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名言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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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儿名言篇1
笛卡儿，法国17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天才的数学家。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笛卡儿的哲学思想自成一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被黑格尔称为“现代哲学之父”。他确立的方法论是理性思维的里程碑，被牛顿等科学家一次次应用。他是第一个完整表述惯性定律和动量守恒的科学家。他解释了视力失常是由于晶状体的变形，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他发明的直角坐标系成为有史以来最简单实用的数学工具。他创立的解析几何是连接代数与几何的桥梁，将曲线与方程融为一体，创造了近代数学的奇迹。
笛卡儿的爱情同样令人动容，他对情感的执着、专一，一如他追求真理的脚步。
笛卡儿富有传奇，奔波的一生注定了他的爱情宿命。相传由于法国流行瘟疫，笛卡儿颠沛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一天，背井离乡，疲惫不堪的笛卡儿正走在大街上，一群贵族打扮的女子从她身边路过，笛卡儿引起了其中一位18岁少女的注意，这个天真烂漫、美丽多情的姑娘就是后来成为瑞典女王的小公主克里丝汀。在宫廷脂粉成堆，香艳成风的氛围里，公主却一尘不染，这个可爱的姑娘独独钟情于数学，也不知是谁渲染了她的灵魂，让她的心底如此澄澈，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在美仑美奂的点线面的世界眷顾，痴迷。这次偶然的邂逅让慕名的小公主如获至宝，邀请笛卡儿当了她的专职老师。
笛卡儿倾其所有，教授克里丝汀数学知识，聪慧的她飞速进步着。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在互相欣赏和仰慕中，他们渐生情愫，爱情不期而至，将两颗心紧紧相连。
很快，国王知道了两个人的恋情，勃然大怒的国王要将笛卡儿处死，公主以自缢相威胁，国王无奈，只好将笛卡儿放逐回法国，公主也被国王软禁起来。回到家乡的笛卡儿开始频频给公主写信来寄托思念之情，可是这些信笺到了国王那里全部被扣下。由于对瑞典寒冷的气候不适应使得笛卡儿身体变得孱弱，远离公主的他更被思念折磨得伤心欲绝，很快就病倒了。虽然收不到公主的任何消息，但病中的他仍然固执地给公主写信，相思之痛是何等消磨人！就在他发出第十三封情书之后，一代科学巨匠，伟大的天才笛卡儿逝世了……这封情书到了老国王的手里，按照惯例他将信拆开查看，可是发现这封信不似以往的情意绵绵，信纸上没有只言片语，只有一个奇怪的数学公式：r(θ)=a(1-sinθ)，国王看了半天也看不懂，摸不着头脑，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儿自从被软禁之后一直郁郁寡欢，又听说笛卡儿已经病得快不行了，终于把这封最后的情书交给了公主。公主悲喜交加，分别的痛楚中，知道爱人也在思念着自己！看着这封特别的情书，开始用笛卡儿教过她的，只有两个人才懂的平面直角坐标系解这个公式，很快公主得到答案，一颗代表爱情的心形线跃然纸上。
笛卡儿用他揭示真理的金钥匙描绘出对公主的爱恋，她用智慧解开他精心编织的爱情密码，泪水夺眶而出……不久老国王去世了，克里丝汀继承了王位，当了瑞典女王，她立刻派人到欧洲四处寻找笛卡儿，可是斯人已逝，空留遗恨在心间……
笛卡儿名言篇2
大哥：
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回信，你的话让我更加懂得了生活的意义，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才能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生活，才能更加热爱这个世界
昨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内心的自由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只要充分锻炼想象力就可以，对这种说法，我无法在心里完全接受，但又找不到更恰当的方式，这让我很苦恼。我也听到有人说，内心的自由嘛，就是自己想什么就是什么啊，不必关心别人是怎么看的，相信自己就是了。我仔细地思考，觉得这种说法也不能让我完全信服，所以感到更加无所适从了。因为这些说法，与大哥曾经给我讲过的内心境界相去甚远，根本没法相比。虽然以前我没有完全领略，但可以模糊地感知，你所说的内心自由一定比这些更为深邃，更为崇高。所以，我对于这些说法，始终持着怀疑态度，不敢接受。可是，我又实在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希望大哥能再次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万分感谢！
祝你愉快！
李建
2008年12月7日
李建：
你好！
来信已阅，只要能帮上你，我也会感到很喜悦，因此不必客气。你现在的改变让我感到很欣慰。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究竟怎样才能拥有自由的内心吧！在我看来，要想拥有自由的内心，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而且走得通，那就是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自由才有可能
有这样一个故事：1618年的一天，在荷兰的希雷达城，城门边围着叽叽喳喳的人群。原因是城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道数学难题，向群众征询答案。一个讲法语的年轻军官认真地看着、听着，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却又不完全了解。他请求旁边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帮他把这道用荷兰文写的难题译成拉丁文或法文。那人非常不耐烦，根本不相信这个青年军官能解答出来。不过出于礼貌，他还是口译出来了，言语间不乏讥讽的意味。谁知两天之后，那个军官竟把正确答案送到了他面前，他大吃一惊，对青年军官不免刮目相看。于是两人攀谈起来，十分投机，才知道这个青年军官就是勒内・笛卡儿，而那位为他翻译的人就是著名学者贝克曼。
笛卡儿是法国人，1596年3月31日出生于贵族家庭，自幼体弱多病，但学习很刻苦，又很聪明，喜欢思考。1616年，20岁的笛卡儿便以最优秀的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他决心出外游历，去读世界这本大书。当兵是当时一种最简便、最经济的旅行方式，于是他选择了入伍。遇上了贝克曼后，二人成了莫逆之交。贝克曼对笛卡儿影响很大。他说：“他，把一个业已离开科学的心灵，带回到了最正当、最美好的路上。”贝克曼唤起了笛卡儿对科学的兴趣。
1625年，笛卡儿结束游历，开始作科学研究。他知道自己的思想与教会格格不入，在法国很容易被视为异端。于是他于1628年迁居到资产阶级已经掌权的荷兰，直到1649年。他创作了数学史上划时代的《几何学》和哲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记》。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的思想精髓。思想是人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与行尸走肉无异，完全没有生存的意义，笛卡儿认为思想才是人类存在的依据。一个有思想的人才能获得人格意义上的独立，不依附于人，从而真真切切地实现自我。
有思想、会思考几乎成为成功人士的标志。思想是一个隐藏在人头脑中的宇宙，蕴涵着无穷的力量。一个有思想的人遇到问题或迷惑时，不会完全依赖别人的决策，或者在书本和陈规中寻找答案，而是在“听人说”和“看书”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辨别真假。
