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论文十篇

中国艺术论文篇1

[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中国艺术论文篇2

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也更形重要。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底自省工作。希腊哲人对人生指示说：“认识你自己！”近代哲人对我们说：“改造这世界！”为了改造世界，我们先得认识。

一、意境的意义

龚定庵在北京，对戴醇士说：“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不关风雨晴晦也！”西山的忽远忽近，不是物理上的远近，乃是心中意境的远近。

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里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中国绘画的整个精粹在这几句话里。

恽南田题唐洁庵的画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将以尻轮神马，御泠风以游无穷。真所谓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尘垢0糠，绰约冰雪。时俗龌龊，又何能知洁庵游心之所在哉！”

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

什么是意境？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介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

所以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瑞士思想家阿米尔(Amiel)说：

“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

中国大画家石涛也说：

“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

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但在音乐和建筑，这时间中纯形式与空间中纯形式的艺术，却以非模仿自然的境相来表现人心中最深的不可名的意境，而舞蹈则又为综合时空的纯形式艺术，所以能为一切艺术的根本型态，这事后面再说到。)

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王安石有一首诗：

“杨柳鸣蜩绿暗，

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

白头相见江南。”

前三句全是写景。江南的艳丽的阳春，但着了末一句，全部景象遂笼罩上，啊，渗透进，一层无边的惆怅，回忆的愁思，和重逢的欣慰。情景交织，成了一首绝美的“诗”。

元人马东漓有一首《天净沙》小令：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也是前四句完全写景，着了末一句写情，全篇点化成一片哀愁寂寞，宇宙荒寒，枨触无边的诗境。

艺术的意境，因人因地因情因景的不同，现出种种色相，如摩尼珠，幻出多样的美。同是一个星天月夜的景，影映出几层不同的诗境：

元人杨载《景阳宫望月》云：

“大地山河微有影，

九天风露浩无声。”

明画家沈周《写怀寄僧》云：

“明河有影微云外，

清露无声万木中。”

清人盛青嵝咏《白莲》云：

“半江残月欲无影，

一岸冷云何处香。”

杨诗写函盖乾坤的封建的帝居气概，沈诗写迥绝世尘的幽人境、界，盛诗写风流蕴藉，流连光景的诗人胸怀。一主气象，一主幽思(禅境)，一主情致。至于唐人陆龟蒙咏白莲的名句：“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却系为花传神，偏于赋体，诗境虽美，主于咏物。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是我的所谓“意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代画家张璪这两句训示，是这意境创现的基本条件。

二、意境与山水

元人汤采真说：“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如万顷波，未易摹写。”

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我人心中情思起伏，波澜变化，仪态万千，不是一个固定的物象轮廓能够如量表出，只有大自然的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才足以表象我们胸襟里蓬勃无尽的灵感气韵。恽南田题画说：“写此云山绵邈，代致相思，笔端丝纷，皆清泪也。”山水成了诗人画家抒写情思的媒介，所以中国画和诗，都爱以山水境界做表现和咏味的中心。和西洋自希腊以来拿人体做主要对象的艺术途径迥然不同。董其昌说得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艺术家禀赋的诗心，映射着天地的诗心。(诗纬云：“诗者天地之心。”)山川大地是宇宙诗心的影现；画家诗人的心灵活跃，本身就是宇宙的创化，它的卷舒取舍，好似太虚片云，寒塘雁迹，空灵而自然！

三、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

这种微妙境界的实现，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的培植，在活泼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元代大画家黄子久说：“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宋画家米友仁说：‘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着染。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黄子久以狄阿理索斯(Dionysius)的热情深入宇宙的动象，米友仁却以阿波罗(Apollo)式的宁静涵映世界的广大精微，代表着艺术生活上两种最高精神形式。

在这种心境中完成的艺术境界自然能空灵动荡而又深沉幽渺。南唐董源说：“写江南山，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视之则景物灿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艺术家凭借他深静的心襟，发现宇宙间深沉的境地；他们在大自然里“偶遇枯槎顽石，勺水疏林，都能以深情冷眼，求其幽意所在”。黄子久每教人作深潭，以杂树滃之，其造境可想。

所以艺术境界的显现，绝不是纯客观地机械地描摹自然，而以“心匠自得为高”。(米芾语)尤其是山川景物，烟云变灭，不可脑摹，须凭胸臆的创构，才能把握全景。宋画家宋迪论作山水画说：

“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朝夕视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下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景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

他这段话很可以说明中国画家所常说的“丘壑成于胸中，既寤发之于笔墨”，这和西洋印象派画家莫奈(monet)早、午、晚三时临绘同一风景至于十余次，刻意写实的态度，迥不相同。

四、禅境的表现

中国艺术家何以不满于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模写？因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蔡小石在《拜石山房词》序里形容词里面的这三境层极为精妙：

“夫意以曲而善托，调以杳而弥深。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缟地，余霞绮天，一境也。(这是直观感相的渲染)再读之则烟涛澒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坡，泳鳞出水，又一境也，(这是活跃生命的传达)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翛然而远也。(这是最高灵境的启示)”江顺贻评之曰：“始境，情胜也。又境，气胜也。终境，格胜也。”

“情”是心灵对于印象的直接反映，“气”是“生气远出”的生命，“格”是映射着人格的高尚格调。西洋艺术里面的印象主义、写实主义，是相等于第一境层。浪漫主义倾向于生命音乐性的奔放表现，古典主义倾向于生命雕象式的清明启示，都相当于第二境层。至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后期印象派，它们的旨趣在于第三境层。

而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晋宋画家宗炳语)，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如冠九在《都转心庵词序》说得好：

“‘明月几时有’词而仙者也。‘吹皱一池春水’词而禅者也。仙不易学而禅可学。学矣而非栖神幽遐，涵趣寥旷，通拈花之妙悟，穷非树之奇想，则动而为沾滞之音矣。其何以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是故词之为境也，空潭印月，上下一澈，屏知识也。清馨出尘，妙香远闻，参净因也。鸟鸣珠箔，群花自落，超圆觉也。”

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是意境创造的始基，鸟鸣珠箔，群花自落，是意境表现的圆成。

绘画里面也能见到这意境的层深。明画家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里说：

“凡画有三次。一曰身之所容；凡置身处非邃密，即旷朗水边林下、多景所凑处是也。(按此为身边近景)二曰目之所瞩；或奇胜，或渺迷，泉落云生，帆移鸟去是也。(按此为眺瞩之景)三曰意之所游；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处是也。(按此为无尽空间之远景)然又有意有所忽处，如写一树一石，必有草草点染取态处。(按此为有限中见取无限，传神写生之境)写长景必有意到笔不到，为神气所吞处，是非有心于忽，盖不得不忽也。(按此为借有限以表现无限，造化与心源合一，一切形象都形成了象征境界)其于佛法相宗所云极迥色极略色之谓也。”

中国艺术论文篇3

在多元文化极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促进了新工艺技术的产生，中国民间美术这个传统文化形态与现代艺术设计不可避免地交融在一起，给新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新工艺技术带动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同时也使得中国民间美术这种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正如印刷技术革命性的进步使手工印刷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印刷品真正开始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也正是由于印刷品发展，使得各种平面设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后摄影艺术的出现，使现代艺术设计越来越完美，到了现在，电子媒体的产生更是让现代艺术设计锦上添花，它五彩纷呈的视觉艺术表现形式极大丰富了受众的视听语言，成为现代艺术设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现在是网络时代，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使新的艺术设计形式应运而生，正像我们现在每天都接触到的网页设计、多媒体艺术设术等，无限地扩展了现代艺术设计范围，使它向世界领域发展。现代设计在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美学观念，实质上是缘于大工业化生产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与现代社会生活更是密不可分。从整体上来看，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思想特别注重新的视觉语言表达，它在思维形式、表现手法、创作理念和相关媒介上都进行了创新，与传统艺术有了很大区别，换句话说，西方现代设计对现代艺术设计有着极深刻的影响。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作为以民俗文化为载体的民间美术由于失去了原有生态环境中的依托，渐渐从历史舞台中退出。如传统的民间木版年画，手工印制工艺复杂，过去一度用来成为欢度年节的装饰品、大众传播的媒介品等，而现在随着室内装饰的变化，已经被新的艺术形式所取代。中国现代艺术设计起步较晚，西方的现代工业设计产品、时装设计等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当我们一味模仿、引进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理念时，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却正在慢慢消失，现代艺术设计软件工具的使用确实拓展了设计师的创作思维和表现技巧，但民族品位中形式的美感和文化的内涵是用现代设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设计师不但要拥有良好的艺术修养，还必须充分掌握民族的历史文脉和个性，才能设计出不脱离时代潮流，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优秀艺术设计作品。

二、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特征及其审美价值

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广博的阶层文化，这种代表平民大众文化的造型艺术，被叫做“民间美术”。民间美术对于职业艺术家的艺术有很多区别，因为它不只是出于欣赏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满足日常的生产生活、人生礼仪以及相关信仰忌讳等创造的群体性艺术，大多数情况下，是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和手段来表达自身的美、物品及生活环境。是劳动人民群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于文化、精神和理想生活的追求。中国民间美术种类丰富，风格多样。例如，我们在生活中常见到的剪纸艺术，就是老百姓最为普及的民间艺术之一，在民间流传极广，历史也很悠久。在北方，老百姓们喜欢用剪纸剪成的窗花贴在窗户上进行装饰，寓意辞旧迎新。再如，有名的民间木版年画在中国是非常悠久、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多流行于农村春节，内容大多含有祝福新年的意义，来源于远古自然崇拜和信仰，成为百姓们驱邪纳祥、美化生活的节日风俗。木版年画的题材非常繁多，如“大庆丰年图”，表达了劳动人民迎新春、祈丰年的美好愿望，其吉祥寓意和新鲜红火的景象为新一年映衬了喜庆的节日气氛。又如，中国的民间皮影，极富地方特色，民间艺人将皮影与木偶结合，还配以民间小调，通过灯光、影幕、音响、唱腔，其造型结构也多种多样，是最富感染力的乡土艺术，尤其是以陕西皮影为代表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另外，更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的民间陶瓷，来源于生活、根植于民间，不仅具有审美艺术性，在生活中还有实用性，中国景德镇就被誉为陶瓷之都，具有朴素的情趣和接近自然的艺术韵味，基造型上的简洁和装饰上的流畅，使它一直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民间美术集实用与审美的协调为一身，它代表了中国民间最质朴的审美观念，如老百姓常用的“绣花肚兜”即是用来贴身穿着来避免肚子着凉，而男女恋爱时，常喜欢用它来作为定情的信物，也有用来送给亲朋好友，上面所绣的富有美好寓意的图案也是一种心意的表达。民间美术艺术具有象征性，它所涉及到的吉祥题材总是蕴涵着吉祥的寓意，并通过图形纹样、色彩形式表现出来，作为老百姓吉祥观念的代表性寓意符号承传，充分寄托了劳动人民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民间美术造型最大的特点是“以象寓意”、“以意构象”和“借物抒怀”，简单地说就是把自然中和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与人们美好的期待进行交融，融入吉利喜庆、迎祥纳福的象征。如“莲花”，人们非常喜欢用它来象征高贵的品德，正如《爱莲说》所说“：清净济用，群美兼得。”充分说明了它出淤泥而不染的特征。又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民间年画，其中以“麒麟送子”为题材的就代表了瑞祥，用于象征家庭繁荣昌盛。因此，我们看到，民间美术存在形态的根本在于它来自老百姓的朴实生活，是中国人本原文化的代表，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从造型上来说，虽没有经过房间的雕琢、修饰，却别有一番滋味，保持着清新、质朴，在朴实中透着精细，在单纯里包含着丰富多彩，堪称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典型代表。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民间美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和样式，既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又有深刻的审美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具有极大的精神文化性。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年画、剪纸等，都反应了老百姓的一种精神面貌，溶入了他们的信仰、情感、娱乐文化等，这些具有突出艺术特征的传统艺术无疑会对我们现代生活也有着很深的影响。

三、中国民间美术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作用

受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如何前行，对于设计者们来说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但纵观它们的艺术发展过程，其实两者并不冲突，民间美术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题材以及创新思想，那么，设计师们只要下功夫深入了解民间美术，就能使现代艺术设计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中国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作用

