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十篇

供给学派篇1

凯恩斯经济学派

凯恩斯学派或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1883―1946）。凯恩斯是英国经济学家， 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其一生中有三部重要著作，第一部是1913年出版的针对印度发生十分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进行研究的著作，即《印度的通货和财政》。凯恩斯的第二部著作是1930年出版的两卷本的《货币论》（上卷是货币的纯理论，下卷是货币的应用理论）。凯恩斯生平最有影响的，也是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作，就是他向传统经济学挑战的第三部著作：《就业、利息和通货膨胀》（简称《通论》）。《通论》是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以后孕育的，并于1936年问世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经济学著作。

凯恩斯在该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观点，其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

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就是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导的职能。调节消费倾向，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调节投资引导，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的，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不过，凯恩斯强调，在消费和投资两者之中，不能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应着重于投资。

凯恩斯认为，刺激消费和投资，可以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凯恩斯还认为，在这两者中，主要应当依靠财政政策。关于财政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而是认为赤字财政有益。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观点，而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无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诞生了新凯恩斯学派（New-Keynesian School）。新凯恩斯学派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了原凯恩斯经济学所忽视的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设，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与原凯恩斯学派在理论上的共同点在于坚持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承认实际产量和就业量的经常波动；承认实际产量和就业量波动的非均衡性质，特别是承认产品市场中的普遍生产过剩，承认劳动市场中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名义总需求的冲击可以造成非均衡的产量和就业量的波动；经济体系本身的不完全性（而非经济主体的预期错误）是名义总需求的冲击产生实际效应的原因；劳动市场上经常存在超额劳动供给，经济中存在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经济政策在绝大多数年份是重要的。因此，主张应由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是以不完全竞争、不完善市场、不对称信息和相对价格的粘性为基本理论，坚持“非市场出清”这个最重要的假设，认为在货币非中性的情r下，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影响就业和产量，市场的失效需要政府干预来发挥积极作用。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昆、萨墨斯、布兰查德、罗泰姆・伯格、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泊南克等人。

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也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定律（法则）相对。

人们知道，自1875年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症。尤其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充分验证了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的局限性，宣告了“自由放任”、不干预政策遭到重挫。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凯恩斯的 “国家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和政策主张就应运而生，并掀起了“凯恩斯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经过近30年时间的推行后，西方大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二是经济停滞、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这一局面引起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普遍质疑。很多人把形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滥用，认为这套理论面对这种局面已经束手无策。随之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由此，供给经济学派便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供给经济学派

供给经济学的英文原名为Supply-Side Economics，又被译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或供给经济学派。供给经济学派是在凯恩斯学派遇到经济滞胀等严重困难，而其学说又无力解决的背景下兴起的。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不仅如此，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二是认为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供给学派把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证明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也相对更快，以此得出结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指出，除储蓄之外，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精神。

三是认为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尤其是为富人减税不但会使得经济产出大幅增长，还会使税收收入不降反升，因此不会引发财政赤字的问题。这来自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假说：当税率高于某一阈值，财政收入不再上升，反而下降，原因是过高的税率压抑了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导致税基下降。换句话说，减税不一定会增加赤字，甚至可能提高税收收入。

四是认为增加刺激的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诸如反对政府的过大社会福利支出；反对过多的规章法令；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因此，要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

从理论上来说，供给学派的产生受萨伊定律经济理论的正面影响较大。萨伊定律是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所提出的一个定律。支撑萨伊定律的三个基本要点如下：

一是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商品的价格能够有效地使商品的供求均衡；工资作为劳动的价格，能够自发调节着劳动的供求均衡；利息作为资本的价格，能够自发调节着资本的供求均衡，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出清。因而不会存在长期的、普遍的和全面的生产过剩。

二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在交换中发挥着瞬间的作用。所以，卖就是买，买也就是卖；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消费是无限的，所以只要能够生产出来，就一定会有消费。即供给会自发创造需求。

三是由于利率的大小与储蓄成同方向变动，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利率的大小与投资成反方向变动，所以在资本市场上，通过资本供求关系的变动引起利率的升降变化，并最终使储蓄等于投资。

从理论上来说，供给学派的产生受凯恩斯学派经济理论的反面影响也较大。即供给学派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供给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20世纪70年代初，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同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论点和主张。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逐渐在美国显现出来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流派，并由于其对70年代末开始执政的美国里根政府所实行的“里根经济学”产生过深刻影响，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供给经济学批评凯恩斯主义仅仅从需求着眼的经济分析思路，主张经济学应着重分析社会经济的供给方面，并从供给方面出发提出了稳定经济的政策主张，从而表明了自己与强调从需求方面分析经济并主张政府加强总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态度。

对供给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影响作用的主要包括如下五个人： 阿瑟・拉弗

一是阿瑟・拉弗（Arthur B. Laffer）：他是供给经济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先后任芝加哥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在里根执政期间，拉弗成为美国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并对“里根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拉弗因其提出了作为供给经济学思想核心内容的、说明税率和税收关系的“拉弗曲线”而得名。

二是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他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供给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66年起，蒙代尔在芝加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74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71年，在意大利波洛尼亚举行的一次经济学家会议上，蒙代尔批评了当时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并提出了减税的主张。由此，蒙代尔被美国报刊称为“供给学派的先驱”。

三是裘德・万尼斯基（Judd Wanniski）：他生于美国，曾任《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和社论作家，后自己开设了一家综合济分析公司。1974年，万尼斯基向当时的福特政府建议大规模减税并恢复固定汇率制，他的这些建议受到福特总统一名助手的重视。此后，万尼斯基便与拉弗、蒙代尔等人经常在纽约聚会，讨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问题，大力倡导供给经济学。

四是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他是供给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哈佛大学教授，1982年起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84年卸任后又到哈佛大学任教。

五是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他曾长期在乔治敦大学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也曾担任《华尔街日报》的副总编和专栏撰稿人。1975年，美国会众议员杰克・肯普与他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内容的所谓“肯普―罗斯法案”，加入了肯普的班子，成为其中的主要经济顾问，并对供给经济学派做出了重要的建树。1981―1982年，罗伯茨在里根政府的财政部担任主管经济政策的助理部长。

上述供给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由于受到了里根的青睐并在他就任总统后得以付诸实施，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将近10年时间内，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美国共和党人里根当选总统后，供给经济学成为美国的国策，因此，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被称之为“里根经济学”。里根在就职典礼上说，“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在经济政策层面，降低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成为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主张。1981年到1986年里根政府出台的政策主要包括：为个人和企业减税，尤其是降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减少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放松政府监管。1981年，里根政府出台“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将最高的边际税率由70%降低至50%；降低资本所得税。1986年，里根政府再出台税收改革，将最高的边际税率由50%降低至28%。经过里根时代的实践，供给学派的政策虽使以前的滞胀矛盾有了一定的缓和，但也带来了较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使美国从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

凯恩斯学派和供给经济学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借鉴西方凯恩斯经济学中的宏观需求管理方法，逐步探索实施赤字财政和温和通货膨胀的政策，以促进有效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加快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和提高，仅仅在需求侧作为，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还需在供给侧，即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方面下功夫。因此，供给经济学对我国近年来以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为核心内容的“供给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拥有了积极意义：

一是它使人们开始把研究的眼光由需求方转向了供给方。即供给经济学虽然在理论上并没有更多的内容，但在经济分析思路上却一改战后几十年内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推崇。供给经济学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主要强调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却忽视了对相对价格、经济主体行为和总供给的影响，而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恰恰是供给方面的因素。因此，供给经济学主张采取各种手段改进总供给。这一点在经济学研究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供给经济学在当时的条件下所提出的种种看法和主张，不仅对西方经济学界乃至西方国家的政府重新认识供给管理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我国当前实施供给侧改革也提供了一种较新的思路和视角。

二是供给经济学对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具有一定的应用参考价值。历史上经过美国前总统里根的所谓“里根经济学”的实践，人们也的确看到了“供给经济学”的可取之处，从现实来看，供给经济学根据拉弗曲线所提出的以大规模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主张对于研究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促进经济稳增长，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三是供给经济学对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制定合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参考价值。即供给经济学派重视供给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对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制定中长期经济政策和确定经济建设的重点，增加有效供给都有借鉴意义；供给学派的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轻社会的纳税负担、提高人们工作积极性、就业出路在于生产增长等看法，对于我们合理地确定企业负担，搞活国有企业，实行再就业工程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作为新自由主义范畴重要组成部分的供给经济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因为，虽然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里根经济学”的所谓实践，取得了以经济复苏为主要内容的业绩，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投资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财政赤字，后来还是越来越庞大，也为以后的发展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总之，我国近年来提出并实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供给学派提出的供给侧经济学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有本质的区别：

一是宏观经济背景不同。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国宏观经济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滞胀”。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大力刺激宏观经济，甚至通过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来试图压制通胀，但结果却是仅对于滞胀中的“胀”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1981年和1986年两次重要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却日益膨胀，成为美国的巨大负担。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 “滞胀”明显不同。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二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不同。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做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不仅如此，供给学派还忽视政府干预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供给经济学政府不干预理论的失败，取而代之的是经过发展了的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

中国对供给侧的注重则并不否定和放弃需求管理，不仅主张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还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国家主席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三是宏观政策主张不同。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题。

中国供给侧管理不是只有减税，而是确认货币政策是对总量调控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同时亦确认财政政策是具有针对性的、对结构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继续践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从服务全局与政策协调配套考虑，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政府财力分配的作用空间。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供给学派篇2

