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辞职制度范文10篇

代表辞职制度范文篇1

对于这样一项制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违反法律的强加于人的做法。因为这些代表是经过合法的途径依法选举产生，虽岗位变了，职务变了，但未调离本行政区域，其代表资格应该继续有效，任何组织无权要求其自动辞去代表职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代表是因“工作需要”指定安排提名而当选的，现“工作需要”这个前提不存在了，理应要求辞去代表职务，使继任的领导干部能依法及时补选为人大代表。笔者执后一种观点。

一、支持代表辞职制度的主要理由

（一）代表辞职制度，符合代表结构合理安排的本意。

代表要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合理性。在代表名额分配上，就要体现这“三性”。那些因工作需要指定提名的代表候选人，是各级组织保证当选的重点，也是代表选举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之一。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工作需要”。现“工作需要”这个前提不存在了，理应辞去代表职务，让那些继任的领导干部又能因“工作需要”依法及时补选为人大代表，为履行相关职责提供前提条件，让“工作需要”原则贯彻始终，而不是一选定终生，一定要到任满届为止，不管代表结构是否合理，是否真正需要。不可否认，若不实行代表辞职制度，到一届任期的后几年，很可能出现一个部门或单位出现几个代表，而另外一大行业甚至一大系统没有一名代表的现象，而代表辞职制度的有效实施，符合代表合理安排的初衷，也是代表布局合理的延续。

（二）代表辞职制度，是法律精神的真实体现。

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一种职务，不仅代表荣誉，更是责任。人大代表既要履行好职权，还要履行好义务。代表法第四条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选举法第四十三条和代表法第五条都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受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举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都可以向相关的人大常委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法律虽未明确哪些代表属应该辞职的范围，但明确了辞职程序和对人大代表的基本要求，说明有需要辞职的情况存在，只要符合法定程序，可以有辞职制度的存在。

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职务也是分到各基层单位选举产生的，他们也不能说能与原选区保持密切联系或受到原选区选民的监督。但要指出的是，这些代表名额分下去时的本来用意就是如此，未发生变化，而需要辞去代表职务的人脱离原工作岗位后，代表名额分配时的初衷目标达不到了。简言之，是因为某岗位安排代表而当选，而不是因某具体的人安排代表而当选。

笔者认为，代表法和选举法的基本规定，已经为代表辞职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法律依据。代表辞职制度没有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它不是对现行法律的否定和弃置，恰恰相反，它是对选举法和代表法中有关代表辞职方面的细化，使法制更加完备，让一些原本模糊的地方更加清晰，更便于操作，以应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情况和问题。

（三）代表辞职制度，是人大工作所需。

因县乡人大换届的不同步和干部人事调整等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干部因工作需要指定提名而当选的代表调离原工作岗位的情形，而且在5年一届的过程中，这种调整的人员比例还很高。

以浦江县为例，上一届人大代表到召开第五次人代会时，原先17个乡镇领导干部中指定提名而当选的31名县人大代表中，仍在乡镇工作还应安排代表职务的仅剩下4名，其余27名代表都调离原工作岗位，而新岗位不指定安排代表职务，且新岗位大多是政府部门，造成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局面，影响人大工作的有效开展。全县15个乡镇、街道（注：区划调整后，原先17个乡镇改为12个乡镇3个街道）中，在第五次人代会上，仅有2个街道的主要领导是代表，其余13个乡镇、街道的党政主要领导都座在列席位置上，6个代表团中的12名正副团长中仅有4名是乡镇领导，其余都是部门领导且大部分是政府部门领导，给人大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再以该县新一届人大代表来说，换届至今不过半年多一点，原来因工作需要而指定安排代表职务而当选的27名乡镇、街道主要领导代表中，已有8名调离原工作岗位。可见，代表辞职制度，不仅需要，而且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需要辞去代表职务的主要类型

（一）提拔任用型。这类人主要是乡镇、街道的主要领导干部提拔到党委、政府部门任职。

（二）平行调动型。这类人即使对新岗位不是很满意，但因毕竟有官职在身，有制度在前，组织上又有要求，不管从大局出发还是领导干部的一般要求出发，也能接受。

（三）因犯错误被处理型。

（四）自动辞职型。这类人因本身健康或其他原因，长期不能履行代表职务，自愿申请辞去代表职务的。

（五）退居二线型。这类人因年龄或身体等原因被动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原领导职务，按工作需要也应辞去代表职务。

三、有效实施代表辞职制度的主要对策

代表辞职制度是一项符合民主法制建设新形势要求的创新工作，是一项需要全社会理解、支持的创新工程，是一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规范完善的制度。为使代表辞职制度有效实施，笔者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逐步完善、规范。

（一）坚持和依靠党委的领导。这是代表辞职制度有效实施的前提。在干部岗位调动时，党委也应把代表辞职手续当作一项干部调动过程中的必备手续来办，在调动谈话时，把需要辞职的代表的辞职报告一并完成。

代表辞职制度范文篇2

对于这样一项制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违反法律的强加于人的做法。因为这些代表是经过合法的途径依法选举产生，虽岗位变了，职务变了，但未调离本行政区域，其代表资格应该继续有效，任何组织无权要求其自动辞去代表职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代表是因“工作需要”指定安排提名而当选的，现“工作需要”这个前提不存在了，理应要求辞去代表职务，使继任的领导干部能依法及时补选为人大代表。笔者执后一种观点。

一、支持代表辞职制度的主要理由

（一）代表辞职制度，符合代表结构合理安排的本意。

代表要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合理性。在代表名额分配上，就要体现这“三性”。那些因工作需要指定提名的代表候选人，是各级组织保证当选的重点，也是代表选举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之一。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工作需要”。现“工作需要”这个前提不存在了，理应辞去代表职务，让那些继任的领导干部又能因“工作需要”依法及时补选为人大代表，为履行相关职责提供前提条件，让“工作需要”原则贯彻始终，而不是一选定终生，一定要到任满届为止，不管代表结构是否合理，是否真正需要。不可否认，若不实行代表辞职制度，到一届任期的后几年，很可能出现一个部门或单位出现几个代表，而另外一大行业甚至一大系统没有一名代表的现象，而代表辞职制度的有效实施，符合代表合理安排的初衷，也是代表布局合理的延续。

（二）代表辞职制度，是法律精神的真实体现。

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一种职务，不仅代表荣誉，更是责任。人大代表既要履行好职权，还要履行好义务。代表法第四条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选举法第四十三条和代表法第五条都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受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举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都可以向相关的人大常委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法律虽未明确哪些代表属应该辞职的范围，但明确了辞职程序和对人大代表的基本要求，说明有需要辞职的情况存在，只要符合法定程序，可以有辞职制度的存在。

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职务也是分到各基层单位选举产生的，他们也不能说能与原选区保持密切联系或受到原选区选民的监督。但要指出的是，这些代表名额分下去时的本来用意就是如此，未发生变化，而需要辞去代表职务的人脱离原工作岗位后，代表名额分配时的初衷目标达不到了。简言之，是因为某岗位安排代表而当选，而不是因某具体的人安排代表而当选。

笔者认为，代表法和选举法的基本规定，已经为代表辞职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法律依据。代表辞职制度没有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它不是对现行法律的否定和弃置，恰恰相反，它是对选举法和代表法中有关代表辞职方面的细化，使法制更加完备，让一些原本模糊的地方更加清晰，更便于操作，以应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情况和问题。

（三）代表辞职制度，是人大工作所需。

因县乡人大换届的不同步和干部人事调整等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干部因工作需要指定提名而当选的代表调离原工作岗位的情形，而且在5年一届的过程中，这种调整的人员比例还很高。

以浦江县为例，上一届人大代表到召开第五次人代会时，原先17个乡镇领导干部中指定提名而当选的31名县人大代表中，仍在乡镇工作还应安排代表职务的仅剩下4名，其余27名代表都调离原工作岗位，而新岗位不指定安排代表职务，且新岗位大多是政府部门，造成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局面，影响人大工作的有效开展。全县15个乡镇、街道（注：区划调整后，原先17个乡镇改为12个乡镇3个街道）中，在第五次人代会上，仅有2个街道的主要领导是代表，其余13个乡镇、街道的党政主要领导都座在列席位置上，6个代表团中的12名正副团长中仅有4名是乡镇领导，其余都是部门领导且大部分是政府部门领导，给人大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再以该县新一届人大代表来说，换届至今不过半年多一点，原来因工作需要而指定安排代表职务而当选的27名乡镇、街道主要领导代表中，已有8名调离原工作岗位。可见，代表辞职制度，不仅需要，而且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需要辞去代表职务的主要类型

（一）提拔任用型。这类人主要是乡镇、街道的主要领导干部提拔到党委、政府部门任职。

（二）平行调动型。这类人即使对新岗位不是很满意，但因毕竟有官职在身，有制度在前，组织上又有要求，不管从大局出发还是领导干部的一般要求出发，也能接受。

（三）因犯错误被处理型。

（四）自动辞职型。这类人因本身健康或其他原因，长期不能履行代表职务，自愿申请辞去代表职务的。

（五）退居二线型。这类人因年龄或身体等原因被动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原领导职务，按工作需要也应辞去代表职务。

三、有效实施代表辞职制度的主要对策

代表辞职制度是一项符合民主法制建设新形势要求的创新工作，是一项需要全社会理解、支持的创新工程，是一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规范完善的制度。为使代表辞职制度有效实施，笔者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逐步完善、规范。

（一）坚持和依靠党委的领导。这是代表辞职制度有效实施的前提。在干部岗位调动时，党委也应把代表辞职手续当作一项干部调动过程中的必备手续来办，在调动谈话时，把需要辞职的代表的辞职报告一并完成。

代表辞职制度范文篇3

一、实施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原因

（一）法律关于人大代表辞职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可操作程度低，需要对辞职规定进行细化

选举法关于人大代表的辞职问题只是在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代表向谁提出辞职，而对于代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辞职或必须辞职并没有作出规定。如果没有代表辞职制度，由于代表名额的限制，将影响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正常补选和代表活动的开展，不能有效地发挥代表作用。代表法也只是规定代表可以辞职，却未规定辞职条件、辞职程序等。按照以往惯例，只有触犯法律或犯了错误的人才会失去代表资格。而相当一部分调离原选区的人大代表，并不是因为犯罪或有错误，而是因工作需要调整了职务，改变了身份，并未调离或迁出本行政区域。选举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按照这一法律规定，人大代表资格在代表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时，才会自行终止。因此，在没有其他法定可以终止其代表资格的情形时，其人大代表资格仍然有效。对于这一部分人大代表因调动工作而不能很好地服务原选区选民和选举单位的现实问题，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但实践中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一些地方人大为了达到调整和完善代表结构的目的，并使人大代表调整工作规范化，因而制定并实施了人大代表辞职制度。

