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收入范文
时间：2023-04-08 13: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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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我国税收收入的高幅增长，实际上是现行税制下可实现税收规模的逐步回归
（一）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速无法支撑高速增长的税收。
这几年来，我国税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因素对税收增收的影响是适当的，有限的，因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一直比较平缓，没有发生大的突发性变化。1998——2002年，我国的税收收入从8656.6亿元，上升到17003.8亿元，年均增长15.7％，而同期的GDP年均增长7.6％。按照一般经济发展水平，从税收与经济的关系看，每当GDP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长约0.8——1.2个百分点。如果税收弹性过大，则反映着经济发展的波动幅度较大。若经济效率比较低，效益比较差，税收弹性则低于1.反之，税收收入的弹性系数就要大于1.纵观我国近五年的税收收入弹性系数，每年都达到了富有弹性的水平，特别是从1999年以来，税收收入弹性系数每年都超过了2.5，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增长2.5个百分点以上。这与我国近几年经济一直在通缩状态中运行的现实不相称。受经济通缩的制约，我国的经济运行质量没有明显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改善不快，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使由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相应的税收收入增长，但增长的幅度不可能如此悬殊。因此，如果仅从近几年经济发展提供的税源增量来看，一般来说无法支持税收收入这种增幅。
（二）税收政策、法规调整因素对增加税源的影响很小。
近几年我国的税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只是作了局部的修改、完善。具有直接的增加税源意义的税收政策就是从2000年开始恢复对个人储蓄利息税的征收，每年增收约250亿——300亿元，除此以外，大部分是减税政策。如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企业的行业、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就业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屠宰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等。因此，税收政策、法律调整因素，除个别年度对税收收入影响可能比较大外，从整体上看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至于因财政体制调整带来的政策性增收，是我国税收不规范的典型形式。如所得税共享体制的建立，带来的所得税大幅增长等。但不管怎样，它只是起到了加快实现税收收入的作用，而提高税收收入的前提，必须是有可实现的税源。
（三）加强税收征管对提高税收收入增幅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对税源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分析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构成时，有人就把除经济、法律因素之外增长的税收，都归结为加强征管的结果，从而得出了税收增收部分的30％——40％都是由加强征管形成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年增收1000亿元的话，其中约300亿——400亿元是加强征管形成的。但不管征管因素在税收收入的增长中起多大的作用，它始终只是实现既有的税收，而无法创造新的税收。
（四）我国现行税制和现实经济条件下的可实现税源，是支持税收高幅增长的根本原因。
既然经济增幅不能作为支持税收增幅的充分理由，征管因素如果没有可实现税源作后盾就变得毫无意义，而由税收政策、法律调整带来的对税收收入增幅的影响也微乎几微，那么从根本上说，支撑着我国税收收入的高幅增长就应当是我国应实现而未实现的税收收入规模，即超常增长部分。我国税务系统目前对税源的统计基本仅限于纳税人的申报情况，而对于申报以外的税源一般无从掌握。因此，我们很难估计我国每年到底有多少偷逃及漏征税款的情况。但是，从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应当说还有相当大的税收空间。我国2002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只为16.6％，如果按照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的20％计算，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应达到20500亿元，但到2002年，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才17000亿元。这里尽管有我国比较重的非税负担对税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应当说是间接的，宏观税负是由税制决定的，非税负担只能增加纳税人总体负担而不能决定宏观税负的增加或减少。
因此，从应有的税收规模到现已实现的税收规模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税收收入应收缺口。由于这个缺口的存在，就为我国税收收入的非正常增长或超常增长提供了可能。因这种增长不涉及对税制的破坏，也不涉及对纳税人税负的加重，对纳税人而言，只是在现行税制下，缴纳了一部分本应缴纳而没有缴纳的税款而已，减少了一部分不当得利而已。由此可见，我国税收收入超常增长部分主要来自于税收应收未收的缺口，是我国税收应收规模实现的一部分。
二、现行的税收计划管理制度主导着税收缺口的填补进程，使我国的税收收入得以持续稳定地超常增长
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税制、征管监督体系和其他经济管理制度的制约，对税收收入一直实行计划管理，即每年都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和上年的收入规模，按照一定的增长比例确定当年的税收收入任务。
各级税务机关则按照上级税务机关及当地政府确定的计划任务组织税收，而且把完成税收收入任务作为履行税收职能的一个重要标志，至于现实经济活动所能提供的税收规模到底应该有多大，则不大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由于税收计划管理制度是目前各级政府对税务部门进行领导、管理、考核的一种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对税务部门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愿意接受的方式，因此与计划经济时期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在适用，而且目前还没有改变的迹象。对此，作为税务部门来讲，必须要有长远考虑，特别是在当前安排税收计划时不完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税务部门必须留有余地，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年任务的完成或超额完成，从而达到各方满意的目的。也正因为这样，税务部门提出了要建立确保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税务部门的职能特点应当是被动的，也就是说税务部门只能执行税制，而不能决定税制；只能依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税源行使征收的权利，而不能决定或创造税源。但由于我国财政支出，特别是地方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现象持续存在，税收收入持续高于经济发展正常所能提供的税收增幅就变得很自然了。
在税收计划管理制度下，税务部门一般都能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税收任务。即使由于特殊原因，年中出现追加税收任务的情况，一般也能照常完成，这使得税收计划管理制度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继续对税收实行计划管理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税务部门每年留有一定的收入余地的必要性、紧迫感。如此，只要税收计划管理体制一直存在下去，税务部门都会尽可能地留下税收缺口。至于每年填补的缺口有多大，则主要看政府对收入增长的要求及税务部门的预期愿望和可能性。如果政府要求高一点则税务部门压力就大一点，增长的比例可能就大一点，反之亦然。因此，在这种保持一定的税收缺口的前提下，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填补一点作为超常增长部分，客观上就维持了人为的持续快速高幅增长这样一个税收形势。
三、现实税收形势带来的隐忧
（一）高幅增长的表象掩盖了征管工作的矛盾和问题，也影响了税制改革的进程。
在一定的税制条件下，由于税收收入的高幅增长，给人们展示的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景象。特别是在根据正常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实现的税收收入基本实现或超额实现的情况下，征纳双方的矛盾又没有突出，一般很难对现行的税制和税收工作提出怀疑。人们一方面反映征管质量不高，有税不收现象比较普遍（越是税源充盈的地方，征管质量问题越突出），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大幅增长的税收形势带来的喜悦远远超过忧虑；一方面感到税制的落后、不科学、执法的不规范，另一方面又对税制改革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对现有税制稳定的局面可能被打破而难以痛下决心。
（二）非经济因素在组织税收收入中的作用被进一步强化。
由于人们通过用行政手段下达税收收入任务的办法获得所需要的收入来得比较直接、简单、易行、有效，作为管理者或领导者更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而不愿用费神又费力的预测来得到一个不确定性很大的收入规模。因为前者安全，后者有时尽管诱人但不确定，只是一个应收尽收的承诺或保证。如果按原来的收入盘子发生支出困难时，这可以发出增加一定规模税收收入任务的指令，要求税务部门必须完成。因此，行政手段在组织税收收入中的作用，还有进一步被强化的趋势。但这却使得原来完全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严格法制化的税收收入，变成了随时可以变化的行政任务，变成了像弹簧或牛皮筋一样的任意伸延、压缩的弹性税收。
（三）不利于依法治税的全面推进。
在税收计划管理制度下，依法治税对税务部门自身来说变成了仅仅是程序方面的要求，而实体方面依法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的要求，就只能变成一种愿望或口号。依法治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保证所有纳税人在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把公平、效率的税制原则体现到具体的税收执法活动中。由于受完成税收任务的限制，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除非对矛盾比较突出、社会各方特别关注的领域或案件介入外，一般不会给予太多的主动介入，把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查处变成了缓解社会矛盾的平衡器，形成了建立在执法不到位基础上的所谓的“良好”的征纳关系。一些地方甚至把对违法行为的查处作为弥补税收任务完成困难的一种手段。
（四）提供了错误的税收能力信息，引发的矛盾可能影响到政府的运作、社会的稳定。
由于每年的税收收入增长幅度都比较大，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的指数比较，税收的收入弹性一直比较大，这种收入增幅惯性使人产生了一种惯性思维，在经济发展平稳的状态下，政府在安排当期的社会发展计划时，一般都会按照可参照的增幅下达税收任务，并按这个收入任务安排预算支出，确定社会发展项目和水平。但当税收缺口被逐年的超常增长填平时，矛盾马上就会突出出来，政府希望的收入目标无法实现，安排的支出无法兑现，已经形成的社会发展计划可能受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甚至诱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对政府的信任度。
四、关于确保税收形势健康、稳定发展的设想
（一）用科学的经济税收观来指导税收工作。
税收收入的规模、水平，在税制和征管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税源。经济发展形势如何，是税收形势好坏的基础。没有好的经济形势，不可能有好的税收形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判断税收形势健康、稳定与否，关键是看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如果一致，那么税收的多或少，反映的就是我国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真实形势，就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在指导税收工作时，不能人为地靠行政管理的办法确定税收收入的多少、收入任务完成的进度，否则是非常有害的。
（二）建立科学的征管质量监管体系。
税收计划管理体制应尽快取消，代之以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质量监督管理体制。上级税务机关特别是各地政府对税务部门税收职能履行情况的监督，主要是税务机关税收征管质量，而不是税收收入的多少。这里的关键是征管质量指标的确定问题。检查征缴率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征缴率的要素构成必须科学，不能简单地按照申报情况确定，而必须根据对税源的科学预测和严格的质量检查体系来确定。同时，必须建立一个确保征管质量监管制度落实的组织系统，这个系统应当是自上而下，不受其他因素干预的。
（三）坚持依法治税，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对于经济活动创造的税源，只有通过严格的依法治税，才能使其成为国家的税收收入。否则，尽管经济发展了，税源增加了，但国家的税收收入不一定增加。组织税收事实上是一种严格的行政执法活动，税务部门必须在严肃的法制层面上来履行职能。只要是国家的税源，又完全在现有征管水平监控范围之内，税务部门就必须依法履行征收的职责，否则就是失职、渎职。我国《刑法》中对于税务人员不履行税收职能的行为，达到规定标准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对于严格依法治税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依法治税，我们必须加强执法监督，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并确保其执行，使依法治税逐步成为税务系统和税务干部一种自身内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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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收入结构；税制改革；经济结构
一、税收收入结构及变动趋势
（一）税收收入总量变化分析
由表1可知，2006-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呈逐步上升趋势，从34809.72亿元增加为59521.59亿元，税收收入总量增长了71.0%，在此期间，山西省税收收入总量也逐年大幅增加，从2006年的3305085万元增至2010年的6927060万元，增幅达109.59%，略高于全国增长率，税收收入的增加使山西省财政总收入规模跃上了新台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财力保障。
（二）税收收入结构变化分税种分析
二、山西省税收收入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各税种所占比重不均衡