把一只蚂蚁放在平整的有限平面上，它要从A点爬到B点去，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平面上放一块隔板，把A、B两点隔开，蚂蚁看到平面被分割了，A和B点不在一个平面即二维空间里，所以它不能到达目的地。但对于一只蚊子而言，由于它的视野是在三维空间中，跳出了二维空间的局限，所以就很容易看到其他到达目的地的通道。
同样，人的思想越开阔，视野越宽广，成功的几率就越高。既然二维空间有局限，就必须突破它，在更深远的空间和层次上思考问题。俗话说，井水挑不干，脑子越用越灵活。思考得越多，思维能力越强，分辨事物的能力也就越强，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任何价值都比不上独立思考的价值，一切创造都源于独立思考。
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那些古老的典籍就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会毫无意识、自然而然地怯懦下去，渺小下去，裹足不前。没有独立的思考精神，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缺陷，既愧对自己，也愧对“人是地球上的花朵”这一称号。
思考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里，思考得越多，人的精神家园就越趋于完美，“学而不思则罔”，两千多年前的圣人便为我们作了警示，要想不迷惑，就必须思考；庄子更是凭借大胆的想象和超常的思考，在心中建构起一个理想王国：几千里长的鲲在北冥里遨游，翼若垂天之云的鹏怒而飞。如果不是深入思考，一个自由落下的苹果与万有引力定律，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事物怎么会联系在一起？被誉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用概念思维将创造性思维发挥到极致――从思考一个人追逐光速与光波的关系，到进行一种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创造性思维。如果他提出了相对论便浅尝辄止，不再思考推广，或是因别人的否定而放弃，今天的物理学界肯定会留下深深的遗憾。
我国当代作家巴金，则用他的笔和他的声音，贡献出了由血与泪凝聚、由心与思锤炼而成的真知灼见。他说：“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作为思考者的巴金，就是冲破“套子”的人，不仅冲破别人设置的套子和禁忌，也冲破自己的思想樊篱。巴金说：“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又不得不解剖自己。”思考的过程，是探索、认识和解剖的过程――对社会、对自己的解剖和认识。很多人对时代和历史有很多言之有理的看法，却没有勇气和途径解剖和认识自己。但是，积小流而成江河，积小隙而溃长堤。我们必须思考自己，解剖自己，认识自己，同时承担自己的那一部分，不可以时代和外部环境为借口，为自己的懒惰、人云亦云和随波逐流寻找借口。
独立的人在遇到问题或困难时，不依赖别人，往往自己独自思考或用行动解决问题。但并不是说具有独立性的人一点儿也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而是指他自己判断别人的意见，不再轻信与盲从。许多高中生一直盼望着独立的到来，希望自己能够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看自己喜欢看的书，不用老师或家长在旁边催促。然而，独立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因为独立不仅包含了行动的自主，更是指精神上、思想上的自由，当你想独立的时候，你必须作好承担因自己的判断失误而可能付出代价的准备。尽管困难重重，但只要我们努力坚持，世界上便没有不可攀越的高峰，那就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开始，学会独立思考，让自己的内心更加自由，好吗？
祝你进步！
笛卡儿名言篇3
黄昏，当荷尔德林一个人站在窗前，望着窗下轻轻流过的内卡河和周围美丽的晚景时，他是否会突然记起他生命中曾经历过的美好?是否会记起那个美丽的倩影，那曾经使他陷入爱情的幸福与疯狂的女人――笛奥提玛(苏瑟特)是否会在嘴角露出一丝回忆时幸福的微笑?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于1770年出生在德国施瓦格地区内卡河畔的一座小城。幼年时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那时，他已经体现出对音乐和诗歌艺术超凡的领悟力。这二者陪伴了他的一生，包括那段幽暗的疯狂岁月。也是从那时起，他渐渐形成了高贵、优雅、宽广、温柔而又多愁善感的性格。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性格使他如此容易地陷入诗的梦幻之中。在梦幻中，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给了他自我的欢乐、孤独的幸福，也给了他苦涩的感伤和致命的绝望。
命运是捉弄人的东西，它将诗人的天分赐予了荷尔德林，同时也将他引向了图宾根大学神学院，把他抛入了一种扼杀生命活力、抑制个性自由的刻板的生活。这给荷尔德林造成了莫大的痛苦和深远的伤害。但那时的荷尔德林并没有完全被神学院死气沉沉的生活所吞噬，他刻苦学习了各种古典语言，尤其是希腊语，这为他以后研究古希腊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从那时起，他已经开始构思他的《许佩里翁》。
大学毕业后，荷尔德林离开了符腾堡王国，到了黑森公国法兰克福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里做了一名家庭教师。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笛奥提玛――影响了荷尔德林日后命运的女人――这个家族年轻的女主人苏瑟特。很快，这位女主人就被英俊而温文尔雅、青春而略带感伤、内心纤细却又灵魂放荡不羁的荷尔德林吸引住了，并深深地爱上了他。与此同时，荷尔德林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充满激情、活力四射而又美丽多情的女人。他们彼此将自己全部爱的能量倾注向了对方，他们完全陷入了无可救药的爱的迷狂之中。
这份爱注定不会长久，然而耽于幻想、陶醉于非现实的梦幻世界的荷尔德林，全然顾不上这些了。他试图躲在自己营造的世界中，将一切现实的、可能的残酷抛之脑后。然而，就如同他们的爱情不会长久是注定的一样，一个实实在在的活人必须最终要面对现实世界也是注定的。笛奥提玛的丈夫最终发觉了他们的私情。荷尔德林不得不走出他的幻象之塔，接受世界的真实，他只能选择离去，离开他热恋着的笛奥提玛，别无它途。分离对荷尔德林和笛奥提玛无疑都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从那时候起，荷尔德林的精神状况已经不怎么正常。”在荷尔德林精神失常期间惟一的、持久的伙伴魏布林格如是说。这是可以想见的，尤其对荷尔德林，这样一个永远活在自己的内部世界，用生命感受一切的诗性之人，这种伤害带有摧毁性。因为这无疑意味着，被荷尔德林视为生命的“美”离他而去了，笛奥提玛就是荷尔德林苦苦追寻的美的化身。这一点在荷尔德林的诗性小说《许佩里翁》中有明显的体现。
同荷尔德林自己一样，《许佩里翁》中的主人公同样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双向撕扯之中；同作者本人一样，许佩里翁同样耽于幻想，活在茫茫无尽的内心迷惘、忧伤与痛苦之中。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其实许佩里翁就是荷尔德林，是荷尔德林将自己的生命诗性化的结果(其实何需诗化，荷尔德林的生命原本就是诗化的)。而诗中许佩里翁与笛奥提玛的爱情同样也是荷尔德林与苏瑟特爱情的写照。许佩里翁经过现实中的苦苦追寻后，得到的却只有迷惘与失望，终于他见到了他的笛奥提玛，他生命的火焰终于再一次熊熊燃烧了。诗中，当许佩里翁第一次见到笛奥提玛时，爱情之火就在他的心中燃起了：“唉!她在场使一切变得神圣而美好，无论我往哪看，无论我触及什么，她的地毯，她的靠垫，她的几案，一切都与她神秘地联着。在这儿她第一次呼唤我的名字，在这儿她本人走近我，她纯洁的气息拂过我静听着的生命!”
