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十篇

时间:2023-03-17 03:41:03

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篇1

古文运动发生在唐朝,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骈文而发起的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主要对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一场文学革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似。

所谓的“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而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辞藻等形式,华而不实。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却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未能扭转此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起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的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而柳宗元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1.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2.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答李翊书》),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华,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3.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4.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5.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能出现轻心、怠心、昏气、矜气。6.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古文运动篇2

关键词:王禹 古文运动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D010.3969/j.issn.1672-8181.2015.03.107

王禹( 954-1001),字元之,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作家,因晚年被贬黄州,故世称王黄州。在宋代作家中,王禹侮可能远远不如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大家那样被人们所熟知,但他的散文成就确实很高,这一点在宋代就已经被意识到了,例如,宋太宗就曾对王禹说:“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叶适也赞王禹“文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不仅如此,王禹在唐宋古文运动发展过程中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最早完整阐释这一点的是北宋的苏颂,他在《小畜外集序》说:“窃谓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气格摧弱,论于鄙俚。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经,枝派于百民,斥俘伪,去陈言,作而述之,一变于道。后之秉笔之士,学圣人之言,由藩墙而践奥,系公为之司南也。”很明确地指出了王禹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承前启后的地位,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普遍赞同,如清代吴之振云:“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传响。文忠之体,雄浑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小畜集提要》云:“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俪,禹始为古雅简淡之作”。

宋代古文运动“倡始于柳开,见效于王禹,完成于欧阳修”,王禹散文的承前启后首先表现在王禹努力向前人学习散文创作上。王禹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因此他的散文不可能不烙上唐人印记。除了理论上继承韩愈外,王禹侮的散文在形式上就能明显存在模仿韩愈的痕迹,如《拟侯君集平高昌记功碑并序》就模仿了韩愈的《平淮西碑》,无论内容和结构都高度相似;再如《送王旦序》构思布局和韩愈的《送张道士序》如出一辙,都是“赠意在诗,序言其故”。不仅如此,王禹还学习元稹,他在《滁州全椒县宝林寺重修大殿碑》后序就直言此文是“因效元相桐柏观体”;再如他的《吊税人场文》无论从立意和结构安排都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高度相似,都阐述了“苛政猛于虎”的思想,行文都是先叙事再议论,由此可见王禹在向前人学习上广泛涉猎、不拘一格,这在北宋初期的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而且王禹散文本身就体现出古代文体发展的渐变性,如王碑文创作就充分体现了碑文从叙事到夹述夹议再到议论的体制变化,这些无不体现了王禹散文与前人散文的一脉相承。

无论哪种文体的作品,王禹都能借以表达贬谪时期的内容,这对宋代贬谪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贬滴过程中宋代文人固然也经历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固然也有对不公的控诉和抗争,但与唐人相比,他们更多的是在贬滴之后“尽可能地顺适苦难人生,注重对自我生命的把握,从而在心理上求得宽和、淡泊。”因此宋代贬谪文学与唐代相比更多了一些豁达和理性,在这一点上王禹无疑是做出了贡献的,如他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虽然隐隐约约有对贬谪的不满,但更多的是一种超然物我、闲适自意,在这一点上,同样被贬黄州的苏轼与王禹一脉相承,不但苏轼前后《赤壁赋》里表达出与王禹一样的豁达,就连他同样写于黄州时期的《南堂》组诗中的“扫地焚香闭阁眠”也与王禹的“焚香默坐、消遗世虑”有异曲同工之妙。

欧阳修“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和苏轼“见公之画像,想其遗风余烈,愿为执鞭而不可得”之口义便是这种影响力的实证,欧苏二人由钦佩王禹人格到学习其文章也在情理之中,离开这一点说王禹的文学思想“是欧阳修、曾巩等一派的先导,为二人所继承而发扬,古文乃步人正途”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王禹评价很高甚至有王禹主盟之说,这种说法是有待商榷的。首先,王禹虽然是北宋初期白体诗派代表人物,但影响力并不是最大。

王禹远离京城,错过了主持贡举的机会,这一点至关重要。由此可见主持贡举的考官对举子莫大的影响力,正因如此,宋代文坛很多盟主大都主持过贡举,他们往往会利用这样的机会选拔符合自己文学审美标准的人才,从而对文风施加影响,以欧阳修为例:欧阳修就是利用主持贡举的机会,不顾舆论压力,对文风诡怪者一律黜落,对文章深醇浑厚之作一概录用,从而让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一批宋代古文运动干将脱颖而出,也正是在这些人的不懈奋斗下,文风才得以扭转,唐宋古文运动才得以大功告成。

而王禹虽然曾“四人掖垣”“三掌制诰,一人翰林”却有着“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人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的无奈,而且八年三黜让他长时间置身京城之外,这是他不能主盟文坛的最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曾经三掌制诰的王禹“所倡导的‘韩柳文章李杜诗’,作为太宗朝文学的尾声,却为庆历以后的文学复古高潮做了重要的铺垫,而‘翰林王公’的道德文章与学士品格也被后来的翰苑词臣反复提起,遗风余烈流传不绝。”

参考文献:

【1】释文莹.玉壶清话【M】.中华书局,1984:41.

【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中华书局,1997:733.

【3】王禹.小畜集【M】.商务印书馆,1937:426,251,252,257.

【4】吴之振.宋诗钞【M】.中华书局,1986:13.

【5】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4.

【6】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29.

【7】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M】.人民出版社,2011:13.

【8】梁道理.试论宋代古文运动中的两条路线【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84,(1):53.

【9】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5.

【10】周尚义.宋代贬谪诗文的高旷情怀述论【J】.湖南社会科学,2002,f61:1 10.

【11】葛晓音.北宋诗新的曲折历程【J】.中国社会科学,1989,(2):105.

【1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中国书店,1986:78.

