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论文十篇

网络传播论文篇1

传统考核体系的最大局限在于：是对广播原有的一次性、单向传播的效果考量，没有兼顾当下的多形态、多通道、多次、双向、互动特征。为此，当务之急是明晰网络传播效果评估的方向和框架。

（一）评估目的及定位

对广播节目的网络传播效果进行评估的根本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新的传播环境中，重新审视衡量广播节目的传播效果，站在更为科学客观的立场，对既有的传统节目评估体系做必要的补充修订，以适应转变了的节目传播方式和方法；二是在传统媒体与网络融合的大潮中，通过在评估环节加入网络考核因子，切实促进广播与网络融合的力度，促进和鼓励创新，为适应未来媒体发展的趋势做充足准备。评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将有力促进采编播人员增强新媒体传播意识，加强相关技能的学习，站在全新的角度设计和策划节目，另一方面也将全面提升广播管理水平，激发管理人员从台、网两大角度考虑问题，促进传统平台和新传播渠道的共同发展。该考核体系主要评估广播节目在网络渠道中的传播及影响情况，广播节目在网络平台上的所有传播行为，如采编播人员的主动传播、网友的口碑传播以及多种形式的二次传播等都应该纳入考核范畴。

（二）评估层面及相关指标

考评广播节目的网络传播效果，需要对广播与网络融合的各个层面进行逐一分解，遍观节目在网络环境中的立体境态。总体来看，广播媒体的“台网互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实现网上视听。在线实时收听与点播回放收听是两种主要方式，目前大多数电台都已实现所有节目的在线直播和点播。根据收听渠道的不同，又可分为电脑端和手机移动互联网端两个出口。因为部分节目还有视频制作配合，所以网络收视指标也需考虑。二是网络互动。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传统博客、论坛的使用；二是即时通信、直播互动应用工具，早期是直播聊天室、QQ和MSN等即时聊天工具，现在发展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延展性互动；三是移动客户端上的互动。网络互动一方面实现交流，另一方面也引发网友对节目的评论，由此产生广播节目与网络融合的第三个层面，即网民通过网络发表对节目的评价，形成网络舆论。四是节目利用网络进行营销推广，甚至产生经济利润。根据节目与网络的融合层面，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主要有四个维度体现：网络视听、网络互动、网络评价、网络创收，通过对这四方面情况的考察基本能够建构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的评估体系。

1．网络视听情况——网络视听率。网络视听率是指广播节目在网络上被点击收听（或收看）的有效次数，反映网民的主动收听（或收看）行为，是节目网络传播力的体现。根据收听收看方式的不同，具体又可分为网络实时视听率、网络点播视听率。体现广播节目网络视听率的具体指标主要有用户数、播放次数、播放时长三个指标，其中播放次数又包括总播放次数、有效播放次数。

2．网络互动情况——网民参与度。即网民关注节目板块、参与节目讨论、转发话题、引发互动的程度，反映节目在网络中的传播深度。根据不同的互动工具，可以设计不同的行为评估指标。以论坛为例，主题数是论坛上发起主题的数量，某种程度上体现论坛主题内容的丰富性；发帖数是论坛上跟帖和回帖的数量，某种程度上反映网民使用论坛的积极性，体现论坛的活跃程度。查看数是论坛中每个主题被网友点击查看的次数，某种程度上体现每个主题引发关注的程度；回复数是论坛每个主题被网友回复的次数，某种程度上体现每个主题引发讨论的热度。一般而言，一个广播节目的行为指标与网络影响力之间为正向相关，如论坛主题数、发帖量越多，查看数越大，回复数越高，其网络影响力越大。

3．网络评价情况——网络评价度。搜集网民通过网络发表的有关广播节目的评价、看法、建议，经过整理、量化，评判节目在网络中的影响力，主要包括正面、负面、中立三个角度。与网络互动情况不同，前者反映网民参与广播节目网络互动的热度，是网民介入节目网络传播流程的主动意识和行为体现，表明节目的网络人气；网络评价则是在此过程中网民流露出来的主观倾向，是网民对节目的主观意见集合。评估广播节目的网络评价情况需要使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通过对网民讨论内容的分析实现对网民态度和观点的甄别分析，再通过数理换算转化为一定的指数。以“正面评价度”指标为例，通过搜集网民对节目或相关载体（如主持人、话题等）表达了赞赏、喜爱等正面积极的态度倾向的留言、帖子、话题等，加以数理运算计算出正面态度在网民所有态度中的比例数值，以此类推，未对节目本身做正面表扬或负面批评，只是表达了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和表达了批评、不满等态度倾向，分别代表的中性评价度和负面评价度。

4．网络创收情况——网络经济价值。广播节目通过网络传播创造的经济价值，如广告投放、活动创收等。如节目因极具吸引力而被更多网民点击收听，拉动网络视听率的提升，从而吸引网络广告的投放；或某节目论坛因聚拢特定听众受到部分广告主的青睐。随着网络媒体资源的不断开发，部分节目将有能力通过吸引特定网民，形成高黏度的用户群，从而吸引企业的关注，节目的网络经济价值也将由此实现。

（三）数据来源及支撑

广播与网络的融合有两个维度体现：一是自发办网，建设广播网站或移动客户端；二是向外借力，寻求与其他社会网络媒体的合作。鉴于两种用网方式的存在，广播节目在使用网络资源时也存在内网、外网两种区别，因而在评判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时自然涉及广播网站和社会网站两类媒体，相关评估数据资料也存在两大渠道的区别。

1．自网数据采集。获取网站访问统计资料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在自己的网站服务器端或App客户端安装统计分析软件来进行网站流量监测；另一种是采用第三方提供的网站流量分析服务。两种方法各有利弊。目前，很多广播电台的网络部门通过自主研发软件、使用免费统计软件或者购买第三方公司数据的方式来监测自身网站和App客户端的数据。由于目前互联网存在大量的评估指标，而且多数指标的测量方法与解读并未形成业界公认的标准方法，所以一些电台往往购买多家公司的数据，不同来源的数据共同比对参考，全面衡量网站发展。

2．他网数据采集。首先，应该对节目使用社会网站或第三方客户端平台进行网络传播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调查，挑选有代表性的社会网站或客户端组成样本库后，通过与社会调查公司合作或与社会网站协商的方式，获取节目网络影响力的相关基础数据，如节目的新浪微电台数据、蜻蜓.fm数据等。

二、网络评估与传统评估的关系及应用

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评估体系与传统评估系统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一是网络影响力与传统收听考核指标加权糅合，制定台网融合背景下的广播节目综合评估考核办法；二是网络影响力与传统收听考核指标各自独立，网络部分单独奖罚；三是维持现状，仅将网络影响力作为参考，不作为考核分支。

（一）三种方案的利弊分析

第一种方案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媒体发展的形势需要，将广播节目不同传播渠道的传播效力统一考虑，完全糅合，综合考量广播节目。这一方案带有探索性的创新，前提是广播节目与网络的融合已经比较普遍且充分，且网络影响力体系相对完善，获得较强可信度和认可度。但是，该方案的问题是：若将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指标与传统考核体系加权糅合，各自比重如何确立，怎么把两个完全不同的指标在不损失数据表现力的前提下换算组合，操作性如何保证，能否向被考核人员解释清楚等。同时，这种统计分析方法是否具备逻辑和统计学上的合理性值得考虑。因此，在目前台网融合尚未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将两套考核指标通过加权糅合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考评广播节目的时机尚不成熟。第二套方案的主旨思想是立足广播传统媒体属性，结合台网融合现状与趋势，在坚守舆论阵地、以传统考核为主的前提下，增加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体系，与传统考核系统下的各个分系统互不交叉，各自评价。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保持传统评估的优先性和独立性，总台和系列广播按照当前的评估办法继续原来的节目考核，并以此为依据对节目进行奖罚；在此前提下，结合本台节目与网融合的实际情况，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节目网络影响力考核办法”，将节目的网络传播单独进行考核奖罚。此举可能带来电台节目考核开支的增大，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节目的创新性发展，是值得的。第三种方案趋于保守，对当下广播节目借助网络扩大影响、吸引受众的行为不具有实质性的鼓励作用，也不适应台网融合向深度发展的大趋势，是本研究所不提倡的。

（二）网络评估的适用性

由于不同频率和节目的用网方式和程度不一，在制定考核标准时应体现差异性。如舆论宣传任务较重的新闻广播与娱乐文艺节目为主的音乐广播、文艺广播，由于目标受众具有明显的区隔性，同时各节目类型和定位也互不相同，等等。这些实际问题的存在应该给予充分考虑。应按照频率定位和节目类型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考核基准。

三、可能出现的问题及难点

建立科学的节目考评体系对客观评价广播节目、建立公正的奖惩机制以及促进频率规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网络影响力评估体系的提出对完善现有广播节目评估、促进广播运营机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广播与网络的融合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内容和形式的复杂性、传播方式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对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的考核也面临一系列难点，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据如何确保权威、科学

传统收听率调查领域，日记卡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业内标准较统一，调查手段和运作方式成熟。与之不同，互联网市场调查行业目前处在鱼龙混杂的阶段，数据产生过程也不相同，指标和定义也不统一，甚至术语使用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调查公司才能保证数据采集的科学准确，并保证权威，让被考核节目和人员信服，是摆在网络影响力考核体系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评估标准的确定

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估体系，所选取的指标一定要独立、有效、灵敏、可操作。本研究只是给出了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评估的基础设想，相关指标的细化、确立有待严格的讨论验证，尤其是不同指标的数理换算和权重确立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具体到每个指标，涉及评估标准的制定问题，如何确立一个考核的基准线、刻度线，这些具体问题也待商榷。

（三）评估对象的确定

考核对象的复杂性。广播节目在网络上的呈现有时是以节目名称为主体，有时是以主持人为主体，在网络考核时如何精准确定考核对象，避免不同对象之间的重合交叉，也是一大难题。此外，有的广播节目除了常规形态，还被剪辑成了其它的形式，如“听吧”里的短音频，这些节目形态的网络传播效果应作为原节目的网络影响力，还是单独考量，此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

（四）如何避免人为数据造假

与传统的广播收听不同，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评估一旦出台，如何让被考核人员理性地认识该考核的意义，并通过制定合理的奖罚力度杜绝人为数据造假，也是很关键的问题。

（五）网络传播效果评估的普适性

广播节目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其考核的复杂性，目前广播媒体对于节目的考核就存在多主体、多标准的情况，这就对网络影响力评估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在媒体融合时代，广播频率和节目的不断调整、发展要求节目评价遵循“相对”和“发展”的原则。

四、结语

网络传播论文篇2

第四代文化———网络文化的兴起给大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越来越方便。在全球化语境下，网络文化有了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我们要对自我有正确的理解，了解传播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

网络文化；跨文化传播；全球化语境

一、引言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文化，它以网络语言作为交流和传播手段，通过一个个网络终端连通社会，并迅速渗透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由于它拥有海量信息，消除传播过程的延时，模糊传播者与受众界限等特点，使文化的交织碰撞变得更加凸显和频繁。

二、网络文化传播的特点

就像麦克卢汉所说，地球正在变为一个“地球村”，[1]我们不应该单纯的把网络文化传播看作是大众传播，它是集自我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为一体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网络文化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非均衡性。

网络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网络文化传播的不平衡。互联网以电子技术作为支撑，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发展程度远不及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网络的使用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然而对于信息技术相关行业的发展，发达国家更是予以大力支持。所以我们得出：发达国家的新型网络传播比传统传播方式更加活跃。

（二）不确定性。

传统媒体的传播往往是以一对多。而在网络文化传播中，接收者和传播者都具有不确定性。传播者不再是官方、权威，任何人都可以传播信息，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不断接收新信息。因此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传播者同时也是接受者。

