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游记的作文十篇

关于游记的作文篇1

我被超市老板收下了，和其他百元的伙伴捆在一起。2010年春节又要到了，我整天想着这回又会成为谁的压岁钱呢？

老板把我送给了他的宝贝儿子小军，小军收到了我，笑了笑，几天后，就把我存进银行。我在保险柜中，一边度日如年，一边埋怨那个“爱财如命”的小军。

我昏昏欲睡，无聊地又度过了一年。

2011年春节前，一位很和蔼的阿姨，在银行的窗口，笑眯眯地把我取回家，哇，这是一个“书香之家”啊！除夕晚上，阿姨把我送给了小丽，祝女儿：“新年学习进步！”小丽兴奋地感谢妈妈，第二天，直奔文具店，精挑细选，选了几款新学期文具；又去了书店，挑了几本《沈石溪动物记》。我躺进了收银机，很欢喜：小丽真是个懂事、爱学习的好孩子！

书店老板，去亲戚家拜年，把我掏出来，送给了一位鱼摊老板的儿子小刚，小刚乐得合不拢嘴。可书店老板前脚刚走，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唰”地一下，把我从小刚的手里夺走，小刚吓了一跳，我瞪大了眼睛：“这是谁啊？”。小刚爸爸满不在乎地说：“这都是大人的钱，小孩子没资格要！”我被他揣到满是鱼腥味的钱包里！我看着可怜的小刚，无奈。

关于游记的作文篇2

【关键词】芥川 中国游记 坏话

本论文受2015年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类育苗项目支持，项目编号：15SKYM09；本论文受陕西省军民融合研究基金项目支持，项目编号：12JMR08。

与《中国游记》相关的评价

1.对《中国游记》持平和姿态的评论

对于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对中国现状的“讥讽”问题，夏D尊同郑心南是以一种较为平和的姿态去理解和接受的。夏D尊在编译的《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一文的题记中指出：“凭心而论国内的情况，原是如此，人家并不曾枉加故意地夸张，即使作者在我眼前，我也无法为自国争辩，恨不得令国人个个都阅读一遍，把人家的观察作为明镜，看看自己究竟是怎样一副尊容。”作者对芥川在《中国游记》中对中国现状不留情面地暴露作出了中性的评价。另外一位是郑心南，他在《芥川龙之介》里讲道：“不能以他是外国人便认为是有意轻蔑，而现，他对于本国社会的讽刺，更来得厉害吧！”但是像夏D尊、郑心南这样去理解和接受《中国游记》的人，只占到极小的一部分而已。

2.中日两国对《中国游记》的批判

中国文坛于上世纪20、30年代就掀起了对芥川作品评论的热潮。最早接触《中国游记》的文人都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例如：评论家韩侍桁，他最早对芥川《中国游记》进行了批判。在《现代日本文学杂感》中韩侍桁指出：“我自从看过芥川的《中国游记》后，我总对于他不抱好感，及至再看他的出世作品《鼻》与《罗生门》，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艺术良心就起了根本的疑问了。”之后的冯子韬在《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作风和艺术观》的序言中指出：“芥川的作品是表现某种性格在某种环境中如何发展的记录，换到历史小说上来说，就是一种时代特色的记录，的确像他的自知之明一样，也许有人因读他的作品而打哈欠呢。”另外以“丁丁”署名的人在《中国堕落观》一文中提到：“芥川是极端讽刺着我们中国人没有科学的头脑，而《中国游记》更是充满着鄙视、厌憎，讽刺的气息。”最后要提到的是大作家巴金，巴金在《几段不恭敬的话》中对芥川的作品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提出芥川的作品是除了形式以外，就一无是处了。认为芥川的作品用“空虚”两个字进行批判是最合适的。像韩侍桁、巴金这样对《中国游记》进行激烈反击的中国文人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日本，对《中国游记》怀有厌恶情绪的要提到的便是同芥川同时代的村松梢风了。他在《评芥川氏的〈中国游记〉》一文中提到芥川对当代中国的表达有欠文雅。吉田精一也曾指出芥川的《中国游记》是从小说家的视角对中国当代的现状及将来进行深一步的分析，这和读者所期望的结果有所偏差。武田泰淳在《中国小说同日本小说》中提到，芥川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心中所想表现出来，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民当时的苦恼，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之后的日本文坛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否定评价。神田由美子在对《中国游记》的谈话中也曾指出芥川在写《中国游记》的时候，故意忽视了处于“中华民国十年”这个激荡的政治格局，与中国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会面之后也没有表现出来特别多的政治兴趣，而是更关注了“中国风俗”、“中国美人”等自己心中印象的中国形象。中国之行给芥川带来的冲击让芥川一度逃避现实，继而更愿意在心中保留原有的中国形象。日本很多作家包括宇野浩二、三好行雄等都曾指出芥川在中国的旅行，不仅使原本体弱的芥川身体更糟，而且对芥川心理上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之行也成为芥川文学艺术道路上的一大路障。也确实如此，芥川文学在中国之行之后，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游记》受到中日文坛排斥的原因分析

关于《中国游记》受排斥的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游记》的作者芥川龙之介是近代日本文坛上备受关注的作家，是新思潮文学的重要领头人，在日本乃至全球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在芥川之前后，也有很多作家到中国来旅行，但是并没有一个人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单行本的形式进行发表。并且，芥川的中国之行是受到当时日本媒体的委托而来的，他的所见所闻就不是芥川一个人的所见所闻了，而是要传达给全日本的所见所闻，这次旅行本身就备受关注。有了这样广大的读者群，《中国游记》带来的影响力势必很大。

其次，从作品表达上来看，《中国游记》一改芥川以往的文笔风格，直白、的语言表达，给含蓄的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内容上来看，芥川对中国各地反日运动的直白表述，在中国沈阳目击日本人之后而流露出来的对黄祸论的感想等言词，引起了大批日本读者的不满。对中国人民及民风的用词也是比较犀利的，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作为外国人的芥川的语言表达是一种蔑视，这也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反感。

最后，当时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游记》备受排斥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游记》、《江南游记》、《北京日记抄》等作品汇编成的《中国游记》于1925年末发表。当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期间，他们大肆虐杀中国人，肆无忌惮地侮辱中国人，中国人民备受，何谈人格尊严。当时中国灾害不断，政府失职，导致人民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连饭都吃不饱的中国人，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自尊心、自豪感都是“奢侈品”。王向远的《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中，也曾指出芥川的《中国游记》是超越了时代、社会的，所以不能被中国人民理解。而《中国游记》的发行就如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一样，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

对《中国游记》的全新解读

1.日本对《中国游记》重评的新动向

最近在日本涌现出了以关口安义为首，对芥川的《中国游记》持积极评价的一批学者。关于芥川在中国的旅行，关口安义著有《特派员芥川龙之介》一书，书中指出，芥川对中国的关注虽然以日本人的喜恶为基调，但文章却以冷静、客观的笔致描述事实，这是作为一名新闻人应具有的素质（当时芥川是受日本媒体委托以新闻人的身份派去中国的）。青柳达雄在《芥川龙之介同近代中国序说》一文中对《中国游记》的中国“坏话”作出辩解。青柳氏认为《中国游记》里充满着对中国的坏话，从这些坏话就推断芥川对中国的感情是蔑视的，还为时过早。青柳氏还指出在中国旅行时的所见所闻给芥川心中的中国形象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芥川把对中日两国关系现状的苦恼和不安的心情也写进了《中国游记》中。从以上可以看出，对芥川的《中国游记》进行新的解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鲁迅对《中国游记》的理解与接受

鲁迅也是最早接触《中国游记》的重要作家之一。在《中国游记》发表5个月后，鲁迅便购买了这本书。鲁迅虽然没有针对《中国游记》发表自己的感想，但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这样写道：“赞颂中国古有文明的人们多了起来，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中略）……倘若外国有谁，到了已有赴宴资格的现在，还是替我们诅骂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可见，鲁迅认为越是对当时中国现状持有厌恶情绪的人，越是发自内心关心中国的国情。