2006-2010年各税种税收收入虽然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增加额和所占比重差别依然很大。以增值税与营业税为主的流转税和以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所得税在结构上严重失衡，流转税一直占据绝对优势，所得税比重相对较低，资源税等税种也没有调整到相应的位置。这些说明了税收在参与分配中参与初次分配过大，而参与再分配不足；同时，过低的资源税导致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出现资源较密集的城市而财政较困难的现象。
（二）所有制税收结构不合理
1.税收收入过分依靠煤炭企业
税收收入所有制构成的变化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化，虽然调整经济结构的各项政策措施已卓有成效，资源税收入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下降，股份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增加，但倚重煤炭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煤炭企业的经济结构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转变，煤炭企业仍是山西省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
2.公有经济的税负较重
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所占的比重来看，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税收负担都呈现出不断加重的趋势，而私营经济、股份经济的税收负担相对较轻。税收所有制结构中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势必会影响到税收结构的优化及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哪种所有制的税收结构类型在税收负担上要尽量做到合理化，这样才能实现公平税负的目标，营造出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
三、优化税收收入结构的合理化建议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其同时必然伴随税收收入结构的变动，税收收入结构又与税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优化税收收入结构必须要完善相关的税收制度，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与税收的协调发展。针对山西省特殊的省情和税收收入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为优化山西省税收收入结构提出如下几条建议：
1.完善地方税制，推动煤炭资源税改革
根据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逐步完善地方税制。一是调整所得税政策，提高直接税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确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强税收与经济的相关性；二是完善流转税税制，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措施，促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三是推动煤炭资源税改革，促进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2.发展非公经济，完善所有制经济结构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与结构，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渗透，为税收结构优化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股份制经济，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消除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体制，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用开放促进结构调整，以改善山西省的所有制结构，进而优化税收收入结构。
3.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山西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二要依托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逐步改变煤炭一业独大的局面；三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依托山西省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推动旅游产业化，以旅游业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对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下转第115页）（上接第113页）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实现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优化税收收入结构。
参考文献：
[1]安体富，刘翔.产业结构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税收政策研究[J].税收经济研究，2011（01）：22-30.
[2]周平川，王久瑾.合理把握税收收入结构 促进税收和经济的协调发展[J].税收实践与探索，2002：67-78.
[3]霍晨慧.山西省“十五”时期税收结构研究[D].2007：29-30.
[4]刘晔.“十一五”期间提高山西可持续发展能力途径的探索[J].经济问题，2006（08）：
79-81.
篇3
一、税收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不存在直接的、量的对应关系
由于物价因素、统计口径、gdp结构与税收结构差异等因素，税收的增长与gdp的增长并不存在直接的、量的对应关系。判断税收收入增长合理与否，不能简单地与gdp增长速度相比较。
1、价格依据差异
税收收入增长率是按照现价计算的，包括了物价上涨因素,而gdp增长率是按照不变价格核算的，没有包括价格上涨因素，两者之间存在因价格差异而导致的增速差别。在当前物价过快上涨的情况下，价格因素导致的增速差别尤其显著。如20__年上半年cpi上涨7.9%，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上涨7.6%和11.1%，gdp按照不变价计算增长10.4%，如按现价计算则增长19.9%，与税收收入增速的差距相应缩小9个多百分点。
2、统计口径差异
相对于税收的调节范围而言，gdp的统计范围没有完全涵盖能够产生税收的所有经济活动。比如股票交易和房地产二手交易等虚拟经济活动，产生大量的税收，但不在gdp的核算范围之内。据统计，20__年沪深股市的交易总额已达46万亿，是同期gdp的2倍多，产生的证券交易印花税20__亿；房地产二手市场交易虽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数额估计也相当巨大。再比如一定资质等级以下的建筑企业、规模以下的工业企业、限额以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典当、信息中介、家政服务、美容美发、洗脚等服务业和个体经济户等新兴行业，这些企业和行业产生大量的税收，在经济普查年度的gdp核算中纳入了核算范围之内，但在非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中，由于各种限制因素，尚未纳入gdp的统计核算范围之内。
3、gdp结构和税收结构差异
gdp由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构成，由于近年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通常较低，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则会高于gdp的增长率。一般情况下，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通常低于gdp的增长率6-7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通常高于gdp的增长率2-3个百分点。比如，20__年gdp增长11.6%，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13%和12.1%；20__年gdp增长11.9%，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3.7%、13.4%和12.6%。
我国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即便税收收入的增长与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长同步，也会高于gdp的增长。如，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0.4%，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1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1.4%,两者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3%，进出口总额增长25.7%,也都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由此带动了上半年税收总收入增长33.5%，增值税收入增长22.6%，进口环节税收增长34.7%。
4、核算方法差异
按照支出法核算的gdp，在对净出口的核算方法上和税收收入的核算方法存在较大差异。
在支出法中计入gdp的是净出口额（出口减去进口），进口额在核算gdp时是减项，而进口额提供的进口税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则是我国重要的税源。近年来进口税收已占到税收总收入的20%左右，20__年进口税收增长24.3%以上，带动税收总收入增长4个多百分点。20__年上半年进口税收增长35.7%,带动税收总收入增长5个多百分点。
5、部分税种的累进制度带动税收超税基增长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对不同收入规模的纳税人设计了不同档次的税率，带有典型的累进特点，即随着纳税人经营规模和收入的提高,其适用税率也在“升档”;与此同时，企业所得税的计税工资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在一定时期相对固定，而收入却在不断增长，客观上对税收增长起到了累进作用。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整体效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得纳税人整体的实际适用税率逐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些税种的收入相对于gdp出现了更快的增长。
二、主体税种收入与对应经济税源（税基）的增长基本协调
如前所述，税收收入增长并不能简单地与gdp的增长相比较,衡量税收增长是否正常，关键是看税收增长与其对应的经济税源（也就是税基）增长是否协调。从税收增长与对应的税基增长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到，“十五”以来，主体税种，如国内增值税、营业税、进口环节税收、企业所得税等与税基基本保持着协调增长的态势，而同期税基的增长都远高于gdp的增长。
1、增值税
增值税的税基大体相当于二、三产业中征收增值税的行业的增加值之和。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能抵扣，增值税的税基还要在行业增加值基础上再加上这些行业当年新购置的固定资产的金额。由于近年来我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阶段，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增值税收入的快速增长。近五年来,全国工业增加值从20__年的54946亿元增加到20__年的107367亿元,翻了将近一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5%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从20__年的55567亿元增加到20__年的137239亿元,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25%左右。相应地,增值税收入近五年来年均增长20%左右,增长速度与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基本协调。
2、营业税
营业税的税基是交通运输、金融保险、邮电通讯业、建筑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和
销售不动产等取得的营业收入。近年来，以房地产、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较快发展，带动了营业税收入的快速增长。20__-20__年，交通运输业完成的交通运输总量年均增长速度在10%左右；邮电通信业完成的邮电业务总量年均增长速度也在20%以上；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5%以上并且存贷款利息差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营业收入快速增长；过去的五年也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交易面积不断攀升，交易价格近两年来以月均10%的速度增长。以上这些因素都带动了营业税收入的快速增长，从20__年的2844.45亿元增加到20__年的6581.99亿元，年均增长20%左右，增长速度与税基的增长速度基本协调。
3、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企业的应税所得额，企业的赢利状况决定着企业所得税的多少，从经济运行的整体上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的变化，决定着企业所得税的增减变化。近五年来，企业经营效益大幅度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从20__年到20__年年均增长率都在30%左右，与企业所得税的增速基本协调。
4、进口环节税
进口环节税的税基是一般贸易进口总额，从经济运行整体上看，进口总额的增速决定进口环节税的增速，而外贸进口总额是减计gdp的，因而进口环节税收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近五年来,一般贸易进口额从20__年的1876.51亿美元增加到20__年的4286亿美元,年均增长25%以上,由此带动了进口环节税从20__年的2788.59亿元增加到20__年的6152.21亿元,年均增长27%左右。进口贸易额的增速与进口环节税的增速基本协调。
5、其他税种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资源税、印花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的征税对象是土地、房产、车船等财产的占有和使用量以及占用耕地、签订合同、开采资源等某些特定经济行为发生的数量。近五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年均增长20%以上，20__年更是高达30%；汽车消费持续高涨,销售量不断提高，20__年增长了22%；矿产资源需求持续上升，天然气产量年增长18%，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年增长22%。这些税源的持续快速增长直接决定了对应税种收入的快速增长。
三、近年来税收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减轻企业及个人的税收负担
