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通论文十篇

公共交通论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城市公共交通发达城市的发展模式，并结合重庆城市公共交通的特点，对其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议。 论文关键词：公共交通发展战略 轨道交通 交通发展战略是城市综合交通规划首要的组成部分，它在对城市交通未来发展趋势的总体预测和判断的基础上，宏观地把握城市交通发展的方向，关注城市交通发展的大局。重庆市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交通通信枢纽和贸易口岸，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然而，重庆城市交通在系统建设、模式选择、建设标准和供需管理等方面与一些先进城市仍然存在差距，所以重庆城市交通发展需要立足于城市功能、布局与交通的协调发展，寻求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建立以轨道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模式 交通模式反映了城市交通的发展战略。交通模式是在用地布局、人口密度、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环境等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交通方式结构，即各种交通方式承担出行量的比例分配。 以日本东京为例。东京是世界上著名的交通繁忙城市，城轨系统和铁路系统是公共交通的主导方式。从东京市区范围出行的交通结构来看，东京市区公共交通比重最高，而小汽车比重最低。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东京的公共交通比重高于重庆，尤其是轨道交通比重相差甚远。在世界先进城市中，东京以发达的、极具吸引力的轨道交通而成为特大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典范，东京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应该成为重庆城市交通发展的首选模式。 2007年5月，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主城区轨道交通线网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在主城区2737平方公里范围内修建“九线一环”共十条轨道交通线路。“九线一环”远景线网线路总长513公里，其中地下线220.9公里，高架线（含地面线）292.1公里，远景线规划期限为2050年。“九线一环”建成后，主城每平方公里范围内轨道交通线网密度将达到0.65公里。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结合重庆自身特点，充分考虑城市土地和交通资源以及环境上的约束条件，认为重庆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应该是：优先发展能满足大部分交通需求的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公共交通体系，大幅提高公共交通的客运分担比重；同时努力引导和控制小汽车的使用，压缩出租汽车的所占比例。 发展“以人为本”的绿色城市交通 重庆作为山城，道路狭窄，尤其要考虑“以人为本”的绿色城市交通，这方面需要向伦敦学习。伦敦的交通战略目标，是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以人为本的城市、交通可达的城市、公平的城市和绿色城市。 重庆主城区交通畅通有两大问题：一是车和路的矛盾，二是人和路的矛盾。车和路的矛盾，即机动车增长较快与路网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人和路的矛盾，主要是靠市民的自觉遵守和协调参与。“重庆城路弯、坡陡、道路窄”这是“先天不足”，需要靠“后天来补”，这就要求市民自觉遵守交通秩序，建立和谐交通秩序。在 “以人为本”的绿色城市交通中，可以考虑建立安全无障碍化道路交通系统。如设立人行信号灯、交通安全岛、人行立交等，提高行人、自行车交通安全。同时，建立宜人的非机动车系统：在旧城区商业休闲等人流集中地区，设置地面步行区；在新开发的高密度区建立高架步行系统；在各组团内部建立独立的步行、非机动车廊道。 完善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的发展策略 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的发展模式有两种：一是BRT（即城市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用于地铁或轻轨的延伸，如美国迈阿密市的第一条快速公交走廊，使BRT作为轨道交通的延伸来降低投资与公交运营成本；二是BRT与地铁、轻轨混合使用，地面快速公交与立体的轨道交通共同组成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网络，二者的运行线路和换乘枢纽统一规划、紧密结合，既可降低建设成本与运营维修费用，又能提高运营效率。目前，纽约、巴黎、东京等一些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一般以轨道交通为主，南美的波哥大以及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等一些人口密度相对适中的城市一般以BRT为主。 重庆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的发展模式可以考虑采纳美国迈阿密市快速公共

公共交通论文篇2

近年来，随着机动车辆的增加，交通拥挤状况也迅速加剧，交通拥挤已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这对公共交通的管理提出新的要求。我们知道，公共交通管理是一个高度综合而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政策、机构、体制、管理、收费与价格、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等各个方面。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应从公共管理的法规建设入手。公共交通法规建设的必要性有以下几点：

（1）加强交通法规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中共十五大提出“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这一立法目标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必须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其中门类齐全就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起到调节的作用。交通行业尤其是公共交通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交通法规理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健全和完善。

（2）加强交通法规建设是依法治国、依法治交通的需求。随着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观念的不断深入，充分发挥法律的导控功能已成为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加强交通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交通的一个前提是“有法可依”。目前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执法依据数量很少，几乎没有成文的法律法规，其中还有相当数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道路交通管理执法的实际需要，所以要尽快加强交通管理法规的建设。

（3）加强交通法规建设是交通运输实现大发展的需求。目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交通行业也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交通体制改革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指导下进一步深化，以提高效率为主要的目的。因此，公共交通的管理中引入了竞争机制，允许私营部门可以在公共交通服务的供给和经营领域中补充和替代现行的政府职能，公共交通服务的合理定价、公共交通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法规等方面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动，这对公共交通管理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竞争机制的引入必定会使得我国的交通运输出现大发展的局面，而如果想要成功地跨越这道坎，实现大发展，交通法规建设势必先行。

2我国公共交通管理的立法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就开始重视交通法制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交通事业和交通法制工作已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交通部分别制定颁布的交通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共1100多个，各地方人大和政府也制定了一批地方通法规和规章，使交通行业行政管理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治交通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依法治国目标的提出，我国公共交通立法方面已经跟不上我国公共交通建设、管理的步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有了很大的距离，其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交通法规体系尚不完备，多数法规系统缺口明显。依法治交通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活动，是交通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毫无疑问，实现这一原则的前提条件是有法可依。虽然交通法规的研究和制定逐步走向科学和规范，并且初步形成了交通法规体系的大框架，但是仍有一些交通法规体系不完备。在公路、水路交通法规体系表现明显。一个完整的法规体系必须是不同的法律规范的系统和不同法的层次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统一和谐的有机整体。纵观我国现行有效的公路、水路法律规范,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只是“初步搭起了交通法规体系框架”。公路、水路交通法规体系是由不同公路、水路交通法律规范系统组成的,这些系统有的尚有缺口,有的尚不明确。

（2）部分交通法律规范系统的立法层次偏低。交通管理涉及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就需要多层次的立法，但是我国目前多数的交通法规体系缺乏普通法律，法律体系不完善，权威性很差。在现有执法依据中，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属于法律外，其余均为国务院行政法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仅有两条关于交通管理的内容，其余都是数量庞大的部门规章和内部规范性文件，缺乏正规法律的统率和支撑，使得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3）交通立法工作在某些方面跟不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的城镇化脚步也在不断加快，交通市场的许多方面也要求开放，这就对公共交通的管理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需要发挥法律的引导和控制作用。但是这些市场急需的交通法律却迟迟没有出台，这势必会影响改革的进度，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立法工作的滞后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

（4）交通法规的缺失影响国际化的进程。我国加入WTO之后，各方面都要逐渐和世界接轨。国外公共交通较发达的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公共交通法规，而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立法除上海、武汉、大连等几个大城市外，许多城市没有立法。在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共交通的发展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公共交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很难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无法可依的现象影响了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我国国际化的进程，与我国加入WTO的原则冲突。

3公共交通管理法规建设相关对策和建议

交通法规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依法治交通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完善公共交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是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和保障交通运输大发展的需要。上面分析了公共交通管理立法的必要性和现状，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建立和完善交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势在必行，针对这一点，笔者有以下的建议：

（1）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统一立法的指导思想。我们不仅要加快法规建设的步伐，而且要建立起一个完备的适应和促进交通运输事业发展需要的，体现人民利益和意志，符合客观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交通法规体系。实现这一目标，交通立法工作就必须以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为指导，遵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的要求，从我国交通运输管理的实际和发展需要出发。明确这一要求和指导思想才会使其他的工作有所依据。

（2）要理顺在道路交通管理中各部门的职权分工，明确任务，协同作战。在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共交通的发展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依赖政府机关的协调和行政干预，对交通管理发展不利。加强交通立法工作就是要改善这一状况，使得交通管理部门有法可依。同时交通管理纷繁复杂，规范、管理公共交通企业的经营服务质量、价格政策、投资渠道和经营方式，保护公平竞争都尤为重要。这就要理顺管理各部门的权限分工，各司其职，使公共交通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3）研究制定交通立法规划，提出道路交通近期远期立法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立法进度。交通法规体系建设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应以统筹安排、全面规划、重点突出、急用先立、分项实施、逐步配套为原则，争取在“十五”规划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交通法规体系。这就要求加强交通法制工作的领导，完善各级法规建设的领导机构，做好法规建设规划、年度计划和具体任务的部署，分清楚近期和远期目标，并且及时协调和解决计划实施中的问题，力求按期完成，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立法工作做好。

（4）立法要搞好调查研究，更好地发挥地方交通法规的规范作用，保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由于现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尚不能满足城市交通管理的实际需要，在国家难以及时制定适用于全国的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再加上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及时制定符合城市实际的交通管理地方性法规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制定各种地方规划，使地方立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交通管理执法依据不足的问题，保障交通畅通和安全，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5）积极借鉴国外公共交通立法经验。西方公共交通较发达的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公共交通法规，而我国这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要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更要缩小差距，向发达国家看齐。例如法国在公共交通法中明确规定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要体现优先的特点，鼓励公众采用公共交通”。在票价政策上制定了“考虑低薪阶层、边远区域和交通不便地区国人的承受能力”。为发展公共交通，在必要时地方政府可依据特殊法律向国有和私人企业征收公共交通税”等等。还有日本在法规建设上依据《城市规划法》分别制定了《道路法规》、《轨道交通企业管理法规》、《电车法规》和《停车场法规》等，把城市交通法规严格置于《城市规划法》之下。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努力完善公共交通管理的立法。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的公共交通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同现化建设的要求、同建立完备的交通法规体系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尤其不能适应市场对公共交通的管理提出的新要求。针对这一问题作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公共交通管理；立法；对策

公共交通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先导性的行业。科学地搞好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对于建立现代化城市，适应高速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20年来，公共交通特别是城市公共交通，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得以相应的发展，城市居民的出行逐步改善。但长期以来，公共交通没有明确的发展政策，也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的经济发展。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公共交通管理的立法，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圭琛.谈公共交通的发展趋势与对策[J].城市公交规划与管理,2004，(2).

[2]李征南.加强我国交通法规建设的理性探析[J].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6).

[3]魏林.对城市交通管理的地方立法工作思考[J].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5).

