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十篇

汉语言篇1

在孔老夫子的眼中，语言的评价尺度不仅取决于语言的美感，同时还要注重观察语言的“善”。他曾说过，“韶乐美善皆尺，武乐独有美，却失味于善。”孔老夫子根据这一句话，在文学的审美方面也主张尽善尽美，就是指在实际的审美方面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文学中包含的思想与体现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然而，在实际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要把尽善尽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在我国的古时候，两者分开来的现象很容易出现，经常会出现对其中的一方面非常重视，而却忽视另一方面，这种方式非常极端。前者主要是倾向于重视文学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忽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例如法家及墨家的作品都是为人民群众将一些做人的道理，主要注重内容的客观实用性，但是这些文学作品无法为众人带来美感，使人很容易感觉到枯燥乏味，不能为人们带来欢快的感觉，就显得毫无味道，就像是现今的政治科目，总是以说教的形式为学生将一些知识与道理，根本不能够提高学生的兴趣。后者主要是倾向于重视文学美感的表现形式，不能重视文学的思想内涵，例如南朝的骈体文与宫体文，这些都是注重文字上的美感，用一些华丽的文字来进行修饰，但是却不能值得人们深刻挖掘，没有令人深思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认为这类文章华而无实。

（一）古汉语言源于生活

在汉语言文学的审美中，往往会分析汉语言文学中所要表现出来的意境，而汉语言文学博大精深，但是这些博大精深的背后，往往就是从生活中获取的一些意境，而后经过不同的引用者而表现出不同的意境与效果。就以古诗词中所表现出的意境为例，古代作家在作诗的时候，一般都是经过自己对事物的认真观察并能产生自己独特的感受，在创造出独特的意境。这种创作方式，不仅能够使文章更加富有美感，使古诗词中的所描写的事物要比现实当中所展示的还要更加具有感染力，同时，这样的诗词中也会体现出更深层次的含义，让人们深刻体会古汉语言中所要体现的真正道理。宋代大诗人苏轼曾经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就是通过作者营造了不同的意境，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庐山，正是由于作者的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互结合到一起，才使得这首诗更具有独特的魅力，吸引读者想要更深层次的研究与了解诗中所描述的景物，同时，这种意境还产生了一定的哲学道理，让读者深刻的的体会到文中所要表达的意义，可以说是尽善尽美的完美体现，让读者有如亲眼看到庐山的真面目一样。古汉语言文学正是如此，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影像，通过一些意境旳突破，来表现出更深层次的道理，可谓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二）古汉语言可以侧面表现内心世界

古汉语言的审美注重尽善尽美，而古代的诗歌当中总会侧面的烘托出作者或者诗人的心境，运用生动形象的描写，来侧面体现出自己的内心，表达出作者内心深处丰富的情感。这正是同我国一直以来的“诗言志”相呼应，就是指一些诗人或者学者作家通过书写文章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表明自己的志向。由此可见，古汉语言可以充分的表达出作者的内心世界，侧面烘托出是人的内心所想。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中，所创作的三吏三别中，塑造了很多的人物，但是这是由于作者细致认真的描绘，才使得读者在品读文章的过程中并不会感到陌生，能够深刻的了解每一个人物的特点，读者犹如身历其境，感受着诗中的人物所感，观望着诗中人物所看，同时更是会深刻的体会到是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所要抒发的志向。同样，在郑燮大诗人笔下的“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中，为整首诗营造出了一份危机的气氛，用“粉骨碎身”来描写当时情况的惨烈，但是同时又在后一句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只要能够将自己的清白留在人世当中，什么达官贵族，什么生生死死，都是不足畏惧的。由此可见，古汉语言的美感还在于能够侧面言志，在营造氛围的过程中，不仅通过景物来美化整篇文章，还能够侧面的表达出自己的意向。

二、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

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致使文学的表现形式也迥然不同，虽然可以将文学看作是作家对生活中的景象的独特的观察与思考，但是，正是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就会使对于文学的审美会有所不同。在一九八零年代，对文学的审美可以说是沉思的审美，对历史进行沉思，对人性进行沉思，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沉思，同时还对文学本身进行了深刻的沉思与研究反省。通过对创作角度的分析，对于历史的沉思，以及对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都能够赋予文学新的形势与启发。在那个时代，作家与诗人都深刻的反思了历史，深刻的揭露了的伤痕，响应者拯救的口号。在一九八零年代，出现了不同的文学思潮，但是，从文学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对于文学的沉思审美已经言传了很多年，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一样，不但为理想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为汉语言文学的审美积累了很多经验。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与诗人不但对历史进行了沉思，对现实进行了沉思，并且为了使文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又通过理论的角度对当代的社会，社会中的人们进行了深思，进而对文学本身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沉思。从宏观的审美角度上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学主要是向五四时期的目标进行靠近，同时还要结合群众，考虑到群众的心声，一定要运用讲真话、抒发真实感情的方式来与群众达到心意相通，充分表达群众的思想。文学一直都处于思想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每每出现一次文学新潮，理论界都会出现激烈的竞争，诗文并不是作家与读者真正感兴趣的中心，而只是体现出了教化功能以及政治功能。举一个例子，卢新华的著作《伤痕》，以及高晓声所谱写的《陈奂生上城》和《李顺大造屋》，柯云路的《新星》等文章，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总会与作家心意相通，因此，一九八零年代对于文学的审美，继承了五四年代的文学特点，同时还体现出了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学形式。因此，在那个年代对于文学的审美，可以将沉思当作主题，那个时代人们向往于追求人生的解放，面对复杂的人生，总是会进行深刻的沉思，这样才会使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学呈现出一定的特性，而这些特性中，最重要的就是拥有一定的理性，审美的色彩，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这样才会使作家将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四、汉语言文学中的语言审美

（一）汉语口语的审美

汉语文学中最重要的还要数语言的审美，因为不同的地区的汉语拥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正是由于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属性，致使学习汉语言的学生的文学能力以及文学素养都会拥有很高的造诣。在汉语言的应用过程中，语言的运用拥有很强的规律性。正是由于我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有所不同，不同地方的语言也是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普通话是所有国学语言的标准，汉语的审美要与普通话靠拢，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南方区域很难分清卷舌，就会分不清许多读音，讲很多的读音都说成一个；而与之不同的是，北方区域的普通话虽然较之南方较强一些，但是由于北方人们对于卷舌不是特别敏感，也使发音不够标准，就不能准确的说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以，在口语方面的审美，就存在着地方差异。

（二）汉语书面语的审美

汉语言篇2

一

西方语言论美学认为：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存在通过语言而现身。语言不单单是一种认知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甚至“作为客观实在出现在人的面前”。（1）当我们将鲁迅的文学创作置于语言论美学的视域中考察时，发现鲁迅对语言与存在的依存关系的感受和意识都很强烈：他在《呐喊·自序》中曾流露出自己曾有过一段“不能已于言”的时期，并将言说的姿态及其效应与人生的价值联系起来；（2）他也曾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偏激主张；（3）同时他又深感自己与汉字的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虽欲摆脱而不能，故而认同在历史的中间地带承受牺牲的痛苦的命运，他的“中间物”意识正是建立在对自己所做的白话文章的语言的体悟上的。

如果说人的存在通过语言而呈现的话，则语言的运思者或言说主体，首先遇到的是言说的欲求及位置和姿态问题，这种言说及其言说者的位置和姿态是某种生存状况及意义的体现。鲁迅的言说欲望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早年的人生苦难。从小生长在悬挂着“翰林”匾额、祖父曾取进士功名、父亲亦以科举考试为终生正业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鲁迅，早年受过非常严格的以读经作文、以应科考为主的正规封建教育。在封建科举时代，科举考试成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言说方式。周作人说：“这（指科举考试——引者注）是知识阶级，那时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的唯一正路。”“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条路走的，等到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的，那自然是后话。”（4）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的背景中，鲁迅有着极为复杂而痛苦的人生经验：一方面，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及所受的严格、正规的封建教育，使鲁迅与汉字文化发生终生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又给鲁迅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祖父的科场案而引发的家庭大变故使鲁迅的家庭由言说的中心一下子被抛置于社会而成为人们言说、鉴赏的对象，在以古文言为载体的传统价值统治的语言秩序中，完全丧失了话语的权力。这种言说权力的被剥夺或被压抑，一方面深深地妨碍了主体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认同，一方面又极大地刺激了主体更加强烈的言说欲望。所谓“不能已于言”、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云云，都在表达着一种急切寻求言说及言说位置或姿态以确立自我存在的意义的情态。而“幻灯事件”犹如一道电光，瞬间照亮了主体言说的方式：启蒙者的姿态。正是带着这种个人经验，鲁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二

