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化范文10篇

程序化范文篇1

关键词：程序化操作；变电所；信息

一、引言

随着计算机和电子电路科技的发展，变电站自动化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在变电站的应用当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最初的常规远程终端单元(RTU)变电站到后来的综合自动化站，再到现在最新的以综合自动化为基础的数字化站以及程序化操作变电所，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被运用到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中。

二、程序化变电所特点及操作验收

2.1程序化变电所特点

传统综合自动化变电站操作一般采用键控方式的逐项操作模式，首先由运行人员根据操作要求及操作规程编写操作票，然后由操作人员按照操作票的执行要求和顺序进行操作，并人工进行相应的检查，操作票的执行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一方面操作票的正确性和执行操作票的准确性都随着运行人员的技术水平，工作状态而带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工写票、审票、操作、检查的过程也使操作时间变得冗长，操作效率较低，同时也将系统运行方式变换过程便长，导致系统运行方式薄弱。

而实施程序化操作，只需要变电站内运行人员或监控中心运行人员根据操作要求选择一条程序化操作命令(比如说将某线路运行状态由运行改为检修)。操作票的选择、执行和操作过程的校验由变电站操作系统自动完成，实现“一键操作”。一方面大大降低的操作中人为因素，提高了操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大大缩短了操作时间和系统运方变换时间，提高了操作效率和系统的可靠性。

程序化变电站采用分层分步式自动化系统，其控制也是分层分级设置。其控制操作方式分为远控、站控、就地3种方式。

a.远方遥控。由调度人员在调度端发出下行控制命令。

b.站控操作。由运行人员、操作人员在变电站层监控主机发出操作命令。

c.就地操作。作为后备控制方式，当监控系统故障或网络故障时，可在间隔层测控装置的手动控制或通过保护测控装置上的薄膜键盘进行就地控制。

上述3种操作方式通过使能开关进行切换，当切换到就地时，远控及站控的遥控命令不被执行；当切换到远方操作时，就地操作不产生任何作用。传统自动化站操作一般采用键控方式的逐项操作模式，操作时要逐项执行、顺序操作并且人工检查，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程序化变电站实施操作，只需要运行人员根据操作要求，选择一条程序化操作命令(如将某线路转为检修状态)；操作票的选择、执行和操作过程的校验由程序化操作系统自动完成，实现“一键操作”。一方面极大降低了操作中人为因素的误操作、降低了人为干预程度，提高了操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大幅缩短了操作时间和系统运方变换时间，提高了操作效率和系统的可靠性。而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操作的每一步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什么时候可以实施下一步、什么时候结束、操作过程中是否有异常都由程序化操作系统自动判决。

2.2程序化操作对变电站自动化系统的要求

程序化操作的过程弥补了原操作规范的不足，避免了操作过程中的繁琐操作和误操作，提高了整个变电站工作的效率，有效保证了倒闸操作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同时通过程序化操作可以利用远动工作站实现顺控逻辑，实现了双机热备用，保证了系统方案实现的可靠性，也提高了无人值守变电站的工作效率和运行机制。另外程序化操作的顺控规则预演妥善解决了顺控逻辑的正确性校验，提供可靠直观的界面，并把整个倒闸操作全程显示出来，从而使得操作人员对整个操作过程有了一个整体意识，防止了人为的误操作。

为了实现程序化控制，作为其基础的变电站自动化系统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功能：

1.实时数据采集，能及时向程序化控制服务器提供最新的站内所有开关位置，所有的模拟量(电流，电压，功率)，以及其他辅助的遥信点。为程序化控制提供及时可靠的判断依据。实时数据采集功能在目前的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中早已具备，并且其精度和误差已经能控制在较高的水准上。

2.友好的操作界面，可以在操作时实时的观看主接线上的变化。

这点也能满足相关要求，但随着程序化操作的具体实施，对友好操作界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诸如操作票预演界面、程序化操作规则校验工具等等，这些将在以下的部分做解释。

3.防误闭锁功能，由于有了五防功能的配合，可以最大幅度的减少由于程序化控制逻辑而产生的误操作。程序化操作与防误闭锁功能相结合能有效防止程序化操作过程的误操作，保证操作实施的可靠安全稳定，并为跨间隔的程序化操作提供有力的辅助条件。

4.可靠的操作功能，将程序化控制的每个步骤可靠的执行。程序化操作过程的每个步骤都有相关的手段和工具去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或者条件不满足都将中止该次操作，从而保证每个步骤的可靠执行，同时也给程序化操作提供了一种实施的标准和规范体系。

5.事件记录功能，能够记录下程序化操作的整个过程。

通过事件记录功能可以有效提高程序化操作的正确性，并在每一个步骤完成后可以通过记录数据核实上一步骤的正确可靠以及为下一步骤的实施奠定基础。

6.通讯技术，系统具有与多个远方调度中心、站内微机型继电保护、站内电量计费终端(ERTU)和直流系统等智能装置的通信能力。在远动机房设置远动通信工作站，与调度通信通过远动通信工作站进行，通信具有主备通道自动切换功能。程序化操作的远方调度实施在另一方面也大大减少了现场作业的劳动量，提高了效率，同时解决了无人值守变电站的倒闸操作问题。

2.3程序化操作的验收及实现

所有程序化操作规则、操作判断都保存于相应间隔层保护测控装置中，在增补间隔或者运方改变时，就可以直接增补和测试装置。这种方式减少操作中监控信息的交互，提高了信息采集的可靠性，加快了响应速度。

1运行状态辨别和检测

设备运行状态是程序化操作中一个比较重要依据，必须使用独立的程序实时进行采集和判断。为了防止不到位的情况，要求所有位置开入双位采样(合位、分位)进行判断，即手车从工作位置到试验位置时，不仅要求判断工作位置辅助接点打开，还要判断试验位置辅助接点闭合。需要判断的开入有断路器位置和刀闸位置、手车辅助接点等；同时利用交流电流、电压作为辅助判据，判别装置的实际状态。如开关分位时，应该同时检查二次回路没有电流。

2程序化操作规则

为满足现场运方变化的要求，程序化操作的规则应设置成可以整定；如果接线方式已经确定，也可以直接固化在程序中。分析规则后可以发现，规则的要求就是判断遥信状态、实施控制；实施结束后再判别遥信状态。

在程序化操作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该间隔保护动作、实施控制后分合不到位、执行急停操作时则立即中断程序化操作，并做记录。记录程序化操作执行到哪一步，什么原因造成程序化操作的中断，并把这些信息上传给后台和调度系统，以备检查。程序化操作中断后，如果需要处理就要进行常规操作。如果正常动作后，则上传操作成功信息。为方便程序可靠、稳定运行，把程序化操作这个逐步操作的过程做成一个公用程序，考虑操作可靠性、安全性，程序化操作规则需要整定3种信息。

(1)规则总数。

(2)各规则的总步数。如线路单元由热备用状态转运行状态，总步数2。第1步，在热备用状态时，合断路器开关；第2步，检查断路器开关是否合上。

(3)各规则的每一步规则设置。

每步规则也分为3个缓存区，第1个缓存占用1个字节(8bit)，其中最高位bit7作为判断是实施控制还是判别遥信，其余7比特位只在实施控制时加以检查，可以分别表示开关合位、分位，手车工作位置、试验位置，地刀合位、地刀分位，带电显示信号；第2个缓存作为实施控制的遥控号或判别遥信的点号；第3个缓存作为实施控制的目的(控合还是控分)或判别该遥信的合还是分。

在这个实现方法中，充分考虑了操作前后、位置信号的变化情况，有效避免了以前有些程序化操作系统中只关注当前操作的前后情况，没有考虑在执行后续操作中，前面条件由于种种原因不(下转37页)(上接36页)满足的情况，提高了操作过程中容错处理能力。下面以线路单元由热备用状态转运行状态为例说明。

第1步a.遥控(10110010b)；b.断路器；c.控合。

第2步a.遥信；b.断路器位置；c.合位。主站或当地后台进行程序化操作时，运行或操作人员直接下发程序化操作命令(转运行状态、转热备用状态、转冷备用状态、转检修状态)，间隔装置立刻进行判断，如果不满足要求，直接回传信息，并禁止操作；如果满足要求，装置自动识别装置当前状态，自动调用相应的操作规则，逐步执行各项操作，完成程序化操作任务。

三、结论

变电站自动化系统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新技术的应用，不停的影响着现在变电站的运行和操作方式，特别是程序化操作技术的实现，为运行和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参考文献：

[1]刘玉喜.变电站自动化系统的问题及其发展之探析[J].科技促进发展，2008，(11).

程序化范文篇2

关键词：风险评估；程序化护理；骨科；术后卧床；下肢深静脉血栓

下肢深静脉血栓（LowerExtremityDeepVeinThrombosis，LEDVT）是指受内源或外源性因素影响血液在静脉血管内出现凝固变化，导致血管不完全性或完全性阻塞。LEDVT是骨科术后患者常见并发症之一，如发生深静脉内血栓脱落可能经血液循环至肺动脉，引发肺动脉栓塞乃至肺功能不全[1]，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术后康复，严重时可致患者猝死，危及生命安全[2]。骨科手术患者术后肢体活动能力下降甚至丧失，须长期卧床，加之受术中血管牵拉、受压、损伤等因素影响会进一步增加术后LEDVT的发生风险[3]。有文献报道[4]，骨科大手术后LEDVT发生率可达43.2%，因此早期筛选高危患者并进行针对性十分必要。鉴于此，本研究以庆阳市人民医院骨科2017年10月—2019年10月收治的72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风险评估的程序化护理模式在降低术后LEDVT发生率中的作用，旨在为骨科护理工作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庆阳市人民医院骨科2017年10月—2019年10月收治的72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均为骨科手术患者，具备髋关节置换、股骨头置换、膝关节置换等手术指征；②年龄18～75岁；③意识清醒、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正常；④均为本市常住居民，便于随访；⑤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术前伴血栓性疾病；②入院前1周曾使用相关抗凝药物；③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36例中男20例，女16例，年龄20～74（52.37±4.82）岁，行髋关节置换术20例，股骨头置换10例，膝关节置换6例。对照组36例中男19例，女17例，年龄22～75（53.09±4.55）岁，行髋关节置换术18例，股骨头置换11例，膝关节置换7例。两组资料对比均衡（P＞0.05），具有可比性。该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内容有术后监测生命体征、依据血栓相关症状实施基础预防（定时翻身、指导开展功能锻炼）、物理预防（使用弹力长袜，指导下肢活动）和药物防控（使用抗凝剂）等。观察组：基于风险评估实施程序化护理，措施如下：（1）风险评估：采用Autar量表进行LEDVT，该量表含年龄、体质指数、活动、高危疾病、创伤、手术、特殊风险等项，依据累计评分分为低危（评分≤10分）、中危（评分11～14分）和高危（评分≥15分）组；（2）预防培训：以骨科护士作为培训对象由护士长、护理骨干或副主任医师等开展LEDVT预防培训，持续培训2周，并于结束时实施考核，确保所有护士能熟练应用Autar量表进行LEDVT风险评估；（3）针对性预防：1）基础预防。卧床时可经常性变换体位，避免过度屈髋，以免影响下肢静脉回流；可适当保持直立体位，以减少静脉回流，降低心脏负荷，但取站姿时不宜超过30min；加强保暖，选用小针头行下肢穿刺，避免重复穿刺；多饮水，确保血容量充足，注意饮食，保证排便通畅；嘱吸烟者戒烟，以免刺激血管引发静脉收缩。2）分级预防。①低危患者：穿戴加压弹力袜，适当提高患肢，指导开展床上训练，主要内容有辅助抬腿、按摩、健侧伸屈膝、脚踝等；使髋部保持外展位，指导深呼吸与咳嗽训练，可尽早下床活动；②中危患者。在上述措施基础上采用气压泵治疗仪进行干预，于术后1周内采用该仪器按摩或挤压下肢血管、神经和淋巴组织，以改善血流瘀滞，加快渗出液吸收，预防血栓形成，每日治疗2～3次，每次30min；③高危患者。除实施上述预防措施之外可给予利伐沙班开展预防治疗。