“十五”以来，国家除了因宏观调控的需要，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部分矿产品资源税以及20__年6月阶段性地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之外，并没有出台大幅度增税的政策。相反，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轻企业及个人税收负担的政策，如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全面取消农业税、连续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在多个地区实施增值税转型试点，降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税率，以及20__年4月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等。这些政策调整都造成了大规模的税收减收，其中，实施增值税转型试点每年减收几十亿元、连续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减收近600亿元、统一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收近1000亿元、今年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预计减收近1000亿元，降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税率、实施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等都带来数百亿元的税收减收。除此之外，国家每年还出台大量税收优惠政策。由此可见，“十五”以来的税收政策调整，在减轻纳税人负担的同时，客观上也降低了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
四、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了税收的足额征收率，是推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各级税务机关大力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加强企业纳税评估和税源监控，针对各税种征管特点和薄弱环节，不断改进税收征管。如：在增值税征管方面，落实“以票控税、网络比对、税源监控、综合管理”的要求，实行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加强对海关完税凭证、货物运输发票、废旧物资发票、农副产品发票等“四小票”的抵扣管理；在企业所得税征管方面，按照“核实税基、完善汇缴、强化评估、分类管理”的要求，加强了企业所得税管理；在个人所得税征管方面，以高收入行业和个人为重点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管理，去年以来首次开展了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个人自行纳税申报工作；在营业税和消费税征管方面，加强了重点行业和品目的营业税和消费税管理；在其它税种的征管方面，实施了车辆税收“一条龙”和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强化了个体工商户和集贸市场税收管理。等等。
经过近些年来的科学化、精细化的税收征管实践，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水平已经大幅提高，有效抑制了偷漏税现象，缩小了税收收入能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提高了税收的足额征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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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间的税收背离是大国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其使得一个地区潜在的税收收入能力与实际获得的税收收入出现了偏差，总部经济因素是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实现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不管是否考虑征管因素，或是分税种考察，总部经济因素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效果要显著大于人均GDP增加和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是导致地区间相对财力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在短期内，对税收流出地区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税收转移支付是解决税收背离问题的手段之一；而在长期，需要在深入研究税收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借助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时代契机，使税收收益与税源贡献相匹配，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区域间税收背离问题。关键词： 税收背离；税收收入能力；总部经济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100-08一、引言与文献综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设计合理和运行健康的宏观财政框架是一个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由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的，在这次改革中，地方政府被赋予了一部分的财权，由此拉开了我国地区之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竞争的序幕。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资源匮乏和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获取足够的财力来发展辖区内经济而想方设法进行税源控制与争夺，一方面，通过吸引资金、增加就业，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1]；另一方面，过度的税收竞争也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条块割据等一系列扭曲资源配置、损害市场效率的现象，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和稳定增长[2]。在“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和与之相辅相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愈发难以为继，而在我国现行的税法下，企业的跨区经营、生产与管理的分离以及“总部经济”的集聚效应等原因，使得“税收背离”的现象更加普遍①[3]。我国区域间税收背离的一个普遍规律是，税收收入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了经济发达地区，与此同时，税收负担由后者转嫁到了前者，可见，经济发达地区在地区间的横向税收竞争中实现了税负输出、税收流入，在税收竞争中处于“双赢”的局面[4-6]。显而易见，区域间的税收背离有悖于税收分配的横向公平，加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造成了“富者益富、穷者益穷”的局面，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税收竞争中处于被“剥夺”的弱势局面，迫使这些地区为争取税源、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而穷思竭虑的出台各种显性或隐形的优惠政策，从而地区间陷入了恶性税收竞争的循环[7]。因此，研究地区间税收背离问题对于解释地区间相对财力水平差异、寻找现行财税框架中导致地区间财力水平不断扩大和阻碍经济发展质量的原因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些年来，学者们对地区间的税收背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对税收背离形成的制度性原因、表现形式、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治理等；还有的学者对具体的地区间税收背离程度进行了模拟或测算；也有一些学者从“总部经济”的视角对税收背离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结果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总部经济”现象加剧了税收与税源的背离程度。因为存在地区间税收背离问题，一个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不仅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税源的丰富程度指标，以及该地区政治议价能力，税收制度设计安排等因素，还取决于该地区“总部经济”的规模大小②③。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选择“总部经济”的分布数量和营业规模作为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解释变量④，分别考虑了纳入征管因素和不纳入征管因素、税收遵从度等因素、并从分税种的视角进行了研究。采用学术界常用的“税柄法（Tax Handle）” [8]来测算各地区的期望税收收入能力⑤，利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了除税源因素以外，总部经济、区域间税收转移等非税源因素也是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和地方税收利益的重要因素。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解释本文样本区间为1999～2014年，样本范围包括除、港澳台以外的其他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研究中采用的税收数据均来自各期的《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总部经济指标用中国企业集团500强地域分布的相关数据来代替，主要来自于《中国企业500强发展报告》和《中国企业发展年鉴》的相关各期，其余的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National Data数据。（一）被解释变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地区期望税收收入能力，采用各地区实际征得的税收收入除以GDP（即：taxratio=Tax/GDP，%）来表示，研究各类因素对分税种税收能力的影响，分别将增值税收入占GDP的比重（vtaxratio，%）、营业税收入占GDP的比重（staxratio，%）、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ctaxratio，%）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ptaxratio，%）作为被解释变量。（二）解释变量一个地区的税收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本文将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类的影响因素、税收制度因素、征管因素以及总部经济因素。1.经济类解释变量。税收来源于经济活动的生产与分配，由此可知，一个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大小与该地区的产出水平、产业结构、税源结构、经济开放程度、社会投资水平有关。本文分别选取地区人均GDP水平（gdppc，%）、各产业占该地区GDP的比重（Rfind、Rsind、Rtind，%）、各地区企业营业盈余、劳动报酬、增值税税基⑥、营业税税基⑦占GDP的比重（Rpro、Rpay、Rtbvtax、Rtbstax，%）、进出总额占GDP的比重（open，%）、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rinv，%）来表示上述解释变量。2.税制类解释变量⑧。使用各地区的共享税收入占总体税收收入的比率（rshtax，%）反应各地区税收收入对共享税的依赖程度，该指标也反应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给程度的大小。3.征管类解释变量。税收征管的能力与水平也是影响地区税收税收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征管资源投入方面，诸如计算机软硬件配置等数据采集不便，本文利用各地区税务人员数量（tpeo，千人）、本科以上税务人员数量占比（rpeoedu，%）来表示税收的征管水平与能力；对于纳税成本及纳税人遵从程度，选取了城镇人口密度（CPD，千人/平方公里）来反映征税成本，人口密度越大，征税成本越低；选取地方国有企业户数（lsoe，千户）来反映地区纳税遵从度，地方国有企业户数越多，纳税遵从度就越高，征税成本越低。4.总部经济类解释变量。由于区域横向税收转移问题的存在，地区企业集团总部机构的数量越多，该地区因汇总与合并纳税制度获取的区域转移税收收入就越多，该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就越强。本文分别采用我国企业500强在各地区的分布数量⑨（big500，户）及其平均营业收入（big500r，千亿元）来反映该地区总部经济的规模。我国500强企业在某地区的分布数量越多或者平均营业收入额越多，该地区税收收入能力就可能越大。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三、模型设定与说明采用学界普遍采用的“税柄法”进行实证分析，基本模型设定如下：具体模型的设定和说明如下：（1）征管因素类解释变量是通过影响税务部门的征管效率进而影响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本文对不含征管因素和加入征管因素两种情况下的总部经济、税收背离对地区税收收入能力影响进行比较分析（见表2和表4）；（2）研究各地区产业结构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时，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不能同时将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放入模型中，而是选择任意两大产业因素进行分析；（3）对于经济因素分为两类进行考察：一是产业结构，按照GDP生产法核算，不同地区的三大产业增加值构成了一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税源结构（模型（1）、（2）、（3）和模型（5）、（6）、（7））；二是根据GDP收入法核算，GDP中的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构成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基，而根据我国相关税法规定，工业增加值和商业增加值之和为增值税税基，建筑业增加值和扣除批零贸易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营业税税基，本文通过测算不同地区的税基结构，进而考察不同税基结构对不同税种的收入能力的影响（模型（4）和模型（6））；（4）由于获取样本数据的区间不同，本文不得不在有限的样本区间内考察不同因素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例如：由于2008年以后，《中国税务年鉴》不再公布税务人员数量，样本区间为1999～2007年；而企业集团500强的地区分布数据在2002年以后才公布，样本区间为2002～2014年，同时加入征管因素和总部经济因素的样本区间只能取2002～2007年期间的数据。四、估计结果分析在具体的面板模型的选择中，应该首先使用F检验以判断是否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使用LM检验是否选择混合效应模型，之后利用Hausman检验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做出选择（具体结果见表2、表4、表5），最后对固定效应模型一般采用F统计量检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做出选择（详见表2和表6）。（一）不含征管因素的分析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各模型的LM检验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零假设，这说明各模型均不应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而由Huasman检验和F检验结果可知，模型（1）至（4）均应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表3）。