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十篇

主观幸福感篇1

总体幸福水平有一个公式：H=S+C+V。总体幸福水平有一部分是先天因素S，大概占到了50％；还有环境因素C，比如外在的财富声名，包括你生活的状态；最后一点是主动可控的部分V，正因为有这些可控的，才有研究这门学科的可能性。有的同学比较好奇：遗传因素的影响，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出来的？科学家研究了一些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的人，这是经常做的双生子研究。同卵双生遗传物质是非常一致的，异卵双生就不是了。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幸福感联系非常密切，最后计算出来占50％。影响的因素包含个性因素，比如这个人很神经质、敏感、内向，他就更容易不快乐。还有10％是环境因素，比我们想象中的低得多。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记住上次给你带来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它给你带来的幸福感到底持续了多久，而在美国研究那些中得头奖的人，发现在一个月之内，他们就恢复到了得奖之前的幸福水平。我们知道中奖是改变生活轨迹的事情。同样，大部分车祸幸存者在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严重的肢体损伤和亲人的离世，也会回到之前的幸福感水平。这告诉我们一个规律，人类高估了坏消息对我们的破坏力，低估了我们对好消息的适应性。你还能想起一年前令你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吗?想不起来，大部分可能你都忘记了，而当时你会觉得非常痛苦。还有40％的幸福感是可以通过我们主动行动获得的，当我们对生活做一些改善的时候，是可以提升幸福感的。

有人说，50％都由遗传基因决定，那我还能做什么？先天已经决定了我很大的幸福比例。我想说的是，就像每个人的智商也有高有低，但是这并不一定会影响你的学业或职业成就。大部分智商差的人在工作上未必就比不上智商高的人，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智商是多少，而是你能不能充分发挥你本有的智商，利用你拥有的社会资源做你最好的行为表现。即使50％已经被决定了，你依然可以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去过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不是全由先天决定。其实主动的行动比环境更重要。所以当我们抱怨环境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叫“托付心态”。

在去年12月，有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就是姜岩跳楼案。在这件事情中，姜岩跳楼了，之前她曾用安眠药自杀未遂。她资助他的先生王菲上完了四年大学，王菲在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另一个22岁的女孩，据说这个女孩还拿他们的钱出国旅游，总之这些事情给姜岩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想说的是，这件事并不是说王菲没有责任，但网友一边倒的口诛笔伐确实让生者非常受伤害。姜岩认为我这么辛苦为你付出，我这么爱你，你就应该对我负责任，你应该让我幸福快乐，你不应该让我受伤害，这就是托付心态，她已经把幸福的责任托付给了别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对自己的幸福负责，怎么能希望别人对我们的幸福负责呢?这种情感是非常沉重的，有期望的。

有个厨师特别喜欢做烤鸭。有一天来了客人，他就做了一只烤鸭，然后看到底谁吃了他的烤鸭。他发现这一桌的人只有一个人吃了他的烤鸭，然后这个厨师就非常愤怒，拿着菜刀冲出去问大家：“你们为什么不吃烤鸭？烤鸭是这桌菜中最好吃的！”大家听到这儿都笑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都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比如妻子跟丈夫说，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丈夫会说我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吗?父母会对孩子说，我们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能理解呢?上司对下属说，我这么辛辛苦苦培养你，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呢?我们付出的时候总是会抱着这样的期望心态，当这种托付一旦没有成功，我们就会把自己扮演成另外一个角色——受害者，而且扮演受害者是有成瘾性的，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别人的关注，可以减轻自己的内疚感，让更多的人来爱他(她)，让所有的人都觉得，都是那个陈世美不对，我是没有责任的。我觉得某某用死来报复了所有的人，从某种角度讲伤害了活着的人。讲得有点远了，但终究是为了说明，幸福取决于我们的主观行动，而不是取决于别人给了我们什么，或者环境怎么样。在主观行动中，你怎么看待自己就决定了你怎么看待别人、怎么看待世界，这种看待方式也很大程度决定了你是不是幸福。

我们来做一个游戏。下面我会给大家10秒钟，数一数这张图上一共有多少种几何图形。(数10秒)好，知道答案的请举手，不要说话。人不多。还有两个问题给大家：一，图上的钟指到几点？知道的请举手。没有人。二，图上公共汽车上坐着几个孩子？知道的请举手。好，有3个。我们来看看刚才那个图。表指的时间大概是10点10分，汽车上有4个小孩。我想问，为什么能回答后两个问题的人比第一个问题要少很多呢?对，有一个注意力的问题。当我们看这幅图的时候，所有的视觉元素已经进入我们的视网膜，但有的东西我们对它视而不见，因为我们选择性地注意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看不见，其实不是我们眼睛有问题，而是我们脑袋有问题。

主观幸福感篇2

[关键词]休闲活动；正性情绪；负性情绪；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9－0074－05

1、引言

在繁忙的现代社会中，工作和休闲成了日常生活的两大主题。当人们暂时从工作中抽身时，总会选择用休闲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人们在休闲活动上花费的心思越来越多，对休闲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并且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休闲活动对调节压力、维持身心健康有一定作用。

1.1　休闲活动

关于“休闲”一般有3种理解。第一是从时间角度，即采用“两分法”把一天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这种划分比较笼统，不够精确，因为在工作时间之外，还有睡眠时间、家务劳动时间等，可见，业余时间并不等同于休闲。第二是从活动内容角度，大致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娱乐、休息和自我实现。娱乐的休闲是指闲暇时所做的任何以寻求舒松与愉快为目的的活动，完全出于兴趣，谋求的是良好的生活质量。休息的休闲是指闲暇，通常包含体力的恢复、精神的放松、对社会责任的逃避等，是对消极自由的一种体验，即可以“不做什么事情”。自我实现的休闲追求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生命意义的建构，通常表现为提高型活动和创造型活动。由此可见，休闲活动是闲暇时间内所从事的活动，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进行选择。个体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悦，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第三是从内心的感受、精神状态角度。休闲都会追求娱乐性的愉，但愉发生的层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有感官性层面的，有精神性层面的；愉觉的性质也有所不同，有刺激型的，有闲适型；另外，获取愉的方式也不同，有动态休闲，有静态休闲。

休闲活动种类繁多，差别万千，但总体而言，休闲活动主要具有享乐、健康、审美、促进人全面发展等四方面的价值。人们会因为不同的价值需求而选择不同的休闲活动，但无论哪一种形式的休闲活动，对于生活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现代人来说都是一剂良药，可以避免由于心理压力过大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1.2　主观幸福感

目前，最广为接受的主观幸福感定义出自迪纳(Diener)的理论，他认为主观幸福感包含3方面的内容：认知评价、负性情绪和正性情绪。认知评价是主观幸福感中的认知性因素，是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即生活满意度。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是主观幸福感中的情感因素，双方对比权衡会影响主观幸福感，即正性情绪越多，负性情绪越少，主观幸福感就越高。可以说，主观幸福感更强调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

1.3　休闲活动与主观幸福感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大量研究发现，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非常广泛，例如性别、人格特质、健康状况、社会文化、工作类型、收入水平。

