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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四面楚歌十篇

时间：2023-04-09 23:28:52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篇1

四面楚歌：比喻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

刘邦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的项羽部队。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这么多呢?说看，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一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虞姬自刎于项羽的马前，项羽英雄末路，带了仅剩兵卒至乌江，最终自刎于乌江。以后人们就用四面楚歌这个词，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攻击或逼迫，而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

（来源：文章屋网）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篇2

关键词：令狐楚乐府诗骈文创作

令狐楚是中晚唐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唐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骈文家和诗人，在当时有“一代文宗”的美誉。刘禹锡《同乐天送令狐相公赴东都留守》称赞他“世上功名兼将相，人间声价是文章”；白居易《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吴中聊奉短草用申酬谢》也称颂他“谢篇章韩信钺，一生双得不如君”。可见令狐楚在当时文坛及官场的地位。可是现在的人却大都不太知道他，只是在谈李商隐时会提及他。本文拟通过对令狐楚生平事迹的探寻，了解他辉煌成功的一生，同时，深入研究其文学思想及其诗文创作，对于他在唐代文学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给予适当的评价。

令狐楚（768――837），字壳士，自号白云孺子。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令狐楚五岁已学为诗作文，《旧唐书》本传云：“楚儿童时已学属文。”《新唐书》本传云“生五岁，能为辞章”。令狐楚贞元七年（791）进士及第，穆宗即位，令狐楚出为宣歙观察使，贬衡州刺史，再拜官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擢任河南尹兼御史大夫。长庆二年，擢陕虢观察使。敬宗立，迁宣武节度使，后拜为户部尚书，徙天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等，后召为吏部尚书，检校尚书右仆射，进拜左仆射、彭阳郡公。开成二年，因病上疏辞位。本年末卒于兴元官舍。死后赠司空，溢号文。令狐楚留有集一百三十卷，歌诗一卷，今编诗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令狐楚《漆奁集》130卷，又（《梁苑文类》3卷，《表奏集》10卷（自称《白云孺子表奏集》），均佚。今可见《全唐文》收其文5卷，《全唐诗》收其诗50多首。

学术界对令狐楚的研究著作不多，只有尹占华、杨晓霭所编《令狐楚集》，是迄今为止所收辑作品最全的令狐楚别集，为令狐楚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文献基础。论文主要有卞孝萱先生的《刘禹锡与令狐楚》、姜剑云《有关令狐楚的几点考辨》、姜剑云《令狐楚作品传流及散佚考述》、杨晓霭《令狐楚简论》、姜剑云《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等等，大多从某一方面入手进行微观研究，本文拟从令狐楚的生平及文学创作等多方面对他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诗歌创作

令狐楚的诗大多散佚，因此数量少，不大被今人注意。其实，令狐楚的诗，在当时颇有名气。李涉《赠道器法师》：“如今不用空求佛，但把令狐宰相诗”，刘禹锡说：“新成丽句开缄后，便入清歌满座听”　白居易说：“新诗传吟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　从刘、白诗歌的称美看，令狐楚的很多诗曾经被谱上曲子，用于演唱。今观令狐楚的五七言绝句，大多采用乐府题目，音韵和谐，意境优美，很适合歌唱，也许是有意为歌词而作。下面我主要通过对令狐楚乐府诗的研究来了解其诗歌特点。

乐府诗诞生于两汉时期，以其独特的立意命题和话语方式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诗体。面对盛极难继的汉魏六朝乐府，唐人勇于革新，为乐府诗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使得乐府诗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更多的关注现实生活，反映民生疾苦，强调诗歌对社会的讽喻作用。乐府的创作也为唐代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令狐楚也延续这种风格，他的乐府诗大都是乐府旧题内灌注新的情感意趣，不仅写法新颖，而且很多乐府诗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结合，在诗歌中更是明显的透露出对宪宗的讽谏，希望他早日停止战争，避免劳民伤财。

下面举例说明之。《远别离二首》：

杨柳黄金穗，梧桐碧玉枝。春来消息断，早晚是归时。（一）

玳织鸳鸯履，金装翡翠。畏人相问著，不拟到城南。（二）

这首乐府诗采用的是古题，《乐府诗集》卷七一《古别离》解题曰：“《楚辞》曰：‘悲莫悲兮生别离。’《古诗》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离别。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后苏武使匈奴，李陵与之诗曰：‘良时不可再，离别在须臾，’后古人拟之为《古别离》。梁简文帝又为《生别离》，宋吴迈远有《长别离》，唐李白有《远别离》，亦皆此类，”这种古题，令狐楚赋予了它新的内容，使诗歌富有神韵。第一首诗，黄生在《唐诗摘抄》说：“对景怀人，本是常意，妙在首二句将春色装点的极浓至，便觉盼春归者，情事极难堪。此唐人神境所在，非肤冒唐人者所知。‘春来’二字紧接上句，针线极密。”第二首诗，黄生在《唐诗摘抄》中说：“古乐府《陌上桑》：‘采桑城南隅’，梁姚翻拟此题：‘日照茱萸岭，风摇翡翠’；陈张正见拟此题：‘人多羞借问’。题本《远别离》，此却融汇《陌上桑》诸诗语成诗，所以为远。若拟《陌上桑》作此四语，便不免拾前人破草鞋也。”

再看《闺人赠远》：

君行登陇上，妾梦在闺中。玉著千行泪，银床一半空。（其一）

绮席春眠觉，纱窗晓望迷。朦胧残梦里，犹自在辽西。（其二）

这两首诗歌把闺怨与战争对比结合来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写尽了闺中妇人的思念之苦。诗中把闺妇对征夫的思恋用梦来化解，正是因为日思愈切，才导致梦中相会，而梦境的虚幻也只能把梦醒妇人的心击得更碎。自古闺怨就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早期的《诗经》，到后来无数的文学作品，多不胜数。想象战争中，不知道有多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思妇。令狐楚从闺妇的角度来反映战争的残酷，含蓄的规劝宪宗停止战争。旧的题材赋予了新的含义，可谓独辟蹊径。

如果说上面两首诗还是比较含蓄的批判战争的残酷，下面几首诗对现实的反映将更为直接。如：《从军行五首》：

荒鸡隔水啼，汗马向风嘶。终日随征旆，何时罢鼓鼙。（一）

孤心眠夜雪，满眼是秋沙。万里犹防塞，三年不见家。（二）

却望冰河阔，前登雪岭高。征人几多在，又拟战临洮。（三）

胡风千里惊，汉月五更明。纵有还家梦，犹闻出塞声。（四）

暮雪连青海，阴霞覆白山。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五）

这首诗是令狐楚乐府诗中享誉最高的代表，徐增在《说唐诗详解》中说：“守戍者审听风声，声如有异，时作一惊。月从东照，故言汉月。五更是月将落之际，守戍者刁斗将歇，堡堠寂然，清如水出。此时略得少息，未必便作还家之梦，纵便作得还家之梦，心神不宁，尤闻主将号令，传呼出塞之声。总是道从军之苦。”本诗包含了士兵对战争的疲倦和厌倦，渴望早日归乡，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读来令人心伤，停止战争的呼唤跃然纸间。

通过对令狐楚乐府诗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他的诗简洁精当，却能意蕴深远。语言以五、七言为主，不求典重，不求工丽，平和浅近，自然流畅。注重声律押韵，适合传唱，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可惜现在大多已经散佚，我们只能从留存的诗歌中领略其内涵。

骈文创作

骈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体，它也叫“四六文”。它似诗非诗、似文非文，是介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一种独特文体。它是从修辞学角度划分出的类别，与诗歌、辞赋、小说、戏曲及各体文章划分的角度和依据的标准不同。孙梅在《四六丛话》曰：“至于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家焉。于燕公极其厚，于柳州致其精，于文公（令狐楚溢号文）仰其高。”孙梅对令狐楚的骈文可谓推崇有加，称其为骈文三大家之一。亦可见令狐楚在骈文史上自有他立足之地的。《旧唐书・令狐楚传》称“楚儿童时己学属文”臧励禾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令狐楚条称其“以文学有声，尤善腹奏制令”。从以上评价可以看出令狐楚在骈文的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令狐楚现存的骈体文以表状居多，大多属于政府公文。凡公文大抵难免程式化。文章写作程式比较固定，其主要步骤和某些固定表达逐渐从具体文章中抽剥出来，即成为后来写作可以直接套用的书仪。如表首都是“臣某言”、状之前先表明所言之事件，所以开头一般写“右”字。但令狐楚在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格式下，写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也使得这类公文有了更多的实用性。如：《为羽林李景略将军进射雁歌表》：

