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绑架十篇

道德绑架篇1

【关键词】 道德绑架 义务 权利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道德绑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一些“道德绑架”的例子：公交车上不给有需要的人让座，可能就被指责为缺乏教养、没有道德，甚至招来耳光；假如成了道德标兵，就只能处处奉献，牺牲自己、帮助他人，否则就是“欺世盗名”……在今日中国，诸如此类的事情太普遍、太常见了，以致于一方面可能苦于自己被挟持、被强迫着身不由己地去“做好事”，另一方面也可能不自觉地参与了这种挟持和强迫。

“道德绑架”是对权利的一种侵犯

有些人认为，“道德行为”扎根于人的本性，任何以外在压力来强迫他人做出“道德行为”的做法，都是“道德绑架”。按照这种观点，那么，诸如谴责某人弃养父母，声讨某人背叛妻子或丈夫，批评、处罚某人随地吐痰、在公园里攀折花枝或在深夜喧哗扰民等，自然也属于“道德绑架”。这显然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将此类行为看作“道德绑架”。这里的区别在于，赡养父母、忠于配偶、不随地吐痰、不扰民等已被人们公认为一个人基本的道德义务。对于道德义务，使用一定的外力，特别是舆论的力量，来迫使人们履行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确实，真正体现行为者之利他善意、德性品行的行为，只能是出自行为者自由意志的行为，强迫不可能产生这种意义上的道德行为，而只能产生“非道德”（不是“不道德”）的顺从行为。但是，在道德义务的范围内，必要的外在压力是任何一个社会进行道德规训的必要手段。因此，不能说对“道德行为”的任何强迫，都是“道德绑架”，只有当强迫、要挟发生在要求他人去做超越其义务的奉献时，才是“道德绑架”。换言之，当一个人履行了他的道德义务以后，他可以进一步继续奉献、继续为善，社会也应该鼓励他继续为善。但必须明确，他是否选择继续为善，做出超越于其义务的奉献，那是属于其“自由”范围的权利，而不是“必须”范围的义务。如果将他的权利视作他的义务，以要求义务的方式来对待他的权利，导致的就是“道德绑架”。也就是说，“道德绑架”是对权利的一种侵犯。

道德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的义务，即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必须要做哪些事；一是消极的义务，即作为特定社会的成员一定不能做哪些事。相应地，道德领域中的外力强迫或者说“道德的强迫”也就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外部压力强迫一个人去做他必须做的事，另一种是禁止他做不能做的事情。可以发现，发生在今日中国社会中的那些令人反感的“道德绑架”，基本上都是对第一种“道德强迫”的滥用。

与传统熟人社会相比，现代陌生人社会的“道德绑架”现象相对凸显

回顾中国以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确实一直存在着一种将“利他取向”的道德行为与外在强制联系在一起的基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化或者说道德的政治化有关。传统中国强调“德政”“仁政”，教化的政治和道德混合在一起，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没有相对明确的区分。于是，一方面，常常以经济特别是政治上的实利来回报某些人的善行，如“举孝廉”，这导致“伪君子”盛行（一个社会无疑应该鼓励、景仰善行义举，但不能使善行义举变成晋升的门槛，否则必然导致伪善盛行）；另一方面则又将政治领域中的强制性方式施用于道德领域，如以强迫性的“顺”来规范“孝”，以“为富不仁”“六亲不认”等指责来索取原本应出于自愿的施舍和帮助。所有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具有一定程度“道德绑架”的意味。不过，传统社会毕竟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的交往以及交往中的伦理关系，更明确地说，助人和受助的关系，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特定的熟人或者说私人之间。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话说，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维系、调节私人关系的道德。而在特定的私人之间，往往会比较自然地产生出一种应该相互帮助、彼此扶持的积极的义务感。因此，尽管熟人社会中的人们对于道德行为中或隐或显的外在强迫也会感到压力，但一般还不致于产生“被绑架”的感觉。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内心里面也比较容易认可，在亲人亲戚、朋友邻里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但现代社会不同。从根本上讲，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和熟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相互之间的期待也不同。这不是说陌生人之间没有义务，但社会中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熟人之间的义务在内涵和表现形态上是不一样的。首先，在陌生人之间难以产生熟人之间那种相互帮助的直接的义务感，要求甚至强迫一个人一定要去帮助一个与自己没有情感联系的陌生人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一些基本的积极义务都是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的形式（如纳税），通过国家（政府）来间接地实行的，也即积极的道德义务转变成了明确的政治性义务。其次，在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中，相互之间的道德义务主要表现为消极的义务，即不做妨碍、干扰、影响别人的事情。在陌生人之间的相处中，只有当一方违背对方的意志干扰、妨碍了另一方时，给予舆论谴责等适当的外力强制才是必要的、正当的。否则，在一个人履行了基本的法律义务之后，任何再以道德的名义来迫使他做出额外奉献的行为，都是对“道德强制”的滥用，都是粗暴的“道德绑架”。并且，这种“道德绑架”侵犯了别人不受干扰的权利，妨碍了别人的正常生活，其本身就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

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道德义务主要是一些消极性的义务，即不去做什么的义务。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赞成人们超越这种义务而去做出更多的善行义举，去为增进社会公共福祉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而是社会应该鼓励、景仰善行义举。而且，一个良好的、有生机有活力的、能增进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公共福祉的“好社会”，需要社会成员更积极的行动。问题是，怎样才能引发、培育出这样一种道德意识和精神？要引发培育人们对于公共福祉的关怀和积极奉献精神，诸如要大公无私、要奉献牺牲之类的说教无济于事。恰恰相反，我们不能一下子从“大公”开始，而必须从“小公”开始，通过对那些人们比较容易切身地体会到与自己之休戚相关性的小范围的公共事务的投入参与，让他们慢慢地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使人与人之间联合起来的、相互关联的利益，进而在这种体认中，逐步地、习惯成自然地引发出人们的公共关怀和奉献精神。而“道德绑架”，是绝对不可能“绑架”出这种意识和精神的。

“道德绑架”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权利意识的缺失

“道德绑架”本身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且还败坏真正的公共意识和奉献精神生长的社会土壤。那么，为什么在今日中国社会，这种现象会变得如此常见呢？笔者以为，表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今日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怨恨心态有关。