在《中国游记》中芥川还对一般民众的行为举止进行了披露。例如“对着池塘撒尿的中国人”等描述，这些的描述实则是揭露了对中国国情完全无所谓、麻木的一般民众的行为举止，使芥川对中国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中国人往往有种特性，就是自己的缺点由自家人指出来则无关紧要，也不会伤到面子，但要是由外人指出来的话，则会恼羞成怒，无法接受，非常排斥。鲁迅用文字想把中国人从愚昧、麻木的感情中，以达到救国的目的。作为中国人的鲁迅通过此种方式，中国人尚能接受批评，但是作为外人的芥川想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中国人就会遭到排斥。因此，芥川在《中国游记》中对中国现状的严词厉语，从另外的角度讲，也是对中国现状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的一种心境。

3.巴金后期的态度转变

巴金曾在《几段不恭敬的话》中对《中国游记》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对日本文坛及艺术等方面也用讽刺的语言进行了反击。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巴金开始学习日语，并先后四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出访日本。期间同川端康成、井上靖、中岛健藏等日本著名作家会面。在1980年，巴金第四次访日时，发表了名为“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演说，演说中巴金在回顾自己文学生涯的几段话中提到，夏目漱石、山田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等作家都是他创作过程的日本老师，这些作家当中也提到了芥川龙之介。因此后期的巴金已经不再向前期那样“怨恨”芥川了。并且，在编辑《巴金全集》时，并没有将《几段不恭敬的话》收录到《巴金全集》中。或许，这也是巴金对当初对芥川文学反击得太过激的一种默认吧。

4.中国之行后芥川文风的转变

以《中国游记》为界，芥川先后的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芥川曾指出《西游记》、《水浒传》是他幼时最喜爱的读物。这些中国古典作品对芥川的一生影响都特别大。芥川访华之前，多以中国古籍或记忆中的中国形象为主来构建自己的小说世界。小说中所表达的境界不乏对中国的向往之情。但在中国旅游时的所见和芥川心中的中国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转化为失望，表现在文笔上就成为了后来对不思进取的中国人的厌恶。在访华期间，芥川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与中国很多政治家、文人会面过，例如与孙中山、黄兴并称为革命三尊的清末革命家章炳麟、文人郑孝胥，以及政治家李人杰等。章炳麟是与芥川第一个会面的。他和芥川的谈话中，不断谈到中国的堕落、腐败、停滞不前的现状，情绪上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失望更是对中国没有信心。芥川和李人杰会面后，提到“李人杰是上海能够代表‘年轻的中国’的人物之一”，对李人杰赞赏有加。这种赞赏来自于李人杰的政治抱负，来自于对李氏为救国救民积极奔走的姿态的认同。芥川对对中国国情持悲观态度的章炳麟没有作过多评价，而是对救国救民积极奔走的李人杰抱有好感，也正体现了芥川对当时中国严峻的国情、为中国未来担忧的一种心情。在访华之后，对政治从来都不关心的芥川却一改常态发表了一系列的反战作品。例如《桃太郎》、《将军》等作品。《桃太郎》中主人公桃太郎作为日本国民心目中的英雄，另外也是侵略者的化身。《将军》中也表现了对战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两部作品都是对急速进行海外扩张的日本的一种讽刺。

综上所述，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表现的对中国的“坏话”，未必是一种有偏见的蔑视，中国之行使芥川对记忆中的中国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王向远：《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对一种奇特接受现象的剖析》，《国外文学》1998年第1期。

[2]田h：《迅の印象》，v社，1948，11。

[3]村松梢L：《芥川氏の「支那[をuす》，《X人》1926年第4期。

[4]武田泰淳：《中国の小hと日本の小h》，《文学》1950年第12期。

[5]芥川之介：《支那[・芥川之介全集：第五》，岩波店，1977，8。

[6]神田由美子：《支那[・芥川之介研究事典》，明治院，1985，12。

关于游记的作文篇3

关键词:民族旅游 族群记忆 保护 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关于游记的作文篇4

1.学习本文从记游到议论，记事明理的写作手法。

2.学习本文所论述的做任何事要有志向、不盲从、努力向上和深思慎取的态度。

教学重点：

掌握文章说理深刻、章法严谨的写作特点。

教学难点：

领会本文所阐述的道理。

教学设想：

1.本文的语言比较通俗，学生在预习时利用注释和工具书弄懂文章大意，并注意其中重要的字词。

2.记事明理的写法，学生比较陌生，所以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理清记叙和议论的关系，从而理解作者所阐述的观点。

3.诵读是本文学习的重点，要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读课文，在诵读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入

在初中，我们学过《醉翁亭记》、《岳阳楼记》和《小石潭记》，“记”是一种文体，指游记。游记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明确：抓住山川风景的特点，表现山水之美，抒发作者感情，有人曾将游记比作“纸上山水”。）今天要学习的这篇游记，却不以表现山水之美为主，而是在记游的基础上，进行较多笔墨的议论，议论是文章的主体，而记叙只是议论的基础。这篇游记就是北宋散文家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那么作者借助游褒禅山，阐发了怎样的道理呢？下面就来学习这篇文章。

二、学生齐读课文

三、筛选信息

（一）治学的态度：深思而慎取

1.学生阅读第一段，思考：介绍“褒禅山”的语句有哪些，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仆碑和仆碑上的文字，明确：第一问比较简单，见文中第一段。第二问要提示学生寻找文中相照应的地方。原因：为后文的议论埋下伏笔。

2.学生从第四段中找出议论的观点。明确：“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作者从仆碑发生联想，指出对待传闻应该采取深思慎取的态度。

（二）求思应具备的条件：“志”、“力”、“物”

1.学生阅读第二段作者描写游华山洞的情形。思考：此段中介绍了前后两洞，你认为着重介绍的哪一部分？为什么？明确：较详细地写了后洞的特点以及游后洞的所见所感。因为本段着重写游洞而不着重写景，况且只写了半途退出的经过。由此可看出，文章不重在记游，而只是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记游只是为后文的议论做准备的。

那么，游洞后，作者有什么感受呢？“后悔”，因为余之力尚足以入，火足以明也，却随之出，不得极夫游之乐也，实意在说明自己意志不坚定。

2.《古文观止》的编者对这篇散文的评价：“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作者从游华山洞中得到了什么论学的道理？

明确：第三段。这一段承接第二段游山未尽兴的事件引发的议论“世之奇伟、诡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就能成功吗？在文段中继续寻找答案。（略）

归纳起来，作者揭示了成功的条件就是“志”、“力”、“物”，强调了“力”与“物”这两个客观条件的作用，又强调了“志”这个主观因素的关键作用，强调只要尽己之志，虽然不能达到目的，亦可“无悔”、“无讥”，梁启超说“荆公则学人之文也”，作者在这儿所论述的既是游山之所得，又是治学处世之理，不仅是求学，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坚持，才会最后取得成功。

四、拓展探究

本文的记叙部分和议论部分是怎样紧密联系的？试从过渡衔接、两部分在文字上的呼应、游山与治学处世两者的内在联系这三个方面思考。明确：1.过渡句：“于是余有叹焉”。2.文字上的前后呼应：“古书之不存”跟“其文漫灭”相照应，“后世之谬其传”跟“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相照应等。3.作者把治学处世比作游山，抓住它们之间的共同点：都必须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深思慎取的态度。

五、小结

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游记，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体会，着重写了要实现远大理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外，更需要有坚定的理想和顽强的毅力，并提出治学必须“深思而慎取”的态度，正如《古文观止》中所说：“借游华山洞，发挥学道。或叙事，或诠释，或摹写，或道故，意之所至，笔亦随之。逸兴满眼，余音不绝。可谓极文章之乐。”

六、作业

结合本文的学习，就作者的游山经历写一写你的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见解。

教学反思：

关于游记的作文篇5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本研究将上海18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官方宣传文本与网络游记文本，利用计算机平台以探寻官方与游客对景区关注偏好与共现效应的差异所在。研究结果表明：（1）在官方宣传文本和网络游记文本中，关注偏好涉及官方关注偏好、游客关注偏好及共同关注偏好三方面，由此所对应的共现效应亦存有官方共现偏好、游客共现偏好与共同共现偏好三种情况；（2）景区自身资源禀赋及官方、游客各自动机权能的高度契合，是官方与游客共同共现偏好形成的两大主因；（3）官方提升城郊景区综合吸引力这一宣传目的与游客寻求文化差异、贴近自然生态这一旅游动机的高度差异，是两者各自偏好形成关键所在。