1.3观察指标

（1）术后相关指标：记录两组术后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平均血流速度、最大血流速度（Vmax）、平均血流量、总静脉瘀滞指数（SI）；（2）不良反应：统计两组患肢肿胀和LEDVT发生率。下肢肿胀判断标准：测量小腿髌骨下缘10cm处周颈，双侧差值＞1cm。LEDVT判断标准：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如静脉管腔不能压闭，腔内呈低回声或无回声，血栓内仅有少量信号或无血流信号则视为LEDVT形成[5]。1.4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给予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给予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术后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术后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平均血流速度、Vmax、平均血流量均高于对照组（P＜0.05），SI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两组下肢肿胀和LEDVT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术后下肢肿胀和LEDVT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3讨论

程序化范文篇3

关键词：宪法；宪法程序；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合宪性监督程序

一、宪法实效与宪法程序

宪法实效是宪法实施的问题，它涉及的是如何把纸上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宪法。自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宪法实施成为我国宪法学理论的热点或焦点。开始是宪法的“实施保障”、“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问题，后来是宪法的“法律性”、“规范性”和“适用性”问题，再后来就是宪法解释、宪法判例以及宪法惯例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理解和归纳，这些讨论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忧虑，即如果没有宪法程序，没有宪法的具体实施途径和方法，宪法将被束之高阁。也就是说，宪法是否被实施，最关键的问题是看宪法有无相应的程序。“从中国现行宪法条文上看……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性宣言倒未见得与西方的章句相去多远。问题是，这些权利义务根据什么标准和由谁来确定、对于侵权行为在什么场合以及按照什么方式进行追究等程序性前提的规定却一直残缺不全。……对于宪法精神以及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来说，程序问题确系致命的所在。”[1]

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制约国家政治系统的行为，因此宪法实施监督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政治系统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而不是以某宪法实施机关进行具体的决策来取代国家政治系统。因此，宪法实施制度应当是通过某种常设的程序进行合宪性监督，这也就是一种发现并排除违宪行为或状态的机制。合宪性监督程序已成为20世纪民主政治的重点，并有迹象表明，它会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

要使宪法有实效，还应当从宪法文本本身说起。就宪法的实体内容而言，它不必规定细枝末节，不必规定政府空想的承诺，因为这反而会影响宪法的合法性和权威；它需要把重点放在“制度的设计与一般原则的陈述”[2]（P100）上，特别是法律程序的规定上。美国学者奥德舒克认为：宪法所确定的规则及程序必须足够明确；一部宪法要想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文件，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包括这样的条款-法院可以予以实施并且这种实施并不打乱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适当的权力平衡，也无需使法院扮演地位更高的立法者角色[2]（P102-103）。这样的宪法就是有程序设计的宪法。

根据各国宪法实践，我们把“宪法程序”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作为宪法原则的“正当程序”，不妨称之为正当程序原则；二是作为国家各机关行为的法律程序；三是关于宪法自身的程序，如合宪性监督程序，宪法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程序。当然其中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合宪性监督程序。上述三方面的程序都是宪法所不可或缺的。

不能把宪法内容重点主要放在关于权力与权利的过细的实体内容上，这是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它更是创制与执行法律这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协调社会的最高机制”[2]（P130）。西方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宪法“创立制度并循此建立对合法程序的稳定期望”[2]（P130）。社会生活中纠纷与冲突不可避免，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纠纷与冲突也时常发生。宪法应当为冲突提供什么？是为解决冲突提供实际的方案还是提供其他什么？显而易见，宪法只“为冲突的解决提供制度性框架”[2]（P108）。

是否重视宪法的程序性内容的规定，与宪法传统以及制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比较美国与法、德两国宪法，我们会发现美国宪法将权力控制的程序制度设计在首位，而法、德两国宪法更侧重于对公民权利的宣示。法国《人权宣言》产生于革命胜利中，其重视权利宣示的特点一直影响到法国现行宪法；德国“魏玛宪法”产生于战败反省中，因此侧重于公民权利的确认和宣示。而美国宪法产生于13个州之间的磋商以及联邦派与反联邦派之间的论辩中，当时的焦点问题并不涉及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把权力的分配与制约看做是宪法的关键，所以必然会侧重于宪法的程序方面的规定。①

经过数十年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代表这个新政权的宪法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和对旧制度的抨击中制定的，它是“胜利果实的记载”②，因此它必然重视人民的权利宣示。至于新政权中的权力与权力的关系，反正都是人民赋予并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限制。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我们数十年，直到对现行宪法的影响。这种形态的宪法与中国法形式化因素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注重宪法的实质和目标，而轻视宪法的形式和手段；有了民主和自由的目的与标准，就可以不要实现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与方法。这样一来，民主与自由难以按宪法预定的内容来实现，宪法上的民主与自由之内容形同虚设。宪法固然可以保持现在关于基本权利规定的规模，但是宪法程序性内容的缺乏是不可不引起高度重视的。

宪法的程序需要宪法予以确认，而宪法的实体内容，其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宪法演变③而得到发展和细化。这种宪法演变，应当是在宪法规定的程序与原则的框架中像社会生活规范一样得以自然地生成和发展。其演变形式有三种：一是“因立法导致宪法演变”；二是“因宪法解释导致宪法演变”；三是“宪政实务运作，形成宪政惯例”。④从它们的特点来看，应该称之为宪法的“正式演变”或称宪法的“制度内演变”。郭教授所讲的“宪法解释”其实不限于解释机关对宪法条文所作的解释，还包括宪法实施监督程序或违宪审查程序中所产生的关于宪法的解释和判例。

重视程序设定的宪法，其实施状况总会相对较好，也更能保持宪法稳定；不重视程序设定的宪法，其实施状况总是不那么令人满意，且宪法不稳定，修改频繁，甚至实施效果很糟糕。从我国现实看，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通过程序解决会带来全新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香港终审法院对于内地子女居港权问题所作的判断与香港政府的意见相左，特区政府请求中央给予解决。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基本法解释程序来缓解这个矛盾冲突。⑤

二、宪法中的权力程序

各国宪法都会规定国家各机关行为的基本程序以及涉及各机关权力关系的程序。前者包括立法机关的程序、行政机关的程序、司法机关的程序等。其中立法机关的程序种类较多，包括选举程序、立法程序、质询程序、罢免程序、弹劾程序、议事程序、监督程序，等等。后者主要是处理国家各机关权力关系的程序，当然前述有关程序也会同此种程序存在交叉关系。比如弹劾程序本身就是议会对行政官员进行制衡的程序。我们把上述两方面的法律程序称为宪法中的权力程序。

有人说“谨慎，在所有事物中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①，那么如何保证权力行使者谨慎行事呢？恐怕离不开程序的作用。我们知道，公民个人的权利法律确认并不必然与权利的程序发生关系。这是因为公民的私权利通常不与他人权利或权力发生联系。只要他人不干涉，他就能够依实体法规则而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国家权力则不同。它必然与另一种公权力或与私权利发生关系。国家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界定和运行只能依靠并通过法律程序。美国宪法互相监督制衡的分权体制上，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与协调主要是通过程序进行的。比如美国宪法第1条第7款规定：“凡众议院及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应于成为法律之前，呈递合众国总统；总统如果批准该项法案，即应签署，否则应予退回。退回时应附异议书，退交提出该法案的议院。该院应将异议书详载于该院议事录，然后复议。如经复议后，该院议员以2/3多数同意通过该项法案，应将该法案并异议书送交另一议院，该院亦应复议；如经该院2/3议员认可，该项法案即为法律。”这个条款反映了总统对议会的监督与制约关系，虽然包含着签署权、否决权等属于实体性的总统权力，但是，这些权力显然都是通过法律程序进行的。没有程序的国家行为不仅在法律上行不通，而且是危险的。没有程序意味着没有对立观点的反诘、质疑、约束，没有理性反思，因而权力行为就会变得随意和随机。

宪法上的国家权力运行程序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进而增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以政府与税收为例，什么样的政府最可能从社会中汲取足够的财政收入呢？实证研究表明，情况并不像通常的概念化理解-政府越弱，人民越自由，人民越自由，税赋越低。以15—18世纪的欧洲为例，在专制政体的西班牙和法国，税收相对于实行代议制的荷兰和英国实际上要少得多。这种差别不能仅仅用经济水平来解释。荷兰和英国给人们参与决策的机会，人们相信由代议机构作出的决定具有合法性，因此更愿意依法纳税。反之，在专制王权下，征多少税，征什么税，向谁征税，征收的税款如何使用都是王室说了算。因此，人们千方百计地逃税，致使政府税收工作代价高而成效低。此外，专制政体下的王权常常拖欠应付债款的本息，代议制政体下议会可以迫使王室按期偿还债款的本息[3].

我国中央与地方各国家机关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重视法律程序的作用，从立法机关来看，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省级人大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程序的规定都有了相应的程序依据。从行政机关来看，我国行政处罚法就是一部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法律，也是我国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第一部程序性法律。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也有了一些程序性的规定，比如政府规章备案程序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公权力行为轻视程序的状况。但是立法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程序一直没有设计出来，有些省市尝试过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但是实际上没有对政府的监督程序，只有对两院的监督程序，但不少规定已不符合司法机关性质的要求。

三、合宪性监督程序

宪法自身的程序，包括合宪性监督程序，宪法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程序。关于修宪，在历史上存在过能否修改宪法的争论：有的注重宪法的灵活性，说可以修宪；有的注重宪法的稳定性，说宪法不能修改。②这本身就说明宪法修改程序的重要性。通过对修宪程序的设计，是可以缓和宪法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的。当然其中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合宪性监督程序，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

司法审查同宪法本身一样古老，缺了它，宪法制度就绝不会实现[4]（P286）。如果说美国1787年宪法代表着现代成文宪法的产生的话，那么，现代宪法的历史就是合宪性监督的历史。在美国宪法的违宪审查制度的示范作用下，欧洲各国宪法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发展起来了。欧美两种违宪审查模式虽有明显区别（参见图表），但有人认为它们殊途而同归：第一，两者目的相同，即都是为了保证基本人权免受政府机关尤其是立法机关的侵犯；第二，两者都试图在国家和其组成实体之间保持平衡；第三，两者在保障权力分立方面也有相同的任务；第四，两者都对国家最高职务的选举争议进行裁决，或对向最高统治当局的控告进行裁决；第五，两者都被赋予了重要而又棘手的使命-用法律措辞处理政治问题，在欧美都有惹恼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危险；第六，在两种制度中，法院都遭到这样的批评-要么太懦弱，要么是太“能动”、太大胆[5].

