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范文10篇

古文字范文篇1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中，所有存在重大差异的文明之间，其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上存在的差别【3】，如本文中涉及的具有古希腊文明特征的西方文明，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华夏文明圈，具有犹太－基督教文明特征的宗教文明等等。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锏牟畋穑饔糜诟髯晕拿鞯墓乖旎疲纬闪瞬煌拿鞴乖旆妒降牟畋稹T谖拿魇返难莼讨校庖徊畋鸨唤徊饺谌氲礁髯晕拿鞣⒄乖诵械哪谠诨浦校纬啥杂Φ亩谰咛氐愕纳缁嵯窒筇卣骱蜕缁嵩诵谢啤?/P>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现象特征和社会运行机制，与文明构造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体系密切相关，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间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运行机制评价时，就出现了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的差异。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差异的存在成为了不同文明间冲突的根源，并且自这一差异产生时开始，文明间的冲突就已产生，并伴随了文明史演化的始终。近现代广泛引起关注的文明间冲突和文化冲突问题就源于这一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冲突也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因此，回顾历史，方法论范畴衍生的问题，是一个伴随了文明史演化进程的问题。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方法论构建和应用问题伴随了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始终。

今天，我们面对世界文明交融、不同文明间方法论体系相互渗透的时代背景，进行相应的方法论比较和诠释，厘清其方法论本源问题的认识，澄清其沿革路径上的种种误区，有利于对许多本质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以诚实务实的态度考察分析，要做好这一工作，逻辑的起点仍需要回归到文明起源，从文明起源的基本问题上入手介入相关问题的分析。只有这样，拨开历史掩盖的真相和学术探索的歧义，还原相关问题的本来面目，中国文明的方法论和中西文明的比较等历史性质的问题及困惑，才有可能逐渐清晰起来。

二、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视角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两大基本问题。其一，人类必须处理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问题（人类个体生存的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关系问题）。其二，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特定社群内的人与人关系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生存和延续的条件。

在人类处理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时，人们需要观察、演绎、诠释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内的自然现象和物像，探索和自然环境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方式方法。如怎样认知特定地理空间季节变化（春夏秋冬四时节令）及其气象变化（天气的阴、晴、雨、风以及干燥和潮湿），怎样从所处的特定地理空间环境中取得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如何适应气候物候的变化，保持身体的健康等等。

在人类处理社群间人与人关系时，人们需要探索如何同社群中的其他个体处理关系。如血缘的和非血缘的关系、经济利益的关系等等。在文明进化到国家层面时，人类还要处理社会个体和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在人类的演化史中，这两大问题是人类探索与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一前提。

如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现象和物像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任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社群间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界协调相处以及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协调的基础对应了人类文明的起点。

在文明史的沿革中，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选择考察的视角？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中，因为不同的视角选择会产生不同的问题界定以及不同的逻辑演绎方式方法，会得出不同的认知结论。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结论和结果延伸到对自然界各种物像和现象关系的解释，会作用和影响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并影响人类社会个体间相互关系的评价和处理方式。

从现实可考的人类文明史演化轨迹出发，本文选择对现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古希腊文明、华夏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明作为分析和考察样本，考察其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差别。从文明演化的路径这一角度，考察不同文明在构造机制上蕴含的文明构造范式的差异。【4】

就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演化过程而言，古希腊哲学在发展之初，古希腊先哲做了一个自然界构成的假定，即假定自然界是由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古希腊哲学家这一自然界微观构成的假定，及其探索自然世界的目的——自然界构成的本源和原理，确立了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的视角。在阿娜克萨戈拉和柏拉图将这一探索自然界的视角，引入社会问题探索后，成为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5】

和古希腊文明确立的考察世界的微观视角不同，华夏文明先哲确立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世界的视角。华夏文明确立的这一视角和古希腊哲学确立的微观视角的差异在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时，突破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考察视角过分注重考察对象的微观层面，即从微观层面界定考察对象——样本，从考察对象演化轨迹中确定样本选择和选择样本时间序列的方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将影响考察对象演化发展的现实环境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内，注重相关因素对于考察对象现实状态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见下文）。因此，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确立了其考察方法的整体性和现实性。二者相比较，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视角选择，恰好克服了方法论演绎中的现实条件性的桎梏，这是注重在历史轨迹中选择样本和时间序列的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难以逾越的。

和古希腊哲学的考察视角与华夏文明的考察视角都不同，犹太－基督教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是界定在宗教（神性）上的。犹太民族的先祖在其文明演化之初，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及其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上，将考察和设定职能赋予了上帝，并归结在上帝的创始设定中。在《圣经•旧约》的开篇，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设定了自然界万物间的关系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的诸约中，上帝又设定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在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省去了需要考察者弹精竭虑探索思考的过程。在具体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犹太－基督教文明设立了神职人员来协调这一关系。【6】

三、中国古文字中的视角、概念、逻辑和时态

——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的古希腊哲学相关比较

在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知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的知识是从具象到抽象渐次进行并取得的，并且这种认知的取得基本上依照考察对象的确定、考察对象的研究分析、考察对象的认知形成和考察对象的认知检验等环节。在具体的考察工作中，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要确定一个具象的考察对象，首要的工作就是对考察对象进行界定和描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需要相应的语言或文字工具来展开。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语言或文字的构造及其应用规则，也被打上了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烙印，蕴藏着许多内在的机巧。这是因为，其一语言或文字的结构构造和应用规则，受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选择的影响与制约；其二，语言或文字是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载体。因此，在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展开和语言或文字的运用中，二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共生关系。

因此，在具体的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中，考察对象的界定过程和结果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一是考察对象的视角，其二是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时所应用的语言或文字选择和构造。考察对象的视角影响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原因在于，考察对象的视角存在差异时，对于被考察的问题而言，其被感知的层面和状态就会存在差异。如观赏山水时，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观景，会看到不同的景色，既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现实问题的考察中，这一现象也广泛存在。

在对具体对象进行考察时，除考察视角之外还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涉及到考察对象的界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运行过程（样本选择和时间序列），及其考察对象的描述。

在进行具体对象的考察中，相关问题的阐释比较抽象和复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下文的展开中，尝试以古文字“事”的文字结构解析为例，辅助解析这一问题。

1、“事”文字结构及其解析

“事”在华夏文明的文字结构体系中，“事”是一个复杂的文字结构，其文字结构中包含了数个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关系及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同时，“事”的文字结构表述概念内涵的实指和虚指，涉及到了前文表述的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表述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范式问题。【7】

“事”，《说文解字》中说：“事，职也。从史，之省声。”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事”的文字结构和“史”、“之”相关。“史”，《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史”的文字结构和“又”与“中”相关。“又”，《说文解字》中说：“又，手也，象形。”“中”，《说文解字》中说：“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口”，《说文解字》中说：“口，回也。象回币之形。”“丨”，《说文解字》中说：“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毛卤；引而下行，读若退。”

这里顺着许慎的《说文解字》梳理了“事”的文字结构。其实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还有一个字和其密切相关——“吏”。在“事”的文字结构演化中，“吏”和“事”【8】的文字结构和概念语义具有承起关系。“吏”，《说文解字》中说：“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

如此梳理下来，可以发现，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蕴含有以下具有完整意义的文字结构：（1）口；（2）丨；（3）中；（4）史；（5）又；（6）吏；（7）一；（8）事。在“事”的这些相关文字结构及其概念内涵的逻辑演绎中，每一个文字的结构都有其完整的概念内涵，“事”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由这些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演绎导出。

“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回也，象回币之形。”许慎以回币之形释“口”，许是借鉴古钱币外圆内方之型。外圆内方是华夏文明方法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圆”的寓意是天，“方”的寓意是地。作为“地”的“方”，有四方的语义，是一个空间概念。

具有空间概念的“口”和表上下的“丨”构字，形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许慎释作“中，内也。从口、丨，丨上下通也”。从文字结构的具象和抽象考察，表四方的“口”和表上下的“丨”结合构字，其语义怎么会衍生出许慎给出的“内也”呢，其“内也”的确切含意又是什么呢?“口”表示的四方之型，如果将其边界缩小，小到可以将其划在一个器物上，那么“口”表示的就是一个平面。在一个平面中有一个表示上下的“丨”贯穿其中，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再将为了形象化而缩小的平面扩展，还原回其四方的观念中，其实在“中”立体空间概念内涵中，包含了可观、可感、可思、可冥想的天上、空中、地上、水中、地下的万物。所以许慎释“中”曰“内也”。【9】

按照许慎给出的“中”的文字结构的释义，近现代运用的“中”字的字意，应是取意于“中”字的文字结构所表示的立体空间的交点。【10】

在“事”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逻辑演绎中，“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阐发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研究工作做的不好，将影响“事”的文字结构解读、逻辑关系推演和语义阐发，从而影响到本文阐发的主体。

按照《说文解字》中“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分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接下来应该分析“史”的文字结构和语义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史”作“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在“史”的文字结构中，前文已经交代了“中”，而“又”是“手”的变体。

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中，天地间万物经过了行为主体“人”的活动，由“人”的手（又）去加工、去塑造、去美化、去劳作，留下的轨迹就是“史”。在考察对象的表述中，其实“又”的动作执行的时间序列，并不仅仅是“史”——轨迹涵盖的内涵，还包含有“又”的动作执行的状态和发展趋向的内容。从文字的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及语义的沿革考察，许慎表述的“史”的语义“记事者也”，应是“史”的文字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中其“轨迹”被记录的部分。

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范畴中，天地间万物的运动都有其特定的约束。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范式体系中，将这种约束归结为“道”。所以，在由“中”和“又”构造了“史”的文字结构后，古人开始考虑考察对象（被“又”操持和把握者）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问题。

对于考察对象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古人造字时在“史”的文字结构上加了一个“一”，构成了“吏”字。

“一”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方法论范畴的“道”密切关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一”：“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一”和“道”构成了他们思想体系的联结点。其实，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和方法论体系中，“一”是华夏文明先民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协调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协调的归结，是天地间万物存在、繁衍生生不息的道的承载。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吏”：“吏，治人者也。”将“一”作用于“史”，即“一”对于考察对象（史）的约束释作“治人者也”，应是交代了许慎释“吏”时考察问题的视角。从社会的角度考察比拟华夏文明方法论系统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演化。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吏——政府官员实际控制着人类社会运行的轨迹、状态和发展趋向。

从“吏”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考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吏”的释义，缩小了“吏”字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中应涵盖的范围。

前文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基础，解析了和“吏”有关的文字结构、逻辑关系演绎过程及其语义。下文以此为基础解读“事”的概念界定及其相关问题。

在“吏”的字型结构中，其“史”字字型结构中的“又”，还有一种变形“”，这样就演化出了一个“吏”的变体字“”。

在“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的时间序列中，“史”是“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留下的轨迹和痕迹，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过去的状态。当“又”作用于考察对象时，“中”的文字结构中的“丨”从“又”（手）中穿过，预示着考察对象还在人手的握持和操持状态中（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状态）。于是，在文字的字型结构演化中就有了“事”的文字结构。

2、“事”的文字结构取向及概念和古希腊哲学相关问题比较

从“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可以发现，就“事”的文字概念和语义而言，“事”的文字结构包含着以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A、“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包含的对象是天地间（中）存在的万物。B、“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可以是具象的对象，也可以是抽象的对象。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具象的对象时，其“事”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是考察、分析和操作（又）的具体的对象（事或物）。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抽象的对象时，其“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泛指天地间和人的行为（又）有关的所有对象（事或物）。C、行为主体——人，对于考察、分析和操作（又）对象的动作过程，要受到天地间运行的大道“一”的约束。D、“事”和“史”之间具有路径关系，“史”是行为主体——人考察、分析和操作（又）作用于对象——“事”留下的轨迹或痕迹，“事”是“史”的具象演化过程中每一时点的状态。

“事”的文字结构分析和概念、语义演绎表明，华夏文明的文字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问题的取向和构造方法体系的视角，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取向和视角相一致。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其考察问题的微观视角设定及其自然界构成的“元素”、“原子”论假设，决定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时，必须进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及物像的分类和分割，因为不同的类及其分割部分，可能源于不同的元素组成或原子结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分类、分割工作不能完成，其相关的研究考察工作就难以展开。

