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公正范文10篇

程序公正范文篇1

一、程序公正的意义

程序公正又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它关系到法律尊严和法官形象公正。程序公正在司法公正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既保证实体公正最大限度地实现，又具有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

在我国，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过程与方式体现司法公平的目的，既做到实体公正，又做到程序公正，并确保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能够有助于提高法官和法院的公信力。

司法公正的内容决不仅仅只限于实体的公正，还应包括程序的公正。裁判者只有依循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向社会公众昭示其裁判行为不是恣意的产物，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概括地说，我们在实践中所理解的程序公正，包括以下五项内容，即程序的中立性、程序的公开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合理性和程序的及时性。程序的上述内在价值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实体法创制的权利义务的实现状况。因此，正确地理解程序的价值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理解司法公正原则。

简言之，司法公正有以下意义：第一、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这是国家设立法院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事人对法院的基本要求。第二、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只有实现司法公正，才能充分维护法律的尊严，长久地保持法律秩序，全面保护个人权利和真正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第三、司法公正是审判机关拥有社会公信力的前提条件。因此，要通过公正的司法来实现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要通过正义的裁判唤起社会对法律的尊重，这就是司法公正原则对审判机关的全部内涵所在。由此可见，公正裁判既是法官的法律义务，又是法官的职业道德义务，而且是法官职业道德规范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

二、程序公正的实现

程序公正的力量和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程序自身的公正性，二是程序的公正性对实体公正所具有的有效保障作用。无论程序虚无还是程序至上，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诉讼中，程序公正为实体公正服务，不把程序公正推到目的高度。

我们建设程序公正就是要倡导和实现正当程序、尊重人性、审判独立、法官中立、程序安定、充分听讼、程序透明、理由公开，来保证当事人获得或者最大限度地接近实体公正。同时，只有程序公正才能让当事人和公众相信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公正的。

（一）程序公正以法官为核心

程序公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司法活动为载体，通过程序公正和裁判公正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的。无数个案的公正构成了司法公正的综合体。而法官正是这个公正行动过程中能动的主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构建现代化的法官制度。目前，我国司法活动中所出现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缺少公信力等问题，无不与目前法官制度的不健全，法官独立地位的缺乏有着重大的关系。故以法官独立为核心，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改革首要问题的解决。

1、法官应注重诉讼过程的公开性。诉讼公开是最佳“防腐剂”。对法官来说，只要做到了公开，可以说公正问题的一半已经解决。公开不只是对公众的公开，而且要对当事人公开。审理活动应在法庭上进行，在双方当事人面前进行，当庭做出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详尽的判决理由，这样可以避免给当事人留下法官“暗箱操作”的印象。只有公开，才能消除公众、当事人对公正裁判的怀疑，提高司法公信力。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第六条明确规定：“法官应当公开并且客观地审理案件。”法官应当自觉遵循公开审判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公开。

2、法官应当杜绝单独接触当事人。《准则》第八条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活动中，不得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人。”这项规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人与法官有过单方接触，另一方则有理由怀疑法官的公正性。因为一方当事人会利用此机会向法官提供一些情况和意见，并可能给法官造成某种印象而另一方没有机会就此为自己辩解，所以，这是不公正的做法。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对于单方接触的具体内容的理解有些偏差。他们认为，禁止单方接触就是要求法官不得“私自、私下、秘密会见当事人及其人”。只要法官不在私下场合单独会见当事人，而是与书记员一起会见当事人，便符合了这一要求。实际上，这种考虑只强调了诉讼活动的公开性，而忽视了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公正性。这种公开地会见，对于另一方当事人而言，仍属于单方接触的范围。

3、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是最重要的职业道德之一。法官如果偏袒一方当事人，势必造成神圣、公正的法律在双方当事人心中丧失权威，因为利益受损的一方认为司法腐败导致司法不公，而获利一方会认为打赢官司要靠人情、关系和金钱。

作为法官保持中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力的保障，回避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各国将回避制度纳入诉讼制度之中使“符合条件则回避”成为法官的法定义务。《准则》在强调法官应当遵守法定回避制度的同时，规定了酌情回避准则。如果法官隐瞒回避事由，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则职业道德所不容许。因此，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的过程中，除应当自觉遵守法定回避制度外，如果认为自己审理某案件可能引起公众对该案件公正裁判合理怀疑的，应当提出不宜审理的请求：①与案件当事人及其人、辩护人具有先前职业联系的；②与案件当事人或者其人、辩护人、证人在亲戚、朋友关系的；③对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人、辩护人有个人偏见的。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法官认为与当事人及其人、辩护人的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时，酌情回避事由才能成立。因为法官作为自然人生活在社会上，也会有各种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如果任何社会关系都必然导致回避，法官在任职一定年限后恐怕就无法在当地任职了，因为他可能认识所有的替在的当事人。所以，这种是否酌情回避的判断要由法官自己作出，而其判断的准确程度也恰恰是职业道德素质高低的体现。

4、法官应当保持诉讼过程的平等性。《准则》第十条规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平等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以其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任何歧视，并有义务制止和纠正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员的任何歧视言行。”“法官应当充分注意到由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居住地等因素而可能产生差别，保障诉讼各方平等、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和实现实体权利。”这一规定是有深刻背景和文化内涵的。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法官与其他成员一样，也有个人好恶和主观偏见。但是，这种普通人可以允许的好恶与偏见在法官履行审判职务时却没有立足之地。

（二）建立健全科学的司法体制，确保程序公正

妨碍审判权独立行使最直接的因素是：各种形式的外部监督由于其本身不规范而在事实上形成对审判活动的干扰。当然，可以要求所有的监督者不得滥用监督权，但这是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法院而言，就是改革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以此来判断外部监督过滥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改革法院内部监督体制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大内部监督力度。重点是利用内部的优越条件加强案件审理前和审理过程中的监督，力求做到防患未然。二是规范审判监督程序。重点是对法院审监程序启动主体以及再审的次数作出适当限制，同时规范再审事由、提高再审审级等。由于立法的规定相对笼统，在操作上可以考虑以司法解释加以规范。

1、建立以维护公正与效率为目标的审判工作机制

审判工作的核心在于对审判权行使主体的合理定位。但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大多数法院的审判组织在大多数案件中并不享有裁判的最终决定权，二是审判委员会在决定案件时审判分离。

近几年来。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还权于合议庭（包括独任审判员）。然而，这一改革的成果并不十分理想，此项改革目标的彻底实现还必须从最高法院做起。

关于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定权，因是法律规定的，故取消尚不现实，但可以进行改革：第一，在审判委员会内设刑事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在讨论决定案件时按案件的性质不同分别由两个专业委员会全体或部分组成或参与合议庭审理，以解决审委会审判分离的问题；第二，对于无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则可以审委会的专业委员会或全体会议直接讨论决定。

2、建立规范、科学、合理的法官体制

（1）规范法官岗位的设置，合理配置审判资源。首先，应当根据受理案件的数量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确定法官的编制，适当减少院、庭长的副职配备，增加审判员的岗位设置。其次，规范助理审判员的职责，使其责权明确。第三，除少数特殊岗位之外，不再将非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任命为法官，各级法院的执行人员应单独序列管理。第四，服务性工作应尽可能社会化。

（2）建立科学的法官考评机制，对现有法官队伍作进一步优化选择，建立合理的法官职位保障机制，免除法官的后顾之忧。

（三）修正审判程序，使其更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

修正我国现有的审判程序，使其更符合公正和效率的要求。通过审判程序的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提高审判效率，是追求司法公正的切入点。

从审判组织来看，应构建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能够直接指导和参与庭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强化合议庭职责，除重大疑难案件外，均由合议庭审理、判决；加强和充实审委会，设置专职委员，走专业化道路；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凡是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要先期向当事人通知审委会委员名单，以保证其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

从调查取证制度来看，要建立当事人负举证责任为前提的法院在一定条件下调查取证的制度。从证据法律制度来看，当事人收集证据和举证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趋势。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少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怎样举证缺乏必要的知识。为保证诉讼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法院应积极加强对当事人的举证指导，并在一定条件下法院主动调查取证，以保证诉讼当事人的请求得到及时公正地实现，提高诉讼效率。

严格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在实践中常常被滥用，既破坏了裁判的既判力，造成“终审不终”，又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法院审判的公正与效率。1、限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检察院、法院均可成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在实践中，某些机关及某些领导人常常听取了一方当事人陈述，或者审阅了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申诉材料，就作出案件有问题的结论，以监督的方式要求法院必须重新审查案件。笔者认为，应当禁止非法定主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2、缩短申请再审的期限。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长达2年，刑事案件则根本没有规定申请再审的期限，意味着当事人具有无限的申诉权，造成诉讼成本过大，增加讼累，降低了审判效率。3、限制再审次数。三大诉讼法对于经过再审的案件，没有规定当事人不可以申请再审，这成为当事人无限申诉的根源。要变无限再审为有限再审。

规范和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适用简易程序成为合理分流案件、提高审判效率、解决审判力量不足和审判任务繁重矛盾的有效途径。然而，我国现行的刑、民诉讼法对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而且适用范围过窄，已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客观需要。

三、程序公正的保障

（一）维护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审判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确认了审判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依法治国的基石和法院组织制度的基础。作为一项审判活动准则，它确保审判权的公正行使，使审判活动成为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准则》要求法官强化审判独立意识，积极支持那些旨在保障审判独立原则得以实现的制度和改革措施，并以自己的言行承担审判独立的义务，做维护审判独立的表率。

审判独立是一项宪法原则，对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官法第八条规定，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部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审判独立有三个特点：其一是专属性，即国家的审判权只能由国家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行使。其二是自主性，即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自主作出决定，不受外界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扰、影响和控制。其三是合法性，即审判机关在行使国家审判权时，必须服从于宪法和法律。以上述三点为核心的审判独立原则，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中确立了国家司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立法、司法、行政等其他部门的关系，另一方面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活动受到外界的不当干涉，从而使法院的审判活动真正成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最后一道屏障。

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审判独立制度是在国家权力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下被实行的，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我国的审判独立是在统一国家权力下的不同分工，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中处于国家机关的地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但统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第三，我国的审判独立是指一个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在行使审判权上上下级法院至少有两层含义，即法院的整体独立与法官个体独立。法院的整体独立是法官个体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法官的个体独立是法院独立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权力机关应当对司法机关行使监督权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都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原则。为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当前迫切需要尽快制定一部监督法，从而完善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程序，保障监督权的正当行使及司法独立，笔者认为权力机关正当行使监督权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尊重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在监督过程中，权力机关不能代行司法权，也不能直接介入或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更不得通过决议的方式直接撤销和变更法院已作出的生效判决。对已生效判决如果确实存在问题，权力机关可以通过听取汇报、询问甚至质询的方式加以监督，但不能通过决议支持一方当事人对抗已生效的判决。

监督权必须集体行使。从广义上讲。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既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又包括机关代表对法院的监督。由于我国权力机关实行会议制，其监督权只能集体行使，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常委会会议来行使。因此，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是集体性的监督，或者说是一种狭义上的监督，有关监督行为都必须以集体的名义即以人大的名义进行，而单个的人大代表在没有获得人大授权的情况下，尚不能代表人大进行监督。凡是未通过集体决议的方式而对司法机关发表的意见只能代表个人的意见，不能视为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行为。

权力机关对个案监督过程中，不能发表任何有倾向性的意见影响法院的裁判。法院对人大代表及本级人大提出的正确意见不予采纳，则该级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促使被监督者的上级司法机关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即使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如管辖错误、保全错误、无任何理由追加诉讼某人为诉讼中的第三人等，权力机关发现后，也不直接直接予以纠正。因为法定的程序应通过程序法，由有关诉讼当事人提起上诉，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而不能采取程序法规定以外的途径解决。

权力机关的监督具有间接性。所谓间接性，是指权力机关在行使其对法院的监督权时，主要或尽可能地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的目的，而不是直接宣告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无效，也不能对法院的判决进行更改。即使是对错案，也只能建议法院按司法程序进行复查或自行纠正，而不能由权力机关直接予以纠正。衡量监督权行使是否正当的标准应当是权力机关始终处于监督者的地位而不能行使司法权，否则，其监督便逾越了应有的界限。这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完善司法体制

我国司法改革必须适应新的经济模式并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司法体制，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1、进一步解决法院行政化问题。在司法机关建立分权机构，法官应当按司法规律进行管理，从事司法行政业务的人员应当按行政管理体制管理。

2、提高法官任用条件，实行精英司法。司法精英是具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正义感，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并具有深厚的法庭经验、经过精心挑选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从我国现在的司法人员素质看，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极大障碍。人民法院已经采取措施提高法官素质改革法官来源渠道，广泛吸收人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程序公正范文篇2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已经成为各级司法机关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随着人们的法治观念的日益增强，要求司法公正的呼声日渐高涨，人们在追求实体权利公正的同时，也表达出程序公正的强烈愿望。

法制进入现代社会，程序法的意义已不仅仅限于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其本身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即体现民主、公正和法治。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位法学家认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注：转引自《程序法论》，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印，第1页。）实体法只有通过程序法才能得到正确的实施，而且程序法不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程序法的是否完善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化水平的重要标志。马克思说过：“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78页。）就司法实践而言，一方面是程序对实体裁判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人们不能在公平合理的规则下充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参与诉讼活动，就不可能实现实体权利上的平等，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实体权利，对程序上的权利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争取程序上的平等权利，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追求的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当事人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没有争议，但对自己程序上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切实、平等的保障而上诉、申诉，讨个说法的已非少见。

