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管理论文范文10篇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篇1

「摘要题」农村公共物品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农村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向农村地域的延伸，是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经历了数次变迁，但每次变迁的结果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这既体现了农村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其供给制度本身的一般困境，也反映了作为我国三农问题复杂性的冰山一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面临的特殊矛盾。本文试图从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入手，剖析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变迁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在时期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受农村土地制度因素变迁的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经历了两个阶段。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公共产品的供给和使用都是由集体统一组织、安排。政府作为惟一的供给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担当了号召者、组织者的角色。在当时重工轻农战略及财政收入有限的条件下，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正常运转所需的公共产品支出不得不主要依靠制度外供给，实际中采用的则是以劳动力代替资本的方法，由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组织劳动力承担土壤改良、水利建设、道路修建等劳动密集型投资项目。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扩大了灌溉面积8018万亩，并使全国水灾面积由1949年的1亿多亩缩小到1952年的1600多万亩。同时对一些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如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开始了全流域的根本治理，长江、黄河也采取了一些临时有效的措施，以解除洪水的威胁。根据统计资料，从二五时期开始到1979年，国家用于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全部基建投资的比重从9.8％升至17.7％，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在解放后30年有了较大的改观。

1978年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拥有了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财产分配权。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的体制激励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激励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相应地解决，反而大大弱化了。从1980年到1988年，我国用于农业的基建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原来的9.3％下降至3.0％，表现为一些新的公共产品供给不但没有满足，而且原有的供给水平也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道路年久失修、水利设施淤塞，导致抗灾能力减弱，影响了农业的持续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1985年我国财税制度改革之后，原来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被打破，中央政府下放了事权，却没给予地方相应的财权，地方政府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尤其是分税制之后，各农户缴纳的农业税收和乡镇企业税收成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税长期的轻税政策和某些地区乡镇企业的停滞使地方税收极其有限，公共财政的预算内低收入导致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在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情况下，农村资金通过财政、金融渠道外溢现象十分严重，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的短缺。如1991年，农村资金通过财政渠道净流出629亿元，所占比重为77.2％；通过金融渠道流出186亿元，占22.8％。三是农民缺乏对公共产品进行投资的激励。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不可能由农民私人来提供，每个人都希望由别人来提供，自己能成为“免费搭车者”。在农地制度改革初期，农民只拥有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土地的频繁调整造成的经营期限的不稳定导致农民预期的短期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从而没有任何激励。四是在资金紧张的状况下，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恶化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生产性大型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同，基层政府一般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着较强的激励，这些产品主要为一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仅1993年国务院授权农业部宣布取消的农村达标升级活动就有43项，由于这些达标升级活动关系乡镇领导的政绩，因此尽管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不大，其供给仍是富有激励的。可见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及滥用性，造成了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恶性膨胀并最终成为农民负担的主要来源。

总之，改革的负面后果是农业总投资的下降，公共财政力量薄弱，金融信贷支持不足，私人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向转移，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表现在公共项目建设趋缓，如1980～1986年乡村办水电站数量连年下降。与此同时旧的公共产品不断折旧，目前全国43万座水库中，约有1/3属病险库，水库容量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4500亿立方米，下降到目前只占30～50％。水利设施抗灾能力的减弱，使受灾面积由1970～1979年平均每年受灾面积388万人km[2]上升到1980～1992年间的4500万人km[2]（张军，1996）。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困境

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变迁过程来看，无论是时期，还是农业改革推行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而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它既体现了公共产品供给本身的一般困境，也反映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殊矛盾。

从公共产品供给的一般性来看，农村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消费的共同性、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公共产品属于“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一方面，如果由私人通过市场提供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免费搭车者”，从而导致“公共地的悲剧”；另一方面，外部效应的存在，使私人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也会造成其供给不足。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缺陷”。时期，政府掌握有收益索取权和资源分配权，承担了提供大部分公共产品的责任。解体之后，设立了乡（镇）政府，乡政府取代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这在我国的1982年《宪法》中也给予了明确的认定。《宪法》规定，乡级政府的职能是：“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职责范围几乎涵盖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由政府作为惟一的供给主体，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具体来说，表现为：第一，供给的任意性。在提供什么公共产品、什么时间提供及提供多少的数量问题上，由政府根据多种因素来决定；第二，供给的强制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权力由政府垄断，以政府的偏好为原则，较少考虑需求方的意愿。

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殊性来看，由于其所处的地域性（广大农村地区）和分布的分散性，决定着政府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决策及监督机制。然而我国农村产品供给的变迁过程表明，无论是在供给资金的筹集，还是供给资金的使用上，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无不体现出了一种体制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集的体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划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而履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及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费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完全负担。由于农业税的轻税政策，因此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县、乡政府财政力量十分薄弱，财政缺口大。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法律的职责，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因此通过制度外筹集公共资源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目前乡镇制度外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有四项，即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管理费、乡镇统筹资金、罚没收入及各种集资、捐赠收入。而村级组织的收入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公共财政的范围，主要通过向农民收取“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的方式来获得，其中公积金主要用于修建农田水利设施、购置农用固定资产、兴办集体企业等；公益金用于“五保户”、困难户的补助以及其他集体福利支出等；管理费用于村委会干部的工资和管理支出。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外特征。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带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局限性，加上大部分公共产品投资周期长、见效慢，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的短期性和体制外特征。农村基层政府作为一级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标可能与农民的要求并不相同。为了达到基层政府的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就不是由农村社区的农民自下而上来决定的，而是基层政府自上而下做出决策，供求之间并不对称，供求矛盾突出。第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扭曲。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不同，它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从而对供给者形成激励和约束。在目前村民自治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尚缺乏能够正确表达自身意愿的机制和渠道，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制性供给无法进行“硬”性约束。同时，受当前行政体制的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也不是来自于真正的消费者农民的需求，而是基层政府追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双重目标。这种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扭曲，最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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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配套改革措施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陷于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体制外供给，而导致体制外供给的原因又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在进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时，不能就农村谈农村，就农民谈农民，要结合农村发展的背景，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一）区分公共产品的层次，进一步明确投资主体。根据在消费过程中的性质不同，农村公共产品又可区分为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与非排它性的产品，如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等。农村纯公共产品同其它纯公共产品一样应由政府免费提供。然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是以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与非排它性。具体来说有两类，一类是具有排它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如高速公路，该类产品由政府提供还是由私人提供主要考虑该项产品收费管理的难易程度以及它的需求弹性，难度越大，弹性越大就越适合于采用政府提供的方式，相反则应采用市场提供的方式。另一类是具有非排它性和竞争性的公共资源，如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这类产品由政府提供还是由市场提供取决于该类产品的收益的外溢性程度，如果产品的内部收益较小，外部收益大，则适合于政府提供，反之则适合于由市场提供。目前鉴于县级财政的巨大压力，中央、省级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

（二）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加快融资机制的创新。各级政府是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主体，但决不意味着只有政府才能提供，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也可以进入这一领域。据公共财政理论，依据农村公共产品中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可以采用政府与市场（私人）混合的方式来提供。本着“谁投资，谁受益”和“量力而行”的原则，采用“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方式，充分调动各类主体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即实行农村公共产品市场化发展。目前已有的研究也表明，部分农村公共服务，如小型水利设施，由私营部门提供是有效的；部分农村良种的提供，专用品种的栽培技术，市场信息可由“龙头”企业提供服务（王小林，2003）。另外，政府也可以利用市场融资和捐赠等形式吸引资金，发展农村社区公益事业。以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近三年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为例，市场和社会的资金投入总额已经占到了整个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总投资额已经突破2000万元。这些资金的注入在节省政府的公共支出，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推动办学主体的良性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积极推进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乡级政府是现有行政体制中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在现有的国家制度框架内，向所辖社区提供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几乎所有公共产品是乡级政府的重要职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之后，赋予了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事权，却没有给予相应的财权，权责不相对称，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大国家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具体包括：一是合理划分事权，以事权定财权，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一般来说，纯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全部负担，而准公共产品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和省级以上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二是增加财政投入，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要求各级预算的支农支出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三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产品的投入。四是调整支农资金投入方式。财政支农资金要尽量减少间接的和对中间环节的补贴，积极探索对农民直接支持的各种有效补贴办法，逐步建立起以收入补贴、生产补贴、救助性补贴为主的财政支农资金直接补贴方式。

（四）实现村民自治，完善决策机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法》（1998）第三条规定，作为社区自治性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其职责之一是提供社区内人们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目前由于乡镇政府职能向村级组织的渗透，村民委员会部分地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变成了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的执行机构，扭曲了农民的意愿（吴士健，2002）。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从农民自身需求出发，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给予农民充分的民主权利，形成由内部需求决定的公共产品决策机制。首先，必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充分实行村民自治，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进行表决，使农民的意见得到充分反映。其次，加快农村基层政府的组织建设，改变农村基层领导人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的形式，把主动权交给农民，由农民直接选举出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对农民负责的社区领导人。再次，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资源使用监督机制，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将收支状况公之于民。

（五）加快乡镇行政机构的改革，精简机构。我国从1982年开始撤销，到1999年全国共建有县、乡两级政府近3万个，乡镇数量达到44741个。其中有些乡镇的规模非常小，不超过2万人，但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并没有减少，从而导致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上升。据有关资料分析，在乡级财政支出结构中，教育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及人员离退休经费三项共占支出比重的67.83％，“吃饭财政”的表现愈益突出，致使乡级财政日益陷于困境（樊利明，2001）。为加快乡镇行政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撤并乡镇，减少一部分财政供养人员，增强乡镇驻地的区域中心作用；另一方面，理顺县乡关系，明确划分县乡两级政府的职能范围，将本来属于乡镇政府的权力还给乡镇，使其真正成为一级功能完备的政权组织，担负起对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应尽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吴士健，等。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完善[J].农业经济问题，2002，（7）。

[2]张军，何寒熙。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J].改革，1996，（5）。

[3]王国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1）。

[4]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探索[J].财贸经济，2001，（10）。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篇2

一套新的制度取代旧的制度，可界定为制度变迁。由此，可将新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时限大体界定在1978年。在此之前的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典型的政府选择依此之后，中国开始了渐进式、温和的制度变迁进程，直到现在中国仍未建立起有效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就是说，这一进程仍在延续之中。在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首先，逐步明确了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应当做什么、能做好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其次，在政府从“越位”领域逐步退出并填补“缺位”领域的同时，政府间的公共品资源配置职能也在分税制的制度创新下逐渐分开。目前，各级政府大体上能够在划定的事权、支出责任、税权税源、非税收入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项目和数量的前提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得其利、自求平衡，各自确定本辖区内的公共品提供的数量、结构与质量。再次，公共品的生产与提供也在政府采购制度的推行下，开始分开，公共品生产市场由过去的政府独家垄断经营，开始有选择地向私人部门开放，公共品市场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多个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格局也已初露端倪。毫无疑问，公共品生产与供给制度的渐进变迁，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客观地看，中国现行的公共品供给制度还存在以下缺陷：（1）在宏观层次上，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公共品供给领域中职责范围缺乏科学合理的界定，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范围过宽且方式不尽合理。（2）公共品的生产与提供不分，政府既包揽公共品的生产，又通过政府规制、行政审批、歧视性税收和财政补贴等非中性制度壁垒，限制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市场，保护公共部门在公共品领域中的“垂直一体化”垄断，并由此衍生出公共部门规模过大、激励不足、压力不够、活动效率低下以及公共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乃至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3）公共品的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不分，大量本来应该借助于社会分工、采取市场契约方式交由私人部门或“公”“私”混合竞争性间接生产的部分，也大都采取了公共垄断的制度安排。（4）在公共品供给的纵向制度安排上，中央集权过度，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职能难以充分有效发挥。

二、制度创新需要解决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纯公共品并非无处不在。

自萨缪尔森以典型的公共品——灯塔为例给出公共品的经典定义后（萨缪尔森，1954），按物品的消费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标准，将全部物品划分为私人品与公共品，并据以将经济活动区分为市场领域与非市场领域的理念，就逐步为经济学界所广泛接受。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纯公共品是指那些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都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减少。用公式表示就是：

这意味着，（1）公共品的效用具有完全不可分割性，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打包”在一组消费者之间共同消费或使用。（2）公共品在一组消费者的消费或使用中是非竞争性的，即增加一个消费者的消费或使用，其边际成本为零。（3）公共品在一组消费者的消费或使用中是非排他性的，即用价格机制或产权界定排他消费要么在技术上不可能，要么排他的成本要大于排他后所带来的收益。

萨缪尔森的公共品定义，与其说是为了寻找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制度安排上的“公域”与“私域”的分工，倒不如说是纯理论研究。

（二）即使是纯公共品，其政府供给行为也需要市场调整。

居民（包括居民企业）所消费的安全一般被认为是比较纯粹的公共品。然而，在居民所消费的全部安全中，公共安全却只不过是一部分，尽管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由于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占有水平不同，不同的人对安全的来求数量与质量也就不尽相同。公共安全只能按照中位选民的需求水平来决定。

从理论上讲，由于政府生产的安全，其成本也是由纳税人负担的，因此，政府生产与市场生产也就存在着一个成本与效益的比较问题。如果把政府生产提供公共安全的机构，看作是一个产业部门或生产“企业”，那么，按照科斯的“企业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的理论，公共生产的安全客观上也有一个最佳供给量问题，当公共生产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增加公共生产的安全量不再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时，那么，就应该选择市场。

（三）公共提供并不等于非由公共生产不可。

公共提供并不等于公共生产。因为任何一种公共品，其效用都是由可分割的各种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公共安全就是警察、警车、通讯、监狱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里，不仅警车、通讯、监狱等可以交给私人生产、政府采购，而且就连警察也大都是由“私人生产”（私立高等学校培养）、政府购买的。