中国近代以来国势贫弱，民心萎顿，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迫于存亡的危机，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经由了一个由部分到整体的否定过程，这种否定到五四时期达到高潮。鲁迅在后来《琐记》一文中描述了当时面对西方文化涌入时的兴奋和激动：“‘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5）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积淀在象形会意的汉字中的话，则对汉字文化的批判就具有反传统的意义。而这种批判是在西语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并以之作为它的价值标准的。

一方面是带着个人特殊的经验，一方面也是感应着反传统、崇西学的时代大潮，鲁迅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为标的的。这种批判主要还不在由文言到白话的工具性转变，而是更深刻地表现在其具有反叛性的言说内涵和姿态上。《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仁者吃人”的呼喊，正是在“仁”的象形会意“仁者爱人”的基础上的一种反叛性的逆向思维。《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全面展开了对凝结在中国汉字中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范畴和观念，如“君臣”、“父子”、“夫妻”、“忠”、“孝”、“节”、“烈”等的整体性批判，并将这种批判贯彻自己创作过程的始终。如果说《孔乙己》借孔乙己尽情地揶揄了已失去生命活力的陈腐的文言的话，《这样的战士》就是对“学问”、“道德”、“国粹”和“东方文明”等进行扫射式的永不妥协的战斗；而《祝福》则是以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一次民间仪式“祝福”的过程的反复展示，生动而形象地揭示出中国“礼”文化的吃人本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6）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以表音为特征的语言及其所负载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分明可见。《阿Q正传》关于阿Q的命名耐人寻味：在对汉字“贵”（“桂”）的文化内涵嘲讽剥离之后，代表中国人灵魂的阿Q除了一根无用的辫子之外，（7）其价值等于“0”（“阿”字发音的口型亦与“0”相似）。而最后用英国流行的洋字的拼法，则隐喻式地表达了人们在全面否定旧的存在秩序之后，对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渴求和热望。《肥皂》则象征性地表现出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表音语言相遇时所显露的不洁，因此必须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想施以西方文化的洗涤。而《高老夫子》则说明即使用上西语的好名目，也仍不能改变中国文化的老流氓的变态心理。这种对汉字文化的批判，有时发展到极至，作者甚至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主张。两种语言体系在创作中的交遇、冲突及作者的抑扬取舍，曲折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中的深入思考、选择及其情感经历。

三

然而，《狂人日记》在对汉字文化批判的尽头，言说的主体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与这吃人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构的同时又颠覆了主体。这种情境也是鲁迅汉语创作中的矛盾处境。鲁迅从小生长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与汉字文化的血肉联系与生俱来。虽然在时代潮流的鼓舞下，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进入文学创作，但作者所运用的语言虽是白话却仍然是汉语。汉字对作者而言，不仅是言说的工具，更是面向世界而显现的存在方式。

洪堡认为：“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8）《祝福》便是在“禮”的象形会意的背景上展开艺术构思的。《说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段注：“禮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禮字从示，豊者，行禮之器。”（9）作品围绕着旧历年底的祝福的祭祀仪式，步步深入，最后在祭器问题上给祥林嫂以最后一击。在这里，“禮”字的构形会意不仅为作品的构思提供了材料，同时对氛围的营构和情节的发展，都具有推进作用。一方面，作者带着自己个人的经验，感应着时代精神，对凝聚在汉字中的传统价值进行毫不容情的解构性批判；但另一方面，主体在苦难人生中的价值诉求、历史大变动的时代的启蒙精神的表达，又是在传统汉字文化的背景上彰显的。

黄侃曾说过，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鲁迅的作品最能见出汉字文化的根基和格局。（10）周作人曾指出，鲁迅在用字上有“洁癖”，即喜欢用字的本义。鲁迅也曾以懊丧的口气谈到，自己的作品中“常不免流露出”文言的“字句和体格”。（11）其间的是非得失，各有偏倚，但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汉字文化与鲁迅创作的重要联系。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在白话中加入一些文言的字、词、句等显在的层面，更为本质的是，汉字的象形性和原初意味全面地参与了作者在创作中的艺术思维及艺术世界的建构。

四

卡西尔认为，艺术的本质不在其思想和情感，而在构形。“艺术家的最高最独特的力量”，表现在“给他的感情与外形”。（12）汉字的以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13）的构形会意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的构形性有相通之处。当有着深厚的文字学造诣的作者进入汉语艺术思维之时，汉字的象形会意便帮助了作者文学世界的构建。

《孔乙己》主题即在“凉薄”一词的本义（“以水羼酒”）的基础上引申衍化而来。《说文》云：“凉，薄也。”段注：“郑司农云，凉，以水和酒也。……许云薄也，盖薄下夺一酒字，以水和酒，故为薄酒。”（14）作品将某一特定情境置于咸亨酒店，以喝酒的情节作为贯穿全文的脉络，并且似乎在不经意间带出“羼水”的细节。看得出，这是在“凉薄”的象形会意的基础上生发的艺术构思，不过由物质转到精神、由实物转到语言罢了。《孤独者》写新文化的先驱者不为众人理解、且遭社会排轧的孤独的悲剧命运，但主人公魏连殳的身世、行状，却又分明可见汉字文化中“孤独”一词的原初涵义（“幼而无父”、“老而无子”）。这里已经是在古老的汉字中注入现代的思想内容了。《过客》的命意，当然有庄子“人生天地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的思想影响。但是，更为引人入胜的是，作品在文字学意义的基础上，拟人设语，描景造境，赋予作品以哲学意味。“客”，《说文》云：“寄也，从宀各声。”（15）“宀”象屋之四注，所以荒原上有一间小土屋。“各”，异也，过客和老翁与这间小土屋的关系是不同的：老翁常居于此，是主；过客偶过其旁，是客，其主旨是在前面。这种意境氛围通过“過”字得到升华。《释名》以“過”释“郵”。“郵”，《说文》云：“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16）可见，“过”不仅同样包含了“屋”的意象，包含了度而不居的意思，而且点明过客正处在某种边界上（生死临界点）。这些地方使得鲁迅的创作在主题构想、情节演绎、意象形成等方面，表现出汉字文化的基本体格。

不仅如此，汉字构造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鲁迅的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一是汉字虽为象形文字，但却是以线条的曲折，描其轮廓，而省略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具有某种简约性。这种简约性的思维方式可能影响到鲁迅创作的表达方式。鲁迅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7）这种白描的手法与汉字构形的简略性原则极其相似。二是汉字据义构形，运用的虽是线条，呈现的却是象的神韵，“从一开始汉字就带有写意性质，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形式”。（18）这种写意、象征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影响到鲁迅在创作中对象征手法的选择和运用。在鲁迅的作品中，象《狂人日记》、《药》、《白光》、《长明灯》等都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而在整体上具有象征性质的《野草》，其作品的本色是更见汉字文化的底蕴了。

鲁迅创作中这种在主观意向上反汉字文化、却又在客观文本的构成上体现出汉字文化体格的复杂情形，反映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汉字文化所经历的、复杂而痛苦的嬗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对汉民族语言在批判的同时也有所承传，扬弃的同时也有所发展，为现代汉语的新规范奠定了基础；从中也折射出20世纪初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侧影。

五

原初的语言就是诗。海德格尔认为：“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19）这里，我们不拟太拘泥于海氏关于语言的形而上的意义范围，而是试图说明，有着深厚的文字造诣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汉字本义的持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对作品中诗意构成的重要意义。如《故乡》结尾处以“路”为喻的关于“希望”的表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段诗富有诗意的表达，就是来自《释名》。《释名》云：“道，踏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踏而露见也。”（21）关于路的表述甚至影响到鲁迅杂文的诗意营构，如《生命的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22）这种对汉字原始意义的执持可能诱导作者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如《这样的战士》中关于战士的举着蛮人所用的投枪的人物造型、《社戏》中关于民间原始戏剧形态的观感等等。这些原始情境帮助着营构了鲁迅作品的诗意氛围。

《故乡》大概是说“希望”的吧。“希”即“望”。“望”，《说文》云：“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从亡朢省声。”段注：“还者，复也，本义。”（23）“望”以“朢”为声。“朢”，《说文》云：“满月也。”（24）“望”“朢”原为两字，今则“望”专行而“朢”废，“望”兼有二义。《故乡》从“我”回到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起笔，即“出亡在外，望其还”之意，定下某种回归的调子；但故乡景物的萧索又将这刚刚萌发的复归的意念压下。而闰土要来的消息，又使“我”儿时的记忆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一轮金黄的圆月瞬时照亮了“我”美丽的故乡。圆月的意象直接就是由“望”的本义之一“满月”的构意而来，是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理想存在状态。至于与之对应的那月光下的海边瓜地上的英俊少年，如果荣格看了，定会惊叫：好一幅人类童年时代的狩猎图！将他视之为对我们民族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童年象征，不应算太牵强。但是故乡的辛苦、麻木、恣睢的故人似乎又使那月光下的少年变得暗淡。但结尾又想到希望，那深蓝色空中的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又在朦胧中清朗起来。从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将来，是水生和宏儿，是进化的观念，是对世界思潮之推崇；从无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过去，是那月光下的少年，是回归的意向，是对故有血脉之认同。