（三）高度参与性。

深度互动的优势和高度的参与感是传统媒体中所不具有的，在网络文化传播中，网民可以通过BBS论坛，微博，朋友圈等一些网络平台实时进行信息交流与情感沟通。

三、网络文化传播的现状

（一）意识转向

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不仅让文化传播途径变得界限模糊，也让受众的意识从原来机械复制转向逻辑思考。公众视野一下放宽，但也逐渐失去了核心。[2]举个简单的例子，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传统艺术作品就是强调图像或艺术符号背后的所指。例如《最后的晚餐》精美的构图和绚丽的色彩蕴含着无数宗教伦理意味；梵高《割耳后的自画像》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但却被一些“艺术家”恶搞为：割耳后收到了礼物———耳机。如今部分网络文化将内容导向型的艺术作品，变成形式导向型，因此也导致了在当下无数电视电影中呈现出的所谓“大众娱乐”的意识形态。

（二）受众转向

传统媒体（如报纸、期刊）所面对的尽管是大众，但一定程度上，有机会并大量接触媒体宣传的主要是精英人群，而平民关心的只是自身利益和温饱。但随着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国民需求已从过去的温饱转向为更高层次。网络的出现将媒体宣传从“精英”转向“平民”。现如今我们最先获悉新闻的方式并不是通过先前的报纸、电视，而是通过网络信息分享平台和手机APP等路径获得的。例如，6月12日在奥兰多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这条新闻最先就是通过网络平台被大众获知的，而后第二天的《新闻联播》才该新闻。可见网络媒体传播速度远高于主流媒体。

（三）技术转向

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图片，除了内容上给予观察者强烈感受外，观察者感觉到图像始终与其保持着某种距离。而在网络技术的支持和保障下，网络文化传播将事物与观者的距离拉的更近，更接近大众心理，并带来强烈的情感。简单的说，技术将“.jpg”图片变成“.gif”，如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像一颗子弹一样射向观看者，它碰巧碰上了他，因此获得了一种可以触摸的质地”。[3]尽管这样的转变带来更深刻的印象和吸引眼球的能力，但也不乏暴力、血腥和的文化内容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海报、广告与电影电视中。

四、问题与对策

美国学者丹•希勒指出：“互联网绝不是一个脱离真实世界之外而构建的全新王国。互联网的发展完全是由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驱动，而不是人类新建的一个更自由、更美化、更民主的另类天地。”[4]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一）迷失自我

由于群体情绪具有传染性和非理性等特征，即使一个不显著的事件都可以引起一连串社会问题，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更是致命打击。网络舆论环境虽然在慢慢好转，但恶意传播还是大量存在。2015年5月3日，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一段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一名成都男子将一女司机逼停后当街殴打，导致女司机右肩骨折，脑震荡。当时，舆论一片愤怒，“丧心病狂”、“变态”等不堪入耳的评论黑压压一片。然而当打人男子公开道歉并公布行车记录仪录像后，舆论发生反转。女司机多次违章变道，对后车司机造成威胁，甚至威胁到了其他行人的安全。于是，网上舆论又变为该名女子“该打”“打得好”，甚至对女司机进行人肉。在大量的类似事件中可以看到，媒体对文化传播具有巨大的影响。想要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必须对各类媒体的报道加强审核和管理，尤其是国外媒体的报道，其报道中或多或少，都含有刻意修饰的成分夹杂在其中。现代文化加之异国文化的冲击将礼俗转向法制，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社会和文化归属消失，导致异端化。而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教育，也将是强有力的手段之一。纵观中国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对生活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太多民族的文化已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异国文化的冲击所遗忘，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归对本族文化的重视。

（二）文化外化

上文中提到，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之间必然会出现冲击和融合。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中国打开国门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这一过程也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重新塑造和国际地位的重新定位。与经济和政治一样，文化层面也步入全球化的行列，一是传统文化的全球化，二是国民教育的全球化。两方面共同传播着异国文化，同时也将我国的文化逐步外化。[5]文化外化尽管会带来弊端，但并不是要一并摒弃外来文化，抵制其传播，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很好的反例，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招商引资政策在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先进技术，同样我国传统中医在国外也如日方升，日本的汉方、韩国的汉医、美国的中医针灸推拿等，正是我国跨文化传播最好的例子。西方国家将我国文化中的精华吸取，很好的为之所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像任何民族国家文化一样，都是以全球化为背景的。但我们要反思留给传统文化的空间，加深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塑造带有民族个性的传统文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异国他乡的文化传播中大放异彩。

（三）民意失真

从“华南虎”到各类事件，面对权利与民意的较量，民意表达成为网络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借助互联网，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民众有了表达自己政治想法和参与的机会，以“主人翁”的身份发表着对焦点话题的看法和所谓的民意、民声。作为新兴媒体，网络覆盖的群体，是任何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上文中也说了传统媒体面对的是主流，是“精英”，而网络的门槛极低。凭借这一优势，吸引了更多“平民”化的民意表达。根据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研究，网络上存在着人云亦云“乌合之众”的现象，[6]加之一批所谓“公民记者”的、的出现，不加审查的随意信息，使真正的民意被这些“我”所淹没，没有表达广大民众的声音，而真正的网络民意失真。[7]2014年12月21日，“医生手术室自拍”事件在网上的迅速发酵，一位网友了医生在手术台上玩自拍的组图，并配以文字说明：“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想说难怪医患关系这么紧张，手术同时你们在做什么？”一时间，广大网友就“医患关系”、“职业道德”等对当事人进行抨击。当涉事病人出面澄清：“医生们拍照我知道，也同意了。医生辛苦那么久保住了我的腿，想不通为啥大家要批评他们。”随后，网络舆论又发生了转变。互联网这种群体极化对现实社会具有极大的离心作用，影响各社会成员的认同与文化的凝聚。我国的网络文化传播在认同多样性、选择性、个性化的同时，也存在非标准性和非理性。而解决民意失真的根本办法就是网络的实名制。韩国是互联网最普及的国家之一，但为了维护网络的健康和安全，保护个人隐私，韩国政府推动实施网络实名制，一系列的相关政策退出后，韩国成为现对互联网运营最规范、最安全的国家。与此同时也起到了增强国民的法律意识和规范行为的作用。民意调查等，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和互动也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完善，网民成为了真正的网民。我国自2015年来也逐步推进网络实名制化，但受到了种种阻碍和现实问题。尤其是用户对实名制注册的矛盾心情并不是技术上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积极倡导宣传实名并不等于没有隐私，两者之间是一种平衡。我国的实名制化一定要结合国情，完善配套制度和技术手段，针对不同网站的不同特点，采用分级分层次的管理制度，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真正发挥实名制的优势。

（四）网络道德

网络跨文化传播对我国影响最深刻的就是道德观念的转变。网络恶搞、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侵犯他人利益，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开始出现，甚至现在已经演变成网络道德暴力。例如人肉搜索，搜索行为的初衷是让人更接近事情的真相，而现在演变成无数血肉之躯的网民，利用冰冷的软件和数据库为提问者提供答案。在这过程中道德、良知和正义确在其中，但消极因素已导致正面文化的传播受到相当大的阻碍。2013年12月16日，《新闻1+1》播出了一起“人肉搜索导致女孩自杀”的案例。12月2日，一名高三女生前往陆丰市的一家服装店购物，当她离开服装店没多久，店主蔡某就在微博发出了监控视频截图，并宣称高三女生是小偷。随后网友发起人肉搜索，迅速将女生的姓名，所在学校，家庭住址等全部曝光。次日，高三女生跳河身亡。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宽容、和蔼、与人为善，而在网络文化传播中，却用这些传统美德对一个人进行“裁决”。不分青红皂白，排山倒海般的道德暴力，带给人的不是归宿感、温馨感，而是恐惧。造成这种现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业化的运作和网络推手的恶意传播，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许多个人和企业参与了这些“小刺激”到“大反应”，“小过错”到“大惩罚”的过程。[8]对待这样的现状，除了我们必须重新捍卫网络文化的正确导向，和对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和优良美德的重新树立。还有就是加强对某些不法企业的监管，其中的灰色产业链条已经形成，依靠互联网企业的自律已经很难保证网络文化传播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必须建立起健全的管理机制和法规政策，严格审查制度才能将网络文化的传播恢复绿色健康。

五、结语

全球各种文化的网络传播途径已经形成，我国的网络文化传播还处在初级阶段。面对上述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只能面对、理解并逐步解决，否则将像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国际伦理与信息技术协会主席理查德•斯皮内洛所说的一样：“网络文化传播的社会道德通常很难跟上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抓住信息时代机遇的同时，如果不能密切关注各项风险，那将会为技术的进步付出社会代价。”[9]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和行为准则，加强网络管理和自身约束，才能在未来文化传播过程中稳步前行。

作者：张弛 李燕临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

论文系2015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省新闻网站建设与对外传播研究》（YB031）的研究成果。

注释：

[1]车美萍.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形态[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45-60.

[2]艾瑞克•克莱默.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18-130.

[3]苏国勋，张旅平.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02-113.

[4]李斌著.网络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9.

[5]罗云锋.人类学理论视野下的跨文化交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60-78.

[6]惠海龙.网络文化的价值解析[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06.

[7]李荣荣.传播学视域中的微电影叙事策略探究[J].东南传播，2011(12)：33-34.

[7]张燕.Web2.0时代的网络民意表达[J].新闻界，2009(4).48-50.

[8]李钢，王旭辉.网络文化[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34.

[9]陆扬，.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8-70.

参考文献：

网络传播论文篇3

［关键词］网络传播；知沟；社会经济地位；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数字鸿沟

前言：网络时代的“数字鸿沟”

当前，正当人们还沉浸在数字化传播所带来的种种神话中时，“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又译“数字区隔”等）的严峻现实却已摆在我们面前。“数字鸿沟问题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⑴数字鸿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积累沟”，它是国家、地区、群体之间业已存在的社会发展差距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数字鸿沟表现在4个方面，简称“数字鸿沟ABCD”。A（access）指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渠道。互联网不仅需要信息基础设施，而且对终端用户来说，互联网接入价格由硬件／软件、提供接入费用及电话服务费三者组成，因此，社会经济差异是产生数字鸿沟的一大主导因素；B（basicskills）指数字化时代需要掌握的“信息智能”。群体间信息智能的差异往往造成互联网利用能力方面的鸿沟；C（content）指网上内容。在四通八达的网络世界里，谁主导着多媒体、多语言的信息内容和网络信息产品，这些内容与产品又以哪些群体的利益、爱好为取向，最终决定了这些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鸿沟；D（desire）指个人上网的动机、兴趣。不同的“使用与满足”类型，决定了互联网用户在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方面的鸿沟。

上述ABCD所带来的种种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是互联网发展必须应对的难题。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着国家、社会、群体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网络的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之间的区隔已成为社会分层的新维度，它对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形成势不可挡的冲击；与此同时，网络传播的效果研究更是传播学界一个无法忽略的课题。鉴于此，传播理论中原有的“知沟假设”（knowledgegaphypothesis）所关涉的传播过程中由社会分层形成的知识差异现象，理应成为数字鸿沟时代传播学研究的题中之议。

“知沟”理论假设的文献回顾

1970年，美国学者蒂奇纳等人提出了“知沟假设”，其实质是对大众媒介普及时代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公众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平等性提出了质疑。该假设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长，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⑵假设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SES）作为考察媒介效果的变量（主要以受访者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作为SES的有效指标），尤其关注公共事务⑶、科技新闻等与公共决策、社会发展有直接关联的媒介内容能否为不同社会阶层所平等获取。他们认为印刷媒介的中产阶级价值取向加剧了传播中的“知沟”现象。

