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十篇

供给侧改革篇1

“供给侧改革”最近成为高频词汇。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理11月17日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那么，“供给侧”的含义是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内容有哪些？需要着重解决哪些问题？

思路转变早有端倪

在此之前，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思路端倪已现。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10月到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时间再往前推，去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着力增加有效供给”，新的表述随即引发关注。

这种思路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建议》提出，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

分析认为，高层对供给侧改革频频表态，表明官方经济学思想已由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甚至将把更多笔墨用于供给管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条主线，是中国经济下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建议》通篇体现了更加注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思想，而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在工作方针上要坚持“持久战”，在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而且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看来，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新的动力机制之一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对实现“十三五”规划蓝图至关重要。

供给侧改革核心为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将处在一个突出位置上，将为中国经济未来的行稳致远、健康活力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首先要清楚其内涵和核心，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富有成效。

刘世锦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现阶段，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恢复，才能实现转型再平衡。

在徐林眼中，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的代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早在2013年就提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核心应从供给侧入手。贾康对记者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建议》有别于以往刺激需求端，回到增长本源创新，强调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以期通过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释放增长红利。

“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发生在投入侧而非产出侧的改革”，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供给侧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

供给改革从何处入手

好的改革思路若要变革现实，离不开政策的落地。正如刘世锦所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的部署已经有了，关键就是把文件变成实践，要具体落到实处。中国未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从何处入手，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刘世锦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在减产能方面切实加大力度，并且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拖下去，不仅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而且金融、财政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或者凸显。解决这种局面的关键，就是在减产能方面有实际性的操作。此外，刘世锦建议，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加快培育有利创新的环境；进一步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等。

贾康认为，需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贾康建议，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切实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

供给侧改革篇2

【关键词】农业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谨防“新瓶装旧酒”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而供给侧的体制机制障碍则是形成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随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并从国家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了改革的主要目标、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和弱质性产业，也是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的有机整合，它并非单纯是农产品生产结的调整问题，更涉及到农业供给体系和结构的优化、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其核心是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农民增收、确保农村稳定的基础上，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最终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树立大农业的理念，立足生产端和供给侧，把着力点放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上。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扎实有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消除一些思想上的认识误区。一是要坚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绝不能借“增收”“增效”“改革”之名，把耕地改少了、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二是要科学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防止出现概念泛化和滥用的倾向。在改革方案设计中，不能把农业改革甚至农村改革都标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容易误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使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三是要谨防“新瓶装旧酒”，把单纯的农业结构性调整当成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各级政府部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热情很高，但有不少地方把着力点放在单纯的农产品结构调整上，而忽视农业供给侧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忽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提质增效，最终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沦为了单纯的结构性调整。四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防止出现政府过度干预甚至取代市场的倾向。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依靠统筹协调、综合配套的供给侧改革，全面激活主体、要素和市场，激发农业发展新动能，而不能脱离农民的意愿，忽视市场主体的作用，实行大包大揽，用政府取代市场，从而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

多层面协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各项改革措施的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为了破解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而从生产端和供给侧展开的综合配套改革。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不仅表现在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国际竞争力不强、农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凸显上。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些结构性矛盾，就必须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为主攻方向。从策略上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产业层面、要素层面和制度层面展开，实行多层面协调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切实提高各项改革措施的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

在产业层面，要着力通过激活主体、完善产业链条，促进纵横向的多层次产业融合，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一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充分发挥农民的创造性和主体作用，鼓励和引导亿万农民投身到农业农村改革实践和创新创业中来，让农民更多地分享改革的红利。二是要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并采取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以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制约农业发展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和小农生产方式。三是充分挖掘和拓展农业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生活功能、休闲功能、景观功能、示范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推动农业产业链条的多维延伸，提高农业的价值和综合效益。四是围绕市场的需求，按照前后两端延伸的思路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构建贯穿于农业生产全过程、全方位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的纵向融合和一体化。五是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农业文化、农业旅游、农业电商、“农业+康养”等产业，实现农业的横向融合和一体化。

在要素层面，要通过深化改革，激活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等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一是激活劳动力。要着力加强农民素质和技能培训，搞好现代青年农（林）场主培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工作，大力倡导和推广农业工匠精神，鼓励农民和回乡下乡人员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激发多元化主体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活力。二是激活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农民最大的财富。要加快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认真落实和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积极开展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入股农业产业化经营等试点，大胆探索担保抵押、土地入股、土地托管、代耕代种、联合经营等多形式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有效途径，为现代农业发展激发新的活力。三是激活资本。重点是整合政府各种涉农资金，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式，采取PPP、以奖代补、贴息、信贷担保、风险补偿基金、农业发展投资基金、政府债券、特许经营等多种途径，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和现代化建设，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投资发展规模化的现代高效农业。四是激活科技创新。要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整合各方面科技创新资源，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鼓励工商资本、民间机构和农业企业加强农业科技研发，依靠科技创新激发农业发展新活力，形成科技创新驱动和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格局。

在制度层面，要围绕改革的目标和任务，采取综合配套、协调推进的方式，构建有效的制度供给体系。总体上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诸多层面和不同要素，需要各项改革措施的综合配套和协调推进。除激活要素、深化要素体制改革和完善农业补贴支持政策外，还应协调推进多方面的改革。一是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要进一步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大豆和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全面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价格对大宗农产品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二是推进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要逐步分离商业储备与政策性储备，科学确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国家储备规模，进一步优化粮食储备结构，积极探索民营企业参与粮食政策性收储和地方储备，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科学储粮，真正做到“藏粮于民”，推动粮食储备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三是完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工程，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和林业补贴政策，在对农业生态价值进行科学核算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对粮食种植按亩给予相应的生态补偿。四是健全农业保险制度。要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逐步建立口粮作物的农业保险全覆盖制度，并不断创新农业保险新产品，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为现代农业发展构筑一道牢固的“防洪坝”。

围绕“降本、提质、增效”实行组合式支持政策

降成本、提质量、增效益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围绕“降本、提质、增效”这一核心任务，实行组合式的支持政策。

首先，保障家粮食安全绝不能放松。当前，中国农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与生产不足并存的矛盾，其中，玉米、棉花等库存过高，大豆和食糖等进口依赖程度较大。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围绕市场需求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减少无效、低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但是，中国人多地少，粮食需求量很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仅是重大的国家战略，也是一项基本国策。因此，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的条件下，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业供给质量。要科学合理划定稻谷、小麦、玉米粮食生产功能区，保护和优化粮食产能，稳定水稻、小麦生产，调减“镰刀弯”地区籽粒玉米，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同时，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稳定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确保主产区农民在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的同时能够获得稳定合理的收益。

其次，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支持政策。近年来，中国对农业的“黄箱补贴”逐步逼近农业产值的8.5%，这是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上限。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调整农业补贴方式，增强补贴的指向性和精准性，重点是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耕地地力保护、绿色生态农业、农民收入等的补贴力度，切实提高农业补贴的效能，促进农业补贴由“黄箱补贴”转变为“绿箱补贴”，由价格补贴转变为收入补贴，由刺激生产转变为支持绿色生态和适度规模经营。同时，要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尤其是对农业科技研发、科技推广、农田基本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的投入力度，将农业科技服务等纳入政府购买公益的范围。此外，要尽快制定“大专项+任务清单”实施方案，明确约束性和非约束性任务清单，以引导和规范地方对涉农资金的整合和统筹使用。

最后，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政策支持。长期以来，中国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品的使用处于较为过量的状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农业发展的绿色化方向，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靠化学农业支撑产量增长的农业发展模式，构建一个以有机、生态和绿色农业为支撑，追求质量和效率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为此，需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分阶段、分品种、分区域推进化肥、农药使用从零增长逐步向减量使用转变。同时，要大力推广精准施肥技术和高效施肥施药机械，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不断提高化肥和农药使用效率，从源头上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对环境的污染。此外，还要建立并完善全国性的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保障农产品和食品安全；大力提倡和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并在财政贴息、奖补、减免税、加速折旧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供给侧改革篇3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误区；改革措施