臣某言：伏惟皇帝陛下某月日临御某殿，射飞雁一只，应弦而落。欢动宫闱，武畅环卫。中谢。臣家世为将，扬声朔野，弧矢之事，少尝习焉。每张侯为鹄，注镞而释，期於必中，十不一二。今则禽飞於青冥之际，箭发於倏忽之间，一声劈云，双翼坠地，此皆神授审固，灵扶端直，以成陛下神武之威也。臣才质无取，蒙恩深厚，脱剑免胄之余，辄思撰《射雁歌》一章，随此上献。诚不敢继抗坠、列风雅，姑以抒下情、宣妨废，附於《大武》之末，而登歌焉。无任欢汴怔营之至。

这篇文章把李景略射雁的过程写的惟妙惟肖，“飞於青冥之际，箭发於倏忽之间，一声劈云，双翼坠地”，让读者似有身临其境之感，不得不佩服令狐楚的文笔，完全脱离了公文写作的枯燥和一成不变，显得生动、形象。洪迈《容斋三笔》卷八“四六名对”条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昂，风味不厌，乃为得体。”令狐楚的骈文就符合“得体”的特点，具体说有三点：一是对仗工稳、二是巧用典故、三是精致感人。

对仗工整。《说文解字》云：“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段玉裁注：“骈之引伸，凡二物并曰骈。”而“骈”字正反映了骈文文体的最基本的特征，即主要用两两相对的文句来写作，追求句式结构的平衡和匀称，就像两马并驾而行一样。对偶是骈文的最基本的要素，也是区分骈文与非骈文的主要标准。骈文的对偶一般要求字数基本对等，词性基本对称，意义基本对举，结构基本对应。当然这只是基本的要求，在实际应用当中则更为复杂，《四六谈》云：“四六之工，在于裁剪，若全句对全句，亦何以见工。”又云：“四六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方妥帖。”可见在实际创作时，对偶的要求更为严格。而令狐楚之所以在中唐骈文影响远大，与其四六文中的对偶严整工稳、多为后人称道是密不可分的。如《珠还合浦赋》中“避无厌之心，去之他境；归克俭之政，还乎旧津。”“岂比黄帝之使罔象，玄珠乃得；蔺生之诡秦主，荆玉斯还。”文中还有很多，对仗工整，四六对应，可称佳作。

巧用典故。典故是一种暗示，由今日之情之事之理，求以古代某事暗示出来，甚至要求比直说更深刻透辟，更具有感染力和启示性，决非轻易而举。典故的运用难就难在自然巧妙、不着痕迹，古文论家们对于用典论述最多的也是这一点，可以说这是对用典的基本要求。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首先要求诗人必须有丰富的阅历，熟读诗书；其次要求诗人必须思维敏捷，在文中适时插入恰当的典故，显山入水之间，典故与文章合二为一，完美融合。令狐楚恰好具备这两点，他多年在幕府工作，有着丰富的阅历；他的才思俊丽，曾得到德宗的称赞。

精致感人。令狐楚的谢表简洁精致，充满感情。如《河阳节度使谢上表》：“顷者叨居近密，亲事圣明，选擢皆出于宸衷，遭逢偶协于昌运。进每忧国，退常乐天，曾不知操舟者忌臣及津，执辔者畏臣先路。虽皎皎下烛，鉴一心之无暇；而营营谤兴，扇十手以相指。”《为太原李少尹谢上表》：“唯廪谟猷于廊庙，同心力于幕府，勤以临事，清而处身。乃若上分乃眷之忧，下塞具瞻之望，虽欲自励，终非所能。离去殿阶，已弥旬月，攀望不及，肠回目断。”这些谢表语言通俗，简单，感情真挚，让人动容。

令狐楚在骈文上的成就，后人给了很高的评价，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二评令狐楚曰：“详观文公所作，以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力驰骋出入，殆脱尽裁对隶事之迹，文之深于情者也。”他的文风也影响了后世骈文的写作。

注释：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二九七.

白居易《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本.卷五三.

参考文献：

[1]《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卷），罗宗强、郝世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太平广记》，北宋.　李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

[3]《唐百家诗选》，宋.王安石编，《四库全书》本.

[4]《唐代幕府与文学》，戴伟华撰，现代出版社，1990年2月版.

[5]《唐代文学史》，吴庚舜、董乃斌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6]《唐人七绝选》，孙琴安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7]《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

[8]《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宗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唐诗汇评》，陈伯海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10]《唐宋文举要》（乙编），高步瀛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1]《唐文粹》，宋.姚铉编，《四部丛刊》本.

[12]《唐音统签》，明.胡震亨辑，《续修四库全书》本.

[13]《通典》，唐.杜佑撰，中华书局1988年校点本.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篇3

一、手语舞蹈，体验节拍

节奏是音乐的骨骼，根据音乐教学内容的重点，合理运用手语舞蹈元素，不仅能激活我们的课堂教学，还能使学生学得一些简单的舞蹈律动技能，了解一些身体的舞蹈语言，无形中强化学生的音乐节奏感和美感，也可以减缓教学难度，为新歌的教授增加情趣。此外，在音乐课中加入手语舞蹈，可以起到活跃气氛、形象易懂、共同参与的作用，启发学生自主地投入到手语律动活动中去寻找快乐，并在快乐中掌握知识，更能顺利地实现学校教育的目标，既是让学生以手语舞蹈的形式锻炼学生的创造潜能，又能以身心一体化的训练塑造其完美的人格。

例如，教学八年级（上）第三单元青春的旋律自选歌曲演唱《爱的奉献》中，虽然这是一首混合拍子的歌曲，但是我们先让学生感受四四拍的强弱关系，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来让学生感受四二拍的强弱关系。

在进行手语舞蹈元素教学时，应注意首先引导学生从生活语言中寻找一些最为简单的手语语言，在学习整首歌词后，把所学的手语语汇组成舞蹈，通过表演、形态、动作、气息等身体节奏律动来推动掌握所学知识。让学生跟着音乐边歌边律动，学生既体验了歌曲手语舞蹈与节拍的强弱关系，又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学生学到了知识，也体验了快乐。

二、生动故事，欣赏歌曲

把音乐教学内容编成故事导入新课，使教学过程故事情节化，能创设一种良好的课堂氛围。利用故事的描述渗透课堂，既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又起到了自然过渡的作用。

例如，欣赏封面故事《四面楚歌》，先讲述故事背景：是秦朝末年，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夺王位交战多年，最后，项羽十万人马被汉军用十面埋伏之计围困在垓下。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学生一听瞬间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来了，然后再进行音乐欣赏《霸王别姬》。这样学生既能学到一些课外的历史文化知识，又能完成教学任务。可见，这样的形式不仅仅在于音乐艺术的陶冶教育，更提升到了人文内涵的熏陶教育，既是寓“事”于乐，又是寓“史”于乐。

三、趣味游戏，学习知识

教学活动中边歌边做游戏是激发学生音乐学习欲望的最好方法之一。游戏比赛的形式，更能满足学生强烈的参与竞争心理。在诸多游戏汇中，猜谜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一。

例如，在教学《节日里的歌》这一内容进入时，先让学生进行游戏：（1）节日名游戏接龙比赛，提问：我们一年里常过的节日有哪些？宣布竞赛规则并主持比赛。（2）听赏歌曲，说出相应的节目和歌曲的名字，如，《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适用于国庆节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适用于教师节唱，《烛光里的妈妈》适用于母亲节唱等等，这样，学生能学到一些课外音乐的知识，而且又能顺利地完成教学计划、及时评分反馈。

四、打击乐器，歌曲伴奏

打击乐器在教学活动中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活跃课堂气氛。例如，在节奏训练中，使用打击乐器可以用有趣的节奏进行训练，如：“蚂蚁蚂蚁来来来，大哥不来，二哥来”等等一些顺口溜来进行节奏练习，使枯燥的节奏训练变得生动有趣。

打击乐器在教学活动中，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识谱能力，也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了机会，更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合作精神。

五、创设情境，歌曲再造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篇4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唱响时代主旋律，歌颂伟大祖国，欢庆建市。通过“诵、写、讲”经典比赛暨合唱节等活动，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青少年学生提升人生境界，树立远大志向。加强学校美育，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艺术修养，建设良好校园文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二、参加对象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中小学生。

