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道肿瘤十篇

消化道肿瘤篇1

近来，许多优秀人士因消化道肿瘤医治无效去世的消息，引起了人们对恶性肿瘤的再度关注。对于消化道肿瘤，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恐慌，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辅以定期身体检查，是有助于癌症的预防和早期发现的。在此，我们特提出预防癌症的14条建议与消化道肿瘤的食物保健供大家参考。

所谓消化道肿瘤，特指生长在消化道上的肿瘤，包括食道癌、胃癌，结、直肠癌等，目前来说，我国是消化道肿瘤的高发国，预防肿瘤刻不容缓。

癌(cancer)的英文名字，汉译意为“螃蟹”，非常形象地体现出“癌”是一种向外周扩散。浸润的疾病。其特征为异常细胞的失控生长，并由原发部位向其它部位播散，这种播散如无法控制，将侵犯重要器官直至引起器官衰竭，最后导致死亡。

有人说，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都是吃出来的，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不可忽视的是，不少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确与吃密切相关。WHO(世卫组织)指出：1／3癌症可以预防。其目标是防止癌症的发生。不良饮食习惯在致癌因素中占35％，我们针对癌症的早期信号，采取相应的饮食预防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消化道肿瘤早期信号与癌前疾病

癌症的发生与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酗酒、偏食，不科学烹调等极易诱发癌症。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缺乏或失去平衡，都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诱发癌症的发生。经常食用过烫的食物或饮用浓茶水，喝烫粥都可损伤食管黏膜，形成慢性溃疡，是诱发癌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消化道肿瘤的早期信号

进食粗、酒和辛辣食物时，食道有轻微烧灼感，轻微的胸骨后疼痛。进食粗糙食物或吞咽干食，大口过快吃饭时食道有阻塞、噎感，食道内异物感，咽喉部干燥与紧缩感等是食道癌的早期信号；上腹痛或胀感，呕吐、暖气、恶心、厌食、黑便、呕血、腹泻、消瘦、乏力是胃癌的早期信号；食欲减退、消化不良、恶心、腹部饱胀、厌食、乏力，腹泻、肝区隐痛、出血倾向等是肝癌的早期信号；便血，尤其大便表面附着有少量血丝，大便习惯改变。包括排便次数的改变，大便性质的改变，便秘与腹泻的交替。有些病例有腹痛，便意频繁，进行性贫血，乏力，消瘦，低热。腹部肿块等是结肠癌的早期信号。

消化道肿瘤癌前疾病

1、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可导致胃癌。

2、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可导致肝癌。

消化道肿瘤篇2

1.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甘肃兰州 730030；2.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肿瘤内科，甘肃兰州 730030

[摘要] 消化道肿瘤患者体内存在凝血异常，主要表现为PT、APTT、PLT、FIB、D-二聚体及凝血因子Ⅶ、Ⅷ、组织因子（TF）水平的增高，且与肿瘤的分期相关，提示消化道肿瘤患者容易合并出血或血栓形成。凝血异常产生的主要机制包括肿瘤细胞本身分泌黏蛋白、组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TNF)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及与血细胞相互作用，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激活血小板等导致凝血功能异常。因此，凝血因子活性、纤溶系统分子标志物水平、监测血浆凝血指标，对容易形成血栓的高危患者及早给予药物性干预,可以有效的延长患者生命、并降低死亡率。

[

关键词 ] 消化道肿瘤；凝血功能；凝血因子

[中图分类号] R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8（a）-0197-02

恶性肿瘤是一种对人类健康危害极大的常见病，据统计2009年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排到了我国城乡居民死亡原因的首位[1]。其中消化道肿瘤的死亡率占恶性肿瘤总死亡率的50%左右[2]。自1865年Trousseau首先提出恶性肿瘤患者体内存在高凝状态之后，人们对凝血系统和肿瘤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3]。最新研究资料表明,多发性远处转移和并发血栓性疾病是恶性肿瘤患者两大主要死因,特别是晚期患者更加突出[4],血栓形成已成为恶性肿瘤患者第二位常见死因[5]。研究发现肿瘤患者凝血指标PT（凝血酶原时间）、APT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PLT（血小板）、FIB（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及凝血因子Ⅶ、Ⅷ、组织因子（TF）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尤其在晚期患者中这些指标的变化更为明显[6]。此次就消化道肿瘤合并凝血功能异常的预防，临床表现、形成的机理和治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综合的描述。

1 凝血异常的主要机制

肿瘤患者凝血功能异常的机制比较复杂，如发生蛋白代谢异常，急性炎症反应，细胞坏死，血流动力学改变( 如卧床导致血流减慢) 一般因素都有助于凝血的激活，肿瘤细胞特殊的促凝机制是比较关键的因素。研究发现肿瘤细胞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止凝血系统的功能，一是肿瘤细胞本身的活性，包括纤维蛋白溶解活性、促凝活性( PCAs)及组织因子、分泌黏蛋白、肿瘤坏死因子( TNF)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活性; 二是直接与其他血细胞相互作用，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激活血小板等打破了促凝与抗凝之间的平衡，导致凝血功能异常。

TF（组织因子，凝血因子Ⅲ）是外源性凝血系统的启动者，与FⅦ结合后引发凝血级联反应, 在正常生理性止血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研究发现FⅦ与T F还与肿瘤的生长、浸润、转移、血管生成以及预后、分化等密切相关，Ozturk 等[7]、张仁华[8]发现结肠癌患者血浆TF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与Dukes分期呈正相关。潘学谊[9]等研究发现消化道肿瘤患者血浆中凝血因子FⅤ、FⅦ、FⅧ、FⅩ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且复发转移组较未复发转移组升高明显。汤坚强[10]等研究发现大肠癌组织高表达FⅦ，姚一芸[11]、邹丽芳[12]等研究发现消化道肿瘤患者血浆中TF、FIB、tPA（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血浆浓度均高于正常对照，且FIB含量升高与肿瘤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说明肿瘤患者存在着血液高凝状态。

2 临床表现

2.1 血栓前状态

血栓前状态(prethrombotic state,PTS)又称血液高凝状态(hypercoagulable state, HCS),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引起的止血、凝血，抗凝系统失调的病理过程，容易导致血栓形成的多种血液学变化。

2.2 血栓的形成

不同的随栓塞部位有着不同的表现, 如有胸闷、恶心、呕吐、气短、腹痛、腹胀等通常要考虑内脏是否有血栓栓塞。常见的有肢体疼痛、肿胀、皮肤温度的变化、反复发作的游走性无菌性血栓性静脉炎以及动脉搏动减弱多为肢体血栓的临床表现。

3 预防与治疗

3.1预防

恶性肿瘤患者凝血功能的异常是继发性的改变,血栓前的状态更容易形成癌栓,从而使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的攻击以及机械性的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的损害、毛细血管的阻塞,使其更容易造成癌细胞的浸润、黏附和转移。所以在临床上应该进一步提高监测的水平。PLT、PT、TT、APTT、D-二聚体水平是比较常用的检测指标，CT、B超、MRI对高凝状态的诊断意义很小，通常要依靠血管造影、超声多普勒等方法对静脉中的血栓进行诊断。

3.2 治疗

一般在恶性肿瘤患者凝血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不需要进行预防性的抗凝治疗。当凝血功能异常时,因为抗凝治疗有可能导致出血，到目前为止预防性抗凝治疗的必要性还没有定论，血栓形成一旦被确诊就必须进行抗凝治疗。Zangari M 等[14]、Marchena PJ等[15]、高玉花等[16]一致认为恶性肿瘤合并肺栓塞患者应根据患者病情积极行溶栓或抗凝治疗可提高患者预后。临床上对于存在危险因素、尤其是同时存在多种危险因素的病例，应加强预防和及时识别PE(肺栓塞)的意识，注意其中部分人存在隐藏的危险因素[17]。

综上所述,消化道肿瘤患者通常处于血栓前状态,表现为多种凝血和纤溶指标异常,而凝血和纤溶系统功能紊乱又会促进肿瘤的浸润、生长、转移。因此,动态持续观察患者凝血和纤溶系统分子标志物水平的改变,对血栓形成高危患者及早进行药物性干预,不仅可以延长患者生命还能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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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肿瘤篇3

恶性肿瘤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近年来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发病绝对人数皆有不断升高的趋势,并趋于年轻化。肿瘤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多种多样,各有其优缺点。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是肿瘤诊断的常用方法之一,对于恶性肿瘤的诊断、疗效的观察、病情进展的判断和复发的监测等皆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并具有简便无创、测定结果定量客观、可重复测定以便动态监测、费用相对低廉等优点。

肿瘤标志物(tumor marker)是指肿瘤组织及细胞所产生的活性物质的异常表达,并可以此诊断或监测肿瘤的发展。肿瘤标志物在正常组织或良性疾病不产生或产量甚微,而肿瘤病人的组织、体液及排泄物中则有大量分泌,所测的值异常升高。现今发现与妇科肿瘤有关的 标志物多达数十种,多数敏感性及特异性并不高,也有一些对临床及病情监测有重要参考价值。