公共交通论文篇3

交通模式反映了城市交通的发展战略。交通模式是在用地布局、人口密度、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环境等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交通方式结构，即各种交通方式承担出行量的比例分配。

以日本东京为例。东京是世界上著名的交通繁忙城市，城轨系统和铁路系统是公共交通的主导方式。从东京市区范围出行的交通结构来看，东京市区公共交通比重最高，而小汽车比重最低。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东京的公共交通比重高于重庆，尤其是轨道交通比重相差甚远。在世界先进城市中，东京以发达的、极具吸引力的轨道交通而成为特大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典范，东京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应该成为重庆城市交通发展的首选模式。

2007年5月，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主城区轨道交通线网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在主城区2737平方公里范围内修建“九线一环”共十条轨道交通线路。“九线一环”远景线网线路总长513公里，其中地下线220.9公里，高架线（含地面线）292.1公里，远景线规划期限为2050年。“九线一环”建成后，主城每平方公里范围内轨道交通线网密度将达到0.65公里。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结合重庆自身特点，充分考虑城市土地和交通资源以及环境上的约束条件，认为重庆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应该是：优先发展能满足大部分交通需求的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公共交通体系，大幅提高公共交通的客运分担比重；同时努力引导和控制小汽车的使用，压缩出租汽车的所占比例。

发展“以人为本”的绿色城市交通

重庆作为山城，道路狭窄，尤其要考虑“以人为本”的绿色城市交通，这方面需要向伦敦学习。伦敦的交通战略目标，是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以人为本的城市、交通可达的城市、公平的城市和绿色城市。

重庆主城区交通畅通有两大问题：一是车和路的矛盾，二是人和路的矛盾。车和路的矛盾，即机动车增长较快与路网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人和路的矛盾，主要是靠市民的自觉遵守和协调参与。“重庆城路弯、坡陡、道路窄”这是“先天不足”，需要靠“后天来补”，这就要求市民自觉遵守交通秩序，建立和谐交通秩序。

在“以人为本”的绿色城市交通中，可以考虑建立安全无障碍化道路交通系统。如设立人行信号灯、交通安全岛、人行立交等，提高行人、自行车交通安全。同时，建立宜人的非机动车系统：在旧城区商业休闲等人流集中地区，设置地面步行区；在新开发的高密度区建立高架步行系统；在各组团内部建立独立的步行、非机动车廊道。

完善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的发展策略

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的发展模式有两种：一是BRT（即城市快速公交，BusRapidTransit）用于地铁或轻轨的延伸，如美国迈阿密市的第一条快速公交走廊，使BRT作为轨道交通的延伸来降低投资与公交运营成本；二是BRT与地铁、轻轨混合使用，地面快速公交与立体的轨道交通共同组成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网络，二者的运行线路和换乘枢纽统一规划、紧密结合，既可降低建设成本与运营维修费用，又能提高运营效率。目前，纽约、巴黎、东京等一些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一般以轨道交通为主，南美的波哥大以及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等一些人口密度相对适中的城市一般以BRT为主。

重庆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的发展模式可以考虑采纳美国迈阿密市快速公共交通的发展模式，将BRT用于地铁或轻轨的延伸，即确立在主城核心区范围之内以轨道交通为主，在1小时经济圈之内、主城核心区范围之外以BRT为主的城市快速公共交通发展战略，实现两种快速公共交通类型的优势互补，降低建设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综上，重庆要规划城市交通发展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就要以改善中心城交通状况、优化方式结构、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公交吸引力、减少道路交通拥堵为战略目标，扭转城市交通结构恶化的趋势，为重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徐循初.关于确定城市交通方式结构的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1（3）

2.陆锡明等.综合交通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

公共交通论文篇4

关键词：公共交通 公共产品 竞争机制 公私合作制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取得突出成就，特别是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国范围的城市公共交通市场化改革， 包括明晰产权关系、强化激励机制、推进财务独立、改革补贴制度等。这些措施效果显著，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的供应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大增加。

然而从2003-200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兴起城市公共交通国有化的趋势，这是因为政府在1993年起开始推行市场化改革，过度依靠市场机制作用，导致私人企业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与城市公共交通所具有公益性的功能出现巨大的矛盾，引发了公众对城市公共交通过度市场化的不满。但是回归到“国有国营”模式，即意味着而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旧有循环中，无法避免地出现国企垄断、效率低下、政府投入增加，导致财政负担沉重的恶性循环中。

在这种形势下，推行公共交通特许经营，并且在更广的范围内探索和发展PPP模式，应当是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协调市场化和公益性的主要模式。这不仅可以改善公共交通发展的资金短缺﹑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还能确保公共交通行业的长期有序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的公共经济学理论界定

（一）公共产品理论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社会产品可以分为三类：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见表1）。表1区分了各自的不同特点。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认为，一种产品，如果能够被认为是公共产品的话，它必须同时满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条件。然而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即使是一般被认为是纯公共产品的国防，学者对它的“消费的非竞争性” 和“消费的非排他性” 也提出了质疑。史蒂文斯认为：“大概现实中没有哪种物品会满足纯公共产品的严格定义，甚至国防和制止犯罪也不是谁都可以同等得到的（公共产品）。边远的阿拉斯加村民并不能得到华盛顿特区或奥马哈同等的防务”。因此学术界认为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更多地只是理论概念，依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根本不存在公共产品。

随着理论的发展，人们从公共产品的自身属性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私人部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是可以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例如只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而不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高速公路，通过适当地收费是有可能盈利的，在现实中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供给，其供给效率与一般的私人产品没有区别。

（二）公共选择理论

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搭便车”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假定认为，就私人物品而言，消费者对其偏好的显示，体现为在一定时期的市场价格水平下对它的认可度，这可以从消费量上得到体现。也就是说，根据谁受益谁支付的基本原则，私人物品的偏好显示是极为明显的。

然而，就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偏好显示问题而言，情况会变得复杂。公共产品本身的特性极易导致搭便车行为的产生，从而引起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偏好显示的扭曲。公共产品本身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导致了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问题。由于消费者无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否做出支付，他都可以消费公共产品，这就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即消费者会力图使他对公共产品的贡献小于他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的利益；二即消费者会力图隐瞒他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于是，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果由市场来组织公共产品的生产，公共产品不是供给过剩就是供给短缺。因而公共产品应当通过集体行动做出选择。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又认为，公共部门的组织效率是劣于私人部门的，公共企业虽然承担公共产品的供给的任务，但其效率是低下的。

（三）城市公共交通的属性界定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的定义，城市公共交通可以确定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一方面，在一般情况下，增加一个乘客不会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营成本，也不会影响其他个体消费所获得的效用。但是，当使用城市公共交通方式的消费者超过一定承载量时，新消费者的加入将使得其他乘客无法舒适地甚至安全地享受公共交通服务，因而其消费服务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另一方面，城市公共交通对所有人提供相同数量和相同质量的服务，但当乘客越来越多的时候，会产生拥挤问题，乘客所得的消费利益将会下降。而通过售票准入的方式排除一些人的消费，只让那些买票的人上车，而且不用花很大的成本。然而城市公共交通方式的票价弹性较小，涨价会带来收入的增加，但是不能通过随意提高票价的方式，来排除大部分人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消费。因此城市公共交通具有不完全非排他性。

同时，城市公共交通又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显著特征即具有利益外溢性，即在私人交通拥堵严重的大城市，公民乘坐公共交通在享有其带来的利益的同时，降低了如果人们使用私人交通工具而给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的社会成本、环境成本。

而针对准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公共选择理论所开出的处方就是在准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引入私人部门竞争。城市公共交通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来提供，而若完全由政府来提供也会在效率上造成损失。所以，在城市公共交通供给中引进私人部门投资，既保证了公共产品提供的公平又改善了供给的效率。而公私合作制（PPP模式）即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是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引入竞争机制的一种全新的探索。

PPP模式及在我国城市公共交通供给领域应用的优势

（一）PPP模式的介绍

PPP模式即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为满足公共产品需要而建立的公共和私人倡导者之间的各种合作关系，其二是为满足公共产品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进行的大型公共项目的实施。萨瓦斯（2002）认为，PPP模式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生产和提供物品和服务的任意组织形式。通过这种合作模式，合作各方可以得到比单独行动更有利的结果。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是通过一套协议和计划来进行，合作双方共同承担投资风险、责任以及分享回报。PPP存在的基础是合同、特许权协议和所有权的归属，PPP在城市公共品领域中是多种模式的变体和再组合。

（二）优势分析

1.有助于缓解城市公共交通供给的融资状况。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公共交通供给都是由政府财政投资建设，资金匮乏是制约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和发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使私人资本参与城市公共交通的供给，从而有效地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另外，为缓解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供给效率和质量，降低运营风险，也迫切需要引进私人资本。因此，城市公共交通供给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有利于缓解我国的城市公共交通供给困难的现状。

2.有利于提高城市公共交通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私有资本的效率往往高于公有资本，PPP模式应用于城市公共交通供给领域。其显著特点在于通过引入私营部门，将市场中的竞争机制引入城市公共交通供给中，以便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项目，保证了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使项目的建设周期缩短、成本节约。所以，PPP模式将有助于城市公共交通以更低的成本、在更短的时间内提供高质量、更有效的服务，从而提高公众的社会福利。

3.有利于促进政府转变职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在PPP模式中，政府作为公共部门仍然是提供城市公共交通的责任者，但不再是直接的经营者，城市公共交通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主要由特许经营公司负责。公共部门与特许经营公司签订系列合作、租赁和特许经营等协议，明确各方在公共交通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各环节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这些协议，公共部门成为标准的制定者和公共交通服务质量的监管者。同时，将特许经营公司定位为市场竞争主体，有利于建设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供给中应用PPP模式应注意的问题

法律法规有待完善，应该建立清晰完善的法规保障和政策支撑体系。中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法规体系存在不足之处，导致了政府在对市场监管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主体不明，权责不清，行为不规范，监管不到位。同时PPP模式的运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参与部门多，法律关系错综复杂，需要系统的法律法规对其加以规范。因此，运作PPP模式需要在法律层面上，对公私两部门在合作中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和风险进行明确规定，从而能够保护双方利益。

正确处理好开放度与竞争度，适度竞争。在城市公共交通领域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采用PPP模式，是促进公共交通行业提高效率的外在动力。但是由于公共交通行业自身的特殊属性，若使公共交通行业实行完全自由竞争，会出现盈利领域经营者过多，运力过剩；而亏损领域无人愿意经营的现象，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造成企业经营效益和行业服务整体水平不高。过多的企业也将增加政府监管成本。因此，政府在引入竞争机制上，要正确处理好开放度和竞争度。在监管前提下适度开放，鼓励有序竞争，逐步优化市场结构，实现投资来源多元化和投资管理高度集中化相结合的局面。

