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明的诗十篇

有关清明的诗篇1

有关清明节的诗歌(一)

清明的雨呀纷纷扬扬

是我们的热泪涌出心房。

先烈呀，今天我们集合在一起，

向您敬礼!为您歌唱。

我们就像纪念碑边的小松树。

时刻守卫在您的身旁，

我们就像墓地上的鲜花，

向您送去问侯，向您送去芬芳。

清明的雨呀是点点滴滴的音符，

谱写出英雄的篇章。

有关清明节的诗歌(二)

想当年，抗日的烽火燃烧大地，

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

多少将士迎着风雨英勇出击。

为了华夏的锦绣河山，

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笑迎明天;

八年抗战换来了壮烈的胜利。

想当年，解放战争的军号响彻天地;

有多少英雄在枪林弹雨中所向无敌，

为了华夏儿女的翻身解放，

他们高举火炬冲破黑暗，

星星之火在亿万人民心中点燃。

有关清明节的诗歌(三)

翻开中华民旅的历史，

有多少从容就义、壮烈牺牲的英雄;

走进松柏苍翠的烈士陵园，

有多少烈士的英灵在这里长眠。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瀚，还有后来人。

有关清明节的诗歌(四)

每当我们朗诵这些正义

热血奔腾在心中，

山岛啼，红花开，阳光照大地，

东风吹，松枝摆，浩气依然在。

胸前的红领巾映着阳光，

就象先烈的忠贞、刚强，

一朵白花一个心愿，一朵白花一个问安

凝聚着每一个少先队员的敬仰，

编织着每个小伙伴的誓言。

有关清明节的诗歌(五)

是偶然还是必然

是无意还是巧合

天空——你的脸

为何总到这个时节

便开始阴沉哭泣

大地——你的心

为何莫名开始颤抖

仿佛要将整片大地颠覆

有关清明节的诗歌(六)

风萧萧

雨绵绵

人终惶惶而又凄凄

我默默站在

堆堆乱岗坟前

凭吊每颗游荡的孤魂

我听到了

你们在鬼嚎你们在狂笑

所有声音和着风声，呜咽

有关清明节的诗歌(七)

不知是堆堆黄土

还是坟头孤伶摇摆的狗尾巴草

还有被风雪涤涤后的斑驳碑文字迹

像把把锋励的剑

刺向我的眼睛

剖开我的泪腺

于是

毫无意义的泪滴

有关清明节的诗歌(八)

三月，万物复苏，盎然春意。

三月，最令人向往的日子。

人们总是不会忘记祭扫烈士墓缅怀革命先烈，

看烈士事迹，学烈士精神，踏上红色之旅。

看到了吗，聆听了吗，感受到了吗?

革命烈士的英勇和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烈士陵园前，我站着留了影，

此时此刻，我心潮涌起，

我们能否踏着先烈足迹?!

我们能否把红旗扛起?

一种激昂，一个振奋，

一种思索，一个问题。

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从父母、老师嘴里知道罗世文、车耀先事迹，

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屠刀、威武不屈，

深深根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上小学的时候我认识了“小萝卜头”,

他与我们一样大的年龄，

做的事迹是那样壮烈。

我还从书本上读到革命先辈，

为了人民的幸福、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明天，

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可歌可泣。

今天，我在“小萝卜头”雕塑前，

依然感到他的少年英姿，

他在沉着的思索什么?

难道他感到自己幼稚?

我反复读了“狱中八条意见”,

仿佛看了先烈们鲜红的血迹。

在牺牲个人利益及生命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象先烈一样无悔无怨?

现在，进行现代化建设，

我们怎么样实现先烈的遗志?

面对先烈，我感到，

作为一个普通党员，

我们应该举起民族振兴的大旗!

告慰先烈，

我们正在经历新的壮举!

栉风沐雨不辞苦，

改革路上谱新曲!

我们用生命，

象烈士那样撰写精彩的人生，

祖国的强大还得靠我们自己!

有关清明节的诗歌(九)

他们都跪拜在那里

尽管路是泥泞

崭新的裤子上满是黄泥

他们依然如雕像般久久不愿离去

香烛袅袅

鞭炮轰鸣

是为那些亡死的灵魂追悼魂灵吗?

我不想

我只想用我的双指

有关清明的诗篇2

一、《清明后登城眺望》(唐)刘长卿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百花如旧日，万井出新烟。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长安在何处，遥指夕阳边。

二、《途中寒食》(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三、《寒食》(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四、《闾门即事》(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五、《清明》(宋)王禹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六、《苏堤清明即事》(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七、《寒食上冢》(宋)杨万里

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

八、《郊行即事》(宋)程颢

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九、《清明》(南宋)高翥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十、《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明)高启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十一、《清江引清明日出游》(明)王磐

问西楼禁烟何处好?绿野晴天道。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探莺花总教春醉倒。

十二、《长安清明言怀》(唐)顾非熊

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

客中下第逢今日，愁里看花厌此生。春*来年谁是主，不堪憔悴更无成。

十三、《清明日园林寄友人》(唐)贾岛

今日清明节，园林胜事偏。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

杜草开三径，文章忆二贤。几时能命驾，对酒落花前。

十四、《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唐)来鹄

几宿春山逐陆郎，清明时节好烟光。归穿细荇船头滑，醉踏残花屐齿香。

风急岭云飘迥野，雨余田水落方塘。不堪吟罢东回首，满耳蛙声正夕阳。

十五、《洛阳清明日雨霁》(唐)李正封

晓日清明天，夜来嵩少雨。千门尚烟火，九陌无尘土。

酒绿河桥春，漏闲宫殿午。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

十六、《清明 》(宋)黄庭坚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候。

十七、《清明》(宋)高翥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十八、《江南清明》(唐)郑准

吴山楚驿四年中，一见清明一改容。旅恨共风连夜起，韶光随酒著人浓。延兴门外攀花别，采石江头带雨逢。无限归心何计是，路边戈甲正重重。

十九、《清明日自西午桥至瓜岩村有怀》(唐)张继

晚霁龙门雨，春生汝穴风。鸟啼官路静，花发毁垣空。鸣玉惭时辈，垂丝学老翁。旧游人不见，惆怅洛城东。

二十、《同锦州胡郎中清明日对雨西亭宴》(唐)张籍

郡内开新火，高斋雨气清。惜花邀客赏，劝酒促歌声。共醉移芳席，留欢闭暮城。政闲方宴语，琴筑任遥情。

二十一、《清明日》(唐)温庭筠

清娥画扇中，春树郁金红。出犯繁花露，归穿弱柳风。马骄偏避幰，鸡骇乍开笼。柘弹何人发，黄鹂隔故宫。

二十二、《长安清明》(唐)韦庄

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二十三、《清明日忆诸弟》(唐)韦应物

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杏粥犹堪食，榆羹已稍煎。唯恨乖亲燕，坐度此芳年。

二十四、《清明》 (唐)孙昌胤

清明暮春里，怅望北山陲。燧火开新焰，桐花发故枝。沈冥惭岁物，欢宴阻朋知。不及林间鸟，迁乔并羽仪。

二十五《清明即事》(唐)孟浩然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二十六、《清明日曲江怀友》(唐)罗隐

君与田苏即旧游，我于交分亦绸缪。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鸥鸟似能齐物理，杏花疑欲伴人愁。寡妻稚子应寒食，遥望江陵一泪流。

二十七、《清明》 (现代)姚慎峰

入春时节暖花开，清明将至细雨来。满山风景叶滴水，不知归去几徘徊。

二十八、《清明 》(宋)王禹俏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二十九、《苏堤清明即事》 (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三十、《寒食上冢》(宋)杨万里

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

三十一、《清明日》(唐)李建勋

他皆携酒寻芳去，我独关门好静眠。唯有杨花似相觅，因风时复到床前。

三十二、《湖寺清明夜遣怀》(唐)李群玉

柳暗花香愁不眠，独凭危槛思凄然。野云将雨渡微月，沙鸟带声飞远天。久向饥寒抛弟妹，每因时节忆团圆。饧餐冷酒明年在，未定萍蓬何处边。

有关清明的诗篇3

关键词：《筱园诗话》 诗坛流变 诗歌流派 诗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103-109

作为晚清一部具有总结性质的诗话，朱庭珍的《筱园诗话》已引起学界关注。但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其诗法、积理养气、与严羽诗论的关系等诗歌创作理论上面。陈良运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中的评价较具代表性，“论诗的审美创造比较系统的要数朱庭珍的《筱园诗话》。这部诗话的理论价值，庶几可与叶燮的《原诗》相并列。”［1］学者注意到的多是它的诗歌理论价值。但从诗话的历史来看，《筱园诗话》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是被学界所忽略的那一部分，即朱庭珍对清代诗坛的评述。研究《筱园诗话》诗法、气、理、与严羽诗论关系等等的学者没有注意到或是无视了一个现象：朱庭珍在论述诗歌理论时所举的例子大多为清诗，唐诗、宋诗只占很小一部分。《筱园诗话》共四卷，除了第一卷阐述诗学的基本观点，没有提到清代诗坛外，其余三卷多以清代诗人为主。尤其是第二卷，简直就是一部清代诗坛流变史，虽然评价了历代诗家，却以本朝为主。卷三卷四摘句论诗，为具体作诗技法，也多引用本朝诗人为例。

据《筱园诗话》自序，是书草于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增订，最终定稿在光绪三年（1877）九月，但文中所论清诗坛多为清初至乾嘉时期诗人，乾嘉以后的诗人涉及很少。朱庭珍屡试不第，游于幕府之中，提倡新学，开滇中风气之先，但《筱园诗话》沿袭的却是传统诗话的路子。

一、对清代诗坛流变之研究

《筱园诗话》对清代诗坛的论述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以地域格局为参照。

首先，朱庭珍认为清代诗歌的成就在历代之中是最低的。《筱园诗话》对清代文坛有一个总体概括：“本朝汉学最盛，皆经术湛深，考据淹博，宗康成而不满程朱，诗文则非其所长也。”［2］很显然，朱庭珍以乾嘉汉学的背景代替了整个清代的学术历程，也没有注意到“宗康成而不满程朱”在学术历程上的微妙变化。“诗文则非其所长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概括，不必细究，但在他的诗人分类中，清人几乎都只居末等的小家、诗人①。另一方面，朱庭珍又客观地认识到汉学家、古文家、理学家中也有很好的诗人，虽然诗文非其所长，但也有通才与专才的区别。汉学家顾炎武“诗甚高老，但不脱七子面目气习，其用典使事，最精确切当，以读书多，故能擅长。”汉学家兼古文家朱彝尊，“诗尤雄视一代，品在渔洋、荔裳、愚山之上，洵通才也。”［3］理学家中，只有汤鹏一人诗文可观，“若理学诸公中，诗文可观者，则汤文正公一人而已。”［4］所论很有见地，并没有一概求全责备，认识到诗坛“术业有专攻”的客观实际。在整体性否定汉学家诗文的同时，对其中的佼佼者并不抹杀，从诗品、用典等方面给予恰切的评价。

有关清明的诗篇4

【关键词】李清照 诗 爱国主义

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享誉盛名。她是一位诗词文赋兼擅，有着多方面艺术才能的女作家。可惜，其诗文散佚太多，欲窥豹一斑者不可得，历来学者鲜有提及。然而学者对其诗评价却极高，称她的诗可与李白、杜甫、陶渊明等比肩。