1 常用肿瘤标志物

1.1 甲胎蛋白(AFP):是诊断肝癌灵敏度高和特异性好的肿瘤标志物,是临床诊断原发性肝细胞癌的主要实验室指标,若AFP大于500μg/L持续4周,或大于200μg/L持续8周,或由低浓度逐渐升高不降,在排除妊娠和生殖腺胚胎瘤基础上,即可诊断为肝细胞癌。血清AFP异常升高可早于症状出现6-8个月,故血清AFP的检测非常适合于肝细胞癌的普查。应注意的是在生殖腺胚胎瘤、部分转移性肝癌,以及孕妇、肝炎和肝硬化,AFP的检测可呈假阳性结果,但AFP水平升高的程度和幅度往往不如肝细胞癌;另外,常规方法检测AFP,有少部分(约10%)的原发性肝癌患者AFP检测始终为阴性,或测定值升高不显著,原因在于①与肝癌细胞的增殖周期有关,②与患者的年龄有关,③与患者的免疫反应性有关。

1.2 癌胚抗原(CEA):主要用于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如结肠直肠癌、胰腺癌、胆管癌、肝癌、胃癌等的诊断,阳性率为45-60%,其它肿瘤如肺癌、乳腺癌、甲状腺髓样癌、多种妇科恶性肿瘤等亦有一定的阳性检出率,与其它肿瘤标志物联检可提高对前述恶性肿瘤的阳性检出率。其特点是阳性率不高,但对复发的监测极具价值。应注意消化系统的某些良性病变如慢性萎缩性胃炎、溃疡病、结肠息肉、阻塞性黄疸、慢性肝炎和肝硬化以及肾功能不全等可使CEA升高,但其升高的程度和幅度均不及恶性病变;吸烟和妊娠者CEA也可呈阳性。

1.3 血清铁蛋白(SF):正常人SF浓度相对稳定,它反映体内铁的贮存量,多种恶性肿瘤SF合成和释放增多,SF异常增高多见于血液系统和淋巴系统肿瘤,如急性白血病、何杰金氏病、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等,肺癌、胃癌、食道癌、结肠癌、妇科恶性肿瘤等亦有一定的阳性检出率,SF测定的另一临床应用是用于检测AFP阴性的原发性肝癌,对AFP阴性的原发性肝癌的检出率达80%以上。SF影响因素较多,与年龄、性别有关,男性高于育龄女性,老年妇女高于年轻妇女,妊娠期SF减少,Hb的下降与SF的下降呈正相关,故SF同时是诊断隐性缺铁性贫血的灵敏指标。伴肝脏疾病如急、慢性肝炎、肝硬化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各种非特异性炎症亦可使SF增高。

1.4 β2-微球蛋白(β2-MG):是细胞表面人类白细胞抗原(HLA)轻链部分,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11 800,由100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它是某些恶性肿瘤细胞膜上的相关抗原,故可以看作肿瘤标志物。β2-MG无脏器特异性。恶性肿瘤细胞能分泌和合成β2-MG,故恶性肿瘤患者血清β2-MG往往异常升高,如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滋养细胞肿瘤、肝癌、肺癌、胃癌、胰腺癌、卵巢癌、乳腺癌、甲状腺癌、鼻咽癌等均可见到血清β2-MG增高,伴有肾功能不良则同时有尿β2-MG增高。肿瘤患者血清β2-MG水平与肿瘤的分期、疗效、病程和预后有明显的相关性,对疗效估计和预后判断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1.5 糖类抗原242(CA242):是一个新型的肿瘤标志物,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中常异常增高,而在许多良性疾病如胰腺炎、结肠炎、慢性肝炎、肝硬化等中很少升高或甚高甚微,故对消化道恶性肿瘤(如胰腺癌、肝癌、胃癌、大肠结肠癌等)特别是对胰腺癌诊断的特异性高(达90%)。

1.6 糖类抗原199(CA199):胰腺癌、胆管癌、结肠癌、胃癌、肝癌等消化道恶性肿瘤中常异常增高,特别是对胰腺癌和胆管癌的诊断有较好的特异性,但胰腺炎、阻塞性黄疸、消化道出血等因素可能影响结果的正确测定。

1.7 糖类抗原50(CA50):为一种广普的糖类抗原肿瘤标志物,Lewis抗原阳性或阴性的肿瘤皆能检出,多用于与其它肿瘤标志物多联检测。在急慢性胰腺炎、结肠炎、胆囊炎等中亦可异常升高,但炎症消退后下降。

1.8 糖类抗原125(CA125):它是监测上皮性卵巢癌的重要标志物。在近10余年中关于CA125的实验及临床研究文章已多达2000余篇 通过对CA125半衰期的研究发现其与卵巢癌患者的生存期明显相关。Gadducci等的研究证明晚期卵巢癌患者CA125半衰期若≤25天,经过减瘤术后化疗达到病理完全缓解(CR)的机率较>25天的高3.585倍,半衰期长者显示预后差,应给予加强治疗。CA125半衰期是化疗早期时的一个独立的预后指标,它能提示患者能否达到病理CR及病人的生存期。在临床上CA125除了作为 诊断的参考指标外,还可作为随访及病情监测的重要参考指标。经过治疗后CA125值迅速下降则病人的预后往往较好。CA125达到正常值以后再升高,往往预示肿瘤复发 。CA125的升高较临床上能检查到肿瘤要早3-6个月。虽然CA125是较好的卵巢上皮癌的标志物,但主要在卵巢浆液性癌及未 分化癌中的阳性率比较高,而在粘液性癌中则阳性率比较低。许多研究也提示在一些良性疾病中也有CA125的升高,如良性卵巢肿瘤、盆腔炎性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肝硬化等。CA125还存在于许多器官的上皮或间皮中,如输卵管、子宫、腹膜、胸膜及心包等,但在非肿瘤者的升高范围不大,在作出临床判断前应加以考虑。

1.9 肿瘤抗原153(CA153):属乳腺细胞膜表面糖蛋白的变异体,是检测乳腺癌较重要的抗原,60%-80%进展期乳腺癌病人血清CA153水平明显增高,可用于判断乳腺癌进展与转移,并用于观测疗效,血清CA153异常增高往往比临床发现术后复发(如扪及包块、影像学检查发现肿块)早3-4个月,因而被认为是目前监测乳腺癌患者术后复发的最佳实验室定量指标。 CA153对卵巢癌、子宫内膜癌、肺癌等恶性肿瘤亦有一定的阳性检出率(40%-55%),故对于这些恶性肿瘤的诊断也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少数良性乳腺疾病、肝硬化患者有轻度升高。

1.10 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又称磷酸烯醇转化酶,是糖酵解中的关键酶,催化2-磷酸甘油酸裂解生成水及烯醇式磷酸丙酮酸。NSE存在于神经组织和神经内分泌系统,当这些部位患癌症时,NSE都会升高。在小细胞肺癌、神经纤维瘤、嗜铬细胞瘤、甲状腺瘤、骨髓瘤、类癌、胰腺癌患者中,可见到NSE升高。放免和酶免都可以用来测定NSE,血清NSE正常参考值上限为12.5mg/L。NSE对小细胞肺癌敏感度为80%,特异性为80%～90%。有人报道,NSE对儿童神经纤维瘤阳性率为90%。NSE和病情的发展相关,其值越高,疾病恶性程度越高。Zeltzer发现,血清NSE初始化水平低于100mg/L的患者预后良好,存活率高。

1.11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肿瘤的生长和转移需要血管形成,若无新血管形成,肿瘤不可能无限增长及转移。血管生成与肿瘤的预后有关,可用微血管密度(MVD)或微血管计数(MVC)作为血管生成的定量指标。而VEGF被认为是作用最强、特异性最高的血管调控因子,与肿瘤生长关系密切。VEGF可用组织免疫组化方法和原位mRNA杂交法检测其在组织中的表达。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可以精确检测血清VEGF水平。Yamamoto等研究提示晚期卵巢癌患者的VEGF显著升高,转移者高于无转移者,在手术切除肿瘤以后VEGF迅速下降,当肿瘤复发时VEGF又升高。因此, 他们认为VEGF可作为判断卵巢癌病情的标志物。在卵巢癌患者的腹水中VEGF更高,VEGF值在卵巢癌腹水中为肝硬化腹水的45倍。VEGF在卵巢癌的腹水形成中起重要作用,抗VEGF抗体可抑制血管内皮通透性,因此可以抑制腹水的形成。VEGF还与卵巢癌患者的无瘤 生存期及总生存期明显相关,它的升高可作为一种独立的危险因素。也有报道VEGF与宫颈癌的发展相关。在动物实验中使用VEGF抑制剂能显著降低肿瘤的MVD,并抑制肿瘤生长。

