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妈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年轻的妈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妈妈还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姥姥一人带着六个孩子，由于嘴多粮少，日子过得很艰难。五个姐妹和一个小弟弟中，妈妈是老四，从懂事开始，她就每天洗衣，做饭和带弟弟妹妹，还要照顾身体不好的姥姥，我从没见过我姥爷，只见过他的遗像，听说他当时可以算是个秀才，但不到40就被一次事故夺取了生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妈妈把家务做的井井有条，妈妈至今还保持着洁癖，也许从那时就开始了吧。

在和我差不多大时，妈妈也在读初中。中学时代妈妈很出色，考试总是第一，还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威信与班主任不相上下，吵架的见了她就闭了口，打架的见了她就停了手。

那时，学校里唯一的活动是唱大戏，一唱就是《沙家浜》，那个演男主角的男生就是妈妈的体育老师的儿子，标准的浓眉大眼，是全校闻名的“大帅哥”。当时他们谁也没有非分之想，见了面打个招呼，擦身而过。他们的相识实在不怎么浪漫，但“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20年后，那个男生说的。

后来妈妈毕业了，被分到一个小工厂，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许多人都找了个谈得来的人结婚了，妈妈却不，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老师，可惜事与愿违，所以她想与一位老师携手走完人生路，自然就看不上小工厂里的人喽。有一天，有人为她介绍了一个，他起初不太愿意，因为对方不是老师，然而，一见面很眼熟，哦，是那个男生一样的浓眉大眼，比起表演时多了一份羞涩。这次，两个人可不只是打招呼了，不知不觉的就聊了起来。后来两人见面多了，互相了解也更多了。有一天，那个男生说：我要结婚才能分到房子。于是，两人领了红本本住进了鸳鸯楼，再过一年就有了白白胖胖的我。妈妈就成了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告别了少女时代。

这一切，都是我爸爸——那个男生说的，还翻出了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两个人的合影，妈妈梳着一对麻花辫，笑得很甜，抱膝而坐，爸爸在他身后一手叉腰，一手似乎在犹豫是否要搭妈妈的肩，就停在了半空——一副护花使者的样子。见多了今天满街勾肩搭背的情侣，使我对这张照片肃然起敬，充满了向往，向往那一份真实，虽不轰轰烈烈，却有抹不去的美丽。

篇2

我的妈妈长的可漂亮啦，你瞧，一张白净的瓜子脸上镶嵌着两只“黑珍珠”，鼻子挺挺的，一张樱桃小嘴能说会道，美中不足的是，脸上隐隐约约有几颗小雀斑。不过，这影响不到他的外貌，别人见了俺们母女两，还以为是对姐妹呢！别说我在吹牛，不信，你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次，妈妈带我出去逛街。妈妈到了一家商店，看中了一件小西装，便到更衣室里换衣服，随手将包扔在了凳子上。老板见了，忙说：“小妹妹，快帮你姐姐把包拿好，以免丢了。”我便纠正道：“不是，她是我妈妈！”老板惊奇地看了看刚刚换好小西装的妈妈，我望了望我，半天没说话。最后，老板吐出了一句“真像姐妹两”便去迎接别的客人了，妈妈因为老板说的那句话得意了好久！

还有一次，妈妈去带我参加她朋友的婚礼。新娘见了我就对妈妈说：“哟，瞧你的妹妹多可爱啊！我也想生个这样可爱的女孩！”我听了便羞红了脸。妈妈对新娘说：“你啊，记忆力真差，我结婚了好几年啦，这是我的女儿！”新娘顿时惊呆啦，过了一会儿摸摸我的头说道：“哟呵，蛮大啦，过几年要和你妈一样高啦！

瞧！这就是我的”年轻“妈妈，如果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并到我家的话，千万也别把我妈妈当我姐姐啊！

篇3

李小璐的母亲是20世纪80年代名噪一时的电影演员张伟欣，她曾主演过《飞来的仙鹤》《乡音》《良家妇女》等优秀影片。正当事业高峰时，她突然别家离女，远赴美国学习。从小离开母亲的李小璐是怎样走入娱乐圈，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在内地的演艺圈奠定了“五朵金花”“四小名旦”的地位的呢？就这些问题李小璐第一次敞开心扉向笔者讲述了她成长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儿。

“裸拍”《天浴》，17岁少女遭非议

李小璐出生于艺术世家，3岁时就演过少年孔丘，并获得飞天奖，之后又拍摄了《我只流三次泪》《牛郎织女》，给她的演艺事业带来巨大荣誉的是陈冲导演的《天浴》。1997年，陈冲为《天浴》选拔演员时，李小璐的妈妈张伟欣把16岁的女儿推荐给了她。陈冲看了一下李小璐的表演说这孩子很有灵性，但是太小了，怕她把握不好感情。《天浴》是以“”为背景，对于李小璐这个8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那个时代太遥远了，陈冲决定还是回大陆选。

陈冲在国内转了一圈，到一些艺术院校、文艺团体挑来找去还是觉得李小璐的感觉好。回到美国后，她大胆起用了她。去剧组之前，小璐问妈妈怎样才能演好这个角色。张伟欣说不要去演一点戏，如果要演的话肯定就过了，就当成是生活中的另一个自己好了。

在《天浴》中，李小璐表现出了较高的演技和领悟力，陈冲给她说戏时，她很快就理解了。但在表演时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做，对她这种创造性，陈冲很欣赏。尽管这样，有时候她们也有很深的矛盾。

《天浴》中李小璐饰演的是一个为了回城而牺牲自己情操的小知青。陈冲设计时有很的镜头，甚至还有一些“裸戏”。李小璐坚决拒绝，她时刻记着妈妈的告诫：作为一个演员，尤其是女演员一定要自爱、自尊。

“小璐，其实裸戏也是为了艺术，你没看过那些好莱坞大片吗？这很正常的。”陈冲说。“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裸戏才能表现艺术，情到深处艺术自然就流露出来了。”李小璐说，“陈冲阿姨，我坚决不拍裸戏。”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剧情就是这么设计的，你不拍我怎么办啊？”陈冲有些生气，“停工，小璐，你好好想想，希望下次按我说的拍，不要让大家等你。”陈冲说着走了。晚上，陈冲找到李小璐和她谈心，陈冲说美校的学生还画裸呢？这都是为了艺术，她说：“璐璐啊，你还小，将来大了就明白了，明天按阿姨教你的好好演，好吗？”

李小璐认真地说她现在不拍“裸戏”，将来大了也不拍：“不是‘裸戏’才能表现激情，您以前演过的《小花》，还有我妈妈的《飞来的仙鹤》也没有“裸戏”，至今还很感人啊，真正的艺术是以情感人的。”

陈冲看着这个只有16岁的小姑娘，心里掠过一丝欣慰，她想小璐将来能成为一个很有艺德的好演员。最后，陈冲还是没犟过李小璐，删掉了那些“裸戏”。《天浴》拍完以后，李小璐就被母亲带回美国继续念书了。

1998年初，《天浴》公演后不久，有一天，张伟欣从外面回来脸色很不好看。正在家里看电视的李小璐看见妈妈回来很高兴，滔滔不绝地向妈妈讲她正看的电视。张伟欣叹了口气说：“璐璐，你怎么就不听妈妈的话？妈妈说过做一个演员首先要自尊、自爱，这话你全当耳边风了吗？”

李小璐很莫名其妙，她疑惑地看着妈妈。张伟欣把一张报纸和几幅照片放到李小璐面前：“你让我很生气。”李小璐一看是《天浴》的剧照，全是“裸戏”。那份报纸上的评论是：一个16岁女孩的激情戏，评论写得很尖刻，甚至还有一些攻击性语言。

李小璐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说这不是她，她没拍过这样的镜头，不信让妈妈问陈冲阿姨。张伟欣很生气，说不是她这些镜头是从哪来的？“璐璐，拍了就是拍了，不要逃避责任。”见妈妈不相信她，李小璐气急了，她抓起电话就给陈冲打了过去，质问她为什么会有这些“”。

陈冲解释说那些镜头是他们后来找替身补拍的，不是她，为了影片的商业效果她不得不如此，希望小璐能谅解。“你听见了吗？”李小璐气乎乎地说。知道错怪了女儿，张伟欣赶快致歉，他们的家是很重视民主的家庭，不管谁错了都会勇于承认。

《天浴》里，李小璐以纯熟的表演把那个小知青演绎得十分的形象很生动，让人看来有颇多感慨之处。因为这部片子李小璐入围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竞选，并最终击败众多的好手问鼎“后冠”。

急流而退，李小璐的逆反时代

虽然《天浴》给李小璐给来了莫大的荣誉，那些的镜头也给她带来了很多非议。李小璐倒没什么，她说清者自清，但她的妈妈张伟欣觉得她年纪还小，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娱乐圈的诱惑，更重要的是，看惯了娱乐圈的浮华，张伟欣不太想让女儿走自己的路。

不久，很多导演都向李小璐伸出了合作之手，李小璐也想趁着这个机会进军娱乐圈，可是，张伟欣给她推掉了一切的片约，非要她回美国念书。李小璐很不理解，她觉得妈妈简直太独断了，这么好的机会让它白白地牺牲掉太可惜了。