德国思想家舍勒曾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在实际权力、资产和实际修养上存在极大差异，另一方面某种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观念却不胫而行，从而，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那么，这种社会必然会集聚强烈的怨恨。从平等的价值观念出发，大家都应该一样，别人应该与我一样，但实际上，别人与我大不一样，有那么多人都比我有钱、有权，比我优越，为什么别人可以那样，而我必须这样？当然，现代文化所公开正式地承认和肯定的平等价值观，是允许和鼓励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奋斗、竞争而变得一样好，一样“有价值”。

着眼于当下中国社会，笔者以为，导致“道德绑架”的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权利意识的缺失。这不仅仅是因为“道德绑架”本身是对被绑架者之正当权利的侵犯，还因为，今日中国社会中的“怨恨”本身就与权利意识的缺失密切相关。如上所述，怨恨是平等的价值观念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间紧张的产物，由此，如何“正确地理解平等”以及在现实社会中保障这种“正确理解的平等”，就决定着“怨恨”心态是否会产生与流行。如果⑵降壤斫馕“无差异”，那么，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消除“怨恨”。因为，无论怎样都没有可能达成“无差异”的现实社会。但是，如果将平等理解为以“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的方式得到明确的那些方面的平等，那么，人们就能容忍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因而只要社会切实保障这些方面的平等，也就能消除怨恨产生、流行的土壤。

在某种意义上，权利，特别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制度体系，就是在一方面应对市场机制形成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对下层无限制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在肯定并维护平等的同时，并不否定自由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差异。于是，法律制度一方面通过落实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特别是保障社会下层有尊严的生活，并限制强者的特权，实质性地限制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从而从现实结构层面缓解可能产生的怨恨，另一方面则通过促成上述这种关于平等的共识，使人们认识到并承认，平等乃是公民身份和与之相连的权利（及相应义务）上的平等，而不是所有人之间的无差异。因而，它在赋予追求平等之正当性的同时，也给了这种追求以限制和约束，从而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那种追求“无差异”之平等状态的激情，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怨恨。但是，毋庸讳言，在今日中国，这样一种立基于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的“正确理解”的平等，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中，都还没有真正完全确立起来。于是，一方面，强者常常将自己的优势转化成不受限制的特权，甚至“赢者通吃”（因而也就得不到真正的“尊敬”），现实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得不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平等的“正确理解”，大众对无差异式之平等的无休止追求也得不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笔者以为，这是今日中国社会中“怨恨”泛滥的土壤，也是作为“怨恨”之宣泄的“道德绑架”之最为重要的根源。

如果说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意识的缺失是“道德绑架”之最重要的根源，那么，消除“道德绑架”现象的根本，也就在于要确立这种意识和保障。“道德绑架”何时休？也许作为个别的现象，它不太可能完全消失，但是，当基于公民身份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普遍地确立起来，并且在制度性的实践中得到切实保障的时候，这种现象必将大为减少。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道德绑架篇2

1、道德绑架：指以“道德”的名义来强迫他人做一些事情。此类的事件例如，当经历天灾人祸的时候，网络上总是有一群人要求一些明星、富豪、公司等等“有钱人”去捐助受难的地方或者人群，而自己却不捐助一毛钱。从本质上来说，每个人的钱都是自己赚取的，自己拥有支配权，其他人无权过问。由于人类是群体性的动物，所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所倡导。但也只是“倡导”，而不是“强迫”、“必须”。

2、也就是说“有钱人”对那些受难的人群进行帮助是好事，但是人家不帮助也是自己的权力，无关人员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去指责“有钱人”。然而在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子的，太多的无能之辈靠着一张嘴、一个键盘，就在网络上攻击那些“有钱人”，如果“有钱人”没有捐款，那么网络上的这群“正义之辈”会让那些“有钱人”体会到什么是战场。如果“有钱人”捐助的钱，不能让这些无关的“正义之辈”感到满意，他们仍然会攻击那些“有钱人”。

（来源：文章屋网 ）

道德绑架篇3

关键词：道德绑架；新闻生产；媒体；受众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030-02

在2015年8月5日播出的真人秀节目《中国梦想秀》中，来自贵州的“追梦人”杨女士在节目中说自己的梦想是让失散多年的妹妹回家，重新接受她的父母，一起拍全家福。杨女士的妹妹张女士小时候被亲身父母送给别人，在知道自己身世真相后不愿接受亲生父母。虽然张女士由于节目组的安排，出现在了节目的录制现场，但是她始终拒绝和亲生父母相认。不料，该节目的主持人当场指责张女士心胸狭隘，说她应该原谅父母，否则永远不会幸福。主持人甚至还对张女士说：“在你儿子的眼里你是个狭隘的女人”。此番表态在各大媒体平台引发轩然大波，总体而言，无论该节目主持人的初衷为何，如此咄咄相逼，就是道德绑架的典型事例。

网络空间作为新闻和传播的场，与传统的媒介平台相比较，有其独特性，“其特殊的动作方式使它既难以被归入‘者’，也不完全符合‘传播者’的特征。[1]”“新媒体平台使得碎片化传播这一现象变得‘显性’了，但碎片化传播本质上是整个社会碎片化或者说多元化的一个体现。而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是碎片化出现的基础。[2]”在这样的空间里，舆论的参与度和传播速度被极大地提升，这在对于塑造社会道德建设作出巨大作用的同时，也生成了不少负面问题：道德的评判被媒体或受众唯一化甚至绝对化，打开网络新闻平台，每每总能看到关于日常民生的歌颂或是对于市井冲突的扩大。网络社会是如何让用户忽略对真相的探究的呢？网民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仔细阅读的越来越少；储存的信息越来越多，消化吸收的越来越少。原本主要通过传统媒体发挥作用的社会舆论，现通过网络平台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表现之一就是导致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道德绑架问题。

一、道德绑架的内涵分析

道德绑架虽然是以发扬道德为出发点而展开，并非就是符合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实际社会道德的。首先，即便它以道德为目标而非其它原因带动网络舆论，但这不能意味着此种行为就是符合道德本质的，只能说其初衷或许是行善；其次，虽然行动者要求被绑架人完成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但是由于采取手段的软约束性甚至是非道德性，最终也使道德绑架成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此外，道德绑架通常发生于公开的媒介平台上，而不是私人间的救助行为中。这是因为绑架施行方需要借助公共平台来形成舆论的压力，这也是进而能够胁迫被施行方履行所谓道德义务的前提。也就是说，没有公开的报道或信息传播，就不存在道德绑架这一舆论现象。