关键词 旅游景区；网络文本；关注偏好；共现效应；比较分析

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47.9%①。在此情况下，人们获取信息数据、表达自身观点的重大责任就落实到互联网社交空间之上[1]。这使得互联网逐步凭借开放、共享等多重特性将多样旅游信息有效交汇[2]，为现实游客与潜在游客提供重要参考信息。在这一发展趋势下，游客逐渐将反映自身关注偏好的文本、图片于网络社交空间之中。然而，由于官方与游客各自动机、意图的显著差异，官方“自上而下”的宣传模式与游客“自下而上”的关注模式始终存有非一致性问题，这使得官方宣传与游客关注相偏离。同时，无论是官方宣传产品抑或是游客旅游路线，两者往往由多个景区共同组成，其共现效应也因各自动机与偏好而产生差异。基于此，本研究以上海18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为例，利用官方与游客于网络空间的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分析二者共现效应差异之所在，以促进官方营销与宣传更加符合游客意愿与需求。

一、文献回顾

当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研究者利用“旅游数字足迹”，对游客关注偏好及旅游动机等方面进行研究。具体来说，“旅游数字足迹”这一概念最初被用于游客研究之中，是指因游客旅游活动所形成的具有地理标签或位置信息的电子痕迹[3]，主要表现为游客在网络空间中的网络游记、旅游攻略及在线评论[4,5]。换而言之，通过“旅游数字足迹”研究游客关注偏好问题，可以快速获得游客在目的地实际地理空间中的移动轨迹与关注热点，这一切入点用于官方网络宣传研究之中亦有同等效果。

国外研究者Choi等（2007）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通过官方网站、旅游博客等网络文本分析游客感知中的澳门旅游地景观空间[6]；部分研究者也通过网络口碑研究游客信任度[7]与忠诚度[8]对旅游目的地的显著影响。与此同时，国内研究者路紫和赵亚红等人（2007）以澳大利亚旅游网站所呈现的信息流对游客人流量的导引过程、强度和机理展开深入探讨[9]。国内部分研究者也利用百度指数对景区网络空间关注度的时间分布进行研究[10，11]，龙茂兴等人则以四川[12]、遵义[13]等地为例，将客流量引入游客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分布中，通过百度指数研究旅游网络关注度与客流量之间的相关性。同时，王守成等（2014）以代表游客“旅游数字足迹”的自发地理信息照片为样本，研究九寨沟各景点游客关注度的空间格局，并根据时间维度发掘关注度格局的演变[14]。此外，张妍妍等人（2014）以代表游客“旅游数字足迹”的网络文本和照片分析西安旅游流的时空网络结构，从而为西安旅游线路设计、旅游产品布局以及旅游空间优化提供了借鉴[15]。

上述研究成果从游客视角出发，为解决旅游地营销推广与发展规划等诸多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已有研究较少通过官方宣传文本与网络游记文本对官方和游客关于旅游地关注偏好、共现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因而，作为真实反映官方宣传意图与游客实际关注的“旅游数字足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官方和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宣传与关注偏好，这无疑为目的地深入了解游客关注偏好并以此为基础调整目的地营销策略提供了新途径。因此，如何通过官方宣传文本与网络游记文本得出对上海18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关注偏好与共现效应的差异及成因，这将是本研究的研究重点。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取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科技馆、上海金贸大厦88层观光厅、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博物馆、上海动物园、上海植物园、上海大观园、上海方塔园、上海欢乐谷、朱家角古镇、上海古猗园、上海豫园、东方绿舟、陈云故居、锦江乐园这18个4A级及以上的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由“LY01”至“LY18”进行逐一编号。同时，借助“火车头采集器”软件对18个景区相关官方宣传文本与网络游记文本加以采集，以资深入分析官方与游客两者关注偏好及共现效应之所在。

（二）研究数据

对于官方宣传文本的获取，本研究以“上海市旅游局政务网”“上海旅游网”以及上海市各区县旅游局政务网于网上的景区宣传文本为主；网络游记文本则以游客在旅游活动中或旅游结束后于网络社交空间的旅游体验及在线评价文本为主，分别选取知名度高的“新浪博客”“携程”“同程”以及“百度旅游”这4处网站作为数据来源网站。针对官方与游客研究样本，借助“火车头采集器”软件采集到2012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官方宣传文本1813篇、网络游记文本2527篇。最后，通过人工识别方式剔除重复、转载、图片为主以及与研究无关的文本后，得到有效官方宣传文本627篇和网络游记文本919篇。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上海18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关注偏好与共现效应的研究，主要借助计算机构建“共现处理平台”②以分析官方宣传文本与网络游记文本，并统计各景区“关注次数”与“共现次数”两个指标。在本研究中，“关注次数”是指某一景区在网络文本中被提及的次数；而“共现次数”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景区在同一网络文本中被同时提及的次数。据此，依据官方宣传文本与网络游记文本可形成4类统计指标（见表1）。

具体来说，以官方宣传文本计算景区A的官方关注次数以及景区A与B的官方共现次数为例，景区A在官方宣传文本中被提及的次数之和记为“官方关注次数”，景区A与B在官方宣传文本中被同时提及的次数之和则记为“官方共现次数”。游客关注次数和游记共现次数计算亦然。

三、研究分析与结果

（一）样本景区关注偏好分析

1.官方关注偏好与游客关注偏好相一致。从表2显示可看出，在官方与游客两者关注偏好相一致的7处景区中，官方对这7处景区的宣传与景区本身的受欢迎程度极为契合，并未出现过度营销宣传或是宣传资源低效利用等问题。同时，官方与游客对资源禀赋较高、交通便捷较强以及空间区位较好的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LY01）、上海科技馆（LY03）、上海环球金融中心（LY06）这3处景区呈现“高值”一致性分布，成为官方与游客共同关注中具有“地标”之称的标志性景区。

2.官方关注偏好与游客关注偏好相偏离。通过表2可看出，在剔除关注偏好相一致的7处景区外，其余11处景区则表现为关注偏好相偏离，这表明官方对这11处景区存有过度营销宣传抑或是宣传资源低效利用等问题，官方旅游部门对景区营销宣传有失偏颇，并未得到相应的游客关注。

第一，加强游客户外度假、休闲场地的营销宣传，是官方关注偏好形成主因所在。从表2可看出，官方关注偏好显著性体现在上海动物园（LY08）、上海植物园（LY09）、东方绿舟（LY16）、锦江乐园（LY18）这4处休闲娱乐价值较高的景区，其关注强度差值以上海动物园、上海植物园、东方绿舟3者最为显著。

第二，满足游客触摸城市记忆、贴近自然生态的旅游动机，是游客关注偏好形成主因所在。目前，城市化使得城市内部面临“同质化”与“无地方”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形下，积淀着城市历史记忆与人文内涵的景区自然而然就成为游客关注热点。从表2可看出，上海博物馆（LY07）、上海大观园（LY10）、上海方塔园（LY11）、朱家角古镇（LY13）、上海古猗园（LY14）、陈云故居（LY17）这6处景区因含有较为丰富的人文资源而被游客所关注，尤以上海方塔园最为显著，游客关注强度（0.0345，排名第14）高于官方关注强度（0.0138，排名第17）。同时，游客寻求户外游憩体验的旅游动机，也使得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LY05）显现出较高的游客关注偏好。

（二）样本景区共现效应分析

对上文官方与游客关注偏好的研究，主要基于单个景区的分析。然而，旅游产品或路线的设计一般由多个景区共同组成，因此深入分析多个景区间是否存在共现效应，对上海景区后续营销宣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景区共现效应代表着当前景区对其它景区的描述偏好，共现次数和共现重数③的多少反映着该景区受官方或游客共现偏好的强弱。因此，为进一步分析官方与游客多重共现偏好异同，本研究根据所统计的各景区共现次数形成官方与游客共现矩阵，对官方与游记的共现偏好进行显著性分析（见表3）。

