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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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与西方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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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树立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观念

意识反作用实践,处于大众文化背景下,休闲体育的发展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树立正确的休闲体育发展观念。那么,对于现阶段休闲体育来讲,应该树立怎样的发展观念呢？结合以往的体育发展策略来看,传统的休闲体育发展还局限于实现经济与体育的融合,发挥体育的经济效能,很显然这样的理念忽视了体育的主导性,难以在促进休闲体育健康发展方面发挥效能。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大众文化渗透到各个社会角落,此时就需要转变以往的体育发展策略:不仅仅包括消费需求的满足,还应该高度重视体育的休闲性的特点,以营造健全的休闲体育市场体系为最终目的,使得休闲体育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为主体,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门的投入去实现寄生式的发展。虽然在调整和转变市场化休闲体育发展观念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存在的阻碍因素也比较多样化,但是,相信随着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社会转型与休闲体育发展关系之后,一定可以为积极参与到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实践中去。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首先,鼓励企业参与到休闲体育赛事举办中去,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在社会范围内对于休闲体育进行宣传和教育,以便营造良好的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氛围;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使得休闲体育的知名度不断提升,由此引导休闲体育朝着市场化理念的方向发展。

2健全休闲体育民间化的发展机制

从观念上应该认识到,休闲体育的发展不能单单依靠政府部门的号召和支撑,更多的是应该积极利用民间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健全休闲体育民间化的发展机制。这是因为,休闲体育本来就源于大众,有着比较浓厚的群众基础,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民间大众文化资源,使休闲体育朝着民间化的方向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讲,在此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积极探索职业体育的发展道路,从观念上进行更新,从支持力度上进行强化,以便促进体育自身体制的不断转换,从而使得体育在大众文化时代的关系得以协调;其次,在民间资源融入到休闲体育市场的过程中,应该强化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使得这样的民间化发展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进行,避免因为过度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休闲体育的健康发展的行为,否则将难以发挥民间资源在促进休闲体育发展方面的作用;再次,不断学习西方国家休闲体育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其在实现休闲体育民间化方面,应该积极去总结和归纳,由此实现休闲体育事业理论体系的健全;最后,处理好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化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因为过度的行政干预造成民间化发展受阻,也应该避免因为忽视调控而造成民间化发展的混乱状态。

3不断完善休闲体育的自我功能

由于大众文化的多样化特点,也难免会在其中存在很多良莠不齐的文化属性,比如:文化媚俗化、文化滥情等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休闲体育,就应该不断调整自我功能,实现自我完善,以发挥其在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方面的效能。具体来讲:首先,发挥休闲体育在强身健体方面的功能,强化教育和宣传,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到休闲体育锻炼中去,以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其次,发挥休闲体育在丰富生活方面的功能,深入挖掘休闲体育方面的文化因素,以便展现出休闲体育在文化方面的效能;再次,发挥休闲体育在愉悦身心方面的功能,积极通过参与休闲体育娱乐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宣泄自己的情绪;最后,发挥休闲体育在自我教育方面的效能,以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方式,找到内心不平衡的原因,并且在此过程慢慢去实现自我升级和自我提升。当然,休闲体育的功能多样化发展,在不同时间会有着不同的体现,是难以形成固定模式的。随着休闲体育事业的发展,其功能会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在功能发展的时候,应该做到与时俱进。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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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 大众文化，即1种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的力量正在成为新的文化因素，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变成某种全球性的共同的生活方式。而大众音乐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1个重要支流，在高科技时代大众传播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已成为了社会高峰型和支配型的文化。中国民乐也成为1个新兴元素运用于大众音乐的各个领域。如电影、电视音乐、网络游戏背景音乐与新民乐等等。但市场经济下的艺术是1种特殊的商品，市场经济的优势促进了艺术的繁荣，而其滞后性与其缺陷，又可能使艺术蜕变为商人的低俗商品，在夹缝中求发展是1个棘手的问题。民乐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应不断的协调和改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应用于大众音乐文化市场中。

关键词：民乐；大众音乐；大众文化；市场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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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文化；强势；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创新；内容体系

一、前言

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必然带动文化形态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反映到文化上，就是大众文化的繁荣。大众文化一般也称之为平民文化、流行文化，是在工业生产环境下，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得以批量生产、快速传播和普及的文化产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畅销小说、商业电影、通俗歌曲、音像制品、电视娱乐节目、电子游戏等等。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性的消费文化，在满足我们的感官快乐、丰富和改善我们生存状态的同时，往往缺少一种高尚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使得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理想、道德反思、审美判断等人文关怀的文化内核被消解。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大众文化作用的双重性，在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下，根据新时期教育对象思想活动的新特点，确定体现时代性和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地做好教育工作。

二、大众文化比思想政治教育强势的原因

大众文化教育功能比思想政治教育更荣誉被受教育者接受，或者说大众文化更强势。它的迅速发展强烈地冲击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流意识中的主导性地位，其强势原因，文章从以下几方面去解读：

（一）大众文化相比思想政治教育更注重人本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和社会主流意识的传播者，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是无容置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规范、正统的教育方式对受教育者进行教化的，给他们灌输国家意识形态规定的主流意识、行为规范、道德观念，而这种灌输式的教化往往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和人性的多样性。在整个教化过程中，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执行者，他们只是给受教育者灌输既定的内容，受教育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根据内容形成自己行为处事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以此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塑造人的目的，其自身的内在需求是被疏离了的，且不被尊重的，也应该说是无法选择的。因而，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是单向度的，无视人性的，其教育氛围必定是压抑和死气沉沉的。我们认为，要塑造人的灵魂，就要使人的灵魂充满理性的力量，散发人性的光辉，要引导受教育者接受、理解社会中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并真正内化为自己心灵的体验。只有这样，受教育者才能自主地选择他认为合乎规范的行为，从而自觉地、以一贯之地遵守和实践。显而易见，遵从人性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是缺乏的。大众文化强调的是，大众不是消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主动参与者，所以，大众文化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价值判断、话语选择和角色定位上都可以自主决定、各取所需的平台，使大众可以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生括压力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一份轻松愉悦、缓解紧张的调剂，在肯定享乐而远离崇高的文化氛围中找到亲近感、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对社会大众人性的释放和对人性的尊重，大众的个性在大众文化中得到了自由发挥。充分体现了大众文化教育功能中人性的一面。

