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的传说十篇

影子的传说篇1

游玩篇DAY1 莫干湖 白云山馆 荫山洞 武陵村

太阳尚未初生，就得起床登高，因为那一片晶莹剔透的白色萦绕眼前的时间，仅仅只有太阳升起之前的一个小时。算得上是刹那芳华。站在山顶远眺，云山雾绕，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

从山上下来可以顺路前往莫干湖。将自己沉浸在一片如水墨山水一般的湖光山色之中。湖边矗立的是美女山，湖心有一个天鹅岛，冬季可以观看到美丽的天鹅在此栖息。下榻处位于上横景区，由十几幢风位格迥异的别墅组成。转到白云山馆，这是与妻子的蜜月之地。置身白云山馆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聆听着时光诉说着美好的故事。它没有想象般豪华，反而透露出朴实与雅致。

下午趁着天高气爽，就从荫山洞逛起。从荫山街南段顺石级下行便可到达。小小的山洞之中泉水滴石的叮咚声，清脆而活泼，洞外则绿树成荫，阵阵凉意清新扑面。

早上看过雾凇，晚上自然要去看日落。安静地坐落在莫干山屋脊上的武陵村，环境幽清有如世外桃源，武陵竹海森森然，兀自直立于天地之间。日落时分，静坐在武陵村的小湖边，看着夕阳一点一点西下，氤氲之境油然而生。

剑池 芦花荡 怪石角 下渚湖

莫干之美在剑池，剑池之美在飞瀑。“剑池”两个遒劲的大字铭刻于石壁之上。从剑池之阜溪桥上向下眺览，悬崖巉岩之间的剑池飞瀑尽收眼底。剑池飞瀑共分3迭，溪水冲出阜溪桥下，猛然间跌落二三丈，注入潭中，形成剑池飞瀑的第一迭。瀑布注入剑池后，稍作停蓄，水势益壮，又一次跌水，高达10余米，颇为壮观，这便是剑池飞瀑的第二迭，亦是主瀑，前人所写“飞泉裂石出，浩浩破空来。万壑留不住，化作晴天雷”诗句，描绘的正是这种景色。

接下来到了芦花荡。这里的故事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看着这片传说中被移植上山的芦苇丛随风摇曳，凝思细想那遥远的故事，便会发现芦花荡的美不止于形，更深入于魂之中。

以自然景观著称的怪石角，实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怪石丛中找一块喜欢的坐上休息片刻，感受下午绿荫怪石从中的清凉与画意。玩累了就去下渚湖看看野生珍稀鸟禽吧，喝喝茶，或去寺庙走一圈，便可度过这个周末最后一点美好的时光。

W美食推荐

莫干山盛产野味和名茶。

生炒石鸡是莫干山最富盛名的美食，具有清火、明目、滋补身体的功能，是山珍上品。莫干山生炒石鸡用的是特有的竹林野味生炒石鸡，肉质鲜嫩无比，无需任何调料加工，天然制成就已经足以迷倒一大片美食爱好者。

吃罢美食，来一杯香茗解解油腻，岂不快哉？莫干山名茶以“莫干黄芽”为最，它外形细紧多毫，色泽绿润微黄，香气清高持久，汤色黄绿清澈，滋味鲜爽浓醇。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山珍野味非常值得一试。主要的名菜有：兰花鞭笋、翠玉扁尖、竹盅藏腿、南乳焖肉、竹筒山鸡等。

在一片竹林覆盖下的莫干山——一个曾经是外国殖民时代的避暑圣地。在靠近山头，一个叫三鸠坞（395）的地方，座落着一栋栋早年西方人盖的别墅，房屋结构都还完好。别墅大多都闲置着，有些看来有点破旧了。只有一小群本地人还住在这，靠制茶、种菜、和竹林为生。

这里就是“裸心”最开始的地方。

裸心谷是一个座落于自然保护区内总面积达到60英亩的高级度假村，由酒店的团队亲自参与设计，秉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再利用物资最大化为前提，尽最大能力保留原始的生态环境。

豪华的树顶别墅串联着田埂，让人像一只自由的飞鸟尽享林间的清幽。若不愿做飞鸟您也可以在精致，温馨的夯土小屋中享有一份恬静。两种选择都可以享受到豪华的住宿和美丽的风景。裸心谷提供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奢华体验，3家提供美味食物的餐厅，在无边泳池，温泉，山顶骑马等各项活动设施中度过美好的一天，傍晚时分您还可以在私人的露天按摩浴缸中欣赏日落，绝对令人心旷神怡。

最不可错过的是在竹海掩映之下的裸叶养生水疗中心，占地750平方米，位于总面积60英亩的度假村中心位置，幽深静谧，是亲近自然的完美处所。水疗中心拥有14间理疗室，包括反射按摩室和泰式按摩套房。在古老的松林深处，更有8间林间理疗室安置于私密的单人和双人水疗小屋中。

交通贴士

1、莫干山景区大约有45分钟至一个小时的盘山车程，沿途景色宜人，非常适合自驾游。

2、从武康包、租车去莫干山脚下的于村（又写作“庾村”，莫干乡乡政府所在地），车程半小时，租费应该在30--50元之间。

影子的传说篇2

关键词：影视；图书；影视同期书；畅销

电影传播专家马克波斯特曾在《第二媒介时代》中指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出现过四个相对独立却又互为渗透的媒介时代：口传媒介时代、印刷媒介时代、播放媒介时代以及数字媒介时代。在口传媒介时代，知识分子是先哲、圣人或导师；在印刷媒介时代，知识分子是学术权威；在播放媒介时代，知识分子变成了愤世嫉俗、自命清高的批判者；而到了数字传媒时代，作为一个精神性集群的知识分子则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1]

单靠传统印刷媒介实现图书作品畅销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影视作为当下流行的传播媒介，一方面为图书的生存拓宽了途径，让读者走出“个人阅读的时代”，进入“群体消费的时代”，实现由“从纸媒到电媒”、“从文字到视觉”的飞跃。[2]另一方面又使图书面临着“屈从影视还是独立发展”的尴尬境遇。传统图书与影视两者关系如何？图书在多元化的现代市场中如何实现突围？本文试以《让子弹飞》、《山楂树之恋》、《蜗居》等影视同期书为例，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

一、影视来袭，图书何去

“影视同期书”的产生来源于影视与图书的联姻，本质上是畅销书的概念：一是指将原本畅销或经典的图书改编成影视作品，以视频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近期代表为《让子弹飞》；二是指将某部热播剧改编成为图书，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近期代表为《2012（系列）》。本文重点分析“影视同期书”的第一个方面：从电影到图书及电影对图书产生的影响。

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影视作为一种新兴媒介飞速发展，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介样式，并日益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以传统造纸业和印刷业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图书创作却因其传播方式狭隘、视觉冲击力弱、对受众知识要求较高等方面的原因，使其发展有限，后劲不足。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 文化符号屈于图像的霸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字逐渐沦为图像的“奴仆”退居次席。“在这个图像横行的年代…… 图像的力量为文字壮胆。” [3]影视凭借其快速、生动、形象的传播形式在文化消费领域呼风唤雨，成为大众宠儿。单纯执着于传统图书创作和发行的方式已不再适合当下多元化的媒体形势。电子书逐渐掩盖传统纸质书的灼热光辉；互联网海量信息撼动着依靠传统媒介产生的纯文学的传统地位；人们对于生活的多元化、快餐化、浅显化、大众化需求给需要较多精力和知识力投入的传统图书带来冲击。

以近期的热播电影《让子弹飞》为例。熟悉影片的观众不在少数，却鲜有人知晓该片的故事来源、剧本改编背景。它来源于作家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96岁高龄的马识途是一位才思敏捷，笔耕不辍，创作成就卓著的作家。1942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夜谭十记》，这部小说记载了国家的苦难与重生，刻画了老一辈为社会苍生的付出与执着，该小说1982年完稿，历经40年，三度被毁，三度重写。

这部作品并没有给马老作家带来特别惊天动地的名气，也并没有让他因此得到很多物质上的恩赐，对马老先生来说，此部作品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慰藉远过于物质上的所得。他所居住的成都市指挥街8号院，这个临近闹市的老旧小区，是四川省人大老干部的宿舍，素来平和安宁，马识途在此已居住数十年，《夜谭十记》并没有让他走出这座大院，也并没有让这座大院因此有所不同。大众知晓马识途的名字也更多的是从他是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作协主席等称谓中获得，熟悉《夜谭十记》的人少之又少。2010年之前，《夜谭十记》只有两个版本：第一是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版本；第二是200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识途文集》版本。它们一直被放在中国文学书架上，却始终乏人问津。

二、影视给力图书

但到2010年，《夜谭十记》却突然红火起来，马识途所居住的老式大院也一夜间热闹非凡。作家马识途也许一辈子没有想过，在他正沉默而安静地享受晚年时，曾经耗费了他半辈子也沉寂了半辈子的的作品《夜谭十记》正给影视界带来一场不小的震动。老少观众从此记住了由他的《夜谭十记》之《盗官记》改编的电影——《让子弹飞》。2010年底，由姜文导演，周润发、葛优等主演，改编于马识途小说《盗官记》的《让子弹飞》首度上映。短短一个月，票房达到6.6亿元，直奔7亿元大关。观影人次已突破1800万，创下华语片新纪录。老书换新颜，《让子弹飞》的热播让马识途原著《夜谭十记》一时洛阳纸贵。重印后，一个星期内又加印了三次，并且两天内被抢购一万册。在四川出版发行后，经资料整合，《夜谭十记》又以“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新宠的身份在北京图书订货会正式亮相。这本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书居然成了现场最火的四川本土畅销书，而最大的原因正是——它是热播电影《让子弹飞》的原著。

从之前单纯依靠传统媒介发行的图书《夜谭十记》的冷清到电影《让子弹飞》的火热，再到受电影热播的影响致使原著小说畅销，这样的实例在影视改编史上屡见不鲜，试图依靠影视等现代传播媒介让传统图书畅销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广大图书发行商、创作者的欢迎，其中成功与失意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总体上来讲，电影的热播的确为相关图书的发行提供了一条生存之道。2007年，六六创作长篇小说《蜗居》，2008年1月该书上市，销量一片大好。紧跟其后，六六又以超百万的天价售出了《蜗居》的电影版权，而这一次改编更为图书销售锦上添花，电视剧《蜗居》播出后近一个月内，同名图书多次加印，加印数量超过10万册。

除此之外，近期电影《杜拉拉升职记》、《山楂树之恋》、美国电影《哈利波特》、《禁闭岛》等的热播带动相关图书的畅销也都证实了影视给力小说，能取得双赢效果的可能。小说创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媒体，而是把视野拓宽到多元化媒介传播的方式中去。图书改编成影视作品并借此带动自身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多元化媒介形式的合流；表现了在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类生活多样化的当下，幻想依靠单纯纸质出版形式以获得图书畅销的观念的逐渐落伍。在此种情形下，图书工作者一方面要使传统图书赶上“影视”这趟班车，使纯文本走上荧屏，并扩大自身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图书创作的质量，好的图书作品永远是珍贵的艺术品，并且将为影视作品注入新鲜血液，增添其活力。影视与图书捆绑上市的关系，是一种媒体互动方式，书卖得好，改编成电视剧就会好，电视剧拍得好，编成书也会好看，这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概念。由此看来，好的图书改编成影视作品，好的影视作品改编成图书，完全有可能成为图书在影视时代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突围方式。