【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克强经济学；供给；需求；凯恩斯主义

2013年3月，《南方周末》在总理的首次记者会后，率先提出“经济学”一词，并将内涵简要概括为“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随后，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管清友发表《从朱镕基经济学到经济学》一文，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6月29日，时任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的黄益平在写给巴克莱资本全球客户的最后一份“北京明信片”中提出了Likonomics（即经济学）这个新词，并简要讨论了其三大政策支柱：不刺激、去杠杆和搞改革。Likonomics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国内外媒体和经济学界的广泛热议。在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困境的局面下，本届中国中央政府经济施政的思路和框架备受关注和期待。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为“经济学”增加了“不教条，有弹性”两个新特点，总理提出宏观调控的“上限”和“下限”，被其评价为“既有战略定力，又有底线思维”。而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则将“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定义为“理顺要素价格、打破准入限制以及涉足改革深水区”，并认为，“经济学”更类似供给学派，有别于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来调节需求端的传统凯恩斯学派。

上述种种观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笔者认为从中国式新供给学派的角度，能更全面透彻地解读“经济学”。

中国式新供给学派以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和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为代表人物。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贾康等人则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一文中将其主张概括为八个“双化”。这两个主张构成了中国式新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该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周期，但终究是短期政策工具，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问题。唯有从供给层面展开“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历数总理上任以来推行的各项措施，随处可见中国式新供给学派理论的烙印。

李总理上任伊始便提出简政放权，承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内部权力配置，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给市场以稳定预期，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会导致其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缺位，而且会进一步加剧供需不平衡，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中国经济要实现全面转型升级，不可能再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对几个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扶持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活动来实现，尤其应当支持和鼓励各个行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为此，必须大大减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审批项目，为激发创新和创业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传统的需求理论主张在经济萧条时，采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人为扩大对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这种做法固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实现短期的供需平衡，但在长期则会导致过剩产能扩张，供需矛盾加剧，进而错失产业转型、经济实现自动平衡的契机。况且，在目前负债水平和通货膨胀长期高位运行的情况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因此，新供给学派主张让经济重回市场轨道，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引导社会资源向新的供给领域集中，从而自然淘汰旧产业的过剩产能，使供需重回均衡，并带动经济整体步入新的增长轨道。此外，李总理在新政中明确提出了经济运行的“下限”和“上限”，增强了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有助于市场进行充分博弈，优胜劣汰，进而实现自我修复。

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为突破口的税收体制改革，则采纳了以拉弗曲线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200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一份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全球第二。过高的税收负担严重削弱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而通过税收取得的财政收入无论被用于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所产出的效益都不高，甚至可能阻碍生产发展。而通过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刺激潜在有效生产力，不仅有助于应对通货膨胀，而且有助于推进制造业升级、解决服务业发展滞后等一系列问题。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是决定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的财富源泉之一。在城镇化背景下，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将得到提高。而在解除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方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此外，积极稳妥地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也是从供给端入手，解放生产力，实现经济长期增长。

历史经验证明，一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源自供给端的革命性突破。因此，只有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才能破解当下经济运行当中的诸多“两难”问题。而从目前出台的多项政策来看，“经济学”正试图从供给层面推动改革，尽管改革的阻力异常强大，但正如李总理所说，“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要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参考文献：

[1]沈建光.也谈经济学的三大支柱[OL].财经网[引用日期2013-07-10].

[2]陆宇.供给学派的中国经济“药方”[OL].21世纪经济报道[引用日期2013-06-29].

[3]滕泰，冯磊.从供给着手重启经济改革[OL].经济观察报[引用日期2013-05-24].

[4]滕泰.新供给主义宣言[OL].和讯网.[引用日期2012-11-12].

[5]滕泰.以新供给主义推进深层次改革[OL].经济参考报[引用日期2013-03-07].

[6]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OL].中国金融[引用日期2013-03-04].

供给学派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结构调整 供给理论

经济增长供给理论学派的产生及核心思想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针对当时全国经济出现的“滞胀”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以主张经济供给刺激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迅速得到政府及众多学者的支持，被称为“供给学派”。供给学派认为国家税收对于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其发展的税收替代效应逐渐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而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后来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政府支持代表，供给理论从美国迅速传播至全世界。

供给学派研究发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投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利用效率密切相关，微观经济单位以报酬最大化为原则而提供生产要素和经营活动，因此，通过刺激社会经济报酬率可以直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在自由化市场条件下，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可以得到自主调节，减税、削减政府购买、降低行政干预以及控制货币增长等都是有利于市场作用发挥的手段。供给学派自诞生以来，对于国家经济的实践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中的革命性理论突破，其核心思想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要素的投入直接决定产出，因此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刺激生产要素投入。从资本和劳动力属性划分，前者对于经济产量具有更强的带动效应，经济主体生产效率的提升依赖于资本投入规模。从“总需求-总供给”理论来看，供给曲线AS实际上分为互有联系的三个部分，分别是凯恩斯区域、常规区域以及古典区域，如图1所示。在凯恩斯区域，货币工资具有刚性，产量的增加不会使货币工资与产品价格发生变化；常规区域的要素投入价格则具有货币幻觉和合同工资等因素形成的粘性特征；古典区域的供给曲线代表社会的充分就业水平，价格的变动已经不能支持供给量的增加。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在常规区域增加经济供给刺激，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物价水平。

第二，边际税率对生产要素的投入发挥关键作用。供给理论指出个人和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组成单位，他们工于心计和擅长测算的先天属性都是对于经济刺激做出合理反馈的基础。在对于经济主体的刺激措施方面，较为常见的是政府税务、条例法则、购买支出以及货币金融措施等，其中以政府税务最为典型。由于经济单位总是以利润和报酬为活动诱因，包括租金、工资以及利润等项目的增加值征税部分在内的边际税率往往构成影响经济单位活动的关键因素，边际税率的高低既影响到生产率的高低，同时也是经济主体是否增加经济活动的考虑因素，原因在于增加经济活动的净收入变动值是“理性人”经济活动的动力。

第三，供给学派主张大规模减税，将社会保障机制由福利性支付过渡为激励性支付。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拉弗认为，要素供给量和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包括高税收和不匹配的税法，前者会使得社会经济活动的水平降低。因此，里根时期的美国经济政策以减税为主，目的在于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水平，带动经济主体的投资积极性，进而在社会生产扩大趋势的基础上增加政府税收。拉弗对于供给学派理论发展和经济政策实践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对社会保障机制改革的引导，他认为采用转移支付的社会保障机制会降低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应在全社会改革福利支付为激励支付，减少社会转移支付规模。

供给学派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主张

（一）通过降低国家税收弹性和征税标准来刺激社会有效投资

供给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经济学家罗伯茨重新定义了社会消费的机会成本，即经济主体现期消费一单位收入所承受的代价或损失的投资收益。由于经济主体的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比例以同时期机会成本为基础，相对价格的多少代表了这种机会成本，而机会成本是由税收弹性和边际税率决定的，因此，相对价格和边际税率以及税收弹性之间呈现出反向变动关系。如果经济主体的消费相对价格（机会成本）过高，人们就会更多的增加储蓄和投资而减少消费，相应的使社会生产与共计增加；如果经济主体的消费相对价格（机会成本）较低，人们就会选择增加先期消费，社会投资水平相应降低。

（二）通过调控闲暇机会成本和工资水平来刺激社会劳动供给

同消费机会成本一样，经济主体同样具有闲暇机会成本，即经济主体增加单位闲暇时间所丢失的潜在收益或放弃单位休闲时间而增加的潜在收益。休闲的相对价格（闲暇机会成本）决定着经济主体的“工作-休息”时间配比，也决定了税收弹性和边际税率。

如果税收弹性大于零，休闲相对价格和边际税率呈现反向变动关系，即较高的休闲相对价格使人们多增加工作时间而减少休闲时间配比，社会总供给增加，如图2所示。A象限中的竞争性劳动市场产生均衡就业L0与均衡工资W0/P0，由B象限生产函数产生长期均衡供给量Y0，C象限AD-AS均衡决定均衡物价水平P0。外生供给冲击造成的联动反映最终体现为A象限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XZ部分），只有长期名义工资由W0增长到W1才能补齐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数量差（D象限）。

（三）通过建立拉弗曲线和税收理论来刺激生产效率提升

以经济学家名字命名的“拉弗曲线”描绘了国家税收与税率的关系。在先期条件下，国家税率越高则政府就能征收越多的税收，但是税率标准一旦超过既定限度，就会使得经济主体的经营成本攀升，相应的社会投资减少，社会经济收入水平下降，政府税基变小，反而不利于国家财政来源的稳定。因此，国家和政府应当设定税收，在此区域内实行大规模减税来刺激社会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增加经济主体税后利润，调动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投资者等消费、生产和投资的热情，最终实现社会生产率的有效抬升。

（四）通过降低国家税收和增加财政贴息来刺激企业技术进步

供给学派指出税收水平的降低和企业设备加速折旧是资本积累和技术改造的源泉，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水平的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较低的产业资本收益率。因此，相对于较高的资本市场收益回报，社会资本选择性的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高利润通道，投机性资本投入比例过高，在这种情况下，适度引导产业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就格外重要。国家以财税政策对社会资本流动结构的调节不仅可以平衡资金流向，而且对于加速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刺激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供给学派理论对我国经济进步的启示