“我不想念书了。”小璐说，“先拍一段时间电影再上戏剧学院或电影学院好了。”张伟欣态度很坚决，她说先完成了学业再说别的，无论干什么没有文化寸步难行。“一边演戏一边学不行吗？别人都是这样子的。”李小璐跺着脚说，眼里都流下了泪。张伟欣说她希望李小璐将来不搞演艺。“可是，我喜欢。”李小璐大声说。张伟欣给李小璐分析说她希望小璐将来学习科学，最好是医学，那样她会越来越成熟，因为科技的成就是能通过积累达到的，而表演没有天赋是不行的。

“我17岁就能拿到金马影后这不就证明我很有天赋吗？”李小璐对妈妈的话很不以为然。“这才是我想让你修完学业的原因，名利来得太早并不是一件好事。安心学习吧。”“你真……你怎么就不能让我选择我想过的生活！”李小璐又哭又蹦。最终，李小璐也没有拗过妈妈只好在美国读高中，同时，张伟欣也作了一个让步，她答应小璐高中毕业后如果还想拍戏的话她也可以考虑。很长一段时间李小璐不愿意理妈妈。

1998年的新年，李小璐所在学校要进行文艺汇演，参加演出的人员都是竞争争取资格，李小璐也报名了，但初试时她的发挥严重失常，如果下一个节目再表演不好她就没有了参演资格。回到家里，小璐郁郁寡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吃饭，更不和妈妈说话。

李小璐心想这一切都是妈妈给她造成的，要是妈妈不阻拦她继续表演，她现在已经是很有名的演员，何必在这里为过表演的瘾和一帮从没表演经验的人争来争去，还争不过人家，白白地落人话柄。现在她这个被法国水城电影节上誉为中国最有前途的演员却连一个学校的演出都参加不上……

她越想越气，跑出房间对着妈妈发了一通无名火：“你只顾自己的事业，我4岁你就扔下我跑到美国念书，我乖乖地跟着爷爷奶奶，从没怨恨过你，每年过年还给你寄贺卡……”这是张伟欣心里的痛，抛下小璐到美国她一直觉得她亏欠孩子。

“你从美国回北京的时候，我多么高兴，想着我终于有妈妈疼了……初二的时候你把我接到美国，我刚来不久，你扔下我不管又去什么大学学你的经济企业管理，你有爱好，有追求，我也有，为什么总管着我、束缚我。现在好了，我科技也没学好，文艺也丢了，将来是个废人，你满意了？”

在李小璐滔滔不绝的数落下，张伟欣坐在一边默默流泪。小璐说完了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张伟欣也没说什么。到了晚上，她估摸着小璐的气消了，悄悄地推开女儿的房门进去：“我们谈谈好吗？”趴在床上看书的李小璐坐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张伟欣坐在小璐身边怜爱地摸摸她的头，她给小璐讲她小时候在部队当文艺兵的事儿：那个时候很艰苦，寒冬酷暑下连队慰问演出不是手脚冻起了泡，就是热得身上长痱子，还得自己拿道具，自己准备演出服，稍有错误就会挨批评甚至写检查：“那时候真渴望像同龄的小孩儿一样坐在教室里念书。”张伟欣说。

李小璐看着妈妈，她只知道妈妈曾经是国内知名的演员，没想到还吃过这么多苦：“后来呢？”她问。

张伟欣说后来到了北影厂当演员，演了不少角色，也得了很多奖后，越来越觉得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不深入了。“为什么，应该越积累越有经验啊？”李小璐问。

张伟欣叹了口气说自己很小就当兵了，没什么文化基础，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就选择了出国学习：“不是万般无奈谁忍心抛下只有4岁的小女儿只身漂泊海外？璐璐，妈妈不想你将来走我的路子，所以，才硬逼着你学习，有了文化想干什么都很容易啊。”

直到此时，李小璐才明白妈她学习的良苦用心，她扑在妈妈怀里，搂着妈妈脖子撒娇地说对不起，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张伟欣很欣慰地看着女儿，她又问女儿学校演出的事儿，小璐沮丧地低下头说还有一次选拔，不过希望不大了。“只要有希望就不要放弃。”张伟欣说。她帮女儿分析了表演中出现的错误，指导她选定下次表演的题目，母女俩共同讨论了怎样表演才到位。李小璐在妈妈的教导下茅塞顿开，她明白自己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心态的原因。

到了再一次选拔时，李小璐以她优异的表演才华征服了评委老师，顺利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还得了最佳表演奖。看到女儿确实很热爱文艺，张伟欣不再一味地想让她当科学家了，有时她也有意无意地培养小璐在服装设计和色彩搭配上的技能。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李小璐不仅门门功课优秀，还在一个业余服装大赛上拿了三等奖。2000年的春节，李小璐回国内看爷爷奶奶时，一个机会给她的演艺生涯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保洁女王”，也有绯闻缠身时

李小璐回国内探亲时，正赶上《少年张三丰》剧组选演员，李小璐爸爸的一个朋友恰好在那个剧组，过年时，他看到了长大后的小璐，当下大叫一声说他们剧组正在为一个演员发愁，如果小璐肯出演那就太合适不过了。

小璐爸爸说她妈妈还想让她把学业完成。小璐很激动，她说她想看看本子。看过本子以后小璐很喜欢那个角色，她给妈妈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张伟欣说小璐已经19岁了，可以自己做主自己的事情了，但无论做什么首先要认真，不然吃亏的是自己。

小璐答应了妈妈，她决定留在国内演戏。《张三丰》播出后，李小璐的表演得到了圈里人的一致认可。2003年秋天，又一个剧组找到了她，那剧组的人说他们原先定好了一名演员，因为档期原因那位演员来不了，他们想请李小璐。小璐看过了剧本，不是很满意但也有演的欲望就接了下来。

可是，到剧组没几天，小璐突发了病毒性流感，很严重，导演很心焦，有时难免有些牢骚，恰此时，那位演员原先的戏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导演就和小璐商量让她养病，戏还由原来的演员来演。李小璐痛快地答应了，没几天她就离开剧组回北京养病去了。不久，很多报纸上都登出了李小璐不会演戏被某剧组辞退，看到这则报道小璐肺都气炸了。正在这时候张伟欣打来了电话，小璐一边和妈妈说话一边摔摔打打。

张伟欣问她怎么了？李小璐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母亲，在美国的张伟欣觉得女儿的情绪很差，心态也不好。第二天，她就飞回了北京。一见到妈妈小璐哇地哭了，她说那个剧组怎么那样？说她“耍大牌”，或者说别的她都不生气，干吗说她不会演戏？她都还没演呢。“我一个金马影后不会演戏，有没有搞错？”小璐气呼呼地说。

张伟欣笑着摇摇头，她告诉女儿，金马影后已经过去了，不代表现在，会不会表演不是自己说的，要观众评价：“璐璐，你现在的心态一点儿也不好，知道吗？不谦虚，浮躁，要做一个好演员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襟怀和虚怀若谷的心态。”小璐低下头不说话了。

《天浴》之后，又一部让李小璐大红大紫的戏是《都是天使惹的祸》，这部戏红遍两岸四地，甚至在新加坡也掀起了一股大陆青春剧热。谈到这部戏，李小璐说因为在美国读书时打下了基础，她对剧中人物把握得很到位，而且对人物的心理演绎得也很深刻，她很感谢妈妈当年逼着她读书，到现在她才深切体会到妈妈当年的苦心。

自从出道以来，李小璐谨记妈妈的教诲，坚决不演激情戏，被圈里人誉为“保洁女王”。2005年6月，一部由李小璐和日本当红男星本高史主演的《关于爱》，让李小璐获得了布加勒特影展最佳女主角的桂冠。而李小璐和本高史的跨国恋情也被爆了出来，这是李小璐出道以来第一次爆绯闻，她心里很紧张，马上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妈妈。

张伟欣听了李小璐的诉说心里一惊，同时也一喜，女儿终于长大了，也到了谈朋友的年龄，但是，演艺圈里的感情几分真，几分假？让她也很为女儿担心，她说：“璐璐，你已经长大了，这事由自己做决定，我们只能给你参考意见。”

李小璐说她心里朦胧地感到有些喜欢，还没有上升到爱情，之所以向妈妈汇报是怕妈妈看到报纸生气，只想解释一下。张伟欣笑了，她说：“你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我们不会干涉你，不过，无论爱得怎样深也要保持自尊。”

篇4

1、挺好的。《庆余年》的亮点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第一，电视剧拍出电影版质感；第二，老戏骨和青年演员相得益彰；第三，特效逼真，打斗刺激画面燃。平心而论，该剧整体节奏推进流畅，剧情颇为紧凑。特别是在画面等颇为考究的做法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再加上范闲现代思维的设定，让剧情里凸显了更多逗趣的“梗”。

2、《庆余年》是由孙皓执导，张若昀、李沁、陈道明、吴刚、辛芷蕾、宋轶、郭麒麟等主演的古装剧。该剧改编自猫腻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有着神秘身世的少年，自海边小城初出茅庐，历经家族、江湖、庙堂的种种考验、锤炼的故事。该剧于2019年11月26日在腾讯视频、爱奇艺首播。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营养学者指出：吃得“好”不一定吃得“对”，营养的误区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误区1：吃什么，孩子说了算