1.12 白介素-6(IL-6):IL-6是一种多功能细胞分裂素,可由卵巢癌细胞产生,它存在于许多妇科良性及恶性肿瘤中。Scambia等报道用免疫酶标法测定IL-6,以6ng/L作为界值,卵巢上皮癌中53% 为阳性,子宫内膜癌及宫颈癌的阳性率分别为37%及10%。IL-6值的高低与残存肿瘤有关,术后IL-6值下降。IL-6值高者对化疗效果差。卵巢癌腹水中IL-6浓度甚高,若对化疗有效者治疗后腹水中IL-6下降。因此,IL-6对卵巢癌的病情监测及疗效判断有一定参考价值。

消化道肿瘤篇4

1．1一般资料选取2011年6月—2013年12月我院收治的老年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50例，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25例，入选病例Kamofsky评分（KPS）≥60分，且均经细胞学检查或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其中，实验组男13例，女12例，年龄65～86岁，平均年龄（73．2±2．5）岁，胃癌10例，食管癌6例，直肠癌6例，结肠癌3例；对照组男12例，女13例，年龄66～86岁，平均年龄（73．6±2．4）岁，胃癌10例，食管癌7例，直肠癌5例，结肠癌3例。入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癌症类型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单纯采用香菇多糖治疗，将20mg香菇多糖针剂溶于250mL浓度为0．9％的生理盐水，静脉滴注，2周治疗1次。

1．2．2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艾迪注射液（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52020236）治疗，将100mL艾迪注射液溶于400mL浓度为0．9％的生理盐水，静脉滴注，1次／天，3个月治疗1次，连续治疗28天。两组患者均进行2年的跟踪调查。

1．3疗效评定按WHO标准评价治疗效果，疗效分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稳定、进展。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毒副作用与生存质量。

1．4数据处理实验数据录入Excel数据库，采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珚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临床疗效经治疗，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48．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2．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毒副作用治疗过程实验组共出现13例胃肠道反应，其中Ⅰ级11例、Ⅱ级2例；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2．0％，低于对照组的56．0％。

2．3患者生存期随访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平均生存期为（16．32±2．29）个月，明显优于对照组的（8．66±2．61）个月，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0．122，P＜0．05）。

3讨论

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预后较差，多数患者无手术治疗机会，恶性肿瘤已成为老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临床上需给予合适的治疗方法。老年肿瘤患者常伴有多种内科疾病，对化疗及放疗的耐受度较差，风险较大，治疗方案选择困难。因此，改善老年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尤为重要。据报道指出，采用艾迪注射液治疗老年消化道肿瘤患者可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大量研究证实，艾迪注射液具有消瘀散结、清热解毒、扶正祛邪的效果，可抵抗肿瘤，还可提高机体免疫力。艾迪注射液为中药制剂，已成为治疗晚期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有效药物，制剂中含有斑蝥、刺五加、黄芪、人参等药物，具有双相广谱抗癌效果。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斑蝥活性成分斑蝥素具有较佳的抗癌活性，可有效抑制肿瘤细胞RNA和DNA合成，且抗癌过程中不会产生骨髓抑制；刺五加含有刺五加多糖，具有明显的癌细胞抑制作用；黄芪多糖可提高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起到杀死癌细胞的效果，还具备较强的解毒功能；人参提取物含有人参多糖和多种皂苷，具有提高白细胞、抑制肿瘤新血管生成、抑制细胞因子生长、增强机体免疫力、提高机体适应性等作用。经治疗，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为48．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2．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2．0％，低于对照组的56．0％；实验组平均生存期为（16．32±2．29）个月，明显优于对照组的（8．66±2．61）个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文实验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提示艾迪注射液治疗老年晚期消化道肿瘤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延长生存期，减轻毒副反应，提高生活质量，改善预后。

消化道肿瘤篇5

[关键词] microRNA；miR-155；消化道肿瘤

[中图分类号] R7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4）02-38-05

MicroRNAs（miRNAs）是一组进化保守、单链、非编码的小分子RNA，长度约18～25个核苷酸。miRNAs通常与靶基因mRNA的3’端非翻译区（3’untranslated region，3’UTR）结合，使mRNA的降解或者抑制蛋白质的翻译，从而导致靶基因沉默[1]。它们存在于植物、动物及病毒中，参与了各种各样的细胞代谢过程，包括增值、分化、凋亡和新陈代谢等。microRNA-155（miR-155）基因位于人类第21号染色体的B细胞整合簇（B-cell integration cluster，BIC）基因的第三个外显子上，该基因表达的是非编码的RNA[2]。miR-155参与多种生理、病理过程，包括造血细胞分化、炎症反应、免疫反应、病毒感染、心血管疾病和肿瘤等[3]消化道肿瘤的死亡率高，并且总体呈上升趋势，与其发病机制不明确，治疗效果差有很大关系。近年来研究发现miR-155参与了消化道肿瘤的发生发展，并在肿瘤的分型、诊断、预后及治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对miR-155与消化道肿瘤关系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 MiR-155与食管癌

刘辉等[4]通过对3例食管鳞癌患者的癌组织及癌旁组织进行高通量microRNA微阵列芯片检测866个miRNA表达水平，癌组织比癌旁组织表达上调的有15个，其中miR-155是其中一个。提示miR-155可能与食管鳞癌的发生发展有关。Liu等[5]通过检测60例食管癌患者和60例正常人血浆miR-155、miR-183及miR-20a的表达，发现miR-155、miR-183在食管癌患者血浆中显著下调。经过对吸烟、饮酒因素调整后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血浆中miR-155、miR-183表达降低显著增加食管癌的风险。miR-155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下面积为0.66，提示miR-155对食管癌有一定的诊断价值。目前有关miR-155在食管癌中的研究不多，仍面临许多问题。血浆中miR-155单独应用对食管癌的诊断效能不高，联合其他miRNA或者其他生物标志物同时检测以提高对早期食管癌的诊断效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miR-155在食管癌中的靶基因及作用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明确。相信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进一步理解miR-155在食管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2 MiR-155与胃癌

MiR-155在胃癌中表达异常，但其作用为癌基因或者抑癌基因仍不明确。研究表明胃癌组织的miR-155表达较癌旁组织明显上调[6-8]，并且与肿瘤浸润穿透浆膜层及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但与预后无明显相关性[7]。这些研究提示miR-155可能起到促进胃癌发生发展的作用，但在细胞及动物实验方面，却发现miR-155有肿瘤抑制作用。Li等[9]研究发现胃癌细胞SGC-7901及MKN-45细胞系中miR-155表达明显低于胃粘膜上皮细胞。体外实验发现上调miR-155的表达可以明显抑制胃癌细胞SGC-7901及MKN-45的粘附、迁移及侵袭能力。并发现miR-155可以和信号转导分子2（Smad2）的3’UTR结合，抑制Smad2蛋白的表达，表明Smad2是miR-155的靶基因。Smad2的高表达已经被证实与胃癌的转移及预后差相关[10]，提示胃癌中miR-155发挥了抑癌基因的作用。Li等[11]设计合成了表达鼠类的miR-155基因序列的质粒，并使转染的胃癌细胞SGC7901表达pCMV-PRL3miRNA，结果转染组癌细胞PRL-3基因的mRNA及蛋白水平表达明显降低。在胃癌SGC7901细胞腹腔种植转移裸鼠模型实验中，发现用pCMV-PRL3miRNA使PRL3基因表达沉默后，明显抑制腹腔肿瘤的生长，延长了生存时间。PRL-3的表达已经被证明与胃癌的脉管侵犯及淋巴结转移相关[12]。所以该实验也提示了miR-155有肿瘤抑制作用，并且有潜在的治疗价值。

3 miR-155与结直肠癌

目前的研究表明miR-155与结直肠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相关。miR-155在结直肠癌中表达较癌旁组织显著上调[13-15]，并与淋巴结转移[13，15]、临床分期及远处转移[15]正相关。高表达miR-155组的患者比低表达组的总生存及无病生存期短[13]。进一步的研究表明miR-155在结直肠癌中起到癌基因的作用。Zhang等[15]研究证实高表达的miR-155可以促进结肠癌细胞SW480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并且miR-155可以上调紧密连接蛋白-1（claudin-1）的表达，提示miR-155可能通过调控claudin-1的表达促进结肠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Bakirtzi等[16]研究发现神经降压素可以通过神经降压素受体诱导人类结肠上皮细胞高表达miR-21及miR-155。进一步对结肠癌HCT116细胞及裸鼠结肠癌模型的研究发现miR-21及miR-155可通过Akt及NF-κB途径分别下调人第10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的基因（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y deleted on chromosome ten，PTEN）及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蛋白-1（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1，SOCS1）的表达，从而促进肿瘤的生长。Pu等[17]证实肾上腺素可以通过激活NF-κB，促进NF-κB依赖的miR-155高表达，导致人类大肠癌细胞HT29的增值并减少顺铂诱导的凋亡。