笛卡儿名言篇4
关键词：笛卡尔；理性；主体性；普遍怀疑；我思故我在
正如斯通普夫所说：“虽然哲学很少以极其突然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方向，但有因为新的关注和新的重心而把自己与刚刚过去的时代清晰地区别开来的时候。这就是17世纪大陆理性主义的情况，它的创立者是笛卡尔，而它的新方案开始了所谓的近代哲学。”笛卡尔的历史功绩毋庸置疑。虽然在当代对于笛卡尔等所建立起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主体性”思想原则的批评不断，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批评家们没有一个相信笛卡尔的结论（身心二元论、天赋观念说等），却仍沿用了笛卡尔的方法——主体的理性分析（在他们的批评中，既不能没有“我在”，也不能没有“我思”）。同时我们也应该警觉，“奴颜婢膝地抄袭笛卡尔，那将是对他的背叛。”笛卡尔带给我们的智慧，正是我们能够“超越”笛卡尔的可能性所在。因此，对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体性思想的探微，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普遍怀疑——理性的在场
笛卡尔通过自身的理性去追求真理，因此他的工作开始于“普遍怀疑”。很显然，他首先对自身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认知做出了一个认真的反省。正如他在第一沉思的第一句话所说的，“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的、十分不可靠的”。笛卡尔是在欧洲最著名的学校之一——拉弗莱施公学中受教育的，但他认为学校的教育只能加重他的烦闷，求学除了越来越使他觉得自己无知外，没有什么好处。在学校里学到的古典文、诗歌、神学包括哲学，都对于人理性能力所能达到的真理没有任何帮助。因此，他转向了“世界这本大书”。笛卡尔经过了长达10年的游历生活，在实践中，却发现了人们同样存在着众多的意见分歧。
因此，笛卡尔决定，“不再过于相信我仅仅通过榜样和习惯所确信的任何东西。”他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鉴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
在《谈谈方法》一书中，笛卡尔把自己追求的认识的确定性的方法概括为著名的四条方法论原则。其中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通地复查，做到确信无疑。由此，笛卡尔考察了所有原来被当作真实的东西而接受下来的知识，即“普遍怀疑”。
笛卡尔首先开始怀疑感官的可靠性。这一点是比较容易质疑的，比如说模糊的地方或者很远的东西上能骗过我们。不过，笛卡尔的理性并没有马上走得很远，没有怀疑一些清晰明白的东西。但是，睡梦却打破这一情况的明晰性。笛卡尔说：“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来。”也就是说，睡梦和清醒我们的感官都能给我们一套信息，但我们无法确定哪一套是真的，因为我们不清楚什么时候是醒着，什么时候在做梦。因此，感知无法给我们带来可靠的知识。
其次，需要感知经验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科——“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但是像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似乎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它们不大考虑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无论是否在睡梦中，二加三都等于五。但是笛卡尔又无法确定是不是上帝故意不让我们出差错，因为上帝仅仅是“被人说成至善的”。
最后，笛卡尔假定上帝不存在也是可以的。他假定了一位用尽机智来骗我们的妖怪，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笛卡尔出于对于被骗的恐惧，在第一沉思中，将理智发挥到极致，对人的认知领域相关的“感觉、错觉、幻觉、精神病或癫狂”试图做出一种“搁置”。但这种理性上的努力是十分艰难的。因为理性要求我们的清醒，但是“虚构”的日常现状却不断地把我们拉入“梦境”。
在这个阶段，笛卡尔的理性（“怀疑”）做了一个艰难的工作——他要与过去决裂并给哲学一个新的起点，笛卡尔的真理体系确切地说是从他自身的理性能力引申出来的。理性在此以拒斥谬误、与权威决裂的态度在场，但这里的隐藏的态度是：怀疑仍是为了追求真理的确定性。这一点是笛卡尔与堕入虚无的“怀疑论者”根本不同的地方。
二、我思故我在——主体性的确立
在第一沉思中，理性虽然横扫四方，但同时也随时面临着步入虚无的困境，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这是一次“真正的思想历险”。笛卡尔正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幸运的是，笛卡尔早已找准了方向。这就是笛卡尔的“阿基米德的点”——“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在第二沉思说到：“…我曾说服我自己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精神，也没有物体；难道我不是也曾说服我相信连我也不存在吗？绝对不；如果我曾说服自己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仅仅是我想到过什么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普遍怀疑”在第一沉思中似乎说明了认识的对象都是值得怀疑的，就在走向深渊的那一刻，“怀疑”发现了“我”，尽管“我”也是认识的对象，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始终是“怀疑”的主体。也就是说，“我”能够去怀疑天、地、事件万物甚至上帝，但是当“我”怀疑自身的时候，就会得到明晰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发现了“我”。这种明确无比的认识上的确定性，终于使得笛卡尔发现了真理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继而可以引出一条基本原则，“凡是清楚分明地领会的东西都是真的”。
很显然，在这里，“我在”并不牵扯到任何物质性的存在。这也是仅仅从汉译的字面上带给我们最大的理解。一些学者还以“我思故我在”做出了一些批评，比如说举一些婴儿这类个体的例子，说明“我在”与“我思”关联的非因果性。事实上，“这里的‘在’始终不过就是‘思’，这是笛卡尔沉思的真正秘密。就‘我思故我在’而言，他始终停留在‘思’的内部”。
“我思”的思是怀疑，一种理性工具；而“我在”的思却要排除怀疑，达到明晰的确定性。所以在此，笛卡尔所发现的“我”还未达到通过“上帝”证明的“身体”，还停留在思维层面。笛卡尔只能说，“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笛卡尔确定的一个思维的东西并不只包括理性。笛卡尔问道：“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笛卡尔并非严格的“理性主义者”，包括他的最重要的方法“理性直观”，调动的也不仅仅是理性能力，同样包括感知、想象、回忆等因素。笛卡尔所要确立的主体——“我”，或许更看重也更信任“理性”能力，这里面的原因或许更多是向蒙昧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尔所要确认的“理性”主体并没有所谓的“非理性”的因素。
笛卡尔所确立的“我思故我在”是通过“理性直观”而确立的，而这样的具有明白无误特性的“我在”是具有正当性的，即“主体”在笛卡尔的理性考察中获得了确立。我们虽然可以注意到，笛卡尔在“主体性”理论的验证中理性工具的使用，使得“主体性”的理性主义的本质倾向越发明显；但是从笛卡尔的论述中却不能找到“主体性的本质是理性主义”这样的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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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笛卡尔 著. 谈谈方法[M]. 商务印书馆，2000.
[3][美]S.E.斯通普夫，J.菲泽 著.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4]叶秀山 王树人 总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M]. 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5] 冯俊 著.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 俞吾金. “我思故我在”存疑[N]. 解放日报，2011年12月24日第006版.
注 释：
[美]S.E.斯通普夫， J. 菲泽 著.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202.
冯俊 著.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序9.
[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16.
[美]S.E.斯通普夫， J. 菲泽 著.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203.
[法]笛卡尔 著. 谈谈方法[M]. 商务印书馆，2000：16.
[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18.
[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0.
[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2.
叶秀山 王树人 总主编.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M]. 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7.
[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5.
冯俊 著.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6.
俞吾金. “我思故我在”存疑[N]. 解放日报，2011年12月24日第006版.
笛卡儿名言篇5
关键词：数学史；高中数学；育人价值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概念、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联系的一门学科。随着数学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数学史越来越受到数学教育教学工作者的重视。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明确将《数学史选讲》列入选修课程系列，要求学生“体会数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加深对数学的理解，感受数学家的严谨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这一“纲领性文件”将对数学史教学及数学教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蒙在数学史这颗明珠上的灰尘逐渐散去。数学史教学作为数学教学中闪亮的、不可替代的部分将在数学教育中闪耀它璀璨的光芒。 新课程中的数学史教学不同于以往在数学课堂中穿插零星的数学史内容，它既与数学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是一门全新的课程。 下面笔者从四个方面对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的育人价值进行阐述。