休闲活动能否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呢?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休闲活动的确有助于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伯杰等人(Berger，et al.)研究了体育锻炼对情绪的影响，发现参加体育锻炼后，普通人群在情绪上会有明显短期的积极变化，紧张、抑郁、愤怒和困惑水平出现下降，当参加的练习保持在中等强度并持续25～70分钟时，锻炼者均会获得情绪上的改善。因此，休闲体育活动有助于改善情绪状态，特别是参加快乐性的活动对情绪的改善非常大。另外，在体育活动中，锻炼者对运动技能掌握的成功体验也可增加参加者的自信和自尊。例如福克斯(Fox)的研究发现，休闲体育活动对个体的身体外观和躯体意象的知觉有显著影响，因而休闲体育活动是一种提高个体整体自尊水平的有效活动。休闲活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短期的情绪改善，它对个体长期的生活质量也有重要影响。体验休闲可以使个体一些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休闲的不足将会导致人们生活质量的降低。阿盖尔等人(Argyle，et al.)从多种不同的研究中发现，积极的休闲体验可以产生积极情绪，进而提高旅游者的主观幸福感。吉尔伯特等人(Gilbert，et al.)在对比分析经常度假者与非经常度假者时，发现度假者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非经常度假者。

对于休闲活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活动频率理论，该理论认为，更多次更密切地从事某种具有愉悦感的活动，将会带来更大的幸福体验；另一种是需求满足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的需求被满足将会提升主观幸福感，而休闲活动正好可以满足人们的多项需求。

目前，国内对休闲和主观幸福感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少，并不足以揭示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休闲活动对主观幸福感究竟有何影响。同时，仅有的几个研究也只是以大学生和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对于位处中流砥柱的中青年人群却较少涉猎。中青年人群正处于工作时期，肩负社会和家庭两方面的责任，承受的压力也更大。那么休闲活动在中青年人群的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又有何影响呢?这就需要在研究中给予特殊关注。此外，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对休闲活动方式进行区分，而事实上，不同的休闲方式带来的效果也可能不同。因而有必要在研究中对休闲方式进行分类，考查不同休闲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有差异。鉴于以上两点，本研究将以中青年在职员工为对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究休闲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区分不同休闲方式作用的差异。

2、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2009年4～5月，地点在北京市。此次调查以各行业在职员工为调查对象，现场向被调查人员发放并回收问卷。问卷发放前首先向被调查者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并征得其同意，事后给予小礼品作为报酬。问卷作答过程中由调查人员随时回答被调查者在作答过程中的疑问。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77份，剔除漏答较多的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460份，问卷回收率为95％，回收问卷的有效率为96％。调查样本中男性221人，女性239人，分别占总样本量的48％和52％；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l岁，其中18～25岁样本的比例为37.4％，26～35岁样本的比例为35.6％，36～60岁样本的比例为27％；调查样本中大专以下学历者占29.6％，大专学历者占40％，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30.4％；已婚者占总样本量的50.7％，未婚者占总样本量的49.3％；已有子女的员工占总样本的34.8％，没有子女的占65.2％；国企以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员工占总样本量的77.4％，私企 以及其他工作单位的员工占22.6％；在工作单位中处于管理层的员工占22.4％，一般员工占77.6％。综合来看，本次调查的样本以中青年在职员工为主体，涵盖多个行业，且对本次调查的配合度较高。因此，本次调查样本为研究中青年人群的休闲和主观幸福感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基础。

2.2　测量工具

休闲活动问卷改编自诺丁汉休闲问卷(Nottingham Leisure Questionnaire，简称NLQ)。NLQ共有37个项目，本研究删除了一些不太符合中国国情的休闲项目，保留了32项。根据以往对休闲活动的研究，本研究将32项休闲活动分为4类：第一类为运动性的休闲活动，包括能锻炼体魄，培养技能的一些项目，如打球、登山、游泳、骑车、划船，共10项；第二类为艺术性的休闲活动，包括一些能培养情趣和气质并增进个人心智能力的活动，如绘画、写作、书法、音乐欣赏、阅读，共8项；第三类为社交性的休闲活动，包括能学习社交关系、增进人际关系的一些活动，如探亲、宗教性活动、郊游、聚会，共7项；第四类为康乐性的休闲活动，主要涉及日常生活中那些纯粹为了放松和消闲，一个人可随意进行的简单易行的娱乐活动，如看电视、看电影、听广播、逛街，共7项。问卷采用3点计分，2代表“经常参加”，l代表“偶尔参加”，0代表“从不参加”。4类休闲活动相加得到的总分为“总体休闲”。本研究中问卷的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α值为0.84，运动休闲、艺术休闲、社交休闲和康乐休闲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值分别为0.73、0.64、0.62和0.51。

主观幸福感中情绪维度的测量采用沃森(Watson)编制的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PANAS是个成熟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国内有研究证实，该量表适用于中国人群。PANAS的正负情绪维度各有10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法，1代表“一点没有”，5代表“非常强烈”。本研究中，负性情绪和正性情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值分别为0.89和0.88。

主观幸福感中的生活满意度的测量采用迪纳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有5个题目，采用7点计分，1代表“很不赞同”，7代表“很赞同”，各项目得分相加为量表总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值为0.87。

3、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经过初步整理后，采用SPSSl6.0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处理和分析。首先进行关于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其次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3.1　休闲活动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性别显著影响个体的休闲活动，其中，男性在艺术休闲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女性(M1＝7.04，SD1＝2.73；M2＝8.07，SD2＝2.79；t＝－4.005，p＜0.001)，在康乐休闲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效应(M1＝7.91，SD1＝2.23；M2=8.51，SD2＝2.35；t＝－2.808，p＜0.01)。

有无孩子会影响休闲活动。具体来讲，有孩子的个体康乐休闲活动更少(M1＝7.59，SD1＝2.23；M2＝8.57，SD2＝2.28；t＝－4.43，p＜0.001)。引人性别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性别和是否有孩子这一变量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F＝4.07，df＝1，456，p＜0.05)。无论是否有孩子，男性在康乐休闲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M1＝7.61，SD1＝2.30；M1＝8.10，SD2＝2.17；t＝－1.61，p＞0.05)；而有孩子的女性在康乐休闲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没有孩子的女性(M1＝7.57，SD1＝2.16；M2＝8.95，SD2＝2.31；t＝－4.41，p＜0.001)。

3.2　休闲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运动休闲、艺术休闲、社交休闲、总体休闲与正性情绪、生活满意度都呈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绪的相关都未达到显著水平；康乐休闲与情绪、生活满意度的相关都未达到显著水平。

3.3　休闲活动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分别以总体休闲和运动休闲、艺术休闲、社交休闲、康乐休闲为预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的负性情绪、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为结果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从表2的结果来看，运动休闲、艺术休闲、社交休闲和总体休闲对正性情绪、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负性情绪没有预测作用。康乐休闲对正性情绪、负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4、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休闲活动对中青年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比较不同休闲方式作用效果的差异，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不同人群在休闲活动方面存在差异。从人口学变量的研究来看，性别以及是否有孩子都会对休闲活动产生影响。就性别差异来看，男女在艺术休闲和康乐休闲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得分都要高于男性。这可能和社会性别角色期望有关。社会期望女性更偏于安静和情感的敏感性，而艺术和康乐休闲符合安静和情感要求的特点，因此，女性可能对这两种休闲方式有偏爱。关于孩子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有孩子者在康乐休闲上的得分显著地低于没有孩子的人，是否有孩子对男性的康乐休闲没有影响，但是却会降低女性的康乐休闲量，这可能是由性别角色差异造成的。在中国，女性除了工作还要肩负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责任，因此用于休闲活动的时间就会受到影响。相对而言，男性受孩子的羁绊要少一点，康乐休闲的时间也会多一点。