为此，程序公正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命题。而要公正执法，首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有了完备的法律，执法才有准绳，办事才有依据，才能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有序地进行。具体到刑事诉讼，该由谁去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认定犯罪，怎样去揭露、证实和认定犯罪以及如何惩罚罪犯等，都应该有一套严密的程序规定。同时，在这个程序中，除了考虑其他因素以外，还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1.既要惩罚罪犯，也要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追求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则是一种‘过程价值’，它主要体现在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评价程序本身正当性的价值标准。”（注：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既然追求的是程序正义，那么，所设计出的程序就必须使之在运作过程中能够一视同仁，不能因人而异。既要通过它能够坚决地惩罚犯罪，同时也能够通过它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即使是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有密切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惩罚犯罪就是为了保障人权，而保障人权也是为了正确惩罚犯罪，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场合存在着矛盾。为了惩罚犯罪就有可能不顾及保障人权；要保障人权也有可能要放弃惩罚犯罪，两者有时无法兼顾。

犯罪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危害最大的违法行为，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有罪不究，有罪不罚，任凭罪犯猖狂、祸国殃民，必将导致民无宁日，国无安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能顺利进行。因此，从重从快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犯下累累罪行的犯罪分子，更应狠狠打击。对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既可以对其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予以严重谴责，体现刑罚报应的意蕴，同时又可以遏制犯罪分子本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与社会上其他不稳定分子的犯罪可能性，从而达到刑罚的功利目的。一般而言，一人犯数罪，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也相对严重，比较难以改造，因而需要对其科以较重的刑罚，突出“加重”的成份，以显示国家对其予以法律谴责的严重程序，正如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的那样：“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注：（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5页。）但是，又不能毫无限制地加重，失之于严酷，偏离罪刑相适应的轨道，在强调打击犯罪的同时，还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因为一个被怀疑、被指控为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并不等于就是罪犯，司法实践中被无辜错铺、错判者就不是罪犯，他们的合法权利应该依法得到保障。即使对犯罪分子，也应该适当量刑，尽可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其合法权益也应当依法给予保障。如果只注重追究犯罪，忽视人权保障，势必导致蔑视法制、行政专横、滥捕滥判，任其发展下去，“犯罪的耻辱就会变成法律的耻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8页。）因为罪刑不相称，轻罪重罚，人们对犯罪的痛恨就会转变为对法律的仇视，这不但对罪犯的改造不利，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不利，这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所不能容许的。但是，如果只讲人权保障，不讲打击犯罪特别是对严重的犯罪、有组织的犯罪，如果不进行有力追究和严厉打击，势必导致犯罪猖獗，人民无法安居，社会不得安宁，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将随之化为泡影，这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因此，必须通过对犯罪分子的及时惩处，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生命等合法权利，使其不受犯罪行为的侵犯，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行使，保障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惩罚，即做到程序合法、事实准确、定罪正确、量刑适当。

2.提高诉讼效率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所谓效率即是投入与产出之比。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一项良好的刑事审判程序，除了关注程序公正、结果公正这些价值目标以外，还必须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美国学者提出：“法律中所存在着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许多法律规范首先是以实用性，即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注：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9页。）刑事诉讼是国家惩罚犯罪、保障无辜的一种社会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司法资源，即必须付出高昂的诉讼成本，而每年国家能够实际投入的司法资源却很有限。因此，任何不必要的耗费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案件的处理。因而，尽可能地减少诉讼成本，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使其必要的耗费降到最低限度，同时最大限度地处理案件，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刑事诉讼的良性运转已成为当务之急。

3.及时作出判决

英国有句古老的格言：“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刑事案件应当得到迅速及时的处理，否则，诉讼拖延、迟缓，只能使裁判结果的公正做出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有些证据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原本可能消失，证人的记忆也可能会淡化，这都将弱化证据的证明力，从而影响到公正裁判的做出。而且，即使裁判结果是公正的，诉讼拖延也会使被告人感到案件的处理不是充分公正的，感到其合法权益没有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中心地位，裁判结果公正是其最基本的要求，而这个公正结果的及时做出也非常重要，特别是被告人无罪的裁判结果更是如此。

二、判决生效前遇到的新情况

1.立功

立功是犯罪分子实施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因而在审判实践中，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在判决宣告前，发现被告人有立功表现的，一般都能很好地贯彻“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原则。现在的问题是，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宣告前，没有立功表现，一审宣告后在二审期间才有立功表现；或者虽有立功表现，但在一审时未被发觉，直到一审宣判后才发觉，或者在二审期间才发觉。此时，程序上该如何处理？

2.漏罪

关于漏罪的刑罚方法，我国《刑法》第70条规定采用“先并后减”的方法。这种处罚方法是以下面两点为前提的：一是必须在“判决宣告并已发生法律效力以后”（注：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页。），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还有漏罪。而不是判决宣告后不必待判决生效即时适用。关于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4月16日《关于判决宣告后又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的同种漏罪是否实行数罪并罚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中可以得到佐证。该批复明确，我国刑法第70条的“判决宣告以后”的立法本意实指“判决宣告并已发生法律效力以后。”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漏罪是以下两种情况：

(1)一审法院判决宣告以后，上诉、抗诉期限内即发现被告人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新发现的罪与原判决的罪有可能是不同种罪，也有可能是同种罪。例如被告人赵某某因入室盗窃被一审法院依法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一审宣判的第二天，他人揭发被告人赵某某在此前还曾经入室盗取数额较大的现金后，发现女青年某乙正在熟睡，于是赵某某趁机强奸了某乙。看守所公安机关初步审讯，被告人赵某某承认在一审法院宣判其盗窃罪前还犯有另外的盗窃行为和强奸行为。显然，被告人赵某某在一审法院判决宣告以前还有盗窃罪和强奸罪未经审判，新发现的盗窃罪与原判决的盗窃罪属同种罪，新发现的强奸罪与判决的盗窃罪属异种罪。而此时的判决宣告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因而不能适用我国《刑法》第70条的规定来实行数罪并罚，也就是说不宜另案处理。

(2)二审法院在审理期间，发现原审被告人在一审法院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没有判决罪的，新发现的罪与原判决的罪有可能是异种罪，也有可能是同种罪，例如被告人秦某某因抢劫他人现金被一审法院以抢劫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秦某某以量刑过重为由依法提出上诉。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发现被告人秦某某在此前还曾于某日下午在本村对面的山坡上采用暴力手段与在此处割马草的妇女李某发生两性关系，之后脱下李某左手腕上的银手镯逃离现场。显然，被告人秦某某又犯有强奸罪和抢劫罪并且未经审判，这两个罪都是在一审宣判前犯下的，且此时的判决宣告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人秦某某脱走李某左手腕上的银手镯的行为与原判的抢劫他人现金行为同属抢劫罪，而被告人秦某某强行与李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与原判的抢劫罪属异种罪。对于同种漏罪，依照《批复》的规定，由二审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36条（即新修订的189条—笔者注）第(3)项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且不实行数罪并罚。那么，对异种罪呢？如本案的强奸罪，能否也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抑或是另案处理？

3.重新犯罪

与漏罪相似的情况，我国《刑法》第71条对重新犯罪的刑罚方法，同样是以原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的。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重新犯罪，是以下两种情况：

(1)一审法院判决宣告以后，在法定的上诉、抗诉期限内，被告人又犯罪的。例如，被告人邓某某因恋爱失败而故意毁损他人容貌被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判后，被告人邓某某回到监所，因心情不好而借故与他人争吵，继而发生打斗，结果把同监舍的犯罪嫌疑人打至重伤。显然，被告人邓某某在一审宣判后又重新犯罪，而且犯的是与原决一样的伤害罪。此时，原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能否适用我国《刑法》第71条的规定进行定罪量刑呢？如果不能，那么在程序上又该怎么处理呢？

(2)在一审法院宣判后，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原审被告人又犯罪的。例如，被告人张某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一审法院依法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判决宣告后，被告人张某某以原量刑过重为由依法提出上诉。在二审审理期间，某天下午6时许，刘某因拐卖妇女嫌疑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关进被告人张某某所在监舍。犯罪嫌疑人刘某进入监舍后，当即在监舍内的水池边脱下衣服并抖了抖，被同监舍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指责其不讲卫生，将衣服灰尘抖落到水池里，影响整个监舍的饮水，刘某就与陈某某发生争吵，并首先打了陈某某。这时，被告人张某某就以刘某不懂监规为由，纠集全监舍的在押人员“教教他”，于是刘某被活活打死。被告人张某某的故意伤害案未经二审审结，生效判决尚未做出，现在又与他人一起将刘某打死，此时，程序上该怎么处理呢？

三、对新情况的处置无程序法依据

忠实于事实真相，忠实于法律制度，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我国刑事诉讼始终坚持的方针。为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通过二审程序，及时审查和纠正一审法院的未生效的错误裁判，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了防止案件经过二审程序后仍有错误，我国刑事诉讼法又设置了特殊程序，即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也就是说，撤销一审判决的救济渠道一是通过二审程序，二是通过特殊程序。由于死刑复核程序已经解决了撤销一审判处死刑案件的救济方法，因而对之研究已无必要，本文仅就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研究。那么，二审程序是如何运作的呢？转（一）二审程序

1.审判对象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由此可知，二审法院审判的对象与一审程序有明显不同。第一审程序是审理公诉机关或自诉人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诉讼请求，其内容集中反映在起诉书或自诉状之中；而第二审程序则是审理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法律的适用，也就是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有无错误，处理是否适当，审判活动是否合法等，其内容集中反映在一审的判决书或者裁定书之中。

2.二审法院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抗诉案件进行审理后，应当分别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1)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就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这种处理方式，是通过二审，对一审正确判决的支持。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条款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的，就对一审判决的正确性予以肯定。

(2)直接改判。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改判的案件有两种情形：

①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对于这种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改判的判决中维持原判决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同时纠正原判决在适用法律条款定罪量刑方面的错误或失当之处。

②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这类案件，不是必须直接改判，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发回重审。

(3)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案件是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

3.二审法院对一审违反程序行为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案件，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①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

②违反回避制度的；

③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④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⑤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纵观整个二审程序，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假如发现原审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前有立功表现或者在一审宣判后判决生效前有立功表现或者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有立功表现，程序上该如何处理，没有规定；又假如发现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程序上该如何处理，也没有规定；再假如发现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后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重新犯罪或者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重新犯罪，程序上又该如何处理，同样没有规定。

（二）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职权提起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种诉讼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的规定，在我国，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只限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其中，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审判委员会讨论后，认为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作出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的决定。经过再审之后，依法作出新的判决的，那么原判决就不再执行。也就是说，各级法院不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都可以依法通过再审程序，撤销本院的原判决而作出新的判决。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原判决、裁定必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其次，该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上确有错误，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否则，不能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现在的问题，一是一审宣判后在法定的上诉、抗诉期限内，发现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前就有立功表现或者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二是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在法定的上诉、抗诉期限内有立功表现或者重新犯罪；三是在二审期间，原审被告人有立功表现或者重新犯罪或者发现其在一审宣判前还犯有其他未经判决的罪或者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重新犯罪。以上三方面的情况均发生在原判决生效之前，同时也不牵涉到原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有否错误的问题，这显然不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那么，对新发现的问题，程序上该如何处理呢？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同样未有规定。

由于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案件的发生符合自然的逻辑规律，其本身具有客观实在性，而目前的程序立法又无相关规定，司法解释也没有涵盖，因而很有研究之必要。

四、立法设想

1.新设程序的比较研究

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立功、漏罪或者重新犯罪案件，程序上究竟该如何处理？有人主张另案处理，有人主张合并审理，有人主张撤销原判，重新审理，还有人主张借鉴民事诉讼的诉讼中止制度，对原案中止审理，待审理新案件完毕后，再将之与原案合并审理，做出新的判决。这些方案孰优孰劣？先让我们作个比较。

(1)立功

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发现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前有立功表现或者在上诉、抗诉期限内有立功表现，或者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有立功表现的。假如对被告人的立功情节另案处理，那么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势必需要一个过程，而原判决、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抗诉，期限届满，判决就生效，接着就该执行。这就不能及时兑现“立功受奖”。当然，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下刑罚的犯罪分子来说，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他们的立功情节，经过查证属实，将来还可以裁定予以减刑；而对于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以及因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可以免除处罚或者应当免除处罚者，则意义非常重大。对原审被告人的立功情节另案处理，二审法院径行审理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从此两案相脱节，假如是维持原判决，死刑复核程序就反映不出立功情节，判决、裁定生效，就涉及到立即执行的问题。死刑执行以后，另案处理的立功情节即使得以查证属实，对已被执行死刑者来说又有何意义呢？即使不是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因另案处理，原判决生效后，原判决所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甚至已经执行完毕，后又因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可以免除刑罚甚至应当免除刑罚，这对已被执行刑罚者来说，又有何意义呢？假如中止审理，先由原审法院对被告人的立功情节进行审理，原审法院断然没有仅就立功情节单独做出裁判的理由，其必然将立功情节与原判案件进行综合考虑，做出新的判决。然而此时原审法院对原案已然宣判，案件已到了二审法院，原审法院对原案已无管辖权。因而这种方法根本无法操作。

假如由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那么，原审法院就可以将原案与立功情节合并审理，综合考虑做出新的判决。然而这样做耗时耗物，诉讼不经济。同样不可取。

另外，被告人的立功表现并不必然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才能被发现，在一审宣判后，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届满之前即时被发现的也极有可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前文已经说过，另案处理，不利于及时体现立功情节，中止审理或合并审理都不可能，因为此时一审法院已然作出判决。那么，撤销原判重新审理，倒不失为一种较佳方案。可是由谁来撤销原判呢？

