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成语大全十篇

马的成语大全篇1

关于马的成语大全1、马水车龙：犹言车水马龙。形容来往车马很多，连续不断得热闹情景。

2、马如游龙：形容人马熙熙攘攘得景象。

3、马中关五：犹言鲁鱼亥豕。指书籍在传写或刻印过程中得文字错误。

4、马迟枚疾：用于称赞各有长处。

5、马迹蛛丝：马蹄得痕迹，蜘蛛得细丝。比喻隐约可寻得痕迹和线索。

6、马上看花：指粗略行事，走马看花。

7、马放南山：比喻天下太平，不再用兵。现形容思想麻痹。

8、马上功成：指凭武功建国。

9、马革盛尸：用马皮把尸体裹起来。指英勇牺牲在战场。

10、马到功成：形容事情顺利，一开始就取得胜利。

11、马不解鞍：比喻一刻也不停留，毫不间歇。

12、马足车尘：比喻四处奔波，生活动荡不定。

13、马壮人强：犹言人强马壮。形容军得战斗力很强或军容很盛。

14、马瘦毛长：比喻人境遇穷困，就会显得精神不振得样子。

15、马空冀北：伯乐将冀北之良马搜选一空。比喻执政者善选贤才，无所遗漏。

16、马齿徒长：谦称自己虚度年华，没有成就。

17、马不停蹄：比喻不停顿地向前走。

18、马鹿异形：用赵高指鹿为马得故事，比喻颠倒是非。

19、马齿徒增：马得牙齿有多少，就可以知道它得年龄有多大。比喻自己年岁白白地增加啦，学业或事业却没有什么成就。

20、马毛猬磔：形容狂风大作，气候恶劣。

21、马浡牛溲：借指不值钱得东西。

22、马马虎虎：指还过得去。亦形容做事不认真，不仔细。

23、马足龙沙：指驰骋边疆，扬威域外。龙沙，塞北沙漠地方。

24、马牛其风：指马、牛奔逸。后用以表示互不相干。

25、马首欲东：指东归；返回。

26、马牛襟裾：襟、裾：泛指人得衣服。马、牛穿着人衣。比喻人不懂得礼节。也比喻衣冠禽兽。

27、马咽车阗：形容车马繁多，非常热闹。

28、马翻人仰：人马被打得仰翻在地。()形容被打得惨败。也比喻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29、马面牛头：比喻各种各样凶恶得人。

30、马勃牛溲：马勃：马屁菌；牛溲：车前草。借指不值钱得东西。

31、马革裹尸：马革：马皮。用马皮把尸体裹起来。指英勇牺牲在战场。

32、马去马归：比喻世事多变，得失无常。

33、马鹿易形：出自赵高指鹿为马得故事，比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34、马如流水：形容人马熙攘。

35、马龙车水：马象游龙，车象流水。形容车马往来不绝。

36、马捉老鼠：比喻瞎忙乱。

37、马上房子：指当面赞成，背后反对。

38、马到成功：形容工作刚开始就取得成功。

39、马毛蝟磔：蝟，同“猬”。形容狂风大作，气候恶劣。

40、马耳东风：比喻把别人得话当作耳边风。

41、马首是瞻：看着我马头得方向，决定进退。比喻追随某人行动。

42、马前泼水：比喻夫妻离异，无法挽回。

43、马耳春风：比喻把别人得话当作耳边风。

44、马仰人翻：形容极忙乱或混乱得样子。

45、马入华山：表示天下太平，不再打仗。

马的成语大全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认同；话语；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035-0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增人民大众的理论认同、制度认同和道路认同，抵制西方话语不断侵蚀和解构，都迫切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如何用中国话语科学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和中国成就，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内涵和结构

话语是对情感、思想、态度、行为等的表达形式，话语包括文字的、书面的话语，口头的、言词的话语以及话语因行动产生的作用。从传播学看，话语是传播者对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在政治学里，话语则成为社会组织确立其地位且被其他组织认识的权力表达，即话语权。应当依据话语理论，从多个视角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转化为中国特色理论形态及实践探索的过程[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探索道路的历史过程，另一个是实践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首先指用中国语言文字表达的指导中国实践、探索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话语体系和体现中国智慧、诠释中国道路、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前者强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重在理论的翻译和创新，后者重视在实践中的理论概括，构造中国特色思想。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还体现在理论的大众化、时代性和国际性。以人为本、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要与人民大众结合，体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一切要从人民大众出发，人民大众满不满意成为工作的重要标准。以人为本还要求话语创新和传播要通俗化、生活化，要让人民大众理解、接受和认同，能够身体力行。大众化还要求尊重人民的创造，及时将人民的鲜活经验概括反映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来。与时俱进要求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不能停滞不前，不能凝固僵化，要反映时代的最强音，要回答时代的新课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互联网一体化使世界成为“地球村”，关起门来发展自己已不可能，唯有积极应对，主动参与，才能赢得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必须要有全球意识，用国际化话语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对话，吸收有益成分，丰富自己，传播中国理念，分享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捍卫中国权益，贡献中国智慧，争夺国际话语权。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还可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政治话语即“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反映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社会理想，决定并引导各种社会观念，也引导知识精英的学术话语和普通群众的大众话语。政治话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政治精英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广泛认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学术话语是知识精英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所用话语，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使用的话语，前者话语有引导后者的功能，后者话语有丰富、验证前者的作用。大众话语就是人民大众所理解所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对群众有直接的影响。政治话语要引领学术话语，学术话语要维护、丰富、发展政治话语，而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都要引导且要主动转化为大众话语，大众话语切忌直接搬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要做到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还包括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话语有显性话语和隐性话语。显性话语就是用明确的文字和语言表达的话语，隐性话语则不着文字，也不用语言，而传播者和接受者都能“意识到”的话语，它通常通过行为等传达某种含义。理论话语属于显性话语，实践话语属于隐性话语。重视隐性话语，可以更好地传情达意，实现显性话语的作用。理论话语就是运用概念等逻辑工具构造的观念体系，用文字和语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话语包括制度话语和政策话语。实践话语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构建的社会制度、运作机制、解决具体问题的大政方针及其效用。这种无声的话语实实在在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实践。

二、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

首先，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特别是学术话语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辅相成，内在一致。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社会的变迁，实践的推进，都要求理论创新，做到理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话语创新，要求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回答实践碰到的新课题，科学解读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机遇和风险，为下一步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价值导向和解决思路。

其次，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有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治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执行者。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巩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执政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利益分化，不同观念的涌现，以及社会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再加上全球化的发展，互联网的出现，西方各种观念的冲击和影响，都给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出挑战，也不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有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科学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稳妥推动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正确应对各种挑战，方能未雨绸缪，化危为机，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有利于增强人民大众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在人民大众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小众，而始终是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让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创新既要凸显以人为本的坚定立场，也要说人民的话，说百姓听得懂、愿意听的话。没有人民大众的认同，再正确的理论，只能是孤芳自赏，路越走越窄，直到无路可走。

最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有利于与西方对话，争夺话语权。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大国，中国的事就是世界的事，诚然，中国话语不等于世界话语，但中国的成就使得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对相似国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基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打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就有了与西方发展模式相联系的西方话语平等对话的资格。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既要回答中国的发展，也要回应全球治理，做出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展示中国的智慧，积极彰显中国话语的力量。

三、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路径

第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根据自然社会规律推动社会进步解放自身和人类的学说，它虽然诞生在一百多年前，它仍然有着强烈的时代适应性，当2008年世界爆发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时候，人们还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寻找应对危机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功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比正确和强大生命力。但是，今天的世界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不我待，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有变革的内在要求，不能简单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结论解读当今世界，更不能直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看到有些个别结论脱离当今的实际，或者被实践证明是错的。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否定什么，肯定什么，发展什么，坚持什么，关系到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问题。

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等，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立场，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终极实现目标，把以人为本作为评判一切工作和理论的根本标准；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到实事求是，按照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社会进步；要始终坚持逻辑和历史统一、具体和抽象统一的方法，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离不开继承，发展离不开坚持，没有坚持和继承，那是离经叛道，是另起炉灶。如果没有基本的坚持，语言不管怎样的华丽，内容不管如何的新奇，都不是真正的创新，而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背离或别有用心的肢解，和打着创新旗号的悄然解构、颠覆。

第二，在科学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创新的基础、来源和动力[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理想，对中国实践取得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做出科学概括，回答中国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对新时期改革开放比如政府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司法改革、金融开放与监管等的探索和求解，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创新的基本内容，唯有紧扣中国实践、中国模式、中国成就、中国问题，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用中国智慧、中国话语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

创新中国话语，要有开放的心态，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走得稳，走得快，少走弯路，不仅要从其他国家学经验，如人民币国际化要学习英镑、美元的国际化经验，思想教育也可学习美国重视隐性教育做法等等，而且，要努力避免再犯别人发展过程中犯过的错误，如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窟现象。向别人学习，可以丰富中国话语，提升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中国已是世界的一部分，参与全球事务，不仅是大国的责任，也事关自身的权益。随着中国全面开放，开放力度加大，中国商品、中国资本、中国公民、中国人民币乃至中国文化都走向世界，中国已经深度参与全球化。中国话语必须回应全球问题，如气候问题、反恐问题、国际权力重组等，这些事关人类和中国的未来，中国绝不能置身事外，而应当积极参与，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第三，在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理论和话语关系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基本认识，是不容怀疑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理论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之源、情感之根、智慧之所。随着中国的崛起，文化的自信，中国人开始为自己的文化自豪，这有合理之处，改造、继承、恢复某些文化，如服饰、建筑等文化，可以满足人们的情感、审美等需要，发掘传统巡视制度，已成为当今反腐的重要制度安排等等，但要注意到，今天的生产生活条件、社会制度、人们的价值观，与以往有天地之别，绝不可能简单恢复传统观念，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学者们提出四条思路，启蒙-解释模式；比较学模式；意识形态模式；民族-本土模式[3]，既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传统文化就是被改造的对象，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是糟粕多少，精华多少的问题。但这种逻辑过于简单，没有考虑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会过时，还有与中国文化适应的问题。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关系定义为改造、融合的关系，可能是一条科学思路。