古文运动篇3

关键词:高水平运动员 文化教育 现状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6.124

1 前言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断加大对体育事业的投资力度。运动员为国家争光,取得好成绩,所以不仅运动员本人可以享受到优厚的待遇,同时其教练员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及政治利益方面也均享受了一定的优越待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奖金和运动成绩将高于一切,从而忽略运动员从小的文化学习,导致很多运动员单纯的认为,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获得奖牌,因为只要有好的成绩,无论是奖牌、名次、奖金、名气等一切都会有的,与此相比,文化知识的学习一文不值。“冠军”作为竞技体育的主要目标,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古到今,竞技体育与教育就是相辅相成的,但其本质还是以人为本的育人目标。本文以内蒙古高水平运动员为例,对其文化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目前的情况分析后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资源和合理化建议。其意义在于,首先,为内蒙古建设和内蒙古后备人才培养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其更好的进行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教育;第二,努力改善专业运动员的文化素养,逐渐完善退役运动员就业后的保障问题,解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改善专业运动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内蒙古自治区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监测。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是内蒙古自治区体工队225高水平运动员、优秀教练员30名。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在本文研究的过程中,查阅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查阅了90年代至今关于运动员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相关文献和书籍。

2.2.2 问卷调查法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有关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初步确定调查指标并制定了针对运动员的调查问卷,对各位教练员进行了咨询。通过调查结果,分析我内蒙古自治区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现状。了解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现状和厌学的原因。

3 内蒙古高水平运动员文化教育现状

3.1 高水平运动员学历现状

目前来看,大多数运动员对于学习这项自我完善的途径看得太浮躁。表面上觉得读书是自己目标,但是用心学习的人又有多少呢?其实,他们大部分人只是想读大学而已,认为读完大学就能够完成学业目标,就可以掌握足够的知识了。实际上,他们更注重的是得到大学文凭的这一结果,而不是在大学中能够学到多少知识的这一过程。普遍的大学生都存在这种心理,所以才会虚度光阴,不具备大学生应有的能力。

表1反映了运动员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可以看出,内蒙古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水平仍处于较低层次,部分运动员年龄大,教育水平低下的倒置现象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运动员都是在中学学习阶段,这是学习的黄金时间。同时这一个时间段也是提高运动成绩的重要时刻,这就出现了显着的运动训练和文化学习抢时间的问题,学习和训练的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阶段我们只注意培养运动员的优异的运动技能,反而忽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的培养,这对运动员以后的发展将埋下隐患。现在存在的很多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其原因都体现在运动员文化教育缺失的问题上。

3.2 高水平运动员文化学习态度情况

动机可以决定态度,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运动员学习文化教育的态度是直接影响运动员文化课学习的最根本的因素,因此,了解全内蒙古自治区运动员教育的现状,文化学习的态度在不同级别的运动员中表现的现状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可以看出,运动等级越高运动员对文化教育越重视。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运动员对文化学习是比较重视的,而那些中专的运动员不太重视文化课的学习,他们对未来社会需求和生存与自己的文化需求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但随着他们年龄不断的的增长,他们会认识到,以文化求生存,发展自己的重要性。运动成绩越高学历越高的运动员对文化教育有着清醒的认识,相反文化教育越高,对运动员的技术水平也有促进作用。

3.3 高水平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时间安排情况

由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学历在本科以下水平的运动员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半天制学习模式,一般是周末和晚上学习为主。一周课时安排一般在十到十五节左右。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意见》中要求:运动员周学习文化时间不少于十到十二学时。这样来看,大多数的运动员学习时间基本能够达到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的要求。但是,在个别项目中,拳击和摔跤运动员一部分是中专学历的业余运动员,这样他们就不能参加职业队,只能代表学校或者盟市参加比赛。他们在训练时可以跟着专业队一起,但是只有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达到队里运动成绩的标准,才能被安排进队学习文化知识和应该享有的待遇。

3.4 高水平运动员缺乏主动学习意识,学习的氛围差

在和高水平运动员交流中发现,如果没有大型比赛的时候,这些运动员还是有时间在学校学习正常的文化课知识。如果运动员能在没有比赛的时候,抓紧时间充分利用好学习的机会,这样就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与个人素质的升华。令人堪忧的是现在的大学生学习环境,学习的积极性差,在这样的环境中,运动员就是自我学习意识在强,也会被不良的学习氛围所影响。所以,有些运动员文化知识相对匮乏,求知欲望不够强烈,由于其他客观原因,在退役后不能进入到大学校园中进行深造。影响运动员学习的重要因素就是学习氛围差。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第一,内蒙古的高水平运动员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一条龙的模式,运动员的来源是处于比较尴尬的层面。运动员教育模式的发展是不太完善的,课程设置与运动员的情况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学生运动员与普通大学生学习的材料是一样的,没有针对性的课程与教学形式和方法进一步结合运动员的专业。

第二,内蒙古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文化课教育和专业训练矛盾仍然继续存在。

第三,内蒙古运动员主要是提高自己的竞技水平,并获得文凭的目的,多数忽略了对文化教育的学习追求。学生运动员学习目的不明确。

第四,高水平运动员使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就业依然困难,从而导致学习文化课程时学生的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运动员的教育。

4.2 建议

第一,内蒙古自治区运动员建立选择标准,筛选程序,评价方法,运动队招收优秀的运动员要符合要求,有潜力,文化教育的优秀体育人才。立足实际,重点发展优势项目。

第二,为了确保运动员达到学校的教育和培训目标。注意要选择比较适合高水平运动员的专业来学习,拟定适合学生运动员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的教程。

第三,内蒙古运动员教学材料的制定,以适应其特点,运动员经常参加比赛,所以根据教学内容的发展特点,利用多媒体,互联网等先进的教学方法。

第四,内蒙古运动队处理高水平运动员,“学习和训练的矛盾”,应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适当减少一些高层次的培训。

第五,内蒙古自治区运动队增强对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指导的培训,要根据运动员的要求在职业学校学习文化课教育与技术。高校也应该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让更多优秀的运动员走向工作岗位,加强优秀毕业生的就业率。

参考文献:

[1]王海,高正名.辽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研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25(3):394-396.

古文运动篇4

关键词:呼吸;中国古典舞;重要性;作用;运用表演;审美特点

0 前言

中国古典舞这一说法是由欧阳予倩先生提出的,得到了国内舞蹈家的赞同继而流行开来。中国古典舞发展至今吸收了戏曲、武术等艺术,凝聚了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精髓与民族审美风范,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舞蹈,在我国舞蹈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发展过程中,凝聚了我国民族艺术的美学,表现出了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魅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古典舞对传统的舞蹈风格和特点进行了完美的展示、传承和发展,反映出了古老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其优秀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1 古典舞表演中呼吸及其审美特征

中国古典舞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行为艺术的延续与创新,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完美展现。经过长时间的熏陶和历史的演变,到如今对于中国古典舞表演中呼吸及审美特征,需要结合中华民族的审美特征来进行。

1.1 古典舞表演中呼吸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讲,呼吸就是气,也是一种不断运动着的、有很强活力的特殊物质,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元素。而呼吸在我国古典舞中属于专门的艺术呼吸,是来赋予舞蹈可以生动真实展现的基本单位,给予舞蹈旺盛的活力。舞蹈演员在跳舞中通过对呼吸的运用,进行自身能力的提高和完善舞蹈技术技巧,同时根据呼吸运用方式不同,表现出舞蹈的节奏、风格和韵律。总而言之,呼吸在古典舞的表演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表演过程中可以根据呼吸的短气、长气、吐气、吸气、含气、顿气等多种呼吸的方式,来达到不同的表演效果和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例如:舞者在做跳跃动作时通过吸气,可以牵动腹肌、背肌,来使空中舞出的造型更加稳定、美观,也可以达到辅助力量的效果。还有舞蹈演员在跳舞时需要大量的运动、保持高难度动作等,所以运动量非常大,需要的氧气量也就很大,这就要求舞蹈演员要掌握好呼吸的运用,来保证舞蹈的完美展现。