按照奥斯特罗姆的分析，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产出效率，生产各种公共品的各个公共部门都应该借助于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分工，通过专业化机构协作进行生产，而不必由一个公共部门垄断一种公共品的所有生产环节。中国各个公共事业单位都普遍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单位办社会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分工协作的效率损失，是不言而喻的。

（四）公共品的生产权可否分割以及分割程度、消费可否排他以及排他程度，主要取决于制度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

公共品能否通过市场制度以及私人部门实现其供给效率，原因往往不是或主要不是因为市场制度内部的缺陷，也不是或主要不是公共品的消费在技术上不能排他，而主要是在市场以及私人部门以外的人为的制度安排。如果我们从公共商品理论分析中最为抽象的“灯塔”世界，回到丰富多彩的公共商品的现实世界，那么，我们甚至可断言：几乎没有多少公共商品是不可以排他的，而且排他的交易费用也可能并不一定要高得非用政府制度来替代不可。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通过垄断、集权、政府规制等各种强制性机制和政治程序来实现公共品供给的比较效率。因为一方面现实经济世界中象灯塔这类公共品毕竟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如果阿罗不可能定理是正确的，那么，面对规模庞大、品种由多。结构复杂、公众需求不一的公共品，政府能否得到集体需求的准确信息并据以作出科学决策，以及即便是决策正确，能否保证决策很好地加以实施，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况且，如同科斯所言，政府的活动也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有时它所花费的成本还大得惊人。

（五）私人品/公共品的两分法，并不足以用来作为划分市场职能与政府职能、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经济活动效率边界的理由。

私人品的效率解与公共品的效率解，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定条件基础上的，是相对于其各自的效率条件而言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完全竞争性市场所严格假定的条件，那么，私人品的市场配置也不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加果一个社会能够满足或部分地满足市场和私人部门供给公共品的效率条件，那么，市场和私人部门也许会有公共品供给的帕累托最优或次化效率解。制约公共品政府效率解与非政府效率解的各种条件，如通过产权界定、产权交易机制、价格机制等手段来分割公共品的产权和效用以及排他消费和竞争消费的经济技术条件，都会随着经济技术的变化而变化，也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变化，才使得原来一些属于纳公共品的物品，逐渐“蜕化”为“准公共品”，而原来属于“准公共品”的物品则“蜕化”为私人品。从长期的视觉看，私人品与公共品以及公共品的“公共”程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就是说，私人品/公共品的两分法，并不足以用来作为划分市场职能与政府职能、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经济活动效率边界的理由。换句话说，在公共品的供给中，所谓的政府职能或市场职能、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都是相对于各自的效率条件满足的程度而言的。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政府，其存在的经济理由是为了增进人民的集体福利，而公共品则是集体福利的载体。集体福利以及实现集体福利的载体——公共品，是一个外延极为丰富的系统。在人们“一揽子”的集体福利或公共品的实现中，某项福利或某种公共品，究竟是通过“货币投票”来分散抉择，还是通过“政治投票”来集中抉择，抑或由这两种投票机制来混合抉择，或者说在“一揽子”公共品中，哪些选择“税收价格一一公共部门生产——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哪些选择“税收价格——私人部门生产——公共提供——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哪些选择“混合价格——混合生产——混合供给——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取决于这些技术选择或制度安排的比较效率。

三、基本结论

1.中国现行公共品供给制度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其显著特征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在这一规模庞大的领域，市场和私人部门的效率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近年来，虽然中国向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逐渐开放了一些生产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政府垄断行业或公共事业市场，公与私以及各自内部在这些开放的市场中的竞争格局也已初得端倪，但从总体上看，政府垄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公共部门规模过大、税费负担过重、公共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效率低下乃至寻租腐败等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2.制度创新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公”“私”配比关系。由于各种公共品的“公共”程度、受益范围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单一的政府垄断或市场垄断，在解决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上的失灵都是客观存在，理性和现实的效率制度安排或选择，应当是根据不同公共品的具体经济属性实行政府供给行为的市场调整，以及市场供给行为的政府调整互补、混合的模式。具体到一种特定的公共品，如教育，还应该细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基础教育应以政府供给为主，同时辅之以居民户、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等社会力量的调整；从发展趋势看，高等教育应该逐步过渡到以市场供给为主，同时辅之以政府调整。

3.制度创新必须处理好政府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的关系。一般而言，几乎所有的公共品，在技术上都可具体区分出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两个部分。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功能，避免垄断所带来的效率损失，除了极少的公共品，因通过产权界定、价格等排他生产或消费的交易费用过大，必须由政府借助于公共部门直接生产以外，其余的公共品，无论是直接生产还是间接生产，其生产权都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决定，政府可以拍卖某些公共品的生产权，但不能采取行政审批、政府规制。税费等公共制度壁垒垄断其生产权。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是否介入某一种公共品的生产，至少有6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供选择：（1）建立和经营“自己的”生产单位；（2）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3）与另外一个政府单位签约；（4）从其自己的生产单位得到一些公共品，而从其他政府或私人生产者那里得到其他的公共品；（5）确立得到授权的公共品的生产者必须遵循的服务标准，并允许每一个消费者选择零售商，并从得到授权的供给者那里得到服务；（6）把凭单发给家庭，并允许他们从任何得到授权的公共品的供给者那里购买公共服务。如果对上述选择再视具体情况进行组合，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安排就更为丰富了。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篇3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在买方市场中，由于供给充裕，消费由被动变成主动，对生产不仅具有反作用，而且起了决定作用，这时需求对生产和经营的约束性日益显现，消费者需求成了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使市场呈现出一种需求约束型的走势。酒店管理总经理“生意难作”的普通感慨，正是酒店管理业进入买方市场需求约束型状态下的一种典型反映。在酒店管理业市场出现需求约束型的状态下，消费者行为呈现了差异消费、理性消费和情感消费三种。

酒店管理业市场的这种特征，决定了酒店管理的管理者必须认真研究市场的消费需求，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从而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一、当前消费需求状况和酒店管理业的新态势酒店管理论文

近两年来，由于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对居民消费并未产生太大的效果，如果没有明显有效的政策性出台，影响居民消费心理预期的主要因素将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今后一段时间仍将延续当前消费需求的走势。

1、居民收入的变动会对消费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几年来经济调整的影响，近两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存在的明显的差异，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户潜在消费需求因收入增幅下降难以转化为事实的需求，总体边际倾向降低，因此收入水平增幅的下降会使消费停留在一个较为低迷的状态。

2、消费预期改观不大，会使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不可能有较大的突破。由于收入增长没有以前快了，加上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不很乐观，居民对未来消费预期不可能有较大的改观。

这种宏观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直接影响作为旅游业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汇合点的酒店管理业。虽然这几年随着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多，消费观念的转变，游客有增长的倾向，但形势并不乐观。1997年来浙江旅游的国内游客出游人均每天花费仅142元，而且人均花费的增长在趋缓。

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使酒店管理业经营出现了许多新的酒店管理论文态势：

第一、酒店管理业的经营收入与经营利润出现了背离的态势。近年来酒店管理业的经营收入有明显的增长，但经营利润却连年下滑。

第二、酒店管理客房出租率与平均房价逆向而行的态势。1998年浙江省酒店管理业客房出租率较上年增长3、4%，而平均房价却下降9、3%，出现逆向而行的反常的态势。这一态势表明在酒店管理业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需求显然已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当今的酒店管理业市场仅仅是供给的简单过剩，那么客房出租率和平均房价应该是同时下滑，因此，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酒店管理业不景气的主要因素。

第三、酒店管理业经营成本与管理费用增长出现不同步的态势。1998年浙江省酒店管理经营成本较上年增长9%，其中直接成本增长5、5%，而管理费用增幅达22、1%，因此成本费用的管理仍然是酒店管理经营者的一大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四、酒店管理业亏损程度有加大的态势。1997年以来酒店管理业的亏损面、亏损额迅速加大。

1998年我国酒店管理业出现了第一次行业性的整体亏损，特别是一些没有特点的老酒店管理和新建酒店管理亏损严重。这一态势表明，酒店管理业在需求不足的市场状况下，市场竞争已趋向白热化，寻求新的酒店管理经营策略已是当务之急。

二、酒店管理论文---消费需求不足状况下酒店管理的经营策略

（一）建立旨在做大客源蛋糕的酒店管理论文行业共同发展策略。

要做大客源蛋糕除了政府部门的努力之处，行业之间的联合营销，共同谋求水涨船高式的发展是不可少的。

酒店管理论文之一

1、通过酒店管理行业协会建立预警系统，定期当地酒店管理业的市场状况，客源流量、价格水平、成本指标及重大活动等信息，给未进入市场的建设者以一种警示，给现行酒店管理的有序运行以指导，从而为形成有序的市场环境打好基础。

2、发挥酒店管理业作为经济发展窗口的优势，联手行动，主要酒店管理论文可在一些大中城市成立为各部门服务的酒店管理会议销售网络，积极争取大型交易会、展示会、订货会、文化学术交流活动等在当地举办，并经常联合举办大型的演唱会、体育比赛等。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酒店管理的知名度，吸引众多的客源，而且将大大激活酒店管理业的市场。

3、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整体营销，联合拓展新市场。酒店管理“各自为政”的营销，不仅耗资大，而且营销效果欠佳，因此有必要对不同客源目的地在政府部门形象宣传的同时，采取酒店管理业及旅游相关行业的联合促销，各酒店管理在市场细分情况下协同作战，吸引各方的客人。

4、发挥酒店管理的社区功能，齐心协力开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酒店管理业必须注重本地市民消费，各酒店管理应充分发挥酒店管理在城市的社区功能，积极开发新产品，最大限度地创造市民的新需求。如在新婚市场、银发市场、儿童市场等，只要有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相信会有需求的潜力。

（二）酒店管理论文论建立旨在培养顾客忠诚度的服务营销策略。

一些企业成功的秘诀是树立服务第一观念，实施服务营销战略，永远留住顾客。对客人的服务，不仅仅是酒店管理员工的一项日常工作，而且是十分关键的促销活动。因此，在消费需求不足的市场中建立旨在培养客人忠诚度的服务营销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1、酒店管理者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要树立客人是酒店管理论文一种“资产”的观念，我们的经营过程就是一个“吸资”、“护资”和“增资”的过程，只有客人这种资产“增值”了，酒店管理才会长盛不衰。

2、从顾客的需求出发对酒店管理产品不断进行调整，改造和完善，形成令客人满意的产品。酒店管理要强化市场的调研，推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不断丰富产品的服务内涵，更新产品的服务外延，特别是老酒店管理哪怕仅仅是酒店管理的一些点缀、饰品、标记符号的改变，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意境，再配之层出不穷的活动推广，接二连三的制造热点卖点，才会使宾客常来常新，常住不厌。

3、为客人提供满意的服务，增强客人的忠诚度。要提供令客人满意的服务，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规范化、标准化服务是不够的，因为这仅仅是一种批量生产，要提高客人的满意度，必须在个性化服务方面下功夫。要求酒店管理从建立客史档案入手，掌握不同的客人的个性，突出针对性服务。如老年人的客房服务要根据其节奏慢、要求高的特点，重点做好灯光增亮、电话增音、浴缸防滑等服务；对新婚客人，要营造唯我独有的温馨环境。

4、注重为客人创造良好的经历，给客人带走美好的印象。如果经营者要让客人得到愉快的经历，必须考虑用餐的环境、气氛和很好的口味。如果你的酒店管理论文让客人得到难以忘怀的经历，那么你就创造了良好的忠诚度。

5、应该和客人保持正常的联系。

6、酒店管理对员工要一以贯之地进行“顾客导向服务”的教育，使宾客意识深入人心，形成浓厚的顾客至上的氛围。同

时还要建立员工宾客意识的激励机制，使员工带着愉快的心情，为客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三）建立旨在躲避与防御竞争的差异化营销策略酒店管理论文。

在当前酒店管理业需求不足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下，统一的单一需求的大市场已不复存在。任何酒店管理都无法满足酒店管理业市场的整体需求，同时任何一种需求也不可能由某一个酒店管理来单独满足。因此酒店管理者应彻底摒弃无差别的大量市场营销，转而实行差异化的营销策略。

1、酒店管理论文应在广泛的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对整体市场进行科学有效的细分并从中选出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集中人力、物力、进行集中的市场营销。

2、在集中营销的基础上，酒店管理论文应突出自己产品竞争对手的差异，以差异求得竞争的优势。创造差异的基本途径有4种：产品差异、服务差异、人事差异和形象差异。

酒店管理论文之二

酒店管理应根据目标顾客的需求特点结合自身的条件，对四种差异的变量赋予不同的含义和内容，寻求最佳的差别营销组合。如在酒店管理产品上，可通过改造完善，变单一城市旅馆型的综合酒店，为城市商务酒店、度假酒店、休闲酒店管理、专业会议酒店管理论文、旅游团体酒店管理、公寓酒店管理、文化酒店管理、汽车旅馆、青年旅舍、专业客栈等。通过差异经营，酒店管理既可避开与竞争对手之间的过度竞争，又可以满足消费者较为细微的差异需求，从而达到产生最佳效益的目的。

（四）建立旨在将成本降到最低点的成本管理策略酒店管理论文

在消费需求不足的市场中，酒店管理者不仅要注重收入的提高，而且还要重视成本的控制和管理，把成本费用降到最低点。

1、酒店管理在经营过程中，要注重酒店管理资产的有效性，减少无效的非盈利资产和空间，尽量增加空间的使用效果。酒店管理切不可盲目追求所谓用材的高档以及非功能性豪华奢侈，因为这种高投入是以高成本的运转为代价的。