六

巴赫金认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在完成了对鲁迅作品的无意识分析之后，回首一望，正与开端处的个人无意识相呼应，鲁迅的文学世界的整体风貌便呈现在眼前：在鲁迅的汉语文本的海洋中，同时涌动着三股话语漩流：一是寻找个人价值更新的个人话语；二是反映现实历史进程的时代话语；三是来自历史深处的传统话语。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形成各自的对话体系。这就是所谓“异声同啸”，它轮廓了鲁迅作品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又互相碰撞、交织、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体，而汉字字义的双歧性、不确定性，为这种统一提供了框架。这就是所谓“同声异啸”，它规定着鲁迅作品的艺术密度。这样，个人的精神史、时代的思想史和民族的文明史在这里混合一气，形成一种深遂、苍茫的精神景观。

注释：

（1）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83页；第62页。三联书店，1988年。

（2）（5）（6）（11）（17）（20）（22）《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9页；第2卷第297页；第1卷第216页；第1卷第285页；第4卷第512页；第1卷第485页；第2卷第3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芬君：《鲁迅访问记》，转引自张梦阳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5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8—53页，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7）周作人曾谈到，鲁迅“乃是本意要用这个Q字，……据著者自己说，他就觉得那个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见《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第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8）洪堡：《卡威文集导言》，转引自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57页。

（9）（14）（23）（2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页；第562页；第387页；第6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原江西师范大学余心乐先生（系黄侃先生在中央大学时的关门弟子）曾告诉笔者，黄侃先生曾多次讲过上述意思。

（12）卡西尔：《人论》，第1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13）钱穆：《中国文学论丛 》，第6页。三联书店，2002年。

（15）（16）许慎：《说文解字》，第151页；第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

（18）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编，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9）《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1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汉语言篇3

论文摘要：汉语教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佳途径，而今，它面临着众多问题。针对问题，在教学中应做到：激励学生自主探索；加强教师意识自觉；利用课堂潜移默化；对比环境共促共进；展示资料深层浸染，最终实现语言与文化在汉语教学中同步共进。

一、语言与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东西”。而中华文化，也就是指中华的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下来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原旨、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语言是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一方面，文化承载着语言。正如美国语言学家布朗所说：“语言，作为传承同一文化民族的交际工具，是对文化本身、文化表现形式、人们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最可见的和最有效的说明和呈现”。另一方面，语言依托于文化，也就是“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由此可知，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华民族的文化主要是汉民族的文化，因此，传承中华文化的语言便基本由汉语完成。籍借汉语，中华文化得到继承和传扬。如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以人为本”等，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它们藉由口耳相授、典籍传播流传千古，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浸染着民族精神，领悟着生存底蕴，不断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在我国的学校中，如何统筹语言与文化、传递中华文化的精神、不断发展其内涵，并与其它文化相连、与现今时代共生呢?其最主要的形式是通过语言教学，即汉语教学。

“教学乃是教师教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教育过程，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进而发展能力、增强体质、形成思想品德的过程。”汉语教学也就是教师教学生学习汉语知识及文化的过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学习掌握汉语，实现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并感受及领悟汉语语言中所承载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汉语教学包括两类：即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这里所讲的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即我们熟知并且遵从一向的习惯称之为“语文教学”，也就是针对我国学生包括“语”(语言)和“文”(文字、文学、文化)两个方面的教学。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就是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以及一部分我国的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的教学。

当今时代，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的碰撞融合、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密切，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也要求汉语教学有新的发展。汉语教学即要完成使我国下一代接班人和建设者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教学还要走向世界，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并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学习中华文化，促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新繁荣。

二、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不同步之因素分析

(一)教师文化修养的制约

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对待文化的态度成为影响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重要原因。

1．文化素质低

教师本人的文化修养不高，这成为制约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承的最重要方面。在汉语教学中，很多教师自身的文言水平就很低，或者说，自身从未考证过文言原著典籍，造成了对文本的曲解。就像解释基本的“学而时习之”，由于代代相传，大多解释为“学习一定要注意时常复习”，而实际上，通过对文字本源的探究以及典籍的再阅读，孔子告诉我们的是“学习了之后，要在一定的时机内，自身去主动实践”。对于这种基本问题的不清。不仅使中华文化的传播走入歧途，也使得一些文化因素在教学的过程中被变相遗漏和改造。

2．文化自觉意识弱

教师是否有主动传承文化的自觉，是造成汉语教学文化缺失的原因之一。汉语教学里的问题是，教师并没有将自身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自觉，仅仅将汉语教学局限在语言本身的教学，缺乏进一步延伸其内涵底蕴的自觉。如教师在教授汉字时，仅仅是字形的讲授，使学生力图做到书写正确，如“好”字，教师只要求学生看到是由“女”“子”组成，并没有自觉意识将为什么由“女”“子”组成好，以及这里面“女”“子”究竟是指男女，还是指母子。

(二)学生学习意识的制约

学生的学习意识弱也是造成文化缺失的一个因素。

1．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化承接问题

(1)知识负担重。由于教学的知识性要求的长期存在，并且一直是我国语文教学的最主要要求，也就使得学生无心也无意去挖掘语文中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在语文教学中依然强调的是以“死记硬背”为主的教学方法，学生往往只了解文本的字面意义，熟悉字与字的组合，并没有去理解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如：古代文人大多喜欢用典。而典故中虽是寥寥几字却拥有深刻的文化积淀。在学习古诗文时，很多学生就不明白什么是“柳岸、灞桥”。不理解这些词中所包含的离别之意，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送别的诗词中大量出现“柳”这个意象。

(2)轻视影响深。我国的语文教学自每个学生进入课堂起就开始进行，可以说每个学生只要上学就在接受语文教育，这样高的频度，反而使学生产生了轻视之心。上课中，很多学生缺乏学习语文的热情，也就谈不上欣赏和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距离现实远。中华民族所倡导的精神大多都讲究“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精神与现实的功利要求相距甚远，大多数学生接受语文教育只是因为语文教育是考试必须，只是作为增加分数的一门必须去学习的课程，语文教学没有使学生感受到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很多学生觉得古文言言辞晦涩、意义不明。例如屈原的《离骚》，学生读起来都觉得十分拗口。大量的生僻字连在一起，学生很多都不能理解字面意义。更不用说感受屈原的民族情怀与精神了。

2．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问题

(1)汉语知识少。第二语言学习者虽然在发展阶段处于成年或接近成年，但对于汉语的学习是远远比不上母语学习的学生。也就是说，尽管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已接近成熟，但其汉语学习的基础弱。并且缺乏语言环境的练习。并没有像母语学习的学生，在学习之前已经有很好的口语基础。因此，向其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首先面临的问题时，基本语言的学习需求明显大于文化需求。如，在对外汉语汉字课中，很多学生是首次接受汉字，在学习“月”字时，教师希望能加入一些中国元素，因此讲了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尽管教师运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讲解，但学生基本无法理解。而且由于语言知识的限制，在转化为英语之后，很多传说之中包含的精神内涵被抛弃了。

(2)文化差异大。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自全世界，其文化背景与我国相差很大，这也就使得一些在中华文化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意向，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理解不同，有些甚至有十分大的反差。举例来说，在中华文化中，与“红”有关的意向往往含有褒义，如：红火、红利、当红等。第二语言学习者就不能理解。他们会觉得有“红”有“火”，都燃烧干净破产了，怎么能算是生意做得好。

(3)学习周期短。由于第二语言的学习具有明显的时效性，也就是希望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汉语，能够识别一些汉字，可以用中文进行交流、沟通。因此，学习者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学习者系统学习时间为两年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周期里要学会一种语言，就不免更侧重汉语使用而减少了一些文化的传播，如：在汉字课、看图说话等课程中，一般不涉及文化内容。教师在教授“扣”时。基本只要求学生能够认识、可以写对，有些学生甚至连偏旁、部首的类属概念也没有，也就不知道“扌”与手字有关，而“口”与“扣”的读音相连。