[中图分类号]F012；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4-0035-05

2016年，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工作，深入重点企业、重点部门、重点地区，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开展了五大专题调研，研究制定了《辽宁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辽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责任。《辽宁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实施方案》等专项改革方案也陆续出台，辽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到实际推进阶段。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是简单易行、短期内就能立竿见影的单项改革，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综合的配套工程。要加快研究制定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的各项改革措施，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政策精神和有关工作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特征、目标和任务

目前，我国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任务与要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其认识都有一定的差异，甚至存在一定的误区。主要表现：（1）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类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思想，主要措施应是减税、减规和私有化等，忽略了二者之间在前提假设、历史背景、目标任务等方面的差异，不利于对改革与调控关系的把握和处理；（2）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与要求片面地理解为产品质量与结构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缺乏对供给体系多层面、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变化规律的认识，不利于研究和构建与需求结构变化互动适应的供给体系；（3）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完全等同于短期内必须完成的“三去一补一降”五项任务，缺乏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任务即从根本上提升各类供给主体的活力、自适应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理解，不利于着眼未来，系统地研究和制定标本兼治、长期要求和短期任务兼顾的改革措施。

针对上述认识误区，必须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任务与特征要求进行深入研究与讨论，使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能够理清认识，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我国当前供求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高、企业成本尤其是制度易成本上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强，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等现实矛盾所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基本内涵是：通过商品与服务供给结构改革、生产要素供给结构改革和影响或制约供给体系变化的制度体系改革，着力改进产品生产的质量、结构与效率，增加有效供给；改善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与质量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改进制度体系，促进供给体系自我调整改进，使之变化更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由此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上述意义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具备以下五方面特征：

1.系统性。商品与服务供给、生产要素供给和有关制度体系是供给体系的三个层面，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因此，三个层面的改革不能割裂开来，必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2.复杂性。在商品与服务供给结构、生产要素供给结构和有关制度体系之间，存在着的一定的传导机制，而传导机制的形成与作用，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市场机制、政府职能、政府调控方式与能力等，这些因素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关系，其作用方向与程度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某些单项改革的简单叠加，而是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相互协调配套改革。改革目标绝不是仅仅“三去一降一补”，而是要同时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引导、激励乃至倒逼市场主体持续提升自我调整、自我改进的要求与能力的制度体系、市场环境和传导机制，这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极具复杂性和艰巨性。

3.长期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非是一日之功，而是要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过程，需要在理清认识、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本地实际，研究和制定近期与远期目标、任务和路径措施，要制定前后衔接、方向一致的长短期改革计划，并且要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确保计划有效落实，要稳扎稳打，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4.差异性。各地区、各行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表现与根源，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实践中，既要按照中央统一要求对共性问题进行规范性改革，也要针对本地区、本行业的特殊性问题进行差异化改革，需要创新思维、创新改革措施。对于其他地区、其他行业的改革经验，要积极学习借鉴，但绝不能完全照搬照抄。

5.互补性。面对我国目前的经济特征与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管理并不矛盾。相反，要应对经济新常态，二者必须并重互补。也就是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必须适度扩大总需求，要从需求总量调节转向需求量调节与结构调整并重，尤其是要扩大内需和消费，优化调整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结构，使需求结构变化与供给结构变化互动升级。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和要求，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与任务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任务，这是化解当前经济矛盾、克服当前经济障碍、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经济竞争严峻形势的必然要求，是为改革与发展争取时间、改善环境条件的重要手段；二是要以不断提高劳动、资本和技术三要素水平，持续改进要素质量与结构，提高社会供给品质与效率，构建“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为目标，构建有效的供给体系，这是促进资源配置合理有效、经济增长健康可持续的根本要求，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上述两方面的目标与任务不能割裂开来，而是要统一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1.去产能，淘汰“僵尸企业”，消除制约供给有效增长、资源错配误配的体制性和结构。2013年，工信部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分两批公布了2014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共涉及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含再生铜）冶炼、铅（含再生铅）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雪、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稀土等十六大工业行业的1412家企业。2015年11月，中央进一步提出去产能、淘汰“僵尸企业”。这是根治资源错配与浪费、污染物排放过快增长、许多地区雾霾频发、劳动与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的根本要求，是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要素成本、增加有效供给、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需要各地区以大局和长期利益为重，坚决淘汰本地过剩和落后的产能。

2.去库存，化解房地产库存风险，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预期和房地产业自身发展之间、住房供给与住房需求之间出现了极大矛盾，导致许多地区出现了房地产业库存增高、开发投资增长锐减等问题。这不仅拖累了上下游行业，加重了上下游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还积累了金融风险，甚至会拖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漫长的萧条期。因此，房地产业去库存势在必行。当然，房地产业去库存要与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起来，要从推进“人的城镇化”的角度来考量，要体现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享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内在要求。

3.降成本、促升级，提质增效，促使企业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根据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得知，2012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成本率一直维持在85%的高位，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很低。又根据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的《2015年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79%的企业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业反映“融资成本高”，54%的企业反映“税费负担重”，43%的企业反映“招工难”。这说明我国工业企业用工成本、社保缴费、融资成本和税费负担普遍较高，“未富先高”问题凸显，出口企业的比较成本优势不断消失。这样，在企业创新能力不高、技术质量优势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要保持和提升竞争优势，必须下决心降低用工成本、融资成本和社保缴费、税费、评估、检测等制度易成本，否则，很多企业会被高成本压垮。因此，降成本应该是维持和提升企业比较成本优势的当务之急，是为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改进产品设计与生产技术和品质、提高企业效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而争取时间的重要手段。

4.去杠杆，改善债务结构，降低债务负担，防止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过去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中，一些企业、个人和地方政府过度追求杠杆收益，导致局部领域或地区出现了高杠杆、高风险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报告，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债务总体水平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中央债务和地方债务也低于国际警戒线，但国企部门债务较高。按地方政府债务加上或有债务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一些地方政府债务率也高于中央政府，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与高杠杆使用密切相关。如果这些债务继续攀升，很容易引发局部风险，甚至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去杠杆”，改善债务结构，减轻债务负担，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杠杆和风险控制在安全合理水平。

5.补短板、调结构，促进转型升级，扩大有效供给。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供给侧短板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较小，优质和高新技术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实体经济发展缓慢，传统产业技术装备落后、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力不足、增长新动力不强；三是金融产品和人才有效供给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科技与管理人才相对匮乏；四是研发经费投入不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技术进步缓慢；五是城乡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均衡，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生产水平与效率不高；六是环保基础设施欠缺，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严重不足；七是企业国际交流合作不活跃、投资贸易规模不大、产能输出能力不高；八是激励和迫使供给体系自我调整改进的制度建设不足，制约供给体系结构失衡的自我修复或纠正。上述关键性短板，有些是供给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的表现，有些则是供给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的根源，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短期治标、长期治本。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难度最大、涉及面最广、需要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战略任务，需要下决心持续协调推进。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

（一）建立和完善工作推进机制

成立省市两级高规格（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副组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或有省市委改革办负责，统筹指导推进省市两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协调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可以设在同级政府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五项任务，领导小组下设专项改革推进小组，统一协调各项改革推进工作。专项改革推进工作小组办公室可以设在有关的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各专项改革推进工作。在完善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分工的同时，要建立完善领导小组定期例会、调度协调、信息宣传、考评监督和专项改革推进小组编制计划、定期报告、动态统计等工作推M机制，制定工作细则，明确责任单位、任务要求、工作流程等，形成领导小组总体负责、专项推进小组分项负责、责任单位协同运作、任务落实、措施到位、成效与问题及时总结宣传和改进的工作机制。