三、创造与借力，图书创作的出路

不同的传播媒介在不同的时代占据着不同的地位，有着不同的作用，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在当今以视觉文化为主的时代，传统图书走向衰落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图书与影视的联姻也成为图书求得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从这方面看来，图书出版的出路在于：一方面借助优秀影视作品的一臂之力，扩大自身市场认知度，提高自身传播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又不屈从影视，坚持借力与创造并重，学习影视传播方式但又不盲目跟风改编，凭借自身切实的文学、艺术魅力获得观众（读者）的认可。图书创作与发行的出路不妨参考以下几点： 首先，图书创作借鉴利用影视艺术技巧。 “精英文学”不能自恃其高，应走向社会，走进市场。除开上文中的《让子弹飞》外，《蜗居》作者六六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好的范例，原著小说形象的画面感，描写性语言的生动化，用字精练、简洁等特点让小说不但保持了图书应有的特质，并具备了足够的影视元素。小说出版两年来，已相继传出珠影、中影、华谊兄弟等影视大腕竞相争夺拍摄权的消息。如今，《蜗居》的作者六六已而成功跻身于电影改编权百万俱乐部。正是“什么都可以市场化，文学也一样，迎合市场，适应市场，并不是媚俗，但没有市场却是尴尬的。[4]”优质图书改编成影视作品带动了是整个传媒市场与文化市场的活跃，产生的是多重效益，创造的是多样化作品，适应了多元化市场的需求。

其次，图书生产者必须创新作品，提高作品质量，不能纯粹从商业价值论作品总体价值。真正优秀的图书作品终究会得到市场和受众的认可，优秀的图书作品是利用有限的文字对无限的精神领域的超越，读者可以充分发挥自我想象与主观能动性，在这些方面，浸透着机械味、金钱味、技术味的影视是无法具备的。这就要求图书作品第一要保持创新、创造、艺术的高度，既不拒绝新媒体，也要执着文学艺术与传统媒介的人格操守，坚定文学艺术信仰，不主动迎合新媒体，不为迎合影视商业价值任意改变创作初衷，削弱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第二，在参与影视创作期间，要敢于批判，敢于颠覆，敢于发出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声音。在这一方面，张爱玲兴许可以作为借鉴。“揭露电影对日常生活的包装，或者说让大众从电影为日常生活所创造虚假的幻想中醒来”是她小说的重要主题。“既能沉迷于电影，又能对电影保持着清醒的反省与批判能力，这是张爱玲与电影建立起的一种深刻的联系。”[5]

再次，相关文化部门也应高度重视图书作品与影视的“联姻”，在给予肯定与支持的同时，扩大其生产创造能力，更应制定相关规定与准则，规范影视图书市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发挥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的双重效力，使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共同服务经济文化建设，促进图书与影视市场的互助与共赢，优秀的图书作品尤其是优质畅销图书读者众多，为改变是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潜在观众，当这些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后，他们是期待观看者中最为稳固的群体；同时优质图书作品在情节等方面为大众所推崇，这也是电影成功的前提，并能够反过来推动图书的发行。

总言之，纵观当下中国图书市场与影视市场发展的现状，影视这一现代传播媒介若想完全取代传统的图书传播媒介，一定时期内是绝非可能的，图书阅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是人们主要的生活习惯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图书出版业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与困境，此种情形下，图书业首先要创新思路，不断创作出好的作品；其次要革新销售策略，紧跟市场，立足时代之需；再次，不妨拓宽视野，理性并有效地利用其他媒体形式如影视资源的传播优势，将图书资源与影视资源结合起来，相互给力，相互促进，并完善其各个环节不足之处，促进二者和谐发展，共享最优效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

[3] 周宪.视觉文化语境中的电影.电影艺术[J]，2001(2).

影子的传说篇3

综合电影《孔子》公映以来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根据观众和专家的意见反馈，我们可以得知电影《孔子》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电影《孔子》获得这些成绩与其大众文化传播的成功运用直接相关（电影就是大众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介）。那么，电影《孔子》的大众文化传播运用了哪些有效策略呢？

中华文化的“形象代言人”与“华语梦之队”――电影《孔子》充分地发挥了孔子本人和主创团体的名人效应

电影《孔子》大众文化传播的成功，首先归功于电影《孔子》充分地发挥了孔子本人和主创团体的名人效应，借助了他们在国内外的显著知名度和影响力。

发挥孔子本人的名人效应。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中国文化一块坚不可摧的重要基石。导演胡玫曾经感叹：“2500年来，孔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象征，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他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所以能够把这个先贤立起来，会长我们中国人的志气。”片方也看到了孔子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大众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需求。孔子是中国人的文化圣贤，也成了中华文化的“形象代言人”和全球偶像。所以孔子也就成了适应电影《孔子》海内外大众文化传播宏伟而响亮的中国文化元素、一个强烈而持久的中国文化符号、中国最大腕的“文化英雄”，这也正是电影《孔子》所渴求的。

孔子的名人效应对于电影《孔子》在海内外的大众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国内不少观众带着孩子去看电影《孔子》，坦言是为了使全家了解孔子，补上传统文化课。导演胡玫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有些年轻人看过《孔子》之后马上跑回家去看书，有观者半夜发短信给她，说是“刚看了《史记》”，或“刚看了《东周列国志》”。“我特别高兴，给我们的国学带来一点引导和刺激，说明我还是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情。”10余名知名学者在北大观看了电影《孔子》后表示：虽然电影《孔子》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它却让一般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甚至是华语世界乃至外国人有了一条比较通俗的“路径”来了解孔子，相信很多人会因为看这部电影而有了去了解孔子的动力。电影《孔子》开拍以来一直受到海外的持续关注，英国《独立报》、《卫报》、法新社、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持续报道了电影《孔子》的进展。电影《孔子》于2009年5月正式亮相法国戛纳，吸引了不少海外片商的注意，成为戛纳电影节交易部分最热门的中国影片之一，海外媒体和片商对《孔子》比我们想象中要熟悉得多。一位来自欧洲的片商表示，在西方人眼里，孔子是古老中国近乎神明的存在，不少人把他看成是东方的耶稣。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今天，人们解读的“孔子”已经不只是古代孔子，而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发挥主创团体的名人效应。一流的演出和制作团队使电影《孔子》颇具魅力，除了著名导演胡玫，著名演员周润发、周迅等巨星的加盟，使电影《孔子》聚集了堪称“华语梦之队”的强大幕后阵容。在参与的制作团队中，有《功夫》及《霍元甲》制片人崔宝珠，有凭借《卧虎藏龙》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的摄影师鲍德熹，有凭《满城尽带黄金甲》而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服装提名的服装设计师奚仲文，有《赤璧》的编剧陈汗，有我国电影音乐界获奖最多、获奖级别最高的音乐家赵季平配乐，再加上沉寂5年为唱《孔子》主题曲提前复出的歌坛天后王菲，等等。这一个个的业界顶尖人物汇集，本身就是一个耀眼的看点。有不少观众主要就是被这些巨星、名人所吸引而去电影院的。

片方为法国戛纳电影节首次曝光了5张剧照及一段2分钟预告片，这批大气磅礴具有文化感的影音资料一经亮相，立刻赢得了满堂喝彩。不少片商首先被周润发的单人孔子剧照所打动，其中一张是孔子斫简著书，蓦然回首，虽然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形象，却不见“苍老”，他的眼神展现出一种时光积淀的睿智。另一张孔子及其门徒的群像剧照，孔子神情淡泊而威严地伫立其中，众弟子环绕身侧，似在聆听教诲。这张剧照吸引了很多片商的驻足，有人甚至称这张剧照与西方世界著名油画《最后的晚餐》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而笑言“孔子是不是和耶稣相当”。影片出品人刘荣表示这次曝光的海报基本都是周润发的，考虑到了他的国际影响力。

“心怀敬畏之心”――电影《孔子》恰当地表达了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人物的审慎态度

《孔子》可以算是第一部能够向西方世界正面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式大片，也是历史文化题材和伟人传记题材的影片，因此，电影《孔子》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人物（尤其是“圣人”孔子）秉持什么样的态度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也是影响其大众文化传播效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可喜的是，电影《孔子》恰当地表达了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人物的审慎态度――“心怀敬畏之心”，从而促进了电影《孔子》的大众文化传播。

通过剧组对影片《孔子》和孔子本人的敬畏心态直接反映出来。导演胡玫表示：2005年，媒体传出韩国宣称孔子祖上是韩国人，同时传出韩国、日本正准备投拍电影《孔子》的消息。胡玫感到了不安和急迫，“孔子这样伟大的文化象征人物，他的传记片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拍”。胡玫说它拍电影《孔子》不是“命题作文”，没有人强迫她，完全是因为她自己想拍。她确实是因为带着对孔子的热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家的崇敬心情来创作这部片子的，从筹备、开拍到游走全国各地马不停蹄地宣传，她都是带着极大的热情的。《孔子》的总策划、大地传播董事长于品海表示：从第一天起，剧组就是怀着深刻的敬意拍这部电影的，先后开过6次专家座谈会，剧本改了30多稿，剪辑花了7个月时间。此外，影片本身的思想内容也表现了对于孔子的敬畏之心，尤其是表现了对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精神的敬意。

多名知名学者在公映之前观看了电影《孔子》。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说：拍摄这类影片，能够对古代文化传统与人物抱着“温情与敬意”是最根本的原则，在这点上，《孔子》做到了。①“巴蜀鬼才”、著名戏剧家魏明伦认为：这个片子最大的意义是对“仁”的呈现和传承，虽然时下是一个娱乐大行其道的时代，但是优秀的艺术家在拍摄孔子这种极其重要的传统文化人物的时候，必须要心怀敬畏之心，《孔子》的主创人员做得不错。剧组人员对待历史文化传统和人物的这种深刻的敬意以及文化使命感、责任感（这两者往往是紧密相连的），经过一些专家学者的宣传介绍以后（以上陈来教授、戏剧家魏明伦的言论在电影《孔子》公映前后在网络媒体上广泛传播），为更多的社会大众所认识，起到了为电影《孔子》舆论宣传大造声势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大众对于电影《孔子》的好感，从而促进了电影《孔子》的大众文化传播。

通过剧组对影片“严肃的历史人物传记片”、“史诗性人物传记正剧”的整体定位间接反映出来。电影《孔子》被定位为“严肃的历史人物传记片”、“史诗性人物传记正剧”，正如陈来教授指出的那样：这部凝聚着电影界以及学者心血的影片认真演绎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学者，没有陷入“戏说历史”的圈套，这一点着实难能可贵。其实这也是电影《孔子》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人物“心怀敬畏之心”的间接反映，也是整部影片坚持的基本风格。

面对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公开函中“此间大众媒体传闻剧情间有所谓‘孔子感情戏乃至三角恋戏’云云，遂致国人哗然、四海耸动”、“要求诸君（指电影《孔子》剧组）对剧情传闻是否属实予以确认，并对吾等意见予以慎重考量”等质疑，电影《孔子》编剧组在中国儒学网进行“正式辟谣并郑重严肃声明”，指出：“《孔子》电影是一部严肃的历史人物传记片。本片剧本经过多位创作者30多稿的慎重创作，且经过国家有关文宣领导部门及国内学术、艺术机构多方面权威专家审核多次，方予批准通过拍摄。”“该片所反映的重大基本史事皆依据《史记》及《左传》等史料，有可信之历史出处。除必要及有益于人物塑造之艺术虚构，并无对孔子生平及历史之篡改、戏说或编造。绝无某些媒体所渲染炒作之戏说剧情。”“我们以巨资倾力拍摄的电影《孔子》，是一部意在弘扬华夏文明，普及国学思想，振兴中华传统文化，将孔子及其伟大思想远播四海的史诗性人物传记正剧。本片全体主创者抱持着以尊重历史为根本，以合理艺术发挥为手段的坚定态度。”此外，与此相配合，电影《孔子》编剧组还在网上《史诗电影〈孔子〉全部情节和对话的史料根据》，提出“欢迎观众根据电影情节，进行对比，从而一一检照”。例如电影序篇：“我老了，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这段话是根据《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电影《孔子》编剧组的辟谣和声明对不利于电影《孔子》的一些社会舆论予以及时的反驳和澄清，确认了影片“严肃的历史人物传记片”、“史诗性人物传记正剧”的整体定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并且通过网络传播的方式扩大了舆论影响力。此外，电影《孔子》中，无论是场景、服饰、道具还是发式等无不精准考究，都注意了点点滴滴的细节，表现得惟妙惟肖，可谓对2500多年前包括民俗礼仪在内的春秋文化下足了工夫，这也完全符合对影片的这种整体定位，并增强了这种整体定位的可信度。