（二）大众文化相比思想政治教育更注重创新

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教育模式，大众的思想意识、思想观念和内在需求只能限定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意识的框架内而不能超越。大众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开放性，即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会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达而纷纭而至。它要求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到大众文化的生产、制作和消费中，因而，大众的生活需求得以满足，而且给予自主、自觉基础上的创新精神也得到了培育。大众文化发展背景下的各种观念、意识，思潮的交流融合、互相激荡以及传播信息载体的发达带来的观念的迅速更新，要求并助推者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味的圃守和坚持是徒劳无益的，思想政治教育只能一改传统的固定化，程式化的教育模式，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大众文化的到来，创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从而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塑人作用。

（三）大众文化相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表达方式更轻松

大众文化具有现实的娱乐与消遣特性，追求即时情感的轻松表达，以一种务实的文化精神消除了文化消费的特权，成为了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从而扩大了文化的受众群落与传播空间，活跃了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同时，大众文化使文化的发展转入了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轨道，并极大地改善和丰富了人们的生存状况，从而有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大众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商业性，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市场运作方式，制作和传播具有标准化和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让社会大众来消费。这种文化产品表现方式往往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易把因循守旧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合理的模式强加给大众。这样，大众就难以找到发挥自己想象力的空间，从而扼杀了他们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大众在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中失去了“自我”，自己的思想意识逐渐被大众文化改变并进而控。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即是通过一定的传播方式，让受教育者接受特定的意识形态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内心信仰，使得意识形态得以延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和教育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发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性作用，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进行塑造，使社会成员在思想意识上建立符合社会规范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个体价值与国家核心价值的相统一，实现国家主流意识在社会大众思想意识中的主导地位。

三、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思想的引导。“通过人类历史可知，任何有价值的建树、文化意义的肯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是现实理解和理想引导的结果。”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我国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市场经济体系、科学技术以及相关的社会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是，由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娱乐性的特征使部分教育对象的精神文化生活存在盲目追求和时尚消费的倾向，甚至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漠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是具有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在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教育者要把握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引导大众文化朝着健康的文化发展。同时，也应当看到，“理论的科学性与理论自身并没有必然的、永不改变的关系，这种联系应该是辩证的。当理论符合与社会实际状况时，它就是科学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注重以人为本。为此，一方面，我们要以主流文化价值引导大众文化，促进大众文化主流型。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国家的根本意志、文化取向和价值观的反映，又是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国民的精神纽带，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在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大众文化领域存在的一些无序、失范现象，必须充分发挥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导、规范作用，引导大众文化的创作、生产，使民众在参与、接受大众文化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主流文化的核心理念，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而予以认同，从而形成文化合力。另一方面，要借鉴大众文化多样化的内容与形式，实现主流文化大众化。任何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全盘否定或者一味迎合、赞扬的做法都是有偏颇的。作为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具有理论性、抽象性、实践性、系统性等特征，要进一步增强它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只有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扎根于大众文化之中，实现主流文化的大众化，才易于被教育对象所接受。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树立寓教于乐的思想，在传播主流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借鉴大众文化多样化的形式，从而增强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以引导教育对象通过亲身体验、内心感受，实现在教育中娱乐、在娱乐中塑造价值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刘雷、黄金盛. 大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创新[J].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37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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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东西方 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

一、大众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执政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为根本目标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识分子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工业化背景下由消费意识引导的、以普通大众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会大众为受众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异军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际增强的大环境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跨越东方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更加成为焦点。

大众文化建立在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反映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思想、体验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娱乐性等特征。它是一种借助大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传播，使大多数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趋同的需要并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最终在趣味、意义、信仰和价值上共享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二、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并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大众文发表见解。但总体趋势是我国学者更多地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持“拿来主义”，以启蒙者身份自居，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简单横移，用以批判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理念，必然由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差异产生西方理论的语境脱离，带来内容和思想上的双重错位。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出补充或反对声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兰西（Gramsci）费斯克（Fiske）、旅美华人徐贲等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新思路。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重大。任何一种体制下、任何一种文化下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众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巨大，对于大众文化的正确界定、预测、和建构、改造对于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对大众利益与幸福的人文关怀等意义重大。既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实际是属于非大众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精英们完全可以在引领大众文化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的事业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下对于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他人为镜，知己知彼。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带给我们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出现某些弱势文化趋同于强势文化的现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大众文化向东方的辐射，对于应该在大众文化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探究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格局，并对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走向及内部规律进行破解，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抗争西方大众文化的霸权话语，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标。

现今，我国对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视社会、历史与文化差别，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的现象。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第二，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基本特征和独特功能的系统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层次发掘，无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三，主要是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说：“向一个人建议他应当成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停止成为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护他个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的事项与感觉的模式，这也只是当这一项改变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这一项变动必须发生在他个人的连续体之内。”其核心在于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坚持本我文化、思维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对之进行渗透、引导，只能以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形式和强度促使其自我潜意识的革命，通过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则可以改变大众文化个体精神世界。