任何个人或者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道德绑架的对象，而社会公众人物更容易成为被绑架的那一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媒体和网民关注的焦点，而且普遍被认为是能够实行救助行为的实体。因而与此产生对比的是普通人更容易在道德绑架事件中成为被施予道德义务的那一方。道德绑架要求发生的行为是符合绑架者道德判断的行为，而不必是符合所有涉事方共同价值观的行为；所以此种行为因带有的强迫性而失去了道德的光辉。在网络社会中，最为常见的事例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行为。例如2016农历新年期间在微信朋友圈上被大量转发的关于女孩赴江西男友家吃年夜饭随后毅然分手的事件，在多家新闻媒体的转发和评论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全网话题。

道德绑架网络新闻的现象出现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从新闻生产的视角可以分为内部与外部两大因素。网络媒介平台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每位都是源的把关人。而这些媒介信息的把关人必须具有自我审查的意识，包括在道德层面的意识审查。除此之外，每个新闻传输者受个体主观因素影响，其认知也会作用到媒介内容的再生产过程中。这些主观因素可以包括价值观、生活背景、教育程度、职业角色和职能定位等。部分读者自认有了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等App就可以了解整个世界，其实他们不过是活在柏拉图的洞穴暗喻之中。试想读者日常所关注的都是其自身所感兴趣的，而不喜欢的内容会不自觉的忽略甚至屏蔽，这种协调过滤机制只会强化群体极化的舆论生态。虽然无论是信息的发出者还是接收者，都只有在激荡中才会得出真理，但是网络的新闻生产往往是基于协同过滤的。从“第三人效果”的角度来看，在涉及道德绑架的新闻中，无论是信息的把关人还是参与者，都高估了舆论对于受众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站在道德高地，刻意地拔高了编辑或评判新闻的道德标准，从而产生了道德绑架新闻的不良结果。

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向成熟的转型期，道德绑架不仅是网络中的部分个体的表现，同时也是现实社会的问题。它反映了我国舆论传播之外的其它不足，包括国民法律意识的淡泊、权利保护与平衡的缺乏，以及社会结构的不稳定等。此外，主流的媒体信息必须经过审查；作为国有资产的媒介平台，在执行宣传任务时往往需要考虑到道德意识的弘扬。新闻生产工作者要满足受众享用新闻的使用价值，但在实际操作中，媒体会受到诸多限制，不能完全依照事实的新闻价值来选择。如果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来定性传媒职能的话，其中一个方面便是传媒具有教育、引导群众的职能；这便有了传媒是人民的教科书、精神文明的建设场所、学习的园地等说法。但又由于信息传播的不对等性，媒体单方面用恒定的道德标准去评判新闻变得更加困难。于是，赋予报道以较强的道德色彩成为传统，正面煽情而忽视对于人性的探讨。例如在灾害报道中，媒体常会淡化对灾害本身的描述，缩小人与自然的冲突，往往以救灾内容撑起新闻的主体，正面拔高典型，从而宣传大爱与道德的这一面。

二、传播学语境下的措施与建议

信息时代的传播与生活方式既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原则也改变了受众的交流、生活方式，并由此催生出了新的道德意识与行为习惯。而道德绑架在新闻传播中有三个关键点值得推敲。首先，道德绑架者施行的是“行善”的名义；其次，道德绑架是通过公众的舆论压力而施行的；再者，道德绑架者要求目标方履行的是符合前者自身价值观的行为。本文认为，对于道德绑架的规避可以从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谈起。新闻传媒首先有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责任，且也确实在担负起建设和谐社会的部分责任；其次，新闻生产必须是合理、合法与合乎正义的；此外，面对社会的各个阶层，媒介的信息传播必须一视同仁，既不能排斥弱势群体，也无须过分地倡导人道主义关怀[3]。

作为引导主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闻媒体，因其自身定位和平台的不同，对于道德的诠释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就好像对于“私”这一字的理解，并非只是负面的，而需要放到具体语境下去分析。在某些情境中，就可能产生道德观念的偏差甚至是对立。在新闻生产的语境下，道德绑架可以产生诸多影响，包括绑架新闻生产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例如在2015年，安徽利辛女子被恶犬咬伤，随后被伤者男友编造谎言骗捐的新闻也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些新闻报道生成的原因，既有媒体对新闻验证的缺失，也是过分追求立典型的道德任务的结果。一些新闻工作者为了博人眼球，不惜借助引人入胜但并非遵照专业素养的要求进行的内容传播，这样就不利于形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道德体系。由此可见，包括自媒体在内的新闻生产方应当尊重社会大众的道德选择，既不应越权扮演道德审判者的角色，也不该对某些主流的价值观过分推崇。道德文化层面的传播是建立在多方位、多层面上的利益博弈，它要求媒体人宣传理想，同时也理解现实。

现阶段网络上的法律法规仍十分欠缺，网络道德还未与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水平齐头并进。但是虚拟空间上的自由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立法者需要明确网络话语传播的法制道德建设章程，切实履行相应监督管理力度，让受众和网友都意识到，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都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完善对“道德绑架”的处罚规定，对情节严重者明确刑事处罚，而不应该仅仅是口头道歉等轻微处罚草草了事。此外，道德绑架的行为通常发生在公共领域，绝不仅仅限于私人范畴，因此，需要新闻宣传部门与相关执法部门合作，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与此同时，受众也需要自我调整和培养新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习惯。国人的道德内涵丰富，因此对于行为道德与否的评价体系也相对而言因视角的不同而难以统一。就像茅于轼先生谈及的那样，“先人后己”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类的要求本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即不可能成为真正得以实施的道德原则[4]。一方面，网民和读者切不能为了满足自我的表现欲望而将评论极端化；我们要明白，每个公民个体的人身隐私、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的安全问题，以及近年逐渐得到社会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皆不容随意侵犯；另一方面，因由孤立地提倡某一种道德观念改为实现文明道德行为的良性循环，例如将现实社会中的助人为乐精神网络化传播。

三、结 语

道德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经常受到现实大众传媒与网络公众的关注，而媒介和受众对于道德问题而出现的绑架现象，则在当下产生了巨大争议。社会不能没有道德文明，新闻生产必须提倡道德素养，受众也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绑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它会阻碍国民道德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会瓦解不同群体间互相关爱信任的意识；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今，新媒体的出现，各种传播途径彰显，使得新闻报道更要客观公正，以客观的态度面对受众。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但又是触手可及的。在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各种网络新媒体层出不穷，公众也越发依赖这些网络的新闻生产平台。网络新闻的公信力虽不及传统媒体，但其受众面更广，传播更为快速，产生的影响力也更广泛。因此媒体对于道德的培养不应人为地操控，而是要通过不断引导，在潜移默化中生成。作为媒介内容的传播者，在维护公众利益和宣扬道德品质的同时，更需要采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去实话实说和体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吴飞.大众传播法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 彭兰.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J].今传媒，2011（10）.

