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十篇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审计监督；环保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79-02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中国经济不管是在全球范围还是从自身发展进程角度，其长期发展潜力和前景确实值得我们充满信心。从全球范围来说，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潜力较大，工业化、城市化扩展空间也很大。同时，中国经济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体制条件，具备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空间。从自身发展进程来说，中国经济尚处于起飞阶段，进一步发展空间巨大，而且中国经济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市场规模，这样的市场规模将为中国技术持续创新与发展提供基石和可能，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前现代社会，市场规模作为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后，数学模型以及可控试验等科学技术的出现使规模在技术进步中的优势消失；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技术进步与技术的应用必须以需求为支撑，随着技术应用中累计规模效应逐步被即时规模效应所取代，市场规模的大小正成为新技术需求大小的关键因素，市场规模又将成为未来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不管是外部环境比较还是自身条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要想将潜在的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现实优势与能力，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条件下，阻碍因素也非常多。

二、审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与作用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篇2

[关键词] 《民法通则》 民法观念 市场经济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仍需宏观调控，其中，法律调控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经济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重要的行为规范，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配套完善的法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包含了许多质的规定，其重要内涵是市场主体为自由、平等、开放、竞争的主体。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这些主体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或混合所有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都能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市场经济急需经济法，并不是以牺牲民法原本就是基本法的地位搞法制建设，由于民法的性质，特别是对市场主体之规定，决定它在市场经济中仍处于基本法的地位。下面仅从三方面说明：

一、民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仍处于基本法地位

法律体系是法律的内部结构，即指一国现行法，无论其外部表现形式多么零乱，都是分成不同部门而又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的系统或整体，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把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个法律部门有各自的特点，又互相配合，互相照应，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因素是部门和规范，其横向结构是分为不同的部门、制度。其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门、部门、部门群，实质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层次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所决定，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另一方面由于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制约，又呈现出固有的特殊性，其表现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并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种特殊性反映在法律体系，特别是法律层次划分上。保护人民的财产权、人身权始终是法律的首要任务，而财产权、人身权制度都是由民法规定的。

二、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我国在经济生活中由于长期采取行政命令与权力至上的方法调整经济，民法对经济生活的作用被忽视，影响了民法作为基本法的地位。市场经济，很多人认为只需要经济法，民法只是管公民的生老病死之事，法律价值不高，当我们深入研究民法时，从《民法通则》的内容看，尽管其条文较之各国民法要简单得多，但在市场经济法不完备的情况下，民法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市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最基本的一般行为准则，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市场经济是一种横向经济，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均等，竞争的条件均等，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均等，在法律面前平等，这种要求反映在民法上，就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规定。民法已限定主体范围：公民、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企业法人、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法人、联营法人、法人合伙等，主体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市场经济主体必须作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进入市场，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进入市场的主体的独立程度，这就要求有主体制度确认和保障。民法给主体提供了这种依据。例如，《民法通则》设立了法人制度，对法人的成立、合并、分立、终止等事项作为较为系统的规定。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

2.进入市场经济的主体。基于自愿发生等价有偿的经济活动，即在商品交换，交换主体意志始终是充分体现主体自身的自愿性、能动性。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适用于主体的最基本的法律准则。

3.主体必须具有依法从事经济活动广泛行为的自由。民法适应这一要求。通过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允许和鼓励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广泛的生产经营决策和市场选择。

总之，市场经济主体对权利义务的要求表现在对民法的肯定上，民法的核心内容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满足了主体的自身要求。

三、增强民法观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认识、确立、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树立、增强民法观念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了民法观念的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的逐渐明确，我国的民法观念也得以初步确立。这方面突出地体现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规定上。改革开放以来，对国有企业民事主体地位的认识有个过程。国有企业是否是民事主体，改革之初有过激烈的争论。

2.毋庸讳言，在我国从总体上看民法观念仍然薄弱。历史上形成的“重刑轻民”现象和在改革中出现的“重经轻民”倾向仍然存在。“重刑轻民”和“重经轻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我国是有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民法观念极为薄弱。虽然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其末期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观念及法律制度变法修律，但终告失败。以后的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也都没有改变封建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封建传统对我国现实生活的影响，造成民法观念不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2)对法律的继承性、共通性认识不足。新中国的法律是在摧毁旧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创立的。在彻底废除旧法体系的基础上创立新法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一过程完全割裂了我国法律与一切私有制法律的联系，使在人类社会商品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法观念未能延续下来。(3)“民法”一词在字义上往往被误解为“公民法”或“保护公民权利法”。有些人从这一角度理解、解释民法，致使许多人只知有经济法，不知有民法。

观念的变革是制度变革的先导。社会主义市场观念的形成，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反映这一变革的民法观念的树立，带来民事立法的发展。改变民法意识淡薄的状况，增强民法观念，是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的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与法.法律出版社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篇3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法，社会公共性

真正意义之经济法肇端于19世纪末的德国，为一伴随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而生成的新兴法律部门。就经济法的界定言之，我国学界长久以来皆为一幅学说林立、观点纷争的图象，似乎经济法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面相。笔者通过对经济法普洛透斯之面的重新审视，拟从社会法的视角进行解析，试图刺破经济法繁杂表象，还其本原之面目，以见教于方家。

一、经济法的普洛透斯面相

经济法概念传到我国的时间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法学界开始进行经济法研究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各种经济法观念。80年代，我国经济法学界形成了许多学派和理论观点，关于经济法的界说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80年代初，主要有纵横经济关系说、纵横统一说、综合说、经济行政法说、学科经济法说、经济管理说和国家经济管理说等。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颁布后，原来的纵横经济关系说和纵横统一说变为密切联系说或管理协作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国家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学说，其中有关经济法的界定又以下述几种观点为突出代表：观点一，“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观点二，“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经济法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观点三，“中国经济法是有关确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的经济法律地位，以及调整他们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和经营协调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总称）。”[3]观点四，“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4]观点五，“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5]就目前经济法在定性上的这种混乱局面，笔者以为并不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而是对经济法认识的片面、偏执、模糊和混沌。真理需要争议讨论，但真理不是争论不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一门在世界上有了上百年在我国有了数十年发展历史的学科来说，没有统一的话语、共同的信守是不应该的，法律的统一性要求我们刺破经济法的那张普洛透斯之面！