很多家庭在孩子吃的问题上都表现为：吃多少、何时吃，家长说了算；吃什么，孩子说了算。研究表明，儿童应该按需喂养。因为人饥饿时，胃液、消化液分泌旺盛，这时吃东西才能达到消化、吸收的最佳效果。这个饥饿的时刻只有孩子自己清楚，所以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应该由孩子决定，饿了自然就想吃、就吃得好。

与此对应，家长在剥夺孩子“饥饿权”的同时，往往又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不少家长不懂得选择有营养的食品、好的食物搭配及科学的烹调方式，而总问孩子想吃什么。其实儿童并不知道应该吃什么、怎么吃才对自己有益。正是这两种权利的倒置，造成儿童普遍存在不良的饮食行为――偏食、挑食、多零食、贪食，对健康极其有害。

误区2：吃得精细，营养好

一些家长把“营养好”等同为米要白、面要精、鱼肉要盛、粗粮和杂粮尽量少吃。从营养学的观点看，“吃好”应该是一日三餐食物所提供的各种营养素，能满足人体生长发育和维持各种生理机能的需要，做到食物结构合理，能量和营养素平衡。

作为主食的大米和白面，是供给人体热能的主要来源。人的生命活动需要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元素。精白米面在加工的过程中，维生素、无机盐损失较大，长此以往很容易导致营养素缺乏症。如缺乏B族维生素，会引起脚气病，出现头痛，失眠，严重时出现多发性神经炎，全身浮肿，表情淡漠等等。因此，食物的选择必须是多样化的，主食越杂越好，食谱越广越好。这样可使各种营养素相互补充，营养更全面。

误区3：忽视维生素摄取

随着饮食模式的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膳食中补充了足够的蛋白质、脂肪等，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似乎得到了缓解，可为什么孩子的身体素质反而没有提高呢?被称为“豆芽菜”“小胖墩”的孩子越来越多，近视、龋齿、贫血成为孩子的常见疾病。其实，这与大多数父母忽视维生素摄取有很大关系。

维生素，虽然其本身并不提供能量，但却是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素。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机器，五脏六腑就是机器的部件，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水等就是原料。要想机器正常运转，就离不开一些化学变化和反应，为了使这些反应顺利进行，不可缺少的就是维生素。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孩子维生素的摄取，让各种营养素达到平衡状态，这样才会让孩子更健康。

误区4：水果替代蔬菜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水果所含的营养远远比不上蔬菜。蔬菜中不仅含有人体所需的大量维生素，而且还含有纤维素，这些营养对人体有着极其重要的生理作用。水果、蔬菜两类食物只能互相补充，不可偏废，更不可互相取代。

水果一般甜度较高，所含的糖分比蔬菜高得多，如果通过吃水果来补充维生素，则很可能摄取了过多的糖分，不仅会使孩子发胖，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孩子牙齿的健康。

篇6

关键词：施莱尔马赫；康德；至善；先验自由；决定论

著名哲学家和施莱尔马赫专家狄尔泰断言：施莱尔马赫是“新教神学的康德”。如果这个评价是指施莱尔马赫在神学领域继承了康德的学说，那么，它无疑是错误的；相反，如果它是指他在神学领域像康德在哲学领域所做的那样发起一场“哥白尼式革命”，那么，它是恰当的。不过，施莱尔马赫确实与康德的思想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他很早就违背了他所在的神学院的规定，偷偷地阅读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并与康德有过一面之缘。出生于虔敬派的施莱尔马赫早年信仰发生危机，他不满于虔敬派的超自然主义，尤其是基督的神性和代赎学说，于是转向了哲学，“更多地从事广义理解上的道德哲学”。他在康德当时的主要批判者艾伯哈德（J.A.Eberhard）的影响下学习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哲学，实施了一系列的“哲学试验”（Philosophischen Versuchen），系统处理至善、自由等论题。他的第一个“狂想曲”（Rhapsodie）《论至善》（Uber das hachste Gut）研究了实践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至善”。在1789年之后将近三年的时间中，他特别关注自由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自由意志……是我能思考的唯一对象。”此间，他共撰写了4篇直接与自由主题相关的论文：《有关康德的的笔记》（Notizen zu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关于自由的对话》（Freiheitsgesprach）、《关于自由之知识的笔记》（Notizen zur Erkennt—his der Freiheit）以及“施莱尔马赫早期众多著作中最全面、壮观并且事实上也是最艰难的著作”，即《论自由》（Uber der Freiheit）。甚至在1799年，其思想初步形成时，施莱尔马赫仍然评论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中的先验自由观。在上述论著中，康德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和对话者。尽管青年施莱尔马赫几次阅读了康德的大部分著作，赞同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所做的彻底批判，说他“向来对康德哲学持非常赞同的意见，因为它使理性从形而上学的废墟返回到真正属于它的领域”，“对康德哲学的信仰与日俱增”，在自己的老师艾伯哈德与康德的论争中力图保持不偏不倚的客观公正立场，但他发现康德的体系充满了不一致和矛盾，因而不得不对它进行批判，并且像费希特一样力图推进和完善这个体系，使之更科学。正是在与康德思想的对话中，施莱尔马赫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学说和宗教思想。

一、《论至善》

施莱尔马赫指出，尽管至善概念是理性的“终极的、最高的概念”，然而也是一个“有争议和论争的主题”和“值得人们更精确的研究和寻求完全弄清其根据”的概念。尽管他宣称这本书提供有关至善概念的历史的论述和考察它所经历的变化，但他并没有按照历史的发展考察这个概念，在澄清了研究对象、方法和基本原则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一下子跳到了“最近的体系”，即康德的伦理学，依据此原则考察它的一些“基本错误”（proton pseudos）。具体而言，施莱尔马赫首先指出科学的伦理学必须是理性的，只有理性才能达到“至善”概念，要完全以理性的方式考察，其对象必须是纯粹的理性概念，不能引入一些造成混乱和不一致的要素。他强调说，当我们允许凭借严格遵守纯粹实践理性的命令而决不能取得的某个东西进入到这种理性的对象中时，除了矛盾我们还会得到什么呢？这种伦理学必须坚持“一致性原则”（Grundsaz der Consequenz）：它的任何一个命题都不能自相矛盾或者同与它相连的命题冲突。据此，施莱尔马赫确立了理性、道德法则、至善、德性和幸福等概念及其关系。

理性独立于经验倾向和欲求，然而是它们的命令，命令它们，而不只是裁决或调节它们。理性在道德领域的工作并不只是比较和结合概念，更重要的是关注统一性，特别是法则之间的统一性，使人的行动遵循系统相连的法则。理性伦理学的所有概念必须是纯粹的，来自于理性的道德法则。至善概念是“理性的实践大厦的终极拱顶石”，它“只不过是依据确定的准则用一确定的程序方法即完全纯粹的理性方法而可能取得的一切东西的完美无缺的总和”。至善与纯粹的理性法则（道德法则）紧密相连，是“因纯粹的理性法则而变得可能的一切东西的总和”，而道德法则是生产至善所依赖的唯一形式。施莱尔马赫甚至用比喻来解释它们的关系，说至善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就像弧线与生产它和规定它的形状的代数函数的关系，弧线只有严格遵循函数才可能正确，否则就是错误的。因为至善与理性的道德法则存在着这样的关系，所以它不能包含外在的、异己的、经验的内容，而必须完全来自于道德法则。与此相应，德性是感性倾向或意志完全顺服理性及其法则，而不是为了快乐和享受而去感受和行动的能力和品质。幸福是欲望的满足和快乐的感受，它完全来自于经验，是我们的想象与对快乐的渴求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是纯感受的、任意的、短暂的。同时，幸福概念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当他们想要生产整体时，他们必然会破坏它的个体部分，而当他们想要构造个体部分时，他们会看到它们必然不停地与整体的概念冲突。”幸福包含的是感性经验的内容，因而它在理性伦理学中没有地位，应该将它排斥在外。如果任何体系将它纳入进来，那么这个体系就违背了一致性原则，因而不是一个在其中包含实践必然性的科学伦理学。幸福不是理性伦理学和至善的内容这一命题构成了该书始终坚持的一个论题。不过，施莱尔马赫指出，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伦理学家都错误地将幸福概念与至善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施莱尔马赫非常推崇康德，称他是“康德先生”、“卓越的哲学家”和“我们面前的最谨慎的哲学家”，但是令他惊奇的是“甚至康德先生也陷入到这样的错误中”。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他对康德的批判。

尽管康德主张理性伦理学，承认幸福和德性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要素，不能还原为一个概念，但是他将它们都包含在“至善”概念之中。这是因为有德之人配享幸福然而缺乏它，而这不能与一个有理性的同时拥有一切强制力的存在者的完善的意愿相符。因为人这样的有限存在者的动机受到感望的限制，所以，至善的最高条件即意向与道德法则完全相符不可能在人的有生之年实现。但是人在道德上有义务使他们完全相符，实现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的至善，而在道德上有义务的东西不能是不可能的，因而实现至善的条件必须被给予并且必须由无限长的生命去实现。因此，灵魂必须是不死的。灵魂不死又只有上帝存在才可能，于是，康德又悬设了上帝存在。在澄清了康德的论证之后，施莱尔马赫对他的至善观和悬设展开了批判。

