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不足范文10篇

供给不足范文篇1

1现阶段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

1.1农民消费信贷需求愿望强烈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民的生活条件已大为改善，思维观念也在转变，对于小型农机具的消费欲望强烈。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农民需要这些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但是部分农民表示由于现在下乡农机具价格走势偏高，依靠自身储蓄仍无法购买。故此，国家应当出台与之相关的消费信贷措施，设计新的信贷产品给予农民优惠来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从而拉动农村经济的增长。

1.2农村规模化生产使贷款需求扩大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村规模化、集中化经营土地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农村种植大户的不断增加促使农村生产经营信贷需求的压力上升。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既要做好小额信贷又要发挥农业资金杠杆作用，支持农村新模式的发展；既要满足农村的信贷资金需求，又要合理引导农村经济又稳又快的发展。

1.3农民工回乡创业使贷款需求增加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如何引导农民工重新上岗和创业，维持社会稳定是现在当地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资信评级，对回乡农民工创办的符合农业产业化贴息条件的企业，优先给予贴息，并适当降低贴息审批条件，采取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为回乡创业企业“量身定做”的特色金融服务，来满足农民工创业资金多样化的要求。

1.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信贷需求加强目前，我国部分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建设的力度滞后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基础设施规模小、水平低、配套设施陈旧。为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政府和农民纷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由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大、收益率低、回报期长的特性，除农户集资外，还需要农村金融部门大力的信贷支持。

2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原因当前农村融资环境严重扭曲，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严重不足。

经分析发现，信贷管理存在四大弊病：

2.1银行经营模式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在贫困山区，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历史遗留等多种因素影响，资金不足一直制约着山区经济的发展。为此，当地政府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然而杯水车薪只能缓解一时之急，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实行集约化经营，信贷投放向大企业倾斜，并通过提高上存资金的付息率，引导资金向大城市集中，使农村大量资金倒流回城市，加剧了农村发展资金紧张的矛盾。

2.2银行实行信贷“零风险”管理，脱离客观实际经营自然会有风险，“零风险”、“零差错”只能是奋斗目标。而目前各行社普遍推行信贷“零风险”管理，对信贷人员发放贷款实行“四包”，即包放款、包利息、包收回、包赔偿。一旦贷款形成损失，相关经办人员不仅要负责全额赔偿，而且还与升迁挂钩，导致基层信贷人员不敢发放贷款。实际工作中能少贷就少贷，能不贷就不贷，造成信贷业务严重萎缩。

2.3银行信用评级条件过于苛刻目前银行信贷评级是全国统一标准，且由系统自动进行评级。对基层行来说，明知是个好项目，但如果评定的信用等级太低，不符合信贷要求，银行也无法进行信贷支持。有的勉强达到授信要求，但因信用等级不高，贷款还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因难以提供有效的担保抵押，贷款成功率很低。加强信贷管理是必要的，但信贷管制是一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就会造成银行信贷业务萎缩，甚至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所以信贷管制要准确把握好政策标准。

3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及解决途径

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金融体系远远不能满足整个经济发展的要求，就会出现一支新的金融体系，一些新的金融组织，或者一些新的金融形式对原有金融体系进行补充。笔者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作出以下几种设计。

3.1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我国的小额贷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这些小额贷款试点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经营，又由于忽视其商业性而主要强调公益扶贫性质，能赢利者不到1%，所以绝大部分因资金困境而中途夭折，这与我国政府当时严格控制金融业的时代背景有关。2005年，央行第一次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同年12月27日，在山西平遥县第一批正式注册的新型民间商业性金融组织“晋源泰”和“日升隆”两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率先成立。作为商业性的民间金融机构，既要体现盈利性又要体现商业性，机构由市场和股东会说了算，而不能只由政府或监管部门决策。小额贷款组织应该主要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贷款难的问题，其贷款对象应该以“三农”为主，以及为“三农”服务的其它经济实体。从国际经验来看，小额信贷公司多会受到资金缺乏的困扰，要想持续发展，国家必须允许其吸收存款，逐步拓宽其融资渠道。

3.2成立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或称社区银行（CommunityBank）源自美国，由当地移民社区中的农民或商人建立起来，并一直以住户、中小企业和农场主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其业务领域较为广泛，主要涉及商业银行各种业务，以及客户中介金融服务。借鉴美国社区银行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当前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社区银行，服务三农和民营中小企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村镇银行可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运作并为农户和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个性化金融服务。

3.3适度发展典当行在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在农村农户和民营中小企业正规金融贷款满足率下降的前提下，典当行已成为部分农户和民营中小企业短期应急性快速融资的“银行”。典当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具有方便、灵活、对典当物提供者信用要求很低、配套服务周全等明显优势。典当行作为农村资金融通的辅助工具，对农户和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起到了补充作用。

供给不足范文篇2

摘要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洪水灾害尤为严重，损失巨大。洪灾保险市场存在着远远超过目前保险业供给能力的现实与潜在需求。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保险公司、投保人三方参与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我国洪灾保险供给不足的原因，论述了建立政府、市场、公众合作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鼓励保险公司参与洪灾保险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洪灾保险；供给；博弈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洪水灾害尤为严重，洪水灾害损失巨大。据水利公报统计，进入21世纪后，截至2007年底，我国洪水灾害损失金额年均达1038亿元左右，政府救灾补助金额支出年均达47.5亿元左右，看似巨额的政府救灾补助金额在天文数字般的洪水灾害经济损失面前却是杯水车薪。如2006年湘南洪灾中，保险补偿比例仅为总损失的1.5％，而世界平均值为36％，美国更是高达50％以上。湖南洪灾中绝大部分是受灾农户没有投保家财险及其他农业保险，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和政府救助。从财务的角度，个人对付灾害的最好办法是参加保险。但是，从我国实际来看，我国家庭以及个人参加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如2008年初冰冻灾害发生后，保险赔付金额也不足损失总额的1.5％。

更糟糕的是，巨灾保险需求不足，供给同样也是不足的。2007年，我国的非寿险密度仅为25.5美元，全球平均249美元，亚洲平均739美元。另外，我国保险业的承保能力不强，我国2007年保险业资本金总量约是2000亿。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10％。也就是说，按2007年的资本金总量来算的话，我国当年的最大损失不能超过200亿。以1998年为例，我国当年洪灾造成的损失高达2552亿，对只有200亿承保能力的保险行业来说，独立承担洪灾保险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博弈模型来探讨我国洪灾供给不足的困境。