基金项目

横向课题：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主持人：辽宁医学院外语部 马丽娣

资助单位：锦州日报社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和发展现状，[J].徐辉，张贞，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J].王慧博， 《理论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众文化教程，陶东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4]Raman Selden， Practic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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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逐步的转移到了方法论上。此时的哲学家们开始强调知识的确定性与可验证性。他们对形而上学开始排斥，并试图将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语言哲学也应运而生。语言哲学所关心的范畴主要包括了：指称、意义、真值、言语行为等等。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话语隐含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对语言使用与会话逻辑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最终提出了话语隐含理论。格莱斯认为会话双方能够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并进行交流是因为会话时双方都遵循了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的存在让会话的双方能够在会话的过程中有默契的相互配合，并能够相互理解对方话语中所蕴含的意思。合作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四条准则：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以及方式准则。数量准则要求话语内在能够包含交谈所需要的信息的同时又不能够拥有超出所需信息的内容。质量准则要求讲话的人所讲的话中不能够包含自知是虚假的内容，同时也不能够包含没有足够证据的信息。关系准则要求所讲内容必须要与会话的主题相关，不能够偏移主题。方式准则要求语言内容必须要清晰明了，防止歧义的产生。然而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经常会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采用一些特色的语言技巧或者策略来故意违反合作准则中的一个或多个准则，让谈话者自己的真实意图能够通过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会话的过程中，当会话的话语在表面上违背了合作原则时，会话的另一方就需要根据当时的语境等一些内容来推断出会话所隐含的意义。而格莱斯则称这种在会话交际中推导出来的隐含信息为“会话含义”。

二、话语隐含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具备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让大学生能够运用英语来进行信息交流，并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为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学生想要利用英语来进行信息交流，就必须要能在英语交际的过程中讲话者所表明的观点和态度，并能够对讲话者的话语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和综合概括。

（一）话语隐含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自2005年2月以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由100分制改为710分制，其中听力所占比例大大增加。这充分的证明，大学英语将更加的重视学生听力能力的发展。将话语隐含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去，能够有效的引导确实去正确的理解会话语的言外之意。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人们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经常有选择性的避免通过语言来直接的表达出自己的真实观点或者意图，而是会采用比较委婉间接话语来含蓄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达到自己的意图。面对这种情况，如果能够有效的利用话语隐含理论，那么就能够在交际的过程中了解到对方的弦外之意，而学生在听力考试时更是能够“知己知彼”，有技巧的捕获各种话语发出者的弦外之音，进而能够正确的解题。由此可知，大学英语教师与高校学生如果能在听力的教与学中高效的利用话语隐含理论，那么听力理解的教学工作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话语隐含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通常情况下，许多中小学英语教师都是教完音标就觉得完成了任务。这就直接使得很多学生到大学后在学习英语时不能够通过语音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意味深长的言外之意或者是理解他人的言外之意。这样的后果就使得很多学生即使是过了四级、六级也很难在与外国人用英语交流时通过发音来表达自己的言外之意或者是理解他人的言外之意。其实就如我们的母语——汉语一样，通过不同的发音方式往往能起到表达言外之意。在实际交际过程红能够表达出会话隐含的言外之意的有语音因素、知识因素。其中语音因素主要包括了重音（stress）、音长（length）、停顿（pause）和语调（intonation），知识因素主要包括了背景知识、情景知识、相互理解这几方面。在实际交际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重音、音长、停顿、语调可以让一句话表现出不同的意思。例如“Sheisyourgirlfriend．”这一句话，如果是重读主语“she”，那么就能够表达出一种疑惑的语气，表示质疑；如果是均衡重读，那么就表达一般陈述，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如果是重读宾语“girlfriend”，那么就包含了肯定、欣赏或惊喜的态度在里面。知识因素帮助学生理解话语之中的隐含之意十分重要。学生要掌握英语就必须要了解其背景文化，缺乏背景文化的支持，在理解言外之意方面就会存在严重的缺陷。会话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情境之上的，情境因素帮助学生理解言外之意十分重要，不论是在听力考试中还是在英语交际的过程中都必须要对产生会话的情境有充分的了解。而相互理解则是指的会话的双方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话能够被对方所理解。

三、会话隐含理论所带来的英语教学启示

在任何一门非母语的语言教学中，让学生能够理解其所包含的隐含信息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知过程，而能否正确的领会话语中的隐含信息则直接的关系到能否正常的使用这门语言进行交流。英语作为一门学生们学习的第二语言，如何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理解讲话人的话语中的隐含意义，是长期以来困扰教师以及学生们的难题。通过话语隐含理论的运用笔者认为要帮助学生学会领会英语会话中的言外之意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选择适合的材料，为学生播放不同场景中的对话，引导学生们去对其中的谈话者的方式、语气、语音语调等与所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提高他们的语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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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主要体现

不同国家的人生活在不同的背景之中，不管在地域特征、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还是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文化的差异。

（一）地域特征不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文化差异的产生与地域有关，特定的地域环境是文化形成的温床，不同地域环境下人们对同一事物或现象所采取的语言表达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即便面对同一词语，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往往会对其有不同的语义联想。比如asummer’sday，对中国学生来说，这个季节是燥热难耐的，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夏季则是一年中最为舒适的季节，因此在看到这个词组时，英国学生会自动带入美好，而中国学生则可能理解为厌恶，这种迥然便是地域特征不同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的结果。如不了解这一中西文化差异则很难正确理解词语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二）风俗习惯不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

风俗习惯主要指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往往风俗习惯也会有所不同。以美食文化为例，我国由于自古重视美食文化，因此不同的烹饪方法都会精准且对应的词汇专门表述，如“煎”、“炸”、“炒”等词汇。而在英语中，“煎”、“炸”、“炒”等则被“fry”统一指代。汉语中的“炖”、“煲”、“蒸”等，在英语中则被统称为“stew”。这种中西文化差异都是风俗习惯不同而产生的。

（三）思维方式不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

作为文化和语言沟通的桥梁，思维方式不仅是文化特征的体现，同时与语言的生成与发展有重要关系。虽然人类思维规律有共性的部分，但由于文化氛围的不同，各个地方的人思维方式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就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进一步促进中西文化差异的产生。以写信地址顺序为例，中国人在汉语习惯上通常按照国名、省名、城市名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而在英语中习惯中则是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这种中西文化差异实际上就是思维方式不同而导致的。