她的一生既享受过幸福，也饱经了苦难。尚18岁，与情投意合的赵明诚结婚。期间，夫妇俩诗词酬唱，生活舒心适意。此时，闺房绣户是她的生活世界，而美满幸福的婚姻爱情便成为她主要的人生理想。李清照甜蜜宁静的生活使之诗词风格意境舒畅。随着赵明诚的出仕，夫妻恩爱却短暂分离，生活出现了暂时的缺憾，此时多创作表达相思夫君之词。靖康之难是李清照的人生转折，她家破夫亡，受尽劫难和折磨。南渡后，她遗留下来的诗多是这以后所作，仅存诗近20首。这些诗文“抒情言志”，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对往昔美满自由生活的回忆，体现了李清照不图偏安，志图报国的士大夫情怀。

靖康之难前，《分得知字》为李清照和诗友在一起分韵作诗所成。《感怀》作于宣和三年，是在与赵明诚屏居之后，赵明诚出仕时所作，表现了夫妻二人的共同理想和正直廉洁的品格。《诗和张文潜二首》分析了唐朝之所以发生安史之乱的原因，通过总结历史教训，表现了李清照对北宋末年朝政的担忧。“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借古讽今，揭示当朝政治危机，不难看出李清照赤忱的爱国之心。靖康之难以后，李清照于建炎三年，1129年，随夫乘舟出芜湖，沿江而上至乌江县，创作了千古流传的《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表现了诗人崇尚气节的精神风貌，讽刺了宋朝统治者偏安偷生。《咏史》是借古嘲今，斥责了由金人扶持的伪齐、伪楚政权，对于在民族危难之际保持民族气节的人士给予赞扬和肯定。李清照于杭州所作五篇帖子系应酬后宫，是歌功颂德之作。《偶成》于赵明诚去世后所作，诗中抚今忆昔，从“十五年前花月下”到“安得情怀似往昔”，表达了诗人对亡夫思念哀悼之情。作《题八咏楼》时，李清照在金华避乱，“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于后人愁”她感叹祖国山河破碎，徒成半壁，表现了她强烈的忧国之心。同时作的《钓台》，“臣舰只缘因利往”形象地刻画了受名缰利索所羁的世人形象，“往来有愧先生德”，是对汉隐士严子陵表示崇敬之情。李清照于病中越发思乡，作《春残》以抒发思乡之情，“春残何事苦思乡”可见她思乡之切、之苦。《晓梦》是唯一一首记梦诗，全诗想象丰富，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寻求解脱苦闷的心情。《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其中，李清照表达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原百姓的关切怀念。《断句七则》描述了诗人南渡以后的生活和时时感伤。

在李清照遗留下来的诗篇中，其中《诗和张文潜二首》是一首为数不多的和诗佳作，诗作中充分体现了诗人的过人之识和高超文艺。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自唐以来，人们多把责任推到杨贵妃身上，即史家也不例外。而李清照的这两首和作，不附和歌颂中兴大业，也不同于即景抚今吊古、感叹百年兴废，而是着重解析天宝事变的历史根源，昭示安史之乱后皇室内部斗争的深化，从总结历史教训方面拓展诗作意蕴，其中不乏警句“夏商有鉴当渠成，简策汗青今具在”、“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见出诗人有超人的识度，应该说没有深刻的历史反思是难以做到的。

在宋代，几乎没有哪一位诗人没有写过和韵次韵之作。但是和韵之作，因受原唱思路、用韵的限制，一般不容易写好，所以和韵之篇少有名作。关于这两首和诗，人们评价不一。有认为二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鹿革脯矣”。也有认为二诗“未为佳作”，不过基本都承认“出妇人亦不易”。

从这两首诗来看，应该说写的比较直白，但也应看到两诗写得非常流畅恢廓，两首诗在思想内容上浑然一体。而且诗作采摭了唐末以来的正史、野史笔记传说，融化了大量历史掌故，写来蕴含深远，显示出诗人深广的文化素养。而且诗人有时作诗用险韵，即以她和张文潜的这两首诗来看，实际不是和韵，而是次韵。即完全按照原诗的韵字和次序。以次韵之作，完全按照张文潜的原诗的韵字和次序，受到的限制可想而知，且受张文潜思路的限制，能写到如此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诗艺之高超。

诗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而且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以史带论的。一个文人要想证明自己有识见、有思想，他不是要在哲学中作抽象的思考，而是要在具体史实的褒贬中体现才力。在这里史与诗有着血缘关系，钱谦益说：“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李清照在和诗中回顾了具体史实，但就在这种回顾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识见。

中国古典诗歌讲究意境。诗词的最大特点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李清照和诗虽行文较直白，跳跃性不是太大，但其笔力还是凝练的。关键是她没有人云亦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体现了自己对历史的感受，且识见卓越，不能说没有自己的意境。尤其是两首诗的结尾用典，让人感觉意味深长，细细琢磨又觉得很微妙、含蓄又透彻，完全可以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了。

由此不难看出，她的诗多有哲理感悟、爱国抗敌的大夫情感。所以，爱国主义精神是李清照诗文创作的亮点。

李清照在她遗留下来为数不多的诗作中，生动地展示了她的情感历程和生命历程：崇尚高洁之志；爱国抗敌之思想；针砭时弊之情感。这些诗大多与民族兴亡直接有关，几乎没有一首是感叹个人得失，际遇不平的，充分展示了李清照作为一个女子却难得的政治胸怀、民族气节、雄伟气概。而这些诗歌的创作也无不体现其艺术价值之高。

首先，诗人善于根据不同题材选择不同的形式内容构成和谐统一的诗境。《偶成》是悼念亡夫之作，属七言绝句，基调凄凉，诗中只有花与月，都是红颜易碎，感怀伤时之物。作者触景生情，传达了南渡以后，国已不国，家已不家，四处流浪之感，和对昔日花前月下幸福美满生活反对怀念。其次，诗人针砭时弊，干预现实，还巧妙地引用历史人物故事，与现实社会形成对比，增强诗歌的政治倾向性。在《咏史》中，引用两汉王莽篡政的历史借古讽今，严斥了金人扶持的伪楚伪齐政权。史中还赞扬了嵇康注重气节，敢于斗争的骨气，表达对当朝卖国求荣小人的愤慨。最后，李清照的每首诗都各有其特点，都有典故。

总之，李清照的诗具有的政治情怀，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和对英雄主义人生观的歌颂。无论生活在幸福美满的家庭中，还是处于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李清照都传达了一个声音：爱国思乡!这种士大夫的情怀非闺中女子所能言。

参考文献：

[1]陈祖美.李清照作品赏析集.巴蜀书社，1996.

有关清明的诗篇5

【原刊期号】200506

【原刊页号】40～45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3

【作 者】李圣华

【作者简介】李圣华，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河南　郑州　450052)

【内容提要】在清初地域文学兴盛的环境下，以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为代表的宣城诗人树帜诗坛，形成区域色彩鲜明的宣城派，其独具特色的诗歌被称为“宣城体”。在清诗流派研究史上，宣城派长期被冷落、悬置。本文从宣城派的兴起、文学渊源的考察、“宣城体”特色的辨析三个方面，探讨宣城派的历史风貌和诗歌艺术旨趣，认为宣城派兴于清顺治初，康熙中叶后逐渐淡出诗坛，宣城派并非清初的宗宋派，其文学近源是明中叶以后的宣城风雅，“宣城体”具有诗道一贯、言之有物、醇厚为则、风貌朴秀、语言简净五大特征，与“神韵体”、“梅村体”一起构筑了清初诗歌的繁富景观，并影响着清代诗风嬗变的走向。

【摘 要 题】元明清文学

【关 键 词】清初/宣城派/文学渊源/宣城体

【正 文】

清初文坛风尚多元嬗变，诗坛格局在分合与重组之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等人承绪明中叶以来的宣城风雅，创立宣城一派，以“宣城体”标帜诗坛，与云间派、娄东派、神韵派、虞山派、金台十子、西泠十子等文学流派群体，共同奠立了清初诗坛繁荣的局面。20世纪清诗研究史上，云间派、娄东派、虞山派等均吸引了不少学者投入学术心力，而宣城派则长期为学界忽视。刘世南先生《清诗流派史》一书将清诗划分为19个流派，力求详尽展示清诗流派纷呈的繁富景观，可惜仍未关注到宣城派。学界有关宣城派主将施闰章的评论文字亦自不少，不过其中误解亦多，如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有关施闰章是清初宗宋诗风巨擘一类的说法，就是一种明显的误解。笔者不揣浅陋，从宣城派的兴起、文学渊源的考察，“宣城体”特色的辨析三个方面，探讨宣城派的历史风貌和诗歌艺术旨趣，冀以引起学界对这一流派的更多关注。

一、宣城派之兴

宣城，汉代称宛陵，隋时改称宣城。宣城人文始兴于宋代，明清时期，宣城与桐城并称为江上“二城”，不仅是皖地的文学渊薮，也是文坛的两大重镇。宣城诗歌风雅，由梅尧臣之倡，初兴于北宋；再兴于元代，贡仲章等人以诗著称一时；三兴于明中叶，宣城梅氏、沈氏家族科甲隆盛，梅守德、沈宠为诗坛眉目，梅鼎祚、梅守箕、梅蕃祚、沈懋学继之而起，宣城诗人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梅鼎祚还编有《宛雅》，宣扬区域诗学风尚；四兴于明末，梅朗中、沈寿民名重于世，宣城诗坛令海内士子侧目。施闰章《书带园集序》描述了从梅尧臣到其裔孙梅朗中数百年间宣城诗坛的流变：“吾宣城于江上称岩邑，其山巉以秀，水甘以清，草木扶疏而沃若，其清淑之气所郁积，必有异能之士，道德文章之美，卓然见于天下。而所谓道德者多隐君子，以其文章见者，至宋始有梅昌言、圣俞，元有贡仲章、泰甫父子十数辈。最著者圣俞，以诗名。去圣俞五百馀年，裔孙为禹金先生，文词赡给，雅善博综。其群从季豹、子马、勉叔诸人，为元美所亟称。后禹金闻孙复有朗三，盖庶几与禹金相望者。”[1] (卷6)