中国人的造型哲学基础可以说来源于阴阳观，阴阳一般用来说明日光的向背，简单地解释就是向日为阳，背日为阴，通常用于借喻气候的寒暖。正如我们古代思想家分析的事物一样，都是通过正反两方面进行说明，所以阴阳是用来说明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无论是美术还是民间美术，都会用阴阳这个观点。例如，阴阳太极图的结构，犹如两条鱼首尾相追融合成一个圆满的图形，我们喜欢叫它为阴阳鱼。细心的人会透过远古若干图案、符号、绘画来找到它的身影，最典型的如万字符，从中国远古最有名的人面鱼纹彩陶上就能看到，古人用它来代表太阳、阳光和漩涡。还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凤鸟图，各种绘画中表现出的盘旋腾飞的龙，几乎都离不开太极图形旋转结构。在中国民间美术中，又把这种造型方法称之为喜相逢，如民间剪纸中的蛇盘兔，就是阴阳这种造型艺术的一种表现，代表着事物阴阳相互对立、渗透和依存的关系。喜相逢这种传统吉祥图案，还被用于刺绣、染织和陶瓷等领域，如青花瓷盘图案，正因为它的这种美好寓意以及简约造型，也成为了现代艺术设计的一种设计法则。如某企业就借助其美好寓意，透过太极的理念用两只凤凰旋转互动而成，代表了吉祥与美好，并祝愿企业的前景生生不息。中国的民间剪纸艺术的创作就体现了传统的阴阳观。例如“，抓髻娃娃”一手捧鸡，一手捧鱼。再如“，比翼鸟”“、双头驴”等这样成对成比的造型，都突出了阴阳一体、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哲学观。现代艺术设计创作借助民间剪纸艺术中阴阳哲学观的作用，如在银行的标志设计中，就可以运用中国古钱币与“中”字造型，再运用红色这种中国传统中的吉祥色彩，寓意天方地圆，积极向上。民间艺人出于民俗实用的需要，在有限范围内进行能动性设计创作，发挥其最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于作品中融入自己的感情和想象力，展现出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如民间刺绣绣花鞋，在有限的面积内，合理安排和设计纹样与辅助纹样。整个图案要包括莲生贵子、百年好合、金玉满堂等内容，才能表达其美满祥和之意，突出中国传统独特的装饰审美艺术，它对现代艺术设计具有指导意义。如在现代室内空间设计时，完全可以借助民间美术这种适形造型法，把大自然的景色引入室内，将现代的时尚性与自然的秀美风光融为一体，拱托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憧憬。

2民间美术艺术色彩对现代艺术设计的作用

中国艺术论文篇4

关键词:艺术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 师道 孝道 经典 内学

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应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这块土壤。这是艺术教育发展、成长的源泉,离开它,艺术教育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各种不同的艺术教育模式,不管是舶来的,还是本土的,无论是学习、继承还是发展,我们本身应具有一个较高的视点去评判。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否则舶来的东西就难辨良莠,或导致另一个结果,即盲目地排外而妄自尊大。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今天的艺术教育出现了偏颇,即重技艺而轻人文。我们今天的艺术教育与传统的人文教育产生了严重的断层,这足以导致人的精神领域极其浅薄与苍白,加之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介入,我们正在加速度地蜕变为“香蕉人”,而我们的艺术教育也增加了“功利”与“竞争”的倾向。过分重功利就会轻仁义,人与人的过度竞争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国与国的过度竞争最终的结果将是共同毁灭。

一、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

近现代西方注重的是科技教育。在科技进步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犯罪率上升、环境污染等。核能的开发本来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但我们今天却随时都要遭受核战争的威胁。因此,人们形容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盲目地发展科技无异于盲人骑瞎马。

近现代西方注重的是竞争教育。孩子从小就被灌输竞争意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中国传统的教育是教人礼让、互助合作、共存共荣。中国古人并非不懂科技,但更懂得科技发展的弊端,因此,大力提倡发展人文教育,认为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当前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我们无意开历史的倒车,只是尽可能地让科技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科技好似一匹野马,需要一名睿智的骑手去驾驭。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方面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并非基于一种民族情结去赞美和宣扬自己的文化,也并非基于一种复古的情结而厚古薄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集称为经典,“经”是纵贯通达,“典”是典范、标准,古今一成不变之真理,可以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 艺术教育包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内

马一浮先生在《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文中曾提到:“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艺术教育依托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使其理论更加完备、深广,还可使其教育理念达到一个更高、更新的层面,在其空洞的“形式”中摄入更多的人文色彩,使其能够更多地关注人本身、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三、艺术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

艺术教育不应被认为仅仅是画画、唱歌、弹琴等技艺的传授,艺术教育是要把人类最高的智慧、德能与才艺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造福于人类。

中国历史中的绘画、雕塑、戏剧等大多展示、宣扬的主题思想是“忠、孝、仁、义”,在娱乐之余不失其“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教育功用。无论是过去的君主时代还是现在的民主时代,艺术教育也要承担起一种责任与义务来改善我们的身、心、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集又可称为内典,内典即是内学之典集,其中所盛载的智慧与德能来自心灵的最深处,是人心本来具有而非从外学来的一种亲证的现量境界,不是一种想象、推理构建的理论。通过这些典集可以开启我们内心深处处于休眠状态的智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发式教学”。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国学,被马一浮先生称之为“六艺之学”。马一浮先生在《论六艺统摄于一心》的文章中写道:“举网者必提其纲,振衣者必挈其领。”先要识得纲领,然后可及其条目。六艺之教可以统摄一切学术,这是一个总纲领,真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一遗。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帮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艺术也本是人心中分内的事。艺术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表里的关系。艺术教育中的“教育”本身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艺术教育中的“教”,左边是“孝”,意思是说老与子、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右边是“文”,其意为文以载“道”。教育是师道,其根本是孝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师道与孝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人生宇宙的真理、规律。在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五伦十义,即“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应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长惠幼序、朋谊友信、君敬臣忠等关系为原则。思想、行为不违背自然规律,并把这种品德保持、发扬、增长就是“育”,久而久之会有所得,德者,得也。人与人的关系依止于“仁”,仁者爱人,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他人,这种爱是“仁爱、博爱”,而非贪爱,这种博大而崇高的品质正是出自这样的文化背景的熏陶,这种品质可物化、外现于各种艺术表现形式。

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艺术教育以人为本,首先要确立一种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价值观。艺术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的出现对于社会人群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艺术教育首要关注的事情。高雅的艺术对于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的境界是大有益处的。艺术即使不能起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用,至少也不应是“精神污染”而有害于社会人群,何去何从基本上取决于艺术教育的导向。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持反对意见者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是对于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刻、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其二是由于年代久远,必然会产生一些流弊,这是人的原因,并不代表主流文化,且不可因人故而废其法。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三者之间名词、名相虽有异,但理无二致。南怀谨先生把儒家比喻成开粮店的,把道家比喻成开药店的,把佛家比喻成开百货店的。“儒”字即人需要“仁”,就像人需要粮食一样重要;得了病不能不吃药,此病是不懂得爱物的“心病”,物是指我们的生活环境,再广一点如山河、大地、宇宙万物,“物”与我们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百货店自然无所不包。三家的典集称为“经典”,这些典集并非是某个人的学术观点,所述都是古圣先贤之法,都是真性的流露。真性也叫真心,心、佛、众生不二,否定了经典也就等于否定了我们自己本身。

以传统文化注入艺术教育,并作为其精神内核,“真、善、美、慧”四字足以概括。“真”是真实之理,是人生宇宙的真象;“善”是完善,我们内心深处本来具足无限完美的智慧、德能与才艺(美、慧自然在其中)。“真、善、美、慧”这种教育理念完全可以凭借经典的引导开发出来。

五、传统文化中的修学方式给予艺术教育的启示

从前有成就的读书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博学多闻;另一类是一门专精,众多的“典集”只学一部,一部经通达,部部经都通达。全部心思用于一门,久而久之心就定了,由定能萌生智慧,这种智慧深藏于心灵的深处,不是从外学来的,所以这种学习方法称为内学,经典又可称为内典。经典就是心灵深处智慧的外现,形于外的经典又可启发内在本有的智慧。这种本有的智慧也就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 善”,善是完善,是本有而非从外学来的。这种优良的教学方式完全可以给我们的艺术教育一种新的启迪。它不但能使学生减轻学习负担,而且能开发、增长智慧,的确是事半功倍。这种教学尤其在人生的早期阶段效果会更佳。人在少儿期,心灵是较为纯净的,接受外来事物快速。十二三岁以前是“黄金季节”,一旦错过甚为可惜。近现代以来,我们不知有多少代人在重演这样的悲剧 ,然而幸运者也不乏其人,如老舍、矛盾、鲁迅、朱自清等一代有成就的文人,他们的白话文文章写得好,都是从小读古文读出来的。清代的金农,五十岁才开始学画,能名留史册,全凭其深厚的国学基础;潘天寿在黄宾虹先生简介中提到:“先生幼年颖异,笃学好问,曾延宿儒馆于家,弱冠游学金陵扬州,得广交时贤文艺之士。能琴剑,擅诗古文辞治印,兼攻经史与图释老氏及金石文字之学,均深有造诣。”由此可见,黄宾虹先生的艺术成就无不得益于国学渊源。从小受过传统教育的有成就的人不在少数,而从小读白话文长大的敢称大家的又有几人?不同的教育理念造就不同的时代与人,如果今天的艺术教育能从传统的教育理念中获取更多的借鉴,对于促进艺术教育的进步与全面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论语》,朱熹注,(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

[2]《论语》,徐志刚译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蒋金德等主编:《马一浮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4]南怀谨着:《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四书五经》,管曙光等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6]南怀谨着:《原本大学微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7]南怀谨着:《论语别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艺术论文篇5

1难以展示全貌和细节

在使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国画艺术展示时，一般都使用实物展示，以悬挂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展示空间以及画幅大小的影响，观众较难欣赏到作品的每一个部分，特别是对大幅作品的上部与下部。

2受时空限制

使用传统媒体的展览方式，观众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去特定的场所进行欣赏，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严重。由于空间的限制，每次展览只能服务当前或是周边城市的观众，影响面受限。同时一次展出的国画作品也有限，无法将更多优秀的作品展示给观众。

3难以展示说明信息

国画艺术展示过程中，除了对画作本身的展示，还需要提供画作相关背景信息的展示，比如作者生平、创作风格、创作时代背景、作品艺术价值等。传统媒体展示主要通过展板方式展示这些说明信息，但是这种方式无法平衡大量文字不便阅读和少量信息不足以帮助观众理解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具有时代背景或者反映历史事件的国画作品，如何让缺少相关背景知识的观众较好欣赏国画作品已经成为传统媒体展示方式必须面对的挑战。4缺乏互动性与趣味性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的不断扩展，人们逐渐改变了接收信息的习惯，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图像、声音、动画等方式接收信息，并且追求与信息传递者之间互动的效果。而传统媒体进行国画展览时信息传播是单向的、静态的，缺乏趣味性与互动性。

二、数字媒体技术特点及在国画展览中的优势

1展示能力强

使用数字媒体技术可以全方位地展示国画作品，有效弥补实物展出时展厅空间、照明限制以及缺乏细节展示的缺陷。比如使用高清数字扫描技术将国画作品转化为数字图像展示给观众，可以对作品任意部位进行局部放大、旋转等操作，观众可以欣赏作品整体的同时品味每个部分的细节，特别是对于大型画作效果更为明显。又比如使用数字修复技术，将已经受损的国画作品进行复原，让观众可以欣赏完整的作品。

2不受时空限制

数字媒体技术由于其虚拟化和数字化特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传播，打破了传统展示技术的时空限制。例如故宫博物院将其馆藏画作的高清数字版本放到网站上，方便人们欣赏，观众不受到参观时间和参观地点的限制，可以对国画艺术作品进行更细致的观赏和学习。在网站上同时也提供了方便的查询功能，让观众方便地在大量作品中找到目标作品，提供了更好的观赏体验。

3内容信息量大

传统展示技术因为受到展板或展厅面积的限制无法大量展示的信息通过数字媒体技术可以容易的实现。将国画艺术展览所需要的背景知识和相关信息等录入计算机，构成信息数据库，在展厅中部署信息查询设备，让观众可以根据需要浏览画作相关信息。查询系统可以容纳大量数字信息，有效设计交互方式后可以高效地提供信息。同时极大地节约了展馆空间，也避免了大量展板引起的杂乱，帮助观众全面了解展览作品。

4互动性与趣味性

使用数字媒体技术，可以将传统媒体展示技术中单调的信息转化为视频、动画、游戏等丰富的展现形式提供给观众，增强了展示的趣味性与观众的接受度。使用数字媒体展示可以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和展示的互动性，将信息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的交互。观众在互动中可以有针对性的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同时将意见反馈给展览方，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目标性，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

三、数字媒体技术在国画艺术展览中的应用原则

1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原则

在国画艺术展览中应用数字媒体技术的首要原则就是形式与展览内容的一致性。传统媒体的展示方式是描述性的，而数字媒体的展示属于阐释性的。传统媒体可以先确定展示内容，然后根据内容设计形式。由于数字媒体可以提供更大的信息量并且更具有交互性，因此在策划展示内容时就需要同时考虑展示的形式，并且根据展示形式的不同调节展示内容。

2科学严谨的原则

在使用数字媒体追求展示效果华丽的同时，必须坚持展览内容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所展示的文字、图片、影像都必须有完整的学术依据，系统地对国画作品相关信息进行展示。用数字媒体技术进行场景再现时，要特别注意对场景历史真实性的把握，不能凭空臆造。设计的展示方式必须生动活泼，寓教于乐，但不能是抛弃客观事实的纯粹的娱乐。