康德否定德性和幸福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结合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对，但是他又承认它在另一个世界中是可能的，那么，这是否是可设想的呢？答案是否定的：“第一，如果人们假设在对我们而言是可能的任何其他状态中，感性仍然继续粘附着我们，那么，我们的欲求能力的自然法则也将仍然与实践理性的命令不同，而幸福作为前者的结果并不是后者的一个效果；第二，如果人们设想相反的情况，那么，不能证明像幸福这样的东西会与我们相关，我们也不会将它视作至善的一个部分。”没有办法根除这个矛盾，只能通过重新界定来生。但是如果康德那样做了，那么，他就成了他自己批判的独断论者，“变成了所有哲学家中最超验的”。

如果德性与幸福的必然相连是合理的，那么必然存在着一个能够直接并且仅仅被纯粹理性法则规定的意志，它必然在最好的状态中并且能够有最完善的福利（Wolbefinden）。尽管这样的福利与幸福并不相同，但是施莱尔马赫相信康德混淆了二者，并由此批判他：“但是这与一个在感性上受影响并且通常在感性上被规定的欲求能力的幸福有何共同之处呢？……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所说的基本错误在于康德先生过分将理性的纯粹法则等同于从那个法则中派生出的我们的意志的主观地起规定作用的根据，并且他使理性过度地靠近欲求能力。在这样做时，康德几乎不能避免一方面将我们的意志错误地当做另一种更高的意志，另一方面将只是欲求能力的需要——即幸福——作为理性本身的无可指责的要求。”康德错误地将纯粹的道德法则与从那个法则中派生的意志的主观地起规定作用的根据紧密联系起来，以至于意志拥有了超自然的合乎比例的关系（德福相配），幸福成为道德的必要条件。因此，“康德将德性与幸福结合到一个概念中是不可行的。”

施莱尔马赫也批判了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这两个悬设。首先，上帝和灵魂不死概念并不是建立在比思辨理性的自然幻象更稳定的基础之上，设想它们在实践上的用途并不比设想它们在理论上的用途更有必要或更加可以证明，因为这两种设想来自相同的根据：理性的观念与感性的限制性条件之间的冲突。思辨和实践理性都受制于感性世界，正如思辨无法超出自身控制外在现象一样，实践理性也无法在属于感性世界的精神中展示它的观念，那么，为何康德要赋予后者以优越性，认为这两个在理论理性的领域中只是自然幻象的观念在实践领域内是实在的、必要的呢？其次，这两个悬设的所谓的必要性“建立在生产至善或使至善成为现实的要求之上”，因而只要至善不可能实现，那么，其必要性也就荡然无存。施莱尔马赫依据理性的道德法则与意志的不同关系，将意志划分为三类，由此指出至善的最高条件（意向与道德法则完全相符）是不可能的。第一种是康德所说的神圣意志，这种意志必然只被实践理性规定；第二种意志是康德本人对人的意志的认识，尽管其他动机在这种意志之中是可能的，但是这种意志仍然只能被实践理性直接规定。但是上述两种意志都不是人的真正意志，人的意志本身是无规定性的。它可以被理性规定，但不是直接被规定，而是间接地被规定，必须通过从理性法则中派生出来的起动力作用的根据并且这个决定人去做道德的事情的欲望或根据必须在与其他动机的争斗中获胜。最后，至善只是一个调节性的原则，是为有限的人类的意志培育设定的目标，并不能实现，但是康德却使这个概念成为建构性的原则，好像它是可能实现的，因而他在实践领域中没有避免他在思辨领域中揭示的错误。

施莱尔马赫严格按照理性伦理学所必需的一致性原则考察从古至今的主要伦理学家的得失，指出他们都没有彻底贯彻此原则，相反将幸福概念纳入到至善之中，因而使得体系不一致，犯了错误。但是他本人是否严格遵守了此原则呢？尽管他努力坚持此原则，没有将幸福纳入到至善中，然而对于至善、道德法则和理性这些概念及其关系，他除了给出与康德学说中的含义极其相似的前述定义和理解之外，在展开论述时还赋予它们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意义。譬如，至善是依据理性的道德法则而可能生产的一切东西的总和，它只是意志完全符合理性的道德法则，是不可实现的调节性原则，但是至善的具体化是证实理性的权威的手段。理性是原则的能力，规定思想和道德法则的形式，但它又是管制性的能力，指导理性存在者朝向某个目的，要求以能力和倾向之间的合乎比例的关系培育精神能力。

施莱尔马赫的上述不一致具体体现了他试图调和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与那个时代的“最盛行的伦理学体系”，即以艾伯哈德的完善伦理学（Vollkommenheitsethik）为代表的德性伦理学的努力。这是因为他极不满意这两种体系，但当时又无力系统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于是吸纳了他所认可的两个体系的成分，既要求对至善做纯形式的理解，同时又主张至善提供道德努力的具体目标，促进个人的完善。

二、批判先验自由，主张“决定论”

康德在处理先验宇宙论的第三组二律背反时指出了有关世界的两种图景：机械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前者认为包含人在内的感性世界中的所有存在者都处于普遍的因果链之中，都没有自由，而后者则宣称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人是自由的，即他“具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能力”，“能够自行开始行动”，或者说，具有“绝对地开始一种状态、因而也开始这状态的一个诸后果的序列的能力”。“绝对地开始”就是指理性的行动者不被他之前的其他状态规定。在康德看来，如果人们要将二者统一起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反之，如果划清它们的层次，那么，这两种观点可以并存。这样，康德就保留了先验自由的可能性。接着，他进一步断言，自由是道德存在的基础，而道德是自由存在的证明。道德存在必须预设道德主体是先验自由的，即道德行动完全由他施行，由他负责。与此二元论和非决定论的立场相应，对于“哲学家之石”（lapis philosophorum）的问题，即道德法则如何能够成为动力使行动者采取道德行动，康德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他区分了道德的识别原则（principiumdiiudicationis）和实施原则（principium executionis）：凭借前者，人们可以判定行为的好坏对错，而后者是推动行动者做正确的事情的主观动力因（motiva subjective moventia）。在康德看来，因为作为理性的普遍先天的原则的识别原则不能依赖在经验中被给予的感求，所以，如果纯粹理性的原则要成为意志的动力，那么，识别原则与执行原则必须紧密相连，道德法则直接规定人的意志。但是康德也意识到理性原则与感性冲动之间沟通的困难，与他总是将对象条分缕析地区分开来然后又寻求中介与和解的一贯做法一样，他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感。这种敬重感是一种通过智性的根据起作用的情感，是唯一一种人们能完全先天地认识的情感。道德法则排除自爱和消除自大，而敬重通过它削弱了倾向的阻碍影响，因而是尊崇法则的动力。

但是，施莱尔马赫对康德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将康德的先验自由理解为“一种与此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没有必然联系的因果性的能力”，并对这种自由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思辨理性的（先验）自由概念只是对一个其他世界中的主体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人在采取行动之前必然已经存在，处于一定的状态中，拥有一定的属性和品质。但是一旦肯定人是先验自由的，那么，人发出的这个行动就是一个绝对的开端，它与这个行动者先前的状态和品质毫无关系。换言之，行动者在实施行动之前的状态与他实施行动时的状态并没有任何关联，这就破坏了自我在经验上的统一性和同一性。不仅如此，我们将一个行动归给一个人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将这个行动与实施它的主体及其品质联系起来，能够依据他的品质来解释他的行动，这样才能说是那个人实施了这一行动；否则，我们不能说这个行为是他实施的，他对此行动负责，这个行动只不过是在他那里发生而已，完全可能是随意的、偶然的。但是一旦肯定了先验自由，行动与行动者的精神和品质就没有关联了，这样，我们就不能说那个行动是那个人负责和施行的：“当我们不能真正规定一个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我的精神时，我如何能够对那个行动负责呢？”总之，“将人分裂是徒劳无益的，他之中的一切是相连的，一切都是统一的”，而先验自由观念“肯定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废弃道德”。

康德在《实用人类学》的前言中区分了实用人类学和生理学人类学的观点：前者认为人们依据自己选择的原则行动，而后者认为行动者处于经验世界之中，受他在行动前的状态规定。但是施莱尔马赫质问这两种观点在现实中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合理地解释道德行动。康德承认使用已经发现的有关妨碍或促进记忆力的东西的知觉去扩展这种能力是预设了自由的实用人类学的一个部分，但是“这导致了这个问题：‘有关妨碍或促进一种精神能力的东西的知觉’来自哪里，并且应该如何运用这些知觉来扩展精神，如果并不存在依据所有选择同时是自然的这种观念思考和处理这样的扩展的物理方式？”谈论影响精神的东西不是意味着将行动者当作现象来处理了吗？如果先验自由被预设，那么，一个人如何影响他自身，去关注改善精神能力和欲求进而改善自己的道德？只要人们承认康德的实用人类学的观点，肯定先验自由，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自由受到了人的身体状况的限制。换言之，就承认人既是自由的，同时又是受规定的，两种人类学的观点在现实的道德活动中很难分割开来。鉴于此，施莱尔马赫说康德的这本书“似乎是出色的，但不是作为人类学，而是作为对所有人类学的否定”。