“知沟”假设被置于“社会变迁”（socialchange）的理论框架中，认为社会变迁以公共事务和科技知识的积累为基础，其进程表现为公众对某些观念或科技的不断接受——也就是社会学理论中的“积累变化模式”（accumulativechangemodel）。由于社会结构的次系统（如各社会群体）之间价值观、行为模式的差异，某些次系统能较快适应变革，而另一些次系统反应较为迟钝，甚至一开始有所抵触，因此导致在接受变革能力和速度方面的“鸿沟”（gap）。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知沟”假设揭示了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即：随着社会信息流量的增加，高SES群体获取媒介知识的能力和速度较快，从而与低SES群体之间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以此推论大众传媒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对社会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知沟研究的分析单元是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知识差异，其分析的层次主要是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或国家）或次系统（如社区），他们对“知沟”的解释更多地涉及社会结构与整个社会秩序的冲突及维系的问题。1977年，艾特玛和克莱两位学者在个人层次上对该假设作了重大修正，认为个体获取信息的动机及信息对个体的功用差异，是造成“知沟”的另一重要原因。他们提议，从个体行为者的情境需求和动机角度解释“知沟”现象，从而在微观层次上开启了“知沟”研究的另一片天地。⑷

传统的“知沟”理论主要还是针对传统媒体。由于互联网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传播特性，加上网络时代整个媒介构成的变化，因此，我们在考察互联网对“知沟”的影响之际，原先研究的一些变量需要作适度的改变。

网民的社会结构分析

“知沟”假设着眼于社会结构，观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SES）群体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知识差异，因此，其分析框架和社会意义也在社会结构及其制约性（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状况、社会变迁、社会冲突等）中得以展示。这一视野，同样是我们考察网络时代“知沟”问题的着眼点。

数字鸿沟主要把全体社会成员区隔为网络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两大类别，因此，在网络传播的“知沟”研究中，首先应关注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否存在“知沟”现象。但是，以网民与非网民这两种身份进行社会分层，是否能反映传统“知沟”研究中的社会结构特征？传统研究主要以接受正规教育程度作为SES的有效指标，这与网民、非网民的划分是否契合？

我们首先根据CNNIC历年的统计资料，对我国（指大陆，下同）网民的人口和社会特征作一个基本描述。在社会学领域，个人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最重要指标⑸，我们先从这3个方面观察中国网民的社会结构特征。

1）教育程度。如表1所示，2001年以前，将近85%的互联网用户接受过大专、本科以上教育。2001年的两次调查，出现了新情况，高中（中专）学历的新用户有显著的增加。尽管如此，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即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网民，仍占网民总数的60%以上。如果以高中文化程度为界线，就可以涵盖90%以上的网民。由于互联网的使用需要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网络使用知识和一定的英语水平，因此，高中文化程度这一界限似乎很难突破。正如有专家指出的：“互联网的发展受到复杂的相互影响的驱动，这些相互影响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后工业化。也许，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教育。”⑹

2）行业结构。表2、表3显示，中国互联网用户除在校学生外，其他的主流群体主要分布在科研教育、信息产业、企业和商界、国家机关，这与网民的职业结构中专业技术人员和学生分列前二位的状况基本一致。近几年，在校学生用户比例发展最为迅速（2000年7月的统计可从“其他”一栏推断），从1997年到2001年7月增长近一成。需要注意的是，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这与表1显示的近年来这一部分网民增长速度较快的趋向是一致的。

表1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受教育程度结构（％）（1998-2001）

中专以下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

1998年7月6.934.249.67.51.8

中专以下大专、本科

1999年1月1177102

高中(中专)以下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

1999年7月212274892

2000年1月313324561

2000年7月2.512.832.845.94.91

2001年1月6.4423.4528.9738.821.910.41

2001年7月8.728.826.733.61.80.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表2中国互联网用户的行业结构（％）（1997.10-2000.7）

行业类别1997.11998.71999.11999.72000.12000.7

科研教育26.11912.614.911.412.6

学生13.613.916.419.321

机关9.410.38.111.610.712.2

媒体文艺体育11.84.52.33.65

社会服务3.33.13.634.64.5

计算机行业1518.817.414.912.913.6

邮电通信6.78.68.77.452.8

金融保险54.865.36.25

厂矿企业11.111.311.918.620.417.2

农业0.20.30.6

其他8.88.410.82.51.926.4

合计1001001001009899.9

资料来源：邱泽奇：《中国社会数码区隔》（）

表3中国互联网用户职业结构（％）――2002年1月、2001年7月（括号内）

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9.75（8.8）24.84（20.6）

办事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

13.43（18.6）11.43（12.0）

农林牧副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0.76（1.2）5.31（4.9）

军人学生

1.03（1.2）20.92（23.0）

无业人员其他

5.33（5.7）7.2（4.0）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3）经济收入。一般说来，互联网的接入除了一定的技术要求外，还需要以经济条件作为保障，所以个人的收入也是一项重要的考察指标。但从CNNIC的数据却很难看出这一点，2001年1月和7月的两次统计都显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包括无收入）的网民占总体的三分之一；月收入在501—1500元的中低收入人群约占42%。这就意味着，目前中国网民的大部分（73—74%）属于中低收入甚至是无收入人群。可以确定的是，其中超过20%的无收入网民是在校学生；但对于另一半左右的中低收入用户，只能从另一项（用户上网的地点）统计数据进行推测，由于有43—45%的用户主要在单位上网，所以在中国大陆，工作环境中是否拥有上网设施可能比个人收入更能决定一个人能否进入网民的行列。

但经济条件对互联网接入和普及的决定作用仍不容忽视，以上的统计仅针对只占总人口2%左右的网民，如果从整体看，它更多地体现在中国当前地区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上。从收入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基尼系数（测量收入不均的一个常用指标，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8⑺）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地区间、城乡间、不同的阶层和行业间的人均收入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基数庞大的低收入阶层（人口中“下等阶层和边缘化群体占83%”⑻）可能因纯粹的购买硬件及上网费用问题被拒于网络空间之外。而且，教育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占8.68%；而甘肃这样的西部贫困地区则高达25.64%。根据2001年1月CNNIC数据，我们作了一下简单的统计，上海的互联网用户占其总人口约12%，而甘肃省的网民占全省人口不到1%。可见，区域性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地区性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

以上对网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分析印证了“创新扩散”理论有关新技术的采用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分析。“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就人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往往有以下特点：（1）受正规教育时间比晚期采用者长；（2）求知欲较强；（3）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包括收入、生活水平、财富拥有量、阶级归属等；（4）进取心较强，更不安于现状；（5）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其所属单位通常也较晚采用者更大，更有实力，这使得早期采用者通常对前途更有憧憬、更有信心。⑼因此，收入、教育程度与职业（包括职业前景与职业环境）这3项代表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是决定是否采纳新技术的主要因素。

还有两项人口统计学因素也不容忽视。一是年龄结构。2001年前，21—35岁网民稳占80%左右（2000年分类法改为18—35岁），2001年以后出现了新趋势——18岁以下的网民数量大幅度增加，在2000年7月到2001年1月这半年间增加了十几倍之多。18岁以下青少年网民数量的激增和他们的网络接触与使用习惯及特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另一是性别。女性网民在2000年前只占百分之十几，但2000年后增长速度加快，据最新一次CNNIC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女性网民已占总数的38.7%，性别方面的数字鸿沟正在趋于缩小。

至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网民群体具有下述社会结构特征：年龄在18—35岁左右、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具有较好的职业声望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以男性为多数。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网民与非网民的划分，仍反映了传统社会结构分析所显示的等级差别，目前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状况确实反映在网络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区隔中，绝大多数低收入、低文化程度及从事低声望职业的人群成为漏“网”的边缘人群。社会经济地位是划定网民与非网民身份界线的主导因素，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网络传播的“知沟”假设研究中，以网民与非网民代替原来的SES二分法，依然能反映原先假设的初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可能造成传播中的知识差异现象。

但是，上述网民的人口与社会特征也说明，在网络使用与否的“知沟”测量中，原先代表SES的3项指标中的任何一项都无法准确描述目前中国网民的社会结构特征，即使是教育程度也只能作为互联网接入与使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主要以受教育程度作为SES的指标已不合适。网民与非网民的划分标准，是一个由人口和社会特征构成的较为复杂的综合指数。

实际上，问题远不是设定一个新的统计指标那么简单。网民与非网民阶层的出现，甚至对传统的社会分层方法造成了冲击。“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⑽社会分层反映的是社会群体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关系。就此，已有社会学家提出：在工业化发展早期韦伯提出的社会结构分析的3个维度，即权力、地位和声望，“已经不能穷尽互联网络引入以后的社会结构分析，进而无法替代‘是否使用互联网络’的区隔。在使用互联网络的社会中，社会学家必须考虑互联网络对社会的影响，是否使用互联网已经成为了超越传统社会结构分层标准的新维度”。⑾这确实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在信息就是财富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知识）资源与经济资源具有极强的可转化性，而且信息（知识）作为社会权力的象征，在信息化时代尤为如此。互联网的出现是否导致各种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及利益重组，这将对整个社会结构调整和变化产生影响。网络传播中“知沟”现象研究的现实意义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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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与非网民之间的“知沟”研究

本文主要以最近有关上海青年和市民的两项调查研究成果（杨鹏等，2000；张国良等，2000）为依据，考察网民与非网民之间的“知沟”现象。

按照传统的“知沟”理论假设，高SES群体在传播活动中获取信息的速度与数量，皆高于低SES群体，那么从理论上看，根据上述对网民SES的分析，这一部分群体的媒介知识获取能力本身就处于较高水平，问题的关键是，互联网是否使他们“如虎添翼”，进一步拉开了与其他群体间的距离。

网民无疑比非网民多了一种信息渠道，但由于受时间和生理条件的限制，人的日常信息消费能力是有一定局限与边界的。也就是说，个体接触与使用媒介的总时数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发生变化的是媒介接触习惯（包括时间分配）、信息寻求模式等。中国和美国一些调查均发现，互联网的问世，使得受众对媒介接触的时间分配正发生着剧烈的转型，越来越多的网民减少了对传统媒介的接触而转向了互联网。就上海青年上网后的媒介接触情况而言，收看电视时间明显减少及有所减少的占42.4%；阅读报纸时间减少的占25.2%；收听广播时间减少的占35%；阅读杂志时间减少的占30.6%。⑿这种从传统媒介向网络空间的转型，是否意味着获取媒介知识的模式、速度、数量方面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一、从网民上网寻求信息的目的看。上海青年上网的基本动机是学习和获取信息（共占59.7%），其中24.1%的被访青年上网目的是“了解新知识、新见解”，为上网动机中比例最高；此外，“查询各种有用资料”（14.4%）、“了解更多的时事新闻”（11.2%）、“获得传统媒体之外的其他各类信息”（10.0%）等，也是被访青年的主要上网目的。⒂但信息寻求的目的能说明的问题有限，因为坚持接触传统媒体的受众也可能以学习和获取信息为主。

二、网络在信息内容供应方面与传统媒体的差别。目前中国的网上新闻基本处于对传统媒介的整合状态，原始性新闻只是“玩球”，而且数量很少。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网络的使用与否对“知沟”毫无影响？情况可能未必如此。上海青年调查表明，有10.0%的网民认为，网络的优点是“可以获得传统媒体没有的信息和服务”；另有14.4%的网民则认为，网络的优点在于“超越国界，及时获取海外的信息”⒁。可见，网络信息在内容上的无疆域性为不少网民所看重，而且他们从网上获取的知识有一部分正是传统媒介所无法企及的。

媒介内容是“知沟”研究的一个重要变量。传统“知沟”研究的内容，基本限定在公共事务、科学知识、环境保护、医疗保健、农业知识等范畴。但互联网是一个远比传统媒介更具兼容性的信息平台，随着公共图书馆上网、政府上网、社区服务上网、电子商务、网上选举、远程教育及医疗等的出现，对网上信息内容的考察也宜进一步拓宽。但根据知沟假设的初衷应选择那些与个人及社会发展、公共政策、民主化进程直接相关的信息内容，这些内容能否通过网络传播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得到均衡分配，才是“知沟”研究的主旨所在。