（一）供给经济政策可以提升微观经济基础的活力和内在发展动力

如图3所示，从我国经济发展近年来呈现出的“滞胀”趋势来看，解决方案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从刺激需求角度看，在需求曲线由AD1转移至AD2的过程中，沿短期供给曲线SAS2发生了两方面变动，社会物价水平由P2提升至P3，经济产量由Y2增加至长期充分就业产量Y1，经济增长以通货膨胀为代价；从刺激供给角度看，短期供给曲线由SAS2发展到SAS1，社会物价水平由P2减低至P1，经济产量同样由Y2增加至Y1，经济增长不伴随通货膨胀。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供给政策要给予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稳定的保障，立足改革实践，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二）建立中国版的“里根经济学”并实施减税以促进市场化生产

“里根经济学”是供给学派的外延代表，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税率过高会降低人们从事纳税经营事业的热情，而转为进行家庭和居民户为主的“地下经济”，这样资金就转移到了“零纳税”的非生产性领域，社会税收出现迅速减少。在我国，近些年迅速崛起的“地下经济”即是社会税赋过重的外在表现，这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情况十分相似，因此，我国应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减少诸如“收费、罚款、摊派”等变相税收形式，为企业减压。此外，我国还要加速税改进程，解禁非公经济的诸多制度限制，为劳动者和投资者设立市场基准的工作和生产回报预期。

（三）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工作重心向供给管理倾斜

我国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已经过去，在“后黄金十年”，廉价劳动力、高额环境成本以及较低的原材料要素价格已经不具备支撑经济继续发展的能力，我国部分省区的贫困问题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先天“繁荣代价”。究其根源，我国经济进步和结构调整的难度还是在于人口和资源负载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凯恩斯主义和需求管理理论在这种矛盾面前都是无解的。因此，政府必须突出经济供给管理的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经济主体勤俭节约，在合理的变动区间内减少消费，保留购买力，为全社会积累生产资金，以SAS移动模式下的“增缩”增长来替代AD移动模式下的“增涨”增长。毕竟，“挖坑后填”式的虚假就业和虚假GDP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无效且愚蠢”的做法了。

结论

经济结构调整与进步政策的制定是涉及到多学科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性工作体系，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和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相似之处，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已经显示出了其对于“滞胀”经济的综合治理效果。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搭配下，需求管理政策对于转型中的我国经济增长治理已经较为乏力，多方面的研究供给理论与供给政策，因地制宜，这将会对下一个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钟祥财.供给学派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J].上海经济研究，2011（1）

2.任寿根.新供给主义的税收扩张与中国结构性减税[J].涉外税务，2012（7）

3.吴立中.经济复苏时期中国的财政政策选择―基于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J].商业时代，2011（9）

4.张丽娟.奥巴马经济学：比较与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1）

5.贾康.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瓶颈[N].中国经济时报，2013（9）

6.付建利.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放松供给提高经济增长[N].证券时报，2013（7）

供给学派篇4

【关键词】萨伊定律；宏观调控；产品

西方经济学界对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地位问题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以供给为核心的萨伊定律在凯恩斯革命之前，风靡世界100多年，并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学家区别与一个的主要检验标准”，同时也成为政府宏观调控需要恪守的信条。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涨局面下，萨伊定律再一次被搬出历史舞台，在一定程度的修正下，被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所推崇。可见，萨伊定律的重要地位。

一、萨伊定律的基本内容

萨伊对该定理的详细阐述集中于他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他首先批判了当时人们对货币的错误定位，他认为产品A能够卖给甲，必须以甲卖出其他产品获得收入为前提，而甲出卖产品A获取金钱也是为了去购买别的产品，因此货币只是一种形式，一种交易的媒介。厂商们抱怨的销路疲滞不是因为银根紧缩，而是缺少其他产品。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对与它价值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销路，因此在他看来，社会产品存在着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而不存在现在社会产品之间残酷的竞争性，在当时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也许具有一定的客观合理的成分。

萨伊定律可以被简单归纳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理论，这个理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供给创造需求；二是供给创造出等量需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会趋于一致，从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存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二、萨伊定律的继承与批判

（一）新古典经济学派对萨伊定律的修补

面对经济学界的质疑，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萨伊定律进行了修补。一方面，根据效用最大化的要求，工人按照实际工资的边际效用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的原则确定劳动力的供给，当实际工资降低时，工人的劳动供给减少，若实际工资高于均衡水平，则劳动力的供给将会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市场上会有部分工人失业。只要存在失业，实际工资就要下降，不断调整到均衡就业水平。另一方面，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通过利率的不断浮动使投资和储蓄趋于均衡，因此生产不会出现过剩。

（二）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猛烈的冲击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动摇了萨伊定律的主导地位。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通论》中明确反对萨伊定律，他提出“萨伊定律作为经典学派之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不适用于通常情形”，进而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主张扩大需求刺激供给，认为需求会自行创造供给，供给是需求的函数，产出量和就业量的总水平决定了总有效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使得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造成了一部分非自愿失业，从而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凯恩斯认为萨伊的自由经济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市场机制存在很多缺陷，需要政府加以干预。

（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的补充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各国纷纷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的“滞涨”局面，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的结果，其中理性预期学派以理性预期假说、持续市场出清和总供给假说为理论基础，认为总需求管理不能实现产量和就业等真实变量的稳定，甚至短期的稳定也不能实现，要增加产出，扩大就业，应该实行供给管理政策，激励企业和个人更多的生产和劳动。并且，他们认为就业量大于或小于自然率的幅度取决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两者见的差距，就业量大于或小于自然率的情况只会短期存在，虽在时间的变化，厂商会有足够的时间调整自己的预期，就业量就会回到自然率水平。因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以政策主张是对萨伊定律的继承，同时对供给学派的产生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供给学派提出“回到萨伊那里去”的口号，他们认为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认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从消费转向供给，主张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控制货币发行量，放松对企业的管制消除滞涨，刺激经济增长。

三、萨伊定律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启示

萨伊定律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要对其成立的条件进行限定。我认为，其一，萨伊定律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结论就长期而言是成立的，否则经济就无法实现稳定增长，而短期，随着价格围绕价值的上下波动，总需求和总供给不等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在期限界定层面，萨伊定律是针对长期而言。其二，产品能否顺利的销售出去，根本决定与产品自身的品质，萨伊认为生产过多才形成过剩，在我看来，应该判断该生产能否形成有效供给才是关键。供给的并不是所需求的，产品就不被需求所接收，因而没有销路。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萨伊定理存在着合理成分，进而对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进行反思。1997年我国市场供求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转变，结束了以往的短缺状况，商品供给过剩有成为了突出问题。因此我国宏观调控多采取总需求管理政策，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解决供求矛盾。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重视供给的结构性调整，使得供求关系出现结构性失衡。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有效供给不足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没有适销对路的产品，刺激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也难以发挥效力，因此我国内需一直处于一种“启而不旺”的局面。

以总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短期能够发挥很好的启动作用，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有减少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必须要重视供给层面的因素，有效供给的提高能进一步刺激有效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道路。因此，片面强调总供给或总需求的策略都是片面的、绝对的，做到以需求管理政策为主，扩大内需，并调整供给管理的政策，使供给发生结构性变化，增加有效供给，使经济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商务印书馆，1997.

[2]袁乐平.论萨伊定律的历史命运[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1999（12）.

[3]刘建武.萨伊定律的意义认识[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1996（1）.

[4]张军.萨伊定律的争议及其对中国宏观调控的启示[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17）.

[5]赵盈.萨伊定律及其历史地位变迁——兼评我国宏观调控中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J].西安是有大学学报，2006（2）.

供给学派篇5

凯恩斯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上，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如果这些假设都正确，需求不足一定会周期性出现，因此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

而货币派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因此只要物价指数超过他们的舒适点，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要求政府紧缩货币。

在以上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中国决策部门就会高举凯恩斯主义的大旗，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就会举起货币主义的大旗，拼命紧缩“踩刹车”――频繁地“踩油门”和“踩刹车”的结果，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

在每一轮财政和货币扩张中，传统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性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低端出口的依赖都越来越强；而每一轮剧烈的紧缩，都伴随着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和股市剧烈下跌。

此外，一旦决策部门把频繁的周期性调控政策当成其日常专职工作，就会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视而不见，任其不断恶化。

就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压制这种强大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印度人说，我们的经济是在政府睡觉的时候偷偷增长的；中国呢？人们的确看到“政府之手”粘在中国经济列车的尾部，但到底是这只手在推着列车前进，还是列车在拼命挣脱这只手的控制而前行？

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看清了凯恩斯主义危害的同时，却错误地相信了货币派。比如，坊间流传的中国超发了多少万亿货币，并严厉要求政府长期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问题是，中国从90年代中期就逐步进入了“过剩经济”阶段。在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怎么可能有严重通货膨胀？货币主义同凯恩斯主义错误的根源同样在于他们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事实上，只有超出过剩产能的货币量才可能造成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连“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都不去计算的货币派，怎么有资格谈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呢？

事实上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尽管任何的货币紧缩都不能帮助母猪生小猪，但是货币派们照样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在母猪大批生完小猪、小猪长大、猪肉价格大幅回落的时候，庆贺他们紧缩货币、从而控制猪肉价格（China Pig Price）的光辉业绩，却从来没有人为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和股市暴跌承担责任。

好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厌倦了这种来回折腾，甚至玩游戏的人自己也厌倦了在上下一两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和物价波动范围内，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又“踩油门”。

然而，这些人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调控之手，却并没有放弃其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比如，当他们意识到其调控范围越来越窄，甚至玩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框架，出口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投资也不能长期高速增长、消费还面临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经济增速回落不是很自然吗？