(2)漏罪或者重新犯罪

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发现被告人有漏罪或者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重新犯罪或者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重新犯罪的，如果由二审法院将之与上诉、抗诉案件合并审理。那么其所适用的必定是二审程序，所做出的判决或者裁定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裁定，当事人对漏罪或者重新犯罪部分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就不能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认为二审法院对漏罪或者重新犯罪部分的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也不能提出引起上诉审程序的抗诉。如果发现该部分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只能提起引起再审程序的抗诉。很显然，这就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也剥夺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这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更不利于保障人权。同时，这种做法，实际上赋予了审判机关控诉职能和侦查职能，法官集审判权、起诉权和侦查权于一身，既有权对案件进行审判，也有权对案件进行侦查和追诉。而现行刑事诉讼法恰恰规定审判机关没有侦查权，同时也没有起诉权。自侦、自控、自审的做法，将导致职能混淆，权利滥用，也不利于保护人权，不利于保证办案质量。

假如另案处理，那么对漏罪或者新罪就要另案起诉，另案审判，结果漏罪与新罪不管与原判决的罪是同种数罪还是导种数罪，都得单独做出判决，然后再与原判决实行数罪并罚。这样处理，对异种数罪者自然无话可说，但对同种数罪者而言，显然会加重其刑罚，这是不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的。违背《批复》关于判决生效前的同种漏罪不实行数罪并罚的明确规定。显然，另案审理是不妥当的。

假如二审法院对抗诉、上诉案件中止审理，待一审法院对漏罪或者新罪做出裁判后，再由二审法院将两案一并审理。这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假如一审法院对漏罪或新罪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被告人不上诉，检察机关不抗诉，人民法院也断然不可能动员当事人上诉。那么，期限届满，漏罪或者新罪的裁判在一审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部分没有启动二审程序，此时，二审法院又该如何将两案一并审理呢？另外，假如漏罪或者重新犯罪不属于上诉审法院的下级法院管辖，而是属于其他法院管辖，那么，一审法院对漏罪或者重新犯罪做出判决、裁定后，在法定期限内如果被告人对该部分判决、裁定不服而提出上诉，或者公诉机关认为一审法院对该部分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而提出抗诉，都只能由漏罪或者重新犯罪的一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理。例如，某甲因在北京市朝阳区入户抢劫，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决宣告后，某甲以量刑过重为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发现某甲在此前在河北省廊坊市入室盗窃大量财物，数额巨大。此时，如果按照中止审理的方案，北京市二中院做出中止审理的决定，暂时中止对某甲抢劫上诉案的审理，先由某甲的漏罪管辖法院对其漏罪案进行审理，那么廊坊市某区法院对某甲盗窃罪做出判决后，某甲不服的，只能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这样一来，北京二中院就无法对某甲的抢劫罪与盗窃罪合并审理并实行数罪并罚，只能由北京二中院和廊坊市中院分别就某甲的抢劫罪和盗窃罪做出各自的判决、裁定。其结果就有可能加重罪犯的刑罚。

然而，被告人的漏罪或者重新犯罪，并不必然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才能被发现，同样也有可能在一审宣判后上诉、抗诉期限届满之前就已经被发现。如果这样，一审法院能够撤销自己的判决、裁定吗？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3)项和第191条的规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只有上级法院才能作出，并且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二是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活动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而此时案件仍在一审法院，并且所发现的漏罪或者新罪，既不属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也不属于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程序法规定的情形，而是被告人还有漏罪或者重新犯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起重审程序呢？

2.立法初步设想

综合上述情况，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以下初步设想，恳请方家予以斧正：

(1)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发现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前有立功表现，或者在上诉、抗诉期限内有立功表现，或者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有立功表现，应当由二审法院将之与上诉、抗诉案件合并审理，以便及时体现立功情节，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发现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前还有其他没有判决的罪，或者在一审宣判后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重新犯罪，或者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重新犯罪，应当由二审法院裁定中止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审理，然后将发现的漏罪或者新罪向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通报，属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由其自行侦察，其余的案件则由其交由公安机关侦察。又由于新发现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与二审法院审理的案件的被告人同一，因而最后应该由检察机关将处理决定直接向二审法院通报。假如对新发现的案件起诉，则由该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因为是重审，原案与新案合并审理，异种数罪实行数罪并罚，同种数罪则不实行数罪并罚，只是从一重处而已。所做出的裁判是一审裁判，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上诉，公诉机关不服的，可以提出抗诉。这样，既能正确地实行数罪并罚，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能够保障上诉权、抗诉权；假如公诉机关决定对新案不起诉，则由该二审法院恢复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审判。

(3)一审宣判后，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届满之前，发现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前有立功表现的或者在上诉、抗诉期限内有立功表现的，同本院院长决定撤销原判，重新审理。经过重新审理，就可以将原判与立功情节合并审理，立功情节得以查证属实的，依法就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甚至可以免除处罚，这就能够及时体现立功情节，让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切身体会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原则的贯彻落实，从而鼓励其改恶向善，尽快改造成社会新人。同时也鼓励其他犯罪分子争取立功，将功补过。这对实现刑事诉讼目的是大有好处的。

(4)一审宣判后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发现被告人在宣判前还有其他没有判决的罪或者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重新犯罪，应该由原审法院院长决定撤销原判，将漏罪或新罪的情况向主管的检查机关通报，检察机关依职权确定或自行侦察，或交由公安机关侦察，最后由检察机关将处理决定直接向该一审法院通报。假如对漏罪或者新罪起诉的，则该一审法院将之与原案合并审理，并做出新的判决；假如不起诉的，则该一审法院重新宣判原判决。

这里需要明确几个问题。

1.发现新案件后，因需要中止诉讼或合并审理，因而案件的审限应该从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者二审法院恢复诉讼时重新计算。

2.共同犯罪案件中，只有其中1人或数人有立功、漏罪或新罪的，从诉讼经济角度考虑，不应该因之而影响全案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以将有立功、漏罪或新罪的被告人从原案中剔出，另案处理，其他被告人的诉讼活动照常进行，并在裁判文书中注明另案处理的情况。

程序公正范文篇3

长期以来,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围绕司法公正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的争论相当激烈。司法实践中,程序公正确实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取得,但仅有程序公正并不能必然导致实体公正。因为,无论是程序公正还是实体公正都必须以合法性为前提,认认真真走完了程序规则所产生的违法裁判也是毫无公正可言的。

一、司法公正的特点

司法是法律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公正与法律本身的公正密不可分。法律公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定上的公正(立法公正);二是法律实施中的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立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具体实施和保障。司法的目的就是对立法所确定的公正秩序予以保护,当人与人之间公平的秩序发生了扭曲,失去平衡或者受到损害时,就要通过司法手段予以矫正,使其恢复到法定的合理状态。由立法公正到司法公正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完成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法律公正的这两个方面会经常脱节。从我国现阶段的法治状况来看,法律实施显然落后于法律制定。因此,要想使法律公正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法律实施尤其是公正司法。就法律实施而言,司法活动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根本没有公正可言了。因此,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自身的目标和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不能实现司法公正的司法改革是没有价值的。公正与法律具有天然的联系,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罗马法学家凯尔斯就把法律定义为公正的艺术。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公正具有一张海神般的脸,变幻无常,并且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P24)马克思认为,公正是一种观念形态,这些观念要受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并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2](P354)。因此,公正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历史时期内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涵。由于个体的差异和时代的变迁,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不是一成不变的,司法公正也不会、更不应该是一套简单的、唯一的、静止不变的结论和指标。但是,作为评价某种行为的标准,公正仍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具有强烈的历史发展延续性,尤其在诉讼中,司法公正被看作是实现诉讼目的,合理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权益的一种重要保障。

(一)司法公正的个体性。司法公正为个别性公正,它依程序参加者的尺度衡量司法活动,表现出每一程序参加者的特殊性、个性。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官,任何一个程序参加者其价值认知往往不同甚至常常互相对立。对于同一民事诉讼活动,不仅利益对立的当事人之间会作出不同的评价,而且地位中立的法官也会作出不同于当事人各方的价值评价。在现代社会中,程序参加者作为活生生的个人,其自身结构和规定性都产生对民事诉讼的需要,都可能产生公正与否的评价,正是由于社会主体法律认识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主观期望与司法结果之间反差程度的影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公正观是很正常的。对当事人来说,民事诉讼程序既要保障其充分的参与机会,尊重他的意志和人格,又要有效地发现真实,确实维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若当事人所关注的某一需要未得到满足,自然会认为司法不公正。比如,法院基于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决定对某一民事纠纷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但是当事人为获得正当程序保障,希望运用民事普通程序审理。如果当事人的要求未获得法院认可,则当事人将来即使胜诉,也不会就此认为法院的行为是公正的。在法院看来很公正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呢?原因在于,该当事人特别关注程序公正,他只相信看得见的正义;即使在正当程序中败诉,他也会心服口服。

(二)司法公正的历史性。既然司法公正具有丰富的个体性,那么它必然随着司法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时间上的过渡或变迁。随着时间的变化,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也会不同。例如,古代社会采用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等显示神意的神判法解决争讼。神意本身是虚构的抽象物,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公正的象征,因此,古代式的诉讼往往表现出超越人类意志控制而听凭命运安排的假象,它可以转化为程序参加者的内在强制力,使程序参加者跪拜在神的脚下。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古代的神判法是十分愚昧的、非科学的。古代很多国家采用的多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的惩罚方法。但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态复仇则被认为是一种野蛮的刑罚。即便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司法公正的观念也是不同的。如一个国家对某一行为是否认定为犯罪,在不同发展阶段就不同。例如,在我国对过去认为是投机倒把的某些行为,现在认为是合法的,甚至是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过去定罪错了、裁判不公,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定罪判刑应以行为时生效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相对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法律规定,定罪处罚是正确的,也是公正的。另外,不同的法文化背景下,司法公正观也是不相同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文化背景不同,英美社会的法文化以法律形式合理性为特征,强调程序公正论,司法机关只要严格按照诉讼法律规范处理案件,就是实现了司法公正。而大陆法系国家强调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最终结果公正,而对程序公正缺乏应有的重视。

二、司法公正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

任何对实体公正的寻求都不得有违程序公正。也就是说,法治意义下的司法公正只能是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最大限度的实体公正。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司法公正的体现在于诉讼过程而非诉讼结果的原因所在。长期以来,中国有着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诉讼程序的设计方面就存在着立法技术欠缺、程序保障不足的问题,法律程序向来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规则,司法审判也一直存在着走过场和流于形式的问题。社会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标准,往往也是以诉讼的最终结果实体结果的公正与否为主要标准。但结果的公正是裁判活动应有的要求,也是诉讼当事人的期望所在[3](P17),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标准是评价司法公正与否的唯一标准。对程序公正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是程序公正对实体公正所具有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此为程序公正的工具性价值;二是程序公正对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和诉讼权利的一体保护,此为程序公正的目的性价值。以刑事诉讼为例,从社会经验的角度来看,国家专门机构一旦发现犯罪发生,就要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以使犯罪受到准确及时的惩处,从而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在这里先有犯罪行为,然后才有刑事诉讼活动。刑事诉讼不过是为实现国家惩治犯罪的目标而服务的。它只具有工具或手段的价值。而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看,前面提及的犯罪不过是一种经验上或社会层面上的犯罪,而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则是国家对公民实施的某一行为的权威性法律评价。因此,先有刑事诉讼活动,然后才有犯罪的认定。未经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未经法院作出的生效的司法裁判,任何人都不得被认定为罪犯。在这一意义上,刑事诉讼就对裁判结论具有独立自主的决定权,从而具有完全独立于刑法的内在价值,即目的性价值。程序公正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有机统一便构成了程序公正的完整内涵。首先,对程序公正的追求不能背离它为实体公正服务的原初目的,能否最大限度地确保和实现实体公正应当成为评价程序公正与否的基本标准;其次,应当重视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不能将程序公正完全工具化,任何对实体公正的寻求都不得以对当事人的人格尊严、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的牺牲为代价,对这些价值的保护应当成为衡量程序公正与否的基本标准。但陈光中教授认为,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即程序法的工具作用价值,这是程序法的首要价值和第一价值。如果诉讼法没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似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感;再次,程序公正只能在保障和实现自身独立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成为实体公正的工具性价值,即只能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和框架内力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公正,而不能以追求、保障实体公正为借口违反司法程序、牺牲程序公正。在司法实践中,从实体公正出发,侧重于处理结果公正的诉讼程序,通常会对裁判正确与否给以较多的关注,相应地,对生效判决的救济手段总是唯恐太少,而对程序上的瑕疵则比较宽容,只要这种瑕疵看起来不至于影响到审判结果,一般不予纠正;同时,关于诉讼运作规程的规定也常常缺乏刚性,有关诉讼主体即使不遵守诉讼程序,也没有效的诉讼措施予以制裁。而以程序公正为出发点即着眼于过程公正的诉讼程序则更多地注重程序的自治和程序的稳定性。强调只要程序本身被遵守,实体的处理结果就应当被认为是公正的;其特点是程序刚性,诉讼主体如果违反法律关于诉讼规程的强制性规定,就会导致对其不利的后果发生。在这里程序公正被作为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使实体公正成为程序公正下的实体公正。但是,在现实情况中,程序公正并不能被视为一种可以完全决定裁判结果的绝对因素,因为有些案件并不是只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程序,就可以避免出错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正当程序的存在还会制约实体公正的求得。从社会主体的主观评价看,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体对司法主体将法律平等地适用于相同的行为而得出相同结果的一种满意程序,即如果依照法律相同的行为产生出相同的结果,人们就会满意而感到司法的公正性,反之则会感到司法的不公正。由于人们往往将司法判决结果的公正即实体公正作为衡量是否公正的主要标准,所以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与司法行为中存在重实体公正而轻视程序公正。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评价主体法律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主观期望与司法结果之间反差程度的影响,相同的结果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公正感。所以以结果公正为出发点的实体公正却是人们主观最难评价与衡量的。这样程序公正对于司法公正的界定与维护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程序公正是由司法能力的有限性决定的