3合理适度的原则

在国画艺术展览中，必须确立展览的主体为国画作品本身，数字媒体技术是展示过程中使用的辅助手段，控制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的范围和频率，让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画作上，不可以喧宾夺主。合理适度的原则是指合理安排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比例，既不让观众长时间被动接受信息，也不能让观众把时间都花在多媒体展示项中。根据相关研究和实践表明，多媒体展示项占据观众的参观时间大约控制在总时间的30%左右可以达到最好的展示效果。

四、国画艺术展览中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设计制作流程

1确定展示需求

在国画艺术展览中使用数字媒体，首先必须确定展示需求，作为传统展示方式的补充，数字媒体应用主要满足以下几种需求：全景或细节的展示，大量背景知识与相关信息的展示，与观众互动的需求，网上作品展示等。根据国画作品自身特点与传统手段展示的不足，确定数字媒体展示方式，并且确定在数字媒体上需要呈现的内容。比如使用数字媒体技术展示《清明上河图》，其需求一是展示画作的全景和各部分细节，二是重现北宋繁华的景象，三是展示画作时代背景知识与作者相关信息。因此可以选择数字媒体技术，利用历史资料结合作品重现画作场景。明确需求是后续工作开展的基础，必须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调研才能确保需求的准确。

2策划与设计

根据需求就可以选择合适的数字媒体技术，并且对展示方案和方式进行设计。在进行策划与设计时必须遵守上述讨论的原则，达到展示形式与展示内容的高度统一，并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国画艺术展览来说，设计依据主要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画作本身，任何展示技术都必须建立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其次是对该画作的研究成果，可以广泛采纳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丰富展览信息，帮助观众欣赏画作；再次就是画作年代社会历史背景资料，对画面内容做合理的扩充，以达到全面认知的目的。

3实施要点

中国艺术论文篇6

社会文化对于陶瓷的发展有着根本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陶瓷艺术都与那个时期的社会民族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同时陶瓷艺术也记载着那个时期的艺术特色以及人文生活文化。

在原始社会,陶瓷的发明可以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考古学家在黄河流域里发现了一些陶瓷器皿,这些陶瓷器皿大概有7000年历史之久。而这些陶瓷器皿以简单的造型以及朴素的刻画花纹为主,反映了当时原始社会里人们简单的生活文化,也体现了早期陶瓷制作的技术范围。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逐渐提高,陶瓷制作技术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中国的奴隶社会中,陶瓷器皿的使用已经不再局限于盛装物件的器皿。无论在日常生活中、建筑中、祭拜中也得到广泛使用,这使得陶瓷的应用范围得到更大的扩展,也促使当时朝廷重视陶瓷制作工作。由于陶瓷器皿需求的扩大。民间出现了很多专门从事陶瓷器皿生产的工种,陶瓷工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家在商朝的一些遗址中挖掘出一些陶瓷器皿碎片和陶罐。这些陶瓷的做工更加精美,设计更加精巧而且款式多样,有黑陶、灰陶、彩陶、红陶、白陶以及一些带有釉的硬陶。这些陶瓷器皿上都带有一些简单的纹理、符号以及文字,这些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标志着陶瓷制作进一步的成熟。

到了唐朝,由于社会安定和国力强盛使得发展非常繁盛,人们的生活得到迅速的提高,文化艺术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在陶瓷上表现诗画艺术方面更为突出,促使唐代陶瓷制作技术发展更加成熟。说到唐朝陶瓷不得不提驰名中外的唐三彩。这种色彩亮丽并以黄、绿、青三色为基色的陶瓷历久不衰,直到今天依然受到人们广泛的追捧和收藏。唐三彩的种类也很多,有人物、动物、酒器、家具等等。由于唐代盛行厚葬,唐三彩还广泛用作陪葬器皿。

到了宋代,陶瓷的制造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不管是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步骤也有了明确的分工。而当时景德镇以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的白度和透光度高的陶瓷闻名于宋朝时期的陶瓷界。宋朝时期由于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文化艺术崇尚素雅和简洁的色彩装饰,让宋朝时期的陶瓷色调优雅并以单色釉著称。由于宗教文化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以及民间的广泛利用。宋朝时期的陶瓷艺术相对带有宗教文化色彩。譬如釉里红的出现能很好说明这一点,这是受到中国喜红传统习惯的影响,陶瓷颜色显红而且稳定醇厚,深受当时人们的喜悦。

元朝是一个结合草原文化、黄河文化以及长江文化碰撞的多民族文化的朝代。文化艺术上激起灿烂缤纷的火花,绘画艺术也不再局限于人物花鸟,也为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制造了有力的环境条件,使得当时陶瓷艺术更加多民族性。元朝时期出产的青花瓷著名中外。当时的青花瓷体型厚重,装饰花纹由于构图严谨,线条工整,描绘精细而得到人们广大的喜爱。

明清时期让中国的陶瓷发展进入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虽然闭关锁国的国家政策极大地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在文化文学艺术上依然不断发展,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明清时期对于陶瓷绘画水准要求很高,而且绘画风格多样,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涌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主要盛行山水画科和水墨画科。加上陶瓷制作技术成熟及多样性,在意境表现上更有神韵因此让明清陶瓷以精湛的造工和技艺享誉世界。随着陶瓷商业得到空前的繁荣,陶瓷制作上也得到大胆的创新。“粉彩”陶瓷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是宫廷陶瓷艺人受到漂亮的珐琅彩的启发影响下创造出来,色调独特另类,得到了不少贵族的青睐。

清朝末期,受西方国家文化艺术的影响,陶瓷再一次得到改变,“新彩”的出现能够说明这一点。这种结合西方外来文化大量引进而产生的‘新彩’是陶瓷釉上彩的一种变现技法,而由于技法表现力强而且操作简便,很快就得到广泛的应用。

随着时代的更替,和大众生活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文化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陶瓷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今天的陶瓷不再是达官贵人拥有的专利,也不是特指器皿和陶罐,陶瓷已经平民化,在日常生活随处可见。这得益于科技的创新及陶瓷生产机器化的效益,让陶瓷的制作周期减少而达到量产化,低成本,这也是陶瓷能够迅速被完全普及的重要因素。现代陶瓷主要分为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和工业陶瓷三大种类。而且陶瓷还应用到科学研究领域里,陶瓷的使用范围远远超越过去。

受到西方审美文化观念的影响以及传统中国文化的碰撞,现代的陶瓷艺术不但只是注重传统的青花彩绘和传统的单一器皿表现形式,而且注重体现艺术欣赏性和审美性,让现代陶瓷艺术从现代审美观念潮流里获取世界美术潮流中的活力元素。其主要以表现为创新的个性艺术,充分体现陶瓷的自然本色和强调当代社会文化与陶瓷艺术的相互结合为主。这不仅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表现形式继续发展,而且让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发展得到创新和延续,在表现形式上有了丰富的发展空间。

李超1991年生于景德镇,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美术师。作品主攻花鸟鱼虫,手法多变、工写俱佳、形神兼备。作品《喜上眉梢》获首届“御窑杯”陶瓷创新大奖赛银奖;作品《紫气东来》《大富大贵》获江西省工艺美术馆庆“建党九十周年”优秀作品奖,并被收藏。作品受到收藏家青睐。

中国艺术论文篇7

1．中国元素的含义

这里我们对中国元素的含义可以从广义与客观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广义范围来看，所有我国传统文化中一定带有中国元素，但是需要我们申明的一点是这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因为这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含义重叠以及包含于被包含的关系。从客观角度而言，所谓中国元素，实际上就是能够凸显我国特有文化传统以及一定的人文情怀的东西，反映我国特有的民俗民风，以及代表一定艺术成果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中国元素。

2．中国元素的种类

中国元素的分类是根据不同的参照标准，是由不同的种类划分结果的，首先按照物质有形与无形进行划分，便可以将中国元素划分成有形元素和无形元素，例如中国观念、中国意识、、民俗意识、生活习惯等等。如果按照时间为划分依据来看，则可以将其划分成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我国传统元素主要是根据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进行演变推敲的，重点展示的是我国悠远的历史以及灿烂的文明，其所包含的内容与物质则是很多的，其中包括我国的瓷器、书画、园林艺术、皮影、刺绣……但是这并不代表在电影艺术中可以较多的应用这些内容，事实上更多情况下在电影艺术中应用较多的中国传统元素有传统戏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国古典乐器、以及我国名著……至于我国的现代元素，则包含了我国体育事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内容。

二、中国元素在电影艺术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电影行业一直在追求着大投资、大制作，动辄就是上亿元的投资，然而我们发现这些“大”电影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将中国元素应用在这自己的作品中。事实上这一举措带来的是超乎想象的票房成绩。《无极》、《英雄》、《夜宴》、《甲方乙方》、《黄金甲》……这些电影的成功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是电影导演合理、巧妙的对中国元素的应用，在讲述故事与刻画人物的情况下为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中国元素在电影题材方面的应用

一个好的电影是需要一个好的题材，在题材的选择上我国多数的导演都将目光放在了我国的悠远历史上面，首先我国历史悠远，上下五千年为导演选取题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次就是对我国寓言故事、民间传说、各类小说的演绎，通过对这些民俗的应用不仅拉近了观众与电影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起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电影就是《南郭先生》，通过借鉴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的故事，通过幽默、讽刺的手法将其展现在荧屏上，不仅起到了教育作用，同时也为人们放松生活提供了渠道。在应用我国传统元素的应视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便要数深受国人喜爱的《功夫熊猫》系列了，首先电影的主人公就是代表我国外交形象的大熊猫，并且以功夫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进行展开论述。总体而言，这部电影中到处都充满了中国元素，不论是电影配音、音乐，影片中的的事物、建筑等。这部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我国元素进行了很好的宣传。

2．中国元素在电影形神方面的应用

通过我们对我国电影的分析，这些年来的发展形成了以“神”为主题，以“形”为主干的表现形式，其中多数电影中在表现人物形象时也借鉴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形式，即为重视神行的表现，在电影中也经常是可以见到用简单的线条对人物神行的刻画。在体现中国画实中带虚，虚中带实的艺术情景的过程中也将我国的电影艺术的的表达带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电影艺术中应用中国元素固然能够达到良好的视觉感官，但是也要注意在电影应用中国元素的过程不仅仅是“形”的应用，其实更多的应该注意其“神”的表现，以做到恰到好处以及和谐统一。

3．中国元素在电影意像方面的应用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所谓像就是借助工具、方法来营造场面、气氛，而意则指的是某种意图和目的。我国电影产业喜欢表现出天人合一、情景融合的场面，其中较为成功的电影作品就要数张艺谋导演在2002年拍摄的电影《英雄》了，张艺谋导演善于借助中国色彩、竹林、武术等内容来表现我国的传统元素，来达到天人合一的意象表现。首先本部电影中，导演借助各种事物以及元素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气势宏大的场面，让观众流连于恢弘之间钦佩影片中的绝世武功以及风景优美的场地。其中对于“象”的刻画还借鉴了我国古代道家思想中的“悟”通过琴声、枪法、剑法等一系列较为抽闲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塑造一种“剑”的意象与感悟。在表现“象”的过程中，导演还将“意”给展现推敲出来，首先通过对文种场景、战争场面的描述以及对影片中人物交流，行为的描述，充分体现出了天下之意即为天下一统在于剑指锋芒。

三、结语

中国艺术论文篇8

关键词： 刘勰； 《文心雕龙》； 宗经； 艺术精神

abstract: to highlight the realistic urgency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appropriate control of “extent of artistic expression”, liu xie chose to view it as one of the basic literary principles by “investigating the classics in terms of the system of literary criteria”. depending upon the authority of the five classic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iu was able to smoothly elevate the weight of “the extent of artistic performance” in the theoretical hierarchy of classics of literary criticism.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investigating the classics” offered him adequate flexible room to interpret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ure of the classics. therefore, liu's view of “writing has its governing system of criteria, which generates the six meanings of style” actually reflected his theoretical imagination out of his anxiety about realistic practice.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shape the 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s regards the clos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real implication of the statement “writing has its governing system of criteria to follow, which generates the six meanings of style” and realistic literary practice by restoring liu xie's view of the issue and deconstructing his stating strate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classics in terms of the system of literary criteria”.

key words: liu xie; wen xin diao long; the system of literary criteria;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irit of art”

题 解

本文题中所谓“艺术精神”，是源自黑格尔艺术史观里的一个概念。“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142，是黑格尔美学的奠基石。“理念”—— 绝对精神、最高的真实——是“内在的”、“主观的”、“普遍的力量”、“光辉待显的意蕴”；“感性”是“外在的”、“客观的”、“具体的个别”、“直接呈现的形式”。准此，一部艺术史——美的实现过程，就是“理念”内容和“显现”它的“感性”形式矛盾统一的辩证过程。这一辩证过程，在历史上依次展现为“象征”—“古典”—“浪漫”三个类型。三个类型的艺术各有自己的精神旨趣，或称“艺术精神”。“象征型”艺术精神旨趣最惹人注目之处，在于“绝对意义”就是一切，内容压倒形式。“古典型”艺术精神最突出的特点，乃是追求精神内容与表达它的物质形式完满契合。