二、洪灾保险供给不足的博弈分析

洪灾保险供给不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政府、保险公司、投保人这三者关系中，受益的主要是政府与投保人，保险公司处于政府与投保人之间。保险公司不仅受政府行为影响，同时还受到投保人行为影响。通过保险公司与政府及投保人之间的博弈分析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国的洪灾保险供给不足。我们分两个博弈集合来讨论此问题。

(一)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博弈。在这个搏弈中，局中人有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保险公司的博弈策略有{经营，不经营}；投保人的策略有{投保，不投保}。在这个博弈中我们不考虑政府补贴。

1、模型假设

(1)假设为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居民和保险公司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2)在高发洪灾区，洪灾发生的概率为p，洪灾发生给居民带来的损失为d，则对于高发洪灾区居民的期望损失金额为：c=p*d；

(3)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对于参保人收取的保险费为e，在洪灾发生概率为p的条件下，对参保人给予的补偿为f，其中，f是一个与c有关的函数，设为f=f(c，p)；又因为洪灾发生概率为p，则保险公司的期望补偿为pf=a。

2、模型建立与分析(见表1)

根据上述假设，建立如表1的支付矩阵，从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来分析：

e—c，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居民认为“投保”策略为其最优策略，完全信息条件下，熟知支付矩阵信息的保险公司将会采取如下策略：

(1)当e(2)当e>a时，ea>0，保险公司的策略为承保，均衡点为(承保，投保)。

对于高洪灾区的居民，洪灾往往频繁发生，遭受洪灾损失的概率很大，因此，其当地居民更有参加洪灾保险的意愿，而参保后也能够有效稳定当地社会形势。而如果保险公司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开展洪灾保险业务，这将影响整体社会效益，(承保，投保)无疑是能提高总体社会效用的均衡点。

根据上述分析，e成为影响博弈均衡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图形描述如下：

我们知道，局中任何一个人的决策都是非常明确，那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局中人的利益不仅取决予自己的行动与策略，还必须看局中其他人采用什么策略或行动。因此，通过划线法我们可以得知，对于投保人来讲，如果保险公司愿意承保，他的最优策略是投保；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如果投保人投保，他的最好策略是不承保，如果投保人不投保，保险公司经营与不经营都无所谓，什么都不损失。

从这个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洪灾保险这个保项。这是因为保险公司发现，经营基本上是亏本，还不如不经营。

局中人在每种策略组合下都有各自相应的得益，如果将每个局中人在同一种策略组合的得益相加算出各博弈方得益的总和，并可将其看作这个小范围内的“社会得益”。可以得出最佳的社会得益为e—a+f－e—c=f－a－c，即在投保人投保、保险公司经营情况下的社会得益。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投保人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的情况下将可以实现社会得益最大。对保险公司来说，其主要目标还是要实现其自身的利润最大化，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赔钱的买卖是不会做的。经营洪水灾害风险的成本很高，保险公司一般不会积极推广洪灾保险保单，除非有一定的激励机制。从上面的调查我们知道，保险公司尽管将逆向选择作为其“安全第一”的策略，但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背了保险的初衷。所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也是其目标之一。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有关洪水方面的险种的供应很不足，在1996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将因洪水造成的损失放在企业财产险或家庭财产中，1996年以后随着保险公司改制，保险公司纷纷将因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放在综合险中予以承保，采用的费率是火灾险的费率，一般都比较高，造成了投保人无力购买。

(二)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博弈分析。在这个博弈中，局中人是政府与保险公司，政府的策略是(支持，不支持)；保险公司的策略是(经营，不经营)，政府支持开展洪灾保险，要从财政拨款及税收上给予优惠。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保险公司会亏本，费率高了，没有人买，费率低了，卖得越多，亏得也就越多。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博弈的分析中我们得出通过调整参保费标准达到理想均衡的结论，而该均衡点能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对于参保人来说是付出了相对较高的经济代价而使保险公司获得更多收益。如果换个角度，由政府来考虑社会效用优化的问题，将会出现政府与保险公司博弈的情况。

1、相关假设

(1)在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上交的税费为t；

(2)政府为实现社会效用的优化，需要采取支持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的策略，从政策给予税收优惠或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c1；而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的成本为c1；

(3)在有政府政策支持却没有获得保险公司认可的情况下，政府不承担要约成本。

2、模型的建立与分析(见表2)

对表2中描述的支付模型进行分析：

我们假设政府支持，保险公司经营，那么政府就会损失－c1+t单位的成本。如果政府支持，但保险公司不经营，政府也就不会补贴，其结果是政府只需要支付救灾款。如果政府不支持，保险公司不经营，也就不存在利益损失。如果保险公司还要继续经营，就会亏损c1－c2个单位的成本。保险公司不会做这种赔钱的买卖，除非保险公司为了形象宣传、广告效益。

从上面的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在不考虑社会效用优化的前提下，由于一c1+t然而，我们不能仅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政府支持开展洪灾保险的成本与收益，还应该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洪灾保险对增进一国社会福利，从而增进社会安定的非经济效应。政府尽管在支持洪灾保险时有利益损失，这部分损失可以看成是社会福利转移到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流向社会。

若政府考虑到自己是以社会效用最大为目标，以居民为主体的社会收益最大才是其政策根本，(不支持，不经营)均衡导致的是社会效用低下的情况，而如果能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政策收益能间接通过保险公司转移到身处于高洪灾区的居民身上，支付矩阵中的成本ct将会消失(见表3)。

在表3中的支付矩阵中，政府将会选择“支持”策略。由于完全信息的条件，保险公司掌握政府以“支持”为策略，即获取了政府出台“支持洪灾险业务政策”的信息，其作为理性“经济人”，无疑将采取“经营”策略，保证居民财产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企业利润点。

社会效益最大化要求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满足受灾群众的需要。上述分析表明，由于农民收入制约和保险经营模式的原因，商业性农业保险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但是，洪灾保险的社会效益性又决定了洪灾保险发展的合理性。如何解决这一悖论，需要政府介入以实现洪灾保险市场的均衡。从经济学原理角度看，解决洪灾保险发展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市场经济手段。积极创新洪灾保险的经营模式，推动洪灾保险产品创新，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从根本上建立并推动洪灾保险的发展，充分发挥洪灾保险在防洪减灾中的积极作用。

三、结论

供给不足范文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供给；对策分析

Abstract:Thistextfromcoverage,fundsupplywith,lawsupport,managementsystemfourrespectprobeintopresentChinashortageissueofsocialsecuritysystem,tracebacktoitscause.Andonthisbasis,putforwardthecountermeasureofimprovingthesocialsecuritysystem:Widenthechannelofraisingofthesocialsecurityfund,formthemulti-levelsocialsecuritysystem,acceleratetheconstructionoflegalsystemofthesocialsecurity,perfectthesupervisionmechanismofthesocialsecurity,improvemanagementofsocialsecurityandservicesystem.