程序公正范文篇4

一、什么是会计的程序公正

在讨论什么是会计的程序公正之前，有必要了解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和公平。从早期农民起义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到后来资本主义启蒙时代所倡导的“天赋人权”的思想，以及当代学者罗尔斯所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都把正义和公平视为社会的首要价值。如果没有社会正义和公平，人们就会感到自己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在预期应当获得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势必通过行为的短期化来追逐短期利益的实现，以致整个社会处于更加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在人类历史上，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曾经经历了包括血亲复仇、部落械斗等极端的暴力灾难。很显然，使用极端的暴力方式即使实现了社会正义和公平，其代价也是十分昂贵的。到了近代，特别是进入公民社会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要实现实体上的正义和公平，应当通过程序公正来实现。在已经确立法治秩序的现代公民社会里，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正义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按照公平理论的划分标准，公平可以分为结果（实体）公平和过程（程序）公平。结果公平理论认为，只要结果体现了人们应享有的权利得到了平等保护、应履行的义务得到了公平执行，那么其结果就是正义和公平的，因而它是可以接受的，而不管产生这种结果的程序如何。另外，该理论还认为，程序是不重要的，程序只是为结果服务的手段或工具。与此相反，程序公平理论强调的是程序公正，而不注重结果本身是否公正。因为结果总是一定程序的结果，所以只要保证程序公正，其结果自然就是公正的，是可以接受的。

实体是与程序相对应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实体一般是指关于事物的性质、属性等层面的规定性，即质的规定性。相对于实体而言，程序是指关于事物的外在特征属性层面的规定性，即量的规定性。二者是质与量的关系。如立法权力（实体）和议事规则（程序）之间、会计结果和会计过程之间的关系都是实体和程序关系的体现。关于实体和程序理念在法学领域不仅应用得相当普遍，而且相当成功。在法学上就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之分。日本法律学者谷口安平曾指出：“法一般被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实体法从常识来讲就是以‘应当如此’的法律关系内容，提示什么是实体正义的规范；与此相对，程序法则被理解为如何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手段性规范。”

在经济学领域，西蒙教授提出“有限理性”理论，将人的理性进一步区分为程序理性与实体理性。即程序理性强调的是过程理性，而不注重结果理性；而实体理性则强调结果符合某种价值标准，而不在意产生这一结果的过程本身。在会计学领域，会计学家伊尻雄治不仅区分了会计过程和会计结果，而且特别强调“会计的过程同它的结果一样重要”。谢德仁认为，程序理念在会计领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当人们就会计规则制定权进行谈判并作出合约安排时，人们实际关注的是，这一安排是遵循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作出的，这是程序理性的思想。”并预言：“在世界各国不断改善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进程中，对结果理性的诉求会推动程序理性的演进，而程序理性的改进则会有助于结果理性的实现。也许，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将来能奠基在‘程序理性为主，结果理性为辅，两者相互促进’的观念之上。”谢德仁还认为：“根据程序理性观，会计强调的是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等行为程序（尤指包含于程序之中的方法）之理性。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并不体现在它自身是多么‘真实’，而在于它是否依照该国公认的会计规则及其合约制定权安排进行加工处理，若是，那就是‘真实’的。”阎达五、李勇认为：“在人是‘有限理性’的前提下，我们应当侧重程序理性，加强对行为过程的考核‘控制’，只要程序合理、过程规范，结果理性自是程序理性的必然结果，而不应刻意追求结果理性、倒置本末。”裘宗舜、韩洪灵等人认为，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当遵循允当程序。英、美国家在会计准则制定中所采纳的一套完整、严格、充分、稳定的程序正是程序公平理念的典型体现，是对程序公平的法律惯例的移植，程序公平理论就是会计准则制定中使用允当程序的理论基础。

那么，设置和运用什么样的“程序”，得到的结果才算是公正的？或者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程序才是公正的？当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实体公正而牺牲程序公正，这就是所谓的“重实体轻程序”；而宁愿牺牲实体公正，也要坚持程序公正，这就是程序公正的理念。笔者之所以接受程序公正的理念，是因为程序公正的标准比较确定，比较绝对，也比较容易遵循；而实体公正追求的是结果公正，是不确定、相对的。显然，程序具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立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程序公正具有优先于实体公正的价值，所以选择和应用什么样的“程序”就至关重要了。尽管公众对会计造假的不满是由会计结果的不公正所致，但是会计结果的公正与否是难以衡量和评价的，因此对会计结果公正的判定就只能借助会计程序公正的评判标准。只要所采用的会计程序公正，即相同的会计事项运用相同的会计程序，就会得出相同的会计结果。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感到会计结果是公正的。

二、会计的程序公正如何实现

笔者认为，为了保证会计程序公正的实现，在会计领域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树立程序至上、价值中立、积极地不作为以及创建与应用程序会计的观念。

1.程序至上。要树立程序至上的观念，就必须首先回答，程序究竟有没有价值？程序的价值到底表现在哪里？特别是程序有没有独立于实体的价值？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不妨借用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罗尔斯在他的心血之作——《正义论》中对程序的价值所作的论述。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纯粹的程序正义，是指在程序之外没有独立的实体公正标准。如，在程序之外不存在判定结果公正的独立标准，只要的程序是公正的，就认为其结果肯定是公正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程序公正决定实体公正。人们之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乐意采用“抓阄”方式作出某种决定，就包含着借助程序公正来实现结果公正的朴素正义观念。第二种是完全的程序正义，是指在程序之外还存在着独立的实体公正标准，但需要通过设置一种公正的程序来保证实现实体的公正。如切蛋糕就是通过设置“切蛋糕者后拿蛋糕”这样一个公正的程序，而不能借助精确计量切等量蛋糕这种实际中达不到的实体公正标准。第三种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是指在程序之外还存在着实体公正标准，但是无论设置什么样的程序都不能完全实现实体公正。如刑事审判，尽管存在着实体公正标准，同样也有程序公正标准，但是无论设置什么样的程序，也不可能保证每个案件都能得到实体公正的判决，因为即使严格遵循程序也可能办错案。尽管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罪犯存在着绝对的标准，但是除了无所不能的上帝之外，谁也无法得到满足绝对标准的认识手段，因此在实际中采取的就是与切蛋糕并无实质不同的妥协办法，即只要程序公正，结果就自然公正。因此，在不完全的程序正义中，程序依然具有其独立的价值。

另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审判实践中都采用“三审终审”方式，而三审往往只是法律审，即只审查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在程序上是否正当，不再审查案件事实。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程序的独立价值日益凸显，独立董事陆家豪的诉讼案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01年9月27日，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郑百文因发行及编造虚假会计信息问题作出处罚决定：对董事长李福乾、副董事长卢一德分别处以30万元和20万元罚款，对陆家豪等10名董事处以10万元罚款。陆家豪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和终审法院均以诉讼超过法定时限为由驳回了陆家豪的诉讼。在陆家豪的诉讼案件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没有对该案件作出实体意义上的判决，而是以程序不合法为由作出驳回当事人诉讼的判决。

就会计领域而言，会计假设就是人们为实现会计程序化，降低价值判断标准所作出努力的一部分。从四项基本假设来看，会计主体假设确定了企业主体是唯一的会计主体判断标准，从而解决了企业和业主不分的问题；持续经营假设确定了企业将继续经营下去的判断标准，从而解决了企业经营不确定的问题；会计分期假设确定了企业统一的会计报告期限判断标准，从而解决了多个会计分期单位引起的混乱问题（尽管有不同的会计期间，但以年度为会计期间的单位已经成为主流）；货币计量假设确定了企业在多种计量单位中选择货币作为计价标准，从而解决了在会计领域使用其他计量单位的问题。当然，权责发生制、实现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等的制定和应用都试图减少人为判断引起的混乱（尽管会计准则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这一点，仍存在着矛盾）。

程序会计追求会计过程的公正，只要严格构建并遵循预置的会计程序就能达到会计公正的结果。会计程序是产生会计结果的过程，会计结果是会计程序产生的结果。会计程序公正是会计结果公正的起点，会计结果公正是会计程序公正的产物。因此，只有实现了会计程序公正，才能尽量减少实际工作中会计标准的模糊性、可选择性以及主观人为的不确定性给财务报告结果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从而增强会计工作的客观性和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不可否认，追求会计程序公正，在会计法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过程中已经有所体现。

2.价值中立。价值中立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价值中立不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完全将价值排斥在外，但他相信在研究过程中，经验事实与价值判断是可以区分的，即价值中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会计作为货币价值评价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把握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意义，即就价值客体对于价值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进行评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货币价值评价系统中的评价者不一定是价值主体本身，该评价者所判定的也不一定是价值客体对自己是否有价值，即评价者是价值关系中的第三者，应当代表价值主体来判断价值客体对于价值主体的价值及其大小。例如，目前实施的由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规则》就隐含着货币价值评价系统提供的信息及结果是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预设，即货币价值评价系统提供的评价信息是公正、真实和客观的。可见，价值中立是会计公正的核心，作为货币价值评价系统的会计必须遵循价值中立原则。

3.积极地不作为。从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都不难看出，政府将从万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同理，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万能的会计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与其披露不正确甚至错误的信息，还不如不披露信息。目前，会计还无法对会计主体的经营活动做到真实把握和反映，对有些会计事项特别是会计新领域内的会计事项，如常勋先生指出的会计所面临的四大难题（金融工具会计、企业合并和合并财务报表、外币交易和外币报表的折算、物价变动与财务报告），以及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公允价值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现行会计理论和方法还无力解释或解释不清楚。因此对这些不确定或难以确定的问题，在会计实践中应当积极地不作为，即除非必要，尽可能地少确认、少计量、少记录、少报告，甚至不确认、不计量、不记录、不报告。因为就作为货币价值评价系统的会计而言，对企业整体价值的评价要比对企业单项资产的评价（尽管是精确的评价）更有意义。

程序公正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人权保障刑法宪法修正案

一、我国人权保障的立法现状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六十多年前，《世界人权宣言》中“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为联合国大会所通过；1993年6月25日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纲领》再次重申，《世界人权宣言》是“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所争取实现的共同标准”。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l0月和1998年10月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强决心意味着中国也同样重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反对～切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

我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一系列权利，。这些规定为刑事司法领域保障公民人权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2004年，“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立法正在与国际接轨，对人权保障的认识正在进一步深化。

二、我国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刑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权利保障，同时也包括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依法保障。近年来，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两大问题：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刑讯逼供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大顽疾，虽然我国已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仁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但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的取证行为，在实践中仍然屡屡发生。其不仅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破坏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威胁着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存在有罪推定的错误思维模式。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认可了无罪推定，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全面贯彻，部分侦查人员在意识层面，已经形成了有罪推定的固定思维模式。有的办案人员错误的将自己推测的事实作为案件客观事实本身，认为办案过程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从结论到证据的过程。在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的引导下，当办案人员找不到能够印证自己结论的证据时，往往采用刑讯逼供手段。

二是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在我国以往的法治进程中，程序法往往处于实体法的附庸地位，程序法的公正和人权保障价值一直被忽视，一旦程序与实体发生冲突，追求事实真相往往成为司法者最终的选择。在办案过程中，因侦查人员个人水平、素质的差异，很难找到有力证据的办案人员因为破案心切，自然把重点放在了嫌疑人身上。因此，为了查明案件的真相，个别侦查人员往往不惜放弃程序法律原则，对犯罪嫌疑人施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从其口中挖出案件的“事实真相”，至于程序的合法性很容易被抛在一边。

三是相关立法制度还不是很健全。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嫌疑人在受讯问时不享有沉默权，且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造成口供成为办案人员非常重视的证据之一，口供的取得使侦查方向和目标变得“清晰”，成为案件告破的“捷径”。对于遭受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完全处于消极诉讼的位置，难以对抗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虽然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提起诉讼和控告，但嫌疑人难以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所遭受的侵害，加之律师在侦查阶段并没有为嫌疑人辩护的权利，并且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还可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种种“刁难”，也使得犯罪嫌疑人遭受刑讯逼供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帮助。

(二)滥用强制措施

强制措施，是司法机关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人权保障观念淡薄，出现了滥用职权、非法使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的问题。笔者认为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规定的时问不能满足案件侦破的需要。拘传最长不得超过l2小时，经过延长的留置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8小时，嫌疑人在此时间段还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时期，完全有可能处于沉默的状态，或者故意拖延时间，也极有可能提供的真实情况不是办案人员想要的资料。侦查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得不到“有价值”的证据资料，但又不甘心就此作出结论，于是变换方式的采用不同的强制措施，以“遵守”程序的规定。

二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存在的很多疑问或猜测，会因为办案人员思维方式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产生不同的看法。一种经常存在的看法就是“你没有问题怎么会被抓进来?”，还有的认为按照合理的推断或假设，“案件就应该是这样的”，虽然一种强制措施的时间已经用尽，在案件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不断更换强制措施手段、超期羁押、不合规定的羁押现象也就产生了。

三是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一说到机制，往往流于发文要求，开会强调，没能将监督机制运用于事前要求，事中介入，事后监督之中，“关口”没能有效前移。在实际办理案件过程中，嫌疑人很难取得自己权利被侵犯的有力证据，有些司法人员在违反程序操作后能够在法律文书或字面上做得“无可挑剔”，就目前的监督机制可能使过程中的违规和结果上的合法得以并存。

三、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建议

随着法治建设不断发展完善和人权观念的不断深入，我国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不足也亟待完善。笔者认为，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注重程序公正，发挥程序法对人权保障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作为刑法的程序法，在人权保障、维护司法公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对加强司法进程中的人权保障具有极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立法机关应当改革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增强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切实维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司法监督力度

进一步推动司法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建设。要规范和完善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司法监督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要细化程序，提高可操作性，增强全社会依法监督意识，以社会的力量对权力进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三)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贯彻人权保障观念