（二）健全政策支撑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商品生产者和要素供给这两类主体，必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此，不能单纯地采取行政措施，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和目标任务，按照问题导向、专项研究、精准务实、依法合规、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原则，抓紧研究制定“三去一降一补”和构建机制的政策措施，针对目前抬高制度易成本、制约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影响商品流转和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扩大使用资金杠杆、助长金融风险的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工资、物价、社保等方面的地方政策和做法，进行系统的调整与改进，形成有利于诱导、激励乃至倒逼供给主体自我调整与改进的政策支撑体系和C制。同时要制定政策实施细则，加强组织监督，保证政策落地实施。

（三）加强基础统计和专题调研工作

建立完善统计监测分析指标体系，利用现有的统计体系，建立数据汇总、生成与分析系统，动态地检查分析各项改革任务完成情况，及时总结成效、查找问题、制定改进措施。对重点领域、重点问题，要深入开展专项调研，摸清问题与根源，为制定实施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方案提供依据。

（四）落实各项改革工作方案

在明确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要不断研究和制定落实各项改革工作方案，明确各项改革工作目标、任务、保障措施和有关部门的责任分工。具体内容与要求包括：

1.去产能方面。摸清情况，开列清单，限期妥善处置“僵尸企业”，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极力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进产业高端化；少用强制关闭限产的行政方式，多用政策调节、依法处置、竞争中优胜劣汰等方法；加强重点行业产能监管，健全产能结构优化长效机制；对产能退出后的要素流转和人员安置问题，要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帮助。

2.降成本方面。按照2016年11月省政府颁布的《辽宁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实施方案》，在未来的3年左右时间里，全面清理和调整现行有关政策，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改进用工制度、扩大融资渠道、改善融资政策等，使税费、融资成本、制度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项成本不断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

3.去库存方面。采取差异化政策，要求重点地区把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经济适用房建设、存量商品房销售与财政补贴政策结合起来，综合采取政府购买租售、货币化补贴安置、商品房租售优惠政策等措施，加快消化存量商品房；引导开发企业依法调整规划项目，优化房地产供给结构；改革户籍制度，放宽户籍准入和购房入户入学条件，吸引外来人员落户购房；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享受公积金贷款政策，挖掘潜在购房需求；建立住房购销信息平台，加强购房政策宣传指导，提高信息平台促销作用。

4.去杠杆方面。推进多层次的地方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风险补偿基金和投资风险担保基金，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利用政策引导、市场调节的方式，提高企业股权融资比例，改变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融资的格局，降低财务杠杆和债务风险；提高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整合地方企业，扩大地方企业融资能力；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降低政府债务风险；推动地方商业银行合理处置风险资产，降低风险。

5.补短板方面。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完善科技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循环经济，引导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利用辽宁部级科技研究中心或基地平台，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与建设；加快建设高水平的产业园区、研发机构、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深化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完善国有资本投资与运营管理体制，改进国企法人治理结构，提高法人治理水平；根据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推动国有资本战略重组，优化国有资本产业布局；引入竞争机制，优化配置国企经营者，发挥职业经理人作用。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确定政府权责清单，强化政府管理与服务职能，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和水平。以人的城镇化为导向，加快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辽西开发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品供给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辽宁城乡和区域发展协调共进。重视人才外流、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促进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要改善市场、生态和人文环境，降低生活成本，提高幸福指数，吸引并留住各类人才。

6.长效机制建设方面。政策意图能够得到响应和实现，需要一定的机制和良好的环境条件。对此，要尊重供给体系变化规律与要求，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建设、竞争机制和政府间接调节机制建设；要净化市场环境，改进政商关系，做到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要保证市场公平竞争，让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迫于竞争压力，加之政策引导和激励，持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改进。

参考文献：

[1]2016年、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

[2]《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政府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EB/OL]

[3]龚雯，许志峰，王珂.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J].人民日报，2016-01-04.

供给侧改革篇4

纵观历史，供给侧改革通常在经济滞胀、需求侧刺激无效的情况下被实行。不仅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要素增长乏力或衰退，供给侧的劳动力、资本、生产效率及创新也面临增长停滞。

例如，劳动力方面，由于劳资联盟失效等问题，经济体内的劳动力存量无法得到有效释放，人口红利下降或劳动力的结构失衡造成劳动力新增流量增长受阻；资本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存量资本外逃或撤出，投资报酬递减及诸多管制造成资本流量无法增长；生产效率方面，由于资本配置低效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此外，创新受到监管和金融的双重约束等。

我们基于五大手段（参阅图1）分析美国、德国、阿根廷的系统化供给侧改革案例，并通过分析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阐述不当供给侧管理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们发现，在进行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有几点原则至关重要。首先，必须明确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通过结构性调整和提升，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去产能实现低水平的供需平衡；第二，政策必须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要容忍改革阵痛；第三，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全局性规划和不同政策的配合。

从国际改革经验和效果来看，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包括：是否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回暖，是否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其中，长期的视角更为重要。而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健康、可持续，则要看增长是否为市场主导，是否为创新驱动。

里根新政下的25年繁荣

二战后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和1967年约翰逊“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都不断从需求侧刺激美国经济。政府主导的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一定效果，虽在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积累下了巨额财政赤字，引发持续通胀，并且导致资源严重向政府主导的投资倾斜，对民营资本产生挤出效应，拉低整体生产效率，最终引发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长期经济萧条。

里根上台时面临31%的财政赤字，13.5%的高通胀率，7.2%的失业率及GDP负增长。在需求侧刺激失效的背景下，里根于1981年颁布新政，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减负、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具体措施包括：

减少政府干预：订立针对管制机构决策行为的五条政策原则，明确要求所有新的管制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保证各项管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收益；成立由副总统领导的放松管制特别小组，订立指导方针，并复审行政机构提出的主要管制计划，评估行政机构已经的规章条例。

减税减负：针对企业制定提升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减税政策，包括降低13%的企业所得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简化分类，给予投资纳税优惠，添置研究设备减税6%，增加机器设备减税10%，降低小公司利润税率等具体措施。针对个人降低个人所得税23%，同时降低资本收益税、利息税率及遗产税率等，提升个人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以求在减税的基础上实现财政平衡。 图1：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框架：学派主张+实践配套，从存量及流量上撬动供给侧四要素

控制货币供给：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稳健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提高进口量，稳定物价，倒逼国内竞争。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新政看似未在人力资本投资和解放金融约束上采取改革手段，实则因为此两项政策已在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开始实施，同时里根新政中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政策也间接推动了金融行业的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

人力资本投资：约翰逊伟大计划期间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投资教育、职业培训。

解放金融约束：罗斯福新政时期整顿银行与金融机构，明确二级市场的监管法案及美国的分业经营体系，催生华尔街投行模式，高效而规范的直接融资体系得到快速发展，解放了美国企业家扩张和创新的金融约束。

里根供给侧改革从成果上看，短期促使经济回暖，抑制通胀，增加就业，所有经济阶层的实际收入都有所提高；长期带来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奠定了美国自1983 年开始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参阅图2）。

从微观层面来看，其放松管制、加强自由竞争、提高进口、减负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为美国的产业格局带来极大改变，农业与传统制造业受到冲击，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及金融行业获得高速发展。

信息科技制造：反垄断法增加小企业创新和崛起的机会，重新划分市场，拆分AT&T等行业巨头，贝尔系统解体，带来技术融合和熊彼特式的“颠覆型创新”。

航空制造：“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一大批高技术群的发展，保持了美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几十年的领先地位，推动太空经济的发展。

电力能源：放松管制，促进自由竞争，使得中小型的发电单位及电力共享系统得到发展，拉开了电力工业改革和电力监管制度改革的序幕。

银行业：放松监管的政策方向为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和解除管制的环境，兼并收购浪潮后，银行整体数目降低而特大型银行的数量及规模提高。 1.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夫人南希・里根 2. 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其改革对美国在冷战中胜出居功至伟。

