两种不同的行为,依其不同的逻辑路线,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

(一) 资本充盈时的博弈

假定资本市场上供给资金为10,资本市场包含两个企业,两个企业是完全同质的,资金总需求为8,依据同质假设,每个企业需求资金为4。考虑到投资者规避风险的因素,管理当局披露会计信息则可得到更高的优势获取资金,披露成本为0.5;企业若是保密会计信息,则在同另一企业获取资金的博弈中处于劣势。而由于此时资金是充盈的,即处于资本市场需求方的企业管理当局在同供给方的博弈中始终是处于优势的,故此时博弈是就两个企业展开的。此时博弈双方的报酬矩阵对于企业1和企业2:(披露,披露)的报酬为(3.5,3.5);(披露,保密)的报酬为(3.5,4);(保密,披露)的报酬为(4,3.5);(保密,保密)的报酬为(4,4).根据严格剔除下策法则,我们即可得到(4,4)即(保密,保密)战略为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在初始资本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企业管理当局普遍拥有优势地位,博弈的结果是向投资者保密会计信息。

(二) 资本稀缺时的博弈

假设资本市场供给为8,资本市场仍包含两个完全同质的企业,资本市场中需求总量为10,每个企业需求为5,管理当局的披露成本为0.5。利用报酬矩阵表示管理当局的博弈结果对于企业1和企业2:(披露,披露)的报酬为(3.5,3.5);(披露,保密)报酬为(4.5,0);(保密,披露)的报酬为(0,4.5);(保密,保密)报酬为(4,4)。可见此时的纳什均衡为(3.5,3.5)即(披露,披露)战略,表现出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一次博弈前提下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此时管理当局在不合作博弈中会主动让出会计信息产权,从而使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给投资者。

此结论说明了资本市场若完全由供需双方组成时,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并非完全无效,产权经济理论中剩余所有权与剩余控制权完全耦合时企业能够达到效率最大化。企业是否在市场机制和筹资压力下披露会计信息,取决于市场中筹集资金的企业数目的多少和筹资的频率。

“一次博弈”行为并不是最优假设,当资本市场上供求行为是多次时(保密,保密)战略成为博弈精练均衡。在这个均衡下产权经济理论所谓的剩余所有权与剩余控制权不能完全耦合,会计信息产权重新被管理当局占有,资本市场达到均衡时企业是处于“低效率”状态的。

二、会计信息监督博弈

上文分析说明了会计信息披露管制的必要性,但并不说明管制行为结束便能保证资本市场与企业的有效运行。原因在于以上结果只讨论到会计信息的披露管制而没有涉及其监督事宜。由于会计信息一旦公布,就具有了“公共物品”的性质,其负外部性如虚假会计信息等问题也随之显现,而会计信息产权并未进一步界定,于是管理当局有利用现有的会计政策或法规仅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披露有利于企业的会计信息的动机,在完全没有监督的状态下,管理当局甚至可能传递虚假会计信息进行舞弊。此时,“公共领域”仍然存在,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是无效的。在此,笔者抽象出两组博弈模型:一组是企业管理当局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双方针对作假和监督与否展开博弈;另一组则是在投资者内部,即每一个投资者对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监督动机的博弈,从而使博弈过程得到完善。

(一)管理当局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

这里我们用字母来表示更一般的情形。现作如下假定:(1)企业当年可分配的总利润为a,分配给投资者的利润为a1,分配给管理当局的利润为a2,即a=a1+a2;(2)若投资者选择监督,其成本为b且固定不变;(3)若管理当局选择作假,即通过各种方式攫取本应由投资者获得的利润,其收入为d,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投资者只能获得剩下的利润a-a2-d=a1-d;(4)管理当局作弊的成本为c,即他作弊后被投资者发现时,将会被扣除c的收入,同时,此部分将归投资者所有;(5)作弊本身没有成本,其成本仅体现在(4)中。根据以上假定我们可列出企业和投资者双方的报酬矩阵对企业和投资者:(作假,监督)的报酬为(a1-c,a1-b+c);(作假,不监督)的报酬为(a2+d,a1-d);(不作假,监督)的报酬为(a2,a1-b);(不作假,不监督)的报酬为(a2,a1)。此种博弈模型中,当b-c≥d即b≥d+c时博弈将会得到唯一的纳什均衡(作假,不监督),说明了监督成本b超过了企业管理当局作假的收益d和机会成本c之和时投资者会选择不监督战略,而此时企业管理当局能够意识到这种境况于是选择作弊。此时信息失真想象是必然发生的,管制的披露要求也实质上失效了。也就是说,当监督成本过高时管制行为是不充分的,管理当局掌握了实质上的会计信息产权,博弈均衡回到管制前状态。当b