(2)休闲活动对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用总体休闲和4种休闲方式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做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总体休闲对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和本研究的假设相一致，表明休闲活动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关于总体休闲以及4种休闲方式对负性情绪都没有产生负向的预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休闲活动对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方面，即生活满意度方面的确有提升作用；但就情绪方面而言，休闲活动可能并未直接降低消极情绪体验，而是通过提升积极情绪的方式改变正负情绪的权衡，从而影响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3)4种休闲方式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比较4种休闲方式作用的差异发现，艺术休闲、运动休闲，以及社交休闲都对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但康乐休闲没有。这表明艺术休闲、运 动和社交休闲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更有影响力。可能是由于，相比之下，艺术、运动和社交休闲更具主动性和特异性，要求的投入更多，故而对身心的调节作用更突出，会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具体而言，进行艺术休闲活动时，个体可以暂时摆脱生活中的琐事，在审美过程中享受愉悦与宁静。另外，经常参加艺术休闲活动的个体，能够以审美的方式重新体验生活，从而获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慰藉，提升主观幸福感。体育休闲活动能够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收获。就生理层面而言，体育活动可以使人强壮体魄，减少疾病，以便更好地工作和生活。从心理层面而言，在体育活动中个体可以降低生活中的紧张和压力，宣泄压抑的情绪。同时，体育休闲活动能使个体展现生命活力，感到愉悦和自信，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因而体育休闲活动对主观幸福感有很大影响。就社交休闲而言，一方面，个体可以直接地在社交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另一方面，在社交活动中个体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这样就可以形成更大的社会关系网，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以往的研究已经发现，社会支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在强调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社会支持的重要性更是非比寻常了。个体不光从社会支持中获得心理上的支持，而且还能从中获得物质层面的支持，从而有助于事业成功，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因而社交休闲通过这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提升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中没有发现康乐休闲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康乐休闲所涉及的内容大多数是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组成部分，缺乏主动性和新鲜感，对生活的调节作用不大，因而个体很难从中获得幸福的体验。

主观幸福感篇3

[关键词]人格；控制感；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控制源(the focus of control)概念是由Rotter等1972年提出来的，并认为它是人们生活经验中对自己个性特点与及其行为后果之间关系的概括。目前在国内应用较多的控制感量表有3种：①Rotter内/外控量表。朱，雷雳考察了108名中学生的心理控制感与受欺负状况的关系。结果发现：受社会性欺负与外部控制有正相关。张雪琴的研究结果显示：初三学生的控制感、社会支持对其身心健康有显著影响。内控性的初三学生，其身心健康和社会性健康都较好；外控性的学生，社会性健康水平较低。②Levenson 1981年编制的“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李祚山，唐加祥使用该量表发现心理控制感的内控、机控，对心理健康具有较强的预测效应。内控性与心理健康中各因子和总分成负相关，他控和机控与SCL―90量表中各因子得分和总分成显著性的正相关。③成人Nowieki―Striekland内一外控制量表(ANSIE)，主要反应个体的控制感倾向，得分越低，越倾向内控，得分越高，越倾向外控。赵国秋等运用该量表研究发现：与心理内控倾向者相比，心理倾向于外在控制的人正性情感少，负性情感多，精神症状多，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

国外研究发现Rotter内/外控量表并不是单一维度，至少有两个因素。这说明该量表缺乏构念效度；内控和外控也不是一个维度上的两极。这样，在对人分类时，就不能简单地分为内控者/外控者，很可能还存在第三种人，即行为结果有时/同时取决于内部、外部因素。Nowicki-Strickland内一外控制量表(ANSIE)与Rotter内/外控量表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该测验的题目不是按一种系统的或平衡的方式来挑选的，它涉及的内容很广，每一个方面都没有足够数量的测题可供进行深入的因素分析。因此，用该量表预测外控的人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尚可，但要准确预测会在哪些方面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效度就不是很好。因此。我们选用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作为工具来进行研究。

从上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内有关控制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上。研究结果都发现内在控制与心理健康有正相关，外控与心理健康与负相关。但过去的研究只注重在特质之间的相关，即内控这种特质与心理健康这种特质之间的相关。没有区分出不同控制类型的人，如内控的人，在心理健康或其它人格维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主观幸福感被视为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内外控与心理健康存在一定关系，那么，控制感肯定会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某种关系。该研究的目的：其一在于研究控制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其二我们想通过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区分出不同类型的控制者，看内控者在主观幸福感上是否比他控或机控的人要明显地强。

根据上述国内的相关研究，我们的研究假设一是：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中的内控与主观幸福感有正相关。他控制与机控与主观幸福感有负相关。研究假设二：内控的入主观幸福感会明显高于机控和他人控制的人。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韩山师范学院在校二年级大学生277人。

2.2量表　①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简称ICP)有3个分量表，分别代表控制源构念的3个不同成分：内控(I)量表，测量人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程度；他控(P)量表，测量人们相信他人控制自己生活中事件的程度，机控(C)量表，测量人们相信机会影响自己的经历和行为的程度。②简短式中国人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共20题。采用4点利科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幸福感越强。

2.3　程序　以上问卷，在课堂上学生当堂完成，当堂收回。

3　结果

3.1 主观幸福感与控制感之间的相关 主观幸福感与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的相关，见表1。

3.2 不同类型控制者主观幸福感比较 首先，我们根据Levenson的内控/他控和机控量表中的内控，他控和机控子量表的量表分，用K―means把被试分为3类。被试分类最后的聚类中心见表2。

第一组在内控制维度上得分最高，在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上得分最低，故命名为外控低的内在控制组，第三组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两维度得分最高，内在控制较高，称为内控较高的外控组，第二组。内控制维度最低，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较高，称为内控低的外控制组。3组不同类型的控制者主观幸福感比较见表3。

经独立样本t检验，外控低的内控组，与内控较高的外控组，平均数差异非常显著，t(df=180)=4.915，P＜0.001。外控低的内控组，与内控较低的外控组，平均数差异非常显著f(df=202)=3.635，P＜0.001。内控较高的外控组，与内控低的外控组，平均数差异不显著，t(df=166)=-1.445，P＞0.05。

4　讨论

主观幸福感篇4

【关键词】 大学生 ; 主观幸福感 ;影响因素 ; 培养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1）10-1649-01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性评价”，是反映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指标。目前，许多学者都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成份。认知评价是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判断的程度也称为生活满意度；情感体验是指个体在生活中的情感感受,通常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对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分析是提升幸福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和基础。

1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对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国外近几年来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个人气质特征、认知方式、目标、文化背景、适应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内学者在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本土化研究的过程中，更多地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入手，研究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我们认为,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因素,即大学生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个体经济条件等;二是内部因素, 比如人格因素、自尊、健康状况、自我评价等。

1.1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部因素

（1）人格因素: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质高度相关。国内唐洁、孟宪璋的研究证实,外向学生与内向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显著,外倾性与主观幸福感有较高的相关,人格内外倾向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Costa和McCraeI总结了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要依赖于人格特质，不同的人格特质合导致不同的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及生活满意度。

（2）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尊会影响幸福感。Diener（1984）对大学生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发现，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他认为在众多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指标中，自尊是预测生活满意度的最佳指标之一。张雯、郑日昌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显著相关。

（3）自我效能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严标宾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是正相关关系,余鹏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明显的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在不同的自我效能水平上,有不同的主观幸福感。Hackett研究发现自我效能通过影响焦虑来间接影响幸福感,认为自我效能对个体焦虑水平有着很强的直接影响,自我效能是通过影响焦虑水平的高低来影响个体的幸福体验。

（4）: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对大学生而言,健康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如果没有了健康的身体，大学生不仅要受到病痛带来的折磨，还不得不放弃许多自己想做的事。这种状态限制了大学生的生活空间及自我实现，阻碍了大学生幸福的体验。