准确地说，宣城文学史上之有流派，始自清初施闰章、高咏、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等人的结派，而这已是宣城诗坛的“五兴”了。宣城派的出现与科甲兴盛关联不大，它是在清初宣城“科甲久不振”的情况下形成的。追溯宣城派形成的原因，值得注意的，一是明清鼎革改变了竟陵派、几社争衡的诗坛格局，区域诗坛进一步兴盛，宣城派、娄东派、虞山派等即是在这一诗歌运动环境中生成的。二是清初宣城诗人弘扬区域风雅的意识高涨。蔡蓁春、施闰章接续梅鼎祚《宛雅》之编，踵事增华，纂辑有《续宛雅》。宣城诗人续《宛雅》的情结并未就此结束，除梅清辑录《梅氏诗略》六卷外，袁士旦也欲编《宛雅续集》、《宛陵十子诗》，惜未成其事。这种风尚确实能反映出清初宣城诗人振兴区域诗歌的意识，而这正是宣城派形成的一大动力。三是易代之变给士人心灵带来极大有动荡，在新朝、故国之间的矛盾选择造就了士子人生价值、文学追求的种种分野。宣城诗人政治态度较“温和”，学术上倡导阳明心学，并重“用实”，诗文以“学”为本，自成一统，如戴名世《梅文常稿序》所评：“吾江南文学礼仪之邦，推宣城为最。其士大夫多崇礼让，敦实行，以清风高节砥砺末俗，而士人读书为文章，不肯雷同诡随，以趋时俗之所好。”[2] (卷3)可以说，相近的人生、文学追求将宣城诗人凝聚为一体，促成了一个独具面貌的区域性诗派。四是与施闰章的大力推导密不可分。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与宋琬并称“南施北宋”，又与王士禛、宋琬、赵执信、查慎行、朱彝尊有“国朝六家”之目。施闰章自树一帜，奖掖后进，宣城诗人以其为眉目，不诡随流俗，宋琬《周釜山诗序》云：“愚山方且盛张坛坫，主盟宛陵、敬亭之间。”[3] (卷1)

康熙中叶，清朝统治趋于稳固，宣城科甲再兴，有趣的是，宣城派却衰落下去。大抵说来，宣城派兴于顺治初，盛于康熙中叶以前，康熙中叶后就基本上淡出诗坛了。

由于历来研究的不足，宣城派成员构成一直未有清晰的揭示，在此有必要列出一张宣城派重要作家的名单：施闰章是宣城派的主将，高咏、蔡蓁春、徐淑、梅清、梅磊是派中早期核心人物。高咏，字阮怀，号遗山，诸生，性简傲，康熙十八年(1679)荐举鸿博，授检讨，六年后卒世。能诗文，兼擅书画，诗名稍逊施闰章，所著《遗山堂集》、《若岩堂集》均不传，清人王相辑选《遗山诗》四卷，刊入《国初十家诗钞》。高咏早年诗多凄怆之音，“其修辞也郁以秀，其感兴也怆以深”[1] (卷6《高阮怀洪州草序》)，晚年多颂圣和点缀升平之作，盖不以穷愁之调以终其身。蔡蓁春，字大美，号芹溪，诸生。早年以诗文受知于陈子龙，入清，多交明遗民，顺治十八年(1661)卒。著有《来谂居集》、《潜水杂著》，施闰章、高咏、梅庚为编选《来谂居诗选》行世。徐淑，字善生，号东田，工诗文、篆刻。明亡，隐居不出，诗歌“简远恬淡”[1] (卷5《徐东田诗序》)，顺治十四年(1657)卒，蔡蓁春、高咏为刻遗诗《徐东田诗集》。梅磊，字杓司，号响山，明亡后为遗民，性喜自负，“诗辞通俊”[1] (卷7《天延阁诗序》)。晚年流寓南京，康熙四年(1665)病卒。著有《响山斋集》。梅磊族叔梅清，字渊公，一字远公，号瞿山，自少与施闰章游从，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精于诗画，有《天延阁诗集》二十六卷。梅庚、梅文鼎是宣城梅氏诗人后起之秀。梅庚，字耦长，一字子长，号雪坪，梅鼎祚曾孙，父梅郎中为复社名士。梅庚幼孤，能诗文，自拔尘俗，年未三十即刻有《山栖诗略》三卷，“披华振秀，清警独胜”[1] (卷7《梅耦长诗序》)。康熙二十年(1681)乡试，授泰顺知县，在任五年，辞归。著有《天逸阁集》、《漫兴集》、《玉笥游草》、《吴市吟》。梅文鼎，字定九，别号勿庵，为梅庚族叔，其先人与梅尧臣同祖别支[4] (卷12《梅征群墓表》)。酷嗜天文历算之学，著有《中西算学通》，兼擅诗文，虽不欲以诗名世，但生平所作不下二千余首，其《绩学堂诗钞》四卷仅录存三百余篇，大抵不尚华丽，格老气清。梅氏后进诗人尚有梅枝凤、枝南兄弟，梅枝凤，字子翔，有《石轩集》、《东渚诗集》，梅枝南，字子先，俱与施闰章交厚，以诗著称一邑。沈泌、沈埏是宣城沈氏诗人后劲。沈泌，字方邺，生于崇祯六年(1633)，父沈寿峣为复社名士，举兵抗清，声援金声，战死。施闰章早年以诗受知于沈寿峣。清初，沈泌从施闰章、王士禛及东南遗民游，富有才名。沈埏，字公厚，沈寿民第五子，鼎革后，随父流寓十余年，顺治十五年(1658)始自滇归里，筑见耕山房，沉酣诗文，尚气节，康熙四十四年(1705)病故，阮尔询哭诗云：“一息未尝忘死交，百年自署是遗民。”[5] (卷4《沈公厚传》以上诸子外，宣城派诗人还包括沈寿国、蔡玉立、梅昆白、僧半山、孙卓、茆荐馨、阮尔询等三十余人。从流派成员来看，梅氏、沈氏诗人构成宣城派主要阵营。在成员数量上，宣城派与神韵派、虞山派、娄东派相比，也称得上蔚然壮观了。

二、宣城派的文学渊源

“宗唐”或“宗宋”的诗法辨认，是考察清代诗歌运动的一大重心。20世纪盛行的清初宣城诗人“宗宋”的说法，是否符合文学史的真实呢？清初诗论家谈到宣城诗人时，往往联系梅尧臣以作评述。如李明睿《越游草序》评施闰章说：“圣俞没后五百余年，而有施尚白……尚白宛陵人，其诗为圣俞无疑。”[6] 陈允衡曾告诉钱谦益说：“宛陵施愚山先生，今之梅圣俞也。”[7] (卷17《施愚山诗集序》)施闰章《天延阁诗序》论梅清说：“梅氏诗盛自都官，渊公之所为若此，固宜克称其家也。”诸如此类评说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宣城诗人师法梅尧臣，推尊宋诗。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即称：“宣城诗教，倡自梅尧臣，闰章由之，加以变化，章法意境，遂臻绝诣。”[8] 袁行云先生进而称施闰章是“清初宋诗派巨擘”，又称：“清初诗人率多沿明七子学唐，高者远逾元明，下者肤阔空疏，在所不免。有一二主宋诗者未称专业。自闰章出，诗风大变，欧、梅、苏、黄、陆、范，各争肖之，且无比拟皮毛之习。此清人学宋之胜于明人学唐也。”[9] (P161～162)然而，事实却非如此简单。王士禛《梅诗》载云：“宋梅圣俞初变西昆之体，予每与施愚山侍读言及《宛陵集》，施辄不应。盖意不满梅诗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谁语？’愚山曰：‘韦苏州、刘文房耶？’予曰：‘乃公乡人梅圣俞也。’愚山为爽然久之。”[10] (卷18)据此，施闰章在这次与王士禛论诗之前，未曾认真读过梅尧臣诗集。他晚年还指出世人称王士禛“祧唐祖宋”是一种误解，《渔洋山人续集序》云：“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不相袭。”[6] 此外，又与冯溥论诗，以纠正“祖宋”诗风相励，《佳山堂诗序》云：“尝窃论诗文之道，与治乱终始，先生则喟叹曰：‘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风渐以不竞，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愿与子共振之。’”[1] (卷7)由是可知，邓、袁之论大抵是忖度之辞，施闰章不屑于“宗宋”，自然也谈不上“清初宋诗派巨擘”了。至于李明睿等人以施闰章比附梅尧臣，意在论宣城风雅不坠，并不含有宣城派法乳宋诗之意。

作为一个区域性色彩鲜明的流派，宣城派的取法有其明显的区域特征。如果寻绎它的“风源”，那就应该是明中叶以来的宣城风雅。

明代宣城心学，是宣城派论学的一大源头。宣城人文与桐城、徽州的一个显著不同，即在于标举心学。宣城心学兴于明中叶，宣城士子沈宠、梅守德等人以诸生从学邹守益，沈宠又师事欧阳德，刻《传习诸录》，宣城心学之倡自此而始。继邹守益之后，钱德洪、王畿应邀来宁国主持水西三寺讲会，与会达数百人，水西之学闻于海内。嘉靖中，罗汝芳任宁国知府，改建水西书院，岁会以时，讲席常满。罗汝芳又延沈宠、梅守德共主讲席。罗汝芳高弟子陈履祥踵继前风，讲学宣城，施闰章祖父施鸿猷与邑人汪惟清并称陈履祥高弟子，共倡六邑同仁会，时有“陈门曾颜”之目。在施鸿猷等人讲学活动的推动下，宣城心学臻于兴盛。宣城派的形成，与宣城心学的传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心学重要传人陶望龄《海门集序》曾经称明代诗文的真正创立，实始自阳明一派：“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云雨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沛乎，江河之玩汇于是，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解。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11] (卷3《海门集序》施闰章等人承传宣城心学，论诗以“学”为本，要合学问与诗歌为一，正是继承了明中叶以来的宣城学术和文学传统。

宣城梅氏、沈氏家族的诗歌传统，是宣城派的文学近源。梅守德家族与沈宠家族以科举之盛一跃成为宣城两大文化世家。宣城心学第一代传人梅守德、沈宠少年同学，志同道合，以学术、诗文、气节相砥砺，归隐后同为宣城诗坛主盟，主持讲席。在梅守德、沈宠的倡导下，梅氏、沈氏诗人辈出，梅守德之子鼎祚、从弟守箕，梅鼎祚从弟蕃祚、国祚、台祚、嘉祚、鹍祚，沈宠之子懋学及沈氏昆从，形成阵容庞大的诗人集群，宣城诗坛呈现前所未有的景观。王世贞赠梅鼎祚诗叹云：“从夸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树树花。”[12] (卷17)明末，梅鼎祚之孙朗中，沈懋学从孙寿民、寿国，族孙寿峣等人接续风雅，并与张溥等复社士子相应和。宣城派与嘉靖以来的宣城诗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梅氏、沈氏诗人构成宣城派的主体，梅庚、梅磊、梅清、梅文鼎、梅枝风、梅枝南同属宣城梅氏一宗，文学上继承明代梅氏风绪，钱谦益《梅杓司诗序》评梅磊诗说：“余采诗于宛陵，得梅氏禹金(鼎祚)、季豹(守箕)、子马(蕃祚)之诗，喜圣俞风流，于今未坠……梅氏一门之诗，散华落藻，总萃于杓司。”[7] (卷18)施闰章为梅庚作《梅耦长诗序》云：“往隆万间，梅氏诸贤如禹金(鼎祚)、季豹(守箕)、泰符(台祚)、子马(蕃祚)、勉叔(士劝)，人各名家，率为当世巨公所器许，王元美所谓‘梅家树树花’也。就中子马、勉叔年最少，其诗具在，以耦长视之，尤为秀出。”[1] (卷7)沈埏为沈寿民之子，沈泌为沈寿峣之子，同属宣城沈氏一支。沈寿民、梅朗中总持明末宣城风雅，讲学东南，从游者数百人，施闰章、梅清、蔡蓁春早年即从游沈寿民、梅朗中，多交复社名士。施闰章一度怀着对梅朗中、沈寿民、沈寿峣的感激，为梅庚、沈埏、沈泌等人延誉。此外，施闰章又承传学家，弘扬祖父施鸿猷的学术和文学思想。