在现实的工作中，要完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假定中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其元素的构成和原子的结构极少表现在其现象和物像的表象中，所以相关的分类和分割只能通过现象和物像的某些特征及其运行轨迹中的某些痕迹分布来实现。近现代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世界的科学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对于考察对象的分类界定——概念而言，相关的问题还表现在概念表述的文字或语言构造上。华夏文明的文字构造因其和方法论体系同源，具有象形和会意的属性，从而蕴含了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属性。同时，文字结构组合中蕴含了文字结构的概念关系和时间序列问题，所以文字结构中还蕴含有逻辑内涵。

就考察对象的表述——考察对象的概念界定而言，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表述选择的是拼音语言。在拼音语言的选择中，字母构造和字母组合已经脱离了其表述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就其字母组合的概念表述而言，不得不用字母组合的相关词汇给以说明。这是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自产生之初就构造有明确的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一（解决考察对象的表述问题）。

同时，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是从微观视角选择考察对象的。在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时，由于考察对象的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在其表象中常常难以直接表现和体现出来，因此为了研究的方便，不得不对其表象特征进行假定前提下的分割和分类，归结考察对象的现象特征（确定样本属性），并以此设定样本的时间序列，归纳演绎考察对象的“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

但是，在具体研究工作的展开中，由于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相关分割和分类的界限和边界确定，不同的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于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必须要明确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的界限和边界，并给出相关概念间的关系——包含和相容，然后相应的研究工作才能进行。这是其方法论体系中必须构造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二（解决考察对象的界限和边界）。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在概念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逻辑属性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范式形成的过程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中进行的，考察对象被分割和分类后，还必须考虑这一对象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体及局部间的关系问题，考虑其间的相容和包含关系。在古希腊哲学史的演化中，这一相容和包含关系演化出了古希腊哲学范畴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之一（概念间关系表述）。

同时，在考察对象运行状态的表述中，也是由于选择的语言字母构造脱离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的原因，不得不构造出特定的句式结构来处理其运行状态的时间序列问题，并产生了相应的句式结构中的时态，形成了句式结构的逻辑。这是古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就有逻辑要素存在的原因之二（时间序列表述）。

前文的研究分析表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二者之间，由于方法论体系的介入视角和文字或语言构造不同，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表述也不相同。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体系介入视角下，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的表述体现在文字的构造中，文字结构中蕴含有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概念和逻辑要素，所以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存在。而对于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其方法论体系介入的微观视角和拼音语言构造，使方法论体系的展开不得不创造概念要素以使相关工作能够进行，并同时衍生了其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

四、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的认知与操作状态的衔接

——以“是”和“政”的文字解析为例及相关比较

前文说明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又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分析了这两个方法论体系相关的概念界定及表述、逻辑演绎及其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但是，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具体分析过程中，方法论体系设定的视角如何展开、“事”的认知结果如何和操作过程“又”进行衔接，以及如何实现操作过程“又”的社会效果评价等问题，仍然是一些现实的问题。

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演化过程中，这些工作又极其重要，因为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理论），只有实现了与其操作状态（实践）的衔接，才能体现整个考察和分析过程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如何实现这些工作、这些工作的实现又如何表述呢？

1、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及其与操作状态的衔接——“是”

华夏文明在文字上构造了一个判断的结构“是”，将考察和分析对象取得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与操作状态进行衔接（即近现代概念范畴的理论和实践衔接，或者通俗的说“从理论到实践”）。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是，直也。从日，正。”在“是”的文字结构中，许慎给出了“日”和“正”两个结构。“日”是太阳的象形，在概念内涵和语义上没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

“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一”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释义参阅前文释“一”）。“止”《说文解字》中说：“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芷，故以止为足。”其实在甲骨文的文字结构中，“止”就是“足”的象形。【12】

在文字结构的取象中，“足”是站立和行走的工具。其抽象的语义可以延伸为行为。人的行为合乎文明体系方法论范畴规范的“一”（或“道”），就是“正”。“正”的判断能够暴露在阳光下，人人都可以观察得清楚明白，就是“是”。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用甲骨文中眼睛象形的文字构造——“直”来释“是”：“是，直也”。【13】

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进行考察和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取得的认识和知识——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是关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并且这一认知在时间序列中属于“史”（过去）的范畴，要实现认知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的状态（现在）的衔接，“是”的判断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只有实现了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在操作状态中的各个变量（诸环境条件）变化的综合判断后，才能实现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的操作状态衔接，指导规范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操作过程。如图：

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考察、分析和操作中，作为社会个体的具体的“事”的参与者，由于生活环境、个人阅历、知识结构和水平、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体在考察和分析一个既定的对象时，对考察“一”的认知和把握以及过程的理解和判断都是存在差异的。这一差异的存在产生了对“事”的演化过程的认识的差异，并形成相关的判断“是”的差异。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考察和分析过程与操作状态的衔接，需要复杂的概念间关系和时间序列的逻辑演绎过程。在这一逻辑演绎过程的处理中，由于不同的处理者对考察对象的分析有不同的分类或分割方式（即不同的概念界定边界），所以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再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与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状态的衔接，如何处理概念间的相容和包含问题困扰着自古希腊以来的研究者。如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直到现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现象学派和解释学派。

对于“事”的演化过程和操作状态判断形成的差异问题，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归结为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范畴，并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相关学科。

2、社会行为之于操作状态认知（“是”）的校正——政【14】

在社会现实的问题中，社会个体的行为作用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其行为过程受相应的“是”的判断制约。由于社会个体存在着资质及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理解解读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社会个体对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判断——“是”差异，并且这一差异的存在作用于其行为（“又”的动作），形成社会个体社会行为的差异。

在处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时，对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而言，社会个体行为差异的存在，如果具有了普遍性并且产生了社会效果，会导致社会个体行为与方法论体系设定的“一”的失调和失范。在社会的演化中，这一失调和失范的存在会危及整个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协调和人类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协调。因此，这是一个必须给予社会关注和社会校正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演化中，这些相关的问题及其社会处理方式方法，被构造在一个文字结构——“政”的内涵中。

“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声。”前文已经交代了“正”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给出了“正”的概念解析和界定。

“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攴，小击也。从又，卜声。”前文在“事”的文字解析中交代了“又”是手的一个变体。“卜”在甲骨文的结构取象中是一个带叉的树条。【15】“攴”字意的“小击也”本义就是手中拿了一支树条实施轻轻得打击。因此从“政”的文字构造考察，“政”就是当“正”出现了非“正”的状态时，用手中拿的树条去实施轻轻得打击（注意：不能是大力的打击，打击得力度过大会产生矫枉过正），将非“正”校正到“正”的状态，从而实现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和谐。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社会个体行为的校正问题被分割和归结到“正”的求证——法理、“正”的规则设计——立法、“正”的实施——司法审判、“正”的实施机关——政府等相关问题中。

在以古希腊哲学为方法论范式的西方世界，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处理，以利益博弈的“正”（正义）求证为基点，指导和规范着相关问题的展开。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也继承了这一精髓，并凝聚为西方社会的精神。

其实如前文交代所言，人类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具有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和七情六欲。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以其他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只有在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中才能伴随着人类的繁衍不断取得。只有实现了社会个体间的和谐，人类的种群才有可能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其实这是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考察视角的预设，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割裂成不同的学科范畴进行研究。但是自古希腊以来，学科范畴的分割并没有实现整合。

五、笔者对华夏文明古文字的几点认识

1、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在演化路径上的关系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和文字结构的构造是一体的。华夏文明经典文献的五经之首，《易·系辞下》中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造中，八卦是方法论视角“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起点，也是古文字结构构造的起点。关于这一点，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做了进一步的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接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与古文字结构构造的初始路径同源，是华夏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中，方法论体系的视角和逻辑演绎被应用于文字结构的构造，同时这种文字又被用来进行方法论体系的表述，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关系的一体化。

2、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文字结构演化简史

再追溯华夏文明的沿革史，其实这一一体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甲骨文的发现使这一过程的梳理有了起点。

传说中源于庖犧氏八卦的文字起源，造就了华夏文明以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文字结构构造。如甲骨文以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文字结构。在甲骨文的部分文字结构中，已经可以发现前文分析和演绎的“一”在一些文字构造中的应用，如“正”、“吏”、“是”、“政”等文字。

商周之交，武王克殷，问政于萁子，萁子叙《洪范》，言治国大道。于是，周公制礼。华夏文明史的这一沿革，《尚书》和《史记》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交代。其实，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应该还有重要的一幕，就是商周之际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文字结构构造的重新梳理。

对于历史文献的梳理，反映在《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中，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商周之际对于文字的整理，则体现在商周之交后，文字的结构由甲骨文的字型结构变成了周时期的字型结构。许慎作《说文解字》时参照的古文，近现代整理的春秋战国时期简帛、金文、陶文文献说明了这一判断。

从华夏文明史发展的脉络考察，近现代整理的简帛、金文、陶文文献文字结构的差异只可能形成于商周相交之际。这是因为，其一，商周之交武王用萁子之言，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形成了蔚为大观文献，如三礼，相关文献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间具有衔接关系，与萁子在《洪范》中的约定一致。其二，商周之交后的文字结构沿革和甲骨文的文字结构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所以现在研究甲骨文仍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线索。其三，文字结构和方法论体系间的密切衔接，需要与文字结构构造相衔接的社会学术范围和生活环境。其四，春秋以后纷乱已起，各地诸侯为了书写得方便或其他原因，纷纷变更部分文字的结构，至此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已经混乱，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和学术氛围，不可能再存在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的结构衔接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其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选择的文字的字型结构，依据的是以孔子壁中书为基础的春秋文字、大篆、小篆，并以秦小篆的文字结构进行整理。其六，秦小篆的文字结构承袭于大篆，大篆承袭于甲骨文和商周之交文字。

秦汉之交，文字隶变，文字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字沿革史上，这一变化奠定了其后文字的基本结构，汉以后两千多年文字的结构再也没有大的变化，因此文字被名为汉字）。所以汉武帝时得孔子壁中书，几乎无人认读，并导致后世的古今文之争。

许慎师从贾逵治古文（孔子壁中书等春秋文字），解析古文字的结构与文字语义的关系，希望减少由于匿猜文字的语义而导致先秦经典文献（尤其是儒家文献）的误解和误读，引发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评价和继承问题。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交代的文字结构的构造，源于以孔子壁中书为主体的春秋文字，借助秦小篆的字型结构进行解析。【16】在许慎的文字结构解析中，以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为起点，以文字结构取象和取意为逻辑展开的初始路径，还原文字构造中文字结构和语义的关系。因此，在汉以后的华夏文明史沿革中，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了解读先秦经典文献和精神文化资源的钥匙。

自许慎以后，《说文解字》的研究家辈出，对《说文解字》进行解读和注译。从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相关文献考察，后世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和注译，往往过分关注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具体文字的释义，忽视了文字结构构造和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间的关系和衔接。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忽视的存在造成了方法论体系演化路径的模糊不清（方法论体系中的概念和逻辑要素缺失），以及相关精神文化资源分析和比较的困难。

3、笔者在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古文字结构研究中的发现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传入我国，并在我国的学术领域成为显学，促进了我国学术界思考自己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和沿革问题。

这一思考发现，我国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除了考察和分析视角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有重大差别外（宏观和微观），在表述和表达方式上还有重大差别，既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成了形式上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概念和逻辑要素的缺失。对于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这两个要素的缺失产生了方法论体系梳理和其它方法论体系比较上的障碍。而解决这一障碍的探索过程，促进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衔接的探索。

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课题研究中，发现了古文字结构中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概念体系的构造和逻辑框架的展开。

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是一个文明史演化中的制度与经济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涉及的问题在书中只是提到，没有展开。在此，本文涉及的主体，算是进一步的交代。

六、结语

任何一个文明的构造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体系支持，选择考察和分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确定界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式方法，指导考察和分析过程的实现及结果的表达，是一个文明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础。

在文明史沿革中，一个特定的考察和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以及界定考察、分析对象的方式方法和考察分析实现的过程及结果的表述表达，构成了一个文明特定的方法论范式。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特定的方法论范式构造了相应文明的特征，构造了相应文明处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法和态度，构造了相应文明的制度和经济关系。因此，存在较大差异的文明间，向上追溯都可以发现其方法论体系构造上的差异。

本文在逻辑体系展开中涉及的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华夏文明如此，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文明如此，前文提及但没有在行文中展开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在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的关系，设定在神职人员——拉比和上帝的约定中，因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关系的处理中，犹太－基督教的方法论体系省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微观结构的界定和相互关系演绎的过程）。