[?] 以史激“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就大多数中学生而言，数学与其他学科相比确实是比较抽象、枯燥和乏味的，如何把数学课讲得引人入胜、生动活泼就成为数学教师的一大挑战。 教师都有这样的经验：学生如果能知道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那么就能较好地掌握知识。数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必有其前因后果，作为数学教师，不仅要透彻地了解他们所教的那一部分数学，更应该从宏观上来认识数学知识的发生与发展，从而能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进而能教其所以然。 只要我们适时、适当地加以引导，是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的。 所以我们在选择数学史内容时，可考虑一些趣味数学史话。
案例1：概率论的诞生
讲概率前可将数学家帕西奥里于1494年发表的《算术、几何、比和比例摘要》中的问题抛给学生。 公元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帕西奥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设在一场中要胜六局才算赢。 在一个赌徒胜了5局，另一方胜了2局的情况下，赌局被中断，赌金应该怎么分？帕西奥里认为，应该按5∶2的比例把赌金分给双方。 半个世纪后，意大利数学家卡尔丹等人又研究了这个问题，而卡尔丹则认为应该是10∶1，到底谁的对呢？
在这个问题的探求中引入概率论的内容学生会非常认真地学习的。 学生感到他本人正在探索一个曾经被数学家探索过的问题，或许这个问题还难住了许多有名的人物，学生会感到一种智力的挑战，也会从学习中获得成功的享受，这对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可以介绍一下概率论的诞生过程。 公元1651年夏天，有“数学神童”之称的著名数学家帕斯卡在旅途中偶然遇到了赌徒梅累，他向帕斯卡请教了一个亲身所遇的“分赌金”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一次梅累和赌友掷骰子，各押赌注32个金币。 梅累若先掷出三次“六点”，或赌友先掷出三次“四点”，就算赢了对方。 进行了一段时间，梅累已掷出了两次六点，赌友也掷出了一次四点。 这时，梅累奉命要立即去晋见国王，只好中断，那么两人应该怎样分这64枚金币呢？
这一问题引发了帕斯卡的浓厚兴趣。他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思考并把自己的想法于1654年7月29日写信告诉他的好友费马――一位被后人尊称为“业余数学家之王”的伟大人物。 随后，两人一起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这段极其有趣的通信中，两人不但各自给出了问题的正确答案，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出了一门新学科的一些基本原理。 可以说，由上述问题而引起的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通信，开创了概率论研究的先河，并由此宣布了一门全新数学分支――概率论的诞生。 帕斯卡和费马也因之成为这门数学理论的当之无愧的先驱。
[?] 以史励“志”，锻炼学生的学习意志品质
现在的中学生如同温室中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在家集千般宠爱于一身，娇生惯养，导致他们在生活上意志薄弱，在学习上表现为畏难怕繁，不肯多花时间多下苦功学习，遇到一点小挫折，便一蹶不振，缺少持之以恒的精神，所以培养学生顽强的学习意志，帮助学生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便成了我们教师的一大重要任务。 教学中，我们可以抓住恰当的时机，介绍著名科学家的成功与失败，科学研究中的曲折与反复，科学家逆境奋斗，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感人故事，以此教育学生，感化学生，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学习意志的目的。
案例2：欧拉的故事
学生在初学函数时，对函数的抽象性难以理解，各种关系非常头疼，不愿多动脑，多动笔，这时不妨介绍一下数学家欧拉的故事。 欧拉是数学史上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数论、几何学、天文数学、微积分等多个数学的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欧拉是科学史上最多产的一位杰出的数学家，据统计他那不倦的一生，共写下了886本书籍和论文，其中分析、代数、数论占40%，几何占18%，物理和力学占28%，天文学占11%，弹道学、航海学、建筑学等占3%，彼得堡科学院为了整理他的著作，足足忙碌了四十七年。
欧拉著作的惊人多产并不是偶然的，他可以在任何不良的环境中工作，他常常抱着孩子在膝上完成论文，也不顾孩子在旁边喧哗。 他那顽强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使他在双目失明以后，也没有停止对数学的研究，在失明后的17年间，他还口述了几本书和400篇左右的论文。 19世纪伟大数学家高斯曾说：“研究欧拉的著作永远是了解数学的最好方法。”
将这些事例引入数学课堂教学，虽然花去的时间不多，但科学家的人格力量将会影响学生，感染学生，启发教育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决心和信心，培养他们坚强的学习意志，进而塑造完美的人格。
[?] 以史创“新”，利用数学史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学过数学的人也许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开始接触用符号表示一些概念时，如对数符号、极限符号等等，总会出现一些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表示，它们从何而来，一时难以理解、接受，而教师又不再作任何解释，说个明白，所以大家只能不情不愿、稀里糊涂地接受。 又如一些定义、定理等，教师也是不论证它们如何得来的，大家也只好死记硬背这些东西了，难以灵活运用。 其实，数学既是创造的，也是发现的，大到这门科学本身，小到一个定义、定理、数学符号，它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出于某一种思考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过：“一门科学的历史是那门科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科学只能给我们知识，而历史却能给我们智慧。” 为此，我们的数学教育应当努力还原、再现这一发现过程，从数学家的废纸篓里寻找知识的源泉。
案例3：笛卡儿创建解析几何
在讲“解析几何”时，可以介绍笛卡儿探究解析几何的故事：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解析几何学奠基人之一）因为孱弱多病，只能早晨在床上读书，由此养成了喜欢安静、善于思考的习惯。 1612年，17岁的笛卡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普瓦捷大学攻读法学。 艰苦的脑力活动，使体质虚弱的笛卡儿病倒了。 他躺在病床上，却依然在思索着数学问题。 突然，他眼前一亮，原来在天花板上，一只蜘蛛正忙忙碌碌地在墙角编织着蛛网。 一会儿，它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一会儿又顺着吐出的银丝在空中移动。 随着蜘蛛的爬动，它和两面墙的距离以及地面的距离也不断地变动着。 这一刹那，一种新的数学思想萌动了，困扰了他多年的“形”与“数”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 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性格一向很内向的笛卡儿兴奋得不顾虚弱的病体，一骨碌从床上滚下来，迫不及待地将这一瞬间的灵感描述出来。 他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如果在平面上放上任何两条相交的直线，假定这两条线互成直角，用点到两条垂直直线的距离来表示点的位置，就可以建立起点的坐标系。 笛卡儿还用代数方程描述几何图形，用几何图形表示代数方程的计算结果，从而创造出了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题的一门崭新学科――解析几何学。 解析几何的诞生，改变了从古希腊开始的代数与几何分离的趋向，从而推动了数学的巨大进步。
[?] 以史培“情”，利用数学史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
通过介绍我国数学的光辉成就以及数学家在数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责任感。 中国数学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历代杰出的数学家，不但有能够与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独特成就，而且有吸收世界数学先进思想，为数学献身的不屈斗志。 我们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有计划地渗透数学史，使教学更生动，更富有吸引力。
案例4：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
古有刘徽的“割圆术”，祖冲之的关于圆周率的计算和令人称道的“勾股定理”；今有饮誉海内外的数坛传奇巨星华罗庚的“华氏定理”和离“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的陈景润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辉煌成就。 在讲授合情推理中的归纳推理时，教师可以引入数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再向学生简要介绍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登峰造极的成就。 介绍他凭着超人的意志，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屈居于六平方米的小屋，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几麻袋的草稿纸，在枯燥的计算论证中寻找快乐，探索真理。 1966年，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取得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世界领先成果，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与一个自然数之和，而后者仅仅是两个素数的乘积（即‘1+2’）”。 该证明结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之为陈氏定理。 哥德巴赫猜想1742年由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用数学语言可简述为：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即“1+1”）。 陈景润的证明结果距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 1978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述了陈景润甘于寂寞、不畏艰辛、勇攀科学高峰的感人事迹，极大地激发了中国青年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向往、热爱和追求。
笛卡儿名言篇6