司法人员的素质直接涉及到案件的公正和效率，也影响着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司法机关应当定期组织系统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培训，定期进行考核，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及时了解法律的新动态，更深刻的领会人权保障的内涵和意义。

(四)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入理解人权保障的含义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中，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据，我们要将宪法运用到实践中去，作到有法必依。刑事法律的价值构造应当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与国际公约接轨，加重人权保障在立法中的地位。

程序公正范文篇6

确保程序公正是我国司法界近几年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研究最多、感受最深的一个话题。在司法工作中落实程序公正的理念和法律规定。程序公正的法律概念在西方被称为正当法律程序。曾担任英国上诉法院院长的丹宁在《法律的政治程序》一书的前言部分有一段精彩的表述：“我所说的经‘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我所说的正当程序也和麦迪逊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它已被一七九一年第五条修正案所确认，即”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简单归纳一下，正当法律程序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启始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完善于美国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二战之后，世界许多国家宪法都规定和体现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我国现行宪法中是否存在一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以及如何理解这个原则所涵盖的内容？如果仅从宪法的文句表述看，的确缺少系统全面地表达正当法律程序的立法条款，但这并不能否认存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而且是我国宪法先进性和人民性的表现。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总概括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确认和保护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宪法》第五条从相对应面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正式提出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正式确认了这一原则，而且是在这一原则之下派生出司法公平与正义，产生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和宪政原则。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宪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具有更加真实、科学的内容：首先，我国的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真实体现，立法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在宪法和部门法产生的过程中有严格的程序保障，人民有充分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渠道和机会；其次，严谨的法律体系，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完备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尤其严格而系统的程序保障立法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司法平台；最后，依法治国原则的确定为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保护条款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重要内容

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等等。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权保护原则，与世界各国宪政史上所创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一致的，这也是我国宪法中体现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重要内容。美国宪法中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其最初的含义也仅指的是一个程序性原则，即在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被剥夺之前必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且也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不涉及立法机关法案的实体内容。但在这一原则的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和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样两个概念。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听审的权利”，也就是说，合理的告知、获得庭审的机会、提出主张、进行抗辩等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素。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要求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剥夺了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我们认为，前者是程序法的范畴，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中低层次的内容，是这一宪法原则发展初期所涵盖的范围；后者主要是实体法意义上的范畴，尽管“违宪审查权”的行使有程序性规定，但不影响它成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中高层次的内容，是这一宪法原则不断发展后的产物。这两个方面完整地组合准确地体现了西方国家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全部内容。对我国宪法的立法条款进行比较分析，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主要体现在宪法中，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法律条款主要体现在宪法体系下的部门法中，尤其是三大程序法以及相配套的法规中。

三、我国三大诉讼立法及配套法规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是在现行宪法的总原则下产生的部门法，其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款的内在联系都是很完整和协调的；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等配套法律法规更是部门法助有机构成部分。特别是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加表明我国把建立一套完备的正当法律程序作为宪政建设的明确立场。在宪法学理论的研究中把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构成要件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程序的合法性，具体包括程序设定的法定性和程序运行的适法性，前者是指设计的程序必须通过法律规则加以明确，后者是指法律程序具有既定力和拘束力，程序的参与者（如法官或当事人）必须严格执行规则；二是主体的平等性，没有平等的主体就不会有程序的正当；三是程序的公开性，用目前司法界常讲的一句话来解释就是“程序的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用英国的一句法律格言表述就是“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四是决策的自治性，这是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公法中的体现；五是结果的合理性，它是正当法律程序的逻辑性结论。从理论上讲，只要程序要件满足而且被严格遵守，结果必定是合理的，因为大家同意了程序，也就已经接受了最后结果；从司法实践中看，只要程序严格，证据展示在法庭之上，程序参加者充分行使了程序权利并遵守程序义务，裁判结果就应是公正而合理的。以这五点“要件”作为“对照点”审视我国现行的程序法，程序主体平等的原则及保障条款、行政执法和司法的公开性、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的司法保障、法院审级的规定和司法终局的效力等，都以不同的侧面体现了正当司法程序这一宪法原则。

四、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是正当法律程序得以实施的保障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程序公正范文篇7

长期以来，由于法治观念的淡漠，行政时效的紧迫、行政事务的繁杂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往往只强调实体的合法、合理，而对必要、正当的行政程序却注重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反过来对行政行为的结果也产生了诸多不利的负面效应。在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公正执法不仅要注重实体，更要注重程序，正当必要的程序是区别撊酥螖与摲ㄖ螖的重要标志。从本职工作出发，我认为在当前统计行政管理工作中注重行政程序的建立和健全工作，势在必行。

1对统计行政行为要有正确的认识。

何谓统计行政行为？简言之，就是统计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所作出的影响到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具体化地说统计行政行为包括统计调查项目审批行为、统计调查行为、统计资料公布行为、统计确认行为（包括统计资料的认定、统计行政登记等）、统计行政许可行为（包括发放统计上岗资格证等）、统计行政处罚行为，等等。一般而言，政府统计行政机关业务处室所涉及到的行为只要与相对人发生关系的，都是统计行政行为，都要受统计法的调整和规范，都要依法行政，而不仅仅是统计行政处罚行为。只要统计行政行为不当，影响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作出该项统计行政行为的统计行政机关就有可能当被告。譬如讲，统计局向某基层单位布置了一张调查表，这就是统计行政行为，基层单位认为这项调查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统计局就是被告，就有出示作出这项调查的依据和具体审批程序等证据的义务。没有合法、合理的依据，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这项统计行政行为。如果因为调查给基层单位造成损害（人力、物力等），作出这项调查决定的统计行政主管部门还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进行国家赔偿，并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追偿。

2为何要强调统计行政程序的建设

在作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时，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减少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克服撊酥螖的现象，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在统计行政法律关系中，统计行政机关作为统计行政主体，处于领导的地位，而相对人（统计调查对象等）则处于服从的地位。统计部门随意制发一张调查表就有可能给相对人带来较大的工作量，增加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开支，特别是不科学的统计指标更给填报带来极大的困难，而这些数字汇总上来后，领导也不见得就是很需要，甚至于统计部门通过现有的资料进行必要的加工也可以获得。因此，这种在统计工作中的撊酥螖现象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控制。即任何统计调查都必须要进行立项论证，确定有无必要进行专门调查，若确有必要进行调查，还要对调查表进行审查，弄清指标的设置有无必要，指标设置是否科学，调查时间是否合理，调查经费有无保障，等等。在此基础上由有关领导进行签发，在统计调查前还要进行公告等。

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增强统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

在日常的统计行政管理工作中，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对一系列的统计行政行为的程序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都是必须要认真贯彻执行的，不履行这些程序上的义务，也就是违法。从另一方面来讲，讲究一定的程序，可使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是由于在一个良好的程序中，必然有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予对行政行为论证这个环节，有的还要进行必要的听证环节，重要的事项还要通过有关的办公会议集体讨论拍板，经过这样的层层把关，统计行政行为的质量，也必然得到极大的提高。如在统计报送期限的问题上，过去不经过论证，给基层单位的上报期限规定得太紧，以至于到了基层必须25日前就要报整个月的数字，这样质量是难以保证的。如果在制定这样的决策前听取相对人的听意见，也不至于作出这样不近人情的行政行为来。由于时间紧，基层就采取统计加估计的办法来报数，不仅影响了统计数字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弱化了统计法制观念，为弄虚作假提供了温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统计数字上的不实事求是的现象，与调查组织者对待搜集资料的不实事求是的行为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作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中，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加强统计执法，明确统计行政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从统计行政管理领域上来讲，在统计行政权（公权力）与统计调查对象的私权利之间存在着一个平衡点。这种平衡，我认为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除了要对统计行政管理权进行控制以外，在统计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要加强对统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执法检查。由于统计行政行为未经过一定的程序造成相应的手续不完备，给监督检查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如在组织年定报统计工作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统计行政行为，首先必须要以统计行政机关的名义下发一个开展统计年定报工作的通知，明确开展统计调查依据、目的、意义、统计行政主体、统计调查对象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统计法律责任。最主要的是要对每张表要列出具体的表名、表号、填报单位、上报日期、上报给谁（受表单位），等等。如果上报日期推迟和提前都必须要有相应的正式书面通知。其次，开展年定报的通知和有关的统计指标解释，要采取适当的形式送达到统计调查对象手中，并留有送达的依据，如采取开年定会的形式进行工作布置的，则必须留存会议签到单，以便于查阅。对于一次性重大调查要在有关报刊上进行调查前的公告等等。通过上述程序，便于明确统计法律责任，有利于统计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

3对统计行政程序的探讨

统计行政行为是统计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这个表示一经作出就具有公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法律效力。

4统计行政行为意思的形成程序

我认为行政行为的意思可分为贯彻性意思、创设性意思两大类。在这两大类中有不同的特点：

贯彻性意思的形成。所谓贯彻性意思是指统计行政机关为贯彻上级统计部门有关统计工作的总体布置所要进行的具体统计行政行为的意思。如开展全市年定报工作就是贯彻全国、全省统一部署进行的。在这类意思的形成中，要吃透上级的文件精神，在满足上级要求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具体化。重点就是要明确本地基层单位如何上报、以及上报的时间、地域、对象等各种要求。一般由统计行政机关部门草拟文件，并对基层上报时间、上报方式进行合理论证后，由分管局长签发即可。

创设性的意思的形成。所谓创设性意思又可分为自身创设性意思、他人创设性意思两种。自身创设性意思，即根据当地党政领导的要求或根据实际工作开展的需要所要作出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意思。这是要重点控制的。

首先，开展这项统计行政行为要合法、合理，不能违反法律。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程序上要遵循撋昵肓⑾顢、撎致蹟（听证、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摪旃嵫芯浚ɑ蚴壮づ陌澹、撉┓等基本过程。

申请立项。这是一般重大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必经程序。立项必须要有立项的依据（法律依据）和实际的需求。一般还需要有可行性研究的报告。

讨论。这里的讨论指对立项需求（申请）的可行性问题的讨论。一般由一个参谋性（辅助性）的机构（组织）来实施。这个机构（组织）要吸收相关的专家或有关方面代表（最好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重大的涉及到相对人切身利益的应进行公开的听证。一般的也可沿用传统的召开座谈会、放发征求意见稿等形式。重点讨论项目需求（申请）的必要性、可行性的论证科学性等内容，然后对实施内容、形式等要素进行讨论和优选，形成一个意见报决策层会议或交由首长拍板。在上述过程中，要注意听证与召开座谈会的区别。首先，听证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靠众多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具有严格的法律规则和意义，它不是泛泛的道德要求，也不是简单的工作作风，而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工作规则，一旦违反这些原则和规则，将影响某项决策或行政决定的效力。其次，听证的核心在于撎龜和撝两方面。所谓撎龜就是撎，如果只听摬蝗，或撎龜而不撊，则起不到撎的作用。所谓撝是指决策部门的决定必须建立在利害相关人提供的证据事实基础上，允许利害相关人就对方提供的证据加以质证、辩驳。换言之，决策部门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兼听各方意见，而且每次决策必须是建立在相关证据基础之上，特别是建立在有力证据基础上的意见。

5办公会研究或首长拍板

对于重大的一般要经过办公会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表决。在表决程序上应规定不得投弃权票，即要么反对，要么赞成。各人表决情况记录在会议纪要中，这虽是集体决定，若出了问题，凡投赞成票的，要承担责任，投反对票的不负责任。但同时要建立一个约束机制，凡三次投反对票而该项行政行为却分别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领导集体成员，要受到相应的处分，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认定行政行为对与错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要坚持撊鲇欣跀的标准，具体可采用民意测验、跟踪调查、综合评价等方法来论证。

对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的决策可在经过必要的程序后，依据领导分工由行政首长拍板决定。

上述贯彻性意思和创设性意思是相对的，有些创设性意思经过决定后，对于具体的部门（如专业处）来说又变成了贯彻性意思。有些贯彻性意思，为了贴近各地实际情况需要进行适当补充或修正又具有创设性意思了。

而他人创设性意思，即他人为贯彻党政领导的需要或自身需要就统计方面的工作，向统计部门提出的利用统计行政权的申请的意思。如市机械局为了调查全市机械工业的情况，向统计部门提出要开展统计调查的创设性意思，若经统计部门依法审核同意就具有法定效力。属于部门统计调查，就受到统计法的保护。其具体的程序同自身创设性意思的程序。

统计行政行为的签发和公告的程序

统计行为一经确定下来，要经行政首长的签发，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使有关相对人知晓。其送达方式同法律文书的送达方式。有委托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送达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对不特定的相对人作出统计行政行为时，可在一定范围内采取在报纸上公告的方式。这里的撘欢ǚ段要与统计行政行为的实施范围相一致。如要在南京市开展全市范围的居民出行情况的调查，可在《南京日报》等全市性的报纸上进行调查公告。

6统计行政程序实施中的在关问题

程序与效力的问题

行政活动有其多、杂、变化快等诸多特点，讲究一定的程序就必然要经历一定的过程，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行政效力总是与一定的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必然要影响行政效力。为了解决这一对矛盾，在作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时，有必要把统计行政行为区分为重要的统计行政行为和一般的统计行政行为。对于重要的统计行政行为毫无疑问必然要严格适用上述的程序。面对于一般的行政行为，要有限度地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可将立项申请、讨论、办公会审议等过程有选择地压缩适用，但作为行政首长的签发是必经的程序，不可忽略。

对于时间紧迫的重大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决策，在一定条件下也可适用简易程序，但必须是十分慎重，且不宜多搞。

统计行政程序必须公示。

为对统计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各项统计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采取公示的原则，使统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充分的了解，以避免摪迪洳僮鲾，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实践证明，公示的方法对于提高统计行政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7经过法定审批程序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客体要有法定的标志。