无疑，明中叶以后的宣城风雅是宣城派文学的“风源”所在。顺便指出，清初文人不满于公安、竟陵派诗学，对七子派多有肯定之辞，宣城派概莫能外。如施闰章《李于鳞先生墓碑》称李攀龙诗“非近代大家所能措手”，“后之学者，生百世之后，闻于鳞之风，皆振衣高步追踪古作者，于鳞其有起衰之功矣”[1] (卷18)，《重刻何大复诗集序》又说李梦阳、何景明“如唐之李杜，各成一家”。现代学者或以为施闰章诗路“仍然取径于明七子”[13] (P139)。其实，施闰章等宣城诗人追踪“高古”，昌明变化，虽然肯定七子复古之功，但无意走明七子的旧路。

三、“宣城体”的特色

清初宣城派之诗，被称作“宣城体”，或“宛陵体”。较早使用“宛陵体”一词的是王士禛。康熙十八年(1679)，王士禛因梅庚、邵长衡、陆嘉淑夜访，赋《夜月冰修、子湘、耦长见过，同效“宛陵体”三首》[14] (卷8)。后世颇沿述此说，如《清史稿·施闰章传》云：“闰章与同邑高咏友善，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与“梅村体”、“神韵体”一样，“宣城体”不是一个泛称，有着其独特的艺术旨趣和风格特色。概而言之，“宣城体”有以下几大特征：

一是主“学”，强调道艺一贯，以诗为“道之余也”。历来论诗者谈及施闰章的诗观，大都注意到王土禛《渔洋诗话》所载这样一段文字：“洪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旨。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平地筑地。’洪曰：‘此禅宗顿、渐二义也。’”洪昇将施闰章、王士禛诗法差异归结为禅宗顿悟、渐悟的不同。其实，主“学”，以诗为“道之余也”，是施、王论诗不同的主要原因，主“学”也造成了“宣城体”与“神韵体”最大的区别。“宣城体”的这一特征当然与宣城派重“学”，主张学术与文学水乳交融密相关系。如前所述，宣城心学兴于明中叶，是阳明心学的重要一支。东林讲学兴起后，宣城心学受到冲击，施鸿猷等人修正心学，批评“空言心性”。崇祯间，沈寿民、梅郎中响应复社，论学讲求“用实”，宣城心学衰落。清初，施闰章、梅文鼎、梅庚等人重新标举心学，倡言以“用实”救“空言心性”之弊，推毂宣城心学再兴，宣城派成为清初阳明心学的重要承传。康熙初，施闰章分守临江，修复景贤、白鹭洲书院，讲学其间，赴讲席者多至千人。正由于重“学”，他提出诗文皆“道之余也”，《李屺瞻诗序》云：“文者，道之余也；诗者，文之一体也。”[1] (卷6)梅文鼎推崇王守仁、罗汝芳之学，《读王文成集》有云：“大哉君子儒，崛起在东越，拔本塞其源，起死针人骨”，“再拜读遗文，使我心中怛。宁唯事业奇？谭笑奏伟伐”，“景行仰高山，私淑嗟无及。继此庶磨砺，愿言守成法。”[15] (卷2)《谢脁北楼》述及宣城人文则云：“更有旴江来作守，谈经劝学光前后。”[15] (卷2)旴江，即罗汝芳，宣城心学承流于他而讲学宁国。梅文鼎精研心学，并重“用实”，擅长历算之学，生平所著历算之书八十余种，被江永《翼梅序》推许为“历算第一家”。施闰章《梅定九诗序》感叹梅文鼎砥砺学行说：“定九有志于君子之道，目之为诗人，则瞿然谢不敏，余盖心异之……技艺则冠其曹，又溢而为诗，清真静远，称心为言，无时人饾钉裘马之习。《易传》有之：‘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诗不足以尽定九，而其诗已卓荦有出于人，是可以知定九矣。”[1] (卷7)梅庚博通经史，远承高祖梅守德讲学之风，与施闰章共倡心学。明清诗人多好挟一册诗遍游海内，而梅庚的游历还有着问学四方之意，梅文鼎《送从侄子长北游序》说他：“问道于青原，于是闻见益博，才益奇。而犹以为生不游神京都会之地，则无从尽交四方之英杰，于学问之道，犹有所未周，将以今二月北游于燕。今夫燕台者，天下政治所从出，而四方英杰之所归。其公卿大夫，莫不深明于理道之原，而汲汲于得士，若涉于江湖而需维楫者皆是也。”[5] (卷3)

宣城派的重“学”，和清初其他诗派相比，尤为醒目，主“学”也构成了“宣城体”与“梅村体”、“神韵体”的一个显著不同。曹溶序梅文鼎诗集，指出：“有本之学，其积也不易。专一以入之，博涉以辨之，持久以蓄之，然后群美毕汇，溢出而为诗，则其气厚志完，无体不备。上足配昔贤，而下以度越余子，非猝然之效也。浅夫执诗论诗，讲求纵极工，曾不出声律章句之外，殆类刻楮抟沙，用力多矣，归于糜散无所成而止，不工者更何论焉？余持此相天下诗，诮其迂者，不啻戟手而起，余终不变其说。意宇宙之大，必有足当之者，果见之梅子定九。”[5] 夏峰北学传人汤斌与施闰章结交三十余年，推重施氏说：“世之文人，学无原本，妃青俪白，补缀为工，遂足取誉一时，自矜博雅，求其典型不坠，追配前哲，如先生者几人乎？”[16] (卷6《祭同年施愚山文》)汪琬从“道与艺一也”上论施氏之诗说：“愚山先生道孔孟之道，而学朱陆之学者也。及其为诗，则又命词简切，立意澹远……庶几乎能贯道艺者欤！”[6] 一些清代诗论家还拈出“学人之诗”以作评说，如朱庭珍《筱园诗话》称施闰章之诗“所谓学人之诗，洵无愧矣”。

二是重“言有物”。论诗主“学”是宣城派主动参与变化明末清初学风和诗风的一大特征，“言有物”是另一显著特征。宣城派承续心学一脉，参酌东林之学及夏峰北学，批评“空言心性”，标举以“体仁”为本和讲求“用实”为特征的一代宣城之学。就学风对诗风的影响而言，“言有物”是宣城之学直接作用于“宣城体”的一种结果。梅文鼎反对诗人不关痛痒的批风抹月，《金陵杂诗书后》云：“吾作诗，而不能生读者之感，则其诗亦可无作！”[5] (卷5)施闰章批评附庸风雅、铺张辞藻之习，《蠖斋诗话》云：“浮华者浪子，叫嚎者粗人，窘瘠者浅，痴肥者俗。风云月露，铺张满眼，识者见之，直一叶空纸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陈伯玑诗序》还指出“遗实采华，矜气悦目”是清初诗坛一大弊端[1] (卷6)。历经易代的动乱，宣城派不愿“徒取给于诗”。钱谦益读蔡蓁春之诗，以为“诵其诗”可能“论其世”，《蔡大美集序》说：“今世以词赋争工，妖红艳紫，移心夺目。如大美之撰述，沿流讨源，衔华佩实，所谓诗杜陵而文迁史者，良不欲与今之君子同鹄而射侯也。”[7] (卷19)施闰章《梅定九涛序》盛赞梅文鼎诗“言有物”，“无时人饾饤裘马之习”。梅清诗多“崎岖丧乱、岩栖旅舍”之作，抒写“沉至缠绵”之意，施闰章《天延阁涛序》云：“读其诗可以考其时、征其地焉。”施闰章《采麦词》、《牧童谣》等体写民间疾苦，梅磊《春日寻李研斋、杜苍略》、《黄池晤陈伯玑即别》抒写遗民酸辛人生，梅庚《听鲍生弹琴》、《江心寺》绘述易代之变，梅文鼎《赠中伯弟三首》、《饮家卓公舍为之作歌同圣占》自抒寒士心志，均是有感而发，深切而真实。总之，“宣城体”尚质实，言之有物，不空洞浮华。

三是以“醇厚”为则。历代诗人宣扬温厚诗教，由于作家所处时代不同，有关温厚的追求，各具内涵。如明末复社倡导诗教，主张温厚以“复性体仁”，匡救时弊。宣城派强调温厚，亦自具时代特色。宣城派诗人心态不同于王夫之、屈大均等遗民，又区别于钱谦益、龚鼎孳等贰臣，在清朝统治日渐稳固的现实面前，其趋于认同清廷的“正统”地位，“温和”的政治态度使他们对“温厚”之诗独有情衷。施闰章《与彭禹峰》云：“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近日北音噍杀，南响浮靡，历下、竟陵，遂成聚讼，可一抚掌。”[1] (卷27)他分守临江时，正值江上兵戎，民多逋赋，所作《湖西行》、《牵船夫行》等诗铺叙时事，痛息民艰，“皆以温柔敦厚出之，所谓合乎诗教，后世以为式模”[9] (P161)。沈德潜论“南施北宋”之诗，《清诗别裁集》云：“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又各自擅场。”高咏诗虽时有愤激，但以“醇厚”为则，不像顾炎武、王夫之那样带有“生姜”气。梅文鼎推重“温厚”之调，《同诸公论诗有作》有云：“光焰生工力，温柔出性情。”[15] (卷3)梅磊、沈埏是宣城派坚持遗民气节的作者，但其剑拔弩张之作并不多。至于梅庚、梅枝南、梅枝凤、沈泌，诗风更接近施闰章的“温柔敦厚胜”。其实，反驳公安、竟陵诗歌潮流，变化王夫之、屈大均等孤节遗民的易代变风、变雅之调，是顺康之际诗歌演变的一大特征。“宣城体”的“温厚”正体现了诗歌与“世运”相适合的一种文学取向。

四是追求“清切深远”的诗境和“朴秀深厚”的风貌。宣城派强调诗歌境远思深，不屑文辞藻缋华美，按施闰章的说法就是“深思而兼蓄之”[1] (卷3《诗原序》)。应该说，这与主“学”和推崇“言有物”是相辅相成的。标举“深思”，也是万历中叶以来诗歌的一大潮流。竟陵派提倡“幽深孤峭”，即是推崇构深致远。施闰章不赞同将竟陵派之诗一笔抹煞，以为钟惺之诗“深情苦语，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可谓之偏枯，不得目为肤浅”[17] (卷6)。施闰章对钟惺“深情苦语”的认同，突出体现了宣城派对诗歌“深思”的推重。施闰章还严厉地批评了清初纠缠于“历下”、“竟陵”之争，是此非彼的习气，盛赞“清深冲淡，秀丽不纤，肆而不莽”[1] (卷6《陈伯玑诗序》)之诗。宣城派诗歌创作大抵呈现出“深远”、“朴秀”的特点。梅文鼎之诗“清真静远”，如《与汪雨公饮酒旌阳二首》其一：“何用中山千山期，酩然便是太平时。门前风雨急无赖，说与醉人浑未知。”梅清画境清远，诗境与画境相通，如《题画杂诗》其一：“寒云寒树护山家，岩壑无人一径斜。策杖行吟独惆怅，几枝春色到梅花。”施闰章五言近体，多如吴文溥《南野堂笔记》所评“朴秀深厚，味之弥永”[6]，王士禛曾摘录其大量五言诗句为《摘句图》，如“江城连夜雨，山馆独吟身”，“翠屏横少室，明月正中峰”等，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10] (卷13)。高咏之诗“郁以秀”，“怆以深”，如《宿青溪》：“青溪独宿处，远火出江波。醒酒思残梦，归渔闻夜歌。月斜人语定，舟晓棹声多。九子烟霄外，劳生只暂过。”诗思清切，境味清远。顺便指出，欧阳修《六一诗话》称梅尧臣诗以“覃思精微”见长，以“深远闲淡”为意，尽管宣城派无意宗法梅诗，但在讲求“深思”上，仍不无相通之处。