（四）价值观不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

价值观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区别美丑、善恶的价值体系，是一种持久信念，也是人们处世的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每一种价值观体系中其实都是一种文化，不同的价值观所反映出的便是不同的文化。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其中西文化差异的显著性：比如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便对谦虚和礼义十分推崇，以和为贵；而在西方，人们则推崇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在这一价值观影响下。西方人崇尚独立思考和判断，争强好胜，对个人利益据理力争，个人价值只为自己服务。

二、中西中西文化差异的渗透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必要性中西中西文化差异必然会导致语言中词义、句义等各种语言现象的差异，为了更好地学习英语，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效地渗透中西文化差异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一）有助于学生西方思维视角的培养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东方语系，这两种语言不管在历史文化还是区域文化等各方面都截然不同，存在着较大差异。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在英语学习中可能很难理解一些西方文化现象，而思维方式或视角的不同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渗透中西文化差异，能够帮助学生了解英语文化背景，有助于学生西方思维视角的培养，而只有站在西方文化思维视角才能形成审视西方文化的能力，更好地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视角。

（二）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英语内涵

在大学英语教育中渗透和传播文化知识，能够帮助学生了解西方英语语境下平等待人、互尊互让等文化背景，有利于学生准确理解英语文化内涵。在了解这些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恭维、称赞对方的习惯会有更深的理解，对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学习英语有重要作用。

（三）有助于学生跳出中国式英语的怪圈

在英语学习中，人们很容易受到自身所处文化背景的干扰，学习到的英语往往不够地道，如中国的英语在西方看来就只是中国式英语，而非真正的英语。学生在组织英语语言时，仍然会站在汉语的思维方式上进行，表达出来的英语具有浓浓的地方风味。在大学英语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统一起来，通过文化渗透和传播能够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背景文化和语言结构的进一步了解，使学生在获取语言知识的同时有步骤地、系统地掌握文化知识，有利于减少英语学习中本土文化的干扰，能够有效帮助学生跳出中国式英语的怪圈。

三、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渗透中西文化差异的建议

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中西文化差异会导致语言学习障碍。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提高对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视。

（一）教师应有意识地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要促进学生英语语言与文化学习的综合提高，首先需要具备高文化素养的师资队伍。所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对努力提高自身的知识结构水平，对自身的跨文化交际知识进行全方位地丰富，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换位思维模式，从而帮助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摆脱中国式英语的困扰。

（二）通过课堂讲解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语言中西文化差异

英语篇章和词汇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因此教师可以加强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教师可以以教材为蓝本，在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对词汇中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讲解，对英语国家的地理、风俗、饮食习惯等背景进行详细介绍，帮助学生正确、充分地理解所学的材料，使学生对英美国家和中西文化差异有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三）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提高其文化背景知识积累

根据所学教材及学生专业的特点，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外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比如英美报纸、杂志、文学作品等。文学作品或报刊是国家文化的反映和载体，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能够使学生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风俗习惯及文化特点有更多的了解，提高其文化背景知识积累。另一方面，通过阅读，不仅可以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同时可以体验到丰富多彩的异地文化，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并能在实际交流中加以利用。

（四）开设文化课程及实践活动，拓展学生视野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师也可以开设一些有关英美文化方面的课程，或者鼓励学生对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进行选修，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对中西中西文化差异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其文化鉴赏力的提高。其次，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观看英文电影，带领他们参加文化展览，鼓励他们多与英语人士交流等。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对西方国家的自然和人文特征有更深刻地理解，提高自己的文化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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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建设经费不足。

乡镇文化建设中存在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导致文化活动难以正常开展。虽然一些乡镇使用了拉赞助或者采用乡镇补助等方式来增加群众文化的活跃系数，但仍然缺少固定的经费用于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没有足够的经费用于乡镇文化的发展，使得文化站一些设施得不到及时维修。甚至有一些乡镇的财政支出中文化建设支出的比例极小，从而使得文化设备出现萎缩现象。

（2）文化建设设备简陋。

文化设备是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基础条件，缺少基本的文化设备就不会使得文化活动正常开展。受到乡镇环境条件的制约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使得一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极不平衡。外加领导对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群众文化的发展。一些文化建设没有被列入到财政预算的范围内，导致其工程建设难以正常开展。部分乡镇虽然具有基础文化设施，但是由于设备不够健全，过于简陋导致文化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3）文化工作队伍存在缺陷。

现阶段的乡镇群众文化工作队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文化程度低、专业素质欠缺、从事文化行业的时间相对较少。此外，乡镇的文化队伍中从事群众文化的专业人员年龄偏大，一些乡镇虽然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文化队伍，但是队伍中缺少专业文化人员和专职文体人员，通常情况下都是专干身兼多职的现象。大多数乡镇群众文化人员对文化的研究不够深入，即使一些人员对某一类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在从事乡镇群众文化以来没有得到专业的培训和指导，使得他们的文化发展步伐滞缓。乡镇群众文化的工作是基层工作，工作条件受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设备和经费等各个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一些文化工作人员面对杂乱的工作和艰苦的工作环境最终会选择转行，从而导致乡镇群众文化的人员流失现象严重。国家对乡镇群众文化的重视力度不够，没有给予他们技术职称评判的机会，使得一些坚守岗位多年的工作人员最后还是初级职称的位置，不利于他们长期的发展。

2加强乡镇群众文化建设的创新，促进文化发展

（1）打造特色乡镇群众文化。

乡镇群众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路，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性才能促进文化的创新，才能赋予文化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所以，对乡镇文化的创新就需要从乡镇的具体发展情况出发，根据其历史文化和群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促进文化的发展。还应该结合乡镇环境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文化发展的激励制度，积极鼓励乡镇人民群众参与到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增强他们对群众文化的认同感，提高群众文化的参与度就会为群众文化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乡镇文化组织人员应该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对乡镇的文化资源不断地进行挖掘，树立乡镇的品牌文化，从而促进乡镇文化的繁荣，使乡镇文化成为独具特色的群众文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2）加强乡镇文化内容的创新。