程序公正范文篇8

当前，关于执行工作的价值取向，理论界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执行工作应当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执行依据确定的债权”作为最终的目的。这一观点认为只有将法律文书的内容落到实处，权利人的权益才能得以保护，执行工作才有意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程序公正在先，债权实现列后”是执行工作的最终价值取向，这一观点认为没有公正的程序在先，债权实现只能成为空谈。仔细比较一下这两种观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观点争论实质就是过程和结果的争论。是结果更重要还是过程更要已成为执行工作价值取向最朴素哲学基础。那么，谁更重要，这就要从执行工作本身的特性来分析。我们知道，执行工作和审判工作一样，都是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因此，执行工作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社会救济手段，救济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以维护社会的平衡。既然是一种救济手段，它就不是万能的，这就好象医生，不论医术有多精，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执行中，债权人的债权能否最终实现，取决于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关于履行能力，理论界认为可分有履行能力、相对有履行能力和绝对无履行能力之分。如果是前两者，债权人的债权也许可以实现，当然有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如果被执行人绝对没有履行能力，那么法院的执行工作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债权人通过司法救济程序所得到的只能是对其债权法律上的认可，而无任何实质意义上的补偿。可见，执行工作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债权还是没有实现债权最终取决于被执行人的客观履行情况而不是执行工作的本身，这种客观情况到底如何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险。风险无处不在，市场经济中更是如此，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只能是债权人本身而不是法院。打一个很普通的比方，你将钱借给他人的一刹那，你就应该意识到你有可能得不到偿还，如果最终因为债务无力履行而执行不能，你不能归责于法院的执行工作，只能自己承担这份损失。既然执行工作的结果不是执行工作所能决定的，那么，结果的追求显然不能作为执行工作的价值取向，在二选一的情况下，执行程序的公正才是执行工作最终的价值取向。为什么会选择公正这个字眼，这是因为“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执行工作作为法院工作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可能有人会说，程序公正作为执行工作的价值取向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追求程序上的公正而放弃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一种走极端的想法。其实恰恰相反，我们追求执行程序的公正，正是最大程度上为保障债权人利益服务的。司法程序的设置，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形成，从法理学的角度讲，程序违法就是实体违法。执行程序公正公正是执行结果的保障和前提，没有公正的程序在先，债权人权益的实现更是一句空话。当然，程序公正同样不可能绝对的保证法律文书内容的最终实现，而这恰恰是执行工作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既然执行程序公正是执行工作的最终价值取向，那么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程序公正呢？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

（一）执行程序的独立性。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是法律权威的树立，而法律的权威是通过独立的司法来实现的。一方面，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执行权与审判权一样，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法官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遵循法定程序，依法行使执行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人民法院严格执法、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而在行政权力一贯强大的我国，司法的独立程序往往要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影响和左右。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司法独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一个处处受制约、受干扰的法院又如何保证案件得到公正执行，其结果只能使法律规定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发挥不出应有作用，法律尊严也就无存，司法公正也就无本；另一方面，执行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力，随着执行权所调整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客观上也要求执行程序不同于诉讼程序，即执行程序也应具有独立性，实现立法上的审执分离，以克服我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

（二）执行程序的合法性。根据法理学的基本原理，法治的基本原则就是程序公正，即程序合法、正当，这是人民法院追求司法公正的目标。程序违法即意味着实体违法。合法的程序是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全面体现司法公正的根本保证，否则，必然有损于法律的威严并导致公信度的降低。因此，执行程序的各个环节，如执行管辖、取证、合议、采取强制措施等，均应在制定独立的执行法律时以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条款加以明确，目前，我国有关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还很不完善，原则性、粗线条的规定较多，不便于操作。相信即将颁布的《强制执行法》又将成为执行工作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三）执行程序的公平性。无论是法的创制还是法的实施，都要求程序的合理、公平，通过公平、合理、完善的程序规定，确保司法公正，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执行实践中，它要求我们在执行管辖上，既不得受理无管辖权的案件，也不得拒绝受理有管辖权的案件，在审执结合上，既要坚持严格执法，又要坚持平等保护所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做到对当事人一视同仁，不偏袒任何一方，努力排除执行中的人为因素，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但对于当事人而言，无论人民法院是否严格依法执行，都可能有公正与不公正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对此，我们应在加强对当事人的思想、法律教育的同时，注重提高其对法律权威、人民法院独立执行权威的认识，讲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执行程序的公开性。程序公开是衡量司法民主程度的标尺，也是法治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一大难题。其原因应当说是多方面的，但传统的执行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行程序公开度不够，缺乏有效的监督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正如肖扬院长指出的，人民法院一定要增强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要求任何人都不得搞“暗箱操作”。故此，在执行工作中强调程序的公正和公开，强调阳光下的操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执行程序的高效性。公正与效率永远是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执行工作也不例外。公正的执行程序应当体现在公民能够很快的实现其权利，避免程序上的繁琐和极端形式主义倾向。同时，执行程序也应当及时终结，执行期限不可以遥遥无期，任何迟来的公正都可能构成不公正。因为在更多时候，合法权益的实现都带有极强的时效性。执行期限拖延对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会形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但是，每一项程序的设计，又都是为了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程序过程，充分行使其权利，都旨在限制和防止法官的恣意，这些程序对公正执行的实现又是必不可少的，减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增加司法的不公。因此，执行实践中，那种为了追求效率而不考虑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是错误的。真正意义上的执行高效性要求，应当是建立在正当程序基础上的对执行程序的适当、必要简化。可见执行工作的高效与正当程序性要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明确了执行程序公正的衡量标准，我们也就找到了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发现种种干扰、阻碍执行工作的因素。笔者认为，当前，执行工作面临的阻力主要可分为三大部分：

（一）执行工作的外部阻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这是阻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顺利开展的最主要原因，前面已说过，执行工作同样要求独立，不具有独立性的执行工作必然导致执行的不公。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对一些企业“挂牌保护”，尤其是一些涉府企业。法院一旦执行到这些企业，政府便会以种种理由干涉，设置种种障碍。由于财政和人事的不独立性，法院对政府的干涉往往显得无能为力。第二、社会法制观念淡薄，被执行人拿到法院的法律文书，并不是考虑如何积极履行法律义务，而是逃避执行，导致“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的“四难”被动局面。更有甚者，无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暴力抗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严重干扰了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执行工作的内部阻力。这些阻力是由于法院执行工作的本身不符合时展的要求造成的。表现为：第一、执行工作独任制带来的弊端。所谓执行独任制是指，在对具体案件的执行中，从审查执行法律文书的合法性到处理执行异议，再到实施强制执行，由特定的执行员一人经办到底。目前，全国绝大多数法院仍然采用这样的执行工作方式。这种执行运行机制弊端明显：1、执行权能不清晰，执行权力过于集中。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执行异议审查权集于独任执行员或执行合议庭一身，权力失衡，缺乏制约。2、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容易导致“执行乱”。由于权力的集中，执行员行使权力的随意性大，很容易导致“执行乱”的发生，如消极执行，使案件久拖不执；在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的情况下，将诉前和诉讼保全的财产擅自解封；对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不查不找，漫不经心；故意对执行财产提高评估价，造成执行不能的态势，损害债权人利益等等。3、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影响司法公正。独任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又给了执行员滥用权力，枉法执行的机会。“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暗箱操作，搞钱权交易，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司法公正。4、执行人员办案水平与权力行使不相适应，容易造成案件久拖不执，影响司法效率。执行人员业务素质高低不一，办案能力有强有弱。在执行中，往往出现业务水平低的执行人员办理疑难复杂的执行案件束手无策，无法正确行使执行权，影响执行案件的质量和效率。第二，执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当前，执行局的设立尚没有在全国法院普及，执行工作垂直管理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执行经费、执行设备还不能统一调配。在一些贫困地区，执行工作所需的物资还很紧缺，全国执行工作一盘棋的执行管理模式有待建立。第三、执行工作的理论研究有待加强。当前，执行工作的理论基础显得相对薄弱，有关执行工作的法律规定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真正意义上的强制执行法尚没有制定出来。这些法律规定多是粗线条，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弱。法律规定的粗线条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执行难”和“执行乱”的成因之一。

（三）执行工作面临的挑战。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游戏规则在我国也同样适用，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也为执行工作带来了挑战。表现为：第一，世贸组织的统一性原则，要求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现实中，法院在国家体制设置中的地位难以让执行工独立进行，官本位思想对执行工作的影响深远，执行人员素质低下，执行不公时有发生。第二，世贸组织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司法公开。现实中，地方经济保护，领导干部以权压法，执行人员暗箱操作仍然存在。第三，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要求会员国实行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现实中，我们提出为国有企业保驾护航会被用来指责我们歧视外国企业；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中止执行一些涉及特定企业的案件会被认为对所涉外国企业债权人或债务人的歧视；对一些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不执行可能要与非歧视原则相冲突。总之，入世以后，执行工作遇到的挑战同样是空前的。

面对新时期的困难和挑战，执行工作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要改变和克服当前存在的的“执行难”和“执行乱”状况，切实保障程序公正，使司法公正真正落到实处，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建立“三权分立”的执行工作模式。前面已经说过，执行独任制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端。因此，只有分散执行权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弊端。执行权力主要分为三种，一、执行命令权，即由主执法官依据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和生效法律文书，发出强制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命令，以及对妨碍执行者依法制裁的命令之权力。具体又可分为审查权、通知权、裁定权等权力。二、执行实施权，指助执法官按照主执法官发出的执行命令，具体实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权能。主要表现为查询、冻结、扣划、拍卖等一系列的执行措施。三、执行异议审查权，指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实体权利，由主执法官依法进行审查处理的权能。三种权力在实践运行中，主持法官行使执行命令权，通过审查法律文书，发出执行通知，依法裁定等工作为后面的实施工作做好准备。助执法官根据主持法官的执行命令行使执行实施权，采取一系列的执行措施。合议庭则行使执行异议审查权，对执行工作全程实行监控。三种权力在实践运行中形成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在执行机构的设置，也要依据“三权分立”原则设立，如执行局内部设立两庭一处（科），即执行一庭、执行二庭和综合管理处（科），将三种权力分别由不同的职能部门和不同的执行人员行使，从而在机构上为“三权分立”提供保障，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

（二）在全国形成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体制。各高级人民法院在本辖区内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统一领导的体制，对执行机构领导下管一级，非经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同意，下级法院执行机构的负责人不能任命，从而改变目前在执行中屈从地方党政机关或个人的非法干扰的情况，变为服从上级法院的领导和监督；要对执行经费专款专用，统一取得执行经费，购置设备，分配给各级法院使用，形成装备统一调动的自主权。对执行案件统一指挥，采取提级执行、指定执行、交叉执行、集中执行等新的执行格局，形成抵制和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强大合力。

（三）努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执法环境是复杂的，难以执行的案件在逐年增多。特别是人世以后，疑难的涉外案件也会增多。这就求执行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法律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和较强的解决问题、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因此，除选择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的人员担任执行法官外，还应加强对执行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把司法公正作为执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严肃执法，文明执法；狠抓法律知识和业务的培训，保证执行过程中能熟练掌握和果断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提高执行水平，讲究执行艺术。同时，要树立大局观念、群众观念，深入调查研究执行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即法律适用问题，主动争取社会各界支持、配合和监督，积极营造执行工作良好的社会环境。

程序公正范文篇9

如果把司法比作生产社会公正的产业，那么终审裁判便是最终的产品，而司法程序则是一条“司法正义生产线”，终审裁判的质量如何、司法效率的高低，既取决于操作者的素质，更取决于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和运作的规范性。那么现行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状况如何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组数据：2001年全国法院处理来信来访达9148816件，比当年受理案件总数还多444415件，其中申诉信访6442411件，涉及民事案件的信访又占半数以上；全国法院还受理民事审判监督案件82652件，改判和发回重审率为30.57%。[1]我们宿迁市中级法院地处江苏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下辖5个基层法院，在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我院自2001年以来的一年半时间，共处理来信来访3130件，其中，对生效民事裁判申诉和申请再审的593件，占信访总量的19%，投诉法官在办理民事案件中拖延审理、违法办案的有721件，占信访总量的23%。

现实情况表明，民事裁判的社会公信度较低，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挑战，居高不下的信访和申诉已成为困绕法院工作特别是民事审判工作的最突出、最艰巨的问题。为解决信访和申诉问题，全国四级法院都设立了审判监督庭和处理信访问题的专门机构，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使本已庞大的法官队伍进一步膨胀，并形成中国司法体制的独特现象。当前，随着国家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已溶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公平竞争、确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此背景下，对现行民事诉讼程序设计和运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改革办法，应成为理论界和司法界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二、民事诉讼程序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应该说，随着全国法院系统自80年代末开始的以审判方式改革为核心的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当事人举证责任、发挥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职责、强调公开审判等一系列改革内容的落实，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和效益性逐步增强。但是，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很多方面制约了改革的深化。同时由于程序公正的观念远未在审判人员头脑中扎根，在程序工具论的传统观念影响和日益突出的案件压力双重作用下，民事诉讼程序这条“正义生产线”的许多环节在运作中仍遭到省略和扭曲：