Keywords:Socialsecurity;Systemsupplies;Countermeasureanalysis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指出:“在任何时代,增长不仅仅是整体上的变动,还应包含结构的转变。即使这种增长的冲动是由重大技术创新带来的,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调整现有的制度结构。这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动——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逐渐淘汰。”[1]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稳定前提下的全面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化的过程本身就表明是逐渐消除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原有制度,建立新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吻合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要求。因此，解决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则成了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一、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主要表现

1、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供给不足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制度的供给不足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制度适用范围的规定不能将应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成员纳入其中，使一些需要社会保障的社会成员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数据表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覆盖平均覆盖率达60%以上，发达国家达70%以上，而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仅为30%。[2]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政府就为城市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建立了涵盖广泛的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农村则实行以家庭保障为主，集体与国家为辅的社会保障制度，现今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真正意义的社会保险。这就是说，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围绕城镇职工来进行的。农民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劳动者和农村从事私营、个体劳动者人数占总劳动者人数的46%以上，这些人可以说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城镇约有20%的劳动者未享受社会保障或不完全享受社会保障。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大批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进城务工人员日益增多，他们实际上被排除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2、社会保障基金的供给不足

一是社会保障基金收支不平衡。收不抵支问题比较突出，收支缺口在逐渐增大。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例，该项目从1998年开始已入不敷出，当期缺口1998年为100多亿元，1999年为200多亿元，2000年为300多亿元，2001年接近400亿元。[3]二是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不稳定。我国尚未建立可靠、稳定、系统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体系，单靠征缴的基本养老和失业保险基金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付需求。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缺乏强制性、约束力，对企业和个人瞒报、少交、拖欠缺乏相应的司法制裁措施，积极的收缴比较困难。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比较混乱。由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险基金经营之间尚未分开，又没有设置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再又参与管理基金的机构众多，从而导致基金被挤占、挪用情况经常发生；基金分散，管理开支大，浪费现象突出；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没有有效解决。

3、社会保障法制的供给不足

一是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立法比较缓慢，中央立法机关尚未出台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来规范社会保障的基本制度，而且，社会保障的专门性法规也很少，尚未形成一个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是立法层次不高。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国家先后颁布了数十个涉及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方面的法规，[4]然而只是一些单行法规、条例、规定、办法，层次不高。与此同时，地方制定的规章制度经常出现“法出多门，各行其是”的情况，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尽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矛盾。立法层次低导致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规划和完善。

4、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供给不足

一是管理层次不清晰。目前由于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还未能理顺，内部管理层次不清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即“四不分”：政法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执监不分。二是立法滞后。这既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未建立起来，不仅给社会保障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也给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造成阻碍。三是社会化管理不完善。近年来，社会保障体制经过一系列改革，社会化发放工作由银行、邮局等社会服务机构承担。但是，社会保障管理的社会化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

二、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探析

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是指在一定的宪法秩序下,权力中心或制度供给主体提供制度安排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适应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现象。引起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主要地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社会整体制度供给环境的约束

在宏观层面，社会整体制度供给不足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不足。这是因为，在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现阶段，我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制度供给不足的现象，乐观的预计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要到2010年才能建成。这样，实际上存在的整体社会制度供给不足必然影响和反映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上来，造成制度供给的不足。

2、宪法秩序、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的约束

在社会法则层面，宪法秩序、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不足。第一，宪法秩序作为一种既定的确立集体选择的基本规则,它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制度供给与创新的进程和方式。戴维•菲尼指出:“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5]第二，文化是一种历史传统的积淀，文化背景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制度供给和创新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相协调,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磨擦,从而使社会变革的阻力增大。第三，意识形态的基本目标在于给予社会各种集团以活力,从而减少交换过程中的成本费用。当人们在观察社会对竞争、公平等所持的道德观念评价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相符时,就会成为制度供给和创新的阻力。

3、制度安排的成本、财政收支与分利集团化的约束

在经济利益层面，制度安排的成本、财政收支与分利集团化也同样会影响社会保障的制度供给，导致供给不足。第一，制度供给主体提供的制度安排能带来预期净收益是需耗费成本的。一项制度安排对制度供给主体来说,在制度安排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时,也可能付出政治代价。因而在比较政治收益和政治成本时,只有前者大于后者,制度供给主体才会积极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的举措。第二，制度设计要耗费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了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而设计的一套征税规则的制度,是需支付大量费用的。由此可以看出,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直接约束制度的供给。[6]第三，分利集团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7]这些特殊的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是国家机器内部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由统一性向分散性发展的反映,利益集团作用力增强,国家权威在流失,而处理分利集团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

4、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主体的约束

在供给主体层面，制度供给主体的意愿、能力执行力也同样会影响社会保障的制度供给，导致供给不足。制度供给主体由于制度供给或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不足而引起的制度短缺；供给主体在具体执行和实践制度安排方面的能力和意愿不足而引起的制度短缺。制度供给主体由于受法制现实运作的复杂性的影响,法律制度的具体执行效果并不如人意。因而这种制度安排的具体执行不力而造成的实际制度供给不足。

三、解决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对策分析

1、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渠道

充足的基金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而保证基金充足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稳定和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并将基金进行有效安全的投资营运。第一，加大政府财政支持。明确政府财政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加大支持力度，完善财政拨款机制，体现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主导作用。第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具有强制性和稳定性，从法制上根本保证基金来源，克服“多缴的作贡献、少缴的无办法、不缴的无法管”等问题，保证专款专用。第三，发行社会保障专项国债。其实质是将政府负担的隐性债务转变为短期显性债务以减轻总负债，改善政府的长期财政清偿能力。[8]第四，实现基金保值增值。采取信托投资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保障基金，使其在法律上称为相对独立的财产。另外，可以采取组合投资的模式进行投资，银行存款、投资债券、购买股票、抵押贷款、投资基金以及不动产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式，以降低风险，又保证投资的回报率，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效率。