2、酒店管理应树立不符合客人需求的所谓超值服务是浪费的观念，那种所谓“二星价格，三星设施、四星服务”的口号，我们还要考虑，尽管目前消费需求不足，但仍不能饥不择食，盲目吸引那些不适合自己酒店管理的客人，虽然客人有选择酒店管理的余地，但酒店管理更应选择那些“最佳”的客源市场，否则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不利于酒店管理的长远经营。

3、运转成本的控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劳动力成本的控制。第二、精简管理机构，建立灵敏度很高的扁平型管理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性消耗支出。第三、重视营业成本的控制。如在餐饮成本上，对采购环节可采取按月集中招标供货的办法，对菜肴成本及仓库则采取标准菜单及仓储管理的电脑化等，同时注重夜间审计的有效性。第四、按照创建绿色酒店管理论文的要求，采取先进的节能手段及环保方法，大力压缩能耗的支出。

2、酒店管理论文----如何控制酒水的标准营业收入

标准营业收入的核算方法，是根据库存烈性酒耗用数计算出来的标准营业收放崐数与实际营业收入数相比较，这个核算方法，不是以某个核算其每种酒的销售客数崐为核算依据的（这和前面已经论述过的标准成本核算方法相同），而是要求销售崐每瓶烈性酒的营业收入数事先应作出规定（同进要求执行标准配方和定量规格）。

根据以下最简单的情况，计算每种烈性酒的每瓶标准销售收入数是比较容易的。

比如，整瓶金酒是作32盎司装的，每客金酒用量规定为盎司也就是每瓶崐金酒可以分装25．6客32÷5/4（假定没有流失），如果每客金酒的售价是1．崐50元，则每瓶金酒的销售收入是：

25．6×1．50＝38．40元

假如每瓶金酒的容量是1公斤（1公斤等于100厘升），每一种零杯酒的定崐量的4厘升，售价1．50元，则这种金酒每瓶的标准销售收入数是：

100÷4×1．50＝37．50元

另外，有一种困难的情况是，除了象宴会等大量供应某种特定的酒以外，一般崐耗用金酒（或其他烈性酒）并不是每次都是等量的。比如，用高脚杯供应金酒，每崐杯用金酒量是盎司，而调制马天尼酒则每杯用金酒量是盎司，其他品种还不崐不同的用量。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可采用加权平均来计算标准销售收入。

加权平均法运用于瓶酒核算。

要计算金酒的平均数，先要将含有金酒的各种零杯酒，在某个试算期的销售数崐量计算出来，取得这处数据的方法是，将销售帐单加起来，或从收银机上记录下来，崐试算期要尽量定得长一些（至少1星期），以便将营业高峰和低潮都包括在内只有崐这样才能具有比较良好的代表性。假如，某酒吧于测试期内，以金酒为原料所调制崐的5种酒的销售量如图表6－30所列。其交，再根据每杯酒的金酒含量，计算金崐酒的总耗用量：

最后，将销售的瓶数去除销售总收入得到每瓶容量为夸脱金酒的标准销售收入崐数：

4酒店管理论文

如将酒吧的各种酒水都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完毕，那么采标准销售收入核算法就崐比较简单了，在核算初期，将全部库存数加上本期从酒水保管室领用的数量，减除崐期末存货，再将内部转移的酒水数进行调整，如图表6－33列中假设标准销售收崐总数为4521．96元，实际销售收入总数为4500．40元，其中不满瓶的崐江酒是用1／10瓶为计数单位，先将各种酒的耗用量，乘每瓶的标准销售收入数，崐最后将标准总销售收入数与实际总销售收入数相比较，两数的差额不应该在于标准崐销售收入数的±1％，在本章的例子中，标准销售数的1％，即是一个强以按受的崐数字。由于各种酒的历史销售数与将来的实际销售数是不能完全相同的，因此，根崐据历史销售总数计算出来的每瓶酒的标准销售收入数，一定是多变的。假如，实际崐销售量发生较大变化，应经常对各类烈性酒进行试算，并对这种烈性酒的标准销售崐收入数作相应调整，各种烈性酒的每瓶标准销售收入数也应根据季节变化作相应调崐整。同样，假如零杯酒的销售发生变化，则标准销售收入数亦应重新计算。

3、酒店管理论文----浅谈酒店公关策划

公共关系于80年代初从西方引进我国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并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我国涉外的旅游酒店管理，这门学科越来越受到关注并产生了应用的热潮。目前，我国大部分涉外宾馆都成立了公关部或公关销售部、公关小组。然而，公共关系工作在不同地区、不同档次的酒店发展却不平衡。庸俗关系学对正常公关活动的干扰，社会对公关的偏见等，形成了公关的种种路障。公关人员本身的素质亦亟待提高，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本文就宾馆酒店的公关策划的几个问题，谈些肤浅的看法。

一、确定目标是公关策划酒店管理论文的关键

公关策划即根据公关目标，制定公共关系工作的规划和实施方案。一般具有审视境况、确定目标、选定公众、选择方、预算经费、评定成效六点模式。在这六点模式中，确定公关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目标模糊不清或选择有错，耗资“追名逐誉”，工作趋炎附势，成效将甚微。甚至会产生有效率而无效益的公关工作。

酒店是一个小社会，人与人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社会及宾客关系。酒店公关工作比起其它行业的公关工作来讲，完成公众由敌视到同情，由偏见到认可，由冷漠到兴趣，由无知到了解的转变更为重要。将这四种消极态度变成积极态度，最终让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对酒店由了解形成理解，以广结良缘，创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和社会声誉，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公关工作的主要目标。

确定正确的公关目标，必须对本企业有一个正确的评估，企业形象如何，信誉如何，不能由企业领导的主观印象或期望来决定，而是要依据外界对该组织拥有的真实印象决定。目前，全国近70%的宾馆、酒店还未纳入行业管理之中，少数酒店还不能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涉外酒店的大市场进行形象透视，往往出现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比，自己和本系统不同行业的企业比（单纯经济效益指标）的现象。没有一个符合客观的形象评估，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的公关目标。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形象反馈，确立本酒店的公关目标，是酒店公磁工作的关键所在。比如，酒店通过新闻媒介把公共关系工作要输导的信息最大限度地发行或播放出去，是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但是，输导什么信息，在什么最佳时间，利用那家最佳刊物则是根据公关工作的目标和经费而定的。倘若酒店在公众中产生了治安不好的印象，而公关部却利用新闻报道宣传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这样将导致事倍功半，究其原因是没有选定出正确的公关目标所致。

公关目标是动态的。随着酒店客源结构的改变，软、硬件的改善，市场的拓展，亦应不断完善或改变公关目标，。如世界各国新航线的开通，台湾对大陆旅游新政策的出笼，国内投资热点的形成或变化等，都应及时在公关策划中做出反应。动态的公关目标，是指公关目标应该不断地在动态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下完善，而不是将目标不断地改变。如果领导变了，目标也变了。今天重视公关，明天不重视或不需要公关，企业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形象，则将造成公关的彻底失败。设想如果万宝路的决策者今天以赞助体育活动、注重人体健康为目标，明天又热衷文娱生活、赞助选美工作。她的形象还那么鲜明吗？

酒店管理论文之三

树立正确的公关目标，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有人认为，公关工作就要把本企业好的形象推广出去，把差的部分掩盖起来。诚然，公关人员没有必要去毫无技巧地大力宣传本企业的不足之处，但单纯的掩盖则将造成公关的失败。如三寓宾馆1987年发生了一起中毒事件，一时间，新闻界对宾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社会各界也大有谈虎色变的反响。是为宾馆进行一些辩解，尽量做好新闻界的工作来消除影响呢？还是对企业的不足实行大爆光来取信公众。宾馆采用了后者，他们首先利用新闻界深刻检讨和分析这一事件中宾馆的责任，详细公布事实真相；其次请教食品卫生执法部门如何改进，并迅速行动；第三步则将宾馆所做的每项工作及时快捷地报道出去。结果，6月份发生食物中毒，7月份餐厅竟门庭若市，营业收入比以往翻了一番。宾馆也在省、市、区三级食品卫生检查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二、抓住契机，策划公关

当通过一系列公关活动而得到酒店显而易见的效益后，不少酒店以营业额2%左右的费用投入于公关工作中去。但是，毫无疑问，以最小的支出换取最大的效益，同样是公共关系工作的最佳追求。

适时捕捉机遇，制造最佳效果。旅游酒店管理为国内外游客提供吃、住、玩、买、行等服务，在不断流动的客源之中，储存着大量的信息，蕴育着各种机遇。抓住契机策划公关，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益。如1990年初，三寓宾馆公关部在客房和餐厅的预定业务中，发现有北京电影制片厂为台湾客人预定的房间和宴会。他们立即对这位客人走访，得知北影正协助有关部门准备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首次曲艺合作。公关部认为，这是向台湾市场传播三寓形象的一个极好机会，立即对整个接待进行了策划。他们收集了前来参加合作的有关台湾屏风艺术团及团长李国修先生的各种资料。了解到李先生正值新婚燕尔之际，立即按中国大陆的民俗布置了新婚房。还策划了总经理献花、两岸艺术家和三寓宾馆员工联欢，李国修拜师仪式等。大红双喜的剪纸、龙凤呈祥的床罩，寓意“早生贵子”的瓜果和公关部精心策划的活动，成了新闻记者采访的好素材。仅仅六天的活动，电视台先后三次进行了报道，10家报纸也12次用稿。当李国修先生离别广州时，三寓宾馆赠送了一份珍贵的礼品——《李国修先生大陆行》的录像带，这部经过精心剪辑的录像，大都是宾馆为背景的。三寓宾馆这个活动起到了轰动的效应，但公关部没有花多少经费。这一活动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推波助澜地制造一个个高潮，而在于他能及时地发现身边的机遇。旅游酒店管理的公关有不少机遇可利用，一部分是通过信息采集去发现，而后争取到本酒店。另一部分则是在平平常常的工作中，去发现、去琢磨、去制造的。

利用名人公关，竭力影响公众。名人大都是公众关注的对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公众。利用名人公关一般可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收集名人的信息资料并加以整理；二是对名人进行超常服务，以获得其对酒店的最佳印象；三是通过新闻媒介大力渲染传播，影响公众。如有一次，世界著名艺术大师朱宾·梅特率纽约交响乐团到泰国演出，住在泰国曼谷东方宾馆。宾馆公关部早以各种渠道了解到大师喜欢吃芒果，玩蟋蟀。经理们四处奔波，在芒果早已下市之际，送来了芒果；还动用外交途径，得到了一盒新出版的蟋蟀比赛录像带，赠送给大师。结果朱宾·梅特率喜出望外，新闻媒介大加渲染。使曼谷东方宾馆的美名不仅在泰国，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得到了张扬。社会名流对公众舆论和社会生活有特大的影响力，往往是新闻界和公众舆论注意的焦点。利用名人进行公关，不仅能为酒店创造良好的舆论气氛，而且还可以通过名人疏通各种公众关系，扩大社会关往，提高酒店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宾馆酒店利用名人公关，费用比较节俭，有时只是提供些超常服务就会达到惊人的效益。

抓住契机，策划公关，还需要对本酒店的特定公众进行研究，注重围绕公关目标进行与特定公众的双向沟通。公共关系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促进销售。如果漫无目标的输导信息，将同一信息不适当地遍布到不同需要的集团。或输导的时机不对，都将分散工作的重点和资金的使用。因此，必须对特定

酒店管理论文之四

公众进行研究。法国旅行商抓住德国柏林墙将被拆掉的时机和游客的心理，推出“最后看一眼柏林墙”的广告，吸引了几百万游客。江苏省旅游局在水灾之后看准了香港市场。乘香港大型义演活动的东风，打出了“给华东人民一个答谢的机会”的口号，组织香港华东游，都是成功案例。公关工作应当建立自己的联络网，信息库，资料库，注重对公关效绩的分析。勿庸置疑，公关的效绩并不象营销的效绩一样。它除了从客流量、营业额是否增加进行评估外，还要看酒店的知名度是否高了，信誉是否好了，外部理解程度是否加强，牢骚是否减少等。

三、公关策划应超前、创新

超前意识和大胆创新是公关工作取得最大成功的重要因素。公关工作人员应当有敏捷的思维，观念和活动都应适当超前。在公关活动的策划中，要富有创造性，产生新、奇、绝的效果。

小学教材中曾有一篇《皮球浮上来了》的课文，这个故事已出口日本。有位小朋友说：“如果树洞渗水力强，倒进很多水，皮球都不浮上来怎么办。”有的说用一个很长很大的钩子钩；有的说用机器灌水。只有一个小朋友果断地说：“我不要这个皮球了，让妈妈再买一个。”我想为这个小朋友叫好，叫个绝。因为不管是制造或购买一个钩子，还是租用一台抽水机，其时间和费用都比买个皮球大。公关工作应当富有这种创新精神。

公关工作大到一个计划，小至一件客用品的计划，都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依葫芦画瓢，别人怎么做我怎么做，处处效仿，照搬照套；另一种则事事别出新裁，既刻意求新，又不放过一个机会，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大酒店精心策划了照全家福“中”字相。从几千名员工的身上，建树了酒店良好形象，显示了员工的士气，产生了公关疚，堪称一绝。这一活动之所以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赞叹，缘于它前所未有。如果以后陆续出现了东家排队照徽相，西家排队照称相，我想人们自然会觉得是费力无效之举，同时因为不新不奇而显示出冷漠。

创新的公关来源于加倍的投入。在酒店的公关中，凡属有创意的事，在策划和实践上，往往要花上两三倍的气力。要去想他人没想到的，干他人没干过的。让社会公众在公关活动中感到有所启迪，有所得益，而本酒店的形象又因之得以美化而更深入人心。这是公关策划活动的共同宗旨。