1.官方共现偏好效应显著性分析。从表3可知，在官方共现偏好中，共现景区集合⑴和⑵所共有LY01、LY02、LY03、LY04、LY06、LY08、LY09、LY12、LY15、LY18这10处景区，体现出官方往往会将资源禀赋较高、交通便捷较强以及空间区位较好的景区作为目的地重要旅游吸引物进行联合宣传，通过示范带动效应来推动旅游地发展[20]，故而成为官方共现宣传重点。此外，对于共现集合⑴和⑵中相异的景区上海博物馆（LY07）、上海豫园（LY15）、锦江乐园（LY18）而言，三者因资源属性具有较大差异，前两者为“文化活动场所”（FAE），后者为“康体娱乐休闲度假地”（FAB），因此并未在官方宣传中形成共现效应。

与此同时，打造城市园林休憩区域及康体旅游休闲度假地的旅游品牌建设，也成为官方共现偏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共现集合⑶中，无论是隶属于“康体娱乐休闲度假地（FAB）”的上海欢乐谷（LY12）、东方绿舟（LY16）、锦江乐园（LY18）以及“动物与植物展示地（FAH）”的上海野生动物园（LY02）、上海动物园（LY08）、上海植物园（LY09），还是隶属于“园林休憩区域（FAD）”的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LY05），其共现宣传效应形成均源于官方加强园林休憩、康体旅游、休闲度假等系列旅游产品及线路的建设。

此外，构建城市郊区景区联合营销宣传机制，利用高知名度景区带动效应以提升城市郊区景区综合吸引力，是官方共现偏好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因此，对共现集合⑷和⑸而言，官方旅游部门在依循上海旅游业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各区县自身旅游发展差异，分别利用关注强度较高的上海欢乐谷（LY12）和东方绿舟（LY16），通过两者协同效应带动各自所属区域内部旅游营销宣传，从而形成隶属于城市郊区青浦区景区共现集合⑷的LY[10:13:16:17]和松江区景区共现集合⑸的LY[05:11:12]。

2.游客共现偏好效应显著性分析。据表3显示，游客共现偏好集合有⑹、⑺以及⑻3处；其中，集合⑹的共现重数更是网络游记文本中共现重数最大临界值。在消费水平日益提升、休闲时间日趋紧缩的现今，游客对观光性强的景区有着强烈偏好，共现集合⑹中位于上海内环经济、交通及人流汇集区域的10处景区，逐渐成为游客满足都市观光、时尚购物等多重动机的首选之处。与此同时，旅游线路的多样性使游客因时间成本因素多选择较为集中的内环景区进行游览，故而这10处景区是游客必到之处，并凭借多样空间类型、鲜明都市风光、丰富旅游设施等优势引起游客高度关注，形成网络游记文本中较为显著的游客共现偏好区域。

其次，随着寻求文化差异的后现代旅游消费群体的诞生，作为蕴含城市人文积淀的景区因其独特人文魅力而逐渐受到游客青睐[16]。因此，因追寻城市历史人文资源而形成的共现集合⑺，其所含有的LY07、LY10、LY11、LY13、LY14、LY15、LY17这7处景区无一不体现着游客对城市变迁轨迹、居民生活历程等深层人文价值关注所在。其中，上海豫园（LY15）和朱家角古镇（LY13）更是被游客率先关注，体现出较高游客关注强度。

最后，满足游客户外游憩休闲以及贴近自然生态的旅游动机，是共现集合⑻形成的关键主因。具体而言，共现集合⑻含有的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LY05）、上海动物园（LY08）、上海植物园（LY09）、东方绿舟（LY16）这4处景区，因旅游资源分属于“康体娱乐休闲度假地（FAB）”“园林休憩区域（FAD）”“动物与植物展示地（FAH）”，从而满足游客户外休闲、娱乐的旅游动机和需求，形成较为显著的游客共现偏好区域。

3.共同共现偏好效应显著性分析。从表3分析可知，共同共现偏好效应主要表现在共现集合⑼、⑽、⑾以及⑿4处；其中，共现集合⑼和⑽分别为官方与游客对LY01、LY02、LY03、LY04、LY06、LY07、LY08、LY09、LY12、LY15这10处景区的共现偏好，而共现集合⑾和⑿则表现为官方与游客各自对LY05、LY08、LY09、LY16这4处景区的共现偏好。

具体而言，源于官方宣传文本的共现集合⑼和网络游记文本的共现集合⑽，两者所含有的10处景区多位于上海内环核心区域，既因旅游资源丰度而获官方重点宣传，又因节约时间成本而获游客重点关注，成为官方与游客关注的热点区域,从而形成共现偏好一致性分布。同时，共同共现偏好集合⑼和⑽分别为共现偏好集合⑴和⑹的子集合，两者所含有的10处景区均在官方共现偏好集合⑴以及游客共现偏好集合⑹中的得以体现，这意味着官方对这12处景区的共现宣传与游客共现关注相匹配，并未出现过度营销宣传或资源低效利用问题。

对于共同共现偏好集合⑾和⑿，两者分别为官方共现偏好集合⑶和游客共现偏好集合⑻的子集合。具体来说，共现集合⑾和⑿所涉及的LY05、LY08、LY09、LY16这4处景区，既体现官方共现偏好集合⑶强化园林休憩、康体旅游、休闲度假系列旅游产品及线路的建设目的，也彰显出游客共现偏好集合⑻满足户外游憩、休闲娱乐以及贴近自然的旅游动机，故而在官方宣传文本中所表现的营销宣传与网络游记文本中所表现的感知偏好相一致。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上海18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为例，借助官方宣传文本和网络游记文本，从关注偏好及共现效应两方面探寻18个景区官方与游客两者差异之所在。通过对于网络空间的官方宣传文本和网络游记文本的比较可知，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无论是官方抑或是游客，两者关注偏好和共现效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体而言，资源禀赋较高、交通便捷较强以及空间区位较好的景区，不仅是游客所追逐的景点，同时也是官方所极力推荐的景点，从而形成较为一致的关注偏好及共现偏好。

（2）除因资源禀赋高、交通便捷强以及空间区位好而形成的共同共现效应外，官方打造“城市休憩、康体娱乐等旅游产品”这一宣传动机与游客满足“满足户外游憩与贴近自然生态”这一旅游动机的高度契合亦是官方与游客两者间共同共现效应形成的原因所在。

（3）满足触摸历史记忆及感知人文内涵的深度旅游动机，使得游客对景区人文价值关注偏好要明显高于外部美学价值，故而感受景区人文内涵及历史记忆是游客另一核心动机，由此形成的游客关注偏好及共现效应直接凸显出官方旅游部门对上海人文旅游资源的宣传盲点。

（二）研究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官方宣传文本与网络游记文本的对比分析，得出官方宣传与游客关注差异及其成因，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在实践层面对官方旅游营销策略提出以下建议。

1.推进县区联合宣传，实现景区共同发展

官方旅游部门应依托资源禀赋较高、交通便捷较强以及空间区位较好的景区，通过跨区域联合宣传形式改变景区间受访率不一致的现状，消除景区过度宣传或资源低效利用问题。在此情况下，官方应发挥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科技馆、上海金贸大厦88层观光厅等游客关注较高景区的优势，采取冷门景区“依附”策略，加强对上海大观园、上海方塔园、上海古猗园这3处景区的联合宣传，促进各景区间协调发展。

2.采用精准营销策略，有效瞄准游客偏好

尽管网络游记文本中所表达的关注偏好是游客主观评价，但这也表达出游客对景区人文内涵及历史记忆的关注。因此，官方应在充分了解游客关注偏好的基础上，维持固有营销资源分布，抽离景区过度营销部分，从而弥补对城市人文旅游资源宣传的空缺，打造感知触摸城市过往记忆的系列旅游产品和路线，以满足游客感知城市人文内涵的旅游动机。

3.构建景区解说系统，优化景区人文解说

旅游解说的形成源于游客感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游客较难获取有关旅游地重要属性的客观信息，致使游客必须依赖解说系统才能顺利完成游览活动。因此，官方未来在利用旅游解说系统达成对游客环保与教育目标的同时，注重对上海大观园、上海方塔园、朱家角古镇、上海古猗园、陈云故居等景区人文内涵的解说，从而配合城市城市人文内涵、触摸城市过往记忆的系列旅游路线的构建。