（一）基层法院片面追求审判效率，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越来越少，简易程序的适用早已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所规定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的范围，从我市基层法院的统计情况看，90%以上的民事案件都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简易程序在提高结案效率分方面确有实效，但是，由于程序简化，也带来当事人诉讼权利现实的空间受到压缩的后果。诉辩式庭审方式的推行和法官释明权行使的欠缺，使一些法律知识和文化水平双低的当事人在仓促之间可能难以采取有效的攻击防御行为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基层法庭为加快案件审理进度而诱导或剥夺被告答辩期限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二）一审民事案件缺席判决的比例大大增加，使裁判公正性打了折扣。当前，由于人口流动性很大，给法院送达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带来很大困难，开庭传票往往交他人代收或采取公告送达，并很少核实当事人不到庭的事由。这其中有不少作为被告的当事人并不知道案件开庭，甚至不知道被起诉。还有一些必须到庭的被告没有到庭的情况下，法院也缺席作出了判决，缺乏对话性的审判当然无法保证公正。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一起案件：刘女向某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因刘女丈夫张某外出打工，受理该案的基层人民法庭当天直接将起诉状副本与开庭传票送张某父亲签收，并向张某父亲调查了夫妻俩的感情状况，3日后庭审，因张某未能准时到庭，法庭根据刘女的陈述和张某父亲所作“打工以来二人感情不如从前”的证言，判决准予刘女与张某离婚。

（三）庭前准备阶段存在诸多影响公正与效率实现的弊端。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的不变期间，但实际操作过程却常常被违反。更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整理和固定焦点和开示证据的程序，造成了庭审程序的盲目性。因一审中没有充分行使攻击防御行为的当事人，往往等到败诉之后再请律师，收集证据，寄希望于上诉。然而上诉的手续都是由原来的审判庭办理的，一来不计入工作量考核，被视为额外负担，二来基于错案追究的压力，有些法官本就对上诉方心生不满，所以办理上诉手续拖延是常事，一、二个月算正常，有的甚至要超过半年，而这段期间是两级法院案件流程管理之外的空白地带。此外，除非上诉方索要，直到二审开庭法院也很少会主动将对方的答辩状送达，二审同样缺乏完善的庭前准备程序，双方当事人的所有举证和辩论都集中于庭审。

（四）二审大量采取书面审理，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公开于透明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国农村群众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极端贫乏，诉讼文书大多词不达意，甚至与其主观意愿大相径庭，诉讼程序的口头化对于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特别是对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有着重大意义。但现行诉讼法对何种情形下适用书面审理没有明晰的规定，上诉案件立案后，是开庭审还是书面审是个未知数，一切由合议庭（实际是主审法官）定夺。笔者在接待信访过程中遇到许多当事人，就是因为二审采取书面审理，造成其收集的证据不能在法庭出示、花高价聘请的律师未出庭替其辩论而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五）仓促的庭审过程限制了当事人意见的表达。近两年不少法院都制定了二审开庭率的指标，强调公开审判，民事二审案件书面审理的比重大幅度降低，但由于二审案件不论难易都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使审判力量无法合理分配，以致有的合议庭一天要安排2-3个案件的庭审。为了赶时间，庭审必须快节奏进行，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常常被法官不耐烦地打断，一些当事人常常因为不能充分发表质辩意见，以致在宣判后尚未拿到裁判文书就申请再审。

（六）作为程序结局的裁判文书制作也不能尽如人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裁判文书对部分案件事实或者重要情节没有表述相应证据；双方对案件事实存在有分歧的情况下，对确认的诉讼证据未进行分析认证；对涉及认证与否的案件，在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时，不讲理或讲理不充分以及对裁判适用法律的理由和依据阐释不足，等等。[2]这样的裁判，不仅很难让当事人从内心信服，其他人看后也会产生疑惑。

（七）法官对诉讼程序的操控权过大，特别是对证据的取舍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的决定，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胜败。所以当事人千方百计以非程序化、非法律的方式向主审法官施加影响。比如请吃、送礼、说情，还有的则是在审理过程中就向党委、人大及法院领导信访或向新闻媒介寻求舆论支持，以期引起各方对案件的关注。而且一审法官甚至有关业务庭庭长，为减少“错案”，提升“政绩”也会在案件上诉后到上级法院“公关”。

三、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缺失的制度原因。

众所周知，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法文化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82年才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民事诉讼程序法律制度。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由于我国诉讼制度起步较晚，而且受前苏联影响较深，民事诉讼制度是按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主导权的“职权主义”模式设计的，审理案件的公正标准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这里的“事实”是指客观真实，而“法律”则主要指实体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法院，都把诉讼程序视为实现实体目标的工具。民事裁判违反法定程序只有达到可能影响案件实体正确裁判的程度，才会被二审发回重审或提起再审。只要结果正确，哪怕产生结果的过程被省略和扭曲了也并不要紧。但是，民事诉讼涉及的只是当事人之间的私权争执，所以，西方国家历来重视诉讼程序，强调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主义是其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评价诉讼模式的优劣，首先就要看其是否能保障和体现程序公正。如果一项诉讼程序能够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裁判者处于中立地位，减少个人偏见，并将判决建立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乐意接受的基础上，那么依照该诉讼模式设计的民事诉讼程序就是公正的。[3]以此标准来考量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以发现它存在四大缺陷：

一是破坏了司法的被动性。法院有权追加当事人，有权直接启动案件再审，甚至可以作出不利于上诉方的裁判等等，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诉讼中不尊重当事人意志。由于偏离了中立者的位置，难免与当事人发生冲突和摩擦。《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样一来，一方面打破了双方当事人在收集证据能力上的平衡状态，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中立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法官对自己调取的证据先入为主，无法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冷静地评判证据。

二是破坏了司法的及时性。《民事诉讼法》没有对当事人举证期限作出规定，根据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的规定，当事人在二审和再审过程依然可以提供新的证据。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和法院的威信，甚至被一些当事人利用拖延诉讼，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此外，允许以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理由将案件发回重审，也增加了当事人诉累和司法成本，降低了审判效率。

三是破坏了司法的亲历性。案件审理的个性化特点，要求法官必须亲历案件的审判过程，亲自审查原始证据，亲耳听取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从而对案件事实形成科学的内心确信。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和案件请示制度，却使审与判发生分离，形成法定的“暗箱操作”。

四是破坏了司法的终局性。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不仅当事人可以在二年内享有事由宽泛的再审请求权，而且本院院长、上级法院、上级检察院亦有权随时启动对生效裁判的再审，再审的次数与审级也没有特别的限制，这样的再审制度直接导致诉讼秩序混乱，使二审终审制形同虚设，终审不终。

四、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改革构想

程序公正观念肇端于英国，并为美国所继承和发展。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把程序正义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加以类型分类，构筑了体系完整、结构宏伟、思想丰富的正义论，被誉为“目前最佳的正义理论”，因其具有实际意义，获得了人们普遍的接受。《民事诉讼法》颁布十一年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司法对社会生活介入程度的日益加大，民事诉讼程序设计上的先天缺陷，已导致其无法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现司法公正、高效的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诉讼法必须加以改革，以程序公正为价值追求来重新设计民事诉讼制度已是势所必然。”

经过十多年的理论探讨与司法改革实践，法学界提出了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结构模式，强调诉权的主动性与审判权的被动性，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限制审判权的恣意。认为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基本的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须作出如下调整：废除“以事实为根据原则”、“有错必纠原则”和案件请示制度、审判委员会定案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确立法官独立原则、法官中立原则、诉权自治原则，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证据制度和限制严格的再审制度。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在四个方面予以改革：

一是将当事人举证限定于一审完成，使上诉审主要针对法律问题进行。这是因为上诉制度的目的一般包括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和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两个方面。其中，事实审系针对当事人的利益，只对个案有意义；法律审系针对社会利益，其意义超过了个案范围。在英美法国家，除了少量例外情况外，上诉法院只复审法律问题，而不复审事实问题。[4]上诉程序距离全面事实审查的理念越远，它实现私人目的的能力越弱，相反，当程序以重新审判的方式全面进行复查时，程序所考虑的只是对个案当事人实现公正，几乎不能进行解释法律或指导法律发展的努力。从目前的审判实践看，二审法院在民事上诉案件的审理中，大量精力都消耗在了事实审查方面，不仅加重了法官的负担，而且由于对个案事实的过分关注，造成通过上诉法院裁判以实现法律解释和适用上的统一的功能弱化，不同法院对同一类法律问题作出的裁判往往尺度不一、差异较大。

二是针对我国法官队伍的现状，必须将裁判权集中到少数优秀审判人员手中，其他审判人员作为法官助理承担辅助性工作，在加强一审案件独任审判的同时，二审案件一般也由具有审判资格的法官独立裁判，对于其审查后难以作出决断的案件再组成合议庭进行裁决。在我国，当事人依法享有当然的上诉权，上诉不受限制，大量的民事案件直接进入二审程序，其中真正属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很少。一方面，由于每个案件必须有三名审判人员参与审理，二审法院为完成繁重的审判任务不得不增加审判人员的职数，并赋予审判员、审判员相同的审判权，既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又阻碍了我国法官队伍精英化的实现。另一方面，从传统合议庭的组成及运作情况看，由于法院长期实行“案件承办人”制度，使得合议庭虽然具有立法确立的临时性特征和统一行使审判职权的外形，但合议庭成员对案件审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别。一般而言，作为非案件承办人的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弱于案件承办人，甚至还存在着未参加案件庭审的法官在裁判文书上“挂名”为合议庭成员的情况，使合议庭的职能虚无化和合议庭的存在价值形式化。[5]

三是以诉权为本位，强化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限制公权力的恣意。近年我国对审判权的监督可谓种类繁多，不仅有法定的审判监督程序，还有纪检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但由于监督所固有的事后性和监督者难以受到监督等先天缺陷，尽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效果并不明显。实践证明，缺乏程序限制的审判权是产生司法腐败的真正“温床”，这是任何监督措施都无法根除的。最佳的办法还是采取分权制约，着眼于程序遏止司法腐败。在民事诉讼中，就是扩大诉权、尊重诉权，让诉权划定审判权的范围。比如，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应由法院自行划定、诉讼当事人不能由法院自行追加、非经当事人申请法官不得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不能由法官随意决定、二审是否采取书面审理可由当事人选择等。

四是强化法官程序至上的观念。“徒法不足以自行”，公正的诉讼法律只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才能真正体现公正，从现实情况看，很多已有的程序规定并未得到落实。所以，法律制度改革固然重要，确保法官严格执行程序更应成为法院的首要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强化对法官程序理论和程序意识的培训，使每个法官牢固树立程序公正的观念和程序至上的意识，成为程序公正的先锋，时刻保持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决不能随意省略或扭曲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诉讼程序。其次，要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办法，对违反程序规范的法官予以严厉的处罚，直至剥夺其审判权。与此同时，应减低对裁判结果正确性的过分苛求，废除错案追究制度。“须知司法是一种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工作，它必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它不允许当事人无休止地将案件一遍又一遍地提交给法院。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的错案率是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下的自然现象。在实体上实现完全的公正毕竟是我们人类的能力所不可及的。”[6]第三，强化当庭宣判，把裁判文书质量作为考核法官业务能力的硬指标，努力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作为公平与正义载体的判决书，在其中说明理由是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判决书应当是内在程序与外在程序的综合体，既要说明诉讼程序进行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又要说明法官在事实与结论之间所作的法律推理过程。这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项要求，否则，司法程序缺乏一个完美的结局。[7]

[1]参见《人民司法》2002年第3期第38页。

[2]参见罗书平：《裁判文书与诉讼证据》刊于2002年第5期《法律适用》

[3]参见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第120页

[4]参见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第158-165页

[5]参见黄学忠：《审判长选任制度若干问题检讨》

程序公正范文篇10

何为程序公正，司法行为达到何种程度才算程序公正，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有人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制，特别是“海归派”，认为英美发达国家的司法程序才叫真正的公正程序。不可否认，这种崇拜对法制化的进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但笔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因和动力应当是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民众对程序公正的认识和理性追求，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中国受前苏联的，奉行计划的治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对程序公正不可能有所奢求，“一大二公”是基础，商事纠纷少之又少；家事纠纷一般由或基层群众组织解决，即便进入诉讼程序，一拖几年、十几年不予判决的案件屡见不鲜，即使是刑事诉讼也很难说有程序公正可言。联产承包标志着中国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复苏，同时标志着人身权的禁锢被打破；对实体权利司法保护的追求，引起了人们对程序公正的追求。这是我国注重程序公正的真正动因。

一、论——法制全球化之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经济全球化是否带动法制全球化，我们所倡导的程序公正是否具有全球化的特征，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欧美主流派学者持激进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化，全球范围的法律理念、法律价值、法律制度、执法标准与原则的趋同化势在必然。持怀疑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激进主义的观点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霸权思想。其理论依据有三：一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不了各国经济的多样性；二是国家主权的现实性，决定了围绕国家利益的冲突、对话与合作将长期存在，“国家主权过时论”或“全球统一论”缺乏充分的根据；三是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论在什么时候，法律只能是植根于特定的国家、民族及具有特点的土壤之中，符合本国家、本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规范。持折衷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法律文化趋同的时代，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法律制度会变得更为相似”。国内学者对我国法律是否存在全球化的前景也持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全球化乃是分散的法律体系向全球法律一体化的运动，或者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整合为一个法律体系的过程。第二种观点只同意“经济全球化”的提法，而不同意提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或并不必然带来法律的全球化。第三种观点是主张客观、全面地看待全球化，既反对全盘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也不轻易否定法律全球化现象、趋势的存在。研究法律全球化的目的在于探究程序公正的走向，对法律全球化问题的不同认识左右着我研究程序公正问题不同方法。如果否认法律全球化现象的存在，我们只能从本土文化中探求程序公正的真谛；如果崇拜法律全球化，则可能走向研究上的全盘西化的极端。笔者认为，法律全球化仅仅是各国法律发展的共同趋势，只要国家存在，这种发展趋势就永远达不到绝对的重合。朱学文教授在《比较法学的框架和方法一一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一书中作了这样的精辟论述：“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领域，如果认为只有在经济领域存在全球化，而在法律领域不存在的话，那么，会提出一个问题：经济全球化难道没有法律表现吗？“除了全球化的趋势之外，也同时存在与它相反的、对抗的趋势，如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法律本土化等。当这些趋势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必将随着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我们不妨从全球化的角度结合本土文化，程序公正的走向。