除了批判康德所说的作为“一切经验论者的绊脚石”的自由观点，施莱尔马赫还批判康德对“哲学家之石”问题的解决。在他看来，康德并没有清楚地解释与道德法则的影响相连的情感是如何产生的，只有一个否定情感直接从实践理性与自大的关系中产生，然而“它仍然不是动力”。康德只是说明了道德法则对受规定的情感的间接影响，它在消除自爱和自大时阻碍了这些在病理学上受刺激的情感的效果，因而强化了道德动力，但是并没有说明直接与道德法则相关的动机的本质及其可能性。他只是说明了当个体承认道德法则的绝对价值时道德法则对这个个体能够产生影响，但是并没有解释这个个体如何开始承认道德法则的这样的绝对价值。因此，康德对实践理性如何对意志产生效果的解释仍然是“空洞的”，他的敬重感本身是有问题的。此外，施莱尔马赫指出，理性的道德法则如果要规定意志，使其做出合乎道德的行动，那么它就必须道德感。但是这种道德感并不像康德的敬重感那样是实践理性的，而是爱，是一种通过做出有道德的选择而获得的感性快乐。与其他快乐一样，这种情感也拥有自己独特的对象，即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当行动者发现合乎道德的行动能令自己快乐时，理性才能决定他的意志，因而“依据理性法则去行动的能力只是意味着被快乐感规定的去完成理性的道德观念的能力”。但是，道德情感并不只是被纯粹理性规定，它还“被感受能力的接受性规定着去受到道德法则的表象影响，但是这样的接受性每次都依赖其他条件”。因为感受能力的接受性不是给定的持续状态，而是变化的，受到了行动者在先的精神状态的影响，所以道德情感就呈现出强弱差异，呈现给行动者的道德法则的表象有强有弱，于是行动者相应地做出不同的道德抉择。不仅如此，因为在行动者的意志中存在着多种动力，而道德感只是其中之一，所以道德感必须与其他众多的动机、冲动和情感对抗，竞争。只有在获胜之后，道德法则才能凭借道德感决定行动者的意志。

在旨在“更紧密地澄清康德的自由理论”的《论自由》中，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与康德针锋相对的观点。他首先对道德活动中的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agen）进行“现象学的描述”，将它界定为“通过其表象而成为使这些表象的对象变成现实的原因的能力”。不过，他认为这个概念还是不够基本，冲动概念更基本，冲动是“表象主体的建立在其本性之上的生产表象的活动”。接着他依据欲求能力的不同活动领域仔细分析了这一能力，区分了“本能”（Instinkt）和“选择”（wiLLkUhr）：“只要做某个具体活动的冲动只能被单个对象规定，那么，欲求能力被叫做本能，但是只要做某个具体活动的冲动只有通过比较一些对象才能做，那么，它被叫做选择。”在本能状态下，我们的欲求能力被单个对象刺激。但是我们的绝大多数的决定活动要比本能反应复杂得多，我们通常会比较不同的表象然后做出选择和决定。当我们从经验中概括出规则以便规定经验判断并指导我们未来的行动时，我们的理解能力就参与到选择中。施莱尔马赫称理性概括的规则为“准则”（Maxim）。当这些准则进入到选择过程中时，我们称这样的欲求能力为“意志”（Wille），它是一种选择的能力。意志是“天然不确定的”和“完全不确定的”，然而在人的意识中存在着众多表象，它们争着影响我们的决定，因而意志总是涉及到选择。既然如此，当康德认为道德法则直接规定意志而意志在做出决定时根本不考虑其他表象时，他就将道德选择当做了“理性的本能”，将道德法则视作自然法则。但是准则不能直接或绝对地规定人的选择，道德法则必须与欲求能力的众多不同的、相互竞争的表象，譬如本能或其他感性冲动相互竞争，试图规定人的选择。既然如此，那么道德法则如何战胜其他表象，占据主导地位，规定意志做出道德的选择呢？

一个对象被意志欲求并非完全因为它本身，而会随着主体对它的表象活动（譬如认识）的不同而变化。表象能力决定了观念与对象、欲求与观念如何相连，而表象能力的活动又与主体的品质和精神状态相关，因而道德行动者受他在做出决定时的整个主观存在或精神的具体状态规定：“一个冲动比其他冲动占优势部分建立在欲求能力的偶然的规定性之上，而通过它先前的活动而被生产的这些规定的最初的根据必然又在表象能力的状况之中。”由此，施莱尔马赫提出了这本书的核心命题：“选择的每个对比必须以[一方]占优势终结以便转入欲求能力的一个完全的行动，在每种情况下这都必须建立在在我们精神的表象的过程中生产的当前的表象的总和以及所有精神能力的状况和相互关联之上。”具体而言，如果一个人决定去做这件事而不做另外一件事情，那是因为在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之中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强于做另外一件事情的动力，而上述精神状态由我们的诸种能力和冲动共同规定，构成了我们的本质或品质，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这即是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就道德行为是由行动者发动的而言，道德行动要归给主体，而就主体实施行动受到他的性情和品质影响，而后者是在经验世界中形成，因而受自然因果性规定而言，道德行动是有经验原因的和被规定的。

这就是施莱尔马赫的“决定论”。他还花费篇幅论述其主张必然性的决定论不仅不会削弱道德，相反支持它，比主张完全自由感的学说更能合理地解释道德现象。必然性激起人们对过去的行为感到愧疚和懊悔，试图将来改善，而自由感却做不到，因为它使人们自欺地认为其行动与其当前的自我孤立无关。必然性使人们更有希望改善道德，使其注意到在目前的时刻与将来的时刻之间的一切东西作为手段或在先的关联与期望达到的那种状态密切相连，而完全的自由感使人们错误地认为除了自己想要实现的道德目的之外，再没有任何根据规定他们实现它的能力，无需考虑和改善自己的精神品质和状态。必然性比完全的的自由感更有效地解释惩罚的合理性，惩罚是为了使被罚者改进品性，并非只是因为被罚者造成的危害，因此，死刑和永恒惩罚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他的观点，人们可能提出责难：既然人的道德选择受他处于感性世界的因果链之中的品质规定和各种经验因素影响，那么，即使人的行为合乎道德法则，但也可能不是出于道德法则，因而并不能将道德价值归给这个人，认为他对这个道德行为负责，由他的这个合乎道德的行为推断出他的品质是道德的。这个难题就是“责任”（zurechnung）问题。施莱尔马赫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困难，他说有关“责任”的反驳是对决定论的所有反驳中“最重要的”的反驳，并在该书第二部分专门解决这一问题。他将“责任”定义为“这样一个判断，通过它，我们将一个行动的道德性指派给那个实施它的人，以至于我们关于这个行动的判断构成了我们关于这个人的价值的判断的部分”，并坚持说，他的决定论不但不与责任或归属问题冲突，相反，如果我们能够从人的具体行动推断出他的品质，那么我们就必须预设他的决定论。但是对于他对此难题的解决，学者们见仁见智。他的决定论虽然可以很好地说明行动者的品质和状态与他的行动有关联，比较好地维护道德主体的经验的统一性，解释道德活动的心理发生过程，但是它仍然无法说明行动者与他的行动之间有因果性关系，我们只能说这个行动在行动者中发生，而不能说这个行动是行动者自己发动的。在道德行动者与其行动的关系上，只要承认后天的经验性因素发挥了作用，那么，就很难确定这个行为到底是行动者自己发动的，还是经验因素使然，因而很难说他为此行动负责。

篇7

“明星哥哥”成了我的初恋情人

那年，一向痴迷于音乐的我从老家辽宁鞍山飞往广州，去太平洋影音公司拜见一位音乐老师。下了飞机后，我发现公司门口接我的一个唱甜歌的姐姐身旁居然站着一个英俊且充满青春气息的小帅哥。后来我才知道他叫伊扬，比我大7岁，是该公司的签约歌手。第一次到广州，我对这个南方城市充满了好奇，那几天伊扬俨然一个大哥哥，带我在广州的街头东游西逛，大家在一起玩得十分开心。我们自然成了好朋友。

几个月后，音乐老师让我到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就读。当我再次见到伊扬时，他已是闻名广州的歌手了，我为拥有他这样一位“明星哥哥”感到无比自豪。

在广州，我举目无亲，不免常常想家，每当这时我便给伊扬打电话，而电话一头的伊扬总是不停地安慰我。伊扬是北京人，但为了自己的艺术梦想他也不足20岁便来到广州发展，时间一长，我们这两个外乡人自然而然的亲近了许多。伊扬只要没事就约我出来玩，而我没课时也主动到公司找他。

那时我对爱情没有任何概念，只知道和伊扬在一起特别的单纯和快乐。

随着年龄的增长，初恋的心事在我内心渐渐舒展开来，朦朦胧胧中，我感觉我和伊扬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好感，而是演变成了对对方的依赖和迷恋。