提高运营效率，注意选择合作伙伴。由于现在过于强调公共品本身的特性，公共交通项目的前期确认、可行性分析等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公共部门单独完成，因此容易受到政府机构诸如效率低下等弊端的影响，影响效率，所以提高效率是发展PPP模式的重点。因此政府在选择私人合作伙伴时，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市场化，要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招标；二是规范化，明确合作伙伴的基本条件，要求合作伙伴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专业水平，以达到既引进资金又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制的目的。

加强对公共交通市场的监管.保障运营效率。运作PPP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是政府的监管。政府监管必须确定一种承诺机制，监管企业的财务状况，保证企业资产安全性和生产或运营的可持续性，降低融资成本，并保证企业回收固定成本，为其提供投资的激励。保证企业可以回收成本并获得合理利润的前提下，效率是政府监管的最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2.达霖·格里姆赛，莫文·K·刘易斯著.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基础设施供给和项目融资的全球革命[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王灏.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5.王守清，柯永建.特许经营项目融资[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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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论文篇5

一、电视公共外交的兴起

电视媒体在发挥对外的信息传播和文化表达的作用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可以通过公共外交更直接地面对外国公众，减少外国媒体传播中对本国形象的扭曲和片面性，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2]各国都积极加强国际卫星电视的建设，争相通过本国的国际频道加强自身在全球的话语权，从而提高公共外交中的软实力。电视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国家关系，塑造良好形象

电视在公共外交方面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非政府外交领域，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程度的加深，电视媒体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载体与表达平台，在公共外交领域可以通过释放信息、影响舆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等方式在其他国家的民众中建立信任、获得支持以及增强联系，达到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的目的。[3]2011年3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进入尾声时, 突然提出“有话对日本记者说”。他一字一顿地表达了对日本经受特大地震的关切，并承诺中国愿意根据日本的需要，继续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意外的举动让世界关注起中国对邻邦日本受灾的态度。通过cctv国际频道直播，让国外民众特别是日本民众了解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于受灾邻邦的关心，电视媒体新闻报道的加入，使这次灾难外交的契机不仅能加强两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互信，还能增进中日民众之间的民族感情、化解矛盾、促进中日企业间进行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可见，电视媒体在加强国家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为公共外交信息传播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媒介，更重要的是能够增进不同国别民众之间的理解和互信，以其鲜活可感知的信息符号载体，可以在语言不同的情况下穿越国界达到良好的文化和情感诉求，推动舆论的走向和公共外交的发展。

（二）多领域全方位推动互信加强合作

电视公共外交大大拓展了外交渠道，能够多领域地构建合作的沟通桥梁，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个性情感的表达方式减少传播的阻力，从而使公共外交能够顺利地开展。与政治为主的政府外交不同，电视公共外交能够涉足经济、人文、环保、旅游、体育、军事等领域，能够更加全面地贴近他国人民的生活，以丰富生动的形式深入到传播对象，大幅度提高传播效果。历时4年，由cctv和bbc联合拍摄的第一部表现中国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人文景观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美丽中国》，使用航拍、红外、高速、延时和水下等先进摄影技术，记录了大量珍贵、精彩的画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立体角度，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独特魅力。借助电视媒体的传播，让国外的观众了解了中国的自然和人文风貌，提升了对中国的了解和感知度，可谓在自然人文领域对中国形象的宣传，开展了形象化的公共外交。此外，电视在体育领域公共外交发挥的作用，不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在上海举行的中国f1大奖赛，都成功地提升了中国的形象，让更多的外国观众认识和了解中国。但是，举国体育运动体制仍然在国外观众的心里留有偏颇情绪。而最近电视体育公共外交呈现出了更加贴近生活，更加贴近人心的方式，如6月4日结束的备受关注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上，中国选手李娜横扫卫冕冠军，成为第一个捧起网球大满贯赛单打冠军的亚洲选手。在电视媒体的报道中，更加展现的是一个中国职业选手自信顽强的个性特征，以及她从容大方地用英语应对国外媒体采访的形象，这些报道不仅能够打造当今中国体育新名片，而且能够加深国外观众对中国人的认识和了解，消除国外媒体的一些歪曲和不实报道，从而提升公共外交的软实力。

二、中外电视媒体合观：扩大并提升民间公共外交影响力与传播力

从传播特色和价值来看，国际传播是大众媒体与生俱来的一种功用和能力,在报纸依赖通讯社提供国际新闻的早期,西方的四大通讯社不仅控制着全球的新闻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政府公共外交影响力和传播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传播能力逐渐增强,传播范围逐渐扩大,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因此在扩大非政府外交方面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开始快速提升。以下就以电视媒体为例来审视中外媒介在提升非官方公共外交影响力和传播力方面所采取的方式和策略：

（一）不断改善传播技巧和手段

在公共外交方面,电视媒体在初期是通过新闻节目中结合评论、采访等言论节目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从而塑造国家形象和引导国际舆论。1984年，随着卫星电视在国际上的普及，美国新闻署及时创办了国际网络卫星电视节目，通过直播领导人的电视对话、官员访谈、学者辩论等形式针对欧洲受众展开沟通交流。美国新闻署意识到美国内部发生的事件对其国际形象有着重大影响，在小石城事件、三里岛核放射泄漏事件和艾滋病爆发后，率先报道，争取了主动，提高了公共形象，保住了公信力。

现阶段,电视媒体在提升非政府外交传播力方面采取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如2010年由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乔治克鲁尼发起的名为《海地希望》，为发生强烈地震的海地人民筹集善款的全球电视募捐晚会，经由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新闻网等30多家电视台同步播出后，获得了全球舆论的支持，仅晚会后的一天就筹集到了来自世界各界的5700万美元的善款，开创了电视募捐晚会筹款的新纪录。cctv电视诗歌散文《太阳花》则利用中国文学的样态，结合电视媒体声画结合的特色，讲述了德国光明使者萨布瑞亚帮助西藏盲童的故事，特别能打开人心中真挚的内心情感，提升了德国人在中国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帮助德国提升了公共形象，提升了公共外交信息的传播力。

（二）以电视节目做公共外交的推手

注重传播本国文化是电视媒体在发挥公共外交作用的最重要的手段，而塑造艺术使者的形象是电视领域的“乒乓外交”。美国新闻署在文化艺术的传播上，更加偏重弘扬美国的文化，借助美国的电影电视以及音乐艺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美国文化，让更多国际受众了解和接受美国文化，为其公共外交做铺垫。为此，美国新闻署不断策划和推出各种美国文化“走出去”项目。如cnn的王牌节目《拉里金现场》，直至主持人退休停播，业已开办25周年，云集政治领袖、商业巨子、娱乐明星、新闻人物及各地名人于府上，进行全方位的访谈，向全球观众多视角展现美国文化，目的是加强世界观众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感。而cnn的另一档访谈节目《对话亚洲》，则由美国主持人对话亚洲各界名人，深度解析亚洲政治新闻人物和娱乐文化现象，反映的则是美国与亚洲的文化交流。两档访谈类节目形成美国文化传播的内外两把推手，推动了电视公共外交的发展。而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华人、打造华语信息平台的凤凰卫视,在王牌节目《皇牌大放送》中制作的爱乐乐团10周年特别节目，以为推介中国爱乐乐团为途径，让世界观众了解中国的交响乐，以世界共通的音乐语言为介质书写、塑造了中国艺术使者的形象，使国外特别是西方观众更能接受。

（三）寓公共外交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中

公共外交是通过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实现的，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电视机构开展的此类活动。电视媒体通过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不仅提升了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也推动了公共外交的开展，可谓是一种“双赢”的策略。因此，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都不遗余力地举办各种国际交流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发挥其影响力。

cnn在每次报道世界灾难的同时,通过cnn电视媒体和网络平台impact the world（影响世界）的联动,向世界筹集善款,不仅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也提高了在公共外交方面的作用。而cnn自2007年开始，每年举办的cnn hero（年度英雄），专家评审小组先由全球百余国的一万多提名人选中选出十杰，再经过网友以8周时间票选，选出年度英雄。可以说，通过票选不仅提高了cnn的关注度和全球观众的参与性，也达到了公共外交的目的。凤凰卫视举办的《影响世界的华人盛典》,意在号召全球华人参与评选,也通过华人这个群体,提升中国公共外交的实力。可见,各大国际媒体都通过开展一些能够吸引受众参与的活动,来提高自身在国际公共外交中的影响力。上述提到央视的《太阳花》是中德两国的公共外交之花，主人公也获得了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称号，也通过电视媒体的传播，塑造了外国公民在本国观众心目中的形象，赢得了两国人民的相互认同，提升了中德两国公共外交的影响力。

（四）积极参与报道国际会议

通过报道各种论坛、研讨会来宣传本国价值观和影响国际舆论也是电视媒体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媒体跟白宫合作，在外国或者美国连续主办过“发挥私营系统作用国际会议”、“著名舆论引导者国际会议”等，邀请诸如默多克等国际传媒集团领导人、报纸主笔、跨国公司老总和国际贸易组织负责人到会讲话。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cctv在报道中积极反应中国的现实,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问题上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各国电视媒体都通过积极报道国际会议来提升自身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影响力。在经济层面上，博鳌亚洲论坛、世界达沃斯经济论坛、世界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等论坛和博览会都是电视媒体积极关注报道的大事，以推动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文化艺术层面，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每年都能吸引众多电视媒体的目光，原因在于文化的公共外交能够通过相关报道的传播来实现；国际安全层面，电视媒体积极报道国际反恐军演，以及食品安全方面的事件，这是全球观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参与相关事件的报道能够提升在国际安全层面公共外交的影响力。

在人类共通的语境下，选择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如生态、环保、能源、反恐、文化艺术等方面，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广泛深入的报道，不只是能够提升传媒在公共外交领域发挥的作用，也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大众传媒应该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指导下，提升在民间公共外交领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树立在国际上的公信力，也才能够突破自身，拓展国际传播的范围，更多地深入到观众的心中，从而达到沟通心灵的作用，这也是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

三、结语

中国外长杨洁篪说：公共外交现在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在当前中国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公共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新的着力点，努力向国际社会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立场，提升中国的形象，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最大程度地争取构建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鉴于此，中国电视媒体可以通过与包括美国的各国电视媒体的节目交换、采访互助、互用播出平台, 加强相互之间不同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拓展中国信息传播进入全球新闻流动的渠道。在电视传播中，我们不仅要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效传播中国经典文化、价值理念，同时不要忽略传播和建构现代中国国家形象，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及支持者，让世界各国的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多地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这样才能提升中国在公共外交、以及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4]。