――村上春树
《挪威的森林》
风靡60年代的甲壳虫乐队唱出了名闻世界的曲子Norwegian Wood。“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香波的气味，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这些组成了村上春树的世界。那是一种微妙的，无以名状的感受，贴己而朦胧，撩人又莫名。1987年村上春树就以《挪威的森林》为书名写了这本青春恋爱小说。
主人公渡边以第一人称展开他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渡边的第一个恋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后来木月自杀了。一年后渡边同直子不期而遇并开始交往。此时的直子已变得娴静腼腆，美丽晶莹的眸子里不时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阴翳。两人只是日复一日地在落叶飘零的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或前或后或并肩行走不止。直子20岁生日的晚上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远在深山里的精神疗养院，期间渡边结识了绿子，两人日趋熟稔。后来渡边前去探望时发现直子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丰腴与娇美，渡边在离开前表示永远等待直子。
绿子的父亲去世后，渡边开始与低年级的绿子交往。绿子同内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这期间，渡边内心十分苦闷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缠绵的病情与柔情，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绿子大胆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不久传来直子自杀的噩耗，渡边失魂落魄地四处徒步旅行。最后，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摸索此后的人生。
《海边的卡夫卡》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自称名叫田村卡夫卡的少年，卡夫卡四岁时，母亲突然失踪，带走了比卡夫卡年长四岁、其实是田村家养女的姐姐，不知何故却将亲生儿子抛弃。他从未见过母亲的照片，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十五岁生日前夜独自离家出走，乘坐夜行长途巴士远赴四国。出走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父亲所作的比俄底浦斯王还要可怕的预言：尔将弑父，将与尔母、尔姐交合。
仿佛是命运在冥冥之中引导，他偶然来到某私立图书馆，遂栖身于此。馆长佐伯女士是位五十多岁气质高雅的美妇，有着波澜曲折的神秘身世。卡夫卡疑心她是自己的生母，佐伯却对此不置可否。卡夫卡恋上了佐伯，并与之发生肉体关系。
小说还另设一条副线，副线的主角是老人中田，他在二战期间读小学时，经历过一次神秘的昏迷事件，从此丧失了记忆，将学过的知识完全忘记，甚至不会认字计数，却获得了与猫对话的神秘能力。中田在神智失控的情况下杀死了一个自称焦尼・沃卡、打扮得酷似著名威士忌酒商标上所画的英国绅士的狂人，一路搭车也来到此地。
小说共分49章，奇数章基本上用写实手法讲述卡夫卡的故事，偶数章则用魔幻手法展现中田的奇遇。两种手法交互使用，编织出极富虚构色彩的、奇幻诡谲的现代寓言。佐伯是将这两个故事联结为一体的结合点，而弑父的预言似乎最终也未能避免，因为狂人焦尼・沃卡居然是卡夫卡生父乔装改扮的，真正的凶手也并非中田……
《舞！舞！舞！》
《舞！舞！舞！》被誉为《挪威的森林》的姊妹篇，内容与他的另一部小说《寻羊冒险记》相衔接。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和人心灵的扭曲以及在这种社会中人精神的孤独和生命的脆弱，在手法上现实与虚幻交织，艺术水准高超。
小说描写一个离婚男人的生活奇遇。“我”，一位34岁的离婚男人被女郎“喜喜”要求在寒碜破旧的海豚宾馆投宿，之后“喜喜”却不知所踪。当“我”再回到海豚宾馆，却发现这里已焕然一新。“我”在此对女服务员由美吉产生好感，并邂逅13岁女孩“雪”。
后来我送临时被母亲抛下的“雪”回东京，偶遇已成超级影视红星的高中同学五反田。五反田叫来两位高级女郎，女郎“”雍容华贵且清逸脱俗，足以“唤醒男人的永恒梦想”。想不到几天后她被人勒死在一家高级宾馆，“我”也因此被传讯。
笛卡儿名言篇7
关键词：黑格尔；形而上学；逻各斯
一、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形而上学”一词含义是指哲学本体论，而本体论的含义又是关于存在的理论，亦即关地作为整体世界及其一般规律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古希腊爱菲斯学派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那里是使用“逻各斯”（Logos）的概念来表示这一存在的真理的。他说：“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1]（18页）逻各斯概念含义丰富，原意是“言说”、“思想”，但“言说”必须有规则，思想必须有根据。因此，“逻各斯”这个词当它“言说”到个别事物之处，超越了个别事物时就具有了抽象和普遍的含义，达到了事物的一般。关于这一点，我国的著名学者苗力田先生曾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笺注》中说：“在语言中所说的‘苏格拉底是人’的‘人’，也是这个人自身。这样，普遍一般的人，就成为述说具体个别人、规定具体个别的，成为人所是的人，logos。”[2]在这里“成为所是的人”的“logos”，显然，具有抽象的、普遍的含义。由此推之，“言说（logos）”的最高普遍就是“存在”。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作为存在真理的“逻各斯”表征着事物的必然性，因为“赫拉克利特断言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他宣称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逻各斯’是一种以太的物体，是创生世界的种子，也是确定了周期的尺度。”[1]（17页）可见，在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既是一种主观尺度，也是一种客观尺度，属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范畴，赫拉克利特的宇宙论基本上是一种理性宇宙论，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阿拉克萨戈拉的“努斯”（No,vs 心灵）就是在这方面的最初努力。黑格尔就曾经指出：“阿那克萨戈拉的原则，是他把No vs(心灵)、思想或一般的心智认作世界的单纯本质，认作绝对。”[3](352?53页)企图用思想的合理性去说明宇宙的合理性。尔后巴门尼德提出了“思维与存在同一性”思想，更把这种企图准则化、原理化。巴门尼德指出：“思想与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决不能遇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在存在物之外，决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把它固定在那不可分割而且不动的实体上。”[1](53页)人们以前把巴门尼德的哲学认定为唯心论，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命题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命题，它所表述的是理性思维的原则，即唯有理性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达到真理。巴门尼德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知识的的道路，寻找万物本原的道路，他认为这条道路给人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大家所习惯的道路，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1](50一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用理智思索“存在”的哲学。
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发展到巴门尼德这里才初步形成了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因为依照笛尔斯《前苏格拉底残篇》我们可以看到巴门尼德对“存在”有几种规定，这就是存在是“一”、存在是“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这三者的合一，可以说初步达到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但是，由于巴门尼德顽固地坚持“一”，坚持存在的真理永恒不动不变，坚持单纯理智通达“真理之路”，这就与现象发生了乖离。于是“拯救现象”的呼声在巴门尼德之后变成了呐喊，因为存在若不存在在现象中，存在也就等于非存在，恰恰合于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极端相合”。“拯救现象”的哲学思辨由苏格拉底开始，到柏拉图的“相论”，也就是要着手构建本体和现象的关系，构筑本体通向现象、一般通向个别的桥梁。柏拉图的“相论”反复从理论上探索本体和现象、一和多的关系，但最终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土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事业，反复研究、探索，最终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基业。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规定《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的：“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各部类的科学，因为没有任何别的科学普遍地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而是从存在中切取某一部分，研究这一部分的偶性，例如数学科学。既然我们寻求的是本原和最高的原因，很明显它们必然就自身而言为某种本性所固有。故假若寻求存在物之元素的人寻求的就是这些本原，那么这些元素必然并不为就偶性而言的存在所有，而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所有。所以我们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之最初原因。”[4](84页)。
所以，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哲学是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开始，经过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才初步完成了“形而上学”(Metaphysis)的建构。但应当指出“形而上学”一词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并未出现，它是在公元前60年安德罗尼柯(Andronicos)编撰亚氏遗著时，先将关于自然的可感觉运动变化的事物著作编在一起，命名为《物理学》，而把现在所谓《形而上学》的各篇章放在《物理学》之后，并集合在一部书内，取名为Meta physika，即现在的《形而上学》。这部书亚氏给它取的名字是《第一哲学》，或《智慧》，亦即宇宙第一的、最高的或最概括的知识。从内容上看《形而上学》也超出了自然现象、自然运动的规律，其意义是在探寻自然现象背后的本原性实体和那一切事物的、最终的“隐得来希”。即完全现实。因而“meta”一词，“在……之中”就成为任何现实事物的本质基础，属于“本体论”；“meta”一词，“在……之上”就成为超验者，属于“神学本体论”。亚里士多德把它的哲学分成三部分：1．theoretical理论的；2．practical实践的；3．Making创制的。其中“理论的”是首要的、核心的部分。理论科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s)的研究对象就是“存在”，而本体又是“存在”的中心，因此，Meta physik也只能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来理解。