文化内容是文化的灵魂，对乡镇文化进行创新首先应该从内容上进行创新。进行文化创新的思想应该标新立异。针对一些民族文化氛围浓烈的地区，应该注重发展本民族文化，将民族风土人情融入文化的内容中，使文化更能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人民群众打造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例如，在一些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可以利用大量优秀的民俗文化创设文化内容。发展本民族文化，将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长久的保留和传承下去，从而使得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创新乡镇文化内容对于增进人民的团结和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3）加大群众文化模式的创新。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开始发生较大的转变，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要求也逐渐提高，传统的群众文化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发展的需求，为了适应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需要不断地创新文化发展模式。群众文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经济是必不可少的铺路石，所以应该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机制，使群众文化的发展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群众文化的创新是没有具体的规定的，所以需要让人们对文化发展的道路不断进行探索，促进群众文化逐渐走向繁荣和昌盛。文化的产生来源于人们的互动，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应该也脱离不了这个特殊的群体，群众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人们应该在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积累更多的文化发展经验，将其不断地进行汇总，使用在群众文化的建设中，促进群众文化更快更好的发展。

（4）加大对群众文化的资金投入力度。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的创新同样如此，所以在乡镇群众文化的创新过程中应该增加资金的投入力度，建设文化活动中心，对文化演出的场所和设施进行更新，开展文化知识共享工程项目，形成新型的乡镇文化网络体系，为人们的文化活动提供一定的场所，满足人们实施文化活动的需求。此外，还应该聘请一些专业的群众文化研究人员对乡镇从事群众文化的人员进行专业知识讲解和培训，增加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整体素质，鼓励群众自发组建文化演出团队，给予他们一定的演出经费，通过举办各种活动，让乡镇的文化队伍和专业的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而使得他们的文化知识能够快速的提高。

（5）建设系统的文化网络。

随着文化的发展，群众文化的活动形式开始由过去的单一化形式变得多样化，出现了广场文化和民俗文化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所以需要建立系统的文化网络对乡镇文化进行引导。文化网络系统中可以将一些群众自发的文化活动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传播，促进群众文化有规则、有组织的发展，也能够提高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发展。做好群众文化的引导和控制工作，坚持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促进群众文化的全面发展，使群众文化活动向着深度和广度的方向发展，形成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3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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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文化；县级；文化部门；支持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上，文化对国民素质提高、社会稳定、民族统一作用巨大，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文化作为软实力，比较虚，容易被忽视，然而，文化就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文化大环境，不像雾霾一样让我们看得见，可是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就在我们身边，营造良好的文化大环境，刻不容缓。

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已将文化建设提高到五位一体的高度，但是，县级文化部门作为国家文化政策工作执行的重要一环，面临着少资金、少权力的尴尬，往往导致国家的大好政策，执行起来大大折扣，让发展大文化工作缓慢而又效果甚微。

一、作为县级文化部门文化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不足

资金不足，文化活动场所等文化基础设施无法建设；教育培训开展的次数减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工作，开展起来只能蜻蜓点水。

（二）权力不够

县级文化部门只对县文化馆、图书馆、文物管理所有管理权限，而对乡镇文化站、文化大院、村农家书屋的建设与管理只是督促、指导，然而，他们才是文化工作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由于乡镇文化站长不归县文化部门管理，乡镇文化站长也身兼多职，文化部门的工作安排执行力度差，对乡镇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县级文化部门督促工作往往落为一纸空文。

二、国家应加强对县级文化单位的支持力度

（一）加大对县级文化工作部门的资金投入

提高学生素质，关键在提高父母素质，提高父母素质，关键在文化建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作用，我们每个父母每个成年人，营造着社会的大环境，离开成人素质的提高，再多的教育投入，对学生再理想化的培养也只能沦为镜中花、水中月。为了提高国民素质，重视文化工作不是空口号，而是在国家、省、市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像重视我们的教育一样重视我们的文化建设。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2236.23亿元，而对文化建设投入仅仅几十亿，政府只有加大对文化工作的投入力度，才能完成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开展送文化下乡，开展教育培训，更好地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传承与保护工作。

（二）扩大县级文化部门的权力

县级文化部门应该一统乡镇文化站、文化大院、村农家书屋的人、财、物工作。乡镇文化站曾在90年代以前，一直归县级文化部门垂直管理，那时候乡镇、村的文化活动红红火火。要想让我们的文化工作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需要过去那样，让县级文化部门直接管理到位，只有管理到位，才能将政策执行到位。

（三）文化工作者的考核录用更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

近年来，中央、省市不断加强对文化工作、文化产业工作扶持力度，文化工作者穿行民间，与广大基层群众一起搞活动，文化工作者的素质显得更加重要，像重视医德、师德一样重视文化工作者的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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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aesthetics in daily life， popular culture study has been upgraded onto the aesthetic degree.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popular culture challenge present aesthetic theories， but these theories exclude popular culture. With aesthetics emerged in popular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ucture aesthetic theories.