二、社会法的厘定

目前，社会法的提法在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高频率地被习惯性使用，以至在我国被相沿为一种确定不拔的地方性法律话语。何谓社会法，笔者以为对此加以学术的重思可能是我国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深化的必由之径。

社会法作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律形态，是随着人类发展进步而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城市化，使人们之间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离开了市场便无法生存；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各不相同，并因而导致彼此间的悬殊愈来愈大；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各方面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又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市场的垄断倾向导致公平竞争的破坏，并引发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所有这一切均意味着，国家超越于市民生活之外并不能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近代市民社会的鼓吹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必然带来人类的福祉。越来越高的社会呼声引起了国家职能的转变，由消极的“夜警”国家向积极的“职能国家”的转变正反映了政治国家从原来对市民社会的超然状态向积极干预状态的转化。进入现代社会后，各国相继颁行了一系列在对法律主体人格进行识别的前提下，依据不同主体的现实差异而作不同权利义务设定的法律规范和旨在保护和促进人类公共福利的法律规范。由于它们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因而，被人们称为社会法。它是伴随着国家力图通过干预私人经济以解决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法域。

三、经济法的社会法归位

（1）经济法的存在基础

法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是法的本源。在法的各部门中，经济法（还有民商法）是直接同社会经济关系相关的。19世纪末由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推进了生产社会化，引起各国市场和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开始发达起来，导致法律体系的变化和经济法这一新部门法的产生。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社会化特别是垄断的形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传统的个人本位思想发生了动摇。人们发现，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维护，并不能当然地导致社会公平和正义，它往往妨害其他个体和团体的自由和权利，损害社会的总体利益，因而是不公平、不正义的。单纯强调个性的自由解放，并不就能使整个社会肌体健康成长。个体与社会整体存在着矛盾冲突，需要协调。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机制进行调节和干预，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克服或缓解其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建立一种新的公平、正义、效益和秩序。鉴于“无形之手”的调整无力，国家再也不能保持中立，袖手旁观，而应当担负起社会责任，挺身而出。“国家之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19世纪末便陆续以经济法的形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新兴法律部门站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崇尚社会本位，推动国民经济朝着持续、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现代经济法的存在，是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不 可避免。

（2）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契合

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社会法的基本属性，主要表现在：首先，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法之本位，即蕴涵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和理念。私法奉行个人本位，公法奉行国家本位，社会法所奉行的则是个人社会化、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由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演化而来的社会本位。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就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6]其次，经济法以社会自治为主要调整手段。社会自治不同于私法中的私人自治和公法中的政府统治，而是一种由社会成员参与治理的方式。它既限制私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又限制政府的纵向性和垄断性治理，对社会成员而言是自治与他治并行。再次，经济法强化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就其责任相对方而言，就是对当事人以外所有利益相关人的责任，既包括对所在市场和社区公众的各个成员的责任，又包括对所在市场和社区整体的责任；既包括对当代人的责任又包括对后代人的责任。经济法基于社会本位，将社会责任法律化，以保障社会责任的全面实现。（1）将社会责任转化为法定义务；（2）加重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的责任；（3）将社会政策目标转化为社会公共干预的法定目标。除上述三方面外，经济法的社会法属性还体现在经济法是保护和扶持弱者的法律、经济法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诸方面。

（3）经济法的归位

如前所述，经济法出现在社会法发展的第三阶段。垄断出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弱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普遍受损，竞争机制受到排斥，宏观经济均衡赖以实现的微观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论是经济危机的救治和防范，还是战争的应对，都需要国家干预的触角由社会领域进入经济领域，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于是，在社会法领域出现了以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法，如德国制定了《钾素经济法》（1919年）、《煤炭经济法》（1919年）等法律；美国制定了《谢尔曼法》（189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等法律。经济法学在我国起步较晚，较之其他相关学科而言，算是一个新生儿了。然而，经济法学在我国，从研究的原初阶段开始即面临多方的责难，一直为其他相关学科所诟病。即使在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已得到基本共识的今天，有关经济法本质界定的争论也一直未停止过。难道经济法真有着一张无法琢磨的普洛透斯之面吗？从何种角度切入能更好地进行经济法的本质解析，以揭示其特定的内在规定性呢？也许经济法的社会法阐释正是适宜的路向。将经济法重新归位于社会法，恢复其与社会法天然的血缘关系，除了让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经济法的历史演进轨迹，更为重要的是，将经济法作为社会法之有机构成，能够更为直白地揭示其社会公共性的本质品格，对于进一步厘清法律体系的构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语

依据胡塞尔现象学，只有在认识论中才谈得上区分本质与事实，本质不是在时空中自在，而只是在把握它的行为中被把握到、被体验到、被直观到、被明证性地给予，认识的真正含义在于去认识“本质性的对象”，而不是去认识“对象的本质”。胡塞尔将形式本质与实质本质加以界分，指出：“实质本质是对应于各门理论自然科学而言的；各门自然科学由于其本质上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包含着该区域的区域本质即实质本质，和以这个区域的实质本质为基础的经验对象。”[7]在我们论及经济法的本质时，我们所指的是如胡塞尔所谓的实质本质。我们之所以探究经济法的实质本质，其目的在于确立经济法在当下法律体系构造中的地位，以此种实质本质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特定法律场域区分开来。笔者以为，遵循胡塞尔现象学关于本质普遍性的分析理路，利用经济法的上位概念“社会法”为经济法定性，不失为刺破经济法普洛透斯之面一种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98。