亚里士多德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虽然建构了一个以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还带有某种始原性质，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这个体系中并没有提出也没有论证“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久以后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那里才被正式提出来)。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还存在一种明显的矛盾。关于这一点，张志扬和陈家琪两位学者在他们的专著《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中就曾经指出：“‘meta在……之后’、‘对……作反省性沉思’，属后设叙事理论，与时间之后得逻辑之先的深思精神相关。但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一个是建构性的，即在后设理论中建构起被研究对象的同一性基础。于是人们在这个意义上，把meta理解成‘元’、‘元……学’，表示它还原到根据、基础之上。另一个是解构性的，即在事后反省事实前提的不完备性或虚假性，从而瓦解人为的本体论。”[5](149页)同时，亚氏《形而上学》本质性基础的“本体论”，又与作为一切事物最后的形式本质，即一切事物最后的“隐得来希”——“神学本位论”相矛盾，为以后欧洲哲学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留下了深沉的隐患。在18世纪的法国就爆发了对形而上学的猛烈攻击。正如马克思和思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6](159页)“使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是比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铸成的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一个笛卡派的形而上学者。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从而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虚幻的科学返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63(162页)这个过程是从亚里士多德甚至更为遥远的时代开始的。《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神学有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支撑亚里土多德本体论哲学的两大理论支柱是现实与潜能、形式与质料。亚里士多德是这样思辨的：现实先于潜能，形式先于质料；潜能不断现实化，质料不断形式化；最终必然导致一个没有任何潜能的纯现实，没有任何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那个永恒的第一推动者、一切本体的最终本体——神。
随着古代哲学的终结，人类进入了中世纪。在中世纪，神学成为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这除了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使然外，也是作为《形而上学》哲学发展的内在必然。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中活的因素死沉了，其死的因素盖压一切，这就是比埃尔·培尔所指出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第一哲学”和“形而上学”作了这样的解说，他说：“思辨科学的对象，本来就是对于物质和运动的抽象，或对此二者的理解活动。因此，思辨科学按照远离物质和运动的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科学。思辨对象中间，有一些在存在上是依靠物质的，因为它们只能存在于物质中。这些对象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在存在和概念上依靠物质，例如那些在定义中设定感性物质的对象就是如此，它们离开了感性物质就是不能设想的，例如在人的定义中就必须放进肉和骨头。研究这些对象的是物理学，又名自然学。另外一些则不然，它们虽然在存在上依靠物质，在概念上却并不依靠物质，因为在它们的定义中感性物质并没有地位，例如线和数。研究这些对象的是数学。还有一些思辨对象在存在上并不依靠物质，它们能够离开物质而存在，因为它们有些是永远不在物质中，如上帝和天使；有些则有时在物质中，有时不在物质中，如实体、性质、潜能和活动、一和多之类。研究这些对象的是神学。其所以称为神学，是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上帝。它也称为形而上学，意思是超过了物理学，因为我们在物理学之后遇到这个研究对象，我们是必须从．感性事物前进到非感性事·物的。它又称为‘第一哲学，，因为其他的科学都从它取得自己的原则，都跟从它。”[7](266页)托马斯·阿奎那在这里如此深入地解剖亚里土多德的思辨哲学体系显然有其重要的原因和合理性。因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在其哲学体系中提出和论证“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他的全部思辨如果剥离了那些“实体”的感性色彩，其终极目标无疑是在论证“第一推动力”即“上帝”的存在。这种哲学传到中世纪完全蜕变为“思辨神学”的附庸。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理论的必然，以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论述到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在中世纪，“思辨的形而上学”始终是也只能是神学的附庸和奴婢，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曾发生过、存在着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论争，但那也是在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跪着造反怎能使理性之光成为中天的太阳?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一个哲学家提出和论证过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曾经指出过在亚里士多德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埋伏着建构性和解构性的矛盾。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时期，这一“解构性”的方面上升为主要方面，“思辨的形而上学”在中世纪实际上是一具为封建神学压死的僵尸，只是在它为神的存在作辩护时才在这具僵尸上闪出点点的回光返照。其实不仅在中世纪，而且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晚期，各种怀疑主义学派、折衷主义学派、神秘主义学派的广泛流行就是这种“思辨形而上学”解构性的预演，也就。是“形而上学”在事后反省事实前提的不完备性和虚假性本质产生的恶劣后果和对它的猛烈抨击。
但是，人类作为自然界唯一能够进行反思和思维的动物又不能没有一种能够进行最高概括性、最高抽象性的思维活动的科学。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14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各地区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神学的统治开始动摇其绝对的权威。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经院哲学的衰败和崩溃，“思辨的形而上学”建构性的特征又开始复苏。首先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为促进生产力和科学认识的发展，建构了一种包罗万象的“实践哲学”体系。这种“实践哲学”由三个部分组成：1．形而上学、2．物理学、3．其它各种具体科学。笛卡尔自己则把他建立的新的哲学体系比喻为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树枝是其它各门科学。为了满足人类精神的最高需要，笛卡尔特别强调“形而上学”在他新建的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和骨干作用，因为笛卡尔已经意识到只有把形而上学建构起来，才能为具体科学的发展构筑坚实的基础和指引发展的方向。
但遗憾的是，笛卡尔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并没有提出和论证“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虽然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主张诉诸理性的权威，要求把一切迷误“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但笛卡尔对理性的能力和它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其“形而上学部分”仍然笼罩着神学的光环。作为二元论哲学的始作俑者，“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在笛卡尔那里形同虚设，最后的决定者仍然是“上帝”。人们如果仔细研读笛卡尔的著作，不仅可以发现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完全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安瑟伦证明的抄袭，而“形而上学”作为“树根”、“物理学”作为树干，又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在物理学之后”的翻版。亚里士多德“思辨形而上学”的“解构性质”不仅全部保存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之中，而且更加被增设了重重迷津。