三、网络在信息传播方面与传统媒体的差别。这可能是网民与非网民之间引起知识差异的又一重要原因。由于网络传播信息容量大（包括新闻条数及背景资料整合）；时效性强（主要表现在更新速度快，上海青年网民认为网络的快捷性在所有媒介中名列第一⒂）；页面制作采用适合阅读的编排及点击、链接等主动查寻方式；以及网民即时评论等互动性，使得网民与非网民之间可能产生多种知识差异现象。在网络传播的上述特性中，网络信息的广泛性和快捷性，正是它深受青年网民青睐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知沟”测量中，对知识的操作性定义一般分为“简单知识”——对某一事件或计划的知晓（awareness），和“深度知识”——对特定事件的关系、原因或背景的了解⒃。对网络传播中的“知沟”测量也应观察这两类知识的差异情况。网民在“深度知识”的获取方面可能与非网民产生极大的差异——互联网信息的搜索、链接功能，窗口弹出式信息编排方式等，极大地有利于个体对深度知识的寻求和了解，专业性网站、主页的细化（重要新闻和专题一般都专门设有主页）及个性化网上杂志的订阅，无疑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另外，新闻组、BBS等网上交流形式，也可能影响上网用户的“深度知识”水平。

综上所述，一方面，网民的社会结构分析反映出这一群体本身拥有作为高SES地位的“信息富有者”优势，这是传统“知沟”研究业已证实的；另一方面，网络的传播特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势必形成或加剧互联网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之间新的知识鸿沟现象。就后一点而言，数字鸿沟对“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所产生的区隔，有可能对传统媒介时代的知识差距结构进行一次重新调整。

注释：

⑴2000/11/0610:42北京青年报

⑵P.J.Tichenor,G.A.Donohue,andC.N.Olien,“Massmediaflowanddifferentialgrowthinknowledge”PublicOpinionQuarterly,Vol.34,No2.1970.

⑶publicaffair（公共事务），据“美国传统辞典”，意为“大多数人关心的社会、经济、政府、军事、科学或法人活动的论题、问题或反映”。

⑷JamesS.Ettema&F.GeraldKline,“Differences,andCeilings:ContingentConditionforUnderstandingtheKnowledgeGap”,CommunicationResearch,Vol.4No.2,April1977.

⑸[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P242。

⑹2000/11/2011:40eNet硅谷动力

⑻：《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P34，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⑼金兼斌：《技术传播――创新扩散的观点》，P116-11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⑽[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P238。

⑾邱泽奇：《中国社会数码区隔》，

⑿《传媒力量与当代青年：2000上海青年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P98。

⒀同上，P86。

⒁同14，P92-93。

网络传播论文篇4

Abstraction:Thisarticlemainlyanalyzestheexpansionand

restrictionofthecopyrightundertheinternetenvironmentbasedon

othercountries’legislationandaseriesofinternational

treaties.

关键词：网络环境，版权，权利扩张，权利限制

keywords:internetenvironment,copyright,expansionofright,

restrictionofright.

前言：版权保护制度总是随着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回顾版权制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都会在各国版权保护体系中留下不同程度的痕迹。如今，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来临，又一次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网络，它结合了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之特点，以其信息量大，传输速度快，交互性强等优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

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因为网络技术的超速发展，而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其中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尤为突出，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下，权利和义务关系再次受到极大地冲击，于是我们有必要考虑对现存的制度进行适当地调整和变革。本文旨在分析在这场调整和变革中，版权人的权利扩张及其限制的趋势。

一、网络传播权

1.权利扩张的表现

对于作品的网络传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行，它指的是作品所有权人将自己的作品数字化后上载到网上，然后由访问者通过网络的传输对作品进行浏览、阅读，甚至下载和复制。在这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种网络传输是否应该由版权所有人来控制？即作者的版权是否可以扩张到网络空间？各国对此都采取了不同的举措。

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两个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简称《版权条约》或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或WPPT）。国际新闻界将这两个条约简称为“因特网条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叫法不无道理。因为它们正是针对数字化技术和因特网带来的挑战而作出的反应。在WCT中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在WPPT的第10条（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规定：“表演者应当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该条约第14条（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顶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里所讲的“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显然是指通过交互式网络服务系统获得作品或录制在唱片上的表演。根据上述规定，通过网络的传输使用他人作品或录制在唱片上的表演，需要取得作者、表演者或唱片制作者的授权。这实际上把作者的版权延伸到了网络上的传输，至于由谁要求谁来取得授权，是信息提供者还是通过网络获得作品或表演的用户?两个条约对此都未作规定[1]。笔者认为应当由信息提供者(如网络服务商)来承担此项责任更为合适，因为作品的上载过程往往是由信息提供者完成的。

在这之后，美国通过对现有版权法中“发行权”进行了新的解释，从而涵盖网络传输的权利；欧盟则倾向于确立某种一般的向公众传播权；澳大利亚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向公众传输的权利”（Right

oftransmissiontothe

public），既包括以任何通过接收装置观看或使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版权材料的权利，也包括广播权以及有线传播权。最终，版权国际社会采取了欧盟和澳大利亚的规范模式[2]。

据中国互连网信息中心的《中国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到98年底，我国INTERNET上网计算机已达6.7亿台，用户达210万[3]。时至今日，这个数据一定又有了成倍的增长，可见如果不对如此庞大而又方便的传播手段予以法律规范，即任何一个网络用户都可以在不经作者授权，又不向作者付酬的情况下，将他人的创作的作品送上网络，甚至以此牟利，或使其成为公共财产，任人使用。这必将导致使作者成为了新技术的受害者。因此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基本上倾向于保护网上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及其评述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最典型的是1999年6月王蒙等6作家状告北京世纪互联公司未经他们许可，将其作品复制上网的侵权行为案[4]。第一、二审法院都做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可见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说法，即明确了著作权人具有控制其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权利。但如何对这一权利加以确认，我国学术界则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现行著作权法中至少有两项权利与数字化作品网络传输的内容相近似，一是“发行权”，二是“播放权”，并主张在修订著作权法时，可以通过适当的立法解释，以“发行权”或“播放权”来涵盖数字化作品的网络传输[5]；也有学者认为，“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扩大对版权法中表演权的解释不失为一种给予网上作品司法保护的出路”[6]。

更多的学者则主张，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虽然没有规定网络传播权，但在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7]中所明确的作品的使用方式中，并没有穷尽使用作品的其他使用方式，所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型的作品载体的出现，作品的使用范围应当得到相应的扩张，网上传播应当作为使用作品的一种新方式已涵盖于这一条款的“等方式”之中[8]。正是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2000年11月22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第2条第2项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该解释一方面明确了作者的网络传播权，另一方面也是对司法中尝试性的实践予以了肯定。

2、权利的限制

版权保护应当延伸到网络空间，否则版权人就不会冒险把自己的作品上载到网上，这已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但知识产权制度向来就是一把双刃剑，赋予权利人一定权利的同时又作出一定的限制，否则就会导致权利的滥用。针对网络传播权的出现，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合理使用应当赋予新的内涵：

关于合理使用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在立法中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有关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这为确立定一个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设定了可供参考的标准。

在各国版权法中，规定关于合理使用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其中个人使用和图书馆使用是各国普遍承认的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这也是目前在网络环境下讨论的热点，另外，远程教育作为网络时代的新生事物对原有的合理使用制度也提出了挑战，于是有必要对它们逐一进行讨论。

(1)关于“个人使用”

版权人对其作品的独占权不应成为再创造的障碍，所以各国法律多以“合理使用”等制度来保护后人的在创造权。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1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当然这里的“个人欣赏”应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如有学者认为个人欣赏的范围应当限定在家庭的范围中，如超出家庭之外的欣赏，则不是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意义上的“个人欣赏”了[9]。

个人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方式绝大多数体现为对作品的复制，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依赖于复印机、录音机、录象机等设备，但在网络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把绝大多数种类的作品数字化并在网上传播，私人复制不再依赖传统的复制设备而变得容易多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合理使用的空间大为扩大了。因为版权人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防止他人对其作品进行复制，而且在WCT和WPPT中已经确立了对这种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10]。可见，个人使用中的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正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对此，如果缺乏法律的有效干预，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著作权人的权利在网络环境下得到了扩张，而相应地挤压了公众合理使用的空间。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有必要将“合理使用”的原则适当地延伸到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作品，以维护公众合理使用数字化作品的权利。

（2）关于图书馆使用

在保护国家资源和传统文化方面，图书馆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图书馆使用在各国版权法中都规定为合理使用。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8项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是否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把浩如烟海的图书信息也进行数字化复制，并搬上网络以供读者进行远程浏览和实现馆际互借呢？

笔者认为，图书馆进行电子版本仅用于馆藏的复制与传统环境下的馆藏作品的复制只是复制形式上的不同，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应当包含在合理使用中。但是，如果图书馆把数字化图书用作在线借阅和实现馆际之间的互借，问题就复杂多了。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如果是非赢利的为公众提供网上阅读的方便，可以继续适用合理使用的规定。但是，赢利与否不应当成为判断是否侵权的标准，图书等出版物一经上网，便可供读者任意浏览，这与图书馆借书相比，被阅读的机率大多了，从而影响了传统形式的书刊销售，这将造成对著作权人的不合理的损害，因此属于侵权行为[11]。

参照美国的做法，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些启示：美国以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都把网上书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等作者的作品，可以全文上网供读者在线阅读；另一部分则是仍在版权保护期内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稿酬之前，只有书目、图书简介及相关书评可以上网供公众阅览。如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图书的内容则需要到图书馆按传统办法借阅。可见，在现有的著作权法体系下，建立数字图书馆，提供在线借阅服务已经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

（3）关于远程教育

权利人对其作品的专有权利不应当成为妨碍公民受教育的屏障，因而各国在著作权立法中一般允许为教学目的而自由使用有著作权的作品，但不得用于商业目的。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在网络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大学、中学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出现了“名师辅导”、“网络课堂”、“网上论坛”等栏目，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在网上开展了在线教育，使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聆听老师的授课内容，并能与老师在网上及时交流。这种灵活的教育模式的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在这种教育过程中，教材、资料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有版权的作品，那么它是否还能以“教育科研为目的”而继续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呢？美国在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即DMCA）是通过拓宽教学广播豁免权的范围来实现远程教育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当然，在这同时也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如享有豁免权的作品的范畴，使用作品的数量限制等。可以看出，美国DMCA法案一方面已把远程教育纳入到合理使用的制度中，使得版权法不至于成为远程教育的绊脚石；另一方面由于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仍持一种谨慎态度。在中国，远程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起码对于那些非赢利的远程教育而言，应当把对作品合理使用延伸到网络空间，让它们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对于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体系来说不仅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其次，法定许可的范围有所拓宽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12]是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也就是关于“法定许可”的规定。至于这一规定是否可以扩大施用于网络环境之下，这是学术界曾经争论的热点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对此持肯定态度，如蒋志培法官认为：“在我国著作权法未做出新的规定的情况下，网络上使用作品可以比照报刊转载的现有规定进行一定范围作品（严格控制在现行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内）的转载，不必经过许可，但要支付必要的报酬、注明出处，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这有利于作品的网络传播、减少纠纷，同时又纠正了网上大量存在的‘白使’作品的违法行为，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13]。又如张平老师，“著作权法的修改还有待时日，完全可以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给网络服务商一段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网络服务商的法定许可权可类比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14]。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条件下推行“法定许可”可以防止不合理、不合情的权利滥用和过度的垄断[15]。