“圣人孔子”与“功夫孔子”――电影《孔子》成功地实现了艺术品位追求和商业模式运用的有效契合

电影《孔子》成功地实现了艺术品位追求和商业模式运用的有效契合，努力使它成为一部形神兼备的高质量的影片，这种契合我们可以塑造和表现“圣人孔子”与“功夫孔子”这组形象为例加以说明。

影片在塑造“圣人孔子”中表现了对艺术品位的明确追求。电影《孔子》通过塑造和表现“圣人孔子”来追求和保证其高水平的艺术品位。1.影片《孔子》通过对孔子思想和儒家传统精神的深入挖掘、历史追寻以及现代审视和世界观照，以高超的艺术手法为我们展示了在恢弘大气的春秋乱世中孔子跌宕起伏的人生，塑造了一个“圣人孔子”的形象，体现了他的人格理想，彰显了儒家精神的历史价值，突出了精神高度和道德情怀。2.影片《孔子》在一些场景中把《论语》的重要思想穿来,使“圣人孔子”思想通过故事来展现，让观众看到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让我们了解了为什么“圣人孔子”对后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为什么是他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与同期上映的美国大片《阿凡达》比较，电影《孔子》蕴涵的中国文化显得深邃、大气、厚重。3.影片《孔子》多处情节细腻生动、感人至深。如妻女温情相侍，雨夜出走鲁国，为爱徒颜回暖尸等片段。这其中，周润发的表演功底功不可没。他用恰如其分的眼神和姿势，把一个“仁者爱人”的孔夫子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在塑造“功夫孔子”中表现了对商业模式的成功运用。电影是高度商业化的产业，而商业化紧密地连接着大众化。因此，电影若要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成功地实现商业化是很重要的条件，电影《孔子》在这方面也有比较出色的表现。1.电影《孔子》以壮观宏阔的场面和苍凉惨烈的景象再现了春秋“四大战役”，让中国乃至世界观众享受到冷兵器时代华丽写实的视听震撼。电影《孔子》在内容上突出孔子人生的传奇性、戏剧性，使之扣人心弦、引人入胜。2.预告片中展示了浩壮的“堕三都”、凶险的夹谷会盟、惨烈的齐鲁大战的一幕。表现了孔子弯弓引箭及随身佩剑的威武形象，片方在海外市场是将片名改为《孔子之决战春秋》，着力宣传“功夫孔子”，主打史诗战争路线。3.影片虽然表现了“功夫孔子”的一面，但注意到孔子的魅力主要来自他的人格和思想。影片既靠近商业，又拿捏好了分寸。

总之，“圣人孔子”与“功夫孔子”这两个形象在电影《孔子》中不是相互割裂或只是简单拼凑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相得益彰的，这样有效地促进了电影《孔子》的大众文化传播。

影片《孔子》是以特大规模的现代电影表现手法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大师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意义非同寻常，因为中国古代有很多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卓越贡献的文化大师，除孔子外，还有庄子、屈原、司马迁、朱熹等，将来也有可能以这种形式进行“影视”的释读。在这方面，我们对影片《孔子》大众文化传播的探讨还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注释：

①《电影〈孔子〉：凭什么“观众看完不后悔”――汤一介、张颐武、孔庆东、陈来、彭吉象等学者各有点评》，《光明日报》，2010-01-28。

影子的传说篇4

传说皮影起源汉代。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死后，汉武帝非常思念李夫人，便命宫人李少翁刻李夫人肖像，置于武帝帐中，夜晚用灯照射，投影于帐上，栩栩如生，使武帝心情愉悦，解决了思念之情，由此演变成为影子戏。流传到民间街头巷尾，村落庭院。

皮影，在我国真正形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是在北宋时期。当时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市)，就有许多专业的皮影班子，每年农历的元宵灯节，北宋京城在大街小巷都设置“小影戏棚子”。观者扶老携幼，人山人海。公元1127年，北宋败于金兵，京城迁往浙江临安(今杭州)，一大批影戏艺人被迫随王室南逃，在南方各省扎根落户，形成了南方各省的地方风格。

金兵占领汴梁(开封市)后，有史可查的是曾把各种民间艺人，强制押运到北方，其中也包括一批影戏艺人。宋人徐梦莘写的一本《三朝会盟编》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金人来索御前祗侯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杂剧、说话(评书)、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笛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由于金、元、明、清均建都于北方，部分影戏艺人及其后裔和分支，在我国北方各省扎根，并逐渐形成北方各省的地方特征。如河北的滦州，河南的罗山、新县、桐柏、灵宝，京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等地。

河南省以往除罗山、灵宝、桐柏、新县等地外，还有长垣、内黄、栾川、偃师、伊川、淅川、邓县、内乡、南召、方城、卢氏等地，均有影戏艺人的组织。冬闲时，他们活跃在山乡僻野、深山老林，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但目前仍能坚持演出的只有豫西的灵宝，南阳地区的桐柏和信阳地区的罗山、新县等少数几个县了。

灵宝县的皮影表演艺术，传说起源于清代中叶。据祖传六代的皮影老艺人刘金才和祖传五代的剪纸老艺人杨仰溪讲，清道光年间岳渡村一位姓奖间的和沟东村一位姓杨的乡绅，都在京城作官，他们告老还乡后，从京城带回了皮影，和阎谢村的一些地方绅士组班结社，招收流散艺童学艺，轮流在各家举行堂会，自演自娱。由于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演唱时的乐器伴奏仅有三叉板、笛子和四弦，演出的场所也大都在达官贵人或绅士富户的庭院。到了明末清初，这种庭院演唱艺术已发展成为灵宝县民间娱乐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到了民国初年，灵宝县已发展到十几个影戏班子，有几百人的艺人队伍，遍及涧河两岸和焦村一带的几十个村子。

灵宝县靠近华山、亚武山和永乐官道教圣地，深受道教音乐曲牌的影响，所以，皮影艺术与当地曲艺道情说唱密切结合，是灵宝皮影的显著特点。“道情”又名“道经”、“八仙乐”，是道教宣传教义的重要工具。其使用的乐器，均与传说中的八仙法器有关。如：鱼鼓、简板，传说是张果老的法器：月琴，形如琵琶，传说是汉钟离的芭蕉扇演化而成，碰钟，形如铁笊篱，传说为何仙姑的法器；竹笛，传说是韩湘子的玉萧演变而成：四弘，传说是由铁拐李的火葫芦变化而成：云阳板，据说是兰采和所传……

道情和皮影艺术结合后，产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演出时一般安排在中堂内，艺人演出时必须衣帽穿戴整齐，坐姿端正，以示对道教的尊敬信奉；二是影戏采取“道情”曲牌，委婉动听，使表演艺术更为丰富，更吸引人，拥有较多的观众。

近年来，影戏艺人不断改进提高。在道情唱腔的基础上又融进了眉户、秦腔的唱法；伴奏又吸收了蒲剧打击乐器的鼓点特色，老艺人罗山喜又引进了“道情”原本没有的铜器，再加上自然形成的当地方言，形成了一种高亢别致的情调。

道情皮影的唱腔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多采用7字句和10字句。主要调门有“官调”(喜调)和“梅调”(哀调)两种。“官调”又称“官系”，各种调门多用“欢音”，曲调明朗，善于抒情，欢快、诙谐，是小生、彩旦、花脸等行当常用调门。“梅调”相反，多用”苦音”，唱腔凄凉、哀伤，是老生、小旦等常用的调门。除“官调”、“梅调”外，还有“飞调”、“袍调”、“金钱滚”、“皮滚白”等等。

道情皮影的剧目，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神仙戏，如《雷音寺》、《韩湘子》等，是劝人成仙的故事：二是宣扬忠、孝的戏，如《二十四孝》、《郭巨埋儿》、《杨家将》等：三是英雄故事和民间传奇一类，如《秦琼打擂》、《忠义堂》等；四是表现男女情爱的折子戏，如《抬玉镯》、《白蛇传》、《打棍出箱》等。还有一些生活小戏如《三怕妻》、《小货郎翻箱》等，贴近生活，反映生活，树正气，鞭挞邪恶，尤受群众欢迎。

罗山县皮影，又名“丝弦皮影”，植根于豫南的大别山区。罗山皮影以水牛皮为原料，经艺人镂刻而成，以布帛作帐。3人操作，以乐器唢呐或乐队成员接腔，唱腔、道白采用豫南地方方言，通俗易懂。

罗山丝弦皮影的行当与其他姊妹剧种相同，分生、旦、净、末、丑五大类。

罗山皮影的唱腔以花鼓调为主，有“东调”、“西调”之分。“东调”高亢激烈，适于唱武场戏：“西调”起落平稳、轻巧，板式结构缓慢、悠扬、婉转，适于唱文场戏。从整体看，都是以板腔为主体，曲牌为辅的综合性音乐唱腔。多为一板一眼，其板式又分两类：一是有板有眼：二是无板无眼。

罗山皮影传说始于明代，历史久远，剧目繁多，但多属于师傅口授，无固定脚本。目前经常上演的传统剧目有49本，231个剧目，现代戏36个。传统戏取材于历史神话、演义、传说等。因为没有固定剧本，所以，同一剧目因艺人的文化知识、艺术素养、记忆理解不同，加之操作技巧的不同，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1978年以来，罗山县文化部门的专业人员，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精神，对该县皮影艺术进行挖掘整理，先后整理出系统脚本《龙风配》、《真假驸马》、《八仙闹海>、《访山东》、《假设阴朝》等12个剧目，同时还创作、改编了《烽火山》、《红色的种子》、《血泪仇》等10余个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剧目，极受群众欢迎，特别是青年人易于理解，百看不厌。

1982年罗山县文化局又组织力量，深入同党乡，对林芝梅皮影箱进行试点改革。他们对舞台、影幕、灯光、布景都进行了改革。指导艺人照脚本唱戏。1986年举行了“罗山县首届皮影改革调演”，有周党、定远、彭城、子路四个乡代表队参加，不仅有灯光、布景，还有扩音字幕，便于青年人阅读，还首次出现了女演员，打破了传统旧俗“女人不上场”的规矩，

开创了男女同台操作表演的新局面。

罗山皮影造型粗犷，体型健壮，类似朱仙镇门神人物的造型方法，对人物的大轮廓精心镂刻，大色块的渲染，色彩艳丽，五彩缤纷，鲜明动人，独具一格。

罗山县皮影老艺人，目前能够追忆的是由清初的尚青山，下传徐宏谟，又传傅秃和、杨龙山、杨大山、杨仪成等。子路乡有老艺人叫熊自元、彭新乡有老艺人岳义成、杨仪成等。杨仪成是彭新乡明月村人，祖传四代制作皮影影人，做工精美耐用。曾远销江西、安徽、湖北等省。近年来，杨仪成制作的影像被河南省艺术馆收藏，并多次在北京、广东、香港展出，并于1994年荣获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间美术精品大展”二等奖。“河南民间美术精品展”一等奖。

桐柏皮影，流行于桐柏山南北两麓，即河南境内的桐柏县、泌阳县及湖北随县一带，在我省皮影艺术阵容中，又是一个独立的流派。

桐柏皮影是很有特点的，它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和诙谐趣味。传统的节目有《杨家将》、《岳飞传》、《水浒》、《西游记》等等，以宋代历史演义比重比较大，这些剧目往往都是连本的，常常连演二三十本，引人入胜。

桐柏皮影的影人造型质朴、泼辣，体现了当地山民淳朴、豪爽的性格。这些工艺精细、色彩明朗，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影人造型，已经成为中外民间美术收藏家的珍品。