[2]杨紫煊主编。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

[3]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9。

[4]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5。

[5]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27。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篇4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性质;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主要指上层建筑在服务于经济基础时，积极的进步的上层建筑能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上层建筑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哲学范畴中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道德是哲学范畴中的上层建筑，而且是观念上层建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思想道德之间也存在着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l、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新的道德规范的产生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供求变化、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来引导市场主体去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以及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从而使种经济资源在各个领域、部门、行业、企业之间合理流动，产生最大最优效率。我国的市场经济除了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就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含义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和引导经济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性质永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发展，让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都进人市场，通过平等竞争来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性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政治保证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偏离正确的航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经济基础的一项重大变革、发展，它必将对思想道德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它必将引起全社会思想道德观念的变革和发展。它必将促使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思想道德观念诞生。市场经济的到来引起了人们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使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在计划体制下，我们虽然也强调人们地位的平等性，但由于人们总是依附于某个单位、某个组织或固定于地域之上，形成了事实上的主从关系、附属关系、等级关系，真正平等关系无法实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不再有这些依附关系。人们处于经常地流动之中，具有自主性、流动性，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因此，不平等地位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具有依附性、服从性甚至掺杂个人利益的道德规范就失去了作用。平等地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道德关系将发生重大作用。如诚信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自由意志、平等观念、公平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协作观念、竞争意识、自卫意识、自强意识、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守法意识。这一系列新的道德规范对现代社会发生着重大的积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对此进行大力地宣传，使其得到弘扬。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一些消极的落后的不健康的道德观念也会伴随而生，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商业欺诈、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损公肥私、欺行霸市、背信弃义等，这些消极的道德观念，它侵蚀人的心灵，误导人的行为，一定要对它进行控制和封杀，防止其蔓延。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社会主义道德的约束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道德，对作为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反作用。一般来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它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思想保证和动力支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必然受道德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如为顾客服务的意识，市场信誉的建立，产品质量的保证，文明经商、礼貌待客的作风，都要由道德规范加以约束。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正常，需要采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制的、道德的多种手段。道德作为一种手段，对于市场经济来讲是必不可少的，有着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进人市场的全体人员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质，使全民自觉遵守市场经济的法则，自觉抵制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对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不道德行为施加舆论上的压力，施加道义上的谴责，以期纠正风气。离开道德的规范，仅靠法律的手段，是永远无法净化市场环境的。道德正是在法律不及的地方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社会主义道德的约束。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道德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发展创造物质基础，促进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方向保证，它通过人们精神的振奋、素质的提高和工作态度的改善，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规范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新的道德观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社会已转变为一种契约社会，社会的政治生活契约化，经济生活契约化，社会关系契约化。契约化社会带来的是道德观念的转变，人与人之间、人与单位之间，都以契约的形式来规范各自的行为，契约决定双方的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决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在契约社会中，法律只是作为不履行的一种救济手段。这就完全改变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着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从关系、附属关系和等级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处于经常地变动之中，具有自主性、独立性，不再具有依附性，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因此，不平等地位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代之而起的是平等地位条件下产生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规范。具体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的新的道德规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平等观念: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自然人或法人都有订约的主体资格和权利，自然人不因社会地位高低而有贵贱之分，法人也不因财产多寡而有区别。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任何个人和团体包括国家机关，都应是在平等对待的原则中进行，都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都应履行自身的职责(或义务)。

2、自由意志观念:在经济活动中，订约主体的行为是一种主观自愿的行为，人人都有订约或不订约的自由和权利，任何个人、组织或权利部门都不得通威胁、利诱或行政手段强迫他人实施或不实施某行为，不得剥夺他人订约的权利和履约的义务。

3、公平(公正)观念:给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提供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平等的竞争机会，要使所有的竞争者处于同一起跑线，不能有特权或其他外部因素介人其中，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在这里，公平(公正)强调的是条件和环境的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强调结果上的平等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这是市场经济不能接受的思想。

4、竞争观念: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参与竞争的主体，都受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影响，经营者不断地更新产品、降低成本，占领市场。那些品种得不到更新和质量得不到提高的产品，就会被市场淘汰。每一个市场主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地提高效率，不断地进取，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是尔虞我诈，不是大鱼吃小鱼，不是损人利己，不是不择手段地置对手于死地，而是在竞争中共同促进、共同发展.

5、协作观念: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协作经济。市场体之间除了是竞争对手之外，还是协作的伙伴，任何一个市场主体，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都必须与其他主体进行合作，相互支援帮助，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在协作中共同发展。

6、信用观念: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重合同、守信用是一条最基本的道德规则。在这里，信用观念是指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数量、质量、规格、时间、地点等内容去践约，严格按照承诺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能违背合同，不能弃置承诺。市场中的所有主体都必须立信用观念，不讲信用，就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

7、利益观念:市场经济是以对利益的追求驱动力的经济活动。市场主体的任何一次活动，首要考虑的是能带来多大的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抽掉物质利益也就失去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强调利益观念，但更注重集体主义原则，反对把个人利益推向极端，既强调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也强调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既不能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忘掉集体利益，也不能只强调集体利益而忽略个人利益。在这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道德观念，除了上述所列之外，还有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奉献精神、自强意识、守法意识等等，这里不一一述之。我们一定要对这些新的道德规范进行大力的宣传，深人人心，使其内化为人的行为，得到弘扬。

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德治国，就是要建立一套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时代前进了，社会进步了，时代将内容赋予社会道德，新的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中诞生。我们应建立一套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一新的道德体系，它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道德体系相区别，它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道德思想和行为。我们认为，在新的社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如下的一些内容是必不可少的。

1、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

任何时代的道德规范体系中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在中国古代，周公强调以“德”为核心，孔子强调以“仁”为核心，孟子强调以“仁义”为核心，西汉时期以“孝”为核心，南宋时期以“天理”为核心。在西方道德思想中，则以“善”、“自由”、“正义”等为道德的核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的核心是同志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们仍然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作为道德规范的核心。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集中体现。它强调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要求在人际关系中，要尽量做到替别人着想，力求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使自己的行为能够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有益的结果。每个人都要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它主张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只顾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他人和集体利益的行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切道德要求的最根本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就不可能存在良好道德的行为。因此，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我们应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核心，其它任何道德都以此为标准，都由它来衍生和评判。

2、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原则是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的原则就是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集体利益。这里要说明的是，在集体主义原则中，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集体主义不是抹杀和限制个人利益，而是强调个人利益的集体性，认为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不仅不会妨碍个人利益，而且要保证个人利益的实现，只有个人的价值、尊严得到实现，个人的正当利益得到了保证，个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发挥，集体才有更强大的生命力。集体主义既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同时也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结合，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利益的真正实现。只有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才反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才反对损害集体利益而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