（二）代表名额限制

虽然代表法和选举法未对代表结构作出具体规定，但总的原则是应当坚持代表的代表性、广泛性和先进性。我国目前实行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一个选区或一个单位的代表名额是按一定的比例配置的，岗位职务的变动自然会影响代表结构的合理性。选举法和有关规定对每个选区的代表名额及其代表人数有明确的基数和构成比例的规定。按照代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代表没有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其代表资格不能终止。因此，如果调离工作岗位或者调出原选区但未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的人大代表不辞职，代表不缺额，由于总额的限制，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10人以上联名就无法提出新的候选人，新到任的党政机关正职领导干部就无法补选为人大代表获得代表身份。实践中，任期不满5年变动工作岗位的人大代表，特别是基层干部代表，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带走原选举单位的代表名额，使原选举单位不能及时补选人大代表，影响原选区的代表结构，影响着原选区代表工作的开展，也造成有的地方代表偏多、有的地方代表偏少的情况。

（三）人大代表履行职务的现实需要

按代表法的规定，人大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在自己的岗位上贯彻执行人大的决议、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接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兼职代表制，因此，从一个方面讲，人大代表的职务是与其本职工作有着紧密联系的。如果人大代表由于失去岗位职务或不能很好地通过岗位职务履行代表职务，应当说已失去了代表性，不再具备担任代表职务的条件。而新到该岗位的工作人员，由于代表名额的限制又不能及时补选为人大代表。因此，有的同志认为，及时动员上述调离原工作岗位的代表辞去代表职务，根据需要补选相应岗位的人员为人大代表，有利于优化人大代表的结构，增强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如果不及时在届内对这些代表进行适当调整，就可能使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不能及时得到反映，使集体行使权力的完整性、权威性受到影响。

（四）人大代表调离原选举单位，不利于原选举单位对自己选出的代表实施监督

选举法第四十三条、代表法第五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近年来，随着人大代表地位的不断提高，争当人大代表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要求对人大代表实施监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逐步建立和完善对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监督机制，已经提到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然而，代表由选举单位选出后调离该选区或选举单位，其参加代表工作和活动就受到很大限制，不便于及时了解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人民群众的意愿，不能更准确地反映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人民的要求。同时，这些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情况，也不便被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所掌握，必然影响或制约选民或选举单位对自己选出的代表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将调离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的代表经过必要的制度程序及时进行调换，既是加强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对代表监督的需要，也有利于加强人大代表与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联系。

（五）观念上的原因

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一个荣誉称号，不少代表重视当选人大代表后的荣誉，而忽视了它作为一种职务的责任。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这种观念上的问题无法解决。同时，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各项权利，归纳起来达17项。荣誉和权利使得许多调离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的人大代表不愿意辞去代表职务。实行人大代表辞职制度，则有助于改善这一状况。

二、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内容

各地建立的代表辞职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实施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工作原则

从目前各地方建立的辞职制度看，大都包含以下原则：1.依靠党的领导的原则。实施人大代表辞职制度时，一般是先向党委请示汇报。2.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原则。实施代表辞职制度，一般都事先依法制定人大代表辞职的有关条例、规定或实施细则，并严格执行相关规定。而且对执行代表辞职制度规定或细则有相应的监督办法，防止代表辞职制度的滥用。同时，在实际操作中，为保证代表辞职制度不违背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意愿，工作变动也好，执行代表职务不力也好，是否应当辞职，一般先征求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意见。3.自愿的原则。代表辞职制度体现自愿原则，尊重代表意愿，不违背代表和选民的意志。对没有辞职意向的代表，大都先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由人大常委会或党委组织部门出面进行劝说工作，使其自愿辞去代表职务。4.工作需要的原则。确定代表辞职建议名单主要根据人大工作的实际需要。因人大会议或代表工作需要，确需建议符合辞职条件的代表辞职的，通过做好思想工作建议其辞职。5.及时补选的原则。有关代表辞职后，依法做好缺额代表的补选工作。

（二）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适用主体

从目前各地的规定看，人大代表辞职制度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1.调离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2.担任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的人大代表调至其他部门工作。3.担任党政部门主要领导和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的人大代表改任非领导职务或退休的。4.担任群、团领导职务的人大代表调至其他部门工作的。5.因健康原因不能执行代表职务的。6.其他原因，如当选代表后长期居住或生活在国外的；长期在外地工作，与原选区选民无法联系、不愿联系的；当选代表后没有履行过代表职责、不参加人大会议或代表小组活动的；犯有严重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人大代表等。

从有关地方人大代表辞职制度实施情况看，代表辞职制度的适用主体或对象可分为两类：一是特殊身份的代表，如“岗位代表”或“官员代表”。二是不作为、不积极履职的代表。综观当前各地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有关规定及实践，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把因工作岗位变动，但又未调离本行政区域的、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大代表，作为辞去人大代表职务的主要对象。

（三）实施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工作程序

地方人大考虑到代表辞职既涉及法律性和程序性，又关系到辞职者本人，因此从法律和法理的角度出发，大都制定了人大代表辞职的具体程序。主要是：1.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定期了解代表变动情况。2.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根据代表变动情况和工作需要，提出需要辞职和补选的名单。3.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研究。4.在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后，及时向同级党委报告，取得党委的同意和支持。5.与代表本人谈话，向其提出辞职的建议。对需要辞职的代表，党委相关部门在谈话时，要向代表说明辞职的原因、依据和程序，建议其提出辞职。为了让代表满意地接受辞职建议，有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上门宣传有关法律规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6.代表本人提出书面辞职申请，说明辞职原因。7.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提出接受辞职的建议报告，主任会议对建议报告进行初审，决定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8.人大常委会听取并审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以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表决通过接受代表辞职的决定。9.公告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10.及时补选缺额代表。对于代表辞职被接受的，根据工作需要和代表缺额的选区或界别，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及时补选。

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实施人大代表辞职制度时，采取了先让人大代表辞去代表职务再公布行政调令的做法。

三、对建立和实施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讨论

（一）一类观点认为，代表届内辞职，是完善选举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能更好地发挥人大的职能。

1.有利于端正社会对人大代表的性质和地位的认识。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实施人大代表辞职制度，把人大代表纳入职务轨道，有助于端正社会对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性质和地位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增强人大代表的责任感、使命感。

2.有利于民主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大代表调离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后，联系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接受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监督有可能流于形式。人大代表辞职后可以让出位置来给那些能够充分反映选区选民要求和意愿的代表，从而实现民主资源的优化配置。采取这样的制度，既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又符合当前实际。

3.有利于保持代表工作的连续性，确保代表作用更好地发挥。实施人大代表辞职制度，把不能、不愿、不尽心执行职务的人大代表及时调整出代表队伍，可以及时、合法地补选空缺的代表，保证代表在结构上的合理性、界别上的广泛性和素质上的先进性，也可以保证闭会期间各代表小组开展活动，有利于代表作用的有效发挥，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人大的权威性和代表结构的完整性。

4.建立代表辞职制度有充足的法律依据。⑴选举法第四十九条和代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代表可以辞职的规定是法律对代表辞职最直接、最明确、最重要的规定。⑵根据代表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作为选区选举的人大代表，在履行代表职务过程中，不但要与选区选民保持密切的联系，还应该受到他们的监督。如果这些代表因工作调动的原因而离开自己原来的选区，不能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辞去代表职务是恰当的。

（二）另一类观点认为，虽然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辞职制度的适用问题。从代表法和选举法看，对人大代表可通过3种方式终止其代表资格：由于犯错误或选民不满意而罢免；自愿辞职；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如病逝）。代表如有违法违纪、工作严重失职或不能履行代表职责等情况的发生，应适用罢免程序，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这也是我国选举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人大代表犯严重错误或选民不满意时，用辞职代替罢免，适用代表辞职规定使其失去代表资格。有学者认为，在处理代表资格问题上，原选区选民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这是选举权的延伸，也是对选举权的一种保护。以辞职代替罢免，将原选区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置之一旁，忽视了对选民享有的这项罢免权的保护，实质上剥夺了选民的这一权利，弱化了监督手段和效果，降低了人大的权威性。

2.有关组织建议人大代表辞职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超越了权限。建议代表辞职缺乏法律依据，法律没有授权任何机关和个人有要求代表辞职的权力，建议代表辞职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偏差和错位。人大代表的地位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代表资格的终止只能依法进行，在法律之外，人大常委会以及有关组织都无权建议人大代表辞职，无权妨碍甚至剥夺代表的权利。作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除了法律对停止执行代表职务和代表资格终止的规定外，无论其是否适合担任代表职务，还是其能否履行代表职务，最终决定的权力都应由选区选民来行使。是否服务选民，原选区选民最有发言权。绕过原选区选民，擅自为原选区选民做主，实质是不尊重原选区选民意愿，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无法补选的问题，而非为了维护原选区选民的合法权益。

代表辞职制度确立后，难以避免一些侵权现象。比如当有关机关和组织向人大代表提出辞职建议后，代表明确表示有愿望、有能力履行好代表职务，而有关机关和组织如果仍然反复给被建议辞职的代表做工作，最终使被建议辞职的代表极不情愿地提出辞职。这种情况违背了代表本人的意愿。

在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实际操作中，出现了较多数量的建议代表辞职的情况，许多地方都是有关机关和组织在发挥主导作用，让组织部门找人大代表谈话，人大常委会或其主任会议建议代表辞职，这与自下而上的选举规则、与代表由选民决定的规则产生了根本冲突，是对选民意愿的漠视。现行法律并未赋予机关和组织可以找代表谈话规劝人大代表辞职，也未赋予人大常委会或其主任会议建议人大代表辞去代表职务的权力。这种做法有人大工作、代表工作行政化之嫌。人大代表制度作为我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是其基石。而民主选举的核心要求就是充分尊重选民的意志，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来达到民主的目标。以行政方式强行将自己的意志注入民主制度的运行，这是与人大的民主价值取向背道而驰的。

参考文献：

[1]曹勇、彭丹：《人大代表该不该辞职》，2004年8月25日《南方周末》。

[2]周建军：《打破代表任期“终届制”--从常州市钟楼区人大常委会实行代表届内辞职制度说起》，2003年9月15日《人民代表报》。

[3]《直选代表辞职制度有待完善》，2003年10月14日《人民代表报》。

[4]罗杰：《关于实行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探讨》，2002年4月9日《中国人大新闻》。

[5]王波：《推行代表辞职制度应坚持代表本人自愿的原则》，2002年4月19日《中国人大新闻》。

[6]方永红：《关于代表辞职制度的思考》，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7]廖华：《建立代表履职考核机制》，2004年2月4日《人民代表报》。

[8]王继云：《建议代表辞职：错位还是创新》，2004年4月15日《人民代表报》。

[9]柴杰：《代表辞职需要“强制”措施》，2004年7月27日《人民代表报》。

[10]兰海：《代表辞职怎能强制》，2004年5月24日《人民代表报》。

[11]潘凤亮：《“建议人大代表辞职”中的权力错位》，新华网。

[12]包盛吉：《谁来建议代表辞职》，2004年4月26日《人民代表报》。

[13]弋佑君：《制定代表辞职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2004年6月1日《人民代表报》。