此时，货币派的也站出来帮着说话，“过去的高增长是印钞票造成的虚假繁荣；印钞票长期不能促进增长，所以中国经济高增长结束了。”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事实上，凯恩斯主义被埋葬，在美国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尽管二战以后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罗斯福新政”的确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持续扩张需求而忽视供给能力的增长，终于使得美国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陷于“滞胀”的困境。

在中国，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假设其实都是不成立的：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报酬递减、货币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假设只存在于传统经济的传统产业领域，而在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起飞经济而言，新技术、新产业、新需求、新资产结构都会阻止居民消费倾向递减，提高边际报酬，改变货币流动性偏好，推动经济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断进化，因此用凯恩斯主义“三大定律”来长期看空中国是不正确的。

用投资、出口、消费的总需求的分析框架看空中国同样是错误的，从本质意义上讲，需求仅仅是价值实现的条件，供给――创造财富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确切地说，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中国80年代的经济飞速增长，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变革的结果。最典型的案例是农村“”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农村总人口、技术水平、耕地面积、资本等其他要素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仅承包制的改革就带来多少粮食产量的提高？

所以说，制度本身就是财富的源泉，制度变革也是生产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不健全，中国的制度还孕育着巨大的改革空间，那些垄断的、管制的、国有的低效率部门一旦涌进自由市场经济的空气，就如同80年代、90年代改革一样，一定能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另一个能够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人口要素。根据中国当前农村人均产出和城市人均产出比较可以发现，每一个劳动者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其对GDP的贡献增加5倍以上。那么，城市化率刚超过50%的中国，还将有数亿人口进城市的中国，高增长时代怎么可能结束呢？

再比如资本，中国无论外汇储备还是国内居民和企业储蓄，都让那些发达国家羡慕。可是我们的这些丰富资本都充分“就业”了吗？为什么作为全球资本最丰富的国家，我国的企业和资本市场却如此的资金紧张？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丰富的国家，高利贷泛滥成灾？中国的金融系统到底是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还是挖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要素的解放，将带来多么巨大的增长潜力？

当然还有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无论是全球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还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都还有巨大的空间，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最后是土地和资源，中国不仅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解决资源投入的问题，而且更面临着软财富时代的巨大机遇。农业生态财富的创造受制于耕地资源限制，工业硬财富的创造也面临着地球资源的约束，而以信息产品、知识产品、金融产品为载体的软财富创造却不受任何资源约束，只依赖于人的思维创造。类似于微软、苹果、Facebook这样的财富创造难道还会受到土地和地球资源的约束吗？

可见，如果能够把眼光从短期需求移开，分析一下供给层面，就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充满信心。事实上，连凯恩斯本人都知道，他的理论只适合短期经济周期分析，而不适合长期。当有人用长期问题来质问凯恩斯的时候，他幽默地并有些偏执地说“长期？长期人们都死了。”所以，对于那些用凯恩斯主义三大需求来分析中国长期增长的观点，连凯恩斯本人都会反对。

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动力均来自于供给端的革命性突破，而绝非现有经济结构下的总需求管理。200年前人们对一匹更快的马的需求或许是有限的，殊不知汽车的诞生又能够创造多少交通运输的新需求？在乔布斯创造了风靡全球的苹果手机之前，这个世界对此类电子产品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如今每天离不开新浪微博或微信的中国人，他们在两年前对新浪微博或腾讯微信的需求也是不存在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框架，仅仅看到老的产品需求不足而看不到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不是很可悲吗？

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几百年的经济学史上，所有长期增长理论都是围绕供给层面展开，比如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研究制度和社会分工的作用，熊彼特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库兹涅兹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研究投入和产出的效率。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是以上三种增长模式的综合体现，其中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时代，而90年代以后更多地是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所换来的“库兹涅茨增长”。展望未来，原有的库兹涅兹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而且中国将进入新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包括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iscruptive Creation）都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此外，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重启“斯密增长”，更须从刺激新的有效供给着手，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当然，重视供给、重视改革、重视释放经济增长的财富源泉，不要随意踩刹车或者油门，并不代表政府在经济上不作为。从这个角度讲，新供给主义不仅区别于新自由主义，也区别于早期供给学派或70年代美国传统供给学派。

自由主义和早期供给主义都相信“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认为人们在向社会提供商品的过程中自然会创造出多方面的需求，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不会出现购买力不足而发生商品过剩或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经济不需要人为干预。

诞生于70年代末的美国传统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是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以及肯普、罗伯茨等人，他们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决定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是供给而非需求，产出的增长最终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

与早期供给学派不同的是，传统供给学派并不认为经济完全不需要干预，而是认为干预的重点是在于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强化对生产活动的刺激和支持。当然，由于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预措施同自由主义比较接近，比如反对垄断、支持解除各种管制、主张经济的民营化和自由化。

以拉弗曲线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重点研究了税收对经济主体的影响，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够刺激生产增长，并且能够抑制物价上涨。他们甚至认为降低税率后政府税收长期反而会增加。为了推动减税，他们宣称无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会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甚至阻碍生产。

带领美国经济在80年代走出危机的里根总统，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同时还有货币派的控制货币供给主张），唤醒了经济内在的巨大增长潜力，促进了就业，成功引领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的泥淖。重振英国经济的撒切尔主义也在刺激生产方面几乎完全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脱胎出来的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逐步推进经济上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其采取的承包制等刺激生产措施与供给学派殊途同归。

而建立在软价值论、软财富论理论基础上的新供给主义，着重于从财富创造源泉的角度挖掘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参见《新财富论》（2006），《财富的觉醒》（2009））。

新供给主义认为，农业生态财富的源泉受制于地球表层生态环境、动植物生长规律、人们的生理需求等约束，其增长前景是有限的；同时认为工业硬财富源泉因为受到地球非生态资源和人们的需求限制，其增长前景也是有限的；只有知识产品、信息产品、金融产品为代表的软财富增长空间是无限的。

新供给主义认为，在农业生态财富和工业硬财富的领域，无视供给和需求约束，盲目扩张生产必然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只有大力发展软财富，增加新产品供给，才能不断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需求，引导经济进入供给、就业、需求、创新互相促进、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

新供给主义还认为，传统硬财富由于产能过剩一般不存在恶性价格上涨的可能，只有食品价格会因为供给冲击而周期性地上涨，因而，控制物价的本质手段不应该是紧缩货币，而应该是增加新供给，包括食品供给、硬财富中的新产品供给、软财富供给，这样既可以平抑物价，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宏观政策两难矛盾彻底消除。

新供给主义主张大规模减税并优化财政开支，反对扩大低效率的财政支出，但是不支持无限度地夸大减税的效应――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减税，都应该重点支持新产业、软财富。

与传统供给学派一样，新供给学派主张破除垄断与管制，认为中国急需进行新一轮类似90年代末期的大力度的国企改革，彻底释放被僵化体制长期压抑的增长活力。而搞活国企的本质手段是产权的民营化，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财富创造主体。新供给学派认为人口也是财富的源泉，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提高人口质量，促进人口流动，从控制人口数量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和劳动效率的道路上来，并主张逐步放开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多年来，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的交替误导下，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如果继续按照老套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踩下去，中国原本良好的经济就可能错失良好的发展机遇。

供给学派篇6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途径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7（02）―0031―05

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

西方供给派理论有本质的不同

（一）供给学派的兴起是和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困难局面相联系的

供给派是美国“二战”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遭到破产的产物。凯恩斯理论主要在于通过赤字财政，或者更准确地讲通过扩大信用与印刷钞票启动经济，其目的是在创造需求，以拉动经济的发展。创造消费需要的方法就是让没有生活保障的失业者获得就业保障，为他们解决终生的失业保障金，从而确保生活消费品的基本社会需求。

实行财政赤字政策的主要目的增加社会需求。比如。银行降低贷款利息，所降低部分由政府a贴给银行，或者由政府直接补贴给企业，从而促进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进一步拉动需求；还有通过政府补贴扩大出口以扩大消费市场范围，目的仍在刺激需求。然而，这种通过大量借债或印刷钞票扩大银行信用的作法，使供给无限制扩大，一旦外贸收缩，或者某些企业债务链条稍有闪失，必然导致企业、银行相互之间资金链条断裂，进而很快导致整个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是在推行凯恩斯赤字财政政策。然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了战后以来最为严峻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与以往的经济危机表现大不相同，即生产停滞、失业严重、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此即被称为所谓的“经济滞胀”。

以扩大有效需求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处于进退两难、顾此失彼的境界。如果继续刺激需求，会导致通货膨胀的继续恶化，稍有不慎还会使以纸币为核心的金融时代彻底颠覆，退回到金属货币本位时代。若抑制通胀又会使生产进一步衰退，出现经济滞涨。

此时此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德尔率先提出了紧缩货币供给量与实行减税的办法。他认为这样既可以抵制通货膨胀，又能使资本家愿意多投资和多雇佣工人而降低失业率。

（二）西方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

1.摒弃凯恩斯定律，恢复萨伊定律。萨伊定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生产是一种消费，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在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中，供给是第一位的。

2.通过降低税率刺激供给与经济活动，供给学派认为推行减税政策，既可以扩大投资、扩大就业，又可以增加政府税收。由于减税，可以增大经济总量，政府税收伴随经济总量的增加，自然会增加；减税还有利于抵制通胀，减少逃税、避税的弊端。

3.放松政府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供给派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企业活力大，经济活动效率高。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以来推行的关于环保、价格公平、工资、安全生产、商品检验以及证券交易等法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认为这样束缚了企业手脚，加重了企业负担，增加了商品成本，降低了企业国际竞争力。