3、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内容。

第一，五个基本道德规范:在中国古代道德规范中，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为基本道德规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以“自由”、“平等”、“博爱”等为基本道德规范。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五个方面作为基本道德规范。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篇5

我们看到，近20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呈现以下几点深层特征：

首先，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普遍觉醒，社会呈现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的趋势。

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定价值观念。其中主体意识或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主体观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中心。因为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是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国家各级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应是构成正确的社会主义主体观念的两个主要方面。但是这种主体观念在现实中究竟是怎样的？如何使它充分地落实和体现出来？这个问题过去解决得并不理想。

在计划体制下，国家这个整体的、最高的主体，同时也几乎是唯一的主体，它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行政控制来强化自己的作用。而基层集体主体和群众个人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在一些方面并不到位，事实上存在着整体与局部、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之间责、权、利结构不合理、不健全的情况。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则表现为主体意识的不健全和不落实。例如一方面，"公仆"总觉得自己已经代表了人民，是"为民作主"者，只要对上级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了。因此"公仆"二字往往更多地联系着特殊的权力、级别和待遇等，而相应的服务意识、接受监督意识和权力约束感则不够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公仆"二字往往具有了相反的味道；另一方面，"主人"对自己的全部权力和责任缺少完整具体的实际体会，反而形成了某种依赖性强的脆弱心理，要么实际上不觉得自己是主人，要么以为"主人"二字仅仅意味着有权享受保障，而无须承担风险。人们把这种情况形象地叫做"主人空"。

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元主体经济，它以经济活动的主体、价值主体的多层次、多样化、多元化为前提。只有作为生产和经营者的个人、企业法人成为自己活动的真正主体的时候，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才会有竞争，才会有效率，才会有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才会有市场经济本身。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实际上确认了不同所有制主体，包括国家所有制主体、集体所有制主体和个体所有制主体等等多元化的主体性存在，强化了其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全民所有制单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特别是承包制、股份制等的实施，也不同程度地强化了人们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在市场中，国家仍是最高形态的主体，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主体，不再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严格控制一切企业，而主要通过宏观调控积极地保护、干预和引导市场；企业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工人也要扔掉铁饭碗，而去独立自主地负责生产与经营，追求最高经济效益。价值主体的责权利不断明晰且规范化，人们自己向自己负责的意识不断增强。在市场中，人人都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寻求生存与发展，满足其需要，实现其价值。同时，左倾思想的清除与解放思想的号召和措施，以及创造性的改革实践，又使人们不断冲破观念上、思想上的束缚，使主体性得以高扬。因此，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必然不断唤醒、强化不同价值主体的意识，使社会整体呈现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国家、每个集体和独立经营的个人都成为一定责权利的主体，彼此之间将不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关系，而是双向或多向的相互关系。与之相联系，必然产生关于"公仆"和"主人"的新观念。例如集体和群众的个体主体意识大大增强，同时也就使他们对国家公仆的监督和选择观念强化，从而更切实地感受自己的主人地位。这是观念变化的主流。同时，多元化也必然带来新的问题。过去那种不健全的、脆弱的主体意识由于经受不起冲击，则可能演化成种种失落和失控状态，造成思想混乱和风气败坏，严重地削弱甚至瓦解社会的凝聚力。例如，由于破除"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而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化公为私"现象泛滥，"公仆"在金钱和享乐的引诱下走向腐败，等等。

多元化意味着差异和冲突。因此如何处理好多元化与统一性的关系，在多元化的现实基础上形成新的整体性，显然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提出的、具有很大冲击力的文化建设课题。我国既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重新拾起计划体制下那种单一式的统一，也不能放任多元化造成无政府状态来瓦解社会。那么新的观念是什么？我们认为只能是：在承认和引导多元主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经济上的客观联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化，通过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文化凝聚力，造就一种富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全民族主体意识。这一点在未来价值观念的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

其次，人们的价值取向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虚幻走向务实。

"主体多元化"只能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到的情况，不是也不可能是每个主体自身的情况。就每个主体自身而言，其变化的趋势则是价值取向的多维化、多向化、立体化。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管理与行政导向相一致，过去的社会价值取向呈现单一的高度政治化特征。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场又一场使每个人都卷入的"灵魂深处的革命"，让人们对"政治"产生了虚幻的神秘感，以为它是生活中最大、最重、左右一切命运的唯一力量，从而对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迷信或恐惧。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便愈来愈整齐划一，愈来愈单调，愈来愈违背人们自己的本性，从而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价值重心的转移，各层次主体的利益与需要普遍而多层次地凸现出来，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生活显现出它的丰富多彩本性。人们不再以政治为唯一的目标，而是将政治与经济、文化乃至个人的日常生活等彼此参照起来，看作是一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多维整体，不可或缺。而人们自己，则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对待自己的生活，不必人人都非得"修齐治平"不可；不同的角色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选择，从政言政，在商言商，球迷也可以通过对体育事业的关注追求国人的强国之梦；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可以、而且日益需要出入于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进行多方面的考量，在朝言政，在家言情，在朋友之间饱览人生百态、纵论天下是非曲直……人们的价值取向随自己的条件、信念与选择日益呈现出多向化、多维化、多层次立体化的面貌。

在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人或群体，其价值取向也进一步走向多维化、多向化、立体化的状态，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且是十分有益的社会进步。它使人们回到自身的社会存在，重新发现自己的社会角色、权利和义务，重新发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真实了，并且通过努力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合理和充实。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人们自立自强意识、社会公正意识、效率观念、竞争观念等，不断为人们所认同与推崇。而过去的平均主义观念、轻商耻利观念、"穷光荣"观念等，则不断受到强烈冲击，逐渐为人们所抛弃。这一点比起过去那种单一政治化的紧张状态来，显然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更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维化所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是如何处理好多种价值取向之间的取舍、平衡和协调。不同主体之间、新旧传统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因而迷惘与困惑、怀疑与失落、混乱与冲突在现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国家、社会和健全的个人说来，选择的导向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只能以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以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昌盛，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原则导向，在实践中探索其中的规律和具体经验，以创造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文化体系，来实现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因此，这可能是新文化建设中最为复杂、最为艰巨、也最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再次，社会理想系统的自我审视和重新确立。