[14]乔存中、韩友夫：《建议代表辞职谁最有发言权？》，2004年5月31日《人民代表报》。

[15]翁珠弟：《建立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思考》，《人民政坛》2004年第6期。

[16]王宜峻：《代表辞职亟待法律规范》，2004年7月20日《人民代表报》。

[17]马建靖：《建议人大代表辞职提法值得商榷》，2003年5月9日《中国人大新闻》。

[18]王美华：《为届内代表辞职叫好》，《人民之友》2003年第10期。

[19]《莫让辞职代替罢免》，新华网。

[20]沈松林、周建军：《为实施人大代表辞职制度叫好》，《人民与权力》2003年第12期。

代表辞职制度范文篇4

辞职是否责任追究形式

《条例》使用的“辞职”概念是指党政领导干部于某种原因辞去自己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而不一定是辞去公职、从而脱离公职部门的行为。根据辞职原因的不同，《条例》将辞职分为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四种。

因公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职务变动而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领导职务的行为。基于职务变动原因而发生的因公辞职是领导干部职务管理的程序性为，基本上不具有追究责任的含义。

自愿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而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基于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而发生的自愿辞职需要就不同情况做具体的分析。领导干部若基于自身的健康状况、工作或专业志趣、人际关系状况、实际工作能力等个人原因而申请辞职，则不具有追究责任的含义；领导干部若基于自己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政治言论、工作作风、工作纪律、职务行为等方面出现的瑕疵或过失的其他原因而申请辞职，则可能含有了自我追究责任的含义，即具有了引咎辞职的含义。尽管基于个人和其他原因的辞职都是领导干部自愿提出的，表达的都是个人意愿，但“个人意愿”的程度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自愿辞职可能会成为领导干部自我追究责任的一种形式。

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引咎辞职明显是自我追究责任的一种形式，后面将作详细分析。

责令辞职是指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拒不辞职的，应免去现职)。基于“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原因而发生的责令辞职，同样需要就不同情况做具体分析。“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原因是否包含前述的自愿辞职和引咎辞职的原因，如果包含自愿辞职的个人原因但具有这种情况的领导干部却不提出辞职，则可以启动责令辞职程序，这时的责令辞职不是追究领导干部责任的一种形式。如果包含自愿辞职的其他原因或引咎辞职的原因但具有这种情况的领导干部却不提出辞职，同样可以启动责令辞职程序，此时的责令辞职应该成为追究领导干部责任的一种形式。如果“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原因特指领导干部在各种责任行为方面的原因，那末，由此启动的责令辞职就完全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形式。

作者认为，应该严格界定不同辞职的原因，并在领导干部辞职制度中引入责任追究机制，以便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体系。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辞职制度只是党的政策规定，而非法律规范。干部制度的法制化程度是相当低的，就辞职制度而言，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缺乏对领导干部辞职的实体性规定，只有一些简单的程序性规定。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政府领导人员、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上一级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镇)长、副乡(镇)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所以，如何将领导干部辞职制度纳入法律规范，并建立领导干部责任的法律追究机制，将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引咎辞职是党政领导干部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鲜有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由于近几年来责任事故频发，民众要求追究领导干部责任的呼声随之高涨，引咎辞职遂成为社会上、学术界和党政机关关注的焦点。如深圳市龙岗区委在2**0年颁布的《关于处级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引咎辞职是指处、科级领导干部个人能力不够，自身行为不当或因工作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影响，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而向任免机关请求辞去所担任职务的一种自责行为。”重庆市政府在《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中指出：“一年内发生一次性死亡10人以上事故两次或发生死亡30人以上事故一次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分管领导要引咎辞职，对党政领导也要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因管理不到位，严重的官僚主义或失职、渎职而酿成社会影响大、性质恶劣的事故的地区、部门和单位行政一把手也要引咎辞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2**1)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在其直接管辖范围内，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工作发生重大失误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引咎辞职。中共中央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在《条例》中概括性的规定了党政领导干部的引咎辞职制度。

在现代汉语中，“咎”指过失(因疏忽大意而犯的错误)，引咎是指把过失归在自己身上，目的在于自责。引咎辞职一般指领导人因自身过失而给工作造成了一定损失或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从而主动辞去领导职务的行为，是领导人自我追究过失责任的一种形式。《条例》规定的“咎”不是一般的“过失”，而是“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在这种“咎”未达到违法的程度或虽违法但依法不追究法律责任时，领导干部应该引咎辞职。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环境中，引咎辞职是政治官员(指政治选举和政治任命的官员)而非一般文职人员的一种自责行为。所谓自责，是指政治官员对其履职情况和其言行进行自我评价，认为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或言行违背民意，而自我发动的责任追究。自责的方式通常有道歉和引咎辞职两种。道歉是政治官员就自己的不良的履职情况或言行公开地向公众道歉，争取公众的宽恕；引咎辞职是自责的最严厉形式，政治官员的不称职行为或严重违背民意的行为，通过道歉也难以取得公众的谅解，只有提出辞职。

政治官员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切言行对人民负责。另外，政治官员又是政治责任的判断者，应该能够从理性上对自己的言行做出恰当的评价。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责任评价是政治官员实施自我追究责任的两个内在条件，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自责是“凭良心”的自责，仅有此还不够，要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现政治官员的自我追究责任，还必须有环境压力的外在条件。这种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权力的制约和自由的舆论。追究政治责任本身就是对政治官员行使权力的正当性的怀疑，权力的制约使得政治官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同时，权力制衡机制自动发挥作用，纠正权力的不正当行使。另外，政治官员是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并履行职责的，人民有监督政治官员的权利，自由的舆论可以传达民众的呼声，引起群众的共鸣。权力的制约和自由的舆论给政治官员以无形的巨大环境压力。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同时具备，才可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迫使政治官员承担政治责任。总之，引咎辞职是政治官员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形式，其“咎”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工作上的失误或失职”，还包括有违法或违背民意的言论，或者有悖于社会公德或法律精神的个人行为(如吸食、聚众、篡改或伪造学历、偷漏税、帮子逃避兵役等)。

同样，中共中央制定的引咎辞职制度，不是追究党政领导干部法律责任的制度，而是追究其政治责任的制度，只不过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原因仅仅局限于与“工作”相关的“咎”，而排斥与“言论”及“个人行为”相关的“咎”。作者认为，应该建立中国政治官员的引咎辞职制度，扩大“咎”的范围，不论是在履行职务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只要其言行违背民意，就应该主动提出辞职，从而使引咎辞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追究党政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途径之—。

引咎辞职制度化的问题分析

引咎辞职制度是自律性的政治责任追究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强化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促进党政领导干部自责行为的形成。从理论层面上讲，建立和推行引咎辞职制度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权责明确和权责一致的问题。管理学理论要求每个领导干部拥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是明确的且二者相应相称。如果在组织设计中能够做到这一点，建立引咎辞职制度就具有了根基。在独任制(首长负责制)机关中，引咎辞职的适用对象是行政首长个人，表现为个人辞职；在合议制(委员会负责制)机关中，引咎辞职的适用对象是委员会集体，表现为集体辞职。就中国的行政机关而言，宪法和政府组织法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也就是说，行政首长拥有指挥命令和监督下级的权力，他必须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过失承担责任。但政府的实际运行机制是民主集中制(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个人负责制)，加之我国缺乏科学的职位分类体系，上下左右之间，特别是上下之间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边界都是模糊的，责任追究起来就比较困难。正是由于权责边界不清，加之裙带关系的存在，致使现实政治生活中鲜有追究党政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就中国的审判机关而言，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由数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案件的审判可以实行独任制(审判员一人独自审理)。另外，各级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同行政机关一样，实行民主集中制。故中国司法的行政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建立院长和副院长的引咎辞职制度将会进一步强化审判工作的行政化倾向。可以预言的是，由于审判工作失误而可能导致引咎辞职的压力必然使院长和副院长越来越多地干涉合议庭的审判工作，进一步导致法院领导的独断专行，这与审判工作的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里的基本问题是院长、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各自的权限边界和责任边界是什么?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法官独立?法官审判案件是对法律负责还是对院长负责?所以，不少法律界专家认为，引咎辞职制度只是一种治标措施，“要想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一方面必须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另一方面辅以制度上的有效监督，才是治本之道。”

第二，过失行为(咎)和违法违纪行为的外延问题。根据现有的干部制度，对违纪者应追究其行政责任，对违法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也可以追究其行政责任。而引咎辞职是党政领导干部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形式，所以建立引咎辞职制度，必须清楚地界定“咎”的范围和界限，以及它与违法违纪行为的区别。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清楚自己的身份，对外是党、国家或政府形象的代表，对内是公共权力的执掌者，理应成为公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楷模和守法楷模。如果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与上述要求不相称，那么他就失去了做领导人的资格，属于违法违纪的，就必须给予撤职或开除的处分，不属于违法违纪而属于“引咎”者，就必须引咎辞职。在建立和运行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时，要注意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以较轻的行政处分代替引咎辞职，如给个警告、记过、降级处分而不引咎辞职；二是以引咎辞职代替较重的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如对于具有严重失职或渎职行为的领导干部应该给予撤职或开除的行政处分或给予判刑，而让其引咎辞职，从而逃脱更为严厉的惩罚。

代表辞职制度范文篇5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强化村干部履职尽责的自觉意识，努力提高村干部“双带”能力和工作水平，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动建设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承诺范围及对象

竞职承诺、创业承诺、辞职承诺制度的适用对象为本县行政村村两委成员及候选人（自荐人）。

三、具体内容

1、全面推行竞职承诺。候选人（自荐人）就遵守换届选举纪律、依法公平参选、杜绝不正当竞争行为等问题向党员、群众作出承诺。

2、全面推行辞职承诺。候选人（自荐人）对辞去现任职务的相关情况作出承诺，从而为督促履职情况差、工作作风差、群众反映差的村干部主动辞职，提供制度保证。

3、全面推行创业承诺。新一届的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班子及主要负责人要结合本村实际，提出任期和年度主要工作目标、措施及工作作风，向党员、村民作出承诺。

四、承诺步骤

1、竞职承诺主要步骤：一是制定“竞职承诺书”样本。由村党支部和换届选举委员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竞职承诺书”样本。二是签订“竞职承诺书”。候选人（自荐人）在竞选前签订“竞职承诺书”，所填写内容必须确保能维护群众利益、合理、合法、切实可行，由村党支部和换届选举委员会负责审查。三是公开竞职承诺内容。在选举前，将竞职承诺书在村务公开栏向全体村民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有条件的也可推行竞职演说。