目前，社会各界毛遂自荐的广告商和五花八门的赞助形成了公关工作的困扰，使部分策划工作在有限的经费制约下显示了被动的局面。应当承认，这些广告商各赞助活动有的是很有价值的，有的则价值不大。公关部门必须对各种传播媒介的实力及各种信息进行采集，加以分析比较，注重科学取舍，转被动为主动。在电子计算机广泛使用于酒店前后台管理之时，如何用电子计算机的方法进行公关信息整理和预测，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公关策划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艺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商品经济的不断发达，酒店竞争的日趋深化，这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威力。欧美国家已经将公共关系业务作为第三产业中一个新兴的行业，我们应当在科技发展、信息爆炸的今天，更好地重视公关，学习公关，应用公关。

4、旅游酒店管理的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

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是当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旅游酒店管理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企业，科技含量相对较低，人才的含义更多地体现在员工的整体素质上，人才投资也更多地转化为对员工——酒店管理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善变又具多重性，很难把握，这给企业对人的投资带来困难和风险。本文从酒店管理全局的高度提出以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代替单纯的“培训”的观念，并对酒店管理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和困境以及摆脱困境的途径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目前旅游酒店管理中与人力资本有关的几个认识误区。

一、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

旅游酒店管理招收进来的员工，他们一般接受过一定的教育，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是酒店管理拥有的原始人力资本。但对员工来讲，作为一种职业，他们需要接受与酒店管理工作特殊性有关的教育——职业培训。

酒店管理论文之五

随着酒店管理业的迅猛发展，酒店管理业内竞争加剧。虽然竞争还多表现为产品、服务方式、质量等方面的竞争，但竞争市场的日益完善和体制改革的深入，酒店管理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人才、员工整体素质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实际上是酒店管理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较量。酒店管理业内人士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培训，也日益重视。但整个酒店管理业培训工作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培训政策、培训师资、培训效果不理想等问题，这有酒店管理本身的原因，也有酒店管理管理部门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对培训与酒店管理的经济效益间的关系认识不清，没有把培训当作一种投资。所以本文引入人力资本概念，把培训当作一种投资，使培训与酒店管理的经济效益紧密挂钩，从投资的角度，从酒店管理全局和整个酒店管理业的角度来看待培训。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言的，是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由资本投资费用转化而来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是本世纪60年代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他认为，通过教育、改进营养和健康以及人力资源的流动等各种提高劳动者质量的支出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本积累过程，能靠它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和收入。另一位人力资本理论的著名研究者加雷·贝克尔认为：用于增加人的价值含量即有用能力并影响未来消费和货币收入的投资就是人力资本投资。他在其著名的《人力资本》一书中明确指出了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对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提出了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是教育。对酒店管理来讲，它需要通过教育投资使员工原有人力资本得以增值。这种增值，越来越成为酒店管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既然酒店管理员工是酒店管理拥有的人力资本，培训是酒店管理的一种投资，那么就要考虑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就收益来看，通过培训，提高员工文化素质，可以降低损耗、减少事故的发生、降低员工流动率、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酒店管理培训需要投入，这种投入是酒店管理经营的成本之一，但这种成本是一种投资成本，有收益并且这种收益与投资的力度、方式方法、投资者的观念以及由这种观念形成的培训政策等有直接关系。在每年或每月的收益分析中，把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从其他经营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中剥离出来，就会发现这种培训成本带来的收益是丰厚的。根据美国酒店管理协会对纽约州酒店管理业的统计，培训可以减少73％的浪费。酒店管理业的一些研究中还发现，未受过培训的员工所造成的事故数量是受过培训员工的3倍，受过培训员工的流动率是未受过培训员工的一半。培训可以降低损耗和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虽然有些培训体现不出收益，但能从客人的满意中得到体现。如果一次成本投入的培训，没有一定的收益，酒店管理不应否认培训本身的作用，而应从培训的力度、方式方法，从酒店管理本身或员工身上去寻找原因，不断改善培训计划以提高培训的绩效。

二、酒店管理人力资本投资分析

1、投资形式分析

贝克尔在分析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时，着重剖析了在职培训的方式、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职工通过在生产中或工作中学习新技术，能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对职工的在职培训，则更能增加职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对职工和提供培训的企业都是有利的。贝克尔把在职培训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职工得到由在职培训带来全部收益的培训，也称为一般培训，职工接受培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不但对本企业有用而且对其他企业也有用；第二种是企业得到由在职培训带来的全部收益的培训；第三种是企业和职工都得到在职培训带来收益的培训。后两种培训称为特殊培训，即接受培训的职工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只对本企业有用而对其他企业用途很少或根本无用。

酒店管理业内培训也包含这三种培训。一般培训包括厨师技能培训、员工一般性的素质培训如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培训、一般的服务要求培训等，这些培训的成本投入者为员工本人，作为他进入酒店管理的资本。这种一般培训应主要由酒店管理服务行业组织，成本由个人负担。在这些一般性培训中，我国目前缺乏的是酒店管理服务员（包括前台、餐厅、客房等服务人员）、主管、经理人员的上岗培训，这种培训不是补救性的、针对酒店管理业内现存人员的培训，而是面向社会的，是酒店管理各类人员的后备培训。这种培训的目的，一是减少酒店管理培训成本投入，提高酒店管理培训的积极性；二是为酒店管理准备就业队伍，既提高酒店管理经营发展能力，又为社会培养专业性人员，提高社会就业能力。这批后备人员对在岗员工提高自身素质是一种鞭策，对酒店管理发展是一种促进。目前我国酒店管理业组织的一般培训还相当缺乏，无形中削弱了酒店管理办培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限制了酒店管理业人力资本总量的发展，对我国酒店管理的集团化和跨国经营是一种障碍。酒店管理也要提供一部分一般性培训，比如与本酒店管理计算机系统相关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训，管理人员的交流学习等，但组织这些培训的目的主要是提高与本酒店管理相关的技能和素质，主要为本企业服务。特殊培训毫无疑问主要由酒店管理提供，比如本酒店管理的经营理念和战略，各种规章制度，特殊要求的技能等培训。这种培训要紧扣工作分析，以达到改善酒店管理现有经营服务状况的目的。

酒店管理论文之五

对于特殊培训，酒店管理培训的积极性比较高，培训效果也比较好。

2、投资困境

酒店管理在进行培训投资时，除了本身因素外，还存在许多单个酒店管理不可抗的外界因素。

（1）酒店管理员工流动频繁。酒店管理员工流动分为酒店管理业内横向流动和跨行业流动两种。第一种流动，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之一，合理流动有利于行业内劳动力的调剂，充分发挥现有人力资源的优势。第二种流动，不仅对酒店管理而且对整个行业都是一种损失。频繁的流动，酒店管理人力资本中投资成本的一部分就转化为沉没成本，减少了投资收益，削弱酒店管理办培训的积极性。酒店管理一般培训由行业提供，成本个人负担，是减少酒店管理损失的一种方法。公务员之家

（2）培训师资力量不足。这也是困扰酒店管理培训的一大难题。目前我国酒店管理的培训师资队伍有三类：一类是大专院校的教师和专业研究者，理论知识较丰富，但缺乏实践的结合；第二类是酒店管理中的管理者和业务能手，有实践经验，但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知识；第三类是既有一定实践经验又有相当理论水平的人员。我国现状是一、二类师资不少，第三类师资相对缺乏。比较理想的状况是，由第一类师资对第二类人员进行理论提高和教学技能培训，把他们培养成为第三类人，并通过行业的选拔形成一批专业师资队伍，持证上岗，拓展酒店管理员工的发展道路，同时留住行业人才。

（3）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这是酒店管理引入人力资本概念的难题。有投资就要有收益，酒店管理培训总体缺乏科学的投入产出量化指标，这淡化了培训的效果。而酒店管理间的激烈竞争，日益成熟和不断变化的客源市场，对个性化服务要求越来越多，对酒店管理业的员工素质培训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培训从技能型转化为技能、素质并重，但培训带来素质提高产生的经济效益更难以经济指标测定。

3、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

（1）严格培训管理。人力资本投资要获得回报，培训管理是关键。目前我国酒店管理缺少严密的培训组织，往往只由人事部的某个人负责临时抓一下，既不能根据组织发展的需要建设和发展课程，更没有人和精力来做培训市场开发工作，因而培训工作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这是酒店管理培训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对一个酒店管理集团来讲，尤其是酒店管理管理集团，建立一个健全的培训组织，周密安排培训计划，对培训过程进行规范化和严格管理是保证培训效果所必须的。在这方面，一些进入我国的跨国酒店管理的经验很值得借鉴。

（2）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酒店管理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从业人员总量多、层次复杂，把他们揉合成一个整体，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酒店管理人力资本的效用充分发挥出来，是创建企业文化的主要目的。同时，酒店管理多以班组的形式进行工作，还要特别注重员工队伍的团队精神建设，这又基于企业经营理念的建立和大力宣传，使之得到员工的认同、遵守并最终转化为内在信念，使员工建立起对企业的归属感和深厚的感情。这是酒店管理员工队伍稳定的重要原因，也是获得理想培训效果，使员工人力资本得以增值和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

三、与酒店管理人力资本有关的几个认识误区

1、由于员工流动，培训得不偿失

在目前劳动用工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确实存在这种问题。酒店管理培养出来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的流失，给酒店管理造成的不仅是沉没成本的增加，若这位人员流入竞争对手的酒店管理，战略意图和竞争理念的带走，会给酒店管理造成更大的损害。但这并不能否定培训。人员流失可以通过体制的健全和企业文化的建立来进行控制，而对培训的否定必然限制企业的发展，由此使企业员工队伍更不稳定，形成恶性循环，这种损失才是巨大的。而实际上，行业研究表明，受过培训的员工队伍更稳定。

2、招收有经验的员工

这是目前许多酒店管理招收员工中很注重的一条。经验意味着熟练，可以给酒店管理省却培训的物力和精力，在酒店管理开张之初，高比例的有经验员工会起到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使酒店管理迅速走向正规。但有经验员工带来经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成规，它们往往成为酒店管理创新的阻碍。我国旅游酒店管理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形成了特色，有了自己的成规，但日趋激烈的竞争更多需要的是全体员工的创新思维。有经验的员工也要接受不断升级的培训，抛弃经营服务中的老观念，建立与市场形势、国际形势接轨的经营服务理念。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监管经济学，公共利益监管理论，利益集团监管理论，不完备法律理论，监管型政府兴起理论，保险监管

一、国外监管理论的演变

(一)公共利益监管理论

一般认为，监管理论的主流起源于福利经济学的公共利益论。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以边际效用论为分析工具，将市场失灵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认为国家干预能够使经济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福利经济学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致力于分析市场缺陷，深入研究国家干预的合理性。西方学者对市场失灵和政府矫正措施的研究逐渐衍生出公共利益理论。公共利益监管理论认为，由于传统微观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的条件很难满足，因此市场失灵不可避免，而政府是仁慈的，有能力而且有必要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修正资源误配和分配不公，进而增进社会福利。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市场的不完全性，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逐渐受到青睐。现实生活中政府监管的范围也似乎无边无际：不仅包括公用事业和反托拉斯政策，还包括对要素市场的公共干预，货币筹措及支付，以及对商品的服务和生产、销售或交易的公共干预。

尽管公共利益理论一直在监管经济学领域居正统地位，但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了范式危机(o。首先，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对理论隐含的行为假设提出质疑。公共利益理论认为监管是应保护公共利益而提供的，这里显然缺少一个链接点——立法政策或安排如何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行为转化为立法行动。其次，“阿罗不可能定理”对政府监管职能的质疑。古典效用主义认为个人福利可以计算，并且经简单加总即形成社会福利。但阿罗指出，经由个人的偏好次序推出社会的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不存在一种把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的理想方法，因此政府监管在理论上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第三，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公共利益理论提出的质疑。1962年，施蒂格勒和弗里德兰通过对电力行业价格管制的实证研究，发现监管并没有实现公共利益理论所预期的效果，并由此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公共利益理论的演绎推理。

(二)利益集团监管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在回顾监管历史时发现，市场失灵并非监管的充分条件，监管也不必然体现为实现公共利益，于是“寻求监管政策背后的政治原因”成为西方监管经济学的研究主题。20世纪70年代，利益集团*监管理论得以迅速发展。较早的利益集团理论可以追溯到监管俘获理论，较为成熟的则是监管经济理论。

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学者开始尝试解释监管俘获现象。1955年伯恩斯坦指出，监管的供给源于产业监管需求(立法者被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机构被受监管的产业所控制(监管者被俘获)。在此情况下，监管计划最初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就会遭受挫折。1972年乔丹对施蒂格勒和弗里德兰关于电力行业定价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俘获理论正式诞生。俘获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比公共利益理论更符合经验观察，但仍然存在致命的缺陷：第一，俘获理论只是经验归纳而缺乏理论基础；第二，俘获理论仍然不能解释许多经济现象。

在对公共利益监管理论和监管俘获理论扬弃的基础上，1971年施蒂格勒开创了监管经济理论。施蒂格勒提出，监管通常是由被监管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监管的设计和实施也是为产业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施蒂格勒将政治行为纳入经济学的供需均衡分析框架内，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标准方法来分析“监管为何产生”的问题，指出监管的需求方(产业集团)与供给方(监管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阐述了产业集团和监管者为谋求各自利益的交换过程，对监管的受益者、受损者、监管采取的具体形式以及监管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佩尔兹曼对施蒂格勒的开创性研究进行了扩展，提出了“最优监管政策”(optimalregulatorypolicy)模型，探讨了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均衡是如何决定政府监管供给的。模型指出，政治家所选择的监管政策不仅要满足选票数的最大化，还要使政治支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企业利润与消费者盈余之间互相转移的边际替代率，从而达到一种均衡。模型的结论是：监管者的最优定价将介于竞争价格(完全消费者保护下的价格，可使消费者剩余最大)和垄断价格(完全生产者保护下的价格，可使产业利润最大)之间。尽管利益集团理论在理解政府干预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比如，拉丰和马赫蒂摩指出，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力是外生给定，并独立于监管制度的设计，从而这些模型不能用来讨论不同制度如何影响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效率。要弥补这一缺陷，就必须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分析引入到监管制度的设计中。