三、对策与建议

在汉语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文化缺失。这不仅不利于中华文化在我国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更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地位。因此，汉语教学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教学的文化内涵，增强教学的文化底蕴。1．激励学生自主探索汉语教学要加强其中的文化因素。最重要的是激发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兴趣，在学习中，使学生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激发母语学习者的文化自豪感，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文化好奇心，使学生有了解中华文化的愿望。

2．加强教师意识自觉

教师有意识地传播文化，也是中华文化通过汉语教学得到生发的重要途径。教师要有文化传播者的身份自觉，能够自觉地在教学过程中安排一些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一些文化故事、文化意义的阐释，用一些有趣的信息吸引学生，使他们能主动积极地去了解中华文化。

3．利用课堂潜移默化

在汉语教学中，如在汉字课堂教学中，可以适当地讲解一些“六书”的知识，这些包含文化内容的讲解，不仅能使学生更快地掌握汉字，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而且还能够渗透着文化内涵，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一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如“中”、“和”的精神实质。

4．对比环境共促共进

从中华文化的不同之处出发，使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特殊内涵，如中华文化中的农耕色彩非常重，十分重视“土”“水”的角色。通过一些关于水、土词语的联想介绍，向“土生土长”、“上善若水”、“乐山乐水”等，使学习者更加了解中华文化中的根源意识，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

5．展示资料深层浸染

汉语言篇4

汉语言必须符合它的“三性”。何为“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是运用语言亘古不变的准则。

学习汉语言，一般应先从用词准确着手，锤炼词语；其次要把句子造通，后把句式造好；最后才可以用语句描绘意境。由此可见，准确性是对一切文章和讲话的基本要求，也是鲜明性、生动性的基础。准确性属于逻辑学中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概念不明确，判断不周密，推理不合逻辑，所使用的词、词组、句子必然不准确；反之，所使用的词、词组、句子必然不准确，所表达的概念、判断、推理必然不合思维的规则，即违反了准确性准则。

例如这么一句话：“这次放学回家，既看到了我爷爷，又看到了我奶奶，真是一箭双雕啊！”这句话乍听起来很刺耳，但仔细分析一下，只是用词不正确的问题。“一箭双雕”是个成语，是“语义双关”或者是“做一件事达到两种目的”。在这里用“一举两得”，还说得过去，也好听一些；要是什么都不用，干脆把最后一个分句删掉更好。

当然，语言的准确性必须统一于特定的思想内容。语言的运用如果脱离了内容，只就词句本身来谈准确不准确，就会陷入咬文嚼字、玩弄技巧的泥坑。

赵青《我和爹爹赵丹》一书第286页引用了这样一句话：“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句中的“亦”应写作“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是中国古代一句流传十分广泛的名言，出自《论语·泰伯》。其中的“也”，是文言助词，无实义，表示句中停顿。而“亦”是副词，意思如同现代汉语中的“同样”。上述名言中的“也”显然不可代之以“亦”。因此，语言的准确性应是以准确地认识事物为前提，选用准确的词语表达准确的思想内容。

运用语言，有了准确性的基础，还得讲求鲜明性。鲜明性是一切文章的共同要求。所谓鲜明性就是遣词造句语意明确、条理清楚、言短意长，能够把事物的性质、状态以及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鲜明地告诉读者，给读者以清晰的印象，使读者受到教育。

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鲜明性对文学作品来说，还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如用鲜明个性的语言刻画人物性格；鲜明色彩的语言描绘社会环境及用较少的语言表达较丰富的思想内容等。譬如中学语文教材第五册第一课的同志的《沁园春·雪》上阙：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这首词里以奔泻的革命激情，博大的胸怀，惊人的气魄，色彩鲜明的艺术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雄浑神奇的画卷。不仅塑造了无限雄伟、壮丽的祖国山河的鲜明形象，而且准确的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再如，《红楼梦》第三回中林黛玉的一段话也很有魅力。

“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瞎罢了！’”

“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又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这两段文字中是黛玉对两个人的回答。初看是平常话，其实鲜明的语言这里把黛玉时时留意，步步小心的寄人篱下的心态和性格全展示了出来，足见作者的功力。引导学生认识小说戏剧的美妙之处，不仅仅让学生有一种美的享受，更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又如，语文教材里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只有两千多字，却写活了封建里的一群人，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孔乙己这个迂腐、懒惰、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如，“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句话概括了丰富的内容：孔乙己看不起做工的短衣帮，为了跟他们区别，舍不得脱掉那件又破又脏的长衫；但他又不阔绰，所以只能在柜台外站着喝酒。这就是艺术的语言，鲜明性的体现，精炼的典范。要想使文章具有鲜明性，只有一把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用极少的语言写出鲜明丰富的内容来。

一般来说，鲜明的语言，往往也是生动的语言，但生动性在词章技巧方面还要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它要求语言要新鲜活泼，感情洋溢，有说服力、感染力。语言的生动性是语言形象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它应贯穿全部文学作品。

使语言生动活泼的手段很多，如精心锤炼词语、巧妙安排句式、广泛运用意境描绘的方法等。

如朱自清的《春》中语句：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钻”字用得好，“钻”表现了生命力顽强，写出了春草迸发而出的挤劲。“偷偷地”写出了不经意间，春草已悄然而出的情景。这样写赋予小草以感情和意识，富有情趣，惹人喜爱。“偷偷地”要轻读，将“钻”换成“长”或“蹿”就平淡了，既没有了那种顽强的生命力，语言也不生动形象了。“嫩嫩的，绿绿的”本该在“小草”的前面，为什么放在句末?——放在句末，单独从句子中拿出来，主要是为了强调、突出小草嫩绿的特点，同时使句子生动活泼，富有生气。读时第一个字重读，后两字要轻。将“嫩嫩的，绿绿的”放回原来应在的位置，作比较朗读，体味其不同的效果。“盼望着，盼望着”——期待春天的心情多么殷切。东风来了——报告春天的消息。春天的脚步近了——赋予春以人的动作，表现了作者殷切而又喜悦的心情。

课文最后三段的三个比喻句，总写春天的新、美、力。春天是新的，她有旺盛的生命力；春天是美的，她纯洁又灵动；春天是健壮的，她充满生长的力量。春风是无形的，是难以描绘的。作者娴熟地从触觉、听觉、嗅觉的角度，把无形、无味、五色的春风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感。

然而，语言的生动，并不在于用词是否华丽。有时不用形容词，直接说出，只要恰到好处，语言同样生动。

咱们再来看一下鲁迅先生的作品《狂人日记》，文章在掀开了那几千年吃人的“筵席”之后，末尾只用“救救孩子”四个字总结全篇。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扣人心弦，发人深省，令人久久不能平静。四个字，道出了多少言外之意，引发了读者多少丰富的联想，又给人多么有力的鞭策！这就是语言的生动、鲜明、准确之处。

有人说“语文”是“语言”和“文字”的结合体；也有人说“语文”应该是“语言”和“文学”的融合；更有人说“语文”是“语言”和“文章”的组合。其实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注定了“语文”这门学科的美学意义是客观存在的，美感是语文学科的必然属性之一。

汉语言篇5

一、汉语言文化对邻国语言文字的影响

汉语是日语体系形成的重要基础，在文字书写方面，汉语也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史料记载和有关民间传说，秦汉时期大批国人东渡日本，带去了丰富的典籍资料，并在日后与日本居民的交流、交往中，将我国文化，包括汉语言文字传播给了当地人。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汉字传到日本的实物证据是“汉委奴国王”金印，金印的出现说明，在公元57年以前，日本已经有人认识汉字，懂得汉语。在日本语言文字出现以前，汉语文字是日本传达政令、进行外教活动的主要文字工具，包括国家活动或政策、法律条文的制定等，也都是使用汉字。但日本人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感到诸多不便，逐渐发明新的日本语言文字，即平假名和片假名。日本的平假名是借鉴和演化我国草书而来。纵观日本文明史，其不少书籍史料、文学作品都是用汉字或汉字与假名共同记载而成的，历来日本的年号也都是用汉字来表示的，如“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等。[3]后来日本汉字中加入了国字，但日本人在自造这些汉字时也都是仿照中国汉字的造字法，所以，日本文字既有引自中国的成分，也有仿照中国汉字自创的字体。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汉字开始传入朝鲜半岛，这也是韩国首次大量吸收外来词的时期，迄今为止，韩语中的汉字词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书写上基本采取繁体字，数量约占韩语词汇的60%以上。在朝鲜民族的《训民正音》创制以前，汉字几乎是作为唯一的标志工具的，除了保留一部分朝鲜语的基础词汇之外，汉语几乎占据了朝鲜语的全部词汇。