2、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四个方面，保障的主要是城镇职工，其实质就是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一是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和满足所有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深化社会保险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制度；三是加大社会福利力度，提升社会福利在整个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逐步建立包括养老、医疗、生育为主的社会保险，同时涵盖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元化。第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特别是大病医疗保险；其次要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再次要注重的是农民工的社会救助制度以及就业制度、住房、子女教育等一些相关措施。

3、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第一，加快立法进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的法制框架。其一、出台一部社会保障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涵盖各项社会保障活动的准则，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保证。其二、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和社会优抚法，是对社会保障法的具体化，明确规定社会保障管理的性质、具体内容等。其三、制定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法规，规定基金的来源渠道、投资运作方向及支付标准，并规定基金筹集、投资、支付的基本原则，以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正常运行。[9]第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如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了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度或颁布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法规或补充规定。

4、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能。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属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内部监督，直接对下级的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经办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第二，财政、审计、监察、工会、新闻等部门的监督。[10]法律赋予这些部门特定的权力，由这些部门依法行使其监督权的一种专门监督。第三，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监督。监督委员会代表投保人的利益，对社会保障管理实行的民主监督。由政府代表、工会代表和公众代表（包括职工、经营者、离退休人员、知名人士等）组成。为方便委员会更好的行使权力，将其设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对社会保障政策、规划、法规执行情况和基金的收支、营运和管理的监督。第四，司法监督。司法监督包括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前者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对政府失信的运作程序展开合法性监督；后者主要是惩罚性监督，对违法行为予以法律追究。

5、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体系

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化、法制化和社会化创造良好的环境，应该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的管理和服务体系。正确处理好行政管理、业务经办、基金营运、社会监督和管理社会化五个方面的关系，做到既相对分立，又密切配合，同时也相互制约，形成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良性循环。其一，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民政部一起统管社会保障事务，完善了社会保障行政主管机构；其二，根据政事分开原则设立具有非营利性质的事业单位，在政府的监督下，具体操作社会保障的业务；其三，设立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营运机构或者委托给已有的金融机构，进行基金投资运作，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其四，设立社会监督机构，改变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其五，加快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社会化，将基金筹集、保障对象、组织机构、管理人员全部进行社会化管理，不再由国家和单位统包统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保障管理中作用。

参考文献:

[1](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黄卫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初探》[J]，《现代农业科技》，2005年4月，第48-50页。

[3]陈玉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年4月，第16-19页。

[4]王枞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思考》[J]，《理论界》，2005年8月，第165页。

[5]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M]，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4页。

[6]杨瑞龙：《论制度供给》[J]，《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

[7]胡鞍钢、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报告《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期刊《体制改革》，1994年第5期，第11页。

[8]钱钢：《试探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J]，《科技创业月刊》，2004年第6期，第37页。

供给不足范文篇4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供给；对策分析

Abstract:Thistextfromcoverage,fundsupplywith,lawsupport,managementsystemfourrespectprobeintopresentChinashortageissueofsocialsecuritysystem,tracebacktoitscause.Andonthisbasis,putforwardthecountermeasureofimprovingthesocialsecuritysystem:Widenthechannelofraisingofthesocialsecurityfund,formthemulti-levelsocialsecuritysystem,acceleratetheconstructionoflegalsystemofthesocialsecurity,perfectthesupervisionmechanismofthesocialsecurity,improvemanagementofsocialsecurityandservicesystem.

Keywords:Socialsecurity;Systemsupplies;Countermeasureanalysis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指出:“在任何时代,增长不仅仅是整体上的变动,还应包含结构的转变。即使这种增长的冲动是由重大技术创新带来的,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调整现有的制度结构。这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动——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逐渐淘汰。”[1]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稳定前提下的全面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化的过程本身就表明是逐渐消除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原有制度,建立新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吻合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要求。因此，解决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则成了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一、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主要表现

1、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供给不足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制度的供给不足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制度适用范围的规定不能将应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成员纳入其中，使一些需要社会保障的社会成员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数据表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覆盖平均覆盖率达60%以上，发达国家达70%以上，而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仅为30%。[2]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政府就为城市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建立了涵盖广泛的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农村则实行以家庭保障为主，集体与国家为辅的社会保障制度，现今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真正意义的社会保险。这就是说，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围绕城镇职工来进行的。农民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劳动者和农村从事私营、个体劳动者人数占总劳动者人数的46%以上，这些人可以说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城镇约有20%的劳动者未享受社会保障或不完全享受社会保障。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大批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进城务工人员日益增多，他们实际上被排除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2、社会保障基金的供给不足

一是社会保障基金收支不平衡。收不抵支问题比较突出，收支缺口在逐渐增大。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例，该项目从1998年开始已入不敷出，当期缺口1998年为100多亿元，1999年为200多亿元，2000年为300多亿元，2001年接近400亿元。[3]二是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不稳定。我国尚未建立可靠、稳定、系统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体系，单靠征缴的基本养老和失业保险基金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付需求。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缺乏强制性、约束力，对企业和个人瞒报、少交、拖欠缺乏相应的司法制裁措施，积极的收缴比较困难。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比较混乱。由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险基金经营之间尚未分开，又没有设置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再又参与管理基金的机构众多，从而导致基金被挤占、挪用情况经常发生；基金分散，管理开支大，浪费现象突出；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没有有效解决。

3、社会保障法制的供给不足

一是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立法比较缓慢，中央立法机关尚未出台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来规范社会保障的基本制度，而且，社会保障的专门性法规也很少，尚未形成一个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是立法层次不高。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国家先后颁布了数十个涉及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方面的法规，[4]然而只是一些单行法规、条例、规定、办法，层次不高。与此同时，地方制定的规章制度经常出现“法出多门，各行其是”的情况，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尽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矛盾。立法层次低导致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规划和完善。

4、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供给不足

一是管理层次不清晰。目前由于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还未能理顺，内部管理层次不清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即“四不分”：政法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执监不分。二是立法滞后。这既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未建立起来，不仅给社会保障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也给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造成阻碍。三是社会化管理不完善。近年来，社会保障体制经过一系列改革，社会化发放工作由银行、邮局等社会服务机构承担。但是，社会保障管理的社会化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

二、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探析

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是指在一定的宪法秩序下,权力中心或制度供给主体提供制度安排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适应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现象。引起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主要地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社会整体制度供给环境的约束

在宏观层面，社会整体制度供给不足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不足。这是因为，在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现阶段，我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制度供给不足的现象，乐观的预计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要到2010年才能建成。这样，实际上存在的整体社会制度供给不足必然影响和反映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上来，造成制度供给的不足。