利益集团监管理论说明一种旨在限制垄断、促进竞争的监管制度安排，最终会演化成为少数利益集团获利的低效甚至无效的制度。在市场经济中，是否存在市场与监管的良性互动?政府对监管失灵又该如何回应?在世纪之交，格莱瑟、施莱弗、许成钢、皮斯托等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进一步推动了监管理论的发展。

(三)监管型政府兴起的理论

在19世纪末以前，美国法院在保护产权、执行合同、惩治垄断等方面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1887年—1917年的“进步党年代”，情况发生了巨变：州和联邦的监管机构开始接管反托拉斯政策、公用事业定价及其他许多领域的社会控制权，监管型政府逐步崛起。但传统的监管理论难以对进步党运动作出合理的解释。

格莱瑟和施莱弗从经济发展史的视野，回顾了1887年—1917年间美国监管型政府兴起的历程，指出司法制度失灵是监管兴起的制度根源。他们认为，作为对法院被动式执法和普通法遭到破坏时诉讼体制低效率的回应，监管可能比诉讼更加适宜：第一，出于对职业生涯的考虑或者接受过更专业的训练，监管者比法官有更强烈的动机去调查核实违法现象。第二，监管者执法能够代表被损害方的共同利益，其效果类似于集团诉讼，能有效解决私人诉讼的搭便车问题。第三，监管是对危害行为的事前预防，而诉讼是危害形成之后的权利主张。事前监管能以较高的可能性发现违法行为，并确保违法者以较低的罚金服从处罚，因此监管比诉讼更易被违法者接受。

格莱瑟和施莱弗建立了执法策略选择模型，研究在自由放任、政府监管、私人诉讼之间选择最优的执法策略问题。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市场行为的两种可选体系，诉讼和监管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它们在面对潜在违法者的破坏时所表现出的易受影响性。模型显示，最优的执法策略主要取决于一国拥有何种程度的法律和秩序。第一，对于一个法制水平很低的国家，法律或监管约束均不是最优策略，接受市场失灵可能比通过行政或司法手段更为适宜。因为在低水平法制国家，法官和监管者容易屈服于压力或被俘获，当政府试图纠正市场失灵时，违法者就会动用资源去破坏司法制度，导致市场失灵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第二，在法律和秩序水平中等的国家，监管是最优策略。因为监管对违法行为的处罚适中，它比诉讼更不容易受到破坏。尤其是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来自于市场行为本身时，监管是有效的。美国20世纪初期的司法实践也证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损害的社会成本同比增加，但破坏司法秩序的成本并未随之增加，因此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去破坏司法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就成为有效的回应。第三，只有在法律和秩序水平极高的国家，社会才应该依赖于私人诉讼而不是监管。因为在法律完备的社会，司法体系很难被破坏，即使没有监管，法院通过严格责任条款或疏忽标准的纯司法制度就能取得最佳效果。格莱瑟和施莱弗从理论层面比较了法庭执法和监管执法的优劣。但是，他们没有从功能上对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进行区分，因而缺乏理论上的条分缕析。

(四)不完备法律理论

2002年，许成钢和皮斯托在论文《不完备法律——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发展中的应用》中提出，法律不完备才是监管出现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在后农业社会，法律内在不完备是一种常态，仅仅依靠法庭的被动执法和事后立法将是次优选择，会出现阻吓失灵和执法不足等问题。为保证有效执法，法律体系需要分配立法权和执法权，即要赋予一些机构享有持续立法(如在其管辖权限内灵活地修改规则)和主动执法的权力。监管者就是被授予主动执法权和剩余立法权*的机构，他们的出现就是应对法律内在不完备*所导致的阻吓失灵的一种反应。他们提出，有三个因素决定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的最优分配：法律不完备的程度和性质，对损害行为进行标准化*的能力，以及预期损害的程度和外部性的大小。当法律高度完备时，法庭的被动执法有足够的阻吓效果。当法律高度不完备时，立法权和执法权的最优配置就取决于预期受损害的程度，以及对损害行为进行标准化的成本。如果损害行为能够加以标准化，并且该行为继续下去会产生大量的负外部性，则监管优于法庭。除此以外，法庭拥有立法权和执法权仍然是最优的。可见，在只有次优选择的现实世界里，法庭拥有立法权和被动执法权，监管者拥有剩余立法权和主动执法权是最佳组合。

许成钢和皮斯托把法律视为不完备的，并对监管者和法庭的特征和功能加以区分，这是非常新颖的观点，也是以往的监管理论所忽略的。但是，他们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比如该理论假定立法者和执法者都是毫无私利的，而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法律制度设计方面，而且没有分析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激励问题以及与不完备法律框架相关的政治问题等。

二、对我国保险监管的启示

尽管保险监管具有不同于一般经济监管的特质，在监管的目的、内容、方式方法上也有相对特殊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保险监管具有一般经济监管的普遍性质，国外监管理论对我国保险监管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监管是一种持续的制度演变过程

就监管理论而言，政府监管最初被单纯视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后来芝加哥学派意识到监管失灵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则进一步解释了监管者的关键特征和职能，提出了监管的理由和条件。监管理论研究重心的变化，实现了其由低级到高级、由脱离实际到逐步接近现实的变迁。可以说，百年监管理论史就是人们对监管的认识逐步深化的历史。就监管实践而言，在动态经济中，市场与监管的行为边界比较模糊并且不断地发展变化，一种有效的监管制度是市场与监管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的产物。只有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市场和监管中出现的摩擦和冲突，才能为保险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二)动态的监管制度变迁背后仍然具有稳定的基准点

传统监管理论认为，保险经营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而保险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市场失灵和破坏性竞争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从而有损社会福利，因此对保险业实施监管是维护和确保公共利益的一项实践。尽管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俘获问题会使监管目标发生偏移，但佩尔兹曼“最优监管政策模型”证明，最优的监管政策应满足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力量均衡，而不是仅仅满足生产者利益最大化。

不管监管理论和实践如何演进，维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从来都是监管制度选择的不变主题。我国保险业要实现科学发展，保险监管同样要注重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监管机构在制定保险监管政策时，应当注意协调被监管者、保险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

保险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是保险监管需求与供给力量之间博弈的结果，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影响保险监管供需的因素很多，监管者除可能受到被监管行业的影响外，也会受到立法者和保险市场消费者的监督，被监管的保险公司同样可能受到消费者和其它政治群体间接的影响。因此，监管者要善于平衡被监管者、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平衡中定位监管目标：既要注重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保护各市场参与方的合法权益，又要善于营造环境，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政府推动的重要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四)要高度重视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经济不能有效运转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一点在保险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建立可靠、及时、标准化的信息披露制度，不仅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保护消费者利益，而且有助于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于2002年1月了《保险公司公开信息披露的指导文件》，认为保险人公开披露的信息至少应该包括财务状况，经营业绩，风险及其管理与控制措施，信息编制的基础、方法和假设，公司业务、管理以及公司治理基本信息等。目前我国保险机构传递给投资人、被保险人的有关商业风险、财务结构和经营业绩的信息，远远不能适应保险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从法律层面规范保险信息披露行为。目前我们应加强针对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以及针对保险产品的信息披露。在保险业的信息披露中，在关注公司盈利能力的同时，应当更加关注资本充足状况、偿付能力状况、风险管理状况等。目前对保险信息披露的研究还比较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如何建立健全的法定会计准则体系、如何发挥资信评估机构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如何处理好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的关系等。

(五)制定监管政策时必须考虑监管成本

拥有必要的经济资源是保证监管者实施有效监管的必要条件。但是，监管究竟是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还是给市场带上了更多的枷锁，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近年来，成本——收益分析逐步被引入政府公共政策领域，并以收益大于成本或社会净福利最大化，作为衡量监管绩效的标准。比如，不完备法律理论就认为，如果监管成本超过收益，监管就会失灵。当然，成本——收益分析比较抽象，既有实证分析的市场基础，又有规范分析的价值取向，一些制度性收益和成本本身也很难量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采取某些措施来有效降低保险监管成本，比如完善监管机构的组织设置、健全监管指标体系、强化风险预警机制、完善监管信息系统、发挥保险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等。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篇5

一、前期准备工作更加充分

1、党委高度重视是做好培训的关键因素。

局党委高度重视本次校长现代管理高级研修工作，把这一活动作为完善丰富云龙特色干部继续教育体系、整体提升云龙教育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契机，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本次活动，保证人力、财力、物力的专项供给，并专门成立领导小组，抽调精干人员，负责活动的策划、安排，保证活动有序开展。

2、精心组织是做好培训的重要保证。

在局党委的领导下，政工科和进修学校在全国排名前列的高校中，精选了北师大、华师大和浙大作为备选地点，经过对这三所高校的师资队伍、培训质量及全国的教育影响力等内容的专项调研和反复的比较，最后选取了浙大作为本次培训的目的地，为学员们提供了一个全国级的优秀培训地点。接着对浙大提供的培训课程反复论证、分组调研，结合我局校干培训培训需求，最后制定了本次培训的教学日程，保证工作细致全面，考虑周到细密。

3、各校主动配合是做好培训的必备条件。

本次培训，局党委在去年以校级干部为主要培训对象的基础上，逐步向基层一线倾斜，广泛吸纳各校业务骨干加入到培训工作中来，据统计，本次培训，38%的学员来自各校总务、教导、团队等部门，对学校岗位覆盖率达到100%，极大的促进了各校中层及业务骨干的工作、学习积极性。

二、现场研修过程效果更明显

1、培训管理更加科学。

本次培训共计112名学员，分两个批次进行培训，每个培训班均由两名局党委委员带队，推选班长、副班长各一名，组长、联络员若干，各班组管理人员尽忠职守、兢兢业业，为此次培训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培训内容更加全面。

本次培训内容共涉及“领导艺术、学校管理、教师发展”三个方面以及“专家辅导内容有领导者的工作智慧、学校特色品牌创建和发展、学习型教师团队建设与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危机管理与媒体沟通、教育管理者的领导力及提升、基础教育改革情况介绍”等六个专题，基本涵盖了学校发展中遇到的各项问题。

3、培训方式更加多样。

吸取首届培训班的成功之处，本次研修采取了集中培训与自主探讨、理论辅导与实践考察、小组研讨和大组论坛相结合的学习形式，学员们一致反映各位教授报告精彩，具有很高的理论性和实用性；有党委委员及授课教授参与的小组讨论和大组研讨活动更加深入有效；实地考察的几所学校，使大家大开眼界。

三、后期培训效果延续性更突出

1、“三个一”保证培训取得实效。

为使大家通过培训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文教体局党委对本次培训活动提出了“三个一”的要求：培训回来每位学员要开一次培训讲座，交一篇培训体会，完成一篇创新管理论文，将培训效果向培训外延伸。现在看来各位成员上缴的体会文章，内容真实、详实、朴实，培训效果较为明显。

2、研训一体放大培训效果。

在学习过程中有目的的加大学员相互交流研讨的力度，增加讨论的次数，每次讲座后都安排一次小组讨论，每天组织一次大组研讨，一边培训一边研究；一边研究一边总结；一边总结一边培训，不断探索培训的有效途径。大家结合各自学习的思考和工作实践争相发言，畅谈学习收获，交流管理经验。通过大家思想的碰撞，推动培训工作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放大了培训的效果。公务员之家: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是文着重新经济时代经济创新基本特征探讨;阐明新经济影响营俏创新的几个方面是本文出发点;深入论证营销创新应用—怎样“创造购物天堂”?如何“长驻于市不衰?”何以“辫证营销”?如何‘.引导营销网络化”?等，或可助新经济营销创新思路拓张。

新世纪开端，迎来了新经济的曙光，新经济有何基本特征?成为新一轮管理论坛热:新经济必有新运作规则，其对我国营销创新有何影响?构成新世纪营销新规律所在。新经济实践涉面甚广—营销创新应用如何?引人深思。

一、新经济时代经济创新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经济四要素“知识”比重在上升。传统经济包括农业和工业经济，“三要素”论源远流长，数千年倡导繁衍、耳熟能详。而作为创新要素“知识”加入，形成‘.四要素”说，多闻于世纪之交，专家学者达成共识，列为四要素之首，尤显其特性:即知识要素的充裕性①。皆因前“三要素”盛行至今已受时空限制，国界、种族、观念隔离、亦难有’‘予取于求、随之取用“之便利而显逊色。唯独知识要素，完全无上述约束，只要愿意，可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来形容。仅如过去的一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利技术、科研成果以成千上万计，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的无穷财富。所以“知识要素”虽立论不久，或叫初具形态，且有转化受阻种种障碍;但其意境深远、力贯全球、活力无比，成为现代企业家，投资、生产、经营者发展战略首备之品—可示其经济创新论中位高而权重的发展趋势。

特征之二，新经济发展加快了“知识”渗透。“土地、劳力、资本“构成三要素说，②.是传统经济重要物质基础，因“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率”等弊端而风光难再。但.‘三要素“论完整性、严密性、系统性等经济作用亦难于被动摇。新经济发展，‘’三要素”作用在相对下降，但并非言可取代，因为知识创新威力，要通过传播渗透才能发挥出来。如知识渗透于’‘土地”要素，才会有土地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渗透于“劳力”，才会有劳动品质的提升，劳动效能的发挥;渗透于“资本”，才会有资本运作本质的变化或更新。同时在知识传播、渗透面前人人平等，取之容易;许多企业家，借助知识力量而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是新经济的贡献。