三、比赛评选办法

（一）比赛内容

1、合唱曲目

本次合唱节每支合唱队演唱两首歌曲，一首为规定曲目，须从市“歌唱祖国赞美家乡”首届学生合唱艺术节推荐曲目单中选择，另一首可自选曲目也可从推荐曲目单中选择，自选曲目须为思想内容好、艺术水平高、传唱范围广、适宜青少年学生合唱的优秀歌曲。

2、诵、写、讲”经典比赛内容

诵、写、讲内容以中华经典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和大学、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作品以及反映改革开放新成就的优秀作品、革命历史故事为主。

（二）表现形式

1、合唱演唱歌曲及表演人数

合唱队人数每队不超过60人，钢琴伴奏1人，指挥1人（合唱指挥原则上应为本校教师），演出时间不超过8分钟。

2、“诵、写、讲”经典比赛表现形式

（1）“诵经典”、“讲故事”以个人、双人或多人组合，形式多样，不拘一格，诵、讲演出时间不超过3分钟；

（2）以配乐、放背景影像，或穿插舞蹈、吟唱等其他艺术样式参赛的，并融“诵、讲、写、吟唱”为一体，以“话剧”表演的形式反映故事情节，时间不超过10分钟。

（三）评分标准及细则

1、合唱评判标准

（1）声音统一、音质纯净、吐字清晰。

（2）音准、节奏正确。

（3）对歌曲内容和时代风格把握准确。

（4）对歌曲有较好的艺术处理。

（5）声部层次清晰、丰满，具有较好的合唱艺术表现能力。

（6）精神饱满，服装靓丽，台风良好，队形新颖整齐。

2、“诵经典”评分标准

主题内容：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向上；紧扣主题，层次清楚，重点突出；内容新颖，诵读具有独特的风格。

形象风度：上下场致意、答谢；气质良好，衣着整洁，仪态大方；感召力强，富有创意；表达生动，动作协调，感情处理得当；灵活运用语速、语调、手势等演讲技巧。

情感表达：语言流畅，表达清楚自然；节奏优美，普通话标准规范（在古诗词中对特定词语诵读准确）；表情自然得体，激情昂扬；声音清晰洪亮，富有真情实感；语调、节奏张弛切合思想感情的起伏，富有感染力。

3、“讲故事”评分标准

故事内容“要求主题突出、鲜明，健康向上，能使听众从中受到教育；故事结构合理，有故事情节；原创故事可酌情加分。

普通话：吐字清楚，表达流畅，语音标准。

艺术性：讲究讲故事技巧，紧扣故事情节，富有节奏、富有情感、语速处理得当，富有表现力；动作协调，表达生动，精神饱满，富有创意。

形象：着装大方，表情生动，姿势优美。

配乐：配乐选择符合作品意境。

4、“写经典”评分标准

硬笔书法

（1）字的结构合理，笔画流畅，分布均匀到位、规范。

（2）书写规范，笔画清楚到位，无错别字、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

（3）章法自然，整体感观舒适，字型大小适中。

（4）卷面整洁，美观，无涂改。

（5）装裱作品可适当加分。

软笔书法

（1）运笔正确，起笔行笔收笔清楚；点画书写正确，具有正楷基本特点。

（2）书写规范，笔画清楚到位，无错别字、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

（3）字的结构合理、端正，字形大小适中、匀称，比例适当，重心平稳。

（4）卷面整洁，美观，无涂改。

（5）装裱作品可适当加分。

5、评分办法

（1）评分采取10分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值为该参赛者的最后得分，四舍五入公布小数点后两位，工作人员保留小数点后面4位数备查。

（2）比赛采用现场打分亮分、宣布平均得分的办法进行。

（3）比赛场次及参赛顺序由抽签决定。

四、组织工作要求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要坚持以育人为本，面向全体学生，紧紧围绕本次活动的主题，广泛发动和调动广大师生的参与热情，充分展示当代青少年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情怀和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市直及有关学校要把本次活动作为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七一”党的生日、“十一”国庆节、教师节以及端午、中秋节传统节日、建市50周年庆典开展活动。

五、活动安排

本届“诵、写、讲”暨合唱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活动阶段。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成立活动领导小组，制订本区域（本校）活动方案，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开展活动，发动全体学生积极参与。在基层学校广泛开展活动的基础上，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组织校级合唱暨“诵、写、讲”经典比赛，并评选出优秀节目参加市分赛区比赛。

第二阶段：市分赛区比赛阶段。为切实保证活动顺利进行，本着安全、节俭、方便、高效的原则，4个分赛区进行比赛，每个分赛区比赛由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主办，各分赛区比赛根据本实施方案确定比赛日程及活动安排，报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批准后实施。“诵、写、讲”经典活动比赛暨“歌唱祖国赞美家乡”学生合唱艺术节分赛区比赛时间可分开进行。每个分赛区评选出各项活动的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各分赛区优秀组织奖由市教育体育局根据比赛组织情况予以评选，各分赛区推荐比例不超过30%。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篇5

心理战与人类战争的历史一样悠久。中国心理战有据可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黄帝与蚩尤进行的涿鹿之战。

心理战是征服人心的战争

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蕴藏着丰富的心理战思想。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说，即使百战百胜，也不是最好的用兵策略；不交战而使敌人屈服，这才是最好的用兵策略。《孙子兵法》又说“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等。

战争总是残酷的，而心理战却是人道的、不流血的、又是最经济的战争，所以心理战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与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比较，心理战在于瓦解敌方的军心、民心，使敌方的心理发生变化，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心理战不受空间的限制，也没有固定的战场和对象的限制，对敌方的统帅和士兵都可以起作用。

心理战在古代就成为军事理论和兵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孙子兵法》就有许多关于心理战的理论阐述。结合古今中外的心理战，心理战可以定义为：运用心理学的原理，以人的心理为目标，通过宣传等手段对人的心理施加刺激和影响，使其朝预定的方向变化发展，从而达到瓦解对手的特殊战争样式。简而言之，心理战是征服人心的战争。

古代“心战”一词最早出现于文献《襄阳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语出诸葛亮。我国古代许多军事家将心理战运用得惟妙惟肖，演绎出很多精彩的故事。

孙膑暗示制敌

战国时期，韩国比较弱小。魏国急于称霸，派大将庞涓率兵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救援韩国。

孙膑建议田忌进攻魏国都城，攻其必救，逼迫庞涓撤兵。孙膑这一招果然有效，庞涓闻讯后立即从韩国撤兵回援。孙膑对田忌说：“庞涓一向轻敌，他自恃兵强马壮，齐国不敢与其对阵。吾等不妨利用他这种心理，佯装怯战，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田忌点头称是。

庞涓从韩国撤兵后，立即追击齐军，齐军与魏军稍一接触，即开始后撤。田忌按照孙膑的计谋，第一天命军士在宿营地造了可容纳10万人吃饭的灶台，第二天灶台只剩下一半，第三天的灶台只能供2万多人吃饭。庞涓一路跟踪齐军，寻觅战机，发现齐军的灶台一天比一天少。庞涓得意洋洋地对部下说：“齐军果然胆怯，不敢与我交战。逃跑不过3天，士兵至少逃亡过半。我们加紧追击，必定能够全歼齐军！”众将士齐声叫好。

庞涓一马当先，率众追击，一路追到一个叫马陵的地方。马陵是两山之间的一条小道，山上树林茂密。孙膑令齐军埋伏于两边丛林之中，命人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刻写“庞涓死于此树下”七个大字。庞涓追到马陵，看到树上的字大吃一惊，知道中了孙膑的计，连忙下令撤退，可是为时已晚。田忌、孙膑指挥齐军从两边山上冲杀下来，魏军死伤无数，庞涓在乱军中自刎而亡。

马陵一战，魏军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齐国则成为东方强国。孙膑名声从此远播。孙膑采用减灶之法，对敌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在心理战术上称之为暗示制敌。暗示制敌可细分为直接暗示、间接暗示、自我暗示和反暗示等，孙膑的减灶之法属于间接暗示。庞涓并不是一个无能之辈，他打过许多胜仗，是一个战将。正因为是一个战将，所以他比较自负。孙膑的减灶之法使自负的庞涓发生误读和误判，以为对手不敢与他接仗，已经溃不成军，从而产生轻敌思想。他的失败就是因为接受了间接暗示而轻敌，最高统帅一旦轻敌，距离失败也就不远了。