2、宪法秩序、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的约束

在社会法则层面，宪法秩序、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不足。第一，宪法秩序作为一种既定的确立集体选择的基本规则,它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制度供给与创新的进程和方式。戴维•菲尼指出:“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5]第二，文化是一种历史传统的积淀，文化背景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制度供给和创新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相协调,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磨擦,从而使社会变革的阻力增大。第三，意识形态的基本目标在于给予社会各种集团以活力,从而减少交换过程中的成本费用。当人们在观察社会对竞争、公平等所持的道德观念评价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相符时,就会成为制度供给和创新的阻力。

3、制度安排的成本、财政收支与分利集团化的约束

在经济利益层面，制度安排的成本、财政收支与分利集团化也同样会影响社会保障的制度供给，导致供给不足。第一，制度供给主体提供的制度安排能带来预期净收益是需耗费成本的。一项制度安排对制度供给主体来说,在制度安排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时,也可能付出政治代价。因而在比较政治收益和政治成本时,只有前者大于后者,制度供给主体才会积极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的举措。第二，制度设计要耗费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了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而设计的一套征税规则的制度,是需支付大量费用的。由此可以看出,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直接约束制度的供给。[6]第三，分利集团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7]这些特殊的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是国家机器内部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由统一性向分散性发展的反映,利益集团作用力增强,国家权威在流失,而处理分利集团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

4、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主体的约束

在供给主体层面，制度供给主体的意愿、能力执行力也同样会影响社会保障的制度供给，导致供给不足。制度供给主体由于制度供给或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不足而引起的制度短缺；供给主体在具体执行和实践制度安排方面的能力和意愿不足而引起的制度短缺。制度供给主体由于受法制现实运作的复杂性的影响,法律制度的具体执行效果并不如人意。因而这种制度安排的具体执行不力而造成的实际制度供给不足。

三、解决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对策分析

1、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渠道

充足的基金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而保证基金充足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稳定和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并将基金进行有效安全的投资营运。第一，加大政府财政支持。明确政府财政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加大支持力度，完善财政拨款机制，体现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主导作用。第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具有强制性和稳定性，从法制上根本保证基金来源，克服“多缴的作贡献、少缴的无办法、不缴的无法管”等问题，保证专款专用。第三，发行社会保障专项国债。其实质是将政府负担的隐性债务转变为短期显性债务以减轻总负债，改善政府的长期财政清偿能力。[8]第四，实现基金保值增值。采取信托投资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保障基金，使其在法律上称为相对独立的财产。另外，可以采取组合投资的模式进行投资，银行存款、投资债券、购买股票、抵押贷款、投资基金以及不动产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式，以降低风险，又保证投资的回报率，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效率。

2、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四个方面，保障的主要是城镇职工，其实质就是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一是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和满足所有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深化社会保险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制度；三是加大社会福利力度，提升社会福利在整个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逐步建立包括养老、医疗、生育为主的社会保险，同时涵盖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元化。第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特别是大病医疗保险；其次要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再次要注重的是农民工的社会救助制度以及就业制度、住房、子女教育等一些相关措施。

3、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第一，加快立法进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的法制框架。其一、出台一部社会保障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涵盖各项社会保障活动的准则，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保证。其二、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和社会优抚法，是对社会保障法的具体化，明确规定社会保障管理的性质、具体内容等。其三、制定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法规，规定基金的来源渠道、投资运作方向及支付标准，并规定基金筹集、投资、支付的基本原则，以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正常运行。[9]第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如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了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度或颁布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法规或补充规定。

4、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能。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属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内部监督，直接对下级的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经办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第二，财政、审计、监察、工会、新闻等部门的监督。[10]法律赋予这些部门特定的权力，由这些部门依法行使其监督权的一种专门监督。第三，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监督。监督委员会代表投保人的利益，对社会保障管理实行的民主监督。由政府代表、工会代表和公众代表（包括职工、经营者、离退休人员、知名人士等）组成。为方便委员会更好的行使权力，将其设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对社会保障政策、规划、法规执行情况和基金的收支、营运和管理的监督。第四，司法监督。司法监督包括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前者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对政府失信的运作程序展开合法性监督；后者主要是惩罚性监督，对违法行为予以法律追究。

5、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体系

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化、法制化和社会化创造良好的环境，应该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的管理和服务体系。正确处理好行政管理、业务经办、基金营运、社会监督和管理社会化五个方面的关系，做到既相对分立，又密切配合，同时也相互制约，形成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良性循环。其一，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民政部一起统管社会保障事务，完善了社会保障行政主管机构；其二，根据政事分开原则设立具有非营利性质的事业单位，在政府的监督下，具体操作社会保障的业务；其三，设立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营运机构或者委托给已有的金融机构，进行基金投资运作，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其四，设立社会监督机构，改变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其五，加快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社会化，将基金筹集、保障对象、组织机构、管理人员全部进行社会化管理，不再由国家和单位统包统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保障管理中作用。

参考文献:

[1](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黄卫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初探》[J]，《现代农业科技》，2005年4月，第48-50页。

[3]陈玉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年4月，第16-19页。

[4]王枞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思考》[J]，《理论界》，2005年8月，第165页。

[5]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M]，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4页。

[6]杨瑞龙：《论制度供给》[J]，《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

[7]胡鞍钢、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报告《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期刊《体制改革》，1994年第5期，第11页。

[8]钱钢：《试探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J]，《科技创业月刊》，2004年第6期，第37页。

供给不足范文篇5

论文提要：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以体制外供给为特征，形成了供给不足和结构扭曲，为此本文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构建新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探讨了实现这一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产品”而言的具有消费的共同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新农村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分析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现状，采取科学方法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构建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1．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弊端分析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在时期制度框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时期，还是农业改革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层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所造成的。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性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有别的重城轻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

(1)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是其根本特征

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来看，由于其所处的地域广阔性(广大农村地区)和分布的分散性，决定着政府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决策及监督机制。但是不管是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在长期的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中，政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健全的机制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无不体现了一种体制外的特征。