2、辞职承诺主要步骤：一是制定“辞职承诺书”样本。由村党支部和换届选举委员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辞职承诺书”样本。二是签订“辞职承诺书”。全体村两委成员及候选人（自荐人）逐一签订“辞职承诺书”，并在村公开栏里公示。村两委候选人（自荐人）在选举前作辞职承诺。因故未能在选举前签订“辞职承诺书”的，需在选举后及时作出辞职承诺。“辞职承诺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三是凡出现辞职承诺所列情形的，签订的“辞职承诺书”即为“辞职申请书”。经乡镇党委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后，确需启动辞职程序的，将相关材料报经县委组织部、县民政局审查同意后，再经会议表决。当事人是村党支部委员的，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决定。当事人是村民委员会委员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四是村干部辞职从村党员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正式生效，村党支部或村委会应及时公告，并报乡镇党委、政府和县委组织部、县民政局备案。

3、创业承诺主要步骤：一是制定“创业承诺书”。新一届的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班子及主要负责人要结合本村实际，提出任期和年度主要工作目标、措施及工作作风。二是公开创业承诺内容。将“创业承诺书”在村务公开栏向全体村民公示，接受群众监督，进一步吸纳群众意见，完善承诺内容。三是签订“创业承诺书”。在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会议上，新一届的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班子及主要负责人要向党员和村民当众宣读“创业承诺书”，宣读后在村民代表、党员代表的监督下签字。“创业承诺书”签订后上报乡镇党委备案。

四、相关要求

1、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严格监督管理。乡镇党委要加强对竞职承诺、创业承诺、辞职承诺的审核把关。要防止出现个人捐助村内公益事业财物与选举挂钩的现象。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特点确定不同的承诺内容，确保“三项承诺”制度的顺利推行。

2、大力加强宣传引导。要广泛宣传实行村干部“三项承诺”制度的目的、意义、内容和基本程序，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推行“三项承诺”制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顺利实行村干部“三项承诺”制度、推进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代表辞职制度范文篇6

一、诫勉制度

村干部诫勉制度是指村干部因个人能力不够、自身行为不当或工作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影响，对其进行诫勉，并责令进行整改的行为。

（一）诫勉适用范围

村干部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应予以诫勉：

1、无正当理由，不能按时完成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按照有关政策法规下达的重要工作任务和任期目标承诺的；

2、法律政策观念不强，缺乏事业心、责任感，在履行职责时违背政策、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3、对群众反映强烈、能够解决的正当要求久拖不决，使集体和群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

4、宗教、派性思想严重，闹不团结，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影响村内工作正常开展的；

5、违反村务决策程序，不严格执行村级财务管理有关规定,群众反响较大的；

6、缺乏思想道德修养，态度粗暴，作风不正，形象不佳，社会影响较坏的；

7、煽动、组织群众集体上访，破坏社会稳定的；

8、长期外出务工经商，不履行职责的；

9、年度民主评议不称职票超过半数的。

（二）诫勉程序

1、乡镇（街道）党（工）委派员调查不称职村干部的情况；

2、乡镇（街道）党（工）委集体研究诫勉决定；

3、乡镇（街道）党（工）委指派专人与诫勉对象谈话，并将《诫勉通知书》送达本人和所在村党组织；

4、诫勉对象接到《诫勉通知书》后，应在10日内写出整改计划，制定整改措施，书面报乡镇（街道）党（工）委和村党组织。

（三）诫勉期限

诫勉期限一般为6个月。诫勉期满，由乡镇（街道）党（工）委对受诫勉村干部在诫勉期内的表现进行考察和民主评议，对确已改正的，给予解除诫勉；仍不改正的，是党员的按有关程序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对不能胜任工作的村委会、村经济合作社班子成员，可劝其辞职；对经诫勉无明显变化又拒绝辞职的，通过法定程序提请进入罢免程序。受到诫勉的村干部，年内不能评为任何先进，取消各种奖励。

二、引咎辞职制度

村干部引咎辞职是指村干部因个人能力不够、自身行为不当或工作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影响，不宜继续担任村干部职务，而主动请求辞去所担任职务的行为。村干部有诫勉制度中所列情形之一的，也可引咎辞职。引咎辞职程序如下：

1、提出辞职申请。村干部本人以书面形式，向村党组织、村委会、村经济合作社或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提出辞职申请。辞职申请应当说明辞职原因和思想认识等。

2、调查核实。接到村干部递交的辞职申请后，乡镇（街道）党（工）委负责对其辞职原因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与本人进行谈话，并征求所在村级班子的意见，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调查情况要形成书面材料。

3、讨论决定。根据调查结果，乡镇（街道）党（工）委提出是否同意辞职的初步意见，然后根据其所担任的职务性质，分别召开相应的党员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社员代表会议）进行讨论，通过后报乡镇（街道）党（工）委备案，并通知村干部本人。

三、责令辞职制度

村干部责令辞职是指乡镇（街道）党（工）委根据村干部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职务的行为。责令辞职程序如下：

1、调查取证。乡镇（街道）党（工）委根据基层党员群众的反映及其他途径掌握的情况，对涉及村干部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征求所在村级班子的意见，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并与本人进行谈话，形成书面调查材料。

2、讨论决定。对问题确实存在的村干部，根据调查结果和情节轻重，乡镇（街道）党（工）委集体讨论，提出批评教育、诫勉或责令辞职等处理意见。

3、责令辞职。对问题严重、村干部应引咎辞职的，应先做好本人的思想工作，劝其主动辞职；劝而不辞的，应责令辞职，以书面形式通知村干部本人。被责令辞职的村干部应当在接到责令辞职通知后15天内向乡镇（街道）党（工）委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并做好交接工作。

4、强制执行。对拒绝执行责令辞职的村党组织班子成员，由乡镇（街道）党（工）委给予免职处理；对拒绝执行责令辞职的村委会班子成员和村经济合作社班子成员，通过法定程序提请进入罢免程序，并取消当年度所有报酬待遇。

四、有关要求

1、加强领导，组织实施。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充分认识实行村干部诫勉和辞职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细化的实施办法，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并认真抓好落实。在实施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敢于得罪人，确保制度的顺利实施。

2、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乡镇（街道）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实施村干部诫勉和辞职制度的宣传，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破除各种错误的思想认识，正确看待诫勉和辞职制度，为实行这一制度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代表辞职制度范文篇7

长期以来，干部的领导职务能上不能下，严重影响了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影响了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束缚了我党各项事业的前进与发展，也成为了困扰干部工作的“顽症”。为此，各级组织人事部门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力求攻克该道难题。而通过对党政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的研究，建章立制、健全机制，逐步规范领导干部的免职、辞职、降职行为，不失为一帖“良药”。

一、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研究动因

1、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是深入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需要。新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将先前的《暂行条例》作出了许多变动和修改，首次将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纳入到条例范围，并对领导干部“下”和“出”的问题作出了若干规定，对整项制度作了原则性修订。由此可见，中央及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的免职、辞职、降职工作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规范形式提出了指导性规定，同时对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提出了要求，力求在该领域作出实质性的探索与研究。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是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干部任用制度的需要。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是干部人事制度的一个中心环节。干部的任用必然牵涉到各级领导干部的“上”、“下”和“进”、“出”，就必须有相应的干部“进入机制”与“退出机制”。如果领导干部只有上、没有下，领导班子中只有进、没有出，整个领导干部队伍就会浮浊臃肿、人满为患。当然，如果光有领导干部选拔进入机制，而缺乏相应的领导干部退出机制的话，同样对于干部任用制度本身来说也是不全面的，不符合我们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领导班子建设以及新形势下干部队伍功能优化的内在要求。

3、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是逐步构建干部正常退出机制、促进干部能上能下，形成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的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的活力建设，是形成一支现代化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内容。构建正常有序的领导干部退出机制、促进干部能上能下是使干部队伍充满生机活力的关键，也是一个难点。干部正常退出机制是按照干部退出规则办事的制度、方法的总和，包括有退休制、任期制、辞职制、聘任制等诸多制度，而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是其中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完善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规范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行为是促进领导干部正常退出、形成完善机制的不可获缺的方面，非常有必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的的基本概念、适用范围和程序

（一）“三制”的基本概念和形式

研究和完善“三制”，合理运用“三制”来推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就必须明确“三制”的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以便操作和应用。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和实际应用来看，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应作如下界定。

1、领导干部免职制度。这一制度主要是指任免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章程、规定和一定的组织程序，在任免权限范围内，免除有关人员所任领导职务的制度。

2、领导干部辞职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干部本人根据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主动向任免机关提出辞去所担任领导职务以及任免机关责令干部辞去所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干部管理制度。领导干部辞职分四类。一是因公辞职。指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二是自愿辞职。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三是引咎辞职。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四是责令辞职。指市委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3、领导干部降职制度。主要是指任免机关对工作能力较弱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予以降低职务使用的一种干部管理制度。

（二）“三制”的适用范围

从《条例》来看，虽对“三制”作了原则性的界定，但未作具体的规定，致使操作起来难度增大，或存在人为因素。因此，明确“三制”的适用范围，界定“三制”应用对象的标准，就显得非常重要。从一些地方的初步探索和我们的工作实际来说，我们认为，“三制”主要适用于以下范围。

1、领导干部免职制的适用范围。

党政领导干部免职的对象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因年龄关系而免职的。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应免去现职。第二类是因工作关系而免职的。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应当免去现职的；或是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或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一年以上的。第三类是因自身原因关系而免职的。是在年度、届中、届末考核或干部考察中，在一定范围内民主测评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或是因自身原因受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记大过处分的；或是应当辞职而拒不辞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免去现职。

2、领导干部辞职、降职制的适用范围。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降职的对象，主要分六类：第一类，因违反组织纪律或决策程序的。主要有六种情形：一是组织观念不强，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严重影响班子团结应承担主要责任，且经教育仍不改正的；二是执行上级决定不力，致使一些正确的决策在规定期限内得不到落实，给全局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的；三是不能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委（党组）议事规则，对重大事项未经科学论证，盲目决策或违反决策程序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重大损失应负直接或主要领导责任的；四是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严重失误，造成不良影响应负直接或主要领导责任的；五是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和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危时脱岗的或借故推托，畏缩不前，临阵脱逃的；拒不服从上级命令或故意为上级命令的实施设置障碍的；六是组织纪律性差，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比较严重问题，在群众中反映较差的。第二类因工作能力偏弱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本地区本单位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连续两年被“一票否决”，应负直接或主要领导责任的；二是因自身原因不能完成年度工作目标或工作任务，群众反映较差的；由于工作不负责任致使管辖区内发生重大恶性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第三类因违风廉政建设的，主要有八种情形：一是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中，连续两年满意率在70%以下或在两年内受到纪检、监察等部门通报批评三次以上的单位主要负责人；二是因自身原因受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处分的；三是因教育管理不严或因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为家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谋私利，导致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出现违法违纪行为，造成较大影响或后果的；四是对自身要求不严，个人品行不端，参与、迷信、色情等活动被公安机关或纪检监察部门查实的；五是不依法行政，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性质严重造成严重影响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六是违反财经法规、纪律性质严重，经领导干部任期（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认定，负有直接责任的；七是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利用职务之便贪图私利，在群众中造成较大影响的；八是被诫勉的干部，诫勉期满无明显改进或一年内两次被诫勉的。第四类因群众评议不过关的，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在年度、届中、届末考核或干部考察中，在一定范围内民主测评不称职和基本称职票之和超过三分之一，并经组织考核认定存在问题确实的；二是人大代表提出质询，经组织认定存在问题确实，情节严重，在社会上造成较大影响的；三是届末人事调整，领导职位全额定向推荐票少于三分之一的。第五类因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差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思想政治素质偏低；二是参加上级组织统一安排的领导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或业务知识进修，考核或考试连续两次不合格的。第六类因健康或其他原因的。一是因身体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或身体状况差、工作力不从心，难以胜任现任职务的；二是担任由法定程序产生的领导职务，因异地交流或内部职务变动的。

