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化交易十篇

程序化交易篇1

关键词：期货 程序化交易系统 建设 应用

一、引言

程序化交易最早是由美国70年的证券市场上的系统化交易发展演变出来的，美国NYSE曾对程序化交易做出规定：对于任何含有标普500指数、15只股票以上，或者是一百万美元以上的交易都属于程序化交易。

伴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很多期货产品都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同时，期货投资者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并且投资的结构也日趋合理化，我国的期货市场有效性也越来越强。这些好的势头都为期货市场中程序化交易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的迅猛发展，必将使那些提前掌握这一先进交易方式的投资者，在我国不断发展的期货市场中取得极大的优势。

二、程序化交易概述

1、概述

我国证监会于2010年3月印发了《关于同意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市沪深300股票指数期货合约的批复》中同意中金所上市沪深300股票指数的期货合约。首批一共4个期货合约在2010年4月16日正式上市交易。这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理财时代已经来临。随之而来的是在金融市场上衍生出很多产品，那么相应的金融风险也被不断放大。程序化交易是一种防范风险、提高风险的可控性的有效手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所接受和喜爱。程序化交易主要是利用行情分析软件和已经编制好的电脑程序，并借助于期货市场的技术指标，由计算机程序来计算出买卖点，并依据电脑发出的信号对产品进行买卖操作。

2、国内外程序化交易的发展状况

程序交易化最早是产生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股票组合转让交易”。当时的专业投资经理人和经纪人通过电脑可以直接与股票交易所联机，最终是为了实现股票组合的一次性买卖交易。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几年来指数基金、数量化投资的产生和发展，程序化交易也逐渐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到目前为止，程序交易化已经遍布美国及欧洲的各金融市场。据调查数据统计显示，在目前的全球期权期货交易市场中，程序化交易已经占到30%的比重，而在套利交易中则高达80%以上的比重。

相对于国外的程序化交易而言，我国的程序化交易知识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小。但是，随着中国期权期货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我们将像其他成熟的市场运行规律一样，程序化交易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成为我国交易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必然的趋势。

三、程序化交易的优点

在期货市场中实行程序化交易具有以下优点：速度快、交易的效率高；能最大程度的克服人性的弱点；便于对交易中的风险进行控制；便于交易成本的管理；能精细化的把握市场的机会。

期货市场中程序化交易具有十分快捷的实现方式，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根据指令来完成下单，提高了交易的效率。贪婪和恐惧是人类的天性，很多时候人在发现错误时不愿意纠正，通常抱有侥幸的心理，而计算机则只是会按照已经既定的规则去进行处理错误信号发出的指令。所以，计算机可以克服人类的弱点。另外，在程序化交易过程中，可以提前设计好风险管理和资金管理的具体模型条件，帮助期货投资者建立有效地的风险控制系统，例如：可以在系统中设置好盈余率、亏损率；在交易过程中，系统可以对市场状态进行监测，如保证金量、市场的流动性、下单的频率等。通过组合下单和佣金、对冲击成本的精确计算，实施盘中动态交易的成本控制。通过实践证明，程序化交易的核心就在于它的模型的复杂而精准的计算，通过计算机对交易条件的研究和判断，可以对市场上额投资机会进行精细化的把握。

程序化交易也是存在一定的缺点的。大部分的程序化交易系统是在跟随发展趋势而编写的，在技术分析方面比较看重，但是技术上的分析往往是落后于市场价格变化的。所以，由技术指标编写的模型所发出的交易指令也同样是滞后的，如果在区间震荡行情中出现频繁的交易就有可能出现连续的亏损。另外，程序交易很难对头寸规模的大小进行确定，也就是对资金管理很难进行科学的确定。

四、期货程序化交易系统的建设分析

一套优秀的期货程序化交易系统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考虑：

1、合理设计程序化交易系统软件

一套优秀的程序化交易系统必须依靠一个稳定、高效的载体来实现，这个载体为程序化交易提供了一个平台。为了使程序化交易的优点得到充分发挥，这个平台载体必须具备：及时稳定的行情数据接收端，稳定的程序化交易的指令下单交易端，稳定的行情及下单交易数据处理分析编辑平台，即模型的编辑平台，以及方便投资者正常使用的图形界面系统。

程序化交易篇2

关键词：土地交易；程序；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The legal system of land transaction is analysed

（The Bureau of Land Resources Harbin， Harbin 150001）

Wang He

Abstract： It is the age of marketization of land deals now， summon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process of land transactions，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d trading programs，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land transaction regulations； Establish legal liability；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Raising threshold of practice； Perfect the relief system of trading programs.

Keywords： Land deals；The program；The legal system

一、引言

土地交易的市场化客观上要求交易程序的法制化，在追求实现土地最大利用价值的同时，必然要求土地交易程序科学、严谨、规范、具体，以保证交易的公开、公正、公平。

二、土地交易现状

（一）交易形式

关于交易的方式，《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以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了协议、招标、拍卖三种出让方式。《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确定了招标、拍卖、挂牌三种出让方式。因此，我国土地交易的法定方式应当有协议、招标、拍卖、挂牌四种。但协议出让方式是严格控制使用的，只限于划拨土地使用权以及特殊用途等用地情形，不属于土地市场化的交易方式，土地交易市场化方式应当为招标、拍卖、挂牌三种。挂牌出让方式因只在《规定》中被确立其地位，实践中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挂牌不能视为一种出让方式，且具有暗箱操作之嫌。

（二）实行交易许可制度

土地市场中出让的标的物为“有一定使用年限的国有土地用权”，一级土地交易市场由国家高度垄断，二级、三级土地交易市场为开放、竞争的市场。涉及原划拨土地或改变原土地使用条件的交易，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才可入市交易。涉及集体建设用地的交易，要首先取得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再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才可依法流转。

（三）土地交易的种类

根据《关于建立土地有形市场促进土地使用权规范交易的通知》的要求，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出让土地使用权的首次交易、法律允许的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等三大类土地交易必须公开交易。此外，依据《担保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法律规定，因《土地抵押权实现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法律规定，因土地抵押权实现用权的转让和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租赁、抵押、作价出资、交换、赠与等交易活动也应当纳入有形市场。

（四）土地市场交易规则和程序

为规范土地交易行为，为土地使用权交易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规定》确定了各种交易方式的交易规则。在《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暂行条例》《规定》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了交易程序的流程。

三、程序设计存在问题及对策

（一）法律规范简单

《土地管理法》只规定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制度，《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只确定可以采取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土地交易，而对具体交易程序没有规定。《暂行条例》作为交易的程序法规，只规定了交易许可制度以及交易方式等，仍然缺乏可操作性。

（二）缺乏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制度

竞买人在土地交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如相互串通、扰乱竞买秩序等问题还较普遍存在。对于竞买人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如何处理，法律法规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近些年，某些土地交易中心在土地拍卖中，当场查处了一起索要好处费的事件，按竞买规则宣布竞卖结果无效，重新拍卖，维护了土地交易的严肃性，但因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无法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三）交易市场职责不清

随着土地市场的深入发展，各地都建立起土地交易中心作为土地交易有形市场的载体。但土地交易中心往往都存在职责不清，管理不到处的现象，虽然有管理权却无相应的处罚权，给执法带来很大难度，也扰乱了交易市场的正常操作流程。

（四）法律关系不明晰

土地交易一方面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市场行为的属性，这在一级土地交易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土地交易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交易程序中的法律关系复杂难以判断。如对成交确认书的性质就难以定位，引起了许多争论。人们往往将成交确认书与土地出让合同混为一谈。

四、土地交易法律程序的规范

公平和正义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加注重利用法律程序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实现价值目标。加快土地交易程序的法制化步伐，对于合理开发、利用土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更新观念，确立程序公正在土地交易市场的地位，使竞买人在土地交易市场自觉追求程序公正，努力维护程序公正，公证机关和社会舆论积极参与监督交易程序是否公正。这样国土资源才能真正合理利用，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才能拥有自己真正发挥作用的空间，土地市场才能真正在市场经济中显示出独特的作用。

从以上土地交易问题出发，分析出我们国土交易市场程序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制定土地交易程序法规

我国现阶段的土地交易程序的主要依据为《暂行条例》和《规定》，远远落后于实践的要求，且《规定》仅为部门规章，效力层级过低，有必要提升其层级，至少应将《规定》上升为行政法规。我国正在制定《行政程序法》，为健全土地交易市场，同样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土地交易程序条例》，以弥补土地法律体系在立法上的缺陷，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偏差。

（二）确立法律责任

任何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只能流于形式。要健全土地交易市场，除要规定土地交易市场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外，还应当严肃处罚竞买人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交易程序的正常实施，保障交易秩序的正常进行。为维护正常交易秩序，防止欺行霸市等违规行为，专门制定了处罚办法。当前有必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主持人、竞买人、拍卖人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赋予主持人处理现场复杂情况的权力，如主持人有权让扰乱秩序的人离开现场，对恶意串通行为有权禁止其一定时间内参加竞买，处以罚款等。

（三）完善监督机制

由于土地交易程序复杂，涉及法律关系较多，现行法律法规也不健全，且土地交易是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因此，实行公证监督意义重大。在土地交易活动中推行公证制度，总结出了一些成功的做法：一是公证机关为土地交易活动提供法律服务，交易活动遇到的法律问题向公证员寻求帮助；二是公证机关承担审查交易文件的义务，拍卖、挂牌文件起草后，交公证员进行法律审查，确保交易文件的合法性；三是审查竞买人资格，严把入市关；四是监督交易程序，证明交易程序的合法性，土地交易的全过程都由公证员进行监督，确保程序正义。

（四）提高执业门槛

土地交易市场化要求交易主持人、拍卖人具有较好的品质修养和业务素质，尤其是要具有应对交易市场复杂问题的能力。我国《拍卖法》虽然对拍卖人的资格作出了要求，但拍卖人的素质仍是参差不齐。为真正取信于民，提高交易成功率，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应当对主持人、拍卖人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程序化交易篇3

    为了进一步活跃房地产市场，方便当事人申办房地产交易与房屋权属登记手续，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投资软环境，根据建设部《简化房地产交易与房屋权属登记程序的指导意见》，结合成都市的实际，现就我市进一步简化房地产交易与房屋权属登记程序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取消房屋权属登记的公告程序，即在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房地产抵押登记时不再进行公告寻异。

    二、缩短各类登记的办事时限，简化必收要件：

    （一）初始登记

    办事时限：由10个工作日改为3个工作日；

    必收要件：

    1．土地使用权证书复印件或土地来源批文；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房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4．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报告。

    购买商品房的，以上要件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统一提供。

    （二）转移登记

    办事时限：由50个工作日改为7个工作日；

    必收要件：

    1．房屋所有权证书；

    2．房地产转让证明材料、文件（房地产转让合同，法院司法文件，房地产赠与、继承公证书，依法处置房地产的其他批文）。

    （三）变更登记

    办事时限：由50个工作日改为5个工作日；

    必收要件：

    1．房屋所有权证；

    2．房屋翻建、改扩建的批文，房屋分割协议，名称、面积等发生变化的有关证明。

    （四）房地产抵押登记

    办事时限：由7个工作日改为5个工作日；其中：在建工程抵押由8个工作日改为5个工作日；

    必收要件：

    1．房地产抵押合同；

    2．房屋所有权证书（以预购商品房或在建工程抵押的，则应审验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或有权设定抵押权的证明文件）；

    3．土地使用权证书复印件或用地证明文件；

    4．房地产价值证明（房地产评估报告或抵押权人出具的房地产价值证明）。

    （五）注销登记

    办件时限：2个工作日；

    必收要件：

    1．原房屋所有权证；

    2．其他有关证明文件。

    （六）商品房颈售登记

    办件时限：由10个工作日改为3个工作日；

    必收要件：

    1．土地使用权证书复印件；

    2．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3．规划总平面图复印件；

    4．工程进度证明文件；

    5．预售面积核定报告。

    （七）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

    办事时限：1个工作日

    必收要件：商品房预售合同。

    （八）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办事时限：1个工作日；

    必收要件：

    1．房屋所有权证书复印件；

    2．房屋租赁合同。

    三、几点说明

    （一）简化程序和必收要件主要考虑了权属登记的共性因素，如遇特殊情况，可区别对待：如房屋产权来源缺乏必要原始证明等，可增加公告程序或适当延长时限，委托代办的，应加收授权委托书等。