注释：

[1] 温燕、陈伟、管克江、王文：《“巧实力”外交欲改变美国》，载《环球时报》2009年1月16日第7版。

[2] 赵启正：《开展公共外交加强传播中国的真实形象》，载人民网2007 年7 月25 日。

公共交通论文篇6

[关键词]公共外交　中美软实力　战略比较

[作者简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2010级外交学专业博士生

一、软实力与公共外交

1、软实力：公共外交的理论支撑

“软实力”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风行一时的“美国衰落论”的辩论中率先提出的。在那场辩论中，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为代表的“美国衰落论”占有主流地位，这一度令许多人陷入了“美国衰落”这一悲观的情绪之中。但约瑟夫・奈在关于美国是否衰弱的辩论中否定了美国衰落论，并在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软实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一个国家有可能在国际政治中获得其所期望的结果，是因为其他国家仰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到达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从而愿跟随其后。”。从占有资源的角度来看，软实力资源就是指能产生吸引力的资产，“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虽然没有单独强调把国际制度和信息作为软实力资源，但约瑟夫・奈在很多著作和文章中，还是将国际制度和信息作为软实力的来源并予以了论述。软实力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变化和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公共外交实践提供了国际关系的理论支撑。

(1)软实力拓展了公共外交主体和受体的范围

软实力理论是基于约瑟夫・奈关于世界政治权力分配的“三维论”预想以及国家实力的三个维度上的：“在一个全球信息化的时代，权力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模式犹如一盘复杂的三维棋局。在上面的棋盘上，军事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单级的，美国的确是拥有全球军事触角的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在中间棋盘上，经济实力却是多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占了世界产品的三分之二，而中国的快速增长可能使它视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在最下面的棋盘上，则是超越政府控制界限的各种跨国领域，这个领域包含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权力结构极为分散。”

“三维棋局论”表明，世界相互依赖程度加深、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迅速成长、信息化网络化的趋势逐渐增强。一国的外交政策对象不再仅仅是对象国的政府，在全球问题日益增多的情势下，如何争取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他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一国外交政策的成功尤为重要。同时，政府也可以将非国家行为体、民间团体视为公共外交主体，通过授权的方式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实现本国的海外利益。

(2)软实力丰富了公共外交的传播内容和方式

在冷战时期，硬实力比如军事机器、核威慑力等在东西方对抗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特别是大国使用军事力量来平衡国际体系的实力地位。而现在，经济、信息和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新的权力资源将更加有效，比如有效地沟通和建立与应用多边机制的能力。在世界变革的情况下，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需要学会通过新的权力源泉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各个主导国的权力资源也变得日益广泛和丰富。特别是20世纪以来，普世性的文化和国际制度越发显示出其柔性力量。任何国家应对全球信息时代新威胁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取决于其文化和价值观所代表的软实力，也取决于本国的政策是否让其他国家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尊重，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软实力的资源丰富了公共外交的内容，使得文化、科技、信息等都成为了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同时，传播内容的丰富也带来了公共外交传播手段的多元化。

2、公共外交：软实力的战略路径

软实力体现为一国对他国的吸引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上塑造展示自身魅力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强调一国在国内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市民社会的培育等领域进行富有吸引力的建设与创新，而且还要求其把自己的优秀文化、发展模式和外交理念传播到世界上去，争取他国的理解和接受。而这些软实力资源的传播，正是通过公共外交来实现的。公共外交指一国政府通过信息传播、文化交流、大众媒体、民意调查和支持非政府组织等形式影响国外民众，扩大本国政府、公民与国外民众的对话，减少他国公众对本国的错误观念，提高本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作为对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公共外交的价值日益为世界所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外交被看成是“努力避免被其他国家政府和公众塑造成为它们的敌人”，“逐步打造一个尊重国际规则、善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是改变软实力不足状况的关键途径和“信息化时代的国家战略工具”。通过有效的沟通，公共外交能够消除不同种族和宗教间的偏见，建立不同国家、宗教、地区间的宽容、尊重和理解。公共外交不仅是一种外交工具，也是建立在外交和公民的心灵之间必不可少的桥梁，是获得实力、以非胁迫方式培养关系的最佳途径。如果说文化、观念、发展模式等构成软实力的内在基础，国际形象和国际制度是软实力的外在表现，那么公共外交连接并跨越二者，成为展示和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二、中美软实力战略视角下的公共外交比较

作为当今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约瑟夫・奈横跨政学两界，不但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还曾是美国一些重大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躬身入局者。这就有力地促成了软实力理论和美国外交战略的有机结合。奥巴马政府当前所施展的“巧实力外交战略”，就是美国软实力战略的集中体现。而20世纪90年代初软实力理论引进国内后，学术界及时追踪并围绕中国软实力的研究路径、中国软实力的国际地位、中国软实力的构成要素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后，软实力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气质，也具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战略传统，因此两国在软实力战略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中美软实力战略比较

(1)从战略认知上看，美国学者在分析反美主义的源泉时注意区别了两个层面，即“美国是什么”与“美国做什么”。美国之前软实力的衰落主要是“美国做什么”导致的，而“美国是什么”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是美国仍然在软实力领域具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美国的流行文化、民主价值观念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信息优势成为了其软实力的主要构成要素。而中国学者使用的软实力概念广于约瑟夫・奈的表达。奈主要针对国际关系而提出的，但中国学者对于软实力的讨论包括了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两方面内容。另外，奈关于美国软实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流行文化和政治模式上，而中国学者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讨论则集中在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并涉及国家凝聚力、社会公平、政治改革、道德水准、反腐败等内容。而且，软实力概念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在中国似乎比在美国大。

(2)从战略意图上看，当今奥巴马政府所实施的“巧实力战略”，是软实力外交战略的延伸与拓展，目标就是解构受众者现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身份，同时在他们心中建构起自身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就连约瑟夫・奈和阿米蒂奇也承认，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应该仍然是“延长和保持美国的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硬实力尤其是整体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升。相对于迅猛发展的硬实力，中国软实力的数量和质量都显得极不相称。因此中国的软实力战略，旨在提升自我，实现和平崛起，即在和谐理念的指导下提升我国的国家凝聚力和国际亲和力，最大限度地消除由于中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从战略路径上看，美国的软实力表现出外向性的特征，而中国软实力概念呈现出内敛型的特点。约瑟夫・奈在提出和论述软实力时更多地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从这点上看，其软实力概念具有外向性的特征。美国的流行文化、教育以及成熟的公共外交等手段在于“塑造新的他者”，重在同化；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塑造国际形象等手段在于“塑造新的自我”，重在感化。“中国软力量的内涵大致界定为：由核心价值、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等要素蕴含的力量资源及内化于国家行为产生的影响力和驱动力。其基本特质主要体现在内生性、内省性和内驱性。”中国的软实力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关系，另一方面要更多地着眼于国内发展。特别是有些学者将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国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创造力、文化的感召力视为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使中国软实力更具内敛型的特点。

2、软实力战略视角下中美公共外交比较

由于中美两国软实力的战略认知、战略目标以及战略路径的差异，使得两国对以软实力理论为基础的公共外交实践的认知和目的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1)从认知上看，“公共外交”是1965年塔夫特大学佛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蒙德・格里恩首次提出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该国国内的利益团体与另一国国内的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通过这种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在这里，公共外交泛指一个政府对另一国公众的外交。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公共外交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组成部分。现今美国对公共外交的认知是：公共外交是指通过国际间的交流、信息关系、新闻媒介、舆论调查、支持非政府组织等方式，了解并影响国外公众，加强美国政府和人民对国外民众的沟通，减少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错误认识，改善美国在国外民众中的形象，提高美国在国外民众中的影响力，从而扩大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定义总结了公共外交的途径、目的和本质，是美国迄今为止比较准确且权威的说法。

而国内，资中筠在1988年发表的《略论美国战后外交的若干特点》一文中首次提到“公众外交”，认为文化宣传工作即是公众外交。中国公共外交的定义最早出现在周启明、杨闯1990年编译的《国外外交学》中。韩召颖的《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公共外交的著作。现今公共外交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感，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外国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另一个国家民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从本质上来说，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补充和发展，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塑造国际合法性和认同度的战略”。在这里，公共外交的主体和客体有所扩大，传播内容和形式也日益丰富。

(2)从目标上看，因为美国软实力战略的目标是实现软霸权，因此美国公共外交的目标在这点上与软实力吻合，即为美国的霸权服务。一直以来，美国的公共外交就肩负着向外推广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和自由市场制度的“神圣使命”。有学者指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第一，宣传美国的政策，特别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以便赢得外国民众和各国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从而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第二，使外国民众更好地了解美国，了解其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以便使外国民众和政府了解美国对外政策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同时达到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目的”。“9・11”事件后，美国加大公共外交力度的主要目的是宣传美国的反恐政策，推动民主化的目标，缓解世界范围内反美主义甚至仇美情绪，改善美国的海外形象。

中国公共外交的目的与中国软实力战略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在和谐理念的指导下提升我国的国家凝聚力和国际亲和力，最大限度地消除由于中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消除“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等不良影响，塑造良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向世界人民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另一方面，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和合文化，让全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和谐外交政策，培植中国形象和营造经济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推动和谐世界的建构。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中国，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标定位，从而循序渐进地促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从中性到正面、亲近的转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将公共外交提升至战略高度、建立具有自己特性的公共外交体系，使其成为传统外交的有力推手，应该是现今公共外交的应有之义。

三、美国公共外交体系及中国公共外交体系构建

1、美国软实力战略下的公共外交体系解析

(1)从传播主体来看，美国公共外交是由政府组织进行的一种政府行为，不同于民众对民众的民间外交。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国公共外交的主体变得日益丰富起来，形成了从国家层次向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团体、高等院校甚至个人等多层次的转换。正如奥巴马的顶级技术顾问和希拉里的高级创新顾问亚历克・罗斯所说：“21世纪的外交已

远远超出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活动，而应成为政府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为人民与人民并与政府间的交流这种模式。”从这一点看，美国公共外交的主体一方面突出了政府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注重了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的主体作用。

(2)从传播客体来看，美国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媒体编辑、记者、大学教职员工、学生领袖，最近几年又加了普通的年轻人，而不是传统外交所面对的外国的政府官员或精英阶层，同时也不同于公共事务所针对的本国民众”。而在国家层面，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扩张，反美主义逐渐兴起，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更加强烈。“9・11”事件正是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的极端反映。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认为，要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关键问题是重塑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形象，赢得阿拉伯国家人民的理解和尊重。因此“9・11”后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将阿拉伯国家作为重点传播对象。

(3)从传播内容来看，美国公共外交是从事对外文化宣传活动，主要包括流行大众文化、教育、民主价值观念、科技信息优势，等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自从电影诞生之日起，好莱坞就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强大的工具”。同时，以麦当劳、可口可乐以及牛仔为代表的生活元素，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向其他国家推销产品而推销美国的价值观念。因此，“可口可乐可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建筑，充满各色的期望与行为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现状与未来的社会观，以及对于过去的诠释”。美国公共外交内容还表现在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教育以及学术前沿阵地。事实上，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富于创造性的学术前沿思想的确为美国带来了相当多的软实力。“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那些曾在这里受过教育的未来世界领导人们的友谊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想不出比这更有价值的东西。国际学生通常会怀着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颇为欣赏的态度回国。”