另外，对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水平、党风廉政建设、群众公认度等方面存在问题，情节轻微，屡次发生又不够辞职、降职、条件的，实行领导干部辞职、降职记分卡制度，对此类情形按规定进行扣分，三年内累计达到七分的，也应辞职或降职。

（三）辞职、降职的程序

（1）因公辞职的程序。首先，领导干部应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然后由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其中担任政协常委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不再担任政协中的职务的，应书面向政协常委会提出辞职申请，经政协常委会同意接受辞职后，报告政协全会备案。

（2）自愿辞职和引咎辞职程序。首先，由本人提出申请。辞职者必须写出书面申请报告，并填写《市管领导干部辞职审批表》，报任免机关审批。其次受理申请。任免机关通过组织调查、核实辞职对象的有关情况，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答复。自愿辞职的，在组织调查之前，先由市委组织部对辞职对象进行谈话。引咎辞职的，应根据本人申请书及有关部门对其作出的书面意见，经组织调查，明确辞职对象应承担的责任。第三，讨论决定。根据组织部门调查、核实的情况，由市委常委会决定是否准予辞职。最后，由任免机关按规定程序办理辞职手续。

（3）责令辞职程序。一是调查核实。对拟责令辞职对象，任免机关对其存在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将核实结果与干部本人见面，听取本人意见。二是讨论决定。根据调查核实情况，由市委常委会决定是否给予责令辞职。三是下达《责令辞职通知书》。被责令辞职的干部，由任免机关向所在单位和本人下达《责令辞职通知书》，办理辞职手续。

（4）降职的程序。对拟降职的领导干部，首先，由组织人事部门认定降职条件并提出被降职领导干部的有关情况、降职理由以及降职后的使用建议。然后，对降职理由进行审核并听取拟降职干部的陈述意见。最后，由市委常委会投票表决确定，并依法任免。

（四）免职、辞职、降职后的待遇

为使领导干部“三制”顺利实施，解决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后的待遇，也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要按照“能者保留待遇，庸者降下待遇”的要求，合理界定各种待遇，真正使“三制”发挥效果。从实际操作来看，应分类管理，分别对待。一是因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或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一年以上而免去职务的，可保留原职级待遇。二是因其他原因而免去职务的，除明确新的职级待遇外，不再保留原职级待遇。三是自愿辞职的领导干部，任职时间满四年，或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任职时间满六年的，可视情保留原职级待遇。四是降职使用和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其待遇按照新任职务的标准执行。五是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降职使用的领导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三、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推行过程中容易遇到的难点问题及障碍性因素

根据深圳、温岭等各地关于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方面的实际探索，结合我市《党政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一段时间的执行情况来看，在该项制度的推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障碍性因素，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制度推行思想障碍较多，领导干部能下的环境较难形成。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归结到底就要促进干部下，激活干部队伍活力，实现干部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此项制度又直接涉及到我们广大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前途，尽管对此项工作的积极作用和发展趋势都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当真正落到干部个体和具体对象时，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障碍，影响了制度的较好执行。因此，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推行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还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我国长期的传统观念来看，历来是“上荣下辱”，再加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官贵民贱”“官本位”等思想在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当中也不乏存在，社会上群众对干部职务的升降同样也存在着偏面认识，一旦提升了，就认为有出息，道喜祝贺的络绎不绝；而一旦降下来，就认为是犯了错误；从而逐步形成了领导干部不犯错误不下台，不到年龄不退职的不良局面。二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干部管理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缺少竞争性，更无忧患意识。一旦当了领导，地位待遇随即提高，而且很少降下来的，就象进了“保险箱”。长此以往，有的干部就产生了“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的错误思想。从而导致有些干部把当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三是执行机关领导班子思想认识难统一。有些领导干部对此项工作认识还不够到位，也由于前面二个原因，部分领导感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愿充当“老好人”、不愿得罪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行力度。而有的部门领导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认为此项工作仅仅是组织部门的事情，工作不很支持，形不成执行合力。

2、由于责任主体难归属、具体标准难界定，致使增加了制度执行难度，造成了较大随意性。首先，关于责任主体归属问题。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其他改革措施不到位，不配套，造成了领导干部责任制的难落实，责任主体的难归属，而造成此问题的体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党政不分。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当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有的甚至还较严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较难确定；二是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纵向看，行政层次较多。横向看，行政机构的职能部门划分较细，尽管机构改革撤并了一些机构，但部门之间职能交叉、职责不明确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样出了问题，对领导责任如何追溯就带来一定难度；三是缺乏刚性的个人负责制。我国现行的领导体制是按照不同机关、部门的不同职能分别采取了委员会制和首长制两种形式，这样出了问题，具体追究领导责任时就不明确，哪些领导应承担责任？是主管领导还是分管领导？是执行领导还是决策领导？是参与决策的所有领导，还是委员会的主持领导？其次，关于标准界定问题。制定科学细化的制度标准和责任追究规则是该项制度能否顺利实施的基础的基础，关系到该制度的实际成效和生命力。但由于受到现行法制体系的制约，当前，在领导干部责任制上对过错的性质及轻重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制定科学合理而具有可操作性的硬性指标和量化办法较难。领导干部哪些行为和责任需要免职，哪些必须辞职，哪些可以降职安排等等，在具体标准的裁定上都提出了实际性要求，如何做到合理合情又合法，如何加以科学界定。比如什么是过错？辞职的前提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到什么程度就应辞职，也即过错如何量化？还有什么是“重大损失”、“重大事件”？“因盲目决策或违反决策程序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重大损失”以及“由于工作不负责任致使辖区内发生重大恶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人是否仅仅是引咎辞职就可以安然无恙了？等，诸如这些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其尺度，若标准定得过粗，则制度弹性大，缺乏可操作性；若标准定得过细，则易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同时，由于标准界定不够清楚，会造成干部责任行为的定责不明，如将本属于免职情形的行为作为辞职或降职对待等等。

3、由于相应配套制度的不够健全，给整项制度的规范化执行带来了不便。辞职制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牵涉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的方方面面，制度配套问题给整项工作提出了难题，主要是缺乏科学规范的干部评价体系、干部“下”的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等。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地虽不同程度的出台制订了有关制度予以配套执行，但从制度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及合理化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如温岭市探索建立了领导干部公开承诺制度，但由于承诺目标的科学设置较难和考核评价因主客观条件限制也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使该项制度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基本上各地还是以辞职制度本身“单兵”作战为主，从而影响了整项制度的全面实施和规范化水平。

4、由于制度监督体系的相对薄弱，社会监督氛围难形成，造成制度执行力度不够。每一项制度的贯彻执行都需要有一定的保障体系，而仅靠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加强监督，促进制度的落实到底，才能真正实现制度本身所应有的整体功能与作用。但从我市实际操作来看，对干部免职、辞职、降职等制度的执行贯彻和落实上相对缺少有力的监督与促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监督意识不强。有些干部群众认为干部辞职制度仅仅是走走形式，参与意识不强，有的将对此项制度的执行监督理解为是纪检监察等专业部门的事情，而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从而导致有些领导干部即使出现了失职现象，也没有群众反映，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二是监督工作难到位。有些专业监督部门虽然担负起了一定的监督职责，但由于干部监督工作牵涉到领导干部的方方面面行为，环节较多，内容比较广泛，存在一定的监督“盲区”，就往往使干部监督及职能监督工作到不了位。三是监督制度难以真正落实。虽然从已经建立的各项领导干部监督制度来看，可以说基本涵盖了领导干部工作的方方面面，比较全面详尽了。但执行起来，缺乏应有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四是监督工作合力难形成。各部门承担着不同工作范畴、不同职能权限的专门监督和管理，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罗列了领导干部不同类型的责任追究行为，要做到及时监督、及时处理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共同配合，相互沟通信息，及时反馈，形成足够合力。但事实上，往往是各部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同时又没有将联席会议制度等干部监督联动机制的作用真正发挥好，导致了相互之间的工作脱节。

四、规范和完善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的对策措施

综合各地关于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建设的探索以及我市的实际操作情况，同时考虑到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完善，逐步加以推进，为此在今后工作中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以进一步健全该项制度，整体推进该项工作。

1、加强宣传，渗透理念，逐步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领导干部的免职、辞职、降职直接关系到干部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整个社会舆论和干部用人导向问题。因此，如何转变认识，更新思想观念是关键。特别是随着该项制度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如何真正使那些工作能力一般、实绩平平的平庸者适时退出，而使那些优秀年轻干部能有机会及早走上合适的领导岗位，能否形成干部能上能下、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用人机制，将直接影响到干部免职、辞职、降职系列制度的执行效能。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广泛的宣传，正确的引导，讲清利害关系，增强大局观念，从领导干部的一事一例说起，从制度的本质要求来分析，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使有些干部群众从不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支持，从支持到积极倡导，逐渐营造统一协调的良好社会氛围和共识，在全社会树立起“干部的上与下是人才资源配置的过程”的思想，消除“官本位”“下必有过”等错误观念，为制度的深化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就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可作适当推广，逐步尝试在中层干部、事业单位干部等多个领域进行拓展。通过在一定范围的推开，扩大制度的影响面，使各个层面的干部和群众从制度执行的具体工作中提高认识，从制度改革的现实成效中转变观念。

2、完善制度标准机制，为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行为提供科学合理的衡量依据和尺度。要完善领导干部的免职、辞职、降职制度必须不断完善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这是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制度实体的核心内容。我们认为，在具体制度设计和标准制定中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原则。既要制定和规范统一标准，又要根据各部门不同的情况允许量化标准有所区别，同时应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职位特点，细化标准。二是重点与一般相统一原则。既要着眼于重大事故或重大违法、违纪事件的责任追究，也要突出对日常工作业绩的监控。要根据干部的基本要求和岗位职责，制定一个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领域的道义标准和行为标准，确保制度执行标准的全面性。三是定性和定量相统一原则。一方面要有原则性的一般规定，从质的规定上给出定性要求。另一方面要有具体的执行标准，从操作层面制定出量化标准。四是宽严适度原则。要正确区分与法律责任的界限，处理好制度责任追究与法律责任追究及党纪处分责任追究之间的关系，防止出现利用免职、辞职等来逃避法律或党纪处罚。此外，在具体制度制订、标准界定及执行程序规定上还应严格坚持公开、民主、平等原则，应多渠道、多层面地征求意见，听取方方面面的建议，提高整项制度的客观性和公认度。