许多问题，包括某些政治冲突问题①能够通过正当程序获得成功解决，这在美国宪政体制中是最典型的。两个世纪前，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联邦党人惨败，三年后引发的联邦党人法官之一马伯里诉新总统的国务卿麦迪逊案件，揭开了美国司法审查史的第一页。这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性纠纷。②20世纪30年代，最高法院与罗斯福“顶牛”，法院作为保守势力与总统形成了制衡关系。罗斯福总统所坚持的“只要目的可取，几乎任何手段都被视为正当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导致同最高法院的一场冲突，因为最高法院一个世纪以来已习惯于依立法的合理与否进行裁判”。最高法院最后推翻了政府的全国复兴法案，这不仅是在其宪法权力范围之内的，而且“从一个设计不周的措施中拯救了全国”[4]（P293）。可见，司法审查程序可以避免非程序的政治纷争中的难题。托克维尔分析美国宪法时说，允许私人弹劾法律，使对法律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紧紧地结合起来，还会保证法制不轻易地受到攻击。由于采用这种办法，法制才不再天天受到政党的侵扰。所以，这样的程序有利于公共秩序，而且有利于自由[6]（P114）。

当然，司法审查在国外也颇受指责。我们并不认为违宪审查权惟有交给法院行使才是最理想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对于政府以及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必须有完整的制度，它应当具备这样三个要件：其一，必须设立一个权威的机构，超越于除议会之外的一切机关之上；其二，该机构的成员必须有类似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素养并具有政治与物质利益的保障，不受任何法律之外的意志左右；其三，它的程序必须有对立面的设置，而且须在正当处理证据与信息的前提下做出最后的裁决。

人们或许会为违宪审查机构（不一定是法院）审查政府行为所造成的效率问题、政见统一问题担忧。其实，这个机构保持这种谨慎和保守的立场是必要的，它与政府间的这种关系从根本上是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保障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司法审核并非阻挡变革的绝对障碍，它大不了只能将过程加以拖延，并使得制宪机构必须对有关的原则加以否定或加以重申”[4]（P296）。从另一方面来看，违宪审查的结果避免了某项法律给公民可能造成的损害。以美国为例，虽然只是导致该违宪的法律对于个案丧失效力，但是，“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就会找到方法不去履行该项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以致此类诉讼案件开始增加，而该项法律也将变得无力。不是人民修改宪法，就是立法机构宣布废除该项法律，结果两者必择其一”[6]（P113）。

综上所述，宪法应当确立正当程序原则，并将它落实到制度上。比如现行宪法实际上已经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但是由于没有审查程序的规定，因此这项重要的权力基本没有得到行使。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正当程序原则的条款，这固然与中国缺乏程序法观念和传统有关。如果在适当的时机以修正案形式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将有助于增进对法律程序的重视，有助于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正当程序原则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也有助于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控制，更有助于宪法的真正实施。事实上，正当程序的规定遍及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之中，以宪法原则的形式加以概括性地规定只会加强各部门法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统一化。

参考文献：

[1]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A].法治秩序的建构[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8.

[2]奥德舒克PC.立宪原则的比较研究[A].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2卷）[C].北京：三联书店，1996.

[3]王绍光。分权的底限[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134.

[4]哈耶克。自由宪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法沃勒路。欧洲的违宪审查[A].亨金路，等。宪政与权利[C].郑戈，等。北京：三联书店，1996.32.

[6]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注释：

①这里用“某些政治冲突问题”，是为了与真正的“政治性问题”相区别。美国1962年“贝克诉卡尔案件”中曾界定过司法性和政治性问题，认为只有司法性问题才可以提起诉讼。所谓“政治性问题”是指联邦宪法直接规定由国会和总统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司法上无法找到解决标准的问题；不经非司法的政策决定就无法决定的问题；由法院来处理可能导致对国会或总统不尊重的问题；涉及毫无疑问须遵守既定政策的不寻常需要的问题；或者可能陷入国会、总统和法院宣布的决定互相冲突的困境的问题。参见[美]卡尔威因等《美国宪法释义》，徐卫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35页。

②选举败北后即将卸任的联邦党人总统亚当斯在下台前任命了42名联邦党人法官，参议院已经批准并签署了委任状盖印生效，但没有全部发出。新总统杰弗逊命令其国务卿麦迪逊不许向马伯里等17位颁发委任状。于是马伯里决定起诉，要求最高法院向国务卿一道命令状，命令他发放委任状。首法官马歇尔以马伯里起诉的法律依据与宪法相抵触而拒绝受理。那么，最高法院否定这一法律依据的权力是从哪里产生的呢？马歇尔认为宪法是法律，为了根据法律判决案件，法院有权也有义务解释宪法。从此美国确立起一项基本制度，这就是违宪审查制度。参见[美]卡尔威因等《美国宪法释义》，徐卫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35页。

③柏克致Mons.Dupont（1789）信，转引自贺照田《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93页。

④早在18世纪时有人主张宪法不能修改，如瑞士法学家瓦特尔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西耶士就持这种观点。但也有思想家认为宪法是可以修改的，如洛克在《政府论》中有类似表述。托马斯？杰弗逊则认为后人没有遵守前人制定的宪法的义务，宪法应当修改，他甚至提出每20年修改一次。参见徐秀义《宪法修改的比较研究》，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88页。

⑤浙江大学法学院的吕尚敏先生曾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研究并撰文加以论述，笔者受到了他的启发。

⑥这个提法源自于斯大林。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曾说道，“现在我们高兴地得到了这一个说明我们胜利果实的宪法。”参见《斯大林文选》，111页。

⑦“宪法演变”是指未经修宪程序，对宪法未作任何文字变动，只是基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实际运作宪政实务，突破了现行宪法的局限，导致宪法内容的变迁。它属于“默示变动”，有的学者称之为“无形修改”。参见郭道晖《宪法的演变与修改》，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第2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76页。

程序化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法制行政程序程序正义

所谓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实质上是指如何在相互抵触的各种行政规范中进行最佳选择，并使这种选择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性的问题。从现象上来看，它将表现为行政程序法规范的增加，各种行政程序要件的完备以及行政程序法律意识的增强与完善，其具体表现则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与实施。它实际上也是解决中国行政法制的现代化问题。这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理论研究的促进。而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具体操作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则是两者的必然结合。

一、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石公正合理的程序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基石。只有具备公正合理程序要件的法制才能协调运行。合理公正的程序一方面限制了行政官员的肆意和专断，维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和自我完整性，另一方面却给自由选择了一个适当的空间，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力。

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价值中立、操作性强的程序对目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秩序混乱、制度不力的现象是一剂良药，也是中国现实实现法治主导的最佳选择。由于程序具有开放的结果和紧束的过程；随着程序的展开，参加者越来越受到“程序上的过去”的拘束，而制度化的契机也由此形成。程序开始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但其结果却使程序参加者难以抵制，形成一种高度确定化的效应。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法可以作为其制度化最重要的基石。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可知，程序问题也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西方行政改革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预算、结构、程序和职业公务员与政治领导的关系。行政程序改革强调的是提高行政管理责任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许多行政改革都既可看成是结构性的，又可看成是程序性的。与预算改革、特别是与程序改革类似，一些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行政程序改革往往是缩减行政程序。这可以在减少政府干预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革中可以看到，在组织内部则可以减少文字工作等繁琐程序。改革行政程序的目的之一就是废除那些繁琐拖拉和高成本代价的程序，以利于政治领导的快速决策。当然，这只是对具有完善行政程序制度的西方国家而言。对于行政程序意识普遍缺乏的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吸收一切成功的经验，同时避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具体而言，我们在行政程序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要件，同时要注意行政程序的繁简适度，在公平的前提下达到效率的目的。

二、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关于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首先要解决的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其次要解决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与中国行政程序法制现实的结合问题，同时还应注意行政程序法的抽象理论基础在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应用问题。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不仅反映不同类型行政法的阶级本质和历史特点，而且直接影响行政法的结构体系和发展方向。

一般认为，资产阶级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依法行政。由此出发，在西方国家产生了行政法是保障行政权还是控制行政权，亦即行政法是“保权法”还是“控权法”的争论。近年来，西方出现了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行政法既有保权作用，又有控权作用，反映了20世纪以来行政法的新变化。1983年，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对此，学界有不同认识，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普遍的政治概念，适用范围极其广泛，我们的一切法律、法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惟独以此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似乎不够贴切，行政法学应有更合适的理论基础。因而指出，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具体可以概括为：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由人民控制，政府对人民负责，政府与公民之间逐步实现平等化。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石。目前，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已突破了“保权法”与“控权法”的范畴。有的学者提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这种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现代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则是“平衡论”。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公民与法人的权利应与行政机关取得平衡，但非平分秋色，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应以公民与法人的权利为本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权力论”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司法权力等不是某种特权或私权，而是社会的权力、人民的权力；行使这些权力的机关和人员不应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人民之上的官僚机器，它们必须是不谋私利、不以权营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于“平衡论”，这种观点认为，在行政关系中，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在总体上恰恰是以不平等为特征的；从根源上讲，政府的权力正是人民赋予的，在总体上也很难说是平衡的。权利义务是在法律关系中和社会关系中讲的，因此，说政府自身和公民自身权利义务是平衡的，在理论上似乎很难说通。权利义务的平衡性、对应性是一切法律关系包括行政法律关系的一个普遍特征，因此，如果说权利义务的平衡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那么，它同时也是如民法等其它法的理论基础，这样它也就不成为某一特定法的理论基础了。诚如公共权力论者所言，作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必须既能解释其特殊性，又能解释其共同性和普遍本质。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正确地解释行政法的本质、功能；必须是行政法作为一种部门法赖以建立其体系，因而也是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原理和体系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揭示行政法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可见，无论是平衡论还是公共权力论都不能达到这些要求。平衡论强调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平衡，忽视了公民的权利本位问题，与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点不符。公共权力论克服了平衡论的缺陷，但也没有显示其作为行政法专有理论基础的特色。按照公共权力论，把其作为宪法的理论基础也不是没有道理。当然，公共权力论提出法律对国家权力特别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作用，对我们有借鉴作用。

从当代行政法的发展来看，一般都是沿着对国家行政权的运转进行规范和限制这个轨道前进的。从另一方面讲，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这也是行政程序法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行政程序法更是如此。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限制和约束行政机关，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而行政程序法所应体现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是建立行政程序的逻辑起点：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行政正义，亦即程序正义论。这实际上是指出了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限制，是法治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法治领域的依法治国，在行政法治领域，就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它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德法等国的行政法治原则一样，都是程序正义论的体现，构成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所有行政程序法规范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精神。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涉及到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基本原则的区别问题。

从英美法来看，其行政法主要是指行政程序法，无所谓两者的区别［①］。就中国而言，两者的基本原则

都相互适应，因为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往往互有交叉、不可分割。而只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具体看来，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更侧重于形式上的公开性、公正性；行政实体法的基本原则则更侧重于实体的效率性和公正性。另外，还需解决的问题是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从内容上来看，两者具有交叉融合关系，但前者指的是理论前提或理论原点、出发点，又具有一定的行为目的性，后者则是指行为准则，是对理论基础的进一步阐发和规范化，也是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与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并未作严格区分。一般情况下，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行政民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平原则、行政效率原则、行政公开原则。

（1）行政民主原则。是指行政必须贯穿民主精神、体现民主意志、符合民主要求。行政民主原则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内容更注重于行政民主化和对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必须从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行政主体职责、权限、行为方式的规范，对行政权的运行进行控制、监督。行政民主化要求以法律规范行政，以法律为最高行政依据，并保证行政主体独立行使行政权。这就必须健全行政立法程序，使行政机关有法可依，避免其行使法外权力。在以法律规定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的同时，要明确其职责、权限、相应的责任、义务及其行为方式、步骤。中国行政程序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建立在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之上，应具有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特点，与公民的权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广大公民要求用行政程序法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规范，切实保障并发展自己的合法权益，必然要求运用行政程序法把自己的利益稳定下来。

（2）行政法治原则。是指行政程序法必须贯穿法治精神，实行依法行政。行政法治原则是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法治原则在行政程序法领域的具体运用，是依法行政原理的具体体现。行政法治原则可以分解为行政合法原则与行政合理原则，两者构成行政程序法的柱石。行政合法原则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与非法问题；行政合理原则则是解决行政行为是否适当的问题。

（3）行政公平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在程序上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各方，排除各种可能造成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行政公平原则还可以作广义理解，即包括保障行政相对人程序上的所有原则和制度，诸如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及其中的咨询制度、听证制度等。行政公平原则是现代行政程序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行政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各国行政程序法都贯穿这一原则。而与行政公开原则相比，行政公平原则具有较强的实体性和目的性，行政公开原则则具有较强的形式性和手段性。但两者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程序正义论的具体表现，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具体原则。