到目前为止，西方发展积累的许多经验是成功的，先发优势使后来者纷纷效仿，建立在西方先发经验优势的西方话语，遂成为席卷全球、具有极大号召力的世界话语，西方化就是现代化，西方价值就成为“普世价值”，一时成为世界主流话语。虽然中国发展取得很大成功，但国内不少人还是奉西方话语为圭臬，裁剪中国经验，解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话语。西方话语固然有一些合理内容，但迷信西方话语绝非明智之举。西方话语还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包含太多西方价值的私货。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为美国霸权背书，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却无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对西方话语还是要采取批判借鉴吸收的态度，一定要看清它的意识形态性，看清它非科学的一面，不能身在中国头在西方，不能穿西方鞋走中国路。要研究西方经验和教训，用中国视角审视，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总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自信，正确对待西方话语，加大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力。

第四，在不断改进文风，采用对话型语言增进人民认同和践行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必须考虑话语传播效果，必须考虑人民大众的接受和认同。话语传播创新需要不断改进文风，牢记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树立对话意识，甘为人民大众做学生，讲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话，要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说到百姓的心里去。

文风反映党风，党风决定文风。改进文风关键是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调查为本，积极学习，多读书，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大而空，要做实事，做真人，说实话。话语传播要摆正自己的身份，要有正确心态，要平视传播对象，要尊重和真心关心对方，要多照顾对方立场、思维和情感，不能居高临下，切忌以教育者自居。要将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转化为百姓听得明白的大众话语，要说群众的语言。

要重视说话的艺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政治性、学理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起来。会说话、说正确的话和艺术的说话应成为党的干部、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的基本技能。在谈唯物史观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时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把抽象的理论转为群众熟悉的话语。在谈到中国道路时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既说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又批评了一些人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的错误，富有哲理，展现了很高的语言技巧。要提升说话艺术，要多读书，要不断涵养自己的艺术修养，还得深入生活，跟百姓打成一片，百姓富有说话天分，很多人都是段子手，百姓才是说话艺术的源头活水。

参考文献：

[1]赖大仁.马克思主x中国化：从观念到理论形态[J].江汉论坛，2008（7）：39-42.

马的成语大全篇3

[关键词]双语教学；教育国际化；语言政策；全球化

1　问题的提出

教学语言的选择是涉及广泛的、敏感的战略问题，体现了在全球化时代提升本国经济竞争力和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受教育权平等之间的政策权衡，围绕教学语言选择的讨论不仅仅涉及教育学、经济学和历史的范畴，也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利益集团的文化与政治导向。

一方面，在地球村时代，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英语的影响日益增强。在世界上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英语发挥着官方语言的地位。2009年，在互联网使用者中27％的人使用英语。英语成为国际通用商业、技术语言、政治语言既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的推动因素。有专家判断，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英语至少在未来的50年仍将是最重要的语言。除了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的美国、英国、欧盟和英联邦国家之外，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探索、尝试母语和英语的双语教学。

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语言、文化多样性也比以往更加关注。语言不但是沟通的工具，也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反映并影响着思维方式、逻辑表达，是人类个体身份认知的重要符号。专家估计，全球6700种语言中，有一半的语言面临消亡的威胁。联合国认为，“自成立60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思维和行动框架发生了转变。今天，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把它作为社会凝聚力、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因素，已经成为国家和国际政治考虑的核心”。教科文组织通过一系列文件、宣言或活动来保护、强调语言多样性对人类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意义：2001年11月2日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10月22日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2000年始将每年的2月12日作为国际母语日，强调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促进母语的使用。联大将2008年作为“国际语言年”，提出了“语言至关重要!”的口号，希望以此促进世界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保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通用语言的有效使用以提升经济竞争力成为一对矛盾。各国在制定教育语言政策时如何求得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平衡?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哪些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马来西亚、新加坡两个英联邦国家的实践比较具有代表性，其教学语言的政策变迁充分反映了历史、政治、民族、经济等多方面影响。

2　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

马来西亚在历经英国长期殖民统治后于1957年获得独立。独立后，民众亟待确立其民族认同、身份归属。语言、宗教是重要的文化符号体现，马来西亚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伊斯兰教为国教。但也允许、尊重其他宗教，其语言法案规定，若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则允许继续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因此马来语、英语均为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英联邦国家， 目前2831万人口中，土著马来人占62.2％，华人占22.5％，印度人占6.8％；全国人口中60％左右的属于穆斯林，马来人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历史、民族、宗教等因素使其语言政策面临更复杂的环境。

1969年，马来西亚经历惨痛民族冲突，之后一系列政策倾向于满足马来人的诉求，教学语言从英语转为马来语，英语则成为第一外语。马来西亚经济的成功使其获得了国际赞誉，但如何使伊斯兰教与现代化更好地融合发展，同时应对知识、信息时代的挑战和全球化的机遇需要战略思维。1991年2月，马哈蒂尔发表讲话“未来之路”，也被称作“愿景2020”，指出了马来西亚面临的九个挑战，其中包括要建立统一的马来西亚、种族和谐、宽容自由、科学进步、公平活力；强调马来西亚要进行思维和文化转型；2003年，马哈蒂尔宣布，学校要用英语讲授数理课程以提高国民的就业能力。马哈蒂尔认为：科技信息日新月异，英文文献数量爆炸式增长，马来文翻译耗资巨大、过程缓慢，惠及有限。而掌握英语有助于国家获取最先进的科技知识和信息；不应过分从语言角度去强调、体现极端的民族主义，马来西亚人应该成为有知识的、发展导向的民族主义者，这样才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英语授课政策推出后，引起了广泛讨论和争辩。社会和教师均对是否有足够的合格师资表示担忧，认为教师很难有能力同时实现学科内容和英语两个目标，并提出，若没有配套的管理、评估配套措施，学校、课程和教师的声誉都会受到威胁；各派别族群均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民调来支持自己或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反对派不断同政府商谈、施加政治压力，组成废除英语教数理联盟并进行大游行，甚至采取了暴力行动，要求取消英语教学。马来西亚教育部在2009年7月宣布废除英语授课政策，理由是学生――尤其是落后农村地区的学生――数理成绩下降、政策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同时，推出了培养优秀英文教师等一系列的措施来提高英语课程的教学水平。有教育界人士对政策的“倒退”表示担忧，认为英文水平落后会降低马来西亚大学的水准，削弱马来西亚的国际竞争力，使马来西亚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下降；也有专家认为，这是为了政治支持率而采取的民族主义的短视行为。政策朝令夕改带来巨大成本。

3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

新加坡1965年脱离大马联邦独立，亦为英联邦成员国。新加坡将语言政策视为其政治、经济成功的基础。新加坡宪法在第七条“官方语言和国语”中规定：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汉语(官方普通话)、泰米尔语和英语。其中，马来语是国语，英语是行政管理用语。政府强调，英语能力是新一代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信息、有效进行国际沟通的关键，因此，教育中主要以英语为教学用语，同时保留母语的学习。英语成为其国内沟通和对外交流的通用语言，平衡了民族关系，促进了经济的成功和国家认同。新加坡也很自豪于其语言政策的成功，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的非英语国家有如此魄力、雄心使得全体国民都能以英语有效沟通、交流。

进入二十一世纪，新加坡更加重视教育业对于其经济的重要意义。新加坡政府预计，全球国际教育需求(以国际学生的数量来衡量)会从2002年的180万增加到2025年的720万。新加坡政府决定抓住机会成为国际教育中心、“全球校舍”，计划在2015年吸引15万国际学生，使教育部门对GDP的贡献率提高到5％。新加坡的大学在世界上有良好的声誉，在2009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的前100名中，亚洲的大学只有14间，而其中有两间是新加坡的大学。新加坡政府积极吸引世界顶尖大学到新加坡开设分院或与当地大学合作。2008年，有来自120个国家的86，000人在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分析自己的战略优势就在于：双语教育、多元文化。新加坡的英语环境、高质量的教育声誉、高素质的生活环境、东西交融的文化一起构成了其双语教育国家战略的基础。

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活动来促进国民英语水平的提高。从2000年开始，针对新加坡英语不规范、口音多而杂的情况，新加坡政府发起“讲标准英文活动”，每年都针对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主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新加坡不单重视英语，而是重视“双语”同时发展，认为中英兼通的新加坡人将在竞争中获得独特优势。1979年，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开始了“讲华语运动”，当年推广的目的鼓励华族新加坡人多讲华语、少说方言；1991年始，开始重点鼓励讲英文的华族在家讲中文；1994年特别针对讲英文的职业华族人士，鼓励其中文能力的培养。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言：“新加坡以英语为主的大环境，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要掌握英语不成问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讲英语，要学好华语就成了大问题。所以，今天讲华语运动面对的主要挑战，并不是华语与方言的抗争，而是要扭转华人家庭讲英语的趋势”；“说到学习语言，我们必须考虑它的实用价值。英语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语言，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作语言，非掌握不可；华语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语，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的载体，也是中国13亿人的通行语言。好好掌握英、华双语，对我们和下一代都有很大的好处”。新加坡结合自身情况和国际环境所制定的明确语言立法和政策使其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经济中找寻到了有利的发展战略，又平衡维护了国内族群关系。

马的成语大全篇4

摘要：当代语言学作为学科确立不过100 多年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之前，既有对文学语言的积极继承，也有对语言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有益借鉴。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观照下，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哲学进行解析，文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①文学语料的客观选取与研读；②辩证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③历史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语言哲学

语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现代语言学作为学科的确立则以“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标示。索绪尔说过，对于符码来说，“没有正面的规定，只有差别”。在这一点上，索绪尔倒真是接近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关系本体论”。①

虽然这里论述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流派的主旨之一，但是扩大到整个语言学学界，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注意到了思考某一现象的总体性。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将所有的语言学流派进行穷尽式的概括分析，以下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进行论述：