道德绑架篇4

的确，受助者的处境令人同情，面对着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若需二次捐献，可按程序向中华骨髓库提出申请，等待专家审核通过，征求初配成功者的意愿后方能进行。这位受助者把骨髓捐献者的姓名公之于众，委实不妥。

骨髓捐献原则是无偿、志愿，捐献者与受助者彼此并不知道对方信息是国际惯例，这有利于提升慈善事业专业效率，更在于使捐献者与受助者在心理、人格方面不平等的定式得到严格的控制。而这位受助者在微博上公布捐献者信息，多名网友留言为其鼓劲加油，并请捐献者“现身”。在笔者看来，这种行为涉嫌强行索捐，属于道德绑架。

捐助者原本是乐于助人的爱心人士，捐助骨髓也是一项严谨的医学过程，要视捐助者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工作生活条件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不可能想捐就捐。纵然捐助者其他条件都符合，也没有谁能规定第一次捐赠了第二次必须再次捐赠，“随时、体面、无条件退出”也是慈善通行的重要原则，即假如捐献者有一丝不愿，医生就会告诉受助者，捐献者不符合捐献标准，以保障捐献者的权益。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体面地撤回捐助同意，是潜在捐献者自我决定权的一部分，也是尊重、鼓励人们善意捐赠的战略方法和法律原则。

况且，设身处地想一想，若捐献者被求助者用如此方式被动地公布出来，而非本人主动、自愿，无形中降低了慈爱、仁义的人道主义色彩，捐还是不捐，都会给捐献者造成很大的压力，明显违背了慈善伦理。

此外，捐献者姓名等基本信息被人为泄露值得警惕。尊重和保护捐献者的隐私是慈善工作的基本准则，是慈善理性的一种表现；而自愿捐献是慈善事业能够真正成为一项长远事业而不是一种“运动”的前提和基石，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采用各种手段来强迫捐助者。这位受助者清楚地知道捐献者姓名等基本信息，是不是掌握相关信息的内部人员提供的？如果是，有关方面应该严查是否存在某种交易或利益交换？此次这位受助者微博寻人，是将捐助者个人信息公开，倘若有更为极端的人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如上门索捐等，将对捐赠人造成极大困扰。这些做法都将阻碍艰难起步的骨髓捐献的健康发展。

道德绑架篇5

 

今年1月13日，西安市一名15岁的中学生遭到歹徒绑架。西安碑林警方只用3天时间就将绑匪缉拿归案，并成功解救出人质。 

生意赔本生出绑架敲诈恶念 

26岁的男子赵德勇，河南方城县人。1996年，赵德勇因盗窃被判刑6年。2003年春节过后，赵德勇带着1万元钱来到西安推销器械。他在大荔县搞医疗器械推销时认识了女青年薛某，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到去年年底，赵德勇做生意失败了，便产生了绑架学生敲诈的恶念。 

2004年1月，赵德勇来到西安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在银行开了4个账户。随后，他经常到建国路附近的网吧转悠，寻找目标，伺机作案。 

少年贪玩中绑匪圈套 

1月12日，赵德勇盯上在建国路的一网吧玩游戏的初三学生时某，又是买饮料又是出钱让时某玩游戏，骗得了时某的信任。 

当晚9时许，时某要回家。赵德勇便让他给父母打电话谎称“在同学家参加生日聚会，不回家了”。时某的父亲接到电话后不放心，要求与同学的家长核实。赵德勇又假装时某同学的家长骗取了时某父亲的信任。 

1月13日下午2时，时某的家长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对方称：“你的孩子被绑架了。”要求他将2万元现金打进4个账户。 

猖狂绑匪写信给刑警 

1月13日下午，时某的家长报案。公安碑林分局组成专案组侦查，刑警调查发现13日下午绑匪是在西安市北郊雅荷东路附近的一个IC卡电话亭打的敲诈勒索电话。 

1月15日中午，时某的父亲打电话给公安碑林分局刑警大队，说收到了一封信，信封里一张是儿子所写，另两张是绑匪给时某父母和办案刑警写的，猖狂绑匪在给刑警写的信里写道： 

“警察老兄：你们好！首先向你们道一声‘辛苦了’。可是你们办案的方法太差了。……我在（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让他们（即遭绑架少年的父母）给我（指定的账户上）存一万元进去。如果不按我说的做，我就把人给杀掉。×日×点是最后的期限。否则，你们春节都过不好。他们做父母的会恨你们的，等于是你们把他们的儿子给杀了……” 

敲诈来1万元只花了10多元 

针对时某爱上网的情况，15日，警方围绕辖区网吧重点调查，逐步锁定了绑匪。下午，专案组发现绑匪曾与建国路附近一家足浴城女员工薛某来往密切。当晚，专案组依法传唤薛某，从而锁定了赵德勇的踪迹。 

15日晚到16日凌晨2时许，赵德勇两次打电话向时某家人要钱。为确保受害人安全，警方决定按照绑匪要求给其4个账户共打进1万元。专案组分析认为，绑匪绑架敲诈勒索“得逞”后肯定会与女友薛某联系。16日凌晨，侦查员分别守候在绑匪有可能使用的公用IC卡电话亭和建国路某足浴城附近。 