(4)从传播媒介来看，作为一种非传统性的外交活动，美国的公共外交包括媒体外交、公开陈述、公共信息、国际广播服务、教育与文化项目、政治行动计划等。例如运用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萨瓦电台(面向阿拉伯国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等对外传媒途径，还通过福布莱特奖学金和福特基金项目、移民、留学政策优势等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等进行文化渗透和人才争夺。美国新闻署称：“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比传授科学知识本身为更重要的任务，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美国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发达的大众传媒，把以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为主的公共外交纳入到国家整体外交事务中，旨在通过交流理解、信息沟通和影响外国公众的外交形式，增进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2、中国软实力战略下的公共外交体系构建

(1)从传播主体来看，公共外交的主要主体是国家，因此一方面要重视官方传播，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宣传自身，在国际社会中推销自己。公共外交着眼于努力创造一个关于国际政策、行动和政治经济体系的良好形象。但多年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主体角色比较单一，主要由中国政府部门和政府直接领导的新闻媒体机构来扮演，比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外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重要政策和立场、行为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这些单位的报道和阐述。事实上，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主体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因此，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公关和组织人际传播，全方位展开外交。阿尔蒙德指出：“外交决策过程中的舆论主体主要分为四类：普通公众、关注问题的公众、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从这点上看，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还要充分发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业内精英、民众个人、民间组织等主体的积极作用。这样就能打破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通过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如科技文化交流活动、人员往来等交互式的双向传播和多层传播，多方面和多层次地宣传中国。

(2)从传播的客体来看，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和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深层细分国际受众市场，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地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要制定和传播对外政策，就必须考虑外国公众的预期反应。”在此层面，贴近性传播是细分国际受众市场的基本要求，跨文化传播是全球化背景下考量国际受众市场的基本前提。因此，中国借助大众传播建构国家形象时，最理想的定位应该是将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眼光融合为一个全局性的战略。这不仅是转变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建构中国亲善友好、令人敬仰的大国形象的策略问题。这就要求在传播手法上有的放矢地改变“观念市场”。如果两个地区长期弱化彼此的疏通和解释努力，势必产生文明间的误会乃至冲突。“有效的公共外交手段则可赢得其他国家的‘人心和思想’，是解决外交危机的第四种力量。”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首先应该稳定于亚洲，重点经营非洲和拉丁美洲。相对于欧美地区，应该加大公共外交力度，扭转其认识误差。

(3)从传播的内容来看，公共外交与软实力的资源紧密相联系。中国具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也具有强大软实力的潜力。如何将这些资源和潜力转化为现实的影响力，是中国软实力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应有之义。中国软实力包含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国家形象等核心要素，文化、观念、发展模式为“内功”，国际形象为“外功”，而国际制度则联结并跨越两者，成为中国展示和构建软实力的主渠道。这就要求一方面不断发展文化软实力，建构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是中国基于一种人类的角度，面对共同的人类难题，提供中国文化的处方，使世界在相互尊重、相互依赖、平等互助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在国际制度，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国际制度形成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在国际制度中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尤其应提高在主要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中的出资份额，以此消除他国疑虑、提高中国影响力。因此中国应在战略上更加重视制度设计，并将其与中国的全球治理和新的世界秩序观结合起来。同时，中国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塑造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

(4)从传播的媒介来看，中国应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树立全球传播的新观念。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各种传播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把媒体视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因此中国必须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传播技术，整合传播资源，改善传播手段，增加传播内容，提高传播质量，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实现有效国际传播，从而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正如总理所指出的：“要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全面、准确、及时地向外界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也不回避我国存在的问题。善于运用灵活多样的对外宣传和交往方式，尽量使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交流，增强宣传的有效性，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营造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求坚持真实、客观、全面的报道原则，树立中国传媒可靠、可信可亲的形象。另一方面要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传播格局，加快信息化步伐，建设高效的对外宣传和传播体系。

公共交通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外交　和平崛起　功能分析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72－79

当一个国家在逐步崛起时，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其对外战略，公共外交作为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是国家的对外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中枢”和“支柱”。2011年，中国政府首次将公共外交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2015)中，公共外交成为中国和平崛起全方位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冷战后公共外交的作用和国内现状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多个层面全球化的加速，世界各国间交流不断扩大，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国人民关注国际事务，迫切要求了解外部世界，希望参与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公众舆论对一国的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日益增大，各国政府在执行其对外政策中，也十分关注本国的国际形象，依照本国利益的需要、文化特性及基本价值准则来影响国际舆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外交在各国外交事务中受到极大的关注。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曾经指出“与各国利益直接关联的……是在国外采取散播本国意识形态政策，以及与它们的目标相一致的文化和科学交流政策”。相对于传统外交来说，公共外交更能促进国外公众理解本国的外交政策，进而促使该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由于地理的隔离，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仅通过外交机关之间的交往来沟通是不够的，影响范围也很小。通过公共外交，可以直接、公开地展开国际事态的发展，使亿万人知晓国际事务。各国政府也希望利用公共外交阐明自己的立场。

美国是世界上最注重，同时也是推行公共外交最有力的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公共外交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并被视为一种在国外培植信任和理解的有效工具。多年来，通过国际信息和文化交流来增进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彼此认识，已成为美国国务院“明确而至关重要的目标”。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指针”，就是在向国外民众展示美国的正面形象，改变国外民众对美国的错误认识，争取他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支持。美国人信奉的一个前提是：受感化的国外人民会对美国更具亲和力。2009年，奥巴马中国之行与青年学生在上海科技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也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公共外交活动，正如一些外交专家所言，该活动意图向中国的青年传递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推行美国价值观，改善美国政府的霸权形象上，美国的公共外交取得了相当大成效，属于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一环。

其它国家也在通过公共外交展现其国家形象，实现国家利益，如法国正努力公关，力求提高自己在世界舞台的声音，传播独具法兰西个性的价值观、标准和惯例。加拿大政府投入巨资，向国外民众推广其“以和为上”的价值标准，以使加拿大文化得到国外族群的认同。德国当前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创立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障碍的对话网络，向国外“有学识的群体”讲述其价值观和准则。日本政府也正积极实施一种海外文化大战略，试图引导周边国家民众重新认识日本的形象。如果说公共外交是大国获取硬权力的辅助手段的话，那么对一些中小国家来说则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它们意识到，由于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只能倚重软实力手段来争夺关键的国际制高点。利用公共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存在，是这些国家基本的对外战略模式。意大利、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的决策者，都把信息和文化合作的外交方式看成评估本国的海外形象以及与国外社会建立深层和稳固关系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对外宣传、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等多个层面做出过浓墨重彩的业绩，如2010年，中国就将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变成帮助世界充分全面了解中国，让中国最大程度、最接近真实地展现在世界面前的公共外交平台。但总体而言，当前我们对公共外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公共外交一度流于一般的、被动式的任务操作，缺乏系统性成效评估。政府和外交部门更多的还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府外交上，公共外交发育相对不足。国家中心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现实主义思维在外交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外交战略上也主要注重地缘政治失衡、局部战争与冲突、促进对外贸易和在华投资等实际损益；僵硬地执行“韬光养晦”或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这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中国对外话语权的缺失。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所做的好事、实事，有时却被某些外界舆论所曲解。但是，从长远来看公共外交将会成为中国外交工作一个新的着力点，外交工作也应逐步从传统的“政府外交”包打天下形式向“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相辅相成转型。

二、公共外交在中国和平崛起阶段的独特功能

和平崛起是一个国家硬、软实力的综合崛起过程，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应考虑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作为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在承受着诸多压力中寻求发展的新环境，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偏见和疑虑。而作为既有霸权国家的美国，也越来越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战略“棋手”，频频在国内问题、双边问题、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问题上对中国的可能战略意图进行试探。因此，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对外传统外交势必会遇到许多障碍。而与传统外交相比，公共外交在中国和平崛起道路上能起到独特效应，公共外交通常被用于传统外交难以奏效或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领域，利用适宜的传播手段来影响公众舆论，从而推动和实现正式外交关系所难以达到的目的。

(一)公共外交是增强我国对外软实力的捷径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当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换句话说这就是国际、国内的政治动员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受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影响较大。根据“木桶原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但不是硬、软实力的简单加总，两者的关系是乘积的形式。拿破仑也曾经说过“赢得人民的心比占领城市更有效”，因此，即便具备了一定的硬实力，但软实力的发展相对滞后，仍然会造成一国综合实力的积弱甚至为零。例如，前苏联1991年在解体时，其军事、经济实力均超过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仅次于美国；但正是因为忽视了软实力的建设，丧失了国际、国内政治动员能力，无法有效应用资源性实力，从而在解体之时无能为力。

国际吸引力、文化吸引力共同构成软实力，中国软实力亦可从公共外交这两个维度来获得增强：一方面，公共外交通过对“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宣传，同时积极推动文明对话，传播“和平崛起”的理念，凭借增强自身的文化优势的“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并在国际上树立“样板效应”，吸引别国自动效仿我国的发展模式，自动向我国政策靠拢。另一方面，公共外交可以拓展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华文化

在国际上的传播广度，这能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同情和接受其文化观念。一言蔽之，衡量一国软实力的强弱，就看该国实际赢得国内外民心的程度，而公共外交正是以非传统形式开展对外交往，赢得其他国家“人心和思想”的一项系统工程。

(二)公共外交是国家间关系的“剂”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较有影响力的当属现实主义。西方及东南亚等国家“中国”的理论根源就是所谓大国崛起必然带来权力转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变化必然导致冲突的结论。因此，对于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除了赞誉之外，当然也会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如图1所示：根据调查，在中国崛起阶段，世界有相当部分国家中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有了不同程度增加：在美国，这个比例从2005年的45％增加到了现在的54％；在德国，从44％增加到53％；在法国，该比例从31％增加到53％；在加拿大，从37％增加到55％；在意大利，从47％增加到57％；在英国，这一比例从34％增加到41％。此外，在同为新兴经济体的墨西哥，2005年时只有18％的人对中国经济增长持负面看法，现在这个比例增加到43％。

西方民众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来自西方媒体，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一般负面的比较多(如“中国”、“中国崩溃论”等)。这虽然有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一些人的冷战成见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但更多的是缺乏了解。例如，在一项调查中近三分之二的欧洲受访者(63％)表示，中国和欧洲的价值观非常不同，在国际问题上合作将是不可能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人心情最复杂，很大一部分美国人(71％)表示，中国成为亚洲的“领袖”让他们“非常”或者“比较”地“不舒服(uncomfortable)”。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后的军事实力也倍感焦虑，如图2所示。