五是语言简净、句调整严。宣城派不屑于藻缋，但十分注重语言的拣择、诗韵的协调、格律的深稳，这一点与“公安体”的宕恣、“竟陵体”的幽涩、“神韵体”的空灵、“梅村体”的富丽，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施闰章、高咏、梅庚都有改诗的癖好，施闰章尤甚，字句务求简净、清醇。据梅文鼎《施氏家风述略续编书后》，施闰章诗文再三改定，“虽已授诸梓人，仍刊落之”。现存施闰章《使粤纪行》手改本，从题目到字句，颇多增删。清人毛际可叹说：“撰述好人改定者，吾得二人焉：施侍读愚山、魏征君叔子。”[6]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论施闰章诗有“精严坚栗”之评，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则有“格律深稳，锵然而玉应”之论。翻检宣城派诸家之集，不难发现其诗大都清新流动，无“古硬”、“纤佻”、“艰涩”、“粗豪”之习，由此亦见宣城派的诗歌艺术审美追求。

总体以观，“宣城体”呈现出“清真雅正”的艺术特色。当然，宣城派各家之诗是自具风貌的，如施闰章早年多奇健之作，晚年颇多有理气诗味道的作品，沈埏之诗带着遗民诗粗犷的印痕，梅庚之诗有其柔丽的一面，高咏早年多有抒写悲愤、驰骋才气之作，晚年则多平和清淡之诗，梅磊穷病以卒，诗有苦寒凄清之调。然而，这些个人创作的差异，不仅未损害“宣城体”的总体特征，而且促成了宣城派的繁荣之势。

综上所述，宣城派在虞山派、娄东派、神韵派及明遗民诗群林立的清初文坛，自建一帜，不轻易依附他人，其艺术独立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宣城体”的出现，既是宣城诗歌传统的厚重积淀，又是清初“世运”变化使然，更是施闰章等人不懈艺术追求的一种结果，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清初诗人谋求从唐诗、宋诗、明诗的旗麾下走出来另辟阵地。尽管宣城派在康熙后叶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可贵的诗歌求索推动了清代诗坛的繁荣，“宣城体”与“神韵体”、“梅村体”一起构筑了清初诗歌的繁复景观，并影响着清诗的演变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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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清明的诗篇6

关键词：古典诗词；传统节日；节庆文化

诗和词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而同样古老的传统节庆与诗词结缘也已十分久远。早在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年节时人们庆祝丰收、拜贺新岁的诗句。魏晋已降，与诗词艺术进入巅峰时代相同时，传统节庆也日渐发展和完善，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和喜爱。文人墨客参与其中，难免高歌浅唱，瞩笔成句。仅在流传至今的古典诗词之中，以节庆为主题的佳作名诗即层见叠出，许多文字早已成为流传不辍的千古绝句。

1 古典诗词中的春节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称为新正、元日、正旦、三元日等。自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始，新年就定在夏历的正月初一，此后历代相延。春节，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它负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是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聚合。新春佳节，是辞旧迎新的时刻。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每到此时，总是诗兴大发，赋诗言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这些诗篇，有的描写春节的习俗，有的抒发诗人的情怀，是春节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夕之夜，人们通宵达旦地守岁，等待天明。南朝诗人徐君倩的《共内人夜坐守岁》，描写了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边饮酒一边等待天明的情景：“欢多情未及，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碳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唐太宗李世民在《守岁》一诗中描绘了皇宫之内除夕守岁的情景：“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其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唐代诗人张说的《钦州守岁》表达了春节辞旧迎新、春回大地的特殊意义：“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日来。悉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宋代晏殊的《元日》描绘了人们斟满美酒，贴上门神，祈求福寿的情景：“屠苏醴酒盈金校郁垒神符卫紫关。三境上真垂介福，绵绵洪算等南山。”北宋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尤眨总把新桃换旧符。”描绘了一派喜庆吉祥的节日景象：在哔哔啵啵的鞭炮声中，人们送走了旧的一年；春风把温暖吹进屠苏酒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饮着屠苏酒，迎接新年的到来。每天的旭日照耀着千家万户，人们忙着除旧布新，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庆贺新春佳节。

春节有拜会、拜年的习俗。三国曹植的《元会》：“初会元祚，吉日为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衣裳鲜洁，黼黻玄黄。珍膳杂沓，充溢圆方。俯视文轩，仰瞻华梁。愿保兹善，千载为常。欢笑尽娱，乐哉未央。皇室荣贵，寿考无疆。”描绘了皇帝在“元日”这一天朝会群臣的景象，君臣穿着有华美纹饰的礼服，朝堂上陈列着美味佳肴，君臣欢笑喜悦，祈祝皇家荣贵，祝愿皇帝万寿无疆。

普通农家的新春佳节也别有一番风味。唐代孟浩然的《田家元日》：“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此诗风格清新，展现了农家庆祝新年的情形，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清代吴曼云的《压岁钱》：“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萧价，添得娇儿一夜忙。”描写了儿童得到压岁钱，悄悄藏在枕头底下，琢磨着是买爆竹还是买萧吹，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清新自然，十分传神。

春节还是辞旧迎新的时刻，容易让人感到岁月的无情，因此，感慨时序变化和时光流逝，勉励人们珍惜光阴，是春节诗词的另一大主题。北宋文学家梅尧臣的《除夕》诗云：“莫嫌寒漏尽，春色应来早。风开玉砌梅，熏歇金炉草。稚齿喜成人，白头嗟更老。年华日夜催，清镜宁长好。”

2 古典诗词中的元宵节

元宵节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据一般的文献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元宵）在西汉已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为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不过，元宵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形成元宵节俗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赏月、观灯是元宵节的主要活动，也是历代元宵诗词歌咏的主要内容。唐朝诗人崔液的《上元夜》描绘了元宵之夜家家赏月观灯的盛况：“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夜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唐朝卢照龄的《十五夜观灯》：“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褥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描写了元宵节的各种灯饰，远看如繁星落地，近观如明月高悬，更有少女的笑脸相映成辉，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情趣。宋代曾巩的《上元》：“金鞍驰骋属儿曹，夜半喧阗意气豪。明月满街流水远，华灯入望众星高。风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阑送目劳。自笑低心逐年少，只寻前事铀毛。”诗人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只见月光如水，花灯似星，一群少年骑马驰骋，意气风发。诗人感慨万千，勉励向年轻人学习，焕发生命的活力。

元宵观灯赏灯之际，人们还参与猜灯谜的游戏。清人顾震涛有一首《打灯谜》的诗：“一灯如豆挂门旁，草野能随艺苑忙。欲问还疑终缱绻，有何名利费思量。”除了观灯赏灯，元宵节还有一项传统活动，那就是吃元宵。在历代的元宵诗词中，也有很多歌咏这种节庆美食的篇章。宋朝周必大“”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煮元宵的情景。清代李调元在《元宵》中描绘了元宵节深夜小贩叫卖汤圆的情境：“”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元。”

3 古典诗词中的清明节

清明作为重要传统节日，它是唯一兼节气与节日于一身的时日。在唐宋之前，清明主要为时令的标志，时间在冬至后一百零七日、春分后十五日（即今公历的4月5日左右）。清明时节，天地明净，空气清新，自然万物显出勃勃生机，“清明”节气由此得名。唐宋以后清明逐渐将与自己日期临近的寒食节俗纳入名下，清明由普通节气演变为重要民俗节日。作为清明节文化的载体，清明节诗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人统计，在《全唐诗》和《全宋词》中，与清明节有关的诗词达八百首以上，现存清明节诗词的总数可能几倍于此。

提到清明节抒怀的诗词，就不得不说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千古佳作《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的广为流传不仅在于其意境的深刻，更在于其置“清明”二字于首，描绘了清明时节的物候。在每年清明节的丝丝细雨中，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这首诗。

早在战国时代，介子推的故事就与清明节产生了联系，后世更相传清明节就是起源于介子推，在清明节歌颂介子推就是理所当然了。北宋黄庭坚《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由清明时节百花盛开的景象联想到埋葬在荒郊野外的逝者，进而思考人生的价值。

凄风苦雨再加上离愁别绪，使清明节诗词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中。如唐代张继《清明日自西午桥至瓜岩村有怀》：“晚霁龙门雨，春生汝穴风。鸟啼官路静，花发毁垣空。鸣玉惭时辈，垂丝学老翁。旧游人不见，惆怅洛城东。”大唐帝国的两座都城长安与洛阳，聚集了无数文人墨客，也饱含了这些人的辛酸血泪，洛阳城东，张继惆怅；长安城内，顾非熊憔悴，其有诗《长安清明言怀》：“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客中下第逢今日，愁里看花厌此生。春色来年谁是主，不堪憔悴更无成。”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在清明节都是愁云惨淡的，比如宋代大文豪坡，一生虽然历经坎坷，但始终保持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平稳心态，一首《南歌子》一扫哀节悲凉，让江南的春意跃然纸上：“日薄花房绽，风和麦浪轻。夜来微雨洗郊垌，正是一年春好近清明。”

人们在清明节扫墓，缅怀逝者，寄托哀思：“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宋代高翳《清明》）；人们怀念亲人和故友：“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罗隐《清明日曲江怀友》）；人们踏青郊游：“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北宋程颢《郊行即事》）；人们蹴鞠“白打”，强身健体：“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露雀罄础！保ㄌ拼韦应物《寒食》）；人们荡秋千，放纸鸢：“好似隔帘红杏里，女郎缭乱送秋千”（韦庄《丙辰年~州遇寒食城外醉吟》）、“石马当道立，纸鸢鸣半空。”（宋代范成大《清明日狸渡道中》）。节庆活动在古典诗词中生动再现，古典诗词也因为节庆文化而有了更深沉的底蕴和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4 古典诗词中的端午节

古代有以地支记月的习惯，称五月为“午月”。从史籍上看“端午”一词最早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午节为夏季大节，它从夏至节俗演变而来，人们要在仲夏之月（五月）的端午这一天煮粽子吃，人们把这一天当做夏至一样的大节日来对待。唐代以后，端午才用来专指五月初五。

《全唐诗》与《全宋诗》中有95篇作品与端午节有关，这些诗词记述了节日的意绪，描摹了节日的习俗，追忆了节日的源流，寄托了诗人的感遇，成为了端午节庆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屈原与端午节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历代在端午节歌颂屈原的诗词也最多。古典诗词以其特有的魅力弘扬了屈夫子”“好修为常，怀瑾握瑜”的独立不迁的文化人格。如唐代文秀的《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端午节的习俗也会勾起诗人对屈原的感慨，如唐代张耒在观看龙舟竞渡时写了一首《和端午》凭吊屈原：“竞渡深悲千古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端午节纪念屈原这样的爱国先贤，不仅来自民俗社会的朴素情感，“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更应该是国家层面的祭祀，在诗的国度对爱国诗人的纪念，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多难兴邦”，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定会历经磨难与挑战，我们需要培养屈原那样的对国家忠诚、对人民悲悯的家国情怀。