项羽四面楚歌

项羽兵败垓下是历史上典型的心理战故事。

公元203年，韩信奉命率30万军攻打项羽，屯兵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项羽亲率10万大军进逼垓下，将垓下团团围住，想以断绝粮草之法逼汉军撤退。韩信曾经是项羽的部下，因为不受项羽的重用而投奔刘邦，对项羽用兵非常了解。韩信胸有成竹，对项羽的断粮之法早有预料，不但先断了楚军的粮草，而且反过来将楚军团团包围。

时值隆冬，雪花飘飘，寒风凛冽。楚军人疲马乏，又断草断粮，项羽在垓下大营长吁短叹，一筹莫展。夜半三更，项羽忽然听到断断续续的歌声，歌声出自汉营，曲调采用的是楚人皆熟悉的家乡小曲，歌词大意是：

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

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忆念兮泪断肝肠。……

当此永夜兮追思反省，急早散楚兮免死殊方。……

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情兮放汝翱翔。……

歌声如泣如诉，催人泪下。听着这熟悉的家乡小曲，连铁石心肠的项羽也经不住泪水涟涟。哀婉的歌声像瘟疫般迅速传遍楚营，愈来愈多的楚兵情不自禁地跟着歌声和唱。此后，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汉营就传来楚歌，楚军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吟唱。项羽觉得四面八方都是楚歌，根本无法阻挡。四面楚歌的结果，楚军开小差的人愈来愈多，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在四面楚歌中，西楚霸王项羽告别虞姬，拔剑自刎。一代枭雄，居然被歌声打败了。

在项羽被围之际，韩信命人针对楚兵编写的这段歌词有300余字。歌词针对楚兵的心理，讲到白发母亲倚门相望、妻子独守空房、儿女泪断肝肠，讲到追思反省、免死异乡，还告诉楚军，汉王对楚军实行降军不杀政策，归乡之后可以放汝翱翔。军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在面临生与死的战场厮杀，军人对亲人和故乡特别眷念。令人叫绝之处是韩信命将歌词配上楚人熟悉的家乡小调吟唱，更加容易引发楚军的思乡之情，从而让楚军产生厌战怕死的心理，达到瓦解敌军士气、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韩信在垓下设下十面埋伏，兵不血刃，以四面楚歌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以至于四面楚歌成为今天常用的一个成语。

四面楚歌的故事在历史上多次被成功运用。西晋末年，晋室后代刘琨在晋阳被匈奴大军团团包围，刘琨危在旦夕。入夜，刘琨登上城楼，见城外的匈奴士兵正仰望着夜空的一轮明月略有所思。刘琨心里一动，拿起手上的胡笳吹奏了一支胡曲。曲调呜呜咽咽，听得许多匈奴士兵竖起耳朵，流下眼泪。刘琨吹了一曲又一曲，悲戚的乡音使匈奴士兵心生去意。第二天，匈奴大营就开始出现了逃亡现象。匈奴主帅令发现逃跑者一律处斩，结果引起士兵哗变。主帅无法控制军队，只得下令撤退。

诸葛亮笑退敌兵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在民间传为美谈。

街亭失守后，魏军对蜀军四面合围，诸葛亮命5000士兵到西城县搬运粮草。一日，探马忽然来报：“司马懿亲率15万大军正在向西城县城进发！”诸葛亮此时身边没有大将，只有正在城里城外搬运粮草的士兵，且大多老弱病残，西城县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

大军压境，众人惊慌失措，只有诸葛亮淡定自如。他命将所有军旗放倒，大开城门，然后命20多个老弱之兵扮成百姓在城门口打扫街道。诸葛亮披上鹤氅，戴上纶巾，登上城楼，焚香操琴，两个童子在一旁伺候。

司马懿率军开到西城县城门，见到诸葛亮笑容可掬，头也不抬，自弹自唱。两个童子，一个执宝剑，一个执拂尘，毫不慌张。西城县城门大开，20多个老百姓在城门口埋头扫地，对近在咫尺的魏军不屑一顾。司马懿知道诸葛亮诡计多端，见这般情景，不敢贸然行动，命令立即撤退。他的儿子说：“是不是诸葛亮没有兵马，故作此态？”司马懿说：“诸葛亮生平一贯谨慎。今日大开城门，见到大军压境，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可见城内必有伏兵，吾等不可上当！”

这是著名的空城计的故事。从春秋战国到晚清，历史上流传的各种各样空城计的故事有20多个，有取胜的，也有失败的。空城计是一种心理战，胜败与否，取决于对敌方主帅心理的了解。实行空城计是十分危险的。司马懿15万大军压境，诸葛亮手上仅区区5千人，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诸葛亮走投无路，只好孤注一掷。

空城计虽然是诸葛亮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诸葛亮胸有成竹，因为他对司马懿有充分的了解。诸葛亮素以谨慎闻名，而司马懿素以疑心闻名。诸葛亮摸透了司马懿的心理，针对司马懿的心理缺陷作了一次理智的冒险。司马懿知道诸葛亮一向谨慎，不敢冒险，而这一次诸葛亮偏偏打破常规，冒了一次险，这是诸葛亮智高一筹的表现。司马懿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叹息说自己不如诸葛亮。

诸葛亮在华容道智胜曹操，也是摸准了曹操多疑的心理。曹操率军走到华容道，这里有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大路上静悄悄的，小路上却出现时隐时现的旗帜和炊烟。诸葛亮深知曹操多疑，命关羽在小路上设伏并不时弄出点动静。

曹操观察良久，对部下说：“诸葛亮诡计多端，他在小路上做出动静引诱我，一定在大路上设下重兵，我偏不上他的当！”曹操命大军随他直奔小路，结果遭到伏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诸葛亮取胜，是因为他对曹操多疑的心理太了解了。曹操不仅多疑，而且自负，诸葛亮事前断定曹操在华容道会选择小路而不走大路，他的神机妙算在于对对方心理的透彻研究和把握。

林则徐妙施尿壶弹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舰开到广东虎门，对清军阵地放炮，扬威耀武。林则徐下令炮台还击，可是清军大炮的射程有限，根本打不着英国军舰。

林则徐苦思冥想，想出一个好主意。他下令士兵到民间搜集尿壶，士兵不知其意，搜集了许多臭烘烘的尿壶。林则徐又下令士兵捕捉黄蜂，士兵遵计而行。林则徐让士兵将捕捉来的黄蜂装到尿壶里，然后用蜡将壶口封上。

一切准备停当后，林则徐命士兵将装有黄蜂的尿壶放到英国军舰停泊的海面上。英国士兵看见成千上万的东西在海面上漂浮，距军舰愈来愈近，于是瞄准那些奇怪的东西开枪，结果千千万万的黄蜂飞出来，把英国士兵叮得哭爹叫娘。

过了一天，林则徐命士兵将炸药装入尿壶，再放到海面上。英国士兵看到海面上又飘来奇怪的东西，吃了上次的亏，没有一个人朝尿壶开枪。结果，装满炸药的尿壶碰上军舰就爆炸。因为炸药威力小，不能将军舰炸沉，但也将英国军舰炸得遍体鳞伤。

林则徐采用的是误导法和障眼法，这也是心理战的一种。英国士兵第一次朝奇怪的东西开枪，结果引来成千上万的黄蜂。所以，林则徐料定英国士兵第二次看到奇怪的东西绝对不会开枪，结果装有炸药的东西能够轻而易举地靠上英国军舰，对军舰加以破坏。这一招虽不能炸沉英国军舰，但对英国士兵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足以使英国士兵从此不敢轻举妄动。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篇6

诗词作品的前面一般或写景或叙事，后面或抒情或议论，以点明主旨，如《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和《赤壁》《水调歌头》都是如此。然而在《过零丁洋》一诗中除了首联外，叙事与抒情皆融为一体，诗人既是在叙事，又是在抒情，让人分不清哪是叙事，哪是抒情。叙事抒情水融，浑然一体，从而更深一步地将诗人那一腔爱国热忱抒发了出来，最后达到了感情的炽点。可以说，《过零丁洋》是一首较为成功的抒情诗。而《山坡羊潼关怀古》在写法上层层深入，由写景而怀古，再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溢着历史的沧桑感，既凸现了怀古诗的特色，写法上又别具一格。