4.减慢政府支出增长速度，力争预算平衡。在供给派看来，采取减税和控制政府支出，是平衡预算、治理经济“滞胀”的唯一良方。

5.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恢复金本位制。战后的美国经济通货膨胀是一个顽症。消费指数1967年为100，1970年为116.3，1979年为221.2，十年间物价上涨了近一倍。严重通货膨胀意味着美元贬值，信用危机加剧。供给派认为，应使美元与黄金挂钩，实行某种新形式的金本位制。或者必须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之能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货币年增长率控制在4%-6%之间为宜。

（三）对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分析

供给学派针对的是凯恩斯主义的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重在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的发展，强调需求的第一性。同时拉动需求根本方法是扩大信用、印刷钞票。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讲即是在财政上实行“量出为人”。实行“量出为人”，钱不够怎么办？扩大货币发行量，使不具有购买力而又有有效需求者首先获得购买力，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供给理论正是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针锋相对的。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增加就业，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强调通过供给启动经济、维持经济的繁荣，将扩大信用改为降低税率，让政府过紧日子，以启动企业投资的扩大，企业投资的过程会产生一系列对原材料、能源以及设备的需求，还能扩大就业，进一步拉动个人消费，这样一来逐渐使生产生产资料类企业与生产消费品类的企业起死回生。

西方供给派与需求派其宗旨都是在拉动需求，只不过拉动需求的方法不同而已，拉动需求启动经济方式不同，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凯恩斯赤字财政的方法是一种透支拉动，而供给派则是在抑制通胀前提下的保守财政，通过减税从拉动企业投资人手。

供给派着眼于微观层面的生产，任何生产都是劳动者用劳动工具对生态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拉动了个人消费（劳动者获得了工资，具有了消费能力），又启动了生产资料消费（使用工具就需要购买设备，从而对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形成需求拉动），此外对矿产资源与能源类企业也形成拉动。这样生产资料类的企业、能源与原材料企业又同时再次形成个人消费、企业消费，进一步拉动市场需要，再加之由于企业的启动，政府税收也开始增加，财政支出也会逐渐加大，经济开始复苏。

需求派与供给派所不同的在于先启动财政支出。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经济发展的四驾马车理论，即总投资、总消费、财政支出与净出口。需求派着手先启动财政支出，这里包括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也包括政府贴息扩大银行信用等方式，其目的仍在通过财政支出的扩大，逐渐启动总投资、总消费与净出口的扩大，达到经济复苏与发展繁荣的目的。总之，无论需求派与供给派，启动经济的方式在四驾马车中着眼点虽然先后不同，但最终结果都是依赖总投资、总消费、财政支出与净出口的扩大而完成经济复苏的。

（四）西方供给派理论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不同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结构性’3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从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的供o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的不适应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我国面临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做出的一项重大改革决策。指出：“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档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

因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理论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既重视供给，又不能忽视需求；既注重市场功能，又不能忽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要着力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按的讲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

我们与西方供给派理论的区别还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是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也不是让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因此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公平也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理论与西方供给派显著之区别。

为了更加深刻理解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有必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视角进行分析。中国历史一直是以农耕为主体的历史，并且在思想上一直坚信农耕文明形态是人类的主体文明形态。之所以这样，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保障。

《管子・八观》篇中即有：“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农业生产的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温饱和贫富状况的有效指标。

第二，农业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乡村生活也应是人类生活的重心所在。

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乡村所占的面积应是最大的，是占主流的。当然就局部而言，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地区也许因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选择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用今天经济学的产业结构思想来描述就是形成了不同的产业结构，也许农业比重很小，由此导致乡村所占的比例会少于城市，但就全世界而言，乡村所占的比重一定是主要的。乡村的生活方式有诸多的优点，比如对生态环境保护有利，空气好、水质清澈，农业劳动也宜于人类的健康；所食用的物品新鲜，是天地日月与人力结合起来的精华，是按照植物、动物的自然本性长成的，是自然食物；人在此自然环境当中宜于产生艺术灵感，并且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经常与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等活物相接触，而不是像城市生活经常与无生命、无知觉的死物相接触，所以易于形成诸如天人合一、心物一体、崇尚自然、无为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我身心和谐的理念。

再如，经济活动是为消费的而不是为投资的，很多产品、商品在中国看来，它是一种消费品，而在西方人看来，则认为是一种投资品。比如：房地产是一个与民生居住需求密切相关的行业，如果按照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来看待，房地产业是为满足人们对居住的需要，所建设出来的房子是一个消费品而不是一个投资品，如果这样看待问题，国家就应该限制个人对房子的购买，比如一个人在全国范围内所拥有房产不超过一套或两套，这种政策的出台必然会抑制房地产业的发展。相反，如果国家按照西方经济学思想视房地产业所建设出来的房子为投资品，那么一个人就可以购买100套房子，甚至1000套房子，这样必然造成：一方面房子很多，另一方面很多家庭又买不起房子，此外还侵占大量的耕地，以致于动摇国本。

中国目前正面临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转型，此时此际，党中央英明领导、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照搬，更不是仅仅从经济学角度去思考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是全面、综合地对中国社会问题包括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相互兼顾的思考。

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积极

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供给侧改革理论既不能照搬西方供给学派理论，也不能以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说为价值理念与方法，而应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故有价值为精神，以史为鉴，立足于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坚持“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借鉴西方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出一套传统与现代融合，中与西结合的以调整结构为主、注重微观生产的中国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启动经济故然重要，但较经济问题更重要的还有很多问题必须兼顾考虑。这些问题可概括为：

（1）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讲：“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他还讲：“环境就是民生，……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

（2）道德理重建问题。发展经济必须要取之有道，用之有义。如果经济建设不以提升人的道德精神为前提，这种经济建设就是恶性的。

正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的：“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3）人的异化问题。人的异化问题主要指人的心理异化与气质异化。以前有个电影明星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主要反映人的气质异化。而心理异化则是指人被物役，成为物质与金钱的奴隶。

（4）社会公平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主要指贫富差距悬殊以及获取财富途径的不公平。

（5）加强政府的调控能力问题。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只强调市场的作用。

（6）国防力量与军事装备能力提升问题，发展经济、启动经济、放弃国防等于任人宰割。

（7）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故有文化精神，诸如义利合一，重视商品使用价值。以农为本，在粮食问题上不依赖于外国，不能将命根子交给外国人。同时坚信天人合一、心物一体等价值观。

中国文化起源于农耕文化，完成于家文化，以家为单位的私有产权制度是中国的创造。至今这种家庭共有制所崇尚的孝悌伦理都是中国社会道德之根源，并且由此形成的“五伦”以及礼法合制已被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所证明，是中国文化能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根据。

还有精耕细作的农业与心物一体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方式，最具安全性、最可持续、最能循环作业，也最利于家文化的孝悌精神的培养，也最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多次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

8.有效就业问题。有效就业主要是指此就业所进行的劳动既有利于真实财富的生产，又可以一劳永逸。

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途径

西方文化重利轻义，中国传统文化则与之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仓禀实而知礼节”，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看出，当前的中国问题只能自我消化和解决，而不能依靠别国，更不能依赖嫁祸于人来解决。

从人类有史以来的生产方式进行比较，农耕生产仍然是最道德、自力、不依赖于他人的生活生产方式。由于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是以遵循“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为前提的，不违农时，因地制宜，勤则不匮，是天、地、人三者合一而成就农业丰收的，这种生产方式是集居住、生产、养生、生态、教化于一体的循环作业方式，最具可持续性。若从五十年、一百年计，时间越长，较之机械化农业、化学化农业与转基因农业，不仅单产高，而且质量好。今日中国很多地方土地板结，不再能继续耕种，大气污染、水土污染严重均与违背自然规律的农业种植有关。

中国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途径应该是：

第一，鼓励部分农民返乡，从事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先稳定住粮食供给，保障生存，做到孔子所言“足食”。同时在农业生产中逐步降低化肥、农药、除草剂使用量，禁止转基因粮食生产，走集种植养殖、居住与手工业生产于一体的循环作业之路。为此政府还应推动将原来的承包制推向以小家庭为单位的；限制土地兼并；保护粮食价格，维护农民利益；保护好18亿亩耕地。

第二，鼓励发展家庭手工业。现有的部分大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尽可能用手工业来替代，尤其是生活所用的日常用品。要尽可能地减少粗放型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消耗能源大、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加速人的异化，并且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寿命短，一旦到了寿命期将很难处理，还会造成新的污染。因此一般的民品要尽可能依靠手工业来满足，大工业尽可能用于军事方面。家庭手工业优点很多，一者手工业最适合农户生产，与耕作结合起来形成耕织、耕养、耕艺一体的兼营模式，既有利于农村的稳定，也有利于农民吃穿用问题的解决，还可以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户收入；二者手工业消耗能源少，基本在大自然可再生的限度内，有利于环境保护；三者以人为本而非以机器为本，有利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四者手工产品具有收藏价值，附加值高；五者可以以村为单位，以合作社的形式创品牌、创外汇；六者农民不用到城市去打工，既可以繁荣农村，增加收入，又可以减缓城市就业压力；七者手工业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蕴涵着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心物一体的文化理念，手工业的发展会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手工业的发展既是供给，又是需求，而且是良性供给，所引发的需求也是健康需求。譬如手工业造酒将使我们远离大工业之化学酒等。

第三，鼓励民企向外发展。民营企业最好原材料的供应以及市场需求都在外国。鼓励民企向外发展，是一带一路战略的要求，也是实现产能过剩有效转化的重要途径。

第四，积极发展军事工业。军事工业一般不适宜建在繁华大都市，有些还要建在更为僻远、环境更为恶劣的山区沙漠地带。军事工业的发展无疑既是供给，也是需求，我们要在实战中训练军队，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这种作战训练的方法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供给能力是不能实现的。