1.2 古典舞表演中的审美特征

在我国的古典舞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审美特征,其中以身韵最为重要。身韵也就是“身法”和“韵律”。“身法”属于外部的技法范畴,“韵律”则属于艺术的内涵神采,只有把这两者有机结合才可以真正体现出我国古典舞的特点和审美特征。“身韵”主要包括:“形、神、劲、律”等内涵。“身韵”则是形神兼备,内心和动作的高度统一,这都是我国古典舞表演和审美特征的关键。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要想保持我国古典舞表演中的审美特征,就要抓住古典舞的灵魂,为现今古典舞的发展打开新的突破口,将我国传统文化、艺术风格等元素加入现阶段的舞蹈创作中,使古典舞的发展不再一味的借鉴历史题材或戏曲动作,而要不断拓展观众的审美境界,要使我国古典舞的发展不断向国际舞台迈进。这就必须要求对于古典舞的创编,要丰富古典舞语汇,并结合国外优秀的舞蹈表演艺术技巧,融入我国古典舞特有的文化元素和身韵元素,彰显出我国古典舞的审美特征,使舞蹈更加吸引人。

2 古典舞表演中呼吸及其审美特征的运用

在实际的古典舞表演中,要把呼吸和审美特征中的身韵结合起来,以此来达到对舞蹈的完美演绎。因为古典舞审美特征中“身法”是外部的技术范畴,主要包括提、沉、冲、靠、含、腆、移、旁提等,这些实际上也都是对气、对呼吸的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所以,通过对呼吸的训练要以提、沉为基础,通过对呼吸的训练,使呼吸在对身体运动产生的作用做到有意识的控制,这能够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气”和身体的紧密联系。以下就来介绍呼吸结合审美特征在训练和实际表演过程中的运用。

第一,在旋转中的运用。中国古典舞的旋转技术技巧主要以拧倾为主。因此,旋转动作长而舒展,也有很强的延伸感,主要用跨部来带动身体和手臂等别的部位的动作。根据我国古典舞中旋转的特点和技术技巧,在我国古典舞旋转动作中,舞蹈演员要合理、熟练地运用呼吸来配合相应的舞蹈动作,这样来达到感情与动作的高度统一,而只有用呼吸来带动、调节和控制发力的强弱和动作幅度的大小,才能使舞蹈演员高质量地完成旋转动作。

第二,在翻身动作中的运用。翻身动作是我国古典舞基础中比较难以掌握和发挥的一种动作,其中对呼吸的合理运用非常关键,因为呼吸直接影响动作中的仰、俯、拧、旁提等形态的发挥,甚至翻身过程中姿态的发力强弱和动作的幅度大小,所以呼吸对翻身来说也是保证舞蹈演员能否顺利完成这些动作的重要因素。

第三,在弹跳动作中的运用。对于我国古典舞中的弹跳动作来说,在方法上要求舞者用力较轻,发力要集中,以此来体现出一种飘逸、不失力度的感觉。而要体现出这种感觉,就要在弹跳动作中,控制呼吸的强度、缓急来达到对弹跳的要求,并结合舞蹈演员自身柔韧度、能力、技术技巧,来体现出刚、脆、寸、韧等的特点。

根据以上对我国古典舞诸多动作之中三项的介绍,来体现古典舞表演中呼吸及其审美特征的重要性,其中在舞蹈演员对古典舞的练习过程中,要把呼吸和审美特征结合起来,并根据自身的基本能力、动律、技巧、节奏、舞姿等基础,成为一个整体,来促进自身舞蹈水平提高。因此,合理地运用呼吸是完美表演舞蹈的保证,也是对古典舞审美特征的保证,也是帮助舞蹈演员动作与动作之间连接顺畅的保证,从而使舞蹈演员的肢体能够更加完美地做出各种舞姿。

3 结语

通过本文对我国古典舞表演中呼吸及其审美特征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呼吸和审美特征的有机结合,对于我国古典舞表演的重要性。牢固的掌握、合理的运用可以使舞蹈动作显得内容丰富、充满美感,从而增强古典舞的艺术性、观赏性。所以在现如今,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中国古典舞演员,我们首先就要指导其掌握合理地运用呼吸和审美特征,同时,也要在平时的练习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将呼吸和审美特征融入到自身的舞蹈动作中,从而使舞蹈更具有感染力,更富有美感。最后也望本文对于现如今古典舞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指导,进而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古典舞。

参考文献:

[1] 汪加千,冯德,隆荫培,徐尔充.人体律动的诗篇――舞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 曾军.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 李曼曼.呼吸在中国古典舞基训中的作用[J].美术研究教育,2010(3):122-123.

[4] 赵文静.浅谈舞蹈中的“呼吸”[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5).

[5] 龚倩.论中国“古典舞”表演对戏曲舞蹈的扬弃[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

古文运动篇5

汉代大儒扬雄也表达出同样宗经、征圣的主张。他高度推崇儒家圣人的言论和著述,认为其是道及是非标准的体现。其云:“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2](p.67),又云:“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2](p.221)可见,在大儒扬雄看来,儒家经典除了思想上的权威性和典范意义之外,在文辞方面也是后世学习的楷模,这种推崇经书文辞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主流推崇古代经典的文化风气之下,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对世俗崇古抑今的观念进行猛烈抨击。王充在《论衡·案书》中言:“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3](p.1173-1174)当然,王充是从思想的角度进行论说的,他所重视的是直接服务于政事的应用文及学术著作,所以,其所说的书并非是指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典主要是儒家典范著作,还没有独立的文学经典的概念,思想性是人们判断著作价值高低的最高标准。即使偶尔谈到儒家经典的文学性,也是以其思想上的典范性作为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4](p.526),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文学批评繁荣,文学逐渐摆脱功利的束缚,不再仅仅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而是开始慢慢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逐渐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文学经典观。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儒学式微,道家、佛学等各派宗教盛行,这样宽松的思想环境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对于经典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最高成就的体现,其对于经典的看法也最系统和深入。《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发挥,在中国古代经典问题的讨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前人一样,刘勰依然是首先从思想上肯定儒家经典的思想价值,他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是为了表现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教化、治理国家。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5](pp.2-3)同时,刘勰又认为,经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源,而且还在思想及艺术上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标准,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将经典的文学意义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其在《宗经》中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5](pp.22-23)又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5](p.23)可以看出,刘勰不仅详细地剖析了后世各体文章与经书渊源,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创作审美角度的六标准,即其所谓的“六义”之美:感情深诚而不虚假,风格清朗而不繁杂,记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秽,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因此,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及明确的艺术标准始于《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南朝文论又一力作。此书是中国文论史第一部诗学专论,总共评述了汉魏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且将这些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起指导作用。钟嵘对所评诗人进行品第的区分本身便体现了一种文学经典意识,被其列为上品的诗人如曹植、陆机、谢灵运等,都是钟嵘心中经典诗人的代表。钟嵘秉持的是文质兼备的文学经典原则,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经典诗人的同时,依据这一原则,对他们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无形中也就树立了他的文学经典标准。如他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6](p.20),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辞的完美统一,是经典诗人的最高成就代表。另外,《诗品》还突破了儒家经典的束缚,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正视并高度评价五言诗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6](p.2)这无疑是对以往论诗以《诗经》为标准、重四言的传统诗学观的修正和挑战。可以说《诗品》是第一部以文学经典的视角分析诗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观的形成与独立中意义非凡。魏晋六朝时期崇尚古代经典虽然是主流,但也同样有别调。代表性人物是东晋葛洪,葛洪继王充之后,又对崇古抑今的风气进行强烈批判。其《抱朴子·尚博》云: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所患矣。[7](pp.118-120)他甚至认为今胜于古,其《抱朴子·钧世》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7](pp.69-70)他觉得《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在文辞方面逊于两汉魏晋时期辞赋。一方面抨击了贵古贱今的传统,对古代经典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文辞的重视,从文学的角度对著作进行评判,颇具进步色彩。