代表辞职制度范文篇8

一、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研究动因

1、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是深入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需要。新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将先前的《暂行条例》作出了许多变动和修改，首次将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纳入到条例范围，并对领导干部“下”和“出”的问题作出了若干规定，对整项制度作了原则性修订。由此可见，中央及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的免职、辞职、降职工作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规范形式提出了指导性规定，同时对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提出了要求，力求在该领域作出实质性的探索与研究。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是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干部任用制度的需要。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是干部人事制度的一个中心环节。干部的任用必然牵涉到各级领导干部的“上”、“下”和“进”、“出”，就必须有相应的干部“进入机制”与“退出机制”。如果领导干部只有上、没有下，领导班子中只有进、没有出，整个领导干部队伍就会浮浊臃肿、人满为患。当然，如果光有领导干部选拔进入机制，而缺乏相应的领导干部退出机制的话，同样对于干部任用制度本身来说也是不全面的，不符合我们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领导班子建设以及新形势下干部队伍功能优化的内在要求。

3、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是逐步构建干部正常退出机制、促进干部能上能下，形成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的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的活力建设，是形成一支现代化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内容。构建正常有序的领导干部退出机制、促进干部能上能下是使干部队伍充满生机活力的关键，也是一个难点。干部正常退出机制是按照干部退出规则办事的制度、方法的总和，包括有退休制、任期制、辞职制、聘任制等诸多制度，而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是其中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完善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规范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行为是促进领导干部正常退出、形成完善机制的不可获缺的方面，非常有必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的的基本概念、适用范围和程序

（一）“三制”的基本概念和形式

研究和完善“三制”，合理运用“三制”来推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就必须明确“三制”的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以便操作和应用。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和实际应用来看，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应作如下界定。

1、领导干部免职制度。这一制度主要是指任免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章程、规定和一定的组织程序，在任免权限范围内，免除有关人员所任领导职务的制度。

2、领导干部辞职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干部本人根据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主动向任免机关提出辞去所担任领导职务以及任免机关责令干部辞去所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干部管理制度。领导干部辞职分四类。一是因公辞职。指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二是自愿辞职。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三是引咎辞职。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四是责令辞职。指市委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3、领导干部降职制度。主要是指任免机关对工作能力较弱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予以降低职务使用的一种干部管理制度。

（二）“三制”的适用范围

从《条例》来看，虽对“三制”作了原则性的界定，但未作具体的规定，致使操作起来难度增大，或存在人为因素。因此，明确“三制”的适用范围，界定“三制”应用对象的标准，就显得非常重要。从一些地方的初步探索和我们的工作实际来说，我们认为，“三制”主要适用于以下范围。

1、领导干部免职制的适用范围。

党政领导干部免职的对象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因年龄关系而免职的。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应免去现职。第二类是因工作关系而免职的。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应当免去现职的；或是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或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一年以上的。第三类是因自身原因关系而免职的。是在年度、届中、届末考核或干部考察中，在一定范围内民主测评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或是因自身原因受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记大过处分的；或是应当辞职而拒不辞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免去现职。

2、领导干部辞职、降职制的适用范围。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降职的对象，主要分六类：第一类，因违反组织纪律或决策程序的。主要有六种情形：一是组织观念不强，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严重影响班子团结应承担主要责任，且经教育仍不改正的；二是执行上级决定不力，致使一些正确的决策在规定期限内得不到落实，给全局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的；三是不能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委（党组）议事规则，对重大事项未经科学论证，盲目决策或违反决策程序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重大损失应负直接或主要领导责任的；四是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严重失误，造成不良影响应负直接或主要领导责任的；五是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和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危时脱岗的或借故推托，畏缩不前，临阵脱逃的；拒不服从上级命令或故意为上级命令的实施设置障碍的；六是组织纪律性差，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比较严重问题，在群众中反映较差的。第二类因工作能力偏弱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本地区本单位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连续两年被“一票否决”，应负直接或主要领导责任的；二是因自身原因不能完成年度工作目标或工作任务，群众反映较差的；由于工作不负责任致使管辖区内发生重大恶性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第三类因违风廉政建设的，主要有八种情形：一是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中，连续两年满意率在70%以下或在两年内受到纪检、监察等部门通报批评三次以上的单位主要负责人；二是因自身原因受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处分的；三是因教育管理不严或因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为家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谋私利，导致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出现违法违纪行为，造成较大影响或后果的；四是对自身要求不严，个人品行不端，参与、迷信、色情等活动被公安机关或纪检监察部门查实的；五是不依法行政，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性质严重造成严重影响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六是违反财经法规、纪律性质严重，经领导干部任期（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认定，负有直接责任的；七是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利用职务之便贪图私利，在群众中造成较大影响的；八是被诫勉的干部，诫勉期满无明显改进或一年内两次被诫勉的。第四类因群众评议不过关的，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在年度、届中、届末考核或干部考察中，在一定范围内民主测评不称职和基本称职票之和超过三分之一，并经组织考核认定存在问题确实的；二是人大代表提出质询，经组织认定存在问题确实，情节严重，在社会上造成较大影响的；三是届末人事调整，领导职位全额定向推荐票少于三分之一的。第五类因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差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思想政治素质偏低；二是参加上级组织统一安排的领导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或业务知识进修，考核或考试连续两次不合格的。第六类因健康或其他原因的。一是因身体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或身体状况差、工作力不从心，难以胜任现任职务的；二是担任由法定程序产生的领导职务，因异地交流或内部职务变动的。

另外，对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水平、党风廉政建设、群众公认度等方面存在问题，情节轻微，屡次发生又不够辞职、降职、条件的，实行领导干部辞职、降职记分卡制度，对此类情形按规定进行扣分，三年内累计达到七分的，也应辞职或降职。

（三）辞职、降职的程序

（1）因公辞职的程序。首先，领导干部应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然后由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其中担任政协常委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不再担任政协中的职务的，应书面向政协常委会提出辞职申请，经政协常委会同意接受辞职后，报告政协全会备案。

（2）自愿辞职和引咎辞职程序。首先，由本人提出申请。辞职者必须写出书面申请报告，并填写《市管领导干部辞职审批表》，报任免机关审批。其次受理申请。任免机关通过组织调查、核实辞职对象的有关情况，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答复。自愿辞职的，在组织调查之前，先由市委组织部对辞职对象进行谈话。引咎辞职的，应根据本人申请书及有关部门对其作出的书面意见，经组织调查，明确辞职对象应承担的责任。第三，讨论决定。根据组织部门调查、核实的情况，由市委常委会决定是否准予辞职。最后，由任免机关按规定程序办理辞职手续。

（3）责令辞职程序。一是调查核实。对拟责令辞职对象，任免机关对其存在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将核实结果与干部本人见面，听取本人意见。二是讨论决定。根据调查核实情况，由市委常委会决定是否给予责令辞职。三是下达《责令辞职通知书》。被责令辞职的干部，由任免机关向所在单位和本人下达《责令辞职通知书》，办理辞职手续。

（4）降职的程序。对拟降职的领导干部，首先，由组织人事部门认定降职条件并提出被降职领导干部的有关情况、降职理由以及降职后的使用建议。然后，对降职理由进行审核并听取拟降职干部的陈述意见。最后，由市委常委会投票表决确定，并依法任免。

（四）免职、辞职、降职后的待遇

为使领导干部“三制”顺利实施，解决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后的待遇，也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要按照“能者保留待遇，庸者降下待遇”的要求，合理界定各种待遇，真正使“三制”发挥效果。从实际操作来看，应分类管理，分别对待。一是因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或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一年以上而免去职务的，可保留原职级待遇。二是因其他原因而免去职务的，除明确新的职级待遇外，不再保留原职级待遇。三是自愿辞职的领导干部，任职时间满四年，或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任职时间满六年的，可视情保留原职级待遇。四是降职使用和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其待遇按照新任职务的标准执行。五是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降职使用的领导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三、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推行过程中容易遇到的难点问题及障碍性因素

根据深圳、温岭等各地关于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方面的实际探索，结合我市《党政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一段时间的执行情况来看，在该项制度的推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障碍性因素，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制度推行思想障碍较多，领导干部能下的环境较难形成。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归结到底就要促进干部下，激活干部队伍活力，实现干部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此项制度又直接涉及到我们广大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前途，尽管对此项工作的积极作用和发展趋势都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当真正落到干部个体和具体对象时，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障碍，影响了制度的较好执行。因此，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推行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还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我国长期的传统观念来看，历来是“上荣下辱”，再加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官贵民贱”“官本位”等思想在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当中也不乏存在，社会上群众对干部职务的升降同样也存在着偏面认识，一旦提升了，就认为有出息，道喜祝贺的络绎不绝；而一旦降下来，就认为是犯了错误；从而逐步形成了领导干部不犯错误不下台，不到年龄不退职的不良局面。二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干部管理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缺少竞争性，更无忧患意识。一旦当了领导，地位待遇随即提高，而且很少降下来的，就象进了“保险箱”。长此以往，有的干部就产生了“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的错误思想。从而导致有些干部把当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三是执行机关领导班子思想认识难统一。有些领导干部对此项工作认识还不够到位，也由于前面二个原因，部分领导感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愿充当“老好人”、不愿得罪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行力度。而有的部门领导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认为此项工作仅仅是组织部门的事情，工作不很支持，形不成执行合力。

2、由于责任主体难归属、具体标准难界定，致使增加了制度执行难度，造成了较大随意性。首先，关于责任主体归属问题。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其他改革措施不到位，不配套，造成了领导干部责任制的难落实，责任主体的难归属，而造成此问题的体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党政不分。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当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有的甚至还较严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较难确定；二是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纵向看，行政层次较多。横向看，行政机构的职能部门划分较细，尽管机构改革撤并了一些机构，但部门之间职能交叉、职责不明确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样出了问题，对领导责任如何追溯就带来一定难度；三是缺乏刚性的个人负责制。我国现行的领导体制是按照不同机关、部门的不同职能分别采取了委员会制和首长制两种形式，这样出了问题，具体追究领导责任时就不明确，哪些领导应承担责任？是主管领导还是分管领导？是执行领导还是决策领导？是参与决策的所有领导，还是委员会的主持领导？其次，关于标准界定问题。制定科学细化的制度标准和责任追究规则是该项制度能否顺利实施的基础的基础，关系到该制度的实际成效和生命力。但由于受到现行法制体系的制约，当前，在领导干部责任制上对过错的性质及轻重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制定科学合理而具有可操作性的硬性指标和量化办法较难。领导干部哪些行为和责任需要免职，哪些必须辞职，哪些可以降职安排等等，在具体标准的裁定上都提出了实际性要求，如何做到合理合情又合法，如何加以科学界定。比如什么是过错？辞职的前提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到什么程度就应辞职，也即过错如何量化？还有什么是“重大损失”、“重大事件”？“因盲目决策或违反决策程序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重大损失”以及“由于工作不负责任致使辖区内发生重大恶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人是否仅仅是引咎辞职就可以安然无恙了？等，诸如这些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其尺度，若标准定得过粗，则制度弹性大，缺乏可操作性；若标准定得过细，则易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同时，由于标准界定不够清楚，会造成干部责任行为的定责不明，如将本属于免职情形的行为作为辞职或降职对待等等。