值的增加不利于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水平不高，其中，第二产业为负，第三产业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为正；对地区的税基结构来看，在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时，企业经营盈余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具有负向显著性，但其影响作用不大，其余各税基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没有什么显著影响，这说明一个地区税收收入能力更多的受税源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比率大约提高0.07个百分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显著为负，但作用效果不大，可能是因为投资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各地区对共享税的依赖程度与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关系不显著，其影响有待进一步分析；对于总部经济的影响来说，各地区500强企业的分布数量并不影响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而500强企业在各地区的营业规模水平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非常显著，地区500强企业平均营业收入每增加1千亿，该地区总税收比率增加约3.7个百分点。（二）包含征管因素的分析当加入征管因素变量时（详见表4），模型（5）至模型（8）中的LM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因此均拒绝选择混合面板模型，由Huasman检验结果可知，除模型（8）外，其余模型均接受零假设，因此，模型（5）、模型（6）和模型（7）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而模型（8）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进一步由F统计量可知（表6），模型（8）应该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考虑征管因素时，人均GDP的增加对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非常显著，人均GDP每增加1万元，地方税收占GDP的比率大约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为负，第二产业的影响为正，第三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对于一个地区的税基结构来看，增值税税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其它各种税基对税收收入能力的提高没有什么显著影响，可见增值税税收背离程度较低；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该地区税收收入比率大约将提高0.04个百分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各地区对共享税的依赖程度与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关系显著为负，说明对共享税收入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税收收入能力就越低；对于总部经济因素的影响，若考虑征管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各地区500强企业的分布数量还是平均营业收入，对该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一个地区的500强企业总部机构每增加1户，该地区的税收比率大概增加0.05个百分点左右，而500强企业在一个地区的平均营业收入每增加1千亿，该地区总税收比率增加约10至11个百分点左右，其对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效果远远高于人均GDP增加的作用；对于征管因素而言，一个地区税务人员数量的增加并不能提高该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而税务人员学历的提高则会显著提高地区税收收入能力；而一个地区的国有企业数量越多，则说明这个地区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就越高，同时创造的税收收入就越多，从而地区税收收入能力就越强。（三）分税种的分析分税种进行考察时，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判定标准，四个税种税收比率模型均应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见表5的Huasman检验和表6的F统计量检验）。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对于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收入能力来看，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正，企业营业盈余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一个地区的企业经营效益（营业盈余）并不能为该地区提供较多的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汇总与合并纳税制度使得大部分企业所得税收入转移到了总部机构所在地。总部经济因素的影响更能说明这一点，一个地区的500强企业总部机构每增加1户，该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率大约增加0.04个百分点，效果几乎接近整体税收收入比率；而一个地区所拥有的500强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每增加1千亿，该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比率就会大幅增加约11至12个百分点左右。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能力来看，人均GDP和劳动报酬规模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因为个人所得税制的累进性特征，对于劳动报酬总和相等的两个地区来说，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地区的个人所得税总和就相等，只有在人均劳动报酬较高的地区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一般而言，集团总部所在地区的劳动报酬都较高，因此人均劳动报酬要高于其它地区，所以总部经济因素也会对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能力产生影响，实证检验结果也检验了这一解释。增值税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均GDP和增值税税基对各地区增值税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人均GDP每增加1万元，增值税收入占GDP比率大约增加0.4～0.8个百分点，增值税税基占GDP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该地区增值税比率大约增加0.09个百分点，这说明增值税收入与增值税税基的背离程度较低，因为增值税的各环节抵扣制度，使得增值税税收与税基相背离较为困难，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为了获取更多的增值税收入，最好的方法是通过税收竞争，吸引更多的增值税税源（税基）到本地区来。而总部经济对增值税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作用相反，总部经济规模越大，增值税的收入能力就越低。对于营业税而言，人均GDP和营业税税基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影响效果不明显，存在税收背离问题，总部经济规模与营业税收入能力呈正向关系，总部经济规模越大，营业税税收收入能力就越大。五、结论与建议在理想的状态下，税收收益应该与税源的贡献相一致，而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则应该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加以解决。本文通过纳入总部经济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税收背离与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不考虑征管因素时，人均GDP和对外开放水平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为负；（2）三产业增加值和各共享税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各地区总部经济的营业规模水平则显著影响地方的税收收入能力，且其影响远高于人均GDP增加的影响。考虑征管因素之后，人均GDP、增值税税基、共享税收入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显著；总部经济因素（不管是分布数量还是营业规模）都显著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税务工作人员学历水平的提高和国有企业数量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地方税收收入能力。（3）分税种进行考察时发现，人均GDP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显著，对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而企业盈余对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为负，存在着较大的税收背离现象；对增值税而言，总部经济的规模越大，税收收入能力越低，而对营业税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本文将总部经济的因素纳入区域间税收背离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分析框架中，实证研究证明了总部经济是导致区域间税收背离的重要因素，考虑到我国的总部经济主要是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因此，总部经济因素进一步加大了地区间财力水平的差距。解决税收背离问题有转移支付和改革税收制度两种方法，前一种方法是我国短期内的现实做法与选择，即加大对税收流出地区的转移支付，而这种转移支付又可以分为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这种做法只是对横向税收收入分配结果的调整[9]；从长远来看，第二种做法更为可取，即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或重构以从源头上解决税收背离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鼓励竞争和税收收益与税源贡献相一致之间找到平衡。因此，需要加强税收制度的顶层设计与研究，借助新一轮税改和建设现代税收制度的契机，改革现行税法中导致税收背离问题的一些规定，如总分支机构的合并与汇总纳税的要求；在“营改增”全面完成后，可逐步降低在商品生产与流通环节的税收负担，选择在批发与零售环节开征一般消费税或零售税[10]，逐步实现“谁消费、谁纳税、谁受益”原则，并适时的开征房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使税收收益与税源贡献逐步一致，这也将使得地方政府从传统的对流动性税基的争夺转变为对当地消费与财产性税基的保护，从而更好的履行地方政府的职责，这样便有可能实现以税制的变革为突破口推动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乃至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注释：①“税收背离”是指产生税源的地区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税收，没有产生税源的地区却获得了产生于其他税源地的税收，出现税收与税源的非一致性和不匹配，也称“税收转移”。②税收收入能力是指在税收制度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运行中所蕴藏的税收储量，它是指可征税收的总能力（或总规模），是一个税收潜在能力的概念（刘新利，2000）。③一个地区总部经济规模越大，因企业所得税的汇总（合并）纳税制度，造成该地区税收转入额越多，该地区最终分配到的税收收益则越多。④本文将中国企业集团500强在各地区的分布数量和平均营业规模作为“总部经济”的替代变量，相比以往研究中所使用的替代变量的研究方法更为合适。如：乔宝云、刘乐峥等（2009）将北京、上海两地设为虚拟变量表示“总部经济”；陈鑫、刘生旺（2013）将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政府行政效率和城市化水平作为“总部经济”的替代变量，本文认为选取分布数量与营业规模的指标能更加直接的体现“总部经济”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⑤20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为了便于国际间的税收比较，提出了用税收努力指标来代替税收比率指标，将税收努力定义为实际征收税收除以税收能力（Bahl，1971、1972；Tanzi，1987、1992；Chelliah，1971；Mertens，2003 等），进而提出了采用“税柄法”（Tax Handles，Musgrave，1969）来估测各国潜在的税收收入能力。“税柄法”的具体步骤：首先，确定影响税收收入能力的主要因素，并选择相应的经济指标变量来代替；第二，选取适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和估算方法来确定各经济变量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系数；第三，通过计量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来估算期望税收收入能力（乔宝云、刘乐峥，2009）。因此，所谓的“税柄”指标实质上就是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决定因素。⑥增值税税基是指第二产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单位亿元。⑦营业税税基是指第三产业增加值-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单位亿元。⑧由于我国税制统一，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税权，因此不能用直接税或间接税占比来表示各地区税收政策的不同，本文采用共享税占比来反映地方政府主体税源的匮乏。⑨单纯用总部机构的数量也不能表示该地区的总部经济规模，因为大部分排名靠前的500强企业总部机构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对于排名靠后的500强企业分部数量并不能反映该地区总部经济实力，也不能说明该地区的税收转入能力就强，因此我们加入了总部机构平均营业收入作为总部经济规模的替代变量。参考文献：[1]李涛，黄纯纯，周业安. 税收、税收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J]. 世界经济，2011，（4）：22-41.[2]沈坤荣，付文林. 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J]. 经济研究，2006，（6）：16-26.[3]李建军. 税收背离与地区间财力差异[J]. 经济评论，2013，（4）：108-115+134.[4]叶振鹏，周金荣. 我国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跨地区税收转移问题研究[J]. 财政研究，2008，（2）：26-29.[5]张军扩，高世楫. 税收与税源背离的情况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J]. 发展研究，2011，（1）：58-65.[6]王蓓，计金标. 政府间横向税收分配的理论基础：内涵与原则[J]. 经济体制改革，2013，（2）：122-126.[7]王蓓，李芳芳. 我国流转税体系跨区域税收分配问题研究――兼论“消费地原则”征税模式的适用性[J]. 经济体制改革，2015，（2）：155-161.[8] Bahi R W.A representative tax system approach to measuring tax effor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IMF Staff Papers，1972，（19）：87-124.[9]王蓓. 我国区域间税源背离问题及横向税收分配制度设计[J]. 税收经济研究，2013，（3）：27-34.[10]吕冰洋. 零售税的开征与分税制的改革[J]. 财贸经济，2013，（10）：17-26.（责任编辑：漆玲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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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税收增长；理性认识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4－0005-04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放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不管从绝对额、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还是占GDP的比重，总体上都在不断增长，因此，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作为这种长期增长趋势的一种延续和集中体现，似乎也无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中国税收比重步入“最佳”区间，对于其未来走向我们应当有理性的认识。