二、诗歌用典寓意

用典寓意是古诗词的主要表现手法，善用典故能够曲折表达感情，含蓄而隽永。

如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运用“烂柯人”“闻笛赋”两个典故表达对亲戚朋友的思念。“烂柯人”，指晋人王质。王质上山砍柴，看见两个童子下棋，就停下观看。等棋局终了，童子问王质为何不去，王质才惊悟过来，见斧柄已经朽烂。他回到家乡，已历百年，无人相识。刘禹锡借这个故事表达了世事沧桑，人事全非，暮年返乡恍如隔世的心情。“闻笛赋”，指西晋向秀的《思旧赋》。向秀跟嵇康是好朋友，嵇康因不满司马氏集团而被杀，向秀经过嵇康故居时，听见有人吹笛，不禁悲从中来，于是作《思旧赋》序文中说，他自己经过嵇康故居，因写此赋追念他。刘禹锡借用这个典故怀念已死去的王叔文、柳宗元等人。

再如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运用“山河表里”这个典故，把“外河内山”的军事要地潼关，形象地显现在人们的眼底。春秋时期，楚国的军队在地背后驻扎，晋侯担心他们来偷袭晋国，听到童谣“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足谋”，晋侯更加担心了。子犯进谏说：“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晋侯就决定依据地势而进攻了。

1.（2010年河北省中考语文试题）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回答问题。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1）这首诗的作者是；标题中的“乐天”是指诗人。

（2）用“/”划分下面诗句的朗读节奏。（每句只划一处）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3）这首诗的颈联蕴涵了什么哲理？

2.（2010年湖北省荆门市中考语文试题）阅读下面一首诗歌，回答问题。

过零丁洋

文天祥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篇7

关键词：石崇；“二十四友”；诗；西晋。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13-02

石崇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成为奢靡、卑劣的巨富典型，其突出事迹为：与贵戚王恺争豪用蜡烛作炊，以椒代泥，设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新衣著令出之豪华厕所，及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则斩美人、竟至连斩三人之恶行。以上故事流传久远，深入人心，今日学界的著名读本仍纷纷引述。然而历史形象与历史原貌在流传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的，这一点在石崇身上表现得分外明显。历史上的石崇，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其品格于亦正亦邪间、思想于亦仕亦隐间徘徊。

一、其人其诗

石崇字季伦，生于魏齐王曹芳嘉平元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渤海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早期仕途顺利，志得意满。随着朝廷内部纷争的激化，卷入其中的石崇几遭波折，终被害。

文才出众的石崇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为“二十四友”之首。“二十四友”，是西晋著名的文人集团，囊括之文学名家，如潘岳、左思、陆机、陆云、挚虔等，几占西晋文坛之泰半，其金谷宴集与“西园之游”、“兰亭雅集”同为后世盛称之文人雅集。

《晋书・石崇传》称其颖悟有才气；钟嵘《诗品》列石崇为中品。有诗文集《石崇集》六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载，宋以后方佚。现存诗十首，其中，《王明君辞》是现今传世最早的咏昭君诗，比兴迭出、用连章之法，入萧统《文选》，为历代传诵之名篇。此外，《大雅吟》、《楚妃叹》、《思归引》等篇亦屡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梅鼎祚《古乐苑》、曹学《石仓历代诗选》等选本，流传久远。

其为人品格甚为复杂，既存在奢靡、贪暴劫掠、谄媚权贵等卑劣面，也不乏追慕仁义、谦谨端方、才华出众、仗义重情等积极面。出身士族的优越和“颖悟有才气” 使得其早年便志得意满。逞气使性的他表现出了对钱财的极度噬敛，用度奢汰。然而世事的机诈又时时让石崇有着如履薄冰的惊悸，晚年的他亦流露出了归隐之念。据其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宦途得意，诗风慷慨多气。以《楚妃叹》《大雅吟》《答枣腆诗》等为代表。中期：遭逢挫折，诗风抑郁哀伤。以《思归叹》《答曹嘉诗》、《赠枣腆诗》《王明君辞》等为代表。后期：思归旧馆，诗风条畅放达。以《思归引》为代表。

二、乱世中皈依两可的心灵

石崇前期的诗歌却多为激进昂扬的豪情之作。取材于《诸宫旧事》的《楚妃叹》即为一首咏歌贤妃樊姬进忠言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之事的诗篇，诗文引录如下：

“荡荡大楚，跨土万里。北据方城，南接交趾。西抚巴汉，东被海淡。五侯九伯，是瞪是理。矫矫庄王，渊停岳峙。……譬彼江海，百川咸归。万邦作歌，身没名飞。”

诗歌前八句着力铺叙强大的楚国开篇，从侧面渲染了楚庄王的功绩。中间二十四句刻画了楚妃助庄王安内继嗣、成就霸业的故事。此段中，诗人先以“矫矫庄王，渊淳岳峙”等六句的对楚庄王神姿勇毅的非凡描写，继而烘托出下文一个与己匹配的贤淑“椅琦”的樊姬形象。末章四句倾力赞颂楚妃的贤淑功德，读来令人振聋发馈。

这与“少有大志”的石崇前期宦途平步青云的得意似是有着同一旨趣。“万邦作歌，身没名飞”，也是石崇功业心理的自然流露。诗作中藉樊姬的贤惠之举来展示其心中的济国志趣，恐怕应是其真正的主旨所在。与此作相应的《大雅吟》、《答枣腆诗》等以铿锵激越的四言体敷叙的作品亦寄寓了其“仰德”《大雅吟》、“遗名”《答枣腆诗》的心志。

《王明君辞》为石崇中后期的代表作品之一，《乐府诗集》中收人《相和歌辞・吟叹曲》一类。此篇歌辞是现有的咏歌昭君事中最早的一首。因其朴质的诗风中蕴藉的悲怨情怀而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后世的文家从不同的角度分别以不同的体裁来相继敷叙和歌咏此事，形成了一个昭君题材的叙事系统。

诗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杭挂。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缪。……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诗人用“延”、“加”、“贵”等词语客观而真实地写出了匈奴对明君的礼遇。用“非所安”、“非所荣”、“见”、“惭且惊”等语词又真实地再现了明君思想感情的一步步变化。诗人把深受封建礼教文明教养的“汉家女”，放在匈奴的“殊类”中，通过这种荣辱观的不同而揭示出了悲剧的根源。诗中以昭君的口吻来自设之处比比皆是。主人公身陷胡族欲死不能的悲恰时时地在敲打着乱世中作者那颗皈依两可的心灵。那种深深的疲惫感于诗中流露出的悲蕴和主人公是那么的一致。

与此作相映的同为晚期作品的《思归引》中，石崇就流露出了欣羡山林的逸隐之趣。诗前小序序文总结一生，点明“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因“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作此歌辞。欲在罢官后以金谷园的歌伎、海惜山珍的声色流美和赋诗的雅趣来平抑其心中的不平。

石崇也尤为贪财，积极追求财富的积累和享受。“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而性粗强，贪而好利，富拟王者”。“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资”。这一点，他在《金谷诗序》和《思归引序》中表现得极为明确。他说“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雄、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

三、“身名俱泰”的追求与幻灭

由以上可知，石崇终其一生都是在亦正亦邪、亦仕亦隐的意念中抉择并焦灼着自己。这与其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西晋一朝，政治上八王乱政、内忧外患不断，社会风气则以奢靡、浇薄著称。黑暗的时政、奢靡的风尚、任诞的文化，导致了文士人格的分裂与内心的矛盾与焦灼。身处乱世的迷乱和资财优厚的生活终使其摆脱不了现实的羁绊，其人格的冲突则很好地被禄利带来的享乐所平衡。如此矛盾的人生观念，也几乎成了西晋那些与其有着同样境地的士人的共有特点。这种奇特的人生观念笼罩下的人格冲突在焦灼着士人心灵的同时，也成就着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倜傥与风流。

《晋书・石崇传》所载的一则轶事则更清楚地显示其微妙的心态：“(崇) 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余人不知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其立意类此。”?虽追慕仁义、甚至羡慕箪食瓢饮、布衣蔬食而不改其乐的颜渊、原宪，却不敌“身名俱泰”的思想而最终攀附权贵以取名利。可以想见石崇的内心在高扬之理想与卑污之现实间的徘徊与挣扎。

而“士当身名俱泰”是当今学界普遍认可的西晋士人的共同理想。西晋的士人对仕宦的渴求都有着近乎狂热的执著，然而离乱的时代决定了他们的仕途坎坷，而最终往往从清平社会、仁政理想的幻灭中走向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这是石崇的悲剧，也是西晋士人阶层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唐)房玄龄等.晋书・石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篇8