(二)投资者内部的博弈

抛开管理者当局,我们重点评述投资者之间的博弈以及它们之间的博弈结果对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影响,旨在补充说明以上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构建一个非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现假设:(1)有两个投资者(分别以1、2表示),同时决定是否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2)如果其中一人监督,则未监督方将得到单位为1的利益监督方得到的利益为1-监督成本;(3)如果双方都不监督,则每人收益为0;(4)由于监督成本的存在,第i人监督需要的成本为θi(i=1,2);(5)θ∈[c,d],(c

由于引进概率假设,我们可令Pj为j进行监督的概率,那么对于投资者i的最优战略便可转化为:只有j不监督时,投资者i才考虑监督与否。倘若j按照(1-Pj)的概率不监督,则投资者i的收益为1*(1-Pj),(此时需满足条件1*(1-Pj)>θi)。此分析同样适用于投资者j。由于信息不完全,我们可以认定Pj=P(θj*)根据利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出θj*=1-P(θj*),再根据不动点原理我们可得到如下结论:θi*=θj*=θ*=1-P(θj*)。具体而言,如果将P(θ)定义为在[0,2]上的均匀分布,可得出θ*=1-θ*/2,推出θ*=2/3。(这里2/3即为不动点或均衡分割点)。当2/3≤θ1≤2,2/3≤θ2≤2时博弈体现为囚徒困境,双方均不进行监督;当0≤θ1≤2/3,0≤θ2≤2/3时博弈体现为斗鸡博弈,投资者1、2有一方监督而另一方不监督但不能确定由谁监督;当2/3≤θ1≤2,0≤θ2≤2/3时博弈表现为智猪博弈,此时投资者1为“大猪”进行监督,投资者2为“小猪”则坐享其成;当0≤θ1≤2/3,1≤θ2≤2时博弈同样表现为智猪博弈,此时投资者2为“大猪”进行监督,投资者1则采取不监督战略。不同的监督成本是导致不同博弈模型的原因,若投资者1、2的监督成本均超过不动点2/3时,模型具有囚徒困境的性质。

再来分析监督成本。对于每一个投资者来说,其监督成本θ可以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其与管理当局的交易成本g(m),二是投资者之间的交易费用f(n),n为投资者个数。我们仅考察f(n)的大小,根据常理随着投资个数n的增加f(n)也将逐渐增加,投资者人数越多单个投资者与其他投资者接触的成本就越高,f(n)是n的增函数。这时存在一个N,当n=N时θ=g(m)+f(n)超过不动点,在这种状态下每个投资者均可能达到超过不动点值的状态,于是此模型完全表现为囚徒困境。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是投资者逐渐增多,如果考虑到如此事实我们便可得知:虽然理论上会出现三种不同的博弈模型但实际上此种博弈只能表现为囚徒困境。

以上结论证明了投资者之间的博弈结果将会回归到囚徒困境中,于是(不监督,不监督)战略也是资本市场上最终达到的均衡。此时“个人理性终于再次导致集体非理性”,资本市场得到的均衡并不能保证会计信息产权的有效界定,企业仍然不会成为“有效契约”,管理当局仍然掌握实质上的会计信息产权。此时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第一轮管制在没有继续界定会计产权的情况下失效。问题重归于此,为处理此种失效状态需要引入会计信息的监督机制――如审计机制,我们称之为第二轮管制。第二轮管制对于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是必要的,且本轮管制相对于上一轮的披露管制也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

参考文献:

投资监管论文篇7

关键词：标准化；管理模式；工程投资

1、努力实现工程投资项目论证标准化

按照“把复杂留给设计，把简单留给施工”的项目管理要求，漯河卷烟厂积极探索项目论证管理方法，努力实现项目论证标准化。

1、1建立项目论证管理制度。根据 “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项目论证管理办法”要求，制定、出台了项目论证管理制度，明确了实行项目负责人制，确定了参与论证的部门，制定了论证内容。

1.2成立项目论证小组。结合年度批复项目情况，在投资管理部门成立制丝、卷接、包装和动力及其它项目论证小组，明确项目负责人，组织纪检、审计、财务、招标和项目所在部门，采取集中论证的方式，设计统一的项目论证表格，形成标准化论证管理模式。这样不但加快了项目论证速度，而且提高项目论证质量，适应了集体决策、办事公开的要求，是新形势下提高项目管理效率的有效手段。

2、努力实现工程投资项目招投标管理标准化

为提高招投标文件审核效率和规范性，我们积极探索了招投标管理的标准化。我们把项目招投标实施审批流程和记录标准化。对招投标过程进行梳理，将招投标实施的各种方式，汇总成53张表格，同时，按照招投标实施方式不同，细化流程和记录，让每一个项目过程审批和记录保持一致。例如公开招标项目实施，从项目论证，一直到合同签订，我们梳理出了13个控制节点，并对每一个控制点和记录格式进行了固化，这样，无论谁实施项目，都清楚如何做，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3、努力实现工程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控制标准化

在项目实施进度控制上，漯河厂采取“关键节点”控制方式，确保工程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可控。

3.1整体计划进度标准化。年度投资计划批复后，结合项目论证情况，对年度所有工程投资项目排出实施进度计划，绘制年度工程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表，达到直观、明确的掌握全部项目实施进度的目的。

3.2分项详细计划标准化。每个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出项目论证时间，招投标文件审核时间，招投标时间，合同谈判时间，合同签订、完工时间，审计决算时间和验收时间等八个关键节点，这些节点进度，列入月度工作计划台账，限期完成，确保项目推进进度。项目进度关键节点控制模式，不但规范了项目运作程序，而且保证了项目实施进度得到有效控制。

4、努力实现工程投资项目监督管理标准化

为打造廉洁工程、阳光工程，我们一贯重视项目廉政建设工作，将廉政建设与项目实施同步进行，较好地执行办事民主公开的有关规定，以监督管理标准化的形式，形成一套有效的廉政监督管理机制。

4.1创新廉政明示承诺管理。在项目准备实施前，由项目负责人在企业局域网上《×××项目明示承诺》，并到厂廉政监督小组备案，让全厂的人看到准备实施什么项目，项目负责人在廉政方面所做的承诺公示，时刻提醒项目负责人遵循廉政建设有关规定。

4.2关键环节廉政监督到位。从项目招标文件审核到项目开标评标，从项目备案到评标结果公示，一直到合同谈判等关键环节，都有廉政监督小组参与，保证项目“公开、透明、公平”。

4.3签订项目廉政责任书。在项目实施前，项目负责人与施工单位签订廉政项目责任书，并到廉政监督小组备案，主动接受廉政监督。四是创新中标通知书下达监督审批管理。在招标结果公示后，由项目实施部门签字确认的公示结果，经廉政监督小组审核同意后，下达《关于同意下达中标通知书的通知》，再由招标办下达中标通知书。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有投诉情况发生时，在业务部门没有掌握是否有投诉的情况下，盲目下达中标通知书。

5、努力实现工程投资项目安全施工管理标准化

5.1签订安全协议书。在项目安全施工管理方面，主要是在项目签订合同时，与项目合同签订同步进行《外来施工安全协议书》签订。

5.2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在安全教育培训方面，将《相关方管理规定》《漯河卷烟厂偷盗厂物资、产品人员的处罚规定》，《漯河卷烟厂安全保卫事故责任追究管理规定》等相关制度装订成册，对施工方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从形式上、内容上进行规范化管理，同时，发放《外来施工安全告知书》，告知施工单位我厂安全管理和施工的管理制度，告知施工单位存在危险源，并在施工过程中，专人跟踪、监督到位，从制度上、施工环节上保证项目安全实施。