因此，不同文明间的比较需要从其文明构造的方法论体系入手，否则可能难以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不能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要评价其文明甚至将其作为至宝的精神文化财富配置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则会出现文明间的衔接问题。我国百余年的社会实践已经为此做了说明。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这一历史和文化传统源自于华夏文明特定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当今世界，文明交融，需要对当代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及其相应文明的运行机制进行诠释和评价，并配置到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是，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缺失了，并且在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中造成了传统精神文化资源解读和评价方面的困难，造成了文明交融中和其它文明方法论体系进行比较的困难，造成了解读其它文明运行机制的困难。

这种局面的存在，既不利于国家为社会的长治久安配置人类文明的一切精神文化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国家为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文化发展战略。

在历史的演化中，许多仁人志士为华夏文明精神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近现代，许多志士在多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基础工作，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构造的还原和解读奠定了基础。

目前，随着多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文明交融中方法论体系比较的探索，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还原和解读的工作做了铺垫，许多基础的工作大体铺就。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为了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志于此道者开始这一工作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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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提出相关问题。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体研究的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有关的问题没有展开。在中西文明交融和一体化的背景下，笔者感觉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以便于相关问题的澄清。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2】哲学是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联系的概念，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时，回避统一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以表明其中的差别。

【3】这是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研究中构造的概念，用以搭建不同文明间衔接研究的平台。相关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文明史研究范式的探索历程及其社会价值─写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发行之后》（见哲学网站：孔子2000）。

【4】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导论、第一章。

【5】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第一章的相关内容。《理论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理论——中西文明方法论述评》中也有相关的表述。参阅哲学网站：孔子2000。

【6】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选择，由于简略了考察分析对象的界定和相关逻辑的演绎过程，所以在本文的行文中，也不涉及相关的分析，只将其作为文明史演化中一个方法论视角的存在，做一交代。

【7】相关的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中重要概念的界定，《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書和書字的结构及其相应的哲学问题》哲学网站：孔子2000。

【8】在《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中，将“史”、“吏”和“事”归结在一起，解为同一个字。在文字结构的演化中，这一归结忽视了三个文字间结构和语义演化的关系。见下文。

【9】这一立体空间表示的六个方位，也被称作****，****有时既指天下，也指万物。

【10】在当代的文字学文献中，常常将“中”释作旌旗的象形。笔者认为或许表示旌旗象形的“中”有聚集和召集人集中的意思，但和“史”和“事”的文字结构有关的“中”，应与表示旌旗的“中”有差别。

【12】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止”。徐仲舒主编《甲骨文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13】在甲骨文的字型结构中，“直”是眼睛的象形。见《甲骨文大字典》释“直”。

【14】在1996年笔者成曾对“政”进行了尝试性的解析，形成了《试论政》一文，并对后来《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体系构造产生了影响。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

【15】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卜”。

【16】参阅《说文解字•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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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范文篇2

汉字的构形意图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其中包含造字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当时人们的思想和心理状态，以及当时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等。如“女”字，甲骨文作(此略。下文均为“略”字)，是捆缚的人屈身而跪的形象。可见“女”本义是奴隶。古代奴隶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在氏族社会里，男俘主要用为祭品或食品，女俘则留下服役，充当奴隶。因此，“女”即是奴隶，又可以表示女性。后世分化，“女”表示女性。再如“妻”，甲骨文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部像长发女子形，下为女子，上像其长发，字形右部为一只手，整个字形像用手抱女子，这就是说，妻子是抢来的女人。《甲骨文字典》说：“上古有掳掠妇女以为配偶之俗，是为掠夺婚姻，甲骨文中的妻字即此掠夺婚姻之反映。”解释甚确。后代“妻”字所表示的女子长发变为“十”，“又”即手，插入发中，即成今天“妻”字字形。又如“卜”、“兆”、“占”三个字，商代是笃信鬼神的时代，其具体表现就是占卜，那时战争、风雨、收成、生育、疾病、做梦等无论事大事小，都要占卜一下，看看吉凶。占卜的材料是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占卜时，先在甲骨背面钻出一些小坑，然后灼烧小坑，使甲骨正面因受热而出现裂缝，占卜者即依据这些裂缝的多少、曲折、走向来判断吉凶。“卜”字像横视的甲骨，“一”像荆木条，整个字形像用荆木条灸甲骨。灸后甲骨表面出现的裂纹叫“兆”。兆字甲骨文正像裂纹形。兆是判断吉凶的依据，也是吉凶的提前显示，事情发生前的迹象，今有“征兆”、“预兆”等词。“占”字本义也是卜问吉凶，字形由“卜”和“口”组成，加“口”表示询问吉凶。总之，可以说历史背景是汉字构造的源泉，而汉字字形则是特定历史状况的反映。有人说汉字贮存了历史或使历史定格在汉字之中，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二、古文字教学有助于学生识字和纠正错别字

“即使”与“既然”是两个常用的关联词，可有的同学在书写上常把这两个加点字搞混。“即使”表示未然假设，“既然”表示已然推论。“即”的甲骨文字形左边表示食器，右边是一个跪坐的人形，口向食物，表示未进食；“既”的甲骨文左边同样食器，右边也是跪坐的人形，但是口不向食物而向身后，表示进食完毕。现代汉字的字形依然保留了两字中口的向背特征，联系意义，这两个字的字形就不难辨别了。以上可见，凡与“接近”、“就”有关的词语就是“即”；凡与“已经”有关的词语就是“既”。

再如现代汉字中的部首“月”实际上包含了古文字中的“月”部和“肉”部，而且只有“朔、朗、期、朦胧”等少数字归属于古“月”部，其他的大多数字属古“肉”部，如“脖、肌、肚、肘、脂、肢”等等。了解了这一点，学生就不难记住“不胫而走、病入膏肓、义愤填膺、胴体、臃肿、丰腴”等不太熟悉的字形了。

古代曾用贝壳作为货币进行交易，和钱物有关的汉字自然多用“贝”表义了。如“货、贷、贯、赏、赐、赠、贿赂、贬、赃物”等等。这样学生就不会把“受贿赂得来的赃物”写成“受贿络得来的脏物”了。再如，甲骨文中的“玉”字作“丰”，像玉串，三横为玉片的平视图，一竖为贯穿玉片之绳。“玉”字原写作“王”字，不过是三横距离相等。而“王”字中间一横靠上，后为了与“王”字区别，才加了一点，但“王”字很少作字的构件，所以作为左右结构字形构件的“玉”仍不加点。因此，现代汉字中“王”部的字只有“皇、闰”等少数字属古“王”部，其他的大部分都属古“玉”部，这些字的意义都和玉有关，如“琼、琪、瑾、璧、瑶”等等。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记住“白璧无瑕、瑕不掩瑜”等字形，也有利于区分“暇、遐、瑕”等字形。

三、古文字教学有助于理解古今诗文的词义

1.在帮助学生积累文言词语时，教师可以适时地在黑板上画出一些文字。如“户”、“门”，甲骨文字形像单扇门形，小篆字形变作戶，上面的一横变作点了。“门”，繁体字作“門”，甲骨文像两户相对，故门又指双扇的门，是象形字。古代贵族院门为两扇，故称门，而卧室门为单扇，所以称户，贵族人家都有院门，而且为出入车马，院门都是双扇的，而一般贫寒之家或没有院门，或只是单扇的柴门，因此称贵族官府用“门”，如豪门、朱门、衙门，而称一般人用“户”，如屠户、猎户、小户人家等。把这些字的古文字形在黑板上一画，不需太多解释，学生会很快明白是何意思，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增强了学生的记忆效果。

2.在了解通假字的来历时，我们也可以适当地运用古文字字形。如“昔”本义是干肉，字形甲骨文的上部为日，即太阳，下部为被太阳晒弯曲的肉条，甲骨文有些字“日”旁在下部，隶书为书写方便，干肉形写作“昔”。干肉经太阳长期晒成，故引申久远、长期，又有久远、长期引申为从前、过去。后来“昔”旁加“月(即肉)”成“腊”字，表示“昔”的本义干肉。如《捕蛇者说》“然得而腊之以为饵”。“昔”反而很少用本义了。类似的还有“暴”与“曝”、“受”与“授”等。“暴”的小篆字形是会意字，日出之后，两手捧米，使之干。为了突出日晒的特征，后来又在原字之上加了一个“日”字，形成“曝”。“受”的小篆字形为(略)，形声字，中间的部分表音，是“舟”的省略，表意的部分由一上一下的两只手构成，表示上面的手给予下面的手以某种东西，《说文解字》中对“受”的解释为“相付也”。“授”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只手（提手旁），是它的今字。了解了这些字的演变过程，学生就很容易理解并记住：《石钟山记》中“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的“莫”是“暮”的通假字；《孟子·告子上》中“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暴”是“曝”的通假字；《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感也”的“受”是“授”的通假字。

3.在确定多义词在具体句子中的意义时，也可以运用古文字字形知识来进行提示，帮助学生做出自己的判断。例如《曹刿论战》中“公将鼓之”、“一鼓作气”的“鼓”字，大多数人都把它处理为名词活用为动词，但从它的小篆字形(略)来看，左边是一只放在架子上的鼓，右边是一只手拿着鼓槌做出击打的动作，可见“鼓”的本义就是击打，它原本就是个动词。又如“之”，学生看见它的第一反应是虚词，而往往忽略了它的实词用法“之”的甲骨文是“止”，止是脚的象形字，代表离开的地方，有到、往、去的意思。如《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辍耕之垄上”，《为学》“吾欲之南海，何如”中的“之”即为动词义。教师向学生介绍这些古文字字形知识既可以增加趣味性，又可以帮助学生牢固记忆。再如，《为学》“蜀之鄙有二僧”中的“鄙”从字形上看，其本义是区域、边境，这里用其本义，而《曹刿论战》“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中的“鄙”用现代义，是目光短浅的意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运用古文字字形知识帮助学生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不仅可以形成正确的观点，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

4.古文字在现代汉语教学中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厉”，《说文解字》的解释为“旱石也”，即为磨刀石。成语“再接再厉”是说两只鸡相斗互啄，喙啄钝了，就再到石头上磨一磨接着啄。知道了“厉”字的意义，能帮助学生轻松地记住这个成语的字形并理解其意义。又如“厉兵秣马”的“厉”解释为“磨，磨砺”是从本义引申来的，了解了这一点，成语的“磨快兵器，喂饱马匹。准备战斗”之意就不需特别记忆。

现代汉字中“四”部是古文“网”的变形，“四”旁的字义大都和此有关，如“罩、罾、罟”等，成语“门可罗雀”中的“罗”是用网捕捉义，而不是停落义。

现代汉字中，“草”部字都和草义有关，如“菅”是一种茅草，“草菅人命”就是指像对待茅草一样对待人命；“莠”是类似谷子的野草，“良莠不齐”就是指好苗和野草混杂不分，比喻好人和坏人难以区分。“荟、萃”均是指草多貌，“出类拔萃”就是指超出同类，“群英荟萃”就是指众多人才汇聚在一起。

总之，古文字字形用于中学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规律性提示的例子比比皆是，教师切莫谈古色变，要多研习、多积累，并适时地将其运用到教学中，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把零散的知识点汇聚成类，让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进而使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若此，何乐而不为？

古文字范文篇3

汉字的构形意图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其中包含造字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当时人们的思想和心理状态，以及当时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等。如“女”字，甲骨文作(此略。下文均为“略”字)，是捆缚的人屈身而跪的形象。可见“女”本义是奴隶。古代奴隶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在氏族社会里，男俘主要用为祭品或食品，女俘则留下服役，充当奴隶。因此，“女”即是奴隶，又可以表示女性。后世分化，“女”表示女性。再如“妻”，甲骨文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部像长发女子形，下为女子，上像其长发，字形右部为一只手，整个字形像用手抱女子，这就是说，妻子是抢来的女人。《甲骨文字典》说：“上古有掳掠妇女以为配偶之俗，是为掠夺婚姻，甲骨文中的妻字即此掠夺婚姻之反映。”解释甚确。后代“妻”字所表示的女子长发变为“十”，“又”即手，插入发中，即成今天“妻”字字形。又如“卜”、“兆”、“占”三个字，商代是笃信鬼神的时代，其具体表现就是占卜，那时战争、风雨、收成、生育、疾病、做梦等无论事大事小，都要占卜一下，看看吉凶。占卜的材料是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占卜时，先在甲骨背面钻出一些小坑，然后灼烧小坑，使甲骨正面因受热而出现裂缝，占卜者即依据这些裂缝的多少、曲折、走向来判断吉凶。“卜”字像横视的甲骨，“一”像荆木条，整个字形像用荆木条灸甲骨。灸后甲骨表面出现的裂纹叫“兆”。兆字甲骨文正像裂纹形。兆是判断吉凶的依据，也是吉凶的提前显示，事情发生前的迹象，今有“征兆”、“预兆”等词。“占”字本义也是卜问吉凶，字形由“卜”和“口”组成，加“口”表示询问吉凶。总之，可以说历史背景是汉字构造的源泉，而汉字字形则是特定历史状况的反映。有人说汉字贮存了历史或使历史定格在汉字之中，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二、古文字教学有助于学生识字和纠正错别字