研究表明miR-155与DNA错配修复功能缺陷及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相关。He等[18]通过研究发现大肠癌组织中miR-155及miR-135b的表达与错配修复基因hMLH1（human mut-l homologue 1，hMLH1） mRNA的表达成负相关。大肠癌细胞系COLO205，SW480中雌二醇通过ER-β抑制miR-155及miR-135b的表达，上调hMLH1的表达及活性，阻止结肠癌的发生发展。Svrcek等[19]研究发现在炎症性肠病相关结直肠癌肠壁癌组织及癌旁非肿瘤组织均高表达miR-155。炎症性肠病中miR-155与MSI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尚无统计学意义（P=0.057）。

4 miR-155与胰腺癌

多项研究发现miR-155在胰腺导管癌的癌前病变，如胰腺上皮内瘤变（pancreatic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PanINs）及胰腺导管内状黏液瘤（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s，IPMNs）中高表达[20-22]。提示miR-155表达升高是胰腺癌发生发展的早期事件。

miR-155对胰腺癌诊断、疗效监测和预后判断也有一定价值。Kong等[23]用RT-PCR的方法检测35例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cinoma，PDAC）患者、15例慢性胰腺炎（chronic pancreatitis，CP）患者及15例健康人的血浆中7个miRNA的表达水平，发现miR-155及miR-196a可以区分病变胰腺（PDAC/CP）及正常胰腺。提示miR-155可以作为早期PDCA患者一线筛查的血浆标志物。LaConti等[24]采用RT-PCR的方法检测p48-Cre/LSL-KrasG12D转基因胰腺癌模型小鼠中miRNA的表达情况，发现肿瘤组织及血浆中miR-155均是表达上调的miRNA之一。用吉西他滨处理该小鼠后，发现小鼠血浆中的miR-10及miR-155表达水平分别降低了30倍和60倍，提示这两个miRNA可能是胰腺癌疗效观察的标志物。Papaconstantinou等[25]采用RT-PCR的方法检测了88例胰腺癌及98例癌旁组织或器官捐献的正常胰腺组织中的9个miRNA的表达情况，发现胰腺癌患者组织miR-155及miR-21高表达与分期晚（T3、T4）正相关，并且两者都是总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

miR-155在胰腺癌中可以抑制多种抑癌基因的表达，起到了癌基因的作用。Liu等[26]应用RT-PCR技术检测了42例胰腺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miR-155的表达及人sel-1样（human sel-1-like，SEL1L）基因 mRNA的表达。发现两者表达水平呈负相关。进一步采用荧光素酶检测和瞬时高表达miRNA的方法在胰腺癌细胞系中证实SEL1L是miR-155的靶基因。抑癌基因SEL1L在胰腺导管腺癌中表达显著减少[27]，该实验为阐明其中的分子机制提供了实验的依据。Liu等[28]通过分别把miR-155模拟物及抑制物转染到胰腺癌细胞中，发现miR-155的表达与MutL同源基因1（MutL homologs，MLH1）蛋白的表达成负相关。MLH1蛋白表达与胰腺癌分化及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荧光素酶活性检测提示MLH1是miR-155的靶基因。SOCS1对JAK/STAT3信号通路有负调控作用[29]，并且在乳腺癌中被证明为miR-155的靶基因[30]。Huang等[31]将miR-155的模拟物及抑制物转染到胰腺癌细胞Panc-1和Capan-2中，发现转染了miR-155模拟物的癌细胞miR-155的表达上调，侵袭力和迁移能力增强，同时信号传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TAT-3）蛋白的表达上调，而SOCS1蛋白的表达显著下调。这些结果提示miR-155调控胰腺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是通过下调SOCS1基因的表达，从而调控STAT-3信号通路实现。

5 miR-155与肝细胞癌

目前的研究表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组织中miR-155的表达是上调的，并且起到了癌基因的作用。胡蓉环等[32]采用TagMan MGB探针法荧光定量PCR分析42例肝细胞癌及对应的癌旁组织miR-155的表达，发现52%（22/42）癌组织中miR-155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P

乙型肝炎病毒（HBV）及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是HCC的重要病因，目前研究提示miR-155在HBV及HCV感染相关性HCC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程娜等[35]应用RT-PCR，western blot等技术证实在HBV或HCV相关肝癌中，miR-155可促进肝癌细胞增殖，抑制肝癌细胞凋亡，其分子机制之一是miR-155可通过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β（CCAAT enhancer binding proteinβ，C/EBPβ）转录活性抑制促凋亡基因Bax表达和细胞凋亡，并最终促进肿瘤生长。Zhang等[36]研究发现感染HCV的患者肝组织miR-155表达明显上调。肝细胞实验中发现miR-155过表达促进细胞增值，抑制凋亡。HCV感染肝细胞可提高组蛋白乙酰转移酶p300蛋白的表达水平，进而增强NF-κB的转录活性，从而上调miR-155的表达水平。进一步实验证实Wnt信号通路中的结肠腺瘤肉病基因（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APC）是miR-155的靶基因。miR-155通过抑制APC基因增强Wnt信号通路的活性，从而促进肝细胞癌的生长。提示miR-155是联系HCV感染与HCC的重要因素。

miR-155与HCC预后也有密切关系。Han等[37]应用应用RT-PCR检测100例肝移植患者术后肝癌样本miR-155的表达；结果发现肝移植术后复发患者miR-155的表达高于未复发者。miR-155的表达越高，患者无瘤生存期及总生存期越短。miR-155可以作为肝癌移植术后独立的预后判断因素。Huang等[38]采用RT-PCR的方法检测了12例肝癌患者术后癌旁组织的270个miRNA的表达情况，然后观察216例肝细胞癌术后患者的预后与miRNA的关系。发现miR-155、miR-15a、miR-432、miR-486-3p、miR-15b、miR-30b与无复发生存期相关。

6 小结与展望

miR-155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其在消化道肿瘤中主要起到了癌基因的作用，其少数靶基因也得到实验证实，如APC、SOX6、MLH1、SEL1L、SMAD2等。然而根据生物信息学技术预测miR-155的靶基因可能有数百个[39]，所以还存在许多在消化道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靶基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明确。miR-155在血浆中的表达也被证明在消化道肿瘤的诊断及预后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联合其他miRNA一起检测的临床意义可能更大。此外，利用miR-155反义寡核苷酸可以在细胞或小鼠体内特异性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提示miR-155有望成为治疗消化道肿瘤的新靶点。目前消化道肿瘤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深入研究miR-155与其他miRNA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与各种信号转导通路调控关系，将会为诊断治疗消化道肿瘤提供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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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肿瘤篇6

关键词 消化的肿瘤 心理护理 健康教育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2.09.336

近年来，结肠癌、肝癌、胰腺癌、胃癌等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发病呈逐年上升趋势，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放射治疗或静脉化疗。然而焦虑、抑郁是大多数肿瘤患者最突出和最常见的心态，不同程度的焦虑心理，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质量。因此，对肿瘤患者的心理护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临床护理中，通过灵活应用心理学知识，结合不同治疗时期患者的心理特点，对患者加强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取得对医护人员的信任，使其配合治疗，能够提高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2007年7月～2011年7月收治恶性消化道肿瘤患者245例，对147例恶性肿瘤化疗患者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实施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并以进行基本护理的98例为对照，分析其临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2007年7月～2011年7月收治消化道肿瘤患者245例，男142例，女103例，年龄33～77岁，平均52岁。均为临床明确诊断的患者(包括体征、B超、CT、病理、实验室检查等)，其中胃癌86例，肝癌72例，结肠癌56例，胰腺癌31例。其中，实施化疗后心理干预147例作为干预组，其余进行基本护理的98例为基本护理组。两组性别、年龄、病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方法：基本护理组给予基础护理、常规治疗及化疗，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另外给予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护理频率为40分/次，3次/周，共持续4～6周。本研究中，干预组均接受化学药物治疗和常规护理，然后根据患者不同的心理特征，进行心理疏导，并对心理干预效果进行评价。主要的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包括改变患者对肿瘤的认知、调节患者的不良情绪及给予患者最大的心理支持等。

疗效判断标准：评定患者抑郁情绪变化的抑郁自评量表(SDS)，量表有20个选项，采取由轻到重的4级评分法，其中，50～59分判定为轻度抑郁；60～69分判定为中度抑郁；70分及以上者判定为重度抑郁。评定患者焦虑情绪变化的焦虑自评量表(SAS)亦采取相似的标准。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X2检验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化疗前后SAS、SDS评分比较：见表1。

两组化疗前后焦虑程度比较：两组化疗后焦虑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两组化疗前后抑郁程度比较：干预组化疗后抑郁程度较自身化疗前有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两组化疗后生存时间比较：干预组化疗后平均生存时间为3.3±1.7年，显著高于基本护理组1.9±1.1年，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8，P＜0.05)。