桐拍皮影是以黄牛皮作为原料，高约55厘米，全部为侧身形像，它的体形略大于豫西皮影，又小于豫南皮影。影人的制作同样是“装配式”的，分为“头”、“盔帽”、“身子”三大部分，各部位均有接榫装置，演出前根据剧情来组装。一个皮影担箱至少有74种造型各不相同的身子。

一个影人的制作，从头、帽到上下肢，外加胳膊衣袖等完整计算，共需大小14块皮革镂刻后组成。影人的脸谱，根据生、旦、净、末、丑五类定型。决定影人官位、品级的高低，不是依据面部。而是根据服装和帽子。如皇帝的帽子称“王帽”，而丞相的帽子则称为“相盔”。再如，五品以上的官级都要穿莽袍，但莽袍与蟒袍大不相同。头盔一类有王帽、金雕、相雕、文纱帽、武纱帽、状元帽等30多个品种；服饰有蟒、文武铠、官衣、龙衫等也有30余种名堂。

影人是皮影艺人自己制作的，艺人们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经过数代艺人经验的积累，最懂得合理处理材料、功能、装饰三者关系，使它们高度地统一在一起。

桐柏皮影造型整体性强，基调明快，继承了南阳汉画像石刻粗犷、概括的艺术手法。艺人们敢于大胆夸张，也敢于舍弃细节。桐柏影人的特点是上窄下宽，尤其是上肢造型，这种倾向更为突出。这样做，能使关节部位磨擦面减小，动作影像的效果更清晰。影人的外部轮廓线很简洁，而内部的刻工与画工却十分精致，影人的镂孔很密集，这种处理方法可以说是“外简内繁”、“以简统繁”，既丰富又统一。

桐柏皮影造型的夸张处理，还表现在上肢结构的设计上，生活中的人上肢分为三节：上臂、前臂和手。而桐柏皮影的上肢却分为四节，妙在把上臂又分为两节，这一比例与结构却有利于增加动作幅度，艺人操作时运用自如，又使观众觉得合情合理。

在色彩处理上，艺人们更是身手不凡。他们采用传统的，民间喜闻乐见的原色和对比色，其效果是既艳丽又庄重，每个皮影人都有一个主调，绝不喧宾夺主。桐柏影人的艺术特点十分鲜明，人物面部的红晕不是渐染过渡，而是醒目的点上一块红色，具有河南套色民间剪纸的特点。而民间剪纸中的“团花”更被巧妙的用在不同宫级的蟒袍和各种服饰上，看起来十分得体。

河南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地方戏曲艺术对桐柏皮影的造型影响极大，差不多所有戏曲中衣、帽的名称，都能在桐柏皮影中找到。但皮影艺人绝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根据皮影艺术的特点，把表演时很多动作的方便因索，集中在影人造型的设计中，如艺人在刻制影人蟒袍的下摆角时，有意向后拖出一角，以表示人物“行走带风”。

影子的传说篇5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2

一、电子游戏与电影的媒介综述

1.1电子游戏产业发展的现状简述

电子游戏产业又称为互动娱乐产业。是涉及电子游戏的开发、市场营销和销售的经济领域。它的产业链与电影产业有着许多共同点。主要分为：资本与出版层、产品与人才层、生产与工具层、发行层以及硬件层。从1958年世界第一款电子游戏《双人网球》到1979年美国雅达利公司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游戏机。电子游戏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完善，逐渐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规模链。进入2000年以后，硬件层出现了日本任天堂、索尼、美国微软三强争霸的局面。而软件厂商上出现了美国EA、视动娱乐、法国育碧、日本史克威尔等航母式的游戏巨头公司瓜分市场的局面。我国虽然不像国外是单机游戏市场规模巨大（审查、盗版猖獗等问题），但是，我国的网络游戏、休闲游戏市场的产业规模是逐年增加。2000年，我国网游市场规模才区区0.6亿，但到了2009-2010年，产业规模270.6亿1。2010年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于2011年1月18日在北京石景山召开，其主题就是重点探讨媒介融合时代下游戏产业发展的问题。2010年，全球的电子游戏产业规模突破300亿美元，到了2012年可能会突破400亿美元。

1.2电影产业的现状简述

反观电影产业从诞生以来已经100多年了，它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成熟的传统媒介，它是一种进行大众传播的有效传播途径。2010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首次突破100亿人民币大关。在“融媒”时代的今天，传统电影产业受到了诸如电视、互联网以及IPTV等以数字化、网络化为载体的数字电影内容的冲击。好莱坞化的电影工业生产机制以及发行方式也对全球电影产业产生了不小影响。面对当今数字化、信息化的浪潮，作为传统大众媒介的电影，必须走出胶片时代的纠结，踏入到数字化、网络化的新时代，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介使自己产业链不断升级，而高清和3D又是当今电影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契机。在面对电子游戏等新兴创意娱乐产业的冲击，如何运用新媒体是自己依然走在娱乐产业的前沿是电影产业需要面对的话题。而随着游戏的创作于营销越发的向电影产业靠拢，这两个产业在新的传媒时代中必将擦出响亮的火花。

二、电子游戏与电影融合的可能性

2.1媒介融合的概念与形式

要说两者的融合，首先要说明“媒介融合”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自由与科技》中一书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的聚合的原因。主要是指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2媒介融合又称为媒体融合，明白的说就是基于信息飞速的发展，媒体形态所呈现的一种全新形态。

2.2电子游戏与电影的融合的条件

2.2.1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两者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技术的进步给了电影与电子游戏融合的机会。电影与电子游戏之间的转换与融合推广所能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让电影制造商和游戏开发商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亮点。电子游戏觊觎电影精美的画面和成熟的镜头表现手法，电影看中电子游戏庞大的玩家群体和精彩紧凑的游戏体验与互动模式。与此同时，电子游戏作为电子媒体经过30年的发展，其产业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地推出，需要引进新的元素和特色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广告资源，维持自身发展。传播史上，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都是在吸收、融合其他媒介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自己，从而获得了长久生命力，作为新兴娱乐产业的电子游戏也不例外。

2.2.2电影的局限性为融合提出了要求

就媒介形式而言，电影与电子游戏最为接近。《指环王》大导演皮得.杰克逊本身就是一个狂热的电子游戏爱好者，他拥有自己的游戏公司。他认为：“制作游戏与拍电影极为类似，现在的游戏特别关注叙述手法，镜头运用和美术效果在电影和交互游戏中都成为必要手段。”4也就是说电影作为一种被动娱乐，在产业化的今天，各种商业特效大片充斥着大银幕，久而久之，消费者对于影片的模式化剧情和特效就感到审美疲劳；而电子游戏却有“操纵剧情”的强烈的互动性，你可以亲自操纵电影中的人物来经行剧情，并且可以改变剧情的走向。

三、电子游戏与电影融合的动因

随着“融媒”时代的快速推进，电影与电子游戏开始打破隔阂，相互借鉴、相互改编、相互推广。充满了游戏元素的电影与运用电影表现手法的电子游戏屡屡出现，电影的宣传推广会上开始频繁出现电子游戏开发商的身影，而电子游戏发行、运营的过程中也总有同名或其他知名电影的名字伴随左右。

3.1经济上的诉求

3.1.1从产业论来讲

从传媒经济学来看电子游戏与电影的融合主要是为了获得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因为，作为一个传媒企业，你的传媒资源特别是优势竞争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有限的。那么，传媒企业要想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扩大化再生产，降低成本，就需要进行整合式生产，利用同一个媒介生产出两个产品。就像游戏与电影两个跨界合作的产品一样，一个传媒企业生产这两种产品远比它托另一个第三方企业来生产成本低得多。

3.1.2整合式发展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产品而存在，而一部电影的商业价值不仅仅是由票房来决定的，它还有相关后续产品的开发所带来的商业价值。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游戏在声画表现上是突飞猛进，特效也越发的与电影接近。所以，电影改编成电子游戏也日益成为电影产业中的重要一环。

3.2文化属性传递的诉求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与商业双重属性的大众传播媒介，除了提供娱乐外，更有艺术上的表现力，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对于电子游戏这个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新媒介，从传播学来说，它也具有就像施拉姆所说的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比如“开创经济行为”、以及“提供娱乐”等，甚至还有政治功能，比如“社会遗产传递”等，8当今电子游戏在主题表现上无疑有着强烈的文化感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比如，著名的“冷战思维”游戏《红色警戒》，就有着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还比如像《合金装备》就反思了战争的残酷，赞扬了人性的伟大。还有一些竞速类游戏如《GT赛车》就宣扬传播了汽车文化，以及我前面说过的如《美国陆军》等征兵宣传游戏。当然，作为一种新媒介，它的传播功能是否有像电影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这么广的社会效应，甚至是可以取代电影成为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一点上是有争议的。但不能否认，游戏的文化传播属性是成立的。

四、电子游戏与电影融合的积极意义

4.1实现资源共享、节约成本

电影与电子游戏的跨界合作在如今已是十分的流行。传媒公司或者是电影公司往往通过电影与电子游戏整合式的宣传，从而实现资源共享，降低营销成本。传媒集团不同媒体实现互动和整合，发挥协同效应，同样的信息通过不同的形式，包装成适合不同媒体的产品，一个产品多种用途，信息复制的成本大大降低，传播的速度大大提高，既扩大了市场，也获取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在具体地域内强化交互媒体的品牌效应。10比如电影明星经常为某款同名的电子游戏宣传造势，以及电影制作人与游戏制作人跨界合作等。著名战争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莫就为电子战争游戏大作《使命召唤6》配乐；007扮演者丹尼尔.克雷格经常去为游戏版007担当动作捕捉。

4.2有效的扩大受众的覆盖面

就像之前所说，电影娱乐是被动娱乐，而电子游戏的娱乐方式则给具有互动性。电影只能用眼看，而电子游戏则具有更多的操作方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各种独特的操作技术使电子游戏发生了奇秒的变化。11

影子的传说篇6

摘要：浙江的严州在地缘上与徽州相近，在血缘上与徽州相连，在风俗习惯上与徽州相似，是朱熹理学衍流深远的重要地区之一。严州地域上的优势、朱熹的人格魅力和深厚学识、学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这是严州朱熹理学盛行的主要原因。朱熹及其学说对严州理学发展的贡献，一是促成了严州地区理学学者群体的涌现，二是推动了严州“习理”之风的形成，三是影响了严州当地的礼仪制度与风俗习惯。

中图分类号： B244.9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9406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旧称新安，治今安徽黄山市）婺源人。其父朱松曾为福建延平尤溪县尉，寓居在尤溪城外毓秀峰之郑氏草堂。朱熹生于闽，并长期在此生活，所以他的学说常被称为“闽学”。但据相关史料记载，朱熹实为徽州婺源朱氏九世孙，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新安理学的开山宗师。①其理学思想传播极广，影响深远。朱熹虽长年生活在福建，但他的踪迹却遍历当时两浙东西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等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大致在今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他曾于乾道、淳熙年间至严州的丽泽书院和遂安的瀛山书院讲学，在瀛山书院论道讲学时，还写下了著名的《题方塘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卷10严州曾一度被称为“理学名邦”，而该地理学的发展，朱熹之功莫大焉。

一、朱子之学在严州的流布

作为朱熹祖籍地的徽州，与严州毗邻。两地在地缘上相近，血缘上相连，朱熹在严州一直被认同为“乡人”。他的学术思想、精神乃至品格，在此具有很大影响力，其理学思想在该地扩散，成为当地学子乐于探讨与研习的学问；朱熹曾与吕祖谦讲学于严州的丽泽书院，还曾于遂安的瀛山书院与詹仪之论道和讲学，在当地形成了浓厚的朱学氛围，引领了当地的学术思潮，并影响其学术思想的发展；严州的知名理学家詹仪之、方逢辰、赵彦肃、喻仲可都是朱熹的及门或再传弟子，在他们的传承与传播之下，朱学在该地区渐趋隆盛，以致于元、明、清三代严州地区的理学都深受其影响。明代王阳明心学曾风靡一时，至清代朴学又渐成主流，但严州地区很多学者仍祖述朱子之学，对程朱理学思想表现出了一种坚守不渝的执着。