一、文学语料的客观选取与研读

从语体来看，最大的分类为口语和书面语，而书面语中的文学语言则是语言学丰富的资料来源之一。本文拟单就文学语料方面，分析马克思对其的关注和相关研读。

1.马克思对文学的关注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扎实地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阅读了著名的古希腊、罗马作家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和塔西佗的原作。②

语言和文学的关系，犹如果树上树干与花叶的关系。文学脱离了语言无所附着，而语言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则是文学。马克思认为，英国出色的小说家如狄更斯等人，他们的描写明白晓畅且令人感动，而小说中揭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那些政治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要多。

2.马克思的文学修养

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在其名作《绿化树》中曾经描写过主人公阅读《资本论》的心理活动，主人公张永麟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衣食无忧的有产者的少爷突然跌入社会最底层，而且是以被约束的对象进入最朴实的农民阶层，他心理的巨大落差在阅读《资本论》后得到了释然：我还没有完全弄懂他说的意义，但他那明快流畅的文学性的美就紧紧地攫住了我：每一页都有今我叫绝的句子。他的思维逻辑是严密的，而阐述时采用的却是写诗的大跳手法和意指手法。③

这里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老百姓（包括主人公章永麟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只被允许阅读的文本仅限于马恩列斯著作、毛选、鲁迅著作或者官方文学。文中马缨花的形象，厚重如油画，美丽如雕塑。张贤亮在小说中，借用主人公的心理语言艰苦剖析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命运，而他则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3.借用文学语言表达哲学理念

马克思对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语言非常熟悉，他经常拿莎剧中的名句来说明问题：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2-153页；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第176页）马克思借用戏剧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哲学理念。即在金子面前，人人拜倒。

《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这本书收集的语料非常广博，可见马恩的文学修养极为丰厚。再如但丁的“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世人耳熟能详，但马克思并不介意借用众人皆知的名句，他的文风具有雅俗共赏的一面。

4.马克思哲学语言中的隐喻与类比

⑴隐喻。第179 号《科伦日报》枯燥无味的社论究竟是海尔梅斯本人写的或是他的儿子山羊神帕恩写的，让读者去解答吧。但该者首先应记住一点：希腊的海尔梅斯是一位雄辩之神和逻辑之神。(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9页)马克思用希腊神话中神使海尔梅斯同德国反动政论家、《科伦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的同名，讽刺了编辑海尔梅斯—伙文学水平低劣。马克思说《科伦日报》的社论不论是海尔梅斯写的还是他的同伙不中用的宣传家所写的，反正一样，都是“枯燥无味”。④

这里是顺势拈来的类比，而神话中山羊神的形象则让德国的普通读者理解了马克思的寓意。

“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3页)

息息法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国王，他因为受罚永远推运推不到山顶上去的巨石。比喻的力量在马恩文本中随处可见。此处，文中已经消解了息息法斯作为恶人而受罚的意味，而仅仅用推永远也推不完的巨石来比喻工人的无休止的劳作。

⑵类比。诗人们记述，独眼巨人波利菲米斯答应乌利斯，要对他表示友好，那就是先吃掉他的同伴，最后再吃掉他。

是啊，这也是一种服务和很大的行善。(马克思《资本论》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692页)

上文中运用了类比的手法，深刻揭露了高利贷者的吃人本质，而这一本质却掩盖在所谓“后吃”的伪善之下。

皮佩尔一天天越来越自满和庸俗了，他笑的时候，脸上出现的皱纹，比两个印度地图上的弯纹还要多。真是个老马伏里奥！（《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4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 卷第347页）马克思把皮佩尔比做马伏里奥，批评他因庸俗自满而屡出洋相。

马克思的嘲讽用语辛辣而不留情面。令人忍俊不禁。讽刺笔法，似乎在写作具有批判性的作者笔下颇为常见。如毛泽东、鲁迅。此处的超常类比，实际也具有夸张的意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这本书辑录的语料，从圣经到莎士比亚的作品，从格林童话到海涅的诗歌，马克思恩格斯的引文、隐喻、类比俯拾皆是。

二、辩证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

在1844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各自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转变。这个转变，是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在马克思理论活动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⑤

反对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中重要的理念之一，如果能理解这一点，那么，在语言哲学中，所谓一以贯之的语言分析方法似乎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就拿转换生成语法来说，乔姆斯基早年创立了这一学说，试图论证所谓的普遍语法，而所谓先验的儿童习得语法的过程，又难以通过实例加以验证，于是该学说自身也在不断修正，而在修正的过程中，所谓最简方案，是近期的成果。

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直到1844年，马克思在批判和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张一兵先生也特别强调，不顾历史发展，同质地看待思想家的理念具有非法性。

由此，语言观也是如此，针对不同民族的语言，分析方法的立场的异质性，同一语言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扬弃性，以及某一语言观的局限性，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以黄伯荣本的《现代汉语》为例，学界对这本经典已经展开了一些批评，比如语料陈旧，分析方法不能与时俱进等等。但是就目前看来，诸多版本中想要拿出一本与其抗衡，并获得很多高校的认同，也非易事。黄本现代汉语如果想不被动摇地位，必须与时俱进，更新语料，并且拓展视野，吸收诸家之长。而其他的同类教材，则可以在学习或扬弃前人的基础上，获得一席之地。

语言观的辩证法也是对语言观的不断自否定、他否定，从而进行发展。当然，观点本身毫无争议的部分，必须要加以坚持和肯定。“常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对人的周围性指引。这种指引，是一种无脸的暴力。”⑥为了避免这种“无脸的暴力”，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则是语言学应有的态度和方法论。

三、历史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

马克思一再强调问题的解决只能由人们根据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拉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来解决。语言观的语境问题由此显得特别重要。一般来说，语言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有两个大的层面可以分析，即历时的和共时的。历时的如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比较（如广韵音韵体系与现代汉语语音的对照），共时的可就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来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而其中流派众多。

站在印欧语系的立场上，无疑会得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词性没有英语明确的结论，但是如果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我们会发现，汉语词语的多功能性是其重要特点，而多功能当中看其主要功能，会对我们确定词语的词性有帮助，至于其次要功能是否能使其获得某一词性，得看该词语出现的频率，被认同度有多高，以及生命力如何。（当然，也得注意其词汇意义，以及结构关系）

比如近些年出现的副名结构“很中国”“特男人”“很淑女”，后面的这些名词有人认为具有了形容词的特征，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名词具有了描述性的语义特征，就简单地认为它们转化为了形容词，理由如前。

1.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理论中的生成性

⑴共产主义宣扬手段的普及性。《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草拟于1847年6月9日的伦敦，当时的秘书是海德，主席是卡尔·席尔。

这一草案，采用了问答式来拟定，问题和回答都简洁明确，令人耳目一新。

如第22 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摈弃现存的宗教吗? 答：共产主义则是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它使一闭现存的宗教成为多余的东西，并归于消亡。⑦

在1847年，共产主义同盟成立之初，领导人们就将普及这些思想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加以贯彻执行。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者们，对其用太多专业哲学理念的术语，完全起不到推广和传播的效果。而问答式，做到了细则化，明确化，简易化。而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中特别指出，同盟分为支部和区部，其中第十条中提到“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从问答式草案以及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当时的大语境使得共产主义的信条普及时，既要注意到针对普及对象的大众性，又要注意到组织关系的机密性，而后者是保证政党纯洁性以及使之能够存活并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⑵从相似到表象。福柯以为“词语反映对象、主体投射和拟人化客体。”⑧概念义主要指一个词语的理性色彩，即“人对物的客观塑形”，而附加义则是一种“主观语言投射”，比如情感色彩、语体色彩。（如红色在中国的特别寓意），在语境中，某一词语的主客观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一位马来西亚同学说她们过年时，发“青包”，用绿色的纸包钱。）

关于客观事物，就笔者所见，应存在好几种类型:

其一是可见可感的物质世界，而对于客观外在事物的模拟，这也是汉民族早期造字法以象形字为主的原因之一，象形字的理据在于模拟自然界事物的外形，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容易沟通理解。即使是当下，婴儿在牙牙学语时，对于名词和动词的掌握也比抽象的代词容易。（对于3岁的孩子，“阿姨叫你把糖给她吃”这句话，孩子有时会难以转换其中的人称代词）

其二是口耳相传的物质世界，即并没有亲见。如笔者从来没见过真正的埃菲尔铁塔，但是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其三是无形的物质世界，如空气、粉尘、阳光。

其四是人们的心理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投射，如唯心论者创造出的神的世界。而唯心论者多坚持一神论。

人们从事物的直接认识转向语言从客观世界的抽离，即语言成为再现式的表象是福柯的主要观点之一。“词与物”的构序是主观与客观的紧密联系，同时也具有异质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抽象与具体，一般和特殊。

2.象征性概念

黑格尔常说，一个纯真童稚的孩子与一个饱经世事的老者说出同一句话（能指），所指将完全不同。⑨说话人由于阅历和经验的差异，在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上，所指即该事物的概念义会有所不同。如“年轻”这个概念，不同年龄的人对其的范围具有模糊性的理解。象征义则存在于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抽象中。

拉康以为“树”的概念并不代表具体存在的某一种树，而只有去除了一切具体实体，作为象征的概念才能得以存在。在语言学中，一般认为，“树”为上位词，各种树为下位词。个人觉得，拉康将上位词和下位词的概念和功能加以混淆（或曰做了别解），语言中充斥着大量的上位和下位概念，上位词往往具有抽象概括性，如“笔”，其下位词有“水笔、粉笔、钢笔、铅笔”，二者是抽象和具体之分，抽象的概念，偏“虚”，具体的事物，偏“实”。词语语义的虚和实，应从具体语境出发，在认知交际的过程中获得阐释才是语言哲学的关键所在。

从当代语言学发展的两大潮流来看，第一大潮流是从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到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确立，第二大潮流是从欧洲功能语言学派发展到认知语言学，再到构式语言学。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重视口语，主张穷尽式的观察，这一点与马克思恩格斯注重语料的学习和选取不谋而合；其局限在于过于关注形式而忽略意义。转换生成语言学在描写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于20世纪30至50年代掀起了所谓的“乔姆斯基革命”，其局限在于采用过多抽象难懂的符号。就乔氏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语法规则而言，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开放性和批判精神。重视语言的社会属性的欧洲功能语言学派由20世纪70年代的韩礼德创立，发展到80至90年代，认知语言学确立，二者观点皆对立于转换生成语言学，80年代又形成了构式语法，既注重形式，也注重意义。

而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观照下的语言哲学，宜兼容并包，吸收各大语言学流派的长处，尽量避免其局限性，从多维的角度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评价并采用其理论及方法。

语言现象的历史性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而不同年代的语言现象，也鉴证了语言中词汇系统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从一定的有限的具体现实出发，必然会通过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具体存在的历史性、生成性和暂时性，进而达到对客观现实的科学批判认识。”⑩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学习和继承，会给语言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和借鉴。

引文注释

①张一兵.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J].南京社会科学，2004(10):3.