5.3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安全管理。在项目施工过程，加强高空、危险作业管理，严格执行电气焊施工“动火证”制度，经常性地开展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对检查出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项目施工安全。上述做法，有效保证了项目安全施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6、努力实现工程投资项目长效机制标准化

在构建长效机制方面，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构建机制和完善标准化。

6.1不断加强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根据国家局、公司有关要求，在完善招投标管理办法、合同管理办法、廉政监督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成立厂“三项管理工作”委员会，明确职责，完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从制度化、标准化上规范工程投资行为，确保决策科学，办事公开透明，项目运作过程监督到位。

6.2进一步规范项目档案。项目档案管理工作在完善“分级负责，集中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项目一卷一档管理要求。在内容上，从项目论证开始到项目付款结束，我们梳理出15个控制节点，作为每个项目必不可少的档案资料，纳入项目档案目录，以档案资料标准化的管理要求，提升项目档案管理水平，方便档案资料查阅和使用。

综上所述，漯河卷烟厂工程投资项目管理工作，在内容上不断完善，在形式上不断创新，通过多年了的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基于标准化的工程投资项目管理模式已经初步建立，达到了项目规范和效率的有机结合，持续提高项目管理质量和水平。

投资监管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投资项目 财务管理 收益 安全

根据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理念“保增长、调结构”,结合南京市提出的“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总体要求及集团“打造成多元化、区域性、立体式的企业航母”的总体战略,公司将定位由投资经营服务型企业向投资收益型企业转变,力争成为集团二级投融资平台。截至目前,公司对外股权投资累计达到3.2亿元,年投资收益约4000万元,投资范围涵盖房地产、金融、能源和创意文化产业,投资方式以参股为主,控股为辅。

在“十二五”期间,公司将依靠自身力量努力打造“交通投资”品牌,力争早日实现稳定、丰厚的投资收益,为集团“十二五”期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充性资金。期间,公司每年对外股权投资不低于5000万元,累计对外投资预计将达到4亿元,预计综合投资收益率不低于15%。

公司投资领域已涉及地产(住宅与商业)、金融、能源和文化传媒等领域。“十二五”期间,公司将继续深化对上述领域的投资,进一步进入新能源与节能减排、地产领域的保障房项目、金融领域的基金投资项目。

随着公司对外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投资项目的日益增多、投资领域的日益延伸,加强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的财务管理、确保公司投资项目的收益和安全将成为公司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下面就如何加强对外投资项目财务管理和及时回收投资收益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一、按照财务标准对对外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进行归类、跟踪和监控

对外投资项目的收益可以有会计收益与财务收益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会计上看来,只要账面收入大于账面成本,即意味着收益的取得。而在财务上则首先要求实际的现金流入量大于现金流出量,即现金净流量大于零;考虑到时间价值因素,不仅要求现金净流量大于零,更要求现金流入量的现值大于现金流出量的现值,即净现值大于零;考虑到机会成本因素,不仅要求净现值大于零,同时还必须大于机会成本。

公司应根据财务标准对对外投资项目进行分类和实时跟踪,按照公司确定的投资项目收益财务标准,及时对已投资项目采取加大投入、保持现状、及时清理退出等措施保证公司投资项目的质量,也保障了公司的整体利益,控制和促进公司投资活动的水平。

二、进一步加强企业外派监事会财务监督工作

1、加强以财务为核心的全程监督

外派监事会通过列席参加相关会议、开展调研、查阅报表、实施质询、专访谈话等方式对企业重大的财务情况、资产运作、资产质量及经营者行为等实施全过程监督,围绕事前、事中、事后三个基本环节,有效发挥监督职能。

(1)以重大决策为重点开展事前监督。在企业决策前,监事会可对有关决策项目提前介入并调研论证,着重从风险防范和控制的角度进行判断,向决策层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企业决策时,监事会可以对企业决策过程进行审查和监督,确保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2)以重大经营活动为重点开展事中监督。外派监事会要紧扣企业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开展监督检查,选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确定检查目标和检查工作方案,有选择地对企业重大投资、重点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等经营活动深入了解,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和建议。