“即使”与“既然”是两个常用的关联词，可有的同学在书写上常把这两个加点字搞混。“即使”表示未然假设，“既然”表示已然推论。“即”的甲骨文字形左边表示食器，右边是一个跪坐的人形，口向食物，表示未进食；“既”的甲骨文左边同样食器，右边也是跪坐的人形，但是口不向食物而向身后，表示进食完毕。现代汉字的字形依然保留了两字中口的向背特征，联系意义，这两个字的字形就不难辨别了。以上可见，凡与“接近”、“就”有关的词语就是“即”；凡与“已经”有关的词语就是“既”。

再如现代汉字中的部首“月”实际上包含了古文字中的“月”部和“肉”部，而且只有“朔、朗、期、朦胧”等少数字归属于古“月”部，其他的大多数字属古“肉”部，如“脖、肌、肚、肘、脂、肢”等等。了解了这一点，学生就不难记住“不胫而走、病入膏肓、义愤填膺、胴体、臃肿、丰腴”等不太熟悉的字形了。

古代曾用贝壳作为货币进行交易，和钱物有关的汉字自然多用“贝”表义了。如“货、贷、贯、赏、赐、赠、贿赂、贬、赃物”等等。这样学生就不会把“受贿赂得来的赃物”写成“受贿络得来的脏物”了。再如，甲骨文中的“玉”字作“丰”，像玉串，三横为玉片的平视图，一竖为贯穿玉片之绳。“玉”字原写作“王”字，不过是三横距离相等。而“王”字中间一横靠上，后为了与“王”字区别，才加了一点，但“王”字很少作字的构件，所以作为左右结构字形构件的“玉”仍不加点。因此，现代汉字中“王”部的字只有“皇、闰”等少数字属古“王”部，其他的大部分都属古“玉”部，这些字的意义都和玉有关，如“琼、琪、瑾、璧、瑶”等等。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记住“白璧无瑕、瑕不掩瑜”等字形，也有利于区分“暇、遐、瑕”等字形。

三、古文字教学有助于理解古今诗文的词义

1.在帮助学生积累文言词语时，教师可以适时地在黑板上画出一些文字。如“户”、“门”，甲骨文字形像单扇门形，小篆字形变作戶，上面的一横变作点了。“门”，繁体字作“門”，甲骨文像两户相对，故门又指双扇的门，是象形字。古代贵族院门为两扇，故称门，而卧室门为单扇，所以称户，贵族人家都有院门，而且为出入车马，院门都是双扇的，而一般贫寒之家或没有院门，或只是单扇的柴门，因此称贵族官府用“门”，如豪门、朱门、衙门，而称一般人用“户”，如屠户、猎户、小户人家等。把这些字的古文字形在黑板上一画，不需太多解释，学生会很快明白是何意思，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增强了学生的记忆效果。

2.在了解通假字的来历时，我们也可以适当地运用古文字字形。如“昔”本义是干肉，字形甲骨文的上部为日，即太阳，下部为被太阳晒弯曲的肉条，甲骨文有些字“日”旁在下部，隶书为书写方便，干肉形写作“昔”。干肉经太阳长期晒成，故引申久远、长期，又有久远、长期引申为从前、过去。后来“昔”旁加“月(即肉)”成“腊”字，表示“昔”的本义干肉。如《捕蛇者说》“然得而腊之以为饵”。“昔”反而很少用本义了。类似的还有“暴”与“曝”、“受”与“授”等。“暴”的小篆字形是会意字，日出之后，两手捧米，使之干。为了突出日晒的特征，后来又在原字之上加了一个“日”字，形成“曝”。“受”的小篆字形为(略)，形声字，中间的部分表音，是“舟”的省略，表意的部分由一上一下的两只手构成，表示上面的手给予下面的手以某种东西，《说文解字》中对“受”的解释为“相付也”。“授”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只手（提手旁），是它的今字。了解了这些字的演变过程，学生就很容易理解并记住：《石钟山记》中“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的“莫”是“暮”的通假字；《孟子·告子上》中“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暴”是“曝”的通假字；《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感也”的“受”是“授”的通假字。

3.在确定多义词在具体句子中的意义时，也可以运用古文字字形知识来进行提示，帮助学生做出自己的判断。例如《曹刿论战》中“公将鼓之”、“一鼓作气”的“鼓”字，大多数人都把它处理为名词活用为动词，但从它的小篆字形(略)来看，左边是一只放在架子上的鼓，右边是一只手拿着鼓槌做出击打的动作，可见“鼓”的本义就是击打，它原本就是个动词。又如“之”，学生看见它的第一反应是虚词，而往往忽略了它的实词用法“之”的甲骨文是“止”，止是脚的象形字，代表离开的地方，有到、往、去的意思。如《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辍耕之垄上”，《为学》“吾欲之南海，何如”中的“之”即为动词义。教师向学生介绍这些古文字字形知识既可以增加趣味性，又可以帮助学生牢固记忆。再如，《为学》“蜀之鄙有二僧”中的“鄙”从字形上看，其本义是区域、边境，这里用其本义，而《曹刿论战》“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中的“鄙”用现代义，是目光短浅的意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运用古文字字形知识帮助学生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不仅可以形成正确的观点，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

4.古文字在现代汉语教学中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厉”，《说文解字》的解释为“旱石也”，即为磨刀石。成语“再接再厉”是说两只鸡相斗互啄，喙啄钝了，就再到石头上磨一磨接着啄。知道了“厉”字的意义，能帮助学生轻松地记住这个成语的字形并理解其意义。又如“厉兵秣马”的“厉”解释为“磨，磨砺”是从本义引申来的，了解了这一点，成语的“磨快兵器，喂饱马匹。准备战斗”之意就不需特别记忆。

现代汉字中“四”部是古文“网”的变形，“四”旁的字义大都和此有关，如“罩、罾、罟”等，成语“门可罗雀”中的“罗”是用网捕捉义，而不是停落义。

现代汉字中，“草”部字都和草义有关，如“菅”是一种茅草，“草菅人命”就是指像对待茅草一样对待人命；“莠”是类似谷子的野草，“良莠不齐”就是指好苗和野草混杂不分，比喻好人和坏人难以区分。“荟、萃”均是指草多貌，“出类拔萃”就是指超出同类，“群英荟萃”就是指众多人才汇聚在一起。

总之，古文字字形用于中学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规律性提示的例子比比皆是，教师切莫谈古色变，要多研习、多积累，并适时地将其运用到教学中，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把零散的知识点汇聚成类，让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进而使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若此，何乐而不为？

参考文献：

[1]王贵元.汉字中的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2]陈炜湛.古文字趣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Abstract:Ancientwritingteachingisnotonlyhelpfultotheunderstandingofancienthistoryandculture,butalsohelpfultothemotivationofstudents’learninginterest,soastomakestudentslovelanguageandwritingofourmotherland.Basedonspecificexamples,thispaperexpoundstheapplicationofancientwritinginmiddleschoolChineseteaching.

Keywords:ancientwriting;Chineseteaching;application

古文字范文篇4

大篆的发展过程可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的古文字师法自然，据物绘形，一字有多种写法，结体上长短大小不拘，用笔潇洒自由，还没有定型化。此期截止于西周末年，属于古文字未定型期。《说文解字叙》：“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周宣王时的太史籀对古文字进行了一番整理，从而统一了全国的字体。西周末年的虢季子白盘上的文字可见其端倪，后来的《石鼓文》可为其代表。它的特点是比早期古文字规范、严整，结体极其积聚，形体上较完备，接近小篆，是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书体。此期截止秦朝统一中国，属于古文字初步定型期。至于六国古文的“语言异声，文字异形”，那是因为当时“各国诸侯互相征伐”，各自为政所形成的一些异体字，并不影响古文字初步定型期的确立。

大篆体现了据物绘形的特点，具有强烈的象形性质，近于图画，是汉字之本源的象形文字。大篆是秦以前的通用正体。

小篆又叫秦篆。公元前20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针对以前诸侯割据所形成的“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采纳了李斯提出的“书同文字”的建议，命李斯等对文字进行整理和改革成为“小篆”。小篆对大篆进行了简化，淘汰了大量的区域性的异体字，使全国文字统一起来。

小篆实行了严格的定型、定位、定音、定义，使汉字发展成为一个严整的、定型化了的科学体系。小篆属于古文字定型期。

小篆结构统一稳定，其中形声字约占80％。仅《说文解字》保留下来的小篆就有单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常用字实际上只有三四千个。例如《四书》总共只用了4466个字”。（王力语）远远超出了常用字字数。同时，小篆使汉字书写线条化，偏旁简单化，笔画固定化，字形成纵势规整的长方形，奠定了汉字“方块型字”的基础。

小篆是秦时通用正体，汉始为隶书替代，仅用于书法。

隶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来的。它源于战国，孕育于秦代，形成于西汉，盛行于东汉。秦始皇时，“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汉书·艺文志》）“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说文解字叙》）隶书即用于隶人佐书。它是因当时军政事务繁忙，为适应急就速写文字的需要，由下级官吏创造和推广使用的一种比篆书简易、书写速度更快的字体。

郭沫若说：“秦始皇的特出处，是他准许并奖励写草篆，这样就使民间所通行的草篆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促进了由篆而隶的转变。”（《奴隶制时代》）同时，秦朝“以吏为师”，官吏为了教学之便，把自己使用的手头字体教给大家，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和普及隶书的作用。可以说秦始皇在文字史上的作用不仅是整理简化了古文字（“书同文字”），还开创了今文字，实现了古今文字的分野。秦王朝在暂短的几十年内创立了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这简直是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

隶书是篆书向楷书过渡阶段的字体，可分为破篆和立楷两个阶段。晋·卫恒《四体书势》曰：“隶书者，篆之捷也。”其初笔划由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结构删繁就简便于书写，充分体现了对篆的破。这个阶段始于战国，结于西汉之末。《宣和书谱·正书叙论》：“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体。”这个阶段具体为东汉。隶书在立楷同时，自身也开始追求整齐美观，渐加波磔，以增华饰。

隶书在破和立的过程中，通过对结成汉字形体和结构的同化、异化、讹化、位移、简化等方式，对汉字的形体结构作了一次全面的调整。并逐步把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将线条笔划变成了书写笔划，使文字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横方。这种从文字结构、笔划到形体上的变化，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具体奠定了近两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的汉字形体的基础。

草书，其广义包括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草体，如草篆、草隶、稿草、章草、今草、狂草、标准草书等。宋·张栻《南轩集》：“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扎已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

首先，草书结构省简，笔划纠连，书写迅速，具有“赴迅急就”的实用性。其次，草书损正体之规矩，存字形之梗概，粗书之，具有改变字体的导变性。郭沫若说：“隶书是草篆变成的，楷书是草隶变成的。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奴隶制时代》）篆书由草篆导变为隶书，隶书由草隶导变为楷书，皆由草书导变为新体。第三，草书笔划简捷，线条活泼，纵任奔逸，变化多姿，能表现作者的情趣和意境，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有其利必有其弊。草书是手写体，但是汉字却没有通用的手写体。究其原因，是数以万计的构形不同的汉字仅由点、横、竖、撇、捺、钩、折、提等基本笔划组成。结构十分严谨，且不说多一撇少一点不行，就是按部就班去写，也得严细认真，一丝不苟。例如：“子”字中间的横，如写成左倾或右斜，便成为“孑孓”了。更何况草书乃损正体之规矩，存字形之梗概，势必导致符号化，岂能不造成混乱。例如，草书中的：“日”字符号竟代表楷书中的“日、田、目、口、隹、西、四”等十几个偏旁部首，形成了偏旁部首假借。甚至异形混写，形成了一形多字的书法假借。以及还有些字在草书中字形相似，相差甚微，更是“一点写不准，神仙也难认。”因此，阅读时缺乏规范法度可循，往往只能凭猜想。古代有个笑话说：张丞相好草书，一日写了好句子，让他侄子抄，他侄子问他其中的字，他竟也不认识了，反责问：“胡不早问，致我忘之？”（《拊掌录》）笑话诙谐地揭示了草书缺乏统一的规范。尽管现代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曾根据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制定了标准草书，但也没有成为通用的手写体，这大概是因为他也没能解决草书的易识和准确的缘故吧！其实草书的易识和准确是根本无法解决的。由于草书的随意性很大，特别是狂草，“古法变尽新有余”，心手相师，变化万端。历史上的草书大家张旭和怀素，被称为“颠张狂素”，其书法真也达到了颠狂的程度，不但学习的人感到“草书苦无法”，而且“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戴叔伦《怀素草书歌》）真是妙手偶得，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草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书法至上的皇冠，而被誉为中国书法至上的皇冠的草书，其欣赏价值远远大于实用价值。正因为如此之故，真书之后出现的行书，才比较谨小慎微，被称为“真之捷，草之详。”（清·刘熙载《艺概》）形体上没有大的变异，只不过是真书的手写化而已，故此文不予专论。