隋唐至宋,经历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其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以往经典的问题。在这几次文学复古运动中,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自觉性也更强,而传统儒家经典的文学经典地位,也得以凸现和巩固。第一次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发生在诗歌领域。经历六朝诗风和文风的浮华之后,初唐陈子昂首先举起复古大旗,其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8](p.55)这里,陈子昂表达了对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颓靡不振诗风的不满,大力提倡风雅、风骨与兴寄,要求保持《诗经》的风雅传统,学习汉魏诗歌刚健、质朴的风格。很明显,他是将《诗经》、汉魏诗歌当成诗歌创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文学经典。他的矛头是对准初唐盛行的片面强调文采的浮靡诗风,因此,经典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和法则,同时也成为一种革新的手段。陈子昂大力提倡复古对唐诗的风格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复古与革新便交织在一起,对唐诗创作高峰的到来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动从传统中寻求汲取创作营养,如李白就是陈子昂复古论的直接继承者,他一生钟情古风,而且也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其他诗人也是从传统中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由此一来,诗坛为之一振,尽扫齐梁余风,这不得不说是复古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二次复古浪潮在中唐开始席卷,这一次是在散文领域展开,矛头指向了六朝以来产生的一种新文体———骈文。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质朴,内容充实,而且极富思想性,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然而,六朝时期,随着骈文这种片面追求语言形式美的新文体的产生和兴盛,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丧失殆尽,这种不良文风一直延续到中唐。面对社会的矛盾、文风的凋敝,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反对浮华艳丽的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首先吹向复古号角,他在《答李秀才书》明确表达了他的主张:“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9](p.5589)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10](p.5741)很明显,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学习古文的文辞和表达方式,更要学习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韩愈十分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在《答李翊书》中提到自己开始学习文章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11](p.5588),同时他还在《进学解》中,对他认为的前代经典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12](p.5646)很显然,韩愈主张的学习面很广,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还提倡学习《庄子》、楚辞、《史记》、扬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两汉经典古文为标准,对文学思想性和艺术规范双重要求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此次文学复古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第三次大规模复古运动是发生在宋代的诗新运动。此次运动贯穿整个北宋,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铉、孙复等人,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响应者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及王安石、曾巩等人,是此次运动的高潮。后期是诗新运动的完成阶段,以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为代表。此次运动以复古为旗号,以革新为目的,他们最初反对的目标就是盛行于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和晚唐五代延续下来的颓靡文风。为了达到革新目的,他们主张学习古代经典:散文领域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韩柳古文,诗歌方面则以《诗经》、《离骚》、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诗作为标杆,主张以复兴古道改革文风与世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动机和背景与韩柳的古文运动颇为相似。以欧阳修为例,他非常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提倡从前代经典中追寻古道,《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3](p.1177)很显然,对文学思想性的强调与韩愈是一致。因此,欧阳修对韩愈古文极为推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叙述自己读韩文的经历和感受:“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13](p.1927)诗新运动的领袖都如此,其他人对道与古文的重视可想而知,因此诗新运动可以说是韩柳古文运动精神的延续。

古文运动篇6

2014年4月至11月,笔者参加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组织开展的“寻访川盐古道”大型学术考察,在对川、滇、黔、鄂、湘、陕、渝七省(直辖市)境内的川盐古道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川盐古道研究的意义、价值、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的创新和深化问题等进行初步的论述,希引起学界对川盐古道研究的重视,以推动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一、研究意义和价值

(一)研究意义

1、学术意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盐业史的研究重点倚重于生产方面,对盐业运销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文化内涵的研究则比较欠缺。作为绵亘在我国大西南并辐射到中南地区的川盐古道,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态,可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食盐运销的一个典型案例,探究盐运古道与区域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挖掘盐道内部多元文化互动、交融、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与社会变迁情景。首先,对川盐古道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川盐具体的运输和销售情况,能进一步丰富和扩展盐业史、盐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构建川盐文化的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生长点。其次,以川盐古道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挖掘川盐对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通过盐的运输和“流动”,认识到历史时期四川的产盐区是如何与周边及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互动关系,可从“他者”和“周边”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作为“中心”的盐产地与销盐区之间的关联,对于阐述食盐是怎样深刻地“形塑”区域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价值。再次,以川盐的运销为分析视角,以食盐这一日常性的物质作为观察对象,可为我们探究西南和中南地区在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样貌和图式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构成对西南和中南地区盐文化的整体认识。此外,通过观察川盐古道的具体运作,可认识到国家的盐政及盐运管理制度在地方上的具体实践及其互动、调适关系。

2、 现实意义

在中国盐业史上具有重要而特殊地位的川盐,生产时间长、行销范围广,深刻影响了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留下了众多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相关的盐运文化遗产正在快速地消失和面临濒危的局面。川盐古道作为一条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对其相关的研究和保护还远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川盐古道相关的文化遗产正遭受着破坏。基于此,对川盐古道的研究,有利于抢救性地保护类型多样的盐运文化遗产,对于促进沿线的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二)历史作用和价值