（4）行政效率原则。是指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例如

，超过时限即构成违法，此即所谓时效制度。另外，为了在不损害行政目的的前提下使行政程序简便易行，有的国家［②］建立了简易行政程序、紧急处置程序等制度，其目的也是提高行政效率。还有格式化行政程序制度，即行政行为应当标准化、规范化，尤其是各种法律文书如记录、裁定书等应依法律作出统一的格式规定，这不仅保证当事人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制度。另外，对行政行为顺序性的要求也是行政效率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行政程序的各项制度表现为一定的顺序性。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的顺序，应当是程序违法。顺序性是行政程序实现性的表现和要求之一，其实质在于保证行政程序的合理运用，防止因时间上的差异而使行政程序徒有虚名。

（5）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对重要的行政行为、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要通过一定的行政

程序让公民了解。这些行政行为主要是制定行政规范、作出行政处理和行政处罚决定、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裁决的行为。行政公开原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法的特有原则，也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它是政治活动公开化在行政程序上的体现，是公民参政权的延伸。行政行为的公开化有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度，并使公民能够监督行政主体是否依法行政，从而帮助克服官僚主义，同时也保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行政公开是“二战”以来现代各国行政法制发展的趋势，而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有关行政公开的法律主要有：《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会议公开法》［③］。其目的，一是强化民主政治；二是防止贪污腐化。民主政治使公民能够参与行政、监督行政。要监督政府首先要了解它。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贪污腐化是在黑暗之处发生的，一旦公开暴露，即如冰雪遇阳光而融化。行政公开与新闻自由的结合会给任何有贪污腐化企图者以巨大的威慑，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之下，到头来不是被追究法律责任便是被迫引咎辞职。而且，从行政公开与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公平、行政效率的关系也可以看出，行政公开原则在各项原则中都有一定的表现，而且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公开原则有所要求。行政公开原则表现于行政程序法的各项原则和各项具体制度中。可以说，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生命。而对行政公开原则的强调和重视，也是现代行政程序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及其选择

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是指制定行政程序法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与此相关的体系。行政程序法可以发挥多方面的功能，但立法者可以作若干选择。立法者对行政程序的不同选择，形成了不同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

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及其选择，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受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大影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对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包括控制模式、效率模式与权利模式三种。控制模式是以控制下级行政机关为宗旨而制定行政程序法，并形成相应的体系。效率模式是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宗旨而制定行政程序法，并形成相应的程序体系。权利模式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为宗旨而制定行政程序法，并形成相应的体系。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可以分为控权模式、保权模式和效率模式三种。控权模式行政程序法的宗旨是限制和制约行政主体行使职权，防止行政主体滥用权力。其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目的是将行政机关置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控制之下，以促使依法行政。保权模式行政程序法的宗旨是以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程序权利为重心。效率模式行政程序法的宗旨是提高行政效率。它是基于行政管理对效率的要求而产生。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存在着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而且，其各个目标模式之间在逻

辑上也不严密，具有兼容性。第一种观点提出的控制模式并不具有现代行政程序法理论上的意义。它只是具有封建专制时代的吏治特色，而以中国封建时代的宋、明时期为代表。效率模式和权利模式则表明了当代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两种发展倾向。第二种是将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分为控权模式和保权模式，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际上，任何意义上的现代行政程序法及其实质表现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行政权的控制；二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所以，所谓控权模式与保权模式的区分，只不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实际上是同一模式，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可以归纳为权利模式。而且，控权模式与保权模式的划分在无形中也易使人误解，因为按其原意，控权之“权”为“行政权”，保权之“权”为“行政相对人权利”。而且，一般意义上讲，保权之“权”也可理解为“行政权”。至于效率模式，自然是与权利模式相对而言。实际上，世界各国的行政程序法，也都不外乎权利模式与效率模式这两种模式。当然，也没有哪个国家实行纯粹的单一模式，而只是以何者为重而已。

权利模式和效率模式体现了行政程序法所追求的两个目标，即公民权利保障的增强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两

者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放弃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使行政程序正常运行。但是二者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它们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制约，顾全一个目标，难免牺牲或否定另一目标。因而，在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单纯选择一种模式的情况比较少见，大都是以一种模式为主，兼顾他种模式。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纷纷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其目标模式的选择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偏重权

利模式，重在表现公民权利，如美国行政程序法；二是权利模式与效率模式并重，既注重保障公民权利，又注重提高行政效率，如西班牙和奥地利的行政程序法。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由于行政权力的膨胀，需要对行政职权加以限制，而其根本的办法是扩大公民的参与机制，赋予公民以自救的手段；二是由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化，人们不满足于事后的救济，而要求在行政行为之前或行政行为的过程中预防行政机关对公民权益的侵犯；三是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国家权力运转的公开化，增强公众的知情权，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的直接监督范围。因而，中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在运用行政程序法基本原理、适应当代历史潮流的前提下，要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而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首先，公民的权利意识不强。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沉重的，而且一时难以有较大的改观。其次，由于行政权的运转不良，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近期内也难以使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有一个较大的提高。第三，行政法理论、特别是行政程序法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

根据上述情况，中国行政程序法应选择以权利模式为主、兼顾行政效率的模式。这种模式既可以保护公民在行政程序中的合法权益，保障其监督国家行政机关活动的权利，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原则，又可以改善中国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

①王名扬将美国行政制度的基本原则概括为联邦主义、分权原则、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和法治原则；认为这几个原则是美国宪法的原则，支配美国全部行政活动，当然也支配美国的行政制度。上述原则固然可以作为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但只是反应了美国宪法的共性，而没有反应出作为美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个性。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②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法比较重视行政效率的提高。它们对公平行政、善良行政与效率行政的融合，超过了普通法国家。从各国行政程序法的内容来看，其行政行为对正式行政程序的适用，远远少于对非正式行政程序的适用。这也是行政效率原则的一个突出表现。

③参见杨士林：《美国行政公开的法律规定》，载《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王名扬：《美

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53～956页。

［参考文献］

［1］许崇德、皮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程序化范文篇5

二、所有村务、党务应根据工作的需要召开相应的会议；

三、召开会议要有完整的会议记录；

四、会议记录要有如下内容：会议时间、参会人员名单（大规模的会议要注明会议性质不必写明出席会议人员名单）、主持人姓名、缺席人员名单、会议研究的主要议题等；

五、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签名（大规模的会议可以不签名）；六、需要归档装订的，要复印会议记录并加盖支部或村委会或以上两者都有的公章后归档。

公示制度：

一、公示形式：村公开栏、村网站、镇政府网站、人口密集地方、公告、张榜公布等其它有利于监督的公示形式；

二、公示内容：除涉及需要保密事项外，所有村务活动、所有的党务活动以及其它需要公开的内容都要公示；

三、公示格式严格按要求制作，除公示内容外要特别注明举报电话；

四、对公示后有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要做详尽的记录，要开会认真研究，并指派专人负责处理调查核实；

五、对群众反映的或提出的意见、建议如反映属实要认真召开会议研究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间；

六、对匿名的意见或建议要将整改方案责任人整改时间等内容公示出来；

七、对署名或当面提出意见或建议的，要书面反馈整改方案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间；

八、做好反馈以及整改情况的记录。

招投标制度：

一、招投标形式：公开招投标、公开议标、公开邀标；

二、招投标的事项：3万元以上（含3万元）小型工程建设项目（水利建设项目、新农村建设项目、公益事业建设项目等）、集体资产处置项目（资源承包、资产租赁拍卖等）、3万元以上（含3万元）的办公及其它固定资产购置以及其它需要招投标的项目。3万元以下的项目根据情况可以通过招标、议标或邀标进行；

三、严格按照规定的招投标程序进行履行事先到镇纪委申报，然后按照相关的程序进行；

四、招投标必须遵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五、报名单位的名称必须保密，谁泄密谁负责；

六、招标结果要公示3天以上；

七、严禁不经过招投标程序进行工程建设；

八、认真做好工程质量的跟踪监督和验收，要做好检查和验收的记录，实行责任到人和责任追究制。

监督制度：

一、监督形式：公示监督、公告监督、公布监督、理财小组监督、人大代表监督、村民代表监督、村民大会监督以及其它可以监督的形式；自觉接受群众的舆论监督；

二、监督内容：党务监督、村务监督以及其它需要监督的内容；

三、监督时间：定期监督（如村务公开）、不定期监督、一事一监督、特发的事情要及时监督；

四、对所有的监督事项要有有完整的记录，专人保管；

五、对在监督过程中出现的群众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做好记录，要及时研究，及时的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反馈给意见人。

档案制度：

一、配备专门的档案橱存放档案资料；

二、在“两委”班子成员中确定一名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负责档案管理工作；

三、严格做到事事有档案可查，严禁记而不存；

四、做到一事一档、一类一档；

五、档案资料包括各类文件和有关党务、村务的资料严格实行归类管理，严禁乱存乱放；

六、档案保存年限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严禁私自销毁，否则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七、档案管理实行责任追究制，由于工作渎职失职致使档案毁损灭失的，追究其责任；

程序化范文篇6

关键词：程序化交易；法的不完备性；法律效率与公平价值；法律规制

一、程序化交易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程序化交易的发展现状。美国1975年出现的“股票组合转让与交易”是程序化交易的前身，它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实现股票组合的一次性买卖交易。〔1〕进入21世纪，现代技术在金融市场的熟练应用，程序化交易量急剧增加。纽约股票交易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其交易所进行的程序化交易日均交易量占比30%，可见程序化交易在国外市场运用的广泛性。我国金融市场对程序化交易的认识和运用总体上仍处于“婴儿”阶段。我国A股市场的自动化交易量约占10%左右，期货市场的量化交易规模更高一些，占30%~50%。尽管程序化交易以惊人的速度在国内外扩展，但因其导致的风险事件也层出不穷。2010年5月，许多美元权益类产品的价格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迅速下跌和回复的过程；2012年3月，美国第三大交易所发生闪电崩盘；2013年8月，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让中国股民措手不及。〔2〕这一系列的焦点事件，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监管部门的思考。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和发展，必然伴随着赞同和争议两种声音，程序化交易也不例外。有学者对程序化交易尤其是高频交易持反对立场。MichaelLewis认为，高频交易商利用技术、资金及速度优势操纵着美国的证券市场。当普通投资者买下股票时，高频交易商随后就会开始进行抢先交易、回扣套利和慢市场套利，从而实现获利。〔3〕他的观点认识到程序化交易对证券市场公平性的影响，但忽略了法律效率价值的重要性。也有学者对程序化交易持中立态度，他们认为，机器是为服务人类而发展的，其本身价值是中立的，如何规制机器的设计者才是核心。程序化交易其实是计算机的一种辅助系统，关键要看用它来做什么。〔4〕这种观点给了监管层一个启示：我们监管的重心应该是程序化交易对市场的利弊影响方面，而不是针对具体的操作模式。对于程序化交易中出现的弊端，国外成熟市场对程序化交易的研究比较深入，基本上已形成较为合理的制度规范。美国在2010年闪电崩盘事件发生后，开始加强对程序化交易进行监管。SEC制订了发起准入准则和大宗交易者报告规则。前一项规则是要求经纪商对准入客户所提交的所有委托指令进行检查和筛选；后一项是针对交易者而言，它要求每个大宗交易者都必须在SEC注册登记，并承担保存交易记录、制作交易报告和有限的监控义务。这两项规则体现了法律在事前对程序化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另外，SEC批准了单一股票熔断机制，控制交易市场的跌幅；采取合并审查和跟踪机制，实时监控市场信息。这些制度旨在对程序化交易的事中和事后阶段进行监管，遏制风险扩大。德国于2013年颁布了新的《高频交易法》，正式将程序化交易列入了监管范围。〔5〕该法案明确了高频交易中的试探性指令属于市场操纵行为，禁止交易者向市场发出少量指令来试探潜在流动性的行为；规定要对频繁报单、撤单和改单的行为收取额外费用；还设定了程序化交易的终止规则———即当市场波动较大时，市场必须立即停止高频交易等程序化交易行为。相比而言，我国关于程序化交易的法律规则就显得略不成熟。我国《证券法》第3条为证券交易提供了一个原则性的指导；第114条规定证券交易的技术性停牌和临时停市。《刑法》第182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对程序化交易中涉嫌的操纵市场行为有了一定的规制。2015年10月9日，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程序化交易的概念，同时规定了申报核查制度、信息隔离墙制度以及禁止性程序化交易行为。但由于市场相关者认为该办法过于严苛以及其他因素，证券会又于2016年5月《办法》暂缓出台。可见，我国对于程序化交易的立法存在的问题：其一，程序化交易立法的缺失，仅有一些办法的尝试。其二，仅有一些原则性的制度规定，缺乏细致化的操作性规定。（二）问题的提出。上述分析可知，学者们对市场是否需要进行程序化交易的意见并未统一，我国法律层面对于程序化交易缺乏系统性研究。那么，发展和规制程序化交易的法理基础是什么？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完善程序化交易法律规制？因此，本文拟对这两个问题予以探讨，从而论证程序化交易发展的合理性，并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对程序化交易的法律规制。