2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因素

2.1社会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关系为人们提供社会支持、认可,满足了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为人的爱的需要提供可能,帮助消除孤独和分离的恐惧。大学生的主要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恋爱关系、师生关系、室友关系。这些关系涉及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其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向大学生表明自己是被社会接受、认可的,有助于增强其自尊自信,提高大学生的自我评价。被接纳、爱与被爱等都使大学生产生幸福感。已有研究也证明了大学生的以上主要社会关系都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

2.2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收入不是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更多的研究者却发现,经济状况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低收入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明显低于经济状况通长的大学生。国外研究表明:经济收入仅在人们非常贫穷时对其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经济的影响就很小了。之所以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可能与经济和主观幸福感的特殊关系有关。因此,家庭经济因素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对不同个体的影响程度如何,不能一概而论,应该针对不同的个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效解决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3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培养

大学生作为社会中重要群体和未来事业的建设者，探讨和研究培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途径和方式，不仅对于其自身健康成长，同时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重要作用。

对大学生自身而言, 注意扩大交际范围,多参加朋友之间的活动或感兴趣的社团活动、学校活动，正确认识自我,联系自身的实际情况设定合适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提高主观幸福感。学校和社会也要全方位关注学生的成长，学校应该进行必要的人际交往技巧技能策略训练,开设相关的课程,帮助大学生培养良好的交往品质,克服交往心理障碍,提高人际交往的水平同时健全和谐的人格系统，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还应在良好学习心理培养、职业生涯辅导等方面加强指导，使他们以健康的心态去学习、生活，去获取成功，去证实自己、发展自己，从而树立自信心，提高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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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标宾,郑雪.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

［5］陈秀娟.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培养［J].中外健康文摘(医学理论与实践),2008，(04)

主观幸福感篇5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 幸福指数 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Subject Well-being Research and Its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ZHANG Fan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Subject well-being i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dicators of the quality life of a person， the stud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have been deepened in recent years， to promote the awareness of people's happiness， provided important inspiration to enhance a sense of well-being of citizens.

Key words subject well-being； happiness index； psychology

党的十提出了实现“人民幸福”的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人民幸福，这也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幸福是人类一切企求的最终目的，对幸福的研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许多先哲都曾对幸福做过探讨。主观幸福感为幸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实现公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主观幸福感的基本内涵、评价及相关理论

1.1 主观幸福感的基本内涵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研究源自1958年“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概念的提出。生活质量的本质是一种主观体验，它包括个人对于一生境遇的满意程度、内在的知足感，以及在社会中自我实现的体验。这一概念提出后，受到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并逐步分化为两种取向，即对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和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其中，对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侧重于对人的态度、期望、感受、欲望、价值等方面的考察，着眼于人们的幸福体验，也就是所谓的“主观幸福感”研究。

1967年，威尔逊（Wanner Wilson）出版了《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一书，标志着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的公开发表40多年以来，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推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思潮并得到了深入推进，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更加受到重视。幸福的研究涉及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积极心理学侧重于从个体的立场和主观感受来研究人们的幸福感，即主观幸福感。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存在多种观点。多数研究者较为认同爱德·迪纳（Ed Diener）提出的概念，即：主观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个人按照自己确定的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状况作出的总体性评价，它是反映一个人内心对生活质量状况认知的综合性指标。由于一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状况的认知和评价与其对自己生活质量期望程度的高低有关，因此，主观幸福感是内在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导因素相互影响所形成的一种较为复杂的心理状态。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两个部分组成。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个人对生活质量状况的综合性判断，它不同于情感评价，是衡量主观幸福感的重要认知因素和有效评价指标。

1.2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评价

主观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几个显著特征：①一是主观性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是个体依据自己确定的标准而不是用他人的标准进行的；二是稳定性特征。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的衡量是长期的，这种评价具有相对稳定性；三是综合性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包括情感体验、生活满意度认知等诸多方面，是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评价。主观幸福感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对其进行评价的特殊性。从近年来学界研究的情况看，对主观幸福感的量度有多项指标，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认知性评价。主要是对个体的生活质量情况的整体性评价，也就是生活满意度。二是情感评价。主要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方面的情感体验。②已有的研究认为，生活满意度评价是衡量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性指标，与其他评价指标相比是更有效的、肯定性的衡量标准，是测度主观幸福感的最优指标。③

1.3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相关理论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出了多种理论。从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因素来看，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可用来描述人们生活环境和幸福的更综合且更有意义的指标，成为评价主观幸福感的关键要素，对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强的理论的研究更具实际意义，在这些理论中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较高的主要有：一是期望值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个体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是基于某一特定的标准，这个特定的标准即是个体的期望目标，通过与这个标准进行比较反映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高低。这一理论也提示人们，不能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寄予过高期望，否则会对个体带来负面影响。④二是社会比较理论。这一理论发展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早期社会比较理论的观点来看，一个人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倘若对比的结果比其他人好，那么就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反之，倘若比较的结果比别人差，那么就会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把自己当下的状况与从前相比较，倘若自己的情况比过去好，那么就认为自己幸福，倘若自己的情况比过去差，那么就认为自己不幸福。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有一个因素特别重要，这就是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乐观的人常常愿意向不如自己的人比较，因为这种优越感而感受到比较高的幸福感，悲观者则完全搞相反，由于对比的挫折感而得不到幸福感。从个体收入的角度来看，生活满意度的高低与个体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呈负相关。三是评价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人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受多种判断标准的影响，这些标准与幸福感相关性的强弱程度部分地取决于个人的个性、文化和价值观。近年来，文化层面对幸福感的影响成为主观幸福感研究取得最新进展的重要领域之一。

2 主观幸福感研究对提升公民幸福感的启示

主观幸福感研究改变了人们对幸福的传统认识，为公民幸福感的评价与实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而为政府进行政策设计、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既要强调主观幸福感也要重视客观幸福度，以推动经济发展奠定主观幸福感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幸福指数作为衡量民众幸福的直观指标数值，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评价尺度。幸福指数包括主观和客观两类，前者反映人民群众需要的客观满足程度，后者体现人民群众对目前生存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必须辩证看待客观幸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人的主观感觉离不开一定的客观条件。当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发展仍然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分注重GDP，但也不能不要GDP，需要探索用新的衡量指标来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为主观幸福感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

其二，更加重视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以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弥合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比较差距。美国学者伊斯特林的研究指出，中国30多年的发展尽管所有群体的收入都上升了，但是中国转型期更明显的特征是收入不平等的恶化。在转型过程中，平均主义遭到否定，对于那些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的阶层来说，其生活满意度呈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但对于那些高收入、高教育水平阶层则是另一种景象，处于收入分配最上层三分之一的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在增加。中国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传统，分配不均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较强，是当前人们幸福感降低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正视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积极采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更加重视公平，调整、优化政策组合，推进全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其三，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减少幸福感负相关因素的影响。就业与社会保障是决定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通百姓不得不自行应对自己的生老病死，这种担忧直接降低了人们的幸福程度。入学难，看病难、房价高等社会问题都是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和不幸福的具体表象。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应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关注的方向，这就要求把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改善民生上。推进政府职能有实质性的转变，让政府更好地承担和履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更好地改善公共服务。通过改革使国力更强、发展更好，百姓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改善，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能够得到化解，不断提升公民的幸福指数。

其四，更加关注个人价值与公共决策的联系，以促进个体能力的提升推动实现劳动创造幸福。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与主体自身状况密切相关。19世纪德国无产阶级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指出，满足是一种出于自然的欲望和能力之间的和谐感。“一个人只有感到满足才能感到幸福，而一个人只要别人所具有的他也能具有，就能感到满足。因此愈是使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其每个他人所有的一切，这个社会也就愈是满足，并从而也就愈是幸福”。⑤这就提出了个体能力与实现幸福感的关系问题。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个体能力的提升是实现幸福的重要途径。同样，幸福又会进一步提升个体的主观能动性。2013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指出，幸福感具有良性边际效应，幸福的人们更长寿、更富生产力、赚钱更多，公民职责也履行得更好。个人能力与幸福感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昭示，政府在政策设计上要重视消除造成能力不平等的各种因素，个体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基础上，通过辛勤劳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注释

① 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95（3）：542-575.