1、历史作用

川盐古道是历史上跨区域配置食盐资源的典型代表,是沿线经济的生命线、文化的大走廊,促进了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开发和民族发展进程。首先,川盐古道作为重要的商道,有效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对沿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集镇、聚落的形成及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川盐古道不仅仅是运输食盐的通道,同时也是茶叶、马匹、铜矿、桐油、中药材、粮食、生漆、木材、丝绸等物资交流的交通要道。盐道上的商人多采取“来回生意两头赚钱”的方式,一方面是运入食盐,另一方面是将地方盛产和特产的物资外运。其次,川盐古道是文化传播与交融的孔道,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及多元文化相融共生的局面,对区域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形成及其地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有深远的影响。比如,在语言的传播和交流上,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处于川盐古道要津的江津、綦江、盐津、利川、桑植、思南、仁怀等地的部分方言与盐产地自贡的一些方言在词汇、语音及语意上是高度相似的;而且,这些地方民众的口音与自贡地区也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其中的缘由,一定程度上便是因为历史上食盐的运输和贸易促进了地区之间语言的传播和交流。再次,川盐古道对区域开发、民族发展有重要意义。调查发现,川盐的运销对沱江、赤水河、乌江、大宁河等流域的开发和黔北、滇东北、鄂西等地区的发展有非常明显的促进,并且在历史时期对神农架林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巴山区的经济开发、社会发展及文化的传播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且,川盐古道对民族国家的治理有深远影响,川盐运入滇、黔、鄂、西康等缺乏食盐的山区和民族地区,增进了中央政府与土家族、苗族、彝族、纳西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联系,体现了中央王朝对民族和边疆地区的“体恤”,对维护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和边疆稳定有非常重大的“安抚”作用。

古文运动篇7

1938年春发生的台儿庄大战,使这座古城化为废墟,政府在《中央日报》头版头条曾宣布要重建台儿庄古城,最终未能实现。重建台儿庄古城,成为几代人的梦想。为传承千年运河文化,弘扬民族团结精神,繁荣文化旅游产业,2008年4月8日,中共枣庄市委、市政府宣布重建台儿庄古城,成为枣庄发展文化旅游的起爆点,加快了枣庄转方式、调结构和城市转型步伐,探索出“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引导消费、消费吸引投资、投资助推转型”的城市新型旅游发展模式。重建的台儿庄古城是一座忠实干历史的古城,我们搜集的380多张大战照片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台儿庄古城重建的资源条件

第一,台儿庄古城具有千年运河上最完整的运河文化遗产体系。台儿庄拥有京杭运河上唯一一处明清风貌保存完好的古河道、古码头,拥有最能体现明清运河沿岸居民生活特点的古村庄――纤夫村,村内的老人依然会唱运河号子。当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运河申遗专家阮仪三教授看到纤夫村时,曾激动万分;2005年5月山东省旅游规划专家组负责人、丹麦旅游专家彼德森博士率团来台儿庄考察时,被古运河风光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明清建筑所感染,激动地说:“我梦寐以求的中国大运河就该是这个样子。”2001年被世界旅游组织称为“京杭大运河仅存的清代文化遗产。”2007年台儿庄古运河被公布为第六批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内至今仍有一些古街巷、古民居、古商铺等古建筑。台儿庄历史上曾存有包括世界五大主要宗教及中国主要民间信仰的各类庙宇。中国最后一座运河古城,台儿庄3.4平方公里城市街道的肌理依然保持完整,城脉基本保留,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具备重建的条件。城市是文化的遗传基因,另一位建筑学家说过,“人最忘不了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自己母亲的面孔,另一个是城市的面孔”。运河文化专家、聊城大学教授李泉说,“台儿庄10平方公里城市街道的肌理依然保持完整,城脉基本保留,具备重建的条件。”枣庄唯一保留着古运河河道和古运河码头,具有后发优势。同济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学敏说:“台儿庄保留:着古运河的历史遗存,以及二战时的部分街区,经过对毁坏部分的适当重建后,完全可以申报成为历史文化名城。阮仪三的考察团队还把台儿庄作为大运河上最完整的遗产体系,写进了运河申遗的报告中。

第二,台儿庄古城是一座南北交融、中西合壁最典型的城市。台儿庄地处南北过渡带,台儿庄处在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中间地带,是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自古就是战略要地,交通枢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能融南汇北,形成南北文化交流,是一个多样文化荟萃之地。台儿庄文化的多样性是在运河上最丰富的,所以它是运河文化最典型的代表。

第三,台儿庄古城能够成为独具特色的东方古水城。台儿庄是低洼地,历史上的洪水走廊,古城区有18个汪,汪渠相连,水巷纵横,居民筑台而居,是标准的水城,老地图上有近百条水街水巷,水网密布。

历史上的台儿庄,水系十分丰富。在《峄县志》中记载,康熙皇帝曾称赞枣庄“风光与江南水乡别无二致”,江北水乡由此得名。对这个观点,阮义三教授一开始和陈伟有争论,认为台儿庄不能叫水乡。后来,陈伟用详实的历史资料、老人的回忆和现场考察,最终说服了他。阮义三教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历史上台儿庄古城的水网密度超过了苏州古城。运河古城有两项世界遗产:恢复建设的运河古城,是运河文化的世界遗产;同时恢复70年前被二战毁坏古城的过程本身,也是一项城市建设的世界文化遗产。台儿庄古城重建规划

“挖”出来的古城――台儿庄古城被战火毁坏后又经历了长达70年的时光岁月,可以想象,古城被破坏到了什么程度,整个古城只剩下10%的遗存,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仅靠10%的遗存去

恢复100%的古城的。一般的古城都是80%-90%保存完整,然后再恢复剩余的10%-20%;而台儿庄古城是依靠10%去恢复剩余的90%,最后达到100%。另外,一般城市恢复都是在战后或者震后马上进行的,像华沙的恢复,城市建设的图纸、照片都非常完整;而台儿庄现在要靠人工回忆去做图纸。走街串巷,叩门进户,访翁问妪,谈古论今,走过了台儿庄所有的街巷,察看了所有的古老民居,访问了所有80岁以上的老人,为古城的重建尽可能的收集生动而全面的资料;挖掘古城尘封的文物遗存,激活历史文化基因,与整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相衔接,进行基因修复与再造。

“创”出来的古城――不是创造假古董,而是本着留古、复古、承古、用古的原则,不拘泥于战前的原貌,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挖掘古城的文化基因,进行创意和创作,恢复康乾盛世的古城风采。经过深入的调查挖掘研究,70年前关于古城的资料信息日渐丰富起来,台儿庄3,4平方公里的古城框架和风貌复原图终于呈现。《台儿庄胜迹复原图》还原了70年前台儿庄古城的原始风貌,可以说是台儿庄版的“清明上河图”,惊鸿一瞥,便让人梦入江南水乡,梦回康乾盛世。