3、由于相应配套制度的不够健全，给整项制度的规范化执行带来了不便。辞职制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牵涉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的方方面面，制度配套问题给整项工作提出了难题，主要是缺乏科学规范的干部评价体系、干部“下”的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等。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地虽不同程度的出台制订了有关制度予以配套执行，但从制度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及合理化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如温岭市探索建立了领导干部公开承诺制度，但由于承诺目标的科学设置较难和考核评价因主客观条件限制也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使该项制度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基本上各地还是以辞职制度本身“单兵”作战为主，从而影响了整项制度的全面实施和规范化水平。

4、由于制度监督体系的相对薄弱，社会监督氛围难形成，造成制度执行力度不够。每一项制度的贯彻执行都需要有一定的保障体系，而仅靠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加强监督，促进制度的落实到底，才能真正实现制度本身所应有的整体功能与作用。但从我市实际操作来看，对干部免职、辞职、降职等制度的执行贯彻和落实上相对缺少有力的监督与促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监督意识不强。有些干部群众认为干部辞职制度仅仅是走走形式，参与意识不强，有的将对此项制度的执行监督理解为是纪检监察等专业部门的事情，而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从而导致有些领导干部即使出现了失职现象，也没有群众反映，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二是监督工作难到位。有些专业监督部门虽然担负起了一定的监督职责，但由于干部监督工作牵涉到领导干部的方方面面行为，环节较多，内容比较广泛，存在一定的监督“盲区”，就往往使干部监督及职能监督工作到不了位。三是监督制度难以真正落实。虽然从已经建立的各项领导干部监督制度来看，可以说基本涵盖了领导干部工作的方方面面，比较全面详尽了。但执行起来，缺乏应有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四是监督工作合力难形成。各部门承担着不同工作范畴、不同职能权限的专门监督和管理，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罗列了领导干部不同类型的责任追究行为，要做到及时监督、及时处理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共同配合，相互沟通信息，及时反馈，形成足够合力。但事实上，往往是各部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同时又没有将联席会议制度等干部监督联动机制的作用真正发挥好，导致了相互之间的工作脱节。

四、规范和完善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的对策措施

综合各地关于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建设的探索以及我市的实际操作情况，同时考虑到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完善，逐步加以推进，为此在今后工作中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以进一步健全该项制度，整体推进该项工作。

1、加强宣传，渗透理念，逐步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领导干部的免职、辞职、降职直接关系到干部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整个社会舆论和干部用人导向问题。因此，如何转变认识，更新思想观念是关键。特别是随着该项制度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如何真正使那些工作能力一般、实绩平平的平庸者适时退出，而使那些优秀年轻干部能有机会及早走上合适的领导岗位，能否形成干部能上能下、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用人机制，将直接影响到干部免职、辞职、降职系列制度的执行效能。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广泛的宣传，正确的引导，讲清利害关系，增强大局观念，从领导干部的一事一例说起，从制度的本质要求来分析，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使有些干部群众从不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支持，从支持到积极倡导，逐渐营造统一协调的良好社会氛围和共识，在全社会树立起“干部的上与下是人才资源配置的过程”的思想，消除“官本位”“下必有过”等错误观念，为制度的深化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就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可作适当推广，逐步尝试在中层干部、事业单位干部等多个领域进行拓展。通过在一定范围的推开，扩大制度的影响面，使各个层面的干部和群众从制度执行的具体工作中提高认识，从制度改革的现实成效中转变观念。

2、完善制度标准机制，为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行为提供科学合理的衡量依据和尺度。要完善领导干部的免职、辞职、降职制度必须不断完善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这是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制度实体的核心内容。我们认为，在具体制度设计和标准制定中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原则。既要制定和规范统一标准，又要根据各部门不同的情况允许量化标准有所区别，同时应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职位特点，细化标准。二是重点与一般相统一原则。既要着眼于重大事故或重大违法、违纪事件的责任追究，也要突出对日常工作业绩的监控。要根据干部的基本要求和岗位职责，制定一个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领域的道义标准和行为标准，确保制度执行标准的全面性。三是定性和定量相统一原则。一方面要有原则性的一般规定，从质的规定上给出定性要求。另一方面要有具体的执行标准，从操作层面制定出量化标准。四是宽严适度原则。要正确区分与法律责任的界限，处理好制度责任追究与法律责任追究及党纪处分责任追究之间的关系，防止出现利用免职、辞职等来逃避法律或党纪处罚。此外，在具体制度制订、标准界定及执行程序规定上还应严格坚持公开、民主、平等原则，应多渠道、多层面地征求意见，听取方方面面的建议，提高整项制度的客观性和公认度。

代表辞职制度范文篇9

一、诫勉制度

村干部诫勉制度是指村干部因个人能力不够、自身行为不当或工作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影响，对其进行诫勉，并责令进行整改的行为。

（一）诫勉适用范围

村干部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应予以诫勉：

1、无正当理由，不能按时完成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按照有关政策法规下达的重要工作任务和任期目标承诺的；

2、法律政策观念不强，缺乏事业心、责任感，在履行职责时违背政策、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3、对群众反映强烈、能够解决的正当要求久拖不决，使集体和群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

4、宗教、派性思想严重，闹不团结，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影响村内工作正常开展的；

5、违反村务决策程序，不严格执行村级财务管理有关规定,群众反响较大的；

6、缺乏思想道德修养，态度粗暴，作风不正，形象不佳，社会影响较坏的；

7、煽动、组织群众集体上访，破坏社会稳定的；

8、长期外出务工经商，不履行职责的；

9、年度民主评议不称职票超过半数的。

（二）诫勉程序

1、乡镇（街道）党（工）委派员调查不称职村干部的情况；

2、乡镇（街道）党（工）委集体研究诫勉决定；

3、乡镇（街道）党（工）委指派专人与诫勉对象谈话，并将《诫勉通知书》送达本人和所在村党组织；

4、诫勉对象接到《诫勉通知书》后，应在10日内写出整改计划，制定整改措施，书面报乡镇（街道）党（工）委和村党组织。

（三）诫勉期限

诫勉期限一般为6个月。诫勉期满，由乡镇（街道）党（工）委对受诫勉村干部在诫勉期内的表现进行考察和民主评议，对确已改正的，给予解除诫勉；仍不改正的，是党员的按有关程序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对不能胜任工作的村委会、村经济合作社班子成员，可劝其辞职；对经诫勉无明显变化又拒绝辞职的，通过法定程序提请进入罢免程序。受到诫勉的村干部，年内不能评为任何先进，取消各种奖励。

二、引咎辞职制度

村干部引咎辞职是指村干部因个人能力不够、自身行为不当或工作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影响，不宜继续担任村干部职务，而主动请求辞去所担任职务的行为。村干部有诫勉制度中所列情形之一的，也可引咎辞职。引咎辞职程序如下：

1、提出辞职申请。村干部本人以书面形式，向村党组织、村委会、村经济合作社或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提出辞职申请。辞职申请应当说明辞职原因和思想认识等。

2、调查核实。接到村干部递交的辞职申请后，乡镇（街道）党（工）委负责对其辞职原因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与本人进行谈话，并征求所在村级班子的意见，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调查情况要形成书面材料。

3、讨论决定。根据调查结果，乡镇（街道）党（工）委提出是否同意辞职的初步意见，然后根据其所担任的职务性质，分别召开相应的党员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社员代表会议）进行讨论，通过后报乡镇（街道）党（工）委备案，并通知村干部本人。

三、责令辞职制度

村干部责令辞职是指乡镇（街道）党（工）委根据村干部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职务的行为。责令辞职程序如下：

1、调查取证。乡镇（街道）党（工）委根据基层党员群众的反映及其他途径掌握的情况，对涉及村干部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征求所在村级班子的意见，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并与本人进行谈话，形成书面调查材料。

2、讨论决定。对问题确实存在的村干部，根据调查结果和情节轻重，乡镇（街道）党（工）委集体讨论，提出批评教育、诫勉或责令辞职等处理意见。

3、责令辞职。对问题严重、村干部应引咎辞职的，应先做好本人的思想工作，劝其主动辞职；劝而不辞的，应责令辞职，以书面形式通知村干部本人。被责令辞职的村干部应当在接到责令辞职通知后15天内向乡镇（街道）党（工）委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并做好交接工作。

4、强制执行。对拒绝执行责令辞职的村党组织班子成员，由乡镇（街道）党（工）委给予免职处理；对拒绝执行责令辞职的村委会班子成员和村经济合作社班子成员，通过法定程序提请进入罢免程序，并取消当年度所有报酬待遇。

四、有关要求

1、加强领导，组织实施。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充分认识实行村干部诫勉和辞职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细化的实施办法，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并认真抓好落实。在实施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敢于得罪人，确保制度的顺利实施。

2、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乡镇（街道）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实施村干部诫勉和辞职制度的宣传，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破除各种错误的思想认识，正确看待诫勉和辞职制度，为实行这一制度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代表辞职制度范文篇10

一、前言

对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的研究，我市早在两年前已着手实施。并于2003年9月份，在总结调研的基础上制订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的暂行规定》这样一个综合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行为的规范性文件。出台并积极实施这样一个专项制度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特别是中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相继出台后，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积极尝试和探索。我们经过了深入调查和研究，同时也借鉴和吸收了其他地方如广东、江苏等地及我省温岭市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市实际，逐步推进。

二、实施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基本做法

1、科学界定概念。根据领导干部辞职行为的不同性质可以分为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我们对不同的辞职行为都分别作了科学清晰地界定，这是整项制度的前提和基础。领导干部辞职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干部本人根据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主动向任免机关提出辞去所担任领导职务以及任免机关责令干部辞去所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干部管理制度。领导干部辞职分四类。一是因公辞职。指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二是自愿辞职。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三是引咎辞职。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四是责令辞职。指市委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2、严格把握标准。对领导干部辞职实施办法的适用范围和标准要科学合理，并具有操作性，在具体执行当中要严格把握、公平公正，这是整项制度的核心。我们在制度制订时对领导干部辞职对象共分成了六大类，有违反组织纪律、工作能力原因、违风廉政建设、群众评议不过关、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及身体健康或其他等六个方面内容。同时我们对每一类分别细化成若干种具体情形，做到能细化的尽量细化，能具体化的尽量具体化。如引咎辞职，主要适用因盲目决策或违反程序决策，导致国有、集体资产严重流失或者重大工程项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还有是因工作严重失职、致使管辖范围内发生有恶劣影响的政治事件、重特大刑事案件、重特大治安事故、重特大群体性事件或者重特大安全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受到领导责任追究的。另外，对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水平、党风廉政建设、群众公认度等方面存在问题，情节轻微，屡次发生又不够辞职、降职条件的，实行领导干部辞职、降职记分卡制度，对此类情形按规定进行扣分，三年内累计达到七分的，也应辞职或降职。