理性德国坚守制造业

德国政府自二战后一直奉行“坚持制造业立国，财政平衡，适当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催生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同时，德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又进一步导致资本与技术外流，失业率高企至12%。东西德合并导致整体收入下降，内需不足，加之汇率过高带来出口乏力，最终导致产能过剩。1988-1990年，作为制造业大国兼出口大国的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732亿马克，通胀超过联邦银行2%的警戒线，到199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德国GDP增长跌至-1%。

面对德国经济空壳化、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增长衰退的局面，德国政府采取理性供给侧管理，以减税减负、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调整经济基本面，撬动供给侧四大要素。与此同时，政府不忘在需求侧同步进行理性管理，通过官方贬值拉动出口，以低汇率为其经济支柱的广大中小制造企业树立坚强后盾。

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

减税减负：1986年开始税制改革，对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免征营业税，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政府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人力资本投资：首先，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保障，理论学习在高校，实践培训在企业，高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学生的责任，保证学生毕业即可上岗，鼓励企业对学校进行投资、捐赠，并予以减免和抵扣税收的奖励。第二，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开雇主的解雇限制，允许灵活工作制；发展职业教育领域，引导教育理念和社会文化的转变，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第三，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促动失业者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投身劳动市场，其中包括施罗德政府推出的“哈茨计划”福利改革，约27%的失业者不再享有失业救济，48%的失业者福利被削减。

控制货币供给：联邦银行以2%作为通胀警戒线，德国政府以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制定货币政策。

作为制造业和出口大国，德国在改革政策上始终以提升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最终目标。改革政策皆为制造业的品质提升、规模发展铺路。政府不断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产业结构调整及品质升级投资人力资本、改革汇率促进出口，甚至金融、房地产行业的管理也以护航实体为先。

德国政府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极度重视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虚假繁荣和金融泡沫的坚决抵制上。

同一时期，作为亚洲制造业大国的日本正享受汇率升值、金融和地产投机带来的虚假繁荣，工资上升，物价飞涨，政府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使得日本民众丧失理智，进一步诱发投机行为，最终导致恶性通胀、金融崩盘、经济危机爆发。 图2：世界主要经济体资本形成总额1占GDP百分比（1961-2014）

相反，德国政府尽力以低汇率促进出口，面对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以积极建立欧元区应对；其次，以低工资、稳定的地价保障企业的低生产成本；第三，始终保持物价稳定，抑制投机行为和热钱流入，保障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德国银行长期以来平均回报率相对较低，使得资源更多投向实体经济，而不会过分涌向金融业，避免泡沫滋生。

从改革结果来看，1994年起德国经济回暖，通过出口增加、产品品质提升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而技术创新不仅成为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根源，也从本质上增强了德国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金融的高效稳定也使德国成为西方经济强国中危机恢复能力最强的国家。

阿根廷自酿双重危机

在上世纪40年代，阿根廷曾一度成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GDP增速接近6%，人均收入水平超过日本、德国及意大利。然而，阿根廷政府错误地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通过限制进口，过分保护本国较弱的第二产业，规避直接竞争，旨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反而对原本作为经济支柱的第一产业提高出口关税，降低了比较优势。

随后，民主政府和军政府轮番上台，改革政策南辕北辙，经济无法企稳。贝隆上台后，强化民粹主义，主张国有化并加强政府干预，造成市场失灵、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竞争力丧失。1976年，阿根廷面临18%的失业率、超过600%的恶性通胀、占GDP高达15%的财政赤字，整个经济体陷入内外交困的经济危机和国际债务危机中。

在此背景下，重新掌权的军政府制定了“国家重组进程”计划，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在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控制货币供给，和在需求侧刺激投资及出口同时进行改革。然而，改革政策治标不治本，带来了短暂的虚假繁荣，却未改善阿根廷经济的基本面，也没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

具体政策包括：

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中止对工业出口的补贴；国有服务业转由省级经营，取消联邦分税制给各省的补贴；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平衡国际收支。

供给侧――控制货币供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私人银行的支持下，实施稳定措施，以控制通货膨胀。 3. 日本经济繁荣时街头一景，1987―1989年是泡沫经济的极盛时期。 4. 阿根廷经济面临债务危机和高失业率双重压力， 民众罢工此起彼伏。

需求侧――拉投资：争取国外资助和融资，扩大国内投资。

需求侧――促出口：官方主动贬值，促进出口。

然而，高利率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并行形成投机敞口，大量热钱涌入阿根廷的金融体系。同时，金融泡沫滋长与进口开放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实体遭受极大打击，大批工业生产企业倒闭，民族工业陷入严重衰退。

从结果来看，1976年的改革仅带来三年虚假繁荣。随后，1980年爆发金融危机，1981年经济陷入崩溃，阿根廷正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此后十年，阿根廷一直处于经济和金融双重危机的阴影中。1989年，阿根廷迎来了民主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分注重自由主义理论而未考虑阿根廷的实际情况，包括失衡的经济结构、不具竞争力的第二产业、无法匹配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结构等。改革再一次带来短暂繁荣，以2001年的金融危机告终。具体政策包括：

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以立法方式对国有企业全面实施私有化，同时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供给侧――控制货币供给：1992年实行美元和比索汇价一比一的联系汇率（固定汇率）制度；确立以外汇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制度，严格限制货币发行量。

需求侧――拉投资：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亲美政策，以获取海外投资。

需求侧――促出口：与巴西等国组建南方共同市场，加强地区一体化合作，通过地区保护主义推动区域内外贸。

从结果上来看，此次改革带来了10年的增长，抑制了恶性通胀。然而，经济增长并未体现在人民的财富积累上。极端自由化加之私有化改革浪潮，导致国家主要经济从国有垄断变为外资垄断，造成新的经济结构失衡。低教育水平的人力结构无法满足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国内失业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经济与贫困化同步上升的荒唐局面。从阿根廷案例中，我们可见，短视政府从不在人力资本投资和减税减负这两大需要时间显效效果的手段上进行改革，因此无法改善经济体的基本面，也无法有效驱动长期增长。

泡沫亢奋中日本沉沦

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大国日本崛起，经济增长迅速，全球性企业诞生，社会财富增加。经济体信心膨胀，导致80年代当政者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核心企业的竞争力降低，资产泡沫催生，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崩盘，带来长远的影响。具体政策包括：

需求侧――错误的汇率政策：介入汇率市场，造成汇率持续大幅升值，出口型制造业遭受打击，同时大量国际热钱为了躲避美元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

供给侧――持续加重企业负担：工资持续上升，造成企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办公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实体经济为弥补生产亏损，将资金进一步投入房地产，继续推高房产价格。

供给侧――错误的货币政策：政府为了补贴因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利率下降，诱发投机行为。

由于实体经济无法发展，而投机行为及预期又未被政府约束，海外投机资金及本国退出实体经济的资金进一步进入股市，形成泡沫。1989年资产价格上升到实业无法支撑的地步，升值预期被打破，投机者丧失投机欲望逃离，从而造成市场的恐慌心理，股市随之崩盘。

供给侧改革篇5

关键词 “供给侧” 供给学派 供给改革

一、“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来源

供给侧思想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奉行萨伊定律，强调在供给方面对经济进行管理，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1]经济增长决定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使用，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是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提供生产要素，进行经济活动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依靠市场调节生产要素分配，必须把供给放在首位，减少政府干预，消除阻碍市场发挥作用的各种障碍。

供给学派始终把关注点放在供给方面，他们认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生产要素的投入，然后才有产出；取得出售这一产品的收入，才有继续购买其他产品的需求。[2]凯恩斯理论的前提假设被供给学派认为与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相悖。凯恩斯认为社会存在闲置不用的资源和设备的理论假设，只适用经济发展低谷期，不能作为普遍性原理。即使存在闲置不用的资源和设备，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处，而是因为它们的价格不合适。只要价格合适，它们就会被使用，市场中不再存在闲置资源和设备。如果企业过分关注产品需求，而忽视产品创造，生产被市场淘汰的产品，不仅无法把产品转化为经济利益，还阻碍了企业创新，最终导致其走向灭亡。