“换”出来的古城――台儿庄古城重建终于开动,但重建是以商业形式运作。动工之前,枣庄市市长陈伟请五位国有煤矿公司的老板吃饭。老板们问市长是不是要钱?陈伟说不要钱,请你们每家拿出10万吨煤入股,建一座古城。50万吨煤,变成4亿元启动资金,完成了旧城拆迁。拆出来的土地,升值为16亿元,台城旧志景区建成,这里的资产升值为30亿。而整个古城的建设,只需要25亿元,不要政府一分钱的投资。可以说,这座古城,是抢出来的,逼出来的,挖出来的,创出来的,换出来的。台儿庄古城新貌

古文运动篇8

关键词:教学结合 知识联系 中唐古文运动

在历来的文科教学实践中,文史哲被分割为三个不同的学科以开展教学。这使得学生在掌握相关知识的过程中,往往无法有效地形成知识之间A连接,从而导致任何一方面的知识都无法被有效掌握。这一教学现状使得传统的文科教学出现知识碎片化的困境,学生在掌握一些复杂知识时难以形成体系化的认识和系统化的掌握。

以传统文学史教学中出现的知识点“中唐古文运动”为例。在传统的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古文运动作为一个重要知识点,是中唐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唐作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人的相关文学常识知识点中都有所涉及。同时这一运动也是唐宋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乃至政治运动,在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传统的文学史教学中,我们看到对于中唐古文运动的叙述,是以重要作家参与文学运动为主要线索,指出重要作家是如何先后投入到古文运动之中;接着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叙述古文运动中上述作家先后提出的重要理论命题;尔后介绍重要作品并叙述古文运动对古代文学史的意义。这些片面的对知识点的记忆,导致学生很难将古文运动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串联成一条有关的知识线索。难以将先后出现的重要作家和他们的重要作品联系在知识线索之上。

反观文学史教材的描述,我们发现,在文学史教材的描写中,并没有出现轻视政治史的描述和思想史的描述。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在讲述古文运动的相关知识点的时候,有如下的表述: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

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

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观察这一系列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史教材的作者在编著教材的过程中,实则是意识到了文学史背后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历史背景的。中唐古文运动之所以会发生,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唐的政治环境。社会亟需寻找一系列的方法来维护王权,维护社会安定。是这一切实的政治需求导致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站出来寻找解决之道。这一部分侧重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的表述,在传统文学史的教学中被轻视和忽略,导致学生无法切实了解中唐古文运动发生的真正动因。学生在此基础上,会生出关于古文运动错误的认识和理解,认为这一运动发生的根源是文学内部的历史发展问题。

而此时出现的儒学复兴,实则是士大夫们希望借助儒学的传统道德规范来对抗当时的藩镇势力和宦官势力,所以韩愈才主张要学习古文,学习扬雄、董仲舒等人的著作,回到对儒学传统的信仰。并通过儒学传统中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来对抗皇权削弱的社会现实。对于古文运动来说,儒家传统中的义理和道德基准是主要的,而章句则是次要的,因此才有了中唐古文运动提出的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探讨上来。我们看出古文运动复兴儒学的真正目的,是渴望通过儒学的伦理来解决中唐政权面对的实际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唐古文运动的思想中有反对佛学和道学的思想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系列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上,文学被利用来实践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和哲学追求。因而中唐古文运动开创了散文化的文学风格,促成了后代散文风格的变化,从古典的骈文发展到了自由的散文。若只将这一文学现象局限在文学史内部来进行考量,那么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在这个时代会发生散文的文体文风变化。

在教学中,若不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相关内容,古文运动之所以爆发的社会,政治,哲学背景向学生做具体的解释,又如何能够指望学生理解并且切实掌握相关的文学知识。在学生心中若不能建立正确的知识联系,打破传统文科教学中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之间的隔阂,很难想象这样的教学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古文运动篇9

1945年10月,针对部分蒙古族上层人士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策划“内蒙古独立”的情况,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派乌兰夫率奎璧、克力更、陈炳宇、黄静涛等前往苏尼特右旗,与各方面人士广泛交换意见,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宣传以民族区域自治方式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主张。乌兰夫等人揭露了补英达赉等原伪蒙疆政权高级官吏鼓动“独立”或“内外蒙合并”的欺骗性;指出内蒙古独立的主张不仅行不通,而且将对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不利影响;提出了对临时政府进行改组的建议。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通过重新选举,乌兰夫当选为临时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奎璧等5名中共党员当选为政府委员和各部部长。部分上层人士原任政府委员之职仍予保留,更多的进步青年当选为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政府改组顺利完成后,经乌兰夫提议,临时政府机构、人员迁至张北,不久即行解散。大部分临时政府成员参加了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

在成功地解决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后,11月初,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乌兰夫的建议,制定了在内蒙古地区建立区域性自治政权,联合蒙古族各阶层以及各民族人民,全面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工作方针。这一方针呈报中共中央后,很快得到了批准。11月10日,中央复电指出:“关于内蒙工作,同意你们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自治政府的方针。”

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1945年11月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张家口组成,乌兰夫任筹委会主席。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11月26日至29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张家口隆重召开,来自内蒙古8个盟、36个旗的代表以及有关军政团体、群众组织和学校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表刘澜涛,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苏等到会祝贺并发表了讲话,勉励内蒙古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求解放。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以及发展经济、兴办教育和卫生保健事业,建立人民自卫武装,稳定社会秩序等项议案,并向全国发出了反对内战的通电。会议选举产生了由乌兰夫、奎璧、克力更、关起义、苏剑啸、乌兰、乌力吉那仁、李海山、松津旺楚克等21人组成的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乌兰夫当选为执委会、常委会主席,刘春任常委会秘书长。经会议议定,设立了常委会下属军事、组织、宣传、青年、妇女等部门,同时决定在各盟旗建立联合会分会、支会。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陆续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各盟旗,在各界群众中广泛宣传联合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筹备成立联合会各盟旗分会、支会和盟旗民主政府;组建人民自卫武装;开办各类学校,培养青年,创办蒙汉文报刊,宣传报道自治运动在各盟旗的进展情况;创办实业公司,疏通农村牧区商品流通渠道,逐步缓解各族群众面临的生产和生活困难,以打破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

1946年初,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塔拉盟及所属各旗都普遍建立了自治运动联合会分会、支会。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通过民主选举,改造旧政权,成立了盟政府。在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统一领导和相邻解放区的大力支持下,自治运动迅速形成了以锡、察解放区为中心,由西向东全面推进的局面。

194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为了团结内蒙古人民共同反对,应尽快促成内蒙古地区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遵照中央指示,东北局、冀热辽分局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共同召开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作出了安排。

3月下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要领导人在承德会合。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著名的四三会议正式举行。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其主要内容为: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平等自治(即区域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统一的自治运动领导机关,在内蒙古东、西部各盟旗均组织联合会分会、支会,建立各盟旗人民政府;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领导东蒙自治运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的民族武装部队;扩大联合会组织机构,等等。决议还就蒙汉杂居地区的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军事斗争以及与相邻解放区的军政关系作出了相应规定。会议期间,根据本人申请,经中共冀热辽分局批准,哈丰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特木尔巴根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为表明坚决反对的政治立场,东蒙代表还致电召回了派往北平,向要求“高度自治”的东蒙古人民代表团。