②孟宪强.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14.

③张贤亮.绿化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170.

④孟宪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35.

⑤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

⑥张一兵.交道性操劳：世界最后的遭遇[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60.

⑦新发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Z].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资料室，1978:12.

⑧张一兵.从相似到表象：走向大写的构序——福柯的《词与物》的构序论解读[J].辽宁大学学报，2013(5):10.

⑨张一兵.拉康: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J].浙江学刊,2004(6):83.

马的成语大全篇5

关键词：国语罗马字 不利原因 历史借鉴

一百多年来，汉字一直在试图走拼音化道路，“国语罗马字运动”是这一拼音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国语罗马字是一套相对科学、严谨的拼音文字体系，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深入研究国语罗马字运动，发掘其间的经验教训，对于国语罗马字的学术定位、今后的语言规划意义重大。

关于国语罗马字，众多学者做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专题性研究主要有1956年《拼音》杂志转载了《国语周刊》三十年表的黎锦熙的《连号的用法》、萧迪忱《复音语词连写的条例》、孙先六《我的词儿连写条例》等一些列国语罗马字写法资料，详细介绍了国语罗马字的拼写理论与应用实践，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借鉴。陈升祥《国语罗马字探源》和高艳丽的《留学生与国语罗马字运动》也都回顾了国语罗马字方案制定的实践探索过程。《学过国语罗马字的人怎样学习汉语拼音字母》详细介绍了国语罗马字的学习方法。

这些众多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因而，对国语罗马字进行探讨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语罗马字简介

（一）制定

国语罗马字的全称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在1925-1926年间由国语统一筹备会 “罗马字母拼音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1928年，政府大学院正式予以公布。这是中国第一个用来推行国语并且帮助注音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二）规则

国语罗马字仅以已有的26个拉丁字母为基础，组成声母21个，韵母17个，没有增加新字母也没有另外增加新符号，只是在声调的拼写规则上采用变换拼法来表示。

自1932年5月7日新国音颁布以后，声母中v、ng、gn三个音位便不再继续使用。声调的标注借助于增加新字母或者替换另一个字母，更多的是改变a、e、i、o、u、y等元音或者双元音。浊音声母指的是m、n、l、r等字母。儿化音方面，如果韵尾是i或者n，那么则直接省略；像y、i、iu等韵需要在后边加上el，而其他韵则直接加l。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七”、“八”、“不”等字的声调虽然会随着词组的搭配而改变，但它们在国语罗马字中的拼法不变。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一种拼法，即i、chi、ba、bu。

二、国语罗马字的推行情况

国语罗马字自公布以后，并没有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得到广泛应用，而只是出版了少量的课本或教材。课本只有黎锦熙的《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首册》和赵元任的《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1928年9月，自国语罗马字公布以后就做了大量的推行工作，众多学者积极宣传和推行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然而，由于当时时局动荡。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推行国语罗马字并不热心，加上其繁琐又难学的拼写规则，这就严重妨碍了国语罗马字的普及和传播；尽管积极的进行宣传，但结果却不尽人意，国语罗马字自始至终都没有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在教育机构，始终都没有机会进入小学。1934年以后，国语罗马字逐渐转入了低潮。

三、难于推行的原因

（一）政府支持不利

国语罗马字推行不利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政府有力的支持。从1930年起，华北地区一直战火纷飞，政局动荡不安，政府自顾不暇，这一情况使得政府很难集中精力支持和发展教育事业，国语罗马字的推行自然也受到很大影响，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国语罗马字“公布后到民二十已有两年多，不见有很大进展”。[1]（P208）

当时的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国语罗马字并不热心，并没有采取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予支持。后来尽管大学院颁布了关于国语罗马字的政令，但从政府自身来看就没有严格的进行遵从，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北平大学”校名的翻译事件。“查《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标音的分别不厌精详，拼切的形式尤务求平易，信可谓斟酌尽善，毫发无憾之法式。这种法式既由全国最高教育机关公布，则已成固顶的正式拼法。自公布以后，凡汉字音译，都应该以此为准，尤其是国家的机关，更应该遵守无畔，以资表率”。[2]（P211）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态度诚恳，理由充分，但是政府就是没有给予任何反应，根本不去理会。

（二）自身体系过于繁琐

国语罗马字是一套相对科学、严谨的拼音文字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但由于其繁琐的拼写规则使得国语罗马字不便于推行和使用。

因为国语罗马字以拼写来标调，所以在它的拼音中有很多用字母来标示声调，但有时候这些字母并不代表实际的音节。例如汉语拼音中的音节ai，在国语罗马字有四种写法，即ai、air、ae、ay。而r在这里只是表示阳平这个声调，与发音无关。但阳平不一定用r来表示，就像国语罗马字中的iou、you、yeou、yow，对应汉语拼音中you一样。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这些繁琐又复杂的拼写规则使得它的传播和普及受到很大阻力，自1926年制定完成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很难发展，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推行。“‘国语罗马字’公布后的境遇是很寂寞的，除了在学者群中引起一些讨论外，民间几乎一点影响也没有”。[3]（P109）

（三）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冲击

拉丁化新文字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重要方案之一。这一方案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前在社会大众中普遍推行。

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但在标调方式上与国罗差别很大。以蔡元培为代表，包括赵元任、林语堂等在内的“国罗派”主张国语罗马字对所有的音节都要标调，并采用字母来注音，即“字各有调，以字母注”。[5]（P36）

导致国语罗马字推行不利的原因有很多，以上几点不过是其推行不利的原因中的一部分。尽管黎锦熙曾称赞国语罗马字是“大火轮船”，希望它“将来可以满载着大众，加足马力，破浪而行”，[7]（P267）但却是难以得到大众的广泛支持，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却在中国的汉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值得后人去发现、去研究、去借鉴。

四、语言规划的启示

国语罗马字的推行者们用心良苦，全力去倡导，但由于自身体系过于繁琐和政府支持不力等原因，并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推行。这启示我们一种方案的制定要难易适中，做到普遍适应各个阶层，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而正确的分析其推行不利原因对于国语罗马字的合理定位、今后的语言规划意义重大。（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

[2][7]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211、267.

马的成语大全篇6

关键词：意识形态；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3-0019-06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与内涵

正确理解“话语权”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科学分析与阐释“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逻辑前提。有学者认为，话语权概念由两个基本成分构成，即“话语”与“权”。“权”一方面是“权利”，“话语的权利”，也就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运用“话语”的“资格”与“好处”；一方面又是“权力”，“话语的权力”表达的是人们对“话语”支配的“能力”和支配的“程度”。权利，展示为社会的规则安排并反映出该社会规则安排的合理程度；权力，则体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布局并标示出该社会中话语资源分配的基本格局。因此，立足于“权”的内涵解析，话语权本质上是关于一个社会中“话语”资源的分配问题，在应该的意义上，这种分配以“人人普遍享有”为价值准则与伦理基础，但实际上，因为阶级的存在而表现出以“享有与否与多寡”作为实然的格局。因此，“话语权”内涵具有伦理与阶级两个基本维度，伦理维度体现为“权利”内涵，阶级维度则体现为“权力”意蕴…。有学者认为，话语权在表象上是以话语为载体，但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关键在于话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哪个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和集团组织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就控制了社会舆论的走向，进而有利于立足其根本意志和利益实现对社会的整合控制，统领社会发展的前景趋势，规范社会发展的具体轨道。意识形态是最能集中反映不同存在主体意志和利益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展现着存在主体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本质、规律、具体运行机制等问题的实然性探索和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及过程的评判、扬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和理想形态的应然性价值追求和思想纲领。意识形态总是力求通过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成为统治和管理社会的力量，对其他文化形式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其他文化形式被其决定并或显性或隐性地反映主体的意识形态。因此，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之争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

有学者从国际层面分析了话语权特别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情况及其实质，认为在当今时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中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重要手段。然而，西方借助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优势，用商品、资本、武力等物质力量征服异域，并将西方精神传播全球。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西方词汇，特别是作为近代学科发展产物的西方术语，随之散布天涯海角，形成覆盖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在当代，它主要表现为新帝国主义话语。霸权话语体现了霸权对非霸权的权力关系，霸权话语的目标是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使其沉默无声。正是基于对上述情况的清醒认识，有学者强调，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着社会舆论的走向，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

就国内层面而言，掌握、领导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保持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思想基础。因此，必须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所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学者认为，即是指依据自身地位，拥有控制、引导或规范社会，以致足以为社会立言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有资格、有能力主导、领导、指导社会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影响力，并依据其影响力将其思想形态和价值观念传播于社会，扩大社会各界的政治认同，增强其政治主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权地位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话语权的夺取阶段、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和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话语权地位的夺取阶段，其时间跨度为20世纪初期至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优势话语权地位主要是通过思想论战、理论与实践教育等方式而逐步确立的。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其时间跨度为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的特点是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其他各种思潮共存的思想意识新局面，其时间跨度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内国际的复杂条件和环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的严重挑战。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的变化历程可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非常复杂且始终存在，话语权之争的强弱变化有反复性。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工作，资本主义不放松，社会主义更不能放松。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针对某些具体时期、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状况进行了研究。如有学者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在重庆争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对掌握和引导意识形态话语权采取了多种措施，积累了成功经验。有学者指出，在长期的实践中，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这些成功经验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同时也消解了西方的话语权。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开辟，一方面使我们在国际政治思想战线上解构了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揭穿；另一方面给出一个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自觉。