一、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历史分析
（一）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绝对值角度
从表1和图1不难看出，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迅猛，从1950年的不足50亿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30 000多亿元，增长了600多倍。尽管这一期间中国税收收入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但并不能说其增长过程是一帆风顺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收，为此后建国初期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奠定了基础。1958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简化了工商税制，仅设9个税种，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导致此后数年间税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间，已经简化的税制仍被批判为“繁琐哲学”。1973年，对工商税制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仅剩7种税。这一时期尽管税收收入仍有所增长，但显然不能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税收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1980年、1981年中国相继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建立了一套涉外税收制度。从1983年开始，中国分两步实行了利改税改革，初步确立了企业所得税和产品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制度，税收收入增长平稳。1994年中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呈现跨越式增长。
（二）中国税收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在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从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经济发展进入正常阶段，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企业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51.44％①；这一时期，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不到50％，在1953~1975年间甚至低于“（国有）企业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经历了由税收与企业收入并重到以税收为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变化也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反映。1954~1979年，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大约都在40％以上，企业收入的比重一度还要高于税收收入。从1980年开始，企业收入的比重开始迅速下降；1985年的利改税改革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结构的分水岭②（见图2），由此前的税收收入与企业收入并重转变为以税收收入为主；1985年企业收入比重下降到了1.74％，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收入形式。从1994年开始，企业收入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干脆就不存在了，税收成为中国惟一的基本收入形式。
从税收法治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比重的下降也是必然的③。为了防止政府利用政治权力获取超额的财产收益，形成对一般市场主体的不公平竞争，需要对政府拥有的经营性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国家才被称为“无产国家”，“无产国家”必然只能凭借政治权力取得收入，因此才形成了所谓的“税收国家”④，这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
可见，中国税收比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今天这一比重殊为不易，应当珍惜，但因此就否认税收过快增长和过重税负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对的。
（三）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变化
由表2和图3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间，中国税收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0％~15％之间。这一时期中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不高，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有国有企业收入，甚至后者的比重还要更高一些。因此，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不高，并不代表中国当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高，政府从国民经济中的财政汲取能力差。1985年两步利改税改革之后，中国税收收入迅猛提高，达到了22.8％。应该说，这一比重是中国此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真实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城市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善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在农村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所有这些措施都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体现在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收入比重的降低上。1996年，税收收入比重最低降到了10.2％。应当说，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然会带来政府规模的缩小。然而，税收收入比重过低势必会削弱国家的财政实力、妨碍政府职能的实现，最终对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步入新的快速增长期，这时中国税收体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比重从1996年开始稳步上升，2004年已经超过了18％。
税收收入的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税收收入增长过缓不利于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相反，税收收入增长过快，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996年以来，税收收入的增速均快于GDP的增速（见表3），有些年份甚至接近GDP增速的3倍，特别是这一期间中国经济一度处于通货紧缩时期，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所形成的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解和非议。同时，考虑到中国除了税收收入外，政府收入中还包括大量的其他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就不得不使人担心中国过快增长的宏观税负。当然，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收入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但从短期来看，税收收入的增长应当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过快或者过慢都是不正常的。
二、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进一步认识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换句话讲，税收规模过小固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税收规模过大同样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类似地，税收增长过缓无法满足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而税收增长过快同样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潜力。
（一）基恩・马斯顿的分析
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恩・马斯顿（K.Marsden）选择了21个国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人均GDP增长率高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要高于高税国家⑤；低税国家的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也要高于高税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负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了一条普遍的规律。
那么，一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是多少，或者说，税收收入增长到什么程度就应当适可而止、有所收敛了呢？世界银行1987年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⑥，一国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正相关，人均GDP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GDP750美元左右的中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20％左右；人均GDP在2 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23％；人均GDP10 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30％左右。可见，中国近年来19％的税负已逼近中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接下来应当是稳步增长，而不是继续“高歌猛进”。
（二）布坎南：怪兽模型
此外，学术界还对政府税收过快增长的合理性提出了置疑，有的学者甚至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现代政府税权的扩张并不是完全因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⑦，政府在税收增长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自己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有利地位，攫取了不合理的税收。尼斯凯南（Niskanen William Jr.）认为，政府是一个有很多个人组成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人就是所谓的“官僚”。“官僚”在其任期内追求的目标就是预算收入的最大化。这样，作为“官僚”集合体的政府也总想尽量多的筹集收入、课征税收，尽量多地支出。可以说，政府课征税收和进行支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在学术上，布坎南等人将政府的这种特性概括为“Leviathan Model”，即“怪兽模型”。“利维坦”是圣经传说中的一种怪兽，非常贪吃。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早在1651年就发表了题为《利维坦》（Leviathan）的政治哲学论著，从哲学角度讨论了国家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政府规模不断膨胀，几乎超越了私人经济正常发展所能接受的临界点，这时布坎南对霍布斯300多年前的“利维坦”作了全新阐释，得出了近乎邪恶的“怪兽模型”，认为政府对税收和支出的贪婪就像“利维坦”这种怪兽对食物的贪婪一样，主张人们不能对政府规模的膨胀无动于衷，必须加以约束和限制。
西方学者对税收收入过度增长的历史反思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是中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过重的税负势必抑制经济活力，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当前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这时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把握税收增长的正确方向。
注释：
①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64页。
②我国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就进行了国营企业利改税改革的试点。1983年我国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了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这两步利改税改革的完成使我国的财政收入格局实现了由“税利并存”向“以税代利”的转变。
③张斌：《经济学与法学中的税收》，《税务研究》（2004/7）。
④其实，自近代以来，各国税收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提高，现在许多国家都高达90%以上，所以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mpeter）早在1918年就提出了“税收国家”的概念。
⑤在经济学上，消费、投资、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⑥转引自：安体富等，《税收负担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⑦皮库克（A. T. Peacock）和威斯曼（J. Wiseman）、马斯格雷夫（R. A. Musgrave）和罗斯托（W. W. Rostow）等人分别从内因与外因、经济发展阶段等角度，对主要由税收形成的财政支出扩张的合理性给出了解释。
［参考文献］
［1］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斌.经济学与法学中的税收［J］.税务研究，2004，（7）.
［3］王大成.改进现行财政体制的建议［J］.财政与税务，2006，（10）.
［4］高培勇.由“积极”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历经艰难抉择［J］.财贸经济，2004，（8）.