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集的体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划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而履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及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完全负担。由于农业税的轻税政策，因此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县、乡政府财政力量十分薄弱，财政缺口大。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法律的职责，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因此通过制度外筹集公共资源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时期，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步、资本原始积累的匮乏时期，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公社内部解决。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强的统摄农村政治、财政的权力，再加上当时国家很困难，为了支援工业建设，农村就由农民出工出劳，自己想办法满足自己低层次的需要，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经费就不进入国这家公共收支系统。解体后，乡镇政府取代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但是，新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措制度并没有进行根本的变更，仍然沿用时期的供给体制，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乡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费用远远不能解决供给问题。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农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担着绝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外特征。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下，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都是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做主”。农村基层政府作为一级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标可能与农民的要求并不相同。为了达到基层政府的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往往不对称，供求矛盾突出。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资的周期长、见效慢，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决策的短期行为。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外部性使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不能统一，缺乏激励机制，最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出现数量上严重不足和结构上严重失衡的特征。

(2)体制外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由于县乡政府制度内财政收入有限，制度外资金投入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有效的激励，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纯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农村科技、农业相关信息等“软”公共产品无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村法律政策供给不足；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二是农村准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村教育供给严重短缺；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很不完善。比如，由于农村环境问题和医疗状况，使得农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大落后于城市．。据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1.4岁；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寿命75.21岁，农村居民人均寿命69.55岁，前者比后者高出5岁多，相当于发达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

(3)体制外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严重失衡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外部性，供给者和消费者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严重失调。供给结构的失调主要表现为严重的“重硬轻软”和“重准轻纯”。一些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热衷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上级要求考核的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千方百计地组织资金加以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和信息系统建设等“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由于准公共产品的范围比纯公共产品的范围大，因而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如对需要达标的乡村公路、自来水设施等，即使没有钱也要从对农村的摊派中收取资金进行建设。而对于涉及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并不热心。农民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而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存在供给过剩。这样本来有限的公共产品投入得不到合理利用。当前，由于体制外农村公共产品的长期作用，使得农村纯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农村科技、农业相关信息等“软”公共产品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法律政策供给不足，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教育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保障很不完善。相反，农村却“政绩”工程过多，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供给过多，基层政府制订的干预农民生产的政策供给过多。

2．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新框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一背景下的全新发展战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在全国全党已经形成共识，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进行重构，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中必须构建如下的基本框架：

供给不足范文篇6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失衡解决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现状分析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我国有着重工轻农的历史传统,虽然1978～2003年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例的绝对额是逐年增长的,但从相对额来看却是逐年下降的状况。农村的公共产品多是“自给自足”型的供给制度,国家财政补贴给予的较少。城乡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有严重的差异,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和覆盖率均不足。例如,迄今为止全国约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全国大约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多是在发达地区,学校和老师的数量也无法满足农村的需求。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的严重不足。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不优

现阶段我国农村虽然也有一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供给品的质量不优,甚至有一些只是为了政府政绩的表面工作,而在损坏之后也不会予以维护,所供给的产品也不是根据农民最迫切的需要来提供的。例如农民对于大型水利灌溉设施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缺陷导致公共产品供给质量的不优。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

1.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不均衡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的发展战略,对于农村一直是于“多取少予”的发展政策,农民和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国家给予农村的各项补贴确是较少的,这也导致了城乡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差别。虽然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支出的比例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是不断增长的,但是与历史上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比例相比仍然是下降的,这种城乡经济不均衡的发展战略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期不足。

2.不协调的财权和事权的划分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一直存在着财权与事权不协调的状况,主要表现在重上轻下、重财权轻事权的倾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04年的45.1%;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2%上升到2004年的54.9%。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徘徊在70%左右。地方财政权的不足使得地方政府无力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同时,随着农业税被取消等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地方政府制度外筹集资金越来越难,可供其支配的公共资源也越来越少。

3.地方政府的决策机制以及政府职能的不足

当今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机制并不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不健全,不是一个民主的决策机制。就是说公共产品供给的决定权并不在农民手中,而在“唯上不唯下”的地方政府手中,他们忽视了农民最迫切需求的公共产品,而是为了政绩或者地方门面提供一些超出农民现实需求的或者是一些短期见效的公共产品,如高质量的公路,可是对一些见效慢的“软性”的公共产品却较为忽视,如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教育水平提高。这种取决于上级偏好来提供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的决策机制忽视了农民需求,必然无法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三、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对策

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现阶段我国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约20%的公共卫生资源。如今我国已经到了以工促农、已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政府应该努力建设城乡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如建立统一的教育系统,加快建立发达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具有农村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

2.合理的分配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具体来说,乡镇政府承担了许多本该有中央或省级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典型的如义务教育的提供,这本该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解决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可是实际上却是多由乡镇的政府筹资办学,可是乡镇级政府的财力有限。这样的矛盾正是我们需要急需解决的。我们应该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同时赋予想对称的职权,要严格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原则来划分。公务员之家

3.完善政府的决策机制和职能

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而提供的,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就应该尽量满足农民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转变决策方式,由曾经的供给主导型转为需求主导型的供给模式,即要求政府运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改变唯上不唯下的供给方式根据农民的需要来决定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参考文献:

[1][美]SamuelsonPA.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4,36(4):387-389.

供给不足范文篇7

农村农田水利建设关乎国家整体经济及环境的发展，我国是一个有着9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在党的领导下，重点的骨干水利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我国农村已有60%的人用上了自来水，我国加大农田的改造力度，开展了大规模的灌溉排水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初步建立了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为农业农村形势良好势头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我国农村农田水利发展仍步履艰难，表现为：农业干旱缺水情况日益严重，灌溉设施简陋。每年因干旱造成的粮食损失严重，存在着设施简陋、工程严重不配套且老化失修等问题，上千万农村居民因旱发生粮食短缺，我国一半以上的耕地甚至没有灌溉设施。农村饮水问题依然严重，水土流失问题、草场退化、水污染突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寻找饮用水源的经费短缺，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给解决农民饮水问题带来了诸多困难。防御水旱灾害能力偏低，很多农村地区达不到饮用水卫生标准，而病险水库也不能正常发挥防洪、抗旱、灌溉、供水等功能。我国农村水利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如西部地区地大人稀，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而山东、河北和江苏有效灌溉面积则利用非常好。我国农村农田水利建设在各个层面的投入也不同，各个项目上的资金投入也差别很大，但总的来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呈持续增长趋势。在易涝耕地和盐碱耕地的治理方面，易涝耕地及盐碱耕地得到初步治理。