程序化交易篇4

一、坚持“三个统一”的运行机制，打造“规范交易”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公开交易，交易规范运作，运作统一管理”的思路，我县在有序推进和不断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过程中，把乡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内部管理和规范化运作作为关键环节来抓。

一是统一组织领导。成立了由乡镇长任组长的公共资源交易领导小组，负责乡镇公共资源交易的决策、协调和领导。同时，明确一名乡镇领导兼任公共资源交易站站长，并配备三名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各类交易活动的具体操作和实施，为各类交易提供统一服务。按照管理与监督分离的原则，乡镇纪委负责对交易活动进行全程监督，确保交易公开透明运行。二是统一进场标准。凡是乡镇、行政村2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房屋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公路建设工程和水利建设工程的招投标、大宗物品服务采购以及国有和村集体资产的出售、承包等相关项目的交易，全部纳入乡镇公共资源交易站进行公开交易；凡是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建设工程项目，全部进入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交易。凡是通过乡镇公共资源站进行交易的相关信息，必须及时、准确、规范地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三是统一运行制度。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了《县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场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和规范全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建立了公开交易服务制度，设立办事指南、公开服务程序、服务承诺工作制。建立统一的内部管理运行机制，制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评标专家工作制度、项目交易登记制度等。保证了乡镇公共资源项目按照统一标准、统一模式，规范有序地开展交易活动，努力实现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按制度办事的良好局面。

二、坚持“两定规则”的运行模式，打造“效率交易”

在乡镇公共资源交易工作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交易模式和交易需求的不适应，对操作程序和评标办法提出了更高要求。2008年底，县纪委对此进行专项调研，针对规模以下建设工程交易存在交易成本高、招标时间长、操作程序繁琐、多头中标以及围标串标等问题，研究制定了以“两级审核定价、两次摸球定标”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简易交易模式。“两级审核定价”，是指业主单位和审计部门对工程预算价进行两级审核后，形成工程项目最终标的造价的定价方法。业主单位对专业技术人员提交的工程预算价进行初次审核，综合考虑建材、劳动力等市场价格因素和其他影响工程造价的条件，合理调整工程预算价后，报审计部门进行二次审核，确定招标控制价，即最终标的造价。工程竣工后，应及时呈送审计部门采取限时封闭式决算审计方式进行决算审计。“两次摸球定标”，是指投标人和业主代表依次分别摸取号码球，根据两次摸球的号码对应排序确定中标人的评标办法。第一次摸球由投标人按签到顺序摸取一个号码球作为编号，并登记；第二次摸球由业主代表依次摸取三个号码球，编号与号码球相同的投标人依序成为第一、二、三中标顺序人。随后公示，如无异议，第一中标顺序人即为中标人。

实践证明，“两定规则”交易新模式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明显优势：一是标的造价制定更为科学。两级审核定价方法把定价权合理地分配到利益方和监督方，形成了权利互相制约、功能互为补充的定价格局，体现了招投标各方的利益诉求，发挥了监管部门的作用。如我县某镇西山公路建设项目工程预算造价最初为48万元，该镇政府进行审核后调整为33万元，节约资金15万元。在某村新建村部大楼的项目建设中，该村上报的工程预算价单价为364元/平方米、总造价24万元。审计部门经审核后调整为单价667元/平方米、总造价44万元，及时发现和处置了一起恶意压低工程预算价以规避招标的问题。二是招标投标程序更为合理。两次摸球定标办法采取公开、随机的形式，提高了交易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维护了交易秩序，克服了招标投标过程中恶意低价中标、围标串标、多头中标等问题。如湖村乡某村一公路硬化工程采取“两定规则”进行公开交易，交易周期14天，比原来的35天减少21天，中标价33.97万元比预算价40.89万元节约近17%，交易过程产生的各项费用不到2000元，比原来减少近80%。三是整个交易过程更为透明。交易过程招投标各方和监管部门全程参与、公开透明，杜绝了“暗箱”操作和内幕交易，村务公开的透明度和民众认可度得到大幅度提升，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进一步凸显。

三、坚持“三级联动”的监督网络，打造“健康交易”

程序化交易篇5

论文键词 刑事简易程序 控辩交流 控辩对抗

新刑诉法增设了庭前会议、关键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扩大了律师在取证、会见、阅卷等方面权利以及增设了简易程序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等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中控辩平等交流与对抗理念的确立与完善。新刑诉法实施前，简易程序是控辩交流与对抗的薄弱环节，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如何使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不流于形式，切实保障简易程序中的控辩交流与对抗，是亟待解决和规范的问题。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开展模式

在新刑诉法实施前，中国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 从新刑诉法第208条、209条就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来看，理论上讲，目前实践中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大部分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基于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后果的认知水平以及庭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有效率考量，新刑诉法实施后，应当对可能判处犯罪嫌疑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适用不同模式的简易程序。因控辩关系是诉讼制度和程序设计的核心，所以上述两类案件简易程序模式是否相同主要取决于控辩交流和对抗的内容与形式。

二、控辩交流模式的选择

（一）控辩交流维度和深度的把握

现行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控辩交流仅限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和犯罪嫌疑人对指控事实是否有异议的确认，即使有辩护律师的案件，鉴于案件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晰，辩护律师庭审前除了会见和阅卷外，并无与控方交流其他内容的意愿性。新刑诉法实施后，现行轻微刑事案件的控辩交流范围和力度都要有所加大。首先，控方依法不仅应当确认犯罪嫌疑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且要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原因在于，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前提性条件，那么控方对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就必须向犯罪嫌疑人确认。而在新刑诉法实施前，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向犯罪嫌疑人确认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并不是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性和前提性要求。实践中，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认罪，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无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检察机关就可以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当然，有些检察机关为了确保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在检察机关提讯中会向犯罪嫌疑人确认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但这并非其义务。其次，新刑诉法实施后，控方告知的内容有所拓宽，控方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有关法律规定。原因在于，既然要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是否有异议，就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否则就不能确定该确认结果是否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将决定新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程序选择权的立法设置是否能够得到司法实践的保障。

现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尽管犯罪嫌疑人也对犯罪事实无异议，但鉴于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为了获取相对从轻或减轻的量刑，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辩护律师会对犯罪事实的细节、犯罪情节及法律适用比较重视，因而会在庭审前积极提交有关证据线索、辩护意见等。新刑诉法实施后，该类案件即便归类为简易程序案件，其控辩交流维度和深度亦应当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原因在于：一是该类案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相对长，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谨慎度有所提高；二是该类案件即使适用简易程序，其在法院的审结期限也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部分犯罪嫌疑人想利用简易程序审判以尽量减少刑期内在看守所羁押时间的期待并不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三是该类案件证据数量、类型或者事实情节可能较多，简易程序所省略的庭审流程，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对事实疑点的交锋机会，如果在庭审前不对其适用简易程序与否进行详尽的权利、义务告知，可能影响控方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庭审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中途否定适用简易程序，从而影响司法成本。

因此，为了提高控方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减少庭审中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概率，节约司法资源，控方必须根据适用简易程序的模式选择不同，制定不同的控辩交流内容。对现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其告知范围和内容除了上述轻微刑事案件的告知内容外，还应当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流程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庭审流程规定以及两种程序对其庭审权利的影响进行告知。如果犯罪嫌疑人无辩护人，控方甚至应当将案件的证据形式和证明内容进行提前告知。同时，对“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控方应当尝试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的环节将案件定性等问题进行交换意见，以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部分定罪证据是否有质证的意愿，以决定控方是否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控辩交流形式的设置

控辩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同，将直接决定轻微刑事案件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控辩交流的形式。

轻微刑事案件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在控辩交流形式上可能存在根本性差异的点在于庭前会议程序。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了庭前会议程序，但并未对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效力、参加主体等问题进行细化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新刑诉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予以详细规定。

目前，基于轻微刑事案件证据相对少而简单以及庭前会议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性考量，理论界的倾向性观点是庭前会议不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但庭前会议是否适用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现存在一定争议。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庭前会议是为了法庭审理能够集中精力对争议证据进行重点调查、质证以提高庭审效率，“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中的争议证据少，即使不举行庭前会议庭审效率也不会受影响，适用庭前会议是“画蛇添足”，提高了司法成本，有违立法本意；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根据法条规定，庭前会议是审判人员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鉴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且是合议庭审判制，为了法庭审理准确、有效、快速进行，审判人员可以决定是否适用庭前会议。从简易程序兼顾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角度考虑，“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是否适用庭前会议，要根据个案情况由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在综合评定商议后决定。由此，在庭前会议是否适用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尚无定论的前提下，两种简易程序实践模式的控辩交流形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退一步讲，即使“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不是必须适用庭前会议或者不适用庭前会议，其控辩交流形式依然要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从上述已论证的“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要告知的范围和内容来看，超出轻微刑事案件告知范围的庭审流程告知、证据内容告知以及定性意见交流，必须以特定平等交流形式进行。此形式既要根据犯罪嫌疑人有无辩护人来确定，又要根据交流内容的不同而调整。如果“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无辩护人，控方对证据形式、内容和定性意见的交流可能是以讯问笔录的形式进行，而在有辩护人的情况下，基于辩护人对刑事法律知识谙熟的事实，控方可以省略对证据形式和证明内容的告知，可能只需以约谈辩护人签署制式文件的方式确认，以减少交流的时间成本。

三、控辩对抗模式的构造

新刑诉法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使得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对抗相较于以前更加合理、完备，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后其控辩对抗形式相对简化。

（一）轻微刑事案件控辩对抗形式的完善

新刑诉法实施前，对轻微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普遍不出庭公诉，简易程序的庭审并不具备控辩对抗的构造。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法庭并不进行调查和辩论，而是尊重控辩双方已有的合意，直接作出有罪判断；对被告人的量刑，法庭无法听取公诉方完整的指控意见，通常也难以获得辩护人意见，而被告人鉴于法律知识所限也无法提出有意义的辩护意见，法庭只有单独依据案卷材料做出量刑裁决，因此，整个庭审的控方角色是由中立方担任裁断任务的审判员完成，其控辩对抗构建并未形成。

新刑诉法实施后，虽然轻微刑事案件依然是简易程序审理，但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庭，而且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互相辩论，从而使得控辩对抗形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首先，检察机关派员出庭使得控辩对抗形式成立；其次，赋予辩方与控方的辩论权，使得控辩对抗有了程序上的保障；再次，控方角色从担任裁断任务的审判员身上剥离后，才可能激发审判员为查清案件有关情节引导控辩双方进行对抗，同时辩方也无因担心得罪审判员而不敢辩护的顾虑，从根本上消除了控辩对抗的心理障碍。

为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部分检察机关已经开始实践简易程序派员出庭，其主要的庭审模式是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举行形式上的法庭调查不做法庭辩论，侧重量刑方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但量刑方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过于简单，缺乏统一规范性。主要问题在于：一是重定罪轻量刑的控方一般只强调法定量刑情节和退赃情节的举证，未全面、深入考虑是否初犯、偶犯等其他酌定量刑情节，或者是忽略了对被告人有利情节的重视，而律师辩护率低的被告方更无法提出全面的量刑证据和辩护观点；二是量刑辩论缺乏针对性，控方在量刑辩论中一般只发表量刑时应予以适用的法律条款，或者是提出原则性意见，不提具体的刑种和幅度，基于此辩论基点，辩方便不可能提出更为具体的辩护意见，那么对于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其量刑辩论的作用和意义则大大降低。因此，新刑诉法实施后，对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调查和辩论应当制定相应的规范，以确保简易程序公诉方出庭价值的实现，否则其控辩对抗模式的构建仅是提高了司法成本，并无益于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和公平、公正的实现。对此，公诉方在量刑时，要说明相对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而不是直接给出情节和结论；应当在法定量刑情节之外，全面、细致的出示有关酌定量刑情节；量刑建议的范围也应相对具体，例如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简易案件，量刑建议范围一年过于宽泛，建议可以缩短至半年以内。审判员在庭审中也应当引导辩方积极进行量刑辩论，在判决书中应当明确对控辩双方量刑意见的采纳与否。