端午节是传承家国情怀的重要节日，端午节在起源时主要是避瘟保健、水上祭祀活动等，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逐渐在端午节日中加注纪念爱国先贤的内涵。自汉朝以来，屈原成了端午节文化习俗的核心，但我们也发现，各地端午纪念的历史人物不尽相同，除了楚地纪念屈原之外，越地纪念勾践、曹娥，吴地纪念伍子胥、古苍梧郡祭祀陈临等，但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同时由于区域的局限性，歌咏除屈原之外其他爱国先贤的诗词较少，影响也有限。如北齐魏收的《五日诗》：“麦凉殊未毕，蜩鸣早欲闻。喧林尚黄鸟，浮天已白云。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在这首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的端午习俗，并且可以感受到当时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处在北方的鲜卑族政权已经知道南海之滨的苍梧郡于五月五日祭祀陈临的风俗。

端午节习俗众多，在古典诗词中多有反映。在这一天，人们吃粽子，插艾枝，储草药，配药方，饮雄黄酒，如南宋陆游的《乙卯重五诗》：“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在这一天，人们龙舟竞渡，百舸争流，如唐代张说《岳州观竞渡》：“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在这一天，人们还击球、射柳，如清人饶智元：“簇簇朱衣分两队，百花深处蹴珠隆薄《天启宫词百首》：“飞凤三花逐电流，例逢e柳拜前旒。”在这一天，人们还插石榴花，采药，系五彩线，贴辟兵符，蒋之翘有诗云：“葵榴初缬药阑敷，彩线珍成续命需。遥听三韩烽火急，真人刚进避兵符。”

5 古典诗词中的中秋节

中秋节，是仲秋之节，以仲秋十五月圆为节日标志。中秋起源于古代“秋分夕月”的礼俗，唐朝时期中秋明月为游历之人思乡的物象寄托。唐代还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使仲秋明月充满浪漫色彩。宋朝中秋节开始成为社会民俗节日，明清时期中秋节上升为仅次于春节的民俗大节。古代诗词中关于中秋节的内容有很多，但广为传诵、最为广大世人所熟知的，当属唐朝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和宋代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

张九龄在唐玄宗时，当过中书侍郎等大官，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一生写下不少诗歌，但最为著名和广为流传的就是这首《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气象恢弘，意趣不凡。

另一首家喻户晓关于中秋节的诗词，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词人在一个中秋之夜，思念弟弟“子由”就是苏辙，感时伤情，大醉，对月抒怀，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吟啸。这一声长啸，成为后世亲友之间忆念、共勉的永恒绝唱。就是在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句子依然令人动容，因为这是最接近生命本体的人生情怀，具有千古不灭的普世价值。

古人对于中秋的重视，仅次于春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远胜过年。因为在这个晚上，仰望天上的月亮，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于是想及关于它的传说和故事。早在唐朝，就已经有了月亮上银蟾玉兔的传说。白居易在《中秋月》一诗中说道：“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宋代词人辛弃疾在《满江红・中秋》一诗中也说：“著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阙？”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中，就认为月亮上是有嫦娥居住的：“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高高在上的那轮明月，成为诗人浪漫、遐想的最好事物。

在很多古人关于中秋的诗词中，不仅仅只是怀念亲人、感怀身世，充盈着惆怅和低沉。也还有很多关于中秋风俗、节庆饮食等方面的描述。有个叫袁景澜的诗人，专门为中秋的月饼写了一首《咏月饼诗》。诗中道：“形殊寒具制，名从食单核。巧出饼师心，貌得婵娟月。入厨光夺霜，蒸釜气流液。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迹。戚里相馈遗，节物无容忽……”这应该是对制作月饼最为详细的诗歌了。

可以这样说，翻开古代文人关于中秋节的诗词歌赋，从中不难窥见那高挂天空的一轮圆月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6 古典诗词与传统节庆的关系

古诗有云：“有雪无梅不精神，有梅无诗俗了人。”我们则可以说，有人类活动而无节庆活动则无精神，有节庆而无诗词的点缀则俗不可耐。幸运的是，中国传统节庆不仅与文学艺术早早结缘而行，而且相得益彰、泽被后世。

㈠传统节庆在内容上赋予古典诗词强烈深刻的启发刺激，同时又提供给其以充分展示、不断创新的机缘。

中国的传统节日，从悠远的时空隧道一路走来，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节庆文化。中国的传统节日，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情感和人文精神。

多姿多彩的传统节日，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清明节的怀祖情思、端午节的爱国情怀、七夕节的爱情绝唱、中秋节的团圆之盼……饱含了人们多少情感和寄托。传统节日也折射着中国人对“天、地、人”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讲究顺应天时地宜、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中华民族的节庆文化，体现着一种民俗情结，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传统节日，使每一个中国人加强了同家庭、家族、家乡和国家的情感联系，寻找到了个体融入群体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一切，都为古典诗词在内容和气度的提升上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㈡古典诗词不仅大大活跃了节庆气氛，扩展了节庆影响，提高了节庆品味，而且它们本身也成为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节庆文化载体。

“诗言志”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可以说诗歌历来便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文化身份的独特标志。对一个诗歌大国来说，诗歌便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大至忧国忧民的社稷之慨，小至抒怀感悟，迎来送往，起居作息的生活常态，几乎无不成诗。因此，大量以节庆为主题的佳作名诗早已成为流传不辍的千古绝句。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等。这些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佳句，早已成为了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节庆文化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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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清明的诗篇7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这首诗是诗人于开元中期离开济州贬所，暂隐嵩山时写下的山水诗作。诗中虽有“空”“寂”“闲”的禅趣，但也流露出孤寂避世的失意痛苦。全诗于山水风物的描绘与个人行踪凄清的勾画之中，使诗意透过景物自然流露而出。

首联极目远眺，图景鲜明。“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状如“一衣带”的清溪，沿着巍巍嵩山山麓长林潺潺出谷；辘辘归去的车马悠闲从容地驶向山间丛林。一个“带”字类物极致，再现出溪水依傍林麓蜿蜒而下，欢快奔流、神采飞扬之势。一个“去”字，写出车马似乎通晓人意，“哒哒”的马蹄声传达出悠闲自得之情。诗人将山水景物与人的行动交织于画面之中，表现了大自然风光的迤逦迷人。颔联身临其境，其乐无穷。“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这里借“流水”“禽鸟”，抒发诗人与自然融合之感。那从山谷中汩汩而出的流水发出的“丁冬”声响，犹如少女银铃般的歌喉，正好与天色向晚的投林暮鸟和鸣，正是“人向山里走，水从谷中流”。“流水”和“禽鸟”似乎与诗人同乐，又好像和诗人同归，此中禅意妙不可言，诗人悠闲恬适之情跃然纸上。读之，不禁使人想起诗人的《竹里馆》里“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诗句，给人以“清幽绝俗”之感。

颈联物是人非，充满哲思。“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中的“荒城、古渡”与“落日、秋山”，完全可以看成两组哲学符号。前者为“人文景观”，后者为“自然景观”，如今，斗转星移，这二者一个沧桑巨变，一个亘古如新。可不是吗？城已荒，而渡口依旧，人世变幻，不可逆转；而自然永恒，年年如此，就像目前落山的余晖映照着这秋日的山林。其言外之意――“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人世间的一切终会随着时光流逝；既然如此，不如归隐山林，尽情享受自然之趣。这两句诗的光色明暗对比十分鲜明，借此也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孤寂和凄清。

有关清明的诗篇8

《艺苑卮言》（卷三）曰：

沈以四声定韵，多可议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韵作唐律可耳，以己韵押古选，沈故自失之。

这里，明人王世贞认为沈约所倡导的声韵 问题 ，虽对后代的律诗产生巨大 影响 ，但与当时的文学潮流不相符，故而沈约“自失之”。

当然，我们在这里批评锺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不是因为他没有预见到它的巨大文学史影响，因为他毕竟也是凡人。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当然，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锺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锺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结论

文章有关《诗品》 内容 的质疑，仅仅是笔者拙见。但笔者以为，在锺嵘的品评之中，确实存在如上所述的偏见或是评论的绝对化和形式化。就拿民间乐府来说，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品评诗歌当不可绕过她。笔者在此文中，就是要让诸位不要忽视两汉南北朝的优秀的民间乐府诗歌。至于锺氏所存在的其他譬如有关“用事”、“用韵”等绝对化的评价，以及有关诗人品第问题的再探，实为续貂之作。WWw.133229.CoM笔者以为，虽然《诗品》自开始流传以来，有誉也有毁，即便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其提出疑义，但是，瑕不掩瑜，《诗品》在我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堪称历代诗论之祖。

附：评《陈注》所选录的曹植之诗

这里，笔者将结合锺嵘《诗品》之中对陈思王曹植诗歌的评价，简要地对《陈注》中所录曹植之诗予以评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弄清楚陈先生所录的曹诗是否符合锺氏之评。经笔者检索，陈注中共选曹诗十余首。其中包括了《公宴诗》、《送应氏》（二首）、《七哀诗》、《箜篌引》、《赠白马王彪》、《赠王粲》以及《杂诗》六首。在评论之前，我们先来锺嵘对曹植诗的评价。

《诗品·上品》“魏陈思王植”条曰：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 音乐 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可以看出，锺嵘对曹植的评价是极其高的。尤其说他“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论之备矣。何焯谓子建诗云：“缱绻有风人之旨”，同时又认为“小雅嗣音”（《义门读书记》语，《陈注》引）。《陈注》中还引用了清人刘熙载语：“子建隐有‘仁义指认其言蔼如’之意，锺氏为人伦周、孔，可谓知言。”陈延杰先生说：“盖子建诗学国风，而有以雅与骚化之，故自成家矣。”当然，在锺嵘的眼里，曹子建无疑是当时诗人之中成就极高的一位。结合锺嵘之评，来看看陈延杰先生所选录的诗歌是否与之符合。

首先，我们得承认，《杂诗》六首是完全符合锺氏之评的，《序》中所引的“高台多悲风”即是起句。笔者以为，这六首诗，真正体现了子建“骨气”、“情兼雅怨”、“词彩华茂”等特征。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其一）、“何意回飙攀，吹我入云中”（其二）、“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其三）、“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其五）等，无不体现出这些特点。由此说来，选录这六首诗是符合锺嵘评价的。

再来看看《赠白马王彪》。历来对该诗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如：许学夷在《诗源辩体》[29]（卷四）中说：“子建《赠白马王诗》，体既端庄，语复雅炼，尽见作者之功，少时读之，了不知其妙也。元美（余按：明人王世贞，字元美，著有《艺苑卮言》）极称之，谓‘悲惋宏壮，情事理境，无所不有’”。何焯在《义门读书记》[30]中评论该诗“小雅嗣音”[31]，盖其“情兼雅怨”。近人顾随先生在《驼庵诗话》[32]中说：“曹子建诗工于发端。诗情不够，只能工于发端。《赠白马王彪》诗情足够，故不露竭蹶之势。《赠白马王彪》好在不工于发端。‘谒帝承明庐’数句如旅行纪程，不是诗，但是诗，徐徐写来，力气不尽。此篇虽不工于发端，而到底不懈，乃曹子建代表作。”这种种评论表明：《陈注》选录该诗是极有理由的。