而利用公共外交则能够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不但要“崛起”，同时会为世界的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会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公共外交具有强大的社会体系影响力和国际社会网络建构能力，它所产生的传递思想信息、孕育行为规范和塑造共同认知的相互建构效应十分强大。

(三)公共外交功能辐射效应大

公共外交的形式多样，从内容与实质来看，公共外交以人民之间的交流及公众舆论为重点，能在更大范围起到沟通与影响外国政府决策的作用，如图3。公共外交能起到沟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作用，有利于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合作交流，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治关系的友好与稳定的长期目标。参与举办文化展览、电影节、艺术节及友好月活动的人员往往成为人民间的友好使者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播者，成为打开友好关系大门的先行者，他们能起到政府外交官所起不到的作用。而同时，“乒乓外交”、“音乐外交”、“峰会外交”与“世博外交”表面上都是通过民间交流释放出善意与友好信号，其实质所折射的还是国家利益的诉求。1969年7月，美国国务院为摆脱在与苏联争霸中日益不利的地位，缓解中美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宣布美国学者、新闻工作者、学生、科学家、国会议员可以到中国访问，发出了一个“信号”。又如，美国与古巴之间的“音乐外交”。近年来，美、古两国通过音乐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努力发挥民间力量改善双方关系。在缺少外交往来的情况下，音乐无法推动政府，但可以打动民众，而民众可以推动政府。

(四)通过公共外交有利于展现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做出的重大努力

在人权问题上，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作最大的努力，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但西方对此一直对中国横加指责。例如，欧盟对华文件就公然指责中国“没有达到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并表示要“严重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在世界公共舆论的调查中，认为中国不尊重人权的国家中，西方大国的比例普遍都在80％以上。通过开展在人权领域的公共外交，有利于我们对外宣传介绍中国的人权观点和成就，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如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交流的形式同外国学者进行有效地沟通，用国际人权公约的概念和外国人听得懂的概念，促进人权领域的沟通和理解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宣传我国的社会主义人权观和发展模式及人权成就。总而言之，公共外交在人权领域的应用是对政府间人权对话的一种补充，可以直接起到影响国外大众，提升国家形象的作用。

(五)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的建构需要公共外交的参与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国家实力迅速崛起，地区、全球作用日益显现。然而，中国要真正跻身于国际体系的核心，必须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这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随着经济“无国界行为”的扩展，国际关系形态、内涵日益多样、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逐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各种国际组织功能与作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的经济扩张及全球性问题大量涌现，这都极大冲击着传统的国家观念，造成界限模糊，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元化，国际权力分散化。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兴起，公众普遍参与政治(包括外交)。在世界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下，不仅“所有的政治都是当地的政治”，而且“所有的政治又都是全球的政治”。同时，在信息和沟通迅捷的时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公众介入外交更加直接和深入，“公共外交”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显性元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因此，要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需要具备能够为改造国际治理体系提供更具先进性、公平性和广泛感召力的公共产品等综合能力，这需要通过公共外交有效运用，通过影响各国公众、国际组织态度，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观念和信息等因素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重构。

三、进一步拓展中国公共外交功能的渠道

比起政府对政府的单一外交来说，公共外交显然能够为一国提供更多的筹码运用空间和外交网络资源，为国家大战略服务。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又以追求和谐世界为己任，公共外交功能需要在结合和平崛起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拓展。

(一)增加对公共外交资源性与研究性的挖掘与投入

首先，国家财政预算资金应优先投入公共外交事业。美国政府一向重视在公共外交上的资金投入。早在1953年，美国新闻署就将大量资金投入于美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1999年10月1日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国务院合并后，公共外交仍然是美国财政预算中的优先投入选项。近年来，美国国务院在公共外交年度预算投入更是不断攀升(如图4)。

从美国在公共外交年度预算投入对数趋势线上看，美国国务院在公共外交年度未来的预算也是逐步上扬，具体投入项目与增幅详见表1。

由此可见，要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公共外交事业上的差距，首先财政资金上的支持必

不可少，我国必须增加公共外交的资金投入与财政预算，以迅速提高公共外交的有效性。其次要提高公共外交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前提之一，只有研究对方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公共权力分布状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地开展活动。中国的公共外交必须有效组织自身的社会力量与西方社会在各个层面“结网而渔”，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善于开发国内研究机构、民间团体和传媒界的有效资源，主动扩大让他们“走出去”进行实际演练的机会。第三是广泛借用各方资源。中国公共外交还应与时俱进，适应国际公共关系领域发展的新潮流、新规范，学会借用国外的公关公司、专业经纪人和技术顾问等市场资源来“强身”，提高公共外交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将中方的需要和立场传递出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尤其是已经进入当地主流社会政治、经济、知识界的杰出人士，同样也是可资利用的公共外交财富。

(二)必须大力培育我国的非政府机构

在国际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日益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其动员资源时常能超过部分国家的国内动员力。非政府组织在配合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输出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具体国际事务中，我们往往发现非政府组织的声音比一国政府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说服力。因此，一国公共外交能否成功，与该国的非政府组织发育成熟程度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国内严格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储备相对不足，对外交流媒体数量少，影响力不高，也缺少像诺贝尔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具有国际影响和知名度的政策工具。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如果中国缺少能够活跃于国际舞台的NGOs，就会缺乏有组织、有秩序的中国非政府声音，这必然会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对此，我国应将外交的着力点置于培育本土的在国际社会中具举足轻重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上，大力推动国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活动。一是加强宣传NGOs的地位和作用。要让社会各界认识到，在整个社会格局中，企业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政府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两者之外还存在着大量中间组织。政府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为社会服务，而NGOs则是通过服务于所代表的人群，服务于社会。二是制定有利于NGOs发展的政策措施，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在现代国家中，NGOs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将会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要促进我国NGOs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好的政策对NGOs的发展至关重要。三是增强NGOs的凝聚力。一方面，要让NGOs在国内把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类组织按地区、分行业组成若干分会，同时，互相交叉、联系沟通。另一方面，要把NGOs组织延伸到国际上相关国家、地区及国际性组织，在国外设立办事处。例如，派驻欧盟的办事处和代表、派驻联合国有关组织的代表等。

(三)升级加强版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心

应该说，近年来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一直在上升，322所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所形成“汉语热”也一直“高温”不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在亚洲国家，有相当大部分的民众(70％至91％)认为，学习汉语非常重要。然而，根据调查，虽然受访者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非常尊重，却普遍对其流行文化(包括音乐、服装和美食)打出低分。以10为最高值，美国人仅给出4.6分，日本人给5.1分，韩国4.8分，印尼6.5分，越南7.6分。要改善国际社会对现代中国的看法，我们需要升级中国对外文化信息中心，应用最新的IT技术(web2.0、移动接入等)与网络平台(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面向公众开放，便于公众了解。文化交流中心不是一个封闭的、堡垒式的官僚机构，不应刻意地推动某种特定信息的传播，而应尽量多方面地让公众了解现代中国真实的情况，包括缺点，这将有助于其他国家民众看法向积极的方向转变。它应建立在不同国家大中型城市的购物中心、图书城、超市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实现中国影响力的实质存在。外国民众在其中能够方便地使用图书馆、阅览室，可以让人接触中国报纸，了解中国大学、中国的旅游胜地，或见到到访的中国学者、官员。它还可以定期举办涉及各方面话题的中、英文演讲、以及大量的中文电影展示。

(四)积极开展网络公共外交

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得一国外交开始部分走向网络，参与网络讨论的网民可能是普通民众，也可能是职业外交官。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开展对外交往、对外宣传和外交参与等活动，注重网络科技技术提升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助推作用。一是要着力做大做强网络外交群体。在网络信息受到压制、科学技术力量不足以及官方网络外交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要尽可能地加快发展属于自己的民间网络外交力量，努力构建和谐网络社会。二是要适度放开互联网。对网络管制过于严格和僵硬，则会影响网民的参与意愿，失去网络原始的魅力，公共外交效能也会受到影响。事实上，互联网已经在形式、空间和参与范围等方面扩展了政府的能力，政府间外交，传统外交模式和手段应该适应互联网时代而不断革新。

公共交通论文篇8

关键词：文化；城市；公共外交；全球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D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29-03

一、背景介绍

外交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起来。随着这些国家在全世界的扩张，外交理论、原则、制度、惯例和形式也随之推广到全球各地，并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随着交通和通讯等科技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电讯和航空快速发展，国际交往更加便利，现在外交“开放、联系和全球性”的特点逐渐形成。外交也成为全球各地和国际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是国家还没形成之前展开外交的重要舞台。随着1815年维也纳议会确立外交的标准后，外交活动转向以国家为中心来进行，全球各国也逐渐建立自己的外交部门专门开展外交活动。人类进入21世纪后，尽管各国外交部门仍然是一个国家外交活动的主体，然而这些外交部门却不再是全球外交，特别是公共外交的主体。各种国际组织、协会、NGO组织和跨国公司也逐渐登上全球的外交舞台。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城市在全球人类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2007年，全球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在全球范围内，每天有超过十万的人移居城市。城市正快速登上人类发展的历史舞台。在这一舞台上，城市公共外交成为一个城市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

中国扬州建城史可上溯至公元前486年，2014年是建城2500年。扬州是我国较早开展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城市之一。早在唐代，扬州就享有“商贾如织”、“富甲天下”的美誉，当时寓居海外的扬州经商者达5 000多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因运而生因运而兴”的扬州，在扬州运河文化的浸润下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这为扬州立足于扬州运河文化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提供了现实可能。

选择扬州作为城市公共外交的研究案例，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扬州既不同于北京这样兼具中国首都这一特殊符号地位的城市，也不同于南京这样兼具地方中心城市的符号特征。在这样一种位置的城市，开展城市公共外交对于扬州城市形象品牌的塑造具有特别的意义。其次，扬州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其本身的文化底蕴为扬州城市公共外交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运河文化、历史遗迹、历史人物、历史文化等都是扬州独有的文化内容。第三，扬州顺应时展的潮流，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创建了自己的独特发展之路，走出了扬州城市形象品牌的扬州模式。

基于上述的背景，本文选择扬州作为城市公共外交的研究案例，力图为城市公共外交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二、公共外交的内涵

外交是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人们常常将外交与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认为外交是一个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的活动。这些活动常常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对外交往活动。这种定位于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让普通公众难以参与到外交活动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公共外交的产生。

尽管公共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开始萌芽，但其主要形式大都以通过国际广播的形式来展开，通过信息的传播来形成舆论，进而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1965年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指出“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