二、汉语言文化对邻国语言表达含义的影响

日语与汉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语言表达含义上也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日语中的许多句子结构和日常用语都渗透这汉语语言的表达思想。如在日语中占有较大比重的习语，很多都是汉语习语的变体，或者直接引用的汉语，像“百闻不如一见”、“吃一堑长一智”、“马马虎虎”等通俗用语，日语与汉语所表达的意思都是相同的。在韩语中，也保留了许多汉语古义的汉字语素。如“都”字，在汉语里，从古至今有两个语音而且分别承载着不同的含义、功能，念dū音常指“首都”；念dōu音时常作总括义副词使用，在韩语里，虽然只有一个汉字音[to]，但除表示“国都、首都”的意思外，还保留有古汉语中的意义，即“总共、一共”义、“某群体之首”义。类似于此韩语中留存古汉语义的字还有诸如“顷”、“阵”、“然”、“汤”等等。[4]

三总结

汉语言篇6

关键词：汉语言；语言意境；知识素养；鉴赏力

引言：

中国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发展，长时间积累的历史文化，让我国成为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中汉语言文学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做好语言意境的研究对更好的理解汉语言文学必将具有帮助。

1汉语言文学中语言意境的形成

古代文人墨客都喜欢读书，对于探索语言意境有着执着的追求，由此逐渐演化的语言组合给后世子孙带来了触类旁通、柳暗花明的奇妙感受，在汉语言文学当中的语言意境的源头主要是生活，由于生活文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不同的人对生活中各类生活的感触也必然不同。其中古代诗词当属汉语言文学中语言意境营造最佳者。通过对诗词意境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已经大多来自诗人对生活的感受与品读，这种意境的渲染，让诗词所描绘的事物更加生动、活跃。另外，汉语言文学的语言已经还多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另类表现，因为自古就有“诗言志”的说法，作者在作诗的时候往往都会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语言已经当中，因此后人可以通过对语言已经的分析，观察作者的所思所想，这也给汉语言文学的语言意境增添了生命力。

2汉语言文学的语言应用及意境分析的作用

2．1通过语言应用和已经分析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语文知识素养：灵活准确的运用语言是语言的生命，只有为语言填注生命的活力，才能够让他闪闪发光。所以，语言意境需要语言应用进行促成。因此语文知识素养的提高和强化就得益于此。比如，我们经常说“风景秀丽”，但是如果说成“风景艳丽”，就会觉得很无语，因为用“艳丽”形容风景，总是觉得不妥，尽管“秀丽”与“艳丽”是一对近义词，用法却大有差别。可见，语言的应用直接影响了意境，说“风景秀丽”，我们很快会想象出秀丽所传达出的意境，如果说“风景艳丽”，我们很难找到感觉，很难找到想象的突破口。

2．2语言应用和已经分析可以培养学习者的作品鉴赏能力：当前社会发展速度极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不经意间都在发生改变，人们在利用言语沟通外，还应该通过阅读提升自己的修养。所以，品读文学作品要了解语言的运用，还要深入分析语言的意境。例如，在阅读戴望舒《雨巷》的过程中，如果单一的品读诗歌，必然无法理解诗歌的内涵，所以还应该深入的体会诗歌的意境，将当时的场景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让自己更加深入的理解诗歌的含义。从而帮助我们提高健身能力与优化审美观念。

2．3语音应用和意境的分析可以提升学习者的书写能力：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知识的过程中，还包含对学习者文字数学能力的培养。只有学习者的文笔功力提高，才能够进一步使其发挥语言功能。所以，要正视汉语言文学在语言应用意境中的作用。因为文字属于语音表达的必备方式，虽然可以口头表达，但是也可以书写。正因为如此，只有懂得语言应用的人，才可以进一步深入的领会语言意境。例如把“沏茶”过程作为文章的表达主旨，然后在进一步提升立意，势必会让人想到这一生所经历的风雨，正因为如此人生才更加精彩，从而用语言文字感染品读的人。

3汉语言文学中语言意境的应用

语言是通过横平竖直的方块字一个一个组成的，语言意境也是我国历史长河流淌下来的民族胸怀，他有无尽的纸上繁华，同时也有举世无双的意境之美。语言已经的分析是了解、学习汉语言知识的必备过程，准确的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语言在汉语言文学中的应用。

3．1在文学理解层面的应用：通过对汉语言文学的有效学习，将进一步提高学习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让学习者在品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从品读文学作品的字面含义升华到品读文学作品作者的内涵所在。然后通过对文学作品中语言意境的研究与分析，深层次的、有深度的去理解、剖析文学作用。所以在汉语言文学的理解中，语言意境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有效的把控了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意境，才有助于我们对汉语言文学文化及知识的理解。

3．2在写作方面的应用：汉语言文学涉及的领域十分的广泛，写作当然也是汉语言文学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字面理解，就可以确定语言与汉语言文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在写作中对语言的组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写作的格式及规律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及规律。在写作中，除了语言表达要到位外，语言的意境营造也是其中重要内容，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研究后，人们便会对汉语文章中的具体结构有所掌握。但仅仅掌握结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语言对恰当的写作意境进行营造。一个良好的意境是创作优秀文学作品的基础，同时也是让作品发光的源头。

3．3在语言规律上的应用：我国人口众多，存在各种各样的语言体系，并且每一种语言体系的运行也存在各自的运行规律。虽然我国制定了普通话普及政策，但是由于国土幅员辽阔、人口中国，所以无法有效的快速进行普及。若单一的分析语言是很难理解对方表达的含义的，不过如果将其放在特定的语言已经当中，就可以降低理解的难度，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彼此所表达的含义。结束语：汉语言文学的主要载体就是语言，语言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工具，所以，做好汉语言文学中语言意境的探讨与研究，才能够更好的理解华夏文化的精髓，提高学习者的汉语言文化及语言意境的运用能力，使学习者感悟到语言意境中的“美”。

参考文献

［1］曹炳惠．高职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科技创新导报．2016（23）．

［2］石慧．新媒体环境下汉语言文学发展困境探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11）．

汉语言篇7

关键词：汉语言；网络语言；挑战

一、由传统汉语言到网络语言的转化

（一）词汇的转变

1.词形

传统的文字交流方式就是汉语言文字的交流，具点具面的反馈真实信息，而现如今，为了加快信息的传播，达到交流的简约高效，拼音词和谐音词被大量使用。拼音词就是汉语拼音的首字母缩写后并规定其含义而产生的，例如“hh”代表哈哈等等；而词汇的谐音化就是利用与词汇相近发音的字或数字来取代原来的词汇，例如“88”就是拜拜，妈妈也可以写成“麻麻”。

其次就是叠词的使用。这类词汇并没有词义上的变化，只是加强了语气，例如睡觉可以说睡觉觉，拿东西可以叫拿东东，诸如此类。

2.词义

词义变异的第一点是改动词义。举例来说，恐龙原来是指远古时代的大型动物，现在说恐龙，可能是指一个长得丑的人；木头就是说这个人很木讷等等。

词义变异的第二点就是词义联想。比如说“可爱”，从前我们说一个人可爱是指他的样子惹人怜爱，如今却可以说是“可怜没人爱”；“天才”就是“天生的蠢材”。

（二）语法的转变

网络世界的交流方式不像面对面的交流可以直接反馈，它有着一定的延迟与阻碍，所以自由随性，高效便捷就变成了网络交流的第一要义。

1.省略缩写

网络交流依靠于键盘打字，必然在速度上逊于直接交流方式，为了保证交流的高效，便出现了毫无语法结构的省略缩写句式。举例来说，在网络上，人们交流往往都是以极短的句子你来我往，有时甚至不成句，“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可以省略为“我伙呆”；而缩写的典型就比如“lol”，“lol”表示开心大笑的意思，是“laughing out loud”的缩写。

2.句法

随着一些电影中使用的台词“给我个理由先”的流行，这种状语后置的句法也开始流行。比如“我倒”，“你走先”等等。

3.词性

网络语言中，词形的转变现象也是一大特点。例如，“被黑” 中的“黑”，黑“字本来是形容词，而”被黑“的“黑”成为了被动句中的动词。这就是网络语言中的词性变化。

二、网络语言对于汉语言的影响

网络语言是由传统汉语言转化而来，但是网络语言不同于传统汉语言，其词汇、语音、语用等都有别于传统汉语言所具有的规范形式。

首先，网络语言对汉语言的规范性有巨大影响。网络语言诞生之初是为了增加网上交流的便利，而语言的规范使用并不需要考虑，所以产生了大量被广泛使用却有着谐音错别字的流行语，网络语言的创造具有过强的随意性，网络语言的实质就是人们对于社会是否能对流行语辨错不予考虑，只热衷于网络语言本身的创作。当我们在网络上频繁使用便会影响正常的表达，若是使网络语言变成人们的日常习惯用语，便会将其带入严谨的学术研究，造成知识的混乱。