二、供给学派理论主张以及政策实施

供给学派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的很多理论主张都得到了政策践行。一是供给学派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它们从萨伊定律出发，认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经营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正好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推动投资，增加市场有效供给。供给学派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但是供给的多少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大小取决于各种刺激。税率因其独有的经济特性，成为这些刺激中最有效的影响因素。税率变动，不仅可以影响人们的净收入，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储蓄和投资情况，而且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因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不是总收入，而是税后净收入。三是注重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反对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供给学派认为，一国国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取决于有形资本的积累还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积累。科学技术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还包括劳动力努力程度等。在资本不足时，过多的福利只会削弱人们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压抑智力资本投资，滋生懒惰，不利于扩大就业。同时过多的福利支出，加重了政府负担，排挤了私人生产性支出，不利于经济发展。

供给学派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大萧条以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摆脱二战带来的创伤，各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涨”怪象面前毫无作为。于是，学术上一些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学派应运而生，供给学派在这时走入人们的视线。1981年，里根上台后，宣布其实行的经济政策将与过去一贯奉行的经济政策彻底决裂，他实行的经济政策，实质就是供给经济学。里根政府的核心是减税，最终，里根的供给改革获得成功，美国摆脱了经济“滞涨”怪圈，为其后经济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中国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对以前需求侧管理的否定，相反，是对以前需求侧管理的补充。经济运行既有需求方面的问题也有供给方面的问题。需求方面包括投资、消费、出口，也就是常说的“三驾马车”；供给侧则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四大要素。近年来，国内商品无人问津，而海外代购却如火如荼。说明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在于短期需求不足，而在于中长期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地增加商品供给数量，而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高供给商品质量。当前我国在供给侧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部分成本不仅高于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一些高收入国家，导致企业产品滞销，经济效益低下；二是中国的快速发展，长期依赖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需减少，导致国内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无法及时转化为国内消费；三是部分企业生产理念落后，还停留在过去的以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没有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人口消费结构，供给产品无法满足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四是当前中国的供给体系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的特征。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应对新一轮经济发展下行的正确对策，又是从根本上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的必要措施。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随着其快速发展暴露出了很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已获利益集团对于对其有利的制度的依赖，阻挠了经济社会改革。实行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与过去需求侧改革的彻底决裂，只是从过去注重需求侧经济管理走向注重供给侧经济管理。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主要有以下因素的考虑：

首先，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固有问题。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无法对特有问题进行针对性调控。正如当下国企改革，一些需要扶持其成长发展，而一些需要削减其产能，抑制产能过剩。如果“一刀切”，实行或扩张或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加重问题。财政政策，虽然可以做到针对性调控，但是我们政府长期以来不断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调控效力，已经越来越小。特别近年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政府为了快速达到政策效果，多次使用财政政策维持经济平稳，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控已经变得越来越乏力。

其次，中国通货膨胀呈现明显特征。西方经济学把通货膨胀成因分为三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3]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金融危机过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国内产品的消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投资驱动以及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人口红利”接近释放完毕。现在，中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逐渐降低，劳动力市场从劳动力供给过剩过渡到劳动力供给不足。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成本增加，被迫提高商品价格。物价上涨，使得劳动力为了维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水平或者提高其生活水平，不得不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劳动力成本提高就和商品价格上涨形成了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逐步降低。伴随人口红利的减少，我国已经没有办法再通过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受到冲击，增长率必然会下降。在既定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下，假设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相吻合，经济增长率下降成为一种必然。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期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5年前后将下降一个水平，这也与中国经济增速必然下降的预期相一致。

四、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建议

面对供给端呈现的重重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证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

首先，政府对我国税收体制进行改革。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使自己生活水平提高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多的获得可支配收入。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因其独有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征，对整个社会经济主体、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储蓄等于投资”。[4]税率过高，人们手中的净收入减少，存入银行闲钱就会减少，储蓄的减少，导致整个社会投资减少，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当前中国，在通货膨胀水平已经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减税不仅可以缓解通货膨胀，而且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应该按照十要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①

早在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就提出了税率和税收收入的关系，即著名的拉弗曲线。政府的税收收入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税率，另一个是缴税的受众范围。

在拉弗曲线中，X轴代表税率，Y轴代表税收收入。在原点O点，税率为0，税收收入也为0，随着税率的提高，政府逐渐有了税收收入，并且不断增长。当税率提高到某一点时，税收收入达到峰值；税率继续提高，税收收入开始减少，直到税率达到100%，税收收入减为0。所以说，税率既不应该为0，也不应该为100%。

当前，中国需要降低企业成本来推动供给侧改革，税率也存在进一步下降空间，因此需要减税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企业投资，增加居民消费。

其次，坚持国务院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在中国现在这个调结构促增长的攻坚时期，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由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产出增长=劳动份额*劳动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技术进步”[4]可知，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唯一路径。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需要创新，而创新的根本在人才，因此教育成为创新之基。一是改变当前落后的教育观念。教育作为一个整体，不单单是“教”，还有“育”，老师的责任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而是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做到融会贯通。学校的功能也不局限于知识教育，还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做人准则。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很不不平衡的国家，教育资源在全国各地分配千差万别。教育改革应该着力于促进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只有教育资源充分流动，才能推动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缩小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差距。

第二，大力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目前，我国就业压力过大，作为吸收社会闲散劳动力主力军的中小微企业，受限于不利的社会环境，很多企业在其走向成熟之前早早夭折。中小微企业是创新思想的孵化器，当今世界上很多大型公司，都起步于中小微企业。政府应该进行政策引导，改变当前中小微企业在借贷、经济环境方面的不利局面，尤其是银行贷款方面的问题。推进产学研相结合，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为小微企业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提升创新转化成功率。

第三，创新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源泉。许多创新型企业的失败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创新的应用。苹果手机可以引领一个消费潮流不单单是创新，而在于改变了人们对手机的认识，它的成功固然有创新的功劳，但更多应该感谢创新的应用。因此，在当前我们大力扶持创业，大力鼓励创新的背景下，应该着力培养中国人的理性消费观念。脱离社会需求的创新，不仅无法支撑企业效益的提高，而且造成大量资源、人力的浪费。政策是全局性的，但是每个企业应该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结合市场需求，产生创新成果，进行市场驱动的创新。

最后，努力做到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在人口红利减少的情况下，一是应该做到不让经济发展产生失重状况，这就需要补充新生劳动力，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新生婴儿养育成本上升，成为很多适龄父母不愿生养二胎的主要原因，政府人口红利补充政策，需要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福利水平，缩小地区、城乡的福利差距，打消父母生养二胎顾虑。二是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不是简单的不足或过剩问题，劳动力问题呈现结构性特征，一些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另一些地区劳动力供给过剩。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流动的加深，当前户籍制度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人们的居住趋势和职业身份，户籍改革应该剥离与户籍直接联系的社会福利，让户口只具有标记人口居住地的意义，推动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加速推进土地市场化，规范土地定价，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房地产泡沫。中国资本市场历经20多年的发展，行政色彩依然很浓，直接融资比重依然较低、社会融资成本依然很高。资本市场改革的应该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五、结语

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全面性的改革，政府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与供给侧改革形成“组合拳”，保证改革成功。尽管供给侧改革伊始，我们可能经历改革带来的阵痛，但要坚信现在的过程固然艰难，但是未来的长期平稳发展将得到保障。

注释：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2012年11月14日。

（作者单位为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王冠群（1990―），男，山西晋城人，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1] 钟祥财.供给学派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J].上海经济研究，2011（1）.

[2] 陶一桃.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选择――供给学派对扩大“内需”的启示[J].学习与探索，2000（3）.