下午2时，赵德勇将1万元现金取走准备潜逃。下午3时许，赵德勇刚进入建国路某足浴城，被刑警当场抓获。除了他花去的10多元外，其余钱财全部被追回。 

少年被绑架后惨遭虐待 

1月16日下午3时30分，刑警赶到赵德勇租住在西安市北关纱场街的民宅解救被绑少年。奄奄一息的时某全身被尼龙绳子和胶带纸双层捆绑着，头部和眼睛被胶带纸蒙住，嘴不仅被毛巾堵住，还被绑匪用胶带纸封住。 

据疑犯赵德勇交待，1月12日晚他和时某玩游戏一直玩到次日早上7时，后来又将时某骗至北关租住民宅内绑架。时某从被绑架到获救的4天4夜里，没吃一口东西，饿了赵德勇就给他灌白酒。 

道德绑架篇6

前不久，男星乔任梁之死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感慨，明星光环的背后同样是摆脱不了的凡人苦恼，而一些曾经与之合作的女明星也随之上了头条，原因是众网友抨击其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表达哀伤与难过。因为网络的隐蔽性，很多人都倾向于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哪怕这些言论并未被证实，同时又因网络的传播性，一件事情足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开来，从王宝强离婚案短短几天就超过50亿的关注人次就可见一斑。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往往太关注自己的情感了，以至忽略了事实的本身。一个人表达伤心的途径很多，有的公开化，有的内心化，岂能凭我们大众没看到而否定了一个人的伤心呢？这样太有失公允了，只会伤害到更多无辜的人。

生活中很多人犯了理所当然的错，认为对方应该怎样做，做不到时就数落一地，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德绑架”。我们社会需要道德，需要正义，但问题是我们看不到的，岂能当不存在呢？或者是否考虑过是否是对方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则真人真事，公交车里人头涌动，一个小伙子因为没给老人让座而被其他乘客指指点点甚至谩骂，后来他才道出自己的难处：双腿截肢，今天才刚换假肢。

前面说的是被人道德绑架，但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有意无意地“绑架”自己。梁启超先生在《最苦与最乐》一文中写道：人生最苦之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了的责任。确实，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界，就开始背负着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自于对自己、对他人、对家庭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作为学校的心理教师，我发现很多学生到咨询室来找我聊学习压力的问题，当我问到他们学习动力来源r，他们大多都回答学习是为了父母开心，觉得一旦自己高考考砸了，父母那么多年对自己的付出都白费了，觉得对不起他们，无比自责与内疚。

另外，在每年为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水平测试（MHT）时，也发现学生的自责因子得分普遍较高。不难看出，当下学生的情感负担普遍太大了，当暂时无法达到预期制定的目标时会伤心难过，进而自责、懊悔，他们把自己给“绑架”了。相信作为父母的大多不希望给子女太多的压力，但是残酷的竞争事实下加上独生子女长期的被关注、被呵护，使得孩子们过早地背上了沉重的情感包袱，他们都很懂事，都很替父母着想，只是出发点错了，我们每个人只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考得不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最重要是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学会享受过程，快乐与否真正发自内心，只要尽力了，哪怕是只进步一名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又使我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几宗学生因学费被骗子骗取而自杀的新闻，其中一个女孩在遗书中写道：“老妈你的钱全被骗光了，我真的没有颜面再见你们。”如此让人难过的结局，让人在对骗子深恶痛绝的同时，更对自杀学生深深地惋惜，也许她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道德绑架篇7

1998年3月，10岁的娜塔莎在步行上学的路上被驾驶一辆白色棚车的人绑架，之后8年她被囚禁在绑架者车库的地下室里，与外界隔绝。8月23日，娜塔莎趁机逃脱，向邻居呼救，并申明自己就是失踪了8年的娜塔莎・坎普希。

娜塔莎获救后，44岁的绑架者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逃脱了警方的追捕，但于当晚卧轨自杀。娜塔莎在护理者的陪同下到法院看望绑架者的遗体，她被获准几分钟的时间单独向他的遗体告别。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随后在维也纳南部某地以伪名埋葬，具体地点也没有吐露，以免引起公众更大的愤怒。

至此，奥地利一例最恶名昭彰的案件得以完结。然而它在一个人们生活安定的国度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愤怒地谴责绑架并囚禁10岁女孩的行为，同时对娜塔莎・坎普希的心理状况非常关注。一些媒体认为娜塔莎似乎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某些人在遭到绑架，生命完全处在绑架者的控制之下，并且时时感到生命威胁时，会对绑架者产生一种精神依赖，对绑架者保留自己生命产生感激之情，甚至在感情上产生认同感，认为绑架者是自己的保护者和亲近者，这种心理状况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歹徒，对着一家银行一阵狂扫乱射，他们一边开枪一边说：Party（晚会）开始了！有三男一女的职员被抓，并被扔到地下室黑房子里。6天以后，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他们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要害他们，而绑架他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他们的人，除了对他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而且还让他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打死他们，没开枪，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了。不但如此，绑匪还给他们食物吃。

这是一种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产生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他们认同了绑架他们的人，甚至绑匪喜欢的，他们就喜欢；绑匪讨厌的他们就讨厌。结果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他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她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个则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还建立了一个为绑架他的人辩护的基金会。人们为这种心理感到惊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由此而来。

一般认为，要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需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第二，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食物和水。第三，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他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第四，让你感到无路可逃。有了这种条件，人们就会产生这种心理疾病。

娜塔莎・坎普希被囚禁的八年里，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让她接触收音机、电视、报纸和书，曾经带她到村庄里散步，或者是上街购物，警察认为娜塔莎有数次机会逃脱，但没有采取行动。加之娜塔莎・坎普希对普里克洛皮尔死亡的反应，人们推测娜塔莎可能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普里克洛皮尔产生了精神上的依赖。

但是娜塔莎・坎普希在被发现时虽然皮肤苍白，健康状况却似乎不存在问题，思维也似乎很清晰。当她见到妈妈时，称她为“妈咪小老鼠”，然后与她拥抱。“小老鼠”是一些奥地利人对亲爱的人的一种称谓。随后娜塔莎・坎普希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在接受全国直播的电视采访时，娜塔莎向公众描述她在地牢里囚禁的恐怖生活，说自己会非常的疯狂，非常愤怒，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会向墙上摔水杯。被绑架六个月后，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偶尔带她出去走走，不然的话她会发疯。囚室的狭小空间引起她的幽闭恐惧感。囚室里通风设备的噪音让她难以忍受。在最初两年里，普里克洛皮尔不让她看新闻，后来允许她读一些报纸，但是他总是控制着一切，以免她在书或报纸的边缘留下信息。