2、我国农村农田水利供给短缺原因

我国农村农田水利供给投入不足主要体现为投资不足与投工不足，我国农村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不足是其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地方财政在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的政绩观指导下，支援农村农田水利公共设施建设的资金同样缺乏。因此，我国应该多方面吸纳资金，扩充来源；我国农村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存在投资不足，农村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工情况分为几个阶段：新中国成立—1952年农田水利建设的恢复阶段，1953—20世纪70年代末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农田水利建设的停滞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农田水利建设的初步改革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农田水利建设的初步改革阶段。农村农田水利建设供给方式不均衡，农民对投工也缺乏积极性。建国初期，我国对农田水利建设采取了政府强制性的供给方式，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逐渐采取了政府主导供给型和农民自愿参与供给型并存的方式。国家的逐渐退出，使得单一供给方式的能力逐渐弱化，很难达到一种完全均衡的状态。农村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面临着资金筹集困难，一事一议的供给方式大多难以通过议事表决，对跨村、跨乡的流域性工程项目，统一组织和利益协调的难度较大，导致农民从公共品中获得的收益并不均衡。农村农田水利建设供给产权关系模糊，在对农村农田水利进行供给时，产权关系不明晰，影响农田水利的健康发展和水资源的有效供给。小型农田水利被视为政府或集体主持的福利工程，产权主体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导致村级组织没有资金和资源来解决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

3、发展我国农村农田水利的相关政策措施

供给不足范文篇8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失衡解决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现状分析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我国有着重工轻农的历史传统，虽然1978～2003年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例的绝对额是逐年增长的，但从相对额来看却是逐年下降的状况。农村的公共产品多是“自给自足”型的供给制度，国家财政补贴给予的较少。城乡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有严重的差异，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和覆盖率均不足。例如，迄今为止全国约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全国大约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多是在发达地区，学校和老师的数量也无法满足农村的需求。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的严重不足。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不优

现阶段我国农村虽然也有一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供给品的质量不优，甚至有一些只是为了政府政绩的表面工作，而在损坏之后也不会予以维护，所供给的产品也不是根据农民最迫切的需要来提供的。例如农民对于大型水利灌溉设施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缺陷导致公共产品供给质量的不优。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

1.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不均衡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的发展战略，对于农村一直是于“多取少予”的发展政策，农民和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国家给予农村的各项补贴确是较少的，这也导致了城乡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差别。虽然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支出的比例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是不断增长的，但是与历史上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比例相比仍然是下降的，这种城乡经济不均衡的发展战略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期不足。

2.不协调的财权和事权的划分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一直存在着财权与事权不协调的状况，主要表现在重上轻下、重财权轻事权的倾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04年的45.1%;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2%上升到2004年的54.9%。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徘徊在70%左右。地方财政权的不足使得地方政府无力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同时，随着农业税被取消等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地方政府制度外筹集资金越来越难，可供其支配的公共资源也越来越少。

3.地方政府的决策机制以及政府职能的不足

当今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机制并不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不健全，不是一个民主的决策机制。就是说公共产品供给的决定权并不在农民手中，而在“唯上不唯下”的地方政府手中，他们忽视了农民最迫切需求的公共产品，而是为了政绩或者地方门面提供一些超出农民现实需求的或者是一些短期见效的公共产品，如高质量的公路，可是对一些见效慢的“软性”的公共产品却较为忽视，如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教育水平提高。这种取决于上级偏好来提供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的决策机制忽视了农民需求，必然无法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三、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对策

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现阶段我国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约20%的公共卫生资源。如今我国已经到了以工促农、已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政府应该努力建设城乡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如建立统一的教育系统，加快建立发达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具有农村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

2.合理的分配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具体来说，乡镇政府承担了许多本该有中央或省级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典型的如义务教育的提供，这本该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解决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可是实际上却是多由乡镇的政府筹资办学，可是乡镇级政府的财力有限。这样的矛盾正是我们需要急需解决的。我们应该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同时赋予想对称的职权，要严格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原则来划分。

3.完善政府的决策机制和职能

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而提供的，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就应该尽量满足农民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转变决策方式，由曾经的供给主导型转为需求主导型的供给模式，即要求政府运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改变唯上不唯下的供给方式根据农民的需要来决定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参考文献:

[1][美]SamuelsonPA.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4,36(4):387-389.

供给不足范文篇9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形成原因

（一）供给方：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1.政府财政实力薄弱。公共产品因其所具有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特征，不管是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应该主要是政府，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加以提供才能保证公共产品内在的公共利益或福利的真正实现。近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扩大占GDP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增长的需求。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一比重明显偏低。如表1所示。

与中央财政相比，基层政府收入更为短缺，与其目前所承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相去甚远。根据公共财政学，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分别承担全局性和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悖于此，大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于县、乡和村。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比例中，中央负担了2%，省和地区负担了11%，县和县级市负担了9%，而乡镇负担了78%。基层政府迫于众多的事权压力，在税费改革前主要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及各种摊派来筹集资金。2002年以来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限制了基层政府摊派、收费的权利，使基层政府收入大幅减少，在财力受到约束而事权没有相应减少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减少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成为必然选择，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局面。

2.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少。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财政资源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明显，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明显不足。1992-1996年，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只有16.8%；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由1978年的13.42%下降到1999年的8.23%；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78年为10.78%，2000年仅为4.36%。财政对城市的倾斜，造成农村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产品配给与城市差距较大。以教育为例，2001年城镇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为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镇人口基本上免费享受财政供给的各种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而农民则主要靠自己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自己承担养老、教育、医疗等费用，从而导致农民成本增加、减缓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进而加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匮乏程度。

（二）需求方：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缺乏

在供需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无论是商品还是公共产品，只有满足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的供给。商品的供给通过市场价格协调着供需双方的行为，而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需求信息，其供给满足需求的有效性只有依靠供需双方的自我协调。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是需求方，对自己的利益偏好十分清楚。但在我国农民缺乏需求表达机制，政府缺乏民主机制来汇总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和需求，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以及公共产品在数量和品质上是否能够有效满足农民需求，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由上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作出决定，农民被排斥在供给决策之外。由于供给主体没有准确获得农民的真实需求以及在决策中主要以满足自身政绩和利益需要作为标准，因此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供给主体对能显示他们政绩的防洪防涝设施、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产品投入热情较高，而对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生态环境保护等见效慢、期限长的公共产品不愿提供。这种不由农民的需求决定，而采取“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能体现和充分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缓解策略

（一）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

1.加大对农村的支付转移力度，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在城市工业已初具规模的今天，应该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加大向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不改变现行税制结构和基层政府事权范围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是改善基层政府提供满足农民需求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欧盟国家的农村发展水平较高，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工农的融合，主要是受益于欧盟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重视。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要确保对农资金的“三高”原则，不断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力度，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