(3)以企业存在问题的督促整改为重点开展事后监督。外派监事会要对企业财务运作、投资担保、经营效益、资产运营、利润和薪酬分配等重点问题进行审查,对已发生的问题或存在的隐患,要督促企业进行整改,帮助企业改进和完善规章制度,堵塞管理漏洞,促进企业规范运行。

2、加强对企业内控有效性的监督

强化监事会财务监督职能,必须加强对管理环境和管理机制的监控,尤其要加强对企业内控有效性监督,对企业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要素进行有效性的评估,评价企业内控制度在合理保证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性、经营管理合法合规、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等方面的有效性,督促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人员管理

财务上对人的管理,即对外派投资企业做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培养和管理。完善的制度都是人制定的,而它的执行与实施效果完全是依赖于人的素质与能力而定。如果没有适当的财务管理人员,就无法满足公司对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需要。对人员的管理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实行严格的选聘标准

财务人员良好的素质是公司向投资企业派出财务经理和 出纳以保障公司利益的关键。

2、实行专职制度

对于向投资企业派出的财务负责人和出纳建议实行专职制度,便于更好地掌握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3、实行定期汇报制度

公司财务部门每月召开一至两次部务会议,专门汇报交流投资企业的财务情况及管理心得,其中重要的财务信息应及时汇成文件上报公司领导及相关业务部门,以利于公司对投资企业的管理。

4、实行定期培训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为尽决跟上这种变化,公司财务部门需要不断地培训。定期培训制度一是适应会计制度的变革,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二是向国际惯例靠拢,加强对国际会计准则的了解,以适应国际化的步伐,三是加强对科技动态与财会专业的发展等相关业务的了解,比如,已进行过包括新旧会计制度的对比、企业价值评价、内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税收政策的比较、网络与会计、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异同系列专题培训。力求使派往投资企业的财务负责人拥有较高的财务前瞻性及较综合的财务管理能力。

5、实行外派人员:重绩效考核制度

公司对于外派投资企业的财务负责人和出纳等财务人员,除了参加投资企业的月度、季度和年度考评外,更主要是要参加公司对外派人员绩效考核体系。

四、制度设计

设计财务管理制度,也就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系统、一定的规章制度保证对投资企业管理的有效实施。对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应该是一个系统,对于投资项目来说,它起始于项目的考察论证阶段,结束于项目资本变现退出,贯穿于公司资金一资本化一资金的长循环之中。

1、投资前期财务评价

项目投资前的财务评价很重要,它关系到投资项目的价值认定问题,没有较大价值的项目是不值得投资的,但投资的价值点在何处,它是否真实可靠,这不能仅仅根据项目的技术是 否先进,有没有市场来定性判断,还要做细致的经济可行性及投资价值的评价。财务评价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缺乏财务评价的经济可行性是令人怀疑的。在公司的投资决策程序中,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由财务部门参与并出具财务审核意见,公司要制定一套标准的《尽职调查一财务可行性分析工作底稿》,从搜集资料的完整程度到资产、负债、权益的个体评价的认定细节做规范性的描述,使投资评价工作有章可寻,对投资项目的论证过程起到既有提示又有要求的作用。对投资项目的投资前调查与了解是否充分,对其价值的判断是否准确,定价是否合理,谈判条件是否有利,直接决定了投资后管理的难度,也决定了将来退出时获利空间的大小,因此,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和各种评审就显得非常重要。公司财务部门和投资部门对可行性报告出具财务审核意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项目的投资价值,规避投资风险,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2、投资企业动态财务管理

对已投资项目的管理是公司对外投资实现保值、增值的必然阶段。一般在公司与投资企业签订合同文本时,从财务审核与监督的角度出发,应专门设计财务管理方面的约定,其中包括由公司委派财务负责人和出纳的约定,指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约定,对股东定期公布财务信息的约定等等。这些必要的法律文件从制度上保证了公司对投资企业的管理权和监控权,从而更好地保证了公司在投资企业的收益权。

五、管理手段

在财务管理具体实践中,实行纵横交叉的网络式管理,可以既保证对投资企业的动态全面了解,又重点掌控一些核心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财务负责人单任制和轮岗制