（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后其控辩对抗形式的简化

在新刑诉法实施前，“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庭审中的控辩对抗在形式上是相对完备的。新刑诉法实施后，如果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其控辩对抗形式将被简化，庭审流程的简化虽然不会影响控辩对抗形式的存在，但会对控方其他方面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是加重了控方审查起诉中的告知与交流任务，否则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将可能大大降低；二是控方要提前做好被告人当庭申请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应对预案，如当被告人对犯罪事实有意见或异议时，及时以当庭讯问或者是证据体系阐释的方式使得被告人明白其对犯罪事实异议不影响对犯罪行为是否成立及犯罪性质的认定，确保简易程序的继续适用，否则将可能使得部分案件简易转普通，走两次起诉流程，加大办案压力；三是此类案件被告人的上诉率可能上升，原因在于当法院判决与被告人的预期存在差异时，被告人可能会将原因归结于法庭审判流程的简化，从而期待二审的改判。

程序化交易篇6

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仅经历半个世纪的时间，该项制度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美国刑事诉讼的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辩诉交易。而我国司法改革客观要求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同时可以分步建立适合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我国辩诉交易制度应该规范化与制度化。同时因为特定的文化背景应注意在法上为其确立一定的限度以确定辩诉交易的良好运作，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与效益。

关键词：域外借鉴　辩诉交易　思考

2002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第一次试用辩诉交易制度审结了一起刑事案件。孟广虎因涉嫌故意伤害被捕，牡丹江铁路检察院认为，因其它犯罪嫌疑人在逃，无法确定被害人的重伤是由何人所致。证据不足，且收集证据有困难，但因孟广虎的行为是造成被害人重伤的主要原因。所以检察院同意起诉。此案辩诉双方存在严重分歧，本着司法效率原则，辩护人征得孟广虎同意与检察机关交易：辩方同意认罪，并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对协议严格审查后并进行确认，此案开庭仅用了25分钟就审结了，引起了法学界人士对“辩诉交易”的强烈关注和广泛争议。

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刑事诉讼模式。近年来，辩诉交易制度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并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出现了肯定说、否定说、缓刑说三种观点。一、肯定说。辩诉交易的实行极大的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诉讼成本，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见，有利于实行司法公正，同时是解决我国司法界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的客观需要。二、否定说。在我国实行辩诉交易没有依据，且有悖于严肃执行，且我国现在不具备辩诉交易生存的环境，不符合我国国情。另一方面，现今的执法环境下，司法腐败现象存在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辩诉交易”则更容易滋生腐败，将来“辩诉交易”可能演变为权钱交易。三、缓刑说。现在对“辩诉交易”的成果还不成熟，还需要通过时间去研究探讨。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时效果会更好。

在刑事犯罪不断增加，被喻为“诉讼浪潮将淹没法院”的诉讼背景之下，诉讼效率成为和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如何在不违背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加快案件周转，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辩诉交易对于我国来说，是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辩诉交易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经验，逐步建立使用确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就要在借鉴的过程中做出严格的限制，完善其规范，最大限度的避免其负面，促进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协调发展。

一、辩诉交易的产生与发展。

辩诉交易，又译作答辩交易，是主要为美国法所适用的一项刑事法制度。根据美国较为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

从理论和实践应由两个方面考察，辩诉交易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其一，交易的主体是检察院和被告人（主要是通过其辩护律师进行）。其二，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等。就辩方而言，是做出有罪答辩，即承认有罪。第三，通过交易所获利益，就控方而言是通过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同时减少了败诉风险。就辩方而言，是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四，交易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其五，交易的律师后果是，律师不进入正式的庭审，而由法院对辩诉协议进行确认并直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诉讼程序中止。应当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辩诉交易在美国有一个发展过程，辩诉交易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随着19世纪公司的到来，资本主义蓬勃发展，频繁流动的人口，迅速扩展的城市，使美国的犯罪率于本世纪末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刑事案件的积压和司法程序的拖延日益成为美国面临的一大难题。作为要反映经济发展中需要的法律，从哪里寻找这一问题的方案呢？契约法作为本世纪司法发展的核心，其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全部的社会生活都倾向于利用它，依靠它。为了较快的处理刑事案件，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开始尝试性的反契约的意思自治的观点引入刑事诉讼，即采取交易或协商的结案方式，通过允诺减少对被告人在审判结束前做出有罪答辩，从而简化诉讼程序，更加速的处理刑事案件。这种结案方式在价值观念上是与市场自由交易相得益彰。可以说，从辩诉交易产生的那天起，就融进了浓厚的追求意思自治的契约精神和追求效率的实用精神。

在辩诉交易适用的最初阶段，它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状态，无正式的法律和判例对之给予肯定，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它在美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才真正达到法律化。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美国”案中，正式认可辩诉交易为合法程序。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1971年“森特贝乐诉纽约州”一案中再次强调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如果每一项刑事指控都要接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需要将法官数量和法庭设施增加许多倍。70年代初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倾向于认为使用辩诉交易既可以使被告人获得较轻的判决，又可以缩短法院处理案件的时间，为国家节省诉讼费用。至1974年美国修订施行的《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法规则》进一步明确详尽的规定了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以及公布、接受、驳回等一系列程序。制度化、法律化的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联邦各州得到广泛采用。

从“地下交易”的实践到最终立法确信，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而如今的美国辩诉交易已经占据了刑事诉讼主要的舞台，在美国90％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辩诉交易结案快、效率高的，有利于解决案件严重积压的问题等优点使在控方在证据不甚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获得对被告人的定罪。所以一经问世即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以纽约州1990年刑事犯罪和使用辩诉交易的情况的为例：犯重罪而被逮捕的有118000人次。但纽约州当时共有300名法官、500名检察官和1000名律师。其中重罪案件侦查阶段以交易方式解决的有64000人，占54％；另有54000人按有罪答辩解决；5000人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只有4000人按正式程序开庭审判，占案件7％。辩诉交易在实践中如此巨大的使用率使美国司法活动参加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均较为一致的坚信：“如果没有辩诉交易，整个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就会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运用得当就应该受到鼓励。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之成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这种简易程序也被德、日、法、意等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但这些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使用的范围远比美国要小的多。采纳的那些大陆法系国家中，把这一类程序成为“处刑命令程序”，把辩诉交易制度合理的引入了他们国家，并使其与他本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二、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从每年的两院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和检察院需要处理的案件一直在增加。以检察院的统计为例，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41845人，比上一年分别上升了18%和20％。在这种情况下，仅依靠增加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司法投入并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借助于诉讼程序创新以尽快处理案件，化解矛盾，增进社会成员对司法制度的信任和依赖，无疑是务实的态度。1996年修改刑事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虽然减轻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压力，对法院而言，审判压力有所缓解，但尚未发挥应有功能。在简易程序外进行程序设计和创新，以完善速决程序体系。

从刑事诉讼价值公正与效率看，刑事诉讼的目的就为追求公正和效益，而效益和公正的关系，是事物的特征与该事物的关系。因为公正本身就是有效率的特征，英国有一民谚为“迟来的公正是非公正的。”通过刑事诉讼所获得的公正如果超出刑事诉讼规定的诉讼期限而获得，那么这种公正本身就是非公正的，所以从刑事诉讼价值上看有必要的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来提高办案的效率。

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成为我国法学界以及司法部门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实践部门也开始探索。在2002年4月出现了实际的案例。首例辩诉交易案件的诞生，显示了辩诉交易制度经过改造后，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服务。笔者认为：辩诉交易所具有的辩诉协商机制值得我们借鉴。但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措施，不可以象在美国那样占据体制中的重要位置。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辩诉双方，以及法院和整个社会都将带来裨益。具体而言：

首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尽快结案，减少积案，解决案件拖延，甚至久拖不决的问题，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其表现为在侦查阶段将会缩短破案周期；在起诉阶段，可以减轻检察机关出庭压力。集中力量办理其他重大刑事案件；在审判阶段，也必将大大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并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切实维护。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公安司法机关负担明显增大，在这样的情势下，使用快速便捷的诉讼程序，成为必然要求。以我国目前的状况看公安司法机关的经费远远不能满足办案的需要。侦查技术及整体侦查水平不高，久拖不决的现象十分普遍。无疑，刑事案件积压和有限的司法资源的矛盾，是辩诉交易得以问世，并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辩诉交易可以缩短法院处理案件的时间，为国家节省诉讼费用，相比正规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大大提高结案率，对于解决积案有很大的作用。

其次，体现了刑事诉讼的自主性，是对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确定，有利于培养尊重被告人程序地位的观念，并使其获得实际的好处。即因其认罪而作一系列的诉讼程序，将可获得轻的处罚。对于被采取了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他们最需要的莫过于恢复人身自由，以及获得精神上的解脱。通过辩诉交易可以尽早结束不羁押的不稳定状态并且被判处较轻的处罚，尽快摆脱诉讼，而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理压力和抵触情绪的减轻。

再次，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和悔罪，有利于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以前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反常现象，大大降低了犯罪嫌疑人认罪的积极性，导致被告人形成抗拒的极端心理，不利于对犯罪人的改造。

最后，有利于当事人的权利保护。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辩诉交易程序可使他们早日摆脱压抑的心境，防止被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对于被害人而言，被害人在受到人身和财产的损坏后，无疑渴望尽早从诉讼中解脱出来，特别是尽快获得赔偿，辩诉交易恰恰能满足被害人这一要求，而且能节省被害人诉讼过程中的开支，降低其诉讼成本。这一点在伤害以及事故案件中表现尤为突出。司法实践中，面对被害人因受犯罪侵害而发出的痛苦呻吟，司法系统却因自负枷锁不能给被害人以应有的补偿和慰藉。如果能够在辩诉交易过程中考虑被害人的因素，尊重被害人参与交易权，把赔偿金额和赔偿金的支付也当做协议的内容，无疑被害人的权利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总之，辩诉交易有利于增强判决结果的可预性，有利于节省各方的诉讼投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如果运用得当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效率与公正的双重价值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进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刑事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我国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我国有着实行辩诉交易的客观需要。

三、在我国进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

（一） 立法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来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通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有针对性的解决了庭审重点不突出、庭审质量和效率不高等，有利于强化庭审功能确保司法公正。它是这几年来实行庭审发式改革的又一次深化，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专家认为“简化审”的关键在于被告人的配合。所以，笔者认为，两个意见的出台为辩诉交易提供了舞台空间。

（二） 辩护与制度支持。

我国《刑事诉讼法》专章对辩护人与人做出规定，如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第40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人，等等。从制度上已经具备推行辩诉交易的条件。

（三） 人们观念的改变为辩诉交易引入提供了观念基础。

有学者认为与辩诉交易的实施有关的观念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源观念。“地大物博”的概念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所代替，充分体现诉讼价值的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二是公正观念。人们的公正观念已开始从理想向现实公正转变，诉讼效率已成为诉讼公正的第二含义。这使得人们在放弃传统的绝对正义观的基础上能够较为的看待相对正义问题，从而接受某种情况下的第二种正义。因此，观念的转变为辩诉交易制度的引入提供了保障。

（四）“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为引入辩诉交易制度铺平了道路。“坦白从宽”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其良好的作用已经使之深入民心，为推行辩诉交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五）人民检察院不起诉裁量权适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犯罪行为较轻，根据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减轻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有专家指出，应当对该条款进行修改，适当扩大不起诉裁量权的范围，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笔者认为，这必将为辩诉交易的推行创造更大的空间。

四、我国刑事诉讼借鉴辩诉交易的设想。

根据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具体环境为辩诉交易制度所提供的生存空间以及已经实行辩诉交易制度国家的经验，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主要包括以下：

（一） 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

我国现行的刑诉法确立了简易程序，为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几年来实践表明，我国简易程序在扩大适用、增强适用率方面及提高简易程序都需要作很大改进。而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和，正迎合这一需求，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我国刑诉法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依法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而辩诉交易也要在这一类轻微案件中应用。其负面和错案风险可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其次，辩诉交易制度不适用于惯犯累犯以及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当然，随着实践探索经验的积累及各方面制度的成熟，以后可适当的放开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