② 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心理学动态，1996（1）.

③ 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心理学动态，2000（4）.

主观幸福感篇6

一、主观幸福感概述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状态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是以个体的主观判断为标准界定幸福，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现实环境发生了什么，而是个体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会怎样解释、在认知上会怎样进行加工分析。SWB主要包括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所做的总体自我认知评价，独立于情感体验；后者是指对于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包括积极情绪（开心、快乐等）和消极情绪（忧伤、焦虑等）。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主观幸福感（SWB）正日益受到重视。[1]

二、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

1.主观幸福感量表。廖深基等运用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SPSS统计分析，该量表包括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感平衡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由Diener等人（1985）编制，包括5个项目：生活接近理想、生活状况、生活满意、得到重要的东西、肯定人生道路。情感平衡量表由Bradburn等人（1969）编制，用于测量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2]李文砚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份量表并做了修改，他删除了生活满意度量表过时的5条，重新增添了个人内心体验题6道，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采用Kammann和Flett(1983)年编制的20个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的完整陈述项目。[3]凌霞、黄韫慧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心理幸福感量表研究了高校辅导员幸福感与工作倦怠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其中心理幸福感量表由Ryff(1989)编制，包括6个维度，每个维度20个条目。[4]

2.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Fazio,1977)]。该量表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包括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快乐心境、情感和行为控制、松弛与紧张6个因子，33个项目。[5]佐玛运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对独立学院辅导员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调查研究。潘焱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前18想题目进行了测试研究。[6]

3.自编制量表。郑勇通过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开放式问卷、个别访谈、专家审核和问卷编制组共同整理分析编制了辅导员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较好地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7]刘会会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自编的《高校辅导员幸福感印象因素》问卷对北京高校450名辅导员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

4.综合幸福问卷。姜华、邹雪莲从苗元江博士论文《心理学视野下的幸福》附录的综合幸福问卷截取了主观幸福感问卷和自述幸福感部分进行了研究。

三、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1.人口统计学变量

（1）性别。关于性别与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表现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男女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差异。廖深基等（2008）通过对211名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和50名辅导员的访谈发现性别无显著差异，[8]姜华和邹雪莲（2011）指出男女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并无太多差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9]第二种观点认为男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女性。刘会会与郭梅观点一致，郭梅（2008）研究表明男性辅导员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明显低于女性辅导员，在消极情感上女性得分高于男性，但差异不显著。[10]

（2）婚姻状况。较多的研究表明（姜华，邹雪莲，2011；刘会会，2011），已婚的辅导员能得到较多的家庭支持、较强的归属感及较多的精神寄托，[11]已婚辅导员在生活满意度和自述幸福感体验上明显高于未婚辅导员,而在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的体验上，二者无显著性差异。[12]

（3）工作年限。关于工作年限和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不尽一致。姜华和邹雪莲（2011）指出不同工作年限的辅导员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工作1-4年的辅导员幸福感相对较弱，工作9-12年的辅导员幸福感相对较强，工作12年以上的辅导员幸福感开始减弱；[13]廖深基（2008）指出工作5-8年的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相对较强，工作8年以上的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日益减弱；[14]郭梅（2008）指出辅导员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在工作年限这一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工作6年以上的辅导员整体生活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工作3年以下的和工作时间在3年到6年之间的。积极情感得分高低排序也与整体生活满意度一样，消极情感方面顺序与前两项相反；[15]刘会会（2011）指出7年以上辅导员的幸福感水平高于3年以内的，3年以内与4-6年及4-6年与7年以上的辅导员幸福感水平差异不显著。[16]

（4）年龄。凌霞（2009）指出年龄越大，收入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17]廖深基（2008）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18]刘会会（2011）研究指出年龄在36岁及以上的辅导员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29岁以下的辅导员。[19]

（5）学历。凌霞（2009）研究表明学历越高，工作倦怠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的下降在从业年限较长的情况下更加明显。[20]郭梅（2008）认为硕士毕业的辅导员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得分明显高过本科生辅导员，硕士辅导员对生活充满信心，坚信自己能从辅导员岗位转岗。 [21]

（6）职称。大部分研究表明中级职称的辅导员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凌霞（2009）指出职务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郭梅（2008）和刘会会（2011）分析得出：不同职称的辅导员在整体生活满意度这个维度上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中级职称的辅导员在整体生活满意度分量表上的得分明显高过初级职称和无职称的，刘会会进一步指出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辅导员间的幸福感水平差异不显著。[22]但是廖深基（2008）的研究表明不同职称的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23]

2.社会因素

（1）学校类型。廖深基分析了不同学校类型的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有极其显著差异，专科院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最佳．其次是本科院校辅导员，最后是成人教育学校辅导员，而且成人教育学校辅导员负性情感明显高于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但正性情感差异并不明显。[24]

（2）职业特点。研究表明，工作倦怠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25]职业倦怠、职业发展前景、职业工作的难度影响着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26]

（3）社会支持。研究表明，爱情支持和社会支持的强大有利于提高辅导员幸福感。[27]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信任、尊重、相互理解，能促进个体形成幸福感。[28]良好的爱情关系能得到较多的情感和物质支持。

3.个性心理。研究表明，健康积极的人格因素提高主观幸福感。张莉（2011）在研究中指出人格因素和应对方式影响着主观幸福感，不同的人格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以及生活满意度。积极、主动、乐观的应对方式能更多地体验到幸福感；[29]刘会会分析得出乐观倾向、自我效能强、人际自信就能够体验较高的幸福感。[30]

（二）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总体结论

研究表明，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发展趋势不一致。姜华和邹雪莲（2011）指出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廖深基指出高校辅导员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所体验到的正性情感相对较多，负性情感相对较少；[31]李文砚（2010）研究发现皖北地区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32]

四、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目前，关于高校辅导员这一特殊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凤毛麟角，只是近几年才开始研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研究结论也不一致。随着高校辅导员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日益重视。首先应编制出适合中国高校辅导员这个特殊群体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其次，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影响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同时加强对高校辅导员的内心机制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艳超.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J].科教文汇,2011(10):176-177.

[2][8][14][18][23][24][31]廖深基,张本钰,林斐.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调研研究[J].海峡科学,2008(9).

[3][32]李文砚.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J].池州学院学报,2010(6).

[4]Ryff,C.D.Beyond ponce de leon and life satisfac-tion:New directions in quest of successful ag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1989(12).

[5]陈学金,邓艳红.近年来国内教师幸福感的研究综评[J].教育导刊,2009(3).

[6]潘焱.重庆市高校辅导员工作效能感现状及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

[7]郑勇,虞晓东,李建伟.高校辅导员幸福感量表的编制[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12).

[9][12][13]姜华,邹雪莲.关于辅导员幸福感的研究[J].人力资源管理,2011(8).

[10][15][21][22]郭梅.地方高校辅导员人格特征、工作压力及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1][16][19][22][27][30]刘会会.高校辅导员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2011.

[17][20][25]凌霞,黄韫慧.高校辅导员幸福感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J].高校辅导员学刊,2009(10).