财务负责人单任制即由公司派出唯一的财务负责人,负责管理投资企业的各项财务活动。优点是控制比较严密,管理风险小,缺点是一个企业一个财务经理,管理成本高。但作为国有企业,公司必须采取这种管理方式。同时,公司规定外派投资企业的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后进行轮岗。

2、中介机构审计的方式

对所有公司对外投资企业,采取聘请我们信任的中介机构审计的方式进行管理。

3、数据库管理方式

随着公司对外投资项目越来越多,项目的动态管理和动态监控难度确实越来越大,公司需要在现有的管理成本下实现对已投资项目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于是,我们建议尝试用投资管理信息系统的方式进行横向动态管理,也就是公司建立数据库的形式实现对已投资项目财务状况的动态了解和掌握,主要设立三级财务数据系统,一是大量的基础财务数据,这是对投资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判断的基础,二是在此之上系统自动生成的各种比率分析数据,通过对各种比率的分析了解,可以掌握投资企业的动态财务状况及趋势,三是在一、二级数据的基础上设计的预警系统,比如,发现投资企业的现金保有量不足三个月的消耗量等情况,系统会自动预警。我们希望通过数据库这种规范、标准的动态反映,满足公司各类人员在对投资项目管理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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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奕宏:浅谈会计委派工作应注意的问题[J]鞍山财会,2000(7)

[3]冯卫东、胡兴国:对于试行会计委派制度若干问题的认识[J]财务与会计,200l(5)

[4]唐俐: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选择[J].会计之友,2005(2)

投资监管论文篇9

第一条为了加强工业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对工业生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监督管理，其他各行业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相关的监督管理职责。

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全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综合监督、指导。

第四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实行分级监督管理：

(一)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建设项目及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其安全设施的监督管理由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建设项目及跨县(市、区)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其安全设施的监督管理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三)前两项之外的其他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监督管理，由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上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将其负责监督管理的建设项目委托下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的生产经营单位(以下统称投资建设单位)对其承担主体责任，其主要负责人负责全面落实。

第二章建设项目设立安全审查

第六条建设项目设立应当符合安全生产条件。投资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设立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论证，并形成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项目内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对安全生产的影响；

(二)建设项目对周边设施、单位的生产活动和居民生活安全方面的影响；

(三)建设项目周边设施、单位生产活动和居民生活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影响；

(四)当地自然条件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影响；

(五)其他需要论证的内容。

第七条设立下列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单位应当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安全审查：

(一)矿山建设项目；

(二)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

(三)使用危险物品为生产原料和设施、设备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建设项目；

(四)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五)化工、建材、轻工、造船等行业的重大建设项目；

(六)国家规定的其他建设项目。

前款规定的建设项目，以下统称重点监管建设项目；重点监管建设项目之外的其他建设项目，以下统称非重点监管建设项目。

设立非重点监管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单位应当将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八条设立重点监管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单位在申请安全审查前，应当依法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设立进行安全评价。

安全评价机构应当依据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进行评价，并对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第九条投资建设单位申请重点监管建设项目设立安全审查，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设立安全审查申请书；

(二)规划选址文件；

(三)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

(四)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

第十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依法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应当进行实地核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向投资建设单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意见书。在20日内不能完成审查的，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投资建设单位。

第十一条重点监管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审查不予通过：

(一)选址不符合安全要求的；

(二)对涉及的危险、有害因素分析、辨识不全面的；

(三)对涉及的危险、有害程度分析、判断不准确的；

(四)未进行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或者论证不充分的；

(五)安全设施的配置方案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要求的；

(六)选择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

(七)提供虚假文件的。

第十二条已经通过安全审查的重点监管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建设单位应当向原审查部门申请变更审查：

(一)外部的安全防护距离发生变化的；

(二)变更建设地址的；

(三)变更主要装置、设备、设施平面布置的；

(四)变更主要技术、工艺、生产方式以及主要装置、设备、设施的；

(五)生产的规模、范围超出已经通过审查的规模、范围的。

第十三条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安全设施监督管理规定。重点监管建设项目设立未经安全审查合格的，投资主管部门不予立项，设计单位不得进行设计，投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第十四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应当依法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