【关 键 词】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美学范式

popular culture/the aesthetics in daily life/aesthetic models

一　大众文化的兴盛及其审美诉求

随着学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讨论的深入，大众文化的研究开始提升到一个美学高度。关于大众文化对现有美学理论的挑战课题也摆到了美学研究者的面前。

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现象是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潮流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的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德国的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在《重构美学》等著作中都对这一现象作了精彩论述。从2000年起，日常生活审美化主题也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域，各种文章和讨论会都对这个主题进行了热烈的争鸣。争鸣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中国是否也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出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二是这种以功利性为特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传统审美和艺术概念、边界的影响问题。

这一争鸣的核心问题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对中国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群体划分、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判断。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的出现是和中产阶级或者文化媒介人(布迪厄语)的大规模存在相联系的，它是中产阶级对自身审美情趣的定位和理论表达。大众文化之所以在西方日益兴盛，也正是有一个数量众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的存在。而中产阶级的审美情趣在文化上的诉求就形成大众文化的审美特点，这是中产阶级群体对自身的一种身份定位。在西方，中产阶级在社会群体区分中的合法性以及数量的众多，导致了大众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合法性。由此而观，大众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就在于是否存在一个和西方中产阶级类似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的数量和文化价值抉择。认同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和“新的美学原则”提出者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是：中国特别是在大都市里也出现了一个有一定经济地位和文化修养的庞大的中产阶层，而且这一群体正日益扩大。他们的审美情趣需要用“新的美学原则”来进行表达。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和“新的美学原则”者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是：中国多数的人仅处于生活温饱阶段，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奢求。而且，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消费主义价值观，与保护生态和构建和谐社会是完全相悖的。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是否存在一个日益扩大的大众消费群体？事实胜于雄辩。在一个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里放眼中国城市化进程，大众文化的兴盛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大众传媒、网络技术的普及，大众文化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一道蔚为壮观的生活风景。大众文化开始与传统的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一起构成整个人类社会文化景象中的三足鼎立。在大众、精英、民间的流变关系中，大众文化显示出了最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不断地改变着三者的关系。

以此立论，不管对大众的审美情趣是加以抑制、欢呼，还是在肯定它的同时持有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我们都必须正视大众文化这一新兴的审美现象。大众文化的审美特征与现代性美学(传统以艺术、自然为审美对象的审美)的一个最明显区别就是厉害性对审美活动的介入。大众文化消费中，审美性与实用性、生理性、媒介文化、消费文化的紧密相连，使得审美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较为纯粹的活动了，时代特色已经使它成为了一种极具功利性的混合行为。大众文化的兴盛必然向美学提出合法性诉求。面对这种现实和审美现象的变化，面对大众文化对审美合法性的诉求，美学理论该如何应对？是像舒斯特曼所说的“被大规模地公然抨击为降低品味的、灭绝人性的以及在美学上非法的”[1]，还是为它谋求美学上的合法性呢？显然，虽然国内的大众文化研究日益升温，很多美学研究者也加入了这种研究大潮，但美学理论(原理)本身对这种审美现象却表现出了一种严重的滞后性。

二　现有美学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拒斥

中国目前的美学理论建构正处于一种内容框架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时期，不过不管当今的美学理论内容框架和价值取向是多么的具有异质性，其美学核心观念依然是建立在审美的无利害关系或曰非功利性之上的，都属于一种现代性模式的美学。就像彼得·基维所说的：“自从十八世纪末以来，有一个观点已被许多持不同观点的思想家所认可，那就是认为审美知觉不是某种具有特殊特质的日常知觉，而是一种具有日常知觉特质的特殊种类的知觉。这种说法也就被称之为‘审美的无利害关系性’。”[2] 不管是谈美感、谈审美活动还是谈生命，审美的无利害关系性始终是贯穿在这些不同美学理论之中的核心概念。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的美学理论在高谈审美的非功利性时，大众却带着功利性的眼光欣赏和消费着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而美学理论对非功利性的强调必然导致现有美学对大众文化审美的批评性视角。该视角必然认为大众审美是低级的、粗野的。

那么，这种对大众审美的批评性视角是否具有一种合理性呢？正如韦尔施一针见血对传统美学弊端所指出的：“没有发展认识和解放感觉的策略，而是发展了控制感觉、消灭感觉和严格管理感觉的策略。这是传统美学最内在的悖论。”[3] 理论是联系实际的，是源自生活的。如果理论脱离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特征而高高在上并对这些活鲜鲜的审美现象加以抑制的话，理论就该重新反思了。

这种反思应从两个层次进行展开：第一，现代性美学讲究的非功利性是否就是审美的身份特征。第二，现代性美学是否是唯一合法性的美学理论。

非功利性美学的出现是基于西方知、情、意人性三层次论的，逻辑学对应于知的认知结构，伦理学对应于意的认知结构，美学对应于情的认知结构。可以说，在这种现代性的学科建制中，非功利性是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获得自身身份的核心特征。这种核心特征的提出是和审美的现代性追求结合在一起的。非功利性的审美经验或审美心理构筑出的是一个现代性的美学主体，它教导人们通过艺术欣赏去获得精神上的提升。这种对欣赏者审美心理的设定体现的是现代艺术的自律性，同时体现的也是现代艺术和美学对个人主体性的建构，而这正是审美的现代性意义所在。不难理解，审美对这种个人主体性建构的良苦用心；也不可否认，审美在这种个人主体性建构中产生的作用。正是如此，审美让人在世俗的生活中有了一种超脱和批判的向度而维持精神的独立和自由。

但是这种以非功利性为身份特征的现代性美学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在康德那里，审美是严格区别于生理和道德的。康德认为生理是主体对对象的实际存在有占有欲，它导向对对象本身的欲求，是出于生理自然需要的。道德(善的愉悦)是通过目的概念而置于理性的原则之下，是因道德上的赞许或尊重引起的。审美则只与对象形式相联系而不涉及对象本身的存在，是一种自由的愉快。