［5］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财政政策新思路［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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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单位根检验协整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水平是国民经济的两项重要指标，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收入，而税收收入总量及税负水过来又影响着其未来的经济增长。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无偿地、强制地参与社会分配，将部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因此，一切税收最终都来源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税收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它决定了可以征税的“基数”的大小。在研究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由于GDP是税收收入的源泉，因此问题常常转化为研究税收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对湖北省税收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发现二者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并建立准确的税收预测模型，这对于完善现行税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促进社会收入公平分配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基本理论
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通常都是非平稳的，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直接运用变量的水平值研究经济现象之间的均衡关系，很容易导致错误结论。但对数据进行差分变换后进行回归，又可能丢失长期信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协整（Co-integration）分析等方法，在处理时间序列数据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协整是指尽管两个或多个时间序列就个别而言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协整分析则是指，对于两个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则在其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在实际经济分析研究中,一般是先对时间变量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然后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最后建立协整变量与均衡之间的误差修正方程。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1.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的样本为1952年～2004年的年度数据，取自于《湖北统计年鉴》。分别用各年湖北省税收收入总量（TAX）和湖北省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税收和经济增长状况。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用湖北省商品零售物价指数P（1952年=100）将税收收入和GDP折算成1952年不变价格。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可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实际税收、实际GDP进行对数变换，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NTAX和LNGDP表示，其变化趋势见图1。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常利用单位根方法（unitroottest）进行。单位根检验方法主要有DF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我们采用ADF方法。ADF检验的一般形式为:,原假设H，备择假设，原假设成立意味着该序列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LNTAX和LNGDP及其差分序列检验结果见表。
表各变量平稳性检验表
注：（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方程中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的阶数，0表示不包括C或T。
由表可见，所有变量的对数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序列LNTAX在1%的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LNGDP在5%的显著水平上也是平稳的。因此，LNTAX和LNGDP均为一阶单整序列。3.LNTAX与LNGDP之间的协整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虽然LNTAX与LNGDP均为一阶单位根过程，但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目前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和估计有许多具体的模型和技术，常用的有EG（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J（Johansen-Jusdius）迹统计量法（或称最大特征值法）。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检验，基本思想为:{Yt}和{Xt}为两个一阶单整时间序列，第一步建立长期均衡回归模型;第二步检验残差的平稳性，若为平稳序列，则说明和间存在一阶协整关系。
下面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检验LNTAX与LNGDP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对LNTAX与LNGDP进行协整回归，得到协整方程如下（括号内为t统计量的值,下同）：
（1）
DW=0.3421，
(1)式中误差项为=LNTAXt+1.0296-0.7428LNGDPt,对误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统计量的值为－2.1916，小于5%水平的临界值－1.9470，即是平稳的时间序列，LNTAX与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考虑到（1）式的DW=0.3421太小，表明存在自相关现象，分别加入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因素，对LNTAX和LNGDP之间的协整关系重新估计，根据AIC准则选择各变量的滞后阶数，得到长期均衡估计方程如下：
（2）利用（2）式可估计得出LNTAX和LNGDP的长期关系为。
4.误差修正模型
Granger定理表明，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一定存在描述变量之间由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若{Yt}和{Xt}间存在协整关系，将误差修正项看作一个解释变量，连同其他反映短期波动的解释变量一起，建立如下的误差修正模型:。其中ut-1为误差修正模型的修正项，用来表达和之间短期内出现的非均衡偏离程度。误差修正模型区分了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又避免了伪回归，具有较强的经济学意义，是含有单位根的协整过程的有效表示形式。
图3LNTAX的实际值、拟合值及残差图
引入（1）式的误差项，建立ΔLNTAX和ΔLNGDP之间的短期波动误差修正模型。另外考虑到1985年和1994年国家税制改革对税收收入造成的影响，引入两个虚拟变量D85和D94。用OLS方法进行估算，根据AIC最小原则选择每个变量的滞后长度，去除统计量不显著项，模型估计结果如下：（3）
模型中的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序列见图3，从图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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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弹性 经济增长 税收收入
一、税收弹性的经济学含义与现实意义
弹性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反映的是在两个存在函数关系的经济变量中，由一个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程度。
税收弹性是指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一般表示为税收收入的变化率和gdp变化率之比（当然分母部分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也可）。用公式可表示为：
t/t
et = ，，，，，y/y
其中，et为税收弹性，t为税收收入总量，t为税收收入的增量；y代表国内生产总值（gdp），y代表gdp的增量。
根据弹性理论，可得出以下结论：et = 0时为税收无弹性，说明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没有反应；et = 1时为单一弹性，说明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呈同一幅度变化；et = ∞ 时为无穷弹性，说明经济增长的一个微小变化就会引起税收收入的无穷变化；et > 1为税收富于弹性，说明税收收入变化的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幅度，即经济的发展能带来税收更多的增加；et < 1为税收缺乏弹性，说明税收收入的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表现为税收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在实践中，et无弹性和et无穷弹性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et=1的情况也不常见，绝大多数时候et的数值总是表现为大于1或小于1.
引入税收弹性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在整个经济中的调节力度越来越大，经济开始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但另一方面，市场本身的缺陷仍然需要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其进行反周期的调节。1998年实施至今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被看作是反周期调节手段的一种运用，很显然税收是这种反周期调节手段中的重要措施。这就要求在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两者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税收弹性恰好能较为清楚地表示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税收弹性的这种现实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有弹性的税收制度是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手段。税收的特征之一表现为固定性，税收制度一旦确定，在短期内就不可能有大的经常性的变动，但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生产力水平差距较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部门差别也十分显著，这从客观上需要税收制度具有较强的弹性，这既是税收中性原则的要求，同时也和当前我国实施的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一致。二是有弹性的税收制度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西方经济学将税收看作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的自动稳定器。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有弹性的税收制度可以保证在经济增长时税收收入自动增加，从而减少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膨胀；在经济滑坡时，税收收入自动减少，从而使企业和个人的支付增加，刺激经济回升。
二、税收弹性在浙江国税收入实证分析中的运用
浙江省的经济总量目前居全国第4位，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强省，并且从1997年开始连续6年稳定增长，形成了浙江经济的长波效应。与此同时，随着1997年浙江国地税机构的进一步分设，浙江国税的税收征管改革得到突破性进展，不仅税收收入总量一直保持在全国各省市前列，且增长速度也远远快于gdp的增长。笔者拟通过对浙江国税税收收入弹性的分析，对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考察。
（一）按年份划分的税收弹性
从总体上看，浙江省自机构分设后，由于税收收入大幅增长，总的税收弹性系数呈上升趋势，进入高弹性增长区。1997年达到1.46，1998年达到2.84，1999年虽呈现负增长，但仍属于高弹性增长范围，2000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07.