题中所谓“艺术精神转型”，具体指随着骚、赋的出现，在中国文学中发生的类似于黑格尔所谓“象征”向“古典”转型的精神现象。中国现代学术研究通常把这一精神变化过程称作“文学的自觉”。以“艺术精神转型”为题，兴趣点并不在黑格尔，只是想借光照明，以黑格尔的某些概念为“方便设施”，拆开《文心雕龙·宗经》篇机智又诡谲的“宗经稽古”式的言说策略，开显“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真正想言说的理论内涵。

一

在《文心雕龙·宗经》篇，刘勰相当自信地宣称，如果说他的理论能够对中国文学做出个人贡献的话，那么，他认为，他对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给文学的未来发展规划出一条用他所谓“情性熔匠，文章奥府”之五经的精神旨趣提升自己，以“正末归本”的“宗经”之路，从而成功地遏止了由于“砺德树声，莫不师圣，建言修辞，鲜克宗经”的疏忽而导致的“楚艳汉侈，流而不反”的势头，使文学在“鼓天下之动”的活动中恰如其分地表现自身，更有效地“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2］23的古典主义理想，成为可以预期的现实。

当色彩斑斓的六朝文学让我们眼花缭乱得感到厌倦的时候，我们也会萌生出一种认同刘勰的思想冲动。然而，在下述由于“习知”而“透明的”事实面前，认同的冲动立即会踟躇不前：古往今来诚尊五经为“情性熔匠”者多多，真信五经为“文章奥府”者寥寥。[注: “寥寥”并非全无。钱钟书论及陆机《文赋》“漱六艺之芳润”时，就罗列了历史上“专为文词而求诸《经》”者如晋陆机，北朝颜之推，唐杜甫、韩愈，宋王质、辛弃疾诸家(《管锥编》第3册第138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82-1183页)。当然还不止于此数家。例如严可均《全晋文》卷49编辑付玄之文时，从《太平御览》辑得付玄《付子》的一条佚文：“《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文章之渊府也”。俨若刘勰前身，就未与此数。然与诚尊《经》为“情性熔匠”者相比，“专为文词而术诸《经》”者，毕竟“寥寥”。此外，此寥寥数家中，哪个是“真信”，哪个是“应景”，尚须全面核实而后，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皮锡瑞《经学历史》有云：“孔子之前，未有‘经’名。”“《诗》、《书》礼乐”，原本是百家共享的资源，由于孔子发现其中蕴含有等待发掘的“教化”之“术”，能圆满塑造人的心灵，才奉为儒门的宝典，使之成为“维世立教”之“经”。［3］30-39《论语·述而》说，孔子留在弟子们心目中的最难忘印象之一，乃“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注: 这里没有提到“乐”。为什么？汉今文学者解释为什么儒门“艺”有“六艺”（有“乐”）而“经”只有“五经”（无《乐经》）时，有“《诗》与乐相通，而乐与《礼》又相通”即“乐”就在《诗》、《礼》中的说法，可解此惑。参见《经学历史》周予同注1。这一点，对本文第3节的陈述很有启发性。]按受到广泛认可的《庄子》里的说法，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儒”，就是以集中阐扬散见于“《诗》、《书》礼乐”中的“道术”而名“家”的。［4］卷10下《天下》第33所以，尽管刘勰在《宗经》篇里神采飞扬地写道：“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情性，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2］21但细检《论语》会发现，孔子虽然对这项工作给“经”以“极乎情性”之“义”的积极意义充满自豪：这项被孔子称之为“述而不作”的工作，为“子行四教”即更有效而规范地授徒造士，以确保“文王既殁”而“斯文不丧”提供了最大的方便，从而使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顺利成为现实。但是，在自豪之余，孔子对这项工作给“经”以“匠于文理”之“辞”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并不是没有隐忧。例如，在《论语·雍也》中，孔子对弟子们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总体期侍；但在《论语·先进》中，对弟子却又有“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进一步的细腻区分。对自己，则有“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即“与其文，宁野”的明确选择。对于《诗》、《书》、《礼》、《乐》之“文章”，则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耐人寻味之叹。[注: 钱穆《论语新解》在孔子“分别弟子先后学风”的大语境中，用《雍也》之“朴野”与“多文”解“先进”、“后进”： “先进之于礼乐”的早年弟子 ，“文质得宜，犹存淳素之风。较之后辈，转若朴野。君子多文，后进讲明礼乐愈细密，文胜质，然非孔子心中所谓文质彬彬之君子”。并强调“孔子五十以前，有用世之志，当时弟子相从，所讲多重实用。自周游返鲁，已值晚年，用世之心稍谈，后进弟子于礼乐文章研讨益精，然渐有文胜之风。故孔子谓礼乐如复见于世，吾则从先进诸弟子后”。《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5-276页。按钱氏的说法，“后进弟子”的“文胜之风”，与原本是百家共享的“《诗》《书》礼乐”，经孔子“删述”，奉为儒家宝典，使后进弟子“讲明”、“研讨”有固定的文本可依，有密切的关联。钱氏新解与经学旧说孰优孰劣，暂置勿论。但钱氏对“如用之，吾则从先进”的理解，道出孔子对《诗》、《书》礼乐之“文”的隐忧，对本文颇富启发性。

孔子之叹见《论语·阳货》、《论语·子路》。《论语注疏》的作者强调：孔子前叹，叹“钟鼓玉帛”乃礼乐之“具”，“安上治民”、“移风易俗”才是礼乐之“本”；而“钟鼓玉帛”之“文”，常诱人以“末”为“本”。孔子后叹，叹《诗》“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诸侯之政。古者使适四方，有会同之事，皆赋《诗》以见意”。而《诗》之“文”常诱人沉湎于讽诵，浑忘《诗》“达政专对”之用。《论语注疏》第173页，第238页，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故而，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中借“金华应氏”之口，道出孔子对自己“删述之功”充满矛盾的复杂心理：“既广其传而又虑其所敝”。“广其传”，指前此“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按：指经“夫子删述”而后的“六艺”之规范化文本“六经”）。盖自夫子删定、赞《系》、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所敝”之“虑”，则具体指《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章中一一罗列的“六经之教”之“失”。［6］卷174

《文献通考》是与唐杜佑《通典》相表里、详考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书。《通典》之叙事截至于唐之天宝。《文献通考》除了接续杜佑，于唐天宝前事在《通典》基础上加详之外，主要贡献在于把详考工作一直延伸到南宋宁宗朝。马端临在《自序》里说，他给自己制定的工作原则是：“叙事”则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百家传记等信而有征者；“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可订典制得失者、“近世诸儒之评论”可正史传是非者。［6］《卷首》所谓“当时”，指叙事范围之内的各朝各代；所谓“近世”，则具体指唐宋。经过魏晋“异端蜂起”的考验，唐宋儒学复兴，孔子和五经的神圣地位在“近世儒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故而，“金华应氏”把孔子“所敝”之“虑”仅仅归因于后儒教学方法之不当。实际上，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例如，在被《孟子》的第一位注家赵岐《〈孟子〉题辞》称许为“治儒述（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的孟子看来，说《经》者方法不当，固然是“所敝”之“虑”生成原因之一种。《经》“文”（刘勰所谓“匠于文理”之“辞”）本身的不完善、欠圆满，经常会“疑惑于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于是有《诗》之“文”随时可能“害志”，“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循循善诱之说。[注: 孟子之说见《孟子·万章上》、《孟子·尽心下》。前说固然是对治说《经》者方法之不当。“尽信《书》不如无《书》”说，则直指《尚书》之“文”本身的不完善性。《书》何以不可尽信？《孟子注疏》的解释是：“经有所美，言事则过。……岂可案文而皆信之哉。”“孟子言《尚书》之文不可尽信之也……以其辞之有过，适所以疑惑于人也”。《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382页。]

在两汉，儒家是以其信守之五经中的“礼乐教化”之术有对治“执法吏”之“虐政”之功，而荣获“独尊”的地位的。［7］卷17《汉纪九》随着“儒术独尊”的实现，五经之“文章”在“世儒”那里，也荣获“鸿重优雅”之美号。但是，在以“文儒” 自期的人士，例如王充那里，五经“鸿重优雅”之“文”实与“难卒晓睹”无别。而五经之文的“难卒晓睹”性除了给“世儒”以“碎义逃难”的方式，盲目继续儒书“九虚三增”之旧习——这种习气只能使“旧学（经学）暗而不明”、提供借口之外，对文儒“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毫无补益。不仅毫无补益，对文儒“精思著文连篇结章”还是一种有形的束缚和无谓的干扰。[注: 区分“世儒”和“文儒”，始于东汉的王充，见王充《论衡》第28卷《书解第八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2页。“九虚三增”，见《论衡》第4-8卷，《书虚第十六》至《语增第二十五》，第55-134页。“九虚”：《书虚》、《变虚》、《异虚》、《感座》、《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是王充对“儒书”（经、纬、传、注等）不完善之文包藏的九大方面观念错误的揭露。“三增”：《语增》、《儒增》、《艺增》，则是王充对“儒书”之文不完善生成原因的分析。王充对“古书”之文对文儒思想陈述之束缚与干扰的切身感受，见《书解》、《案书》、《自纪》，《论衡》第28、29、30卷，第432，440，450页。]汉末以来，世儒之“碎义逃难”的“盲瞽、陆沉”习气虽遭斥弃，五经乃“道义之渊薮”的信念却未动摇。例如，身处“异端蜂起”思想文化语境中的葛洪，从“道义渊薮”上仍坚持比五经为天上“景星”拱卫的“三辰”，地上“林薄”依附的“嵩岳”。但对于五经之“建言修辞”，以“通人”自期的葛洪，则想恭维都找不出话来。至谓“经书”之“词鄙喻陋”，不仅与“子书”之“深美富博”形成鲜明的对照，就连五经里最有“华采之辞”的《诗》，与“汪?博富”汉赋相比也如乌雀遇到凤凰。［8］《尚博·钧世》细抠起来，葛洪之言是有“片面性”的。[注: 以晚明袁宏道《雪涛阁集序》里的水落石出之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然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科之，葛洪非笑《经》之文“词鄙喻陋”，“古”而不能“今”，与明代七子领袖李梦阳横责“今”之诗“疏卤浅俗”，“今”而不“摹古”，一样片面，甚至有过而无不及。]《文选序》显示，身处“古典型”精神氛围里的人，对《经》文之“词鄙喻陋”多有宽容。他们会在充分尊重精神生产日益细致分工的基础之上，严谨区分和努力把握不同精神生产领域各自不同的精神旨趣及与之相适应的语言风度，以“立意为宗”而不以“沈思翰藻”看待《经》之文。［9］《卷首》葛洪“词鄙喻陋”之说昧于“诗道沿时”文学观念和“言各有畛”思考法则，盲目以“能文为本”要求《经》而产生的偏见。不过，葛洪的“偏见”恰恰为《经》在思想智慧上的间接启迪之外，对文家“建立修辞”并无多少真正直接有用的技术帮助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佐证。葛洪夙引王充为思想同调，王充“有病而捧心”，葛洪“无疾而效颦”，“贵今”而“信目”，言出有因。然在尊经而信古的时代，也不乏葛洪的嗣响。《尚书》是五经之一，子夏叹为“昭昭”、“离离”[注: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宗经》注21引“黄（叔淋）注：《尚书大传》‘子夏读《书》毕，见于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于《书》？子夏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不敢忘也’”。按：《尚书大传》旧题汉伏胜撰，实乃其徒张生、欧阳生所录伏胜之遗说。按《汉书·儒林传》，伏胜于汉惠帝废秦《禁挟书令》后，授《尚书》于齐鲁间。欧阳生与张生同师伏胜。后，两家依伏胜遗说，各有传授。欧阳氏世习《尚书》。汉武帝始立五经博士，即置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为《尚书》博士，授欧阳氏之学。此时，上距张生、欧阳生从学伏胜，录其遗说，已60年。此60年，正是儒学一步步上升、五经一天天精致化的60年。在此60年里，《尚书》不断地被理想化，应在意料之中。另，清人郝懿行发现，《尚书大传》子夏“昭昭、离离”之叹，在《韩诗外传》里，子夏用以说《诗》。因而，科之孟子《尚书》之文不可尽信之说，指子夏“昭昭、离离”之叹，为汉儒在“儒术独尊”氛围里对《尚书》之文的历史想象，应不为过。]的“周诰殷盘”，韩愈却感到“佶屈聱牙”。［10］卷12《进学解》《春秋》是五经之一，号称“书法”谨严，“一字见义”，王安石却讥为“断烂朝报”［3］27，29；王安石之讥，竟然还得到儒学宗师例如朱熹的曲折呼应，和经学专家例如皮锡瑞的同情理解。皮锡瑞在《经学通论》辟专论《论“断烂朝报”之说不得专罪王安石，朱子疑胡传并疑公、?，故于〈春秋〉不能自信于心》，为王安石辩解。［11］四