严州的淳安县“本汉丹阳郡歙之东乡新定里”［2］卷1。这里与新安地缘相近，血缘相连，风俗习惯与人文精神十分相似。朱熹在此被认同为“乡人”，深受当地士民的敬重。人们建祠堂、书院纪念朱熹，又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其学说。在淳安，书院讲学成为朱熹理学思想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淳安有石峡书院，是朱子学者方逢辰的讲学之所。方逢辰在此“抱周程之学以私淑其徒”［3］卷2，阐扬朱熹学说。其后逢辰之弟逢振继之，讲道于石峡书院，也是朱学的得力宣传者。淳安县还有紫阳书院，“仿朱子白鹿洞规立之仪节，仿分年读书法予之课程”［3］卷13，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与规程完全以朱熹的思想为准的。这些书院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朱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传朱熹的学术思想。由于淳安人对朱熹的尊崇，通过建祠堂来祭祀他，建书院来宣传他的学说，使得朱子之学成为淳安境内的显学，学者“莫不惟朱子为宗师”［1］卷10。朱熹学说在淳安地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授受途径，主要是通过家学、师学的传承。如淳安著名儒士方镕为朱熹的再传弟子，方镕二子逢辰、逢振又将其父学说发扬光大。《宋元学案》将方镕列为《晦庵学案》之晦庵续传。光绪《淳安县志》载：“方镕，字伯冶。两魁郡试，后弃举子业，尽心圣贤之学。每曰：‘人与天地相立者，文艺云乎哉！’其训诸子务先穷理尽性，至应事接物则以持敬实践为功。二子逢辰、逢振前后及第。乃曰：‘此吾昔以为不足为者，尔曹勿谓足也。’历官奉直大夫、两淮制置司参谋官。”［3］卷10可见，方镕轻视举业，不喜文章之学，而专意于圣贤之学。而他的“务先穷理尽性，应事接物以持敬实践为功”的思想则是得朱学之真谛。在他的训诲教导下，他的两个儿子逢辰、逢振也是孜孜不疲地为宣扬朱子学说而尽心竭力。方逢辰的学说“会极周程朱子之学，以格物为穷理之本，笃行为修己之要”［3］卷10。他与其弟逢振在石峡书院聚徒讲学，“以程朱之学私淑其徒”，传播朱熹学说。逢辰之后又有其孙方一夔，继承家学，“尝主石峡讲席”［4］卷82。此外，桐庐人魏新之“受业方蛟峰（方逢辰）”［4］卷82，传承师说；淳安人汪斗建“从蛟峰讲道石峡书院”［4］卷82，传播朱氏之学。还有淳安人邵桂士也是师承方逢辰，为逢辰的弟子。正是在方氏父子及其弟子的传播宣扬下，朱子学说得以在淳安流传，在淳安形成了朱门一派，而朱子学说也成为淳安地区最盛行的学术思想之一。朱熹理学在淳安的流传与发展，使得淳安许多学者都着力精研朱学，探寻理学之奥赜。如何日章“家教悉宗程朱”，童孝锡“积学力行，精研易理，所著《易义》能阐程朱之蕴”，方楘如“潜心于濂洛关闽之学”［3］卷10。由此可见，以朱熹为开山宗师的新安理学在严州淳安县的传播，主要是朱熹在此地有信奉其学说的忠实弟子，弟子又通过家学、师承等，不断发扬朱子之学，对淳安学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影子的传说篇7

关键词： 荀子；孟子；孟荀关系；汉唐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5-0105-10

我们早已习惯先孟后荀之说（“孟荀”）。在时间上，孟子在前而荀子在后，故这种说法很自然。不过，本文试图探讨相反之说：先荀后孟（“荀孟”），这种似乎不自然的说法别有深意。研究此种说法可对孟荀关系或荀孟关系产生新看法，也可对汉唐儒学史产生新看法。

荀孟关系、荀子在儒学中的地位，两者均为老问题，前贤对之已多有研究。对孟荀关系说得最多的是关于两人之异（如孟性善而荀性恶，孟王道而荀王霸杂用，孟民贵君轻而荀君民并重，等等）。本文或接受或补充或修正其中的说法。关于荀子在儒学中的地位，前贤也有很多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者汪中之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1本文同意汪中之说并以先荀后孟说为之提供新证。徐复观指出：“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大于孟子。”2但马积高却持相反看法：“与孟子相较，则其时司马迁、刘向、班固诸人虽以孟、荀并称，然孟子的影响实较荀子为大。”3本文同意徐复观的看法，并将立足于先荀后孟说对之进行拓展与引申。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先荀后孟说，极少有论者注意到。王永平是这些极少论者中的一个，他在说到唐代这种先荀后孟的排序时指出：“有意将荀居于孟之前，只能说明他们对荀学更为重视。”4本文认为，先荀后孟的排序不是有意而为，而是习惯所为，它也不是在唐代突然出现的，而是有悠久的传统。另外，王永平认为，孟子的地位自汉代以来越来越呈现出超越荀子之趋势，又认为，在中唐以前人们没有刻意贬损或抬高荀孟两者中的任何一位。对于这两点看法，本文并不认可。

一、先荀后孟之典型论说

从西汉至唐代一直有先荀后孟之说。兹按时间先后举其要者分述之。司马迁说：“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1因为孟子早于荀子，先孟后荀是一种自然的排序，而司马迁把荀子排在孟子之前，则是一种人为的排序，其目的应该是突出荀子一派在传《春秋》过程中之作用。王充记载：“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2这里把孔、墨、荀、孟都看作贤圣，并置荀于孟前。王充还说：“董仲舒览孙、孟之书。”3“孙”是指荀子，因为他有时被称为孙卿。给《中论》作序者说：“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4两人都被称作“亚圣”。边韶《老子铭》有言：“班固以老子绝圣弃知、礼为乱首，与仲尼道违，述《汉书・古今人表》……抑而下之，老子（缺）与楚子西同科，材不及孙卿、孟轲。”5此铭作于汉延熹八年（165年）。宋代的洪适把它收录于《隶释》之中。

魏晋南北继续有先荀后孟之说。傅玄儿子将他父亲的《傅子》送给王沉看，王回信说：“足下所著书……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6“孙孟”就是“荀孟”。段灼谈到魏文帝时说：“孙卿、孟轲亦各有所不取焉。”7李重称述陈原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8。颜之推说：“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者……”9这里，荀子紧接在孔子的两个学生之后，而排在孟子之前。唐代常见的“游、夏、荀、孟”排序（详后），已在此显示。

隋朝刘炫《孝经述议序》也有“荀孟”之序：“孔氏参订时验，割析毫厘；文、武交畅，德刑备举，乃至管、晏雄霸之略，荀、孟儒雅之风，孙、吴权谲之方，申、韩督责之术。”10在唐代文献中，先荀后孟之说更多见，它们可分为几大类：

（1）与道统有关者。令狐德彼担骸耙、舜、汤、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风；孔、墨、荀、孟禀圣贤之资，弘正道以励其俗。”11孔、墨、荀、孟等贤圣“弘正道”，与尧、舜、汤、武等帝王“垂至德”相提并论。此道统容墨子于其中，特别值得注意。这与《论衡》之“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一脉相承。“孔墨荀孟”之说从汉代延续至唐代，表明在汉唐人心中儒与墨并非水火难容。长孙无忌说：“姬孔发挥於前，荀孟抑扬於後。马郑迭进，成均之望郁兴；萧戴同升，石渠之业愈峻。历夷险其教不坠，经隆替其道弥尊。”12在长孙无忌看来，周（姬）、孔、荀、孟之后，还有多人传经、传道，他们包括马、郑、萧、戴等。道统通过经统传下来。魏徵说：“《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13可见周公、孔子、荀子、孟子、董仲舒、贾谊的传道系统。给《荀子》作注的杨说：“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固王道……斯道竟不坠矣……荀孟有功于时政，尤所耽慕。”1杨显示周公、孔子、荀子、孟子一脉相承之道。

（2）与文统有关者。裴度说：“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国、理天下。”2此文y与上述道统密切相关，其顺序同样是：周、孔、荀、孟。柳冕说：“至若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然荀孟之学，困于儒墨。”3他还说：“文而知道，二者兼难……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4可见文统与道统之合一，也可见荀子在其中的地位。孔颖达在解释《左传》记载叔孙豹关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最后不朽时说：“其身既没， 其言尚存……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 制作子书， 屈原、宋玉、贾逵、扬雄、司马迁、班固以后， 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 使后世学习， 皆是立言者也。”5此处文统不仅含儒家，还含其他家，比裴度、柳冕所说的文统复杂，当然，荀、孟仍然是其中重要之两家。许孟容说：“游、夏、荀、孟、李斯、贾谊之徒……其文融朗恢健，沉深理辨。”6受人非议的荀子的弟子李斯也在文统中。王昌龄《诗格》说到一种独特的文统――诗统：“夫子传于游、夏，游、夏传于荀卿、孟轲，方有四言、五言，效古而作。荀、孟传于司马迁，迁传于贾谊。”7在此诗统中，同样先荀后孟。

（3）与儒门有关者。卢照邻说：“昔文王既没，道不在于兹乎！尼父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8他还说：“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9可见，在唐代，“游、夏、荀、孟”的说法很常见。上一段所引的柳冕、许孟容、王昌龄的话都含这种说法。另外，权德舆还有“偃、商、荀、孟”的说法：“自孔门偃、商之后，荀况、孟轲六籍。”10

（4）见之于唐诗者。不少唐诗有先荀后孟的排序：“无名升甲乙，有志扶荀孟。”11“先崇丘旦室，大惧隳结构。次补荀孟垣，所贵亡罅漏。”12“通隐嘉黄绮，高儒重荀孟。”13

除上述四大类之外，唐代还有其他先荀后孟之说：“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荀、孟。”14“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15“研精义窟，与荀、孟而连衡；高步翰林，共扬、班而方驾。”16总之，唐代存在大量的先荀后孟之说，这里难以一一尽引。

唐代后，先荀后孟之说继续存在。宋真宗说：“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17夏竦说：“虽周、孔无以施其鉴，荀、孟无以展其材。”18两者都显示历史悠久的“周孔荀孟”之排序。欧阳修说：“荀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19刘绘说：“属文列事，能准荀、孟以下，若贾谊、董仲舒、马迁、刘向，则文可逼古人也。”20杨慎说：“培以周、孔之根柢，断以荀、孟之斧斤，饰以扬、马之藻，揖以班、范之光尘。”1清代的袁枚说：“古来归周、孔者，荀、孟、程、朱俱有流弊，有习气。我不以为然。”2这些大量的先荀后孟之说，如果用“残存”来形容，则应该是太轻了。

二、西汉荀学显于孟学

上列先荀后孟之说还不是这类说法的全部。遗憾的是，极少有论者注意到它们。王永平是其中之一，但他只是一笔带过，对其意义的开挖还远远不够，并且他的某些看法也存在问题。下面我想尽自己之所能阐明先荀后孟之说对客观把握汉唐儒学史的意义。