四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部地区政治上的分裂、隔绝状态,使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统一的力量,为内蒙古自治运动沿着正确道路全面开展,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26日至28日,东蒙古人民临时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举行,宣布执行四三会议决议,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兴安省政府和临时参议会,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会议决定:兴安省以呼伦贝尔盟、纳文慕仁盟、哲里木盟和兴安盟为管辖区域,省政府受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双重领导。5月28日,会议宣布决议:兴安省政府正式成立,特木尔巴根任省政府主席,张策任副主席,方知达任秘书长;组成兴安省参议会,博彦满都任议长,克力更任副议长;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哈丰阿任主任,胡昭衡任秘书长;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番号,所属部队统一编制,改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成立兴安军区,阿思根任司令员,哈丰阿任政委,张策任副政委,下辖东蒙各骑兵师,并指导兴安省外各蒙旗武装。

兴安省政府成立后,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组成中共兴安省工作委员会,张策任书记,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方知达、胡昭衡等为委员。自此,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民族运动在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之后,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自治运动在统一、联合的基础上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遵照中央指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于1947年2月迁往兴安盟王爷庙,自治运动领导中心自此转移到东部地区。

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兴安盟王爷庙隆重开幕。来自内蒙古大部分盟旗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汉、满、回、朝鲜等各民族代表共392人出席了会议。代表中包括工人、农民、牧民、知识分子、军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共西满分局、西满军区、辽北省、黑嫩省的代表也到会祝贺。

4月24日,乌兰夫代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回顾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历程,总结了自治运动开展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的主要任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乌兰夫所作的政治报告。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 《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及《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完成了提案审议等议程,对自治政府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规划。

会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临时参议会,选出参议员121人,其中蒙古族、达斡尔族96人,汉族24人,回族1人,妇女5人。会议还向主席、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表示与全国各民族联合起来,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与新内蒙古而奋斗。

5月1日,经内蒙古临时参议会选举,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当选为副主席;乌兰夫、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奎璧、阿思根、朋斯克、王再天、高布泽博、乌力吉敖其尔、乌兰、胡尔沁毕力格、那钦双合尔、王海山、鄂嫩日图、哈萨巴特尔、都固尔扎布、包彦、旺楚克、刘春、王铎、胡秉权等21人当选为政府委员。博彦满都当选为内蒙古临时参议会议长,吉雅泰当选为副议长;克力更、特古斯朝克图、白音布鲁格、旺庆、特布信、义达嘎苏隆、拉玛扎布、尼玛、高万宝扎布等9人当选为驻会参议员。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正式成立。5月2日,举行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典礼,乌兰夫率全体政府委员及参议员宣誓就职。经政府委员会议决定,设立军事、民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公安等职能部门,任命了各部、厅负责人:阿思根任军事部长,奎璧任民政部长,特木尔巴根任财政经济部长,高布泽博任文化教育部长,朋斯克任公安部长,王再天任政府办公厅厅长,松津旺楚克任参事厅厅长。会议还作出决定:将5月1日定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自治政府驻地暂设王爷庙(同年12月,王爷庙改称乌兰浩特,蒙语意为红色的城);撤销兴安省政府。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东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党、政、军部门纷纷来电祝贺。5月19日,主席、总司令复电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祝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指出:“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1947年11月,内蒙古自治政府与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主要领导人在乌兰浩特就呼伦贝尔与内蒙古的统一问题举行会谈。1948年1月1日,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撤销,呼伦贝尔完全纳入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范围。至此,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辖区域包括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5个盟的34个旗(市)1个县,辖区面积为53.8万平方公里,共约200万人口。

古文运动篇10

【关键词】古代;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165-02

一、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祥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指从鸦片战争以前所涉及体育范畴的文化内容。中国的体育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生活的技能、娱乐休闲、军事活动等需要。中古古代体育最初的形成可以追述到160万年前,从猿到人进化形成后就有了体育运动。最初的形成并没有具体的、主观意识的体育运动,而是从生活中的捕猎和迁移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体育运动的意识形成和文化雏形开始于春秋以后,主要体现于战争的需要和生活中的游戏。从春秋以后,体育文化开始发展,从此文化气息越来越浓,方向越来越明确。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底蕴深厚,形式较多,为当今体育项目的形成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古代体育的发展和昌盛也是我们当今体育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体育指在160万年前到18世纪中叶的一段时期,人们们利用创造的石器等工具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完全可以说明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古代体育的雏形。最初考古工作者发现,28000年前的山西峙峪人遗址的陪葬品中就有石头制成石头箭,那么说明当时“投掷”的体育运动已经形成,并且与现代的投掷标枪的体育运动几乎一致。到了距今6000年左右发又发现了大墩子遗址中有骨头制造的箭,说明在使用的工具和器械方而有了新的进步,也可以说体育运动中的器械已经开始进步和改进,人们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已经大大地提高,同时也在史料记载中发现当时已经有了乐器、陀螺、蹴鞠等体育运动游戏。体育已经成为军事训练的必备内容,游泳、角力、等体育项目也开始形成和发展,军事体育和娱乐健身开始并存。华夏中国,历史文化悠长,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长河中一个重要的支流,体育形式的多样化、丰富性,在现在体育运动中的形式中也同样可以发现它们的雏形,从军事的训练、健身娱乐、竞技体育等等,都可以找到它们原来的影子。

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多样化发展

1武术。夏商时期,士兵的身体对抗比武和射箭比武等形式的出现,武术在生产生活中也慢慢形成,总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徒手,另一种为持有器械。它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来白于狩猎和战争。我国武术的持有的器械包括约十八种:斧、锤、枪、戈、矛、剑等等。最早记录武术的是“记・殷本记”,记载当时商朝的纣王力量过人、拳术高超,说明当时的武术技巧已经比较盛行了。在西周末年开始已经有了体育技能教育的开始,并且对相应的体育项目进行了学艺上的要求,出现了“讲武”与“田猎”,这两种形式作为当时的军事训练的主要方式。战国时期气功开始慢慢发展,最初称之为“导引”,注重肢体运动方式与呼吸的配合来按摩身体器官,达到增强体质,延长寿命的作用。《行气铭》也记载了当时气法与身体配合的主要方法。