与此针锋相对，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如郑胜利老师认为，“报刊转摘的法定许可是在特殊情况下制定的，当时主要考虑其是一种宣传工具、便于宣传党的政策。如果比照报刊转摘的规定将作品上网定为法定许可”是不合适的[16]。另外版权局许超副司长认为“网络传播与出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其视为类似于报刊转摘是不对的”[17]。另外，“网络传播是作者的一项权利，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限制的时候，不能够想当然地作出限制。”又如杨柏勇法官认为：“按照现有法律来理解，不能将网上向公众传播作品理解为一种法定许可。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法定许可是封闭性概念，没有可以再罗列的内容”。[18]

这场争论双方各持己见，在任何一方都很难说服对方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解释》阐明了其态度，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可以看出司法解释明确地支持了上述肯定态度一方的立场，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平衡涉及网络各方当事人权益以及社会利益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择[19]。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已超出了原著作权法的本意，是不可取的。可见，这场理论上的论战并没有因为最高法院的《解释》而终止，也许《著作权法》的修订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答复。

二、复制权

1.权利的扩张：

复制权是版权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通过对作品复制件的控制，作者能充分地行使自己的使用权。数字化和网络技术使复制变得简单易行而广泛存在，这对权利人的专有复制权来说又是一大冲击，于是版权人急于将复制权扩展到因特网上。

当一部作品在网上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复制行为，它包括作品的所有人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到网络上的复制；也包括为了使作品能够被他人访问而由系列网络服务器所做出的自动复制；另外，它还包括访问者在阅读该作品时在自己所使用的计算机中发生的暂时复制。在网络环境下，作者的复制权是否涵盖了这三方面呢？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第三种暂时、偶然复制的看法更是各持所言。

《伯尔尼公约》第9条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可以看出该条所确定的“任何方式和任何形式”已经涵盖了作品数字化这种复制的方式，也就是复制权可以自然延伸到网络上。

但根据《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如果暂时复制的目的纯粹是为观看作品，或该复制属于短暂的或附带的行为，只要是在作者授权或法律许可使用该作品的过程中所为，缔约国可以通过立法加以限制”。

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条约（即WCT和WPPT）对于暂时复制没有定论，所以各国对此仍然自行其是。

美国于1995年9月公布了信息基础设施工作机构知识产权工作的报告——“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通称的“白皮书”。该白皮书倾向于保护版权人利益是很明显的，它认为复制在计算机网络上的传输是广泛存在的，并且特别提到也包括浏览中的暂时性复制。因为如果计算机用户访问存储在另一个计算机中的文件，在现存的技术条件下，只有该文件被“复制”到用户计算机内存中，用户才能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这一文件。白皮书认为这种复制也无一例外的属于版权人复制权的范围之内。

欧盟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认为暂时复制也是置于权利人的控制之下，但在1997年12月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版权和有关权规则指令的建议提交欧盟委员会，该建议将某些短暂的、偶然的、技术性且没有独立经济价值的复制（如因特网上浏览中的存取行为）排除在复制之外。

在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中还没有“暂时复制”的位置[20]。根据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的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如果说该条为不完全列举，数字化复制可以认为被涵盖于“等方式”中的话，那么也只能包括长久型的数字化复制方式，因为以上列举的几种复制形式都属于长久性复制。另外，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条第5款规定，“复制”也仅局限于把软件转载到有形物体上的行为，即只限于有形物体上的复制，“暂时复制”也被排除在外了。

2.权利的限制：

我们不可否认，在互联网的传播过程中，充满着多层次的复制行为，作品权利人的复制权延伸到网络上的复制也是符合情理的。至于“暂时复制”，其结果仍是对作品内容的再一次重复制作，使得在作品的“原件”之外存在另一份相同的作品，所以“暂时复制”仍是一种复制，要把它从定义上排除于“复制”之外是很难成立的。但是考虑到网络环境下的新特点，在给予版权人更高水平保护的同时，也需要维护社会公众合理使用作品的利益，所以对作者的复制权赋予一定的限制，即从权利限制的角度上把“暂时复制”排除在外，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谨慎地选择。如果网络上的任何暂时复制都置于版权人的控制之下的话，则数字化网络上信息的不断存储和发送就成为不可能，因为无论网上浏览、发送电子邮件、阅读文件等都必须首先获得版权人的许可，这样实则是赋予了作者太大的权利而以至于损害了网络它本身的公益效果。所以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修改中，一方面要把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复制纳入作者的复制权范围；另一方面要对复制权中的“暂时复制”加以限制，让使用者有一片合理的、必要的空间。

三、精神权利的扩张与限制

在版权的精神权利保护方面，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向来很重视版权的精神权利的保护，认为精神权利是作者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延伸。所以他们认为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维系了作者与其智力创造之间的人格联系，是不能被剥夺。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中，以对作品的经济价值利用为核心，精神权利只是作者经济利益的保障，处于辅助地位。

《伯尔尼公约》第六条之二（1）规定“不依赖与作者的经济权利，乃至在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均有权声明自己系作品的原作者，并有权反对任何对其作品的有损作者名誉或声望的歪曲、篡改或其他更改或贬损。”在这里规定了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最低标准，即保护作者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的完整权。我国著作权法赋予了作者高于国际保护标准的精神权利，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可见我国法律在保护精神权利方面与大陆法系类似。

由于数字化和网络改变了传统技术的局限，读者已经不再局限于被动地接受信息，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对作品发表意见，而作者也可以根据这些意见对作品进行适当的修改，这就是网络交互流模式的充分体现。这就意味着对网络上的作品加以改装、润色或者删节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使得每个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复制他人的作品，并且向更广范围的观众传播。这使得作者的精神权利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一现实，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其中主张限制精神权利保护的国家认为对精神权利的保护可能影响作品在网络上的大规模利用。甚至欧盟在1996年也指出了“在信息社会中，精神权利的严格适用可能会被证明是起反作用的。根据作品的种类、使用的方式和合同内容，在精神权利适用上一定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不容忽视的一种现象是：不重视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美国却是世界上版权业最发达的国家，而一贯很重视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这方面却要逊色多了。所以，面对网络空间，大陆法系各国很难再提高已有的精神权利保护水平。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在网络环境下限制精神权利的主张，他们认为一方面，如果对作者的精神权利给予过多的限制，会大大挫伤作者的积极性，这样会导致网络上信息来源的枯竭。另一方面，网络环境下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公众能够获取真正确凿的信息。

WCT第12条和WPPT第19条规定了“关于权利管理信息的义务”要求成员国对非法删除或更改“权利管理的电子信息”的行为予以法律救济。这方面的规定对于加强精神权利的保护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由此看来，网络环境下，对精神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仍然很难预料，如果严格地保护精神权利可能会阻碍作品的再创作，因为利用数字技术对原有作品的改编可以构成新的智力创作，所以，对原作品精神权利作适当的限制是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英美国家在版权法中多规定了对精神权利的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数把精神权利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权利限制（如合理使用）也往往仅局限于经济权利的领域，不涉及精神权利。有学者认为，普通法系国家把合理使用适用于精神权利的做法，让相当一部分非商业的网络传输解脱了精神权利的负担，颇为可取。[21]笔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就我国的原有版权保护体系中对作者的修改权及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做一定有利于使用者的灵活解释是可取的。

四、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

如果说上面所介绍的网络传播权、复制权、精神权利是对版权制度中原有的概念做了扩延的解释的话，那么，下面所要介绍的“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则完全是因数字技术化和网络的发展，而在版权制度中产生的新概念。我们都清楚的是，数字技术一方面为盗版和非法利用作品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为版权人保护自己的权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从美国的白皮书开始，国际版权界就越来越重视技术措施在网络时代版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欧盟法律顾问团甚至认为“加密将作为主要的信息保护措施逐步取代版权。”可见在网络环境下强调技术措施在版权制度中的作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WCT和WPPT两个国际条约中第一次写入了关于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内容。

1.技术措施

技术措施是版权人在网络上行使其权利的一个防盗系统，由于作品在网上的传播不同传统的以复制、发行、表演、播放形式的传播，作品一旦上网，版权人只能通过设置一定的技术设施以限制或控制他人访问或下载自己的作品，从而保护和实现自己的专有权利，这些措施往往包括要求登记，必须输入口令、数字签名等系列限制性措施。这些技术性措施大大减少了被侵权的风险。很明显，版权人为了实现自己在网络上的利益，借助技术来构筑一层坚固的防护墙是必要的。但是在版权人想方设法开发新的技术措施的同时，侵权人也在不断地琢磨如何突破这些技术措施而获得解密的方法，任何技术措施都有可能被侵权人破解，所以在版权人使用技术措施保护其作品的同时，还需辅之以法律保护的后盾。

在WCT第11条中规定了：“缔约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为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的技术措施。”另外，WPPT第18条规定：“缔约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方法，制止规避由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为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表演或录音制品进行未经该有关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从这里可看出，该国际条约的态度是要求成员国的相关法律对技术措施予以保护。1997年欧盟指令草案第6条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制止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未经许可规避用来保护版权和相关权的任何有效的技术措施的行为。”美国DMCA法案第1201条也规定了关于保护技术措施的内容，并在保护技术措施的同时设置了一些例外，例如该条款并不禁止对防止复制的技术措施的破解[22]，因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作品的复制属于合理使用。

关于技术措施各国纷纷采取了法律上的保护，但这里面临的问题是：封闭无形财产和封闭有形财产的社会效果是不一样的，对有形财产的锁住不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但锁住无形财产则直接威胁到了公众依版权法对某些作品的合法使用，这样合理使用就会因为这种技术措施而被拒之门外，所以有学者提出技术措施固然阻止了非法入侵，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但使权利人同时获得了不应得的利益[23]。即不仅把社会公众拦在自己的作品领地以外，而且把公有领域的领地也划为己有。总之，如果说对这些技术措施需要用法律形式加以保护是没有疑义的话，那么如何进行保护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美国DMCA法案既规定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同时又规定一系列限制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2.权利管理信息

这里所讲的权利管理信息是指“识别作品、作品的作者、对作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该项信息均附于作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出现”[24]。这种标示作品著作权权利状况的信息，并不是有了数字化、因特网以后才产生的，印刷物版权页上有关作者、出版社、出版日期等信息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利管理信息。只是在数字化和网络环境下，权利管理信息具有其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他们往往以“数字或代码”的电子形式来表达，更为容易被他人删除、篡改或伪造，这种破坏作品复制件上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也已经时有出现，造成侵权或盗版，因此对这些电子信息进行严加保护，也就成为在网络环境下有效保护版权人权利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WCT第12条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来制止任何人未经许可从事上述这些破坏作品复制件上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WPPT第18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以保护表演或录音制品上的的电子信息。在我国有学者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中应把主要包括权利管理信息和技术措施两方面的内容写进著作权法[25]。但也有学者认为网络上的权利管理信息不仅能与用户“对话”，向用户授权，而且能够监督用户，通过因特网向权利人秘密报告用户的使用情况，甚至搜索用户计算机硬盘、查找用户有无其他侵权行为，这实际上是对用户的隐私权的粗涉，对于这类在用户计算机上为所欲为的权利管理信息，法律非但不应保护，而且应当予以限制[26]。笔者认为不能因为网络权利管理信息有可能涉及到侵犯隐私权就一概的不予以保护，只是我们在设定一项制度对它进行保护的同时，需要作出一定的限制（如以不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为限），从而防止这种权利的滥用。

五、结语

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的来临，给版权制度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在这一背景下，版权人权利的扩张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利益应当成为权利保护的中心，否则网络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网络是一个信息的海洋，并渐渐成为我们心目中的“第四媒体”，那么就应当让它充分发挥其最大价值以适应人们的需求。所以版权人的权利得到扩张的同时应加以适当的限制，否则信息的使用者们将被限制得到处担惊受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网络迅速、快捷的传输功能难以发挥。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下，使用者们的“保留地”应当作适当的扩大调整而不是遭到权利人的侵蚀变得越来越小。