迷津之一：“我思故我在”。虽然这个命题曾被很多哲学家称赞，例如谢林说它是哲学上“一个奇迹的发生”，萨特在宣传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时，也宣称存在主义哲学必须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出发(参阅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我思故我在”也遭到许多哲学家的反对，因为“我思”中的“我”实际上只是一个没有存在基础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法国以笛卡尔为代表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唯物主义通过伽桑狄(他恢复了伊壁鸣鲁的唯物主义)来反对笛卡儿。”[6](161页)伊壁坞鲁哲学体系中的“自我”是一个物质实体，因此他主张的“幸福观”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这与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主张的“思辨”的幸福相距十分遥远，以致多年以后伊壁鸿鲁的后继者费尔巴哈提出了“我欲故我在”来与笛卡尔思辨哲学的遗风抗衡。当年的伽桑狄反对“自我”是纯粹精神实体，认为心灵、灵魂也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非常精细、非常稀疏”的物质而已。
迷津之二：怀疑一切。笛卡尔为了建立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向人们反复鼓吹“怀疑一切”。他在《哲学原理》第一章《论人类知识原理》中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8](1页)。“还要怀疑我们一向认为最确定的其它事物”[8](2页)。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思想虽然对宗教神学起到了一定的打击作用，但其本身无疑是错误的。，正如伽桑狄在诘难笛卡尔时所说：“对事情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不是象人们将会反对你的那样，借助于装腔作势，捏造那些幻觉，追求那些拐弯抹角、稀奇古怪的东西，岂不更适合于一个哲学家的坦率精神，更适合于追求真理的热诚态度吗?”[9](5页)他针对笛卡尔的“怀疑一切”争辩道：“你因此就真能够使你自己相信……你眼前所有的和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假的、骗人的吗?”[9](4页)伽桑狄是正确的，因为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并没有消除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辨哲学体系中的“解构”本质，反而加深和加强了这一本质，促使近代和现代、欧洲哲学掀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狂风巨浪。
笛卡儿名言篇8
恋恋爱丁堡
飞机是在爱丁堡这个城市降落的,湛蓝的天空,古老的建筑,起伏的街道,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美丽而又凝重,这是爱丁堡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府,是欧洲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和最美丽的英国城市之一, 素有“北方雅典”之称。
爱丁堡,是深色和浓绿的,城中大部分是中世纪乔治时代的石头建筑,在几百年风雨的冲刷后流淌着岁月的痕迹,长年阴湿的空气让这里的植物从头到尾都是绿的。在爱丁堡的老街巷里步行,是领略这个古城神韵的最好方式。走累了,可以坐在街边的木椅上闲看来往的人,每张木椅靠背上都会钉一个小铜牌,上面铭刻着小小的几行字:“IN MEMORY OF XXX WHO LOVED THIS CITY STREET(纪念那些热爱这个城市街道的人们)”。看到这不由让我会心一笑,一个小小的几乎很少有人能注意到的地方,却彰显着这个城市的人文底蕴,也让看到它的游客心情欢快起来。苏格兰,这个充满韵味的地方,用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开始打动了我,难怪有人说,苏格兰的韵味,就像他们闻名于世的威士忌一样的醇厚,而且这种醇厚是由几百年来的种种小细节酝酿而成的。
在爱丁堡最不可错过的便是爱丁堡城堡,它是爱丁堡甚至于苏格兰的精神象征,耸立在死火山岩顶上,居高俯视爱丁堡市区,每年8月在此举办的军乐队分列式更将城堡庄严雄伟的气氛表露无遗。爱丁堡城堡在6世纪时成为皇室堡垒,延续至中古世纪都是英国重要的王室城堡之一,直到16世纪初荷里路德宫落成,才取代爱丁堡城堡成为王室的主要住所。城堡内宫殿有不少苏格兰宝物,如1540年设计的苏格兰王冠。爱丁堡城堡同时也是苏格兰国家战争博物馆、苏格兰联合军队博物馆之所在地。
石头山上的爱丁堡城堡,也把爱丁堡的绿延伸了下去,那种浓绿的植物一直向海边蔓延,仿佛和大海融为了一体,在爱丁堡城堡边,看着肥胖的海鸥从头顶掠过,听着海风吹动的千年故事,让我不由得有些飘飘然。
风笛声中的爱情小镇
苏格兰的很多小镇都比较出名,但因为我时间紧促,不能一一走访,在朋友的推荐下我选择了葛特纳格林。苏格兰小镇葛特纳格林,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它却因独特的婚庆服务而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声名远播，被称为”结婚天堂“,
葛特纳格林的婚姻登记处在英国可谓家喻户晓。最初,它只是苏格兰与英格兰边界上的一个小旅馆。令人吃惊的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众多争取婚姻自主的英国男女纷纷到此办理登记手续。现存最古老的婚姻证书之一就是在1772年颁发的。葛特纳格林为何获得如此大的名气?首先要从英国的婚姻法说起。当年的法律规定,在英格兰凡是不满21岁者,如没有父母同意,结婚视为非法。而在苏格兰却要简单得多,情侣只需在一个见证人面前立下誓言,其婚姻即算成立。所以,许多真心相爱却又无法得到家庭认同的恋人纷纷投奔北方。而葛特纳格林恰好是到达苏格兰最先的落脚地。
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私奔者”的“结婚天堂”。到葛特纳格林寻找爱情归宿的恋人们留下了许多传说,其中有的情节还被写入文学著作。在简・奥斯汀的名著《傲慢与偏见》里,小女儿莉迪娅就曾瞒着父母计划与她的军中情人投奔到这个小镇结婚。即使在今天,葛特纳格林也时不时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英国王储查尔斯在王妃戴安娜去世之前就与卡米拉有私情。当时曾有传言说,查尔斯王储要与卡米拉到葛特纳格林登记结婚。如今时代已变,但葛特纳格林的婚礼风俗依然保留下来。每年有4000多对恋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葛特纳格林结婚,占据了苏格兰婚姻的13%。此外,每年还有70多万游客来此感受原汁原味的“葛特纳格林式婚姻”。也许有一天,你可以考虑一下把自己的盛大婚礼搬到这里。
寂寞的高地
有人说:不去高地,你就无法真正了解苏格兰,因为那里才是苏格兰人的灵魂所在。
苏格兰高地是一片风光奇丽的山岳地,这里峰谷交错,山峰上林木郁郁葱葱,狭谷中野草茂盛,为天然牧场,无数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更具情趣,其中的尼斯湖以湖中怪物闻名遐迩。外国游客到苏格兰观光,必定在北方高地追寻穿山漫谷、流水大湖的野趣。
车行在路上,方圆百十公里,除了大山还是大山,除了林地还是林地,一路上几乎不见人家。一条狭小的公路,犹如一弯凝滞的河水,蜿蜒盘曲,沿着沟涧,顺着地势,山脚下,河道边,荒原中,丛林里,悄悄地延伸开来,显得有点单薄,有些寂寞。即便是偶尔来往的车辆,也多是悄悄地交错滑过,没有鸣笛,也没有超速超重的那种刺耳的呼啸,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
这块土地,是冰河世纪的最后一个据点,如今,它离那冰天雪地依然不算遥远。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苏格兰与众不同的环境风貌。它的奇秀之美,也正归结于它个性的山与恣意的水。那山,不高,也不大,而是以奇特取胜。在高地山区,四处都是起伏的山脉,也许是造物主的宠爱,或是大自然的偏心,这里的山地,多多少少都有些怪模怪样。山的外形,平淡无奇,多是些平缓浑圆,起伏不大的曲线,没有一点锋利或突兀的气势。多以粗笨的馒头形状,三三两两,四平八稳地散坐在这块寂寞的高原上。
苏格兰高地除了自然风光,还有就是一些战争遗迹或是废弃的城堡,也成为了游客探访的主要景点,其中较著名的有CullenBattle-field、WilliamFort、EileanDonanCastle等。
走在壮阔的苏格兰高地上,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荒凉与凄美,风笛声也许就是应该在这样的景色中才能孕育出来的吧!那时我忽然意识到因为有着这样的困苦生活,风笛总是凄美悠远的,总是有着很多故事。
风笛、方格裙和威士忌
苏格兰是什么?是威士忌,是方格裙,是如泣如诉的风笛。当风笛声在苏格兰的群山与峡谷间回荡时,苏格兰人才真正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归宿。在风笛的旋律中,苏格兰带给了我们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格子裙和“液体金子”威士忌。
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欢歌笑语的节庆上,风笛都是苏格兰不可或缺的乐器。在苏格兰的城市和乡村,你总不难发现一两个穿戴整齐的苏格兰艺人独立街头一隅,专心致志地吹奏着风笛。风笛的吹奏,在苏格兰最经典的场景,就是一个全副披挂的苏格兰人,或独站高山之巅,或静立湖滨之畔,背对古堡,面朝莽原,耷拉着眼皮,鼓动着腮帮,就那样嘀嘀嗒嗒地吹奏上好几个小时。天地苍苍为之静默,河水湍湍因而动容，颇有“高山流水,知音几何”的幽幽古风。对于苏格兰民族来说,风笛已经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民族的精神图腾。
苏格兰方格裙起源于一种叫“基尔特”的古老服装。这是一种从腰部到膝盖的短裙,用花呢制作,布面有连续的大方格。一套苏格兰民族服装包括:一条长度及膝的方格呢裙,一件色调与之相配的背心和一件花呢夹克,一双长筒针织厚袜。裙子用皮质宽腰带系牢,下面悬挂一个大腰包,挂在花呢裙子前面的正中央,有时肩上还斜披一条花格呢毯,用卡子在左肩处卡住。在外国游客看来,苏格兰人穿的方格裙并无多大区别,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采用的面料都是以方格为图案,却各有不同的设计。有的以大红为主底,上面是绿色条纹构成的方格;有的以墨绿为底,上面有浅绿的条纹。苏格兰高地的居民在喜庆联欢会时,总是穿上漂亮的方格裙,吹奏欢快的风笛,跳起“辛特鲁勃哈斯”舞蹈。除了风笛和苏格兰方格裙,苏格兰的威士忌也是闻名全球。产于苏格兰山区的威士忌,行销世界各地,为各国的名酒鉴赏家所推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名贵的酒之一,有“液体金子”之称。
艺术之都
苏格兰人热爱和平,更热爱艺术。自1947年以来,每年历时3周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有声有色。其间,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穿越国境聚集于此,戏剧、古典音乐、爵士乐,还有芭蕾、马戏等各种艺术形式争奇斗妍,整个城市,到处客满为患。
笛卡儿名言篇9
当前中学哲学教学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短视化、格式化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哲学教学的生命力，也不利于学生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学哲学教学过程中，需要我们在生活与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从哲学史、哲学家生平、哲学体系构筑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拓展，从而使学生获得立体的而非零碎的哲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最终实现由“学哲学”向“用哲学”转变。
一、运用历史延伸哲学的长度
运动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我们认识一个事物，不仅要认识到事物的现在，还要了解它的历史，并据此展望它的未来。学习哲学，把握和理解哲学观点，也同样如此。