1987年，美国国务院在《国际关系术语辞典》中认为“公共外交指由政府发起主导的项目，旨在告知或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公共外交的主要工具是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广播和电视。”（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s，1987）

1997年6月，美国新闻署并入国务院计划小组指出“公共外交致力于通过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受众、扩大美国民众和机构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对话来推进实现美国国家利益”。

2005年5月，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中心执行主任Crocker SnowJr.说“传统意义上那种由政府采取行动、进而影响外国公众的外交政策进程的公共外交如今已经有了拓展，即无论是碰巧还是经过设计，除了各国政府外，媒介、跨国公司、NGO组织和宗教组织等如今都是公共外交领域积极的参与者”。

2008年，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指出“公共外交，简言之，就是以公众为对象而不是以官员为对象的外交。虽然有些人将公共外交与商业促销相提并论──即树立一个国家品牌，但事实上，公共外交同官方外交以及必要时采取的军事行动一样，都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己任。公共外交以独特的方式完成这一使命──通过了解外国公众，告知外国公众，接触和说服外国公众。”

透过公共外交内涵的历史演变，我们不难发现公共外交已经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而呈现新的特点。长期以来，公共外交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和国内政策的对外延伸，强调以一国政府为主导，借助大众传播、文化交流项目等形式，向其他国家“推广”本国的文化、价值观、政策，改善与他国的关系和塑造本国的国家形象。

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快速出现，超越国界限制、超越时空距离限制的互联网络的兴起，公共外交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如今的公共外交强调双向对话，将“公众”视为意义的共同创造者与信息的共同传递者，是“巧实力”（Smart Power）展开的重要推动因素。

对公共外交来说，其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公众”既包括企业、媒体、大学、研究机构、各种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等非政府部门机构和组织，也包括学者、企业家、宗教领袖、演艺界人士等各方面的精英人物和广大公众。

由此看来，公共外交的定义涉及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公共外交的参与主体；二是公共外交的内容；三是公共外交的手段；四是公共外交的目标；五是公共外交的环境。立足于这五个层面，公共外交是各国政府、NGO组织或跨国公司等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舞台，向他国的公众、NGO组织、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自身的诉求，以实现沟通和理解的目的，从而共生、共存和共享于普世价值体系之下的全球环境中。

三、城市公共外交

如前所述，无论是外交还是公共外交，其主体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国家。在全球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网络时代，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认知有些淡化。在这一过程中快速成长起来的城市迸发的力量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出城市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就极具现实意义了。传统的国家间外交在改善公众形象上具有其局限性，而地方依托城市形象这一互动平台，发挥地缘和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面向国外公众开展城市公共外交，具有极高的灵活性，也易于为国外公众所接受。

开展城市公共外交要考虑内外两个层面的因素。从内在层面看，城市开展公共外交是为了让城市及其所在社区从中获益，城市可以通过友好往来参与到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公共外交活动中，而城市公民可以作为城市代表参与到公共外交活动中。从外在层面来看，城市首先要有开展公共外交的资源，城市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会影响到城市开展公共外交，而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将影响城市参与公共外交的角色定位。

开展城市公共外交是要促进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城市形象。为实现这一目标，以文化为载体的巧实力城市公共外交就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

四、扬州城市公共外交

与运河成长起来的扬州，它最宝贵的遗产就是扬州运河文化。借助城市公共外交这一推手，扬州从运河文化价值传播入手，发掘著名历史人物的文化价值，舞动运河这一活态历史文化遗产，构建扬州城市形象。具体来说，扬州开展城市公共外交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的。

首先，利用运河活态遗产，搭建全球传播平台。追溯扬州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要从运河开始。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开凿邗沟催生了这座人文厚重的城市。西汉初年，吴王刘濞带领扬州人开凿通海的盐运河，创造了扬州历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隋唐时代，大运河的贯通让扬州坐拥运河、长江两大河流交汇的优势，成为全国南北水运交通枢纽、海上丝绸和陶瓷之路的主要港口，经济发展出现第二次高峰，史称“扬一益二”。清代时期，扬州占漕运、盐务、河务三大要政之利，成为漕运枢纽和全国最大的盐业经销中心，出现了城市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峰。如今的大运河扬州段，作为部级水运主通道，双向船舶年通过量接近1.27亿吨；作为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东线的源头，承担着引水北上的国家重任；大运河与高邮湖、邵伯湖汇合形成占扬州六分之一面积的湖荡湿地，有效调节着扬州的气候，改善着扬州的生态环境。

扬州运河从开凿到现在一直在扬州城市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生生不息流淌着的运河水让扬州历史文化遗产有了生命力。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扬州运河文化就是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缩影。对于扬州来说，如何传播运河文化成为全球化时代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一环。2007年9月26日，第一届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暨运河名城市长论坛隆重开幕；扬州被确定为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牵头城市；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正式落户扬州。2012年9月26日，第25届世界运河大会和第六届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同时举行，本次大会以“大运河，活态遗产”为主题，探索“大运河”这一活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创新思路和独特模式，赋予大运河新的活力。

其次，推出历史名人，加强国际交流。在扬州，四位中外历史名人将扬州和世界连在一起。从扬州出发，历经七次才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鉴真，不仅仅将佛教带到日本，更是将中国文化带到日本。鉴真是中日友好使者，围绕“鉴真”，扬州在新世纪里做了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2006年5月27日，中国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鸣枪开跑，短短七年，每年一届鉴真国家半程马拉松比赛就拿到国际田联银标赛事，赛事影响则从平面、网络媒体传播扩展到央视航拍、向20多个国家直播，市场开发从初始的几十万元到2012年就突破1 000万元。2008年5月6日—10日，同志开启了中日“暖春之旅”，向奈良唐招提寺赠送一座刻有金光闪闪的“友谊之舟”四字的鉴真东渡船模型，而扬州也同时启动了“鉴真故里——扬州市民访亲团”，“像走亲戚一样”，重温历史情谊，增进中日友好。如今扬州的鉴真纪念馆、鉴真图书馆、鉴真佛学院、鉴真樱花大道以及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事都是围绕鉴真而开启的城市公共外交平台。

“中韩交流第一人”崔致远纪念馆于2007年10月15日建成并开馆。这是中国外交部批准建立的第一座外国人纪念馆。崔致远纪念馆全面介绍了崔致远在中国，特别是在扬州的生活、工作和创作的场景，展示研究崔致远的资料和最新成果，成为中韩之间，扬州与韩国之间友好往来的重要见证。扬州借助崔致远进行的公共外交活动促进了扬州与崔氏宗亲以及韩国的文化和经贸往来。

作为搭建起通往阿拉伯世界桥梁的阿拉伯友好使者，阿拉伯穆斯林先贤普哈丁位于扬州的墓园成为扬州人民与阿拉伯人民的友好历史见证，也成为扬州通过他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源泉。普哈丁园不仅受到政府的保护，也受到中外穆斯林和学术界的珍视。阿拉伯国家首脑和驻华使节也常常来访。2008年首届“中阿高等教育合作研讨会”举办时，13个阿拉伯国家的15所大学的校长和相关教育官员、国内20余所高校的校长曾专门来此参观。

首位向世界介绍扬州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在扬州工作生活多年。2011年4月18日正式开馆的马可·波罗纪念馆围绕“马可·波罗来中国、来扬州”这一主题，从“远涉东方、中国见闻、为官扬州、旷世奇书、身后世界”等五个单元来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和深远影响。原克罗地亚总统斯捷潘·梅西奇在开馆仪式上所说：“马可·波罗在连接中西方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可·波罗将中国介绍给了欧洲，也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扬州与欧洲的联系。今后，所有克罗地亚来中国旅游的人必定会来扬州参观马可·波罗纪念馆，我们将尽己所能，把中国、把扬州推介给全欧洲”。

第三，构建城市价值，塑造城市形象。扬州人具有“崇文尚德、仁爱爱人”的人文性格，扬州人也有“开放、创新、精致、优雅”的市民精神，对于扬州来说则有“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的城市精神，扬州运河也有“开放、包容、创新”的运河精神，而扬州发展则立足于“创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三个层面。两千多年以来水与城的相生相伴孕育的扬州运河文化呈现出“以商代农”、“以人为本”、“以德为基”和“以融为力”的核心价值。在这种种价值的浸染下，扬州的古城保护、文化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等项目都尽情诠释着扬州的最佳人居环境，扬州也因此于2006年10月4日获得“联合国人居奖”殊荣。

第四，结交友好城市，沟通世界城市。到2011年底，据扬州外办网站信息统计，扬州共与全球19个城市结成友好城市。这些友好城市分布在全球五大洲，成为扬州通过公共外交沟通世界的全球平台。通过与友好城市之间的文化、经济和两市人民的友好往来来开展公共外交，从而让扬州走向了世界。

第五，立足淮扬菜，创新红楼宴。饮食文化是扬州公共外交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正如扬州民歌茉莉花为世人熟知一样，扬州炒饭也成为扬州饮食文化走向世界的品牌。如今，立足于淮扬菜的烹调手法、来源于文学名著《红楼梦》的饮食描写而由丁章华等人开发的红楼宴成为扬州的另一张名片。

公共交通论文篇9

[关键词]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公共参与

网上公共领域的空间构成通常有两大类：一种是民间形成；一种是政府设定平台。前者为网上的论坛社区、新闻社区、博客社区和及时沟通的聊天社区等；后者是政府设定的，希望上网者多参与讨论的意见平台等。本文将讨论网络公共领域的功能及其局限性。

一、网络公共领域的功能

(一)提供讨论空间平台。互联网公共论坛为创造新兴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公共领域就是一个意见交流网络。互联网公共领域正是这样一种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空间。由于借助网络技术进行沟通。通过网络上的社会性软件，人们媒介网上文本，包括音频和视频，交流相遇。排除了现实背景等影响沟通的外在情境因素，网络的便利性特点使这种沟通情境扩展到更广泛的公众中。这个空间沟通呈多元方式，以便发言者的意见和理由被理解，达到说服和影响参与者的效果。同时，互联网公共领域中因其主题排列式的结构，能使交流在不排斥各方加入的前提下仍能围绕各个主题展开，并保留后续讨论的空间。

(二)助力了决策过程。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2008年3月14日)上的开场白说，“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可见，良好的网络交流有助于决策过程。公共领域中的参与者中存在着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比决策者更敏感、更准确地反映社会问题。公民通过对该论题的反复讨论，逐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分析，构成公共利益诉求。将言论的影响力转化为决策权力，正是民主进程中所倡导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公共领域讨论的问题，不仅有助于国家政府决策，也有助于组织机构决策和个人决策。