于是，这就向刘勰的“宗经”言说提出一连串问题：五经之“文”真配称“文章奥府”？在五经的“文章奥府”里真有刘勰剔抉出的那种值得文学去“宗”的非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吗？刘勰“文学宗经”的言说，究竟是把现实焦虑的问题“郢书燕说”，以“稽古”的方式投射到《经》上，借“经”的权威提高自己言说之公信度的策略呢，还是对“经”之“文章奥府”性真有独到的真知灼见之发现？进而言之，就六朝文学的未来发展而言，需不需要用号称“文章奥府”的五经之精神旨趣去“正末归本”？六朝后文学是不是沿着“正末归本”的“宗经”之路展开的？文学发展史以同样“透明的”事实显示，继六朝缤纷而起的是一代盛唐之音。在六朝后文学最初设计的蓝图上，在六朝后文学真正建设的进程中，都徘徊有“刘勰幽灵”：在一代盛唐之音的“政治清洁工”王通、魏徵辈六朝文学批判的锋芒里，在一代盛唐之音的真正奠基人陈子昂等唐代文学的方向抉择上，在盛唐诗歌经验反省人皎然“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的诉求中，或者是“应景”式的行为模仿，或者是真正的精神回应。一代盛唐之音，这个至今仍然让人艳羡不己的文学辉煌，真是刘勰“宗经”理想的现实绽放吗？

随着这些问题的提出，原本似乎是“透明的”事实立即陷入幽隐晦暗；幽隐晦暗中隐藏着“透明的”事实难以表达的“不透明的”错综复杂。[注: 不为“透明的”事实所惑，坚持到“透明的”事实下面的“不透明”里，把握历史的脉搏，以见“全面的”历史，是法国“年鉴”学派领军人物、当代世界著名史学布罗代尔倡导的方法。见其名著《15至17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绪论》，三联书店1992年版。“年鉴”学派同时提倡“全面史学”和“问题史学”，布罗代尔更偏爱前者。]深入到“透明的”事实下面的“不透明”里阐幽索微，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工作。昔日，笔者曾初涉“晦暗”，粗陈“幽隐”中的“错综复杂”。[注: 参见梁道礼《政治家的要求和文学家的方向：初唐文论新探》，《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第72-80页。]不过，这样的工作最终难释笔者对刘勰“宗经”言说是否属于“郢书燕说”之疑。这一次，笔者拟采取一种简洁的方式，把诸如“经中有没有刘勰剔抉出的值得文学去‘宗’的非同凡响的艺术魅力”、“文学发展需不需要用五经精神旨趣去‘正末归本’”、“六朝后文学是不是沿着‘正末归本’的‘宗经’之路展开的”之类的“前起”问题或“后续”问题暂加悬置，以便抽身出来，带着“郢书燕说”之疑，到刘勰跟前，和刘勰对谈。在对谈中，直截了当叩问刘勰如此言说的理论意向之所在。有时，“直截了当”地叩问比“阐幽索微”式寻觅更容易贴近真实。满足于对“前起”和“后续”问题阐幽索微，终难脱佛家所谓“门外转”即在问题的边缘“思量”之嫌；登堂入室，侧耳聆听，释疑解惑之余，或许会有“排闼送青”式的意外之快。

二

疑刘勰的“宗经”言说有“郢书燕说”气，决无唐突前贤之意。相反，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就思想发展而言，“郢书燕说”——把已有的知识移入陌生的问题域，对它做出新解释，更能开出益人神智的新意义。儒门对“夔一足”、“黄帝四面”的解释，即是佳例。中土佛学对“一切佛语心第一”的理解，更见神采。天文学史上所谓的“哥白尼革命”，也是如此实现的。[注: 在上古神话中，夔是“木石之怪夔、魍、魉”里的一种，是只有一条腿的怪兽。《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鲁哀公问于孔子：‘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孔子把“夔一足”移入新的问题域，开出世无完人，有一善，行之不已，“独此一，足矣”的新意义。传说黄帝长有四张脸，所以才能周知天下。《百子全书》“法家部”里收尸佼《尸子》2卷，卷下有从《太平御览·皇王部·人事部》辑得的一条佚文，称：“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藕，不约而成。此之谓黄帝四面。’”孔子把“黄帝四面”旧知识移入新的问题域，开出选贤任能，才能天下大治的新意义。《百子全书》（影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椤伽经》有《一切佛语心第一》之品。“心”乃“核心”、“枢要”之意，原意是说“佛教中的重要意义在《椤伽经》中都已具备了，并非指人心之心”。而以“口说玄理，不出文记”为宗致的慧可、僧粲、道信等椤伽师，却把“一切佛语心第一”理解为“要求人们专门向内心用工夫”。这一“曲解”，石破天惊。引发“禅门再敞”，在佛教中形成极富中土特色的新佛学——禅宗。参见吕?《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7页。

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在天文学史、近代科学史乃至观念史上，都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件。然按英国历史学家哈巴特·巴达费尔德《近代科学的诞生》里的说法，哥白尼当时掌握的观测数据，同托勒密所掌握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哥白尼“日心说”的“革命”性仅在于“利用与从前相同的一系列资料数据，且把它们嵌入别的体系中而将相互间的关系重新组成新体系。也就是说，换戴上其它种类的思维的帽子，而试着提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观点”。转引自［日］野家启一著、毕小辉译《库恩范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笔者之“疑”，实不在刘勰心期神往的“文有六义”之境，这一境界至今仍不失新鲜感；而是疑刘勰从既往文化资源里精心选“经”，号召文学去“宗”，能不能帮助他顺畅实现“文有六义”的写作理想？假如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郢书燕说”之疑就有继续追问的必要。在那里，可能有“宗经”涵盖不了的更深刻的言说动机，和“宗经”遮掩不住的更丰富的理论内涵。

在既往的文化资源里，刘勰对“经”信心最笃。在“中原横溃，衣冠道尽。逮江左草创，日不暇及，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大道之郁也久矣乎”［12］卷71《儒林》的大环境里，其信心之笃，超乎常想。以致让一位域外汉学家把《文心雕龙》想象成“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部反常之作”。??［13］187《文心雕龙》是否“反常”，在何种意义上“反常”，结论难以遽下。但刘勰对“经”能够对文学产生全方位的积极影响充满绮丽的想象，却有事实可按。按刘勰的想象，“经”不仅能以其“洞性灵之奥区”的超常资质，在思想取向上帮助一切人“砺德树声”，而且能以其“极文章之骨髓”的绝对优势，在艺术选择上引导文学作家深入理解“建言修辞”的“本末”，准确把握“建言修辞”的“主次”，恰当树立“建言修辞”的“统绪”。在刘勰的想象中，对于文学作家来说，有“经”可“宗”是再幸运不过的了。因为“宗经”不仅能锤炼作家的思想意识、陶冶作家的精神情性，同时还能丰富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段，升华作品的艺术品位。按刘勰的说法，“宗经”对于文学至少能产生六大方面的实质性影响：“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2］23前两项大致属于《文心雕龙·风骨》篇所谓“风”的范畴，后四项大致属于《文心雕龙·风骨》篇所谓“骨”的范畴。在刘勰的想象中，“宗经”的效益实际上波及文学作品从思想境界拓展到艺术格调提升的方方面面。

甚值注意的是，刘勰想象中的“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六项里面，都使用了连词“而”。这是一个很有来头的句型。首见于《尚书·舜典》，舜用“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言说“乐”对人的塑造之功。再见于“季札观乐”。季札为摹状《颂》诗的“美之至”，从“直而不倨”到“行而不流”，一口气连用了14个“‘而’字句”。按《春秋左传正义》作者孔颖达的理解，季扎观乐那14个“‘而’字句”，“而”字的修辞功能是“下字破上字，而美其能”。［14］卷39联系到《荀子·不苟》篇连用“宽而不?亻曼”等7个“‘而’字句”，言说“君子立身之谊”；《大戴礼》连用“逊而不谄”等6句“‘而’字句”，言说“曾子立事”之得“体”有矩，这一句型，可以说是中国思想言说“度”的时候之惯用句型。刘勰连用6个“而”字，言说“文能宗经”的效应，显而易见是看中了这一句型别致的修辞性。如此遣词造句，是想在“情”之“深”与“不诡”、“风”之“清”与“不杂”、“事”之“信”与“不诞”、“义”之“直”与“不回”、“体”之“约”与“不芜”、“文”之“丽”与“不淫”之间，建立起一种转折关联，让后项以否定的方式排除掉可能与前项所指疑似的内容，使陈述的意义更加精确完善。因而，“文能宗经，体有六义”想言说的，就不是如惯常理解的那样，“宗经”能使文章“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而是比这些更高一层、更深一层的“情”、“风”，“事”、“义”、“体”、“文”在文学“建言修辞”中艺术表现“度”的问题。

借用黑格尔《美学》对“艺术精神类型”的历史分类［1］96-98，对文学中“艺术表现度”的自觉，只有在浓郁的“古典型”的精神氛围中才有可能伸展出来。下一节即将看到，在“象征型”精神旨趣笼罩之下，“绝对意义”就是一切；即便在那时对乐之“度”也表示过关注，但那个“度”并不是“艺术表现度”。刘勰从“楚艳汉侈，流而不反”的现象中敏锐察识出“艺术表现度”密切攸关着文学发展的未来命运，并以“宗经”为策略，把它列入“文之枢纽”，作为文学基本原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说明刘勰已经从“楚艳汉侈”现象中呼吸到了文学活动中艺术精神转型的强烈气息，并对这一“转型”的前景充满着期待。可惜人们经常只满足于“透明的”事实所昭示的表面信息，对“透明的”事实下面的“不透明”中蕴含的“隐微”[注: 到“透明的”事实下面发掘“隐微” 之“义”，是汉“今文”学者尤其是公羊、谷梁两家实践的学风。他们硬是从原本“有文无义”的“断烂朝报”——《春秋》中，发掘出一套结构复杂的政治哲学。乍看，公、谷学者显然割裂了自然科学倡导的“假说—证伪”的工作伦理；细思，探赜索隐正是人文学科的特质。扬弃掉汉“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其学风中不满足于“透明的”事实，到“透明的”事实下面的“不透明”中探赜索征之精神，对今天的人文社科研究，也许仍有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内涵兴趣无多。故而，这一视域至今似乎尚未进入《文心雕龙》的研究视野，特别是“文之枢纽”部分的研究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小小的学术遗憾。

三

中国对技艺活动中“度”的意识，觉悟得甚早。有论者称，“度”乃“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自上古以来，对“度”的把握和实现就是中国思想一直强调的重心，“遍及从音乐到兵书到政治各个领域”。［15］8-11就与本文论旨有关者而言，宽泛地说，《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传“季札观乐”显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最理想的乐应该是“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的意识。昭公二十年传“晏子言‘和’”显示，那时的人已意识到，乐中的“度”具体体现为对诸如“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14］卷49等一系列相反成分恰到好处的处理。在比较文化史上，“晏子言‘和’”与古希腊的毕达格拉斯说“数”相映成趣。不过，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在晏婴那个时代“乐”和“礼”特别密切的关联：“乐和同，礼别异”，“礼”和“乐”是那个时代政治操作中相辅相成的两翼，“乐”与“礼”相通，“乐”在“礼”中。“乐”是否合“度”，就不止是个艺术上是否“五声相和，六律相成”、“始作翕如，从之纯如，?如，绎如”的“尽美”问题，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政治上是否“安德”、“和同”、“守礼”、“合制”的“尽善”问题。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继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的分际，就在这里。那个时代关于乐的言说，总附着于政事，原因也在这里。乐自身的“节有度，守有序”的问题，就这样被不经意地遮掩起来。例如，季札对《郑风》“其细己甚”的臧否，仅仅着眼于“郑君政教烦碎”。至于乐本身，季札并不觉得“其细己甚”的《郑风》，和“泱泱乎”宏大之声的《齐风》以及后来被孔子誉之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周南》有多大差别，同样给予“美哉”之目。孟子的立场更加显豁，乐的“合节中度”问题，只是个“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的问题。只要保持“乐和同”的精神不失，能够做到“与民同乐”，则“好先王之乐”，还是“好世俗之乐”，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今之乐，犹古之乐也”。［16］卷2上今天看来，“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只是孟子的“好辩”之辞。他的前辈，例如子夏，决不会同意“古乐之发也”，“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今夫新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怎么能说“今之乐，犹古之乐”呢？［17］卷第38、39不过，孟子、子夏结论相反，立场却完全一致。这一现象很有趣，但并不难解。因为他们共处在“绝对意义”压倒一切的“象征型”精神氛围中。