二、司法制度改革之比较

程序公正是各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共同目标，但各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式、方法又各不相同。两大法系司法制度改革的共同追求，也许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程序正义。

(一)俄罗斯的司法改革

俄罗斯现行的司法制度承袭了前苏联的诸多传统。在前苏联，司法部门是法律行业中最不受尊重的部门。法官受制于布尔什维克，法官只有在清楚地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后，才能对案件作出裁判。虽然俄罗斯独立后开展了一些积极的改革活动，但政府控制司法的体制仍然存在，人们对司法的信任依然没建立起来。为推进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俄罗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司法改革措施，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普京总统的支持下，俄罗斯的司法改革显现出强劲的活力。为保持司法公正，俄罗斯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1、法官终身制，以防止政府干预司法。根据俄罗斯现行《法官地位法》第11条规定，地区初审法院的法官，初次任命的任期为五年，五年后获得连任的，即取得终身任职资格。商业法院或仲裁法院的法官也实行终身制，除宪法法院的法官任期12年外，最高法院和最高(商业)仲裁法院也是终身制。2、实行陪审制。陪审制度是俄罗斯司法改革早期引进的一项制度，先是在九个地区试行，后将陪审作为一项权利写进了新通过的宪法。该宪法同时要求立法机构制定实施陪审制度的法律。3、实行独立、足额的司法预算。在俄罗斯最高法院首法官的推动下，俄罗斯将最高法院享有独立而自行管理的司法预算写进了1997年通过的《司法制度法》，但地方法院的预算尚没有独立。

俄罗斯正在开展的司法改革中，法官终身制和法院独立预算是为防止其他权力干预司法，陪审制度是为了分散法官的权力，目的都是为了保持法官的中立和公正。

(二)德国的民事司法改革

德国的民事司法改革在大陆法国家的司法改革中是最受世界关注的。自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颁布以来，已经过了95次修改，其中几次大的修改的核心是简化程序，加快诉讼的进程，加大审理的集中程度。其审判制度改革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初级法院审理的不能上诉的小额案件，可依简易化的程序审理，可以不进行言词辩论，判决可不附事实。二是扩大独任法官审理案件的范围。三是为克服直接开庭制度所产生的重复开庭、诉讼拖延等弊病，德国197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简化与加快诉讼程序的法律》肯定了“斯图加特模式”。即将诉讼程序分为准备程序和主辩程序。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要求法院开一次庭集中审理后终结案件。四是初级法院审理的标的额在1500马克以下，且当事人一方因离得太远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出庭的案件，可不经过口头审理而代之以书面审理进行判决。

德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所体现的指导思想是“追求妥协”和“分配正义”，即在审判机构与审判人员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保证在合理的期间内完成对不断增加的诉讼案件的较高质量、使当事人较为满意的审理，同时又确保将成本耗费限制在国家承受得起的范围内。

(三)英国的民事司法改革

英国是普通法的鼻祖。英国民事司法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与改进，建立起了相当完整的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但英国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为诉讼程序的繁琐、拖延和耗费。由沃尔夫勋爵负责牵头的英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1994年正式启动。沃尔夫勋爵于1995年发表了题为《接近正义》的报告，1996年发表了《最终报告》。以这两个报告为基础，1998年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出台，1999年4月26日生效实施。英国开展的这次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一次综合性改革，不仅涉及到法律条文的改造，改革深入到了诉讼文化、诉讼理念等深层次问题，内容庞杂广泛，这里只能作简单介绍。1、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第一部分，规定了法官解释新规则与行使权力是所依据的根本目标：公正地审理案件。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节省费用等；(2)重要性、复杂程度、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地位适当安排，确保迅速和公正的审理，根据案件情况适当地分配法院资源等。这一根本目标对法官的诉讼理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只注重案件的精确度而处于消极裁判者地位的法官将由此成为，法官必须既考虑案件的精确度，又考虑效益等各种因素，必须加强对案件的指挥与管理。2、法官对案件的管理。沃尔夫报告指出，英国民事司法制度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由当事人及其律师毫无限制的对抗性诉讼文化引起的，因而，要对这种诉讼文化进行重大改革。法官必须取代当事人对案件的各个阶段进行控制，即加强对案件的管理；当事人对抗性诉讼行为只能在法官的管理下，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新规则明确了案件管理的目标，它不仅包括在早期确定事实并决定事实是否要经过充分的审理等内容，还包括主动鼓励当事人寻求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帮助当事人和解等新内容。当事人在旧规则中拥有的广泛自主权在新规则中仅剩下以下几项未被触动：决定起诉的权利，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请求强制执行判决与命令的权利以及上诉的权利。为便于法官对难易不同的案件进行不同的管理，新规则确立了三种诉讼程序：小额求偿程序、迅速程序和多极程序。案件最终适用哪种程序由法院决定。小额求偿程序旨在通过灵活的方式迅速解决纠纷，并且严格控制上诉，鼓励当事人自己进行诉讼而不依靠律师的帮助，审判多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几乎没有通常诉讼的标准特征。迅速程序较小额程序略微复杂，诉讼时由法官控制，实行固定费用制。多极程序较为复杂，也相对完整。在多极程序中，法官管理案件的作用也得到了突出反映，法官在各个诉讼阶段都能适当介入当事人之间有效地组织诉讼和推动程序的进行。

此外，新规则在诉答程序、证人制度、上诉程序和一些配套制度方面也做了相应的改革，不再一一细述。

三、外国司法改革对程序正义走向研究的启迪

本文之所以选择俄罗斯、德国、英国的司法改革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俄罗斯与我国有着相似的法制传统；二是因为德国、英国分别是最传统的大陆法国家和普通法国家，且在两大法系中，两国的民事司法改革最具代表性。

从该三国的司法改革的目标来看，两大法系以及具有社会主义法传统的俄罗斯的民事司法制度有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融和趋势，我们似乎应当从这种融和趋势中寻求程序公正的走向。

首先从俄罗斯司法改革前的司法制度考察：司法改革前的俄罗斯，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中，司法权是最薄弱的，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又需借助行政部门的力量”。从本文考察的俄罗斯司法改革的内容上看，诸项司法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中立与公正，一改传统的前苏联奉行职权主义、追求实体公正、实行纠问制的特点，充分重视了司法程序的公正。俄罗斯的改革给我们的启迪是，要确定法院和法官在国家权力配置中的独立地位，以保障其在司法过程中的中立性。虽然我国正在开展的司法改革充分认识到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但关于司法独立的改革确步履维艰。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国的司法改革缺乏统一的权威机构的主持和协调则是最重要的原因。有关司法独立的改革，涉及国家权力的重组，仅存于部门内部的改革触及不到国家权力配置的层面；没有国家权力机构参与的司法改，解决不了司法独立这一根本问题。田平安教授、贺卫方教授等早就提出建立统一的司法改革机构的建议，但这项建议迟迟没能得到在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视。所以我国现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仍然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阶段。

鉴于俄罗斯的司法改革经验，笔者认为，在司法独立的改革走向上，首先是要处理好以下两种关系。一是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司法权作为国家三种权力中最薄弱一个，当它与其他两项权力纠缠在一起时，常常沦为其他两项权力的附庸，必然导致司法权的沦丧。因此，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千方百计地维护司法的独立地位，使其免受行政与立法的干涉。法官的高薪制、终身制等均是为达此目的服务的。另外，其他两项国家权力还应在其职责范围内维护司法权的权威，原因在于，司法权威的有限性决定了它必须从与其并存的其他类型的权威那里获得支持。二是司法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司法权的被动性特点，决定了其不得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同时，社会心的研究也表明，距离能创造神圣和庄严，而亲密至少在一些情况下会导致权威的丧失。所以司法应当与社区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国法院系统正在推行的流程管理模式正是隔离法院与社区的重要措施。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典型代表，奉行当事人主义，追求程序公正。从其改革前的司法制度看，效率并不是它追求的目标。英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引入了法官对案件的管理制度，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这就引起我们对程序价值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思考：我们在追求程序正义过程中，应当如何摆布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我国传统的司法制度基本上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继承了大陆法的传统，融入了一些本土经验，奉行职权主义，有严格的审限制度，实行庭审纠问制。我国近年来开展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较多地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东西，譬如举证责任、证据开示等。程序公正、兼顾效率已成为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公认的目标。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新世纪的献辞中指出：“一个需要一个主题，人民法院在21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要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作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值得的是，在追求程序公正的同时，怎样才能兼顾效率。诉讼爆炸是的一大趋势，在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我国的诉讼效率尚不能满足日益上升的审判任务的需求，如果偏面地追求程序公正，会不会步入普通法国家诉讼拖延的歧途，则令人担忧。在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诉讼效率之间存在着三对不容调和的矛盾。面对这三对矛盾，我们不得不做出悲难性的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一篇文章中做过这样的论述：实体公正是一种相对公正，并且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因此，司法公正的前提是程序公正问题，或者说，程序公正具有优先性。如果法官在审判时忽视了严格的程序，则会使当事人对案件的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失去信心。一些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如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即使裁判结果是公正的，也损害了整个制度的公正，犹如采食了“毒树之果”，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不公正的。为避免重蹈普通法国家诉讼拖延的覆辙，诉讼效率应当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另一重要目标。基于这种认识，我国现行的审限制度、法官对案件的管理、控制制度等是万万丢不得的，只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为防止公正与效率的碰撞，有必要引入普通法上的审前程序，辅助以法官助理制度，由法官助理在审前程序中对案件进行管理，以防止诉讼拖延，同时使法官与当事人有效地隔离开来，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以保障公正的实现。

三者之间关系的这种选择，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疑虑：实体公正如何保障？许多学者为这一问题罗列了不少答案，虽然学者们的理由都言之有据，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追求程序公正与效率只能增加实体公正的相对程度。为了推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我们只能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了。

德国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斯图加特模式”和“简化司法程序法”方面，它们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也是贯彻程序公正、兼顾效率的原则，体现了“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的思想。

四、我国程序公正及司法制度改革的、现状

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实质上有两层涵义：一是程序公正，二是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实体公正有赖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追求实体公正的手段，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实体公正的。从另一方面讲，程序公正并不意味着必然会有实体公正，在正当程序下仍有出现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因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不可偏废的，两者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笔者认为，程序公正，即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保证冲突主体能足够和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其行为的空间。程序公正的含义包括下述几方面：

1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平等性主要指法官是中立者，与当事人或案件本身无利害关系；冲突和纠纷的双方有平等陈述意见的机会；双方所举的证据具有同等效力。

2程序的公开性。程序公开指司法过程和结果对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程序公开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在于，公开司法可以发挥当事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以防止偏私的可能变为现实，和促进当事人以及社会对司法结果的信赖。

3程序的独立性。程序的独立性是指诉讼程序的开启和运作应当以实现法律目的为依据，免受其他法外程序的干扰和。法官在审判中，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国家机构及其官员的干预。程序独立性是程序公正的首要保障，它使程序具备了自身的理性，从而可以对抗其他国家机构的法外干涉。

4程序的性。科学的程序是在准确地查明社会主体间的冲突和纠纷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运用统治阶意志的法律规范救治业已被侵害的法律权利，恢复被扭曲的社会秩序。因此，实体真实或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不论刑事司法，民事司法或行政司法，都要以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和公正处理为价值目标。查明冲突和纠纷事实的实际发生过程，是司法活动的核心内容。如果司法活动不能揭示冲突和纠纷事实的真实状况，司法公正就失去了事实前提和基础，也就谈不上准确无误地适用法律。

司法独立

1独立不是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之外,也不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相互制衡,因为我国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不是三权分立原则而是国家机关之间实行分工与合作,权力机关在国家生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均低于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必须遵守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2.司法独立主要是指司法机关职能独立,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原则。

3.我国的司法权不是中央的排它性权力,而是在统一服从国家法律的前提下,设置地方司法机关,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司法机关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与下级人民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虽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同时还要接受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所以地方司法机关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司法机关的人事也主要由地方管理。

公正与效率

司法公正与效率是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深层价值追求，但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法官的管理以及法官保障制度等方面的不足，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因此，完善法官选任制度、强化法官培训、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保障制度等是提高法官素质、保证法官独立，从而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举措。

法官选任制度是法官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任职资格，即担任法官应具备哪些条件，二是选任方式，即如何选拔法官。法官的选任资格是决定法官素质的实质要件，法官的选任方式是确保法官素质的重要手段。

法官制度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有其重要的时代价值。但法官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一项司法制度的改革，它牵涉到一个法治国家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与司法体制密切相关。因此，当前进行法官制度改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紧密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循序渐进。

从近期而言，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可着手完善法官选任制度，从任职资格和选任方式两个方面逐步进行。与此同时，对于法官的教育培训工作，也当成为近期法官制度改革的重点，因为无论选任制度的完善还是教育培训工作的加强，其结果都将直接导致法官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而且，比较法官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的改革而言，选任制度与教育培训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在近期也更具有操作性。

从远期而言，因为法官制度改革不仅仅是法官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审判体系、司法制度、人事制度、组织制度等的相关变革。因此，改革法官管理体制，进一步实现法官独立，消除法官管理的地方化、行政化倾向将是一个更为长远的过程。与此同时，鉴于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健全法官保障机制，尤其是加强法官的物质保障方面，仍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总之，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应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在近期和远期有重点地予以展开落实，以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1(美)劳伦斯•M~《存在一个现代法律文化吗?》刘旺洪译，载《法制现代化研究》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参见周永坤《全球化与法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载《法学》1999年第11期9-14页。

3参见冯玉军《法律与全球化一般述评》，载《法学》2002年第四期。

4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一一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参见齐树洁《论德国民事司法改革及其借鉴意义》，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6月4日第3版。

6参见齐树洁《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及其借鉴意义》，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四期，

7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