二、规制程序化交易的法理基础

（一）大数据背景下证券法的不完备性。程序化交易不仅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大数据时代证券交易的必然趋势。大数据的出现，使得通过数据分析获得知识、商机和社会服务的能力扩大到了普通的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6〕在大数据时代，许多交易都可以交给程序来生成和执行。程序化交易就是建立在金融数据行情基础之上，基于独有的算法程序，瞬间完成投资者预设的交易指令。它的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交易的流动性，优化了价格发现机制，而且最大程度上消解人脑在从事股票经纪业务的“不理性”。尽管如此，随着程序化交易量的不断增长，其在交易策略和时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容易导致其他投资者的黯然失色，最终将引起市场的失控。当证券市场的量化交易进程与建立在传统交易方式上的证券法之间不同步时，证券法律制度必须对程序化交易做出回应。从规制程序化交易的角度来看，证券法依然存在实质的不完备性。面对程序化交易发展至今暴露出的各种风险问题，程序化交易逐渐受到市场和监管层关注。证监会和期货交易所开始出台了一些办法或规则来制约程序化交易的发展。然而，程序化交易的规范主要由期货交易所各自制定，证监会及期货监管部门并没有在证券法和期货管理条例中进行相应的规定。所以，我国应在交易所现行的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统一立法，解决目前我国程序化交易的监管问题。事实上，对于中国证券市场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讲，法律总是滞后于市场的发展。不过，法律的不完备性并不是否认程序化交易带给金融市场的价值的理由。相反，在大数据时代下，我们应该合理地运用和规制程序化交易，使其成为一项交易的手段、工具，为我们证券交易事业的发展增添一抹色彩。（二）法律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冲突性。在程序化交易中，人们利用程序技术来提高证券市场的交易速度，改善市场的流动性，最大化体现了法律效率价值的引导。股市中涨或跌、买或卖、进或退的信号传输速度以及计算机将这些信号转换为金融市场行为的速度远远快于传统市场。量化投资大师西蒙斯领悟了程序化交易的趋势，巧妙地利用巨大的数据库和计算机基础设施，创造了名列前茅的收益率。这正是法律的效率价值在程序化交易中得以体现的最好事例。波斯纳指出，评判法律制度和确认法律未来发展的根本依据在于是否有利于人类对资源的优化利用和效益的提高。〔7〕我国监管层一开始对于程序化交易制定较为宽松的规则，也确实传递着追求效率价值的精神。尽管如此，随着程序化交易技术的不断强大，这些交易者或将开始用其经济影响力从证券交易所攫取额外的福利和竞争优势。如果法律无法控制住这样的趋势，那么作为零和博弈的证券市场终将抛弃普通投资者。一旦普通投资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就将给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此时，追求公平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限制程序化交易的发展并不是保护市场参与者的最好手段。相反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来保证程序化交易的发展。因此，对于交易中出现的有违公平价值的行为必须进行严格的规制。从上述的两个法理基础来看，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立法者和监管层应当把握市场利益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合理地兼顾法律效率和公平，而不仅仅只是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

三、完善程序化交易法律规制的若干建议

技术不可能价值无涉，任何技术都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环境，所以程序化交易必须要受到法律的规制。〔8〕在新的金融时代，监管者制定需要更有效的措施来完善程序化交易。（一）明确禁止性行为。程序化技术必须在确保市场公平的框架内运用和执行。换句话说，监管机构必须明确那些行为是投资者可为的，哪些行为应当禁止。首先，法律必须禁止“幌骗”行为，即成交委托比明显低于正常水平的频繁申撤交易单的行为。程序化交易可以拥有最快的接入数据速度和市场反映能力，如果频繁申撤交易单，将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股票交易量爆炸性增长或者下跌。这样一来，程序化交易技术就会被中小投资者所憎恨。其次，禁止利用程序进行“虚买虚卖”，即在属于同一主体或处于同一控制下或涉嫌关联的账户之间发生同一证券交易；在同一账户或同一客户实际控制的账户组间，进行期货合约自买自卖。虽然在这样的行为中，证券的所有权并未发生实质转移，但却能引起市场股价的波动，一旦出现异常，就会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此外，禁止联合操纵行为。联合操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者，形成临时性的组织，利用资金、交易技巧、经验以及相关人才、信息进行合作，以达到操纵市场的目的。〔9〕目前我国的程序化交易更多的是被一些大机构和证券公司使用频繁，一旦他们形成联合操纵行为，最终受害的一定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所以，这种行为必须明确禁止。（二）建立全面的电子化信息披露制度。程序化交易产生于网络信息时代，对信息的监管也必须采取“网络导向监管”。也就是说，与传统纸质的不同，程序化交易需要基于网路、面向网络并顺应和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来构建全面的电子化信息披露制度。例如美国的大宗交易报告制度与审计追踪系统、德国的高频交易商注册与报告制度等，这些制度都在强调监管程序化交易中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程序化交易追求速度，信息披露制度也需要追求效率。证券市场最有价值的商品就是信息。一旦市场参与者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投资者的情绪不稳定；而如果这样的异常波动和程序化交易形成叠加反应，系统性的风险就会出现。因此，监管者需要建立电子化信息披露平台，结合网络技术对程序化交易的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并将重大事件的发生和信息公开之间的间隔缩到最短，防止因并不能及时公开相关信息而导致的异常交易等相关系统性风险问题的出现。（三）建全“六大”监管制度。证监会的《办法》确立了“六大”监管制度：申报核查管理、接入管理、指令审核、收费管理、严格规范境外服务器的使用、加强监察执法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申报核查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制度中规定：“中国证监会根据监管执法需要，可以要求程序化交易者提供交易程序源代码、交易策略详细说明等相关材料”。对监管者而言，及时掌握程序化交易者的信息，有利于在股市出现巨大风险时，及时重构市场事件，指导展开调查，并及时采取适当的对应措施。但站在交易商的角度考虑，最机密的信息就是源代码、投资策略，将这些数据交出须经再三考虑。所以，为了更好地调节双方的矛盾，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在出台相关规定时，能有一个区分度。比如在市场出现异常情况之前，交易商可以保留源代码；而在异常情况出现之后，则必须立即提供相应的真实数据。除此之外，对收费管理制度也必须细化。针对程序化交易的申撤单等情况，收取额外的费用。这样的规定可以调整撤单速度，减缓市场波动节奏。但对于收费者的监督在此《办法》中没有提到，因此这方面需要改进。

〔参考文献〕

〔1〕陈学彬.程序化交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2.

〔2〕封涌，刘伟.法治视野下程序化交易的市场公平性影响及相关民事责任探讨〔J〕.理论月刊，2015，（07）：116.

〔3〕〔美〕迈克尔•刘易斯.高频交易员———华尔街的速度游戏〔M〕.王飞，王宇西，陈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53.

〔4〕李磊.程序化交易———争议中如何前行〔N〕.期货日报，2016-01-07（001）.

〔5〕王倩.德国人怎么监管高频交易〔N〕.上海证券报，2014-04-08（007）.

〔6〕〔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7〕〔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105.

〔8〕刘莹.“学院难路”第15讲———邢会强教授解读程序化交易与高频交易的法律规制〔EB/OL〕：http：//law.cufe.edu.cn/article/?id=7253，2016-03-10/2017-06-23.

程序化范文篇7

写作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它不仅包括对写作知识的掌握，写作技巧的运用，书面语言的表述等方面，而且还牵涉到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认识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直接和阅读、听知、说话结合在一起。就写作而言，阅读和听知是吸收，写作和说话是发表；阅读和听知是发表的前提，写作和话说是吸收后再发表的产物。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中指出：“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都说明着：‘应该怎么写’。”这就深刻揭示了范文阅读对写作的指导作用。因此，指导学生作文应借助于阅读教学之所得，走读写听说相结合的训练之路。

传统的作文教学经验离不开“多读多写”四个字。多写多到什么程度？有人通过作文教学实验，认为从小学到中学，学生应有30万字的写作训练量才能“过关”。有的教师要求学生“天天写日记，周周写作文”，认为这是提高写作能力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当今学生，两周1次作文，每学期6次作文，初中3年，共36次作文，每次作文600字左右，三年共写21600字，写作量实在少得可怜。读得多，见多识广，写得多，熟能生巧，这是勿庸置疑的。因此，作文训练应走适当增加写作量的路子。

文章千变万化，写法各有不同，写作水平的提高总是循序渐进的。一些教师认为写作训练要有基本规格，有的还编写了作文分格训练的教程，作了有益的探索。明确作文的训练目标，建立作文教学训练体系十分必要。因此，作文教学应走写作定位、训练到位、逐步提高的训练之路。

古人多读多写的写作经验，总的说来，靠读文章“领悟”较多，注意了读写结合，但缺乏具体的方法指导。因此，作文教学还应突出知识的先导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

孩子学写毛笔字的过程，说明了模仿的重要性。冰心说：“模仿是最大的喜爱。”茅盾说：“模仿是创造的第一步。”古今许多名家也都有过模仿。鲁迅的《狂人日记》曾借鉴过果戈理的作品，《药》的结尾分明留着安特烈夫的阴冷。郭沫若的诗作受过印度泰戈尔、美国惠特曼及德国歌德作品的影响。曹禺的《雷雨》，曾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中汲取过营养。写文章一开始便要求学生“创造”，鲁迅说这是“抓住自己的头发想上天”。学生学写作文总是“从模仿到创造”的。因此，作文教学应走“仿中求新”之路。

基于以上认识，我在作文教学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读、导、写、评一条龙”的作文训练模式。即通过阅读教学为写作训练搭桥铺路，通过讲授指导为写作训练指点迷津，通过作文写作让学生模索写作门道，通过讲评，让学生作文水平再上新的台阶。“读、导、写、评”是写作训练的一个完整过程，也是作文教学的训练程序。

新修订的《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将写作能力明确为15项要求，根据《大纲》修订的初中教材，每一单元后，根据单元教学目标的要求，均安排有写、说训练。初中6册书共设计了39次作文训练、9次听说训练、5次应用文（共19项名目）训练，总计65个写作训练项目，初中作文的具体写作要求均有所涉及。如以讲读课文学习为写作训练提供借鉴，补充和强化写作知识的指导，发挥其写作训练的先导作用，既能达到适当增加写作量，又能解决写作与阅读结合的问题。

作文教学的训练方法，关键不是教学生“怎样写”，而是教学生“写什么”。写什么？应以思维训练为中心，培养观察能力、思考能力、联想能力、想象能力等。有思想，有认识，才能表达。具体进行作文训练时，“写什么”应特别加强。

为了解决作文教材问题，我与同行尝试将初中教材写作训练65个项目调整为48个项目，每学期安排8个训练点，共8次作文训练。每次作文训练结合单元教学同步进行，均按以下5项内容编写。