[3] 周芬芬.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预期实证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6）.

[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90页.

[5] 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M].中信出版社，2011.

[6] 许金柜.我国政府预算公共化改革：一个必然之路径[J].社会科学家，2014（2）.

[7] 王艳.全面深化改革是强国之路――深入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36）.

[8] 杜成立.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J].管理学家，2014（11）.

[9] 沈越.市场决定性作用与基本经济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解读[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4）.

[10] 黄顺春.产业创新视角下的转型期产业工资差距变迁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

[11] 尹全胜，张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J].现代经济信息，2013（23）.

[12] 孙咏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再权衡与新抉择[J].前线，2013（12）.

[13] 薛庆超.中国特色的“三中全会现象”

供给侧改革篇6

相反，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某面粉厂老板以1.7元/斤的价格，从当地农民手中收购优质小麦，而加工后的高强筋面粉售价8元/斤。同样是种植小麦，差距如此之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经济》记者，弟弟的境遇是当前大部分农民面临的困境：辛辛苦苦种了地，不仅无法增收还可能亏损，当地不少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

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供给超过需求，卖方会收到降价的信息；如果需求超过供给，买方会收到涨价的信息。李国祥弟弟种植普通小麦的供给远远超过市场需求，故而价格会一降再降；而内蒙古农民种植的优质小麦，也因供给低于需求，收购价才会“高高在上”。

所以，李国祥为弟弟支招，与其赔本，不如什么都不种，让土地休养生息；或者跟着大规模的农企一起种，种有市场前景的农产品。休耕是为了让土地更肥沃，后者则是以市场为导向。

改革就是通过市场调节

今年玉米市场价格一斤不到5毛钱，同时国家已经取消了最低收储价。“农业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当前玉米价格低迷，以后种的人自然就少了。”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敬学最近在东北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研讨会上的观点。

东北三省一区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主产区。据国家粮食局官网显示，截至2017年3月25日，东北三省一区累计收购玉米9261万吨。这表明玉米的库存仍在增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若东北调减玉米种植结构，那么，替代玉米的作物是什么呢？有专家认为，可以在东北种蔬菜运到南方。

据北京新发地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东北的蔬菜南运主要在北京，最远也只能到济南，再远蔬菜会烂掉。“东北在新发地的蔬菜供应量，辽宁省占53%，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则占10%左右。”南方的蔬菜可以经过预冷，货车一路向北，气温越来越凉爽，故而蔬菜不坏。但北方不行，若东北采用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再通过冷链运输到南方，成本过高，农民难以承受。

“东北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比其他地方更大，因为可供调整的余地非常小。”吴敬学进一步解释，气候条件变化决定它不像南方可以种植高效园艺类回旋余地很大。“与其不知道调什么，倒不如不调。”吴敬学认为，玉米卖不出去可以养猪等发展畜牧业，蔬菜烂了则一钱不值。他建议，东北产区可以调整为种大豆，尽管目前大豆的产量低、收益不高，但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地补贴，引导农民种植。“补贴高了，大家自然愿意种。”再者，可以鼓励研发或引进新品种，比如市场进口量较大的北美的优质专用小麦，可以引导农民种植这类优质小麦品种。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缓和“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矛盾。

东北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应根据东北的地域选择性，遵循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进行结构调减。当前玉米库存可转化为饲料粮。据估算，养猪成本中玉米约占六成，现在玉米价格低，也意味著生猪产业有更有竞争力。东北地区可以发展畜牧业。吴敬学认为，农业供给侧改革还应农牧结合，“而不是局限于种植业层面，或从表面上的调减玉米数量或大豆数量，还要从产业链更深层次看问题。”此外玉米也可以加工成乙醇等，转化为清洁生物能源。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种植结构调整不仅是面积增减的变化，也是品质结构的优化。下一步，我国将优先发展优质稻米、强筋弱筋小麦、优质蛋白大豆、双低油菜、高产高糖蔗糖等产品，积极发展加工型早籼稻、甜糯玉米、高赖氨酸玉米、高淀粉马铃薯等加工型产品，以及生物产量高、蛋白质含量高、粗纤维含量低的饲草，以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当前普通的农产品过多，市场已经饱和，需要发展特色农业。”李国祥表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消费的增长，通过供给品种的质量变化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要科学引导，不能大包大揽，同时采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扶植特色农业，需要基础设施的配套、市场、技术人员、资金扶持等，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警惕重蹈九八年覆辙

危机背后往往蕴藏着机会。农业供给侧改革亦是如此。

当前我国农产品面临库存高、结构性供给充裕、阶段性过剩等问题。李国祥指出，目前农业的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大供给来源非常充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减少玉米，改种大豆，大豆就可能会过剩。”过去像油菜籽、棉花、大豆、甘蔗国家都会收储，现在不收了。“国家不去收储，若农民生产亏本了，自然不会再去生产了，结构自然就调整了。”

当前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大好时机。李国祥认为，未来是调结构、转换动力机制、增收机制的大方向。“即便三五年内，存在着转换的风险，但我们有巨大的库存作支撑。而2004年和2007年，是不敢这样做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光要向前看，也要透过历史的“后视镜”回头看。吴敬学告诉《经济》记者，我国粮食总产量于1998年达到5.12亿吨峰值，之后便经历了一轮农业结构调整，直到2008年才恢复这一产量。“这说明调减后再恢复是比较难的。”

1998年《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过去的长期供给不足变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并提出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这是过去10年我国农业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随之而来的是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的不断下降。据国研中心资料显示，自2000年以后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减产，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下降到4306.5亿公斤。2000年底，“两田制”（口粮田和责任田）面积已由1996年的4000万公顷下降为1400公顷，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42%下降到15.8%。

当前的情形跟1998年非常相似，吴敬学认为，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一窝蜂地调减，“农产品产量过剩只是暂时现象，我们也要警惕切勿重蹈覆辙”。去年8月，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曾对媒体称，确保到2020年使1亿左右已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吴敬学认为，农民吃的粮食多，进城后，对肉蛋奶等副食的需求量增多，也将激发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

农业补贴力度要加大

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包括农业补贴，要向新的动力机制倾斜。当前农业补贴有所转变。2016年5月财政部、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业补贴是必要的，无论结构如何调整，必须要保证口粮。”吴敬学告诉《经济》记者。

李国祥认为，有些补贴不应该只是名字好听。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为例，它的确是有利于绿色发展、增加土地有机质和肥力。据了解，2016年黑龙江省市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为每亩71.45元。其中，秸秆还田、施用农家肥等直接用于耕地地力提升的资金要达到每亩10元以上。吴敬学指出，河北等地区开展的秸秆还田补贴标准过低，政策执行效果不好。不烧秸秆用人工移走的成本远高于补贴。有的农民说：“你给我补贴，我在补贴的基础上再加10元钱，让别人把秸秆给我收走。”

供给侧改革篇7

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元年。中国现有问题并非周期性经济失调，而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创新性、高端生产能力不足，伴随低端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流入低效传统部门的结构性问题。一味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该问题，反而会使问题积累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增高。加之刺激政策边际效果递减，需求管理已趋强弩之末。