供给学派篇7

价值观念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已存在，而且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到近现代的经济学，无不对价值观问题加以探讨。为了对资产的价值理论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对经济学的价值观分几个阶段加以归结。

(一)早期经济学说的价值观：重商主义者和重农学派

重商主义者认为，因为货币(财富的代表)在购进和出卖商品收回货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增量，从而产生了增加的价值，因此价值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这种观点还认为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源泉。重农学派从实物增量出发，认为只有农业才是价值增量(纯产品)的来源，农产品从播种到收获引起了实物的增量，而其他加工工业和贸易部门都没有使实物量增加，因而没有生产出价值。

(二)卖方市场时期的价值观：供给(生产)决定价值

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由生产创造，而生产又是商品物资的供给。因此，我们将生产决定价值的主张称为供给决定论。由于生产过程是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那么自然要从三个要素中去寻找价值的源泉。

在资本主义早期，市场上的产品相对于全球尚未开拓的广阔市场而言，是供不应求，于是产生了萨伊的“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理论。在那个时代，生产是最为重要的，人们纷纷从生产过程中去寻求价值的来源，如配第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白银)的劳动才创造价值，李嘉图提出生产过程中的边际劳动耗费决定价值量。萨伊从资本生产力理论中分析了三要素(资本、劳动、土地)共同协作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其报酬形成了生产费用，形成生产费用价值观。他认为物品的价值来自于物品的效用，而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而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费用，这仍是一种客观价值论，但是已经向买方市场时期的主观效用价值观迈开了第一步。

(三)买方市场时期的价值观：需求决定价值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边际革命，出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进而形成了边际效用学派。该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生产过程，而是来自于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主观评价。若消费者认为商品对自己的主观效用大，则商品的价值就大，否则就小。由于消费者本身就是需求者，且对商品的评价决定商品的价值，因此相对于供给决定论而言，我们将这种价值决定称为需求决定论。

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出现供过于求的经济危机时，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价值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问题转向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由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心理学派，认为资产具有价值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有用性(基础)和稀缺性(必要条件)，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人们对商品价值主观评价尺度的边际效用(庞巴维克);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值间接地来自于它所生产的消费品的价值，并由所生产的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每一生产要素根据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边际贡献，获得生产总效益中归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价值(维塞尔)。

(四)供求决定的价值论：均衡价值观

马歇尔直接将交换价值视为价值，进而引申出商品的价格。他认为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力量决定价格(价值)。在任何社会，稀缺性的商品或劳务，其客观效用或满足欲望的程度，必须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衡量，以便人们对其进行选择时能做出主观但合理的选择，这个共同标准就是价格。在均衡价格中有需求价格，它取决于需求，即需求量取决于消费者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因而需求价格是买方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有供给价格，它取决于生产费用，是生产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均衡价格就是供求均衡时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因此，效用和生产费用是影响价格的两个均等因素。马歇尔将这种均衡价格划分为三类：①暂时均衡决定的市场价格。供给不能对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均衡状态完全由需求决定。②短期均衡决定的市场价格。供给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做出调整，供给和需求在价格决定上起同等作用。③长期均衡决定的市场价格。在长期内，生产者可以增加投资或转移资本到别的部门，从而增加或减少供给来影响需求，因此供给起着主导作用。

(五)价格论取代价值论

现代社会对经济活动的分析，已由原来重视供给或需求的某一方面变为对供给和需求之间关系的全面分析。由于在供求关系上体现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适应供求分析的需要，人们需要的是价格，而不需要探讨价格后面的决定力量--价值，因此人们将研究的视线从价值转向价格。这样原来服务于供给分析或需求分析的价值，在供求均衡分析面前便失去了意义，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价格。

数量学派将价值视为商品之间交换的比例关系，即交换价值，否认价值的实际和内容，并将交换作为应用数学的出发点，认为交换就是两个商品间的数量关系，交换成立就是数量相等，一切经济问题都是交换问题。一些瑞典经济学家则否定价值的存在，主张经济学应该放弃“价值论”而用“价格论”。

(六)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统一的市场

人们对价值认识不同，对商品的评价也不同。正因为如此，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上才有交易的发生，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价值发现的角色。也因为价值发现和价格形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才使人们认识到“在一切的才能之中，最了不起的是正确估计事物的真实价值的才能”(拉罗什福科)。资产的价值评估理论就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论的基础上，其中的重置成本法就是以生产费用价值论为基础，市场法以均衡价值论为依据，收益法则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依托。

(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和重建，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价值理论。基本思路为：

供给学派篇8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劳动关系；劳务派遣；聘用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144-02

一、劳务派遣用工关系

（一）劳务派遣的概念和特征

劳务派遣是指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订立劳动合同，由要派企业（实际用工单位）向派遣劳工给付劳务报酬，劳动合同关系存在于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之间，但劳动力给付的事实则发生于派遣劳工与要派企业（实际用工单位）之间。劳务派遣有以下特点：

1.劳务派遣单位必须满足法定条件。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除了满足《公司法》关于企业法人设立的基本条件外，还须符合特别规定，即注册资本不得少于50万元。

2.劳务派遣涉及三方法律关系。劳务派遣包含着三方法律关系：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实际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中，派遣单位对劳动者负有劳动合同法上的权利义务，同时又对实际用工单位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二）劳务派遣法律关系分析

1.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合同，彼此间基于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劳动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劳动者并不事实上向派遣单位给付劳动，而是按照派遣单位的派遣，到实际用工单位提供劳动，在劳务派遣中存在劳动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实际用工单位）。

2.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签订的是劳动力派遣协议，该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但这二者之间的协议有特别之处，涉及到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问题。这种以劳动力作为合同标的的合同，不但要遵循《合同法》的规定更好符合《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3.劳动者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劳动者只是给付劳动力给实际用工单位，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发生劳务纠纷也不是由实际用工单位来承担，而是根据与派遣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由派遣单位承担，用工单位只承担劳动合同上的特殊责任。

二、非全日制用工关系

（一）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的界定和特征

我国将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的界定为：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依据非全日制用工形式建立起来的劳动关系称之为非全日制劳动关系。非全日制用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1.非全日制用工不得约定试用期。《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非全日制用工一般用工时间短、以小时给付工资，规定试用期不利用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也有违非全日制用工的意旨。

2.非全日制用工合同的订立和解除方式灵活。《劳动合同法》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二）非全日制用工的意义

1.降低用工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最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在考虑成本的最小化。实践中，非全日制用工成本明显低于全日制用工。因此，这种方式灵活、成本较低的用工方式颇具一定的市场需求。

2.促进再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非常尖锐、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非全日制劳动作为灵活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促进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缓解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目前我国劳动力大量过剩，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就业机会短缺。为此，企业实行非全日制用工制度，可以使企业在对人力资源的客观需求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招用比实行全日制用工条件下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事业单位聘用关系

（一）事业单位人聘用关系界定和特征

事业单位的聘用关系是指事业单位与职工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指挥与服从的隶属性的内部管理关系。该种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1.主体的特殊性。为了实现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的配置功能，事业单位作为劳动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与劳动者建立特定的聘用关系。事业单位要为受聘人员的劳动支付工资，而受聘人员也必须亲自履行双方约定的义务。

2.聘用合同的特殊性。聘用合同受政府干预的程度一般大于普通劳动合同，由于事业单位的特殊性，聘用合同需要有一定的特殊运行规则。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在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制度上还未完全接轨，这对聘用合同的运行也会有特殊要求。

（二）事业单位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

《劳动合同法》第96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这表明，事业单位劳动合同的运行，既适用作为一般法的劳动合同法，也适用作为特别法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法。即在法律适用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一般法补充特别法。

参考文献

[1] 王全兴.劳动法[M].法律出版社，2004.

[2] 关怀.劳动法（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 李景林.劳动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郑尚元.劳动法学（第二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供给学派篇9

从2011年3月到今年6月，大马士革街头的和平示威游行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带有宗派和种族对抗性质的杀戮。 叙利亚局势既交杂着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纷争，世俗政权、君主政权与伊斯兰宗教政权的争斗，也包含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趁乱扩张的图谋。

近三个月来，从美国情报系统传出的消息显示，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化学武器已经数次出现在对垒前线。尤为引人担忧的是，战争正逐渐蔓延到与叙利亚接壤的五个国家——黎巴嫩、以色列、约旦、伊拉克和土耳其，将战事引向更为复杂的中东纠葛。

在过去两年中，国际社会一直试图通过谈判和斡旋调和叙利亚纠纷，至今政治解决的曙光更加渺茫。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东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历史沉淀下来的恩怨情仇，其中既交杂着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纷争，世俗政权、君主政权与伊斯兰宗教政权的争斗，也包含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趁乱扩张的图谋。

5月7日，俄美两国宣布将尽快推动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促成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和叙利亚反对派就过渡政府事宜展开磋商。然而近一个月的外交努力显示，会议还存在很多障碍。5月21日，负责筹备会议的联合国-阿拉伯联盟叙利亚特使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对外界表示，会议的时间、议程、与会者尚不能确定，原本定于5月底举行的会议将继续推迟。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告诉《财经》记者，政治解决的主要障碍在于政府与反对派双方在阿萨德是否继续执掌政权问题上难以调和。

5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5∶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法案，并将提交参议院表决。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乔治·利特尔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使用外交和经济杠杆将阿萨德赶下台，但同时也在提高军事准备级别，以便若奥巴马总统突然做出军事指示能进行响应。