真书，又叫“今隶”、“楷书”、“正书”。真书始于东汉，系以隶字作楷法，省改波磔，增加钩趯而成；形成于魏晋，魏代钟繇、晋代王羲之改变体势，备尽法度，遂使真书脱胎于汉隶，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正体；盛行于唐代，唐人书法皆讲究字体结构，精求形貌，妙品迭出，百花齐放。欧、虞、褚、李、颜、柳等各自成家，蔚为大观，以致被后人一直视为学习真书的正规风范。

真书是隶书的进一步规整，或者说是今文的定型化。它是在隶书和“隶书之捷”章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隶书和章草的优点，纠正了隶书之难写和章草之难识的不足。从中改变了隶书的笔势，并适当加以简化，使之成为形体方正，横平竖直，笔划清楚，准确易识，便于书写的“楷模”字体。真书从魏晋以来成为通用正体，一直沿用至今日。

以上综述了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汉字是从新旧形体演变的矛盾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动力是以求书写之迅速，发展的倾向是由繁趋简。而由繁趋简必然要损坏字源，因此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对字源的否定过程。恩格斯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的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在此对字源的否定，是汉字内部的否定因素发展的结果，是旧质向新质的飞跃，是扬弃。因为在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对字源的否定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所以，汉字形体的演变与字源的差异必然越来越大。而只有正确地认识这种差异，才能正确地理解文字的构形和本义。

首先，古文字从未定型期向定型期的演化，使古文字的图画成分减弱，符号成分增强。虽然提高了书写速度，但是定型后的古文字与字源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致使有些小篆从其构形上已经无法辨认出其本义。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尽管作者许慎学识渊博，“五经无双”，又博访通人，治学态度严谨，然而由于他没有看到未定型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只能根据在形体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定型期的小篆和初步定型期的籀文来分析字形，难免把一些字的本义解释错了。

例一：已，《说文》：“巳，已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巳为蛇。象形。”

《汉语大字典》：“甲文、金文已字形又与子同，象胎儿。”

例二：为，《说文》：“为，母猴也，其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

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案：（为）从爪，从象，绝不见母猴之状，卜辞作于牵象形……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

例三：臣，《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臣，“（甲金文）均象一竖目之形。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以此也。”

以上字例可见，许慎之所以将其本义解释错了，主要是他没有看到未定型期的古文。如果他看到了未定型期的古文，这些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未定型期的古文，归法自然，近于图画，视而可识，望文生义，是比较好理解的。这充分说明了，古文字从未定型期向定型期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与字源明显的差异。如果对这些差异不加以分析，不去追踪溯源，弄清其来龙去脉，而断然顾形思义，势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次，篆隶之变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是今文之始，真书是今文的定型化。汉字经过隶变，形体和本质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胡秉虚《说文管见》：“隶书兴而字一大变，故经典用字有与篆文大异者。”隶书彻底改变了古文字那种参照实物构形的被动局面，从中由造字时的画形会意改变成了笔划态势，降低了汉字的繁难程度，提高了书写速度。这是汉字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简化，也是汉字历史上否定字源最深刻的一次。

例一：同化，篆异而隶同。（1）“有朗”中的“月”篆字为“月”，“朝服”中的“月”篆字为“舟”，“骨脓”中的“月”篆字为“肉”，而隶变皆为“月”。（2）篆字“然”下的火苗，“马”的四条腿，“鱼”的尾巴，“鸟”的两脚，隶变皆为“…”（四点水）。（3）“春泰奉秦奏”它们的上部在篆字中皆然不同，隶变统一为“”（春字头）。

例二：异化，篆同而隶异。（1）心，“性恨”（在左）、“恭慕”（在下）、“志意”（在下），而在篆字中皆为“心”形。（2）人，“保仁”（在左）、“负色”（在上）、“卧咎”（在右）、“饰饬”（在右上），而在篆字中皆为“人”形。

例三：讹化，以讹传讹，刃非成是。（1）前，篆字为“从止舟上”（《说文》），隶变为“前。”（2）要，篆字为“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说文》），隶变为“要”。（3）曰，篆字上面不封口，隶变成扁日。

例四：位移。（1）“崩晃界垄攀翌”此隶变成为上下结构的，在篆字中原为左右结构。（2）“印峰魂裙稿惬”此隶变成为左右结构的，在篆字中原为上下结构。

例五：简化，篆繁而隶简。（1）阝，“郡邻”（此在右篆字原为“邑”），“隘院”（此在左篆字原为“阜”）。（2）雷，篆字雨下三个田，隶变为一个田。尘，篆字土上三个鹿，隶变为一个鹿。（3）“蜂烽锋”中的“夆”篆字皆为“逢”，隶变为“夆”。

例六：繁化，篆简而隶繁。（1）故意繁化，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三十九卷：“随意增益，妄施小巧，以异为博，以多为贵。”例如“书增减真隶，别为一格”的“板桥体”（清·牛应之《雨窗消息录》）（2）类化变繁，双音联绵词中的两个字互相影响，产生的类化变繁。如篆字“凤皇”而隶书为“凤凰”。（3）异化变繁，由于假借反客为主，其本义异化为形声字。如篆字“莫北要”隶书皆加义符为“暮背腰”。（4）义化变繁，即给假借字加义符，由假借字变成形声字。如篆字“采辟”隶书加义符为“菜避”。

上述六例，其中繁化：第一种故意繁化属于个别现象，后三种皆为形声的产物。形声属于造字范畴，而不属于隶变范畴。因此，繁化不影响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倾向。其中同化、异化、讹化、位移、简化等则对古文字形体和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造，对字源进行彻底的否定，使古文字的象形性特征基本丧失殆尽，趋于符号化，以致于有些字构形上未免有悖于“六书”。如此再一味按图索骥，据形辨义，难免造成“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说文》）的笑话。

古文字范文篇5

一、诗人、军人、史学家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振聋发聩的响亮口号。鲁迅以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郭沫若以第一部白话诗集《女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郭沫若本来旧诗根柢很好，少年时代留存在作业本上的诗歌六十余首，其中虽有少年诗人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但洋溢着深厚的民富国强的真诚祈愿和强烈的反帝爱国激情。“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这些诗句显示出郭沫若少年时代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忧国忧民的广阔胸怀⑴。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在思想上反映了新时代的新精神，艺术上也是不拘一格，大胆创造，完全打破了旧诗格律的桎梏，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自《女神》问世，诗坛上才算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新诗。《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郭沫若热烈地希望灾难深重的祖国在烈火中得到新生。《女神》是我国新文化史上第一部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新诗集。它的问世，开创了一代诗风。郭沫若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到南昌，踏遍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在的家里，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请看今日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之后，经几年的潜心钻研，却变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郭沫若亡命日本期间，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次大论战，看似学术之争，实际上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正如郭沫若所说：“对于未来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这次论战，是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这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的大论战。

郭沫若对论战中涉及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从未研究过的。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凭着满腔热血、一颗忠心，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具备的中国古文献根柢，勇敢地参加了这场陌生的大论战，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下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及《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写作之际，郭沫若深感旧有文献之不足，且难征信，认为须得“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1928年八九月间，他首先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借到了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前编》。但这部没有释文的拓片集录使他无从解读和使用，于是，转向求索甲骨文的入门书籍。他开始阅读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和一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著作。

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没有老师指导，全靠自己摸索。“且以遁迹海外，无可与谈者，甚苦孤陋”⑵。又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天天要跑东京借书。因为要参考《殷墟书契前编》，“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殊多不便”⑶。没有职业，生活困难，全靠朋友们接济。或搞点文学、搞点翻译，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生活的压迫有时候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⑷。有时连一支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把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读了一遍。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读书、研究、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发高烧，也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甲骨文字研究》中的《释支干》一篇，有一段字迹写得特别粗大，就是在发高烧的时候书写的。就这样，郭沫若仅用了两年左右时间，便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有关篇章。这是他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而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三、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是郭沫若利用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初次尝试。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书经李一氓努力交涉，均在1931年初由大东书局影印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收集作者1929年所写的考释甲骨文字的论文17篇。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把甲骨文研究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收集了作者1930年所写的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论文16篇。这两部论文集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有关篇章，是郭沫若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因为是草创时期的探索，免不了有许多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说法。但是，郭沫若正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探索。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而是由郭沫若开创的史学研究的新天地。在十年的旅居生活中，郭沫若出版了很多有关古文字的论著。

1932年1月，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影印出版；同年8月，前书的姊妹篇《金文丛考》问世；1933年5月，《卜辞通纂》出版；同年12月《古代铭刻汇考》出版；1934年春，《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出版；同年秋，《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出版；1935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出版；1937年4月，《殷契粹编》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一部接着一部出版问世，使得当时的古文字学权威们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迹。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这部巨著所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是他在考古学领域最重要的建树，奠定了金文研究的基础。它的重要性，郭沫若曾以周代青铜器为例，作了剀切的阐发：“……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⑸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是凿破这一浑沌的名作。过去对金文的研究，虽然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自北宋以来的大多数学者，却是根据个人收藏的器物或拓本，汇编成铭文集录，或兼收器形，或考释文字。著录的方法则又大都是按器物分类，同类则以文字有无多寡为序，对于器物的年代和国别仍然是模糊不清，完全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使用。郭沫若在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于是便在当时所能掌握的资料条件下，用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两周金文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于是，他从传世的几千件有铭文的铜器中，先寻出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文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作综合考察，精选出铭文较长而史料价值较高的铜器323件。“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他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分别断定其它器物的时代或国别。这样就把混沌不清的两周八百年的铜器，整理成为“有历史系统之条贯”，并把铜器上的铭文变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史料。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由此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经过六十多年的检验，证明是科学的方法，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一直延用到现在。

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高深造诣，使他在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郭沫若是利用甲骨文、金文对中国古代史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开拓者。

“我们现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卜辞，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本篇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得见甲骨文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我认定古物学的研究在我们也是必要的一种课程，所以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⑹

四、中外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郭沫若自1928年秋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三年以后，研究成果一部一部地出版问世，这使得当时的许多人目瞪口呆，迷惑不解。在辉煌的成就面前，不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不相信、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为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惊叹不已。

何干之评述道：“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⑺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书中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柞、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⑻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⑼

1947年，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胡适、傅斯年不约而同地提名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对郭沫若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傅斯年推荐郭的著作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会，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组）院士、（考古组）院士。人文组中从事考古专业的同时当选的还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⑽。

五、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

郭沫若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他的勤奋、天赋、敢于创新等条件外、十分重视新的科学方法，密切关注最新学术动态，重视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1929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德国人亚多尔夫·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初版采用日译书名《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在译者序中，郭沫若指出：“受着这些外来的激刺，中国内部也有一部分的有志者起来从事于考古学的检讨了。如像一两年来的殷墟发掘，便是这种例证。”⑾

在1948年该书重新出版时，他在《序》中进一步写道：“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作者不惜辞句的教人要注意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考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而且留心着全体。”“假如没有译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

郭沫若虽然身在异邦，但时刻关注着殷墟的发掘。依靠国内朋友，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容庚先生。＿1929年10月31日郭沫若写信致容庚，；闻李济于安阳发掘文物，说：“李济安阳发掘是否即在小屯，发掘之结果如何？可有简单之报告书汇否？仆闻此消息恨不能返国门也。”⑿容庚先生及时给他提供小屯发掘的最新信息。郭沫若对殷墟发掘的成果，给予极高的评价。“靠着殷墟的发现，我们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现代考古的最幸福的一件事。就这一发现，中国古代的真面目才强半表露了出来。”⒀