此番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整个社会和大众媒体都深陷于总需求管理迷雾中：提到经济增长，满篇不是谈论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就是谈论降息、降准，很大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长概念混乱。实则，即便以凯恩斯主义视角观之，也只有在总需求不足，即总需要小于长期总供给时，进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内，长期总供给线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动，那即便将短期总需求提到高于长期总供给，实际产出最终会回落到潜在产出水平，保持经济增速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经济增长？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关注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有句名言：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生产能力即潜在产出提高了，长期总供给曲线能够不断向右移动，那么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自然就随之而增长。反之，如果潜在产出不变，则长期来看国民收入也无法增长，即使短期内进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实际产出，最终可能只是转变为产能过剩和物价上升而已。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潜在产出增长乏力。借鉴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K， L），至少能看出这样几个问题：（1）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由于各种体制原因，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商业创新都显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2）虽然目前中国处于资本相对充裕的阶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获得资本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使得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高。加之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国有企业进行低效率资本扩张的冲动，这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国企债务高企的问题？目前并不明朗。因而通过进一步增加杠杆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可持续;（3）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而目前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快速老龄化问题，将对潜在产出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此带来巨大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无法通过大规模货币政策刺激加以解决。开启另一个思路，进行供给侧改革更合理和应时。汲取美国80年代里根经济学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可着重关注以下方面：（1）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提升经济效率和减少市场运行的体制成本;（2）国企市场化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放开非必要的政府垄断行业，为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竞争营造公平环境;（3）进行结构性减税，增强企业活力以促进商业创新;同时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以促进消费持续增长;（4）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从而将人口生育率尽量提升至代际更替率的水平。

供给侧改革篇8

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在辽宁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推进干部作风转变，深入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辽宁振兴必由之路。

一年过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哪些成绩？

产能“去”得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淘汰落后产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2016年，以钢铁、煤炭行业为重点去产能，全年退出钢铁产能超过6500万吨，退出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分流职工得到较好安置。

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

“港口虽然只是运输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对经济的冷暖感知最为明显。”全国人大代表、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文仲表示，中央出台的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加快了各地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

结构“调”得快

发力供给侧，要瞄准市场需求，增有效供给，去无效供给。

全国政协委员张改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校长，这位农业领域的专家去年以来都在忙一件事情：“我们去年就开始和哈萨克斯坦农业机构密切接触，对方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他们有大量的农田，我们有精耕细作的农业科技和经验。今年，我们会组成专家团去详细考察哈萨克斯坦的土壤、水质和适合生产的农作物。”张改平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寻新路子。”在张改平看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包括保证供给安全、持续加大投入、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等国际合作机遇、生产的集约化和现代化，以及推动我国传统名特优农产品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做好规范生产，实现品质提升。

短板“补”得齐

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入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加快提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创新发展、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支撑能力。

供给侧改革篇9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成为即将公布的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核心主旨。

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首个一号文件，它将与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涉农文件一起，共同搭建未来五年中国农业改革创新的总体框架。

“用简单的方式理解农业供给侧改革，就是增加或减少某些农产品的生产。但这一就事论事的方式，无法根治中国农业的现实问题。”一位知悉文件起草情况的人士对《财经》记者称。

为求治本，此次农业调整将超越根据农产品供应多寡对结构进行加减法调整的传统思路，立足农业现状及整体经济需求，综合保供给、调思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及农民增收等多重目标。既解决当下难题，又为远期发展布局。

中央政策框架搭建之际，《财经》记者梳理各地“十三五”规划建议时亦发现：包括黑龙江、山东等在内的农业大省，均已开始设立与中央互动的地方版农业结构调整目标，例如发展精致农业及优化种植业结构等。

作为一项系统性调整，中国农业政策框架在提出上述多重改革目标之外，如何跟进调整与之相关的配套性措施及落地方式，摸索才刚刚开始。 去产量

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12428.7亿斤，同比增长2.4%。增产主因是播种面积增加、种植结构调整及以科技为 支撑的现代农业发展。

在多年持续增产基础上，不再特别强调增产，并同时进行结构性调减，是“十三五”期间中国农业政策将进行的主要调整之一。

调整背景，是原有生产及扶持体系沿用多年，造成了产量、进口、库存、消费、浪费、调运、资源消耗量同步“六高”的尴尬局面。

去除这些尴尬，解决品种结构不平衡、种植效益下降、生产方式粗放、产品竞争力弱等问题，成为本轮农业生产供给侧改革目标。

此次主动调减开始之前，决策层面的讨论已审慎进行了多轮。而具体实施措施，则从2015年起逐步落地：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一些政策，比如实行轮作休耕试点，实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等，实际上发出了一定程度上适当调整近期粮食产量的信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称。

《财经》从农业部相关人士处获悉，本轮粮食调减的具体执行目标为“两保、三稳、两协调”：一、实现口粮自给率100%，谷物自给率95%；二、稳棉油糖。其中棉花基本满足国内消费，食用油自给率30%以上，糖料自给率37%左右；三、实现蔬菜生产与需求协调发展，牧草生产与畜牧业养殖协调发展。

因库存积压严重，玉米是调减的重点品种。在中国近年新增的1.99亿亩粮食播种面积中，它就占了1.95亿亩。据农业部规划：2016年玉米调减面积1000万亩以上，2020年则减少5000万亩。

总种植面积约占全国三分之一、近十年来生产增量最大的镰刀湾地区，被列为调减主要区域。这是中国从东北到华北-西南-西北的一大片区域，因从地形图上看恰成镰刀弯状分布得名，其特点是处于干旱区及生态脆弱区，产量低且极不稳定。

调减并非土地荒废，而是重点改种青贮玉米、苜蓿、牧草、杂粮和马铃薯等作物，或进行大豆-玉米轮作。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这一政策统筹及相关措施配合，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核心难题，是如何让农民主动实施：

首先，由于玉米价格仍相对有优势，农民对改种仍存观望情绪。以被列入粮豆轮作试点地的黑龙江北安市为例，每亩150元的补贴，作用并不明显。

其次，部分被纳入粮改饲试点的地区，则已遇到了种植、运输、发酵、储藏等一系列产业如何配套的难题。

以将青贮玉米作为饲料为例，此举一方面能有效提高奶牛产奶数量及质量，另一方面亦可避免玉米掉价带来的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在从2015年起进行调整的山西部分产区，农民每亩可获500-1000元不等的收入。

但也有试点地区农民告诉《财经》记者，出于担心没人收购无法消化产品等考虑，现在仍不愿意种植青贮玉米。

中科院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正斌分析：进行调减规划时，各方认为镰刀湾地区是农牧交错地带和畜牧业优势区，有大量青贮玉米等饲料需求。但实际上中国大量靠饲料进行养殖和农产品深加工区，大多并非镰刀湾地区。

他还认为，缓解玉米产能过剩及时且必要，但在如何减少中国油料、饲料、化工原料进口增多及优化作物布局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为提升需求，山西等地已在积极引进乳业加工商；中央财政亦开始按每县1000万元标准，在10个省的30个县进行扩展试点，发展奶牛饲养产业。

对即将批量落地的政策调整，不宜用力过猛是多方共同提出的建议。“调减产量可以，但应由农民自主选择，不能让农民利益受损为代价推进。”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称。 增产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量调减同时，中国的粮食需求缺口却在增加。

“到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大约为1.4万亿斤，有近2000亿斤左右的缺口。”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

为求解这一矛盾，中国的做法是建立一套新的宏观粮食安全供给框架。

“以中国资源条件看，农产品自给率只能到80%，如今满足了国内90%的谷物、油料等农产品需求。短期看，这是粮食安全有保障，但长此以往，耗损了地力，污染了环境，粮食安全终究不可持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如此解析。

综合来看，这一新的框架至少包含两方面：其一，主粮作物外，中国通过国际市场满足非主粮作物需求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此外，主动调减产量同时，中国开始注重产能的保障及提升，即如何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这一对新提法，将系统涵盖近年来中央多个一号文件着重提及的数个相关主题，如提升科学技术水平的支撑作用、弥补水利设施短板等。而通过耕地保护、改善生产条件进行地力的修复及提升，则成为主要突破口：

首先，目前中国中低产田约占三分之二，大部分仍靠天吃饭。通过大规模推进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措施，中国希望能在2020年时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

其次，按照正在实施的《关于大力开展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攻关的意见》：从2015年10月起，中央财政亦专项安排了5亿元支持东北黑土区17个产粮大县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其做法为将玉米收割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