现行教材关于唯物主义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有一个比较简练但完整的概括，从而让学生对唯物主义有一个简要的但比较完整的把握。了解了唯物主义的来世今生，从而对唯物主义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将物质等同于物质的具体形态，只是可贵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延续到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将物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物质，否定了意识能够反作用”，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又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动态把握，这就形成了对唯物主义的完整认识，为我们的哲学教学渗透哲学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哲学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不同观点，甚至是正误观点交锋和斗争的过程。正确观点固然对哲学发展贡献很大，但错误观点在推动哲学发展的历程中也功不可没。因此，我们的哲学教学不仅仅需要学生掌握结果，更需要学生了解相关的哲学历史。我们需要将哲学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明确社会历史条件与哲学思想和哲学成就的关系，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古代先贤们的认知虽然有瑕疵，甚至是错误的，但他们的认识仍然可能是了不起的哲学成就。我们需要对他们在哲学上的贡献充满着敬佩之情，而不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再一味苛求他们。因此，哲学教学需要融入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以及近现代哲学史，我们不妨用时间来穿针引线，将人类在哲学发展历史上的珍贵的思想当成一个个珍珠串起来，让我们在哲学学习过程中不仅能够拾起一颗颗宝贵的珍珠，而且能够收获到一串串珍珠项链、珍珠手链。否则，我们的学生将无法全窥人类哲学发展完整的历史画卷，无法感受在哲学发展历史中每一次哲学革命给人类思想的震撼。
二、运用生平增加哲学的厚度
当前的哲学教学是“只见观点不见人”的教学，我们可能了解了“名言”，但对“名人”却一无所知。教师们在组织课堂教学过程中会得心应手地引用一些哲学家的名言来说明问题，但忽视了对这位哲学家的介绍，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学生对这位哲学家形成思维定势。如提到主观唯心主义，我们不仅知道“存在即被感知”“我思故我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等经典观点，同时被记住的还有贝克莱、康德、王阳明等这些观点提出者的名字。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将主观唯心主义与这些哲学家固定搭配起来。即使我们读不懂哲学家的观点，但我们可以通过“查户籍”来正确判断和选择出这句名言所属的哲学派别。
在中学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感到一个重要的不足就是我们并不在意学生们对哲学家的生平知道多少，只在于这个哲学家的观点属于哪个哲学派别。令人痛心的是，有些教师给学生打印了著名哲学家的“封神榜”，按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哲学派别机械地分门别类，以便于学生在解答哲学试题时，根据哲学家的名字也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当学生们仅凭对哲学家们残缺的片面的认识断章取义地解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学生对哲学家们的认识不够全面，评价也失之偏颇。
当我们对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进行无情鞭挞的时候，我们丝毫不会感觉到这样做对这些古代哲学家们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对这些哲学家们的认识从何而来?在现行哲学教材中会引用一些哲学家的重要言论，在“名言”栏目中还会引用一些哲学家的经典名言，如果教学中仅仅依靠这些观点和名言去思考问题，去下结论，就会潜移默化地促使我们想当然地为这些哲学家们画出标志性的画像，帮他们贴上唯心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标签。如仅通过教材在引用笛卡儿的观点来认识笛卡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坚决反对笛卡儿的唯心主义二元论，因为其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笛卡儿的生平，对其在解析几何方面的贡献无知，我们就会形成对笛卡儿的片面认识。费尔巴哈固然是唯物主义者，其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吸取的“合理内核”的来源所在，但也不能否认费尔巴哈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坚持了形而上学的思想。他的哲学是唯物的，但不是辩证的。因此，我们对费尔巴哈的认识应该是基本观点正确，但不够科学。固然贝克莱、王阳明这些主观主义哲学家在根本观点上是错误的，但其主观想象所形成的思想仍然充满着人类的智慧，仍然是人类思维永不凋谢的“花朵”。我们在批评尼采唯心史观的唯意志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尼采在宣布“上帝死了”时所凸显的革命精神。
因此，我们需要灵活地使用教材，实现由“学教材”向“用教材”转变。不能再仅仅引用哲学家们的只言片语来误导学生了。我们需要引导学生通过了解哲学家的生平对哲学家们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从而真正理解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
三、运用结构拓展哲学的广度
现行中学哲学教材缺乏知识体系的构建，这就直接导致了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将哲学知识视为鸡零狗碎的东西，无法在宏观体系的把握中对哲学知识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哲学教学需要布局，需要总揽全局，需要有全方位的视角。实施体系化教学有三种类型，包括结构法、联系法和归类法。
结构法，也就是说这些观点都是同一知识体系的，以矛盾观点为例：包括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主次矛盾辩证关系、矛盾主次方面辩证关系。这样就容易形成对矛盾观点的完整认识。
联系法，就是需要关注哲学观点中的内部联系，如矛盾即对立统一，其中的统一就是联系，由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联系才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这样也可以构建出一个知识体系。
归类法则可以将相同或者相似的知识“合并同类项”。如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我们可以进行举一反三的归类：意识的能动反作用、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等。其他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间虽然有着微小的区别，但其共同要求是尊重事实、尊重差异。再有，群众观不仅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我们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还在于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这样就可以拓展我们的哲学视野，让我们获得更加宽广的认识，获得完整的认识。
如果我们所学习的哲学知识是残缺的、零碎的，甚至是断章取义的，那么这种哲学必定是无法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中发挥其作用的。因此，中学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善于以哲学教材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不断拓展哲学的长度、厚度和广度，让哲学教学焕发其应有的生命力。
笛卡儿名言篇10
对于众多音乐学子而言，早日成为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是最大的梦想了。但是，我的梦想不是成为霍洛维茨、郎朗那样的钢琴家在舞台上尽情展示；也不是成为卡拉扬、阿巴多那样的指挥大师统领世界著名乐团进行全球巡演；更不是成为斯托克豪森、谭盾那样的作曲家创作出流芳百世的名曲，甚至也不是成为巴赫、莫扎特那样的音乐巨匠……那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做一名音乐使者，走遍世界上每个贫困的角落，把我所学到的音乐知识和我演奏出的美妙乐章传授给生活在那里的儿童，与他们一起分享音乐的快乐。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是一种精神享受。世界著名音乐教育家柯达伊也说过，欣赏和学习音乐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现实也残酷地告诉我们，在世界上一些贫困国家和地区的学校里，没有音乐课程和音乐教师，没有钢琴、小提琴，更谈不上现场聆听室内乐、交响乐等等，当我从网上获悉这些新闻后，我感到无比震惊和辛酸，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走遍世界各个贫困的角落，为那里的儿童传授音乐知识，为那里的儿童捐赠各种乐器，为那里的儿童奏响美妙的乐章。
为此，我要不断丰富自己的音乐知识，首先，我要学习作曲、配器，还要学习指挥。我不仅要学习世界音乐发展史，还要学好乐理知识、视唱练耳等基础理论，因为只有我掌握和拥有了这些理论知识，才能更好更全面地传授给那里的儿童。其次，在器乐演奏方面，除了继续苦练和提高我的双簧管专业技艺，同时还要把我的另一个乐器强项――钢琴技术再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是精通这两种乐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作为一名音乐使者要走遍千山万水，必须是“音乐全才”。我还要学会演奏其他乐器，比如单簧管、萨克斯、小号、长笛、长号等等，管乐是相通的，加上我有钢琴和双簧管的基础，相信很快就能掌握这些乐器。弦乐是我的弱项，但为了早日实现我的梦想，我要从头学起，坚持不懈，不仅要掌握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演奏技巧，也要会演奏打击乐器和色彩乐器，如马林巴、竖琴等。
总之，我必须成为“全才”式的音乐学子，把我掌握到的丰富的音乐知识和每一种乐器最美妙的声音与世界上贫苦国家和地区的儿童一起分享。可是，仅仅传授音乐知识、分享音乐快乐还是不够的，因为那里的儿童是没有乐器的，即便是小型简单的乐器，比如口琴、竖笛、口风琴等他们也没有，所以我想通过举办慈善公益音乐会，筹集一些资金，给那里的儿童购买一批小型乐器。
当这些工作都准备好后，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踏上实现梦想的征途了。这就是我的梦想，一个音乐学子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