2.蹴鞠。《史记》与《战国策》中记载,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流行蹴鞠活动,同时也是练兵考察的一种方式,《蹴鞠二十五篇》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的一部关于体育的著作。从战国开始,蹴鞠就已经非常普及,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娱乐蹴鞠,主要以健身娱乐和表演为主。《宋太祖蹴鞠图》就表现出了当时大臣们娱乐蹴鞠的场景,另外一种就接近我们当代足球比赛的形式,既有蹴鞠的场地,又有蹴鞠室,蹴鞠室用人来把手,相互进攻和防守,进球多的一方获胜。这种练兵形式得到了当时广泛应用,娱乐性与锻炼型是它的突出作用。

3.舞龙舞狮。中国古代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造就舞龙、舞狮等体育运动,很多体育项目都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喜爱的体育运动。西汉时期舞龙称为“鱼龙蔓延”之戏,后又称“耍龙”“龙盘灯”等。舞龙形式有:草龙、布龙、飞龙、火龙等,主要用于庆典和交流之用,当时的生产要以农业作物为主,舞龙也作为一种求雨的仪式,在当时的仪式还有具体的规定,根据实际形式和地位大小,舞龙的数量也不尽相同。舞狮最早出现在汉朝,主要以军事操练为主,慢慢传入百姓生活中。舞狮主要运动形式为双狮互逗,以跳跃和翻腾为主要动作。它是最能体现我国民俗的体育项目之一,它的发展根植在我国文化土壤中,器材的材料、动作表现、颜色搭配等都淋漓尽致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特征。

4.水嬉。白古以来水就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资源,由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游泳、跳水和划船慢慢成为一项技能,从而人们开始水上追逐、嬉戏,慢慢形成了水上运动项目,《诗经》中就记载了“就其深矣,方知身亡;就其浅矣。游之泳之”。随着技能的形成,人们也意识到水嬉在军事上应用,也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这表明游泳和划船的技能大大增加,现在遗留下来的“文铜壶”上所绘出的战士挥舞战戈,划船游泳的景象也可足以证明。

5棋戏。古代的棋戏主要以围棋为主,围棋也是我国古代棋类文化结晶。最初形成于春秋,流行于秦汉时期,最早的《博物志》和《左传》就记载了围棋的历史。围棋的起源分歧较多,主流思想为:围棋产生于帝王训练子谋略和军事模拟作战。当时《艺经》中表明古代棋盘为合二百八十九道,横竖十七道,双方个一百五十棋子,现在我国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国家还在流行。

三、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我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为唐朝,比较显著的标志是,李世民创编的“秦王破阵乐”作为一种舞蹈形式的娱乐活动,代表大唐盛世的繁荣景象。唐朝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强大无比,是各项体育运动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此时不仅仅男子参与其中,女子的体育活动也空前的增加,主要以荡秋千、诗词、歌赋、跳绳、踢毽子、冰嬉等等。男子更多的热爱于马球、武术、拔河等,当时的千人以上的拔河运动声势浩大,场而壮观。弓箭是较早的体育项目之一,在唐朝时期建立了弓弩社,经常社员经常切磋技术,提高技能。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弓弩社遍及而较广,慢慢渗透到民间,朝廷内部人也经常与民同乐。武术纳入科举考试项目是在南北朝时期,但在当时,武术选举出来的人才很受压抑,北魏时期,孝明帝神龟二年二月(公元519年),就曾因考试时武术选举的人才受到排斥,导致了在洛阳羽林军千余人发生暴乱。此后,武术考试经历了隋朝、唐朝初期,到武则天皇帝执掌权柄时,开始在公元692年,长寿元年大兴科举。武则天皇帝曾亲自为考试出题,打开了科举考试中的殿试先例,除此之外,武则天对武术的技能教育十分重视,还倡导人们学习武艺,长安二年(公元702年)首次允许学习武艺的人参加由兵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名日“武举”。宋代和明代时期,中国的航海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在养生方而,唐宋时期出现了“八段锦”。明李时珍提出了养生练功要与白身的经络相接合的观点。在经络学说的影响下,明清之际内家拳演化出将“太极”学说融汇于武术之中的“太极拳”,使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清朝时期,中国武术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的薛仁贵、郭子仪、赵匡胤、戚继光、甘凤池等人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文学中的重要人物。关羽则在这一时期先后被追封为“圣”、“王”、“帝”、最终被封为“神”。南唐后主开创了妇女缠足的先例使得中国妇女因遭受肢体的摧残而再不能自由自在地进行体育活动,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的一大悲剧。宋明时期,中国的航海事业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明末清初实行的“海禁”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和世界彻底隔绝起来。但经过长期的优化、选择、传承造就了冰嬉、滑雪、赛马、骑射、射弩、摔跤、斗牛、斗鸡、游泳、航海、弄潮等区域性、民族性以及流行全国的武术、舞龙、耍狮、踏青、登高、秋千、放风筝、斗蟋蟀、围棋、象棋等民族体育项目和体育民俗。这些体育民俗和活动已经逐渐脱离了生产、军事成为维系民族团结、保持民族传统、展示民族风采、扩大民众社交、满足民族心理的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国古代体育己显示出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与价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体育传入,结束了古代传统体育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局而。但由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古代传统体育从未中断过。所以,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仍表现出其一脉相传的连续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留下了许多堪称世界之最的优秀民族体育精华,时至今日仍能沐浴她的恩泽。但随着近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而临着变异消亡的危险。加倍爱护、保持本土民族传统体育,仍而临艰巨的任务。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实行的“海禁”与中国自身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环境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彻底隔绝。由于闭关锁国,大部分体育民俗和活动已经逐渐脱离了劳动生产以及军事,体育的社会功能与价值逐渐由生产劳动、军事训练变成了扩大民众社交和满足人民心里的社会活动。

四、结论与建议

1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视角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先后出现了保卫家园、生活中的游戏、强身健体这二种主要的价值观念,这二种价值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的演变过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表现出的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其间遭遇到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古代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也从未中断过,并且留下了许多堪称为世界之最的优秀民族体育精华。

2.建议:更高、更快、更强是奥林匹克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背后是最大限度的挖掘人类的潜能,这就是当代的竞技体育。而古代体育则以军事训练、强身健体、休闲娱乐为中心,几乎没有竞技比赛。竞技体育是不健康的,是违背了体育使人健康长寿理念的。田径、球类、武术等专业运动员的伤病导致大部分人在60岁以后都不如不运动的人,心脏病的的病率极其高,这就是过度的开发人的潜能所致,所以群众健身体育应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减少竞技体育投入,大力发展群众体育。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与某些崇洋的心里纯在导致我国较多的传统体育项目失传,而西方的高尔夫、网球等越加流行。到现今为止,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并没有流传下来,有的即将失传,例如:木球、太极球等等。发展与壮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任重道远,建议保护民族传统体育,使之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张兆才.唐代马球兴盛与衰落的社会原因[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6).

[2]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J]四川体育科学,2000(4).

[3]刘秉果.中国古代体育史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4]郭维森,柳士镇中国文化基础[Ml.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