同时，学者们对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进行了总结。有学者指出，在特定时期，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未能很好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一言堂”的局面，不仅遏制了社会科学研究与文学艺术创作的活跃性与创造性，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和质疑。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主导地位有所下降的问题，也值得重视。

三、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多元思想的交流碰撞，理论研究的深入推进，使得意识形态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境遇，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并存。理论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有利条件和机遇。有学者指出，从马克思学说迅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导性话语的成功经验看，马克思主义“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追求真理的品格，在话语方式上表现出两大优势特点：第一，是理论的彻底性。正是在这种彻底的理论追问和阐述中，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真相才得以显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才得以确立。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对西方的各种人文学术话语的前提进行批判性追问，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没有学术话语权。第二，是理论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它虽然可以包容不同的学术话语，但真正的学问必定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真正的权威判决必定是来自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道的话语，就内在地包含着对于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勇敢面对、对于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定位、对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只要我们真正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风格，就一定能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阴霾下，开辟出一片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朗朗晴空。有学者则认为，话语权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天下的情势下创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使之获取应有的话语权，主要就是因为它具有满足上述两个必要条件的理论优势：一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理论具备了令人信服的“理”。这里的“理”，固然包含着正确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但更为主要的是它揭示和反映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或道理。二是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的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由科学的世界观到方法论，始终注重把理论化为方法，以便能够切实地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以务虚带动务实的有效的灌输方略。三是从实践后果角度看，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鼎盛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们极为重视兑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信念承诺，因而获得了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的广泛认同。新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基础理论的真理性、灌输方略的有效性和实践后果的兑现性方面都超越了既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而能够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新型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些优势是我们今天重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原则。

关于挑战与困境。有学者分析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的原因：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使马克思主义遭到大规模的非难和污蔑，国际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大肆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极力散布“共产主义渺茫论”，散布对共产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削弱。同时，从“非意识形态化”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解读，导致了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新话语，如邓小平关于“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不争论”等等的误读。另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要么理论滞后于现实，使人们对许多思想的疑惑难以消除；要么大行所谓“创新”之风，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理论血液注入到马克思主义肌体之中，或抛弃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混血儿”，不但没有解开人们的思想症结，反而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更加混乱，削减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权威。有学者从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如今中国之所以面临意识形态困惑，是由于“”时代的狂热和后“”时代的失语两个极端所致。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狂热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交流、对话、竞争的平台，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外在参照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失语使得人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识别力和抵御力下降，马克思主义塑造社会理想、凝聚党心民心的黏合剂作用面临被不断弱化的趋势。有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经受西方“强势文化”的新一轮大规模碰撞，既存在着自发影响的问题，又面临着西方国家有意识、有预谋的渗透问题。一方面，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种理论、思潮、主义、观念相互激荡，意识形态多样化倾向日渐加强，现代民众认知世界的理性程度得到提升。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意识形态被重新审视，一旦民众发现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自己的社会经验与理性认识不符，就会或明或暗地疏远甚至于排斥这种主导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话语霸权和垄断性科技优势，利用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欧美中心主义”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产品对我国强行实施“市场准入”，在中外文化、意识形态的较量与冲突过程中，民众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系，一些迥异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难免会被一些民众接受和推崇。有学者具体分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削弱的主要表现：某些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挤压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作用力，西方国家的“西化”、“分化”战略危害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力，网络化产生的负面作用削弱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控制力，市场化对思想观念的负面效应扭曲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规范力，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蔓延消解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力，民众思想的复杂化减弱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凝聚力，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杂音、噪音干扰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理论宣传工作中的简单化倾向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吸引力。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传播客体的角度分析其话语权受到挑战的主要表现：一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群体内的言说系统中已处于式微或被遮蔽状态，其在理论话语层面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受到动摇；二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部分话语系统中被视为“愚人哲学”或地上的“乌托邦”，其在精神领域的引领与导向功能遭到消解；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自身所秉持的真理观受到边缘话语的挑战，其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所担负的方法论功能影响力有所减弱；四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向现实形态转变及其发展中所出现的失误与挫折被其他话语无限夸大，其在实践形象上受到扭曲或诽谤。

四、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与方法

掌握、领导和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然面临不容忽视的客观挑战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有效的路径、方法保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是理论界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有学者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视角分析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社会科学是民族国家的知识生产建制并为其服务的。霸权国家的社会科学强调普遍性，认为其现存的制度和政策适合所有国家，并通过不断地“净化”历史，虚构一条普适性的发展道路。而力图摆脱边缘地位的国家的社会科学则强调特殊性，为本国的发展道路争夺话语权。如果不加批判地承认西方霸权国家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就会落人其话语陷阱。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国学者应该对这种话语权竞争有清醒的意识。一方面，要消解西方的话语权，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不是依靠它的主流理论，而是进行细致的历史研究，还原真实的历史进程，找到其发展的“秘史”。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呈现中国发展道路的真正独特性，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提供话语权。

有学者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话语权需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进行调整与变革：一是坚持与时俱进，应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围绕当代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从而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成为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二是体现时代特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革，只有体现开放性、现代性、发展性的时代特征，才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是铺设对话平台，必须加强包括话语转换在内的理论创新，既要旗帜鲜明地强化我们的意识形态特征，又要在寻求意识形态的共性话语中坚持个性，通过对话在人权、民主、自由、现代化等共同话语中进行意识形态抗争。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代内核，因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进行转型，以克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技术发展的不协调状态，更新社会主义观，并建立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以解构与接合的方式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解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敏感性”，保持适度敏感、合理确定话语开放的底线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覆盖面显得极为重要；二是“意识形态纯粹性”，如何处理复杂性和纯粹性、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的关系对于重建话语权至关重要；三是转换意识形态的传统表述方式。接合就是努力实现“差异中的同一”。如何在差异中寻求关联，把异质性要素接合起来形成合力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实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使命。当前需要接合的现实问题主要有：在多层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价值方向，以克服价值观混乱和信仰迷失；吸收新兴阶层先进分子入党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广泛性；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五大关系以实现和谐社会目标。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合法性、现代性无疑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和根本。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还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其规则主要包含对象、表达形式、概念和主题选择四个构成维度，必须从确定或把握这四者之间某种规律性出发建构话语权。因此，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注意几个方面：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与现实不存在重大鸿沟，三是强大的思想宣传机器——表达意识形态的载体、形式多样性，四是概念和主题选择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平衡。

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化是避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的重要路径：第一，整合传统意识形态资源，更新传统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第二，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融合。第三，借鉴、汲取和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呼声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在当代中国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一方面必须充分调动那些具有全球视野、法治意识、社会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来不断开拓新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把握当代意识形态较量形式的时代变化，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正确处理彼此之间的共处性和互补性，以寻求一个保持和谐状态的尺度，即在盲目吸收和一味排斥的两端找到一个理性评价的尺度。当然，这并非是走向意识形态一体化，而是在坚守“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前提下，通过比较，吸收国际社会公认的、能得到现代民众认同的譬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自由”、“和平崛起”等基本价值理念，将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以获得“正统性”位置。这些国家意识形态的要素资源都是无可争议的，不能用“左”或“右”的尺度来判断，而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为尺度来判断。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当代世界要改变其弱势地位与处境，需要做到向时而思，向事而思，在共生与斗争的话语系统中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话与竞争中保持其独特性和强大生命力，这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应具有的基本思维选择。具体要求如下：一是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在意识形态共生中不迷失，敢于接受挑战；二是与时俱进，追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拓宽意识形态教育的渠道和方法；四是重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实践后果的兑现性；五是强化机制，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具体到制度设计、政策法律和公民道德规范中。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真理性在当代中国多元话语境域下之所以遭到消解与遮蔽，既可归于全球化时代世界多种文明或思潮的碰撞与融合、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大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增强等外部因素，又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诸多问题。因此，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必须从内因与外因两个层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对策，通过对其话语权的建构来彰显真理，以期达到走出困境、增强感召力的应有状态。就外因而言，树立有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妥善解决国内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科学整合与引导诸种思想观念是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彰显其真理性的主要措施；就内因而言，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工程建设、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其实践，则成为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彰显其真理性的根本措施。

有学者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我国思想教育领域和舆论宣传领域的实现方式。其中思想教育领域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以民生民意为本，实现利益方式；积极回应现实问题，解疑释惑方式；生动活泼，寓教于乐方式；平等参与、民主讨论方式；贴近对象、具体分析方式；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方式。而舆论宣传领域的实现方式则主要有：设计好话语议题，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自觉性的一种方式；抢占话语先机，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主动性的一种方式；增强话语针对性，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目的性的一种方式；把握好话语时机，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时效性的一种方式；坚持正确话语导向，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方向性的一种方式；运用大众化话语，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感染性的一种方式。

五、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情况的评述

掌握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和现实任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需要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以上综述不难看出，理论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亟需探讨和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取得了大量的、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为我们党进一步掌握和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但是，应当承认，目前理论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其中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尚待突破的问题，需要加以深入探讨。

马的成语大全篇7

（1）发改委：电商价格战涉嫌欺诈将惩处。（《长江商报》2012年9月6日）

（2）电商价格欺诈恐“罚”而难“惩”。（《大河报》2012年9月6日）

（3）电商价格战改变消费习惯逛卖场前先上网比价。（《新快报》2012年9月11日）

（4）电商跨界成本压力大价格战后物流暗战。（《广州日报》2012年9月6日）

（5）“电商”“快递”如影随形竞增长。（《解放日报》2012年9月6日）

初看这些标题新闻，以为是各地电力供应商如何运作的问题，细读原文才知道，所谓的“电商”并不是“电力供应商”，而是“电子商务”。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我们知道所谓的电子商务，通常指的是：“在全球各地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基于浏览器/服务器应用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和相关综合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型商业运营模式。”这种对“电商”的定义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电商”的字面意思和其内涵（媒体上所指的“电子商务”）并非一致，从根本上说“电商”至少不能清晰地表达