试点地区的榆树市、农安县等地农民表示：引秸秆粉碎、还田成本高，原本有近九成被焚烧。在获得每亩100元补贴后，还田的积极性提升。长此以往，农民及土地两头都可受益。

第三，根据市场需求大小，通过轮作休耕等措施调节粮食种植面积，在2016年一号文件等相关政策公布后，落地速度亦有望加快。

世界各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均高度重视轮作休耕。以美国为例，为应对面对粮食生产过剩和生态环境恶化等挑战，在其于2002年修改的农业法案中，设定的休耕最高面积为2.3亿亩，约占其耕地面积的近两成。

以目前各地试点情况看，中国的休耕政策提出时机并不占先，落地亦将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是如何在休耕的同时，保持耕地面积、质量和农业技术的高水平，以便存有生产足够粮食的能力。

其次，是如何精准识别并及时休耕“三块田”，即资源趋紧田、环境恶化田和产能过剩田。正在进行休耕试点的华北地下漏斗区部分地区，即为典型代表。

第三，为提升休耕质量，如何对农民提供休耕补贴等相应制度的设计，亦需加速。

按世贸组织《农业协定》，休耕补贴原应列入总量受限的黄箱政策。但为满足美国及欧盟要求，这一补贴被给予消除承诺，不受《农业协定》约束限制。

美国的相关政策框架已较为成熟。《财经》记者于2015年下半年时在美国中西部多个农业州采访获悉：美国在执行休耕计划时，大部分由政府提供补贴，农民自愿参与。

其补贴则分为两部分：其一为土地租金补贴。根据土地所在地的土地相对生产率和当地的旱地租金价格，评估确定一个年度土地租金补贴价格；

其二为与农民分担植被保护措施的实施本钱。根据农民实施种草、植被等保护措施的成本，向农民提供不超过50%的现金补贴。

与之相比，中国虽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已提出对休耕农民给予必要的粮食或现金补助，但相关政策仍稍显粗疏。

以河北为例，该省2014年时的规划为：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适当压减依靠地下水灌溉的冬小麦种植面积，改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制为一年一熟制，实现“一季休耕、一季雨养”，挖掘秋粮雨热同期的增产潜力。

河北规定，对于项目区压减小麦种植的农户按照亩均500元的补助标准进行补贴。还提出要通过财政奖补、结构调整等综合措施，保证修复区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不降低。

就试点情况看，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真正保证农民收入，以及如何制定及调控休耕计划。

此外，“休耕政策虽已迫在眉睫。但现在的难题，一方面在于各方利益牵绊，一方面在于步伐仍然迈得太慢。” 曾多次参与调研的上海汇易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对《财经》记者称。 保护农民积极性

改革开放起到此次主动进行粮食生产综合性改革调整之前，中国曾被动经历过两次粮食产量下降波动困扰：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从1999年起持续四年，随后缓慢爬升，产量到2008年才超过1998年的水平。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政府调整粮食政策要特别谨慎，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和收储政策改革，要充分考虑农民利益，避免再次出现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陈锡文如此提醒。

而农民增收这一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衡量本次农业政策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之一。

按照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中国农民收入近年来持续增长。除将打工收入计算为农民收入这一尚存争议的因素外，政府逐年提高粮食支持价，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助推。

这一局面给中国进行粮食生产相关政策调整带来的难题是：若降低农产品支持价格以减少收储压力，农民收入将下降；但若保持或提高支持价格，粮食价格倒挂及亏损将更严重，相关改革难以进行。

“在新增收渠道有限、农业补贴改革在即情况下，政策稍有偏差，农民增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是新的三农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对《财经》记者表示。

就政策准备情况来看，解决这一难题的主要对策有两种：

首先，调整农业补贴方式。为消化库存，须实施“市场价格、价补分离”。若由市场形成的价格过低，则由政府采取措施直接补贴农民。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上述价补分离核心措施之一的目标价格，各方对其实施效果仍存执行难、补贴额度过大等质疑。故此在今年小麦和稻谷继续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之外，玉米是否改革，还未最终确定。

“总体来看，这一轮改革至少要实现四个重要目标：一是必须‘挡住进口’，不是拒绝进口，而是国内的市场价格回归到市场需求水平；二是不能增加新库存；三是要搞活市场，实现多元化主体、多渠道流通；四是在改革过程中维护农民合理收益。” 陈锡文日前在参加“清华三农论坛2016”时表示。

供给侧改革篇10

一、要准确评价行政改革的成效

从2013年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始终把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在突出地位，强调要壮士断腕，伤筋动骨。据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仅国务院就取消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没有法律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已全部废止。与此同时，还对部门设立的各类资质、检验、认证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事项进行了改革。在简化、降低入口管理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事中事后的监管，并把优化服务、提高为企业、公众办事服务的水平等，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不断强化。应该说，这一改革的总体思路清晰，对症下药，有很强的针对性，极大地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改变了政府的治理方式，对释放市场活力、社会活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然，这项改革成效的最终检验者，应该说不是政府自身，而是广大老百姓、企业等市场主体。从目前的实际状况看，不论是企业还老百姓感受还不是十分明显，这也说明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力度，依然很紧迫，对此我们要有清晰的认识。

二、“放、管、服”改革仍是今年行政改革的重点

按照发改委对2016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部署，属于行政改革层面的主要涉及八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继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开展“证照分离”试点；二是改进和规范审批行为，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推广网上并联审批等新模式；三是制定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基本流程、标准指引及规范办法；四是全面公布地方政府权力和责任清单，开展国务院部门权责清单编制试点；五是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六是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七是研究制定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精简投资审批，创新投资管理方式和投融资机制；八是修改和废止有碍发展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上述八项改革举措，可以看做是从不同角度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的深化。

从简政放权角度看，不管的中央深改组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务院的重点工作部署，都明确提出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同时要把简化审批流程，清理和规范中介服务、修改和废止有碍发展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放在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今年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还特别强调要研究制定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精简投资审批，创新投资管理方式和投融资机制，为改善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支撑。可以设想，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与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从更大的视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界定性作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对从根本上改善或者重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从放管结合角度看，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短板。原因是，过去我们的多数政府及其部门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入口管理上，一个潜在的原因是“有利可图”，门槛高，可以获取更多是权力寻租的空间。至于准入后，如何监管，成为长期的缺项或短板。比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安全事故方面的问题等，几乎都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今年的行政改革，更加关注“放管结合”的完善和创新方面。如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开展“证照分离”试点，建立健全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等，都是围绕如何提高事中事后的监管效率、监管水平以及监管质量、落实监管责任等展开的。从政府治理变革的角度看，这方面对政府挑战还将进一步加大。因为随着大量事项可能有过去的审批变为备案、事前变事后，都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再这方面有大的突破，政府就很难适新的治理环境，进一步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保护好各方利益，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和社会秩序。

从优化服务看，这是行政改革的最终目标，也直接体现着政府工作的宗旨。因为不管是简政放权还放管结合，说到底都要体现在为社会、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这一服务的最终评价者不是政府，而是刚打人民群众和企业。这些服务的直接表现形态，大多数是通过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为民众个人的民生服务方面，也体现在为企业创造生活财富、创造就业岗位、提供优质的产品方面，以及所有市场、社会参与者所必须的公共秩序等方面。从2016年优化服务的改革举措看，主要包括要提高政府治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构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而且地方政府要全面实施，向社会公布，国务院部委也要进行这方面的试点；大力发展电子服务，利用公共服务网络平台，推广网上并联审批等新的服务模式，为企业、公众提供便捷的服务；推进标准化管理，实行“三证合一（即工商证、税务证、质检证合一）”和一照一码（信用代码）制度，逐步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事项实现标准化，规范权力行使的边界，防止全经理滥用；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包括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国家职业资格等都要纳入。通过上述改革，一方面可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广泛在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运用，创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模式，提供给社会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用制度和技术手段，规范公权力的运行，这对改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提高政府公信力，都具有长远的意义，因此，优化服务改革，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值得各级党政机构高度重视。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