在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中，随着礼、乐分离，“新声”（俗乐）兴起，“尽美尽善”的艺术理想，受到诸如宋玉《对楚王问》所谓“曲高和寡”、《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所谓“遇合无常”等接受现实的严峻挑战。《墨子·非乐》里说齐康公“兴舞《万》”，《国语·晋语·八》说晋平公“说新声”，《乐记·魏文侯》里说魏文侯喜“今乐”，《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说越王“好野音”，仅仅是见诸典籍的几个显著事例。不过，这些事例已经足以把“小传统”中的“俗乐”对“大传统”中的“雅乐”冲击的力度显示出来。把前此一直被掩盖着的、伴随着转型期社会结构多元而产生的、艺术消费结构层次中文、野、雅、俗交织的全部复杂性暴露出来；已经足以把艺术活动中如何恰当处理“文”与“野”、“雅”与“俗”、愉悦感官与陶冶精神、个人趣味与公共规范之间“度”的问题，尖锐地凸显出来。于是有《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和出于适”、《吕氏春秋·仲夏纪·适音》“和心在于行适”的修正。“适”就是中“节”合“度”。不过，这个“节”已经是艺术本身的“节”，这个“度”也是艺术活动本身的“度”。吕氏通过“乐有适”继续强调过去一贯强调的“和”：“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同时又突出强调“心亦有适”、“以适听适则和”、“适心之务，在于胜理”。吕氏的修正，把“度”的问题从关注乐“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和同”之用，转向关注作品，转向关注接受。在修正中吕氏突出了两个过去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其一，“乐有适”。但乐的“适”还是不“适”，并不纯由乐本身来决定，同时还取决于接受者的接受心理、艺术趣尚。接受者的接受心理、艺术趣尚变化了，乐也应有所变化，才能“适”。其二，“以适听适则和”、“适心之务，在于胜理”。接受者本身有一个调整接受心理的问题，即自觉“去尤”，恰当处理好“雅、俗”及愉悦感官与陶冶精神、个人趣味与公共规范的“度”的问题。“和出于适”、“和心在于行适”，实质上是要求适当注意艺术消费群体结构层次中文、野、雅、俗交织的复杂性，让艺术尽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的不同需求。这一修正曲折反映了随着社会进步社会结构多元、利益追求多元的现实，以及吕氏“四民”兼重、“百家”并蓄的政治、文化立场。在修正中，对艺术表现度的思考，进入一个复杂的新层次。

修正之后对“艺术表现度”的思考，仍然集中于乐。文学中艺术表现“度”的问题，尚未进入意识。这是因为，在先秦时代，在旧有的“诗三百”之外，除了诸子散文再没有其他新的文学创作。而散文是诸子们为展示自己对社会与世界的认识和把握而创造的新文体，文成法立，诸子散文本身就合“度”，就是“度”。战国末稍才出现了“骚”，秦汉之交出现了辞赋。然而在那时，文论依附于经学，关注的中心依然惯性地停滞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上，文学自身的问题尚未浮现于意识。“楚艳汉侈”只是在思考文学社会功能时作为一个连带性的问题被个别人（例如扬雄）反省。魏晋以来，随着文学的自觉，艺术精神转型，文学的“文学性”得到尽情释放，“楚艳汉侈，流而不反”，文学艺术表现“度”的问题，才显得尖锐起来，才进入意识，成为《文心雕龙》关注的中心。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是第一位自觉又系统地关注和思考文学“艺术表现度”的理论家。刘勰具有这样的资质。刘勰有他执著的现实文化关怀，受过佛教“般若中道”观思想方法的熏陶。在“长怀序志” 时，刘勰还自豪地宣称，“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 是他“论文叙笔”、“剖情割采”时一贯坚持的工作伦理。[注: 刘勰《序志》篇强调：“同乎归谈者，势不可异也；异乎前论者，理不可同也。”“势”是“当下事态”呈现出的趋向，“理”是从“当下事态”中领悟到的条理。因此，尽管刘勰以《宗经》《征圣》为“文之枢纽”，但据此径称刘勰的艺术趣味是脱离当下文学实践的“学院式”的，刘勰的文化立场是“复古主义”的，仍然是惑于“透明的”事实给出的表面信息的肤浅判断，应予重新审视。]

四

刘勰对文学“艺术表现度”的思考，是要解决“楚艳汉侈，流而不反”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是“文学自觉”之后才进入意识的新问题，在“子学”争鸣的战国和“经学”独盛的两汉并不存在。刘勰关于文学艺术表现度的言说，却选择了“宗经稽古”的陈述策略：即预先把五经之“辞”想象成“匠于文理”，然后再在对“文理”之“匠”的具体展开中想象“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用“六义”之“体”对治“楚艳汉侈”。“宗经稽古”的陈述策略，诡谲而不失机智。在那个时代，“经”依然是最具权威性的文献，借“经”言说无疑可以使自己真正想言说的内容，轻松地获得最大的公信度。本文第一节指出，古往今来，包括孔、孟在内，对五经之“义”具有“极乎情性”性，可助人“砺德树声”，充满自信；对五经之“文”，则从来未存“极文章之骨髓”之念。不仅不认为五经之“文”堪称“文章奥府”，反而对其有“所敝”、“辞有过，适所以惑疑于人”的不圆满性有所顾虑。本文第三节指出，吾国对技艺活动中“度”意识得虽不算晚，乐是“艺”之一种，自身有“度”，但由于儒家坚持“乐在礼中”，乐自身的“度”的问题长期被遮掩。可供刘勰深入思考文学艺术表现度的思想资源，实不在五经之内而在五经以外。如是，刘勰“宗经稽古”的陈述策略充满诡谲。本文第二节指出，刘勰用“宗经稽古”的方式言说艺术表现度的时候，刻意选择了“而”字句型。这一句型是上古以来中国思想言说“度”的时候惯用的句型。“而”字的修辞性集中在建立一种转折关联，让后项以否定的方式排除掉与前项有可能疑似的内容，让意义传达更圆满精确。刘勰关于艺术表现度陈述策略的诡谲性，要求我们在确定“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理论意向的时候，注意把“宗经”想象还原为现实问题。刘勰言说艺术表现度对言说“句型”的刻意选择，要求我们在理解“文能宗经，体有六义”思想内涵的时候，充分注意这一“句型”的修辞性，把“体有六义”的全部复杂性——特别是因陈述策略的诡谲而被逐出“在场”的内涵发掘出来。以下申说，就是把“宗经”想象还原成现实问题之后，“文能宗经，体有六义：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呈现出的、被诡谲的“宗经稽古”陈述策略逐出“在场”的、与现实实践密切攸关的理论内涵。

“情深而不诡”要言说的是，什么才是真正有深度的文学内容。“情深而不诡”之“情”不是一般日常意义上的“情感”、“情理”，它属于《文心雕龙·情采》篇里与“采”相对应的那个“情”的范畴。抽象地说，“情深而不诡”之“情”即《文心雕龙·章句》篇“外文绮交，内义脉注”里那个“内义”。具体讲，“情深而不诡”之“情”，旨同陆机《文赋》里那个在“中区玄览”中激发出、经“典坟颐养”过、畅达于作品中、“情境”感特别强、有“凛凛眇眇”般高洁的“悲、喜”“心志”。用西方美学概念借光照明，“情深而不诡”之“情”，义近黑格尔所谓的“情致”：“存在于人的自我中而充塞渗透到全部心情的那种基本的理性的内容”、由理想凝成的人物的个性和指导行动的情感倾向；或别林斯基所谓的“情致”：作品里“到处渗透着的主观性”——由“对某一思想的热烈的体会和钟爱”而产生、而且“永远奔向理念”的“活的热情”。[注: “情致”是黑格尔《美学》里创造的概念。试图用它和“一般的世界情况”、“情境”组成一个概念链，陈述“人物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别林斯基引而申之，试图用它来陈述“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15章第5节、第16章第3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文心雕龙》概念群里也有“情致”。不过，内涵与外延远不及黑格尔、别林斯基之“情致”阔大与复杂。]“情深”之“深”同时表现在文学内容性质上深刻独到和艺术效果上余味深长两个方面。“诡”，怪异又野僻，缺乏理解上的公共性。“诡”之所以与“情深”有关联，是因为“野僻”的内容肯定也具有“独到”性。例如，韩愈和卢仝那些以“险怪”著称的诗。“怪异”的识见有时也可能隐含有一定的深刻性。例如，战国纵横家那耸人视听的说辞。但是，“野僻”的内容、“怪异”的识见可以“惊四筵”，却难以“适独座”。因而，在“情深”追求中就存在一个区别“深—诡”之“度”的问题。正如《文心雕龙·总术》篇里说的：“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奥者复隐，诡者亦曲。”谨防“似玉”之“石”乱“玉”。这是一个“文学自觉”之后，在艺术精神转型中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前此“象征型”艺术精神笼罩的世界里，“什么才真正有深度”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在“象征型”精神旨趣中，“绝对意义”就是一切：一片“枯骨”，可“通天下之志”（龟卜）；几根“腐草”，能“定天下之业”（蓍筮），人只折服其“神”，谁也感觉不到“诡”。用《文心雕龙·比兴》篇里的话语说，只要“取类也大”，从不计较“称名”之“小”：“‘ 后妃’方德……不嫌于‘鸷鸟’”、“‘ 夫人’象义……无疑于‘夷禽’”，无论多么平凡之物，都能成为“绝对意义”的象征。[注: “无疑于夷禽”通行本皆作“无从于夷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从’字当为‘疑’字之误”。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云：“作‘疑’字是。”本文从黄侃。]“玉”、“石”、“奥”、“隐”、“诡”、“曲”的分别，在“象征型”精神旨趣那里毫无意义。因为“依微拟议”，恰恰是“象征型”艺术精神的精神命脉。随着艺术精神转型，文学从“感天地，动鬼神”转向“缘情体物”。“绝对意义”的神圣之光暗淡下来，文学面对的是平凡的“情物”世界。“平凡世界”和“神圣世界”的差别在于，后者至纯、至真、至善、至美，而前者却真、伪相错，善、恶交织，美、丑混杂。诗人在“缘情体物”的时候就不能再像“象征型”艺术那样，任“物”而“不嫌”，信“心”而“无疑”。“情”待澡雪，“物”待品味。“情”是“随物宛转”之“情”，“物”是“与心徘徊”之物。故而，艺术精神转型之后艺术表现中最大的难题，尚不在“情深”，而在对与“深”疑似的“诡”有自觉意识，不把“诡”误认作“深”。 最能见刘勰对这一转型理论自觉者，莫过于《文心雕龙·指瑕》篇对曹植《武帝诔》“幽闼一扃，尊灵永蛰”的批评：“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后妃方德，不嫌于鸷鸟”，传为典型，因为它体现了“象征型”艺术精神。陈思诔父，“颇疑于昆虫”，反成败笔，因为他有违“古典型”艺术精神之“度”：“君子拟人必于其伦”。不是艺术手段有高下，而是批评标准根本不同。两相对照，颇耐咀嚼。]只有那些“情深”又不流于“诡”的内容，才是真正有深度的文学内容。