我们的感情急剧升温，在我还来不及躲闪之际，伊扬便真诚地向我表达他的爱意。

和伊扬正式相恋后，我快乐得无与伦比，尽管他不是一个浪漫的男孩，不会轻易买玫瑰花给我，但他对我的照顾却是那么的无微不至。

那时我是学生，伊扬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我们的日常开销大都靠他的演出费来维持，尽管有时日子过得不免拮据，但我们依然开心快乐。每次演出回来，伊扬总是先请我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再牵起我的手，带我去买我喜欢的小礼物。我们常常手挽手相拥着行走在广州的街头，不时引来众多路人的目光。有一次我陪伊扬买服装时，不少歌迷将他团团围住，看着他认真地为喜欢他的歌迷签名，我心里甭提有多甜蜜。

或许有青春焕发的我在他身边的缘故，伊扬找到了创作灵感，他又出版了个人第二张专辑《纸飞机》，而单曲《纸飞机》不仅获得了当年央视MTV电视大赛银奖，还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伊扬的名字一夜间传遍大江南北，人们不约而同地记住了他那张年青而又充满朝气的脸。

随着伊扬的走红，公司开始注意他的公众形象，公司希望我们不要太随意，免得让媒体说三道四。有一天我们上街时，不少歌迷问我是不是他的女朋友时，我只好说是他的助理。事后伊扬怕委屈了我，拥紧我说：“菲菲，出名真累啊，本来是女朋友偏偏却不让人说真话。”我说：“好多歌手都想出名，人家有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还坚称无恋爱史呢？”伊扬深深叹了一口气。从他的叹气声中我感觉到他是那么地在乎我的感受，从此我对伊扬的爱更加“执迷不悟”。

因为有爱相伴，有一年春节我竟然没有回家，我很想把和伊扬恋爱的事告诉家人。有一天当伊扬的歌即将在央视播出时，我打电话对母亲说，我在广州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伊扬，并叮嘱母亲在几点几分看他的演唱。或许是母亲太敏感，在看完伊扬的演唱后，挑了不少刺，这让我有些不悦。

不久我带伊扬到鞍山玩，回去的那天，全家人包括姥姥和表弟都在火车站迎候我们。一下车，见惯了大场面的伊扬面对我数十人的亲友团还是吓了一跳。母亲见到伊扬时眼前一亮，先前电话里不喜欢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家人对伊扬像待宾客一样，令伊扬十分感动。与此同时，鞍山的歌迷也不时来我家近距离地接近他们心目中的偶像。

有一天，姥姥趁人不备时，拉拉我的衣襟说：“菲菲，你不是和他在交朋友啊！”我的脸一下绯红，见我有些不自然，姥姥又说：“小伙子挺不错的，交就交吧。”霎时间我内心一阵欣喜。

在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后，我和伊扬的爱再次得到了升华。

离别数日，伊扬“无情”抛弃了我

这年夏天，我结束了在广州三年的学习生涯回到鞍山，准备考大学，而此时伊扬也离开太平洋影音公司回到北京发展。这是我们几年来第一次长时间分开，分手的那天我们依依不舍。伊扬安慰我说：“菲菲，我在北京等你，你一定要报考北京的大学，这样我们就又能在一起了。我含泪点点头。

回到鞍山，我对伊扬的思念在一天天疯长。最开始的日子我们的电话十分频繁，然而没多久，伊扬的电话不再那么勤快了，对我的态度也不再那么热情似火了，我发现我们之间被一种无形的东西隔离开来。我们的电话越来越少，好几次我挂断电话便开始胡乱猜疑，想着想着我的眼泪便忍不住流下来。

尽管我依然是那么强烈的爱着伊扬，但我又是极其在乎尊严的一个女孩，即便再想他，我也不会轻易再打给他了。我们就这样僵持了好久，谁也不给对方打电话。一天，两天，一个月，我们曾经炽热的爱火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熄灭了。那时我在想：如果伊扬真的不爱我了，我不会听他的任何解释，如果他心里有我，我们迟早会有相见的那一天。

那段时间，我一看见伊扬出现在电视上便偷偷躲在一边泪流成行，到后来我不敢打开电视，很怕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眼前。

一天，我打开央视三频道时，恰好伊扬正在演唱他的那首《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听着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我不争气的眼泪再次溢出眼眶，我就这样一边流泪一边听他演唱，我感觉伊扬的眼神正穿越电视屏幕定格在我的眼睛上。我在心里不住地喃喃：伊扬啊伊扬，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可知道爱你的那个女孩的眼睛是多么渴望和你的眼睛重逢啊！

伊扬的演唱结束好久了，我还噙着泪水沉浸在和他相爱的每个日子里，一点也没有发觉母亲已是坐在我身边好久了。看到我伤心的样子母亲关切地问我：“菲菲，你们闹别扭了吗？”我摇摇头。其实长时间以来母亲已注意到我的一举一动了，母亲劝我说：“菲菲，就别为他难过了，也许小伊有他的难处，如果他不爱你了，我们还可以找个更好的呢？”靠在母亲的肩头，我发现母爱是那么温馨和温暖。

然而想不到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伊扬相逢了。

一天，我看到香港天星文化公司签约歌手的信息，我自然不想错过任何发展的机会，于是便找人为我录制了两首歌寄往北京。没想到一星期后，北京打来电话，说我的演唱和天赋都很好，并要我一星期后进京考试。

此次签约全国只有两到三个名额，我心想自己肯定没戏，当时最好的打算就是对方能将我的火车票报销。

谁料，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对我说，你被录取了。因为天星文化当时云集了江姗、戴娆等多位大腕歌手，能签这样的公司，实在是不易啊！

尽管我和伊扬近在咫尺，但我还是强忍着没给他打电话。他不知道一个深爱他的女孩已在他的家门口独自度过了365个日日夜夜。

尽管我不提及伊扬，但是我和他曾经恋爱的事还是在圈中流传开来。一天，一位老师手上有一首歌，他得知我和伊扬有过交住时，便让我将那首歌推荐给伊扬，我只好应承下来。

我费了好大的勇气，拨通了伊扬的电话，我明显感觉到伊扬的不自然和惊讶。

那一瞬间，我思绪紊乱，纵有千言万语不知该从何说起。

几天后，伊扬主动打电话找到了我，说晚上有个聚会要我一定参加。为了这次久别的聚会，整个下午我拼命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不知道这次聚会带给我的是什么，但我要让伊扬想起，清纯的我一直是那么的阳光灿烂。

我们的目光终于交织在一起，那是多么尴尬的一幕啊，我的心狂跳不止。我明显感觉到伊扬的眼神似乎有很多话想对我说，而我的心更是泪流成河。那次聚会将我埋藏在心底的对伊扬的爱一夜间爆发了，我这才明白两年来这份压抑是多么的苦不堪言。我隐约感觉到我们的心没有走远，依然是对方最温暖的港湾。

一个下雪的晚上，我演出结束时，伊扬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们对视了好久。为缓和气氛，他说：“我是来看你演出的，你这个小丫头两年不见，进步可不小啊！”听到他的夸奖，我激动的泪水哗地流了下来。伊扬紧紧拉住我的手，并把他的风衣披在了我的身上，那一刹那，我感觉在这个冬夜我占有了世间所有的温暖。

伊扬对我说：“菲菲，对不起，如果两年前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男孩的话，那么我现在已是一个懂得珍惜和有责任感的男人了。”说罢他用力抱紧了我……

我的脑海顿时一片空白，耳边只是不停地回响着王菲的一句歌词：我已无力抗拒，只能朝你狂奔去……

重拾幸福，我们的爱情马拉松还没结束

我们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再次手牵手走到了一起。其实我的心中有很多疑问，但我不愿回望过去，我认为感情的事就是这样顺其自然。两年不见伊扬，他长胖了，也长高了，音域也变得更加宽广了，他似乎一夜间由一个青春飞扬的帅哥变成了一个稳重成熟的男人了，他对我细心的照料更是显得特别。

伊扬十分珍惜和我的这段感情，到后来我才听他讲起他为什么有意冷淡我的原因。

原来伊扬回到北京后，一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尽管他在广州的事业如日中天，但是在大腕如云的北京他却只能从头开始。刚回北京的那段时间，伊扬迷茫、彷徨，一时找不着北，心情很不好，迫于媒体和公众的压力，他自然顾不上我了。尽管我有些怨恨他的“无情”，但我也深深理解他的苦衷。

其实伊扬压根用不着这么累，凭他的家庭地位，他想出名是很容易的事儿，但伊扬生性独立，不爱张扬，他的原则就是自己的事一定要自己做，要靠自己，要学会独立面地社会，要有承受失败和挫折的勇气。

伊扬的性格依然没有改变，或许我们都有种失而复得的庆幸，所以我们感情特别的好，我们依然手挽手出席各种晚会和宴请，每次伊扬总是向别人介绍我如何如何的懂事乖巧，我听后特别幸福甜蜜。

他在北京演艺界的地位渐渐巩固下来。然而没多久，赏识他的那个公司老板因意外事故身亡，这对伊扬来说又是一个深重的打击，他的事业再次陷入低谷。那段时间伊扬一直呆在家里，十分低调，而我只有不停地安慰鼓励他。