前引司马迁之言“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显然突出荀子及其弟子传《春秋》之作用。由此可推断：他们在这方面之作用比孟子一系的大。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晚于孟子的荀子反而排在前面。不仅如此，在传《诗》、《礼》等儒家经典方面，荀子一系之作用也要比孟子一系的大。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毛诗》，荀卿子之传也……《鲁诗》，荀卿子之传也……《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左氏春秋》，荀卿之传也……《谷梁春秋》，荀卿子之传也。荀卿所学，本长于《礼》……曲台之《礼》，荀卿之支与余裔也。”3汪中对荀子及其后学在战国末年至汉初之间传授《诗》、《春秋》、《礼》等重要经典的贡献作了中肯、全面的概括。荀子向弟子毛亨 （即大毛公）传授《毛诗》，毛亨传之于毛苌（即小毛公），并向弟子浮丘伯传授《鲁诗》。而《韩诗外传》引《荀子》者有44处之多，故《韩诗》与荀子的关系更密切。《诗》三家皆直接或间接地与荀子有关。在《春秋》三传中，有两家荀子直接传授过：他把《左传》传与张苍，张苍传与贾谊，贾谊传之于世；他把《春秋Y梁传》传与浮丘伯，浮丘伯传之于申公，申公传之于江公，江公的后人传之于世。在《礼》之传授方面，现存《礼记》中的《乐记》、《三年问》和《乡饮酒义》，大部分出自《 荀子》一书之《乐论》和《礼论》。而成书于汉代之《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事篇》，基本出自《荀子》的《修身》和《大略》。因此，荀子及其后学在传经过程中之作用确实很突出。作为一位经学大师，他在战国末年至汉初具有显赫的地位。现代学者多有同意汪中之说者，例如周予同指出：“秦汉儒生所学习的‘五经’及其解说，大多数来自荀子。”4

另一方面，孟子及其后学传经中之贡献相对没那么突出。虽然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5司马迁也说他“序《诗》、《书》”，6但是，就现存文献而言，我们看不出孟子及其弟子之明确的传经系统（像荀子及其后学那样的传经系统）。不过，由于孟子从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更有人说他从学于子思，汉人会自然地认为，他得孔子之真传。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应该反映汉初一般人对孟子之看法。作为一位出色的儒家代表，孟子在汉初的名气应该很大。赵岐指出，在孝文帝时，《孟子》与《论语》、《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7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它对我们了解孟子在汉初之影响会很有帮助。但遗憾的是，由于在《史记》、《汉书》等权威著作中未发现类似的记载，故很多人都怀疑赵岐此说的真实性。

在荀孟身后，他们各自弟子之作为，对老师之社会影响很起作用。据赵岐《孟子注》，孟子弟子15人：乐正子、公孙丑、陈臻、公都子、充虞、季孙、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陈代、彭更、万章、屋庐子、桃应。另外还有学于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8相比之下，荀子弟子至今知其名者只有几人：韩非子、李斯、浮丘伯、张苍、毛亨、陈嚣。就现在看到的史料而言，孟子弟子确实比荀子的多。虽然如此，正如司马迁所说，在战国末年，“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1。而孟子弟子可能没有“著书布天下”。除今天能读到的《韩非子》外，应该还有其他没流传至今而当时有影响的荀门弟子之作。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也会为老师增色不少。因此，尽管荀子的学生不如孟子的多，但荀子的学生如韩非子、李斯等大名鼎鼎，其社会影响要比孟子的学生大得多。孟子最出色的学生都没有韩非子、李斯那么有名。另外，如前所述，浮邱伯、毛亨等在传经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由学生的影响而推论老师的影响，我们大体上可说：从战国末年到汉初，荀子的影响要大于孟子的影响。在时间上后于孟子的荀子，确实显示出后来居上之势头。

现代论者可能会说，汉初秦政名声极坏，而韩非子、李斯与秦政相关，故他们会给老师声誉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说法需要分析。说李斯与秦政相关，可能有一些根据，但说韩非子与之相关，则缺乏根据。韩非子在秦灭六国前即死于秦狱，对此，汉初人一般会给予很大同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该传引《说难》全文，叙说韩子的字数比叙说老子的起码多两倍。本传还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正面评价有三点，而负面评价只有一点，而且还加了条件（“其极”，指推到极端）。另一方面，汉初对李斯确实有更多负面评价，主要因为他与秦亡密切相关。但是，对他的功业也有充分肯定。《史记・李斯列传》肯定他推行郡县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弟子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李斯一开始反对，后来经受不起赵高的磨与诱，终于被迫同意。秦二世即位后，李斯也曾谏争过。该传总结道：“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这些话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汉初对李斯的评价：对他辅助秦始皇成就帝业给予充分肯定，对他顺从赵高篡改遗诏给予严厉谴责（如果他不这样做，其历史地位就可与周公、召公相提并论了），如此等等。“严威酷刑”等表述确实显示了李斯与秦政的关联。不过，汉初还是有不少人以为他“极忠”，对其悲惨的下场抱有同情（“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也说：“李斯极忠，胡亥极刑。”总体上说，韩非子与李斯在汉初没有给其师带来负面影响，而是带来正面影响。前引司马迁的话“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可帮助我们明白很多实情，而将韩非子机械地贴上“法家”标签，则可能遮蔽真相。《春秋》被后人固定为儒家著作，但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当时也跟荀孟一样广泛讨论、发挥这部经典。刘向在叙说荀子时把韩非子作为“名儒”：“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2与今人习惯了把韩非子作为法家不同，刘向把他与浮丘伯一样都作为有名的“儒家”。儒法泾渭分明之模式无法反映真实的韩非子。

关于荀子在汉初的影响大于孟子的影响，清人早已明之，而现代学者亦有明之者，如前引徐复观之说就是一例。但马积高却持相反看法。我认为徐复观的看法更接近历史真实。我还想把它略作引申：在整个西汉时期（不限于西汉初期），荀子的影响都大于孟子的影响。多个西汉重要思想家（如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受荀子之影响很明显，而受孟子之影响则相对不那么明显。钟泰说：“贾、董之学，皆出于荀子，为无疑也。”3贾谊可以说是荀子第三代学术传人：贾谊师吴廷尉，吴廷尉师李斯，李斯师荀子。董仲舒曾“作书美荀卿”4。他明确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而继承荀子的性“本始材朴”论。5司马迁也深受荀子的影响，《史记》中不少表述来自荀子，例如，《史记・游侠列传》的话“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出自《荀子・劝学》的“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从“贾谊―贾谊之子―贾谊之孙贾嘉―司马迁”的传授体系可见司马迁与荀子的密切关系。

此外，西汉有一皇族与荀学很有关联。《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邦弟刘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卿门人也……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卒业”。刘交后代中有刘向、刘歆等名人。该家族跟荀子很有学术渊源，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对荀学的传播有重要作用，比较孟荀在西汉之影响须特别留意此点。刘向乃《荀子》之编者，对荀子评价甚高：“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1班固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2在这六个人中，董仲舒、刘向在学术上明显属于荀子一脉，司马迁也较偏向于荀子，唯有扬雄偏向于孟子。当然，刘向和班固之言都有先孟后荀的排序，这只表示孟子在时间上先于荀子，而不一定表示孟子的影响大于荀子或孟子比荀子重要。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对扬雄说：“孙卿非数家之书，M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3这非常明确地赞扬荀子而攻击子思、孟轲。扬雄回答：“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唯圣人为不异。”扬雄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还说：“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4扬雄强调孟子与孔子不异，突出孟子之地位。我猜测：扬雄可能反潮流，属于少数派，而这个说话者可能属于多数派。

在考虑荀学学脉对整个西汉思想与学术之影响时，“荀子―浮丘伯―申公……”和“荀子―浮丘伯―刘交……”两脉特别值得重视。《汉书・儒林传》记载，申公弟子众多，“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是荀子的徒孙，申公学生之多，势力之大，显示了荀子学术之盛况。至于通过刘交而传的另一脉，则涉及众多皇室要人，与荀学渊源也很深。

三、东汉至唐荀孟各有千秋

综上所述，在整个西汉时期，荀子的影响总体上大于孟子的影响。至东汉，孟子的影响有所扩大和提高，主要体现在：出现多家《孟子注》，而以赵岐的最为有名；有人将孟子与孔子并提。在这种情况下，孟荀的影便各有千秋：有人更偏重孟子，而有人更偏重荀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东汉有人将荀子与孔子并提。《汉书・古今人表》列孟荀为第二等“上中仁人”。孔子与周公等为第一等，孟荀与颜渊、仲弓、子思等为第二等，表明荀孟两人不相上下。

东汉注孟者相传有五家：程曾、郑玄、高诱、刘熙、赵岐，而流传至今者只有最后一家。赵岐说：“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著书七篇……包罗天地，揆叙万类……帝王公侯遵之……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5赵岐将孟子称为亚圣并暗示：他继承尧、舜、汤、文、周、孔之道。韩愈所说的道统在此已有雏形。显然，黄俊杰言“《孟子》在北宋以前，未获重视”，肯定不成立。6

东汉有孔孟并提的说法：“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7“孔子圣人，孟子贤者，诲人安道，不失是非。”8“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9“温直扰毅，孔孟之方也。”1这些说法对考察孟子在东汉的影响很有意义。但是，它们并不常见（“孔孟”的说法在东汉似乎仅此一见），更不像元明时那样固定化、体制化。它们主要表明孟子与孔子的一致性，表明他们是儒家代表，而不表明孟子具有孔子的继承人的身份。王充一方面称孔子为“圣人”，称孟子为“贤者”，另一方面又以“贤圣”来合称二人，这显示圣、贤的差距没有后人所理解的大。他还说过“圣犹贤也”2。更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已说过，王充的《论衡》有两处先荀后孟的说法，其中一处把“孔墨之党”与“荀孟之徒”都作为圣贤。在作先荀后孟这种排序的人之心目中，荀子肯定比孟子重要。另外，下一段可以看到，徐帧吨新邸酚小爸倌帷④髑洹钡牟⑴牛这可看作是“孔荀”之说。可见，“孔孟之道”，是元明的固定说法，而不是汉代的固定说法。

如果我们把赵岐的《孟子注》与徐值摹吨新邸范哉绽炊粒那么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东汉有人序《中论》，一开始就说：“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3不仅先荀后孟，而且两人都被称作“亚圣”。序的作者还说，徐帧坝屑ッ祥鸩欢绕淞浚拟圣行道，传食诸侯，深美颜渊、荀卿之行，故绝迹山谷，幽居研几”。徐侄攒髯拥钠兰酆芨撸骸败髑渖乎战国之际，而有闭苤才，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明拨乱之道。”4“祖述尧舜，文武”，《中庸》以之说孔子；“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以之说儒家，而徐忠灾说荀子。《中论》只引孟子一次（《智行》），而直接以“荀子曰”来引荀子三次（《贵言》、《考伪》、《亡国》）。除直接引用荀子之外，全书很多地方体现荀子的思想。对照《中论》对荀子和孟子的引用，很有意思。本书《贵言》道：“荀卿曰：‘礼恭然后可与言道之方……’孔子曰：‘惟君子然后能贵其言，贵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后知之。”5这里荀子与孔子相提并论，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先引荀子，后引孔子。“仲尼、荀卿”的排列显示了与“孔孟”不同的“孔荀”。《智行》道：“仲尼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6这里孟子与孔子相提并论，但先引孔子，再引孟子。在孔子被普遍尊为圣人的东汉时代，《中论》先引荀子，再引孔子，这实在太意味深长了。显然，徐趾臀他的《中论》作序者，都偏向于荀子。他们对荀子之赞美，与赵岐对孟子之赞美形成对照。徐稚于170年，赵岐约生于108年，两人相差60多岁。因此，徐挚垂赵岐《孟子注》的可能性很大。我大胆推测：徐侄攒髯拥母咂兰劭赡芫褪钦攵哉葬对孟子的高评价。不难看出，赵岐倾向于孟子，而徐衷蚯阆蛴谲髯印T诙汉，分别倾向于两家者，大概不少。

两汉有对孟子鲜明甚至猛烈的批评，但几乎没有对荀子的批评。《论衡》有《刺孟篇》专门攻孟子，但该书无《刺荀篇》。是书《本性篇》对荀子人性论有所不满，但如果说批评了它，则用词过重，因为该篇对多种人性论（包括孟子、告子、陆贾、董仲舒、刘向等的人性论）都有所不满，而又有所肯定。前面说过，有人对扬雄讲：“孙卿非数家之书，M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7讲话人赞扬荀子而非常明确地攻击了子思、孟轲。扬雄的“见同门而异户”的回答则似乎谈不上是对荀的批评。在《盐铁论》中，代表中央的大夫批评孟子“守旧术，不知世务”等，代表地方的文学则反复正面引用孟子，但双方都未批评荀子。《春秋繁露》之《深察名号》和《实性》明确批评孟的性善论，但全书无任何对荀的批评。总之，我们几乎看不到汉代有对荀子的批评。相反，赞荀子之言很显眼：“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呜呼！贤哉！宜为帝王。”8这些话应该为汉代人所说，他们认为荀子也是圣人，不比孔子差，甚至还说荀子适宜做帝王。刘向编《荀子》时没有删去这些“狂妄至极”的话，很值得玩味。