娜塔莎・坎普希对公众描述说，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是个患妄想狂者。可是她在电视访谈中，称呼普里克洛皮尔为“先生”，说他为她庆祝生日，和她一起过圣诞和复活节，还会给她买礼物。她认为普里克洛皮尔对自己的行为很内疚，但是他一直试图压抑这种内疚感。虽然娜塔莎似乎对普里克洛皮尔怀有“同情”的倾向，但是据她自己在各种访谈中的叙述，她似乎没有向人们推测的那样，对普里克洛皮尔产生心理上的依赖，以至于不愿离开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娜塔莎说自己唯一的念头就是从囚笼里逃脱。每次普里克洛皮尔带她出去的时候，他总是让娜塔莎走在他的前面，以免娜塔莎逃脱。娜塔莎也不能向别人求助，普里克洛皮尔威胁她，如果她对任何人说了什么，他就把那人杀掉，她不敢冒险。她曾经用眼神向行人求救，但徒劳无功。娜塔莎曾经试图从普里克洛皮尔的车上跳下来，但是他把她拉了回来，把车加速开走。她说试图逃离太冒险了，她害怕逃离失败后会被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杀害。她只能常常幻想自己用斧子把普里克洛皮尔的头砍掉。

娜塔莎对奥地利一家杂志说，她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而这件事会发生在她的头上，“我常常想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被困在囚笼里，把生命毁掉的。我感觉像是被困在鸡笼里的小鸡。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的囚室有多小，那是个让人绝望的地方。”她说自己从绑架者的囚室中逃脱是完全自发的行为。她从大门跑到花园，因为身体虚弱感到眩晕，她跑到街上从敞开的窗子看到一个妇女在厨房里忙碌，就请她给警察打电话，这位妇女最开始不让她进房子，怕她踩坏草坪。

娜塔莎在调查中，拒绝回答一些个人化的问题，警察说她可能和绑架者之间存在性接触，但是警察没有吐露详情。娜塔莎对媒体说，她很遗憾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采取了自杀的行为，因为普里克洛皮尔可以使她和警察获得更多的解释，但是她也提到她再也不想提及这个人。

但是相关人员对娜塔莎与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的关系有其他的推测。一位法庭指派的心理医生，雷哈德・霍尔先生说娜塔莎并没有仅仅把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当成绑架她的坏人，他暗示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恋爱关系。普里克洛皮尔对娜塔莎来说不只是个残酷的绑架者，他还充当父亲、朋友、甚至可能是情人的角色。普里克洛皮尔的邻居约瑟夫和杰斯克也证实这一说法。

66岁的杰斯克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时常在花园里看到娜塔莎。他们也一起开车出行，每次娜塔莎都友好地向他们挥手。而在普里克洛皮尔死后，娜塔莎要求向他的遗体告别。在普里克洛皮尔的棺材旁，她点燃了一根蜡烛，这是一种庄重、亲密的表示悲伤的方式。

8年来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一直命令娜塔莎称他为“主人”，警察也怀疑普里克洛皮尔把娜塔莎当成隶。这种性关系在西方被称为BDSM，“奴隶”的“主人”对“奴隶”的生活、甚至生命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样“奴隶”对“主人”形成绝对的心理上的依赖，服从“主人”的绝对权威，以此满足“主人”的控制欲，甚至在某种情形之下，满足“奴隶”的被控制欲。在“奴隶”对“主人”产生心理依赖的同时，“主人”也可能产生对“奴隶”的心理依赖，把自己当成奴隶的唯一保护者，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这次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和娜塔莎・坎普希的情形，似乎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变种，不同的是绑架者也可能在这种心理角色中获得满足。用这种情形来解释，在8年时间里，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也很可能形成了对这种关系的心理依赖，甚至这也可能是普里克洛皮尔绑架娜塔莎的动机。普里克洛皮尔虽然逃过了警察追捕，仍然在娜塔莎逃脱的当天卧轨自杀，这符合在这种关系中所形成的依赖心理。然而当地媒体也推测说，娜塔莎对普里克洛皮尔的哀悼可能仅仅是想同自己过去的经历达成一种和解的努力。如果这种情形属实，在经历了八年的囚禁生涯后，这种对绑架者的谅解似乎也来得太快了一些。娜塔莎拒绝吐露过多的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信息，这可能是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而她对绑架生活的谴责和她对绑架者的态度又存在矛盾之处，具体情况如何，人们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这场八年前发生的悲剧毕竟有了让人安慰的结局。8年来，娜塔莎的母亲一直相信她的女儿会活着归来。她的父母在她被绑架之后离异了。娜塔莎对媒体说她爱她的父母，她接受心理医生治疗期间和母亲保持接触，但是没有要求再次与父亲见面。娜塔莎显示出了对父母的理解，认为他们经历了比自己更艰难的时光，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还活在人世。娜塔莎对未来显示出了乐观的态度，希望自己完成学业，也许将来去做一名演员。她觉得自己负有一种社会责任，计划建立一个基金会来发起一些赞助的项目，包括关注在墨西哥失踪的妇女的命运。

道德绑架篇8

【论文关键词】网络媒体 信息传播 舆论绑架 自律

似乎是要印证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论断．网络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向传统媒体发起了挑战，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信息交流自由境地。然而，就在人们为自己享有信息自由权振臂高呼时．却发现自己紧握“绝对自由之剑的双手”已经开始“绑架”舆论．强化了外界关于网络“先天真实性不足”的口实。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只有构建适应自身发展的规范，倡导道德自律，才能正确地反映舆论、引导舆论．从而提升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和网络媒体新闻的权威性。