主观幸福感篇7

1.主观幸福感的涵义

西方心理学对幸福感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Arkoff（1968）将幸福感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将幸福感定义为一种知足、满足、安心、安详的状态。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是快乐、充实、意义三者的结合（Positive Psychology in Clinical Practice）（彭文会，黄希庭 ，2013）。而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则认为，一个人想要达到蓬勃人生，就必须有足够的PERMA（Positive emotion、Engagement、Relationships、Meaning and Purpose和Accomplishment），即积极情感、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这五个字母分别代表幸福人生的5个元素（Seligman M E P ，2012）。中国学者认为，幸福感是个体拥有更多的正性情绪和更少的负性情绪，以及满意的整体生活质量（黄桂姣，2011）。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研究主题。它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其基本特点是：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认知评价和情绪。其中，认知评价主要是指个体对其生活状况的看法和满意程度；情绪又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 （刘仁刚，1998）。

主观幸福感与快乐不同。快乐是一种暂时性的体验到幸福的，而主观幸福感则是一种整体的体验，具有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它是个体对过去生活的回顾、对现在的考量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判断后得出的总体生活状态的判断。并不是在某个短暂时间里的即时体验（Raibley J R，2012）。

2.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众多。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运用了丰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证明了经济、健康、人格、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经济情况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前期的研究结论显示，收入水平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呈正性相关。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研究表明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减少（黄立清，邢占军，2005）。

Bowling（1991）等用LSR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只有健康状况会影响85岁以上老年人的幸福感（Bowling A，Browne PD，1991）。项曼君等专家的调查表明，健康自评是影响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最大的因素（孙鹃娟，2008）。这里的健康状况是通过自我评定得来的。

Cohen提出了人际关系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两种模型：主效应模型（为个体日常生活提供愉悦和不孤独感）和缓冲器模型（在特殊时期为个体提供精神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持）（余鹏 ，2005）。

DeNeve（1999）的研究发现人格的很多维度，如：开朗、乐观等也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着影响。 不同人格维度对幸福感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影响力，多种因素通过人格影响幸福感（刘仁刚，龚耀先，2000）。

锚定点理论认为幸福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Lykken D，Tellegen A，1996）。明尼苏达的双生子研究发现也证明了这一观点（Diener E，Oish S & etal，2003）。比较理论认为，三种形式的比较：个体与其他个体的比较、个体与过去自己的比较、个体与理想中的自己的比较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王燕，2007）。

此外，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也会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黄立清，2005；苗元江，2004）。

3.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工具

根据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心理学研究者们编制了很多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有效工具。

Adams针对老年人而编制了生命满足感指标（LSI-A）量表 （Adams，D. L，1969）。Neugarten制定了一个只有20个条目的自评式生活满意感评定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A（LSI-A），以弥补运用其编制的《生活满意感量表》进行调查需要深度访谈的不足（刘仁刚，1998；Neugarten B L，Havighurst R J & etal，1961）。除了以上专门为老年人制定的测量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外，还有一些信度、效度较好的量表也适用于对老年人进行的主观幸福感调查。

我国研究者也编制了不少具有本土特色的主观幸福感量表。《中国人幸福感量表》由陆洛编制。他认为快乐不等于幸福，幸福还应该包括个体通过自身潜能的发挥，达到自我实现的积极状态 （Lu Luo，2000）。《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由邢占军（2002）编制。该量表共有十个维度，54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综合幸福问卷》（MHQ）由苗元江（2003）编制。该问卷共有十个维度，51个项目，强调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验与实现的统一、享受和发展的统一。《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卷》由陈媛婷、吴继霞（2015）编制。该问卷共有四个维度，19个项目。这些问卷的编制为进行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查奠定了基础。

4.苏州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本研究选择了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苏州，同时它也是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苏州。2014年9月12日《苏州城市商报》报道，苏州比全国早步入老龄化社会，苏州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快，每4人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因此，调查苏州地区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了解苏州老年人的幸福现状，重点分析苏州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学历、退休月收入、户籍和等人口统计学资料，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个维度上的特点。对其研究的结果，在全国将具有示范性的意义。

4.1 研究方法

4.1.1调查对象

问卷的填写者为苏州园区及姑苏区60岁以上老人，共发放问卷174份，回收145份，回收率为83.3%；其中有效问卷138份，有效率为95.2%。138个样本的人口学资料见表1：

4.1.2 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卷》（陈媛婷，吴继霞，2015），共有“健康身体的保持”、“业余生活”、“心态和人际关系”及“精神生活”四个维度，19道题目， 5点计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分数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问卷，主要涉及被试者的性别、年龄、学历、个人月收入等基本信息。

4.1.3 深度访谈法

在问卷调查中，研究者因为与老年人沟通的需要，也对问卷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便将访谈收集到的资料对调查结果进行补充解释。

4.2 调查结果

4.2.1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

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卷总分以及各个维度的总分进行均值和标准差等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2。

通过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老年人幸福感总问卷题目的平均得分为3.73分（理论分值为3分）。总体而言，苏州地区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2）四个维度中，心态和人际关系这一维度的题平均分最高且标准差最低。表明苏州老年人的心态和人际关系状况普遍较好。（3）总问卷的四个维度中，健康身体的保持、业余生活、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三个维度的题均分比精神生活这一维度的题均分要高很多。

4.2.2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不同年龄层的多重比较

在此次的调查中，60―69岁组被试者最多，有110人，80―89岁组被试者最少，只有5人。运用多重比较，探讨不同年龄组被试在总问卷及问卷各个维度上得分的差异，结果（见表3）显示，在总问卷的得分上，60―69岁组老人显著高于80―89岁组老人。另外，在“业余生活”维度上，60―69岁组老人的得分也显著高于80-89组的老年人。

4.2.3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多重比较

运用多重比较，探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差异。结果（见表4）显示，月收入范围在0―2000元的老年人在“业余生活”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月收入在2001―4000元的老年人。不同月收入水平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总问卷得分以及问卷其余三个维度得分上无显著性差异。

4.2.4 是否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对是否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探讨中，本研究运用了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由统计结果（见表5）可以发现，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得分和“健康身体的保持”维度的得分上显著高于单独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而在总问卷的其他三个维度上无显著性差异。

4.2.5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户籍因素的影响

对是否是苏州本地人这一变量将被试分为户籍为“苏州”、“其他”两组，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见表6），在“健康身体的保持”这一维度上，苏州户籍老年人比其他地区户籍老年人得分高，且差异显著。在“心态和人际关系”维度上，其他地区户籍老年人的得分远低于苏州户籍的老年人。两个户籍分组在总问卷得分和其他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无显著性差异。

4.2.6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及有无差异不显著

参与本次调查的被试中有男性53名，女性82名，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男性和女性在主观幸福感及各个维度上的差异。结果显示（表略），男性和女性在总问卷以及问卷的各个维度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同样，有无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和问卷的四个维度的得分上，也均无显著性差异。

5.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建议

5.1 苏州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整体状况良好，精神生活有待提高

苏州是一个宜居城市，人口密度高而不密，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经济发达，文化气息浓厚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获得较高的幸福感并非难事。在此次调查中，苏州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分达到70.78分（总分为95分）。这组数据说明苏州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良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比较幸福或者是老年人由于社会赞许等原因而对主观幸福感的故意正向回答（刘萃侠，肖健等，2003）。

从表2的描述性结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被调查对象在“精神生活”维度上得分远低于其他三个维度的得分。对于这一点，研究者认为，幸福感和人的需要一样是分层次的，问卷的前三个维度主要解释了基本生存性的幸福感现状，而最后“精神生活”维度则解释了人在有了较高的生存幸福感后对发展性幸福感的追求现状。

鉴于调查结果，研究者认为，苏州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除了维持现在的良好状态，苏州城市老年人还应着重提高发展性幸福感――“精神生活”维度。这样才有利于维持和稳定总体幸福感。