“电子商务”的完整意思，会和“电力供应商”等混淆，引起人们的误解，所以，我们认为“电子商务”不可以简称为“电商”，究其根源还是归结到对词语如何进行合理性缩略的问题上来。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揣摩。

一、“电商”一词表意不清，语义模糊。从语义上看，一个词语在简称后应该是能够表达全称意义的代表字。让人一看就知道其所代表的全称。虽然有的全称代表字的选取是决定于习惯，但是倘简称所用的字不能代表全称，或意义不明，或有歧义，那就不是好的简称，一般是不为人们接受运用的。如把“百货公司”简称为“百司”、把“民族共同语”简称为“民语”都因表义不明，不为广大群众接受而夭折（参见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987年北大版）。

从这一意义上说，“电商”一词至少不能清晰地表达“电子商务”的完整意思，不能让人_眼就明白它的真正所指，不像“政协”“劳模”“清华”“北大”这类简称有唯一的所指，给人以清晰的印记。

二、“电商”的简缩不符合词语简缩的基本特征。简缩法是一种把词组的形式，通过简缩而改变成词的造词方法。汉语中有部分事物的名称是用词组的形式表示的，由词组简缩成词，也是新词产生的途径之一。如“山大”就是把“山东大学”中每个词的第一个词素抽出来简缩而成的，“扫盲”则是把“扫除文盲”中第一个词的第一个词素和第二个词的第二个词素抽出来简缩而成的。根据我们的观察，每个构成这个简缩词语的语素都应该具有如下两个特征：

1 简称后的各语素所具有的意义在汉语中应该是基本（或常见）义。如“山东大学”“山大”，“山”这一语素中蕴含的“山东”义是比较常见的；“大”这一语素中蕴含的“大学”义是比较常见的。再如，“扫除文盲”“扫盲”，“扫”的“扫除”义是比较常见的，“盲”的“文盲”意义也是较常见的。但是，在“电商”一词中，“电”所蕴含的“电子”义不具有普遍性和常用性，因为“电子”是科技术语，不具有全民性的意义。“商”的基本意义是“商人”“商业”等，“商务”同样不具有全民性或常用性。

2 可还原性，即简化后的词组可以还原为原来的词。这里的可还原性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即：语义上的可还原性和结构上的可还原性。也就是说简称后的词语无论是在语义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应该和原词是等价的。简称的结构是以名称（包括固定的词组）的结构为基础。一般地说，简称的结构方式同于名称（包括固定的词组）的结构方式。例如，“支部书记”是修饰关系，简称“支书”也是修饰关系；“工厂矿山”是并列关系，简称“工矿”也是并列关系；“扫除文盲”是动宾关系，简称“扫盲”也是动宾关系；“”是主谓关系，简称“”也是主谓关系，等等（参见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987年北大版）。从“电商”的结构上来看，它的构造方式很明显是偏正式结构，符合可还原性的要求。“电商”一词不可还原的主要原因在于语义上的不可还原性（原因详见上文）。

三、汉语固有的构词模式影响“电子商务”简化成词。汉语中原有的构词模式、构词理念及语义模式早已深入人心，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新词语的接受度。汉语新构成的词语很难逃出这个框架，这种框架就是所谓的词模。近年来，大量的汉语新词语都是借助词模而产生的，比较常见的词模，如“×女”“×男”“×族”等等。仅以“×女”词语模为例，《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就收有29条“×女”族词语：吧女、才女、处女、美女、民女、、独生女、歌女、少女、淑女、仙女、歌女等等。我们仔细观察这类词语可以发现，“×女”中“女”是这一词语模的属性词，在这一偏正结构中，“女”是明显的中心语。在这一词语模的影响下，几乎所有进入这一模式结构的“女”都具有相同的意义。所以，在这一模态的影响下其他以“女”为中心词重新构造的另类偏正式“×女”词语中，“女”的意义就很难突破或打破原有词语模（即：“×女”模）中的“女”的意义，这样一来，新造词语中的“女”的意义就必须服从原有“×女”词模中“女”的意义。同样的道理，“×商”这一词语模也早已深入人心，比如：“奸商”“儒商”“徽商”“茶商”“军火商”“药商”等等。在这类词族当中，“商”的“商人”意义同样已经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新的词语“电商”的构词模式属于偏正式构词，并且在形式上等同于“×商”这一构词方式，既然等同于这一构词模式，就必须在语义上服从这一构式中的语义要求，但是事实上“电商”中“商”的意义和“×商”词族中“商”的意义大相径庭，其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电商”不被语言社会所接受。

马的成语大全篇8

【关键词】娘惹;中国文化;东南亚诸国

【作 者】梁明柳,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陆松,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硕士。南宁,530000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18-005

Study of “Baba Nongya”―― Chinese Ethnic group in Southeast Asia

Liang Mingliu,Lu Song

Abstract: Baba Nongya, also called Paranakan, is a special Chinese ethnic group in Southeast Asia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ir origin and formation, their language and religion, together with their culture custom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Their roots are located in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due to a long development history, this ethic group can not be called “Chinese” anym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aba Nongy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in mainland China would also b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Baba Nongya; Chinese culture; Southeast Asian

一、引言

随着我国与东南亚诸国的经贸交流不断深入,对这一地区的一个独有的族群,即土生华人族群的研究和了解也愈发重要。这一族群早期专指在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统称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即父系是华人血统,母系是土著血统,主要是英美等欧美殖民宗主国为了方便管理而强制进行的人种分类。随着东南亚诸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纷纷独立,土生华人的概念已经泛化,其所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标识已经主要不是语言,甚至不是宗教和血统, 而是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华人的意识。包括印尼的“帕拉纳坎”(Paranakan) 、马来西亚的“娘惹”(Baba Nongya) 、菲律宾的“梅斯蒂索”(Sangley Mestizo & Chinese Mestizo) 等混血后裔。①其中,马来西亚的“娘惹”(Baba Nongya) 在文化风俗上最为鲜明,本文就“娘惹”等土生华人族群的来源和文化习俗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与东盟诸国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二、东南亚土生华人族群的来源与形成

(一)早期的华人移民

东南亚土生华人的根源来自于中国本土。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就已前往东南亚,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② 此处的徐闻、合浦即今广东徐闻县和广西合浦县,而“已程不国”即今日的斯里兰卡,来回路程均通过马六甲海峡。到唐朝时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均达到鼎盛时期,作为海上丝路的要冲,东南亚诸国已有中国移民的记录。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国势方隆,愿意远渡重洋的人还是少数,因此未能形成族群,史书上也无此方面的记录。宋元之后,移民逐渐增多。在15 世纪初,东南亚已出现中国移民聚居区。郑和下西洋前夕,爪哇的苏拉巴亚和苏门答腊的旧港,各有数千人聚居的中国移民社区,主要从事贸易活动。③

(二)明清时期的移民

真正的东南亚华人族群形成始于明朝,盛于清朝。明初嘉靖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舰队随行最多可达数万人,前后历时约三十余年。《马来西亚华人史》中记载:“……中国商船均云集港内, 每年初春顺西北季候风南来, 夏季则顺东南季候风而返。其时, 马六甲华侨大都来自闽省, 男女顶结髻, 习俗同中国, 全城房屋, 悉仿中国式, 俨然为海外中国的城市。” ④ 随着郑和下西洋带来的经贸繁荣,广东福建一带的华人也大量来到东南亚一带定居从事商业和农垦。闽粤地处东南海岸, 渔民众多, 造船业和航业发达, 出海便利,且有很多渔民被郑和招募为舵工、船师及各种随员,长期下来,形成了沟通海外、向海外谋发展的传统。⑤ 除马来半岛外,吕宋(菲律宾),婆罗洲和泗水(印尼爪哇)也有大量华人聚居。

到了清朝时期,移民数量更是大增,尤其是十九世纪清末混乱时间,大量华人移民“下南洋”,向东南亚诸国特别是英国的“海峡殖民地”迁移。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是清代尤其晚清福建人移民马来亚的集中地。在海峡殖民地,除了1911 年马六甲海南人比福建人略多之外,福建人所占的比重均比其他方言群多。至1911 年,海峡殖民地的福建人总数为142 348 人,占海峡殖民地华人总数306 544 人的46. 4 % ,占马来亚殖民地的福建人总数(未包括丁加奴州的数字) 255 984 人的55. 6 %。⑥

(三)“娘惹”族群的形成

随着华人移民的不断增多,与当地土著的通婚繁衍现象也不断增加,最终在文化和语言上形成了融合,最终发展为“娘惹”族群。有学者认为:baba 是印加土话,原用于称呼欧洲籍的儿童。印度族人移居槟城后,把华人儿童也称为baba,后演变为“”一词;另外一个说法是:baba 一词源自bapa,是马来人对华人的尊称,后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成为马来人对华人的通称。“”通常只用来称呼男性。族群的女性被称为“娘惹”(Nyonya),是马来语中Nyonya 或Nona的音译,意为小姐、夫人。但也有人认为这个词是从福建话nio-nio 转变而来,即“娘娘”的意思,因此妇女取名常用“娘”字,如:金娘、美娘、惠娘等。⑦

三、语言和

由于与当地居民通婚,“娘惹”族群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类语言,即话。话其实是闽粤方言与马来语的融合变种,是一种混合语言。这种语言在词汇和语法上具有闽粤方言的明显特点,但是也借用了相当数量马来语的词汇和习语,甚至对一些马来语借用词也根据汉语的使用习惯做了较大的改变。例如 “那个人”在马来语中应该是“orang itu”, 话按照汉语习惯说成“itu orang”。另外,马来语中没有类似汉语的助词“的”,话根据汉语习惯使用“punya”予以代替(马来语的意思是“拥有”)。⑧