(三)激发民众智能资源。应该看到，公共话语空间是民间智慧的集散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也是挖掘和集中民智资源推动社会进步的地方。民间富有智力资源，许多有价值的民间智能通过在网上良性的议题讨论，一方面传统媒体通过对网上的舆论话题的报道，使之更快地在网络上扩散，继而又会引起更多传统媒体的关注，从而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注意或对其形成压力，达到影响或改造现实的目的。另一方面，领导层也开始对网上舆论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的各种大会期间，许多网民积极建言献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强国论坛直接将精华贴放到了人民网页面，可见对其重视。新华网“代表委员之声”，人民网的“面对面”、“给中央领导捎句话”等栏目都充分挖掘和集中了民智资源，还实现了媒体间互动。

(四)有助于社会认同与共识。(1)人们通过网络公共领域的互动交流，不同的观点相交碰撞，形成新的观点和想法，有助于形成更广泛的认同与共识。(2)通过网络公共领域的讨论，政府管理者可以从网络上方便地了解到当前社会的舆论焦点、热点、人民情绪倾向等，把握社会发展变化的特点和方向，从而制定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和应对问题。作为社会整体结构的重要组成，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建立对推动社会的整体设计和演进有着特定的参照价值和内在意蕴。(3)有助于缓解认同危机。研究表明，当个体和社会丧失沟通的连结。一个社会认同的危机便会出现。社会认同危机，始于社会广泛沟通的不顺畅，人们无法凭借沟通的程序关心和学习广泛的社会公共事务，变得不关心社会事务，而提供广泛而积极的沟通平台可以缓解社会认同危机。

(五)提升民众的民主和参与意识。随着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民众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更加多起来了。任何人都有乐意发表自己言论的心理倾向，只要“低成本”、便捷表达，上网者都会在网上选择适当的渠道自己的观点或看法。尤其当有人的看法或观点被其他人认同和赞许时，就会激励人们更踊跃地发表言论。这种潜力逐渐凸现，势必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政府决策的优化等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网络也是一个最广大的参政议政场所。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各种空间里，一方面，信息的交流、协商和综合，让人们感到了个人视野的有限，受到启示和唤醒，同时看到了对待一些社会事件的讨论，个人的力量的不足，需要更多的人的理性支持，形成大的公共领域空间。另一方面，上网者在网络空间具有平等的话语权，他们感到了话语权实现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在互联网上与其他公民的讨论，以及在某些时刻间接或直接地与政治权威的对话、协商，参与者愈加意识到运用协商的方式维护基本权利及促进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性，在今后会更加自觉地采用讨论、交流的方式来参与、影响公共事务决策。

(六)社会安全阀作用。第一，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随意交流自己的看法，同时一定程度地释放了情感，缓解了情绪张力。第二，互联网公共论坛的互动交流，其中所增加的社会认同会消解(当然也会增长)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比如有时有些怨气，经过交流后得到疏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极端行为发生和极端情绪以不恰当的表达方式宣泄。同时。互联网公共论坛的协商和政治参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为正确引导民众情绪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互联网公共论坛在增强政策的合法性，维持政治系统的稳定方面也大有可为。互联网公共论坛通过公开协商社会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在民主的政治过程中创造合法性，可能较之传统方式更为有效。

二、网络公共领域的局限性

当然，网络上的公共领域实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情绪化的非理性方面。

首先，在真实性的同时伴有感性化和情绪化。怎么想的就怎样说，带有情绪资源。激昂中语言会带有夸张或过分强调自身所坚持的观点，语言组织少有逻辑，失之恰当。由于网络世界里的身份面具，使网上舆论更具有随意性，有的网民在讨论时不必为说过的话负责任，语言中带有侵犯倾向，有时纯粹是某种情绪的宣泄。有些事件的讨论，带有明显的文化价值，又由于情绪化的舆论更有感染力，所以这种情绪可以更快地在网络上散布开来，导致情绪越来越激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网络舆论的“动物狂奔”状况。

公共交通论文篇10

摘要：“中国梦”是毎位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之梦。现代外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外展示的重要路径，其对于“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对中国公共外交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局限进行了客观分析，同时也为公共外交的顺利发展提供了一些解决措施。从而促进“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关键词 ：公共外交；“中国梦”；国家形象

“中国梦”对于每位中国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现代化之梦。现代外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外展示的重要路径，其对于“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树立形象和提升该国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大力发展我国的公共外交有利于促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一、公共外交概述

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高速发展，一些新型外交诞生和快速发展。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比较活跃的新型外交模式，受到了各国的高度关注。

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于1965年提出“公共外交”的概念，指出：“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该国国内的利益团体与另一国国内的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比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造成影响。”①国内的赵可金教授指出：公共外交是由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另一个国家民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观，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②笔者认为：公共外交是一种超越传统外交范式之外的活力型外交形式，它代表未来外交事业的发展方向，以一国政府为主体通过政府授权进行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公开性，目的在于向外界传播本国的声音、树立该国良好形象和改善本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我国日益重视开展公共外交，大力扩展外交新领域，采用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模式来弥补传统外交的不足。众所周知，中国外交是比较神秘的，本着“外交无小事”的传统态度，使得公众对于外交领域的事情不了解，造成整个国家形象有所降低和信誉度下降。因此，选择公共外交是一种必然选择。

二、公共外交视角下实现“中国梦”面临的挑战和局限性

“中国梦”的实现涉及诸多方面的共同影响。外交无疑在实现“中国梦”的路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共外交扩展了传统外交所没有涉及的新领域，开创了外交领域的一个新模式。中国的公共外交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局限。

1.公共外交视角下实现“中国梦”所面临的挑战

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发展，从理论探索到实践活动也就20年左右时间。整体来看中国的公共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从国际挑战来看，在国际经济形势处于低靡的大环境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风景这边独好”的态势，这就使得中国的大政方针和国际战略的制定引来大国的关注。在传播国家形象上，媒体是最为便捷和快速的，然而中国媒体的声音在国际地位中处于薄弱环节。我国在发展公共外交实现“中国梦”的路径中，在国际层面方面缺乏和西方主流话语相抗衡的观念体系。这就要求中国在发展公共外交的时候必须重视话语权的建立，这样才能形成更多有利于实现“中国梦”的国际舆论氛围。

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面临着很多国内压力，公共外交的顺利推进也存在许多绊脚石。我国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增大了治理的难度。当今中国存在着一些政府行为不透明和民众利益表达渠道不清晰的问题，使得政府的工作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支持和肯定，政府公信度下降。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积极推行公共外交的同时要加强国内建设，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2.公共外交视角下实现“中国梦”面临的局限

外交的魅力在于它不仅可以为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做良好的铺垫，而且可以为其更好地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全球公共外交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公共外交尚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局限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集中表现为外交主体的单一性。虽然公共外交的践行主体应该是一国的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但是这并不代表该国政府和附属机构是唯一的外交主体，还必须包含一些国际媒体机构、文化交流部门和一些政府所支持的个人及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来说，外交践行主体单一性很多是由于我国的传统观念所决定的，这使得我国的公共外交在具体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些比较含糊的外交辞令。充分注意外交活动的每一个细小环节，不敢授权更多的个人或者组织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使得整个国际社会对我国所传达出去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产生质疑。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西方国家在进行外事活动和新闻报道时通常习惯以事实作依据，开门见山地直接报道，中国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总会在信息之上覆盖更多的简洁的东西，以一种内敛的方式进行传达，从而令整个国际社会造成信息的误解和歪曲。“中国梦”的顺利发展，不仅需要我国的大力发展，同时也需要积极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国在践行公共外交的时候践行主体的单一使得整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可信度下降，不利于整个国家形象的树立和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的树立，不利于我国的整体发展。

其次，我国公共外交传播过程和传播内容模式老套，缺乏吸引力。集中表现在，我国对外报道的政治化色彩浓厚，规章制度限制了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归纳发现，我国新闻报道中有关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信息要远远多于关于生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信息。据统计，《人民日报海外版》70%左右的内容，中文国际频道（CCTV-4）60%以上的内容，《中国日报》50%的内容都集中在政治领域，其中又以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会议新闻及政治评论文章为大宗。③还表现在传播报道过程中出现信息不均衡、古板生硬的态势。对比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新闻报道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的新闻信息充满灵活性和多样化，无论是好的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总会以一种客观真实的语言表达出来，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新闻报道通常都是报喜不报忧，语言表达的政治化和口号化过强，这使得中国信息让其他国家公民不知所云。这样的表现不仅达不到公共外交的目的，而且还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增加了彼此之间沟通的鸿沟。

三、公共外交视角下实现“中国梦”的有效措施

约瑟夫·奈在《美国信息边缘》一文中提到：“公共外交的价值无可替代，它不仅有获取特定时限目标的潜力，而且是实现一国长期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部分。”4不难发现，公共外交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的确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国梦”在外交层面上也要求积极开展公共外交。要想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就要求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尽早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体系。

1.大力促进公共外交参与主体的多样化发展，全方位促进“中国梦”顺利实现首先，在进行公共外交时继续保证和巩固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我国公共外交集中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多方积极参与的特点。赵可金教授指出，公共外交主体必须是一国中央政府或者经由中央政府授权或委托的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个人。⑤中国政府在开展公共外交时可以传统方式和非传统方式相结合的路径，实现外交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比如，中国文化年的发展就是一个良好的范式。其次，要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外交中强有力的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作为世界政治中的两个重要角色，在很多领域形成了相互协商与合作的关系。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速度较快，而且在公共外交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为国家树立了良好形象，维护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政府需要把一些特权授予非政府组织，让它们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地位。

2.切实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构建一个值得信赖的传播体系，为“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石

首先，我国必须注意向国际社会公布具有时效性和准确性的信息。要以高效率的方式进行信息传播，这样可以避免国际社会各方猜疑，也有利于避免不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的出现。其次，要讲别人听得懂的、真实的中国故事。这就要求我国在进行信息报道时，注意信息报道的覆盖面和色彩性，增加信息的多样化和语言表达的直白性，淡化政治色彩，这样才更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

3.切实增加公共外交实现渠道的多样化和创新化

首先，充分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积极发展城市公共外交。通过发展城市外交可以提高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有利于双方的居民全方位和多层次了解对方，这就为公共外交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渠道。其次，充分利用网络进行公共外交。总之，在发展公共外交时我们不能过于呆板，应该积极寻找更多的渠道，这样才会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公共外交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公共外交的顺利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公共外交对于中国有着强烈的迫切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外交。对于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公共外交，我们要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早日建立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体系。

引文注释

1 Harold Nicolson:“Diplomacy”, Georgetown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1988.

2 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15-16.

3 吴征.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431.

4 Joseph Nye & Wlliam 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Mar/ Apr1996:20.

5 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16.

6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