（二） 明确规定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

首先，只能是证据确实但欠充分的案件，就是说，案件有一定的证据，但证据未达到充分的程度。若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公诉条件，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又不符合微罪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条件，若退回补充侦查，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证据还有可能收集不到，而使羁押超过期限。换句话说：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就是有一定的证据，但证据又不充分的案件。如果证据确实充分，就没有必要使用辩诉交易，而通过简易程序解决。

其次，公诉人、被害人及其辩护律师参与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但应当解决好以下问题：

1、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自愿性。由于被告人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等方面常常存在欠缺，以及处于被追究的地位。辩护律师应广泛参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检察机关在决定实施辩诉交易时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特别是在被害人获得赔偿或其他安抚方面进行充分的工作。尤其是侵犯财产案件，必须首先要使被害人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得到满足，使被害人身心得到安抚。如果被害人正当的经济权利没有得到满足或被告人有其他漠视被害人利益的行为，被害人拒绝的，不得适用辩诉交易。

3、限制减轻指控或处罚的幅度。控诉机关减轻指控涉及两种情况：一是数罪中放弃某个或某些罪的指控。二是一罪中存放数个犯罪构成事实的情况下，放弃部分犯罪事实的指控。在这两种情况下，控诉机关能够放弃指控的只能是其中次要的犯罪事实。数罪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不能放弃。同时在同一罪名的数个犯罪事实中，较重大的犯罪事实也不能放弃指控。还有一点也是必须强调的，辩诉交易适用在控方取证困难的场合，因而如果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被告无罪的机会，而且不属于轻微犯罪，对于控方来说，没有交易的必要。控方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的请求，也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形式。但是，控方在请求法院做出从轻量刑的代价时，不能承诺大幅度减轻刑罚，应当限制减轻刑罚的幅度。这方面可借鉴英国、意大利的做法，减轻幅度为1/4至1/3，这样的限制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减刑过大会使司法丧失公正性，过小会降低成交率。因此，在实行辩诉交易时有必要再制定一个指导性规范，供控方提出建议和法官审查建议时参照。

4、建立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机制。如果缺乏必要的审查监督机制，辩诉交易因缺乏必要的制约而很难防止牺牲正义进行交易。司法审查意味着控诉机关与辩护方达成交易协议后，有义务接受法院的审查。而法院也有义务撤销控方与辩方达成的交易。笔者认为：法官在对辩诉交易行使司法审查权时，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如果交易内容只是减少指控，法官必须遵循无控诉即无审判原则，法官不能直接进行干预。只有在被害人依刑诉法145条直接进行起诉的情况下，法官才可以审查其交易内容。如果辩诉交易确实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可以要求指控机关重新订立交易内容。否则法院可以依法直接受理被害人的起诉。二是法官不得滥用否决权。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制度，一旦确认应该保持他的公信力。法官有权推翻达成的任何交易，但法院也不得随意行使这项权利，否则辩诉交易的存在也毫无意义。

5、建立不正当交易的救济机制。实践表明：任何再完美的法律，都不可能天衣无缝。因此不正当交易的发生不能完全避免，为了最大限度的防止不正当交易的发生，或在不正当交易后能够及时加以救济，必须建立配套的救济机制。一是建立制约机制，主要被害人制约机制，被告人制约机制，法官审查机制；二是审判监督程序对辩诉交易具有适用性。辩诉交易发生法律效率后，如果发现或有证据证明交易是在严重违反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达成的，或者说交易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时，那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案件，并纠正错误，应该是完全必要的。通过上述两种救济途径，辩诉交易中发生的可能损害司法公正的情况，可以得到必要的纠正。同时还可以借鉴外国解决这一问题的经验，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救济制度。

司法制度的变革，既有传统司法文化的支持，又受传统司法文化的制约。在原有的司法“文化的地基上”移植外国司法制度，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因为法律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没有经过本土化过程的一种文化是很难移植到另一种文化里面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辩诉交易”，在做出决定之前一定要仔细各圈的实践经验。

参考:

（1）武建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与意大利新程序之比较》陈瑞华载《政法论坛》

（3）《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程味秋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辩诉交易的理性透视》，载《当代法学》，2002年4月

（5）《借鉴国外辩诉交易程序之设想》，周国均、刘根菊载《人民法院报》

程序化交易篇7

［关键词］ 城市本质； 交易； 空间秩序； 集聚经济； 自生自发秩序； 城市经济学

如今,当世界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现代文明几乎完全被城市文明所覆盖时,我们对于自身所处的城市却仍然不了解其本质意义。什么是城市？城市从何而来,因何而兴？仍然是众说纷纭的“斯芬克斯之谜”。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规划专家们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但因为研究角度、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式的不同,造成了对城市的意义或性质的不同理解。虽然这些思想都十分宝贵,结论也很精彩,但没有统一的学理基础,缺乏共同的话语体系,对城市的研究始终处于学科分割状态。在这个交叉的学科领域,本文试图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在对城市诞生、存在和演化发展的一般过程的分析中,抽象并解释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性质,为城市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框架。

一、 城市的定义： 现象概括和分立的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往往体现在其定义中。但在城市理论研究的早期,城市被当做一种假设的前提来进行研究。学者们只是简单地描述城市的起源和存在的表象,没有对城市的本质进行概括。在他们的眼里，城市几乎是天然的存在物,无须专门定义。许多经典作家直接分析城市内部的经济现象和外部的空间关系,并没有给出城市本身的定义,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杜能、马歇尔到克里斯?泰勒、勒施、艾萨德、阿隆索，均一以贯之,有着惊人的一致性。20世纪后期,各学科开始形成对城市的定义,但仍然是分立的且不符合学理性的要求,大多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或来源的罗列。由于来自不同学科的定义多达几十种,美国著名思想家芒福德在其编著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给出的判断是,城市的定义尚在争议之中［1］67

69。城市的定义是一个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学科对此做出了贡献： 地理学且主要是经济地理学,建筑学或城镇规划学,考古学或人类学,经济学且主要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地理和行政的定义： 把城市定义为人口密集的行政区。美国城市经济学家奥沙利文在他的教科书《城市经济学》中指出： “城市经济学家把城市地

区定义为在相对较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人口的地理区域”,而且他解释： “该定义之所以把人口密度作为基础,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经济活动的频繁接触是城市经济的本质特征,而这只有在大量厂商和家庭集中于相对较小的区域内才能发生”［2］2。

(2)表征和综合的定义。《不列颠百科全书》对“City”的解释是： “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大,也更为重要。”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City. 网址为 省略/EBchecked/topic/118952/city，访问时间为2012年5月29日。《现代汉语词典》对“城市”的解释是： “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3］176

(3)生产和贸易的定义： 市场和产业集聚。韦伯说： “城市永远是个‘市场聚落’。它拥有一个市场,构成聚落的经济中心,在那儿城外的居民及市民——基于既存的专业生产的基础——以交易的方式取得所需的工业产品或商品。”［4］3

4马克思说：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市已经表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5］556

(4)功能和规划的定义： 功能性社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帕迪森教授在《城市经济学手册》中提供了一种定义： “根据Frey和Speare的理论,城市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功能性社区’(Functional Community Area),它指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一个可以使当地劳动力达到供求平衡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其周围具有高频率日常互动活动的区域。”［6］37

(5)文化和环境的定义： 被创造的环境。利罕描述到： “城市是人和自然相遇的地方。城市允诺一种能调控环境、驯服异质,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的途径。” 利罕认为,寺庙、城堡和集市这三种机构既是城市的需求,又是城市的起源。 ［7］14强调文化意义的芒福德从社会角度陈述道： “城市是一个由基层团体和各种专门协会所组成的相关集合体……那么,城市在其完整意义上便是一个地理网状物,一个经济组织体,一个制度的过程物,一个社会战斗的舞台,以及一个集合统一体的美学象征物。”［8］507

已有的定义有几个共同的问题： 第一,大多是现象、特征、功能的简单加总,缺乏对本质的概括。这一点在城市经济学定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二是缺乏共同的讨论基础,各学科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没有使用相同的话语体系讨论同一个对象；第三是城市经济学过于偏重对空间尺度或聚集度的认识,对“真实世界”缺乏整体解释意义,例如对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城市郊区化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持续膨胀和“城市病”的出现等问题,都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关于城市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意义,所谓的“城市学科”更无法形成共识。城市学科事实上是一个由不同研究对象、视角和范式组成的庞杂体系。

中国的城市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迟,但近来出现了另辟蹊径的探索,主要的方法是调和与折中,力图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学科割裂。继饶会林之后,冯云廷提出,“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要素集约化和业态多样化的社会有机体,是区域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发展的中心”［9］14,强调了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成德宁则认为,“城市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并具有复杂的劳动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同乡村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10］20,他明确地把城市归为“人类社会组织形态”而不是简单的空间现象,这是一大发展。城市规划专家赵燕菁则提出“城市的制度原型”说： “城市是一组通过空间途径盈利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他研究的方向是制度解释 赵燕菁还力图证明制度是城市发展内在的“隐秩序”,是城市生长的DNA。城市兴亡过程中的“物竞天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优劣。详见赵燕菁《城市的制度原型》,载《城市规划》2009年第10期,第9

18页。［Zhao Yanjing, ″Institutional Archetype of City,″City Planning Review, No.10(2009),pp.9

18.］,但得出的结论却主要围绕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排除了参与城市交易的其他主体,因此也缺乏普适性。吴建峰等则认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是要充分关注城市的社会性质和制度意义［11］。这些方面的进展虽然也没有抽象出城市的一般意义,但为我们进一步消除学科隔阂、统一认识开启了新的方向。

二、 城市的起源： 交易的集中化

主流经济学家们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城市定义,自称新经济地理学家的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人用向心力和离心力模型解释了城市的均衡 关于城市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解是： 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推动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但地理空间成本和负的外部经济制约了报酬递增,结果城市就是在报酬递增和空间运输成本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存在和演化。,但仍然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定义城市 见［日］藤田昌久、［比利时］雅克弗朗科斯?蒂斯《集聚经济学》，刘峰、张雁、陈海威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Masahisa Fujita and JacquesFrancois Thisse,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 trans.by Liu Feng ,Zhangyan & chenheiwei,Chengdu：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2004,p.5.］ ；但是,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城市是一种空间的产业和人口集聚形式。它之所以产生、存在和发展,是出于人们对节约空间成本、获取集聚效益的追求。这个共同的基础为我们进行一般化的抽象概括提供了前提。

要对城市的本质进行抽象分析,首先要从城市的起源开始研究。按照主流城市经济学的假设,城市从与其对立的自给自足的庭院经济中产生须以三个条件的放松为充分必要条件： (1)相同的生产力；(2)交易的规模收益不变；(3)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城市经济学家奥沙利文说： “新建模型中被放松的那些假设条件可以被看作是导致城市出现的关键因素。”［2］由于这三个条件的存在,他认为庭院经济排除了交易,而“正是因为人们缺少交易行为,使得人口分布呈现不规则性”,“所有地区具有相同的吸引力”,所以城市无法产生。

如果放松关于生产力的假定,一旦一个地区具有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就发生了。但专业化和交易并不必然推动城市的发展,只有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也被打破了,商业企业才会随之出现。正是商业企业的出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商业企业对交易成本的节约,促使区位的集中选择和土地成本的节约,而这“仅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才能出现”［2］。

更进一步放松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假设,由于劳动力成本、土地费用、运输费用等几个要素服从价格均衡机制,工业企业在运输成本决定下的市场范围内开始集聚劳动力和集约使用土地,工业城市就出现了。此后,由于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农业革新、运输业革新和生产革新,主流的城市经济学关于城市得以存在的三个条件——“农业生产生产过剩、城市生产和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2］准备完毕,城市化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按照主流城市经济学的分析,一旦某个区域具备了产生城市的条件并受到追求集聚经济效益的驱动,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会向同一地区集中,从而产生地方化经济；集聚经济突破产业界限后,不同产业的企业也会被吸引,因此形成城市化经济。这样的集聚经济(或称“马歇尔外部性”)的源泉,一方面来自交易成本的降低,包括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储备的共享,另一方面来自于集聚带来的更好的技术匹配机制、知识溢出效应、学习机会和社会交往机会,即交易效率的提高。“集聚经济在某一区位上可以产生自我强化效应： 一个企业向城市迁移,会激励另一个企业也向该城市迁移。”［2］