（一）写作定位：明确训练目标，要求写作到位。

（二）知识导引：介绍写作知识，教会谋篇构思方法。

（三）写作准备：搭桥铺路，筑好台阶，读、写、说紧相配合。

（1）台阶训练：要求形式多样。

（2）例文借鉴：选文要贴近学生思想、写作、生活实际，便于借鉴。点评要精当。

（四）写作练习：三个作文题，均作构思揭示，给以启发，选做一题。

程序化范文篇8

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的必要性

1、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是新时期干部工作与时俱进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干部任用条例》，是中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重新修订并颁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原则和标准确定之后，程序就往往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干部任用条例》作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规章，侧重从程序上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推荐提名、考察考核、酝酿讨论、任免、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基本程序都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些程序性规定，体现了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和标准，贯彻了选拔任用干部的方法和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严密的内在联系。在实践中，各地也纷纷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问题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乌海市委组织部在市委的高度重视之下，初步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程序，对今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更加规范、科学、合理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是进一步落实群众“四权”的需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严格的程序是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的必要载体，是监督规范用人行为的基本依据。只有认真按照《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程序认真贯彻执行，认真按照各个程序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组织实施，如，在民主推荐、考察及任用等阶段，必须广泛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按照规定在一定范围进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实行差额考察制、考察预告制、任前公示制等，保证群众“四权”的落实。对于各级党组织不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的行为，广大干部群众有权进行监督举报，从而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质量。

3、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是进一步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质量，防止和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的需要。程序相当于游戏规则，一经确立，操作过程中就不能随意更改。干部工作程序化后，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排除任何人的左右和干扰，同时也给那些跑官买官的人设置了非常高的成本障碍。当事人可以游说或贿赂其中的一两个人，影响一两个环节，但不可能买通所有的人和控制所有的环节。干部选拔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可以使用否决权，都能够使行贿者前功尽弃。历史经验表明，优秀人才是稀有资源，获得它需要付出成本。设计较复杂、完善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严格按规定的各项程序办事，是选准用好干部的重要保证。

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的主要内容

从《干部任用条例》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干部工作各个环节、各个步骤的先后次序。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随意颠倒。例如，任前公示必须在推荐、考察、酝酿、党委讨论和决定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属违规操作；二是对干部工作的每个阶段都作了规定，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省略；三是规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必要条件，包括学历条件、任职年限条件、政治素质和身体条件，等等。不具备必要条件就不能作为选任对象，这就从程序上规定了选拔干部的前提。

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的几个关键环节

1、民主推荐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关口。实践证明，坚持民主推荐，有利于拓宽选人视野，准确识别干部，提高用人质量，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些年来，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民主推荐作为一项制度已得到普遍实行，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有的地方、部门在换届和大规模调整班子时搞民主推荐，个别调整干部时就不搞民主推荐，或者是简单地用年度考核、民主测评的结果代替民主推荐；有的领导干部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民主推荐结果，与自己意见一致时就接受，不一致时就把结果放在一边。这些都使民主推荐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选拔任用干部一定要按《干部任用条例》的规定，把民主推荐作为必经程序，凡是没有经过民主推荐的，不能列为考察对象。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也要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民主推荐，所推荐人选不是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民主推荐包括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两种形式，要同时使用，互为补充，相互印证。确定考察对象时，应当把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重要依据之一。同时，也要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对不同职务层次人员的推荐票应当分别统计，综合分析，以更深入地了解上下左右对干部的认可程度，更好地运用民主推荐的结果。

2、组织考察是识别干部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考察准确，任用才能得当；考察失真，任用难免失误。有的干部提拔到新的领导岗位不久，问题就暴露出来；有的干部犯了错误，一查早就有劣迹。这都同干部考察工作不深不细有关。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严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考察程序和有关规定。要扩大考察范围，改进考察方法，全面考察干部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和群众公认程度，积极推行考察预告、差额考察、任前公示等制度，增加干部考察工作的透明度，确保群众畅所欲言。还要注意听取纪检机关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对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考察对象，应当委托审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计。当前，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干部的活动范围扩大，活动方式多样化，在客观上增加了干部考察工作的难度。要重视研究在考察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意了解考察对象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表现情况，使干部考察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要通过考察，认真进行综合分析，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对干部的本质、主流和发展潜力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同时，要不断提高考察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增强党性，坚持原则，客观、真实地了解和反映考察对象的情况。

3、讨论决定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决定性环节。党委(党组)决定干部任用，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会前充分酝酿，会上充分讨论，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决不允许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搞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近年来，按照中央的要求，许多地方对市地、县市党委政府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由上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全委会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这是扩大党内民主，发挥党的全委会作用的重要举措，收到了好的效果。《干部任用条例》吸取了这一好的做法，对此作了原则规定，各地都在认真贯彻执行。

四、关于今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的几点思考

1、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程序。这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的首要问题。只有程序科学合理，才能保证在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出偏差和漏洞，保证选人用人质量。《干部任用条例》是党中央在认真总结《暂行条例》颁布实施以来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颁布实施的，对干部任用工作程序作出了总的规定，是各级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对于程序化中更加具体的内容，还需要各级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进行研究，制定出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更加规范的办法。

2、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要保证实现履行程序不变通。干部工作的程序化，标志着它摆脱了主观随意性的操作，步入了科学的轨道。以往一些用人失误的教训说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许多与我们的程序不健全，或者执行程序不严格有关。没有程序的严肃性，就没有《干部任用条例》的权威性。各级党委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牢固树立按程序办事的意识，在选拔任用干部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认真按《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程序执行，不能变通。

履行程序不变通，关键是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了解熟悉程序，带头严格执行程序。要讲原则，讲党性，自觉做到坚持程序一步不缺，履行程序一步不错，坚决防止和克服置程序于不顾，或者“认认真真走过场”的现象。

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在程序问题上不通融，不让步，力求做到对本级管理的干部的任用，不符合程序的不上会；对上级管理的干部的任用，不符合程序的不上报；对下级报来的干部的任用，不符合程序的不审批，使程序成为不正之风不可逾越的屏障。

上级党委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在对《干部任用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中，要重点检查是否严格执行了《干部任用条例》程序，及时发现问题，坚决予以纠正，并严肃查处违反程序和纪律的人和事，绝不姑息迁就。

程序化范文篇9

探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法律关系时，采取什么样的法律管理模式最有利于我国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特别值得研究。以往我国学者和业内人士参考美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较多，因为美国市场监管经验的确在世界领先。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美国模式不能成为适于全世界各国的“标准模式”，也不能成为我国市场的标准模式。美国模式对我国的作为在于参考，而非模仿。

不同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应该有不同的模式，笔者认为这种发展是“本土化”的必然趋势。“本土化”并非与“国际化”或“全球化”发展趋势相违背，因为，在各国经济“国际化”发展趋势中，必须有相辅相成的“本土化”发展，因为世界和市场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证券市场模式一定同人口稀少国家不同。同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的证券市场发展模式也一定与资源贫乏国家不同。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模式也有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一种是“吸收外来”经验的趋势，另一种是“本土化”的趋势。正如我国的“西医”和“中医”并行不悖一样：在同一所医院里，即有西医门诊，也有中医的门诊。前者基于三百年科学试验，后者积累于三千年的经验，互相难以取代，反而可以互相补充。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三组调节模式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前面介绍过的西方学者所归纳出的模式不同，我国不象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四个构件”和“两条轴线”的组合模式。笔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调节模式由“三个构件”与“两条轴线”组成。所谓“三个构件”是指：“政府”，“市场”和“法律”。所谓“三种规范”是指：“法律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如果将“三种构件”和“两种调节”组合起来，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并存着三组调节模式：

第一种是“政府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政府调节；2、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

第二种是“市场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市场调节；2、非程序化的市场调节。

第三种是“法律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法律调节；2、非程序化的法律调节。

三、非程序化行政调节“甲”型

在90年代初，国内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刚刚建立时，属于“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阶段。大家都还记得，当时证券市场的管理规定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和深圳分行制定的，证券产业统一由人民银行当地分行主管。上市规模，俗称“盘子”，由政府计划部门来决定。企业申请上市要向政府体改部门申请上市“指标”。全国每年有多少上市规模已经由国家计划规定，分配给各个地方。由地方政府推荐本地的公司上市。但是，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时好时差，所以上市的计划赶不上证券市场的变化，已经得到上市指标的公司也不一定能够在当年上市。

国家选定到海外上市的企业也要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层层批准，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上市“流水线”，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这是我国市场调节模式的第一个阶段，尽管这个阶段的历史痕迹正在消退，但是，在将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痕迹。

1993年国务院成立了证券管理办公室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来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市场的管理职能转移到政府专门成立的主管部门手中。权力转移的意义很大，在对市场的调节方式上，虽然没有完全脱离“政府主导”的痕迹，但是在市场监管方面权力比原来集中，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政府部门之间在上市方面的利益冲突也容易消减。

同美国相比，美国监管证券发行权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关，是集立法司法于一身的证券管理委员会。这种模式在我国只能参考，不能照搬。我国人口众多，从古至今有“一家千口，主事一人”的观念，所以“政府主导”型的证券产业不是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但是在目前发展阶段还是一种较为节约社会成本的方式。

在我国《证券法》颁布前，我国的证监会先后制定了许多行政法规，据统计有各种行政规章250多个。在行政规章的基础，证券市场管理方式从以“非程序化”，转变为以“程序化”的政府主导型调节。行政规章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是行政规章已经是一种程序化的操作规程，比经济计划或行政政策更加具有操作性和规范性。

四、非程序化的行政调节“乙”型

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另一种调节方式，这是带有东方文化特色的“非程序化政府调节”乙“型，或者称为”非程序化“政府官员个人调节。该调节方式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对市场的影响力并不小。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首长批条子“现象。正式政府主导调节方式是应该通过官方”红头文件“层层下达，盖有政府公章以示行政效力。但是，”首长批条子“是个别领导人将”指示“写在便条上的，没有公章，只有领导人签名。这种”条子“在政府部门也不会层层公开传达，而是专门写给主管负责人看的。”首长批的条子“属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表示，并不能代表政府的意思。”条子“的批出没有程序，是随机性的。而政府政策文件应该按照行政程序，经过一定会议讨论通过后颁布的。”条子“的效力基于领导人个人的魅力，与行政程序关系不大。

“首长批条子”有正面意义，可以通过简易方法，迅速解决下面的问题。但是，它也有负面问题。负面影响就是“非程序”，而非“程序”，是“人治”，而非法治。特别在处理证券市场违章操作案件时，“条子”可能导致处理同类案件的畸轻畸重，没有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部分违规操作的业内人士被处罚，他们并不认为是因为违法才被处罚，而是推导出一个扭曲的公式：领导人“批示”的案子就是“赶上了”，结果等于“该着倒霉”。还有许多同样的情况，领导人没有说要查办，他们该着“命好”。如果市场不受“条子”的影响，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处理问题，就不会导出这样的不合理的公式。

另外，证券市场上还存在着另一种“非程序化人际关系调节”。这种调节主要表现在个别上市公司和个别证券市场业内人士的关系调节。1996年出现的“327国债期货事件”，1998年早期的“琼民源案件”和同年后期出现的“四川红光公司案件”等，分别反映了上市公司故意作假包装，会计师参与作假帐，律师参与作假文件。明知是“假”，明知作假违法，还要假包装上市，欺骗广大股民。这种调节的基础既非“行政计划”，亦非“行政规章”，更非“法律程序”，基础就是“人际关系”。为了人际关系，不惜牺牲原则；为了金钱利益，可以欺骗百姓。

在商业化和程序化的市场中，会计师和律师以专业和操守获得市场尊敬。但在非商业和非程序化市场中，会计师和律师弄虚作假并不感到脸红，因为他们依靠“关系”获得定单和客户，并非依靠专业与操守。在行政计划分配上市指标的环境下，“关系”调节还导致了个别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犯罪。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调节模式

探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法律关系时，采取什么样的法律管理模式最有利于我国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特别值得研究。以往我国学者和业内人士参考美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较多，因为美国市场监管经验的确在世界领先。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美国模式不能成为适于全世界各国的“标准模式”，也不能成为我国市场的标准模式。美国模式对我国的作为在于参考，而非模仿。