（三）结束语

关于游记的作文篇6

【作者简介】邱雅芬，文学博士（日本文学），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芥川龙之介在日本有一代鬼才之称，他的《上海游记》是一个充满隐喻的文本。从表象上看，《上海游记》确乎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某一层面，然而从深层意义理解，则无法否认它是一部由传统向现代裂变进程中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史。对这一文本进行深入研读，有助于从民族精神变迁中理解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变化轨迹，同时也可以阐明，长期以来纠缠于这一文本的所谓“蔑视”中国的读解，只是囿于表象的误读。

【关 键 词】芥川龙之介/日本近代文学/《上海游记》/隐喻

【正 文】

一

隐喻是构成文学作品丰厚内涵的重要因素，对其深刻体悟是触及作品内核的关键所在。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即是一个充满隐喻的文本。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代表作家。在西方文化如浪潮般涌入的这个时代，与大多数作家一样，芥川在大学时代就读的也是英文科。然而，在日本扎根千余年的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会于转瞬之间消逝殆尽，芥川文学中被称为“中国系列作品”的大量存在，即表明芥川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1921年3月至7月，芥川终于实现多年来的夙愿，以大阪每日新闻社特派员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逗留了120余日。此次中国之行，是芥川人生中惟一的一次海外行，对晚期芥川文学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极大影响。（注：关于这一点，见拙文《章炳麟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之影响》，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第69页。） 作为此次中国之行的成果，芥川回国后，在报刊、杂志等媒体上陆续发表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等系列文章。1925年11月，以上作品由日本改造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总称《支那游记》。

该游记的出版信息很快传至中国，在该书出版仅5个月后，《小说月报》第17卷第4号，即发表了夏丐尊的相关译文。鲁迅亦在1926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往东亚公司买《有岛武郎著作集》第十一一本，《支那游记》一本。”（注：鲁迅《鲁迅日记》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507页。） 这些均表明了该作品在中国的传播。然而除了《北京日记抄》外，整部游记似乎充满了作者对当时中国的极端“蔑视”。例如，巴金在阅读了收录于1928年1月改造社版《现代日本文学第30篇》之《芥川龙之介集》中的相关文章后，即以辛辣口吻批评了芥川文学的毫无内涵的“虚空”。（注：增田涉《巴金の日本文学观》（《巴金的日本文学观》），见增田涉《中国文学史研究》，岩波书店，1967年7月，第353页。） 鲁迅在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书简中亦写道：“日本的学者和文学者大抵带着固有观念来到中国，他们害怕遭遇与其固有观念相异的事实，于是采取回避。所以来或不来是一样的。”（注：《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日文），文物出版社，1975年1月，第6页。此处引文为本文作者参照书中日文所译。） 由前文所述鲁迅日记中记载的购书信息可知，此处的“文学者”很可能包括芥川在内。在日本，著名学者吉田精一如此评论道：“充满了机智、谐谑与讥讽，虽非无聊读物，但终究是作家眼里的中国，并非报刊或报刊读者所期待的深刻洞察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东西。”（注：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Ⅰ》，见《吉田精一著作集》（第一卷），桜枫社，1979年11月，第154页。） 红野敏郎在《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与湖南的扇子》中提出了与吉田较为类似的观点，他在该文中写道：“芥川所谓记者的才华是什么？回顾过往，确实与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的才华旨趣相异。芥川的笔触未对变化中的中国、苦恼的中国，即现实中国表示热切的关注或强烈的好奇，其关注点是中国的风物、氛围及名胜古迹。”（注：村松定孝·红野敏郎，《近代日本文学におけゐ中国像》（《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像》），有斐阁，1975年10月，第92页。） 作家武田泰淳评论道：“仅仅留下了敏锐的感觉片断，终未能切身体会大陆国民的苦恼。”（注：武田泰淳《中国の小说と日本の小说》（《中国小说和日本小说》），见《文学》，1950年10月号，第77页。）

综上所述，关于芥川的这部长篇游记，无论中国抑或日本，大多数观点均指出其缺乏现实关怀。但是几乎所有的论点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同前提，即《支那游记》，尤以最先创作的《上海游记》为甚，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当时中国的“蔑视”。但笔者以为，过往的固有论点存在许多值得反思之处，特别是所谓“蔑视”的读解颇值得商榷。

《上海游记》产生于日本由传统迈入现代的进程之中，对它进行重新读解非常有必要。首先，在日本有一代鬼才之称的芥川龙之介的这部作品，从表象上看，确实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某一层面。然而，从深层意义理解，我们无法否认它是一部由传统向现代裂变进程中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史。对这一文本进行深入理性的研读，有助于从民族精神的变迁中来理解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变化轨迹。其次，重新读解《上海游记》，有助于消除进退维谷的学术尴尬局面。鉴于芥川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芥川文学不但成为中国高校日语专业毕业论文的热门选题，亦常常成为日籍教师的喜用教材。然而，《支那游记》、尤其是《上海游记》的存在，更确切地说，是对《上海游记》的误读，使那些从《罗生门》、《鼻子》、《河童》等颇具回味之妙的名篇进入芥川文学世界的中国学生变得茫然而无所适从，日本学者对此亦有深切体会。田口律男在题为《在中国叙述〈日本近代文学〉的奇妙的扭曲》一文中，汇报了自己在中国高校讲授日本近代文学的经历，其中有如下记录：“毕业论文中，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体验、中国理解为题的学生，在《支那游记》的阅读过程中，无一不陷入忧郁与嫌恶感中，因为无法忍受充斥文本的‘蔑视中国’的笔触。”（注：田口律男《中国ご〈日本近代文学〉を语ゐこよの奇妙を捩れ》（《在中国叙述〈日本近代文学〉的奇妙的扭曲》），载《日本近代文学》，1999年10月号，第175页。）

芥川以反自然主义文学的姿态登上日本文坛，贯穿其创作生涯的是对扎根于日本传统“神话性思维”的“诗的精神”这种文学理念的执着追求。（注：有关此点，见拙文《芥川龙之介文学的“理性”神话——关于“诗的精神”的思考》，载《东北亚论坛》，2003年6月，第8页。） 芥川是一位极富诗人气质的作家，据小室善弘统计，芥川一生共创作俳句、短歌、新体诗、汉诗近千首，（注：小室善弘，《芥川龙之介の诗歌》，（《芥川龙之介的诗》），本阿弥书店，2000年8月。） 诗歌惯用的含蓄曲折的表达方式在其作品中俯拾即是，诗性表达亦是芥川文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对理解芥川文学来说，平板直入的阅读并不适合，惟有在把握了总括小说、评论、随笔、书简等芥川文学体系基础上的文本阅读，才是进入《上海游记》的正确通道。

二

《上海游记》共分21个章节。在开篇的《第一瞥》中，芥川即以速写似的笔触勾勒了极富特色的“世界性人群”——西方人、中国人、印度警察，也描绘了餐厅、舞厅等场所，虽落笔之处未见太多创意，但简洁明快、传神入微的笔法确乎传达了这位作家卓尔不群的文字功力。在《第一瞥》中，作者刻画了两位贪得无厌的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车夫和索要钱币的卖玫瑰花的老太太，这是一处常被指为“蔑视”的描写。然而，此处的描写更接近作者在《江南游记》之十六《天平与灵岩》中叙述的“尘世之苦”，况且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美丽的玫瑰花”遭英国海军士兵任意践踏的时代。

关于游记的作文篇7

关键词：敦煌写卷 西游记 冥界 地狱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5-0136-04

众所周知，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故事源于敦煌写卷S.2630《唐太宗入冥记》，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此故事情节之演变①，而对《西游记》中冥界之渊源较少关注。本文以敦煌文献为中心，并钩沉相关传世文献，对《西游记》中的冥界进行剖析，分析其渊源和演进，以期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从《唐太宗入冥记》到《西游记》

唐太宗入冥故事梗概见于张鷟《朝野佥载》，涉及冥界仅有“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两句[1]。敦煌所出S.2630《唐太宗入冥记》写本残，惟冥界审判一节较完整，故得见其冥间大致面貌。