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支持加强武力，逼迫政府军回到谈判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5月20日表示，如果阿萨德政权参加会议被证明只是来走走形式，“那（除了武力以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多重因素的斗争

叙利亚地处亚欧大陆交界地带。根据美国中情局的世界各国人口组成数据，在叙利亚居住的2200万人口中，90%是阿拉伯人，9%为库尔德人以及1%的其他少数民族。按划分，大约74%的人属于逊尼派穆斯林，16%的人来自包括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的其他穆斯林分支，以及约10%的人信奉基督教。

1971年，现任总统阿萨德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通过逊尼派政权，就任叙利亚总统，开始了由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统治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的历程。

布鲁金斯学会中东问题学者安德鲁·泰布勒（Andrew Tabler）在《深入虎穴》（In the Lion’s De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shington’s Battle with Syria）一书中记录到，老阿萨德建立的世俗政权之所以以少胜多，一方面依靠了大马士革从事贸易的、富有的逊尼派家族，他们由于痛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国有化改革而愿意与保护其利益的老阿萨德结盟；另一方面依靠了居住在大马士革周边的逊尼派农民，这部分逊尼派教徒在奥斯曼时期被视作社会底层，而老阿萨德则给他们提供了教育和工作机会，甚至吸纳他们加入公职体系，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巴沙尔·阿萨德接过政权。据曾经和阿萨德是同学的叙利亚裔美国医生查希尔·萨赫卢勒（Zaher Sahloul）对《财经》记者回忆，阿萨德就任总统后，查希尔曾问他叙利亚是否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个更开放和民主的国家，阿萨德说“还没有”。两个月前在和《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中，阿萨德做了同样的回答。

莱斯大学贝克研究中心（Baker Institute）所做的《十字路口的叙利亚：美国的政策现状及建议》报告指出，目前，阿萨德政权的核心集团主要由阿拉维派组成，此外包括少数逊尼派和基督教派的精英分子，他们享受着阿萨德政权带来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支持阿萨德的民众包括叙利亚的其他少数派别、世俗主义者以及逊尼派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也受到阿萨德家族保护。

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主要城市，约七成民众仍然支持阿萨德政权；然而随着宗派矛盾逐渐激化，不少逊尼派叛逃到反对派阵营。

查希尔告诉《财经》记者，政府仍向控制区域的公职人员发放工资以凝聚人心，但大多数普通民众则从开战起就没有了生活来源。作为美国叙利亚医药协会（Syrian American Medical Society）主席，查希尔去年9月以来总共六次往返叙利亚提供医疗援助，两周前他刚从叙利亚返回芝加哥的住所。

随着战斗愈加惨烈，为了给反对派致命打击，渲染宗派和种族斗争成为阿萨德政权鼓舞士气的利器。一些叛逃士兵回忆，每天早上在举行升旗仪式之后、战斗机升空之前，官兵都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这种教育充满了“反对派是为了报复宗派仇恨”、“他们意在分裂国家”的言辞。

相比政府军而言，反对派的成分更为复杂。美国智库战争研究学会研究中东安全的高级研究员约瑟夫（Joseph Holliday）在研究报告中表示，第一次对阿萨德政权的武装反抗发生在2011年6月的西北部城市吉斯尔舒古尔，示威者攻占了当地警察局并取得武器，反击开枪的政府军队。这种自发形成的游击队数量迅速增长，一些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从政府军中叛逃的官兵加入其中，成为中坚力量。2011年6月-7月，一些叛逃的军官在土叙边界的安塔基亚市（Antakya）成立了叙利亚自由军（SFA）。

这个组织在最初的战斗中并没有发挥实际的军事指挥作用，但是它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各路反对派都借助它的旗号起义。叙利亚各地阻击政府军的游击队中，不少都与自由军有直接联系。

2012年12月，自由军召集各地的叛军首领成立了由30名成员组成的最高联合军事指挥委员会，统一军事指挥。不过，由于它是各地方军队自下而上形成的，内部的协调和执行力尚需提高。 从2011年3月到今年6月，大马士革街头的和平示威游行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带有宗派和种族对抗性质的杀戮。

约瑟夫指出，这些叛军主要由逊尼派组成，“但他们只是受到伊斯兰教的启发，并不是为了伊斯兰而开展圣战的人；（因为）军队里并不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各种清规戒律”。

内战双方实力相当，在久拖不决的战事中，一些追踪叙利亚反对派的观察家警告说，叙利亚战场上原本占比极小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正迅速增加。《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其中最危险的一支名为Jabhat al-Nusra（又称为Al Nusra Front），是伊拉克的分支，近几个月来从6000人迅速扩大为1.2万人，包括从外国赶来的圣战主义者。

Jabhat al-Nusra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试图把一种的意识形态乔装打扮后植入战后新的国家。这些宗教极端主义者在叙利亚保持低调，避免袭击平民目标，在宗派斗争中也非常克制。“这有助于他们赢得民心”。战争研究学会的中东安全问题研究员伊丽莎白（Elizabeth O’Bagy）在《叙利亚的圣战》一文中写道。

同时，他们又接受过军事训练，能纯熟使用现代武器，是击退政府军的一支有效力量。 风险溢出

正因为反对派的组成混杂，美国政府一直对是否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提供何种武器以及向谁提供武器等问题犹豫不决。奥巴马至今仍然否决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建议。不过，由于外界质疑阿萨德可能已经开启其化学武器仓库，触碰到奥巴马早前设定的“底线”，参议院启动了相关立法程序。

菲利普斯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是两害之间取其轻：美国提供的武器不可能完全避免落入错误的人手里；但如果现在不为中立的反对派提供武器，面临的更大风险则是极端主义者取得胜利或者内战继续维持下去将对周边国家带来的溢出危险。

叙利亚内战演变为地区冲突的风险已经加大。

5月3日，以色列出动战机空袭了叙利亚的武器仓库。突袭行动遭到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严厉责备，他认为以色列擅自行动给了阿萨德一个绝佳的机会将火种引到“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上，而掩盖其在本国屠杀平民的罪行。

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治和军事专家肯·波拉克对《财经》记者表示，叙利亚在绝望时可能报复以色列，将战争转化成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战争。

5月12日，两枚炸弹在土耳其南部小城雷伊汉勒（Reyhanli）爆炸，造成46死140伤，土耳其称是叙利亚军队所为。两年来，土耳其和约旦与叙利亚的边境早成了数百万难民的集散地。5月23日，在黎巴嫩港口特里波利，支持和反对阿萨德的两派使用重机枪、迫击炮进行了激战。

在俄美外交努力受阻，原定于5月底进行的国际会议被推迟的情况下，5月27日欧盟决定取消对叙利亚的武器禁运，发出信号一旦国际会议失败，欧盟将通过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来对冲风险。与叙利亚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立即就表达了强烈反对，并威胁说此举可能导致东西方国家在叙利亚的战争升级。

从“二战”时期逐步建立的俄罗斯-叙利亚同盟是中东最持久的战略关系之一。俄罗斯不仅在与叙利亚的军事和普通贸易中获利，同时也获许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建立海军基地，是俄罗斯舰队在地中海沿岸唯一的补给中转站。

而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的内战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至今只向反对派提供有限的非武器性援助。一些观察家把奥巴马的政策称为“慢性子政策”（slowcoach policy），批评对叙政策缺乏远见卓识。

作为什叶派新月联盟（由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组成的形似新月状的地区）的重要组成国家，阿萨德政权早就和美国格格不入。1979年至今，美国一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指责它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拥有糟糕的人权记录。

不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Reuters/Ipsos 5月初进行的民调显示，只有一成受访者支持美国军事干预叙利亚武装冲突，六成反对。奥巴马近日在《新共和》杂志专访中表露出迟疑：“关于叙利亚局势，我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真的能改变局势吗？军事干预叙利亚会对我们在阿富汗的部队有何影响？是否会加剧暴力程度？”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近期的一份报告建议，美国应该一方面为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们提高自身能力，避免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过度参与；另一方面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合作，确保它们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提供充足的资金，并加强与俄罗斯的高层外交活动，争取和平解决争端。

海湾国家目前是反对派主要的资金和武器来源，但由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它们在塑造叙利亚未来政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供给学派篇10

【关键词】里根经济学 减税 通货膨胀 金融发展 创新

【中图分类号 】F091 【文献标识码】A

里根经济学及措施

1980年11月4日，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当时里根政府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他既要设法遏制通胀，将美国经济从衰退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又要面对西德和日本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凶猛的经济攻势，更要面对苏联在全球范围对美国施加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对此，里根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措施。

减税。降低公司相应税率，通过实施加速折旧政策、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和资本增值税等，里根政府大幅减轻了美国企业的税负；降低储蓄收入的税负，对相关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进行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并且简化了相关税则；规定企业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费用可折抵税收。

削减联邦政府预算。里根政府秉承保守主义理念，主张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减少政府预算开支，削减了政府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如食品券、儿童抚养补助、医疗补助、失业保险金、伤残保险金、退伍军人福利和老年残废救济等。通过这些项目的减少或取消，政府开支大为减少。

撤销和放宽管理企业的法令规章。当时的美国企业不仅负担着较日德等国竞争对手更高的税率，更受各种国内法规的严格限制。里根上台后致力于改变这一状况，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美国政府事实上放弃了严格执行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并对一系列不利于美国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进行了修改。

控制货币发行，造成了事实上的高利率。面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里根大力支持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货币主义实验，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数量，为美国经济下了一剂猛药。货币主义实验效果明显，但代价是失业率迅速上升，达到惊人的10.8%。在货币发行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美联储造成了事实上的高利率，并且几乎贯穿里根执政的整个八年。