5.2 低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体验高于高龄老人，保持良好心态很重要

在探究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现（表3），60―69岁组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得分和“业余生活”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80―89岁组的老年人。即低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体验高于高龄老人。此与许佳明（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体力和脑力无法保证丰富的日常活动的需要，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季节变化和消化功能的衰退等还会带来偶尔的身体健康问题。总之，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很多不利于提高和维持幸福感的因素将会凸显出来。老年人除了坚持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外，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拥有一个豁达的心胸，与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5.3 子女的发展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子女要做好自己

在对月收入水平的多重比较中发现（表4），除了“业余生活”维度，各组被试者的得分无显著性差异。苏州为老年人提供了各项社会福利，保证其基本生活。正如任杰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在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在研究者进行调查时，对几位没有退休工资或退休工资只有不到500元的老人进行过简短的询问，得知很多老人虽然自己并无经济来源，但是他们的子女会提供不错的物质支持。

相反，一些经济收入较好的老年人，其子女的发展并不好，有时，年迈的父母还需要给子女提供一些物质方面的资助。这会极大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且还会令老年人长期为子女担忧。因此，作为子女做好自己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关心和最大的安慰，也是增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良方。

5.4是否与子女同住也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关系融洽最重要

对是否与子女同住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问卷及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分析得知（表5），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得分和健康身体的保持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在对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时，有一部分老年人表达自己虽然不与子女同住，但也不会觉得孤单，因为与子女关系融洽彼此心中装着对方。也许不与子女同住这样的养老方式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没有显现出来。

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可以有更多诉说的途径，得到更多的关心和支持这对提高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帮助（方桂珍，张仁，2012）。所以，和子女同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也在情理之中。而这一切最为关键的是亲子关系融洽。

5.5本地户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新迁徙的老年人，社区工作可以有作为

苏州是一个很受外地人喜欢的城市，很多老年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苏州定居。在户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分析中发现（表6），在 “健康身体的保持”和“心态和人际关系”的得分上，其他地区户籍的老年人显著低于苏州户籍的老年人。有研究表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普遍较低（张文宏，雷开春，2008）。与外地户籍居民相比，本地户籍的居民有更多的社会支持，他们的心理状态比较稳定，没有面对陌生环境的压力，也有着较为成熟、稳定的人际交往圈（吴捷，2008）。因此，未来在加强社区工作的建设中，如何为新迁徙的老年人尽快融入和适应第二故乡提供机会，为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出谋划策。

另外，本研究关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一结果与普遍的认知一致，性别并没有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唐丹，邹君等，2006）。最后，本研究关于有无的老年人差异不显著。而王武林（2012）的研究发现，有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于无的老年人。本研究未发现类似的结果，可能是样本量不足的原因。

6 .结论

对苏州地区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中发现，苏州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体指数较高，在“精神生活”维度上还有待提高。

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进行差异分析发现，苏州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指数在性别、收入水平、户籍和变量上无显著性差异；在年龄层和是否与子女同住变量上有显著性差异。问卷各维度中，“业余生活”维度在不同的年龄层和不同的月收入水平上有显著性差异；“健康身体的保持”维度中，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的得分高于未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达到显著性水平（P值小于0.05）；苏州户籍的老年人在“健康身体的保持”和“心态和人际关系”维度的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户籍的老人。为此，本研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本研究的局限：对老年人进行调查比较困难而且耗时费力，样本量偏小。因此，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整个苏州地区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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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篇8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显著的相关。研究表明，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除了性别和年级因素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主观幸福感有着影响外，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还有很多，如控制感、生活事件、学业成绩、人际关系、气质类型、家庭结构等。

因此，为了考察在珠海地区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况，本研究将从不同年级、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入手，探究珠海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珠海大学生1~4年级共234名学生作为被试。其中男生109名，女生125名。大一学生61人，大二学生69人，大三学生59人，大四学生45人。独生子女100人，非独生子女134人。

2.2 研究方法

Fazio (1977)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 ( GWB )是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指定的一种定时性测查工具，用来评价被试对幸福的陈述，量表共有33项。本研究中采用国内段建华（1996）对该量表的修订，即采用该量表的前18项对被试进行实测，单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8和0.78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为0.56和0.88之间，内部一致性系数在男性为0.91，在女性为0.95。

2.3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输入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珠海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把本次抽取的男性样本、女性样本，分别与全国的男女性常模做了一个比较，全国男生常模得分为75分，女生常模得分为71分。表1显示，珠海地区男性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77.899，女生的平均分为77.904，都要显着高于全国男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的来说，珠海地区大学生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3.2 珠海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的比较

由表2显示，珠海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均处于中上水平，这说明男女大学生普遍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感到比较满意。

3.3 珠海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年级上的比较

从表3和表4的数据中可知各年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大一学生主观幸福感平均数M=81.3607，大二学生M=77.1159，大三学生M=77.2373，大四学生M=75.2889（见表3），并对四个年级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可得P = 0.038＜0.05，显著差异。所以我们对其作进一步比较，由表4可知，大一年级与大四年级的差异非常显著。

3.4 珠海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独生与否上的比较

从表5可知，珠海地区的大学生在独生与否上，统计结果显示其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分非常接近， 差异不显著。

4 讨论

4.1 珠海地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的情况

研究显示，珠海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全国大学生有差异。男女性都显着高于全国水平，尤其以女性为差异非常显著。从珠海地区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结果显示，珠海地区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较高。这主要是因为在调查学校中，均属于本科独立院校，这批学校的学费较一般学校昂贵，来就读的学生家庭情况大都属于经济中等以上的家庭，虽然也有不少的学生家庭情况是属于贫困水平的，但是总体来说，所调查的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水平

是较高的。另一方面，珠海属于经济特区，在经济上来说，其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经济水平也比较高。

本研究调查表明，珠海地区的大学生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这对于珠海地区的大学生个体健康心理是有利的，总的来说，说明了珠海地区的大学生的个体健康心理是良好的。但是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仍然是刻不容缓的。因此，各大高校要全方位关注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积极展开幸福教育，从积极情感教育入手，不断地调控和优化学生的情绪，使之保持情绪稳定，强化内心情感，使情绪富有效能，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

4.2 珠海地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年级的关系

珠海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个别年级上存在差异，大四年级的大学生与大一年级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与邓丽芳、郑日昌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研究结果显示，大四年级的学生对生活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低于大一年级的学生，这主要是因为大四年级的学生将面临着就业的巨大压力，面对家庭给予的压力、社会竞争带来的压力、以及学生自身施加的压力。而对于大一年级学生来说，刚进入大学生活，对学习、对生活都充满了希望，并没有感受到就业、婚恋、离别带来的压力。因此，大一与大四学生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出现了显著的差异。

主观幸福感篇9

关键字：主观幸福感；大学生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Yu Xue-li1 Dong Jia-yu2

（1. Songshan Shaolin martial arts Career Technical College，Henan Dengfeng 452470，China；2.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2000，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tatu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and personal growth，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subjective sen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from the subjective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in two aspects， carries on the elaboration.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College student

1 引言

在知识经济大潮中，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已经成为当前人们的一致愿望，大学生的数量激增，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群体，在人们的认识里，他们应当是充满活力与朝气，无限创意，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现在经常听到大学生们感叹：“空虚”、“无聊”，他们目前的状态是怎样的，我们有必要对其幸福感进行研究，如何培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大学生的成长与生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主观幸福感的概述

所谓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根据自己的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一个整体性评估[1]。它具有整体性、主观性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希图对大学生的幸福感的培养、教育和引导有所帮助。