（二）按税种划分的税收弹性
从总体上说，由于各主要税种的税收收入在1997年至2000年间逐年呈高速增长趋势，因此其弹性也均呈现高增长态势。企业所得税和涉外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弹性虽然远远高于国内增消“两税”，但由于“两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占有较高比重，因此“两税”的税收弹性变化基本决定了整个税收收入的弹性变化。
（三）按行业划分的税收弹性
总体上看，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其税收弹性在逐年上扬。其中，工业增值税的税收弹性高于商业增值税，但到了2000年，两者基本趋于一致，都处于高弹性增长区域。
（四）按所有制性质划分的税收弹性
从总体上说，除集体企业外，其他类型企业的税收都呈现上升趋势。分所有制类型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税收弹性明显低于非国有的股份、涉外和个体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甚至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负弹性；另一方面，非国有的股份、涉外、个体私营企业全都处于高弹性增长区域。
（五）按地区划分的税收弹性
分地区看，2000年浙江省所属11个市地全部处于高弹性增长区；且近几年经济比较活跃、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市地，如宁波、绍兴及台州等地的税收弹性系数更是达到了新高。
三、浙江国税税收收入弹性的因素分析
近20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致使宏观税负持续走低。然而1996年以后，尤其是在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五年间税收收入大幅增加，税收弹性系数剧升，结束了以往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在这个大背景下，浙江也出现了相应年度的连续高弹性增长，这和国家的整体趋势是吻合的。因此对浙江国税的税收弹性差异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从整体上看，税收弹性系数的逐年上升是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环境、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征管方式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在考察年度所在期间，适逢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主旨在于增加投资、扩大内需，而增加投资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据统计，实行该政策的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全国总投资规模达到了24000亿元。在这种扩张导向下的增支目标客观上要求国家每年都要大幅度追加税收计划，浙江作为传统的税收大省，势必成为税收追加的重点省份之一，因此考察年度内税收弹性系数呈高弹性增长也就可以理解了。其二，受200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影响，浙江各级海关加大了打击走私的力度，作为税收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关税收入在这两年中的增幅很大；另外，随着近几年对税外“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问题的重视，清费立税、降低税外负担工作的逐步展开，一定程度上也对提高税收弹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经济环境的因素。经济无疑是税收的基础。而浙江国税从1997年至2000年连续四年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应该说和浙江经济总量在整个“九五”期间保持稳定增长的大趋势是相协调的。据分析，除了外贸、外资及国际国内总体经济形势良好的因素外，支撑浙江经济连续增长的还有经济效益提高、重工业增长较快、价格稳中有降、所有制结构持续调整、进出口贸易异常活跃等因素，客观上为企业及时足额缴纳税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证了征收率的高位运行，从而带动了税收收入弹性系数的增加。
3.税收政策与税收制度的影响。税收制度是税收参与社会分配、取得多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税收政策则是运用税收增减变化来影响和控制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和企业行为。一般而言，在我国现行的税制和税收政策中，税收减收因素较强。如在税制中，存在税种覆盖面有限、行业与产业之间税负不平衡、税率结构不合理及出口产品实行“免抵退”制度等问题；另一方面，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所实行的优惠政策也是造成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考察年度中，适应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经历了比较大的调整，如企业期初存货进项税款抵扣政策、外商投资企业“超税负返还”政策、校办、民政等几类企业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的到期，这些减收因素的减少及利息税开征、证券投资市场活跃带来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增加等政策性增收因素的增加均是实际税负上升的原因。另外，近几年规范执法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内外部各类监督检查力度的加大，随意变通政策、越权减免税、不征少征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控制，税收弹性的提高成为了必然。
4.征收管理的因素。近年来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逐步深入，给税收征收工作带来的变化具有革命性意义。科学理性的税收征管模式的建立，无论是对税务机关还是对纳税人而言，均产生了双赢的结果。一方面，确保了税收征收方式的规范和税收收入的应收尽收；另一方面，促使了纳税人会计核算的规范和纳税意识的提高。实行税收征管改革几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浙江省的纳税申报率、申报正确率逐年提高。与此同时，全省在清理欠税、税务稽查等方面的强力措施也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大幅增加，是造成征收率大于100%的关键原因，对税收弹性系数的提高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二）从结构上分析，税收弹性系数的增加受税制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税制结构的影响。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双主体”的结构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占有绝对比重。如表一数据所示：浙江的“两税”占到了全部国税收入的85%以上，最高年份达到了91.81%.因此流转税和所得税收入的变化将直接左右税收弹性系数的变化。1997年至2000年浙江“两税”的增长比例分别是13.64%、16.45%、13.85%、36.34%，大大高于gdp11.9%、7.55%、7.56%、12.5%的增长速度，因此税收弹性必然会随之提高。所得税虽然在税收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在考察年度内企业所得税的增长比例达到了13.44%、19.13%、24.50%、41.17%，同样成为拉动税收弹性系数的主因。
2.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各产业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不同，因此不同产业的增长对税收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不同的。随着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其整体经济结构向高附加值产业方向的变化，一方面使工业企业发展速度较快，另一方面工业企业的内部结构也获得了良性调整，企业销售收入中的应税增值额扩大。因此在考察年度中工业产品的增加值和实际税负均高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商业企业的实际税负，从表三中可清楚看到：工业增值税对税收弹性的贡献大于商业增值税。当然，与此同时，由于商业增值税继1997年呈小幅负增长后，在接下来的三年也连续正增长，2000年更是达到了33.13%，所以也对增值税的总的税收弹性起到了正面拉动的效应。
3.所有制结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各种经济成分迅猛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而浙江作为东部沿海的一个经济大省，近年来更是以其发达活跃的个体私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为特色，成为支撑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经济格局反映在税收上，则是表现为股份公司、涉外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在税收收入中比重的增加。1997年三项收入在税收收入中占11.45%，到了2000年，则达到了28.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其增长幅度看，也是远高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增幅，全部处于高弹性增长区域，对整体弹性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就国有经济而言，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完成，国有企业开始走出持续低迷的状态，企业效益有所提高，同样对税收弹性起到了正面拉动的作用。
4.地区差异的影响。据对浙江区域经济的研究表明：如果将浙江全省划分为浙东北水网平原区、浙东南沿海区、浙中金衢盆地、浙西丘陵地区、浙南山区五个区域，1990年以前浙江省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的县市集中在杭嘉湖平原和宁绍温平原，而位于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和浙西、浙南丘陵地区几乎没有较突出的经济强县。而在199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评比中，在浙江省所占的31个席位里，浙中的金衢盆地已经出现了义乌、东阳、永康、兰溪、诸暨、新昌、嵊州等7个经济强县，另外，位于浙南的温州、台州又以其发达的民营经济使整个浙江经济异常活跃。1999年至2000年五个区域的平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3.01%、15.76%、13.14%、12.34%、10.71%，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2.78%、15.17%、13.00%、12.37%、10.81%，人均gdp差异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23下降到2000年的0.145，这充分说明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总体上趋缓。整体经济的稳定增长及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使税收收入的变化也表现出了相应的规律，从表五中不难看出：浙江全省各地区的税收弹性全部处于高弹性增长区，而在考察年份中相对属于经济热点地区的税收弹性，如宁波、绍兴、金华、台州等地市则表现更为强劲。
四、结 论
笔者认为：税收弹性由很多因素决定，既有总量上的原因，也有结构上的原因；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征管上的因素；既有正常因素，也有暂时的非正常因素。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处于转型期的过程中，由于本身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的不稳定和不成熟，如果简单地要求税收收入弹性总是围绕着1上下波动，是不客观的。本文所分析的浙江省，虽然税收弹性连续四年出现了高弹性增长，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实乃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笔者认为仍然处于正常范围。
当然，税收收入如果长期出现高弹性增长，的确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其后果很可能是造成经济与税收之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当前必须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税收中性原则适时调整税收制度及税制结构，改革现行的税收收入基数法考核办法，切实加强规范执法工作，使税收与经济得到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相海等《“九五”和2010年税制改革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 1999年版。
（2）贾 康《对我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的评析》《税务研究》2002年第6期。
（3）陈 莉《税收弹性问题探析》《税务与经济》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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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收入计划管理经济增长依法治税
税收收人计划管理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收收人计划的实现，对税收收人计划的编制、分配落实、执行情况的分析检查和考核、收人统计预测以及经济税源调查、税源监控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活动所进行的综合管理，是税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税收收人计划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对于加强组织收人工作，更好地完成税收任务，推动整个税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就我国目前而言，由干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人们法治观念尚待加强，税收执法环境欠佳，税法不完善，征管体制弊端及税务人员自身素质等原因，取消税收收人计划显然不切实际。我国应在税收收人预测和监控的基础上建立涵盖经济、税制、征管等多方面的税收收人管理体系。税收收人计划要制定得科学合理，才是明智之举。
一、我国目前税收收入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编制方法不科学
从税务机关内部计划的编制来看，过去很长时期内税收收人计划编制一直采用基数加因素的方法(即上年基数乘增长系数加减特殊因素)。这种方法比较简便，确定的计划指标也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缺点主要是由于基数与依照税法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系数主要考虑增加税收收人的要求，未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特殊因素考虑的不全面、不准确，使得所确定的计划指标与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依法征税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造成实际税收制度对法定税收制度的背离，扭曲了税收政策，也造成了税收管理的畸形发展。
从税收收人总量的编制来看，自1994年“利改税”以来，我国每年税收收人计划的安排一直是财政预算的重要内容。预算的安排主要是由财政部制定，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一定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的需要。由于缺少纳税人方面的基础资料，未充分考虑各地税源现状，税收收人计划与实际税源相差较大。
(二)税收收入计划考核缺乏科学性
长期以来对税收收人计划执行情况的考核以是否完成税收收人任务作为惟一标准。这种方法对干确保税收收人，保证财政预算虽然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税收收人计划本身在编制方法和计算依据等方面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仅用税收收人计划完成情况这一指标作为衡量标准，难以准确考核各级税务机关组织收人工作的情况，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提高征管工作质量。另外现行的税收计划考核办法不能正确引导人们认真分析研究税收征管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更好地鼓励人们向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型管理转变，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转变的工作方式进行积极探索。