对于以往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先驱者，对于他们在探索中作出的贡献，郭沫若都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近五十年来研究这项学问的人才辈出，如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都是很有贡献的。

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是郭沫若研究古文字的启蒙读物。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即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结合《史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等书，有力地证明了《殷本纪》所载殷王朝的世系是可信的，并订正了先公先王的位次。郭沫若受王国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此时对殷周社会性质的认识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关干“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论断，则成为郭沫若以“殷周之际当即所谓‘突变’之时期”的出发点和依据，从而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周代是奴隶社会的开始。郭沫若评论道：“王氏在卜辞研究之余有《殷周制度论》之作，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一篇轰动了全学术界的大论文，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为圭臬。”又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⒁

此外，郭沫若对罗振玉（雪堂）、董作宾（彦堂）也都有很高的评价。

注释：

⑴乐山市文管所编：《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⑵1929年9月19日致容庚信。《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⑶同上，1929年12月4日致容庚信。

⑷《金文丛考》重印弁言。

⑸《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沫若文集》第16卷。

⑹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序说《卜辞出土之历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⑺⑻转引自《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18页。

⑼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论的认识》，台湾大陆杂志社1960年版，第8页。

⑽此事过去只是听说，未敢深信。最近由台湾几位朋友提供可靠资料，确凿无疑，对台湾同行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⑾郭沫若译（德）亚多尔夫·米梅里斯（A·Michaclis）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第4页，上海湖风书局1931年再版。

古文字范文篇6

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应用于平面设计中的重要意义

（一）表现我国文化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平面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提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今天，上到国际下到民间，文化的竞争无处不在。将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平面设计，使中国传统文化被世界所熟知，加强了文化的竞争能力，从而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

（二）促进了平面设计的创新

艺术的类别有很多种，视觉艺术是平面设计的终极追求，因此，创新是平面设计的灵魂。目前，由于我国的平面设计起步晚，水平还比较低，其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许多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之所以遇到瓶颈，是因为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最近几年，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受到关注的同时，在平面设计领域也相继使用，对平面设计来说这是一种创新，有些客户对中国传统特色十分喜爱，要求设计者将中国传统元素纳入其中。创新是设计者的灵魂，而我国多数平面作品没有体现出创新的特点。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加入，许多平面设计让人眼前一亮，为平面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方案。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一）传统书法的应用

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种类繁多，书法是其中之一，许多设计师认识到了书法的重要性，同时，也将书法应用于平面设计当中，为平面设计赋予了新的含义。伴随着年代的更替，我国的字体有着传承的现象，其中，汉字就是由象形字体演变而来的，汉字的形态比较特殊，能够以不同的图案和标记展示文字的具体内容，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今天的平面设计利用大量的点与线突出平面设计的夸张能力，从而将书法艺术融入其中，使人在视觉上感到了空间感和错位感。我国的奥运会标志上出现了小篆书法艺术，将北京的“京”字艺术化，使其呈现出人形的模样，放眼望去，“京”字给人一种动态的美感，好像某个在疾驰状态下的人类，体现出一种运动的姿态，不仅符合奥运会精神，也使我国奥运会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好评。由此看来，书法为平面设计起到了增添色彩的作用，在经过平面设计的装饰后，书法也有了现代化的气息，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宣扬，同时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

（二）现代水墨画的应用

创新能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平面设计的质量，在平面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使平面设计光彩四射，也时刻体现了平面设计追求创新的理念。与书法艺术一样，中国水墨画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也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多数平面设计公司对水墨画进行研究，并开始应用。作为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之一，水墨画的出现不仅使中国古代传统的气息跃然纸上，同时，由于水墨画拥有着与众不同的柔和感和兼容性，因此在与现代艺术的交融中并没有体现出任何不适，相反，水墨画将现代艺术的隐藏美感逐一挖掘，体现出平面设计的层次感。平面设计的构造看似简单，其实它所展现的内容并不亚于今天的3D影视，而水墨画给出的意境和影响与平面设计基本吻合，使平面设计的美感有所升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是一种帮助。

（三）与民间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

民间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民间传统文化映射了劳动人民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作为一种较为基层的文化形式，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同时，也符合了今天人们对传统文化向往、追寻的过程。我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内容丰富多彩，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之一，剪纸艺术将我国传统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将剪纸艺术融入平面设计里，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使平面设计的民俗气息更加浓重，与此同时，剪纸艺术不仅在选材上有所要求，在具体颜色的使用上也应该慎重选择，不同的颜色使平面设计能够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比如剪纸艺术常用的红色，红色不仅是一种个性突出的颜色，也符合了我国的“中国红”，达到了视觉冲击和民族特色共存的目的。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主要应用

（一）蒙古文字的应用

在平面设计中加入蒙古文字也是当下主要的潮流之一，但是进行蒙文设计时需要注意两点：一方面是蒙古文字比较匮乏，能够被设计采纳的文字较少；另一方面是蒙古文字的适应程度较低，很难适用于各种设计理念之中。基于此，首先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设计师需要将蒙古文字趋于标准化并提高标准的文字数量，通常来讲，计算机只能识别出十五种蒙古文字的标准字体，但是例如汉字和英文字母能够体现出几百种标准形式，与其他字体相比，蒙古文字在标准字体上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可用素材少之又少，应用于平面设计中所产生的局限性就比较强。鉴于以上情况，设计师需要利用其他文字的体态丰富蒙古文字标准字体，进行蒙古文字形态设计时，可以运用手写、书法亦或是修饰等手段。另外，设计师需要展开想象，蒙古字体的笔画也能够加以利用，打个比方，将细线画粗或是将粗线画细，再者将笔直的线条稍微予以倾斜等等，通过以上改进措施能够体现蒙古字体的张力。

（二）蒙古图案的应用

蒙古族的图案种类繁多，通过图案就能够感受到一种浓厚的传统蒙古气息。将蒙古族传统图案融入平面设计中时，设计师不仅要观察图案表面，还要挖掘图案的内部信息，比如图案的构成、图案的形态、图案的个性以及图案所蕴涵的道理等等，这样才能够达到深刻理解、举一反三的水平，避免了只在表面下功夫，平面设计缺乏内在含义的情况出现。此外，设计师需要根据设计方向筛选出较为合理的图案材料，能够为设计过程中去除许多阻碍因素，筛选的材料绝对要与设计理念相符合。蒙古族图案与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图案有所区别，它能够满足视觉上的饱和，图案的结构也十分复杂，但是对于平面设计来说，这种图案更多情况下会产生一种负担，与当下的设计思路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设计师将图案去繁存简，将图案的精华部分应用于设计之中。设计师还需要具备创新意识，抽象与非抽象图案都应该利用创新方式突出美感，使蒙古图案能够融入现代文化潮流。

四、结语

当今的平面设计行业发展速度快，对设计师的创新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为给平面设计行业注入更多的活力，传统文化元素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是平面设计中的创新理念，不仅使平面设计有了更多的发展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创新不意味着随性，设计师需要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合理使用，使平面设计的美感符合大众的需求。

作者:邓晓新 陈新宇 单位:辽宁大连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孟国忠,徐丽,徐朝阳.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及其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J].包装学报,2015,(03):60-63.

古文字范文篇7

下面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汉字的性质，即汉字到底跟什么样的语言单位对应。考察一种文字的性质，首先要看这种文字表达语言中的何种要素。据此把人类的文字分为表词文字、词素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等等。在考察文字表达何种要素时，究竟着眼于文字的何种单位呢？是一个字呢？还是字符呢？就这个问题，裘锡圭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有的人是因为看到汉字里一个字通常代表一个语素，称汉字为语素文字的。像这样撇开字符的性质，仅仅根据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所代表的语言成份的性质来给文字体系定名，也是不妥的。”[3](P15)裘锡圭认为，给拼音文字定性时，是看一个字中的字母表达了语言的什么成分；既然如此，给汉字定性也不能看一个字表示了什么成分，而应看一个字中的字符跟语言中什么成分发生关系。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在谈论汉字性质时，不能把一个汉字跟西方拼音文字中的一个字等同。西方文字（如英文）中的一个字都是一个词的书写形式，比如kaiser是一个字。而现代汉语一个词的书写形式多数不是一个汉字，如“矛盾”中的“矛”不是词的书写形式。跟西方文字一个字相当的，是“人民”、“革命”、“布尔什维克”这类汉字组。一个个汉字，其实只跟西方文字中的一个个字母相当。理由如下：

第一、汉字体系中一个书写单位是一个汉字，而西方拼音文字中一个书写单元是一个字母。

第二、一个现代汉字来源于古代的一个表词字，而现代西方文字的一个字母也来源于古代的一个表词字。

第三、铸造铅字所占用的面积来说，一个汉字也等同于西方文字的一个字母。

第四、西方文字以一个字母为基本单元跟语言要素发生联系；汉字体系以一个汉字为基本单元跟语言要素发生关系。

正因如此，以往考察文字性质时，都是把汉字、日本假名、英文字母这类符号放在同一层面上的。不这样就说不清楚。如“花”中的只指示语素的意义，“化”只表示语素的声音，两者都不表达语素；表达语素的是“花”字整体。

总之，考察汉字表达语言中何种要素时，还应着眼于一个个汉字，而不是字符。那么，汉字性质如何呢？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认为，汉字是表词文字。[4](P360)这个概念意味着，汉字基本上都是用来表达语言中的词的。这个概念，对记录古代汉语的汉字来说是合适的，因为古代汉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更是这样。然而，这一概念不适用于现代汉字。现代汉语中的词以复音词（特别是双音词）为主，而现代汉字的一个字并不记录一个复音词，而只表示它的一个音节。这样看来，表词文字这个概念并不能概括所有汉字。

美国的I·J·Gelb认为汉字是词——音节文字，[5](P48)裘锡圭认为汉字应称为语素——音节文字。[6](P16)这两个概念差别并不大。语素是指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能够独立活动的语素就是词。汉字是否可称为语素文字下文要谈。把汉字称为词/语素——音节文字是基于下述事实：古汉语中存在一些联绵词，这是单纯词，其中的单个音节没有意义，两个或几个音节合在一起才表达意思，记录这种词时，一个汉字只表示一个音节；古今汉语中都有一些两个以上音节的音译外来词，这种词的每个音节也讲不出什么意思，而记录这种词时，一个汉字也只表示一个音节。

尽管存在这样的事实，我们还是不能把汉字称为语素/词——音节文字。理由如下：

第一、音节文字这个概念有特定的含义，这种文字里的一个符号记录语音中的一个特定音节，如日本语中这个符号记录[i]这一音节，这个音节也只用这个符号。汉语中显然没有这种符号。表词——音节文字也有特定的意义，这种文字既使用表词字（独立使用或用作定义符号），也使用这一类的音节符号。苏美尔文字就是这样（这种文字的音节符号尚不够完善，有时一个音节有几个不同的符号）。如果把汉字也称为语素/词——音节文字，那么不但名不副实，而且也无从区别汉字与古苏美尔后期文字。

第二、记录联绵词、外来词中音节的汉字常常被人们赋予意义。汉语联绵词和音译外来词的书写形式常常是些假借字，这些文字表示的是没有意义的音节，而不是有意义的语素。这就违背了汉字以形表义的通则。为了与通则相谐调，人们对这种汉字进行了改变，使之具有意义。第一种方法是增添提示意义的意符。如下列联绵词的书写形式：“匍匐”、“缤纷”、“窈窕”、“婵媛”、“蟋蟀”、“褴褛”、“憔悴”、“徘徊”、“逶迤”、“踌躇”；又如下引外来词的书写形式：“玻璃”、“骆驼”、“袈裟”、“唢呐”、“箜篌”、“猛犸”、“氆氇”、“鸸鹋”、“胳肢”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整个词才有意义、单个音节没有意义，但是，表意偏旁却加在每个表示音节的汉字上。这样一来，这种字所表达的语言要素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有意义的了，也就是语素了。前苏联文字学家伊斯特林说得好：“用汉字表示的汉语多音节词的单个部分不仅仅是表音单位——音节，甚至与其说是表音单位——音节，不如说是表意单位——根词素。特别是汉字中使用‘偏旁’的实践证实了这点。在书写由最初单音节词叠合法产生的多音节词时，‘偏旁’常用来确定它每个用相应音词字表示的单音节部分，而不是确定整个多音节词。”[6](P39)