3 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3.1 主观因素

3.1.1 自尊 许多研究都表明自尊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高自尊的个体往往积极看待自己，保持积极的正性情绪状态，乐观向上，相信自己有能力把问题处理好，从而形成较好的主观幸福感。低自尊的个体，往往被消极情绪所左右，对自己遇到的问题没有信心解决好，主观幸福感的体验相对较低。

3.1.2 人格特征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主观体验，其具有稳定性，而人格特质也具有稳定性，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 [2]。很多研究都表明，外向性人格与生活满意度有关，与负性情感无关，外向性人格乐观积极向上，当遇到不满意的事情时，会积极的进行调整，生活满意度比较高，其负性情感体验相对较少；神经质人格与消极情感有稳定的相关[3]。

3.1.3 归因倾向 自我效能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外控倾向的个体，总把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归因于外部，看待遇到的问题较为悲观和被动，遇到困难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把希望寄托在外界环境上，损害自身的幸福感；内控倾向的个体，相信自己能把事情处理好，通过努力把事情处理好了，获得了满足感，其幸福感水平相对比较高 [4]。

3.1.4 价值取向 个体的价值取向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内部价值中的自我实现可以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增强自信心，提升幸福感；外部价值如财富、美丑等对个体的幸福感没有影响。

3.1.5 心理健康水平 心理健康标准中有一条就是“具有幸福感”，心理健康作为健康的重要指标，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健康的心理是能体验到幸福感的基础。

3.1.6 其他 有研究认为，信赖对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预测作用，信任度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极其高度的正相关。性别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还没有一致的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3.2 客观因素

3.2.1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是个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和肯定的重要体现。许多研究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老师的支持，家人中主要来自母亲的支持，其中异性朋友的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 [5]。

3.2.2 经济状况 它单指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或者他的经济来源状态，它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一直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因素之一，但对于二者的关系还没有一个定论。佟月华研究表明，有些低收入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总体学生的平均值[6] 。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他们认为经济水平高，使他们在生活中能够得到满足，幸福感指数就高。然而有些研究者也发现经济状况只在非常贫困时有影响，因为他们的基本需要都得不到满足，这样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指数，在经济状况能满足学生基本需要后，幸福感的指数也会跟着上升。严标宾、郑雪等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收入低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要低于家庭经济收入高的大学生[7]。

3.2.3 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是人们在学习、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中出现的所有刺激的总和，日常的同学交往，与老师的交流，家人之间的沟通和关心，社会给予的一些支持和影响，它们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重要的生活事件会引起主观幸福感的变化。但研究中又发现有些无关紧要的事件如“校园环境”、“老师水平”等也成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10]。

3.2.4 文化因素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严标宾对香港、中国、美国三地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的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大陆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比美国学生低，而与香港大学生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有可能是教育体制的不同造成的，大陆学生课业繁重，没有发展自己爱好的时间，在大学里兴趣也相当的狭窄，体验不到大学的极致美好，到大四又要为就业而奔走劳碌，幸福感相对较低，而美国学生的兴趣爱好比较的广泛，大学既能乐学又能参加各种活动，尽情的释放自己，又没多少就业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幸福感相对较高。

3.2.5 健康状况 健康是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自我感知的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一些 [2]。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即使有再好的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也不会有幸福的感觉，关注点完全在于不健康的身体上，剥夺了其它方面的享受。

3.2.6 人际关系 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同学们，徜徉在美丽悠静的大学校园里，他们与社会的接触相对较少，每天面对的除了老师，就是同学们，除了学习就是课外活动，人际关系在大学生的生活里占据很大一部分，所以人际关系对于大学生幸福指数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青春朝气的年华，多数的大学生都会是在恋爱时期，此时的恋爱关系、两性情感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很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由他们所处的特定的生理心理年龄阶段决定的 [11]。牵手散步的恋人，花前月下时，很是美好，失恋时候的痛苦也很明晰，此时，与朋友的关系就至关重要了，得益于朋友的开导走出阴影，再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又开始了幸福之旅，所以，在大学里人际关系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3.2.7 专业因素 总体幸福感按专业划分，艺术科的幸福指数最高，其次是理科文科，工科和医科农科的幸福指数最低[12]。艺术科的学生，整天受艺术的熏陶，生活在美好的感觉中，而工科和医科学业相对繁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从事有关艺术享受的活动，生活乏味，幸福感相对较低。

3.2.8 家庭教养方式及父母文化程度 家庭教养方式分四种不同类型，即民主型、权威型、放任型和溺爱型。研究表明，民主型、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要显著地高于放任型与溺爱型家庭教养方式。在消极情感方面要明显低于后两种教养方式，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大学生明显低于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大学生[12]。

4 结语

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可能不同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力度是不一样的，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调节，让自己的生活过的愉快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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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篇10

【关键词】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B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2-0193-01

“幸福”是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如何获得更多的幸福？如何提升幸福感？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一 主观幸福感的定义、结构及特点

西方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从1967年被提出开始就没有间断过，但是学者们却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主观幸福感定义。主观幸福感，在英语中可翻译成w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或者happiness。现在被普遍接受的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是Diener提出的：主观幸福感（以下简称SWB）主要指个体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

关于SWB的结构，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Costa等的研究发现幸福感的结构可以由文化因素和生活方式决定。Andrews等的观点是将SWB划分为正性情感、负性情感以及认知水平三个维度。而Diener在综合分析了有关SWB结构的各方观点后，认为它应由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体验、负性情感体验三个维度构成。这一结构说是目前中国心理学界普遍认可的。

按照Diener的观点，SWB具有主观性、相对稳定性、整体性的特点。其中，主观性是指个体幸福感水平的评估与测量，是以其自身而非外部其他食物为标准的。相对稳定性指SWB是个体对他所处整体生活状态的评价。整体性指SWB是一种既包括认知因素也包括情感因素的综合性心理指标。

二 国内外SWB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在生活质量研究运动和积极心理学运动的联合推动下，西方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了。按照Diener的说法这一研究已经历了描述性比较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进入了测量发展阶段。描述性比较阶段的研究只是先对幸福感简单测量然后对其水平进行描述，而没有考虑到测量时无关变量的控制与信、效度的检验。随着对SWB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角度也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并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各自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人格理论、目标理论、比较理论、特质理论以及动力平衡理论等几种。

相对于国外，国内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开始得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少量学者陆续开展这一研究。从初期的引进理论与研究工具到今天的本土化，从描述主观幸福感状况到探讨影响因素，在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心理学界在SWB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测量工具的运用方面，已经在国外的基础上开始了符合我国情况的本土化量表的编制。

三 国内SWB跨文化研究的现状

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文化对SWB的重要影响。严标宾等对中国大陆、香港、美国三地大学生的研究表明，SWB各维度均差异显著。郑雪等关于中国留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其文化认同和社会取向均可直接影响幸福感水平；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在不同文化中个体文化取向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国外有研究显示SWB不仅在不同国家间的存在文化差异，而且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间也存在文化差异。我国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种媛的研究结果显示藏、汉、回族中学生在SWB各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杨俊敏等对维族、汉族大学生的跨文化比较也证实SWB存在民族差异，汉族学生高于维族学生。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人们对幸福感的研究已经逐渐成熟，各项理论也已经建构完成，进入了完善阶段。研究对象涉及各种人群，测量工具也越来越成熟。学者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推动了各国对人们幸福感的重视，甚至有人提出以国民幸福感指数取代GDP指数，我国也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在未来五年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正在实现着由原来的理论研究向社会应用的跨越，这就要求以后对于人们幸福感的研究应注重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为各族人民幸福感水平提升措施的制定提供建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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