此故事讲述太宗由通事舍人唱名，遂被使人领至阎罗王处设拜，因太宗拒拜阎罗王，阎罗王 “羞见地狱”，便安排判官崔子玉推勘。使人领太宗至判官院，太宗拿出李乾（淳）风书信递与崔子玉，崔子玉对太宗说明入冥缘由，是因为建成与元吉在冥间“频通款状，苦请追取陛下（对直）”，故追太宗到冥间对质，期间六曹官入见太宗。善童子查得“太宗并无善事，亦不书写经像”，又查得太宗曾“天下大赦，三度曲恩”，判放了36553人，并就此事询问了功德使。崔子玉命六曹官送上太宗文簿，上有太宗命禄，言“皇帝命禄归尽”，崔子玉遂再为添加十年命禄，以“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为问头，替自己在阳世求得一高官，以“大圣灭族兴国”作答，替太宗终结了这桩冥诉，萧登福[2]、卞孝萱[3]、程毅中[4]均认为此文的年代大概在武周时期。

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元末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尚无太宗入冥的故事，直到世德堂本《西游记》的出现，太宗入冥才作为重要故事情节出现。世德堂本《西游记》刻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是现存最完整的，也是最早的百回本[5]。作为《西游记》中天上、人间、地下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冥界在取经故事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②、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第十一回《还受生唐王遵善果·度孤魂萧瑀正法门》、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大圣除魔》、第二十一回《护法设庄留大圣·须弥灵吉定风魔》、第三十七回《鬼王夜谒唐三藏·悟空神化引婴儿》、第五十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第九十七回《金酬外护遭魔蜇·圣显幽魂救本原》等均涉及冥界，其中孙悟空大闹冥界、真假猴王闯冥府、寇员外冥界还魂等故事均为《西游记》中精彩之笔。

《西游记》对冥界的描述以第十回最为详尽、完整，讲泾河龙王在冥间告太宗“许救反诛”，冥间秦广王遂遣鬼使勾太宗入冥对质。唐太宗初到冥间便有酆都判官崔珏来迎接，太宗遂将故人魏征书信递与崔珏，这时一对青衣童子来请太宗，进入一城，是为“幽冥地府鬼门关”，途中遇见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建成、元吉前来索命，被鬼使喝退。在森罗宝殿，见到十代阎君，分别是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太宗与秦广王说明缘由之后，秦广王命崔判官取生死簿，欲查看太宗阳寿天禄，崔珏私改文簿，加注了二十年阳寿，后十阎王遂差朱太尉、崔判官二人送太宗还魂。朱太尉、崔判官二人带太宗巡游地府，过背阴山，看十八层地狱，至奈河，桥梁使者来迎，太宗过金桥，旁边还有银桥、奈河桥，过了血盆苦界，来到枉死城，见到“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众王子、众头目鬼魂”来拦太宗，太宗借相良十三库金银散与这些饿鬼，许以“水陆法会”，方才得过，遂到“六道轮回”之所，返回阳世。

在具体细节上，二者之间相似点颇多。在《入冥记》残卷开头，唐太宗说“忆德（得）武德三年至伍年，收六十四（目之）日，朕自亲征，无阵不经，无阵不历，杀人数广。昔日，今受罪由（犹）自未了，朕即如何归得生路？”而在《西游记》中唐太宗到了枉死城之后，有“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众王子、众头目鬼魂”前来拦阻，在情节上颇为相似；《入冥记》中判官崔子玉在《西游记》中变异为“鄷都掌案判官崔珏”；《入冥记》中是李乾风写书信给崔子玉，《西游记》中变异为魏征写书信给崔珏；《入冥记》中崔子玉在冥间太宗文簿命禄上添注十年，《西游记》中崔珏在生死簿上添注二十年，可知冥间判官、生死簿、冥判等要素在几百年的传播中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二 《目连变文》、《阎罗王授记经》等文献与《西游记》

《西游记》中冥界 “十王”、地狱、奈河（桥）等，《入冥记》中均无，应是唐太宗入冥故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又有所吸收、融合演变的结果。

敦煌所出《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以下简称《目连变文》）和《阎罗王授记经》、宋《玉历宝钞》、明代《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以下简称《目连戏文》）等作品中的冥界书写，对考察《西游记》冥界来源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敦煌写本S.2614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原题）叙述了目连冥间救母之历程，对冥间之神灵、冥判、地狱描写甚为全面，其中有明确抄写年代的为贞明七年（921年）S.2614写卷。唐孟棨《本事诗》中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遂与欢宴竟日。”[6]北图盈字七十六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卷末有“写尽此《目连变》一卷”之语，可知《本事诗》中“《目连变》”显系《目连变文》简称，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在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则敦煌写本《目连变文》至迟应形成于825年前。《目连变文》中对冥间地狱的描写浓墨重彩，意在宣扬地狱之果报，与《西游记》中对地狱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敦煌写本《阎罗王授记经》系伪经，又名《佛说十王经》，抄本甚多，抄写年代最早的为开平二年（908年）S.4530写卷[7]。此经叙述“亡人”从一七到七七、百天、一周年、三周年依次经过冥间十王的审判，对冥界叙述颇为完整。此经的年代，萧登福[8]和太史文[9]认为出现于初盛唐时期，而塚本善隆[10]、杜斗城[11]、张总[12]等则认出现于晚唐或唐末，后说当是。《阎罗王授记经》是最早记载“十王”的文献，是《西游记》中冥界十王的源头。

善书《玉历至宝钞》系承《阎罗王授记经》而来，《藏外道书》中收光绪十六年刻本（1890年）《玉历至宝钞》，书中所附《李宗敏考核玉历志》言：“《玉历》一书，受自道人淡痴，而勿迷弟子传之者也。乾隆辛巳，敏客居江右见之，系宋版旧本二十三张”，文末有“大宋绍圣五年（1098年）勿迷抄录劝世”之题记[13]，则《玉立至宝钞》至迟当成书于绍圣五年。此书在宋代撰写核心部分共计二十三张后，在流传过程中当又有所损益，故不是成于一人一时之手[14]，此书的冥界组织更加接近《西游记》，对冥界十王地狱叙述完整、清晰，在十王之外，又加入了玉皇大帝和观音菩萨，冥界体系更加完整。

《目连戏》自北宋时就已搬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15]。朱恒夫认为，宋杂剧《目连救母》的情节内容基本上等同于变文的内容[16]，知此戏与变文甚有渊源。明郑之珍将明中叶以来广为流传的目连戏汇集整理为《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刊行于万历壬午年（1582年）[17]，在当时发生了很大影响，戏文对刘氏在冥界遭遇描写得十分详尽、完整，可视为明代中叶以来的冥界面貌，是说唱艺术的杰作[18]，对以十王地狱为核心的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述文献，对冥间王者、冥判、地狱均有十分详尽的叙述，除《目连变文》外，其他文献中都对冥间十王及其名号有所交代，其名称、次序基本一致，表明了这一信仰传播的稳定性，是明清以来地狱类善书的雏形。从《唐太宗入冥记》到《目连变文》、《阎罗王授记经》、《玉历至宝钞》，再到《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西游记》，冥界的发展演变脉络清晰可见。

为了分析论述的方便，现将上述文献中的冥界列表整理为表1、表2：

从表1、2看，从《唐太宗入冥记》到《西游记》，冥界演进之轨迹还是较为清晰：

其一，从时空观念和人物形象来看，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的宇宙观是天界、人间、地府，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颇为相似。孙悟空上至天宫，下至冥界的行动又和目连救母故事中目连上天入地的形象极为相似，二者之间显然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其二，从文献中的记载和石窟遗迹来看，地藏十王信仰一直延续到宋代。《佛祖统纪》卷四十五云：“永叔初登政府，苦于多病。尝梦至一所，见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参政安得至此？’永叔问曰：‘公等非释氏所谓冥府十王乎？’曰：‘然’。”[19]其事未必实有，但也说明十王之说在北宋时已广为流传。大足石刻中的253、117窟（五代）、泗州普照王寺（1072年）、石篆山9窟（1096年）、宝顶山20龛（1159年）等，均有创作于五代至南宋的地藏十王图像，其依据即为敦煌本《佛说十王经》[20]。如此看来，《西游记》中的冥界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中对地狱的称呼尽管受到了道教“九幽地狱”的影响，但其中对冥间的描写显系来自佛教十王之说。《西游记》中写及冥界“十王”的情节较多，如一节写孙悟空酒醉之后入冥：