关键词：鲁达基屈原诗歌创作比较研究

文艺复兴以前，当欧洲文学还处于中世纪神学黑暗笼罩之下时，亚洲文学就则取得了显著成就，波斯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出现鼎足而立，交相辉映的局面。尤其是波斯诗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出现了一批优秀诗人以及传世佳作，对中亚文学乃至西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提到中古波斯文学，就不能不提到鲁达基。鲁达基，全名为欧斯塔德·阿布·阿卜达勒·加法尔·本··鲁达基，九世纪中页生于布哈拉附近，是中世纪波斯文学的创始者，历史上称他为“波斯诗歌之父”、“诗人之师”、“波斯文坛上的艺术巨匠和导师”、“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同时他也被塔吉克人认为是“塔吉克古典诗歌的奠基人”，“塔吉克文学之父”。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相比较，两人虽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屈原早于鲁达基一千多年；但两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

一、抒情诗创作成就突出，开创新的诗歌风格

鲁达基与屈原在抒情诗创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鲁达基从八岁就开始写诗，一生写下的诗歌据说多达130万行，但由于岁月的流逝和战乱的原因，流传下来的仅有2000多行。鲁达基的抒情诗主题广泛，并且形式十分优美，具有“流畅如泉、诗境如画、饱含哲理、隽永深邃”[1]的特点。11世纪的著名诗人昂萨里曾说过：“鲁达基的抒情诗意深隽永，我的诗却没有那样的抒情。虽然我用尽全部力气，诗歌写得仍然不很成功。”[2]我国波斯语研究员张晖将鲁达基的抒情诗歌做出了分类：篇目较长的，根据内容，称为“抒情哲理诗”；只有两个联句的，称为“短抒情诗”；又根据内容分离出来“爱情”“咏酒”“景物”三组诗歌。鲁达基诗歌的内容与他一生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他的诗作中有的是对大自然的抒情描绘，有的是对爱情的赞美，有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是对统治阶级丑恶行径的揭露和对人民大众痛苦生活的同情，也有一些告诫人们行善的哲理诗。鲁达基的抒情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后世抒情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他创作的最长的一首抒情诗，诗中无论是抒情主人公的塑造，还是对审美对象特征的描绘，都大量采用神话、传说、赋、比、兴夸张的手法，尤其是诗中诗人以芳草美人自比，以杂椒秽草来比喻奸佞小人，以男女之间的爱恋来比喻君臣之间的关系，以驾驭车马来比喻治理国家……总之，诗人对自身沉闷、不忿、抑郁的情感的抒发，以及诗情意境的构设，都体现出诗人的独具匠心，也使得诗歌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更加独特，对读者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公元9世纪到11世纪时，波斯古典诗歌在霍拉桑一带最为发达。因此文学史上把这一时期这一带的诗人统称为“霍拉桑诗人”。鲁达基被视为是“波斯诗歌的创始人”，也是“霍拉桑风格”的代表诗人之一，被认为是“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霍拉桑风格”的特点是：叙事简明扼要、用语朴实无华、句子简短精练，并且诗中的阿拉伯词汇很少。这种诗歌风格作为波斯古典诗歌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抒彩还不是很浓，但是鲁达基毕竟以此为波斯诗歌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波斯乃至中亚的诗歌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对我国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体裁之一。“楚辞突出的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显，想象的奇幻等。”[3]楚辞以楚地的民歌为基础，声韵、情调、思致和精神风貌都带有楚地特点，融入大量的古代神话故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篇章中涉及大量的楚地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反映了时代政治变革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研究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屈原作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楚辞这种诗歌体

的奠基人，楚辞体裁的产生、创作和发展都是以屈原为中心的。不仅国内许多大学者，例如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对楚辞有深度的研究，就连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国家的学者都对楚辞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据《楚辞资料海外编》统计，1951—1981年关于楚辞的文章共有英文15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此外还有一些专著中包含的论楚辞或屈原的章节等。[4]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屈原研究的最繁荣的时期，“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楚辞相关书籍共计二百余种，其中普及性书籍的数量相当可观，占大半。楚辞研究的专著共有九十余种，”[5]论文有两千余篇之多。

二、诗歌思想内涵的一致性

1.鲁达基和屈原诗歌中都抒发了对自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鲁达基出生于民间，自幼受到自然淳朴的民间文化的熏陶，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与乡间劳动人民的心灵美，并且从中汲取了他创作的最初源泉和灵感。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是流露出对自然的赞美以及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草原》《金秋》《白雪》《冰雹》《河边的树》《自然界》《奔马》等景物诗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一点在屈原诗歌中同样有十分突出的表现，比如在《离骚》《九歌》《天问》等诗歌中涉及的有关香草美人、思念君主、担忧国势等意象描写和精神内涵都是以楚地这一地域为中心展开的，尤其在《离骚》的结尾中，诗人写道：“陟?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6]诗人以此表明真正的心灵寄托仍是自己的故乡；再如在《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是极好的描写秋季之洞庭湖的佳句。当然，在屈原眼里，这些景物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观照，而主要是灌注了内在的情感在其中，深切抒发了诗人对家乡故地的怀念与热爱之情。　2.都体现了对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统治阶层腐败现象的批判

鲁达基的诗歌中体现出一定的人民性。这是由于诗人生于民间，熟悉人民的生活环境，切身体察人民的劳苦，对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他反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批判剥削者的特权与压迫。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体现的十分明显：“这些人佳馔珍馐，肠肥肚满，那些人却饥肠辘辘，不得饱餐”，[7]“人们的命运终究不外两种结果——或者作威作福，或者任人宰割”，[8]“假若贵族们犯了法却不被判罪，我如此地安分守己，怎么能算作犯禁”，[9]“这些人桌上摆满了肉和精制的杏仁糕，那些人却饥肠辘辘，连大麦饼也难弄到”。[10]

而屈原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怀具体体现为对君王的忠心耿耿，对故土的留恋热爱，对朝堂时局的担忧。尤其是两次被流放的经历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知悉百姓生活的不易，深感楚怀王为小人谗言所蒙蔽，迷途而不知返，楚国、楚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屈原的诗歌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其壮志难酬的情感流露，“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11]，他担心自己的人生时间不够，不能再报效国家；“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2]，担心楚王继续被奸佞小人所迷惑，终而耽误了政事社稷。

三、创作手法的相似性

1.巧妙运用多种创作手法

在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巧妙运用比喻、拟人、典故、象征、白描等手法，尤其大量使用典故和比喻手法。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都喜欢借用典故。比如在鲁达基的诗歌《我和达官贵人》中写到：“虽然我的诗歌像夜莺巧啭般的美好——但是约瑟不正是因为俊美才被投入监狱？”这里是根据《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关于约瑟遭兄弟妒忌而被害，最终碾转成为埃及宰相的故事写成的；再如《娇姿》中写到：“你的婀娜娇姿竟使我魄散魂飞，就像蕾莉的美发使玛哲农如痴似醉。”这里借用了古代阿拉伯民间传说中的一对青年情侣的故事。在屈原《离骚》第三节写道：“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里借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蛾眉妒”的典故，将君臣关系喻为男女关系，被疏远的臣子们无疑会认为君王是被其他的女子淆乱了理智，在这里也突出体现了屈原清高与崇高的道德品行。犹如在鲁达基的诗歌中就有很多比喻，以毒蛇来比喻恶人，旅店比喻世间，猎豹比喻强者，牝鹿比喻失败的敌人等等；而比喻修辞在屈原诗歌中则更为常见，以芳草美人自比，秽

草比喻小人等等，可以说这种比喻手法贯穿了《离骚》这首诗歌的始终。

2.诗歌创作与乐曲联系密切

鲁达基时代甚至到公元11世纪末期，波斯诗歌和音乐是密不可分的，诗人们一般在音乐的伴奏下朗诵诗歌，因此诗歌和音乐被认为是诗人必不可少的两项艺术。鲁达基自小跟随音乐家阿布尔阿巴克·巴赫契耶尔学习音乐，不仅能自弹自唱、自己编词，而且声音圆浑动人，在很年轻时就是民间有名的歌手。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会流露出一种音乐美的风格。而《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楚歌、楚乐有着紧密联系，在楚辞作品中也提到了众多的楚地乐曲的名称，例如《涉江》、《采菱》、《劳商》、《九歌》、《白雪》等等。此外，楚地的祭祀音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楚辞的创作，使楚辞的音乐性也带上了祭祀的色彩，比如《九歌》、《招魂》同时也是祭祀音乐。