“风清而不杂”要言说的是，什么才是文学作品真正有力的艺术感染力。这依然是一个在艺术精神转型到黑格尔所谓“古典型”的精神氛围中才能提出来的问题。在“内容压倒形式”的“象征型”精神旨趣里，“绝对意义”就是力量。“风”、“风清”，是《风骨》篇里的关键词。“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风清骨峻，篇体光华”。［2］513“风清而不杂”之“风”，应是《风骨》篇重点言说的那个“风”。在《风骨》篇里，刘勰称“风”是作者“志气之符契”、作品“化感之本源”。如是，“风清而不杂”之“风”，其意蕴就类似于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论及“诗的掌握方式”时说的诗歌作品中“暗中由内及外地发挥作用”的“真正灌注生气的灵魂”；［1］21《美学》第1卷论及“艺术家”时说的艺术家为“体现他的自我，体现他作为主体的内在的特征”而给“作品全体”“灌注”的“生气”。［1］239“清”是对“风”美学品格的规定，要求饱满灌注于作品全体中的“生气”，具有骏爽、深沉、高雅、纯正的美学品格。在《风骨》篇中，“风”和“力”连文，“力”是“风”的具体显现。自然界的风是阴阳之气的运动，文学作品的“风”是作家“意气”的运动。气有清、浊。气之“清”者上扬，气之“浊”者下沉。因而，“风”之“清”还是不“清”，有“力”还是无“力”，全看其能不能“飞扬”起来，故《风骨》篇说，“气号凌云”者，“其风力遒”。“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而决定“风”飞扬起来的因素有多种。就作家而言，第一要务是，在创作过程中一直持守一种充沛的创作激情：“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2］513而创作激情的内容、强度、样态，又和作家具体的“体气”即让人的才、学、情、性活动起来的天生的能力密切相关。刘勰所认可的观点是：“气之清浊有体”。［2］513被激活的才、学、情、性，总是一个真我、非我，意识、无意识，被动的欲求、能动的志意，积淀下来的人文、有待疏导的本能等等混合的复杂体，“庸俊”、“刚柔”、“浅深”、“雅郑”，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作家能不能通过不倦内省发现真正的“自我”，并把它培护、扩充成真正能“体现他作为主体的内在的特征”的“志气”；作家能不能通过缜密的运思，把充沛的志气成功地转化成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激情，并以“骏爽”的韵度而不是以其他样式表现出来，其间存在一个“文、野、雅、俗”之“度”。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文、野、雅、俗”之“度”，“风”入于“清”；如果在“文、野、雅、俗”无论哪一方面出现“过”或“不及”，“风”便流于“杂”。“杂”不是“清”的对立面，“清”的对立面是“浊”。“杂”仅仅是不够纯正，它是“清”的伴随物。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杂”曾作为关键词使用过：“学之二十余年矣。……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沛乎其浩然矣。吾又惧其杂也……”［10］卷16“杂”就是“虽正而不至”，它是作家在“文以载道”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就作品而言，由于“情致异区，文变殊术”，所以作家只能“因情立体，即体成势”。［2］529“因情立体”之“情”即“情致异曲”里的“情致”，作家在具体条件中激发出来的带有意向性的“情绪”。“情致”之“情”和作为文论基本范畴的那个“情采”之“情”，有联系但不相同。作为文论基本范畴的“情采”之“情”，具有非时间性和普遍性。“情致”却具有随时而变、随事而更的“异区”性。不仅如此，有时它还是作家在“白日梦”中“为文而造”的“情”。例如，潘岳《闲居赋》里的“千古高情”，陶渊明《闲情赋》中的“绮婉香艳”之“情”。“体”即“文章”之“体”，某一类写作在历史过程中一再表现出的、为众多作家所认可的、具有相对稳定之特质性的“体段”、形态。用现代文论概念来表述，就是具有规范性的文学样式。“势”即“文章体势”，每一种文学样式所蕴含的、引导着写作沿着某一路线尽情展开、并显示出某些特性的无形力量。“情致”推动作者给它寻找适合它尽情展开的“体”，每一种“体”都蕴含着自己的“势”。因而，刘勰把文学创作约简成“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因”、“即”二字下得很有分寸，并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2］530这两个比喻用得颇具神采。前一个比喻，比喻“立体”的“因情”性。它暗示，在“因情立体”的时候作家是主动的，“立体”是即时的、经验的。就像射弩，目标是由射手选定的。练习瞄准可能颇费工夫，但控弦发“机”却是射手凭感性经验在瞬间完成的。后一个比喻，比喻“成势”的“即体”性。它暗示，在“即体成势”的过程中作家是被动的，“成势”是历时的、理智的，就像溪水只能沿着地势婉转屈伸。因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时候，被动与主动、即时与历时、经验与理智、瞬间结束与逐步完成、“循体成势”与“随变立功”纠结在一起，所以在“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过程中，作家跃动的“情致”和文章体势无形的规范力量随时会产生冲突。“立体成势”过程实质上是“跃动的情致”和“无形的规范”反复搏击、较量、妥协、互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同时面临《风骨》篇里说的“洞晓情变”（自觉规范情致）和“曲昭文体”（透彻把握文体）两重任务。无论解决哪一重任务，都存在一个“情、体、循、变”之“度”。恰如其分地握住了“情、体、循、变” 之“度”，例如密切结合创作的具体情况，“情致典雅”的时候“摹经”，“情致艳逸”的时候“效骚”，应该“循体”的地方自觉守规范，应该“随变”的时候果敢去创新等。“情致”由于得到文章体势的规范，跃动飞扬而不泛滥；“体势”由于得到作家灵活的运用，充满张力而不僵死。作家用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去表现任何一种情致时，都能“乘利以为制”，规矩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限制力量，情致在作品中尽情飞扬，“风”自然入于“清”。在“情、体、循、变”无论哪一个层次上出现“过”或“不及”，例如，“情致”妄动，该“摹经”的时候“效骚”，该“效骚”的时候“摹经”；例如，错会“体势”，只认“壮言慷慨”才有“风力”，不识“长歌之哀甚于痛哭”；例如，曲解“循体”，把文章体势曲解成僵死的“定体”，把积极适应曲解成消极固守；例如，盲目“随变”，一味逐新。割裂奇、正，“失体成怪”，“风”必然流于“杂”。“杂”不是全幅不“清”，全幅不“清”是“浊”。“杂”只是局部不纯。用韩愈《答李翊书》里的理解，“杂”就是或者“醇”而不“肆”、或者“肆”而不“醇”。但这局部不纯，已经足以消解“风”的力度了。由于“文、野、雅、俗”相反相成，“情、体、循、变”错纵交织，故而自以为“风清”的时候，或许正陷于“杂”而不觉。“清而不杂”才是真正的“风清”。

“事信而不诞”要言说的是，什么才是作品真正有说服力的例证。这一条和下一条“义直而不回”，是对“熔”情“裁”采之“术”的提纲挈领，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中国长期重“道”而轻“技”，此一传统中有“象征型”精神旨趣的积淀。但敏锐呼吸到艺术精神转型的刘勰，却不是那种只满足于“制定渡河计划”却不关心“渡河”所需的“船和桥”的问题的空头学者。“据事类义”技术，事虽屑琐，却上关“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下关“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的实现。“事信”之“事”，应该是《事类》篇言说的“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那个“事”：支撑作品内容的例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而深切著明也”。言贵有实，文贵有征。“征”者，证也。无“实”之言虚，无“证”之文浮。孔子限于“文献不足征”而不轻言“夏礼”、“殷礼”，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征”的力量基于参验，所以韩非在《显学》篇里强调：“无参验而必之者，愚；弗能必而据之者，诬”。［18］卷19“证”的信度，源自时间，所以《易·大畜·象辞》强调：“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因此，为追求“言”的信度，为加强“文”的力量，最妥帖的方式，是征引那些经时间反复参验过的“前言往行”作例证。于是，“据事以类义”那个“事”的含义，便浓缩为可以“证今”的典故、成语。“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便成了“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多识前言往行”，便成了文学作家必备的素养。“信”，真实，可靠。“诞”，放纵，虚妄。在刘勰那个时代，隶事运典是支撑文章的骨骼。而“据事类义”的修辞意向，是追求一种用最经济的方式（“援古”）使陈述的意义获得最高信任度（“证今”）的传达效果。用事得其要，“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文章会顿生“琼、珠交赠”之效。不得其要，例如放弃“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基本原则，用隶“僻事”、运“生典”，来炫耀自己的博学；用“无一字无来历”，来矜夸自己的多识，将流于“诞”。“生典僻事”，也能引发读者探赜索隐的额外兴趣；“博学多识”，也有征服读者的特殊力量。但对真正的意义传达来说，这些效果却是虚妄的。因而，“信”和“诞”的差别也是容易混淆的。在“据事类义，援古证今”的时候，自以为以“事”取“信”的时候，或许正流于“诞”而不觉。“信而不诞”，才是真正的“信”。

“义直而不回”之“义”，即“据事以类义”、“征义举乎人事”的那个“义”，或“明理引乎成辞”的那个“理”，［2］614是文章全部内容的意向所归。“直”，就是端正不偏。“不偏”就是得“中”。得“中”就是《论说》篇说的明理之文“义贵圆通”的那个“圆通”。［2］328失“中”就陷入“回”。《诗·小雅·鼓钟》有句：“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毛传：“回，邪也”。“邪”就是失“中”，或“过”或“不及”。而明理之文最容易犯的毛病，便是“过”或“不及”：注意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刻意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无意中遮蔽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用《论说》篇里的话说，这叫做“徒锐偏解，莫诣正理”。《易》学中有个重要的观念，叫做“时中”。世界是变化的。因而，即便是与“天地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的“天地之道”，也不能教条主义地“奉为典要”。只有“唯变所适”，才能“因时得中”。［19］卷第8而“徒锐偏解，莫诣正理”之人，正是从违“时”即不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落入“失中”即偏离“正理”的。“因时得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智慧。但这种智慧，中等才智的人，皆能言之；上等才智的人，未必尽能行之。苏洵、苏轼的“史论”文章，誉者褒之为“义正辞直”，毁者贬之为终不脱“纵横家习气”。所谓“纵横家习气”，指二苏“史论”文字喜走“偏锋”、爱作“翻案文章”的特征，例如苏洵《六国论》对贾谊《过秦论》的颠覆。哲人说过，“真理多走一步便成了谬误”。连真理和谬误都只有一步之差，“直”与“回”之间的差别就更容易混淆。“直而不回”，才是真正的“义直”。

“体约而不芜”涉及艺术风格的锤炼。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前沿的问题。风格意识的出现，是艺术精神从“象征型”转化成“古典型”的结果。“体约而不芜”的提出，给关注魏晋以还“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之复杂关联者提供了一条颇耐咀嚼的新佐证。据笔者有限的阅读，无论是思想史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似尚未注意到这一新佐证。“体约而不芜”那个“体”，义近《体性》篇“总其归涂，数穷八体”、《定势》篇“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之“体”那个“体”：一个成熟的作家在作品中一以贯之表现出来的总体的艺术风貌。“约”，类乎《情采》篇“为情者要约而写真”、《论说》篇“要约明畅”、《总术》篇“精者要约”之“约”。“约”和“要”是可以互训的，得“要”才能行“约”。行“约”是得“要”的外在表现，得“要”是行“约”的内在依据。“得要”是由“博”返“约”、敛“多”归“一”的过程。由博返约、敛多归一，是孔子的治学理想，是道家求道的路径。[注: 《论语·卫灵公》云：“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老子》第48章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章学诚《文史通义》卷2有《博约》上、中、下三篇，专论“多识／一贯”“日益／日损”之间的辩证关系：“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20］求学问道上的“约”，是“博”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境界，“体约”之“约”也是如此。在“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的语境中，“约”乃是约“性”入“体”。任何人的情性，都是丰富的、复杂的、立体的。所以，“约”既不是简朴，也不是单调，更不是平面化。“约”并不排斥复杂，只要你能够给复杂一个条畅的秩序，它就是“约”而不是“杂”。“约”也不排斥繁富，只要你能够给繁富一个明朗的中心，它就是“约”而不是“繁”。“体约”之“约”，是“丰富的单纯”、“复杂的专一”，在境界上临近音乐上由“清浊、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相济”而成的“和”。就成“体”而言，得《易》之要，可以“约而隐”；得《书》之要，可以“约而畅”；得《诗》之要，可以“约而微”；得《礼》之要，可以“约而节”；得《春秋》之要，可以“约而婉”；得儒门之要，可以“约而雅”；得玄宗之要，可以“约而奥”；得诸子之要，可以“约而辩”；得楚骚之要，可以“约而艳”；得群纬之要，可以“约而奇”……“体”总是一个“才、气、学、习”的复合结构，单调不成“体”。关键在能不能“因性练才”、以“志”统“气”，使“学”有条贯、“习”得“凝真”。［2］505-506就是说，能不能唤起对自身情性的自觉。依持这份自觉，发现自己“天资”（《体性》“才有天资”）中潜在的、最富个性的、可与“天地”贯通的成分。通过“学习”饱满它，发挥它，条畅它，逐步把它扩充开来、立体地贯穿到整个活动中，让最富个性的“可与‘天地’贯通的潜能”得以实现。实现的过程既是“才、气”畅显的过程（“有辉光”），同时也是“学、习”内凝的过程（“充实”）。当“才、气”饱满地畅达乎事业，当“学、习”真正地“内凝”为情性，作家就臻于“体约”之境：“文”与“人”一、“体”与“性”合，“内”“外”条贯，“表”“里”副称。由于“约”是“内外条贯”化：“才、气”畅达乎事业，是外化；“学、习”内凝为情性，是内化，“内外条贯”便是文学作家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内外条贯化”的结果有程度的区别。“内化”不彻底，势必沾染“习气”（如袁枚《续诗品》中调侃的“抱杜尊韩，托足权门”）。“习气”影响“丰富的单纯”。“外化”欠圆满，势必夹杂“矫矜”（如袁枚《续诗品》里嘲讽的“苦守陶、韦，贫贱骄人”）。“矫矜”破坏“复杂的专一”，使“约”流于“芜”。“韩雄苏富”，不害其“体约”。“郊寒岛瘦”，难掩其才贫；晚唐的司空图在《题柳州集后》中，曾分析过在“约性成体”过程中由于“外化”才力不足而导致的“芜”；晚清何绍基在《使黔草自序》、《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与江菊士论诗》中，曾分析过在“约性成体”过程中由于“内化”凝真不纯而导致的“芜”。“约而不芜”，才是真正的“体约”。