讨论

焦虑和抑郁是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最常出现的心理问题，有研究报道，参与化疗后心理反应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如焦虑、抑郁。而发生作用的主要神经递质是5-羟色胺，即情绪波动可使5-羟色胺较正常时低，导致上述不良反应的发生。本研究结果显示，积极的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在改善了消化道肿瘤化疗患者的异常心理问题的同时，也使治疗效果得到显著改善。

本研究显示，化疗前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干预组与基本护理组的心理状态指标如SAS、SDS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化疗后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干预组SDS评分均显著低于化疗前(P＜0.05)，而基本护理组化疗后SAS、SDS评分分别为50.7±9.6分与51.6±8.4分，均显著高于化疗前SAS、SDS评分此同时(P＜0.05)。临床观察发现，通过定期的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化疗后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心理问题明显减少，心理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研究还发现，干预组在化疗前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现象分别达到76.2%、40.1%，化疗后分别为37.4%、33.8%，进一步表明定期的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能够大大缓解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焦虑、抑郁等常见的情绪障碍，使患者情绪得到明显好转从而更利于患者的配合治疗，提高疗效。另外，通过随机走访比较两组化疗后平均生存时间(所有患者平均生存时间均以确诊日至此后5年)，发现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干预组的平均生存时间远远高于基本护理组，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消化道肿瘤篇7

我国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近年来，随着环境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压力的增加，我国癌症的发病年龄提前了15～20年，35～55岁发病群体比率趋于上升［1］。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大大减小了人均寿命值。所以癌症的早期诊断无疑在治疗与预后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许多恶性肿瘤直至晚期甚至已经出现严重并发症才得以诊断，特别是消化道恶性肿瘤起病隐匿，症状和良性疾病相似，所以容易被患者和医生忽略。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所有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中占据前列。因此做好消化道恶性肿瘤的防治工作在一个地区的癌症控制规划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血清标记物在消化道肿瘤诊断发展

血清肿瘤标志物的寻找存在许多的困难。几乎全部的肿瘤特征蛋白质浓度都很低，其次蛋白浓度是动态变化的，应激状态、疾病或治疗后就可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在传统的检测方法中，双向凝胶电泳技术是一项检测血清中蛋白标记物浓度的成熟方法。通常双向凝胶电泳技术与质谱分析技术配对使用来鉴别蛋白质，为了保证分析和临床应用的可靠性，筛选生物标记物的分析工作往往需要比较大量的样本，所以该方法费力又费标本，不适合大规模普查及临床检测。双向凝胶电泳技术对于低分子量蛋白质和低浓度蛋白质的检测依然存在一定的盲区［2］。所以这一技术对于筛选特异的低丰度或低分子量的生物标记物存在许多的困难。表面加强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surface-enhancedlaserdesorption／inionation-timeofflight-mass spectra， SELDI-TOF—MS)的出现弥补了上述技术的许多不足和问题［2］。

2肿瘤蛋白指纹诊断的原理

蛋白质是基因功能的执行者，疾病相关基因组（包括癌基因等）的活化就会表达特异的蛋白质，随着蛋白质组学的兴起，业已证明蛋白指纹图谱分析是有效的早期诊断恶性肿瘤的具有划时代的诊断新模式。新的检验技术体现了质的飞跃！ 蛋白指纹图谱技术不同于只能单一指标分析的传统肿瘤标志物，通过对蛋白质动态、全景的分析，将病人疾病早期最微小基因表达产物（蛋白质或多肽）系统地分析，获得待检标本中各种蛋白的含量和蛋白质分子量等信息，绘制成蛋白指纹图谱（EPG），通过计算机软件与正常人、亚健康状态人群、良性疾病和癌症病人的指纹图谱库对照，比较分析差异，就能快速、敏感和特异地发现和捕获新的与疾病相关的蛋白。

2．1SELDI的工作原理

蛋白指纹图谱技术是由蛋白质芯片及分析仪器SELDI—TOF—MS(表面加强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两部分组成，SELDI是以色谱原理设计的蛋白芯片，在飞行质谱的检测系统中，蛋白芯片根据色谱原理，表面经化学(阳离子、阴离子、疏水、亲水和金属离子整合等)或生物化学(抗体、受体、DNA等)处理，芯片特异性地和血清中测定蛋白结合，再通过选择性清洗，获得高分辨率的保留蛋白谱(第1次分离)。当加入能量吸收分子(EAM)后，芯片上保留的蛋白形成晶体。在特异的激光照射后，晶体发生解离作用，带电分子在通过电场时加速，记录仪记录飞行时间的长短，质量越轻，相对所带的电荷越多(质荷比m／z越小)，飞行时间越短。信号由高速的模拟数字转化器传化并记录，被测定的蛋白质以一系列峰的形式呈现，这些特异的峰可看成此类疾病的指纹［3］。单个蛋白在谱图上的位置取决于飞行时间。SELDI携有特有的软件，能快速处理、分析大量的信息。SELD1分析的蛋白峰的质谱图的横轴表示蛋白类型，纵轴代表蛋白质的强度和丰度。进行定量测定。可以将患者血清中蛋白质成分的变化记录下来，绘制成蛋白指纹质谱图，并显示样品中各种蛋白的分子量、含量等信息。从而鉴别癌症患者和非癌症患者的血清蛋白质组图谱。这样就能最终发现和捕获新的特异性相关蛋白及其特征，整个测定只需几十分钟即可完成。

2.2SELDI的优点

（1) 待测样本来源广，不需要特殊处理，可以直接点样检测，如血清、尿、组织液等；(2)检测样本用量小且范围广(0．5~400“L)、敏感性高(

3SELDI的临床应用

3．1胃癌在我国及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目前缺乏早期特异性血清学诊断标记物。蛋白指纹技术已经在胃癌的早期诊断、手术后随访、胃癌的病因研究中得到应用，已检索到10篇论文有学者运用SELDI-ToF．MS蛋白质芯片技术，得出了胃癌患者不同于健康人的血清蛋白质指纹图谱。通过胃腺癌组与健康组比较：发现5910Da、5084 Da、8691 Da这三个蛋白质峰具有显著性差异。应用判别分析建立的能达到最佳诊断效果的蛋白质峰组合建立诊断模型，交叉验证结果较满意，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远高于现有的各种肿瘤标志物，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3.2大肠癌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改变，近年来，大肠癌的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目前， (CEA)敏感性及特异性不高，分别为60％和23％，寻求早期诊断结、直肠癌的特异方法是目前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蛋白指纹技术应用为诊断、治疗、发病机制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已经检索到用蛋白指纹技术测大肠癌血清差异表达蛋白报告有14篇［4］。大肠癌血清标记物CEA的敏感性为60％，但特异性仅为23％，远远不能满足早期诊断的要求．高春芳利用sELDI技术对62名正常人和32例大肠癌患者进行血清蛋白相对含量的分析，发现10个蛋白在两组中有显著性差异，对于大肠癌的识别的准确率为98．3％，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7．3％和100％．上述结果表明该技术对于大肠癌的早期检出不论在敏感性还是在特异性均优于传统的诊断技术．

3.3食管癌食管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食管癌与正常组比较血清蛋白质谱差异表达模型：检测38例正常者与36例食管癌患者的血清标本，在分子量2000～20 000范围内，共检测到31个蛋白质荷比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4肝癌甲胎蛋白(AFP)是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肿瘤标记物，但对于肝癌诊断的敏感性只有43％，特异性46％．我们利用sELDI技术发现肝癌患者和正常人的血清蛋白质指纹图谱之间有17个稳定的标志蛋白，其中有6个标志蛋白在肝癌患者血清中高表达，11个标志蛋白在肝癌患者血清中低表达［1］．分析系统筛选出13 752 u及11 472 u标志蛋白建立起一个肝癌的诊断模型，对肝癌的诊断特异性为97．06％，灵敏度为91．18％，及阳性预测率为96．88％．此结果对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无疑具有重要价值［5］。

3.5胰腺癌胰腺癌是肿瘤的第4大死因，在实性肿瘤中预后最差，归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早期诊断困难，只有10%~15％的患者在发现时是可切除的小肿瘤．目前尚无可用于胰腺癌筛查的有效方法，血清学肿瘤标记物cAl9-9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尚不能满足胰腺癌早期诊断的需要．KoopmaJln ef∥161应用SELDI技术对胰腺癌、非恶性肿瘤患者和正常人各60例进行筛查，发现了2种血清标记物对于区分胰腺癌与非肿瘤有97％的特异性，明显优于目前临床上使用的任何一种肿瘤标记物［3］。

4SELDI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蛋白指纹图谱（EPG）是划时代的诊断模式。记录人体内正常及疾病蛋白质全景状态或全面变化的生命光盘，就象心电图对心脏功能的评估一样，人人应有一份，特别是对40岁以上人群。蛋白指纹图谱作为早期定性手段，还无法进行定位，需要与PET相结合才能成为“黄金搭档”。几年前，美国国立肿瘤研究院(NCI)主席Andrew von Eschenbach就宣告，美国将用蛋白指纹图谱技术对肿瘤早期定性和PET对肿瘤早期定位相结合等手段对瘤做出极早期诊断，使肿瘤在2015年成为非致死性疾病［6］。相信随着SELDI技术的不断完善，其将在疾病的诊断、疗效监测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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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肿瘤篇8

那么，出现上消化道“报警症状”的患者是否应该做胃镜检查7做了胃镜检查，是否就可以准确预测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发生7

什么是报警症状?