然而，人性结构是个整体，审美知觉不可能不受到其他知觉方式的影响，审美不可能完全不受到道德、生理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美学家爱桑塔耶那就认为美是客观化的，与传统美学把审美感官只归于高级感官(眼、耳)而拒斥低级感官(嗅、味、触)相反，桑塔耶纳认为，“人体的一切机能，都对美感有贡献”[4]。五种感觉(视、听、嗅、味、触)和三种心灵能力(知、情、意)都是造成美感的材料，连体内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喉头和肺部的感受、呼吸吐纳都是形成美感的力量，至于恋爱激情之类对美感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人是一个有机体，它的每一部分都对美感的发生有着自己特定的贡献。杜威也认为“无利害关系”并不意味着在审美愉快中“没有欲望”，而是它已“完全渗透进(观赏者)知觉经验中去了。所以，当现代性的学科划分把情的认知结构独立出来并建立美学和它相对应时，同时又肢解了人性结构的整合性。正如杜威所说的：“在根据任何严格方式对人的官能、兴趣和对象进行区分之中，我们都在将人生分割为与她自身相对，迫使她在本来自然地一道起作用的能力(情感的、智力的、感觉的)中进行选择，因而制造内在冲突和一种从一个人自己的部分中自我疏离的感觉。”[1] (第33页)

同样，非功利性的现代美学模式导致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律观，使得艺术和美学走向了一条越来越狭隘的道路。艺术与工业的分离，审美与生活的割裂使得美学承担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小，最后仅成为少数人坚守的一种精神乐园和身份表征。这里隐藏的还是一种审美等级观念和精英美学。非功利性审美特征把大众的功利性审美特征贬为粗俗的而予以排斥。这种观念是一种有教养人所秉持的特权，用以维持文化人的文化权利，而导致了对普通大众生命体验的漠视。这对于美学学科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大众文化的兴起，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的出现使得美学直接面对维持精神自由和回归审美现实这对矛盾。现代性美学是以放弃后者维持前者为其解决矛盾的策略的。但这一解决方案并不尽如人意。现在的美学重构就是要把这对矛盾重新统一起来。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把非功利性和功利性的矛盾重新统一起来。美学理论不应该对日益扩大的大众审美现象不闻不问，而是要重新“收编”大众文化。基于这一点，现有美学理论应该面临新的超越现代性的理论重构。

三　超越现代性的美学理论重构

这种新的美学范式应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不但能包容现代性美学而且也能对新出现的审美现象进行解释。我们不妨通过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来解决这个包容性问题。美是一种家族相似，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美的本质和惟一的解释模式。美的非功利性的偏颇就在于依然沿用一种本质性的概念来解释所有的审美现象以至出现了它的独断性。新的美学范式应该采用一种功利性和非功利性审美核心概念并存的共存策略。在这种共存策略中，对于美学理论的几大部分都有着深刻的理论变革。现有美学理论的内容框架各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审美经验(美感)、艺术、美的价值和其它价值的关系、美的本质问题几乎都是这些美学理论要涉及到的几大块内容。在新的美学范式下，这几大内容都有着重新书写的必要性。

审美经验的重构。对于审美经验是如何讲述的，现有美学理论主要遵循两种理路，一是前苏联美学模式的哲学思辨路径，二是西方美学模式的经验心理学路径。思辨路径注重探讨审美经验的物质或实践来源，把审美经验作为哲学认识论的一部分。经验心理学路径援用西方经验主义美学的直觉说、距离说、孤立说、移情说、内摹仿说等来说明审美经验和日常经验的差别性，凸现审美经验的独立价值。后一种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后差不多成为了美学界的共识。虽然这两种路径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它们都是缘自非功利性的(前苏联模式的美学对美的非功利和功利性的相互关联进行过强调，不过侧重从功利效果上着手)，解决的是精神性艺术和审美问题，追求的是精神自由和形而上的文化超越性。大众文化与人的日常审美生活的紧密关联，使得功利性的审美经验成为大众主要的美感获得形式。目前仅仅以非功利来定位审美经验的美学理论，显然是对大众美感获得形式的排斥和漠视。基于对大众审美经验的关注，现有美学理论对审美经验的言说应从非功利性和功利性两个方面入手，遵循一种家族相似性。审美经验的直接参与性以及身体美学等都应该在审美经验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对应于解决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美感经验问题。

艺术观念的重构。现有美学理论对艺术的论述主要限于传统艺术，并把艺术作为一种美的典型形态。探讨的主题包括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分类、艺术的创造和艺术鉴赏等。实际上，艺术的概念在现代西方和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中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杜尚质疑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划界，乔伊斯质疑了书的形式，波洛克质疑了绘画的界限，凯奇质疑了音乐的地位等等。而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本身就是对原有艺术边界的一种颠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通俗艺术在大众心中已经成为了日常的艺术形态。所以，对于美学理论来说，如何辨别这种现象也是亟待解决的任务。在这个新的美学范式下，对艺术的概念(本质)、边界(分类)、创作等理论都会发生新的理解。放弃本质主义的艺术追寻法而采用一种开放的理解模式成为必要。在这种理解模式下，艺术概念、门类和边界将是不断开放不断变化的。任何一种艺术理论只是较合理地解释了一定的艺术现象，它远不是艺术的全部。

美与其他审美价值关系的重构。在现代性美学范式下，对于美的思考是放在独立于其它价值的框架下进行的，主要强调美与其它价值的区别性。而在这种新的美学范式下，美与真、美与善的关系也面临着重新书写的必要，理论注重的应该是美的价值和其它价值的整合性。韦尔施在论述当代学科之间的复杂关系时说：“不同的领域与学科取决于相互之间缠绕不清的关系，这与现代的区分理论和分割教条所想象的方式是截然对立的。这需要思维由分割的形式转变为相互缠绕的形式。”[3] (第79页)