其次，网络语言对汉语言的传承有巨大影响。网络语言中有一大部分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或是年代性，比如曾流行的火星文一类。另外就是，网络语言的粗俗化。在流行的网络用语中有许多不文明的用语，这些词的传播不仅是对汉语言本身的不尊重，也给社会带来负能量，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巨大。

虽然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有着巨大冲击，但也应正视网络语言给汉语言带来的发展，毕竟网络语言的发展是不可逆的，我们需要直面冲击，积极应对，使网络语言和汉语言走向健康的发展。

三、如何面对网络语言对汉语言的冲击

网络语言在对汉语言的推动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不规范、不健康的网络用语对汉语言的传播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对此需要采取措施积使网络语言能与汉语言和谐发展。

首先，我们要正视网络语言，不能对其一味制止打压，应该在牢牢把握汉语言的传承的基础上，对网络语言进行积极的干涉。

第一，从教育入手，始终把汉语言的学习放在第一位，健康的身体不怕感染，只要能对自身的文化有全面深刻的认识，自然不会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

第二，对网络传播进行干预，对于已发现的不良网络用语进行坚决抵制直至消亡，对处于萌芽的不良用语采取积极引导，使网络语言走向健康文明的正规。

第三，抵制恶搞现象。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文明象征，语言作为文化的传承载体，应得到尊重与善用，对于恶意篡改，随意破坏的行为，我们要坚决反对。

四、结语

网络语言是它的一种变异体，其具有创新性的词汇和与时俱进的信息内容，为传统汉语言文化注入了一股别样的活力，但是这种新的语言形式不存在确定的文体和统一的标准，表达自由随意，语义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网络语言的低俗性和缺乏美感的语用都是对传统汉语言的极大冲击。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我们不能片面看待问题，网络语言能够流行就必然存在合理性，只需要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就能做到和谐发展。对于我们的母语，我们要以尊重的态度去面对，而对于网络语言我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参考文献：

[1]崔灵玲.试论网络语言对汉语言的影响[J].教育界，2013，36：14-15.

汉语言篇8

关键词：网络语言；汉语言文学；影响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逐渐进入了信息时代，网络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网络语言依托于网络而生，又因为网络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其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看待网络语言，推动汉语言文学的稳定健康发展，是必须得到重视的问题。

一、网络语言概述

简单来讲，网络语言指在网络中产生，同时应用于网络的语言，是在网络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的语言形式，与常规意义上的语言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网络语言并没有固定形式或者规范性的要求，可以在汉字、英文字母、标点、符号、拼音等之间进行随意组合，而这种组合看似混乱，在特定的网络媒介传播中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有别于规范性的语言，网络语言更加简洁，更加生动，是网民为了提高聊天效率，或者出于某种特定需求而采取的方式，自诞生开始，网络语言就受到了网民们的厚爱，得到了飞速发展。从目前来看，网络语言已经开始逐渐从网络平台走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体现出了一种“源自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的特点，例如，“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本来是小学生作文中的一句话，但是经过了媒体和网络的传播，逐渐成为可以表达对某件事情惊奇态度的网络语言。而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语言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提高，当今年轻人在聊天中常用的“886（拜拜了）”、“55（呜呜）、妹纸”等，实际上都源自网络语言，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网络语言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二、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

从客观的角度分析，网络语言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的特征：

（一）积极影响

且不论网络语言的格式是否规范，使用是否恰当，单纯的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分析，简洁生动的网络语言可以更好的对人们的内心情感进表达，可以推动汉语言文学的长远发展。作为接触网络最多的群体，青少年对于新事物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较强，也更容易受到网络语言的影响，其不仅是网络语言的发明者，更是主要的传播群体。与规范性的语言相比，网络语言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无论是符号、缩略词还是原本的文字，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意义，更富趣味性，也因此推动了文化交流的繁荣。例如，“大神”原本指资深网络用户，后来在其他领域发挥引申义，指在某方面具备较高水平的人，如P图大神、计算机大神等；“囧”被用来形象的表达人的无奈和郁闷情绪，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人在囧途》《港囧》等，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囧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中也开始引入部分网络语言，其在作文教学中更是有着直观的体现，对于教师而言，如果在作文命题中，适当引入网络语言，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丰富教学形式，也使得学生在分析和写作的过程中，真正了解到网络语言的优点和缺陷，发挥其对于汉语言文学的推动作用。

（二）消极影响

一是语言形式不规范，部分网络语言为了达到标新立异，赢得更多关注的效果，甚至会刻意对语言应用规范进行破坏，对语言原本的语义进行去接，或者为了追求语义的雷同，运用别字，可能会对青少年汉语言文学的学习造成一定的误导。青少年本身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浅，而且其思想富有创造性，在接受网络语言的同时，可能会形成一些错误的观念，影响原本具备的汉语读写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事实上，网络语言所导致的汉语语言功能弱化问题正在不断加剧，也给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如果不能对网络语言进行适当管控，则必然会影响汉语言文化的稳定健康发展。例如，电影《从天儿降》，从迎合电影主题与内容的角度，本无可厚非，但是其可能在社会中产生误导，使得青少年群体在写作和语言表达中，于“从天儿降”和“从天而降”之间摇摆不定；又如，最近一段时间的网络热词“蓝瘦”、“香菇”，容易导致发音不清，继而影响正常的沟通和交流。

三、如何正确看待网络语言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网络语言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影响具有两面性，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网络语言呢？是该全部接受，还是一棒子打死？本文认为，应该从客观的角度去对待网络语言，一方面，应该从中提取精华部分，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对网络语言的精华和糟粕进行区分，避免盲目的模仿和使用。对于相对规范，生命力较强的网络语言，可以进行整理和吸收，做好引导工作，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对网络语言的引导和规范；另一方面，应该减少不规范语言和低俗语言的传播，从自身做起，提升网络法规意识，提升对于网络语言的分辨能力，认识到滥用网络语言的危害性，净化网络环境。归结起来，对待网络语言，应该坚持客观公正、去粗取精的态度，认识到过犹不及，在发挥其积极影响的同时，控制和杜绝消极影响。

四、结语

总而言之，网络语言本身是网络时代的一种客观产物，其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引导和规范，在正确使用网络语言的同时，推动汉语言文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超海.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J].文化学刊,2015,(07).

[2]戈双峰.探析新时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及意义[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10).

汉语言篇9

汉语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语的发展与演化不仅是语言本身的进步，也是民族文化在语言活动中不断积淀的过程。

从商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汉语就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音、义系统。甲骨文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具备交流、记录和表达的语言体系。经过了三千多年的发展与进化，汉语无论是在语音体系还是在语法体系上，都有了相对固定而且优越的表达方法。与其他古老的语种一样，汉语的进步，不仅仅表现在词语的增多，更表现在它与人的社会活动内容日益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典籍仅仅是几部史书、诸子百家，而到了汉代，使用文字积存下来的典章书籍就已经是“汗牛充栋”。而到了今天，汉语对人的思想的记录和显示以及对社会的反映，已经到了宏阔精微、无所不能的地步。这不仅是语言的成就，也是文化的成就。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之所以密切，是因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汉语在交流过程中，其整个语言系统中所表露出来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就汉语词语来讲，每一类的词语中都有大量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的词语，至今在我们所使用的常用的汉语词语中，还有许多古老的成语、典故以及俗语和惯用语等。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成语。成语不仅是语言的精华，而且是语言文化的精华。事实说明，无论什么人，想要灵活自如地运用汉语，就必须真正地领略汉语中所蕴藏的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尤其是要了解汉语文化的形成氛围。比如，如果西方人不明白“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一特殊内涵，就不可能理解“望子成龙”这一成语的意思表达。西方的语言学家们一直为不能准确地翻译或表达汉语中的一些语言成就（如古典诗词）而困惑，他们对汉语作品中的言简意赅但意义深远的词句，用尽了西方语言的词汇和自身的文化感悟力，却还是觉得力不从心。因为他们解决的是语言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