包括吞咽困难、体重下降(消瘦)、消化道出血及恶心呕吐4项。

1　吞咽困难是指患者在吞咽固体或者液体时难以Ⅱ因下的感觉。

2　体重下降是指在没有节食、减肥或者患其他慢性疾病的情况下，患者在近一月内体重下降5千克或者自身体重下降5％以上。

3　消化道出血是指呕血或者黑便。

4　恶心呕吐是指上腹部的一种不适感，同时伴有胃内容物或小肠内容物通过食管逆流从口腔吐出。

报警症状，具有预测上；肖化道恶性肿瘤的价值

2010年，我们消化内科内镜中心总结了本中心近10年累计超过10万例普通胃镜检查结果，分析表明：在总共102665例接受胃镜检查的患者中，4362例患者被确诊为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在这4362例患者中，有52％的患者有报警症状，也就是说，恶性肿瘤患者中有一半左右是有报警症状的。进一步分析发现，15235例患者的就诊原因是出现了上消化道报警症状，其中，14.8％(2258例)的患者发现有上消化道恶性肿瘤。报警症状对上消化道恶性肿瘤预测的总体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13.4％和96.6％。鉴于此，我们认为，有报警症状的患者不可掉以轻心，需要进行积极的检查。

出现报警症状后，需做哪些检查?

目前，几乎所有国外指南均建议，出现报警症状的消化不良患者，不论其年龄如何，均应立即接受胃镜检查，以排除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大多数指南还建议，将50～55岁作为一个界值，所有年龄大干此界值的消化不良患者，应将胃镜检查作为主要管理策略。

・患者一旦出现吞咽困难和恶心呕吐后，应到正规医院进行胃镜检查，以排除恶性肿瘤或者消化性溃疡等疾病的可能。如果胃镜检查没有发现明确病变，则应该进行上腹部B超、CT或MRI扫描，以排除肝脏，胆囊、胰腺等实质性脏器的恶性肿瘤，因为很多消化系统和全身其他系统的恶性肿瘤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症状，只有一般的腹痛和腹胀等消化不良症状。

・一旦出现体重下降(消瘦)、消化道出血症状，应先进行上消化道胃镜检查，如果没有发现明确的病变，还应该进行结肠镜检查，以排除结直肠癌和息肉。如果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检查都没有找到病变的话，则应该进行相关部位的X线、超声、CT或M Rl扫描，以排除肺、盆腔、前列腺等部位的恶性肿瘤，除了影像学检查外，还应该进行相关的抽血化验检查，以排除其他系统如内分泌系统的问题。

消化道肿瘤篇9

肿瘤多药耐药（Multidrug resistance，MDR）是消化道恶性肿瘤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药资源丰富，具有多靶点、高效低毒等特点，可通过多途径有效逆转MDR，笔者从中医药抑制消化道恶性肿瘤细胞膜转运蛋白、影响酶转移系统、抑制抗凋亡基因表达等方面作一综述。

关键词：中药；消化道恶性肿瘤；多药耐药；逆转剂

【中图分类号】

R36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3763（2014）07-0042-02

消化道恶性肿瘤是常见肿瘤，肿瘤多药耐药（Multidrug resistance，MDR）是消化道肿瘤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MDR是指肿瘤细胞在接触某种抗癌药物后，产生了对其他多种未曾接触的、化学结构及作用机理不同的抗癌药物也可产生耐药性[1]。因此，寻找有效低毒的MDR 逆转剂是胃肠道恶性肿瘤防治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提高肿瘤化学治疗学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中药资源丰富，因其多靶点、高效低毒等特点，近年来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许多中药成为肿瘤多药耐药逆转剂。笔者从中医药抑制消化道恶性肿瘤细胞膜转运蛋白、影响酶转移系统、抑制抗凋亡基因表达等方面作一综述。

1 抑制膜转运蛋白功能

细胞膜上的一些转运蛋白过度表达，会使细胞内的化疗药物部分被排出细胞外，使抗癌药物在肿瘤细胞内蓄积量下降，细胞内化疗药物浓度达不到有效浓度，从而导致化疗失败。这些蛋白包括细胞膜P-糖蛋白（P-gp）、乳腺癌耐药蛋白（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BCRP）和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RP）等。通过抑制这些膜转运蛋白的功能或表达可以实现逆转肿瘤MDR。

1.1 抑制P-gp功能：

P-gp受MDR1基因调控，是细胞膜上的能量依赖性跨膜蛋白，它具有药泵的作用，它与抗癌药物结合后再与ATP结合，通过ATP供能将细胞内药物逆浓度梯度运出细胞外，增强化疗药物的外排，是恶性肿瘤细胞产生多药耐药的主要机制之一，其表达程度与耐药程度呈正相关[2]。

甲基莲心碱（ neferine， Nef ） 是从睡莲科植物莲成熟种子的绿色胚芽中提出的一种双苄基异喹啉生物碱。董琳等[3]研究认为耐长春新碱人胃癌细（SGC7901/VCR）较人胃癌细胞（ SGC7901） 存在P-gp、MRP 共同高表达， 经Nef处理24h后， 其阳性表达率均下降，可促进VCR诱导SGC7901/VCR细胞凋亡，其提示Nef可通过下调P-gp 和MRP的表达而逆转MDR。茶叶富含的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 gallate，EGCG）在体内外对多种肿瘤均具有抑制生长作用[4]。唐海桦等[5]推测EGCG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下调MDR1基因表达水平使 P-gp含量减少， 泵出药物能力降低，从而逆转ADM诱导的肝癌MDR。洛贝林是从半边莲中提取的一种哌啶类生物碱，是一种有效的肿瘤MDR逆转剂。Ma Y等[6]研究证实，非细胞毒性剂量的洛贝林（10μmol/L）作用于多药耐药结肠癌Caco-2后，P-gp活性的表达被抑制，对耐药的细胞有MDR逆转作用，从而提高耐药细胞株对耐药药物的化疗敏感性及杀伤性。曾玮[7]研究证实黄芪注射液能有效地抑制人胰腺癌细胞珠PANC-1中P-gp的表达，逆转人胰腺癌PANC-1细胞耐药性，显著提高化疗药物5-Fu对胰腺癌PANC-1细胞的增值抑制作用。

1.2 抑制BCRP的过度表达： BCRP是一种MDR蛋白，可通过水解ATP获得能量将各种化疗药物转运至细胞外，引起细胞内的化疗药物减少，导致化疗疗效降低，甚至失败[8]。因此，寻找能抑制BCRP过度表达的逆转剂可逆转MDR，增强化疗效果。

青蒿琥酯（ artesunate，Art）是一种从黄花蒿的叶中提取出的化合物。是我国经典的抗疟药物，除了抗疟作用外，Art 还具有抗肿瘤作用。刘亮等[9]研究发现，Art可降低食管癌耐药细胞Eca109 /ADM 中BCRP表达水平，抑制BCRP的外排药物作用，显著增加Eca109/ADM中ADM的累积量，提高ADM的疗效，从而逆转细胞耐药。姜黄素是姜黄的主要有效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炎、抗MDR等作用。EBERT等[10]研究发现姜黄素能抑制BCRP mRNA表达，从而减少BCRP的生物合成，减少化疗药物的外排，逆转大肠癌的多药耐药。

1.3 抑制MRP的过度表达： MRP在多种恶性肿瘤中的表达水平过高，它是依赖于ATP的药物外排泵，与抗癌药物特异性结合后将其泵出细胞外，降低细胞内的抗癌药物浓度而产生肿瘤MDR。因此，通过抑制MRP的过度表达、减少化疗药物的外排是逆转MDR的有效途径。

王利等[11]通过观察葛根素对胃癌裸鼠原位移植瘤的抑瘤率，及葛根素对人胃癌耐药细胞系SGC7901/VCR的多药耐药性机制进行研究，表明葛根素能使肿瘤细胞数目减少、抑制其生长，并且可增加化疗药物在细胞内的积累量，其逆转机理与葛根素促使MRP和P-gp的表达减少有关。茶多酚复合物（Tea Polyphenols，TP）是绿茶提取物，Stammler G等[12]研究发现， TP能够增强人大肠癌SW620/ DOX 细胞株对DOX的敏感性，并表明TP可能是通过抑制一些MRP表达逆转大肠癌多药耐药。鸦胆子油乳剂主要由中药鸦胆子提取物鸦胆子油组成，俞丽芬等[13]实验研究证明，鸦胆子油乳剂对人胃腺癌长春新碱耐药细胞株MKN2 8/ VCR的逆转机制主要为：经鸦胆子处理后的MKN2 8/ VCR细胞中MRP蛋白的表达明显减少。