在主体多元化、价值多向化的条件下，如何确立健康、积极、切实可行的社会理想和信念，必然成为每一个主体进行价值选择的导向和灵魂。这个问题被历史地突现了出来，成为文化和价值观念领域里的焦点。

人们的社会理想，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方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它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么，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过去在这一点上确实存在着不少含混观念。

例如，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之一，是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公平和平等：没有剥削压迫，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等等。没有这种新型的公平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是以往对社会主义公平的理解和贯彻中，却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公平。多年来，不少人习惯的是"截长续短，劫富济贫"的方式，而不大习惯于"公平竞争，各得其所"的方式。有人甚至正式把这一方式加以理论化，说"资本主义的原则是"损不足以补有余"，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然而实际上，所谓通过"损有余补不足"的途径实现公平，这种观念最初来自古代社会小农的平均主义幻想，它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是"剥夺剥夺者"，并不是什么"损有余补不足"。再将这一"损补"（即剥夺）方式用于理解社会主义公平的途径，则无异于把人民内部以劳动为基础的先富与后富、较富与较贫的差别，与旧社会中的剥削占有关系混为一谈。这种仍未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方式，与过去曾有过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思想方法同出一源。按照这种思想方法来追求平等，必然是片面依靠行政权力来推行平均主义，排斥竞争，不重效率；诱导人们在行动上保守封闭，在待遇上的攀比成风。只求"共同"不求"富裕"的结果，只能是抑制了先进，保护了落后。这种思想方式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格格不入。

相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确立新的公平观念。这种观念以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但决不留恋贫穷，不排斥效率，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来实现富裕；不排斥竞争，不保护落后，而是鼓励公平竞争，通过"让短的赶上长的"来达到共同富裕；等等。

与公平问题相联系，是建立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大题目。什么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实现市场经济，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目标？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什么样的平等与公正？等等，都需要有科学、健康、文明的观念注入其中。这些恰恰是最现实的社会理想问题。从价值观念的高度看来，必须十分重视而决不应轻视这个层次的理想建设，它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是对立的，而是通往未来理想的阶梯。离开了现实空谈大目标，或用庸俗、片面的观念代替崇高目标，都是要不得的。

最后，社会本位价值的冲突明朗化。

一种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有自己合理而又切实有力的核心价值（即所谓"本位价值"）作为标准和导向。在以"家族本位"和"家长主义"为灵魂的封建主义时代，宗法等级权力是核心，"权本位"和拜权主义是其价值观念的导向；在以"个人本位"和个人主义为灵魂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私有权是核心，"钱本位"和拜金主义是其价值观念的导向。权和钱都是对人的利益和需要的某一方面的放大，作为本位价值，"权本位"和"钱本位"实质上也都是"人本位"??它们分别是以某些人、某一方面的需要和能力为本位，但事实上却是一种历史性的扭曲，是对人的社会本性和现实需要的异化。

无论是封建主义的权本位与拜权主义价值观，还是资本主义的钱本位与拜金主义价值观，都是建立在阶级分化与对抗、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基础上的，是以牺牲和扭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剥削阶级价值观。我们是在一个有长期封建主义历史的国度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目前又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因此面临着防止和清除旧社会影响的双重任务：既要反封建主义、家长主义、拜权主义，又要防止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这一任务十分复杂而艰巨。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作为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以广大人民的全面利益为出发点的。尽管权本位、拜权主义与钱本位、拜金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难免有较大影响，为不少人所认同，但社会主义必须坚决摒弃这些不合理的价值观，而代之以新型的，即以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本位的价值观念。

从价值主体方面看，社会主义本质上依托于一种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既与个人主义相对立，也要不同于过去的家族主义和它的各种形式的放大，如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帮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只能以人民为本位，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以人民大众创造历史和自我解放的实践为标准来衡量一切价值。它是要为整个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光明前途而奋斗的价值观念。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篇6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的地位；法律部门

在我国，“经济法”这一概念的出现和使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法在我国发展的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通过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以期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一、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1775年撰写的《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度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垄断市场的倾向日渐显著，产生了各种市场弊端，资本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加强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国家对自由市场干预的法――经济法应运而生。

从上面经济法的产生过程，可见经济法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虽然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优势，但是市场又存在着盲目性和滞后性，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产生等弊端，为保障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同时发挥市场及国家必要干预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经济法既在微观领域对经济进行规制，又在宏观方面对经济进行整体调控的特性，恰好满足了这种社会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门不能替代的。

二、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法律部门，一般而言是指调整因其本身性质而要求有同类调整方法的那些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法学理论界，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一元说”，是仅以法律调整对象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因为这种划分标准过于单一，无法对纷繁复杂的法律体系做出较为科学的划分，这种学说已为学界所抛弃；一种是“二元说”又称“主辅标准说”，这种划分方法由前苏联法学家提出，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二元说”以调整对象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依据。其中，调整对象标准是调整同一性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一个法律部门，而调整方法主要指权利义务模式及法律责任的确定方法。

（一）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一点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社会公共性，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不是一般的经济管理关系，而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具体而言有两大类：

1、微观经济管理关系。微观经济管理关系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在建立和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中形成的管理关系。它主要发生在政府及其授权部门与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社会经济团体与市场经营者之间，包括在税收征管、金融证券监管、贸易管制、价格监督、技术监督、企业登记管理、交易秩序管理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建立和维护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就必须由国家对市场经营主体的行为进行管理和干预，而且也只能由国家进行管理和干预。为此，我国已相继出台了一大批此类法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

2、宏观经济管理关系。宏观经济管理关系是具有社会公共性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及其法定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实施对国民经济与宏观管理调控，而发生在宏观经济领域里的经济管理关系，主要包括在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国家经济预算及其主导之投资，税收、金融、物价调节，土地利用和规划，标准化管理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

实行宏观经济法律调控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甚至到了大规模的程度。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必须要建立、建全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以推动社会进步。