汉语的人文特性和独特的意化特点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特征和思维定式。

作为东方语文传统的代表，汉语的主要特征是人文性。中国的语文传统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朱子语类》）这种充满了人文内涵的语言观，代表了我们整个民族对语言的认识。汉字的形体和音韵中渗透着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感性认识，它既注重单字的意义表达，也注重词句整体的意义和语言效果，立足于语言的本质，将思想观念、道德评判等主体意识蕴含于语义、题旨、情境之中。汉语承载了汉民族几乎全部的文化精髓，不仅留存了古代文史哲等社会科学的内容和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自然科学内容，而且延续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和传统观念。汉语的人文精神，始终是汉民族语言的核心。与西方表音文字不同的是，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汉字的表意特征，决定了它自产生那一天起，就不单纯是为展示语言的交流特点而存在的一种符号。这个特征是古代西方语言如拉丁文、希腊文所没有的。汉语“形入心通”的独特意化特点以及对汉民族千百年来的思想和文化的影响，造就了这个民族特有的思想特征和思维定式，被欧美人誉为“东方人的思维”、“东方人的智慧”。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五四”时期的汉字拼音化改革、建国以后的汉字简化改革，但这些对汉语的改革一旦触及产生汉字的深厚的文化基础，就立刻显得无所适从。从交流意义上讲，汉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唯一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汉语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形态交融、碰撞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藏语系是世界语言中最大的语系，而汉语又是其中最大的语族，其使用人数达十几亿之多。汉族文化是东方文化的起源，在汉语的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中，其所映射的文化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汉唐文化甚至成为周边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学习的蓝本。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局面，使汉语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氛围有一种孤独的洁净。然而，任何一种语言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故步自封。在中国历史上数次民族大融合造成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形态的交融、碰撞过程中，汉文化以其宽广博大接纳了与其相容的其他的文化形式，使其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及至现代社会以来，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汉语在交流上依然保持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是因为汉语的语法结构、词语成分和基本的意义表达方式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是因为汉语自身也有着强大的包容性和自我净化能力。历史证明，人文化的汉语要想保持其特有的文化意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保留深厚的汉族文化的基础，保留汉语在漫长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特征，如声像兼备、因形生义等，这样才能使汉语充分发挥其语言的功能，使其真正成为连接社会关系的纽带。二是必须在汉语的表意特征的约束下，从对汉字形、音、意互动式的理解中，领略这种语言的魅力。优秀的汉语文字形式如诗、词、文等都具备这些特点。惟其如此，汉语的交流才能更加富有中国的文化特征。

现代科技条件下，网络对汉语本身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达到4.85亿。调查显示，国内使用网络的人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其中70%的人年龄在25岁左右。网络语言正悄然冲击着校园，成为不少青少年的口头禅，并不时现身在学生的作文、毕业留言甚至班级墙报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民使用网络交流也不是不可以预期的。这么多人尤其是这么多年轻人接触或使用网络语言，本身就是对汉语使用的巨大的碰撞。单就表现形式和表现力来看，网络语言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传统“规范”语言的颠覆和“革命”。网络语言大致可分为四类：缩写型，包括汉语缩写和英文缩写，比如PMP是拍马屁的缩写；谐音型，包括数字谐音和汉语谐音，比如520（我爱你）、斑竹（版主）等；童语型，故作幼稚状，比如将“东西”说成“东东”；新语型，一种是新创造的词汇，比如用“菜鸟”比喻初上网的新手，还有一种是旧词新义，比如将“丑女”叫做“恐龙”，将“丑男”叫做“青蛙”。网络语言主要有简洁、新奇、诙谐等特点，数字、符号、拼音、汉字、英文字母杂糅在一起的网语既简单易用，又迎合了紧张忙碌的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放松身心的需要。但不可忽视的是，网络语言同时也存在着语意模糊、不合规范、过度求新、沟通困难甚至粗俗低下等弊端，网络对汉语本身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语言对汉语正常交流的文化含量的影响。由于大量网络专业词汇和人们网上交流所使用的简易词汇的介入，“网络汉语”的常用词汇中加入了大量意义与传统生活、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无关甚至相悖的词语，这些词语的使用改变着人们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事物和理念的概括、形容和描述。从整体上讲，网络流行语失去了文字、语言本身应具有的意境，更谈不上文学价值，有的纯属无厘头、矫揉造作。网络词语对汉语的“充实”不同于以往汉语与任何传统文化形式的融会，科技与商业色彩浓重以及代表社会文化前卫群体的观念和思想的网络语词，不小心“跨出”了由大量汉语词汇构成的民族文化的殿堂。

2.网络化的表达对汉语雍容典雅表达方式的隔断。如上所述，汉语产生于汉文化的背景之下并深受其影响。从字体上看，汉字结构疏密相间，字形方正，在排列上呈现出一种雍容庄重的美感。比之于拼音文字以及日语、朝鲜语等文字，汉语文字的形体无论是从单字还是从整体效果上都给人以视觉上非常明显的愉悦。尤其是成语“四字格”的形式最具有汉语和汉文化庄重典雅的特征，最符合“以偶为佳”、“以四言为正”的审美要求。从发音上看，汉语的语音抑扬顿挫、节律丰富，中国的古典诗文诸如唐诗宋词甚至可以通过声调直接用来吟唱，国外的学者形容汉语是“从外形到音韵都充满美的语言”。现代汉语由于大量继承了古代汉语的语言要素如词语、句法、音韵，并简化了字体，统一了语音，使其更具备实用的特征。而网络化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汉语的这些特征。它在尽可能选择简便快捷的同时，以符号化、程式化的交流手段以及不带任何文化色彩的意义传递，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汉语表达特征的延续。

互联网毕竟是虚拟的，这面镜子也会照到人性的另一面——人性中受到压抑的一面。通过对网络语词的调查发现，相对于通常的语言交流方式，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讨论、聊天时较少考虑自己的身份和教养，往往变得比平时好斗，易被激怒。据国外对电脑通讯的一些早期的研究表明，发生在网上的谩骂等侮辱性表达要比面对面时经常、激烈得多，比如网络上常见骂人的粗话等。这种心态正日益对传统汉语交流中包含的中和、礼让、恭谦的语言心理形成冲击，从而影响了汉语交流的深层文化内涵。这应该是现代生活的互联网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优秀传统的最大冲击。

汉语语言规范坚持与汉语语言建设的对策

汉族文化孕育了汉语，而汉语又反过来利用其语言在交流和表达上的特性，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与思维方式形成约束力。这种关系本身就说明，语言和文化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失去了民族语言的使用特色，就失去了民族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前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保护民族文化，维持民族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就是保护语言的纯洁性。这个理论在世界上许多优秀民族的发展史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犹太民族对他们的民族语言希伯来语的顽强保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法国人提倡说法语，韩国人大力宣扬朝鲜语，大多以抵制英语文化的入侵为背景。从汉语语言纯洁性的角度看，毫无疑问，网络语言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汉语从容应对这种由时展带来的挑战，是纯化我们的民族语言、净化汉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后者是确立我们社会发展主流文化的基本原则。

汉语的基本要素如音、义、成语等必须得到本民族的认可和使用，这不仅仅是一个喜好或习惯的问题，更是一个要靠自觉性与规范化相结合去执行的问题。汉文化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但并不意味着汉语自身有金刚不坏的免疫力。在网络文化这样无孔不入的划时代的文化大潮面前，对词语使用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显得必要。就汉语的社会性应用和规范化的前景而言，汉语在传统的汉文化区的使用和管理，应该有足够的社会倡导力量和完善的语言使用法规。近年来，我国在汉语规范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国人大、国家语委和教育部对汉语语音（普通话）、汉字和汉语词语的使用等方面出台了许多法规、政策和规定，这些措施对保持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于报纸、期刊上的文字都有相应的规定。然而有些新闻媒体、广告媒体对语言规范坚持不够，使用或引用网络语言随意性比较大，实际上对网络语言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此，国家和政府必须进一步明确或重申汉语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特别要规定国家机关公文、新闻传媒和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教学上不得使用或尽量避免使用不规范的词汇，带头净化语言。据报道，长沙等城市早在2002年就已出台政策，禁止使用拼音和不规范的汉字及带有外来文化不健康色彩的词语作为商场、店铺和建筑物的题字和招牌。近年中考、高考虽没有对考试作文能否使用新词酷语进行规定，但并不提倡学生在考试作文中使用新词酷语。

汉语言文字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尤其是词汇，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所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语言的创新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看，网络词汇也是语言的创新和发展。据“问卷星”在线问卷调查，63.9%的接受调查的大学生认为网络流行语中的一部分精华会成为正式用语。那么，与其被动接受网络语言，不如主动接触和研究网络语言。目前，国内对于一些新兴用语的研究早已展开，一部分来自网络的新词新语被编入网络用语辞典。国家语言文字机构应该每年对各类使用较频繁的新词进行整理，以语言文字标准规范词语词义，适时收入词典或辞海成为正式的汉语词汇，以丰富中文语言。有些生动、贴切的新词汇如“给力”等，符合汉语言的表达规范，有可能逐渐进入到汉语的基本词汇。但笔者认为，语言的创新需要有一个度，必须是积极向上，生动形象，能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只有在这样不断的筛选和甄别中，我们的语言文字才会在规范中不断汲取养分，跟上时展的步伐。