(三)税收收入计划管理未能有效地与依法治税相结合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立足点和灵魂，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在现实中由干存在对税收计划认识的偏差，在税源充裕之年税务机关考虑来年税收计划的完成，压减当年的税收基数，有利于为来年税收任务打造一个较低的平台；而在税源较紧的情况下，少数征收单位往往通过征收“过头税”来完成税收任务。这样就使税收收人计划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这种方法使基层税务部门在工作中要么淡化了“依法治税”的治税理念，要么弱化了税收任务的刚性。
二、改革和完善税收收入计划管理体系的几点设想
(一)改革税收收入计划的编制方法
1.优化税收收人计划的编制方法。根据经济税源的实际情况采取“综合因素法”，即以上年基数参考GDP增长比例，同时认真考虑税源变化、税收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变化、地方税种增长特点、GDP增长、市场变化、税收虚增及不可预测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税收收人计划。可以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研制各种税收收人计划编制方法的操作软件，并赋予各综合因素或各编制方法以不同比例的权数再加以调整，得出切实可行的税收收人计划并且此计划为弹性计划而非指令性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上述因素的突变可随时调整，使税收收人计划建立在科学、可靠的税源基础之上，与依法治税最大限度的吻合。
2.实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分别核算的税收收人计划管理体制。我国税收计划管理可实行财、税分别核算。财政部可根据所掌握的税源情况及财政支出需要，参考税务机关意见编制预算。国家税务总局首先接受财政部预算方案，努力确保完成。同时根据各地税源状况、征管水平编制出分地区税收计划，汇总得出全国税收计划，并按自身制定的计划考核各地完成情况，逐月与财政部预算中的税收收人完成进度进行比较分析。若存在差异，查找出原因报财政部。若因经济中客观原因而非税务机关征管造成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财政部可将预算调整方案报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核，决定是否修改。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其他途径解决，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机关。此种方法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追加税收收入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独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
(二)建立以考核税收征管质量为主的工作考核制度
改革税收收人计划考核制度的目标，应由考核税收年度计划任务完成情况转移定位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上来。上级考核验收工作时，要把严格税收执法、严格执法程序放在首位，既要考虑税收收入计划的完成情况，更要考核执行政策和征管质量情况。按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七率”(《税收征管质量考核办法》中规定考核的指标为登记率、申报率、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欠税增减率、申报准确率和处罚率，简称“七率”。)严格考核征管质量，以科学合理的税收收人计划促进依法治税和征管质量的提高。另外，还应改革税收收人计划考核制度的主要内容、基本条件和方法，及考核制度的预期效果。
(三)完善税法体系，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增强公民纳税意识。不断提高征管水平，为依法治枕创造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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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增长 经济增长 宏观税负
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市场经济越发展，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就越密切。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2009年达59514.7亿元，比1994年增长了近十一倍。税收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但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种税收的高速增长和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协调。宏观税负是税收收入与GDP的比值，体现了社会产品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也体现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从宏观上讲，税负高低会从整体上制约或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反映了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及财政职能的强弱；从微观上讲，税负的高低会影响纳税人对消费、储蓄、投资以及劳动等行为的选择，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合理界定一定时期内适度的税负水平，对于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和促进经济增长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宏观税负的角度研究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宏观税负的相关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一）宏观税负的相关概念
1．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是指国家征收的税款占纳税人税源数量的比重，反映出税款与社会新增财富之间的内在关系。以不同主体为出发点，税收负担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看，税收负担反映出国家在税收课征时的强度要求，即要征收多少税收；另一方面，从纳税人的角度看，税收负担反映出纳税人在税收缴纳时的负担水平，即承担了多少税款。
2．宏观税收负担
宏观税收负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税收总收入占当期社会新增财富的比重，反映出一定时期纳税人因国家课税而承受的经济负担水平，是一个受制于国家政治、经济、财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经济指标。它的计算公式如下：
宏观税收负担率=税收总收入/国内生产总值（GDP）
(二) 我国宏观税负的影响因素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宏观税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经济结构影响,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动对宏观税负水平的形成影响较大。税负较高的第二产业比重近年来不断提高，而税负较低的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成为推动宏观税负上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原因。2009年与1994年相比，第二产业比重提高了2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比重提高了2.5个百分点，同期第一产业比重下降8.5个百分点。(2) 经济运行质量改善的影响。在经济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经济运行质量越高，一定投入生产出的增加值和利润的价值就越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增长速度就加快，相应地推动宏观税负水平的提高，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经济运行质量下降，宏观税负也将相应下降。
2．财政体制因素
（1）税制变动的影响，如增减税种或调整税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便会发生变化。就现在的税制来说：第一，过多的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的正常增长机制．尤其是减免税过多过乱，是导致税收职能弱化，宏观税负下降的重要因素；第二，现行税制结构中一些重要的税种尚未设立，如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已具一定规模，如果把它计入税收收入总量中，宏观税负也会有所提高。
（2）现行财税体制中分配关系不完善。政府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中，除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外，还存在着不规范的税外分配主体与分配行为，由此造成以非税收入形式存在的预算外资金收入。这就使得我国宏观税负的内涵与国际标准有所不同，以税收收入总量与GDP之比值计算的宏观税负，客观上并没有把纳税人的全部负担计算在内，如果把税外收入(主要是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收入)计算在内，我国宏观税负可以有很大提高。
3．征管水平
征管水平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理论税负既定的情况下，征管水平高，就会有较高的宏观税负；征管水平低，宏观税负也随之下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1994年实施新税制后，除了经济增长、政策变动因素的影响外，征管因素是影响宏观税负的另一重要因素。2001年税务系统推行“金税工程”，2003年以后通过创新征管模式，实施精细化管理等，使征管效率和征管质量显著提高，各主体税种的征收率明显上升。
4．无税GDP的影响
在我国GDP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无税产值或低税产值，如免税工业产值、农业产值等。根据对部分省份的典型调查 ，无税产值、低税产值约占GDP的15％左右，再扣除税收收入总额中约10%的与经济增长无相关性部分，同时考虑GDP中可能存在的虚报夸大部分，人为追求政绩、人为掺水现象，也使实际税负大打折扣。如我国GDP统计口径常常上下不尽一致，地方合计数往往比中央政府统计数多数千个亿。
二、1994年-2009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经济增长及宏观税负水平变化状况
经济增长一般以GDP增长来衡量，2009年我国GDP总量达到340507.0亿元，以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1%，按当年价格计算比1994年增加了6倍，1994年-2009年间，我国GDP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2009年我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9514.7亿元，比2008年增长9.8%，增收5290.91亿元。从表一可以看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税收增长率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首次跌至10%以下，而在此之前的15年里税收收入增长率平均能达到18%，远在GDP增长率之上，税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稳定较快增长，大大增强了国家财政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财力保证。从表二可以看出，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上升趋势，尤其是2002年以来，平均达16.22%
表一 1994-2009年税收收入相关数据汇总表 单位：亿元
年份
税收收入
税收增长率(%)
增收额
年份
税收收入
税收增长率（%）
增收额
1994
5126.88
2002
17636.45
15
2335.07
1995
6038.04
18
911.16
2003
20017.31
13
2380.86
1996
6909.82
14
871.78
2004
24165.68
21
4148.37
1997
8234.04
19
1324.22
2005
28778.54
19
4612.86
1998
9262.80
12
1028.76
2006
34804.35
21
6025.81
1999
10682.58
15
1419.78
2007
45621.97
31
10817.62
2000
12581.51
18
1898.93
2008
54223.79
19
8601.82
2001
15301.38
22
2719.87
2009
59514.7
9.8
5290.91
资 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版，2009数据转引自《2009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中国财政，2009
表二 1994-2009年GDP及宏观税负相关数据汇总表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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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在上半年增长快速？上半年备受关注的房产税、个税收入如何？试点一周年的资源税收入有何变化？这些都在上半年的税收数据中可以找到答案。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长快速，源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1―6月，国内增值税完成12431．30亿元，同比增长19．7％。分行业看，绝大多数实现快速增长，其中，建材、原油和成品油行业增值税增速较高，同比分别增长33．1％、31．3％和30．2％。
数据还显示，1―6月，企业所得税完成11175．36亿元，同比增长38．3％。分行业看，所有行业均实现增收，工业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47．6％，其中，建材、纺织行业企业所得税同比分别增长了97．8％和73．0％。
一般来讲，增值税的税基大体相当于工业增加值和商业增加值，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企业利润总额。作为与经济运行最为密切直接的两个税种，其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分别达到24．8％和22．3％。
2011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等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这直接带动这两项税种的增长。此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比上涨也带动了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增长，同时企业所得税跨年度汇算清缴也有较大影响。
个税同比增长35．4％ ，其中财产转让所得税增116．1％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1―6月，个人所得税完成3554．78亿元，同比增长35．4％，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7．1％。
数据还显示，个税分项目看，财产转让所得税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16．1％；工资薪金所得税、劳动报酬所得税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都平稳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34．2％、29．9％和27．2％，储蓄利息所得税同比下降54．8％。
财政部税政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个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个人股权转让以及拍卖收入大幅增长，带动居民个人的财产转让所得税快速增长；此外，我国城镇职工工资水平也有所提高；再有就是税务机关加强了对高收入者及居民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保证了个税税款及时足额入库。
房产税同比增长24．4％ ，源于住房保有量增长快速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1―6月，房产税完成569．35亿元，同比增长24．4％。目前，我国房产税收入在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并不大，只有1．1％。
房产税的税基是企业保有的自用房产原值总额和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总额，它的增长速度是由纳税人房产的保有总量和房屋出租价格的增长速度决定的。
财政部税政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房产税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一是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的保有量快速增长；二是房屋租赁价格上升。
资源税同比增长44．9％，西部省份幅度增长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1―6月，资源税完成307．63亿元，同比增长44．9％。资源税的税基是应税资源产品的销售量、自用量或销售额，目前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为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