特征之三、经济理论两大支柱面临新冲击。传统经济理论中有两大支柱说。第一支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消费者(家庭)收入受硬性约束，边际效用价值下降，产品价格下调，引发需求上升;反之则下降~一衍生出需求变动规律。第二支柱“生产费用主导”论:即资源性生产费用上升，产品有利可图，供给会增加;反之则减少.一形成供给变动规律。③冲击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网络信息发展，使交易成本不断下降，产品价格趋低，家庭实际购买力会上升;加之发达国“财富效应”—股市上涨增加家庭虚拟收人，均冲击了家庭预算“硬性约束”论。其二、新经济中知识作用上升，厂商受资源性约束的供给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又如网络经济普及后，免费提供网络和电子邮件服务的厂商会越来越多，从而使“有服务就要收费，’等老行规老惯例受到挑战。于此，用传统供求规律，来分析未来营销行为，已难有更多意义。

特征之四，“注意力”经济成主导世界潮流。象时装模特展销吸引观众注视力那样。企业发展“注意力”经济①，以招徕消费者已成新潮。新经济发展，企业.‘注意力”营销—通过网络宣传，树立企业产品形象;或经精心没计制作打扮，成为某一特定领域“霸主”;或营造购物“天堂”，成为顾客网_L之首选等，从此有了广阔天地。获得了“霸主、’地位，或有了“注意力”形象的厂商，当然能带来无限商机。而于无限商机中，孕育出主导世界潮流的许多新秀，显然又是新经济的贡献。

当然，新经济实践深人还会创造出;如能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带来收益递增;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实现价格永恒降低;“物以多为贵”;提供无限能力与机会等运作特征等。但其要求也是苛刻，甚至是残酷无情。有喻新经济如一个个竞争漩涡，稍不留神即被淹没。并非危言耸听。

二、新经济影响营销创新几个方面

影响之一，打破时空障碍全球范围可营销新经济出现，信息传播已无国别地域之分，从生产与销售理论上看已无逾越之障碍—厂商与消费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贸易伙伴。影响所及，应从狭窄的国内区域营销，转向国外或全球性营销。特别是暂处弱势者，已有可能“大处着眼、小处人手”立足全球营销观起步，营销创新由此而生而发。

理论依据是:首先，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个性化需求崛起，“靠资本、拼劳力”的规模化同质营销已难于凑效，国际市场异质化营销已成新亮点。其次，新经济时代双向沟通加快，物流。商流、信息流交换频率增加，借助网络形成“高效率、低成本”的互动营销网，为全球性或异质化营销创造了物质基础。第三，国内“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一条龙服务的政策导向或成功实践，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速度，为全球化营销创新大开了方便之门等。

影响之二，市场多变数引发营销新组合。新经济发展拉近了消费者距离，但也加剧了同类产品生产者的竟争，依据国际市场多种变数而可实现营销新组合。如产品创新，可抓住消费者心理、生理需求变化，把握住个性化需求规律.以提高科技含量，扩大功能用途，增加附加价值或文化内含等来满足。又如价格决策—网络化市场要求，一是产品类型的满足，二是价格成本的可接受性;而企业则可按成本要求提供柔性产品概念，再按概念组织生产或售货—弹性化成为可能。再如分销，已出现电子虚拟市场。无形商店、电子货币等多种数字化交易方式，中间商中介作用已大为降低。促销、信息网络使无纸化促销成为时尚，将有图文并茂的产品索检，价格动向一览无余;网络的定制化功能可将产品组合信息集中储存、自由存取，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购物空间。当然还有其他变数影响营销组合因素，构成新经济营销创新的更大空间;

影响之三，营销添智慧出现创新“蜂聚”期。新经济新技术风起云涌，创新的巨大动力已不局限于单项、局部性，且有成片成批的叠加效应。有专家称为创新“蜂聚““现象出现并非偶然。

从市场创新着—出现一种新技术产品后，将有一系列创新活动以招揽顾客，亦会有全新产业问世，或控制一种至几种新原材料基地;甚至出现一种崭新的经济组织，以巩固垄断地位，或创新垄断市场方式等。以计算机实践为例—已从单机、大型、单功能、低速度、专用机。向多机化、微型化、多功能、快速度、网络化发展。特别经营销专家或智慧营销的介人，将以低成本高效率、易操作性，而广泛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在实现工商交通、金融、邮电等联网后，又将派生出大批信息产业或相关产业，甚至出现产业带，产业群体、产业链条—“蜂聚”接踵而来，新经济功不可没。公务员之家

影响之四。优化“系统”论可把握营销主动权。新经济信息网络化，仅是解决了“速度、效率、安全、方便”等传统贸易老大难问题，而“胜算性如何”还要靠谋略智慧，或贸易成熟性。西方诸强已有高科技7096、市场分额80%以上的竟争优势②，于中国未来营销影响探远:优化“‘系统”论或可以“系统营销”论策应，新经济条件更有可能。

首先调整营销心态:承认科技营销落后;但不甘』合落后科技营销。其次，坚持市场细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依据国情扬长避短，瞄准高科技目标。

再次，重视消化吸收，实现高新技术第二次创业。还有，创造宽松环境，着力改善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立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维护知识产权，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打击伪劣假冒侵权行为等。还要熟悉““人世’“后的世贸规则，防止高科技贸易’‘被诈、被罚、被假”的发生等。高科技贸易复杂性，以“系统营销”论把握营销主动权，或可以消除新经济运作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新经济营销创新应用的几点思考

新经济时代的营销创新应用，从理论到实践均要有个较长期的适应过程，如下几点可助‘“创新”思路，对初涉营销者更应慎密谨为。

思考之一，自我约束激励创造“.购物天堂”。新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企业自强自律，不断消除低效率和浪费现象，减少不合理利润因素，自觉抵制伪劣假冒、欺行霸市等。激励全体员工拼搏进取，敬业、乐业、爱业，提升自我品质;大力弘扬团队意识，更新企业形象，千方百计留住顾客，营造真正的.‘购物天堂”。

利用多种外因营造“购物天堂，，.如通过网络传输商流、物流信息、创造时空效应，产生““购物方便”感;或以产品新概念引导潮流，成为消费者“、理想产品策源地信誉”感;适时开展’‘升质降价”促销活动，产生消费者‘.低支出，高品质享受，，感;还要加强公益宣传、树立绿色品牌，形成‘.热心公益、放心消费”的认同感，将“、方便、理想、享受、认同”的情感运用于营销的全过程。确立‘“购物天堂”的好环境。

思考之二，天时地利人和长驻于市不衰。新经济网络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新产品层出不穷，往往因一个小理念的转变而赚了大钱，又会因一个小小失误而血本无归。因此新经济时代的营销创新，应有‘“瞻前顾后，观微知著、抓住本质、攻防有略，进退有序”等气魄与胆识。或者古商邦经商理念—““天时地利人和，长驻于市而不衰”中，悟出营销创新的灵感:

所谓‘“天时”是指营销大气候—坚信新经济是人类社会新商贸的良好开端，将为企业带来无限商机。而谓“‘地利”则指现有土地、劳力、矿产资源，以及替在需求等优势。所谓“人和”是我国经商者的传统美德。特别是我国‘“入世”后，建立、健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亦为外资企业提供稳定、宽松的市场准入机会等。坚持有理做赢人，和气营出三赢家。

思考之三，坚持辩证营销立于不败之地。组大联强，固然是.‘实力、信誉”的象证在国际贸易之中亦有按资本区分信誉度—“实力论英雄”的主张。但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优点。而新经济是一种突破。如’‘小吃大”、“快胜慢”、“新吃旧”等，有经济学家称之为新经济规则，①，亦有喻之为新营销辩证法。

新经济时代，所以会“小吃大，，，本质是小者精悍、鳞角锋锐、触觉敏捷，开拓营销自然所向披靡;而自称大者‘为大所累笨拙不已，往往无可奈何被拖累。’‘快胜慢”。关键是““快者灵气生“，，富于灵气的营销，顺应新经济所追求的个性消费目标，慢者只能吃“剩饭，’;’‘新吃旧”，是新(潮)能主导消费意向，代表时代精神，淘汰陈旧落后者。完善此类营销辩证观，就能”劣中求强”、弃旧图新、转败为胜。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篇7

税法属于经济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直接源于行政法平衡论。行政法平衡论是一种与行政法管理论和控权论相对立的理论。行政法管理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民之法”,认为行政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因而强调行政权力的优越性,忽视相对人的权利保障,重行政实体法,不注重行政程序法,几乎没有司法审查,其结果是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一理论在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前苏联曾非常盛行,因为这一理论能满足为战争筹集必需的人、财、物的需要,也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前苏联的解体,这一理论已被抛弃。在我国,本来就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作土壤,加之对前苏联各项制度和理论的照搬和模仿,管理论便成为我国行政法构建的理论基础,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但管理论对我国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的,今天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都与此有关。[1]

与管理论不同,控权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吏之法”,强调行政机关不应当有超越公民的特权,行政法的目的在于控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自由,而司法审查是防止权力滥用和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最有效手段,行政法只是有关行政程序的法,不涉及行政实体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管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赋于相对方过多权利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尽管控权论一直是英美等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但因其固有的缺陷和现代行政法的多样化发展,该理论也被逐渐放弃。在我国,为纠正管理论的错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正是英美等国开始放弃该理论的时候,一部分学者逐步引进了该理论,并大有未加深入研究,即试图照搬的趋势。

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还是控权论,不论是“治民之法”,还是“治吏之法”,都割裂了行政法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整体性,都各执一端,只强调了行政关系的一个方面,未看到二者的辩证统一性,扩大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对立性,根本无法协调行使行政权与保护相对方权利、行政激励与行政制约、实体授权与程序制约、行政效率与公平保护、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无法使公益和私益最大化,难以满足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在抛弃这两种理论,各国的行政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向朝着平衡论迈进。

行政法平衡论是指优良的行政法应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能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行政法既能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能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力,既能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能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既能重塑精干有活力的政府,又能摆脱高权行政的阴影,真正建立起一个民主、“苗条”、低成本高效率、少管制多服务的政府,从而使激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私益的关系达到最优化状态,即实现平衡。当然,行政法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总处在不断变化中,行政法经常处于失衡状态中,平衡倒是偶然的。因此,追求平衡便成为现代行政法的永恒主题,正是从失衡到平衡,从旧的平衡到新的平衡的不断追求,推动着行政法不断的变迁和创新。在这一理论中,平衡既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也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机制和方法。因为行政法的不对等性呈现为各主体权利义务的阶段性差别,并且是倒置的,即在某一阶段一方优先实现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如在行政实体法中,法律承认行政主体的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力,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而在行政程序法中,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力优先得到实现,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限制。运用这些阶段性的差别,平衡配置这些倒置的不对等关系,行政法的平衡便成为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出,行政法的平衡是一种结构平衡。[2]

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依”什么样的“法”。如果依以管理论为基础的“管理之法”、“治民之法”,以“命令——服从”模式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缺乏制约而滥用权力,随意执法,滋生腐败,纳税人会因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而消极抵制纳税,普遍地偷税,甚至抗税,其结果是征纳双方都有法不依;如果依以控权论为基础的“控权之法”、“治吏之法”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征税权的软弱无力,征之不保,深受无税论长期影响的纳税人,则会滥用控制权,逃避纳税,其结果同样是双方都有法不依;只有依“既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征税权,又能制约纳税人滥用控制权,既能激励税务机关积极征税,又能激励纳税人积极参与税收管理”的平衡之法,依法治税才能真正成为征纳双方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从而成为自觉行动。

二、税法的平衡配置

(一)税法的结构平衡配置

1.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配置

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是由宪法配置的,二者关系的实质是:国家为全体纳税人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全体纳税人以税收的方式支付其价格。为此,二者形成这样一种契约关系:作为卖方,国家有义务为全体纳税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同时,有权向全体纳税人收取公共产品的价格,以补偿其成本;作为买方,全体纳税人有义务向国家支付公共产品价格,同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公共产品的内容、数量和质量,并决定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数量。这种契约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美妙的平衡。只是上述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宪法这样进行配置的:全体纳税人委托自己选举的代表机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严格规定国家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力,即征税权,同时以审议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决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规模,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内容、范围和数量,决定税收收入总额,即愿意为公共产品支付的总价格。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国家就不得征税(此即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显然,在这一最高阶位上,全体纳税人的权力优于国家,这种宪法层次的不对等正是平衡税法众多下阶位不对等的根本。

2.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配置

在这一阶位上,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利,即征税权,纳税人则要履行为享受的公共产品支付价格的义务,即缴税义务。因而,从总体上看,在这一层次上,税务机关是权力主体,纳税人则是义务主体。又因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不可阻止性,无法排除“免费搭车者”,纳税人便有强烈的逃税、避税、偷税、抗税的动机和愿望,税务机关也只有运用充分的、强有力的权力强制征收,才能确保税款正常及时足额地获得,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成本补偿和正常供给,才真正符合全体纳税人的根本利益。

税务机关征税权的核心是税款的征收权,包括收取滞纳税款的孳息,即滞纳金的权力。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除税款的征收权外,还至少必须包括以下五种权力:(1)深入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状况和纳税情况,以确认纳税人有无违反税法事实的权力,即纳税检查权,完整的纳税检查权还必须包括搜查权;(2)对拒不履行缴税义务的纳税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敦促、迫使其缴税的权力,即强制执行权;(3)对有逃避纳税义务嫌疑的纳税人采取限制其商品、货物、存款等财物使用权,以保证税款安全的权力,即税收保全权;(4)对纳税人违反税务管理、偷税、逃税、骗税、抗税及妨碍、阻挠税务机关执行公务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的权力,即行政处罚权;(5)对不提供、不能提供真实可信的计税依据的纳税人核定应纳税款的权力,即核税权。同时,上述五种权利行使都不可缺少要求有关各方协助及如遇拒绝能自行对其严厉处罚的权力,即要求行政协助权。也只有上述各种权力的适用范围和强度都足够大时,征税权力才是充分的、强有力的。