法律固然应当保护作品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但这种保护决不应是无节制的。因为任何一件作品的创作，都是个人的创造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一方面它蕴涵了创作者个人的辛勤劳动，另一方面它也凝聚着对前人智力成果的继承，公有领域始终是我们进行智力创造的宝贵源泉。所以，纵使在网络时代，保护版权人利益的同时，绝不可破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因为知识产权制度虽然是一种合法的垄断制度，但只有当这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符合情理的垄断制度时，它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并自觉地去遵循。

参考书目：

1.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电子知识产权》编辑部，《电子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研究》，电子工业出版社。

3.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4.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6.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三、六、七卷，中国方正出版社。

8.刘文华主编，《WTO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冲突与规避》，中国城市出版社。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研究中心主办，《判解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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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儒珍，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级民商法专业知识产权方向硕士生。

[1]参见沈仁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推出两个新条约》，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三卷，第1-9页。

[2]参见张昱，《网络环境下的版权问题研究》。

[3]参见沈仁干，《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思考》，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8卷，第42页。

[4]参见汤兆志，《网络传输的著作权保护-----谈六作家诉“北京在线”著作权侵权案》，《著作权》2000年第1期，第8-11页。

[5]参见李明德，《数字化和因特网环境中的版权保护》，《著作权》2000年第3期，第21页。

[6]参见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1页。

[7]

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规定“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即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

[8]参见杨柏勇，《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适用》，《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2期第28页。

[9]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0]参见本文第四部分关于“技术措施”方面的内容。

[11]参见赵晨钰，《网络版权，你的保护神在哪里？》，载于《中华读书报》99年3月10日。

[12]

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13]参见《网上著作权保护规矩怎么定？》，《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3期，第9页。

[14]参见同上脚注13，第15页。

[15]参见陶鑫良，《网络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平衡思考》《知识产权》1999年第6期，第21页。

[16]参见同上脚注13，第10页。

[17]参见通上脚注13，第17页。

[18]参见同上脚注13，第5页。

[19]参见蒋志培，《依法加强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司法保护》，《著作权》2001年第1期，第49页。

[20]参见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载《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1]参见同上脚注6，第127页。

[22]参见肖燕，《美国〈数字千年著作权法〉的立法背景及其重要内容简介》，《著作权》2001年第1期，第56页。

[23]参见WPPT第12条第2款。

[24]参见WCT第12条第2款，另WPPT第19条第2款也有类似规定。

网络传播论文篇5

新媒体时代，网络已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宣传管理阵地，网络信息空间是非常宝贵的信息领域。网络的高度开放性，使某些有害信息的和传播难以完全禁绝，也难以阻止网民点击访问有害信息源。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政治思想信息和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加强网上正面信息的传播力度，在网上营造浓烈的正面宣传氛围，造成强有力的正面主导格局。作为卫生思想文化的宣传引导者，对网络阵地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管理、趋利避害，采取技术手段和行政措施，实行信息管制。

1.1在医疗卫生单位的综合门户网站上思想政治和文化宣传必须占有“窗口之席”目前，各级医疗卫生单位依托推进政府上网工程，基本建立了自身的门户网站，在门户网站上开设“窗口”，开展思想文化方面的宣传。在门户网站栏目设置上，既要重视业务和专业的宣传，又要把卫生思想文化内容和业务工作同等对待，整合网站栏目，构筑医疗卫生单位思想政治、文明创建和文化建设的“窗口”宣传体系，使网站在专业学术和思想文化上形成整体的宣传合力。日常维护机制中，要有专门的网络阵地管理人员负责精神文明、党建群团、文化建设的文章信息的更新。

1.2探索建立医疗卫生单位思想文化“专题网站”网络是新兴媒体，已逐步渗透到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中。网站是载体，是平台，是途径。要做好医疗卫生单位思想政治和精神文明工作，需要正确认识网络，正确引导舆论，建设专门的思想政治类网站，对于网络上的不道德及违规现象要坚决制止，并抵御不良文化侵蚀。网站要集思想教育、政治理论宣传、道德风尚及管理等诸多功能为一体，承担起思想文化建设领域的专题宣传，开展系统的网络理论交流，通过网络阵地构建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宣传主题网站。这类网站要在门户网站上建立链接窗口，让网民登录专业门户网站的同时，可以通过链接登录思想文化网站。充分运用网络资源，实时、即时和实效地发挥网站的宣传教育职能。

1.3开通官方政务即时通讯宣传平台并建立管理队伍如今的即时通讯途径很多，传播受众范围之广、之快远比想像中迅速且深远。可以试探性地开通政务iTunes、政务微博（微信、博客、QQ群），并开通手机短信群发系统等，多渠道开展即时宣传。现在，一些即时通讯已经成为60年代后生人获取各类信息的主要途径，而且，从以往经验来看，重大的会议、重要新闻、重大舆情的传播中，基本缺少不了即时通讯，在手机成为新媒体工具的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固守老套路的传统传播方式，而是要主动走向即时通讯市场，占领即时通讯网络，加强正能量的宣传与传播。

1.4通过办公自动化局域网络传播思想文化信息思想文化工作应该充分依托局域网络系统，加强思想教育和文化理念的信息传播，通过办公网络平台正面信息，增强局域网的教育管理职能，弘扬主旋律，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沟通及时周知所有员工，充分利用网络特点，为思想政治文化工作争取更大的工作空间，发挥最佳的传播功效。

2积极利用好各类传播阵地开展舆情应对及舆论引导

2.1在本单位网站建设管理机制基础上建立舆情监测和预案机制一般单位舆情应对机制由信息、宣传、应急办（行政办公室）、纪委等部门组成，卫生思想文化网站的管理层成员大体可以与本单位门户网站管理成员重叠。此外，要注意依托各地政府新闻办及宣传部门的网管要求，有条件的可以依托当地公安部门的信息监控系统动态关注网络中的医疗卫生舆情。医疗卫生单位可以采取人员值班制度，实行24小时全天候监测舆情。要探索建立舆情应对预案，从制度上保证一旦有舆情发生，做到事态面前不失控。

2.2依托网络阵地管理员队伍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网络阵地平台的管理人员对网络传媒的特点有一定了解，因此，将两支队伍融合，一套班子两种任务，可以提高舆情应对的专项能力。网评员队伍最好要设立层级，包括网络浏览人员、一级网络评论员、主要网络发言人。每天由浏览人员负责浏览搜索各大论坛、社区帖吧等平台的相关敏感信息，发现敏感信息立即向网络发言人汇报，由发言人、网评员及有关专业科室共同商定应对方案，汇报单位领导，确定应对方向，开展联动应对，应对过程中要逐级明确其应对信息的权限。切实加强网评员队伍应对舆情的能力培训，开展运用网络化语言的适应性锻炼，提高网络评论的水平。

2.3在已建立的思想文化主流网站上加强针对性的正面舆论宣传日常工作中，要积极利用好门户网站、思想文化网站等政务网站平台，针对苗头性敏感信息，及时、积极开展相应知识普及或者解释性宣传，通过文、图、影像等形式，贴近百姓，办活办好各类网络平台，切实增强医疗卫生单位的网络专门平台对网民的吸引力、感染力。要针对医疗卫生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活动、突发事件等及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正面传播，确保主流、正面信息在网络宣传上占据优势地位。

网络传播论文篇6

徽州文化网络传播的现状与困境

徽州文化借助网络进行传播与保护已呈现许多积极的现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徽州文化在网络的传播与保护存在诸多问题。

1徽州文化网络传播的多元化主体与扶持政策缺位

在网络上传播徽州文化的主体多种多样，其中以安徽省文化厅网站、安徽先锋网为代表的政府部门网站对徽州文化进行专栏介绍。对徽州文化网络传播内容最为丰富的是徽州文化专门的研究机构，比如中共黄山市委党校信息管理中心、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徽州文化网，专栏有徽学研究、徽风徽俗、徽派建筑、徽派雕刻、徽州戏剧、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菜美食、文化旅游、徽州论坛，网站共有文章：825篇，总访问量：1515768次，文章点击数：1968929（2012年10月30日统计）。而黄山学院徽文化研究所在网络上刊登《徽州文化研究》，大量的徽州文化研究论文。许多门户网站也加入徽文化传播的活动之中，例如中安在线就开辟专栏“徽学研究”介绍徽州文化。网络上更多关于徽州文化的信息是来自与原徽州地区有关的旅游网站，比如一家公益性质的民间旅游网站醉美婺源旅游网就了徽州文化系列谈等大量关于徽州文化的信息，涉及徽州女祠堂、徽商、徽州戏曲文化、徽派盆景、徽州族谱等。黄山旅游电子商务网同样展示了徽州文化绚丽多彩的诸多元素。网络上同样不乏热爱徽州文化的个人，他们通过博客、微博、空间记载他们对徽州文化的见解、传播大量关于徽州文化的影像资料。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诸多措施加强对传统文化常规状态的保护，徽州文化的展示、传习等基础设施在合肥、黄山、江西婺源等地广泛建设。由于认识不到网络传播对于传承、弘扬徽州文化的重要作用，徽州文化网络传播没有得到与其他形式徽州文化保护、传播同等的重视。有的徽州文化研究单位积极性很高，但在落实资金、网络传播的技术储备等方面无能为力。目前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行业主管部门，都没有建立起符合网络时代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政策，专门从事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机构尚未建立或健全，徽州文化网络传播工作缺乏统一协调领导机制，现有涉及徽州文化的网站也因为缺乏专门网络技术、网络策划等工作人员，网络传播技术和宣传策划无法满足拓展徽州文化网络影响力的要求。

2徽州文化丰富内涵与有限网络承载信息的矛盾

徽州文化是发轫于南宋，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整合、变异的进程而形成的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体系，徽州文化内容广博、深邃，并全息式涵盖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内容，是后中国封建社会典型标本，被誉为与敦煌学和藏学并列的中国三大地方显学。徽州文化的内容涉及原徽州府的一府六县，以徽州人文地理、徽派学术思想、徽商、独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艺术为主体，涵盖了徽派建筑、宗法伦理、商贸习俗、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戏曲、画派、武术、篆刻、木雕等生产生活方式和民俗艺术等各种文化元素。在网络上，徽州文化中各种文化元素展示的深度和频次大不相同，从信息的种类看，有百度百科为代表的对徽州文化进行释义和基本内涵的介绍；有关于新安理学、新安画派等专业性的研究文章；有旅游推介性质的古牌坊、古民居的推广；也有大量关于徽州文化的讨论。从网络传播的信息的形式上看，有文字记载，有图片记载，也偶有关于徽文化的音视频资料。网络上了大量围绕徽州文化开展的各类活动信息，比如以徽州文化为主题的研讨活动报道，以体验徽州文化而开展的旅游观光活动的报道，亦有倾情于徽州文化的网友撰写的各类体验、研究心得。网络传播的徽州文化初步具备了展示作为一种汉民族传统的徽州文化具有丰富性、独特性和广泛性等基本特点，体现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徽州文化的精神内涵。初步实现了在网络时代对徽州文化进行的传播和保护，拓宽徽州文化领域的范围和深度[3]。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使各种文化通过网络得到广泛的传播。西方文化、日韩文化、流行文化对徽州文化等传统文化形成巨大冲击，网民对徽州文化感兴趣的群体越来越小，对徽州文化深入了解的人更少。从一项调查表明，浏览相关网页和关键词检索的网民年龄大多在四十岁左右，十五到三十年龄段的青少年对徽州文化相关信息往往不感兴趣。徽州文化专门网站和网站中开设的徽州文化的栏目访问量较低，主动发帖的网民较少，大多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徽州文化的网络传播呈现出小众化和弱关注度特点。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一般网站容易忽略对其深厚历史底蕴的探究，无法展示徽州文化深层次内涵。全球化趋势使地域特色明显的徽州文化的原生存环境遭受冲击，原生态的村落被都市气息沾染，传统文化的记忆渐趋淡化，徽州文化中各技艺种类面临消亡的危险，徽州文化面临的衰微和凋零。比如：徽州武术曾经有着广泛的普及和影响，但现在“勇悍尚武”的民俗传统也被现代体育思想、都市健身理念冲击。被誉为“戏祖”、“戏娘”的目连戏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有证可考的剧目，现在同样面临传承的困境。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主体纷杂，有些网站传播的思路不清，各自为政，网站资源总量较低，内容的更新较慢，展示的形式单一，许多网站在展示徽州文化时仅仅局限在新安理学、新安建筑、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少数领域，对其他文化元素介绍匮乏，比如保存了浓厚地域文化特点的屯溪方言，是安徽省内最复杂难懂的土语之一，在网络上极少介绍。以徽州文化作为卖点的商业性网站数量虽多，但内容肤浅，甚至存在部分错误，对徽州文化歪曲和滥用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原徽州地区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徽州文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旅行社、景点、度假村等主体也参与了徽州文化的宣传报道，这本应是积极的，但是由于商业利益的存在，传播相关信息时就故意扭曲徽州文化的内涵，肆意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典故，介绍非徽州文化属性的民俗和产品，使得网民形成对徽州文化错误的理解和认识。由于徽州文化也简称徽文化，网络上有些信息就混淆了徽州文化与安徽文化的概念，甚至出现了黄梅戏属于徽州文化的错误。而喜好徽州文化的个人通过博客提供的信息大多局限于某一领域。资源总量匮乏的网站、专栏无法承担起弘扬徽州文化的重任。