不同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应该有不同的模式，笔者认为这种发展是“本土化”的必然趋势。“本土化”并非与“国际化”或“全球化”发展趋势相违背，因为，在各国经济“国际化”发展趋势中，必须有相辅相成的“本土化”发展，因为世界和市场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证券市场模式一定同人口稀少国家不同。同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的证券市场发展模式也一定与资源贫乏国家不同。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模式也有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一种是“吸收外来”经验的趋势，另一种是“本土化”的趋势。正如我国的“西医”和“中医”并行不悖一样：在同一所医院里，即有西医门诊，也有中医的门诊。前者基于三百年科学试验，后者积累于三千年的经验，互相难以取代，反而可以互相补充。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三组调节模式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前面介绍过的西方学者所归纳出的模式不同，我国不象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四个构件”和“两条轴线”的组合模式。笔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调节模式由“三个构件”与“两条轴线”组成。所谓“三个构件”是指：“政府”，“市场”和“法律”。所谓“三种规范”是指：“法律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如果将“三种构件”和“两种调节”组合起来，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并存着三组调节模式：

第一种是“政府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政府调节；2、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

第二种是“市场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市场调节；2、非程序化的市场调节。

第三种是“法律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法律调节；2、非程序化的法律调节。

三、非程序化行政调节“甲”型

在90年代初，国内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刚刚建立时，属于“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阶段。大家都还记得，当时证券市场的管理规定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和深圳分行制定的，证券产业统一由人民银行当地分行主管。上市规模，俗称“盘子”，由政府计划部门来决定。企业申请上市要向政府体改部门申请上市“指标”。全国每年有多少上市规模已经由国家计划规定，分配给各个地方。由地方政府推荐本地的公司上市。但是，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时好时差，所以上市的计划赶不上证券市场的变化，已经得到上市指标的公司也不一定能够在当年上市。

国家选定到海外上市的企业也要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层层批准，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上市“流水线”，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这是我国市场调节模式的第一个阶段，尽管这个阶段的历史痕迹正在消退，但是，在将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痕迹。

1993年国务院成立了证券管理办公室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来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市场的管理职能转移到政府专门成立的主管部门手中。权力转移的意义很大，在对市场的调节方式上，虽然没有完全脱离“政府主导”的痕迹，但是在市场监管方面权力比原来集中，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政府部门之间在上市方面的利益冲突也容易消减。

同美国相比，美国监管证券发行权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关，是集立法司法于一身的证券管理委员会。这种模式在我国只能参考，不能照搬。我国人口众多，从古至今有“一家千口，主事一人”的观念，所以“政府主导”型的证券产业不是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但是在目前发展阶段还是一种较为节约社会成本的方式。

在我国《证券法》颁布前，我国的证监会先后制定了许多行政法规，据统计有各种行政规章250多个。在行政规章的基础，证券市场管理方式从以“非程序化”，转变为以“程序化”的政府主导型调节。行政规章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是行政规章已经是一种程序化的操作规程，比经济计划或行政政策更加具有操作性和规范性。

四、非程序化的行政调节“乙”型

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另一种调节方式，这是带有东方文化特色的“非程序化政府调节”乙“型，或者称为”非程序化“政府官员个人调节。该调节方式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对市场的影响力并不小。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首长批条子“现象。正式政府主导调节方式是应该通过官方”红头文件“层层下达，盖有政府公章以示行政效力。但是，”首长批条子“是个别领导人将”指示“写在便条上的，没有公章，只有领导人签名。这种”条子“在政府部门也不会层层公开传达，而是专门写给主管负责人看的。”首长批的条子“属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表示，并不能代表政府的意思。”条子“的批出没有程序，是随机性的。而政府政策文件应该按照行政程序，经过一定会议讨论通过后颁布的。”条子“的效力基于领导人个人的魅力，与行政程序关系不大。

“首长批条子”有正面意义，可以通过简易方法，迅速解决下面的问题。但是，它也有负面问题。负面影响就是“非程序”，而非“程序”，是“人治”，而非法治。特别在处理证券市场违章操作案件时，“条子”可能导致处理同类案件的畸轻畸重，没有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部分违规操作的业内人士被处罚，他们并不认为是因为违法才被处罚，而是推导出一个扭曲的公式：领导人“批示”的案子就是“赶上了”，结果等于“该着倒霉”。还有许多同样的情况，领导人没有说要查办，他们该着“命好”。如果市场不受“条子”的影响，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处理问题，就不会导出这样的不合理的公式。

另外，证券市场上还存在着另一种“非程序化人际关系调节”。这种调节主要表现在个别上市公司和个别证券市场业内人士的关系调节。1996年出现的“327国债期货事件”，1998年早期的“琼民源案件”和同年后期出现的“四川红光公司案件”等，分别反映了上市公司故意作假包装，会计师参与作假帐，律师参与作假文件。明知是“假”，明知作假违法，还要假包装上市，欺骗广大股民。这种调节的基础既非“行政计划”，亦非“行政规章”，更非“法律程序”，基础就是“人际关系”。为了人际关系，不惜牺牲原则；为了金钱利益，可以欺骗百姓。

在商业化和程序化的市场中，会计师和律师以专业和操守获得市场尊敬。但在非商业和非程序化市场中，会计师和律师弄虚作假并不感到脸红，因为他们依靠“关系”获得定单和客户，并非依靠专业与操守。在行政计划分配上市指标的环境下，“关系”调节还导致了个别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犯罪。

五、我国距离完善的市场还有多远？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要遵守客观科学规律，也要依靠前人经验。所谓遵守客观科学规律，市场要按照市场内在的规律来发展，不可以违反规律；所谓依靠前人的经验，就是市场只能按照现实“可能”的条件来发展。我国证券市场比较外国市场的历史发展，才刚刚起步。我国的市场发展还不能算是符合客观科学规律，也谈不到符合前人的经验。但是，幸运的是我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平稳的。

《证券法》颁布后，标志着试验市场的阶段已经结束，“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结束。我国证券市场在1990年只有10家公司上市时，好比过小溪小河。现在有700多家公司上市，总市值超过万亿，已经发展成为大江大河了。小溪小河，可以“摸着石头”过去。现在在我们面前是长江黄河了。要在长江黄河上建大桥，不能靠“摸着石头”，而要依靠科学作基础了。

按照科学规律发展市场，就要让市场调节发挥作用。首先，市场基于大众的信任。我国深圳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刚刚发行股票时，股民对发行的股票不信任。当时深圳政府动用了其行政号召力，要求政府公务员带头购买股票。广大股民看到政府的官员们买了，基于对政府的信任，才购买股票。

当大众对市场的信用建立起来后，这种信任的保障就不应该再是政府了，而应该是法律。现在政府公务员“带头示范”不但再也没有使用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公务员还被禁止购买股票。如今股民们已经比当年成熟多了，对市场的信任也已经建立起来。目前少数上市公司“弄虚作假”包装上市的现象对大众信任的伤害非常严重，政府监督机关对此也是严厉查处。

其次，市场自我调节还要依靠游戏规则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证券市场严禁“内幕交易”，这种交易会严重损害市场游戏规则的公正，公开与公平。各国市场监管机关无不以最严厉的处罚禁止内幕交易。

再其次，市场调节的效率性，也是实现理想市场的重要条件。一个有效的市场要有高素质的人才，要采用先进设备和高科技通讯手段。广大股民在市场上要自己承担风险，但是他们不能容许市场的效率低下，更加无法理解市场上的时间被浪费。

法律与证券市场依赖的信任、公平、公开、公正和效率可以不直接发生关系，市场也可以通过政府行政计划，或依赖社会人际文化以及人际关系，来实现这样的联系。但是，考虑到社会成本太大，谈判时间浪费太多，只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上才是最节约社会成本的。证券市场的一方面，市场中的“游戏规则”依靠法律规范来维护，另一方面，合理的“游戏规则”的本质就是法律规范内容之一。当市场具备了一套被股民所信任的，被认为是公平、公开和公正，被公认为是有效率的证券交易“游戏规则”，我国的证券市场才能发挥自我调节的作用。我国最理想的市场模式就是政府完全不直接干预市场，完全由市场自我调节的模式。

在我国目前阶段，无论是在计划基础上政府主导调节，还是在人际基础上的政府主导的调节，还是在行政规章基础上的政府主导调节，都是以政府主导调节为主要特征的。政府主导型调节不尽善尽美之处在于给市场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例如：不能流通的法人股，同股不同价的B股，地方政府推荐本地企业上市的行政干预痕迹，弄虚作假包装上市欺骗大众股民的问题等。尽管如此，我国市场中的政府主导型调节还是主流模式。

六、市场在《证券法》出台转型的契机

1998年12月29日，我国的《证券法》在9届人大第3次常会获得通过，证券领域具有严格意义的法律终于出台。它标志着证券市场“无法有天”试点阶段的结束，预示着“有法有天”的阶段的开始。《证券法》的出台还标志着一种新的转型开始，从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向程序化的政府调节转型，最终再向“有法无天”的程序化的法律调节转型。

程序化范文篇10

探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法律关系时，采取什么样的法律管理模式最有利于我国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特别值得研究。以往我国学者和业内人士参考美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较多，因为美国市场监管经验的确在世界领先。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美国模式不能成为适于全世界各国的“标准模式”，也不能成为我国市场的标准模式。美国模式对我国的作为在于参考，而非模仿。

不同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应该有不同的模式，笔者认为这种发展是“本土化”的必然趋势。“本土化”并非与“国际化”或“全球化”发展趋势相违背，因为，在各国经济“国际化”发展趋势中，必须有相辅相成的“本土化”发展，因为世界和市场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证券市场模式一定同人口稀少国家不同。同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的证券市场发展模式也一定与资源贫乏国家不同。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模式也有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一种是“吸收外来”经验的趋势，另一种是“本土化”的趋势。正如我国的“西医”和“中医”并行不悖一样：在同一所医院里，即有西医门诊，也有中医的门诊。前者基于三百年科学试验，后者积累于三千年的经验，互相难以取代，反而可以互相补充。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三组调节模式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前面介绍过的西方学者所归纳出的模式不同，我国不象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四个构件”和“两条轴线”的组合模式。笔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调节模式由“三个构件”与“两条轴线”组成。所谓“三个构件”是指：“政府”，“市场”和“法律”。所谓“三种规范”是指：“法律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如果将“三种构件”和“两种调节”组合起来，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并存着三组调节模式：

第一种是“政府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政府调节；2、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

第二种是“市场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市场调节；2、非程序化的市场调节。

第三种是“法律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法律调节；2、非程序化的法律调节。

三、非程序化行政调节“甲”型

在90年代初，国内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刚刚建立时，属于“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阶段。大家都还记得，当时证券市场的管理规定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和深圳分行制定的，证券产业统一由人民银行当地分行主管。上市规模，俗称“盘子”，由政府计划部门来决定。企业申请上市要向政府体改部门申请上市“指标”。全国每年有多少上市规模已经由国家计划规定，分配给各个地方。由地方政府推荐本地的公司上市。但是，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时好时差，所以上市的计划赶不上证券市场的变化，已经得到上市指标的公司也不一定能够在当年上市。

国家选定到海外上市的企业也要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层层批准，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上市“流水线”，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这是我国市场调节模式的第一个阶段，尽管这个阶段的历史痕迹正在消退，但是，在将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痕迹。

1993年国务院成立了证券管理办公室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来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市场的管理职能转移到政府专门成立的主管部门手中。权力转移的意义很大，在对市场的调节方式上，虽然没有完全脱离“政府主导”的痕迹，但是在市场监管方面权力比原来集中，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政府部门之间在上市方面的利益冲突也容易消减。

同美国相比，美国监管证券发行权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关，是集立法司法于一身的证券管理委员会。这种模式在我国只能参考，不能照搬。我国人口众多，从古至今有“一家千口，主事一人”的观念，所以“政府主导”型的证券产业不是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但是在目前发展阶段还是一种较为节约社会成本的方式。