只见那美猴王睡里见两人拿一张批文，上有“孙悟空”三字，走近身，不容分说，套上绳，就把美猴王的魂灵儿索了去，踉踉跄跄，直带到一座城边。猴王渐觉酒醒，忽抬头观看，那城上有一铁牌，牌上有三个大字，乃“幽冥界”。美猴王顿然醒悟道：“幽冥界乃阎罗王所居，何为到此？”那两人道：“你今阳寿该终，我两人领批，勾你来也。”……慌得那十代冥王急整衣来看；见他相貌凶恶，即排下班次，应声高叫道：“上仙留名！上仙留名！”猴王道：“你既认不得我，怎么差人来勾我？”十王道：“不敢！不敢！想是差人差了。”猴王道：“我本是花果山水帘洞天生圣人孙悟空，你等是甚么官位？”十王躬身道“我等是阴间天子十代冥王。”悟空道：“快报名来，免打！”十王道：“我等是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十王道：“上仙息怒，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敢是那勾死人错走了也？”[21]

在这段故事中，除去十王之外，冥吏勾人情节与《黄仕强传》、《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非常相似，知此类信仰早在唐五代时期在民间广为流传。

另一节是《西游记》第三十七回《鬼王夜谒唐三藏，悟空神化引婴儿》，唐僧对乌鸡国国王说：“陛下，那怪倒有些神通，变作你的模样，侵占你的乾坤，文武不能识，后妃不能晓，只有你死得明白；你何不在阴司阎王处具告，把你的屈情申诉，申诉。”国王回答道：“他的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22]，也提及了十王。

从表2看，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已初具规模，而在敦煌本《佛说十王经》中定型的冥间十王依次是：秦广王、宋帝王、初江王、五官王、阎罗王、变成王、太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五道转轮王。《西游记》中秦广王、阎罗王、转轮王的次序与《佛说十王经》中诸王的次序相同，只不过在《西游记》中，把“五官王”写作“仵官王”，把“五道转轮王”写作“转轮王”，可以说是十王信仰在宋以后影响的遗存。《西游记》故事是经过长期的流传和许多人的创作，最后由吴承恩再创作之后写定的，在流传的过程中受到“十王”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

《西游记》里，还出现了“幽冥教主”地藏菩萨的形象。第九十七回《金酬外护遭魔蜇，圣显幽魂救本原》中说他住在“翠云宫”，统领着冥间十王，这种结构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已经出现，至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时即已定型。

其三，《西游记》中冥间“奈河”及奈河桥的来源。表1说明，自从“奈河”出现在《目连变文》中后，在《阎罗王授记经》、《玉历至宝钞》和《目连戏文》中均有对奈河及奈河桥的记载，并且奈河上的桥梁不止一所，还有金桥、银桥等，而对“罪人”过奈河的情景描述，在《目连变文》、《阎罗王授记经》、《目连戏文》、《西游记》中非常相似，均描绘为“罪人”在过奈河前脱衣挂于树上，“罪人”在牛头马面的驱赶之下渡过奈河。

三 结语

综上所述，《西游记》冥界是以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为核心，又受到了变文、伪经以及善书、戏文等的影响，特别是《目连变文》、《目连戏文》等讲唱文学对《西游记》冥界的影响值得关注。《西游记》中冥界诸元素在《目连变文》中均已出现，而《目连戏文》中的“桥梁刺史“、“鬼门关”、“金桥”、“银桥”、“奈河桥”以及一十八重地狱之说，均见于《西游记》，显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关联，故《西游记》的成书受到敦煌所见文献和十王地狱信仰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朱恒夫早就指出了目连变文、目连戏对《西游记》的影响[23]，本文对《西游记》冥界源流的探究也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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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萧登福.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A].郑阿财，颜廷亮，伏俊连.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Z].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27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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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萧登福.道佛十王地狱说[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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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塚本善隆.引路菩萨信仰と地藏十王信仰[A].塚本善隆著作集[C].东京：大东出版社，1975.

[11]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146.

[12]张总.地藏菩萨信仰[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24.

[13]藏外道书：12册[Z].成都：巴蜀书社，1994：803.

[14]段玉明.《玉历至宝钞》，究系谁家之善书？[J].宗教学研究，2004，（2）：36-43.

[15]孟元老.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12.

[16][18][23]朱恒夫.目连戏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36，72—89，246—249.

[17]郑之珍.朱万曙校点.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M].合肥：黄山书社，2005.

[19]大正藏：49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414.

[20]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A].唐研究（第四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96.

关于游记的作文篇8

中国旅游终于有了一个耀眼的符号――“5.19”!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旅游日”的批复》(国函[2011]42号)，自2011年起，每年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5.19”对于国际旅游城市的桂林真是甘霖雨露!

“5.19”体现了桂林与徐霞客的情结。在398年前(公元1613年)的“5.19”，徐霞客写下《徐霞客游记》开篇语。《徐霞客游记》的最大贡献在于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其中记载最多的是岩溶(喀斯特)地貌。桂林是世界岩溶地貌之都，徐霞客于崇祯10年4月28日至6月11日，在桂林、阳朔一带游览43天，途经全州、兴安，探湘江源，考察灵渠运河，游遍桂林的虞山、叠彩山、伏波山、七星岩、隐山、雉岩、南溪山、崖头山、荷叶山、象鼻山、穿山、龙隐岩、屏风岩、中隐山、牛角岩、狮子岩等等。其中，七星岩和雉山分别上过两次和三次，攀登过尧山，畅游了漓江，考察阳朔附近的龙洞、来仙洞、读书岩、白鹤山。在七星岩，他详细地记载了那里千姿百态的石钟乳、石笋、石乳等地形。在《徐霞客游记》里的《七星岩日记》，就是徐霞客游览七星岩后留下的记录。《徐霞客游记》成为世界上最早研究岩溶地貌的科学文献，比曾经一度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研究岩溶地貌的德国地理学家曼于1858年的记述要早200多年。桂林成就了徐霞客的事业，桂林也因徐霞客的事业而蜚声于世。

“5.19”将极大地提升桂林旅游的发展。“5.19”对桂林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5.19”为桂林旅游创造了发展的大环境。桂林旅游在进入转型期的关键时期，成为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桂林旅游综合改革的层面在于“国家”。在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之后，将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是中国旅游新发展的序幕，为把旅游业建设成为具有战略性的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服务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桂林将借势发展，如虎添翼。其次，“5.19”有利于桂林发掘和整合大量的旅游资源。徐霞客在桂林游历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描述之丰富、语言之优美，必将吸引更多游客的向往，同时也使桂林旅游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资源组合的题材。“徐霞客之旅”必将成为桂林旅游永恒的主题。再次，“5.19”有利于桂林旅游的开放和合作。桂林是徐霞客游历的16个省(自治区)中的主要区域，桂林有理由凭借自己的优势，以“徐霞客”为平台.在开放和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5.19”给桂林带来的不仅是旅游的发展.而且是桂林未来的科学发展。其一，“5.19”对旅游业的推动就是对现代服务业的推动，就是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二，《徐霞客游记》的科技价值、文学价值是桂林科技和桂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成为促进桂林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元素。其三，“徐霞客精神”将推动桂林勇攀高峰，桂林迎接“5.19”，办好“5.19”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城市品位、市民素质和服务质量的过程。总之，“5.19”将使桂林城市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更加美满，“5.19”就如同进军的号角激励我们扬鞭跃马，再创辉煌。

关于游记的作文篇9

游记作文就是把自己游览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叙下来。一般的游记作文，都是写以游览看到的景物为主的记叙文，写作的重点就是把看到的景物写下来。写游记作文，应该在参观游览的同时，要仔细观察景物的特点，并把看到的景物特征记叙下来，然后写成作文。但写游记作文不能像记“流水账”那样，把每一样都记下，而是应该有选择地进行记录，即记下印象深刻的事和物。