3网络传播策划和文化展示技术不足

由于网络传播主体、资金等诸多影响，在网络传播徽州文化时，缺乏良好的网络传播推广策划，加上文化展示技术的不足，无法形成生动和具有吸引力的传播效果。很少有人进行徽州文化网络传播整体推广策划、网络受众分析、传播定位分析、传播工具的整合利用、热点制造这一系列现代网络传播方式和手段的研究与应用，无法形成持久的关注度，网民很难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号称文献之邦的徽州，鱼鳞册、司法宗谱、儒家经典、契约文书、信札案卷、劝善书、佛道经卷等达千万件，其中鱼鳞册、宗谱、家乘等徽州典藏居全国之首。大量有文献价值的卷册对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等徽州文化元素研究与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而在网络上仅仅能看到部分卷册和内容的外观照片，没有建立有实用价值的资料库。又如徽州木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丰富厚重的徽州文化，徽州木雕与石雕、砖雕等其他艺术形式一起构成了巧夺天工的徽州三雕。在网络展示时，大多采取静态展示的方式，徽州木雕作品的艺术情趣常常未被展现出来，木雕作品中的教化功能及其蕴含的理学思想更难以有效传播[5]。对于徽州文化传统技艺、表演艺术，最大的特点是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等为表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是一种“活态文化”。一般网络上介绍传承人及其技能或作品，但是由于缺乏对传统技艺技术细节的展示和交流，使得传承人无法通过网络与同行和网民互动，导致传统技艺趋于保守，创新不足，同时影响着徽州文化传承的质量和速度[6]。

基于网络的徽州文化传播与保护构想

基于网络的徽州文化传播与保护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太多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需要根据网络传播特点结合徽州文化内涵，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开辟徽州文化传播与保护的新领域。

1出台的相关政策，推进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

尽管徽州文化网络传播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徽州文化的网络传播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难以实现广泛的传播与保护，制约了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导致大量的徽州文化元素无法通过网络广泛宣传，向目连戏这样极具徽州特色的技艺已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徽州文化中许多传承技艺是不具有再生性的，所以展示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鼓励性政策，把徽州文化网络传播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为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提供支持与保障。建议安徽、江西两省以及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重要意义，加强对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工作的领导，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予以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徽州文化网络传播和保护经费的财政投入力度，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对网络传播徽州文化事业予以资助，从而为基于网络的徽州文化传播与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持。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主体一般来说有政府，企业，研究单位，社团组织，非遗传承人和爱好者。综合各种因素看，政府主导，社会其他成员参与的机制是实现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最佳选择。在职责明晰，分工合作的原则下，政府牵头，文化、电信、工商等部门具体落实、社会其他成员积极响应，集中各方人力、财力、物力与智力资源，按照分类统筹，区别保护，分步实施原则，实现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徽州文化传播与保护。

2徽州文化网络传播资源的管理

实现有效的徽州文化网络传播，必须整合徽州文化的各种资源。对于徽州文化中的传统的手工艺、表演艺术、社会风俗、节庆仪式等丰富的内容，利用徽州文化专门研究单位掌握的资源，通过普遍采集、认定、记录、建档，为确保资料的全面和真实，对原有的文献资料加以甄别和补充，必要时进行田野实地调查，进行科学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实现对徽州文化个元素的深度挖掘、整理、归档和研究，弄清楚徽州文化遗产中各种元素的源流和传承。确立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范围和重点传播与保护项目是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核心与切入点。建立以文字、图片、音视频为载体的多媒体资料库，对已命名的各级徽州文化元素名录档案，以数字化编目的形式进行永久性存储。使徽州文化得到真实、全面和系统的记录，尤其是对于濒临失传的文化元素加以抢救性保护。采取有效措施，重点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及其技艺的宣传与保护。及时记录并网络上载传承人所掌握的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资助传承人开展网络授徒传艺与展示、网络教学与交流等活动，通过建立徽州文化的音视频资料，展现给人们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领略民间民族的技艺、绝活，唤起当地人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7]。

3徽州文化网络传播策划

参与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人员需具备的技能与素质与传统的非遗研究与保护人员要求不同，相关人员必须具备网络传播的知识和技能，需要有一定的网络公关与宣传的经验，能够监测网民动态、策划事件和制造网络热点，策划各类网络活动，吸引社会各界参与相关文化活动，吸引网民关注徽州文化的研究动态和相关信息。另外，须具备扎实的徽州文化研究功底，在组建一支专职队伍的基础上，联合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专家以及徽州文化各元素的技艺传承者作为网络传播兼职队伍，充分发挥网络世界知名人士和意见领袖的重要作用，组织专家学者在网络上定期不定期与网民进行研讨和交流。要注意搞好徽州文化网络普及教育，支持绩溪论坛一类民间自发性网络徽州文化研究和交流。徽州文化网络传播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务必能有效吸引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的关注。网络传播徽州传统文化坚持全面传承与创新并举，为徽州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和增强文化吸引力，在徽州文化传统技艺、曲目、工艺的基础上，创新展示形式，增加网民参与度。做好徽州文化传播的网络与地方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网站的对接，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挖掘的文化资源尽快传播出去，不断更新网站内容，走可持续发展的传承道路。

网络传播论文篇7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作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参考文献：

[1]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

[2]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南出版社,1997.

网络传播论文篇8

利用网络文化所提供的信息化手段，将古琴文化艺术作为内容，将数字化作为载体，充分利用多种网络传播方式和手段去推介古琴音乐，以增加人们对古琴文化的接触，从多方面深化人们对古琴的了解。

首先，笔者认为，可开展网络古琴博物馆的建设。网络博物馆以互联网为纽带，可收集和整合珍贵的图片、视频资源并将其数字化；同时，它突破传统纸质资料的储存空间限制，检索便捷，图文并重，成本低廉；而且，它强化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性。若建立网络古琴博物馆，其中的电子图片、视频、文字，可让人们随时浏览，没有时间限制。网络博物馆除了传播文化、介绍展馆、没有现实展馆的人流压力之外，还为访问者提供了不少方便：省钱省时省力，而且资料固定可以反复浏览，同时还可以保持难得的心境——一边欣赏古琴音乐，一边学习古琴知识。如“古琴专题库”这个网站就类似于一个网络古琴博物馆，其中的内容丰富翔实，分为“琴史”、“琴人”、“琴曲”、“琴谱”、“琴论”、“琴派”、“琴工”、“琴品”、“琴文”、“琴传”等专题。类似地，还可进行古琴专题网站的开发和建设。古琴网站可被打造成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新媒体，其中应注意充分挖掘古琴的文化资源，如古琴优美的传说、古琴与名人的故事等，充分展示古琴的独特魅力。古琴生产厂家也可建立网站来展示和宣传产品。通过网络充分展示优秀的古琴艺术文化，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让古琴艺术更加鲜活和生动，推动古琴艺术的创新和古琴知识的普及。目前，国内较有名的古琴专题网站有“中国古琴网”、“中华古琴网”、中国古琴学会网站等；一些综合性网站也设有古琴频道，如“拙风国乐频道”、“中国古曲网”的“古琴频道”等。然后，古琴音乐的在线传播还可与“土豆”、“优酷”、“酷6”、“爱奇艺”、“网易视频”、“搜狐视频”等热门的视频网站合作，通过视频与音频的传播，让听众近距离地感受古琴艺术的魅力，这可让古老的古琴艺术在大众中由神秘变得熟悉，传播的范围更广。同时，对于一些古琴初学者而言，通过视频的指法示范，还可更好地掌握古琴演奏指法。此外，个人化的“自媒体”（如博客、QQ群、网络空间、BBS论坛等）也是古琴音乐网络传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如个人在网上帖子、图像、视频，介绍古琴音乐状况，解答网友对古琴音乐的问题等。通过这类民间网络的传播力量，古琴艺术可以更牢地扎根于网络。例如，网络即时通信工具就是当下古琴文化传播最普遍也最为常见的传播渠道之一，许多学古琴的网民通过这些工具有意或无意地交流、分享、介绍了古琴音乐，有的人甚至在自己的网络个人空间里介绍了内容多样的古琴知识。另外，网络的“贴吧”里有与古琴音乐有关的各种帖子，可达到向更多的人宣传古琴文化的目的。还有，一些古琴演奏家也开设了自己的个人博客（如古琴演奏家赵家珍的博客），既宣传了自己演奏的古琴曲，还积极地传播了古琴文化。笔者相信，随着新媒体的进一步普及，民间的个人化网络传播古琴音乐的力量将会继续发展壮大，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

二、互联网消融了文化传播的地域限制

网络传播论文篇9

关键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戍边 戍边文化 屯垦戍边 网络传播

21世纪以来，西部边疆进入了发展快车道，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实质性壮大和提升。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为新疆制定了集全国之力以促进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之策。新疆再次迎来大发展的重大机遇。新疆在开拓中西亚市场中也在扮演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就在这种大好发展势头里，一些暗流也在汇聚。在内部，为谋求经济发展指标，地方保护正在抬头，急功近利的思想愈演愈烈，屯垦戍边的使命意识正在淡化，艰苦创业、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正在受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冲击。在边疆发展与稳定的博弈中，缺乏整体架构和长远眼光，在实践中不时出现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之尴尬。在国际国内背景下，新疆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非传统领域，敌对势力与勾结，妄图分裂国家，破坏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如果这些暗流得不到扼制，面对边疆复杂势态缺乏积极有效的引导和应对措施，都将严重损害并动摇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和边疆长治久安的根基。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树起文化戍边的大旗，在思想领域建立牢固的文化戍边阵地，这对边疆长治久安和新疆跨越式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当前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建立文化戍边网络传播阵地，则是网络传播视野下文化戍边的有效形式。

文化戍边的内涵

文化戍边是相对于军事戍边、屯垦戍边的又一个新视角，是由兵团党委宣传部王运华副部长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在兵团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很大反响。①王运华以兵团为立足点，强调应加强兵团文化建设和弘扬兵团精神，通过对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扎根边疆、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等为主题的兵团屯垦戍边文化的提炼和传播，弘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从思想领域牢固树立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保护边疆稳定意识，时刻警惕的破坏阴谋，有效地抵制并反击各种西化、分化边疆的企图。②文化戍边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文化戍边的概念提出虽晚，但它始终贯穿在军事戍边、屯垦戍边各个历史进程中。文化戍边实践在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祖国、反侵略的斗争中抒写了不朽的篇章。