2.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基层政府收入。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税费改革后收入的匮乏直接制约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在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基层政府收入，能为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事实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也截然不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财源丰富，政府的财政收入充足，能提供较多的公共产品；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乡镇企业少，公共产品的供给明显短缺。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发展农产品加工和乡村企业，不仅能使农民增收，而且能增加基层政府收入带动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3.增加投资主体类型，拓宽融资渠道。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单一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能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有必要增加投资主体类型，引入民间投资者（私人、企业及第三部门），形成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充分利用政府财政、私人和企业等民间资金缓解供给不足的矛盾。对于公共性程度高、全局性和非政府力量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而对既有公共产品性质又有私人物品性质的公共产品，可以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投入实现有效供给；第三部门（如各种专业协会）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亦可以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建立合理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需求表达机制的缺乏和“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脱节，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供给主体对农民需求的敏感反映机制必不可少。通过强化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参与本地区公共产品建设项目的形式，使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意愿。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过程中采取听证方式作出对农民需求的敏感反映，以农民的需求为依据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内容和供给数量，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同时，改善对基层政府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把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纳入考核范围，并赋以较高权重，减少低效甚至无效公共产品的供给。

参考文献：

1.王春超.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及主要对策.经济科学,2004(1)

2.何菊芳,何秋仙.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新体制.浙江学刊,2004(3)

3.连玉明,武建忠主编.中国国力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

供给不足范文篇10

1．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为农民发展农村经济、增加收入奠定物质基础。由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所以农村公共产品是农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如发达的水利设施可以提高农业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供的信息化产品和服务使农民学到知识技能，掌握技术信息，降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从而提高自身在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能力，减轻受纯粹市场力量而引起的波动性，增强自身获得收入的能力。

2．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公共产品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风险成本和决策成本在内的农村私人活动的总成本)，提高农村私人生产活动的效率，从而提高收入水平。

3．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民增收的能力。农村公共产品包括多项内容，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农村教育。根据教育投资理论，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是正向相关关系，即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据美国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农民在校学习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个百分点～2叶、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

4．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农业产业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又必须以现代科技为基础，要坚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提高生产者的收入水平。

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严重不足。(1)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农村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大型水利浇灌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良种的培育、市场供求信息、道路、电信电网等等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乏，大大限制了现代农业的发展。(2)农村教育供给不足。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的义务教育应该是政府所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但由于政府行为的缺位，这些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而且质量低下行为。这就造成农民总体文化水平较低。据调查，在中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例占80％以上。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非全部不足，对农民生产生活没有帮助的，农民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被大量地生产出来。地方政府在增加政府社会福利的一些公共产品供给上表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特别是对于一些能为政府增加福利的准公共产品，即便是在农民没有需求，或是这些公共产品超出了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也在积极供给。这样不仅形成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对过剩或暂时过剩，也增加了农民负担。另外，为了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强制性供给，必然需要相应的公共组织机构的供给，从而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员繁多，人浮于事，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去维系机构的运转。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的形成机理

造成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数量和结构双失衡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统一。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政府开始下放事权。但是，在实践中，中央政府把有些事权下放得过低，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这些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交由乡镇政府承担和负责。而地方政府在现行分税制下掌握的财权却十分有限，不拥有与履行义务相对称的财权。事权过于下放到地方，而无相应的财权作支撑，加上转移支付制度的滞后，使乡镇财政在提供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时捉襟见肘，造成地方巨额财政负债。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自上而下”性。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增加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农民的利益，便利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但是，当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推动的。由于组织化程度过低，农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难以参与国家公共决策，无法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致使被排除在公共项目决策、运作和监督之外，而负责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基层政府与部门又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并且基层政府的目标主要是追求公共机构(或部门)、领导者的效用最大化，甚至还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政绩”的倾向，对于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工程却缺乏实施的力度。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结构失衡。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首先，在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农民由于被排斥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管理体制之外，无法形成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其次，无论是国家的预算内支农资金，还是地方政府制度内公共支出资金，由于没有较好地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挪用现象时常发生，造成公共资源的管理混乱。第三，预算外资金由于未从根本上解决政事分开，不同利益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范围，财政分散且自收自支自管，给审计和监督工作带来困难。监督不足的结果是公共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

4．城乡割离、城市偏好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建国以来，中国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以农补工，政府用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经济建设，这种非均衡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安排，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后，国家对此虽然有所调整，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国家财政的支农支出来看，虽然绝对数字连年增加，但从相对量来看，比重却一直在下降。与此同时，国家还在一直实行对农村带有歧视性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包揽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有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实施；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较少，不足部分要由农村基层和农民来分摊，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筹措方式来解决。

四、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1．切实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调整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将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列入公共财政范围，提高财政支农比例，将农村公共性基础建设纳入国家财政预算，逐步建立起支持“三农”发展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逐步将以改善农民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为重点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其次，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改变目前政府教育投入的结构，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人比例，尤其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真正把九年制义务教育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应统筹兼顾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使农民不会因贫困而在后续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要实现公共产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应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工，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和范围。责任的划分应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为标准：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跨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并做好地区间的协调工作；要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定政府间关系法，把各级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上应负的责任用法律的手段固定下来。

3．构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表露机制。为了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防止无效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和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使多数农民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为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的意见得到充分反映，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移。其次，应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培育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决策活动和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活动，不断提高农村公共分配和集体经济组织收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第三，扶持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有能力和有渠道表达自身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并且使政府能收到完整和真实的信息。

4．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随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的公共产品的供给紧紧依靠单一的政府供给是远远不够的。在目前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探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首先，对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国家应本着公平的原则，按贫困程度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农村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央政府应无偿足额提供。其次，对于部分准公共产品，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积极引进民间资金和外资。凡是一切能够切实有助于农村公共产品增加的组织和个人，只要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应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来。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又可以充分发挥其他供给主体的灵活性和积极性，有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5．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加快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实现发展观和政绩观的根本转变。首先，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增强责任意识。其次，进行干部评议制度的改革。考核干部应通过居民对其政绩的认可程度来决定干部的升迁，这样才能彻底避免领导干部侵害居民利益的寻租行为和腐败堕落。第三，要改革社区领导人的产生办法。村级、乡级领导人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通过选举约束，使他们真正对本地选民负责，把自己的政绩做给本地选民看，把增进本地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