各种交易主体和交易活动的集聚形成循环积累效应,推动单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形成。这一点得到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有力支持。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采用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的模型,成功地将规模经济、集聚经济理论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并提供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模型,解释了城市产生集聚和分散的内生机制。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中,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被概括为向心力和离心力(向心力来自关联效应、市场潜力和外部经济,离心力来自不可移动的生产要素、土地租金、高运输成本以及负的外部效应)。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均衡结果是城乡新秩序： 经济空间的中心—新秩序。经济空间秩序的演化依据三个条件展开： 当运输成本趋低、制造业产品差异度大、制造业份额趋高时,经济向某个地区集聚的集聚力变得足够强大,最终演化成为产业集聚中心；另一些地区变为产业,区域的性质发生突变,城市与农村的分野出现。此后,如果规模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大量出现,经济将形成层级结构,城市层级体系也逐步形成,其演化趋势取决于“市场潜力”参数。城市体系演化可以看做是市场潜力与经济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集聚区位的产生取决于市场潜力,但区位优势一旦产生,又会自我强化并形成远大于区位优势的集聚优势。在存在国际贸易的条件下,贸易导致内部经济重新组织,在总体上促使工业布局更加分散,同时又促进某些产业发生集聚［12］1067

1085。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以后克鲁格曼所解释的新型城市产生的原因。

不管是主流城市经济学的演绎推理,还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我们都可以提取一般的共同要素。在城市起源和演化的历史中,专业化和交易是最基础的要素,交易在空间上的集中是人类空间行为的自发选择,在这种交易架构或制度中,交易成本得到节约,交易效率得到增长(报酬递增),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外部性)在此基础上产生并成为城市演化的持续动力。随着“城市革命”［13］107的逐步蔓延并成为经济社会主流的空间组织方式,集聚化交易成为一种新的秩序和制度。正是在这个新的制度安排中,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城市化成为人类空间秩序的必然走向。所以说,交易、交易成本与集聚经济(包含专业化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这些因素才是我们寻找的城市本质的共同要素；而土地集约和人口密集是城市现象的两个派生的描述性范畴。然而,在城市经济学给出的城市定义中,本质的要素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两个现象的描述词： “城市经济学把城市地区定义为在相对较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人口的地理区域”,也就是说,只是与土地的集约和人口的密集有关。这样去实质存表象的定义方式无疑有重大缺陷。

事实上,从杜能到克鲁格曼,城市分析的基本要素一直是土地和运输成本,或者是以交易成本出现的空间成本。在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城市一直只是空间坐标系上密度较高的一点,没有其他的意义。他们的研究只是努力把空间成本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模型之中,而在城市起源和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交易及其相关制度的含义则长期被忽略。这是城市经济学的一个内在矛盾。

其实,从上述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只有集中的交易及随后形成的制度化成本节约,才贯穿了城市形成和演化的整个历史。交易使城市的存在有了理由,集中交易的制度带来了城市的土地集约使用和人口的密集。从制度的视角看,交易假设的放松与生产假设的放松都是交易成本的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歇尔及之后所揭示的集聚经济也是集聚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下一节我们将进一步把交易概念拓展到政治、社会领域,揭示人类社会采用城市这样一种空间制度或秩序的交易起源。只有交易及其集中化才会引发城市的诞生；反过来,城市这种空间组织方式或自然形成的空间秩序,又为集中化的交易提供了节约交易成本的方式。所以,对各种要件中进行抽象分析后可知,集中化交易和相应的交易成本节约才是城市起源的最关键要素。

在有关城市性质的定义上,经济学对交易及其制度的忽视并不缘于粗心大意,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导致的“庸俗化”或表面化所致。为了融入主流的经济分析传统,城市经济学没有在相对难以形式化的交易、制度及交易成本上进行深入研究,而总是在运输成本分析上止步。两百三十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早已指出,城市与农村是社会的一种“分工”,城市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把“密集的空间”看做城市的天然定义,在“运输成本”上止步不前，则是认识上的忘本。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从交易这个本源开始,深究城市及其意义。

三、 自发的秩序： 交易概念的拓展

对于城市本质的认识分歧,最主要发生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经济学的立足点是成本节约,而社会学则强调城市的社会性和文化特质。上面分析了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交易集聚与城市诞生的关系,但城市的形成不只是经济因素,政治、军事以及宗教、文化等等需求也是诱致城市产生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如果将交易的概念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拓展,同样可以说明城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起源。抽象的交易概念是使分立的学科相互融合的一座桥梁。不仅如此,更一般化地抽象城市的交易来源,还可以从中发现人类寻求优化空间秩序的自然过程。

所谓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内在规定性的一般抽象。如果我们将交易概念抽象化,放宽狭义的经济假设,可以把交易看做人类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人类活动包括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按照格雷夫的定义,“当任一实体诸如商品、社会态度、情绪、意见或信息等从一个社会单位向另一个社会单位转移时所做出的行动即为交易”,“交易必导致一种社会情境,即通过直接影响至少一个其他社会单位的福利、知识、信念和规范,交易必然产生一种外部效应”［14］。格雷夫不仅拓展了交易的外延,而且对其内涵也进行了梳理,从原有的单项或单种交易分析拓展到分析交易间的联系,建立了中心交易与附属交易的分析框架。格雷夫将此框架主要运用于具体历史场景中(如马格里布商人同盟、中世纪欧洲商人行会)的比较制度分析,这一框架同样也可以被我们用于分析城市的秩序和场景。

按照拓展了的交易概念,城市交易主体相应地从厂商和消费者延伸到政府和社会组织。主体之间的交易相应拓展为三大基本类型,即政治交易、经济交易和社会交易 格雷夫提出“交易”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交易,但他并没有指出这一分类的意义。,其中政治交易提供社会秩序和公共产品,经济交易提供私人物品与服务,社会交易提供社会认同与社会协调。众多参与城市交易活动的主体都是分立的,都服从“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在有限的知识背景下,按照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则进行活动。

各种空间秩序重组的诱发因素会引起各交易主体之间的博弈,从而产生不同的城市形态和规则。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历史上,有些城市因政治交易的集中而成为一国或地区的政治中心,如罗马帝国首都罗马、波斯帝国首都巴比伦、明清时期中国首都北京等,都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也有一些城市起源于宗教圣地,甚至成为跨国性的宗教活动中心,例如基督教发源地耶路撒冷、天主教中心梵蒂冈、伊斯兰朝圣地麦加等,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这些是由于宗教组织的主体作用十分强大。当然,更多的城市首先出现在各大洲的主要水路沿岸,然后出现在靠近海岸线的地区,成为商贸与运输中心。这些城市的诞生符合经济交易的追求效率原则。不同的城市特色或城市性质都是自然产生的,可以看做是各种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主体进行广义交易的结果。

在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内在驱动下,虽然城市可能起源于某一种基本交易类型,但最终必然发展为两种或三种基本或核心交易的综合体。也就是说,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某一项核心的基本交易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文化的,都可以成为城市起源与发展的“初始磁体” 芒福德认为,城市是一种磁体或容器。详见［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L.Murnford, The City in History,trans. by Song Junling ＆ Ni Wenyan,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2005.］,但随着交易集聚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集聚,必然会从这一核心交易派生出其他的交易类型。例如,一个政治中心城市,由于行政机构、官僚系统的集中和人口的集中,必然需要服务业、工商业和公共事业等来满足居住人口衣、食、住、行、社交、娱乐、治安、宗教等各方面的需求。虽然派生交易起初是为了促进原有核心交易的维持和发展作为一种辅助交易出现,但在某些情形中,某些派生交易的规模和重要性不断增加,并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替代磁体或第二磁体。

在许多情况下,核心交易与派生交易的区分是相对的,难以在两者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派生交易可能来源于(核心或派生)交易人的派生需求,也可能来自于核心交易或上一级派生交易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因此,同样一类交易,在一个场合下是核心交易,在另一个场合下则可能被视为派生交易。当然,核心交易与派生交易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交易之间的关联与主次关系。并且,不同交易类型的交易派生或交易延伸能力是有差异的,这一点对作为交易联结体的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15］640

656。

交易的空间集中与规则、制度的产生是结伴而行的。由于参与交易的主体是分立的、知识有限的、机会主义的,而且他们的行动能力存在不平衡,集聚化的交易制度既有利于默会知识的学习和正的外部性的获取,又会产生冲突、违约、失序等交易失灵状况,这就引发出一种新的交易——作为规制交易的交易。格雷夫将这类治理交易称之为附属交易(auxiliary transactions),而将附属治理交易所针对的交易称为中心交易(central transactions)。他认为,制度化的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了附属交易与中心交易之间的交易间联系(intertransactional linkages)。例如,法院的成立和法院对违约行为的反应将经济主体间的(中心)经济交易与每一主体和法律之间的(附属)司法交易联系起来： 只有在设立法院并依法公正司法时,才能有效激励经济交易中的守约和诚信行为。中心交易与附属交易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一项交易是中心交易还是附属交易要视分析目的而定。在交易集聚和人口集聚的城市场景中,我们将上述的核心交易与派生交易基本上视为格雷夫所谓的中心交易,而核心交易与派生交易所引发的规制交易相当于附属交易。简言之,城市是一个由核心交易、派生交易与规制交易连接而成的有机体,其中治理交易的效率对核心交易与派生交易的有效运转和持续扩展具有重要影响。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经济交易的结果是市场以及价格机制作为“自生自发机制”的诞生 本文借用了哈耶克关于自生自发秩序的概念,但其相关论述不是本文的重点,详见F.A.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Rules and Order, Vol.1,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这已经是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交易概念的拓展结果，却是被我们长期忽视了的集中化空间及其制度——城市秩序的诞生。这种忽视再加上城市以强大的空间形象出现,妨碍了人们对其制度含义的认知。我们只看到人造的城墙和建筑、人造的社会组织、人造的企业和有形的市场,但没有深入研究在这些有形的城市表象背后集聚化交易行为的自然演化。按照交易的起源进行抽象演绎,城市实质上是保障和形成交易集聚化的制度集合体,是由各种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结构和交易方式、规则共同构成的空间秩序。

作为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空间秩序,城市制度从起源来看并不是有计划的,相反,分立的交易主体、默会知识的存在以及未经阐明的规则、个体自由选择与集中化有序行动的协调,正与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特征相符合。城市与市场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交易这种人类活动不仅产生了“市场”这样一种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自生自发秩序,同时还自生了“城市”这样的以集中交易为特征的空间秩序。这种空间秩序同时也是以各种交易的核心—派生“行动结构”(哈耶克语)和交易规范构成的城市或城市制度。

城市是一种人类社会“自发”形成的空间秩序,但我们仍然要强调自发性与制度规则的协同与共存的必要性。邓正来认为： “哈耶克在1973 年《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规则与秩序’中指出, 道德、宗教、法律、语言、书写、货币、市场以及社会的整个秩序, 都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哈耶克把所有这些社会秩序都归属于同一范畴的预设, 因为它们生成、演化的过程极其相似,具体而言,就是它们都不是因计划或设计而生成的,而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然而, 哈耶克又明确指出, 在这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中, 仍然存在着两种无论如何都不能混淆的秩序类型： 一是在进行调适和遵循规则的无数参与者之间形成的互动网络的秩序(或称为行动结构),二是作为一种业已确立的规则或规范系统的秩序。”［16］7按照这样的解释,城市是由众多参与者互相调适的规则和已经确立的规范构成的自发制度系统,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造密集空间,也不仅仅是运输成本机制可以概括的集聚经济。在这一点上,通过拓展了的交易概念,我们既在城市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方面构筑了共同的分析基础,又与既有的各种城市概念的内涵有着重要区别,这种区别更多来自哈耶克和格雷夫的制度经济分析传统。