兵团屯垦文化是文化戍边的重要思想武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共和国屯垦戍边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从诞生那天起，兵团就继承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光荣传统，担当起了生产和守边的使命，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兵团文化和兵团精神是由第一代兵团人点燃并经一代代兵团人继承和传递，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提升，让兵团人有了守疆守土、坚忍不拔，兴疆富民、顾全大局的高尚灵魂。他们为建设新疆、保卫新疆，节衣缩食办工业、兴水利，他们为支援地方建设，一次次地将初建成型的厂矿企业和家园奉献给国家，转移给地方。而自己始终秉承不与地方争资源、不与地方争利，兵团人又一次次地向无人区、向生命、向边境线进军。兵团人不仅在最艰苦的地方扎下了根，还在荒滩戈壁上建造起座座绿洲新城。正是兵团人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大无畏品格，让兵团人有了大漠胡杨那雄浑坚毅的精魂。兵团精神不仅是兵团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品格的集中体现。随着形势的发展，生产建设兵团从体制上已不再具有军队性质，但兵团人内心仍然牢守着当年国家对兵团的寄托，自觉履行着兵团人权利之外的义务，时刻准备着为保护祖国边疆的安宁挺身而出。中国几千年的戍边文化内容丰富，感天动地，而以兵团精神为核心价值观的兵团屯垦文化则是当前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珍贵财富。

网络传播背景下的文化戍边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强大的网络传播成为当今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内外敌对势力已经与我在网络传播平台上展开了激烈争夺，他们妄图通过肆意混淆视听，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破坏祖国强大的步伐，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更妄图通过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以实现其西化、分化祖国的险恶用心。他们利用网络传播制造破坏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秩序带来极大危害。为此，建立立体、交叉、强大的文化戍边网络阵地，牢牢把握话语权，通过对兵团屯垦戍边文化和兵团发展成就的网络传播，弘扬兵团精神，用兵团壮阔的历史画卷和真切感人的屯垦戍边英雄人物、事迹等内容，增进人们对兵团事业的认识和了解，将兵团精神打造成为当下及至未来边疆各族人民弘扬爱国主义和促进民族团结最为坚实的文化根基。

建设戍边文化数据库，为文化戍边提供丰富、有力的理论武器。数据库是计算机网络时代信息存储和检索的重要形式，所有的可视听信息资源通过用数字编码形式存储于计算机之中，并可以利用计算机对其进行整理、加工、管理并提供信息服务。网络时代，屯垦戍边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信息资源，没有信息资源，传播就成了“无源之水”③。数据库建设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对边疆文史、屯垦戍边盛衰、边疆民族发展等相关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整理、存储，建立屯垦戍边文化数据库。人们利用戍边文化数据库则能更便捷地检索和利用资源，深入研究和把握屯垦戍边和边疆发展，是文化戍边的重要思想武器库。

专题网站建设，生动展现屯垦戍边伟大功绩，塑造兵团人坚忍不拔的英雄群像。通过戍边文化专题网站建设，集中展现屯垦戍边的历史变迁、各历史阶段涌现的英雄人物、感人事迹以及兵团发展史、兵团人物风采、兵团磨砺和成果等专题内容，使人们系统全面了解屯垦戍边的历史和对边疆稳定安全的重要性，也可以通过对兵团形象的塑造，增强兵团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专题网站还可开辟屯垦历史文献、文学作品、边塞诗词、风光摄影、影视作品、当代艺术等内容园地，通过艺术审美鉴赏，更加真切地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引导人，提高屯垦戍边的品位，提升文化戍边的境界。

建立数字展厅，让人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屯垦戍边文化。石河子兵团军垦博物馆和阿拉尔三五九旅纪念馆等近年来在介绍兵团历史、传播兵团文化和弘扬兵团精神方面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塔里木大学兵团西域文化博物馆则通过学术研究，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对西域发展历史、人文地理、民族民俗、文化宗教等进行展示，用史实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有兵团各师局、各团场开展的兵团文化的挖掘、整理，取得了丰硕成果，将这些成果进行数字化，建立网上展厅，让人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屯垦戍边文化，将会大大增强展馆的文化传播功能。

利用综合网站开辟专题页，通过链接浏览的方式传播戍边文化。通过链接浏览，传递戍边文化信息，特别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专题页传播，集中反映戍边文化的发展动态。还要通过及时而广泛地进行文化戍边活动的新闻信息，通过新闻网增强话题的渗透和引导。

建立文化戍边论坛。通过互动方式，鼓励网民发表观点和看法，通过专家设置话题，引发人们对文化戍边的关注，引导人们理清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也可通过辩论，正本清源，增强人们对祖国大家庭，对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认识和认同。屯垦戍边文化的网上传播，归根结底是要充分挖掘屯垦戍边文化资源，与现代精神相结合，更好地实施和完成文化戍边任务。当然还可以开辟戍边文化博客、微博等个人空间，通过众人的广泛参与使戍边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使文化戍边阵地更加庞大、更加牢固。

抓住媒介融合机遇，注重新媒体的开发利用。当今时代，网络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多媒体是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三网融合”使电信网、广电网和互联网通过业务的相互渗透，以承载多种融合业务，而手机正在成为功能强大的移动多媒体。互联网传播渠道的广阔、丰富和个性化使文化的传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超越性。如通过手机短信，彩信、彩铃等互动式传播，将屯垦戍边文化传播由大众化转变为大众化和个性化兼顾，既能保证大众用户的需求，也有足够的信息空间满足其他个性化受众的需要。这种多功能一体化网络媒体带来了全新的传播方式，也为丰富和发展屯垦戍边文化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让人们与戍边文化进行更加亲密的接触，以增强文化戍边的效果。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文化戍边的开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技术的创新必然推动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但技术只是一种武器、一个平台，由谁来掌握，由谁来表演，怎样来表演，向谁表演，给表演的对象带去什么，他们会产生怎样的反应等，却是要技术之上的人加以解决的。现在，网络传播视野下的文化戍边就像一桌宴席，桌子支好了，原料也很充裕，客人也期待着一桌丰盛的大餐，就要看有没有大厨能烹饪出一道道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精品佳肴。我们需要技艺高超的“厨师”，而且是多多益善，更期待这些“大厨”具有强烈的文化戍边的使命感、责任感，在网络传播领域卓有成效地打造牢固的文化戍边阵地，传播戍边文化，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和经济繁荣，有力地回击各种制造民族矛盾和分裂祖国的阴谋。当然，体制的配套是提高文化戍边战斗力的保证，关系着文化戍边的成败。

加强网络监控，维护文化戍边阵地的安全

当代文化的演进是通过网络化传播渗入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对文化戍边来说，网络传播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屯垦戍边文化传播的利器，敌对势力也同样会利用网络向屯垦戍边事业的发展发起严峻的挑衅。如2008年以热比亚为首的分子利用网络混淆视听，肆意向政府和新疆的发展泼污水，组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7・5”暴力恐怖事件，给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重大损失，严重地危害了边疆稳定和社会安宁。还有一些人对边疆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进行肆意歪曲、“恶搞”，这对边疆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争夺网上文化竞争主动权的同时，更要加强网络舆情监督，警惕和识破的阴谋和伎俩，通过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对其西化、分化祖国的各种企图给予严厉回击。对一些不健康、不理智、偏激、武断的错误认识和言论则要加以正确引导。

总而言之，通过文化戍边网络系统工程的实施，充分利用网络优势，传播兵团文化，唱响爱国主义、无私奉献、扎根边疆、开拓创新的屯垦戍边文化主旋律，使屯垦戍边文化得到正确、健康发展，让兵团人对内有自信心，对外有自豪感；通过实施文化戍边系统工程，促进屯垦戍边文化有序、有效、广泛的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兵团、理解兵团、感悟兵团、支持兵团，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新疆稳边兴疆的伟大事业中来，让新疆各族人民都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切实推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本文为兵团社科基金项目“兵团文学之于兵团精神建构的研究”（项目编号：08SKZD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CALIS全国农学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项目“环塔里木西域文献库品牌塑造与营销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0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 释：

①郑剑平：《对“文化戍边”论的几点意见》，《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12）。

②王运华：《论文化戍边的实践价值》，《兵团建设》，2004(11)。

③廖礼平：《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播》，《哲学视界》，2010（12）。

网络传播论文篇10

1.1混合式P2P：重塑中心话语权混合式的P2P网络技术在节点与中心服务器之间增加了超级节点，超级节点由每个一级节点按照集中式P2P模式建立，每个超级节点利用纯P2P模式集中，其中超级节点为一级节点提供服务器。混合式的P2P避免了因中心服务器崩溃导致系统终端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纯P2P模式导致网络不稳定的弊端。该模式是对集中式P2P和纯P2P的基础上在技术层面的完善，并没有对主流话语权的解构产生巨大效果，但仍旧对内容服务商的资源垄断起到一定瓦解的作用。[1]

1.2结构化P2P：民间与官方话语权交互制衡结构化的P2P技术克服了混合式P2P存在的单个一级节点失效的问题，增强了网络的扩展性，提高了搜索信息的效率。通过对信息资源搜索进行数据库的运用，对其搜索规律进行保存，有序地组织节点对应相关信息资源，有效避免了大量信息的重复查询。其核心理念即“对等交互”，节点之间承载均衡的信息资源，对相应信息的保存使得搜索行为更加效率化和针对性。

2P2P技术对网络传播的影响

2.1P2P技术对网络传播方式的改变P2P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意味着对于信息共享与利用方式的革新，信息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增加。P2P技术对于网络传播模式的改变也是深刻的，由传统网络主流媒介点对面式垄断性、线性传播到自媒体点对点式的交互性传播，由信息的海洋到定位的搜索信息算法的推广，由主流话语权到多元话语重构格局的转变，由线上信息应用到线下产品的开发，网络传播的样态发生了质的转变。P2P技术模糊了受传者的界限，从内容到技术层面上极大地突破了传统传播模式的桎梏。

2.2P2P技术线下的信息产品应用的开发P2P技术一开始的分众理念到大众的市场化运作，再到重新部落化的分众应用产品的推广，通过不同P2P网络应用间的交叉联动，催生话语权此消彼长的态势，对于网络传播结构的建构网络社区如“豆瓣”、“贴吧”，创立了独具坊间特色的社区媒介文化，并能在一段时间内引发全民讨论的话题。而在泛市场化的过程中，微博、微信平台，淘宝、支付宝客户端等的联手将线上线下信息产品的市场化运作发挥到极致。媒介融合的态势也越发明显，其存在的商业力量的较量是不容小觑的。值得探索的是，在政治层面，P2P技术的确在重构话语权方面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对于官方层面的冲击是巨大的，而政府方面对于P2P技术在制度上的介入也需引起重视。

3大数据时代的P2P网贷行业的发展

3.1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的机遇与挑战2014年主题为“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的机遇与挑战”论坛上指出，信息化不断加速的直接结果是移动电子商务定制模式的几何式增长。从线上到线下，手机在每个人手里的作用等同于身份证、银行卡和安全设备，因此移动电子商务成为P2P技术在互联网金融中的关键节点。从P2P纯技术框架中脱出的商务业态、金融业态和服务业态等等，从信息的到产品的支付，完成数据所创造的闭环过程。

3.2利用大数据对P2P行业的探索以P2P行业中的领军者网贷行业为例，作为爆炸式增长的P2P网贷业，正是互联网数据化和金融化的结合。P2P网贷行业本质上是为解决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中间技术服务商，网贷行业的首要是建构并维护闭环的数据。要实现数据的闭环过程需要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数据做到及时更新，即数据是鲜活的；二是平台本身对用户有约束力。未来P2P的核心竞争力与其说是风控能力，不如说是数据的积累和数据的处理能力。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互通成为必然。

4P2P行业发展对网络传播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