话可细分为马来话和福建话。其区别在于,马来话的基本语言形式是基于马来语的,可以认为是被汉化的马来语,而福建话因为常见于槟榔屿的华人社团,也被称为“槟城福建话”,它在汉语的基本形上更多地借用了马来语中的词汇, 在语音类型上也受到泰话影响,⑨有学者认为可以把它归为汉语的一种方言。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大力推广马来语和印尼语,这两地的话使用频率大幅降低,学习掌握这门语言的人也越来越少,话濒于绝迹。在新加坡一地,华人占有人口的大部分,全面普及英语和华语(普通话或国语)教育,话也越来越难觅其踪。但是,由此却产生了被称为“新加坡英语”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这是一种加入华语、福建话和马来语常用词的英语表述,而在重音、爆破音等方面都更具有华语和马来语的特点,是本地区的一种独特语言。

由于马六甲海峡处于中国和印度之间,是海上佛教传播和交流的主要通道,佛教信仰曾盛极一时。早期的“娘惹”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除佛教之外,多信仰儒释道三者合一的中华传统宗教,以及进行祖先崇拜。随着马来半岛和印尼的伊斯兰化,除有部分“娘惹”改信伊斯兰教外,还有一些社会上层的“娘惹”因为受到英国殖民者的影响,开始信奉基督教。这一时期,随着民族的进一步融合,部分马来神也成为崇拜的对象,例如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等地广受推崇的“拿督公”等。

部分土生华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六点: 第一, 与穆斯林结婚; 第二, 想获得某项工作和谋取生计; 第三, 想成为公民; 第四, 在受到伊斯兰教义的影响之后成为马来人的朋友; 第五, 希望享受与马来人同样的权利及政府为马来人提供的各种保护性措施; 第六, 被穆斯林兄弟情谊所吸引。⑩有学者指出,些被马来人成为“新进兄弟”(Saudara Baru)的华人皈依者,往往成为被边缘化的社群,因为他们既被华人族群所排斥,又被马来族群怀疑其改信的动机。B11所以,土生华人改信基督教的却一直呈上升趋势,据马来西亚的人口普查, 在1980 年时, 全马华人基督教徒有241851 人, 占全部华人人口的5184 % , 到了1991 年, 全马华人基督教徒增加至357751 人, 占了全部华人人口的7176 %。B12与之对比,信仰传统宗教的人数经年来有下降的趋势。

土生华人转换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化适应方面的需要。对文化适应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同的人, 对当地文化的适应程度也是不相同的。一般而言, 转教者的文化适应能力相对较强,他们较为彻底地接受了居住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是价值观, 甚至有可能已经完全被当地文化所同化。至于坚持华人传统宗教者, 则比较多地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B13

四、文化习俗

钱穆指出,“中国人来海外,是随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着中国的文化而俱来的,亦是随着中国的历史而俱来的”。B14 土生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是伴随着对中华文化的保留、传承和发展而进行的。这个族群的文化习俗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兼容和包容的特点,具有强烈的融合性。

娘惹服饰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个族群的融合性特点,它把马来传统服装改成西洋风格的低胸衬肩,加上中国传统的花边修饰。其颜色,不仅有中国传统的大红粉红,还有马来人的吉祥色――土耳其绿。服装上点缀装饰的图案,则是中国传统的花鸟鱼虫、龙凤呈祥。B15

在婚姻上,“娘惹”保留了大量华人的传统习俗,例如新郎骑马迎娶新娘,新人须向长辈叩拜行礼,新人需烧香拜神佛及祖先,婚后12日后回娘家敬茶等等。部分习俗在中国大陆都已消失,但是“娘惹”仍然保持。另外在婚礼上,新郎的长袍马褂和新娘的凤冠霞帔,无不是明清时代的华人婚俗的体现。“娘惹”的丧事也一脉相承中华传统,家属均需披麻戴孝,守灵,扶灵,墓葬形式和中国大陆南方诸省几乎相同。

在饮食文化上,东南亚土生华人特有一种被称为“长桌宴”的家庭宴会形式,融华人、马来人和西方餐饮文化于一体,常见于寿宴或婚宴。B16 其用餐形式类似欧美国家,使用一张可坐八人以上的长方形餐桌,讲究餐桌礼仪,而食物则具有浓郁的华人和马来饮食风格。早期的娘惹秉承了中国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钻研饮食,个个都是烹饪能手。娘惹利用马六甲海峡独特的地理位置,用印度、马来、西洋的各种调料和配料,烹制中华传统美食,形成了“娘惹饮食”的特色。例如腌制肉类的调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花椒、八角、肉桂,又有马来的香茅斑兰叶,还有印度的孜然茴香。“娘惹”菜结合了甜酸、辛香、微辣等多种风味,口味浓重,是南洋最特别、最精致的佳肴之一。B17

五、土生华人族群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困惑

土生华人族群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但是又在异国海外生存,因此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者们对相应的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是要完全同化于各自的居留社会,还是继续维持群体的现状,作为独特族群构成当地多元社会的一元?如果选择后者,与当地其他族群的关系以及母国中国的关系又如何定位?在完全同化和保持原有族群文化与血统特色之间,有没有折衷的道路?B18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等国家纷纷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后,构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无疑是最基本的政治诉求,而在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往往人数占据多数的民族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发展机会。土生华人为了能够获得与马来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无疑将产生极大的困惑和挣扎。当然,从构成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几个重要因素如外貌、语言和习俗上来看,土生华人族群在本质上还是认同于华人群体本身的。与菲律宾等国家相比,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土生华人族群在华人文化意识上最为强烈,2008年新加坡的电视剧《小娘惹》造成的收视轰动和全民文化大讨论即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指出,语言和教育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马来西亚华人父母。孩子应进华文学校还是马来语学校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因为这将影响着小孩的文化认同和他们的社会升迁。作为马来西亚人, 华人必须学习被定为国语的马来语,但从社会经济机会和国际发展考虑, 他们又得学英语。同时, 大部分华人父母又想让他们的小孩懂得华文,一方面是因为华人认同, 另一方面是因为华语是一门有用的语言。B19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进行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东南亚的土生华人都看到了这方面存在的巨大经济发展机遇。而掌握华语,保持自身与母国中国的文化和身份联系,无疑也是一种竞争优势。

在东南亚的文学创作中同样体现出这种困惑,呈现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马来文化之间摇摆震荡的发展轨迹。早期的翻译家曾锦文先后将《三国演义》(节译本) 、《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译为马来文,造成族群轰动。 作家、出版商袁文成翻译并出版了10 多种中国小说, 包括《东周列国志》、《后列国志》、《三宝太监》等。B20 这些都体现了土生华人族群的文化寻根和民族精神认同的追求。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政府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提速与扩展,土生华人族群必须在入籍国多元民族的格局中, 既现实又长远地思考作为多民族国家中一员的华族的族群身份以及族群地位、族群责任。文学创作中更多涉及“融入东南亚”的主题――与诸友族同甘共苦、共度难关、共赴国“难”的“承担”意识。B21甚至还有部分人主张,应当完全切断与中国文学的联系,实现完全独立的新型文学形态。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特别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土生华人族群开始意识到文化断根对族群发展的不利影响,开始寻求“第三条路线”:在政治认同层面上, 无可置疑地应该认同所在国或自己的祖国, 但在文化与美学认同上, 却无碍于认同“ 祖籍国” 的文化与文学传统,B22这种文学创造的价值观念,可以视作土生华人族群的文化身份认同观念的新趋向。

六、 小结

综上所述,东南亚的土生华人族群的根源是中华文化,但是这个族群已经形成了自有的独特文化,无论是在语言、、文化习俗还是文化和身份认同上都已经和中国大陆的根源文化产生了差异,因此,绝对不能简单地以中华民族进行归类,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国人”进行称呼。在交流中,既要关注同为炎黄子孙的价值观念诉求,也要重视其不同的文化特点,才能更好地促进相互关系,实现互助双赢。

注释:

① 庄国土:《论东南亚的华族》,《世界民族》2002 年第3 期,第41页。

② 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517-519页。

③ 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南洋问题研究》2008 年第1 期,第70页。

④ 宋哲美著:《马来西亚华人史》, 香港中华文化事业公司, 1964年, 第51页。

⑤ 黄光成:《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影响》,《东南亚》1996年第4期, 第62页。

⑥ 王付兵:《清代福建人向海峡殖民地的移民》,《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 第73页。

⑦ 高波:《:多元文化的“混血儿”》,《中国文化报》2009年7月15日, 第006版。

⑧ 钟天祥:《南洋的另一类汉语――话》,省略/articles/chongts/chongts01.htm。

⑨ 陈志明:《华裔族群: 语言、国籍与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10月,第21卷第4期,第28、29页。

⑩ Cheu Hock Tong , Chinese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Southeast Asia , Malaysia : Pelanduk Publications Sdn. Bhd. , 1997. 第86、226页。

B11东南亚华侨的,省略/mp3/SundaySchool/muslim/mu,2007-02-25.pdf,09-10-20。

B12Cheu Hock Tong,Chinese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Southeast Asia,Malaysia:Pelanduk Publications Sdn.Bhd,1997.第226页。

B13曹云华:《对东南亚华人文化适应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3月第1期,第22页。

B14钱穆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B15《马来西亚的“娘惹”文化》,南宁日报,2007年9月4日,第007版。

B16 《东南亚土生华人的“长桌宴”》,广西日报,2004年2月23日。

B17《马来西亚的“娘惹”文化》,南宁日报,2007年9月4日,第007版。

B18谢剑:《东南亚华人的认同问题,对R. J. Coughling双重认同理论的再思考》,《台湾东南亚学刊》,2006年3卷2期,第3-18页。

B19陈志明:《华裔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10月,第21卷第4期,第28、29页。

B20 莫嘉丽:《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兼论土生华人的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9月第3期,第70页

马的成语大全篇9

【关键词】核心术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视角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的中国化。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人话语的变迁就是一定程度上从“传统话语”向“革命话语”的转变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术语产生与流变研究，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描述，而且可以明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