3、严格规范程序。有了标准和具体界定范围，如何执行好落实好，具体程序一定要规范，要确保程序到位，这是整项工作相当关键的一环，关系到制度本身的生命力。为此我们对各种领导干部辞职行为分别规定了具体程序，力求程序严密，操作规范。（1）因公辞职的程序。首先，领导干部应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然后由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其中担任政协常委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不再担任政协中的职务的，应书面向政协常委会提出辞职申请，经政协常委会同意接受辞职后，报告政协全会备案。（2）自愿辞职和引咎辞职程序。首先，由本人提出申请。辞职者必须写出书面申请报告，并填写《市管领导干部辞职审批表》，报任免机关审批。其次受理申请。任免机关通过组织调查、核实辞职对象的有关情况，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答复。自愿辞职的，在组织调查之前，先由市委组织部对辞职对象进行谈话。引咎辞职的，应根据本人申请书及有关部门对其作出的书面意见，经组织调查，明确辞职对象应承担的责任。第三，讨论决定。根据组织部门调查、核实的情况，由市委常委会决定是否准予辞职。最后，由任免机关按规定程序办理辞职手续。（3）责令辞职程序。一是调查核实。对拟责令辞职对象，任免机关对其存在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将核实结果与干部本人见面，听取本人意见。二是讨论决定。根据调查核实情况，由市委常委会决定是否给予责令辞职。三是下达《责令辞职通知书》。被责令辞职的干部，由任免机关向所在单位和本人下达《责令辞职通知书》，办理辞职手续。

从目前我市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实施情况来看，总体效果比较好。在干部队伍建设、规范制度建设、深化制度改革等方面都收到了较好的成效，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反响比较好，特别是对部分因工作责任心、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原因而引咎辞职或组织上责令其辞职的，公众相当认可，也体现了我们组织上对严格执行好该项制度的决心和信心。推行领导干部辞职制突破了传统干部管理模式，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进一步拓宽了干部“下的渠道”。领导干部辞职制的推行，有效突破了一直以来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瓶颈”制约，为建立正常的干部退出机制作出了有效探索。从我市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以来，共有25起党政领导干部辞职行为，其中因公辞职21起，主要是干部调整；自愿辞职3起，有下海经商，提前退休；引咎辞职1起，主要是干部生活作风问题原因；无责令辞职的。二是形成了干部监督工作新机制。“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干部以前往往难以追究责任，领导干部辞职制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通过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行为，向广大干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警示，有效强化了对干部的监督和管理。三是进一步激发了干部队伍活力。推行领导干部辞职制对原先的“太平官”、“糊涂官”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广大干部中引起了较大震动，大家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普遍增强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危机意识。同时，也使得人们对公共权力的要求和定位发生了变化，促使广大干部更注重对工作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从而强化了广大干部的群众观念。

三、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深圳、温岭等各地关于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方面的实际探索，结合我市《党政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执行情况来看，在该项制度的推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障碍性因素，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制度推行思想障碍较多，领导干部能下的环境较难形成。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归结到底就要促进干部下，激活干部队伍活力，实现干部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此项制度又直接涉及到我们广大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前途，尽管对此项工作的积极作用和发展趋势都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当真正落到干部个体和具体对象时，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障碍，影响了制度的较好执行。因此，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推行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还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我国长期的传统观念来看，历来是“上荣下辱”，再加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官贵民贱”、“官本位”等思想在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当中也不乏存在。社会上群众对干部职务的升降同样也存在着偏面认识，一旦提升了，就认为有出息，道喜祝贺的络绎不绝；而一旦降下来，就认为是犯了错误。从而逐步形成了领导干部不犯错误不下台，不到年龄不退职的不良局面。二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干部管理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缺少竞争性，更无忧患意识。一旦当了领导，地位待遇随即提高，而且很少降下来的，就象进了“保险箱”。长此以往，有的干部就产生了“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的错误思想。从而导致有些干部把当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三是执行机关领导班子思想认识难统一。有些领导干部对此项工作认识还不够到位，也由于前面二个原因，部分领导感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愿充当“老好人”、不愿得罪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行力度。而有的部门领导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认为此项工作仅仅是组织部门的事情，工作不很支持，形不成执行合力。

2、由于责任主体难归属、具体标准难界定，致使增加了制度执行难度，造成了较大随意性。首先，关于责任主体归属问题。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其他改革措施不到位，不配套，造成了领导干部责任制的难落实，责任主体的难归属，而造成此问题的体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党政不分。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当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有的甚至还较严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较难确定；二是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纵向看，行政层次较多。横向看，行政机构的职能部门划分较细，尽管机构改革撤并了一些机构，但部门之间职能交叉、职责不明确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样出了问题，对领导责任如何追溯就带来一定难度；三是缺乏刚性的个人负责制。我国现行的领导体制是按照不同机关、部门的不同职能分别采取了委员会制和首长制两种形式，这样出了问题，具体追究领导责任时就不明确，哪些领导应承担责任？是主管领导还是分管领导？是执行领导还是决策领导？是参与决策的所有领导，还是委员会的主持领导？其次，关于标准界定问题。制定科学细化的制度标准和责任追究规则是该项制度能否顺利实施的基础的基础，关系到该制度的实际成效和生命力。但由于受到现行法制体系的制约，当前，在领导干部责任制上对过错的性质及轻重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制定科学合理而具有可操作性的硬性指标和量化办法较难。领导干部哪些行为和责任需要免职，哪些必须辞职，哪些可以降职安排等等，在具体标准的裁定上都提出了实际性要求，如何做到合理合情又合法，如何加以科学界定。比如什么是过错？辞职的前提是故意还是过失？过错到什么程度就应辞职，也即过错如何量化？还有什么是“重大损失”、“重大事件”？“因盲目决策或违反决策程序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重大损失”以及“由于工作不负责任致使辖区内发生重大恶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人是否仅仅是引咎辞职就可以安然无恙了？等，诸如这些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其尺度，若标准定得过粗，则制度弹性大，缺乏可操作性；若标准定得过细，则易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同时，由于标准界定不够清楚，会造成干部责任行为的定责不明，如将本属于免职情形的行为作为辞职或降职对待等等。

3、由于相应配套制度的不够健全，给整项制度的规范化执行带来了不便。辞职制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牵涉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的方方面面，制度配套问题给整项工作提出了难题，主要是缺乏科学规范的干部评价体系、干部“下”的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等。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地虽不同程度的出台制订了有关制度予以配套执行，但从制度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及合理化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如温岭市探索建立了领导干部公开承诺制度，但由于承诺目标的科学设置较难和考核评价因主客观条件限制也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使该项制度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基本上各地还是以辞职制度本身“单兵”作战为主，从而影响了整项制度的全面实施和规范化水平。

4、由于制度监督体系的相对薄弱，社会监督氛围难形成，造成制度执行力度不够。每一项制度的贯彻执行都需要有一定的保障体系，而仅靠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加强监督，促进制度的落实到底，才能真正实现制度本身所应有的整体功能与作用。但从我市实际操作来看，对干部免职、辞职、降职等制度的执行贯彻和落实上相对缺少有力的监督与促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监督意识不强。有些干部群众认为干部辞职制度仅仅是走走形式，参与意识不强，有的将对此项制度的执行监督理解为是纪检监察等专业部门的事情，而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从而导致有些领导干部即使出现了失职现象，也没有群众反映，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二是监督工作难到位。有些专业监督部门虽然担负起了一定的监督职责，但由于干部监督工作牵涉到领导干部的方方面面行为，环节较多，内容比较广泛，存在一定的监督“盲区”，就往往使干部监督及职能监督工作到不了位。三是监督制度难以真正落实。虽然从已经建立的各项领导干部监督制度来看，可以说基本涵盖了领导干部工作的方方面面，比较全面详尽了。但执行起来，缺乏应有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四是监督工作合力难形成。各部门承担着不同工作范畴、不同职能权限的专门监督和管理，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罗列了领导干部不同类型的责任追究行为，要做到及时监督、及时处理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共同配合，相互沟通信息，及时反馈，形成足够合力。但事实上，往往是各部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同时又没有将联席会议制度等干部监督联动机制的作用真正发挥好，导致了相互之间的工作脱节。

四、对策措施

综合各地关于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建设的探索以及我市的实际操作情况，同时考虑到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完善，逐步加以推进，为此在今后工作中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以进一步健全该项制度，整体推进该项工作。

1、加强宣传，渗透理念，逐步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领导干部的免职、辞职、降职直接关系到干部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整个社会舆论和干部用人导向问题。因此，如何转变认识，更新思想观念是关键。特别是随着该项制度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如何真正使那些工作能力一般、实绩平平的平庸者适时退出，而使那些优秀年轻干部能有机会及早走上合适的领导岗位，真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用人机制，将直接影响到干部免职、辞职、降职系列制度的执行效能。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广泛的宣传，正确的引导，讲清利害关系，增强大局观念，从领导干部的一事一例说起，从制度的本质要求来分析，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使有些干部群众从不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支持，从支持到积极倡导，逐渐营造统一协调的良好社会氛围和共识，在全社会树立起“干部的上与下是人才资源配置的过程”的思想，消除“官本位”、“下必有过”等错误观念，为制度的深化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就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干部免职、辞职、降职制度可作适当推广，逐步尝试在中层干部、事业单位干部等多个领域进行拓展。通过在一定范围的推开，扩大制度的影响面，使各个层面的干部和群众从制度执行的具体工作中提高认识，从制度改革的现实成效中转变观念。

2、完善制度标准机制，为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行为提供科学合理的衡量依据和尺度。要完善领导干部的免职、辞职、降职制度必须不断完善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这是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制度实体的核心内容。我们认为，在具体制度设计和标准制定中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原则。既要制定和规范统一标准，又要根据各部门不同的情况允许量化标准有所区别，同时应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职位特点，细化标准。二是重点与一般相统一原则。既要着眼于重大事故或重大违法、违纪事件的责任追究，也要突出对日常工作业绩的监控。要根据干部的基本要求和岗位职责，制定一个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领域的道义标准和行为标准，确保制度执行标准的全面性。三是定性和定量相统一原则。一方面要有原则性的一般规定，从质的规定上给出定性要求。另一方面要有具体的执行标准，从操作层面制定出量化标准。四是宽严适度原则。要正确区分与法律责任的界限，处理好制度责任追究与法律责任追究及党纪处分责任追究之间的关系，防止出现利用免职、辞职等来逃避法律或党纪处罚。此外，在具体制度制订、标准界定及执行程序规定上还应严格坚持公开、民主、平等原则，应多渠道、多层面地征求意见，听取方方面面的建议，提高整项制度的客观性和公认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