四、 城市的性质： 集中交易的制度化秩序

在一般意义上,任何一项秩序本身都是一个由规则、信念、规范与组织等多种元素组成的制度系统。制度作为一个系统,既来自系统主体的行动结构,又演化出行为的规则性。格雷夫认为,制度系统各元素在产生规律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规则元素确定何种行为合乎规范以及提供共享认知、协调和信息系统；信念和规范提供一种动机来遵守规则；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则扮演着相互关联的三种角色——制定和传播规则、固化信念与规范、影响可行的信念集合。城市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也有与之相同的规律。城市在交易集中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由各种交易规则、信念、方式和各种交易主体共同构成的自发空间秩序,并以节省交易成本和实现集聚经济为微观基础。在说明了交易集聚的城市秩序产生之后,我们还要深入研究其制度化的过程。

节约交易成本的需要成为交易集中化的自然推动力,而集中化的交易自发地形成了一种相应的空间秩序和制度,这种秩序和制度就是城市。城市与市场一样,都是人类自生自发秩序的一种,在交易主体的行动结构和制度系统的互动中实现演化均衡。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之所以成长为一个城市,都必然经过交易集聚、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到制度化集聚的自然过程。城市绝不是简单的交易、产业汇总和单纯的人口汇集,也并非每一个地方的交易集聚与人口集聚都会形成一个城市。从交易主体的“行动结构”到“协调秩序”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个从集聚到聚变的融合创生过程。更准确地说,集聚过程与制度化的聚变过程并非截然分离的两个阶段,交易集聚过程必然很快继之以制度聚变过程,前一阶段的集聚聚变过程又带来新的集聚与新的聚变过程。如果这样一种往复累进的秩序无法启动,交易和人口的初始集聚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城市,仅可能以暂时性的集市、集会点或交易中心出现。如果集聚与制度化聚变的融合创生过程运作不灵或渐失动力,则意味着城市无法持续发展和维持活力,将面临停滞与衰亡的命运。

自发秩序必须拥有自然、有序的内部推动力。从一个村庄或集市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必须具有一种内源性的制度组织禀赋和政治经济能力,使它超越剩余农产品交易中介的角色,转变成为包括邻近农村在内的更广大区域非农业产品的供给者。也就是说,城市必须形成一种内源性的生产和出口组织能力,将它的产品提供给广大的农村市场和其他城市的市场,甚至扩展到国际市场。这是经济交易集聚的基础。城市的出口组织能力建立在其生产能力之上,生产能力又建立在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创新水平之上,而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创新的基础则是交易集聚和集聚经济。毫无疑问,在这一集聚—聚变往复链条中,节约交易成本是交易集聚与人口集聚的一个重要内部推动力,而新的城市制度是集聚之后保持交易成本节约及推动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

交易的互动框架不仅对诺斯、青木昌彦、格雷夫等人提出的交易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存在支配性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些制度元素的起源与演化。在农村区域或前城市时代,交易是小范围、小规模地进行的,交易人往往彼此熟悉,人格化交易是其基本特点。在乡村人格化交易中,非正式制度就足以支撑农民之间的交易。然而,当交易开始集中在集市、城市以至大都市时,这一中心化交易框架汇集了大范围和大规模的交易,人格化交易必然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这就产生了对非人格化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交易集聚带来的集聚经济使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下降,从而为分摊设立新交易规则和实施机制的固定成本创造了条件。在相对分散的乡村交易经济与集聚中心化的城市交易经济这两种不同的交易框架之间,不仅正式规则存在巨大差别,而且交易主体在两种场合下的行为信念、规范以及组织化程度也迥然不同。概括地说,城市与乡村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交易行为结构、交易规则、规范与组织所构成的宏观空间秩序。

当人口集聚在一个地理空间——城市内,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空前地加强了。相互依赖性与外部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使人们之间的许多交易活动和交易对象成为公共领域与公共事物［17］819

848。城市人口的集聚与扩张一方面可以产生正的外部性,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进劳动分工、知识交流与创新；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拥挤效应”和各种负的外部性,例如交通堵塞、土地与住房价格上涨、环境污染和治安恶化,等等。这些负的外部性有时出现在不同的交易域内,有时又交错在一起。外部性在性质上也存在区别,其中一些属于货币性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另一些属于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而且即使同为货币性或技术性外部性,它们也因为交易域中的参与人、交易物、交易环境和交易过程的不同而呈现出巨大的异质性。因此,在一个利益相关、相互依赖和互有外部性的城市空间内,交易主体实际上同时参与多个交易域的博弈,并在各个交易域内形成组织、实施和治理交易的博弈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从整体上来看,城市就是一个制度化及制度密集型的交易集聚和人口集聚,是一个由多个交易域内制度组成的制度系统。

在交易与人口集聚基础之上,从集聚到制度化聚变的融合创生过程所形成的城市,从外观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与农村、集市出现了本质性的分野。集市可能是农村产品的交易中心,然而城市决不仅止于此。城市之所以为城市,并非因其可能的农村起源而成为农村经济的附属,也非仅仅是农产品或农村手工业品的一个交易场所,而是因为它在集聚与聚变过程中融合创生成为一个全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有机体,从而展现出与农村完全不同的面貌,发挥着与农村迥然不同的影响和功能。更具体地说,除了人口密度这一外在差异之外,集聚与制度化聚变产生的城市与农村之间出现了产业差异、公共服务差异、组织差异、制度差异、职业差异、生活形态差异、文化差异、建筑景观差异以及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差异,等等。这些差异和城市的秩序特征不可能来源于交易集聚与人口集聚的简单加总效应,只能来源于在这一集聚过程中各类主体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以及集聚过程中新机会的涌现与捕捉,来源于集聚中各种新困难、新冲突的爆发与应对,从而产生新的工作、产品、技术、知识,产生新的交易、企业、产业与组织方式,产生新的公共产品、社区、生活和治理机制等等,这种差异是社会性、经济性的制度差异。城市的形成既有量变,也有质变,既有旧事物的扬弃,更有新事物的不断创生。简言之,城市形成和发展于从交易集聚到制度聚变的不断往复的融合创生过程,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城市这种空间制度的产生,这是农村或大村庄所不具备的。这种新的制度即是人类空间秩序的“城市革命”,其影响是本质性的。

五、 结 语

通过对城市的定义和起源的理论分析,我们进一步厘清了城市研究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在诸多要素中抽象形成了城市生成演化的“基因”——广义的交易及其集中化,而对城市这种人类空间秩序的分析使我们对城市性质的理解更加符合“真实世界”：

(1)城市的起源从现象来看或源于政治、军事、文化需要,或来自专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需求,而对其本质的研究需要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共同要素。从经济角度看,分工和交易是城市起源的要素。如果将交易的概念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拓展,把交易看做人类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把城市交易主体也相应地从厂商和消费者延伸到政府和社会组织,那么,我们可以把形成城市的原动力归结为政治交易、经济交易和社会交易。这样抽象的广义交易概念——而不仅仅是经济学一直使用的运输成本和集聚经济的概念——还将在分立的学科之间架设起一座联系的桥梁,更全面地说明城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起源。

(2)城市的本质和更一般的内在演化动力是交易及其集中化的制度成本节约。集聚的空间尺度分析只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分,城市的制度性质研究可能更为重要。我们应当透过人造的商场和建筑、聚集的人口和产业,深入研究表象背后的交易集中化和集中交易的制度化。正是节约交易过程制度成本的需要,产生了交易集中化的自然推动力,而集中化的交易自生了一种相应的空间秩序和制度,这种秩序和制度就是城市。

(3)交易集中化与城市的形成本身是一个人类空间秩序的重组过程，城市这种空间秩序和制度的“革命”又为集中化的交易提供了节约制度成本和空间成本的方式。通过分工合作获得的交易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报酬递增的潜能,而交易的集聚化和中心化使这种潜能有了实现的条件。正是由于集聚化交易成为一种新的秩序或制度,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城市化成为人类空间秩序的必然走向。

(4)交易不仅产生了市场秩序,而且它的集中化还产生了另一种秩序——空间的秩序——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城市与市场的本质是一致的。“城市”作为以集中交易为特征的空间秩序,既由组成城市的交易主体的行为结构自发决定,又以交易主体的行为协调和规则规范为必要条件。因此,城市是由各种交易规则、信念、方式和各种交易主体共同构成的自发空间秩序,是一种节省交易成本和以实现集聚经济为微观基础的人类空间组织制度,又是保障和形成交易集聚化的制度集合体。

(5)城市是人类自生的一种空间秩序和制度的集合体。因此,城市的兴衰起落、城市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受到空间区位、土地与交通成本和外部性集中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制度之间的区别和竞争。城市的发展取决于“无数参与者之间形成的互动网络的秩序”,这里有大量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也有进行调适的“业已确立的规则或规范系统的秩序”。在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6)从集聚到制度化聚变的融合创生过程中所形成的城市，从外观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与农村、集市出现了本质性的分野。城市在自发秩序与制度化聚变过程中融合创生成为一个全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有机体,展现出与农村完全不同的面貌,并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革命性的功能。

［参 考 文 献］［1］ 尤建新： 《城市定义的发展》，《上海管理科学》2006年第3期，第67

69页。［You Jianxin, ″Development of the Definition of City,″Shanghai Management Science, No.3(2006),pp.67

69.］［2］ ［美］阿瑟?奥沙利文： 《城市经济学》，周京奎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A.OSulivan, Urban Economics, trans. by Zhou Jingkui,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6页。［Dictionary Department,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 Edition),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7,pp.176.］ ［4］ ［德］马克斯?韦伯： 《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M.Weber, The Legitimacy of the Dominant： City Typology, trans. by Kangle ＆ Jian Huimei,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5.］［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CCTB，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1， Beiji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2009.］［6］ ［英］诺南?帕迪森编： 《城市研究手册》，郭爱军、王贻志等校译，上海： 格致出版社，2009年。［R.Paddison(ed.), Handbook of Urban Studies, trans. by Guo Aijun ＆ Wang Yizhi et al.,Shanghai： Truth and Wistom Press,2009.］［7］ ［美］理查德?利罕： 《文学中的城市： 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R.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trans.by Wu Zifeng,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9.］［8］ ［美］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L.Mumford,The Culture of Cities, trans.by Song Junling,Li Xiangning ＆ Zhou Minghao,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2009.］［9］ 冯云廷： 《城市经济学》，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Feng Yunting, Urban Economics, Dali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2011.］［10］ 成德宁：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政策》，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4年。［Cheng Dening,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Model and Policy, Beijing： Science Press,2004.］［11］ 吴建峰、周伟林、郝前进： 《现代城市经济学： 兴起、发展与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9日,第2版。［Wu Jiangfeng,Zhou Weilin ＆ Hao Qianjin, ″Modern Urban Economics： Rise Up,Development and New Direction,″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12

02

29,p.2.］［12］ 梁琦： 《空间经济学： 过去、现在与未来》，《经济学(季刊)》2005年03期，第1067

1085页。［Liang Qi, ″Space Econom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Economics(Quarterly), No.3(2005)，pp.1067

1085.］［13］ ［英］戈登?柴尔德： 《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V.G.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trans. by An Jiayuan ＆ Yu Jingdong,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8.］［14］ A.Greif,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5］ J.V.Henderson,″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4,No.4(1974), pp.640

程序化交易篇8

关键词：同城化 经济收敛 消费差异 交易成本

同城化是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打破城市之间的行政分割和保护主义，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市场一体化、产业合作一体化以及基础设施一体化，达到产业互补、资源和信息共享和空间上粘连的一种有利于提高城市综合竞争里的状态。为了提高同城化建设的效率和保证同城化沿着经济一致收敛性方向发展，有必要对同城化过程中呈现的空间影响效应进行分析，同时空间效应分析也是对市场、政府和社会中介机构共同参与同城化的一次效果检验。空间效应指由于地理距离的出现使得产品分配和社会消费产生不平等的效果。以往对于空间效应下的研究一般是基于Moran指数下的空间计量分析，分析时间和地理上的收敛性，本文则另辟蹊径，在选取时间序列的收敛分析的基础上，补充两个不同的收敛分析视角：社会消费总额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程度（交易成本来衡量）。主要是因为它们影响到相邻几个城市的整体产业、信息和功能等一体化，特别是产业资源是否具有互补性（消费的差异性）、生产要素的流动自由程度将直接决定着同城化的可持续性。