根据我个人的有限视野，在对荀子的批评中，最早的且值得注意的批评是出自晋代的仲长敖：“赵荀卿著书，言人性之恶。弟子李斯、韩非顾而相谓曰：‘夫子之言性恶当矣，未详才之善否何如？愿闻其说。’荀卿曰：‘天地之间……裸虫三百，人最为劣……父子兄弟，情异殊计；君臣朋友，志乖怨结……怀仁抱义，只受其毙……’荀卿之言未终，韩非越席起舞，李斯击节长歌，其辞曰：‘行生有极，嗜欲莫限……纳众恶，距群善……’”1仲长敖对性恶论作了极大的歪曲。《荀子》中的《性恶》并不主张放任恶，而是强调控制恶、改造恶、变化恶。性恶论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无论如何不是仲长敖所说的那样。

在汉代，由于荀子后学势力大，没有人敢激烈地批评他。至魏晋乱世，就有人敢这样做了。这似乎显示荀学影响力的降低。荀子在汉代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而到魏晋则有争议了。汉代没有人把批评李斯、韩非与批评他们的老师联系起来。那时有不少批评荀子的这两位学生的说法，但批评者不批评其老师，而仲长敖则大胆地批评之，并以他的人性论为罪魁祸首。前面指出，作为荀子的著名学生，韩非子与李斯在汉初没有给老师带来负面影响，而是带来正面影响。但后来随着两位学生被魔化，老师也受到了牵连。唐代陆龟蒙说：“世以孟轲氏、荀卿子为大儒……然李斯尝学于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为左丞相。一旦诱诸生，聚而坑之……斯闻孔子之道于荀卿，位至丞相……反焚灭诗书，坑杀儒士，为不仁也甚矣……吾以为不如孟轲。”2陆龟蒙明确以批评李斯为入口而批评荀子，并以之为荀子不如孟子的根据。从仲长敖到陆龟蒙，他们都显示了荀门师生同咎的倾向。不过，这样的批评在魏晋至唐代也不多见，至宋时才多起来。

仲长敖对荀子的批u，除影射现实外，很可能还影射其后人。荀子十三世孙荀深深地卷入曹魏政治，并起过重要作用，时人对他应该有不同评价。裴松之指出：“世之论者，多讥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移位，实之由。”3虽然裴松之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当时可能多有人认可它。荀的侄辈荀攸也参与了曹魏政权。荀的祖父荀淑在东汉后期名望很高，其八个儿子（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诜、荀爽、荀肃、荀辏┒己艹錾，当时被称为“八龙”。他们的后人在魏晋南北朝时各显神通，使荀氏家族很有势力。确实，荀子后人一方面可能给荀子以负面影响，假如人们不认可这些后人的所作所为的话，而另一方面也可能给荀子以正面影响，假如人们认可这些后人的所作所为的话。其中之复杂情形，非三言两语所能尽之。我们看到的是，魏晋南北朝时仍然有先荀后孟之说。持此说的王沉、段灼、李重、颜之推等都应该倾向于荀学。颜之推的出生地琅邪临沂，与荀子晚年生活的兰陵很近。诸葛亮的出生地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也与兰陵很近。估计诸葛亮小时候就受到荀子这位乡贤的影响。此外，刘勰、王肃、王戎、王羲之、臧荣绪等，都是兰陵附近的人。刘向说：“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4荀学在兰陵的影响，实在有太长久的历史。

五、先荀后孟说成因试探

要完整系统地说明先荀后孟说形成之历史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面已在不同地方涉及这些原因，下面试图再集中讨论之。首先值得考虑的是荀子后学势力曾经比孟子后学的大。《史记・吕不韦列传》有言：“吕不韦以秦之强……招致士，厚遇之……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根据“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的描述，除今天能读到的《韩非子》外，应该还有很多没流传至今但在当时有影响的荀门弟子之作。这些荀门之著书立说者，相当多的人在吕不韦处，在“三千食客”中占有比较高的比例。据司马迁的叙述，《吕氏春秋》的编者，多为荀门的人。清人包世臣说：“《吕览》亦多成于荀氏门人之手也。”1因为荀子后学势力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置荀于孟前就不难理解了：“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孟子后学也根据《春秋》来著书，但似乎不如荀子后学之盛。荀弟子的韩非子又有自己的徒子徒孙，他们也参与这方面的著书工作（我们甚至可推论荀门后学和韩门后学还参与其他方面的著书工作）。这样，荀子一系就更兵强马壮了。

荀子后学有以著书而名扬天下者，亦有为传《诗》《春秋》《礼》等经典而作贡献者。本文第二部分已引清人汪中的详细论述。西汉人所理解的儒家带有深深的荀学色彩。相比之下，就今天我们看得到的文献而言，孟子弟子于战国末年至汉初在传经方面的贡献，总体上应该不如荀子一系。

荀子后学中还有以建功立业而著名者，杰出代表当然是李斯，其他还有孔安国（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等。这些汉初官员是申公的弟子，而申公是浮丘伯的学生。到申公门下受业者超过一千人，他们中不少人到各地主政。由此不难见荀子后学之盛。相比之下，孟子后学中以建功立业而有名者似乎很少。

荀子后学中还有西汉皇室成员。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邦的弟弟刘交少时与申公等受业于荀子的学生浮丘伯。刘向是刘交四世孙，刘歆是他的五世孙。我们在比较孟、荀在整个西汉的影响时要特别注意：这个跟荀子很有渊源的家族在西汉政治上、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对荀学在那时的传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说明先荀后孟说之成因，当然要考虑荀孟两派的思想差异。虽然荀子本人并未反孟子，2但两人思想确实有差异，而各自后学（尤其是荀子后学）又不断加深两派差异。孟荀两家差异主要包括：孟子主人性善，荀子主人性朴（荀子后学主张性恶）；孟子重仁而荀子重礼；孟子主张寡欲而荀子不赞成寡欲；积、积靡、群分、师法等，是荀子常用的概念，而孟子则几乎不用。对我们现在讨论之问题而言，以下几种荀孟不同尤其值得注意：孟子一律反对“霸”，而荀子则在一定意义上承认“霸”；孟子主张法先王，而荀子则既主张法先王也主张法后王；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而荀子则主张君民并重；孟子有“汤武革命”等激进说法，而荀子则无类似说法。这几种不同，使孟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现实政治的倾向，执政者比较难以接纳；而荀学则在不失理想的前提下具有较强的现实精神，执政者相对容易接纳。因此，荀学对立足现实的士人和为政者的吸引力似乎比孟学大，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时间上后于孟子的荀子反而排在孟子之前而形成先荀后孟之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轲……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该传描述孟子因其理想与现实反差巨大而四处碰壁之实情。“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只是齐宣王一人对孟子的评价，后来泛化为对他的普遍评价。与之相比，荀子则既有理想精神也有现实精神。该传还说：“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在司马迁笔下，荀子相对“达”与孟子相对“穷”形成鲜明对照。比较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为兰陵令”与孟子“宣王不能用”、“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可看出前者之幸运与后者之不幸运。事实上，孟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而荀子与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却似乎不那么明显。从个性上说，孟子比较激进而荀子比较平和。这种不同，从他们各自的写作风格中也可看到。总体而言，平和（不是平庸）的风格似乎比激进的风格更能为一般人所愿意接受。

韩非、李斯等荀子后学充分发展荀学的现实精神，而浮丘伯等人则坚持其理想精神。汉代两方面的人都很有影响。荀学在汉代得到朝野公认。荀子后学中有人在朝从政，也有人在野讲学，还有人横跨朝野。没有人批评荀子及其后学“迂远而阔于事情”。在盐铁会议上，人们对孟子有争议对荀子则没有争议。代表地方利益的“文学”反复正面引用孟子以支持自己的看法，但代表中央（朝廷）利益的“大夫”则反复批评他。因此，金春峰说在盐铁会议上“孟子思想取得了主导地位”1看来很难成立。另一方面，“文学”和“大夫”两方都没有批评荀子，都尊重荀子，但对荀子的学生李斯和包丘子（浮丘伯）则有不同评价：大夫褒李斯而贬包丘子，文学褒包丘子贬李斯。不难看到，盐铁会议上文学显示理想精神而大夫则显示现实精神。批评李斯的文学没有像后世那样因贬学生而贬老师，对师生二人作严格区分。班固也同样如此，他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李斯为第六等的“中下”，列荀子为第二等的“上中仁人”。盐铁会议上大夫不批评荀子，是因为他有现实精神，而文学不批评荀子，是因为他有理想精神。兼有理想精神与现实精神的荀子，比偏于理想精神的孟子，可以被更多人接受，甚至被对立双方（例如大夫与文学）接受。如果说，此会上大夫代表在朝者，文学代表在野者，那么，双方不批评荀子，显示了朝野都能接纳荀子，但不能显示朝野都能接纳孟子。

影子的传说篇8

关键词：文学作品；电影；改编；大众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原本是台湾作家九把刀于2007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于2011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后反应热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海内外票房一路看红。这是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信息转换与共享的一个范例，也体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老媒介应在竞争中相互借鉴、共生共荣。研究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在微观层面上可让二者在看清各自优势和缺陷后更好地发展与完善；在宏观层面上，相对于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媒介来说，书籍和电影都属于传统媒介的范畴，如何在时代大背景下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值得我们深思。

媒介的发展变革总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环境造成较为深刻的影响。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电影作为传播媒介的新形式出现在19世纪末，但在内容上它并不新鲜，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娱乐转移到了一种新的传播形式上，这一点从小说的电影改编上就可见一斑，但在为更为广泛的大众消费提供故事、音乐、场景等方面，电影可以说是一场技术性的革命。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电影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以既经济又文雅的方式欢度空闲时间的需要，它也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享受更高层次文化的可能，这也正是将文学作品成功搬上银幕的原因之一。然而，文学作品和电影媒介的联姻可以说是互利共赢的明智之举。文学作品的影像改编一方面借文学传播的东风扩大电影文本的知名度和传播效应；另一方面，电影作品因其观赏的直观性和审美的冲击力与震撼性也进一步提升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某种程度上丰富并扩展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意蕴和审美内涵。文学作品因为电影的走红受到更多的关注，作家不仅获得名誉上的认可，同时享受天壤之别的物质回报。所以，更不乏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刻意迎合影视传播的特色，企图搭上电子传播这辆高速列车。在这种愈演愈烈的环境下，小说媒介和电影媒介产生了长期的互利共生关系。一些人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印刷媒介在“被电影”的过程中享受到“点石成金”的礼遇，而其本身处于衰竭和消亡的趋势；另一些人则认为，虽然电子传播媒介相比同为传递信息的载体的印刷传播媒介更具有产业化优势和市场影响力，但是很多电影都难逃文化快餐、缺少营养和回味的命运，从而使文学作品“被电影”陷入“点金成铁”的噩梦轮回。

小说作为一种起源较早的文学创作形式，是印刷传播时代的产物，拥有较广泛的受众群体，如今正与新媒介环境下的传播形式发生着最激烈的碰撞。在新媒介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今天仍然存在、发展，同样说明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在关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的书评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受众群体的组成形式相对单一，读者大部分由在校初、高中学生以及大学生组成，但是这部青春读物仍然在一定范围内为人们的闲暇时光提供了聚合点。特别是小说本身独具的表达方式生动而不单调，结构整体性强却不固定刻板，留给读者更灵活，丰富的想象空间。人们接收同样的文字信息，结合自己不同的人生经历和领悟却能给出不同的解读，也就是说，一部相同的故事会带给不同人不同的阅读体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变成一个哈姆雷特就占据这千千万万个观众的想象空间。这样一来，文学作品本身被主观情感加工，被不同的偏好粉饰，又被人们不完全的表达出来。这样一来，一部文学作品就在动态的、丰富的环境下发展起来。