设计单位应当依据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以及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进行设计，并编制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建设项目涉及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危险、有害程度；

(三)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和建议的采纳情况说明；

(四)采用的安全设施及数量、分布图和安全措施；

(五)可能出现事故的预防及应急救援措施；

(六)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置及人员配备；

(七)安全设施投资概算；

(八)结论和建议。

第十五条重点监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应当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审查。审查时，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

(二)设立安全审查意见书；

(三)立项许可证明文件；

(四)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五)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六)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非重点监管建设项目需要报经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其安全设施设计由有关部门在审批该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时一并予以审查。

第十六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自接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依法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决定，并出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是否批准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生产经营单位。

第十七条重点监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不予通过：

(一)未经建设项目设立安全审查或者安全审查不合格的；

(二)未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的；

(三)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的；

(四)未采纳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和建议且未作出充分论证和合理说明的。

第十八条重点监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报原审查部门审查同意。

第十九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严格审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情况。重点监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合格的，不予施工许可，投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施工单位不得施工。

第四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施工和竣工验收

第二十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批准或者备案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并对安全设施的施工质量负责。

第二十一条安全设施施工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施工情况报告。施工情况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

(三)安全设施及其原材料的检验、检测情况；

(四)主要装置、设施的施工质量控制情况。

第二十二条施工单位发现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不合理或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时，应当停止施工并报告投资建设单位。确需修改设计的，投资建设单位应当通知设计单位进行修改。

安全设施设计修改后，应当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属于重点监管建设项目的，应当报原审查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恢复施工。

第二十三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后，投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进行检验、检测，保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满足安全要求，并处于正常适用状态。

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建成后进行试生产(使用)的，投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编制试生产(使用)方案。试生产(使用)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项目施工完成情况；

(二)生产类型和设计能力；

(三)试生产(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及对策；

(四)采取的安全措施；

(五)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六)试生产(使用)起止日期。

第二十五条投资建设单位在采取有效安全生产措施后，方可将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试生产(使用)。试生产(使用)不得超过国家和省规定的期限。

第二十六条重点监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前，投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已进行试生产(使用)的，应当对安全设施试生产(使用)情况一并进行安全评价。

安全评价机构应当依据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进行安全评价，并对评价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第二十七条重点监管建设项目投入生产(使用)前，投资建设单位应当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申请书；

(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

(三)施工单位施工资质证明文件；

(四)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明文件；

(五)安全设施施工情况报告；

(六)建设项目试生产(使用)自查报告；

(七)安全生产设施资金投入情况报告；

(八)安全评价报告；

(九)安全机构设置或者人员配备情况；

(十)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情况；

(十一)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十二)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十三)国家和省规定提交的其他资料。

非重点监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竣工验收，由投资建设单位依法组织实施。验收情况应当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依法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应当到现场进行验收，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投入生产(使用)的决定，出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书。

验收审查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投资建设单位。

第二十九条重点监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竣工验收不予通过：

(一)未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施工的；

(二)安全设施和安全条件未达到设计要求的；

(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施工不符合国家有关施工技术标准的；

(四)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后未依法进行检验、检测的；

(五)未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

(六)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要求的；

(七)建设项目试生产(使用)期间存在事故隐患未整改的；

(八)未按规定设立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九)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未经过安全培训或者不具备相应资格的；

(十)提供虚假文件的；

(十一)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

第三十条有关单位在组织对建设项目进行总体竣工验收前，应当严格审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竣工验收情况。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验收合格的，不得组织总体竣工验收，投资建设单位不得投入生产和使用。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重点监管建设项目设立未经安全审查合格或者变更后未经变更审查合格，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投资建设单位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对其主要负责人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投资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依法审查合格或者变更后未经依法审查合格，擅自开工建设的；

(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依法验收合格，擅自投入生产和使用的。

第三十三条投资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依法进行建设项目设立的安全生产条件论证，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

(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后，未依法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检验、检测的。

第三十四条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安全审查而未经安全审查合格，设计单位擅自进行设计，或者未依照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以及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进行安全设施设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应当进行审查而未经审查合格，施工单位擅自进行施工，或者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进行施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投资监管论文篇10