由于长株潭地区在湖南省政府的积极参与下，经过多年市场的磨合与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其同城化的规模一定程度提高了，其建设机制也越趋于成熟。故本文以“长株潭”为例，通过“各城市间的经济增长是否收敛、社会消费总额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和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程度” 三方面对其空间效应进行分析。通过上述三个不同视角的同城化空间效应分析，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同城一体化的发展效果，确保同城化建设的方向准确。

一、经济的收敛性

经济收敛性的经济含义表示为：在时间趋于无穷时，两个经济体的人均产出差异的期望值趋于零。收敛要求序列个数P满足P-1个协整关系，模型表示为■，p≠1。而共同趋势则表示为P个序列要求满足r个协整关系，r满足【0，p-1】。当r﹤p-1时，说明各城市间的经济收敛性不存在，但是存在（p-r）个共同趋势。判断协整检验一般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法，模型设定如下：■滞后阶数P可由从Akaike和Schwarz准则来确定。根据Johanson的检验原理，判断协整关系的关键在于确定压缩矩阵Ⅱ的秩r的大小，可通过构造轨迹统计量■。

构造零假设H0：压缩矩阵Ⅱ的秩为r，即时间序列中存在r个协整关系；备择假设H1：压缩矩阵Ⅱ的秩为P，即序列是平稳过程。具体过程是：使得r分别等于0，1，…p-1，分别得到§r，直到得出第一个不显著的§r，此时的r就是变量中存在的协整关系的个数。

数据主要选取长沙、株洲和湘潭三个城市的1980年到2011年GDP变量，经过对数化处理消除异方差后直接采用Bernard和Durlarf的时间序列法分析方法，通过对三个城市的产出序列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明确区分收敛和非收敛的之间的中间状态。考虑到长株潭同城化概念是在1984年首次启动和它再次进入湖南省政府的视野已经是1997年了，故分别对1980年到1997年和1980年-2011年的两组数据变量作对比，观察在同城化概念提出后的15年时间里，三个城市的收敛性是否受到影响。

首先，根据ADF检验来判断三个城市的GDP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下：

表1：长株潭1980-1997年的GDP序列平稳性检验

■

表2：长株潭1980-2011年的GDP序列平稳性检验

■

注：指标GDP分别取对数消除异方差性，检验类型中的：c指常数项，t指时间项，q为滞后阶数，其选择依据是AIC准则和SC准则。

从上面的平稳性检验可以得出：长株潭1980-1997年的GDP序列都是二阶单整I（2）序列，而1980-2011年的GDP序列都是二阶单整I（1）序列，可以分别对上述两组序列做Johanson协整检验，根据Bemard和Du rlarf的定义判断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共同趋势性，结果如下：

表3：长株潭1980-1997年的GDP序列协整关系检验

■

表4：长株潭1980-2011年的GDP序列协整关系检验

■

由表3与表4可以看出：长株潭地区在第二次启动同城化政策之前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满足协整关系的检验，意味着这三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收敛趋势；但从长期看，特别是1998年后湖南省提出的基础建设方面的“五同计划”后，经过政府的多年推动，长株潭地区同城化趋势明显，表现在三个城市的GDP增长满足了协整关系的检验，特别是r=2时出现了第一个不显著的轨迹统计量，表明长株潭三个城市GDP序列间的协整关系个数r=p-1，根据Bemard和Durlarf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长株潭地区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有收敛的趋势，同城化效应明显。

二、 经济辐射效应

主要考虑中心城市长沙对附属城市株洲和湘潭的经济辐射程度，选取的指标是社会消费零售总额，采取的是协方差分析方法。

（1）方差齐次性检验。对数据进行Levene检验，F统计量为，伴随概率为，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无法拒绝方差相等的原假设，满足方差齐性检验的条件。

（2）协方差分析：

表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方差分析

■

F 检验分组的效应，该检验基于估算边际均值间的线性独立成对比较。

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如表5，在显著性水平下，组间方差F值为16.096，伴随概率是0.015，故拒绝原假设，即在同城化过程中长株潭三个城市间的消费市场规模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了长沙作为“长株潭”同城一体化的中心城市对周围的城市的经济消费市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

为了进一步区分三个城市的两两组间均值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可以进行LSD多重检验，结果如下：

表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多重比较

■

从上面的组间值两两比较来看，长沙分别和株洲、湘潭的均值差值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说明长沙的经济辐射效应较强，而株洲和湘潭间的均值差值并没有通过差异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辐射效应较弱，二者共同发展。随着同城化进程的推进，长沙对株洲和湘潭的正相关影响将会发生较大作用，对于拉动株洲和湘潭地区的消费市场产生正效应，彼此间的消费市场的差异化将逐渐减少。

三、 同城化的交易成本分析

同城化是各个城市协调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必然涉及到生产要素流动而引导产业带结构分布所带来的市场交易成本问题。直接衡量交易成本较难，在现有的文献中，主要有买卖关系及中介和对具体的交易价格的整体性估计两方面。然而前者容易受到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影响而不能够有效地解释单位成本的变化趋势，后者容易受到数据范围和获得性影响，对交易成本的估计不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本文吸收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到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间的反向作用机制，提出以交易效率来衡量同城化过程当中生产要素流动性的交易成本问题。而当一个区域市场化程度越高，相对的交易效率也就高，故可以通过选取市场化程度指数指标来进行分析。

表7：交易效率的不同层面及其衡量指标

■

为了消除异方差性，有必要对上述指标数据对数化，然后将指标正向转化。按照上表的衡量交易效率的各因素进行信度分析，如果将9个因素全部一起进行，虽然得到的A信度系数到0.777，但是根据相关性矩阵的负相关情况，可将表示劳动力流动性的变量剔除，根据将相应变量删除后的均数、方差、相关系数、A信度系数的变化情况，最终选定的变量如下表：

表8：满足信度分析的交易效率变量

■

然后对5个因素变量进行适当性检验，即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得到KMO参数为0.857，卡方值为55.757，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表9：提取的主成分及其对总变异的解释率

■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由表9可以看出，按照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提取主成份，则上面的五个指标中可以提取1个主成份，并且其对5个交易效率的变量的累计解释率达到86.079%。说明了如果运用提取出来的主成分替代原变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与原变量具有相同的解释能力。下面对主成份对各个变量的解释能力的差异进行分析：

表10：成分矩阵与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

提取方法：主成份。a.已提取了1个成份。

旋转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由表10可以看出，主成份1对政府财政支出/GDP、缩小政府规模、非国有经济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非国有企业贷款比重/GDP和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具有较高的解释能力，这些变量的信息被主成份1提取了83.5%～97.9%的信息量，说明该主成份对这些因素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由系数矩阵可得：

F1=0.194Z1+0.227Z2+0.228Z3+0.207Z4+0.220Z5 ①

F1称为交易效率指标1，①式对于分析长沙、株洲和湘潭三个城市的交易效率比较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缩减政府规模，让位于市场有利于市场化的提高；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提高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比重；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方面，注重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效应，形成信贷资本要素的良好市场化流动渠道，可促进交易效率正向化；侧重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也有效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长株潭”同城化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对“长株潭”经济增长的构成分析，由指标测度上的选择可以得出：“长株潭”经济发展主要还是靠政府政策的引导与监督、非公有制经济的正向发展、信贷资本要素的市场化寻租以及整个区域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而在劳动力流动性方面并不明显，人力资源价值没有得到非常有效地发挥。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不具明显的优势；在非国有金融机构上的吸收存款比重仍然不高，整个金融产业的垄断性容易限制竞争；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环境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即技术要素的专利授权保护程度还有待提高等。

由上面的三个层次性的空间效应的分析可知：当经济增长趋于收敛、消费总额差异性显著但随着同城化的推进消费差异性较缩小、生产要素流动性受同城化条件提高交易效率的情况下明显改进时，表明同城化的正空间效应较大，有效地检验了“长株潭”同城化发展，保障了“长株潭”同城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备注：本文的数据来均源于2001-2011年《湖南省统计年鉴》与2001-2011年长株潭三个城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告；交易效率选取的指标主要参考樊纲、王小鲁、朱恒鹏所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陈安平，李国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1）

程序化交易篇9

【关键词】 辩诉交易 产生 可行性 设立 限度

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近年来，辩诉交易制度引起我国学术界的的关注，并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出现了肯定说、否定说、缓行说三种观点。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辩诉交易的实行，极大的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诉讼成本，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见，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同时也是解决我国司法界目前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的客观需要。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实行辩诉交易于法无据，且有悖于严肃执行，且我国现在不具备辩诉交易生存的环境，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三是等等看，现在可以对辩诉交易进行研究、探讨、待时机成条件具备时去搞效果会更好。①

在刑事犯罪不断飙升，被喻为“诉讼浪潮将淹没法院”的现实背景下，诉讼效率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如何在不违背法律和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加快案件周转，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投入方面有着独特的内在价值。将辩诉交易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诉讼之中，对于刑事司法资源相对缺乏的我国来说，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辩诉交易对于我国来说是个新生事物，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经验，逐步推开。确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就要在借鉴的过程中作出严格的限制，完善其规范，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负面影响，促进刑事诉讼多项价值目标间的协调实现。

一、 辩诉交易的产生与发展

辩诉交易，又译作答辩交易，是主要为美国法所适用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根据美国较为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 ②

从理论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考查，辩诉交易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其一，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主要是通过其辩诉律师进行交易）；其二，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作出有罪答辩，即承认有罪。其三，通过交易所获利益，就控方而言是通过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同时减少了败诉风险；就辩方而言，是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四，交易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其五，交易的律师后果是案件不进入正式庭审，而由法院对辩诉协议予以确认并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处刑，诉讼程序终止。应当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辩诉交易在美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9世纪早期或者中期，辩诉交易的处于“地下状态” ③的，而如今的美国，辩诉交易已经占据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在美国，90%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由于辩诉交易具有结案快、效率高，有利于解决案件严重积压的问题以及能够减轻刑事司法系统的巨大压力等优点，并使得控方在证据不甚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获得的被告人的定罪，所以一经问世即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以纽约市为例，据统计1990年犯罪而被逮捕的有118，000人次，其中64，000人在侦查阶段为作交易处理了，占54.24%；有54，000人按重罪起诉到法院，占45.76%，不足一半。在起诉法院的54，000人中，45，000人是按辩诉交易解决的，占83.33%；5，000人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占9.26%；仅4，000人按正式程序开庭审判，占全部案件的7.41%④。尽管美国有反对者对辩诉交易程序提出种种非议，但是，辩诉交易制度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了有的司法资源故此为司法部门乐于采用。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的立法或者实践中也存在不同形式的辩诉交易。但相比之下，这些国家辩诉交易制度都远没有美国发达，使用的范围要远小于美国，并受到诸多的限制。

二、 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从每年的两院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和检察院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案件的激增时期。以检察机关的统计为例，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41，845人，提起公诉845，306人，比上一年分别上升了17.6％和19.2％⑤。在这种情况下，仅依靠增加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司法投入并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借助于诉讼程序创新以尽快处理案件、化解矛盾、增进社会成员对司法制度的依赖与信任，无疑是务实的态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将一些较轻犯罪案件简化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的适用，虽然减轻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压力，对法院而言，审判压力有所缓解，但尚未发挥应有功能。在简易程序之外，还应进行程序设计与创新，以完善速决程序体系。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成为我们法学界以及司法部分共同关注的话题。实践部分也开始探索，去年甚至出现了实际的案例⑥。首例辩诉交易案的诞生，显示了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移植和应用的生命力，也证明了辩诉交易制度经过改造以后，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笔者认为，辩诉交易所具有的辩诉协商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将辩诉交易机制引入我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当然，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措施，不可以像在美国那样占据体制中的重要位置。

笔者认为，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控辩双方以及法院乃至社会，都将带来裨益，具体而言：

首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尽快结案，减少积案，解决案件拖延甚至久拖不决的问题，并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其表现为，在侦查阶段将会缩短破案周期；在起诉阶段，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出庭压力，集中力量办理其他重大的刑事案件；在审判阶段，也必将大大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并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切实维护。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公安、司法机关负担明显加大，在这样的情势下，采用快速便捷的诉讼程序成为必然要求。以我国目前的状况看，公安、司法机关的经费远远不能满足办案的需要，侦查技术乃至整体侦查水平不高，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十分普遍。