放松对金融机构和贷款的管制。大萧条时代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必须分业经营，并采取分业监管，特别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经营领域一定要严格分开：商业银行通过存款来融资，投资银行的主要融资方式是发行证券。里根上台之后大力推进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1982年，美国会通过了《甘恩―圣哲曼存款机构法案》，使得存款机构的贷款和投资渠道大为拓宽。1986年的《税改法》和1987年联储政策的改变，更放宽了对于银行从事混业经营的限制。

里根经济学的经济学背景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学派的批判。弗里德曼是二战后最早起来批判凯恩斯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只要不受到大的货币冲击，经济总能保持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得出结论：政府宏观调控的要点在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中央银行的核心功能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治理通货膨胀，从而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随着20世纪70年性预期兴起，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当事人会主动预期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变化，从而可主动采取措施将宏观调控措施化为无形，任何根据旧凯恩斯主义所指定的经济政策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和巨额财政赤字。政府的唯一政策目标只能是解决通货膨胀，而不应该试图同时解决通胀与失业问题。

供给学派的影响。供给学派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学派认为，供给是需求，尤其是收入的唯一可靠的源泉，要想刺激经济，最好的方法就是刺激供给。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之下，供给学派提出刺激储蓄，储蓄在萨伊定律的作用下会自动转化为投资，投资会形成新一轮的供给，从而刺激经济的增长。供给学派的具体政策主张为减税、削减政府开支以促进财政收支平衡、减少管制等，由于供给学派较强的政策含义和可操作性，该学派成为里根经济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里根经济学的作用和影响

降低了企业负担，刺激了相关创新。里根经济学，减轻了美国企业在税收等方面的负担，为美国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了绑。美国以制造业起家，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其制造业却面临三重挑战：一是西欧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二是日本、西德等国工业逐渐对美国造成威胁，三是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工业造成沉重打击。里根政府推出的大规模的减税政策，有效地减轻了美国企业的负担，不仅于此，许多重要行业的企业还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补助。里根政府的这些措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从1983年开始，美国企业以强劲的势头复苏，高技术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开始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尽管在里根时期依然有不少生产能力流失海外，但里根的减税政策地刺激了美国本土投资，延缓了美国产业转移的速度。

增加军费，既是需求管理，也是供给政策。里根经济学并未完全抛弃凯恩斯学派增加政府开支的思想，只不过将这种开支的方向扭转了：里根政府大力削减各种福利开支和预算，却大大增加了军事方面的投入，使得美国产业进一步军工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增加军备开支，既可以看作是一种政府购买，从而该项开支可被纳入需求管理的范畴，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供给学派理论的刺激供给的政策，对相关企业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苏，正是建立在军备需求强劲的基础之上。通过增加军费开支，里根政府成功保证了国内旺盛的需求，并使得美国企业在技术上占据了一个制高点。

控制货币供给遏制了通胀，但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在遏制通胀的问题上，里根政府借鉴了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采取了控制货币供给的手法来遏制通胀，美联储也相应地以M1和M2为中间目标来控制货币的供给量。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坚持高利率政策，利率不断攀升。紧缩政策首先对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1981～1982年，美国发生了显著的经济衰退。但里根不顾压力坚持紧缩政策，到了1983年，美国通胀率下降到了3.2%，1984年美国的通胀率为4.3%，而同时期美国经济亦开始恢复，失业率也从历史最高点开始缓慢地下降，美国经济逐步摆脱了持续十余年之久的滞涨局面。

里根经济学的中长期效应

刺激了美国企业的创新，为克林顿时代的繁荣打下基础。里根经济学刺激美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在里根政府多项措施的推动下，美国科学界和企业界取得了大量科技创新成果，为信息技术革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第一，军事技术成为技术发展的先导。美国素有军工产业与民用产业互动的传统，里根政府竭力强化美国在军工产业方面的优势，投巨资于军工产业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从德日等国手中重新抢回了技术制高点，军事技术成为美国技术发展的开路先锋。

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里根政府积极推进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并大力实施中小企业创新计划，使得在信息技术革命中，新的技术和概念层出不穷，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使得传统产业以更新的面貌出现，有力地扭转了美国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的颓势。

第三，注重以金融手段来推进创新。任何创新活动都需要资金支持，在创新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尤其如此。里根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的作用，其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里根任总统时推动国会通过《股票期权激励法》，允许创新企业和风险投资基金可以股票期权作为创新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酬金，如果他们的收入是股票期权的形式支付，则课税时间可延迟到股票出售以后，这样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就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有力地支持了美国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

造成严重财政赤字。尽管里根经济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里根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增加军事开支、减少企业的税负、对特定企业进行补贴等，均会造成庞大财政赤字。到了里根卸任总统的198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飙升至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政府在经济运行中起到强有力的监督、规范和一定程度上的指导功能，政府运行的成本也随之提高，这就需要有相应的收入作为基础来保障政府功能的实现。里根政府大力减税，短期内对创新和减轻企业的负担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从中长期来说，则不利于政府履行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从而造成政府功能的弱化和失衡。

从里根所属的保守主义经济传统来看，财政赤字无疑是应该深受谴责的，但出于刺激供给的理念，里根不得不用减税的手法给企业减轻负担，从而降低了政府收入；在节流方面除了大砍政府预算之外也找不出别的有效方法，不仅对平衡赤字无所裨益，反而弱化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职能，从而在降低财政赤字方面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

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国产业的空心化趋势。美国一直以制造业大国著称，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和韩国、台湾等地经济的发展，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对于美国有着明显的优势。这种情况促使当时的美国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利用它们的成本优势来弥补自身的不足，造成了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局面。最终使得美国国内的工作机会大量流失，削弱了美国经济的基础，造成了美国在当时经济不振。

里根经济学虽然重视刺激供给，对这种产业转移却并没有做出多少有效的反应，其所能拿出的应对办法只有减税一途。但现代产业的发展，不仅是需要税收上的优惠，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发挥作用，在产业规划、供应链完善、配套设施等诸方面切实发挥影响，为企业打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不是囿于保守主义理念自由放任。在这方面，里根政府没有很好地完成其经济职责，它并没有在提高和完善本国产业链方面做更多的事，相比于同期的日本、西德、法国和韩国，这种对比就更加明显。里根经济学是以刺激供给而著称的，但在完善产业政策和配套设施、遏制产业转移方面，却有着明显的缺陷。

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和经济影响。里根推出自己的经济政策，不单是为了解决当时美国的经济乏力问题，也有为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重新夺取主动权的考虑。里根政府大力削减政府开支，却极力增加在军事上的投入，从客观角度来说，此项政策为新的技术革命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在当时却给苏联造成了巨大压力，迫使其跟进美国的新一轮军备计划，从而使得本就失衡的苏联经济不堪重负，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诱因。

苏联解体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现象不复存在，地区成为当时国际垄断资本的投资新洼地，更使得早就萌芽的经济全球化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量，二战后相互分隔的两个国际市场彻底地统一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影响之下，各种经济资源重新分化组合，经济全球化以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在全球推进，资本、技术和知识以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速度在全球传播，对整个世界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至今尚未消退。

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微观经营单位的活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里根经济学高度重视供给在经济中的作用，重视微观经济单位的经营环境，将微观经济单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对当今的中国尤其有启发意义。我国企业的实力相对于国际竞争对手还有着诸多缺陷，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无论在研发、制造、工业设计和营销等方面均不占优势，所以我国经济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从微观上来说正是我国企业和其他微观经营单位所遇到的问题。

里根经济学重视供给，促使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为巩固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打下了基础。我国目前虽然GDP已高居全世界第二位，但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差距。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坚持以效率为导向，提高微观单位经营效率。从这个方面来看，里根经济学坚持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营效率，并且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尤其值得当今的中国借鉴。

要重视税收手段对于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里根政府综合运用减税手段，刺激了美国国民经济的复苏。在里根上台执政之前的一段时期，美国企业的税负相对于西欧和日本来说，显得过于沉重，这对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里根上台之后，大量减少对企业的税收，切实地减轻了美国企业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始复苏，并为克林顿时代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对于我国来说，税负尤其是企业税负是相对较高的，不利于我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显然，税收的高低与国民经济活跃与否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里根时代美国的宏观调控实践更是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减税等政策使得美国机柜始终保持活力，财政困难、历史包袱沉重的美国很难在冷战中最终获胜。我国目前经济已进入一个中高速发展的时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微观经营单位的积极性，用税收杠杆促使它们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刺激创新和供给，改善微观经营效率，增强经济活力。

制订经济政策要考虑到政策的中长期效应。回顾凯恩斯学派失灵和里根经济学遏制滞涨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具有短期和中长期双重效应，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人们往往比较关注短期效应，却忽略其可能造成的中长期效应。凯恩斯经济学的失灵，根源正在于当时的宏观调控者过于注重其提振经济的短期效应，而忽略了凯恩斯经济学可能在中长期带来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等消极后果，当滞涨开始出现时，问题已积重难返。里根经济学的出现，恰恰满足了当时美国经济对宏观调控“向后回调”的要求，因积累的问题已较为严重，里根政府采取的强硬政策反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将美国经济拖出了滞涨的泥潭。

值得注意的是，里根经济学在中长期亦有财政赤字严重、对资本运营过于放任等缺点，结果导致了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和金融泡沫泛滥。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一定要将短期效应和中长期效应密切联系起来，时刻关注可能出现的不良效应，并且采取“向后回调”的方法，及时消除相关政策可能对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样才能顺利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