在现阶段，我国关于网络用语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十分健全，对于目前流行的兼具媒体性质的网络语言还没有专门的规定。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又十分快捷，网络对汉语的迅猛冲击之势不减。因此，要制订更加规范的网络使用法规和网络语言规定，加强对网站的监控和管理，及时屏蔽那些低级趣味的脏话、江湖黑话等不健康的语言以及严重失范的网络语言，建设文明网站和文明网页。只有这样，才能把网络对汉语交流中文化底蕴的损害程度降到最低点，最大限度地保护汉语文化发展过程的一贯性。

汉语言篇10

关键词：赤峰；方言；综述

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200-02

赤峰方言作为北京官话区朝峰片方言的一个站点，既与东北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等其他区域的语言特征有相近相似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和不同，这些凭着听觉就能感受到的差异，构成了赤峰汉语方言的鲜明特点，就像红山玉、巴林石一样成为独特的地域性文化标志。本文将就有关赤峰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内容进行梳理，试图将这些研究成果，甚至争议质疑呈现给读者，以便我们对有关赤峰方言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更深刻的了解，从而推进赤峰汉语方言研究。

一、国内权威机构及专家的研究成果

从地理位置上看，赤峰市（原昭乌达盟）地处燕山南麓、大兴安岭南段与内蒙古高原、辽河平原的交接部位。西北与锡林郭勒盟、东与哲里木盟为邻，东南与辽宁省朝阳市、西南与河北省承德地区接壤，处于东北官话区与北京官话区的过渡地带。从历史上看，赤峰的汉语方言随着不同时代移民的增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清朝末年，山东、河北等地并以山东为主的内地汉族移民大量涌入，与本土性方言汇合而形成一种新的存在形式，赤峰汉语方言实际上就是鲁、冀、晋、豫、京以及东北多种方言经过长期渗透、逐渐融合而成的。从语言构成的三要素具体分析，词汇、语法方面差异不大，而在语音方面，方言中韵母的发音明显带有山东汉语方言痕迹，声调、语调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东北方言影响，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比较接近普通话的汉语方言。从地理位置上看，赤峰地处东北，加之行政区划分的变化（先归热河省、辽宁省，后归内蒙古），所以1987年以前，基本将赤峰汉语方言归入北方官话区中的东北次方言区或华北次方言区。

最早关注赤峰汉语方言的是已故著名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张清常教授，他利用上世纪50年代在内蒙古大学工作的机会，通过方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对全区25个典型调查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整理，撰写并发表了《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音与普通话语音对应规律》（《内蒙古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音概略》（《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等论文，论文阐明赤峰汉语方音的特点，并明确提出“只有八里罕调值特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方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贺巍先生是当代颇有影响的方言学家，他先在《东北官话的分区（稿）》（1986年）中把赤峰的宁城、敖汉、林西、翁牛特等地一起归到东北官话哈阜片长锦小片，之后不久又将宁城、克旗等地列入北京官话区朝峰片，这种变化证明赤峰方言具有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过渡性方言特点。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荣教授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出版了《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汉语方言分为10大方言区，其中将赤峰方言归为北方官话大区中的北京官话区里的朝峰片（朝阳市和赤峰市首位相加）。尽管受条件所限，对于朝峰片的区域范围划分不够全面，但这是国家权威部门首次明确将赤峰汉语方言单独划片，即北京官话区朝峰片。赤峰汉语方言的特殊表现曾经引起过有关专家的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熊正辉、张振兴在论文《汉语方言的分区》中的《新版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区的主要调整》里的“东北官话图”和“北京官话图”说明中补充扩大了朝峰片区域。

北京科普研究所的张志敏在论文“北京官话”中不但从语音的构成中的声母、韵母、声调诸方面提及朝峰片的特征，还逐一列出将朝峰片中的少数民族地区、被漏掉的地区、被错误划入的地区，并明确指出《方言地图集》中的纰漏，认为朝峰片应该由23个县市构成，主要在内蒙古和辽宁，而赤峰市的的所有旗县均在其中。

二、地方高校、业余爱好者的研究成果

在赤峰地区，较早对赤峰汉语方言进行调查研究的是赤峰教育学院李敬尧教授。1979年李老师根据长期在语文教学研究和在中小学教师推广普通话中的探索和积累，编写了《昭盟语音辨正》（印刷本），首次对赤峰汉语方言语音从声、韵、调诸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尽管现在看来不够完整细致，但是在当时对于学校教师学习普通话、各旗县地方志中关于语言部分的撰写发挥了很大作用。

赤峰汉语方言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赤峰学院文学院的张万有教授，张老师毕生从事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在汉语修辞、规范汉字、辞书编纂、方言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影响广泛。仅就赤峰汉语方言研究而言，可称得上是一位开拓者和领路人。他长期坚持方言调查，注重方言事实的归纳和总结。多次参加全国或国际汉语方言学术会议，是汉语方言学会的会员。先后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近22万字的20多篇论文，涉及到赤峰汉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诸方面。还有一些文章涉及到方言区划分、方言岛的发现等。归纳起来如下：

首次厘清了赤峰汉语方言的概况（见《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1年1期《赤峰汉语方言概述》、《赤峰汉语方言的特点》等文章）。首次归纳出赤峰汉语方言的完整系统。语音方面如《赤峰汉语方言音系说略》（《昭盟师专学报》1999年4期）等论文；语汇方面成果较多，《赤峰汉语方言词汇说略》被收入《内蒙古语言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赤峰汉语方言词汇》共76500字，按意义分成天文、地理等30多类，分10篇发表于国内有关高校学报。首次揭示了赤峰汉语方言的语法特点（见《昭盟师专学报》1999年3期《赤峰汉语方言语法特点初探》。其《赤峰汉语方言词缀简论》在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并收入文集。《方言动词“整”简说》一文，收到了学界的关注。

他通过深入调查和全面深入得比较，首次提出了“八里罕方言岛”，并撰写论文《八里罕方言岛音系略说》，纠正了以往有关专家结论的偏误，被收入《内蒙古语言学会语言学论文集》，获内蒙古教育系统2001年语文学科论文评比一等奖，《八里罕方言岛的声调》还被提交全国汉语方言学术会议进行交流。

1998年随着国家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展开，全市的普通话培训测试在教育系统率先进行。为了配合各级各类教师普通话培训测试，提高培训的效果和测试的等级，部级测试员、赤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王素珍、顾会田教授根据多年的现代汉语教学经验和在推广普通话实践中掌握的大量语料，编写了辅助教材《赤峰汉语方言辨正》，对赤峰汉语方言语音声、韵、调的表现、成因等诸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成为普通话考级的辨正材料。

王素珍教授在《关于北京官话朝峰片的分区》（《赤峰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中，对1987年的《中国地图集》中朝峰片所划分的区域提出质疑，同时根据对赤峰市所辖各旗县及周边毗邻地区的语言调查分析，提出了补充和调整意见，对朝峰片的范围作了适当调整，内容大致包括：（1）将原地图集中划归少数民族语言地区的赤峰市管辖的三个旗县归入朝峰片。（2）将原地图集归东北官话区的五个赤峰市管辖的行政旗县归回朝峰片。（3）个别方言片点的增减调整。（4）再次提出确认八里罕方言岛的建议。建议调整的结果：将朝峰片由原《中国语言地图集》的9个旗县市扩大为18个，其中辽宁省5个（朝阳市、朝阳县、建平、凌源、喀喇沁左翼），内蒙古自治区12个（包括赤峰市全部旗县区和通辽市的开鲁县和奈曼旗），河北省一个（平泉县）；同时将原朝峰片的辽宁省建昌划入东北官话哈阜片长锦小片。这些调整与后来张志敏先生和即将修订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关于朝峰片区域划分调整的意见基本一致。

赤峰学院顾惠田教授2010年出版的著作《赤峰汉语方言概说》，在多方面考察、长期积累、广泛涉猎的基础上，详细地描述了赤峰地区汉语方言的面貌及在语音、语汇、语法诸要素中的表现，不仅对赤峰地区的语言教学和推普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对朝峰片方言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敖汉方言例释》（2012年）的作者张红民是地方方言民间业余研究者，他利用多年担任敖汉旗基层行政领导、长期工作在农村牧区的便利，抢救性地搜集敖汉地区民间口头语言中的方言土语，并整理出版。《敖汉方言例释》使地域性的文化遗产得以记载传承，为赤峰汉语方言的研究提供了语料素材，成为记载赤峰汉语方言区域性词汇的首部语料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