一、网络技术为信息传播带来空前的自由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正是为了打破枷锁，追求这“天赋”的自由．无数有识之士展开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自约翰·弥尔顿首次提出“出版自由”以来．新闻自由思想随着传播技术的一次次飞跃．逐渐演变成今天的信息交流自由。其主体也由政府、媒介扩大到整个社会公众。纵观人类传播的发展历史，每一次传播技术的突破都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结果，不断拓展人的交流能力，不断提高人类表达的自由度．从而一次次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以电脑和互联网技术为主体的络媒体融合了三大传统媒体传播功能上的物理性能，以傲然于市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在现实世界之外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大众一进入网络空间，个人和组织便能够凭借电脑化的大规模信息交流系统建立多向的相互联系。同一个人或组织既可以是新闻和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新闻和信息的传送者．这张分散型的传播巨网中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信息。在数字化层面模拟和重构了现实社会的网络空间．既保持了物理空间的多纬度和多层次性．又能引导人们进入心灵情感空间的拟像交流。在这里，行为主体是匿名的，于是真相和谎言、事实和虚构的界限被消弭殆尽，匿名信息和发表言论得以实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在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的去中心化传播模式中．普通人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思想碰撞和意见表达的“海德公园”开始呈现，从web1．0到2．0，从公共论坛到博客，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受新闻信息，自由地传播信息，自由地发表意见。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有关克林顿性丑闻的消息就是由美国一个网民在网上公布后，各大媒体才积极介入，使之成为世界舆论焦点而斯塔尔调查报告在网络上的传播．更使得千万网民能够在第一时间完整自由地阅读报告，畅所欲言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网络技术为这个虚拟空间带来了以往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上可以实现真正意义的新闻自由似乎已经来临。

二、网络的“绝对自由”为“舆论绑架”提供了温床

近年来，人们逐渐发现在享受信息交流和言论发表自由的同时，为了追求“绝对自由”而深陷各种网络问题的泥潭之中，破坏性信息使网媒似乎又成了个危机潜伏的混乱世界。目前．网络问题大致上可以归纳为隐私、盗版、色情、政策、网络保护等，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能让人们掩盖真实身份自由表达意见，也可以让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揭露个人信息或篡改记录，对个人信息进行任意扭曲，使个人隐私权受到侵犯。网络中简便易学的信息复制技术使人们达到了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也使人们在轻而易举获得信息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互动性能使网络成为普通人针对时政或其他敏感问题发表自由、公开、理性言论的阵地．也能使其成为别有用心之人造谣生事，损害他人人格、名誉的跳板。

信息的双向交流使得网络信息来源众多．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总汇．也正因此而真伪难辨。垃圾信息、虚假信息、色情暴力信息充斥其中．网络成为一个信息大杂烩，“诽谤谩骂”、“知识偷盗”、“黑客入侵”．这一切都是人们破坏了网络空间固有的传播规范所导致的后果。自由与为所欲为只有一线之隔。网络技术为人们营造了虚拟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人们的网络行为、网络思维、网络情感却是通过真实的社会互动而客观存在。网络也存在人与人、人与媒介的交往和互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人际关系，也就肯定会存在着协调各种关系的传播规范。在网络空间里，一些人只热衷于自我的绝对自由，而不顾别人的存在和感受，甚至让另一些人深陷危言耸听、虚假诬陷的包围之中。当这些人自己被各种网络问题缠身时就会发现，他们追求的“绝对自由”已沦为了一种形式。网络新媒体在其影响力迅速扩大的同时，其角色功能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异化，特别是在行使舆论监督功能时，出现了错位和越位，对于政府行政、司法公正和社会风气产生了不良影响，违反了社会主体各司其职的精神，“舆论绑架”时时出现。

网络“舆论绑架”常常给当事人带来道德审判，道德审判相对于司法审判来说显得更为隐蔽，却更值得我们警惕。网络媒介新闻和言论以“社会正义”、“人文关怀”等旗号义正辞严地将新闻人物置于道德的审判台上，甚至是道德的陷阱之中。例如，在此次汶川“5·l2”地震报道中，网络舆论针对万科捐款事件对王石的谩骂和讥讽，以及参照一年一度的财富榜比照捐款数目的多寡，并进而攻击少捐者等在网络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热烈“讨论”，一时间“王8的孙子”、“铁公鸡”等针对人身的舆论暴力挟网络自由的威力迅速掀起了针对富人的“舆论绑架”。而传统媒体的随后跟进，让这一“舆论绑架”愈演愈烈。

三、如何避免网络媒体“舆论绑架”现象

“绝对自由”消解了网络的空间优势，为“舆论绑架”提供了温床。如今，采取措施避免“舆论绑架”现象，成为网络媒体的当务之急。

1、网络自由需要网络自律的监护。

网络时代给人类带来的自由是认识到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责任的人的自由，让人处于私密空间的同时又置身于公共空间的虚拟社会中，人的自主、个人的意愿得到强调，相应的个人管理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自律性原则也凸显出高于法律和其他伦理规范的重要性。

与信息传播紧密相关的新闻自律思想以强调媒介道德自律为核心的社会责任论成为防止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权利的武器。新闻传媒的道德自律是追求良好传播效果的一条铁律，同样适用于网络社会。在因特网上传播信息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但是拥有自由传播信息权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他人的自由权。为了获得信息传播的最大自由度，强调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起自律的义务。

网络媒体自律因网络信息传播活动的特殊性而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媒体自律的特点。首先，行使和承担自律行为的主体扩大了。网络自律的主体不仅包括网络媒体新闻从业人员，还包括普通的网络用户。信息报道要公正真实，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尊重个人隐私权等新闻自律内容同样可以成为普通网络用户在进行信息传播时的警示。其次，网络自律不仅包括网络信息传播者在传播信息时自觉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感，进行自我约束，也包括接受信息时自己保护自己免受不良信息伤害。再次，网络自律不像其他社会普通道德规范那样由社会精英自上而下地制定，它是网络用户源自内心的道德需要，重在启迪用户自己管理自己的自觉性。此外，网络的匿名性使得没有恪守道德自律的个人淹没在众人之中，因此，靠个人的自觉和唤起每个人的责任心成为维持网络秩序的致胜法宝。

网络信息传播是以人为中心的，网络自律原则的制定也应该以人为本。自由并不是放纵，也不是摒弃所有限制和束缚。网络自律原则和自律公约并不是仅靠几个团体组织、门户网站发起就能实现的，应该发动整个网络社会，让更多普通网络用户参与制定并自觉维护，让人们在心里建起坚固的闸门，将有碍传播秩序的信息牢牢锁住。

2、传统大众媒体职业自律直接关系网络新媒体自律建设。

职业传播者应以身作则。虽说网络空间是一个消解权威去中心化的社会．但是传统媒体“把关人”的影响仍然存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十三次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们经常通过网络浏览新闻信息，传统媒体和职业传播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如果职业传播者不顾职业操守，不认真核实或是捏造新闻，大量色情暴力信息，就会让网络用户感到接受信息的自由受到侵害，使他们依葫芦画瓢，随意信息，将道德自律全部抛掷脑后。