3.都体现出一种神话色彩

神话色彩在鲁达基诗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关于神话传说的借用。例如在《酒颂》中提到了阿思凡迪亚尔作战的情景，而这个人物是古代波斯传说中的英雄；《酒颂》还写道：“他给予人们的恩惠，如浩荡的江河，以致使得洪水的故事不再引人入胜。”这里指的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也使得诗歌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再有在《娇姿》中写道：“你那似水仙的眸子使巴比伦的魔法相形见绌”，这里的魔法是指哈鲁特的魔法。哈鲁特原是天神，因擅长魔法，被上帝倒吊在巴比伦井中。以上举例都体现鲁达基诗歌中的神话色彩十分鲜浓。

屈原诗歌的神话色彩则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首先从形式上说，屈原在诗歌构思上就描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就为诗歌奠定了一个神话色彩的抒写基调。而在内容上，屈原在《离骚》中创造了一个无比瑰丽的神话世界，描写了神话人物、神山、神水、神兽等等意象，而且《天问》本身就因其具有巨大的神话学意义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因此可以看出，屈原的作品受神话的影响之大。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达基和屈原在诗歌创作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类同性，但是，出现这些类同性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对此有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鲁达基与屈原都属于天生聪颖，又勤奋好学之人。据说鲁达基在八岁时就已谙熟《古兰经》，并常常为人诵读。此外还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不仅能自弹自唱，还能自己编词、写诗歌，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是极富盛名的歌手和民间诗人；而屈原出身名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从小又勤奋好学，注重内在品格的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经入朝为官，并得到重用。可以说，天生才智加上后天的努力，为两人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一定基础。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篇9

关键词：王逸《楚辞章句》：楚地祭祀文化；阐释视阈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64-04

作者：邓声国，江西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江西，吉安，343009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诗歌集，是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形成的，以楚国的历史、风俗、音乐、方言进行创作的，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文人之作。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楚辞》是以“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为特点写成的，作品中反映了大量楚地的历史、风俗习惯和方言用语情况，实际上便是一幅幅反映我国古代民俗的浓郁的画卷。有鉴于此，研究和注释《楚辞》，就必然要了解楚地的历史与风俗习惯，了解楚地的民族文化特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楚辞》作出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化诠释。

从《楚辞》中的屈原诗赋来看，楚国祭祀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其中所描写的数量众多的神明主体并不排斥他方神明，加之诗人笔下人神交融的浪漫意境，禁不住令人神往楚文化中祭祀文化这一特殊的民俗奇葩。众所周知，祭祀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内容非常博大庞杂，涉及到诸多的组成元素。像诸如形形的祭祀对象、庄严神圣的祭祀场所、飨神媚神的祭祀供品、通天达地的祭祀法器、人神共食的祭祀方法、娱神娱人的祭祀舞蹈等等方面，都是这其中的要素元。例如，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在《楚辞》一书中便可以得到印证。如《九歌》原本是一套优美浪漫的祭神乐曲，尽管其并非当时祭歌全数，只是经过屈原筛选后流传下来的代表歌曲。屈原身为楚国贵族，观其诗赋《九歌》中所描写的自然神，水神便居其中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楚公王室十分重视河川祭典的事实。因此，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曾经将其和《诗经》进行比较，提出过这样一种说法：“《诗经》是‘史官文化’，《楚辞》属于‘巫官文化’。”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王逸身为东汉时之南郡宜城，属于楚文化圈之列的文人，长期身受楚国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因而他在对《楚辞》中的作品进行章句体的诠释时，往往能结合他所了解的楚地民俗文化情况，加以形象地生动地解释。换句话说，从楚地民俗的挖掘角度入手来研究《楚辞》文本，这是王逸为求其“真”、求其“实”而走的一条稳妥之路。本文将通过对《楚辞章句》一书加以解读，讨论分析王逸是如何对楚地祭祀文化现象进行形象揭露的，以期可以大致反映王逸作品诠释风格的一隅。

首先，从《楚辞》及王逸《章句》对楚地有关祭祀对象及祭祀执行者的反映情况来看。由于楚人信奉的神灵众多，所以有关祭祀的对象也很多。如《汉书・地理志下》在论及楚地之俗之时，便说楚人有“信巫鬼，重淫祀”之风。“巫鬼”，即巫人喜好装神弄鬼，“淫祀”则是指楚人的祭祀对象非常泛滥，无神不祭。由于楚人笃信巫鬼，时有违反祭典规定进行各类祭祀活动的，故汉人称知为“淫祀”也。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楚人的祭祀对象大致可以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大类。从《楚辞》一书诸诗赋的记载来看，楚人信奉的天神很多，如有上皇(东皇太一)、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司命(大司命、少司命)、风伯(飞廉)、雨神(屏号)、日御(曦和)、月御(望舒)等。在这众多的神灵中，太一是全天最尊之神。它的出现与楚国君主制的加强和天文知识的增进有关。太一本来应是当时天极星中最亮的一颗星，因它在星空中处于临制四方的位置，正好用它来映照人间的君主、所以成了众神之首。《九歌・东皇太一》篇：“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王逸《章句》云：“上皇，谓东皇太一也。言己将修祭祀，必择吉良之日，斋戒恭敬，以宴乐天神也。”交待了东皇太一即天神也，以及祭祀斋戒的恭敬严肃。可见，王逸在对《楚辞》所描述的这些祭祀天神的阐释中，特别注意对他们的形象描绘，丰富人们的各种想象。

至于《楚辞》中反映出来的地神类祭祀对象，则主要有山神(山鬼)、水神(地宇)、土伯(冥主)、海若、河伯(冯夷)、洛嫔(宓妃)、湘君、湘夫人等。以“湘君”为例，据刘向《列女传》记载：“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娥皇、女英二妃溺于湘江殉情，后人便将这两位妃子看成湘水之神。《九歌・湘君》篇：“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王逸《章句》解释说：“君，谓湘君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苞洞庭之波，方数百里，群鸟所集，鱼鳖所聚，土地肥饶，又有险阻，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荡，既设祭祀，使巫请呼之，尚复犹豫也。”对祭祀湘君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补充与拓展。又如“湘夫人”，《九歌・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王逸《章句》云：“帝子，谓尧女也。言尧二女娥皇、女英，随舜不反，没于湘水之渚，因为湘夫人。”王逸交待了“湘夫人”的由来。同篇：“与佳期兮夕张”，王逸《章句》云：“佳，谓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言己愿以始秋X草初生平望之时，修设祭具，夕早洒扫，张施帷帐，与夫人期歆飨之也。”又同篇“建芳馨兮庑门”一句下，王逸《章句》解释云：“馨，香之远闻者，积之以为门庑也。屈原生遭浊世，忧愁困极，意欲随从鬼神，筑室水中，与湘夫人比邻而处。”这两则注释语当中，王逸明确地点明，诗人屈原运用了活灵活现的形象化手法。赋予自身以神性，表达出自己欲摆脱世俗烦忧、与湘夫人比邻而居的美好愿望。

再者，若就人鬼这一方面祭祀对象而言。所谓人鬼，亦即祖先，出于对死去的先人的尊敬，因而人鬼在楚国人们的日常祭祀活动中，可谓是最重要的祭祀对象之一。从1991年湖北江陵市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竹简来看，据考证，包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里，其所记载的祭祀祖先对象很多，有楚族的远祖老童、祝融等以及邵佗家族的祖先昭王、文坪夜君等，这些都是以人鬼作为日常祭祀对象记载下来的。同样，《楚辞》中亦记载了一些人鬼，主要有祝融、颧顼等。以祝融这一祭祀意象为例，据史籍记载，祝融是上古时期炎帝的后代，是古代管火的官，即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火神。《九思・伤时》篇：“就祝融兮稽疑，嘉己行兮无为”，王逸《章句》解释云：“祝融，赤帝之神。”王逸所说的“赤帝”，就是“炎帝”的又称。由此可见，在楚人眼里，人鬼就好比是天上的神灵，人们只要祭祀得法，就能得到他的保佑。