至于《送应氏诗》二首，“骨力甚健，与后来孙许不同”[33]；《七哀诗》，“情有七而偏主于哀，惟其所遭之穷也”[34]；《赠王粲》，“缱绻得风人之旨”[35]。由此说来，这几首诗被入选，是应该的。我们同意陈延杰先生的观点。

我们以为，《箜篌引》一诗，多忧叹生命之辞，实则“怨”滥于“雅”，虽说立意尚高，但尚不能称“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且该诗亦非“词彩华茂”。可以看看其中的诗句：“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实难以从中看出锺氏之评。后文：“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民谁不死，知命亦何忧。”我们更多是看到了子建的嗟叹，那是对人生短促的嗟怨。诗中流露出的这种“怨”，可以说是“赤裸裸的”，“雅”实则是难以寻觅。再看看入选的《公宴诗》。何义门评曰：“何等兴象”[36]。该诗写的是宴会，“兴”当然不足为奇。“词彩华茂”，亦是当之无愧，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然而，我们以为，锺嵘时期的诗风，对“词彩”的要求都很严，正如他在《序》中所强调的诗歌的做法当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丹彩”即是诗的表层，即词彩。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诗歌多是“词彩华茂”的。那么，为什么单单曹植的成就被认为如此大，诗歌能被列入上品呢？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曹植的品第当不是由其“词彩”来决定的，而是“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使得他“卓尔不群”、“粲溢今古”的。然而，我们从这首宴会诗中，几乎很难读到“情兼雅怨”的东西，甚至也难感受到奇高的“骨气”。综上所述，我们以为，作为有利于理解锺嵘对曹子建评价的 参考 材料，陈延杰先生选录《箜篌引》和《公宴诗》，不是很妥当的。

笔者认为，虽然《陈注》中在选录曹植之诗作为参考资料时存在如上所述的瑕疵，但总归是瑕不掩瑜，该著作仍然是 研究 《诗品》的必读，对《诗品》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 文献 ：

（1）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

（2）梁·锺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3）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1995年

（5）梁·沈约撰《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97年

（6）唐·李延寿撰《南史·锺嵘传》中华书局，1978年

（7）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8）宋·叶少蕴著《石林诗话》，《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

（9）明·谢榛著《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0）明·王世贞著《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

（11）明·胡应麟著《诗薮》，中华书局，1962年

（12）明·许学夷著《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3）清·乔亿著《剑豀说诗》，《清诗话续编》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4）清·章学诚著《文史通议》，中华书局，1956年

（15）清·王士禛著《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16）清·何焯著《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2000年

（17）清·方东树著《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8）清·沈德潜著《说诗晬语》，《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9）清·王士禛著《渔洋诗话》，《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20）清·冯班著《钝吟杂录》，《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21）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驼庵诗话》，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2）萧涤非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23）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

（24）张伯伟著《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注释：

[1]本文所依据的版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为文章行文方便起见，后文将其简称为《陈注》，均同，不再注出。

[2]清·乔亿著，《清诗话续编》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清·章学诚著，中华书局，1956年

[4]按：胡应麟此处所引锺氏之言，与原文不尽相同。《诗品》原文言：“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5]明·胡应麟著，中华书局，1962年，下文与此同，将不再注出。

[6]清·王士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7]参见张伯伟著《钟嵘诗品研究》第117页至第15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8]本文主要参考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下文凡涉及《文心雕龙》中的内容，所依据的均与此同，将不再注出。

[9]汉·班固著，商务印书馆1955年

[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1]清·冯班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2]明·谢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3]按：冯班在《钝吟杂录》中，首篇便是《古今乐府论》，既包括了文人乐府，当然也包括了民间乐府。而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亦有多则关于民间乐府之论述。如：有关《木兰辞》的（见第七则）、有关《紫镏马歌》的（见第十一则）等。此处不能详尽，所引只是为了说明锺嵘在品评诗歌时当不可忽视民间乐府。

[14]应璩（190—252），字休琏，汝南人。世称其“博学好文，善为书记”。其诗文“多切时要，世共传之”。（按：《文选》李善注引，《文章录》语）但应璩的诗大都散佚，今天学者一般认为仅存《百一诗》一首（昭明太子《文选》录）。由于其诗的散佚，很难对其予以确切评说。但考察前人对其评价，当知他的地位。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三处论及应璩，而就有两处提及《百一诗》。（参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之《应璩诗论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宋·叶少蕴著，《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

[16]按：《陈注》卷中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曰：“钟嵘《诗评》（即《诗品》）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藉、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从而《陈注》以为，“陶诗原属上品。迨至宋陈振孙着《直斋书录题解》，则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数陶公矣。”我们认为，《太平御览》乃北宋时期著作，其记录事情的真伪尚待确证。而根据一个没有十分把握的材料来断定其它论述，我们以为不是甚妥。本文依据世所流传的《诗品》之品第，以锺氏列陶诗为中品而论之。

[17]清·王士禛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8]清·沈德潜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9]清·方东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20]按：《诗品》原文“魏武帝魏明帝”条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称三祖。”是将魏武帝与魏明帝放在一起品评的。此处所引的只是有关对曹操的评价，余者舍去。

[21]明·王世贞著，《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后与此同，不再注出。

[22]岳麓书社，1995年

[23]见《诗品》中品“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条曰：“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24]参见《诗品》上品“魏侍中王粲”条曰：“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25]《陈注》曰：“未详所出。”今按：逯钦立辑《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三张华《诗》作：“清晨登陇首，坎壈行山难。岭阪峻阻曲，羊肠独盘桓。”

[2]6参见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7]沈约撰，中华书局，1997年

[28]按：《南史·锺嵘传》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我们以为，此说当不可轻信。

[29]明·许学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30]清·何焯著，中华书局，2000年

[31]按：《陈注》曰：“《史记·屈原传》曰：‘小雅怨诽而不乱’。按子建有忧生之嗟，故乐府赠送杂诗诸什，皆具小雅怨诽之致。”这更加印证了子建诗之“情兼雅怨”。

[3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33]何焯语，《义门读书记》，2000年

[34]同上

有关清明的诗篇9

一、通过故事创设情境

对小学生而言，中国的唐诗宋词虽然理解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但是教师可以改变课堂教学方式，如在讲解叙事诗之前，教师可以引入与诗歌相关的故事或者自创一些色彩浓厚的故事情节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比如，在讲解苏教版《芙蓉楼送辛渐》一诗时，教师可以用一段故事独白的形式创设情境，带领学生走进诗人王昌龄当时的内心世界，使学生理解诗人当时的心情，加深学生对古诗的印象。比如，生活离不开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朋友可以是我们的眼睛，带领我们领略世界的变换；朋友可以是我们的双脚，引领我们走进多彩的世界；朋友可以是我们的耳朵，带领我们聆听世间的美好音乐。人世间最伤感的莫过于许久没见的朋友在短短相聚过后各奔东西，从此天涯海角。因此，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朋友。本文作者王昌龄在送别好友之后，通过孤峙的楚山、浩荡的江水衬托作者内心的孤寂以及伤感，表达了作者对朋友无限的思念之情。对小学生而言，他们还不能够理解朋友之间的伤感之情，因此，教师要以简单明了的故事对白带领学生理解作者的思念之情，感受作者当时的内心世界，进而使学生把握诗意、领悟感情。

二、利用多媒体设备描绘画面，提升教学效率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加快，利用多媒体设备教学是信息化时展的主流之一。因此，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提升语文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比如，教师在讲解《清明》一诗时，首先，教师先用语言描述清明节的由来：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之为踏青节，也是人们纪念祖先的节日。在清明节这一天，人们主要通过祭祖和扫墓等形式来表达对祖先的思念之情。清明节从古至今已有2 500多年的历史，清明节的由来主要与我国的气候密切相关。古时有“清明风”之说，来自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一文中指出：清明节是将寒食节习俗与上巳节习俗融合的一种节日，有禁火冷食和祭扫坟墓之习俗。通过语言描述，不仅让学生知道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还让学生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利于中华传统节日的传承与发扬。

其次，教师回归古诗主题，《清明》一诗主要讲解诗人杜牧在清明节这天不能回家，使远在他乡的杜牧感受到浓厚的悲哀之情。但是杜牧的诗词都具有积极向上的作用，他并不过渡沉溺于悲伤中，而是努力调整心情，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事物，最终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鲜明生动的画面。因此，教师以多媒体计算机作为有效载体，在多媒体计算机上让学生自主地画出牧童、牛、杏花村、杏花树、天空、诗人、行人、道路等形象，帮助学生形象具体地理解古诗情感。“清明时节雨纷纷”点出这篇古诗的写作背景、写作时间、当时写作的气候环境条件等，教师可以在多媒体设备上打开清明节的相关网址，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清明节知识；“路上行人欲断魂”这句点明作者内心的悲伤情感，在路上诗人看见路人在坟墓旁边烧纸钱、扫墓等祭祀先祖的行为使他思想情绪高涨，教师可以在多媒体设备上描绘出路人吊念亲人，伤心欲绝的情景；“牧童遥指杏花村”中的牧童是全诗的关键人物，是帮助作者走出伤感情绪的指引人，因为“牧童遥指”把杜牧带入了一个鲜明生动的画面。因此，通过学生在多媒体设备描绘出牧童以及牧童指路的画面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将学生的情感与画面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视频教学，提升小学语文的古诗教学质量。比如，在课堂教学中播放与清明节有关的视频或者电影，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并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入殓师》和《岁岁清明》都是有关于清明节的电影素材。但是《入殓师》这部电影对小学生来说，难度有点大，不易看懂，因此教师可以播放《岁岁清明》这部电影。总而言之，视频教学不仅可以起到传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还可以帮助教师提升语文古诗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古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展现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还体现了我国古人浪漫抒情的艺术情怀以及饱满的思想情感。因此，作为小学语文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应该转变传统呆板的教学模式，利用情景教学方法使学生把握诗意、领悟感情，促使古诗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1.王立志，于永华.锤炼古诗经典，丰厚文化底蕴――浅谈小学语文古诗教学[J].中国校外教育，2015，26：138.

2.马玲棉.浅谈如何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J].学周刊，2015，17：147.