在刘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的理论想象中，“文丽而不淫”最具现实针对性。“文丽而不淫”虽然是接续扬雄的话题，但刘勰思维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绝非扬雄能望其项背。“文丽而不淫”之“文”，即《原道》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那个“文”，实即《情采》篇那个“采”。《原道》篇有“无心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岂无文哉”之说，“采”和“文”是互训的。“丽淫”的问题，是扬雄比较《诗》、赋时提出来的。更早的源头在孔子《论语·八佾》之论乐：“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在乐论中，“淫”是过“度”。［14］卷第41扬雄把“度”的问题引入辞赋评论，《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强调，“丽”是诗、赋应有的品质，但“丽”和“声”一样，也有个“度”的问题。“诗人”和“辞人”的本质差别，就在他们对“丽”之“度”有截然不同的对待。扬雄是中国艺术精神转型的最初感受者。“丽则—丽淫”之说，可以说是他对“侍绍金马”创作实践的反省。可惜的是，扬雄只提出了问题，而满足于把已发现的“问题”当作“反常事例”加以排除，一“放”了之。刘勰把扬雄的问题接过来，扩展到整个文学领域，并把它放到“文之枢纽”那部分讨论。如何掌握“丽”之“度”，便成了整个文学、全体作家都应该认真对待的大问题，因为它直接关联着“原道”的实现。［2］1-3在《文心雕龙》的语境中，“道”是通过“文”来表现的。天之“道”通过“天文”来表现，地之“道”通过“地文”来表现，人之“道”通过“人文”来表现。人之“道”中，只有“丧言不文”。但是，“不文”恰恰是“丧言”独有的“文”。因而，老氏的“尚质”、墨家的“非乐”，只能证明他们对“道”缺乏深刻的理解。“天文”、“地文”、“人文”虽然同称“道之文”，其间却有质的差别。“天文”、“地文”是“道”直接生成的，“人文”却是“道沿圣”间接“垂”示的。因而，“天文”、“地文”是自然的，“人文”是创造的。《情采》篇有云：“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 “人文”的基本特征是“采”。《原道》篇说过，“人为五行之秀（气）”。《情采》篇说过，“秀气成采”。因而，“采”不仅是“道”的“垂”示，“成采”同时还是人本质力量（秀气）的集中表现。“无识之物”那“郁然”之“采”，是“道”直接生成的，因而无所谓“度”的问题，它本身就是“度”，或者说它天然合“度”。“人文”之“丽”不同，它是“圣”按人“明道”的目的创造的。按刘勰的想象，由于“圣”凝聚着人全部的聪明才智，“圣”不仅在“明道”时能“锐思于几神之区”，而且在率“道”实践中还能让“道”“大而化之”，所以“圣”的创造物（“经”）不仅在“体道”方面具有“思合符契”的圆融性，而且在“明道”方面具有“文成规矩”的典范性，“度”在“圣”那里不是问题，不成问题；“度”只困扰“圣”以后的“述者”，“述者”也在创造；不过“述者”和“道”已经隔了一层。他们的创造只能在“圣”的基础上“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因而，他们在创造中随时存在“过”或“不及”的“度”的问题。“及”（有文）和“不及”（无文），凭耳目之官就能辨析；“过”（淫）和“不过”（丽）难分，包括思深意密之士能说得出未必能做得到。例如陆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文之“要”在“辞达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但在创作实践中就是克服不了“伤于芜”的毛病。“不淫”就这样被推到“文丽”追求的前沿。“丽而不淫”，才是真正的“文丽”。

五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显示，在刘勰的想象中“宗经”所产生的是一种综合效应，它遍布在作品的各个方面。“宗经”的综合效应虽然显示于“体”（作品），却本原于“人”（作家）。也就是说，作品艺术格调的根本改观，是通过作家艺术境界的不倦提升来实现的。作家的艺术境界是否真的得到提升，将由以下两个方面来检验：其一，在“建言修辞”的艺术理念上，是否能够清楚辨析“深/诡”、“清/杂”、“信/诞”、“直/回”、“约/芜”、“丽/淫”之间复杂的“疑似”关联；其二，在“建言修辞”的艺术实践中，是否能够自觉地升“诡”入“深”、敛“杂”归“清”、化“诞”为“信”、引“回”就“直”、收“芜”于“约”、转“淫”成“丽”。在刘勰的想象中，“经”虽然精神旨趣“殊致”、结构形式“异体”，但在恰如其分把握思想与表达之“度”的方面皆是典范，因而在全面提升作家艺术境界方面，都可以大有作为，关键在“宗经”人态度是否端正，是否有足够的思想智慧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借用唐人的话说，就是能不能做到“抉经之心，执圣之权”。（这两句是皇甫?氵是总结韩愈成功经验时说的。）做到了这一点，不仅能汲取五经的“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能融会诸子百家在艺术表现上与五经的“异曲同工”之妙。当能够自觉融会五经、诸子百家“异曲同工”之妙时，就取得了艺术上的自由。而恰如其分地掌握“建言修辞”之度，取得艺术上的自由，正是刘勰文学“宗经”言说的最高目标。

刘勰只在理论上预测了这一境界及实现这一境界可以选择的策略。在他身后，他对艺术表现度的辩证思考，成为皎然总结盛唐诗歌艺术经验的框架。他对“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的理论想象，在韩、柳古文运动中也化为惹人注目的现实。在皎然《诗式》、韩愈《答李翊书》、《进学解》、《与刘正夫书》，皇甫?氵是《韩文公墓志铭》、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经常可以发现与刘勰《宗经》十分接近的思想神采。尽管尚无文献能够直接证明韩、柳等接触过《文心雕龙》。

［ 参 考 文 献 ］

［1］ 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 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葛洪．抱朴子［m］∥诸子集成：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

［9］ 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 韩愈．昌黎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1］ 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2］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4］ 李学勤．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乙卯五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6］ 李学勤．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 李学勤．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8］ 韩非．韩非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中国艺术论文篇9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招贴艺术　平面设计

一、现代招贴艺术概述

招贴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沧桑百年，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迁，招贴也随着历史的变迁几经盛衰，如同一个人从幼年刚刚步入盛年。

为什么说招贴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的呢?因为它不是那种可以由创作者自由的宣泄，来表达自己情感和意念的纯绘画艺术，它的发展始终和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紧密地相连在一起。随着印刷机的完善、摄影和照相排序技术的发明、电脑辅助设计的推广，这些硬件设施的应用以及十月革命，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六十年代席卷欧美大地的学生运动及后现代的各种文化潮流等诸多因素的出现，都对现代招贴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招贴是平面设计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由图形、文字和编排等要素构成的设计语言方面，探索空间大，形式变化多。至今，他的表现形式除了部分用直观形象本身外，多数采用比喻、替换和象征的手法，要求创意新颖，设计简洁，信息传达准确，还追求图形的“以少胜多”即高度的凝练。招贴设计不是抽象绘画，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更不是字谜，它是无声的语言，必须求得观者的共鸣，绝不是作者强加的“给予”，而应是观者自由地“获取”，是在图形诱导下的“意合”。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招贴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厕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好的招贴要做到既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做到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顾盼之余，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就要求招贴具有精湛的构思。招贴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那就需要做到“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尽管构图简单，却要求表现出一定的、能吸引人的意境。在“意境”中，客观事物精粹部分得到了集中处理，达到了情景交融，能牵动人的某种情思，某种体验，某种联想。清代一位学者说过，一幅画“与其令人爱，不如使人思”。好的招贴画要能引人人胜，唤起人的联想，引起人的美好愿望。

招贴艺术发展至今已步人国际化，众多设计家都力图使设计语言成为一种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语言。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信息传播媒介的溢滋，另一方面是国际主义风格以其高功能性和理性化的特征形成的国际主义风格在视觉传达上的刻板和单调消弱了民族性的影响，导致设计日趋相似。现在很多的设计家为了在世界性的信息大交流中体现自己的个性，不得不从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找寻创作的源泉。说明设计家们开始关注设计的个性和民族特征。也就是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招贴艺术也在这股艺术的潮流中寻找自己发展的道路。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就是民族风格的代言人，他很早就在招贴设计中探索自己民族传统风格，在他的设计中大量采用中国的传统视觉要素，特别是借鉴水墨和书法的表现方法。在1985年设计的“水墨的年代”展览招贴，1990年设计的《香港著名画家十三人展》的招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同时强调这种相融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理解上的融合。

二、传统文化在招贴艺术的导向意义

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殷商时期的青铜，从战国时期的器皿、帛画到汉代的雕塑画像石，从唐宋的绘画到明清的瓷器，以及民间广为流传的剪纸、木版年画、建筑、纹饰、戏装、面具等等，充分体现了或恢弘灵巧，或简约或精致，或工整或粗放或热烈或娟秀，或质朴或奢华等多种手法。无论是逸笔草草的国画笔墨还是板刻结圆的装饰图案；无论是造型夸张的民间剪纸还是色彩强烈的木版年画，这一切无不为现代招贴设计提供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在招贴发展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为我们今天的平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元素。平面设计中的图形小至一个标志，大到高速公路旁的广告，其应用非常之广，所传达的信息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为中国招贴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国画、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剪纸刺绣等数不胜数。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我们把这些元素运用到招贴设计中去，用现代的语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借助科学上的发明和科学语言，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细致地表述。

比如说中国独有的一种绘画形式——中国传统水墨画。水墨艺术独特的表现形式首先体现在水墨艺术中特有的简洁的形式语言，即“计白当黑”的朴素形象。水墨艺术简约的画面不等于简单，而是形象简捷，寓意丰富，妙在以、极少的要素表达最多的信息。世界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水墨画语言与设计语言的交融，追求构图的简略与传达的丰富性的融合。靳埭强先生的招贴作品，创造性地变化运笔速度与技巧，勾、皱、点、泼等综合交或单独运用，能取得层层渍点，复合会美的笔墨意象。

中国艺术论文篇10

图腾艺术是人类早期混沌未开阶段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是最早产生、最具神秘色彩的艺术形式之一。虽然远古图腾符号只是简练和抽象的线条，但是它却深刻的勾勒出了千万年的信仰。时展到今天，古老的图腾艺术依然充满着生命力，存在并影响着当代文化。

一、中国古代图腾符号的起源

中国古代图腾艺术与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亦即远古图腾活动密不可分。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从混沌蒙昧的水平刚刚转向对生命和生存的自觉意识。当时，人们通过对自然现象及规律的简单观察，往往用想象及幼稚的逻辑联想加以解释，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理解自然。原始人在对自然界的依赖、适应过程中艰难地生存，并产生了最初的原始宗教信仰。

原始宗教神灵的观念是最初沟通人类与自然之间生存情感的桥梁，并成为漫长的原始时代的精神依托。这种神灵的生命自然观为后世民族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远古的图腾符号，一方面是原始宗教意识中对自然神灵敬畏和恐惧心理的衍生物，另一方面又是一定社会化生存形态中驱邪、避凶、纳吉等主观意识的产物。如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以及凤鸟的形象等，它们都不是现实的对象，而是幻想的对象、观念的产物和巫术仪式的图腾。这些幻想的对象往往寄托着人们良好的主观愿望。

二、中国古代图腾符号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图腾符号不是一层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意识的改变，中国古代图腾形象也在不断地演变着。一些具体形态在不断的演变中演化成为抽象的几何纹样。巫术礼仪图腾形象逐渐简化和抽象化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成为纯形式的几何图案，但是它的原始图腾含义并没有消失，而是依然具有着复杂的观念和想象的意义在内。这些抽象几何纹饰并非仅仅为了彰显某种形式美，而是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点，这些由具体形象而演化的抽象几何纹在当年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而并非今人看来的似乎只是“美观”、“装饰”的作用。

原始图腾符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演变中。一些思想从远古流传到现代，同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而我们现代的生活又使得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内涵更为丰富。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原始图腾的宗教性神圣功能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些社会性的实用功能，如中华民族以旧历年为最隆重的节日，贴对联、年画、财神、门神等，无不以传统图案表达人们追求吉祥、平安、幸福等美好愿望。因此，我们可以说，原始图腾符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演变，但是并没有消失，在今天，它依然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丰富着我们的当代文化。

三、图腾艺术在当代文化中的延伸

中国古代图腾符号是中华民族艺术和文化的宝贵财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中国古代的图腾艺术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魅力，而是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推崇的。

中国古代的原始图腾艺术在当代文化中的各个领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在建筑领域里，中国古代图腾符号的影响清晰可见。大约在东汉时期被誉为“百兽之王”的狮子形象在我国的建筑中得到广泛应用。到了今天，我们依然保留着这种传统的文化，在当代的建筑中，人们依然喜欢在修建宫殿、陵墓、桥梁、福地及房屋建筑时，安放上栩栩如生的石狮子。再如，中国古代的图腾符号也广泛应用于当代服饰设计中。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都喜欢将自己的宗教文化以图腾符号的方式应用于本民族的服饰图案中，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体现着古老艺术与当代文化的完美结合。如我国国内名牌“渔”，它的服饰中大量采用龙图腾符号中的纹样，龙头夸大，突出龙嘴和唇，两只眼睛在一个平面上，龙神多卷曲，形状飞腾张扬，极富动感，图腾图案的运用充分不仅体现了传统服饰文化风格也彰显了当代文化的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