[关键词]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后管理内容增值服务和监控

风险投资后管理包括了除现金投入外的其他一系列投入（Fried和Hisrich，1995），Tyebjee和Bruno（1984）将风险投资后管理的内容归纳为4个方面：帮助招募关键员工、帮助制定战略计划、帮助筹集追加资本、帮助组织兼并收购或公开上市等。随着风险投资实践的发展，国内外一些学者在Tyebjee和Bruno的基础上对风险投资后管理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综述

Gorman和Sahlman（1989）发现风险投资家在投资后参与管理活动上大约花费60%的时间，他们根据对风险投资家的调查得出如下的结论：风险投资除了向被投资企业提供资金外，还提供建立投资者网络、评估和制定经营战略、为管理团队物色合适人选等三方面的支持。

Barney等（1996）发现风险投资家为被投资企业提供的帮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营管理建议，包括提供有效的财务建议，提供合理化的经营建议、提供合理化的管理建议等；另一类是运营帮助，包括为被投资企业介绍客户、介绍供应商、帮助被投资企业招募员工等。

Dotzler（2001）发现风险投资家的管理参与活动包括融资顾问、战略建议、招募高层管理者、充当CEO智囊团、组织和激励体系建设、管理层业绩反馈、选择其他专业服务（如法律等）、与其他公司的战略联系、营销、工程技术咨询等多个方面。

Knockaert等（2005）将风险投资后管理活动分为监控活动和增值活动两部分，其中，风险投资家的监控活动包括监控财务状况、监控市场营销状况、监控股权变动、监控CEO的报酬、监控追加借款等；增值活动包括制定战略计划、充当管理团队的参谋、招募CEO或CFO等高层管理人员、招募新员工、联系潜在客户、组建有效运行的董事会、运作管理等。

二、国内研究综述

和许小松（1999）将“Post-investmentActivities”译为“投资后管理”，并指出其内容包括“设立控制机制以保护投资、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募集追加资本、将企业带入资本市场运作以顺利实现必要的兼并收购和发行上市”。

项喜章（2002）指出风险投资后管理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即增值服务和监控，增值服务是风险投资家为被投资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咨询服务，具体内容包括：帮助寻找和选择重要管理人员、参与制定战略与经营计划、帮助企业筹集后续资金、帮助寻找重要的客户和供应商、帮助聘请外部专家、帮助实现并购或公开上市。

付玉秀（2003）通过调查发现风险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监控主要包括对重大决策的制定、重大人事变动、资金运用、财务状况、市场营销等活动的监控，对经营计划的制订的监控强度一般，而对被投资企业的融资行为和日常经营监控较弱；风险投资家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的增值服务主要是参与制定战略与经营计划、辅助财会管理、帮助企业筹集后续资金、帮助聘请外部专家、提供管理技术/经验知识、传授营销技能开拓市场、帮助寻找重要的客户和供应商。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综合国内外有关风险投资后管理内容的研究，本文归纳出风险投资后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值服务和监控两部分，并认为，增值服务主要包括风险投资企业为被投资企业提供的战略上的支持、关系网络资源上的支持、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支持、后续融资上的支持、生产运作上的支持等几方面（Liu、Cui和Fan，2006；Liu和Fan，2006）；风险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监控主要包括对被投资企业重大决策、经营计划的制定、重大人事变动、市场营销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运营绩效等的监控。

参考文献：

[1]FriedVH.andHisrichRD.Theventurecapitalist:Arelationshipinvestor[J].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95,37(2):101～113

[2]TyebjeeT.T.,BrunoA.V.Amodelofventurecapitalistinvestmentactivity[J].ManagementScience,1984,30(9):1051～1066

[3]GormanM.andSahlmanW.A.Whatdoventurecapitalistsdo?[J].BusinessVenturing,1989,4:231～248

[4]BarneyJ.B.,BusenitzL.W.,FietJ.O.,etal.Newventureteams''''assessmentoflearningassistancefromventurecapitalfirms[J].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1996,11(4):257～272

[5]DotzlerF.Whatdoventurecapitalistsreallydo,andwheredotheylearntodoit[J].TheJournalofPrivateEquity,2001,winter: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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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小松:风险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