偏旁的加法对于我们确定汉字的性质确实很有启发。第二种方法是选用接近外来词词义的汉字书写音译的多音节外来词，如“逻辑”(logic)、“乌托邦”(Utopia)、“基因”(gene)、“绷带”(bandage)、“声纳”(sonar)、“雅痞”(Yuppies)、“维他命”(Vitamin)、“休克”(chock)、“模特儿”(model)、“俱乐部”(club)等。有时，还选用跟外来词词义有着某一方面联系的汉字书写音译的多音节外来词，如“席梦思”(shermons)、“香波”(shampoo)、“味美思”(vermeuth)、“霓虹（灯）”(neon)、“保龄（球）”(bowling)、“敌敌畏”(DDVP)等。这样一来，上面这些记录外来词的汉字也被理解为表达语素的了。

第三、给一种文字体系定性往往看这种体系里的绝大多数基本单元表达语言中的何种要素。例如埃及古王国时期一座陵墓上的铭文被看作是表词文字的样品，但是其中也有辅音音值的符号。阿兹特克文字被看作是图画文字，但其中也使用了意词字和音词字。汉字体系里虽然有些字表达语言中没有意义的音节，但这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字所表达的语言要素是有意义的

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我们认为，不能把汉字称为语素/词——音节文字。美籍华人赵元任称汉字为语素文字。[7](P144)这个名称适用于古今汉字。汉字跟汉语里的词及其构成成份关系密切。在古代汉语里，单音词占多数，复音词是少数，特别先秦两汉时期更是这样。古汉语的复音词有两大类。一类是合成的复音词：这种词是由原来是单音词的两个成份组合而成，如“朋友”、“驰驱”、“恭敬”、“天下”、“先生”、“屏风”、“冥冥”、“昭昭”、“缓急”、“异同”、“园圃”等等；这些词有的是由两个同义语素组合而成，有的是叠音词，有的是偏义复词，总之都是复合式或重叠式的；还有一种合成词是附加式的，如“有夏”、“有忡”、“其凉”、“于役”、“欣然”、“率尔”、“蔼如”；合成词的每个部分都有意义（词缀表示某种附加意义），因而都是语素。第二类是单纯的复音词，包括古代的外来词、方言词和联绵词，如“葡萄”、“苜蓿”、“於兔”、“玄黄”、“犹豫”、“狐疑”、“陵夷”、“挥霍”。一般说来，这类词的单个音节没什么意思。

汉字在记录古汉语中的单音词时，显然是一个汉字表示一个语素，一个成词语素；在记录合成词时，也是一个汉字表达一个语素，一个不成词语素。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是这样）汉字没疑问是语素文字。

汉字在记录单纯复音词时，一个汉字表达一个没有意义的音节。但是，前面讲过，这类汉字常常被人们赋予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联绵字在某些特殊场合可以拆开来用，如：玄黄：“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诗经·小雅·何草不黄》）

犹豫：“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老子》）

恍惚：“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

有时候这种字也可以倒着说，如“犹豫”可以说成“夷犹”、“玲珑”可以说成“珑玲”、“狼戾”可以说成“戾狼”。这样的事实似可说明，在古人心目中，联绵词的每个成分也是有意思可讲的。正因如此，古人在注解联绵字时，常常把它拆开来，望文生义。如古人在解释“犹豫”时说：犹如豫“此二兽进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谓之犹豫。”（《礼记·曲礼》正义）由上述可见，记录联绵词、音译外来词的汉字也被改造为表达语素的。

总之，把书写古代汉语的汉字称为语素文字是很恰当的。

现代汉语的单音词是少数，复音词是多数。复音词也有两类。一类是合成词，如“途经”、“骨肉”、“动静”、“新潮”、“提高”、“车辆”、“投资”、“地震”、“姐姐”、“老虎”、“刷子”、“红通通”等；这些词分属于“复合式”、“重叠式”、“附加式”三类；合成词的每个成分都有意义，因而都是语素。二类是单纯复音词，如“澎湃”、“苍茫”、“芙蓉”、“咖啡”、“苏维埃”、“狒狒”、“猩猩”等；单纯复音词可以分为联绵词、音译词、叠音词三类；单纯复音词的每个音节不表示意义。

汉字在记录单音词时，一个汉字表达一个成词语素；在记录合成词时，一个汉字表达一个不成词语素。在这两种情况下，汉字都是语素文字。汉字在记录单纯复音词时，虽然一个汉字表示一个没有意义的音节，但是由于前述的理由，这种汉字也被理解成语素文字。

总而言之，记录古今汉语的汉字都可以称之为语素文字。前苏联文字学家伊斯特林，称古汉字为表词文字，现代汉字为词素文字。[6](P30-44)这种说法大致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古代汉语单音词为主，尤其先秦两汉时期更是这样。记录古代汉语时，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汉字表达一个单音节词。现代汉语以复音词（尤其是合成词）为主。记录现代汉语时，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汉字表达一个词素。

伊斯特林的说法，反映出了汉字性质的发展和古今汉字性质的差异，因而有可取之处。考虑到现代汉字也有不少是表词字，因而现代汉字也可称为词素——表词文字。[6](P548)第二个角度，是讨论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就这种方式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别，即表形、表意、表音和区别。

古文字阶段的汉字（篆文和篆文以前的字体，特别是殷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其记录语言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表形。在古文字中，有许多汉字是像实物之形的，汉字的字义即是指这种实物。例“山”字像起伏的山峰，它所记录的就是语素“山”；“泉”字像流出泉水的泉穴，它所记录的就是语素“泉”；“象”字像长鼻子的大象，它所记录的就是语素“象”；“目”像人眼，它所记录的就是语素“目”。

第二、表意。如古文字“宦”中的“臣”就是表意的。还有金文“裘”字中的“衣”、甲骨文“翌”中的“日”，篆文“鸡”中的“鸟”，也都是表意的。

第三、表音。主要有两种，一是古文字中的假借字，如语气词“其”（是“箕”的本字），地支字“酉”（酒尊是其本义）。二是古文字中形声字的声旁都是表音的，如甲骨文“鸡”中的“奚”，金文“裘”字中的“又”等等。

隶书和隶书以后的文字，其记录语言的方式主要以下几种：

第一、表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会意字，如“凭”中的“任”和“几”、“劣”中的“少”和“力”都是表意的。二是形声字中的形旁，如“洋”中的“水”，“柯”中的“木”都是表意的。

第二、表音。也主要有两类。一是假借字，这是指其本义还能让人记起的假借字，如松开的“松”（本义是松树）、花钱的“花”（本义是花朵）。二是形声字中的声旁，如“洋”中的“羊”、“梅”中的“每”等。

第三、区别。这是指汉字体系中的记号，它能把代表不同语素的文字区别开来。如隶楷中的“日”、“犬”；还有“蛋”中的“疋”、“春”中的“丯”、“布”中的“厂”、“特”中的“牛”等等。

总之，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这个角度来看，古文字大都是表形表意表音文字，简称形意音文字；而隶楷阶段的文字大都是表意表音区别文字，简称意音区别文字。

第三个角度是讨论汉字的符号形态。人类文字的符号形态大抵有三类，一是图符（或者叫图形体），二是字符（或者叫笔画体及其变体流线体），三是字母（表音节、辅音、音素或音位的）。古文字阶段的文字，特别是殷商西周的甲骨金文都是图符文字，因为它们都象形，而且不少字即像一幅简明图画，如甲骨文中的“宿”，像人睡在屋里的簟席上，金文“取”像以手取耳。隶楷阶段的文字，是字符文字。隶书楷书皆是笔画体文字，草书行书都是流线体文字。

把上述三个角度综合起来，可作如下概括：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是语素+形意音+图符文字，隶楷阶段的文字是语素+意音区别+字符字。古文字阶段的汉字跟文字画的性质不同，文字画的性质应是章句+形意+图符文字。[2](P44-48)

【参考文献】

[1]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J].中国语文，1984(2)：108-116.

[2]周有光.文字类型学初探[J].民族语文，1987(6)：2-5.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GelbIJ.AStudyofWriting[M].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

古文字范文篇8

一、确立两个基本理念

1．汉字是灿烂的祖国文化。

首先，汉字是组词文字。汉字“字词分离”，为数不多的汉字却有神奇般的组词、构词能力，“熟字”可像魔术般的拼出许许多多变化无穷的新词来。一个“白”字，即能构成“白天”、“白菜”、“白痴”、“白日”、“白兰地”、“白木耳”、“白璧无瑕”等163个不同的词条。所以依靠不多的汉字就能拼写出绚丽多姿、气象万千，海洋般深邃、天宇般宽广的文章。

其次，汉字是表意文字。目击字形即能从视觉系统直接获取意义信息而进人大脑，促使大脑对文字的深刻理解和感受。如目击“剑”字似乎能感到刀刃的寒光。

第三，汉字是拼形文字。拼音文字利于读，拼形文字利于写。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但仍有规可循。它都是由基本字、结构部件按照一定模式组成的，而零件——笔画，部件——基本字和部首，都是“标准化”通用的。

拼形的方块汉字还富有个性形象。它的零件和部件可以适当夸张变形，笔画能向四方伸展，可以书写出具有独特风格和神韵的字形来，令视觉形象更加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又是艺术文字。

2．儿童识字的心理过程是有规律的。

汉字是由形、音、义基本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学生识字，不仅要分别识记形、音、义三个因素本身，同时还要建立形、音、义三者之间的统一联系。低年级学生识字，字形是难点。根据研究，初入学儿童掌握字形的心理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泛化阶段。经过初步的生字教学，学生对汉字这一复合刺激物的字形轮廓建立模糊的暂时联系，但再认再现时常出现波动和泛化现象。

(2)初步分化阶段。这一阶段虽然有了分化，但是综合不全，主要表现在对于字形结构某些细微部分尚有遗漏或添补，再认和再现时偶尔出现波动(猜测)和泛化(遗忘)现象。

(3)精确分工阶段。这既表现在牢固程度上，又表现在掌握的深刻和精确程度上。

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基本处于第二个转折点。

二、明确教材的编排思路

本册教材继续采用“识写分流”的办法安排生字。全册生字仍分两个途径安排。一是随课文分散识字，二是集中在“识字”课文中安排。集中识字的课文大致有以下三种形式：

1．词串识字。识字1、2、5、6属于此类型。这种识字形式借鉴了传统识字教材的呈现方式和古典诗词的艺术手法，将意思相关的词语集中在一起，分别看，是排列整齐的几组词语；整体晶，则意义关联。读之，押韵上口，便于记诵。这种新的韵语识字形式，是苏教教材汲取传统识字教材精华，遵循儿童识字规律和汉字特点做出的创造性探索，是苏教版教材出色的亮点，极大地拓展了识字教材的教育功能。

2．形近偏旁的比较。

识字3、4、7属于这一类。每课安排两组形近易混的偏旁。首先显示两个偏旁从实物到古文字再到今文字(偏旁)的演变过程，使学生初步认识它们所表示的不同意思；接着是两组词语，意在印证字的偏旁有异，所表示的意义范畴也就不同；教材还配有插图，与词语对应，旨在帮助学生通过看图建立事物与词语之间的联系。

3．特殊偏旁的认识。

识字8是这一类型。这一课安排了两组偏旁，前一组是不同偏旁表示同一个意思，后一组是同一个偏旁表示不同的意思。编排形式基本同于上一种。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识字教学形式的编排，都旨在为更为有效地揭示汉字的规律，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

三、课程有效实施的建议

本册识字教学在整个小学阶段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我们既要尽量利用汉字的规律帮助学生识记生字，完成本学期的识字目标，又要注意采用多种手段，巩固已有识字成果。

首先，要重视利用学生已经掌握的汉语拼音、笔画笔顺、基本宇、偏旁部首等识字工具和初步分析汉字结构的能力，积极引导，坚持训练，培养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其次，要使学生掌握汉字的基本规律，简化识字心理，可以教一个学一串，加快识字的速度。再者，不但要重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这两个层面的目标，也要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层面目标的达成，可以通过游戏、奖励、评比、观赏等方式，培养学生主动识字的愿望、热爱祖国文字的感情，具备写字的美感意识，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同时，要继续加强写字的教学，充分利用好配套习字册，指导学生将字写规范、端正、整洁。