在为税务机关配置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首先应考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应使双方权力(利)在总体上能相互抗衡;其次应在强调税务机关征税效率的同时,应能使纳税人积极参与;在以实体法赋于税务机关征税权的同时,应以程序法对其权利的行使进行严格的规范;在保证征税权正常行使的同时,应为纳税人权利可能受到的侵犯规定获得救济的途径;在赋于税务机关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应尽可能地扩大税务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税法平衡的根本要求,也是配置纳税人权力(利)的基本思路。

根据上述思路,纳税人在这一阶位上应主要享有以下两类程序性权力(利)。一类是在税务行政程序中的权利,包括:(1)信息权,即纳税人有权知道现行税制的运行状况,包括根据什么法律规定,被征哪些税种;(2)提出申请的权利,即纳税人请求获得某种税务管理资格,颁发某种税务许可证照,或请求开始或进入某种程序的权利;(3)隐私权和保密权,隐私权指税务机关不得无由搜查纳税人住宅和询问与确定应纳税额无关的信息,保密权指税务机关因征税获得的纳税人的信息不得用于非征税目的;(4)被告知权与要求听证权,即特定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作出某种处理决定前,有权得到税务机关告知有关内容、理由、依据等情况,进行申辩、质证的权利;(5)要求回避的权利,即特定的纳税人在与自己有关的税务案件中,认为处理该案的税务人员与该案有利害关系时,有要求其回避的权利等等。[3]另一类是在事后救济程序中的权利,主要包括:(1)由税务机关告知救济途径和方法的权利;(2)提出申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3)要求赔偿的权利;(4)委托的权利;(5)申请回避的权利;(6)陈述和辩论的权利;(7)上诉的权利;(8)申请执行的权利等等。

纳税人享有的上述程序性权力(利)和宪法性权力(利),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因为一方的权力(利)同时又是另一方的义务,因此,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由此形成既激励又限制的机制,既能保证较高的征税效率,又能使纳税人在主张自己权利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税务行政,促进公平征收,既能保证税务机关行使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又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权力,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从而使公益和私益同时得以最大化。

(二)税收立法权的平衡配置

配置平衡税法要解决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税收立法权的平衡。税收立法权的平衡是税法结构平衡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税收立法权的平衡应重点解决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和地方立法的平衡两大问题。

1.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

税收立法权本应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立法机关行使,然而,随着税收作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税收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立法机关越来越难以胜任;而这些立法权完全由税务行政机关来行使又将破坏税收立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很容易只强调税务机关的权力,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较好办法便是税法的授权立法,由此也产生了税收授权立法的平衡问题。

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就是立法机关在授于税务行政机关某一税收立法权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以制约其对立法权的滥用,以授权和制约的平衡保证所立之法的平衡,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建立申请立法制度。当税务行政机关必须对某一领域进行立法却没有权限时,应由其提出立法申请,由立法机关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授权。

(2)建立批准权保留制度。即税收授权所立之法必须经过授权机关的批准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以此对授权立法进行直接监督。

(3)建立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授权机关在审查授权立法合法性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该税收立法超越授权范围,违背授权目的,或者在立法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瑕疵时,可直接宣布授权立法无效,并将其撤销。此外,如发现授权不当或授权对象没有能力完成相应立法任务时,授权机关可以直接收回授权。

(4)确定法院的审查权。授权立法中的法律问题更多的是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仅有立法机关的监督不足以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法院应当有权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对涉及的授权立法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审查,也应当有权接受相对方因授权立法的实施将对其权利造成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并进行审查。法院甚至应当既可以对授权立法进行实体审查,也可以进行程序审查。确定法院的审查权对于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己为很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实。

2.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

中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别,以相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全国范围千差万别的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具体的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不平衡。这正是地方税收立法得以存在和必须平衡的根本原因。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主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体现地方特色,满足地方需要,结构配置平衡。体现地方特色是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所在,满足地方需要是地方税收立法必要性的体现,结构配置平衡是行政法的一般要求。因此,地方税收立法应紧密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居民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偏好,针对税源情况、已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关于权利救济和保护内容等状况,赋于本地区税务机关与当地政府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相适应的征税权,同时根据平衡法原理赋于纳税人必要的权力(利),以制约税务机关滥用职权,保护其正当利益。

(2)自主立法,合宪合法。地方税收立法不仅限于执行中央的法律和行政规则,更重要的是它为税务行政管理创立了法律、行政法规未涉及的规范,这些规范可以有效补充平衡征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关系必须的规范。因此,应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但同时,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应与合宪性、合法性相符合,地方税收立法不但不能和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相抵触,而且不能违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地方税收立法和中央部委规章的冲突和协调,应基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原则,一概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和一概强调地方立法的从属性都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3)与中央立法协调统一。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不仅反映在地方特色、地方需要和中央难以统一解决的问题上,还反映在与中央税收立法的协调统一上,只保护地方利益,保护本位利益的地方税收立法是对全国性立法平衡的破坏,也不可能维护本地区税收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

三、我国税法失衡状况简析

我国税法失衡问题非常严重。首先,现行税法赖以构造的传统税收理论未能正确认识到“公共产品价格”这一税收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在总体上平衡的可能,更不可能将税法的制定权、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的审议监督视为纳税人的当然权力,因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税法结构的宪法层次平衡配置,目光只能盯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上,坚持税收本质的“义务说”,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和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忽视纳税人的权力(利),更何况这一认识被行政法管理论一再强化。因而,税法的平衡必然失去根本,其结果,一边是纳税人消极纳税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权力强化下疲惫的身影,一边是税务人员为征收几十元税款献出生命,一边是大量的政府官员大肆挥霍、贪污、浪费税款。

其次,就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与纳税人的权力(利)而言,一方面是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严重不足,或者是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遗产分配等大量领域形成征收空白,与纳税人应负义务严重不符,或者是在已征收的领域因无搜查权或必要的行政协助或处罚规定不够严厉而有税征不上;另一方面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税务人员滥用职权随意征收的问题普遍存在,纳税人或无相应程序性权力予以抵制,或虽有权但因先决条件高而难以使用(如税务行政复议要求先缴清税款和滞纳金,才可进行行政复议等等),或虽有权,也无先决条件,但常可能在主管税务机关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使用。总之,税务机关征税权力不足和征税权力过大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在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税收授权立法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授权范围过于宽泛。现行税法除《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3部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外,其余均为国务院授权立法。其授权依据为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和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税收”的领域过于宽泛,对授权的具体内容、范围和目的基本上未加限制,全国人大的这种授权决定实质上使国务院毋需相关的法律依据,想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就可以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事实上剥夺了全体纳税人的税收立法权,根本否定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二是越权、违法立法问题严重。上述1984年的授权倒是明确规定由国务院的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但1984年国务院的《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均适用于三资企业,造成越权立法事实。再往前推,国务院1982年的《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1983年的《建筑税征收暂行条例》既无人大相关法规,也未授权。国务院1986年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与全国人大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根本冲突,实质上用国务院暂行条例把人大的法律改造成了只适用于外国人的法律。三是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既无申请立法制度,又无批准权保留制度、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法院对授权立法行为这一抽象行政行为基本无权审查。这一切都影响了授权立法的平衡,因而难以保证授权所立之法的平衡。

第四,地方税收立法方面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税收立法权,谈不到体现地方特色和自身的平衡问题,也不可能满足地方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所需财力,地方政府便滥用收费权,以收费权侵犯中央的征税权,以费挤税,名费实税,五花八门的收费办法使纳税人的权益根本无法保证,地方领导更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违法违宪制定地方性涉税文件,扰乱正常的征税秩序,严重破坏了全国性税收立法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J].中国法学,2001,(2).

[2]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J].行政法论丛,1998,(1).

[3]张馨.“税收价格论”理论更新与现实意义[J].税务研究,2001,(6).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篇8

业务流程重组出现问题了，作为这一概念的两位倡导者之一，我承认这一点可不容易。我与哈默合著《重组企业流程》是想指导企业经理人变革关键运作流程，如产品开发、完成定单等，以达到提高绩效的目的。

业务流程重组确有成效。一家美国采矿公司年产值增长了30％，市场占有率提高了20％，同时成本降低12％，周期缩短了25％。另一家美国服装厂商重组存货补充流程后，销售额翻了一翻，市场占有率提高50％，周期缩短了25％。

回报微薄

这类大获成功的故事很多。但从总体上看，即便是那些业务流程重组带来的巨大回报，也比其所能获得的潜在回报少了不知道多少。就我看来，这两年我们发起的这场革命至多完成了一半，半途而废的革命不比不革命强，事实上，有可能比不革命更糟。

直到有了一些业务流程重组的实际经验之后，我们才明白，为达到重组业务流程的目的，经理们自己要做出多么巨大的改变。

如果工作流程重组了，而管理层却不变，我们看看结果会怎样：

一家电脑公司有三位副总裁，分管销售、顾客服务和完成定单，当他们听说重组业务流程能保证推出产品的时间缩短一增，顾客保有率提高20％，行政费用削减30％的时候，都感到兴奋莫名。然而，好处再多，也难以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控制权，难以做到相互协作。结果业务流程重组不到一年便无疾而终。

一家制药公司发现，因为要分头同各个业务单位打交道，越来越多的顾客怨声载道。业务流程重组的解决办法，是将这些经营单位的销售和分销部门集成起来，但各单位头头纷纷抗议，坚称自己必须保持控制。公司首席行政总监和董事长深怕变革因此失败，也拒不采取行动。他们辩解说衰退之前公司的业务很顺利，只要衰退结束了，业务还会恢复原状。结果，对这个公司而言衰退再也望不到头了。

礼崩乐坏

对经理来说，再没有什么肯定的事了：职业技能、事业前途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工作稳定性了。要想生存，就必须对过去的一切假定提出质疑。

不再有什么简单明了的事情，也不再有安安稳稳的事情了，无论怎么努力都嫌不够。我们只习惯于渐变，习惯于那种通过谨慎计划统一认识，严密控制，能够渐渐驾驭的变化。

而今，不但要驾驭变化，还必须迅速创造变化，而且是巨大的变化。只要稍微喘一口气，停下来思考问题，形势就会瞬间万变，精心的判断便不再适用。

所有事情都成问题了。组织结构图，薪酬制度、等级结构、纵向组织、整套命令兼控制管理手段，这些传统的管理方式不管用了。

所有人都必须变化，变革不只停留在技术上。它不仅触及经理们做什么样的事情，还触及经理们做什么样的人；不仅是他们对工作的认识，还包括他们对自己的认识；不仅是他们掌握的知识，还包括他们思考的方式。

总之，经理要抛弃整个观念，抛弃对权力的整套思考试。权力不再是某些位置、职称或级别，那些东西除了让人头脑发热之外，毫无意义。对权力、权威、职责而言，真正管用的是你做什么，而这取决于你的技能和个人素质。

扎法拉诺（RickZaffarano）是HannefordBrothers这家美国连锁超级市场的一名年轻经理。1993年，他受命在纽约州组建一个新货栈。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他竭力发挥权威、职责、团队自我管理的效能。

但考验很快来临。一次，一辆货车在暴风雪中翻了车，假如不再发一车过去，定了货的那家店就会出现货物短缺。这一情况货栈的其他人也很清楚。事后，扎法拉诺回忆起那晚的情形：

"人人疲惫不堪，归心似箭。我不能象过去那样，简单地命令他们留下来。我只得与团队负责人协商，告诉他们我要做什么。有的人不同意，认为我的要求太过分。于是我建议召集全体员工讨论，并说不管讨论结果如何，我都服从。"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如坐针毡，因为如果他们决定回家，我们麻烦就大了。另一方面我也想证明，只要提供给他们正确的信息，有头脑、关心工作的人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结果他们说：嗨，反正要做的，我们干吧。我终于赢了，我想，这主要归功于我表示要服从他们的决定。"

惧怕失败

扎法拉诺也感受过业务流程重组常带给经理的担忧：担心松懈，担心失控，担心误信了人，担心失去了声望呀被认为不够"强硬"，最常见的还是担心失败。

然而放弃命令和控制还仅仅是一部分。我们还必须放弃整个思维模式，整套理想和期望：

必须把建立尽善尽美的组织结构的想法抛到脑后，不存在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事方法。还必须抛弃对人的绝望的态度，我们常会觉得人不可靠，而且能力有限，因此必须要在命令上被迫克尽各自的职责。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篇9

资源和资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资源是自然形成、未经开发的，而资本却经过精心的开发和筹划，成为企业产生利润的基础。其次，资源和资本在使用上考虑的角度完全不同，如果要资源，人人都想要最好的，钱越多越好，技术越先进越好，人越能干越好，但作为资本，人们就会更多地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会在乎成本，会考虑利润。第三、提到资源人们多考虑寻求与拥有，而提到资本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如何使其增值生利，资源是未经开发的资本，资本是开发利用了的资源。

由于上述区别，将人力视为资源和视为资本有很大的差别。

1、在人才招募上：

如果我们正在找工作，我们读十份招聘广告，会发现可能有五份内容十分雷同：35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能流利地使用英语等等，难道有这么多公司对人才的需求是一样的吗？

我曾听一个朋友抱怨过，他工作的公司在招聘时要求能流利地用英语交流，那时，这个要求很普遍，为了找工作，他在应聘前还真在口语上下了不少功夫，应聘面试时与考官侃侃而谈，顺利过关，结果工作快半年了，除了“Hello、beybey”之类的就没说过什么英文。