长时间没有登台演出，也没有出新的歌曲，一些媒体偶尔也会刊登不利于伊扬的一些消息，我看了后很是难过。在那段时间里，我一有时间就陪他说话，逗他开心，直到他乐观地面对社会，重新站在舞台的中央投入地歌唱。

重返舞台的伊扬再次赢得了歌迷们对他的爱戴。一位江苏淮阴的老阿姨特别喜欢伊扬，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伊扬，她便仔细观察伊扬的身高和胖瘦，并根据脑海中的印象给伊扬织了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和一条淡黄色的围巾，并托她的女儿带到北京，这令伊扬无比感动和吃惊。后来，这位阿姨因为眼睛有病来北京做手术，顺便来看望伊扬，见到如此亲近的歌迷，伊扬的眼眶湿润了。为了报答这位阿姨对自己的喜爱，那几天我和伊扬全程陪伴在她老人家身边，直到她心满意足地离开北京。

不久伊扬又尝试触电。其实早在1996年时，他便在20集电视连续剧《欧阳予倩》里饰演男二号韵笙，这次伊扬又在40集电视连续集《大汉天子》中饰演司马相如一角，并获得观众的好评。而与此同时，我也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并在不少电视剧中崭露头角。

生活中的伊扬平易近人，没有丝毫明星架子，他平时从不饮酒，从不泡吧，偶尔抽一两支烟。相恋这么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红过脸，虽说伊扬的性格有些急，但我们每次争执完不超过两分钟就和好。也许是经历过酸甜苦痛，我们十分珍惜彼此，就是现在我们一天不在一起，也要通无数次的电话。

有一天晚上，我因身体不舒服早早回了家，而很晚了伊扬依旧没有回来，这时他打电话对我说，他在外边谈演出的事，我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就挂了电话。谁知过了一会儿，他公司的工作人员又打来电话向我解释，我当时特别感动，并让他转告伊扬，我没有生气，要他回家的路上开车小心。

伊扬的演出服都是由我来为他购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一有时间我便为了伊扬的演出服疯狂逛商场。有一次我去香港时，逛了整整一天的商场，直到晚上回到饭店才发现脚后根都磨出了水泡。但为了心爱的人，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如今我和伊扬认识差不多已有12年了，但我们的爱情马拉松依然没有结束，在这场历时十多年的漫漫长跑中，我们从最初的稚嫩到如今的成熟，从最初的贫困和不如意，到如今的风光闪现……我们似乎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篇8

文艺青年群体在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热爱文艺和文艺生活，喜欢引领潮流；他们喜欢去小众的地方感受生活；他们喜欢玩博客和微博，最喜欢上豆瓣；他们喜欢独立音乐、小众的文艺电影；他们称旅游为“旅行”、“在路上”……

那文艺青年们是否有共性呢？根据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的定性研究，我们可用一句话概括文艺青年的特性：他们是追求精神世界丰盈的理想主义的独立个体。

益普索认为，文艺青年群体由于更为敏锐、感性，对生活有更明确的要求，往往可以定义并引领潮流发展，特别是对年轻人群体的影响更为明显。赢得文艺青年的心有利于在更大范围赢取年轻人的心。

那么品牌该如何与文艺青年群体进行沟通，得到他们的青睐呢？

一、去“大众化”：打造独特的品牌风格

不要试图打造让所有人都喜欢的风格，不需要向主流审美妥协或兼容，可以做有争议的风格，保持独有的特色，吸引小众群体。

益普索认为，品牌不应该追求单品销量的极大化，而是要通过价格、出货量、购买权限等手段提升“独特性”，保持“少数人”的感觉。

二、展现品牌个性：做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要坚持品牌的价值观和想要传递的理念，有所为有所不为，表达时清晰纯粹。为了符合理想和价值观的事情愿意燃烧热情，不符合则不同流。益普索研究发现，这种坚持与文艺青年的理想主义相吻合，可以引发他们的共鸣。

三、“以人为本”的沟通方式

品牌、产品、服务都应围绕人而展开，产品本身并不是销售的唯一标的，还可以通过主题活动、论坛、特权分享等提品之外的体验和情感满足。

沟通方式上，时间比较长或者允许深入体验的方式（微电影、病毒视频等）比快速的广告更有效。

文艺青年对品牌的喜爱不是因为功能的领先或者价格实惠，而是品牌和自己内心的情感有共鸣。对他们而言，品牌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要远比产品的功能和价格重要得多。

四、引领而不是附和：建立品牌的“先锋”气质

在品牌自己的领域强化“先锋”气质，通过忠于某个理念来树立自己的特征，从小圈子开始培养拥护者。研究显示，文艺青年欣赏有追求的品牌，并会在自己的圈子里比较、分享和模仿。自发成长起来的品牌消费者群体会比广告吸引来的人群更符合品牌本身的理念，忠诚度更高。

在坚持理念的同时，也要不断促进对于理念的理解和表现形式的创新，从而进一步强化“先锋”特征，牢牢吸引文艺青年群体的追随。

但益普索建议，品牌如果希望长期引领“先锋”气质，需传递更多积极、可持续发展的文艺气息。要明白：想要做回自己，光辞职是不够的。

五、提供个性化空间：让产品融入消费者的精神

标准化的生产往往带来无生命的冰冷产品，定制、手工等元素不只增加了产品的价值，文艺青年会从这些背后读出生活、情感，这是他们所认可的价值所在。在标准化产品之上，保留“可修改的个性化设计空间”，这种方式可以结合标准化生产的高效率低成本和消费者定制的个性化价值体现两方面的优点。

有些产品不仅仅是使用对象，更可以是创造精神生活的工具和伙伴。品牌不是为文艺青年创造一个标准化的生活模式，而是让他们创造自己的个性化生活。

篇9

在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年龄范围在15岁至24岁的国家，从理论上讲，建设一个“年轻”品牌是相当容易的。不过，在印度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你在印度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品牌都是针对年长的人进行沟通，述说自己的诉求。所以，年轻人找不到能与他们联系、沟通的品牌。”达彼思141印度首席策略官Dheeraj Sinha说，“就印度社会而言，无论企业高管还是政府官员都由年纪比较大的人担任，年轻人有一种被挤压的感觉。在过去的18年里，印度经济封闭，社会由于物质短缺而停滞不前。这种情况影响了年龄范围在25岁至45岁的最大的消费阶层。我们发现，激发这一消费阶层的消费兴趣其实蛮简单的，所以维珍移动以专门针对年轻人的CDMA品牌叩响了印度市场的晨钟。”

抓住年轻人的心

据悉，维珍移动每前进三步，CDMA便会使其后退两步。为了进入印度市场不会出现如此难堪的局面，维珍移动不得不加倍努力。

印度是移动通信产业全球利润最为丰厚的市场之一，印度手机用户已突破5亿，成为继中国之后的手机用户第二大国家，这是一个潜藏着无限商机的巨大市场。

“我们发现，每天在印度媒体上都会出现‘40岁阶层：新一代20岁’字样的标题，这意味着真正的20岁人群无处可去。”Dheeraj Sinha说，“难怪在印度百事可乐正快速成为家庭饮料。我们意识到在年轻人市场上，真正关注年轻人的品牌反而很少。在移动行业也是同样的情况，所有的移动品牌都铆足力量成为每个人的一切。甚至还出现了一个让品牌看上去年轻的标准模式—让一群年轻人跃入天空，扔篮球或者扔吉他。其实这种对年轻人的描述缺乏现实生活的动机，有些过度想象了。我们意识到，对维珍移动来说，打造一个真正属于印度青年人自己的品牌的机会来了。”

“印度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市场。这里有2.15亿14岁到25岁的年轻人。我们希望能够获得其中10%的市场。”维珍总裁理查德布兰森表示。

当然，维珍移动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解决基站问题。

在虚拟网络运营遭到禁止的印度，维珍移动表现出了足够大的灵活性。值得指出的是，维珍移动进入印度市场并非采用移动虚拟网络运营模式，而是与印度CDMA运营商Tata Teleservices组建维珍移动印度有限公司（Virgin Mobile IndiaLtd），双方以“维珍移动”品牌共同开拓年轻人市场。

在某种程度上，维珍移动的未来寄托在印度年轻一代的身上。

2008年印度移动市场的花费为1726千万卢比，2009年增长了15%。如今印度已成为规模仅次于美国的CDMA、增长最快的市场。研究表明CDMA技术在印度被认为是“不酷的”和“给大众的技术”。形成这一印象的原因在于先前移动运营商对CDMA的“经济定位”以及CDMA平台缺乏与其相配的新潮终端。