写游记作文，要有一定的空间顺序。而这种顺序，又往往和观察的顺序一致起来。观之有序，才能言之有序。按照见到景物的次序，来写所见到的景物。不妨沿着游览路线，看一景，写一景；写完一景，再写一景。写景也要有选择，不是所见所闻都写，更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抓住重点进行详写。游览的顺序，往往也是作文的顺序。因此，在写游记作文时，必须以游览为线索，由先而后记述游览过程中所见到的景物。这样，游览的地方才会给人一个清晰的、全面的印象。常见的顺序有以游踪为序，以方位为序，以景物类别为序。

写游记作文，要写出景物的特点。在参观或者游览一个地方时，所见所闻很多，但不能事无巨细统统都写上。如果什么都想写，就什么都写不好。选择好记叙的重点，是写好游记作文的关键。只有仔细观察，抓住景物特点，才能写得准确、生动、形象。应该选那些有代表性的、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景物来写。如《桂林山水》，就是抓住桂林最有的景物――“山”和“水”来做文章，写出了桂林的山“奇、秀、险”和漓江的水“静、清、绿”的特点，突出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中心。大自然的景物各不相同，都有自身的特点，要认真回味游览时的所见所感，选取自己印象最深刻、最有特色的的景物，进行具体描写，将景物的特点写出来。

写游记作文，要融入自己的感情。游览时，无论由情及景，还是由景生情，都离不开表达。写景时不要忘记自己与景物之间的关系，要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感情、感受写进去，才能给人一种身上临其境之感。在描写景物的过程中，寄情于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进作文中去，做到既有所见所闻，又有所思所感。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那就是在写作时，一定要分清详略主次，要把看到的景物中印象较深的景物写下来，其余的可以写得简略些，这样才能突出作文的重点，才能写出游览的意义。

写游记作文，还应把开头和结尾写得简略些。开头要交代清楚时间、地点和人物，结尾应用议论和抒情的方式写下自己的感受。

关于游记的作文篇10

轻游戏已成为当前计算机在教育领域的典型应用，集教育性、趣味性、形象性、互动性和开放性等优点于一体。文章首先介绍轻游戏的相关基础知识，然后讨论了其开发过程和主要内容，最后通过开发一款教学游戏“暑期旅行记”践行相关理论。

1 相关知识

轻游戏，又称轻型教学游戏或教学游戏，是一种具有电子游戏重要特征的教育软件，是一般计算机游戏与当前教育需求结合的产物。它能够充分利用玩家在游戏时的内在动机实现教育教学目标，通过典型的好奇、挑战、竞争、合作等心理特征和教育形式，驱动学生掌握课程内容。

轻游戏在设置游戏角色、游戏目标和游戏规则时有效融入了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情境等元素，其中均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如多元智能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科教学理论、游戏教学理论、教学设计理论和游戏设计理论等。

轻游戏在教学中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其积极性，面向全体并适应个体差异，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促进其全面发展。

2 轻游戏设计

轻游戏设计与开发过程一般包括主题定义、教学设计、游戏设计、文档编写、开发实现与试用评价等方面。

主题定义 主题定义包括教学内容选择、需求分析、可行性分析等方面。

轻游戏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教学内容，一般具有时空特性的过程性知识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记忆，采用游戏形式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开发时通常采用特定场景把抽象的事物片段联系起来以便描述。与其他软件开发一样，轻游戏同样需要详细的需求分析，弄清楚问题的要求，包括必要数据的输入与输出。同时可行性分析也是轻游戏开发必不可少的环节，包括经济条件、技术水平、预期效果评价等。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轻游戏设计的关键环节，是软件系统构建的基础与前提，主要包括学生特征分析、学习目标分析与教学内容分析等。学生特征分析是教学设计的基础环节，学生认知水平与能力、情感状态、动机需求和社会特征将对信息的获取和加工产生重要影响。在教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学生自身条件以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学习目标是对学生把握教材内容程度的要求，一般包含多个层次和方面，它能够帮助学生正确定位努力的方向，有效促进学习过程实施。学习内容分析是指为了实现教学目标，精选教学内容并以适当的方式展现出来，把握重点内容和难点内容，其效果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游戏设计 游戏设计是教学游戏设计的主体部分，包括游戏对象、游戏规则、游戏情节、游戏主旨、游戏行为和游戏条件等方面。游戏对象是参与教学游戏的玩家或对象，其中学生是主体，游戏是客体。游戏规则是游戏过程中各元素约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它对于保证游戏正常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游戏情节是贯穿游戏具体活动过程中的故事内容，对激发好奇、促进挑战、构建幻想、协调竞争和合作具有重要作用。游戏主旨是游戏的目标，轻游戏是在娱乐情境下促进学生自主学习，重组和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兼顾娱乐与学习。游戏行为是游戏对象在游戏活动中一系列动作的总和，包括语言和动作的交互及其反应。游戏条件指游戏必备的软硬件条件，如计算机及其设备、必要的操作系统和相关软件支持。

开发实现 开发实现是轻游戏设计的实施阶段，主要工作是在合适的开发环境中利用有效的工具来编写游戏。目前主流的游戏开发工具主要有C/C++、Visual Basic、Java、Flash与Action Script等，其中Flash具有的矢量图系统、流式播放技术、良好的交互性和文件容量小等特点，使其在轻游戏开发中得到广泛应用。

文档编写 教学游戏软件开发过程中，应该按要求编写好必要的文档，如项目开发计划、软件需求说明书、概要设计与详细设计说明书等。文档编制要求具有针对性、精确性、清晰性、完整性、灵活性和可追溯性。

试用评价 经过测试后的轻游戏软件，在一定样本范围内使用测试版，进一步发现软件开发阶段中存在的程序性错误并进行修正完善。同时搜集试用者的反馈信息，分析评价系统的游戏性和教育性。

3 轻游戏设计案例

基于上述轻游戏设计流程，结合小学多学科教学开发了一款教学游戏“暑期旅行记”，让学生在娱乐时兼顾文化知识学习，促进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

主题定义 “暑期旅行记”以旅游为主线，通过旅行规划、旅行游览和旅游后记三个阶段，学习和巩固数学运算、语文阅读、地理常识和历史典故等内容，提高学生逻辑优化能力，培养欣赏人文景观和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感。

教学设计 游戏教学设计按照旅行的三个阶段进行划分，分别突出其侧重点。

旅行规划阶段主要体现数学运算的知识，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各类数据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培养其统筹计算与优化的能力，主要解决旅游线路选择、行程时间安排、交通工具选择及费用计算管理等。

旅行游览阶段主要体现语文写作、地理常识和历史典故应用能力，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词汇运用、作文手法、地理概貌、风土人情、历史故事与名言警句等知识，主要完成旅行随记、地理知识填空、名言警句书写等问题。

旅行后记阶段主要体现学生综合运用能力培养，搜集相关素材并结合旅行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培养学生的归纳演绎、应用文体书写能力等。

游戏设计 “暑期旅行记”采用“积分奖惩”策略激发学生游戏，玩家完成某个旅行任务时将获得相应积分，如正确计算差旅费用管理、帮助“驴友”解决问题；若不能完成该任务也将会扣除相应积分，如不能正确填写名言警句，向“驴友”求助解除危险。游戏场景依据旅游阶段不同实时切换，并根据不同景观设置相关任务。如在“泰山”景点处将出现一些典型地理图片（如天烛峰、日观峰、百丈崖）、历史典故（如孔子登泰山、封禅祭祀）等，以及登山路径及方式选择等，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游戏角色设置除了充分考虑旅游胜地特征外，依据教学内容难度可选择“驴友”结伴而行，一般同伴越多旅行费用越多。“驴友”的各项能力通过积分体现，如有的驴友擅长解决数学问题而欠缺地理知识，而有的“驴友”擅长语文和历史而数学能力一般。

实现与试用评价 “暑期旅行记”采用Flash作为开发工具，基于软件工程思想依据教学游戏开发流程完成整个系统开发与测试，保证软件的正常运行，然后在适龄的小学生中进行局部的知识性和游戏测试，通过统计数据显示该游戏在复习学科知识、自主学习新内容、拓展应用视野等方面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能够有效辅助课堂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