影子的传说篇9

拘泥于传统或权威

典型：《孔子》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里，其实也曾留下不少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墨子等，为后人留下千古的思想与文化。

费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执导了《孔夫子》，放在今天来看既可以感受到费穆导演的诗化导演手法，但在影像里又会感受到孔子比较僵化地向学生们传达儒家精神；而去年胡玫导演的《孔子》则一方面设置了子见南子、子路之死等片段强化孔子的人性味，另一方面却也显得流水账且拘泥于历史的记载，徒有其表。

其实，传统虽然整体上有着它美好的一面，但要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过度的拘泥反而不利于引起现代观众的共鸣，更何况，孔子先生曾经说过，“因材施教”，放在现代来看，便是以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习惯等方式授予观众。

脑残娱乐化

典型：《战国》、《关云长》

与拘泥于传统或者权威形成对比的是，有些原本是以传统中国文化或故事为背景的作品却采取了过于娱乐化甚至是戏剧化的方式处理，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今年四月份上映的两部华语古装动作片《战国》及《关云长》便是折射出这样的问题。前者取材于孙膑的得意门生鬼谷子的故事，不但让孙膑在开场不久就自称“我是孙膑”（应该是他受到膑刑后才有的称呼），这也难怪影片里侍女问景甜扮演的门主：孙先生是不是真的疯了？孙膑、庞涓等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情感纠结更是充满着娱乐化。而《关云长》虽然是取材于《三国志》、《三国演义》，但也将关羽与曹操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的暧昧，也难怪被不少观众诟病“基情四射”。

平铺直叙，说教味浓

典型：《霍元甲》

早在孔子的教育思想里便有“寓教于乐”的说法，而对于电影这种影像化为主的艺术方式来说，平铺直叙，或者过于直白的说教并非是适合的表达方式，更何况当下的观众对于直白的说教心生厌倦。

但依然有不少近几年的电影作品是以很直白的方式来表达传统文化思想的，如于仁泰导演、李连杰主演的武打片《霍元甲》（影院版，而不是DVD的导演加长版）。原本影像故事便是关于一个自我自负的武师如何在家破人亡后感悟人生的真谛并为了民族仇恨而战到最后一刻的励志故事，却通过霍元甲之口一再以台词传达仁义道德、民族自强等思想，这就像是在画蛇添足。

电影艺术与文学艺术的一个很大不同点就在于，电影是具象化的，而电影的主题思想可以通过影像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观众。

他山之石：寓教于乐

寓教于乐，这个孔老夫子的传统思想，在好莱坞甚至日韩等国家/地区的电影作品里被发扬光大，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

如一般教育文化传统里都会涉及的导人向善的思想，在中国电影常见的方式是老师直白地跟学生讲述做人的道理，或者是父母直白地教育孩子，但在好莱坞电影里，如《蜘蛛侠》系列，是通过蜘蛛侠的动作戏及行为来表现好人/坏人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在《蜘蛛侠3》中，红色蜘蛛侠与黑色蜘蛛侠之间的对立关系，便是好人―坏人的娱乐性表现。

而西方文化传统的善与恶的道德观，在《哈利・波特》系列、《指环王》系列等影片中也是通过主人公的一次次选择来表达，如哈利・波特面对伏地魔的不畏精神，是通过他一次次与伏地魔抗争的动作戏来表现。去年深受欢迎的印度电影《三个傻瓜》，影片也是将对教育制度的诟病通过戏谑、轻松的方式表达。

而日前在内地市场的《功夫熊猫2》，就如很多论者所说，自始至终充满着东方，尤其是中国元素，但其在内地市场深受欢迎更是因为其采取了很娱乐化、很轻松的方式表达；而此前《阿凡达》的全球热映，不仅是影片表达的是普世价值观，也因为其3D形式新颖且加深观影效果。

在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里，有着不少值得影像化的人物、故事或元素，如何借鉴别人的优点而传达自己的思想，便是电影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总结

文化自救，先弄明白这个时代！

灵感来自于中国黄山的哈利路亚山，是《阿凡达》中最让人向往的悬浮山之一；而《功夫熊猫2》中的熊猫阿宝、悍娇虎、沈王爷及虎拳、“小李飞刀”等，在华语影视剧里曾屡见不鲜……而这些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元素，经过好莱坞的妙手设计，几乎是焕发出更新更强的生命力。这也难怪，不少中国电影人感慨，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不仅是票房，还有想象力等，陈旧的手法自然无法引起现代人的共鸣，与时代契合，这是必须要弄明白的一点。

影子的传说篇10

历史钩沉

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始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开创者。

在浙江浦江，以仙华山为代表，黄帝文化影响至今非常突出。

古代传说，仙华山仙姑庙多有灵验，这造成了黄帝时期浦江即有轩辕少女玄修出现。历代《浦江县志》皆引南宋郑缉之所编《东阳志》中记载：三皇时仙姑，相传为轩辕少女，于仙华山修真上升，故山与庙并以仙姑名。有庙旧在山巅，祈祷辄应……宋宁宗嘉泰三年，敕赐额曰昭灵。影响流布，过去的神谱在“真仙部”中，把轩辕少女列为上古三代第七位神仙。清康熙时编纂的中国现存卷帙最为浩大的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也因此专门记述了仙华山。

不过，清《乾隆浦江县志》也辑录了宋陈孔硕《昭灵庙记》一文，里面特别指出：图志传疑，他无载记可证。

浦江清代传胪戴殿泗的《登少女峰》诗中有句：“轩辕一去少女留，玉炉丹杵风飕飕。嗣经唐帝画井界，始知此峰落扬州。”浦江是古代九州之一扬州之属。民间有说法，轩辕少女是随轩辕黄帝来到仙华山的。因此，仙华山也有黄帝的活动印迹。

按照中华民族敬祖崇祖的风尚习俗和礼仪，凡黄帝曾经驻跸和修炼处必有祠宇奉鼎以祭之，必有鼎湖遗名以记之。宋代著名文学家方凤《浦阳十景》诗吟：“相传通鼎湖，深窈吹寒冽。”又颂：“遥岑谁画挂，置此荆山鼎。”元代浦江名士吴莱也就鼎湖遗有诗句：“一掌嵯峨是玉京，连峰欲向鼎湖倾。”明代邑人张蒙《仙华观重修记》说：“鼎湖之花叶不衰，石井之云容常起。”鼎湖旧时在仙华山下仙华观前。仙华观的前身是广福观，至少在宋代以前，它的内涵是以黄帝为主，应该是祭祀黄帝的地方。鼎湖如今已经湮没无闻。仙华观虽有重建，可惜多数人已失原旨记忆。

历史上，与黄帝有关的地方大都出现过先民遗存的符号型石刻群。据上山文化遗址考古证明，浦江在一万年前已有先民居住，形成村落。黄帝时期这里相对发达，仙华山先民刻下的象形文字，应当与黄帝有着某种可能的联系。

现代生态

上述钩沉，是说明历史上仙华山黄帝的文化影响，那么，现代的生态状况又如何呢―丰富多彩。

民间传说融入山水，根植深厚，传承久远。浦江仙华山的黄帝传说在史籍古书中没有明确记载，甚至在1987年全国民间文学集成普查中也没有发现。1993年，笔者为编《仙华山传说》一书进行采风，在与仙华村九十四岁老农方贤盛闲谈时，他无意中讲述了天子洞的传说，由此引出了一系列黄帝传说。该系列传说整理后在当地报纸上首先发表，引起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与浓厚兴趣。据统计，有关传说目前已搜集到二十余篇。

千百年来，浦江人人会说“头戴紫金冠，脚踏擂鼓山，东边黄罗伞，西边大旗幡”这首民间播扬仙华山美景的歌谣。这是关于轩辕皇子渊龙的传说。据《魏书・序纪》记载：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侯，或外分荒服。传说中的这位皇子有圣德，到浦江天子山后平乱治水，励精图治，做了许多对百姓有益的事。他又是个勤奋练武之人，特辟一个练武场，这就是现在仙华山的练武坪景点的来历。由于这位皇子的功绩卓越，黄帝召他回都受封。皇子仓促之间，把王冠、战鼓、黄罗伞、大旗幡及玉带留在天子山，于是化为紫金冠、黄罗伞、擂鼓山、大旗幡几座山峰，那玉带则幻成山下的一条溪。

轩辕少女传说较多较有影响，可分作两部分，一是在仙华山修真期间，一是在仙华山升天成仙之后。根据搜集的传说看，以后一部分为主，说明后人对轩辕少女十分敬重崇拜。

轩辕少女传说以《清虚洞》《仙坛》两则为代表。相传她到天子山修真时，为百姓除害灭祸，教百姓采桑养蚕织布做衣；她又利用当地竹子，绞制竹索牵引竹筏，便利行人航渡。而清虚洞因为她在此织绢，故得了个“织绢洞”的俗名。

仙华山顶峰下有一方平地，传说轩辕少女在此设坛炼丹。她时常采集灵芝、还魂草，炼制丹丸，普救众生。因此，这里被后人称为“仙坛灵草”。

轩辕少女俗名仙华，她在天子山修真成果、飞天而去后，人们为纪念她，把天子山改称仙华山，登临飞天的山岩叫少女峰，炼丹处叫仙坛峰，并在少女峰顶盖庙塑像，尊称仙姑娘娘，供人求子赐福。仙姑庙后改建于岩麓旷地。现在尚有昭灵宫、轩辕殿、仙姑庙等传承之地、敬仰之所。

承袭黄帝文化影响，浦江的民间风俗淳朴而不失热烈。历代以来，浦江仙华山一带民间传说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传说为仙华的生日，定为仙华庙会日，邻近各村届时轮流抬迎仙华神像，演戏迎灯，摆供祭祀，连续多日，十分隆重。仙华庙会历经数千年长盛不衰，足见浦江民间对中华民族祖先的敬仰和崇拜。

在仙华山周围一带民间，除庙会纪念仙华外，还在四季不断祭祀，特别是每年春节时，方宅等村家家户户都挑祭品到仙姑庙去祭拜供奉轩辕少女玄修。

影响与价值

中国名山与黄帝传说有关联的毕竟是少数，这多少说明了黄帝活动范围的一定可靠性。仙华山有黄帝、又有帝子与帝女传说形成了一个系列。由此或许可以推论，在黄帝时期，江南浙中的金华浦江曾是中国重要的南方据点，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轩辕少女传说在全国是独有的，它继轩辕皇子传说之后出现，表明玄修在渊龙平乱后到来，是为教化这里的南蛮初民，想把附近一带建成南方的模范地区，以便进一步巩固黄帝南巡的成果，从而达到取信于民、天下大治的理想。

而恰恰这些轩辕氏系列传说就附丽于浦江仙华山，偶然性中有其必然性。过去，各地的上古传说凡是涉及黄帝巡行游览或修真炼丹的处所，都叫天子山或天子都，浦江仙华山原先也叫天子山，天子山中有天子洞。

考究全国各地有关轩辕氏传说，是否还可以认为，黄帝出巡江南与下江南寻师求仙是两个阶段的事情，仙华山的系列传说形成时期比其他地方的传说还要早一些。仙华山的系列传说内容涉及轩辕帝系，除作为人帝、天帝的黄帝之外，还关乎至亲二人，这在全国除黄帝及嫘祖的出生地与归阴地外是很少见的，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自然非一般而论。浦江仙华山有别于诸如黄山天子都、缙云仙都、永嘉玉柜山、绍兴镜湖等仅一事或一物、仅与轩辕黄帝一人有关，这进一步说明这里的突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