因此，我们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管理关系，是其特有的，也是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范围无法涵盖的。

（二）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方法

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的独特性是许多学者予以否定的，因为我们在大量的经济法的法律法规中看到的调整方法（即权利义务模式及法律责任）主要是采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大责任方式综合适用，是对这三种责任方式的综合化和系统化，但是法律责任方式的种类是有限的，它们已经被业已存在的法律部门所采用，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现象，也只能采用这些种类有限的责任方式，而且这种三大责任方式综合适用的调整方式又恰恰在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法调整方式的独特性。

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制的发展，也有一些新型的调整手段被“挖掘”出来，适用于经济法领域，诸如程序的、褒奖的、社会性的，等等。我国学者对此研究得较多的是奖励手段（也有将其称为褒奖手段）。另有一种新型的法律调整手段，有著作将其称之为“专业暨社会性调整手段”，包括专业调控及专业约束和制裁。勿庸置疑，传统调整手段和这些新型调整手段，构成了经济法这种公私法融合之新型法律部门的独特的调整方法。

三、从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法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因为他们或认为经济法仅为民商法的补充，或认为经济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完全可以由行政法代替。所以，为了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我们就必须对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民商法的相同点在于，主体中均包括企业、法人、公民等；二者都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并且都涉及对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的调整。

它们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调整范围不同。民商法主要调整平等、等价的产权关系和流转关系，着眼于微观的交易安全，重在保障个别主体的财产及人身权益；而经济法主要调整公共性经济关系，着眼于宏观的秩序和利益，一般不涉及个人的人格、财产和交易关系。2、调整方法不同。民商法对于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自然人和法人，采取了民事制裁的方式；而经济法正如以上所述，采取了综合性的责任方式。3、根本作用不同。民商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证各种合法主体能够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参与经济关系及从事其他活动，保证其合法意志能实现；而经济法的根本作用是为了保证社会有一个正常、自由的竞争环境，从而使社会经济能够协调、稳定的发展。4、性质不同。因为民商法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平等关系，所以民商法是典型的私法；而经济法是“以公法为主，公私兼顾”的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在于，两个部门法的调整方法都存在行政责任方式，而且二者也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关系。但二者的区别也是相当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调整范围不同。行政法调整的是关于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为，以及对行政组织及其行为进行监督的社会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在协调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虽然二者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但调整经济关系的角度和深度不一样。行政法调整微观经济关系，是对个别、具体、特殊的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法则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税收关系、金融关系、计划关系、财政关系等，是国家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考虑对经济所作的调整，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2、调整方法不同。行政法以大量的行政责任方式为主；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如上所述。3、原则不同。行政法的原则是依法行政、廉洁高效；而经济法以维护公平竞争、平衡协调及责权利效相统一为宗旨。4、目的不同。行政法是国家本位法；在经济法中，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是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在现有基础上更快地发展，所以经济法是社会法，为了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产生。5、国家权利大小不同。行政机关管理的是具有特殊性的社会关系，使行政活动成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活动和组织活动，因而行政机关在进行活动时往往无具体明确的法律可依，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中，行政机关就享有较高的自；而在经济立法中，法律法规的最根本依据是客观经济规律，经济法是对客观的、固有的、稳定的经济规律的一种反应，因此国家在颁布经济法和执行经济法时的自较小。

四、从经济法的重要作用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应运而生的，不是任何法学学者的臆造，它在促进、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门法都不可替代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国有经济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确立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国务院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等有关法规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经济法规对扶持城乡个体经济和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改善了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推动了“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

（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建立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经济法对于反映经济规律要求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及相关措施做出明确规定，使其制度化、规范化，这样便能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法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把各项经济活动都纳入法制轨道，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各自的作用，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社会是发展的，经济是发展的，法律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时，还固守着几个古老的部门法，否定新的部门法的重要作用。因此，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已不容置疑。

参考文献：

1、杨紫.经济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篇7

价值的概念是由经济学引入到其他学科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特殊的效用关系，是社会主体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统一”。由此，法的价值系指客体法律可以满足主体人的需求的有用性，其外延包括人们对法所寄予的希望、法律能够满足的人们的希望、价值是法律所共同具有的等。法的价值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和精义之所在。

二、价值研究对于部门法界分的意义

价值研究对于法律部门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每一个部门法体系都有特定的价值作为其内在品格和支撑，虽然在法律法规中少有明文规定，然而在具体法律条文中必然有所体现;其次，价值可以弥补法的创设与适用之间的隔膜，法的运行必然涉及到法的解释，充分理解把握该部门法价值可以最大限度防止法适用时的偏差;再次，法律价值是解决部门法体系内部冲突和漏洞的有利工具，能够有效协调各单行法律，补充法律体系之不足。

三、民法与经济法价值差异

1．正义。民法旨在调整私主体交往间的人身及财产关系，注重个体在民事交往中的机会平等，尊重私人意思自治。民法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建立的“水平公平”体系，在现实中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影响经济长久发展，这是民法无力解决的，同时也是经济法发挥作用的领域。经济法体现的是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介入，是国家从整体上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的法律工具，其正义价值着眼于结果和实质公平的实现。

2．效率。同为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民法和经济法都以效率为位阶较高的价值，但关注角度及层面不同。民法的效率主要关注个人效益的实现，着眼于微观效率，这体现在一方面，民法对主体进入市场的要求较低，以原则性及任意性规定为主，关于交易的具体操作交由人自由意志决定;另一方面，民法倾向于保护和促成单个交易的完成，尽量减少法律限制带来的交易成本。总之，“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民法的基本要求，认为无数个体交易市场累积，就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增进;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就是民法对效益价值的评价标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个体交易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本身，个体的累加并不必然使整体得到促进，有时反而是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如行业性垄断行为。