无疑，刑事案件的积压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辩诉交易得以问世并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辩诉交易可以缩短法院处理案件的时间，为国家节省诉讼费用⑦。相比正规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大大提高结案率，对于解决积案有很大的作用。

其次，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是对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肯定，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并使其获得实际的好处，即因其认罪而免除一系列的诉讼程序，并可获得轻的处罚。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他们最需要的莫过于恢复人身自由以及获得精神上的解脱。通过辩诉交易，可以尽早地结束羁押的不稳定状态并且被判处较少的刑罚，尽快摆脱讼累，而且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理压力和抵触情绪的减轻。

再次，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有利于促使犯罪人认罪和悔罪，有利于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问题。以前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反常现象，大大降低了被告人认罪的积极性，导致被告人形成抗拒的极端心理，不利于对犯罪人的改造。

最后，有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被害人的遭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后，无疑渴望尽早从诉讼中解脱出来，特别是尽快获得赔偿，辩诉交易恰恰能满足被害人的这一要求；而且能够节省被害人的诉讼过程中的开支，降低其诉讼成本。这一点在伤害以及交通肇事等案件中表现尤为突出。司法实践中，面对被害人因受犯罪侵害而发出的痛苦呻吟，司法系统却因自负枷锁不能给被害人以应有的补偿和慰藉。如果能够在辩诉交易的过程中考虑被害人的因素，尊重被害人参与交易权，把赔偿金额和赔偿金的支付也当做协议的内容，无疑被害人的权利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总之，辩诉交易制度有利于增强判决结果的可预见性，有利于节省各方的诉讼投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如果运用得当，对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刑事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我国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国有着实行辩诉交易的客观需要。

三、 我国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

（一）辩护与制度已经初步形成框架

由于被告人和被害人自身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总体上难以适应辩诉交易的需要，因此，从制度上保证被告人和被害人具备进行辩诉交易的条件就是推行辩诉交易所必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起诉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公民担任辩护人。特别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为被追诉方从事辩诉交易行为提供了直接的帮助。而被害人在起诉阶段也可以聘请人，帮助自己进行有关诉讼行为。当然，就对被害人实施法律援助而言，目前制度仍然存在缺陷，但是，这种制度上的完善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笔者认为，总体上说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已经为辩诉交易制度的推行准备了初步条件。

（二）人们观念的改变为辩诉交易制度的推行提供了观念基础

这里与辩诉交易制度推行有关的观念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源观念；一是公正观念。就前者而言，中国人已经逐渐改变了“中国地大物博”的概念。相反“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充分体现诉讼经济价值的辩诉交易制度应该能够为人们接受。就后者来说，人们的公正观念有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理想公正观向现实公正的变化。二是效率作为正义的第二含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越来越高。这使得人们在放弃传统的绝对正义观的基本上，能够较为科学地看待相对正义问题，从而接受某种情况下的第二种正义。因此，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并非立法者的大笔一挥，而是在制度背后的观念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得以完成。

四、 我国刑事诉讼借鉴辩诉交易的设想

根据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和具体制度环境为辩诉交易制度所提供的生存空间以及实施辩诉交易制度国家的经验，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 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

我国1996年修正刑诉法确立了简易程序，为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简易程序在扩大适用面、增强适用率方面及提高简易化程度方面都需要作很大改进。而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和应用，正迎合这一需求，将使我国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快速化，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在简易程序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具有更易推行的基础。首先，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限于轻微犯罪案件，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74条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限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而辩诉交易在这类轻微犯罪案件范围内应用，其负面影响和错案风险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其次，辩诉交易不应用于惯犯、累犯案件及复杂的共同犯罪。当然，随着实践探索经验的积累及各方面制度的成熟，以后可以适用放开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

（二） 明确规定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

笔者认为，适用辩诉交易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只能是证据确实但欠充分的案件。就是说，案件有一定的证据，但证据未达到充分程度，若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公诉条件，若作出不起诉决定，又不符合微罪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条件，若退回补充侦查，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证据有可能收集不到，反而使羁押期延长的情况。换句话说，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应当是有一定证据而证据又不充分的案件，如果证据确实充分就没有必要适用辩诉交易，而应当通过简易程序来解决。

其次，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参与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适用辩诉交易应当处理国家、被告人与被害人三方的利益，三方取得一致意见方能适用辩诉交易。笔者认为，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 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自愿性。由于被告人在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方面常常存在欠缺，以及处于被追究的地位，辩护律师的广泛参与并切实发挥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以此方能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禁止被告人与公诉人的交易，避免被告人不懂法律或谈判技巧而交易，损害应得利益。

（2） 检察机关在决定实施辩诉交易时，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特别是在被害人获得赔偿或者其他安抚方面进行充分的工作。尤其是侵犯人身、财产案件，必须首先要使被害人直接或者间接经济损失得到满足，使被害人身心得安抚。如果被害人的正当的经济权利没有得到满足或被告人有其他漠视被害人的利益的行为，被害人拒绝的，不得适用辩诉交易。

（三）限制减轻指控或处罚的幅度

辩诉交易的形式包括了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下的相对不起诉、减少指控事项和法院提出从轻的量刑请求，其中后两种形式都涉及刑罚让步的幅度问题。如果放弃刑罚的幅度过大，不仅有损司法正义，而且会使刑罚大减损应有的功能。因此，限制交易的幅度是必要的。笔者认为，控诉机关减轻指控涉及两种情形：一是数罪中放弃某个或某些罪的指控；二是一罪中存在数个犯罪构成事实的情况下，放弃部分犯罪事实的指控。在这两种情况下，控诉机关能够放弃指控的只能是其中次要的犯罪或次要的犯罪事实，数罪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不能放弃。同时，在同一罪名的数个犯罪事实中，较重大的犯罪事实也不能放弃指控。还有一点也是必须强调的，辩诉交易多发生在控方取证困难的场合，因而如证据已经充足，不存在被宣告无罪之虞，而且又不属于轻微犯罪，对于控诉方来说，自无进行交易之必要。

控方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之请求，也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形式。这种请求成为交易的结果时，法院通常必须满足这种请求，以体现和维护司法的诚信。但是，控方在以请求法院从轻量刑作为交易的代价时，不能承诺大幅度减轻刑罚。为此，应当限制轻刑罚的幅度。有学者建议，借鉴英国、意大利的做法，减刑幅度为1/4至1/3，类似这样一种限制方式有参考的价值。笔者认为，减轻处罚的幅度过大过小都是不合理的。过大会使司法的公正性被严重牺牲，具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过小则缺乏吸引力而会大大降低成交率。因此，在实行辩诉交易制度的时候，有必要制度一个指导性规范，供控诉方提出量刑建议和法官审查量刑建议时进行参照。

（四） 建立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机制

如果缺乏必要的审查监督机制，辩诉交易因为缺乏必要的制约而很难防止牺牲正义进行交易的情形。各种审查监督机制可能都很重要，或者说都不可缺少，它们能从各个方面对辩诉交易进行制约，防止其进行无原则的交易，但其中司法审查机制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种制约才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直接否定一项错误的交易。司法审查意味着控诉机关与辩护方达成交易协议后，有义务接受法院的审查，而法官亦有权撤销公诉机关与辩护方达成的交易。笔者认为，法官在对辩诉交易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时候，有两点必须作为原则予以明确：一是如果辩诉交易的内容只是减少指控，法官必须遵循无控诉即无审判的原则，不得主动直接进行干预。只有在被害人依《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直接进行起诉权的情况下，法官才可以审查其交易的内容。如果辩诉交易确实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法院可以要求控诉机关重新考试交易内容，否则，法院可以依法直接受理被害人的起诉。二是法官不得滥用否决权。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制度一旦确立，应该保持它的公信力，法官有权推翻达成的任何交易，但法院也不得随意行使这项权力，否则辩诉交易便会名存实亡。

（五） 建立不正当交易的救济机制

实践表明，任何再完善的法律，都不可能天衣无逢。法律制定后，一经适用，都可能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担缺陷或者问题。因此，不正当辩诉交易的发生无法完全避免，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不正当交易的发生，或者在不正当交易发生后能够及时加以救济，必须建立配套的救济机制。笔者认为，这种救济机制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建立制约机制，主要是指被害人制约机制、被告人制约机制、法官审查机制；二是审判监督程序对辩诉交易具有适用性。辩诉交易发生法律效力后，如果发现或有证据证明交易是在严重违反司法公正的情形下达成的，或者说交易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那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辩诉交易案件并纠正错误，应该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会影响或者至少不会严重影响辩诉交易制度的公信力和辩诉交易的成交率，因为审判监督程序的重新审查一项辩诉交易是否损害了司法正义原则时，其标准与不存在辩诉交易制度情况下审查某项判决有无错误、是否公正的标准是有区别的。辩诉交易结案的刑事诉讼案件，是否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判监督程序后是否改判，主要决定于原来的交易是否出自双方完全的自愿，交易的过程和结果是否与司法正义严重背离。通过上述两种救济途径，辩诉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害司法正义的错误将及时得到纠正。

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吸收西方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中关于解决刑事诉讼效率的合理制度因素－辩诉交易。没有必要局囿于法系背景去看待传统的制度实践一项变革。同时，笔者认为以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而否定和抹煞辩诉交易的应用价值，是一种最轻而易举的封杀，但它不能说明究竟是立法的错误，还是司法的错误。未来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一种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以公正为基本理念的高效的折衷模式，这需要学者锐意创新的勇气和决策者敢于试验的魄力。

注释：

①参见《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专题讨论。

②参见陈光中主编：《辩诉交易在中国》，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1页。

③参见李游、吕安青著：《走向理性的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53页。

④参见卞建林译，《美国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⑤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3月11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报告。

⑥《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审结》，《法制日报》2002年4月19日第3版。

程序化交易篇10

量化交易实际就是一个选股与操作相结合的交易模型。量化信号系统实际就选股系统，与之配套的交易系统就是执行买卖操作系统，二合为一就形成量化交易模型。历史过去证券市场都是以人工方式选股和交易。科学的进步选股和交易方式推陈出新，现在已发展到利用电脑程序进行自动化对选股和交易评估操作。这是科学发展过程人工智能的直接成果！

对于一般单个投资者而言，要建立一套程序化量化交易模型，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金成本，这并不实际。但采用老办法建立一套原始的人工，有限量化交易模型并不难。无论是电脑自动化程序交易模型，还是人工有限量化交易模型，第一要素就是先要建立信号系统。信号系统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就是“选股与选时”系统。可交易目标，交易的时间，这是操作前第一个要解决的要素。也就是说建立交易模型的第一步是：“找出高成功率的可交易信号”。

现时的交易可分为做多和做空，“高成功率的可交易信号”包含这两方面。建立做多交易模型还是做空交易模型，在于自己的选择。本文以做多为例作介绍。高成功率的可交易信号就是选什么股票，在什么时间买入。这是大家股票操作都必须要解决但又难以很好解决的问题。选股选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特定K线、特定分时走势、特定数据、特定事件等作为选股与选时研究标的物都可行。笔者以特定的主力行为作为研究标的物进行选股。

事实上，以哪种或者多种客观存在的要素或数据作为选股选时研究标的物，这与个人的学识、阅历经验、爱好等有关。技术派建立交易模型一般可以以特定K线、特定分时走势等可见的、已有理论依据为基础的标的物为研究对象。

在笔者已建立的一套交易模型中，逻辑是这样的：在每日下午开盘的几分钟时间内，几乎每日都出现有个股下午一开盘就快速大幅狂飙。这种异常盘口引起笔者的注意和兴趣，看盘感觉这些异常行为当中可能存在机会，于是开始大量搜集出现这种走势表现的个股进行分析研究。大量研究后发现：每日下午开盘后股价马上出现快速拔高的行为，大部分是一个主力独立有计划的操盘行为，只有小部分是因有突发利好刺激而上升。研究发现这种异常盘口是有价值的，这些异动的股票中有部分个股包含较强的短线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