2 影响酶转移系统

在肿瘤耐药细胞中，存在谷胱甘肽S-转移酶（Gultathione S-transferases，GST）、DNA拓扑异构酶Ⅱ（Topoisomerase，TopoⅡ）等酶，它们与MDR的产生有关，通过调节这些酶的表达量可以逆转消化道恶性肿瘤MDR。

2.1 抑制GST活性：

GST与肿瘤的MDR有关，它能催化谷胱甘肽与亲电性烷化剂结合，使其更具极性而加强外排； 与亲脂性药物结合促进药物的水溶性，而导致药物外排加速；它还能与某些药物直接结合从而使药物活性降低，从而阻止化疗药物攻击肿瘤细胞。

复方五味子素B（γ-Schisandrin compound，γSC ）由中药五味子、芦荟和黄芪中的有效成分五味子乙素、芦荟大黄素以及黄芪多糖三种成分组成。金秀东等[14]以耐奥沙利铂人结肠癌细胞（THC-830 7/0XA）为研究对象，发现γSC具有逆转耐奥沙利铂人结肠癌细胞的MDR作用， 提高OXA药物敏感性，其作用机制与γSC 降低GST在THC-8307/OXA中的表达有关。

2.2 提高DNA TopoⅡ活性：

DNA TopoⅡ在DNA复制、转录及染色体解离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细胞内TopoⅡ含量和活性的降低或性质改变都会影响化疗药物-ToPoⅡ-DNA复合物，减弱化疗药物分割复合物的作用， 不能有效抑制DNA的复制与转录， 继而导致肿瘤细胞产生MDR[15]。以 ToPo Ⅱ为作用靶点的逆转剂能稳定化疗药物-ToPoⅡ-DNA复合物， 以致增强药物对DNA的损伤， 抑制DNA复制， 从而增强抗肿瘤作用。

柴胡是我国传统中药， 柴胡提取物是柴胡的主要有效成分，盖晓东等[16]以对VCR耐药肝癌细胞株Bel-7402为对象，通过观察柴胡提取物作用于BEL-7402细胞后对多药耐药相关基因的影响，发现柴胡提取物可使BEL-7402细胞内ToPoⅡa的表达升高， 提高DNA TopoⅡa活性，说明柴胡对ToPoⅡa耐药机制具有逆转作用。

3 调控基因表达

化疗药物常常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发挥效应的，凋亡可能是化疗药物作用的最终共同途径。参与凋亡调控的基因如Bax、Bcl-2、Survivin等表达失调可能是导致MDR的原因。因此，通过寻取能够调控这些参与肿瘤细胞凋亡的基因表达的中药可有效地逆转MDR。

3.1下调抗凋亡基因Bcl-2表达或上调促凋亡基因Bax表达：

在胃肠道肿瘤等研究中发现Bcl-2高表达细胞凋亡受抑制、肿瘤生长加速、复发率高。抗凋亡蛋白如Bcl-2与促凋亡基因如Bax的表达产物形成异源二聚体[17]， 它们的相互作用调节着细胞的凋亡。下调抗凋亡基因Bcl-2表达或上调促凋亡基因Bax表达的中药逆转剂将可使肿瘤凋亡增加、对化疗药物敏感性增强，从而逆转肿瘤多药耐药。

三氧化二砷是中药砒霜的主要成分， 临床已用于治疗多种肿瘤，在逆转消化道恶性肿瘤多药耐药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报道，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赵园园等[18]对三氧化二砷抗胃癌作用进行的实验研究发现，其对胃癌耐药逆转机制主要是诱导胃癌细胞凋亡，并下调抗凋亡基因Bcl- 2。苦参碱（Matrine）是从苦参中提取的一种生物碱，胥雄阳等[19]研究发现，经低毒剂量的苦参碱作用后， DDP耐药的人肝癌细胞QGY/DDP的Bax蛋白表达上调， 导致细胞内顺铂含量增加， 增强DDP对QGY/DDP的细胞毒性，促凋亡因子Bax增加， 从而起到逆转MDR耐药的作用。

3.2下调抗凋亡基因Survivin表达：

Survivin 基因作为凋亡抑制蛋白家族的重要成员，是至今发现作用最强的凋亡抑制因子（IAP）之一，在消化道恶性肿瘤细胞中有过量表达。Survivin 基因高表达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及促进细胞分裂增殖、血管生成和DNA损伤修复等。因此下调抗凋亡基因Survivin表达可显著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并诱导其凋亡，是逆转肿瘤MDR的一种有效途径。目前针对凋亡抑制基因Survivin的中医药研究很多。

薏苡仁脂（ Coix seed lipids，Coix）是传统中药薏苡仁的提取物，谷满仓等[20]研究显示联合用药时Coix可有效逆转吉西他滨引起的 Survivin 上调，增强胰腺癌细胞BXPC3 对吉西他滨的化疗敏感性，促进BXPC3 细胞凋亡。重楼复方由重楼、连翘、党参3味药组成，胡文静等[21]研究显示重楼复方可显著抑制人肝癌细胞SMMC-7721增殖和促进肝癌细胞的凋亡，其机制可能与下调SMMC-7721凋亡抑制基因Survivin mRNA的表达有关。

中药逆转剂毒副作用小，具有多靶点性，与化疗药物联用具有明显的增效减毒作用。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中药逆转消化道恶性肿瘤MDR具有很大的优势和良好的前景，但目前所进行研究仍有些不足，具有逆转消化道恶性肿瘤MDR作用的中药多以单体为主， 不能完全体现中医的优势和特色；体外实验研究比较多，体内实验相对较少，临床应用则更少；所用中药的逆转剂量不是很明确；对于中药作用于人体后是否会产生新的耐药尚缺乏研究。因此中药逆转消化道恶性肿瘤MDR的研究任务仍很重大，我们应将中药研究与现代医学结合，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对中药逆转剂进一步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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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肿瘤篇10

细胞因子是一组由免疫细胞和某些非免疫细胞经刺激而合成和分泌的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的蛋白质或多肽，通过与相应靶细胞上的特异性受体结合产生不同的生物学效应，具有介导和调节免疫应答及炎症反应、刺激造血、参与组织修复等功能。大量研究表明，细胞因子尤其是il?2、il?10和tnf?α在肿瘤免疫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elisa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了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化疗前、后外周血血浆细胞因子il?2、il?10和tnf?α的阶段性表达情况，并对其在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化疗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为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的适时免疫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全部病例组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05年9月～2006年4月间入院的消化道肿瘤患者104例，其中未化疗组23例，早期化疗组26例，晚期化疗组55例，年龄45～76岁，平均年龄57.6岁，经病理切片确诊，行消化道肿瘤标准手术及手术后系统的化疗（olf、folfox等方案），化疗近期未接受免疫抑制剂和其他对免疫功能有影响的药物，无其他内科合并症。疗程结束后，近期疗效按全国实体瘤疗效评定标准判定，所有病例组男女比例为2∶1，胃癌与肠癌的比例为1∶3。健康对照组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体检健康献血员，共25例，年龄48～62岁，平均年龄54.7岁，验血前3个月未接触任何免疫抑制剂，非妊娠期、非月经期、无内科合并症。标本采集：健康人、消化道肿瘤未化疗组和早期消化道肿瘤化疗组患者常规抽取外周血3ml送检；晚期消化道肿瘤化疗组患者分别于静脉化疗前1～2天，化疗后1周、2周和3周抽取外周血3ml送检。具体分组如下：第1组，健康对照组：25例，来自我院门诊体检的健康献血员；第2组，消化道肿瘤未化疗组：23例，来自我院普外科确诊的未经任何治疗的患者；第3组，早期消化道肿瘤化疗组：26例，来自我院肿瘤内科确诊的早期消化道肿瘤，处于化疗第3至第4周期的患者，其中ⅰ期6例，ⅱ期20例；第4组，晚期消化道肿瘤化疗组：55例，来自我院肿瘤内科确诊的晚期消化道肿瘤，处于化疗第3至第4周期的患者，其中ⅲ期13例，ⅳ期42例；第5组，根据化疗后的转归，在第4组患者再选择37例（其中胃癌8例，肠癌29例）进一步分为化疗有效组19例（其中完全缓解3例,部分缓解16例）和化疗无效组18例（其中无效7例,进展11例）。所有参加临床实验的健康人和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检测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双抗夹心法（elisa）定量检测各细胞因子，人il?2、il?10、tnf?α elisa检测试剂盒（bd opteiatm）购自美国bd biosciences公司。检测仪为美国产bio?rad酶联免疫检测仪。具体方法如下：（1）实验前将各种试剂和样品放置到室温（18℃～25℃）；（2）在板内各孔中加入50μl 稀释液；（3）吸取100μl已稀释至不同浓度的标准品和实验样品放入相应各孔，轻摇5s钟混匀。覆盖透明膜室温孵育2h；（4）弃取孔内样品，用洗涤液洗涤5遍，最后一遍应尽量弃尽孔内液体；（5）各孔内加入100μl检测液，覆盖透明膜室温孵育1h；（6）弃取孔内样品，用洗涤液洗涤7遍，最后一遍应尽量弃尽孔内液体；（7）各孔内加入100μl tmb一步法底物反应液，室温避光（不覆盖透明膜）孵育30min；（8）每孔加入50μl终止液；（9）立刻（30min内）在酶标仪450nm处读取od值；（10）以标准od值绘制标准曲线，根据标准曲线及样本od值得出样本中细胞因子的浓度。