“针对市场情况，如果我们要充分激发年轻人的兴趣，使其寻求维珍移动品牌，就要为维珍移动品牌确立不间断的差异化竞争策略。”Dheeraj Sinha说。

不间断的差异化

印度移动服务提供商的价格都很接近，持续可视对维珍移动又不可行。保持不间断的差异化和清晰的关联性是维珍移动获得成功的关键。

“市场调查表明，如今印度的年轻人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游走于传统和现代之间。他们挑战许多传统生活方式的古老信条，例如，对名誉和金钱的渴望，而印度的传统认为金钱是腐败的；婚前同居；同时和多人保持性关系；工作不满6个月就跳槽。”Dheeraj Sinha说，“但他们能用独特而又妥当的方法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叛逆。这一代人对生活的期望和渴望是不连续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不能通过线性方式达到他们不连续的渴望。因此，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走些捷径是没有问题的，少许的操纵和一点点卑劣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变化可以在今天的宝莱坞（Bollywood，位于印度孟买的广受欢迎的电影工业基地的别名）大片中看到。在影片《燃情迈阿密》中，Abhishek Bachchan和John Abranham假扮成同性恋，这样他们就可以跟一个年轻女孩合租一套公寓，不然这位女孩是不会跟两个单身汉合租的。而影片《偶然运气》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男孩立志成为宝莱坞演员的故事，Farhan Akhtar竭力拉拢Dimples Kapadia，他知道Kapadia可以帮助他得到试镜的机会，因为这部电影的主角是Kapadia的女儿。

“很显然，在印度这不是希望自己的形象被美化成‘善良’的一代人。对好与坏的评判已从外转向内（从社会转向自我）。因此，这一代人的一点点坏反而是比较合适的。他们不需要任何授权或解放。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承认。在印度，手机的拥有权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年轻人的成人仪式，年轻人通过谈判从家长、老师或者老板那里获得自由，而手机正好处于‘自由’和‘约束’斗争的尖端，这是家长和孩子的谈判，在孩子独立的同时，家长也要好好看着他们。”Dheeraj Sinha说。

还有一种现象引起了Dheeraj Sinha的关注，他兴奋地说：“这种印度年轻人新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任何人隐藏于社会中，但在面对它的时候，确实存在一种社会的不安。维珍移动很勇敢，没有谁像维珍移动一样，将自己定位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并认同现今不连续的渴望需要通过不连续的方法来满足，敢于把人们不敢面对的东西讲出来，鼓励印度年轻人‘绕过官方制裁的防火线’。同样，维珍移动正在挑战整个行业，鼓励印度年轻人更具创造力，以实现年轻人的价值。在这样的社会和行业背景下，认同年轻人新的生活方式看上去就像是维珍移动的使命，维珍移动将成为他们‘犯罪’的同伙。”

媒体评价说，理查德布兰森作为企业家和商人的最大天赋就在于他注重从消费者角度考虑问题，而那些不循规蹈矩的年轻消费者就是其抢夺印度市场的目标。

可以说对年轻人理想的认同，让维珍移动在进入印度市场时找到了差异化的方向。“原本维珍移动就是一个有趣的品牌，但它不会毫无目的地去做好玩的事情。”Dheeraj Sinha说，“我们的广告创意策略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讲述那些真实的故事，同时有意在故事中加入一些公共空间的灰色区域。”

因为印度年轻人有独特的需求，他们的短信使用情况、数据及增值服务的接受程度、通话行为与其他年龄层的人群相比都是不同的，这就给了维珍移动满足他们独特需求的机会。维珍移动的非主流追求让它在整个营销活动中围绕广告语“Think Hatke”（意思是不要以传统的方式思考，彰显时尚，不同凡响）而展开。“我们鼓励印度年轻人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让系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运行，同时强调了价格和维珍移动电话的特色。”Dheeraj Sinha如此介绍维珍移动在印度市场的广告创意策略。

事实证明，维珍移动的广告让消费者很容易辨识。这正是维珍移动确立不间断差异化的结果。

“在印度能用CDMA的手机种类很少，手机品牌基本上是本土品牌。维珍移动与诺基亚、三星合作生产基于R-UIM的CDMA2000手机。当然，对于印度的8000多万CDMA用户来说，买得起已经成为关键的驱动因素。所以，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除了价格之外，维珍移动凭借创新终端以及创新的定价方案和时尚服务产品，让维珍移动品牌变得‘酷’味十足。”Dheeraj Sinha进一步解释说，“传统的CDMA手机与SIM卡是捆绑在一起的，而维珍移动推出的R-UIM卡（可拆卸用户识别模块）具有使用的灵活性，用户只须拆下手机卡，插入新手机即可使用，无须与服务供应商联系。一般情况下，谁打电话谁付钱，而维珍移动在定价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之，只要谁接电话谁就能‘赚钱’，变成了利用维珍移动网络接电话越多越‘赚钱’。”

Dheeraj Sinha为维珍移动制定的广告策略，最终改变了印度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竞争格局。“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维珍移动品牌的知名度达到了97％，在看过维珍移动广告的人中有85％的人对其广告印象深刻。”Dheeraj Sinha笑着说。而Dheeraj Sinha为维珍移动制定的媒体策略又引来了竞争者的竞相模仿。

当谈及维珍移动在印度的媒体策略时，Dheeraj Sinha说：“维珍移动的媒体策略不是遵循传统的SOE，而是通过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媒体消费习惯具有较高相关性和亲和力的媒体组合，跟年轻人沟通。电视广告投放主要集中在那些迎合年轻人口味的频道和节目，比如Channel [V]、MTV、ESPN/Star、HBO、Star Movies、Zee Café及Star World。户外广告投放也有具体的选择策略，比如大学附近的公交车站、年轻人喜欢的购物广场等。我们还举办了一个网络竞赛—促使用户参加电视广告（朋友之间来电免费）评选活动，共有1800万人（占印度互联网用户总数的一半）参加了此次活动。”

“另外，维珍移动设立了年轻人参与中心，每两周相关人员都会与年轻人参与中心的年轻人进行线上、线下沟通和交流，这让维珍移动更具有市场敏感度。”Dheeraj Sinha说。

维珍移动在印度市场创下了多项“第一”，其中包括：根据“Get Paid for Incoming”（来电有奖）计划，给予用户来电积分奖励，以及提供“全印度”最低的预付费方案（是其他竞争服务产品正常费用的一半）。

篇10

收信人：七十九岁的老老爸和七十八岁的老老妈

亲爱的老老爸：

我曾经给很多人写过信，里面唯独没有你。其实我很想给你写一封信的，你付出的辛苦，总是被我忽视，我任性、我爱闹，我总认为你对我没付出过什么责任。你不管我的学习，却总在我考砸了之后狠狠骂我。你从不给我零花钱，所以我总说：“等你老了之后我绝不养你。”我从未想过我也会老，我一直觉得，你在做最普通的父亲所做的最最普通的事，你从不曾为我多付出一点，尽管咱爷俩有时像极了哥们。

你有点没出息，我一直这么认为，因为你养了一个没出息的女儿，可没出息的我们，却拥有这个世界上很多有出息的人所没有的幸福。

爸爸，你会变成一个走路需要拐杖的老头子，老花眼已看不清报纸上的字。可能牙齿都掉光了，再也咬不动你喜欢的炸麻花。

可老老爸，你要乖乖的，不可以再喝酒。

老老爸，如果生离死别无法避免，请您一定要为了我和老老妈，把这个期限后推后推后推在后推，好吗？

爸爸，您辛苦了。我爱您。

我最爱的老老妈：

现在，你再老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我不怕你有什么坏毛病，但你一定不要像以前唠叨我一样唠叨我的女儿。

好吧，我承认我们很像，就像是你把自己林林总总的复制了一份，比如我们一激动就迸出的眼泪和提高的嗓门，一触即发的臭脾气，有点自恋，五音不全，都很机车……

你说话总不算数，我年轻时总为此感到气愤，但你现在牙齿掉光了还对我微笑，你如此深明大义的老女儿便不和你计较了……

我真的很感谢你，从小到大你很少打破我的梦想，即使知道一定不会成功也鼓励我去做，我在很努力的生活，因为我要给你和老老爸幸福和快乐。

虽然我们总斗嘴，吵架，互摆臭脸，我还总是在家很大声的喊你“老太婆”，但你还是那么爱我，任何好的东西都为我留着，每一份爱都给了我。

妈，你知道的，我只是想要一个不后悔的将来。

妈，每次看到你为我忙碌的背影，我都想要走上去抱你。可我不敢，因为我一直认为那样子很矫情，会没面子。还有，我怕我说我爱你的时候会哭。那样很丢人。

可是妈妈，我真的爱你。妈妈，您辛苦了。

爸妈：

我知道，每个做子女的，不管成长到几岁，都觉得自己依旧活在父母的羽翼下，面对风暴时，习惯躲藏在父母身后；面对难过时，习惯找父母倾诉；面对伤害时，习惯紧紧拉着父母的手。我们毫无节制的索取，父母毫无怨言地给予，我们被宠溺的永远像个小孩子。

从哪儿读到过一句话：父母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类。

是啊，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你伤害，却又愿意承受你的任何伤害的人，那么，他们便是你的父母。

爸妈，我给四十年后的你们写了一封信，里面写着我爱你们。可是，就算再爱四十年又哪里够？

爸妈，我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们，我会是你们生命的延续，为此，我一直在努力，你们发现了吗？

或许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女儿不善言辞、不懂事，臭脾气、不够开朗，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最真实的我。

感谢你们被我不懂事地伤害了那么多次，却还是一直耐心的爱我教导我。

我们的家不富裕，可是很幸福。我们的家不大，可是很温暖。

我的爸妈普通无奇，但他们快乐，但我爱他们。

爸妈的女儿不优秀，但她很善良，但他们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