先看美与真的关系。在相互缠绕的思维形式下，美与真的关系并不像传统美学模式所理解的那样具有明晰性，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明晦互现的。这里的真既可以包括科学的符合论之真理，还可以包括存在之真理。审美艺术之真和科学之真、存在之真(包括中国的“道”，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和中国艺术之“道”同样具有显现而不可言说的特点)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缠绕的而非相互分割的。像艺术中的模仿、再现理论，印象主义对科学方法的援用，科学发现中艺术思维方式的渗透(如沃森对DNA结构的破译出于审美的假设)都说明了艺术和科学的关联。而科学本身的确定性危机更是加强了这种关联性。而存在之真和艺术的关系则更重要了。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里对艺术的本性规定就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艺术对真的显现体现为艺术开启存在。中国艺术的艺术和道的关系通过“文以明道”，“道不离器”等方式表现出来。基于美和真的新型关系，韦尔施还激进地提出了一种“美对真的基础说”。他认为认识是以美为基础的，美是认识真理的基础。他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第一，鲍姆加登建立的美学即为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本身属于认识论。第二，康德先验哲学首先认识事物的形式为“审美的”框架，即作为直觉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第三，尼采认为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一种建构活动，这种建构活动具有审美—虚构性质，它们诗意般地产生，以虚构的手段建构而成，它们的整个存在模式具有流动和脆弱的性质。第四，20世纪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实践都证明了科学和艺术的相似性。[3] (第56～68页)虽然韦尔施的观点还值得商榷，不过在现有的美学理论里重新思考美和真的关系实属必要。

再看美与善的关系。这里的善指的是功用性，其中也包含了美和生理的问题。美和善的关系在美学史上自古有之，只是随着现代性美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国很多的现有美学理论把这个古老论题逐渐放弃了。我们现在对美善关系的重构不仅要去强调审美的道德效果，更要对审美中本身就具有的道德伦理内涵作重新理解。在相互缠绕的思维形式下，人性的知、情、意三结构并不是相互分割而是相互整合的。美与善的融通既是学理上的要求，又是现实的需要。从学理上说，人性是个整体，意志和情感不可分割而是缠绕在一起的。在整合性的人性结构中，审美不可能不具善的内涵。美学来自“感知”，感觉服从于生存的需要(和生理活动紧密结合)，知觉服从于人性升华的需要(和文化活动紧密结合)。基于人的需要，这两种感知形式不是一个截然由低到高的过程，而是感觉中渗透了知觉，知觉中渗透了感觉的，它们都具有伦理的内涵。孔子所谓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柏格森所说的“美感的同情与道德上的同情具有相似性，并且道德同情这个观念是美感的同情所微妙地暗示出来的”[5]，都表明了这一观点。从现实需要来说，传统的美学美育理论通过审美和艺术来达成人的道德建设，目标是把人从粗野的感性活动中解脱出来，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不过从其教育成果上来看，不能不说还是收效甚微的。目前的事实是，更多的人对大众文化的热情远远超出了对高雅艺术的热情。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大众文化审美对于道德建设的可行性。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理解美善关系。对于善的理解不应该定位在一种高尚的人格而应该回到道德的根源部位，即所谓的“底线伦理”。按照何怀宏先生的看法，底线伦理是相对于人生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而言的，人必须先满足这一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这种底线伦理不再把大众作为一种被动的风化对象，它改变了自上而下的说教性而把伦理放置到大众本身身上。这样，只要是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而又不丧失一个人之为人的规范就为伦理。这种基于道德根源部位的伦理建设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审美重建，也就是一种审美伦理(韦尔施曾新造一词aesthet/hics来表明审美和伦理的亲密关系)。以此来看待审美和艺术的话，我们首先追求的不应该是审美的超越性和审美对道德的培育作用，而是认为只要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美即是具有道德伦理内涵的。显然，对于大众文化来说，这种道德是蕴涵在审美中的。所以，要发掘大众文化的道德伦理内涵，美学理论也必须确立一种全新的美善理解方式。

美的本质的重新理解。现有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强调美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感性显现。这一观点既强调了美的实践基础，又强调了人的本质力量。二是认为美是一种主客关系的价值，而对这种美的价值的论述则主要是以一种现代性美学模式展开的。在近几年，也有一些学者遵循西方分析美学的思路，把美的本质问题作为一个假命题予以否定而不再去追问美的本质。那么在包容了大众文化的美学视域中，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美的本质呢？显然，人类的审美景观和审美关注是在不断变化的，戏剧、影视等就一度被排斥在美学和艺术考虑之外，但历史终将还是容纳了它们。同样，我们也坚信像网络文化、大众文化这些目前被排斥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之外的新的审美景观也将进入理论的关注之列。“规定即否定”，本质主义对美的限定终将被以追求创新为动力的审美和艺术所打破，我们对美的追问终将也会是不断变化的。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个不断追问的过程而非一种惟一的结果。所以，用开放的观念来看待美的追问要比找到一个结论对美学研究来说更为必要。庄子在《逍遥游》中曾将决起而飞不过冲上榆枋的蝉与斑鸠和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相提并论，庄子认为只要能做到适性游放，蝉、斑鸠与鲲鹏一样可以做到逍遥快乐。虽然二者志趣、经验各不相同，但都在各自的生命里通过飞翔感到了逍遥快活。庄子在《知北游》中也认为道无所不在：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即是表明道通为一，无所不在。道贯通于一切之中，可高可低，亦雅亦俗。美的本性和道的本性一样，美无所不在，只要适合人性即为美。美虽因人而异，但不分高低，不分贵贱。大众在大众文化中获得了它的美感，我们不能因其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就拒斥并谓其粗俗。因为，对于大众来说，他们在这种审美景观中一样能做到适性逍遥。大众的美是世俗的，与传统意义的精英之美同属应当肯定的美之家族。

以一种宽容多元的“家族相似性”“收编”大众文化审美并不是一种仅把它容纳进来的简单“招安”举动，大众文化对美学的加盟实质上有力地改造了美学，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这种新的美学范式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传统与现代、高雅和大众都能在里面找到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理查德·舒斯特曼. 实用主义美学[M]. 彭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26.

[2]转引自朱狄. 当代西方美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80.

[3]沃尔夫冈·韦尔施. 重构美学[M]. 陆扬，张岩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