3．秩序。民法与经济法都重视经济生活的运行秩序，但由于两者的功能宗旨不同，秩序在经济法上体现得尤为重要。民法维护的是微观经济秩序，以市场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认为市场凭借自身就能进行较为完善的运转并能有效地自我调节，而民法只需对最基本的涉及人类自然道德及社会一般公序良俗的问题作为规范即可，避免法律设置成为交易阻碍因素。而经济法维护的是宏观经济秩序，其理论前提继承了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认为市场主体本能追逐利益最大化，为了私人利益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使得个体正效应累积成社会负效应。由此，经济法的要旨在于国家对于市场的干预，以行政权介入资源配置，避免市场失灵，建立起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4．自由。自由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可以说人类千百年文明史的核心就是为了实现自由，法律的出现使得一切交往有规则可循，同时，在这些规则交织而成的社会秩序里，自由也得以更加理性地发展，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在现代社会，法律是确认、扩大和实现主体自由的重要机制，“一切法律都是以约束人作为它的开始，又都是以推进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自治作为它的归宿”。民法是一部直接体现和维护自由价值的法律，带有浓烈的市民社会个人主义色彩。自由在民法上化身为权利，民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即是私权利的平等保护和意思自治。一方面，民法对法无禁止的权利和行为都予以肯定和确认;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理性发展，民法对权利也做出一般限制，防止权利滥用，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协调权利间的冲突，使得自由可以更合理充分地实现。“总之，民法自由就是个人在经济生活中最大限度地追逐利益的自由，是典型的个人自由。”而在经济法上，自由似乎是被限制和压抑的，实质上，经济法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构建良好的经济环境来间接体现自由价值的。尽管更多时候，经济法表现为对个人自由的牺牲，但这种牺牲必然是建立在理性的价值及法益衡量基础上的，毕竟“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自由的受害者”。经济法有效平衡了政府和市场对经济生活的作用，使社会经济得以良好发展，最终实现对整体经济自由的保障和促进。

四、民法与经济法价值差异的原因分析本文试从以下三方面对民法与经济法价值差异的原因做简要分析。

1．产生背景不同。民法产生于最初的物质交换。民法最主要的历史渊源是习惯法，人们在确立这些规则的时候必然只考虑个人或者小范围内交易的完成，关注交换起点的平等及交换过程的成本、收益、安全等，重视微观利益的实现，不可能站在更高的层面进行宏观规划。而经济法产生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时期，本身就是针对经济危机和自由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手段，因此，经济法必然立足于宏观角度对社会经济进行全面的制度设计，而价值体现较之民法也更富有全局性。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篇8

科学发展观要求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党的十七大所得出的重要政治结论。必须按照这个结论。排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认真研究总结三十年建设的历史经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开放措施的协调性，更加富有成效地推进改革开放。

三十年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改革开放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坚持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同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分不开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务仍相当艰巨。现代化过程解决了一些矛盾，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一方面，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尚缺乏深度和整体的协调配合，特别是各种要素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行政控制为主要特征的旧体制因素对资源配置仍在发挥巨大的影响，这是当前经济社会中许多深层次矛盾日趋突显的主要原因所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我们在总体上开始摆脱短缺经济带来的诸多不和谐，但因改革的渐进性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的滞后性与累积性，也已达到不能不被正视的严峻地步。同时，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重心由单位向居住地区转移。一些原本由单位承担的功能被剥离，却没有一个成熟的社区管理机制来承担，造成整合困境。

要解决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说明，只有深化改革，科学开放，进一步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才能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只有深化改革，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更加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深化改革，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只有深化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总之，科学发展观要求继续加大改革的力度，拓宽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目的，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最终都要立足于人的自身发展。“以人为本”是对历史上人本思想的扬弃，着重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是普遍的和平等的，是每个人所应有的利益诉求。讲“以人为本”，第一位的应是以人的基本权利为本。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我们党坚持的以人为本，在哲学意义上是主体论与目的论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这种统一。一方面，它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发展人；另一方面，它始终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所以要体现“以人为本”，必须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以科学的改革开放，实践“以人为本”的宗旨。

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的鲜明特点。就是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辩证地统一于整个系统之内，立足全局，注重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追求一种动态平衡。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运用，科学发展观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展的速度与效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发展，解决好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按照统筹兼顾的根本宗旨，把发展看作是相互推进、系统协调的过程，强调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兼顾各方，使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协调一致地运转。

在当代中国，由于市场给人们提供的机会以及对市场机会把握的不同，加之政策导向等因素，使社会不同的群体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利益出现了明显差距。利益的得失导致人们政治心理的变化，使得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倾向都发生了变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走科学发展之路。注重发展方式的转变，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在突出位置，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注重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最终的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改革开放的目标和归宿。

科学发展观可以协调社会系统运行的效率与公平，缓解社会风险与贫富差距拉大后部分社会成员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的感觉，从而缓和社会心理危机，并通过进一步弘扬先进思想文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汇成一股海纳百川的精神合力，推进和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从而达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标。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篇9

一、经济法的本质

经济法是国家为协调本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企业、个人都必须对社会负责，即都必须对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负责，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彼此关系。

(二)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类矛盾丛生。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妥善协调好社会整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经济法正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兼顾社会个体利益，通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来调整经济关系，对各类主体的利益进行平衡协调，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经济法是系统综合调整法

现代市场经济所包含的高度社会化大生产及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关系朝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面发展。经济法正是反映了经济关系分化和综合两个方面发展要求，一方面，它通过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分别细致地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对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的调整。

(四)经济法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法

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是社会经济永恒的话题，经济法在它们的对立统一中产生和发展，并由此体现着经济法的本质和功能。可以这么说，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源，是经济法的本质和灵魂。

(五)经济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

经济法不是只体现国家意志和利益、单纯干预和管理经济的公法，也不是只立足于个人本位、企业本位的私法，而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是独立于公法、私法之外的，并对二者进行平衡协调的—个新的部门法。

二、经济法的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即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是指在整个法的体系中，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其重要性如何。

(一)从经济法的产生的角度分析

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美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度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垄断使市场产生了各种弊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加强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国家对自由市场干预的法一经济法应运而生。从经济法的产生过程，可见经济法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法既在微观领域又在宏观方面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控的特性，是其他法律部门不能取代的。