有关清明的诗篇10

    论文摘要:晚明女性诗坛崛兴,女诗人不仅振兴闺秀诗坛,而且争衡大家,以其卓绝的诗歌才华,创造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一段辉煌的历史。本文考察晚明女诗人的群体分布与构成、时代文化心理、诗歌创作艺术,揭现了晚明女性诗坛的概貌和诗歌创作特征。

    创作特征明万历朝以迄崇祯末涌现的女诗人达数百家之多,女性诗坛崛兴,令士林瞩目。晚明女性诗歌一直是明清文学研究较薄弱的领域之一。近人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论明代女诗人,仅摘录诗句,粗陈梗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关注一些明代女性曲家,未免轻视了女性诗歌的艺术和精神。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始较多地关注活跃在晚明文坛的一批女作家,有关研究呈现兴盛之势。本文择论晚明女诗人的群落分布和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意在初步显现这一时期女性诗坛的概貌和诗歌艺术特色。

    一、晚明女诗人的群落分布

    晚明女诗人的群体分布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女诗人集中在江南一带,北方籍的作家较少。江南区域人文发达,经济兴盛,文学世家林立,由此构成女诗人的渊致,涌现吴江叶氏、嘉兴黄氏、绍兴祁氏、嘉定侯氏、桐城方氏等女诗人群体,南京青楼女诗人构成的秦淮诗群也格外引人注目。下面分别予以简述:

    吴江叶氏女诗群。明末吴江叶、沈两大文化世家拥有沈憬、叶绍袁、沈自征、沈宜修、叶小莺、叶执执、叶小纵等数十位享誉文坛的作者,两家联姻,以沈宜修和叶氏三姐妹为中心形成叶氏女诗群,聚结着两大家族近20位女诗人,可谓群星璀灿。沈宜修,字宛君,适叶绍袁,率五女八子淡泊自守,诗词赓和,着有《鹏吹集》。宜修长女执执,字昭齐,工书法,有晋人风范,有《愁言集》一卷。次女小纵,字蕙绸,擅作杂剧、诗词,晚年自定诗集《存余草》。三女小驾,字琼章,十七而卒,有《返生香》一卷。以上四人外,叶氏女诗群还包括叶小繁、沈智瑶、沈静专、沈蕙端、张倩倩、李玉照、沈宪英、沈华贫、沈树荣、颜绣琴、红于等。崇祯九年(1636 ),叶绍袁编刻家集《午梦堂全集》。曹学侄读后惊叹不已,《午梦堂集序》中说:“余潜选明诗,如获拱璧。诅惟闺秀,足当大家。

    嘉兴黄氏女诗群。黄居中增辑徐兴公《笔精》卷五《诗文评·宫间》:“先师携李黄学士,家富青箱,人标黄绢,不独子姓为然也。女有闺秀林风,妇有郝法钟礼,玄心夙悟禅机,彤管并标女史。”黄学士指嘉兴名士黄洪宪。黄氏诗群可分作两支:一是黄洪宪子媳沈纫兰为首,黄淑德、黄双蕙、项兰贞、周慧贞等人组成。沈纫兰,字闲靓,有《效擎集》。纫兰仲女双蕙,字柔嘉,髻年喜禅,年十六而逝,诗词才华可比叶小莺,有《禅悦剩稿》。纫兰从妹黄淑德,字柔卿,通文史、音律,早寡,礼佛隐居。项兰贞,字孟碗,嫁黄卯锡,与姑母黄淑德相倡和,有《裁云草》、《月露吟》、《咏雪斋遗稿》。周慧贞,字艳芬,适黄婷,有《剩玉篇》。二是黄洪宪族女黄媛介为首,由黄媛贞、黄德贞等组成。媛介,字皆令,为闺塾师,甘于清贫,娴于诗画,意境简远,着《湖上草》。钱谦益《士女黄皆令集序》:“今天下诗文衰婚,奎璧间光气黯然。草衣道人(王微)与吾家河东君(柳如是),清文丽句,秀出西怜六桥之间。马膛之西,鸳湖之畔,舒月波而绘烟雨,则有黄媛介皆令。吕和叔有言:不服丈夫胜妇人。岂其然哉?媛介字皆德,有《卧云斋诗集》。媛介从妹德贞,字德辉,曾与归素英共辑《名闺诗选》,诗有《冰玉》、《雪椒》、《避叶》、《蕉梦》等集,二女兰媛、蕙媛,亦工诗词。

    绍兴祁氏女诗群。祁彪佳家族为绍兴文化世家,彪佳之妻商景兰,女德渊、德琼、德菌,子妇张德蕙、朱德蓉,率工诗词。黄运泰、毛奇龄《越郡诗选·凡例》:“闺秀则梅市一门,甲于海内。忠敏擅太傅之声,夫人孕京陵之德。闺中顾妇,博学高才,庭下谢家,寻章摘句。……闺阁风流,莫此为盛。”商景兰,字媚生,吏部尚书商周柞之女,着《香囊集》。在闺阁时与姊景徽倡和,及嫁祁彪佳,乡人目之金童玉女,《静志居诗话》:“祁公美风采,夫人商亦有令仪,闺门唱随,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彪佳投水殉国,景兰率祁氏妇孺“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溯古昔,衡论当世”。景兰长女德渊,字强英,着《静好集》。次女德琼,字修嫣,有《未焚集》。小女德茵及儿媳张德蕙、朱德蓉,亦工诗词。值得一提的是以祁氏家族为中心所聚结的一批越中女诗人:商景徽,字嗣音,有《咏雏堂集》;王静淑,字玉隐,有《清凉集》;王端淑,字玉映,辑《名媛诗纬》,着《吟红》、《留筐》、《恒心》等集。祁氏女性诗群的影响延至清初诗坛,严迪昌先生《谁翻旧事作新闻》冈一文已揭示一斑,此不赘述。

    嘉定侯氏女诗群。侯炯曾家族为明末嘉定文化旺族,拥有夏淑吉、姚妨俞、章有渭、盛蕴真、侯蔡宜等女诗人。淑吉,字美南,华亭人,夏允彝之女,嫁侯玄询,年二十一而寡,入佛门,更名神一,着《神一龙隐遗稿》。有渭,字玉演,出身华亭闺门唱和之家,嫁侯掇,有《燕喜楼草》。妨俞,字灵修,长洲人,嫁侯玄演,明亡,礼佛,法名再生,有《再生遗稿》。蕴真,华亭人,适侯澈,自号笠道人,有《寄笠遗稿》。蔡宜,字俪南,炯曾之女,有《宜春阁集》。1645年,酮曾携子玄演、玄洁坚守嘉定抗清,城破遇害。侯氏女诗人在明亡后共筑岁寒亭以唱和,并守节三十余年,先后卒。

    桐城方氏女诗群。明代桐城方以智家族,乃伐阅之家,一门清华,女性雅负诗文才能。方以智姑母方如耀,字孟式,工书画,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崇祯十二年(1639),清兵攻济南,张秉文率军抵抗,城陷,孟式投水而死。有《纫兰阁集》八卷、《纫兰阁诗集》十四卷。孟式之妹维仪,字仲贤,早寡,守志清芬阁,致力文史,有《清芬阁集》八卷、《楚江吟》一卷,编《宫闺文史》、《宫闺诗史》、《宫闺诗评》等。方以智早年丧母,由维仪抚教,其《合山栗庐占·慕述》云:“惟我二姑,一节一烈,《纫兰》、《清芬》,世传双绝,不负家学,伟哉闺阁!”孟氏从妹方维则,有《茂松阁集》,与孟式、维仪共称“方氏三节”。方以智生母吴令仪,字棣倩,琴棋书画,种种精妙,三十而卒,维仪搜其逸稿,刻传《献佩居遗稿》。方以智妻潘翟,字副华,桐城人,有《宜阁诗文集》四卷。此外,桐城方氏女诗群还包括吴令仪从兄吴道谦之女坤元,字璞玉,十岁能诗,与方维仪、章有湘齐名,有《愁添集》、《松声阁三集》。章有湘,华亭人,字玉筐,章有渭之姊,嫁桐城进士孙中麟,有《澄心堂集》、《望云集》等集。

    钱塘女诗群。晚明钱塘女诗人辈出,其中田玉燕、梁孟昭、顾若璞称誉一时。田玉燕,字双飞,田艺蕃女,与妹田飞燕俱能诗,有《玉树楼遗草》。梁孟昭,字夷素,有《墨绣轩吟草》一卷、《山水吟》一卷。《名媛诗纬》评曰:“夷素一代作手,为女士中之表表者。其长短诗歌,皆清新幽异,大小墨妙,远过前人。”虞净芳,虞淳熙之女,有《镜园遗咏》。顾若璞与梁孟昭相齐名,字和知,嫁黄汝亨之子茂梧,茂梧病段,若璞自称未亡人,有《卧月轩集》六卷。在顾若璞周围,又聚集着数位黄氏家族的女诗人:若璞子黄璨之妻丁玉如,字连璧,不仅能诗,且慷慨好大略;若璞弟顾若群之妻黄鸿,字鸿耀.有《广寒》、《闺晚吟》集。除以上数人外,钱塘女诗群还包括翁桓、陆么凤、张琼如等人。

    秦淮女诗群。万历朝以后,南京青楼女子喜耽诗词,参与文人唱和,构成秦淮诗群,其中以秦马湘兰、赵彩姬、朱无瑕、郑如英、董白、顾媚、卞玉京为着。马、赵、朱、郑四人号为“秦淮四美”。马守贞,字月娇,善绘兰,人称湘兰,性喜轻侠,与吴中名士王稚登相知,稚登评其诗“字字风云”、“闻者神飞”。有《湘兰子集》。朱无瑕,字泰玉,歌舞、文史、诗文、绘事无不兼擅,才华倾人,而性格沉静,有《绣佛斋集》一卷,诗意清新情至。赵彩姬,字今燕,有《青楼集》一卷,《笔精》卷二评其“五绝楚楚风流,音谐句适,亦平康之秀也”。郑妥,又名如英,字无美,丰姿冶丽,有《寒玉斋集》一卷、《红豆词》,小诗婉而多风,颇具匠心。

    吴门二大家。长洲陆卿子和徐媛,出身名门,嫁与名士,并擅文辞,相互唱和,时称“吴门二大家”。《列朝诗集小传》载:“小淑多读书,好吟咏,与寒山陆卿子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流传海内,称吴门二大家。”陆卿子,名服常,陆师道女,嫁松江赵宦光,偕隐苏州寒山别业,着有《云卧阁集》、《考架集》四卷、《玄芝集》四卷。徐媛,字小淑,徐时泰女,嫁范允临,着《络纬吟》十二卷。董斯张(徐姊范夫人诗序)称:“相敬如宾,或回文唱和,扬论古今;或亮月半天,川岩在览;或名花照槛,节序关心。每拈一题,夫子辄书之。”

    此外,晚明还有一些较值得注意的女诗人群体,包括三水文氏:文翔凤之妹工诗能文,有《君子堂集》、《九骚》;翔凤之妻武氏,三水人,能诗,卒于崇祯初;翔凤继室邓氏,敬慕翔凤才名,伉俪唱随。华亭张氏:王凤娴,字瑞卿,华亭人,嫁宜春知县张本嘉,有集《焚余草》、《续草》;凤娴长女引元,字文妹,又字蕙如,着《贯珠集》;引庆,字媚妹,与姊引元唱和,有《双燕遗音》一卷。上元卞氏:吴山,字文名,当涂人,嫁上元卞琳,以诗闻名四十徐年,有《西湖》、《虎丘》、《广陵》等集,汇编《青山集》,魏禧作序;吴山长女卞梦任,字玄文,号篆生,工诗词,母女唱和,有《绣阁遗草》、《西怜闺咏》;吴山次女卞德基,上元人,诗词之外,兼善绘事。

    二、晚明女诗人的时代文化心理

    在阳明心学、三教合一、市民思潮流行之下,晚明形成张扬个性的社会思潮,给女性解脱历史的束缚带来新的机遇。总体而言,晚明女诗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相较明初、中叶,变化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