因此，传统大众媒体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承担的使命、肩负的责任要有明确、清醒的认识。作为媒体进行监督，既不是给司法机关当对立面，也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司法机关进行审判，更不能以“同情弱者”和“社会救助”等名义将一些义务和责任强加到某些个体身上。

传统大众媒体的报道方式必须着力改进。首先，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在新闻报道中，只要遇到冲突，遇到矛盾，遇到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就一定要倾听双方的意见，报道双方的真实态度和观点，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机会。”其次，改“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应采取冷静的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这种“两面提示”、“诉诸理性”报道方式会逐步培养受众“真理总在不断辩论中显现”的思维习惯，从而为规避“舆论绑架”提供主体条件。

道德绑架篇9

2004年轰动一时的“演员吴若甫被绑架案”于2015年9月30日被搬上大银幕，取名《解救吾先生》，其含义正是解救吴先生（即解救吴若甫）。该片故事情节紧凑，节奏明快，有些桥段需要观影者的CPU过滤后快速跟上。而交叉剪辑的适度应用和张华的手持摄影共同营造了强烈的紧迫感，快速独白则自然地表现出人物交手中的机锋。影片中段“死亡时间的出现”更令叙事马不停蹄。

结合之前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相关资料，《解救吾先生》间接还原了演员吴若甫被绑架的全过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演员吾先生被绑架，警察要在绑匪撕票前侦破案件，解救吾先生（即绑匪与警察的博弈）；另一条主线则是吾先生作为受害者的厄困处境（即绑匪与人质的博弈）。本片最出彩的显然是绑匪张华与人质吾先生之间的风险博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本片中的大反派张华愿意冒这个风险，可见是一个有严重心理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台简单的天平秤！在个人私欲和他人生命之间，他会不顾法律严惩的风险，选择舍弃他人生命，以满足自己对金钱财富的快速追求。如同当年真实案件的原型王立华，一个集狂妄狡猾和冷酷凶残于一身的恶棍。在当年的资料中，他面对警方的侦查、警官的审讯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镇定与机智。他和警探之间的斗智斗勇亦被《解救吾先生》引用。比如，张华单独出门与吾先生的好友（林雪饰）交收赎款，但他在事前就交代同伙到当晚九点，无论能否拿到赎金都要将人质杀害；又比如，张华在讯问室被刑警审问为什么这样作案的时候，张华说“我是跟好莱坞电影里学的”，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注视挂钟上的时间，期待九点的到来……由此可以看出，在张华表面上看似无所谓、好商量的嬉皮嘴脸下是毫无商量余地 的冷酷以及对他人生命的漠视！

然而，如此恶魔般的人物在最后面对自己母亲时也会潸然泪下、真情流露。俗话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再卑劣的人也有人性的一面。

道德绑架篇10

尽管这是一个被称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但大多数依然是“沉默”的。他们不会选择发声，也不喜欢发声，面对“麦霸”，面对“震天响”的声源，他们的声音往往被沉默、被淹没了，发声的永远只是少数。然而在一些人那里，大多数还是被作为平等发声并且似乎真的在发声的主体而虚幻地存在着，以显示民意蒸腾的景象。沉默的大多数的这种“被发声”，乃是一种被有意无意的裹挟。

事实上，即使是在那些被称为最开放、最活跃、最多元、最自由的“民间舆论场”上，大多数仍然不愿意发声。现实地看，绝大多数农民就不会去发声，各级领导干部中的不少就不爱发声。网络上看，尽管有近5亿网民，但发声的又有多少呢?即使是最热门的帖子，跟帖留言的最多又能有多少呢?

大多数的被裹挟，不仅仅是在民意表达问题上，在诸多问题上亦是如此。人们感受最深的也许是在“平均”上。“张家一千万，九家穷光蛋，数字一平均，家家都百万”，大多数被作为了平均收入的分母。还有其他诸如什么收入跑赢CPI，全国平均房价不高之类的“平均术”，所以与大多数的感觉差距较大，原就在于大多数被平均给裹挟了。

如果说这种裹挟，还只是一种被动，大多数往往不知情，知情也无奈。那么，另一种裹挟，则因为有利益的攸关，大多数被迫做出选择，而且是被迫去从“小众”。所以这般离奇，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制造的一种利益“绑架”。这种绑架之下，大多数人或因贪图利益，或求利益自保，不得不被动和主动地从之，最终却导致利益受到更多的损害。

广西传销最近一度兴盛，参与者众，甚至不乏高学历的人。这更加说明，传销无关智商，攸关的只有利益。少数人造出向下掘利的巨型利益链，越靠近顶端和上游的人，就越能真实地攫取财富，越处在末端和下游的人，越需要为顶端和上游输血，最后血本无归。显然，在利益诱惑之下，大多数心甘情愿被绑架从小众，只图自己能攫利，甚至乐为伥鬼不断祸害他人。

传销这种利益的绑架，原在于贪欲这一心魔作祟。但在另一种利益绑架中，大多数人则是因为担心利益受损而从。河北一些地方连羊也喂瘦肉精，众多养殖户之所以连良心不要也要从小众，就在于“别人喂你不喂，你的羊就卖不出去。”

今之食品安全问题成患，究其因也正在于大多数被少数无良者进行利益绑架。别人的蔬菜打农药光鲜好看好卖，你的蔬菜不打农药有虫子不好看不好卖：别人的水果用生长激素抢了市场卖上大价，你的水果遵自然生长规律再上市所得就菲薄得很。如是，别人干坏事你不跟着干，你就要吃大亏，而大多数草民是吃亏不起的，守诚信、讲良心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所以只好被迫跟从。有人说中国为什么很多人穷，就是因为太讲良心道德，在这个意义上不无道理。

几个月前的日本核泄漏，谣致盐一空。为什么大多数也要参与抢盐?大多数人对盐能防辐射未必相信，但对盐没了菜就没法做了却绝对相信。于是，为防无盐的日子，大众不得不从小众。其结果却是这般尴尬：不信谣被信谣的绑架了，理性的人被冲动的人绑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