一、美国学者刘禾的研究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首先提出一个很有创意的观点：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译性”完全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是“虚拟对等”，而不是“透明地互译”，因此她对语言的“对等性互译”持完全否定的态度[1]。后来我国学者黄兴涛撰文《“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对刘禾的上述观点提出修正：语言间的部分互译是可能的[2]。因此马克思学说只能部分地“中国化”，这是就理论层面的探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附录中，刘禾列举了近千个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将它们大致分为：源自传教士的新词、中-日-欧外来词等，使我们对近代以来汉语吸收的“新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中部分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核心术语，如：

1. 现代汉语中的中――日――欧外来词

资本家――shikonka――capital

共产――kyosan――communize

辩证――bensho――dialectics

进化――shinka――evolution

意识形态―ishiki keitai―ideology

2. 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1）Capital，shihon，资本。宋何选《春渚纪闻・苏刘互虐》：“吾之邻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斛。不逾岁，偶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谓经营工商业的本钱。又参“母财”，严复用之翻译“capital”，见《原富》。

（2）class，kaikyu，阶级。唐陆龟蒙《野庙碑》：“升阶级，坐堂筵”。指台阶。汉王符《潜夫论・班禄》：“上下大小，贵贱亲疏，皆有等威，阶级衰杀”。指尊卑上下的等级；《旧唐书・高宗纪上》：“赐阶级有差，量才处分”，指官的品位、等级。

（3）feudal，hoken，封建。《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谓大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谓封邦建国。

3. 源自英语、德语、法语的汉语音译词

Anarchism，安那其主义，来自日语的替代词无政府主义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

德先生（democrary）和赛先生（science）

4. 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Bolshevik，布尔什维克

Leninism，列宁主义

Marxism，马克思主义

以上研究让我们见识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中国化的图景。

二、德国学者李博开创了一项颇具前瞻性的研究

在李博的专著《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他大体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产生的条件和主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术语的历史和作用，如汉语借用日语的术语：社会、革命、资本、阶级、帝国主义、生产、劳动、农民、地主、人民、权力、解放、反动、思想、辩证法、价值、意识、无产阶级、实践等，以及未受日语影响的术语：买办阶级。他的研究成果令人震撼：在当下的大众话语中有如此众多的“革命话语”影响着国人的思维和语言体系，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无意识”状态，因为人们如此频繁而平常地使用这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基本意识不到这些原本属于“外来”的“革命话语”。具体列表如下：

李博严谨细致的研究令人钦佩和信服，他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术语图画。

三、徐素华对MEGA2版本的研究

徐素华从文本、文献、语义学的视野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但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探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内容，而且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外语功力和国际研究视野。

她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译本划分为5个阶段。1是以日文译本为主要文本依据的阶段，时间大致在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2是英文本、德文本、俄文本、法文本、日文本平分秋色的阶段。时间大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3是俄文本为主的阶段，时间大致在30年代中到40年代末；4是俄文本为主，其他文本为辅的阶段，时间大致在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5是原始文本为主的阶段，时间大致在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1975年开始的MEGA2版成为主要依据版本。[3]

在核心术语方面，中国人直接把日文中的汉字搬用过来，如共产党（Communist Party）、共产主义（Communism）、资本主义（Capitalism）、唯物论（Materialism）、唯心论（Idealism）、认识论（Recognizeknow）、辩证法（Dialectics），区别仅在于日文用繁体字，中文用简体字。

作者最厉害的是把马恩原著中的德文、英文、法文等与中文译本相互对照，以使我们领会到原著的精髓。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有一个重要术语“资产阶级的法权”，原文是德文“bürgerliche Recht”。1930年，李一氓译、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翻译为“资产阶级的权利”。1955年集体译、唯真校订、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翻译为“资产阶级式的法权”。1972年，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翻译为“资产阶级的法权”，成文官方确定译法。“bürgerliche”的德文原意是市民或公民的意思，与英文的“citizen”相同，英文的“资产阶级”是“bourgeoisie”，来自法文，德文的对应词是“bourgeois”。1995年由中央编译局重新修订、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修改为“资产阶级权利”。[4]

书中有关术语的语义学研究相当多，这为以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研究模式。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术语研究方面的梳理，可以让我们开辟一片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天地。虽然其中很多并非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著作，但他们间接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式、角度和内容，这些研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美）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2]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4-5页.

[4]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84-187页.

马的成语大全篇10

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赫赫有名的马云读书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个好学生，他的成绩很差，尤其是数学。他高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试想，如果马云在第二次高考失败后，听从了父母的劝说，去学习一门手艺，安安稳稳过他当临时工的生活，那么，还会有今天的马云，还会有今天的阿里巴巴吗？

小小少年怀揣梦想

12岁时，马云对学习英语产生了兴趣，由于没有家学渊源，马云的父母甚至连ABC都不会，马云起初学英语遇到了许多的困难。但他凭着对英语的热爱，克服了许多困难。凭借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性，马云经常去西湖边外国游客多的地方，凑上去和那些外国人讲英语，不为别的，就是和外国人练口语，有时也会充当一下英语导游。学英语最忌讳的就是一个“怕”字――怕丢脸不敢说，怕丢脸不敢大声说。马云就是借着这种“厚脸皮”精神，借着不怕出丑的大无畏精神，一有机会就在街上逮着外国人开练英语，于是他坚持了九年每天早上给外国游客做义务导游。

马云的英语口语就这样一天天流利起来。慢慢地，马云的英语口语让所有的师生大跌眼镜，有时候连外国人都以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归国小华侨。没有出过一天国门的马云，就这样练就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而且结识了许多的外国朋友。

马云说那些外国游客开阔了他的眼界，因为他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不同于他从学校和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

马云后来说：“我当年学英语，我没有想到后来英文帮了我的大忙。所以，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喜欢，只要你认为对的，就可以去做。如果你思考问题功利性很强的话，肯定会遇到麻烦的。”

第一次高考，遭遇滑铁卢

1982年马云第一次高考，遭遇滑铁卢。尽管马云的英语在同龄人中显得出奇的好，但他的数学却实在太差，只得了1分，全面败北。第一次高考落榜后，说实话，马云很灰心丧气，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考大学那块料，于是他开始四处打零工谋生计。他当过秘书，搬运工，后来踩着三轮车帮人家送书。他每天踩着一辆装满货物的笨重的三轮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吃力地行驶。18岁的马云常常望着前方，茫然不知所措，难道自己这一辈子就只能当这样一个踩三轮的“骆驼祥子”？他不甘心，他当然不甘心！

有一次，马云踩着三轮车去给一家文化单位运书，在金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捡到了一本书――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小说的主人公，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曲折的生活道路给马云带来了许多感悟。高加林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对理想有着执著的追求，但在他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往往每向前靠近一步，就会有一种阻力横在眼前，使他得不到真正施展才华的机会，甚至又不得不面对重新跌落到原点的局面。

从故事中，马云深刻领悟到人生的道路虽然很漫长，但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的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这正印证了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既然生活道路是如此的曲折、复杂，人们就应该坦然地去面对，若要有所成就，必将经历一番磨练。

第二次高考，依然败北

在经过一番深入思考之后，他决定再战高考。那年夏天，马云报了高考复读班，天天骑着自行车，两点一线，在家里和补习班问游走。1983年，19岁的马云第二次参加了高考。这一次，他满怀信心。但是老天偏偏喜欢跟他开玩笑，他再次惨败，数学只考了19分，总分离录取线差140分。成绩出来之后，父母都对他不再抱什么希望，认为这孩子注定不是考大学的料，劝他安安心心学点手艺，当个临时工，混口饭吃。

那时候，电视剧《排球女将》风靡全国，可谓家喻户晓。在那青涩但纯洁的时代，小鹿纯子的笑容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当然也包括当时的马云。不仅仅是因为她甜美的笑容，更多的是她永不言败的精神。这种精神对马云日后的影响十分深远，“永不放弃”也成了马云的一种精神象征。小鹿纯子的拼搏精神给了马云巨大的激励，他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临时工，他要考大学，他明白只有考大学才能改变他的命运。

第三次高考，幸运考上本科

他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毅然开始了第三次高考的复习准备。由于无法说服家人，马云只得白天上班，晚上念夜校。到了周日，为了激励自己好好学习，特地早起赶一个小时的路到浙江大学图书馆去学习。

1984年，20岁的马云第三次参加高考。就在第三次高考的前三天，一直对马云的数学成绩失望的余老师对马云说了一句话：“马云，你的数学一塌糊涂，如果你能考及格，我的‘余’字倒着写。”

马云的表现让余老师大跌眼镜。考数学的时候，靠10个死记硬背的数学公式，他一个题一个题地去套，结果这一套，居然套出了79分（当时数学满分是120分，72分及格），这个分数在马云的数学考试史上，绝对是破天荒的伟大成就。历经千辛万苦，马云终于跌跌撞撞地考入杭州师范大学外语系――他的成绩是专科分数，离本科线还差5分，全靠英语拉的分，恰好那一年本科没招满人，校领导决定让几个英语成绩好的专科生直升本科，马云就这样幸运地上了本科。多年苦练英语的经历在这里开花结果了。

对马云而言，人生路上的三次高考，早已成为他生命旅程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成功秘诀

马云透露了阿里巴巴以及自己成功的秘诀，那就是梦想、学习和坚持。“第一你自己要相信，就是‘我相信’，‘我们相信’：第二是坚持；第三我们学习；第四我们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正是这四个关键使阿里巴巴走到现在。”在马云看来，人必须要有自己坚信不疑的事情，“你没有坚信不疑的事情，那你不会走下去的，你开始坚信了一点点，就会越做越有意思。”

他坚信的是，互联网会影响中国，改变中国，中国可以发展电子商务，而电子商务要发展，则必须先让网商富起来。除了理想外，坚持也是马云非常看重的一点，“很多人比我们聪明，很多人比我们努力，为什么我们成功了，我们拥有了财富，而别人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坚持下来了。”他笑称，有的时候傻坚持要比不坚持好很多，如果空有理想，没有坚持，理想将变成一种痛苦。