上述的招聘就是将人作为资源，只片面地追求好，不论是否需要，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流利的英语等，只要别人要求，我就要求。这种招聘方式，或者会为企业增加不必要的人力成本，或者成为员工队伍不稳定的根源。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一个人的能力不同，其对薪金和发展前景的要求就会不同，一个不太会讲英语的人和一个能流利地进行英语听说读写的人对薪酬的期望会有很大差别，同样，一个营销专业毕业的大专生和一个MBA对薪酬的要求也会大不相同，一个人具备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社会就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使其容易不稳定，同时，由于他成为了较为稀缺的人才，社会提供给他的报酬水平也会较高，一个企业如果想招募并留住这样的人才，只能按社会标准付给他较高的薪酬，这就意味着我们增加了成本。如果，我们将人力看作资本，这是我们会很自然地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多付的成本能否给我们带来收益？

假设一个企业只做国内贸易，估计在一年之内都不会与国外公司打交道，如果招聘时非要求良好的英语水平，这对企业来说只会带来两种结果：

（1）增加工资成本。本来销售部的工资成本可能是15000元/月，由于要满足高素质员工的薪金要求，使工资成本增加至30000元/月，而增加的15000元成本并不给企业带来任何价值。

（2）造成流动，增加招聘培训成本。如果公司不能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招来的员工在了解到他们的收入状况后会产生不满，然后另谋高就，这样，不仅使公司已支出的招聘培训费打了水漂，还得不断再去“浪费”招聘培训费用，以维持公司在人才上的高要求，而这些增加的成本也不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2、在人才的使用上：

一个公司招募了一个新员工，在招聘时其条件完全符合公司要求，但试用期结束时，该员工却未能完成公司的工作，因而被解聘，这是谁的过错？公司？员工？

我们很难说这完全是一方面的过错，但我们知道，对同一个员工来说，将其视为资本或视为资源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孙先生的故事。

孙先生大学毕业后应聘到X公司做销售员，三个月过后，被炒了鱿鱼，于是，孙先生又来到Y公司，销售业绩却很不错，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销售主管，同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在招聘过后，X、Y公司都做了些什么。

孙先生来到X公司后，人力资源部让他填写了各种表格，然后，就让他到销售部上班。销售经理将一摞产品和公司的介绍资料给了他，安排他去行政部领了笔、本等用具，向他介绍了部门的其他同事，最后，给他下达了销售指标，并让他坐到办公桌旁开始工作。孙先生没有销售经验，由于拿到的资料是公司发给客户的宣传资料，对产品的介绍很简单，孙先生对产品是什么也不甚了解，只能自己瞎闯，结果三个月过去了，仍是一头雾水，不要说完成销售任务，根本就没开张，结果被炒了鱿鱼。

在Y公司孙先生有着不同的经历，到人力资源部报到后，人力资源部对他们进行了关于公司文化、公司发展史、公司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培训，使孙先生对公司有了全面的了解，到了销售部，又受到产品知识、销售技巧等方面的培训，随后销售经理亲自带他到销售现场观摩其销售过程，在这之后，才让他独立进行工作。在每周的销售例会上，销售经理还会不断组织大家对销售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孙先生不笨不傻，在这种周到的训练和辅导下，很快就入了门，加上孙先生勤奋敬业，销售业绩迅速上升，渐渐成为销售员中的佼佼者。

X、Y公司对人才不同的处理方式反应了不同的人才观，X公司将人才仅视为资源，只要招进来，就算完成任务，而Y公司将人才视为资本，根据企业的需要不断对其进行经营开发，使其升值，成为企业的利润来源。两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可想而知：X公司在感叹“人才难求”，一直忙于苦苦寻找好的“人力资源”，Y公司却人才济济，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而实际上他们拥有同样的资源棗孙先生们。

现在，我们了解了将人力作为“资源”和“资本”的不同做法和不同结果，我们知道只有将人力视为资本，才能最经济地拥有人才，并拥有充足的人才，并使人才不断成长，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那么，我们应如何将“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

一、在人才招聘方面

1、招聘前进行规划：现在许多企业尚无能力做全面的人力资源规划，但起码在招聘前应有一个针对本次招聘的规划，这个规划应包括如下内容：

招聘的目的：为什么要招这个人？

应聘者的工作任务：招进来的人将完成哪些工作

对应聘者要求：为完成上述工作，应聘人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和技能

2、追求“门当户对”

农夫娶到公主当然是美事一桩，但如果日后因农夫养不起公主而遭公主抛弃，那还不如开始就娶个村姑，白头偕老，和和美美过一生。招聘人才也是这样，不要一味追求水平高，而要追求经济适用。

根据企业的需要确定招聘条件。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过高的要求将造成人力成本增加或人员流动频繁。

增加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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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力资源成为人力资本

充分确认合作意向。人力资源部应该尽力为企业吸引人才，但吸引人才应靠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政策，而不要仅靠招聘技巧。“骗”进门，留不住，不如当初就不让进门，因此，在招聘时应与招聘者充分沟通，首先，应让应聘者了解他到公司后将要完成什么工作任务，需要具备哪些技能，以使应聘者能判断自己是否喜欢并胜任这份工作，其次，应该向应聘者客观地介绍公司能提供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虽然损失一些人才，但愿意进入公司的人会相对稳定地为公司工作，从而减少因人才流动造成的招聘和培养等费用的损失。

二、在人才使用方面：

1、人才开发：

（1）人才开发的目的：

使社会人才成为企业人才。虽然我们在招聘时对应聘者的基本素质做了基本的规定和审核，但要想使应聘者的能力能充分为我所用，还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培训。例如：当我们招聘一名销售代表时可能会要求他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但如果我们不对他进行有关公司和产品知识的培训，他还是不能很好地向客户介绍我们的公司和产品，只有提供相应的支持，员工的才能才会被开发利用，从而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使人才适应企业的变化和发展。随着市场的变化，企业也会不断发展和变化，因此，对人才的要求也会不断变化和提高，而企业不可能靠频繁地换人来适应这种变化，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根据企业的需求不断为员工提供学习提升的机会，使员工的能力不断增长，以适应企业的发展。

（2）人才开发的主要方法：人才开发的主要方法是培训，培训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即可以是参加培训课程，也可以是在工作岗位上的辅导和训练，还可以用鼓励员工自学的方式使员工自己通过读书、上学、进修等方法来进行自我培训，因为是以为企业开发人才为目的，因此，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应从企业对人才知识技能的需求出发，鼓励员工按企业的要求去不断提高自己。

2、人才使用：

恰当地使用人才，能调动员工积极性，使其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并能引导员工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相比有其独特性，即其创造利润的能力有很大的弹性，一个工人可以每天生产20件产品，也可以每天生产50件产品，一个销售员可以每年带来10万元利润，也可以每年带来40万元利润，这关键看企业如何去使用员工。从人力资本开发的角度来讲，员工的合理使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要想使人才创造最大价值，就要为员工提供工作所需的各种支持，包括相关的培训、相应的办公设备、其他部门的配合等等，这样，员工的工作才能得心应手，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大效益。

（2）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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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的误区

为什么经济法与行政法不能清楚的区分开?这里面的症结在哪里,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与现实的交叉论证。传统法理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并以此为标准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设,经济立法日益增多,经济立法理念逐渐得到发展,私法中的平等、自治观念受到人们的青睐并被公法所吸收(当然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学者们为论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划时代性,千方百计要给它们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为此,学者们千方百计地论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殊不知这已是不同语境下的法律现象。首先是经济法与民法进行论战,但随着《民法通则》的出台,经济法学者们不战而退,缩小自己调整对象的范围,把它定位于经济管理关系,这样又引发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论争。为了给自己的论证增加法理支持,人们开始对法律调整的对象进行改造,如有学者提出“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种独立的法律部门与行政法的独立是两种性质的独立,在此基础上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2.对现代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很多经济法学者在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时,明显地表现是对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当然这也有行政法学者的原因。经济法学者对行政法理论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法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行政法理论的发展。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已从传统的以命令、强制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整方法的运用。由于我国现代行政法研究较晚,因此行政法学者大多只注重对总论部分的研究和论证,表现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几乎只涉及到总论部分的阐述,对分论部分的研究极为薄弱,部门行政法学与一般行政法学相比极不发达。的确,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比较弱,但这与狭义的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无关。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1.狭义的经济法应属于经济行政法。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法在法律性质上即是经济行政法。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即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管理关系大多是无偿、不等价的经济关系,并且通过特殊的意识活动如行政命令、指示、调控、计划、指挥及监督等方式形成,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日益注重对被管理者权利的考虑和把握,这反映了行政关系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经济活动的管理;二是相对人对经济行政机关行政权行使的监督,经济行政法从法律属性上应是部门行政法,即为行政法的亚部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落后,以至有的学者称: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于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从客观上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笔者并不想否认经济法学者的贡献,也不想否认经济法的作用,我们想说的是经济法学者不必要把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限制在狭义的范围内,它应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2.广义的经济法应是对整个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我们认为:经济法规范不可以由任何一个部门法所囊括,而是散见在各个法律部门的规范中,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的法域,这才是经济法的本来面目。经济法原本没有必要与民法、行政法进行区别,经济法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应该从国民经济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以期待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行理论的指导。而这种广义的经济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它包括经济宪法、经济民法、经济刑法、经济行政法等,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经济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评析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调整对象方面

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一般分为一般行政法和特殊行政法。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总称,如行政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现在的行政法教科书主要论述的是一般行政法的内容,把它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的部分;特别行政法是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整,如经济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等,一般把它作为行政法学分论部分。由此而看,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卫生、外交等。所以说行政法不调整经济关系是不正确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会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使用什么样的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经济行政管理的“度”应是怎样,我们不能由一种“对经济全抓全管的政府”的这一极端走向“对经济完全不管的政府”的另一极端,从而把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把确认和规范行政权作为主要调整功能的行政法排除在经济管理之外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与经济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经济关系,也就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不直接具有经济内容,并以此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分开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需要问的是:什么是“直接的经济内容”,什么又是“间接的经济内容”?直接和间接本身就是对一事物或一种社会关系而言的,如果说经济法调整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而行政法调整具有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至少说明一点,这些学者看到了行政法也调整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直接”或“间接”主要是从法律调整的手段而言的。随着现代国家行政法功能的扩展,“秩序国家”向“给付国家”转型,传统秩序国家观念下的命令行政已不适合现代行政法功能的变革趋势,行政法一贯奉行的单方意志性在现代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发生动摇。

(二)调整手段方面

用传统的观点看待行政法的调整手段,基本上都将行政手段看作是命令与服从式的,强制性的和单方意志性的。而现实中,民主思想的激荡,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确保财政收入的消极行政作用,而向积极整备环境、经济、地域空间等秩序行政方面,以及社会保障、公共义务的供给,资金补助行政等给付行政的方面扩展。行政调整手段由以前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已向平等协商的方向延伸。在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事实行为等现象。这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的出现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是传统意义上行政职权行为无法替代的。这些行政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同时,这些调整手段也是国家调整各种经济管理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手段。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而简单的认为行政法制调整手段是命令与服从,是直接的行政命令方式,从而把行政法与经济法简单的区分开来,这是很幼稚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具备独特的调整方法是否应是划分独立法律部门的一个标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的法律实践还未催生出其他的调整方法。因此用调整方法来划分法律部门是不科学的,即便是以此为标准,也不能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完全区分开来。

(三)主体方面

对于经济法主体是否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人为地赋予国家不同于行政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缺乏法律依据,毫无实际意义,且更易造成权力膨胀和权力运作的矛盾。法理学认为: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集体主体、国家和其他的社会构成。其中,国家机关,包括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能构成为宪法关系、行政法关系、诉讼法关系等多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由此可见,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行政法的主体只有行政机关是缺少法理学支撑的判断。同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行政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构成,因此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部分。在区分行政法和经济法主体时,必须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即对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进行区分,而不是经济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区分。如果只进行经济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区分,势必将缩小行政法主体的范围。

(四)本质属性方面

从现代意义行政法的起源来看,它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权能划分之后行政职权独立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出“民主”与“法治”的口号,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用法律来控制政府的权力。资本主义行政法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它在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充分保护公民权利。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归结为“控权论”。

与“控权论”对应的另一种理论是“管理论”。“管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国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强调和加强政府的集中管理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期,人们显然不会和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控制和制约行政权的问题,相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去进行管理,去高效地实现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目标。由此来看,单纯的认为行政法即控权之法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用辨证的方法历史地来看行政法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控权论”和“管理论”都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盲目性、滞后性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又引致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如高失业率、环境污染等,管得最少的政府已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于是是政府的行政权得以扩张。与此同时,由政府主持的经济立法现象也日益增多,这种立法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效益和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后,各方面发展步入正轨,特别是经济的复苏要求政府改变以往全方位管制的作风,要

在行政法范围内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政治上也加强完善社会主义民义制度。在行政法上体现为一系列控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例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可见“控权论”和“管理论”相互渗透,借鉴对方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善和发展。于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运而生并得以实践,这就是“平衡论”。“平衡论”认为:行政权与公民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也应相互制约,又要相互平衡。“平衡论”弥补了“控权论”与“管理论”的缺陷,又吸收了两者的长处。该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执法、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目前,“平衡论”为大多行政法学者所赞成,并且在客观上被各国法律实践所证实。

三、结束语

明确经济法地位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求证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是属于理论范畴的主观意识,法律的创制和实用从来都是对现实中利益的冲突而为之。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应成为各家的“圈地运动”,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现象日益复杂。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总体、综合的考虑,由此可见,经济法学的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经济法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这种学科独立性的确立工作还远未完成,这寄希望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学科的建设时,我们一定不要囿于传统的部门法的理论构架,而应按照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来进行理论的建设,否则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就如同走沼泽地,越陷越深。此外,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课题,为市场经济建设立章建制,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修改、完善,从而推动经济法的实施,以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行政法行政经济法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分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之处,对于明确经济法的地位,促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有效实施,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凌云·行政契约论[A]·行政法论丛,1998,(1)

[2]罗豪才·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宋华林,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J],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