另外，王逸还注意对作为祭祀执行者的巫师身份特别关注，因为巫师是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者。楚巫身份非常特别，根据古文字学家考证，古“巫”字似持旌羽的舞者，后演变为“巫”，象人两褒而舞，《说文》释“巫”为：“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楚地之巫“实以歌舞为职”，目的是“乐诸神”，其功能如《国语・楚语下》记王孙圉所云，在于“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考之王逸对《九歌》各篇《章句》的解释，对巫师的解说颇多，如《九歌・东皇太一》篇：“抚长剑兮玉珥，G锵鸣兮琳琅”，《章句》解释云：“言己供神有道，乃使灵巫常持好剑，以辟邪要，垂众佩，周旋而舞，动鸣五玉，锵锵而和，且有节度也。”同篇“疏缓节兮安歌”一句下，王逸又解释说：“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宁处，亲举袍击鼓，使灵巫缓节而舞，徐歌相和以乐神也。”又同篇“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王逸解释说：“灵，谓巫也。偃蹇，舞貌。言乃使姣好之巫，被甩盛饰，举足奋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满堂室也。”《九歌・云中君》篇：“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王逸《章句》解释云：“言己将修飨祭以事云神，乃使灵巫先浴兰汤，沐香芷，衣五采，华衣饰以杜若之英，以自洁清也。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子。连蜷，巫迎神导引貌也。言巫执事肃敬，奉迎导引，颜貌矜庄，形体连蜷，神则喜欢必留而止，见其光容烂然昭明无极已也。”等等。在楚人看来，沐浴能祓除不祥，盛其衣饰，是仪礼隆重欢欣鼓舞的表现，如此神方能降临。因而巫师在祭祀前必先斋戒沐浴。衣饰华丽以示虔诚。总而言之，《楚辞》中巫师的一举一动，诸如舞剑、乐舞、沐浴、盛服、迎神等，在王逸《章句》的注释中，无不在在彰显出楚人对神灵的肃敬和有节度。

其次，从《章句》对楚地祭祀有关场所方面的描述来看。按照先民的祭祀惯例，祭祀的地点通常选择在祠庙灵坛，如《天问》是屈原面对着绘有天地、山川、神灵的楚先王宗庙和公卿祠堂“呵而问之”的，所以王逸在《天问序》中言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曼，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玮儒妫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另外，《九歌》中多次提到的“堂”、“坛”、“房”、“庭”，实际上也都是楚人的祭祀场所。考之《九歌・云中君》篇：“蹇将儋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章句》云：“寿宫，供神之处也。祠祀皆欲得寿，故名为寿宫也。言云神既至於寿宫，歆飨酒食，儋然安乐，无有去意也。”据此可见，《楚辞》之所谓“寿宫”，便是祠堂，祭祀神灵之所在也。又如《九歌・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章句》云：“言祠祀九神，皆先斋戒，成其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亦明言于祠处祭祀九神也。凡此之类足以说明，祠堂在楚人祭祀中，业已成为祭祀的重要场所。《章句》的注解给予了清晰地说明。另外，考之朱熹《楚辞集注》，他在《九歌》的首篇《东皇太一》中注亦云：“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亦可足证王逸《章句》关于祭祀场所的解说无误也。

再次，从《章句》对楚地祭祀中有关乐舞方面的描述来看。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在楚地的祭祀文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般说来，楚国的祭祀仪式从头到尾都沉浸于一片歌舞声和器乐演奏声中，在这样的场合下，人们舒喉高歌，拂袖长舞，展现出虔诚的悦神敬鬼心意。以楚地巫舞为例，它是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诗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情况，特别是有关于乐舞的场面描述非常精彩而生动。对此，王逸是十分重视有关这方面的阐释的，他在《九歌序》中明言日：“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一无歌字)。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为作《九歌》之曲。”事实上，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着巫舞。《九歌・东皇太一》篇言：“扬袍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王逸《章句》解释说：“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宁处，亲举袍击鼓，使灵巫缓节而舞，徐歌相和，以乐神也。”又曰：“言己又陈列竽瑟，大倡作乐，以自竭尽也。”另外，《九歌・东君》篇言：“翱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王逸《章句》解释说：“言巫舞工巧，身体翱然若飞，似翠鸟之举也。”又说：“言乃复舒展诗曲，作为雅颂之乐，合会六律，以应舞节。”在屈原的诗赋笔下，在王逸《章句》的阐释性话语当中，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载歌载舞的画面：一方面。当时楚国的先民们在举槌击鼓，陈竽弄瑟，另一方面，人们又安歌以和并缓节应律而舞，以至于那美妙的舞姿合着柔美的歌声竟然赛过了在天空中飞翔的翠鸟。这是对楚地祭祀过程中“歌、乐、舞”融为一体的极为形象的生动的描述。

另外，就《楚辞》及王逸《章句》在有关楚地祭祀之前有关方面仪式内容的记载情况来看。祭祀作为一种供物敬事鬼神、以求福佑的宗教行为，在楚人心目中，它是非常神圣的行为，在此之前，必会有一番周详的准备工作，诸如选择吉日、准备祭物、沐浴斋戒等等。例如，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等诗便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祭祀之礼情况。一般是占筮以择吉日，参与者斋戒沐浴，由巫者持长剑出场，祭祀之所设有神位，神位前有案、几、席之类，按时令、方位、祭祀对象的礼仪要求而设的各类供祭之物，然后奏乐，歌唱，巫者盛服而舞。降神的目的，是要尽人间的享乐方式而使神愉悦，从而使求神者得到福佑。所以《楚辞章句》卷二中王逸多次提到：“言己将修祭祀，必择吉良之日，斋戒恭敬，以宴乐天神也”，“言己供持弥敬，乃以蕙草蒸肴，芳兰为藉，进桂酒椒浆，以各五味也”，“言己又陈列竽瑟，大倡作乐以自竭尽也”(《九歌・东皇太一》)，“言己供修祭祀，瞻望于君，而未肯来，则吹箫作乐，诚欲乐君，当复谁思念也”(《九歌・湘君》)，“言己供神之室，空闲清净，众香之草又环其堂下，罗列而生，诚司命所宜幸集也”，“言己愿托司命，俱沐咸池，干发阳阿，斋戒沽己，冀蒙天佑也”(《九歌・少司命》)，“言己愿供香美，张施琴瑟，吹鸣?竽，列备众乐，以乐大神也”(《九歌・东君》)，等等，不烦逐一枚举。这些都充分地展示出楚人对于迎神仪式的斋庄敬肃。王逸《章句》的这些解说，与楚人《祭典》这一成文的有关祭祀的法典记载是十分贴合的，《祭典》对包括用牲、神位安排、降神、迎神的程序、祭祀吉日的选择，以及祭祀等级、对象的规定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如《祭典》上说：“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如果说《祭典》一书是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祭祀的各种行为规范，而王逸《章句》一书则通过对《楚辞》一书的诠释，以注解的形式对触底的祭祀仪式进行了形象化的解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卜筮作为一种巫觋勾通人神的重要手段，在楚国的祭祀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卜筮简单的说就是占卜。不过，若分言之，则“卜”与“筮”二者又有所不同。卜指龟卜，取龟兆以预测吉凶。殷代占卜以龟甲为主，兼用兽骨。一般是将龟甲、兽骨整治，凿孔以备用。占卜时，燃荆枝的于孔中，观其裂纹以说吉凶。楚人占卜亦用龟甲，凡所疑问，多用占卜以决之。例如，《楚辞・卜居》篇王逸《序》文云：“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顺君非而蒙富贵，己执忠正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著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另外，该篇“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一文下，王逸《章句》：“断吉凶也。”至于筮占，则是一种借用揲草以之占卜吉凶的手段，《楚辞》中亦有这方面内容反映。《召魂》篇：“魂魄离散，汝筮予之!”王逸《章句》解释说；“筮，卜也。蓍曰筮。《尚书》：‘决之蓍龟。’”

另外，《楚辞》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占卜方法，即《离骚》篇所说的“筵筹”，《离骚》篇云：“索琼茅以筵等兮，命灵氛为余占之。”王逸《句》解释说；“索，取也。琼茅，灵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等。灵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己欲去则无所集，欲止又不见用，忧懑不知所从，乃取神草竹筵，结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灵氛占其吉凶也。”根据王逸《章句》的解释可知。《离骚》之所谓“筵筹”，实是用折成小段的竹片以占筮吉凶，“取神草竹筵，结而折之”便是其卜筮之法也。游国恩先生以为，“茅是一种灵草，筵是竹栖茭。结草系判竹掷地，视其俯仰，以卜吉凶，本是楚国民间的风俗。”所言甚是，这实在是楚人的独特方式，考之先秦典籍，中原及北方各国兼用龟蓍来卜筮，而未见用竹占卜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