下面谈谈集中识字中几种具体课型的一些原则性教学建议。

词串识字：本册教材编排了“节日民俗”、“桂林山水”、“保卫祖国”、“天然动物园”四组词串。①看图感知，建立表象。可以通过指导学生观察插图，初步了解相关形象或事物。②利用经验，自主识字。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利用已经掌握的识字经验，自学生字，做到看清形，读准音。③图文对照，形成联系。指导学生将词语跟插图比照，建立词语跟具体形象的联系，初步形成概念。④整体诵读，想象入境。词串的生命在于“串”，即是一个有一定情境的整体。教学中不能囿于单个词语的识读，要注意引导学生通过反复诵读，感受词串整体的情味、意趣、形象，努力建立起立体多维的“内心视象”，并且外化为抑扬顿挫、疾徐有致的朗读。⑤指导书写。

古文字范文篇9

1．甲骨文字自身作为文字书体的创立、成熟与使用形成了不同风格与特点。

早期先人创立使用过程中，因不同历史时期主客观条件及载体内容的不同，从而形成了文字书体自身造型结构赋义的不同，形成了字体自身不同的形式风格。这一点可以通过甲骨文字的骨版契刻、文字书体风格被学者划分为五期来认识。甲骨文一期即武丁(包括前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字体特点:“雄伟宏大”，字体形态大小有别，线条笔划净细精劲。甲骨文二期即祖庚、祖甲时期字体特点“谨守法度”，字体略小，大小适当，形款匀称整齐，疏密有致，法度中规。甲骨文三期即廪辛、康丁时期字体特点:“颓靡错乱”，字体线条柔弱、纤细，结构讹误，体貌幼稚。甲骨文四期即武乙、文丁时期书体特点:“刚劲峭拔”，线条较纤细，但劲挺钢韧，结构风貌劲峭。甲骨文五期即帝乙、帝辛时期字体特点:“严整浑厚”，字形匀称，形款整齐。可见甲骨文五个分期中，一期和五期字体风格特点鲜明有别，四期近于一期，三期独有特点，二期与五期虽工整相同，但也有别。如董作宾先生所言，不同时期甲骨契刻文字是由当时五期中不同时期的贞人契刻完成的，因契刻时期不同，各个贞人的精力风格也不同，其字体演变异同，从而形成不同时期的书体风格及契刻成文的甲骨文形体特点。五个时期的甲骨文中，相同文字的不同风格，首先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同特点，同时，也代表了甲骨文字书体在创立使用过程中，因自身繁衍使用的需要，而呈现出不同时期的不同书写风貌，其艺术风格表现出自身的多样化。这对后人研究当时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对后人学习和创作甲骨文字的书法艺术也有着重要影响。

2．甲骨文的早期发现、研究和使用过程，形成了甲骨文书法艺术的不同风格与特点。

甲骨文被王懿荣发现后，因收藏研究使用的需要，经历了具体发掘整理、使用传播的曲折过程。前面所述的3000多年前甲骨文字契刻成形的文字形式和特点的五个分期，是由著名甲骨学研究学者董作宾等人研究归纳完成的。而董作宾、罗振玉等学者所处的上世纪早中期，其对甲骨文契刻文字的研究，与著录使用的表现形式多为油纸摹写，再者就是被罗振玉以篆书笔意形式书写、以集联形式示人。其主要代表人物罗振玉、董作宾，他们因个人经历背景和对甲骨文字整理研究成果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甲骨文字书体的风格。罗振玉作为研究学者，在研究著录过程中，对甲骨文契刻文字的书写，是以篆书笔意取甲骨文字形体完成的。其篆书用笔劲到方圆，兼而有致，取甲骨文字形体结构，线条开合自然天成并不拘泥，其篆意风格鲜明，被称篆意甲骨文风格。董作宾作为研究学者，对甲骨文字的书写，主要是对甲骨契刻文字的摹写。因董作宾较他人收藏有数量较多的甲骨文著录书(契刻前的朱砂书写甲骨文字)和朱砂骨版书法的文字，董作宾多对甲骨版朱书文字原貌进行直接临摹，并集字成句成联，其忠实原作，书写特点鲜明。用笔点、线尖起尖收，谓作“船形”。墨色凝重，结构严谨、清楚可人，其所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书体与罗振玉清篆笔意所书写的甲骨文书法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罗振玉、董作宾两位先生作为甲骨文字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和甲骨文字书体书法的早期典型代表人物。他们的书体风格虽然不能概括和集中体现甲骨文五个分期的书写风貌与全部特点，但他们科学严肃的治学态度和对古文字文化的传播形式，也代表了甲骨文书体的基本特点和典型风格。这些风格对今人甲骨文字的书写有着重要影响。

3．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甲骨学与甲骨文书法的兴起形成了不同风格与特点。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我国书法事业呈兴起之势。甲骨文字作为一种独立的书法书体，逐步被广泛认可，并作为艺术形式传播使用。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河南安阳的刘顺先生，其通过对大量甲骨文原版契刻文字的研究与临写，深得结字和使用规律，以独有的书法艺术形式进行甲骨文的学习与创作。其甲骨文书法艺术造诣继罗振玉、董作宾之后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大胆地将传统书法中的行草笔意应用于甲骨文书写，线条灵动，结构开张，章法布局和款识精巧有致。行草笔意用笔对甲骨文刻画字进行一种更为生动的线条描写，线条劲健而不失灵动，挺韧且婉通，结构神形焕彩，既有小篆书风的劲道韵畅、静谧与舒展，又有行草书的神游与婀娜，使得秦篆的肃静与晋人的神韵交织笔下，对甲骨文书法在点线用笔、字形结构、篇章布局及款式形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度的探索创新，标新立异，使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在原片字迹与拓本印痕由古文字学术研究层面进入到古文字书写的艺术创作领域，使得甲骨文通过书法艺术形式得以更好、更广泛的传播。刘顺先生的甲骨文书法被当时及现今书法界所公认，其学术与艺术地位与史同在。以至20世纪末，其同道张伯煊又以隶书笔意入甲骨文，其金石刀刻味道十足、字形有法、结构巧致、气息清远，成为又一风格。不同历史时期与阶段对甲骨文字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后人也有古典派、原创派、创新派之说，他们无一不是对甲骨文字的研究者、习作者和艺术道路上的开拓创新与继承者。他们集古文字学和书法艺术学养于一身，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通过对甲骨学的学习与甲骨文字的研究以及长期的书写实践探索，形成了各具不同的书法风格和形式特点，为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学习与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途径。

甲骨文书法的用笔和其表现形式因其自身的丰富性而表现多样，因此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去学习和创作，了解和掌握科学、正确的学习方法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甲骨文书法的学习，应尽量通过对甲骨文原版的文字原型进行直接临学，或通过实物照片进行临学，有条件者，可直接对甲骨文拓片进行临习研究，这样容易使初习者直接了解和把握甲骨文的字形和内在韵意风貌，从中汲取真谛与精髓。否则，未能了解和研究第一手甲骨文字的真实材料，脱离甲骨文原迹字形而仿写他人作品，这种他人之后又后于人的层层仿学的学习方法，多会导致对甲骨文的误识、误写、误用，甚至导致临习的误途，弯路。甲骨文书法作为古文字书法艺术，现今通常归为篆书书体门类。笔者认为，虽可归类篆书，但却不同于篆书。因为甲骨文与篆书仍有着多方面的不同，甲骨文介于图画文字及成形文字的早期，多以象形为主，由意附形，以形表意，其书写和表现形式与篆书，特别是大篆，无论是从书写工具和承受物，还是到字形结构用笔特点都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从时间空间说，甲骨文与大篆还是相距较近，所以书体的线条又有着许多相融共同之处，甲骨文习作时可以在表现金石契刻神韵的同时借鉴篆书笔意，可以作更丰富的艺术表达。甲骨文书法的用笔特点应该从了解甲骨文字的线条契刻特点入手。

古文字范文篇10

一、确立两个基本理念

1．汉字是灿烂的祖国文化。

首先，汉字是组词文字。汉字“字词分离”，为数不多的汉字却有神奇般的组词、构词能力，“熟字”可像魔术般的拼出许许多多变化无穷的新词来。一个“白”字，即能构成“白天”、“白菜”、“白痴”、“白日”、“白兰地”、“白木耳”、“白璧无瑕”等163个不同的词条。所以依靠不多的汉字就能拼写出绚丽多姿、气象万千，海洋般深邃、天宇般宽广的文章。

其次，汉字是表意文字。目击字形即能从视觉系统直接获取意义信息而进人大脑，促使大脑对文字的深刻理解和感受。如目击“剑”字似乎能感到刀刃的寒光。

第三，汉字是拼形文字。拼音文字利于读，拼形文字利于写。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但仍有规可循。它都是由基本字、结构部件按照一定模式组成的，而零件——笔画，部件——基本字和部首，都是“标准化”通用的。

拼形的方块汉字还富有个性形象。它的零件和部件可以适当夸张变形，笔画能向四方伸展，可以书写出具有独特风格和神韵的字形来，令视觉形象更加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又是艺术文字。

2．儿童识字的心理过程是有规律的。

汉字是由形、音、义基本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学生识字，不仅要分别识记形、音、义三个因素本身，同时还要建立形、音、义三者之间的统一联系。低年级学生识字，字形是难点。根据研究，初入学儿童掌握字形的心理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泛化阶段。经过初步的生字教学，学生对汉字这一复合刺激物的字形轮廓建立模糊的暂时联系，但再认再现时常出现波动和泛化现象。

(2)初步分化阶段。这一阶段虽然有了分化，但是综合不全，主要表现在对于字形结构某些细微部分尚有遗漏或添补，再认和再现时偶尔出现波动(猜测)和泛化(遗忘)现象。

(3)精确分工阶段。这既表现在牢固程度上，又表现在掌握的深刻和精确程度上。

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基本处于第二个转折点。

二、明确教材的编排思路

本册教材继续采用“识写分流”的办法安排生字。全册生字仍分两个途径安排。一是随课文分散识字，二是集中在“识字”课文中安排。集中识字的课文大致有以下三种形式：

1．词串识字。识字1、2、5、6属于此类型。这种识字形式借鉴了传统识字教材的呈现方式和古典诗词的艺术手法，将意思相关的词语集中在一起，分别看，是排列整齐的几组词语；整体晶，则意义关联。读之，押韵上口，便于记诵。这种新的韵语识字形式，是苏教教材汲取传统识字教材精华，遵循儿童识字规律和汉字特点做出的创造性探索，是苏教版教材出色的亮点，极大地拓展了识字教材的教育功能。

2．形近偏旁的比较。

识字3、4、7属于这一类。每课安排两组形近易混的偏旁。首先显示两个偏旁从实物到古文字再到今文字(偏旁)的演变过程，使学生初步认识它们所表示的不同意思；接着是两组词语，意在印证字的偏旁有异，所表示的意义范畴也就不同；教材还配有插图，与词语对应，旨在帮助学生通过看图建立事物与词语之间的联系。

3．特殊偏旁的认识。

识字8是这一类型。这一课安排了两组偏旁，前一组是不同偏旁表示同一个意思，后一组是同一个偏旁表示不同的意思。编排形式基本同于上一种。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识字教学形式的编排，都旨在为更为有效地揭示汉字的规律，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

三、课程有效实施的建议

本册识字教学在整个小学阶段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我们既要尽量利用汉字的规律帮助学生识记生字，完成本学期的识字目标，又要注意采用多种手段，巩固已有识字成果。

首先，要重视利用学生已经掌握的汉语拼音、笔画笔顺、基本宇、偏旁部首等识字工具和初步分析汉字结构的能力，积极引导，坚持训练，培养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其次，要使学生掌握汉字的基本规律，简化识字心理，可以教一个学一串，加快识字的速度。再者，不但要重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这两个层面的目标，也要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层面目标的达成，可以通过游戏、奖励、评比、观赏等方式，培养学生主动识字的愿望、热爱祖国文字的感情，具备写字的美感意识，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同时，要继续加强写字的教学，充分利用好配套习字册，指导学生将字写规范、端正、整洁。

下面谈谈集中识字中几种具体课型的一些原则性教学建议。

词串识字：本册教材编排了“节日民俗”、“桂林山水”、“保卫祖国”、“天然动物园”四组词串。①看图感知，建立表象。可以通过指导学生观察插图，初步了解相关形象或事物。②利用经验，自主识字。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利用已经掌握的识字经验，自学生字，做到看清形，读准音。③图文对照，形成联系。指导学生将词语跟插图比照，建立词语跟具体形象的联系，初步形成概念。④整体诵读，想象入境。词串的生命在于“串”，即是一个有一定情境的整体。教学中不能囿于单个词语的识读，要注意引导学生通过反复诵读，感受词串整体的情味、意趣、形象，努力建立起立体多维的“内心视象”，并且外化为抑扬顿挫、疾徐有致的朗读。⑤指导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