(二)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

民法的主体平等、契约自由精神与市场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现代民法虽然强调公序良俗、社会公共利益，但它不能解决在公共竞争环境遭到破坏而导致整体及个体的低效率或无效率问题；而行政法对市场经济的调整只是仅仅以一种外在的力量发挥作用，对这一问题也无能为力。所以经济法的产生则成为必然，其独立的部门法地位已经得到当今整个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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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具有一定的范围。我们不能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综合的，是各式各样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同其他法的部门的调整对象是具有区别性。经济法、民法各自调整不同部分的经济关系，但不能说经济法、民法可以对经济关系实行交叉调整。因为这种观点实际否定了经济法、民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进而否定经济法、民法独立的部门法地位。

(二)经济法调整的是特定经济关系

在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应该由经济法调整，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及其法律调整

在市场主体体系中，企业是最主要的主体。国家对于企业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企业内部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企业的财务、会计管理等，不能管得太多、太严，但又不能撒手不管，而应进行必要的干预。

(2)市场管理关系及其法律调整

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在市场体系中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必然存在竞争，而竞争会导致不正当竞争，甚至垄断。在市场本身又无力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时，就需要国家干预，加强市场管理。

(3)宏观调控关系及其法律调整

宏观调控，是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调节和控制。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应该由经济法调整，这有助于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的发展。

(4)社会保障关系及其法律调整

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因市场本身的盲目性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国家出面进行干预，建立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有助于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维护社会稳定。

四、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体系是由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经济关系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基于此，经济法的体系可采取如下结构：

(一)市场管理法。市场管理法是调整在市场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于市场管理法，根据实践的需要，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二)企业组织管理法。企业组织管理法是调整在企业设立、变更、终止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于企业组织管理法，根据实践的需要，可以作进一步的划分。例如，可以划分为个人独资企业组织管理法、合伙企业组织管理法、公司企业组织管理法等。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篇10

以下就经济法总论的若干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敬请老师和同学斧正。

一、关于当代经济法核心内容的确立

我认为当代中国经济法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宏观调控法；二是市场竞争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花大的精力去培育市场，让市场调节的作用来主导资源配置。然而，市场调节的前提必须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这是基础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立的根本保证。只有在有效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内容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的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如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有保有压”，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首要的任务是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特别是其公平、有效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统一、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中，两大变化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强调公民和企业的独立的主体地位，使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发生不再依赖政府；二是伴随国家一元身份（公有制）到多元身份的分解，管理形式也分化了。随着产权多元化的出现和完善，国家将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此，国家必须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有效地规制，使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竞争中的不正当行为和垄断行为不但破坏了公平原则，损害了其它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与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国家应当设计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机制，这种机制应当在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发挥作用，而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理应成为经济法体系中地位高于宏观调控法的一个及其重要的法律内容。

二、对“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的看法

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之法，解决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的矛盾，既可以保证政府以法律方式干预经济活动，又能保障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调节市场。但是仅把经济法视为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未能正确概括和体现当代市场经济之复杂条件下经济法所应具有的理论基石，也没有体现出经济法的本质所在。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经济法应该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因为政府要想干预好经济必须首先受到法律的干预，那种不受法律干预的政府，是不可能干预好社会经济秩序的。例如“依法治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要想真正解决“依法治国”的问题，应该首先解决的是依法治党问题，“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由此，解决政府干预经济之前，也应首先解决建立干预政府的经济法律，比如界定政府的权利、规范政府的行为、确立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序、明确政府干预经济的性质与责任等。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政府干预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干预社会经济必须在守法的前提下以及在科学地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那种不依法或违反方法论干预经济的行为是盲目地干预。例如，负责国家宏观调控的发改委认为：2004年因为经济过热而引发煤电油运紧张，全国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事实上，判断一国经济的总体状态，应该看三个指标：一是GDP增长；二是财政收入增长；三是通胀率。在这三项指标失调，并出现下面的情况才能认为是经济过热：一种情况是，通胀率高于GDP增长，GDP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这是严重的经济过热；另一种情况是，通胀率高于GDP增长，但财政收入增长与GDP 增长同步，这是轻度的经济过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GDP增长达9.7％；财政收入增长达20％以上，而通胀率不到4％。所以从总量上看，更本得不出经济过热的结论。就在今年1至2月，这个本应是用电淡季的时期，还是有20多个城市拉闸限电。，这说明什么问题？

因此，政府要想干预好社会经济必须首先受到法律“干预”，实践证明，那种不受法律“干预”的政府、那种没有被法律“干预”好的政府是不可能真正干预好社会经济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只有在“干预”好了政府行为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干预好社会经济。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度，要求政府干预的同时就要求干预政府，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相伴而生、相依而存的，在增加政府权力的同时不加强制约，这种权力的增加往往就是灾难的增加。实践证明，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就在于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的有机统一。这也就说明，经济法固然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但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

另外，“干预”一词的提法是否妥，也值得商榷。笔者非常赞成使用“协调”这个富有人性化的词，“协调”一词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亟待改变，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收入贫富悬殊大，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等等，这些都需要国家进行“协调”，而不是“干预”。使用国家协调这一概念，体现了国家行使经济管理的职能应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力求避免主观随意性。社会发展的实践已经表明，社会进步是通过协调发展来实现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做到协调发展，全面、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

三、“对外经济管理关系”应成为经济法调整的重要对象

目前，经济法调整的对外经济管理关系主要涉及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对外贸易制度和政策的调整问题。2004年12月11日，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周年的日子。这标志着我国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后过渡期”即将开始。何谓后过渡期？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就是：经过三年适度保护的产业领域将陆续结束过渡期，开始到达“入世”承诺的终极目标。在我国加入WTO三周年之际，新华社报道：“三年来我国外贸增长年均30％以上， 2004年的贸易规模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亦连年增长，去年高居世界第一，今年预计将突破600亿美元大关。实践证明，加入WTO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正确选择。” 我认为这是盲目乐观，实际上，所谓的“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仅只中国的货物贸易列世界第三，而服务贸易还有相当的差距；此外，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主要以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

目前，中国在对外贸易管理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事实上，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起码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2月，中国企业遭受的外国反倾销超过了600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近200多亿美元，为全球之最。仅仅在2003一年内，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就有 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仅2004年的第一季度，国外对中国就发起了11起反倾销调查，同比增幅高达83.8%，涉案金额3.3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