在我国《证券法》颁布前，我国的证监会先后制定了许多行政法规，据统计有各种行政规章250多个。在行政规章的基础，证券市场管理方式从以“非程序化”，转变为以“程序化”的政府主导型调节。行政规章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是行政规章已经是一种程序化的操作规程，比经济计划或行政政策更加具有操作性和规范性。

四、非程序化的行政调节“乙”型

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另一种调节方式，这是带有东方文化特色的“非程序化政府调节”乙“型，或者称为”非程序化“政府官员个人调节。该调节方式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对市场的影响力并不小。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首长批条子“现象。正式政府主导调节方式是应该通过官方”红头文件“层层下达，盖有政府公章以示行政效力。但是，”首长批条子“是个别领导人将”指示“写在便条上的，没有公章，只有领导人签名。这种”条子“在政府部门也不会层层公开传达，而是专门写给主管负责人看的。”首长批的条子“属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表示，并不能代表政府的意思。”条子“的批出没有程序，是随机性的。而政府政策文件应该按照行政程序，经过一定会议讨论通过后颁布的。”条子“的效力基于领导人个人的魅力，与行政程序关系不大。

“首长批条子”有正面意义，可以通过简易方法，迅速解决下面的问题。但是，它也有负面问题。负面影响就是“非程序”，而非“程序”，是“人治”，而非法治。特别在处理证券市场违章操作案件时，“条子”可能导致处理同类案件的畸轻畸重，没有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部分违规操作的业内人士被处罚，他们并不认为是因为违法才被处罚，而是推导出一个扭曲的公式：领导人“批示”的案子就是“赶上了”，结果等于“该着倒霉”。还有许多同样的情况，领导人没有说要查办，他们该着“命好”。如果市场不受“条子”的影响，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处理问题，就不会导出这样的不合理的公式。

另外，证券市场上还存在着另一种“非程序化人际关系调节”。这种调节主要表现在个别上市公司和个别证券市场业内人士的关系调节。1996年出现的“327国债期货事件”，1998年早期的“琼民源案件”和同年后期出现的“四川红光公司案件”等，分别反映了上市公司故意作假包装，会计师参与作假帐，律师参与作假文件。明知是“假”，明知作假违法，还要假包装上市，欺骗广大股民。这种调节的基础既非“行政计划”，亦非“行政规章”，更非“法律程序”，基础就是“人际关系”。为了人际关系，不惜牺牲原则；为了金钱利益，可以欺骗百姓。

在商业化和程序化的市场中，会计师和律师以专业和操守获得市场尊敬。但在非商业和非程序化市场中，会计师和律师弄虚作假并不感到脸红，因为他们依靠“关系”获得定单和客户，并非依靠专业与操守。在行政计划分配上市指标的环境下，“关系”调节还导致了个别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犯罪。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调节模式

探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法律关系时，采取什么样的法律管理模式最有利于我国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特别值得研究。以往我国学者和业内人士参考美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较多，因为美国市场监管经验的确在世界领先。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美国模式不能成为适于全世界各国的“标准模式”，也不能成为我国市场的标准模式。美国模式对我国的作为在于参考，而非模仿。

不同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应该有不同的模式，笔者认为这种发展是“本土化”的必然趋势。“本土化”并非与“国际化”或“全球化”发展趋势相违背，因为，在各国经济“国际化”发展趋势中，必须有相辅相成的“本土化”发展，因为世界和市场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证券市场模式一定同人口稀少国家不同。同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的证券市场发展模式也一定与资源贫乏国家不同。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模式也有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一种是“吸收外来”经验的趋势，另一种是“本土化”的趋势。正如我国的“西医”和“中医”并行不悖一样：在同一所医院里，即有西医门诊，也有中医的门诊。前者基于三百年科学试验，后者积累于三千年的经验，互相难以取代，反而可以互相补充。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三组调节模式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前面介绍过的西方学者所归纳出的模式不同，我国不象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四个构件”和“两条轴线”的组合模式。笔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调节模式由“三个构件”与“两条轴线”组成。所谓“三个构件”是指：“政府”，“市场”和“法律”。所谓“三种规范”是指：“法律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如果将“三种构件”和“两种调节”组合起来，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并存着三组调节模式：

第一种是“政府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政府调节；2、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

第二种是“市场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市场调节；2、非程序化的市场调节。

第三种是“法律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法律调节；2、非程序化的法律调节。

三、非程序化行政调节“甲”型

在90年代初，国内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刚刚建立时，属于“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阶段。大家都还记得，当时证券市场的管理规定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和深圳分行制定的，证券产业统一由人民银行当地分行主管。上市规模，俗称“盘子”，由政府计划部门来决定。企业申请上市要向政府体改部门申请上市“指标”。全国每年有多少上市规模已经由国家计划规定，分配给各个地方。由地方政府推荐本地的公司上市。但是，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时好时差，所以上市的计划赶不上证券市场的变化，已经得到上市指标的公司也不一定能够在当年上市。

国家选定到海外上市的企业也要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层层批准，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上市“流水线”，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这是我国市场调节模式的第一个阶段，尽管这个阶段的历史痕迹正在消退，但是，在将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痕迹。

1993年国务院成立了证券管理办公室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来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市场的管理职能转移到政府专门成立的主管部门手中。权力转移的意义很大，在对市场的调节方式上，虽然没有完全脱离“政府主导”的痕迹，但是在市场监管方面权力比原来集中，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政府部门之间在上市方面的利益冲突也容易消减。

同美国相比，美国监管证券发行权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关，是集立法司法于一身的证券管理委员会。这种模式在我国只能参考，不能照搬。我国人口众多，从古至今有“一家千口，主事一人”的观念，所以“政府主导”型的证券产业不是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但是在目前发展阶段还是一种较为节约社会成本的方式。

在我国《证券法》颁布前，我国的证监会先后制定了许多行政法规，据统计有各种行政规章250多个。在行政规章的基础，证券市场管理方式从以“非程序化”，转变为以“程序化”的政府主导型调节。行政规章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是行政规章已经是一种程序化的操作规程，比经济计划或行政政策更加具有操作性和规范性。

四、非程序化的行政调节“乙”型

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另一种调节方式，这是带有东方文化特色的“非程序化政府调节”乙“型，或者称为”非程序化“政府官员个人调节。该调节方式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对市场的影响力并不小。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首长批条子“现象。正式政府主导调节方式是应该通过官方”红头文件“层层下达，盖有政府公章以示行政效力。但是，”首长批条子“是个别领导人将”指示“写在便条上的，没有公章，只有领导人签名。这种”条子“在政府部门也不会层层公开传达，而是专门写给主管负责人看的。”首长批的条子“属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表示，并不能代表政府的意思。”条子“的批出没有程序，是随机性的。而政府政策文件应该按照行政程序，经过一定会议讨论通过后颁布的。”条子“的效力基于领导人个人的魅力，与行政程序关系不大。

“首长批条子”有正面意义，可以通过简易方法，迅速解决下面的问题。但是，它也有负面问题。负面影响就是“非程序”，而非“程序”，是“人治”，而非法治。特别在处理证券市场违章操作案件时，“条子”可能导致处理同类案件的畸轻畸重，没有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部分违规操作的业内人士被处罚，他们并不认为是因为违法才被处罚，而是推导出一个扭曲的公式：领导人“批示”的案子就是“赶上了”，结果等于“该着倒霉”。还有许多同样的情况，领导人没有说要查办，他们该着“命好”。如果市场不受“条子”的影响，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处理问题，就不会导出这样的不合理的公式。

另外，证券市场上还存在着另一种“非程序化人际关系调节”。这种调节主要表现在个别上市公司和个别证券市场业内人士的关系调节。1996年出现的“327国债期货事件”，1998年早期的“琼民源案件”和同年后期出现的“四川红光公司案件”等，分别反映了上市公司故意作假包装，会计师参与作假帐，律师参与作假文件。明知是“假”，明知作假违法，还要假包装上市，欺骗广大股民。这种调节的基础既非“行政计划”，亦非“行政规章”，更非“法律程序”，基础就是“人际关系”。为了人际关系，不惜牺牲原则；为了金钱利益，可以欺骗百姓。

在商业化和程序化的市场中，会计师和律师以专业和操守获得市场尊敬。但在非商业和非程序化市场中，会计师和律师弄虚作假并不感到脸红，因为他们依靠“关系”获得定单和客户，并非依靠专业与操守。在行政计划分配上市指标的环境下，“关系”调节还导致了个别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犯罪。

五、我国距离完善的市场还有多远？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要遵守客观科学规律，也要依靠前人经验。所谓遵守客观科学规律，市场要按照市场内在的规律来发展，不可以违反规律；所谓依靠前人的经验，就是市场只能按照现实“可能”的条件来发展。我国证券市场比较外国市场的历史发展，才刚刚起步。我国的市场发展还不能算是符合客观科学规律，也谈不到符合前人的经验。但是，幸运的是我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平稳的。

《证券法》颁布后，标志着试验市场的阶段已经结束，“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结束。我国证券市场在1990年只有10家公司上市时，好比过小溪小河。现在有700多家公司上市，总市值超过万亿，已经发展成为大江大河了。小溪小河，可以“摸着石头”过去。现在在我们面前是长江黄河了。要在长江黄河上建大桥，不能靠“摸着石头”，而要依靠科学作基础了。

按照科学规律发展市场，就要让市场调节发挥作用。首先，市场基于大众的信任。我国深圳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刚刚发行股票时，股民对发行的股票不信任。当时深圳政府动用了其行政号召力，要求政府公务员带头购买股票。广大股民看到政府的官员们买了，基于对政府的信任，才购买股票。

当大众对市场的信用建立起来后，这种信任的保障就不应该再是政府了，而应该是法律。现在政府公务员“带头示范”不但再也没有使用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公务员还被禁止购买股票。如今股民们已经比当年成熟多了，对市场的信任也已经建立起来。目前少数上市公司“弄虚作假”包装上市的现象对大众信任的伤害非常严重，政府监督机关对此也是严厉查处。

其次，市场自我调节还要依靠游戏规则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证券市场严禁“内幕交易”，这种交易会严重损害市场游戏规则的公正，公开与公平。各国市场监管机关无不以最严厉的处罚禁止内幕交易。

再其次，市场调节的效率性，也是实现理想市场的重要条件。一个有效的市场要有高素质的人才，要采用先进设备和高科技通讯手段。广大股民在市场上要自己承担风险，但是他们不能容许市场的效率低下，更加无法理解市场上的时间被浪费。

法律与证券市场依赖的信任、公平、公开、公正和效率可以不直接发生关系，市场也可以通过政府行政计划，或依赖社会人际文化以及人际关系，来实现这样的联系。但是，考虑到社会成本太大，谈判时间浪费太多，只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上才是最节约社会成本的。证券市场的一方面，市场中的“游戏规则”依靠法律规范来维护，另一方面，合理的“游戏规则”的本质就是法律规范内容之一。当市场具备了一套被股民所信任的，被认为是公平、公开和公正，被公认为是有效率的证券交易“游戏规则”，我国的证券市场才能发挥自我调节的作用。我国最理想的市场模式就是政府完全不直接干预市场，完全由市场自我调节的模式。

在我国目前阶段，无论是在计划基础上政府主导调节，还是在人际基础上的政府主导的调节，还是在行政规章基础上的政府主导调节，都是以政府主导调节为主要特征的。政府主导型调节不尽善尽美之处在于给市场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例如：不能流通的法人股，同股不同价的B股，地方政府推荐本地企业上市的行政干预痕迹，弄虚作假包装上市欺骗大众股民的问题等。尽管如此，我国市场中的政府主导型调节还是主流模式。

六、市场在《证券法》出台转型的契机

1998年12月29日，我国的《证券法》在9届人大第3次常会获得通过，证券领域具有严格意义的法律终于出台。它标志着证券市场“无法有天”试点阶段的结束，预示着“有法有天”的阶段的开始。《证券法》的出台还标志着一种新的转型开始，从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向程序化的政府调节转型，最终再向“有法无天”的程序化的法律调节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