1．3 统计学方法

各组外周血血浆细胞因子浓度检测结果以±s表示，显著性差异用配对t检验。

2 结果

2．1 消化道肿瘤患者各组与健康人组外周血血浆细胞因子（il?2、il?10和tnf?α）浓度的比较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所有外周血血浆样本中的il?2、il?10和tnf?α浓度，见表1、图1。结果显示，消化道肿瘤患者血浆中il?2的水平低于正常人组（p<0.05），而il?10和tnf?α水平却高于正常人组（p>0.05），这与其他类型肿瘤患者的文献报告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消化道肿瘤患者血浆中细胞因子的浓度与其临床分期也有一定相关性。肿瘤患者随分期加重，晚期患者il?2的水平较早期患者更低（p<0.05），而il?10和tnf?α的水平则较早期患者有所升高（p>0.05）。

2.2 静脉化疗对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外周血血浆细胞因子的影响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了37份晚期消化 表1 各组外周血血浆中il?2、il?10和tnf?α浓度 注：健康组与未化疗组及早期化疗组与晚期化疗组间比较，il?2浓度的变化在两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il?10和tnf?α浓度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化疗对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血浆细胞因子浓度的影响(±s，ng/ml）注：化疗前组与化疗后1～3周组组间比较，在肿瘤化疗有效组，il?2浓度的变化在化疗前和化疗后第3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il?10和tnf?α浓度在化疗前、后未见统计学上的差异。在肿瘤化疗无效组，il?2、il?10和tnf?α浓度在化疗前、后各组中均未见统计学上的差异

道肿瘤患者的外周血血浆样本中的il?2、il?10和tnf?α浓度，结果见表2、图2。化疗后1周，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外周血血浆il?2浓度较化疗前明显下降，处于极低水平，以化疗无效组降低更为明显。化疗后2周起，化疗有效组il?2浓度逐渐回升接近化疗前水平，化疗后3周甚至显著超过化疗前水平（p<0.01），出现了免疫改善；而化疗无效组，化疗后3周il?2浓度虽有微弱回升但仍明显低于化疗前。

而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外周血血浆中il?10和tnf?α的浓度却在化疗后呈现一个先增高后减低 的趋势。化疗后1周，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外周血血浆il?10和tnf?α浓度较化疗前升高，且化疗无效组升高更为显著。化疗后2周起，化疗有效组il?10和tnf?α浓度逐渐降低接近甚至低于化疗前水平，化疗后3周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但这些变化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化疗无效组，il?10和tnf?α浓度虽有减低但相对不明显，仍高于化疗前水平，提示免疫功能在化疗无效组未发生改善。

3 讨论

细胞因子是指一类由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和非免疫细胞（如纤维母细胞、内皮细胞等）产生的调节细胞功能的高活性多功能蛋白质多肽。细胞因子在机体免疫应答、免疫调节及肿瘤等多种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表明，细胞因子尤其是il?2、il?10和tnf?α在肿瘤免疫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

il?2是机体最主要、最强有力的t细胞生长因子，它是保障机体正常免疫功能的关键因素[1]。il?2的抗肿瘤作用不是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而是通过诱导和激活免疫细胞（t细胞、nk细胞等）杀伤肿瘤细胞[2]。在nk?il?2?ifn?γ免疫调节系统中，nk细胞活化有赖于il?2，与此同时，il?2又能刺激t细胞释放ifn?γ和增强il?2r的表达，而ifn?γ促进nk细胞活性，使之产生il?2r，并促进il?2的释放[3]。而肿瘤患者il?2的产生减少，主要受到肿瘤细胞分泌的免疫抑制因子的影响。肿瘤患者由于il?2的产生减少，活性减弱，其免疫功能日渐低下，处于恶性循环状态。因此，il?2已成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一种主要细胞因子。

我们的研究显示，消化道肿瘤患者血清中il?2的水平低于正常人组（p<0.05），且其浓度与临床分期相关。肿瘤患者随分期加重，免疫功能进一步受到抑制，晚期患者il?2较早期患者更低（p<0.05）。化疗后1周，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外周血血浆il?2浓度较化疗前明显下降，处于极低水平，以化疗无效组降低更为明显。化疗后2周起，化疗有效组il?2浓度逐渐回升接近化疗前水平，化疗后3周甚至显著超过化疗前水平（p<0.01）；而化疗无效组，il?2浓度虽有微弱回升但仍明显低于化疗前。外周血血浆il?2浓度的变化与分泌il?2的t细胞（cd3+t细胞、cd4+t细胞及初始t细胞）数量变化呈正相关，国外文献也有同样报道[4?6]。

正常情况下，il?10主要由th2细胞、单核/巨噬细胞、b淋巴细胞和角化细胞等产生。当机体发生肿瘤时，il?10的水平异常升高。tabata等[7]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消化系统肿瘤病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发现il?4+/cd4+t细胞和il?10+/cd4+t细胞数量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在手术切除肿瘤后，il?4+/cd4+和il?10+/cd4+细胞数量均明显下降。用rt?pcr方法检测il?10 mrna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发现在多种肿瘤组织中均可检测到il?10，包括宫颈癌[8]、淋巴瘤[9]和黑色素瘤[10]等，而在正常组织中，il?10 mrna不表达或表达量极少。大量的研究表明il?10是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因子。肿瘤细胞分泌il?10并通过抑制单核/巨噬细胞、th细胞、ctl细胞、γδt细胞、nk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来抑制机体对肿瘤的免疫，使肿瘤发生逃逸而得以发展。随着肿瘤的发展恶化，il?10的水平又会进一步升高，从而加重肿瘤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手术或放化疗后好转的肿瘤病人中，他们的il?10水平较治疗前下降。因此现在有些学者提出可以用il?10作为诊断肿瘤和预后的一个指标[11]。

tnf?α（肿瘤坏死因子）来源于活化的单核细胞，是迄今发现的抗肿瘤作用最强的细胞因子[12]。肿瘤患者tnf?α表达上调的同时，stnfr亦出现表达的增高且更为显著。此时，stnfr的明显上升除了由机体免疫细胞受肿瘤抗原刺激产生外，有部分为肿瘤本身所释放，而stnfr表达上调完全抵抗了tnf?α的抗肿瘤活性，这可能是肿瘤细胞逃避内源性tnf?α攻击的机制之一[13]。

本研究揭示，消化道肿瘤患者血清中il?10和tnf?α水平高于正常人组（p>0.05），且与临床分期有一定的相关性，晚期患者il?10和tnf?α较早期患者更高（p>0.05）。化疗对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外周血血浆中il?10和tnf?α的浓度影响呈现一个先增高后减低的趋势。但在各组中均无统计学上的意义。尽管il?10和tnf?α对晚期消化道肿瘤的诊断价值尚不能十分肯定，但是密切结合临床的综合分析，对其预后判断仍有一定的临床实用价值。

当宿主免疫功能低下或受抑制时，肿瘤发病率增高。肿瘤发生后，机体可通过免疫效应机制特别是细胞免疫发挥抗肿瘤作用。在肿瘤进行性生长时，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现有化疗药物中的绝大多数在抑制肿瘤生长或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对机体正常的细胞同样有损伤作用，尤其是对造血细胞与胃肠道粘膜上皮细胞的损伤，常常是提高化疗药物疗效的主要障碍。因此，化疗药物在治疗肿瘤的过程中，通常会对机体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抑制。我们的研究显示，化疗后机体免疫力降低到恢复正常约有近1个月的“间期”，此期间机体抗瘤能力下降，需要一定的免疫支持。晚期肿瘤患者血浆中il?2等细胞因子的变化表明，化疗后3周化疗有效组全身免疫状况改善，而化疗无效组未出现相应免疫功能的改善，甚至呈现免疫功能的低下。化疗对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如果这种抑制状态不易纠正，将不利于机体长期抗肿瘤的需要。因此，在细胞因子的支持下，在免疫系统功能良好时给予大剂量的化疗有望提高治愈率或长期存活率。

本研究采用elisa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了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化疗前、后外周血血浆细胞因子il?2、il?10和tnf?α的阶段性表达情况，并对其在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化疗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这对反映机体的免疫状态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但必须动态观察整个过程。同时为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的适时的免疫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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